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第一
春秋繁露
卷第一
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庸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着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着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昧，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于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计妄讨，犯大礼而取同姓，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
译《春秋繁露》
卷第一
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了陈国的夏征舒，《春秋》贬低他的文辞，不认可他擅自讨伐；楚灵王杀了齐国的庆封，却直接称他为‘楚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庄王的品行贤良，而夏征舒的罪行深重，凭借贤明的君主讨伐重罪之人，这在人心上是善意的。如果不加以贬低，怎么能知道这不是符合常理的呢？《春秋》常常在那些看似合理的地方，显示出其不合理之处。因此，齐桓公不被认可擅自分封土地，晋文公不被认可召见周王而朝见，楚庄王不被认可擅自杀戮而讨伐，这三者不被认可，那么诸侯们所获得的认可，大概也就这样了，这就是楚灵王被称为‘楚子’而进行讨伐的原因。《春秋》的言辞多有比喻，因此文辞简约而法度明了。”提问者说：“不认可诸侯擅自分封，又在陈国、蔡国的灭亡中体现出来；不认可诸侯擅自讨伐，却唯独没有在庆封被杀的事上再次体现，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使用言辞，已经明确的就省略，尚未明确的就彰显。如今诸侯不得擅自讨伐，本来就已经明确了，而庆封的罪行，还没有被世人所知晓，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进行讨伐，彰显其罪行应当处死，以此作为天下的大禁令，说：人臣的行为，贬低君主的地位，扰乱国家的臣子，即使没有篡位杀君，其罪行也都应当处死。比照于此，其言辞就是这样。”
“《春秋》说：‘晋国攻打鲜虞。’为什么厌恶晋国，而把它等同于夷狄呢？”回答说：“《春秋》尊崇礼制而重视信义，信义比土地更重要，礼制比自身更尊贵。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宋国的伯姬怀疑礼制而死于火灾，齐桓公怀疑信义而损失土地，《春秋》认为他们贤良而举荐他们，作为天下的法则。说：礼制和信义，礼制没有不回应，施予没有不回报，这是天道的规律。如今我们君臣同姓，嫁过去的女子，女子没有良心，礼制没有回应，有恐惧畏惧我的意思，这怎么不等同于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在旦夕，而齐桓公安定它，在那边没有亲属，尚且来担忧我，怎么能与同姓的人以残暴贼害的态度对待我。《诗经》说：‘那鸣叫的斑鸠，高飞直到天际。我心中忧伤，怀念那先人。天明不睡，怀念那两个人。’人都有这样的心。如今晋国不因为同姓而担忧我，反而凭借强大来压制我，我心中失望，所以言辞不好，只称它为晋国，这是委婉的言辞。”提问者说：“晋国恶劣而不可亲近，鲁昭公前往而不敢到达，这是人之常情，君子有什么可耻的，却称昭公有病呢？”回答说：“厌恶无故自来的人，君子不以此为耻，内心反省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今《春秋》以此为耻，是因为昭公有招致祸患的原因。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从鲁文公时开始而在鲁昭公时达到极点，昭公承受混乱和凌辱，却没有警惕之心，傲慢地轻率计划妄自讨伐，触犯大礼而攻打同姓，接触不义之事而一再轻视自己。人们说：‘国家治理得好，四邻祝贺；国家混乱，四邻离散。’因此季孙专权，而大国没有人纠正他，出逃八年，死后才得以回国，自身死亡儿子危险，困窘到了极点。君子不以其困窘为耻，而以其导致困窘的原因为耻。昭公虽然遭遇这样的时局，如果不攻打同姓，难道会到这个地步吗；即使攻打同姓，如果能任用孔子来辅佐自己，也不会到这个地步。时局艰难而治理简单，行为邪曲而没有补救，这就是他导致困窘的原因。”
