春秋本义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译世子向天子发誓并代理国君，就降低国君礼仪一等；如果没有发誓，就按照子爵男爵的礼仪排在最后。世子本来就有出使边防、朝见聘问的礼仪。然而代理国君、排在子爵男爵之后，是因为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患病的人让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务去朝见天子，这是急于陈述职守。诸侯在王事空闲时互相朝见，其礼仪本来没有固定时间。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让世子代理呢？君位，是奸邪窥探的目标；危重疾病，是邪恶伺机而动的时候。世子，是国君的副手。国君生病而储君出访，会开启窥伺之心，这是危险的做法。过了一个月曹伯就病死了，他确实有病是明显的，却让世子来朝见，这是曹伯的过错。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是违抗命令了。孝子是用尽道义来侍奉父母的，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就认为是孝，又怎么能算是孝呢？谷梁传说：“让世子承担诸侯的礼仪来朝见，曹伯失去了正道。诸侯相见称为朝，用对待父亲之道对待儿子，以内部为失正。内部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停止，那就是违抗命令了。”张氏说：“春秋用讨伐贼臣的期望看待诸侯，现在曹伯让世子朝见，春秋因此直书其事并深加责备。”戴氏说：“如果不幸世子还没回来曹伯就死了，那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刘氏说：“这就是后世多发生儿子祸乱的原因。”

译鲁桓公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庚申日，曹国国君曹伯终生去世。

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宋公去世的记载。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安葬宋穆公的记载。

秋季，鲁桓公在桃丘与卫国国君相会，但没有遇到。

《公羊传》说：“‘会’，是约定相会的辞令。”杜预说：“桃丘，是卫国的地方，济北郡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卫国国君与鲁桓公约定相会，中途违背了鲁桓公，转而与齐国、郑国相会，所以鲁桓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赵氏说：“史书‘不遇’，是显示诸侯没有信用。”吕氏说：“这是卫国不守信用的表现。”吕氏说：“春秋时代，专门计较利害关系，不顾及道义情理，竟然如此。”高氏说：“在《易经》屯卦的六三爻，以阴爻居于阳位，自身不正而轻率躁动妄为，寻求与九五爻相应，但九五爻应与六二爻相应而不接纳六三，圣人告诫说：‘君子见机行事，不如舍弃，前往会有悔恨。’《系辞》说：‘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吉祥的先兆。’‘君子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平易心态然后言语，确定交往然后求取。’桓公身负弑君篡位的罪过，而又轻率躁动妄为，被人所抛弃，正如同屯卦的六三爻，圣人为万世留下警戒。”黄氏说：“郎地的战事，在此已露征兆。”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到鲁国边境，在郎地交战。

郎地参见隐公元年的记载。程颐说：“来战于郎，三国是主动方。”刘氏说：“这是对外国志在作战的记载。”常山刘氏说：“春秋时期，诸侯对鲁国用兵的不算少，但没有记载‘来战’的。这里不说侵伐，而用‘来战’作为文辞，那么对方理亏我方理直，其义理显而易见。”其义理又参见隐公元年郑国攻打卫国的记载。康侯胡氏说：“鲁桓公弑君篡位，是天下的大恶，人人都可以讨伐。郑伯曾在越地首先结盟以确立他的地位，齐侯又在稷地相继会盟以助长他的奸恶，竟然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驻扎军队在边境，声讨罪过，伸张天下的大义。现在只因为私人的怨恨和小怒，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边境作战，还算懂得同类情谊吗！”我认为鲁国和卫国是兄弟之邦，齐国和鲁国是累世的姻亲，桓公又新近娶了齐国的女子，鲁国和郑国曾经会盟借田以缔结交好，一旦有了嫌隙，就忘记亲情背叛盟约，兴兵争战，这就是春秋时代之所以大乱的原因，圣人接连记载这些事，作为后世的鉴戒。

鲁桓公十一年春季，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三国称“人”，是贬低他们。吕氏说：“结盟，我不参与。称‘人’，是不详略之辞。”未详是否如此。杜预说：“恶曹，地名不详。”我认为诸侯擅自结盟，是无视天子；大夫擅自结盟，是无视诸侯。王纲败坏到了极点，圣人所特别痛惜的。其义理又参见隐公元年《盟于蔑》。刘氏说：“齐、卫、郑互相会盟，而国君不亲自前往，委托给大夫。春秋正本清源，谨慎开端，知道其后必然有大夫挟持权柄、干预政事的恶行，那么又有家臣执掌国权、冒犯君上的祸患，其势是相互招致的。”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宋公去世的记载。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安葬宋穆公的记载。

九月，宋国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陆氏说：“捉拿大夫的惯例称‘人’。”我认为义理不在“人”而在“执”，是省略的辞令。康侯胡氏说：“祭仲，是郑国的命大夫，祭是氏，仲是字。”苏氏说：“是名。”前面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我认为：突，是庄公的庶子，宋雍姞所生，即厉公；忽，是庄公的嫡子，邓曼所生，即昭公。叶氏说：“凡是出逃的都书名，大概驱逐者必然有与之争夺君位的人，国内一君，国外也一君，不书名无法辨别，以后仿照此例。”邦衡胡氏说：“没有超过一年，不称郑伯。”我认为：居丧未满一年的国君称“子”，现在不称“子”，未详原因。大凡出逃者多不书“子”与爵位，如曹羁之类就是这样。《左传》说：“郑昭公打败北戎时，齐国人将要嫁女给他，昭公推辞。祭仲说：‘一定要娶，国君后宫宠妃众多，您没有强大的外援，将不能立足。三位公子都是国君。’昭公不听从。夏季，郑庄公去世。起初，祭封人仲足受庄公宠信，庄公让他做卿，为庄公娶邓曼，生下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了他。宋国雍氏将女儿嫁给郑庄公，叫雍姞，生下厉公。雍氏宗族受宋庄公宠信，所以诱捕祭仲并捉拿他，说：‘不拥立突，将死。’也捉拿厉公而索取贿赂。祭仲与宋人结盟，让厉公回国并拥立他。秋季九月丁亥日，昭公逃到卫国；己亥日，厉公即位。”《谷梁传》说：“权柄在祭仲手中。为国君赴难，是臣子的道义。现在拥立恶人而废黜正统，是厌恶祭仲。”我认为：突以庶孽身份谋篡，宋庄公偏袒突，捉拿祭仲，夺嫡立庶，祭仲执掌国柄，不死节以辅佐正统，这三者的罪过极大、恶行极深。然而郑庄公多宠妃以留下后患，与郑忽不能胜任君位，满朝没有忠臣，而废立如同反掌，与天子方伯不修其职，以致奸猾之人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都可以看出来了。陈岳氏说：“忽，是太子，是兄长，是正统；突，是公子，是弟弟，是非正统。忽既然即位，那么祭仲的国君，以君臣之义，颠倒了就扶持他，危险了就持守他，尽力……”

译如果力量不足，就应当以死殉国。又知道突在宋国，既不是会盟也不是聘问，而是被宋国所诱骗，可见他毫无谋略。前往宋国却被俘虏，不能守节而死，回国后却拥立了厉公。

译鲁桓公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孙氏说：“蔡叔是蔡侯的弟弟。‘叔’是他的字。诸侯的嫡次子如果没有被任命为大夫，都称字。”朴乡的吕氏说：“折是鲁国的地方，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盟于蔑’。”○张氏说：“自从去年鲁国与齐国、卫国结为仇敌，到今年桓公想要联合党羽来对抗他们，于是结交宋国与陈国、蔡国，通过歃血立誓来约定，起初并没有忠信诚恳相待之心，又用再命的大夫去对抗宋公、陈侯，所以盟约不足以依靠。”

鲁桓公与宋公在夫钟相会【“夫”音扶，公羊传作“童”】

杜氏说：“夫钟是郕国的地方，其义理参见隐公九年‘会于防’。”○康侯胡氏说：“臣子与宋公在折地结盟，国君与宋公在夫钟、在阚、在虚、在〇相会，都保留下来而不删削，为什么言辞如此繁费呢？”回答说：“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而屡次结盟会助长祸乱；相会是诸侯所不能专断的，而多次相会会加深猜疑。圣人都保留下来而不删削，以此来显示屡次结盟最终背叛，多次相会最终离散，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显明了。”

冬季十二月，鲁桓公与宋公在阚相会【“阚”音口暂切】

杜氏说：“阚是鲁国的地方，在东平须昌县的东南。”其义理参见隐公九年《会于防》。

鲁桓公十二年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与纪侯、莒子，在曲池结盟【公羊传作“敺蛇纪”，左传作“杞”，公羊传和谷梁传作“纪”，现在从程子所定的作“纪”】

杜氏说：“曲池是鲁国的地方。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盟于蔑。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张氏说：“南燕是姞姓的国家。汉代属于东郡，现在是滑州胙城县。”存耕赵氏说：“位于宋国、郑国之间。”杜氏说：“谷丘是宋国的地方。”张氏说：“在应天府谷熟县。”其义理参见隐公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杜氏说：“这是陈厉公，大义参见隐公七年滕侯去世。”○张氏说：“去年与柔在折地结盟，不记载葬礼，鲁国没有参加，是不体恤同盟啊。”

鲁桓公与宋公在虚相会【公羊传作“郯”】

杜氏说：“虚是宋国的地方。”其义理参见隐公九年《会于防》。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与宋公在〇相会

杜氏说：“〇是宋国的地方，其义理参见隐公九年会于防。”○髙氏说：“桓公抛弃宗庙社稷和人民而五次出外与宋公相会，诸侯亲临治理一国的百姓，百姓不可一天不治理，那么国家不可一天离开。所以先王的法令，诸侯无事不得离开自己的四境，朝见天子则出境，天子巡狩则出境，方伯率领诸侯征伐则出境，如果没有事而出境则诛杀。”叶氏说：“桓公起初以柔的身份与宋公相会，不久又亲自与宋公在夫钟、在阚、在谷丘相会。夫钟是郕国的地方；阚是鲁国的地方；谷丘是宋国的地方。桓公寻求宋国的急切程度可见一斑。到这时又在虚、在〇相会，都是宋国的地方，而桓公前往就之，桓公寻求宋国更加急切了。大概自从隐公以来，我国与之关系厚薄变化的，只有宋国和郑国。结党于郑国就讨伐宋国，与宋国交好就讨伐郑国。到郎之战时，害怕郑国图谋自己，所以急切地寻求宋国。后来又寻求郑国，以此达成武父之盟，从而完成讨伐宋国的战役。第二年再次相会，又过一年又相会，他寻求郑国也是如此之急切。郑国恰好有突的动乱，知道郑国不足以依靠，于是又跟随讨伐郑国。哪有像这样立国而可以长久的呢？暴戾就没有亲人，失道就缺乏援助，君子因此知道桓公不能善终。”