《春秋》将十二代分为三等：有亲眼所见、有所闻、有所传闻。有三代是亲眼所见，有四代是有所闻，有五代是有所传闻。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君子亲眼所见的；襄公、成公、文公、宣公，是君子有所闻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君子有所传闻的。亲眼所见的六十年，有所闻的八十五年，有所传闻的九十六年。对于亲眼所见的，言辞微妙；对于有所闻的，痛惜其祸患；对于有所传闻的，削减其恩情，这与情感相符合。因此，驱逐季氏，却说又举行求雨仪式，这是言辞微妙；子赤被杀，不忍心写日期，这是痛惜其祸患；子般被杀，却写了乙未日，这是削减其恩情。屈伸的志向，详略的文辞，都与之相应，我由此知道亲近近的而疏远远的、亲近亲的而疏远疏的，也知道尊重贵的而轻视贱的、重视重的而轻视轻的，也知道厚待厚的而薄待薄的、褒扬善的而厌恶恶的，也知道崇尚阳的而贬抑阴的、崇尚白的而贬抑黑的。万物都有配偶，配偶相合，仇敌相匹，这是好的。《诗经》说：‘威仪庄重，德音有序，没有怨恨没有厌恶，都遵循仇敌配偶。’说的就是这个。那么《春秋》大义是最大的，掌握一端而广泛通达，观察其是非，可以获得正确的法度，审视其温和的言辞，可以知道其堵塞怨恨，因此对外道而不显扬，对内忌讳而不隐瞒，对于尊贵的人也是这样，对于贤良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区分内外、差别贤与不肖、等级尊卑的方法。义不诽谤上级，智不危害自身，所以远处的人以义忌讳，近处的人以智畏惧，畏惧与义兼备，那么时代越近，言辞越谨慎，这就是定公、哀公时期言辞微妙的原因。因此，被任用则天下太平，不被任用则安身，这是《春秋》的道理。
《春秋》的道理，奉行天道而效法古代。因此，即使有灵巧的手，不修正规矩，不能端正方圆；即使有敏锐的耳朵，不吹奏六律，不能确定五音；即使有知心的头脑，不阅览先王之道，不能平定天下；那么先王遗留的道，也是天下的规矩六律啊！所以圣人效法天，贤人效法圣人，这是大的规律；得到大的规律而治理，失去大的规律而混乱，这是治乱的分界；所听说天下没有两条道，所以圣人治理不同但道理相同，古今通达，所以先贤将法度传给后世。《春秋》对于世事，善于复古，讥讽改变常道，想要效法先王。然而介于一句话：“
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歌咏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译“王者必定要改制。”那些偏执的人拿这话作为借口，说：“如果古代的制度可以遵循，那么先王的道统，为什么没有相互沿袭的呢？”世人被这种言论迷惑，因而怀疑正道而相信邪说，这是很值得忧虑的。回答他们说：“有人听说诸侯君主打猎时演奏《狸首》之乐，于是自己割下狸的头，悬挂起来对着它射箭，说：‘乐在哪里呢？’这是只听到名称，却不知其实质的人。现在所谓新王必定要改制，并不是改变道，也不是变更理，而是受命于天，改换姓氏重新称王，并不是继承前王而称王。如果完全沿袭前代的制度，修习旧业，而没有任何改变，那就和继承前王而称王的人没有区别了。受命的君主，是上天极大彰显的对象；侍奉父亲要顺承心意，侍奉君主要效法意志，侍奉上天也是这样；现在上天已经极大彰显了他，如果事物袭用所取代的前代，而且全都相同，那么就不彰显、不明显，这不是上天的意志，所以必定要迁移居所，更改称号，改正历法，变换服饰颜色，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不敢不顺从上天的意志，从而明确地自我彰显罢了。至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全都像以前一样，又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说的是他沿用了尧的道罢了，这不是不改变道的效验吗！”
提问的人说：“事物改变而由天授予，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制作音乐呢？”回答说：“音乐与此不同，制度是为了顺应上天而改变的，音乐是为了顺应人而制作的。那些受命的人，必定是百姓所共同喜爱的。所以在起初进行大的改制，是为了表明天命；在最终重新制作音乐，是为了显示上天的功绩；依据天下百姓所新近喜爱的，来为之制定文饰，既用来调和政事，又用来兴起德行，天下没有普遍和谐，王者不会凭空制作音乐。音乐，是内心充盈而发动于外部的，顺应其治世的时代，制定礼仪制作音乐来完成它，完成的标志是本末、质文都具备。所以制作音乐的人，必定要返归天下百姓最初在自己这里所喜爱的作为根本。舜的时候，百姓喜爱他彰显尧的功业，所以叫《韶》，韶，就是彰显的意思；禹的时候，百姓喜爱三位圣人相继，所以叫《夏》，夏，就是大的意思；汤的时候，百姓喜爱他把自己从患难中拯救出来，所以叫《頀》，頀，就是拯救的意思；文王的时候，百姓喜爱他兴师征伐，所以叫《武》，武，就是征伐的意思。这四种，是天下共同喜爱的，是一致的，但他们共同喜爱的起因，不能是一致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返归根本所喜爱的，所喜爱的事物不同，音乐怎么能不随世世不同呢！所以舜制作《韶》而禹制作《夏》，汤制作《頀》而文王制作《武》，四种音乐名称不同，就是各自顺从百姓最初在自己这里所喜爱的，我看到了它的效验。《诗经》说：‘文王受命，拥有这些武功；既已征伐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这是音乐的风范。又说：‘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当时，纣王无道，诸侯大乱，百姓喜爱文王的愤怒，而歌颂他。周人的恩德已经遍及天下，返归根本作为音乐，称为《大武》，说的是百姓最初所喜爱的，是武罢了。所以大凡音乐，在最终制作，而用最初的名称来命名，这是重视根本的意义。由此看来，正朔服色的改变，是受命顺应上天；制礼作乐的不同，是人心感动的结果，两者分离而又复合，所做的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