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父”音斧】

郑伯是郑突。东莱吕氏说：“突篡位却以国君的名分书写，是不掩盖他的实际情况。”杜氏说：“武父是郑国的地方。陈留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城。”我认为鲁桓公与宋国两次结盟四次相会，不到十天就背弃宋国，转而与郑国结盟，反复无常到了这种地步，对比这些事情来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其义理又参见隐公元年盟于蔑。○张氏说：“与人交往的道理，忠信诚恳，发自内心，就有不期而合的情况；如果那人没有这种心，那么他们相交往也不过是因为利益而结合，一旦争夺小利，就相互视如仇敌。桓公与宋国会盟而与郑国结盟，其离合正是如此。《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王政不行，鲁桓公、宋庄公、郑厉公都因篡国而立，相互结盟相会，纷纷离合，只看重利益，烦琐的盟约亵渎信用，只会助长祸乱，这是王法所必须诛杀而不会听任的。”吕氏说：“这一年记载盟会的次数如此之多，显示诸侯无视君王，放纵自如，多事屡次结盟，百姓不堪忍受到了这种极点。圣人对此感到悲伤，作为世间的警戒。后来的君主如果有向善的意图，应当知道谨慎开始、遵守约定，以爱护百姓为急务，以符合圣人的心意啊！”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孙氏说：“丙戌是羡文。这次结盟与去世是同一天，经文中没有一天内两次书写的，其义理参见隐公三年宋公去世。”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一起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国内不出现主事者的名字，是因为地位卑微。讨伐而说交战，是因为宋国不服从而迎战。说交战而不说大败，是因为没有大的胜负。两年之间六次盟会，宋国应该与鲁国关系深厚。一旦与郑国结好，就联合郑国讨伐宋国。郑突也忘记了立桓公的私恩，而与鲁国结好，这是宋国不服从而

译至于战争，残害百姓、毒害民众，罪过恶行已经极端严重了。这层道义在《春秋》隐公二年郑国攻打卫国一事中也有所体现。○张氏说：“兵法认为，因微小的怨恨而争强好胜，不能克制愤怒情绪的人，叫做‘愤兵’。鲁桓公、郑突这次战役就是如此。《春秋》记载‘及郑师伐宋’，是归罪于鲁国和郑国。又记载‘丁未在宋地交战’，是说鲁、郑两国与宋国频繁争夺寻常小事，残害百姓、暴露尸骨，所以两国都有罪责。”康侯胡氏说：“对方来挑战的，罪责在对方，‘战于郎’就是这种情况。我方前往交战的，罪责在我方，‘战于宋’就是这种情况。”存耕赵氏说：“鲁轨弑杀隐公，宋冯弑杀殇公，郑突篡夺忽的君位，这三者都是逆贼，周朝有固定的刑法，都应当被诛杀。他们却敢起兵交战，可见王法已经不能施行了。”

译鲁桓公十三年春二月，鲁桓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这是鲁桓公前来会见纪侯、郑伯。“及”字，表示齐、宋、卫三国加入交战。燕国称“人”，是因为其地位卑微。战争称爵位，是举其重要者。战败称“师”，是因为国君尚存而军队战败。“败绩”，是败坏其军功，指大败。《公羊传》说：“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境内。”赵氏说：“内方的军队以纪国为主，外方的军队以齐国为主。”莘老孙氏说：“纪国被齐国侵削，齐国志在灭掉纪国，于是率领宋、卫、燕三国军队前往讨伐，纪国在此时约请鲁、郑两国国君作为对手。”我认为齐国吞并小国，联合诸侯讨伐纪国，自取败绩，罪过不可胜诛。纪国不自量力，又联合鲁、郑两国作战，虽然侥幸获胜，最终导致宗庙社稷灭亡，那些跟随诸侯各自逞泄私愤、结党报复怨恨，致使无辜百姓肝脑涂地的人，都有罪过。可见王政不行，诸侯放纵恣意到了极点。杜氏说：“卫宣公尚未安葬，惠公就称侯来接见邻国，是不合礼制的。”其义又见于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康侯胡氏说：“齐国无道，恃强凌弱，这次以纪国为主，为什么呢？齐国以无道之师加兵于己，纪国必定有引咎自责、礼义辩驳的文章，仍然不能免祸，那么也应当固守疆界，效死守卫，向上申诉天子，向下告知方伯、连帅与邻国诸侯。不这样做而愤然交战，岂是自己混乱之道吗？衡量力量，比较德行，行动要看时机。小国仇视大国而侥幸获胜，是祸患的开始。息国讨伐郑国而灭亡，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蔡国打败楚国而灭亡。现在纪国不比较德行，不衡量力量，不征引言辞，轻率与齐国交战，而为其援助的，是弑君之贼、篡国之人。不能保全其国家，从此战开始了。”

三月，安葬卫宣公。

其义见于隐公三年安葬宋穆公。

夏，大水。

其义见于桓公元年。○存耕赵氏说：“桓公元年大水，现在又大水。水，是天所生，用来养活人的。大水成为灾害，是阴气积聚的证据。夏天出现，则妨碍农事了。”高氏说：“自从尧时有洪水之患，派禹治理。禹能治理天下，端正其疆界，有畎、有浍、有沟、有洫、有川、有遂，于是没有水患，只有其利。所以年成的丰歉，全系于农力，水旱不能为害。或者天时久雨，则由畎注入浍，由浍注入沟，由沟注入洫，由洫流入川，由川流入遂，依次防导，入河、入江，最终到达大海，大概是因为决泄而不成为灾害。或者天时久旱，则在沟、浍、川、遂之间，依次引水灌溉，又得其利。春秋之时，暴君污吏毁坏其疆界，使畎、浍、沟、洫之类都荒芜而不治理，于是遇到大水而无法决泄，遇到大旱而无法灌溉。百姓被战争驱赶，无暇治理田亩。圣人记载大水，是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废，百姓受其患，无法救济。”

秋七月。

冬十月。

鲁桓公十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

其义见于隐公九年《会于防》。○高氏说：“鲁桓公与郑伯都有篡逆的大恶，天下所不容，现在相会在曹地，曹国容纳恶人可知。”

无冰。

《谷梁传》说：“气候温暖。”戴氏说：“《诗经》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是现在的十二月；三之日，是现在的正月。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现在桓公春无冰，无藏冰。去年十二月气候温暖无冰，今年之春无冰可纳，《春秋》在此时记载。”我认为此年正月因鲁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而记载，若无冰，则总系于春。藏冰、出冰俱在其中，与僖公二年、三年记载不雨之法同义，与成公元年二月、襄公二十八年春记载无冰相同，大概是无冰不可系于月故也。康侯胡氏说：“《周官》凌人的职责，夏天颁冰。固阴寒，于是取冰；其出冰也，宾食丧祭，于是用；藏之、周用之遍。然而也是调理阴阳天地之一事。现在温暖而无冰，则是政治纵弛不明所致。”○胡氏说：“雨雹冰雪为何都记载？天人一理也，万物一气也。观察阴阳寒暑之变，以察其消息盈虚，这是制治于未乱、慎于微之事。每谨于微，然后王德全矣。”黄氏说：“诸家皆以周之正月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无冰为灾，故书。然而如果真是十一月无冰，则尚有十二月尤寒，冰之有无方于此决，未可遽以十一月无冰为灾而先书之也。大概至十二月无冰，及春正月东风解冻，终于无冰，则无冰决矣，始以灾而书尔。”

夏五，郑伯派其弟语来结盟【语，《谷梁传》作御】。

杜氏说：“不书月，是阙文。”叶氏说：“经文完成后亡佚。”我认为此及宣公七年孙良夫皆称使来盟，是前定之事。“使其弟”，见于隐公七年。“齐来聘”，此则盟以抗衡诸侯，甚矣。

译“盟”，参见隐元年“盟于蔑”的记载，这里则是篡位贼人的结党营私，恶劣至极。○莘老孙氏说：“春秋时期，诸侯派遣其弟前来，都是谴责他们不该派遣。如果弟弟可以被派遣，那么受命而派遣就可以；没有受命而派遣，仅仅说是弟弟，就是谴责他。”“来盟”，是指在鲁国结盟。春秋以鲁国为主，从国外来到鲁国结盟的，记载为“来盟”，不提及地点，是因为在鲁国的国都结盟。存耕赵氏说：“已经请求会盟了，又请求结盟，郑突大概是排斥宋国的德行法度而结党营私。”“来盟”、“涖盟”，是彼此之间的说法。

译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廪，音锦】

《公羊传》说：“御廪，是存放祭祀用的谷物和牺牲的地方。”杜氏说：“是储藏国君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的粮仓。”尝，是祭祀的名称。《公羊传》说：“秋季的祭祀称为尝。”我认为灾，就是火灾。正当举行尝祭时，却烧毁了存放祭祀用品的仓库，这是因为桓公平日得罪了上天，不敬重祖先所导致的。他不知反省自身、改正过错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最终竟厚着脸皮草率地设立祭品，随即又进行祭祀，真是轻视上天、怠慢祖先到了极点！○存耕赵氏说：“御廪发生火灾，是在斋戒三天的之前，《春秋》记载此事，大概是因为尝祭不谨慎，而在斋戒之日发生了火灾。”赵氏说：“这是讥讽桓公没有重新占卜。”献可杜氏说：“八年记载两次烝祭，显示出他的亵渎；这一年记载御廪火灾、乙亥日尝祭，显示出他的怠慢。”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其义理参见隐公三年宋公去世的记载。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公羊传》中，卫人在蔡人之上】叶氏说：“攻打郑国说‘率领’，是因为宋国自己不能敌对，借用人力来使用。”我认为宋国怨恨郑突背叛自己，又有丁未日的战争、己巳日的战败，所以率领四国的军队去攻打郑国。康侯胡氏说：“列国的军队都统属于天子，却敢私自使用，或者私自为人使用去攻打别国，这是大乱之道。”其义理又参见隐公二年郑国攻打卫国的记载。○高氏说：“折地的盟会，陈、蔡都在其中；纪地的战争，齐、卫都在其中，都是与宋国同恶的人。宋公无道，拘捕别人的卿大夫，更换别人的国君，深深怨恨郑突背叛自己，而自量力量不足以压制他，于是又率领齐、蔡、卫、陈的军队攻打郑国，宋公的罪过这就更加重了。”存耕赵氏说：“这是聚集诸侯去攻打诸侯。齐侯还在哀痛之中，却跟随宋国发动战争。”木讷赵氏说：“驱逐忽、立突的人是谁？已经立了他却又憎恶他，宋庄公真是不仁啊！”我认为宋庄公的罪过已经昭著，然而郑突忘记了立自己的恩情，勾结鲁国攻打宋国，以致互相怨恨报复，杀戮无辜，郑突真是德行浅薄啊！

十五年春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求取车辆。

家父见于八年。孙氏说：“诸侯的贡赋不缴纳，周王室财用不足。”《公羊传》说：“王者无所求，求取车辆是不合礼的。”常山刘氏说：“世道治平的时候，天子命令天下缴纳贡赋而没有敢不听从的，没有求取的情况；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而没有敢不恭敬的，不至于让天子来求取。世道混乱则与此相反。记载此事以显示王室的衰微，而彰显诸侯的罪过。”其义理又参见隐公三年求取赙赠的记载。○叶氏说：“天子有赐予而无求取，诸侯有贡纳而无给予。古代邦国有九种贡品，车辆属于器物贡，用度属于货物贡。诸侯不缴纳贡赋而攻打他们，是正当的；不能攻打他们，又跟随他们求取。器物不足而求取车辆，用度不足而求取金钱，以此居于人上，不是统治天下的做法。”献可杜氏说：“桓公篡位自立，天子不曾讨伐他，反而屡次聘问他，现在又有车辆服饰的求取，圣人所以特别强调此事。”张氏说：“家父身为大夫，却没有匡正补救，奉命出使诸侯国，自取辱没使命的罪过。”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驾崩。

考察此事，一可见鲁桓公不奔丧周天子却去会葬齐僖公；二可见鲁桓公用吉礼在艾地会见齐侯，在曹地会见宋、蔡、卫；三可见诸侯攻打别国不止；四可见桓王在这一年驾崩，却在六年之后才下葬。所谓通过编排辞句、类比史事来作为《春秋》教化的，都是这类情况，难道只是记录生死的变化而已吗？其义理又参见隐公三年。

夏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高氏说：“鲁国不供给周天子的丧事，却去会葬齐僖公，其颠倒错乱太严重了。”其义理又参见隐公三年安葬宋穆公的记载。

五月，郑伯突逃跑到蔡国。

突，书名，见于十一年。郑忽出逃。《左传》说：“祭仲专权，郑伯担忧他，派他的女婿雍纠杀他。将在郊外宴请祭仲，雍姬知道了，问她的母亲说：‘父亲和丈夫谁更亲？’她的母亲说：‘人都有丈夫，父亲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于是告诉祭仲说：‘雍氏舍弃他的家室而要在郊外宴请您，我对此感到疑惑。’以此告知祭仲，杀了雍纠，把他的尸体扔在周氏的水塘里。郑伯载着尸体出逃，说：‘谋划事情涉及妇人，他死是应该的。’夏天，厉公逃跑到蔡国。”张氏说：“突以庶孽身份夺取嫡位，本来就不可以拥有国家。又起初与权臣勾结而篡位，又用反复无常、盗贼般的计谋来自取灭亡。”○陆氏说：“驱逐国君的臣子，其罪过容易知道。国君被驱逐，其恶行就严重了。圣人的教化在于端正根本、清除源头，所以凡是诸侯出逃，都不记载驱逐他的臣子，而以自逃为名，以此来警戒人君。”康侯胡氏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国君确实拥有国家，却由臣子驱逐，乃是自取罢了。根本端正了，天下的事理就顺了。”

郑世子忽返回郑国。

叶氏说：“忽为什么称世子？说‘子’则丧期已除，说‘爵’则虽然过了一年而不居位，所以区别于突而表明正统。为什么说要‘复归’？凡是诸侯出逃说‘复归’，诸侯世代拥有国家，虽然失去位置也不可断绝。”邦衡胡氏说：“复归，是既已断绝于国家，现在才又回来，是已经失去国家的说法。”两种说法互相补充才完备，然而本义则不

译在此。存耕赵氏说：“郑突回国，郑忽就出逃；郑突出逃，郑忽就回国。郑突与郑忽谁逆谁顺不难知晓，但他们的出逃与回国完全听命于权臣蔡仲。权臣独揽国家大权，废立国君，全国之人无人敢违背。蔡仲的事情不能作为典范。”我认为《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表明周天子丧失政令权威而诸侯放肆，诸侯丧失权力而庶子扰乱嫡子，大夫执掌国家命脉。

译许叔进入许国。

杜氏说：“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我认为许叔进入许国，这件事没有史料可以考证。从《春秋》的书法来看，他一定是趁着许国混乱而图谋篡位的。世子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向天子宣誓之后才能成为诸侯。许叔是弟弟，趁着许国混乱偷偷进入并成为国君，他的罪过可想而知了。

鲁桓公在艾地与齐侯相会【《公羊传》作鄗，《谷梁传》作蒿】

艾地在隐公六年已见记载。髙氏说：“鲁国曾经与齐国断绝关系，自从僖公去世，襄公新即位，到这时才恢复友好关系。而齐襄公在居丧期间外出相会，违背礼制和道义，从此与文姜做出禽兽般的行为，而桓公的祸患就在此时埋下了伏笔。”其义理又见于隐公九年防地之会。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牟音亡侯切】

杜氏说：“牟国，在泰山牟县。”张氏说：“后来成为登州牟平县。”杜氏说：“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张氏说：“后来成为拱州宁陵县。”我认为称“人”，那么这是三国的臣子。三国以臣子的身份行朝见之礼，鲁国作为弑君篡位的贼臣却安然接受朝见的礼仪，可见当时礼制败坏到了极点。

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称郑伯，是因为他曾经做过郑国国君；称名，是因为他是已经出逃的国君，这都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进入栎地，是偷偷进入并占据城邑。《公羊传》说：“栎，是郑国的城邑。”杜氏说：“在河南阳翟县。”张氏说：“后来属于颍昌府。”《左传》说：“郑伯因为栎国人杀死了檀伯，于是就居住在栎地。”我认为突凭借庶子身份夺取嫡位篡位五年，天子和大夫不去治理他，他又不能做国君而出逃，出逃后又偷偷进入并占据城邑，始终扰乱郑国，他的举动无非是穿墙挖洞的阴谋，《春秋》直接记载这件事，他的罪过自然显现。○程子说：“郑伯突进入栎地，突是不正当的。”存耕赵氏说：“世子（忽）复归郑国，突进入栎地，这两个措辞之间，逆顺的道理就显现了。在栎地，并没有得到郑国，然而栎是郑国的险要城邑，就像制邑和京邑一样。突虽然没有得到国家，但他后来最终做了郑国国君，实际上是从栎地进入的。”许氏说：“这就是《诗经》所说的五公子争位，战争不止的情况。郑国混乱到这种地步，《春秋》不记载其他，只记载突进入栎地。”俗话说：“栎地的人实际上使得郑子（忽）不能得到君位。”说的是城邑很大。忽失去政权，不能控制突，让他斩断郑国的联系并居住在那里，以滋生民心，这是动乱的根源。所以君子略去枝叶，让人谨慎对待动乱产生的根源。我认为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突去世，那么突最终又篡夺了君位，比较这些事来看，《春秋》时期动乱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冬十有一月，鲁桓公与宋公、衞侯、陈侯在袲地相会，讨伐郑国【袲音余支切，《公羊传》作侈】杜氏说：“袲，是宋国的地方，在沛国相县西南，先举行相会的礼仪然后讨伐。”《左传》说：“在袲地相会，谋划讨伐郑国，将要拥立厉公。没有成功就回来了。”不知道是否可信。其义理见于隐公三年郑国讨伐衞国。○康侯胡氏说：“昭公（忽）与突，他们的是非邪正也很明白了。然而昭公虽然正当，他的才能不足以统治一国之人，复归郑国后，日益微弱；厉公（突）虽然篡位，他的智慧足以结交四邻的援助，进入栎地后，日益强盛。诸侯不顾是非而计算强弱，互相联合出兵，拥立篡位的公子。”存耕赵氏说：“宋冯前年刚率领四国的军队讨伐突，不久突出逃忽回归，又率领三国的军队拥立突，冯没有恒心就可以知道了。”不知道是否可信。

十有六年春正月，鲁桓公与宋公、蔡侯、衞侯在曹地相会。

《左传》说：“在曹地相会，谋划讨伐郑国。”其义理见于隐公九年防地之会。

夏四月，鲁桓公与宋公、衞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黄氏说：“冬天讨伐郑国拥立突，没有成功，现在再次拥立突。不知道是否可信，其义理见于隐公二年郑国讨伐衞国。”○吕氏说：“在曹地相会，蔡在衞之前；讨伐郑国，衞在蔡之前。大概当时诸侯都只以一时的强弱和眼前的利害决定先后，不再使用周朝的班次。《春秋》根据事实记录，以显示当时的混乱，不再有礼制了。”王氏说：“突没有出逃时，宋国想有所索取，所以曾经讨伐他；突出逃后，宋国害怕无所得，又想拥立他。起初郑国不和，鲁国曾经联合郑国讨伐宋国；等到突出逃后，鲁国又与宋国讨伐郑国。反复无常都是私心。”存耕赵氏说：“突、冯、轨，都是篡位的贼臣。背弃公义，结党营私，掠夺矫饰，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夺取嫡位扰乱国家的事情就相继发生。”髙氏说：“郑国的动乱，宋公实际上是主谋，宋国是首恶。不知道是否可信。”

秋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孙氏说：“帮助篡位者讨伐正当的国君，超过期限才返回，其义理又见于桓公二年‘公至自唐’。”

冬，修筑向地的城墙

孙氏说：“下文说十有一月，那么修筑向地城墙是在十月了。”髙氏说：“《春秋》中有两个向地，这个是我们鲁国的城邑。”木讷赵氏说：“隐公二年莒国攻入的向地。估计后来被莒国灭掉，地点在鲁国和莒国的边境上，所以修筑城墙。鲁国和莒国的争斗，从修筑向地城墙开始。”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其义理见于隐公七年修筑中丘城墙。这虽然合乎时宜，但违背王制而劳民伤财，所以记载。○存耕赵氏说：“讨伐郑国，已经让百姓疲惫于刀兵；修筑向地城墙，又让百姓劳役于挖土运石。整年辛勤劳作，百姓不得休息。”黄氏说：“《左传》

译说：“这是记载时令。”意思是说筑城这件事发生在冬季。自从汉代儒者谈论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不同，杜预便说周朝的冬季相当于现在的秋季，各家于是改变了说法，反而认为这是在讥讽筑城不合时令。他们不知道周朝更改正朔，不过是以建子之月举行朝会宴飨的礼仪，以此表示不沿袭商朝的制度罢了。上天的四季难道可以更改吗？上天难道会因为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就把冬季改为春季吗？

译十一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左氏说：起初，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下了急子，把他托付给右公子。为急子在齐国娶妻，因为妻子貌美，卫宣公自己占有了她，生下了寿和朔，把寿托付给左公子。夷姜上吊自杀。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派盗贼在莘地等候，准备杀他。寿子告诉急子，让他快走。急子不肯，说：“抛弃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儿子呢！除非是没有父亲的国家才行。”等到出发时，寿子给急子喝酒，自己拿着急子的旗帜走在前面，盗贼杀了寿子。急子到了，说：“这是我该受的。这有什么罪？请杀我吧！”盗贼又杀了他。两位公子因此怨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拥立公子黔牟。惠公逃往齐国。我认为卫朔的出逃，在宣公像鸟兽一样行事、杀害两个儿子时就已露出端倪，而在朔成为诸侯之后才最终形成。大概朔做卫国国君五年了，如果能够治理好国家，还足以掩盖前人的过错，然而父亲丧事还未安葬，就攻打纪国、攻打郑国，看《春秋》所记载的，没有不是悖乱的事情，他失去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其义理又见于十五年郑突逃往蔡国。○君举陈氏说：这是卫国人拥立公子黔牟之后才出逃，那么为什么只记载“奔”呢？认为是自己失去国家。《春秋》的法度，如果其行为足以导致失去国家，即使有篡位的公子，也以自己招致的罪过来记载。所以卫国拥立黔牟而朔出逃，蔡人拥立东国而邾出逃，郕人拥立国君而朱儒出逃，都只记载“奔”罢了。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杜氏说：“黄，是齐国的地方。”左氏说：“是为了平息齐国和纪国的仇怨。”邦衡胡氏说：“五年，齐国、郑国前往纪国，谋划想要袭击它。十三年，纪国与齐国交战，齐国和纪国的怨恨很深了。桓公举行黄地的会盟，是为了平息他们。”存耕赵氏说：“鲁国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挡齐国，却轻率地挟持纪国与之作战；现在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息齐国的怨恨，却轻率地与齐国结盟。”其义理又见于隐元年盟于蔑。○髙氏说：“纪国害怕齐国图谋不轨，每次都为此防备，而齐国人多诈，所以举行这个盟会，向纪国表示不怀疑，使其放松警惕而不考虑我们。因此盟会结束后，鲁国随即与齐国在奚地交战；二年，齐国随即迁移了纪国的三个城邑，足以知道盟会没有益处，而攻伐随之而来了。”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趡，音翠轨切，及，左氏作会，陆氏说：“有的版本作及，所以知道是错的”】

杜氏说：“趡，是鲁国的地方，其义理见隐元年盟于蔑。”○戴氏说：“隐公起初与邾国在蔑地结盟，后来亲自讨伐邾国。桓公现在与邾国在趡地结盟，没过几个月就与宋国、卫国讨伐邾国。”

夏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谷梁传作郎，公羊传没有夏字，是缺文】

杜氏说：“奚，是鲁国的地方。”我认为齐国擅自兴兵，其罪恶可知，然而鲁国仓促与之交战，就是过错。所以髙氏说：“两国春天刚举行盟会，夏天就仓促交战，他们带着军队而来，那么鲁国应该有办法晓谕他们。凡是战争由主人发起，主人服罪就不战了。”这里记载“与齐人战于奚”，又是责备鲁国。○存耕赵氏说：“春天结盟而夏天交战，盟会不是诚信的盟会，战争不是正义的战争。”孙氏说：“庄九年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僖二十二年与邾人在升陉交战，都是这个义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其义理见隐三年宋公去世。

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季，杜氏说：“封人的弟弟，就是献舞。”何氏说：“献舞的哥哥。”前面的说法比较正确。谷梁传说：“从陈国回来，有奉送的东西。”我认为封人有儿子还是没有儿子无法考证，现在根据经文来论，季作为弟弟依靠陈国回到本国，这是没有天子和先君的命令。

癸巳，安葬蔡桓侯。

杜氏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其义理见隐三年安葬宋穆公。这里称本爵，是因为得正，只是为私谥而记载罢了。”○王氏说：“隐八年经文记载蔡侯考父去世，安葬称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去世，安葬称文公。其后记载安葬都称公的，像安葬景公、灵公、平公、昭公，只有封人去世安葬称桓侯。查左氏，桓侯之下有哀侯、景侯、灵侯、平侯、昭侯，大概蔡国人谥他们的国君，有的称公有的称侯，两种称呼都有。”邦衡胡氏说：“活着时有升降，死后有谥号，王者以此权柄来区别臣下的贤与不肖，从而使人们有所劝勉和惩戒。晋侯仇去世在平王的时候，谥号为文侯，以谥号加在本爵上，足以知道是受命于天子。此后周朝更加衰微，诸侯去世的不再向天子请谥，五等爵位一律称公，乃是臣子自己定的谥号。这里称侯的，也是臣子自己定的谥号。史官看见他们称公称侯，都是臣子私自做的。”万人杰问：“蔡桓侯，文定认为蔡季贤能知道请谥，如何？”朱子说：“只是文人的谈论。”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莘老孙氏说：“邾国前年来朝见，又今年在趡地结盟，现在突然率领两国的人马讨伐亲附自己的人，所以可以看出会盟没有信用，而朝见之事无暇顾及，强大者纵横霸道，而弱小者被欺凌。”其义理又见隐二年郑国讨伐卫国。○张氏说：“桓公春天与齐国、邾国结盟，不久都背弃了，在奚地交战、讨伐邾国，都出现在一年之中，回想往日杀牲告神、玉帛交错，如

译他视信义如破鞋，大概是因为他为人轻慢信义却喜好结盟，缺乏仁德却崇尚武力，人的伦理道德已经泯灭了，所以他不到一年就被齐国所杀，是理所当然的。」

译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赵氏说：“不记载‘日’字，或许是史官有缺漏，或许是传抄错误，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三年。”

鲁桓公十八年春，周王正月，鲁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泺，音卢笃，又音力角。《公羊传》没有“与”字，大概是阙文】

杜氏说：“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流入济水。”鲁桓公本来与夫人一同走到泺水，鲁桓公与齐侯举行相会的礼仪，所以先记载“在泺水相会”，相会之后相随前往齐国，所以说“于是”。左氏说：“鲁桓公将要出行，于是与姜氏前往齐国。申繻说：‘女子有家，男子有室，不要互相亵渎，这就叫做有礼。改变这一点必定失败。’”鲁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于是与文姜前往齐国。齐桓公与文姜私通，鲁桓公责备她，文姜将此事告诉齐桓公。孙氏说：“《易经》说‘女子正位于内，男子正位于外’，男女端正，是天地的重大义理。如今桓公不能在内端正夫人的位置，反而让她外出到强大的齐国，以致招致弑君之祸，是理所当然的！”○康侯胡氏说：“考察《齐诗》厌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文姜，致使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作乱的是齐姜，而《春秋》却归罪于桓公，这是治理根本。《易经》说：‘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庭之道就端正了。’丈夫不像丈夫，那么妻子就不像妻子了。乾卦，是丈夫之道，以驾驭为才能；坤卦，是妻子之道，以顺承为事务。《易经》在乾坤中阐明其理；《春秋》施行于桓公，显现其用。”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被杀害却记载为“薨”，其义理与隐公相同。杜氏说：“不说是被杀害，是避讳。”谷梁说：“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国外。”左氏说：“丙子日，齐桓公宴请鲁桓公，让公子彭生陪乘鲁桓公的车，鲁桓公死在车上。鲁国人告诉齐国人说：‘我畏惧您的威势，不敢安居，前来修好旧谊。礼仪完成却不能返回，无处归咎，被诸侯厌恶，请杀掉彭生以消除怨恨。’齐国人杀了彭生。”我认为鲁桓公篡位弑君，天子不征讨，诸侯不声讨，鲁国人拥戴他为国君，他自恃无人能奈何他。于是包庇乱贼，欺凌小国，背弃盟约结下怨恨，滥用武力残害百姓，不奔丧天子，怠慢宗庙祭祀，成全乱局收取贿赂，俨然与周天子并列，自身既不正，家庭遂不整齐，最终死于淫妇之祸。姜氏、公子纠的罪恶，不待言说就显明了。然而自作孽者，侥幸免遭天子的诛杀，却难以违背天道！《春秋》连年记载十八年的事，最后以此结束，有作为永远鉴戒的意思！○张氏说：“鲁君被杀有两种情况：在国内就不记载地点，以保存事实；在国外就不容不记载地点，通过上下文来体现。这里先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而明年记载夫人逃到齐国，又庄公不记载即位，虽然不明确记载齐人杀害桓公，但桓公不得善终，已经昭然若揭了。大概本国的事，记载得与他国相同，就不是表现尊君亲上的意思。所以桓公被杀，不得不避讳，又应当不掩盖事实以显示后世的传信，所以说委婉而成章法。”我认为这也是旧史的方法，孔子沿用它罢了。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杜氏说：“九个月后安葬，太迟缓了。”髙氏说：“称‘我君’，是区别于外丧。称‘我君’然后举出谥号，是臣子的敬辞。”义理与隐公三年安葬宋穆公相同。○献可杜氏说：“礼制，诸侯去世，向天子请求；大夫去世，由国君赐谥。大的德行受大的名号，小的德行受小的名号，用来惩恶劝善。周朝衰微，诸侯改变古制，所以外诸侯记载安葬的有九十三次，内记载安葬的有九次，难道不是谨慎对待礼制的丧失吗？”

《春秋本义》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本义》卷六 元 程端学 撰

庄公【名同，桓公之子】

元年春，周王正月

义理见隐公元年。○公羊说：“庄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隐讳。”谷梁说：“先君不以正道终结，那么儿子不忍心即位。”刘氏说：“即位，是授受之道。先君不以正道终结而儿子即位，是对先君没有恩情。”莘老孙氏说：“继位弑君而不举行即位仪式的有三例：庄公继桓公，桓公在齐国被杀；闵公继子般，子般被庆父所杀；僖公继闵公，闵公被庆父所杀。”大意已见于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夫人，是文姜，庄公的母亲，不称姜氏，是阙文。朴乡吕氏说：“前面记载‘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那么现在‘逃到齐国’的，就是前往齐国的姜氏，前面详述后面简略。”未详是否可信。公羊说：“国内避讳奔逃，称为孙。”杜氏说：“如同孙让而去。”康侯胡氏说：“桓公被杀，姜氏参与其中，作为臣子，道义上不能与她共戴天。”胡氏说：“文姜的罪恶太深了，臣子虽然不能讨伐，王法难道可以不诛杀吗？”我认为鲁国不能讨伐而放纵她逃奔齐国，那么鲁国就没有臣子，庄公就没有政令，天王就没有法度，姜氏从此淫奔更加肆无忌惮了。○赵氏说：“妇人而有参与杀害丈夫的嫌疑，那么儿子就不能以母亲待之。《檀弓》说：‘不为伋也妻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