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
卷第三
玉英第四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着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弒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而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
译卷第三
玉英第四
所谓“一元”，就是最大的开始。知晓元年意旨的，是君子所重视的，小人所轻视的。因此，治国的开端在于端正名分，名分端正了，经过五代、五次传承之后，美与恶才显现出来，这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的真相，这不是子路所能看到的。只有圣人能将万物归于一，并系于“元”；如果不追溯根本所由来并承接它，就不能成就功业。所以《春秋》将“一”改为“元”，“元”就是“原”的意思，其义理是跟随天地的终始。所以人只有终始，而生命不一定顺应四季的变化，因此“元”是万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也在于此，它在哪里呢？在于天地形成之前，所以人虽然生于天气，以及奉承天气的，也不能与天元、本源的天元命相违背，而共同违背其所为。所以春正月，是承接天地的作为，继承天地的作为而完成它，其道相互共同成就功业，怎么能说是天地的元呢？天地的元，在这里做什么？怎么施加于人呢？这是极大地贯通承接意旨的道理。因此《春秋》之道，凭借“元”的深远，端正天的开端；凭借天的开端，端正王的政令；凭借王的政令，端正诸侯的即位；凭借诸侯的即位，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者都端正了，教化就大行其道。不是那个职位却即位的，即使是从先君那里接受的，《春秋》也认为危险，宋缪公就是这样；不是那个职位，不接受先君的，而自己即位的，《春秋》也认为危险，吴王僚就是这样；虽然如此，如果能行善得到众人的拥护，《春秋》就不认为危险，卫侯晋因为被立而记载葬礼就是这样；两者都不适宜即位，而宋缪公接受先君却危险，卫宣公不接受先君却不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得到众人之心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齐桓公不仅不是不接受先君，而是率领不适宜做君主的人而即位，罪过也很重了，然而他知道恐惧，恭敬地举荐贤人来掩盖自己，知道不违背重要的盟约来洗刷自己，于是成为贤明的君主，而称霸诸侯；假如齐桓公身负恶名，而没有这些美德，能免于杀戮已经是幸运了，还有什么称霸呢！鲁桓公忘记了忧患，而祸患降临到他身上；齐桓公担忧他的忧患，而建立了功名。推广开来，凡是有忧患而不知道忧患的人，凶险；有忧患而深深担忧的人，吉祥。《易经》说：“返回正道，有什么灾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普通人违背正道来消除灾祸，尚且困难，君主违背正道来消除灾祸，很容易。《诗经》说：“德行轻如羽毛。”说的是它的容易。
“庄公在棠地观鱼，为什么厌恶他？”“大凡人的本性，没有不喜好义的，然而不能行义，是因为利败坏了它；所以君子整天说话不涉及利，想要用不说话来使他羞愧，用羞愧来堵塞它的源头。那些处于高位、行动能教化风气的人，仅仅说出利的名字，尚且厌恶他，何况追求利呢！所以天王派人请求赙金，都被视为大恶而记载。现在不只是派人，亲自去追求，这是非常恶劣，加以讥讽。为什么说是观鱼？就像说观社一样，都是避讳大恶的言辞。”
《春秋》有常礼，有变礼。那些使本性安宁、心情平和的，是常礼；至于那些使本性不安、心情不平，但在道理上无法改变的，这是变礼。所以婚礼不称主人，是常礼；言辞穷尽没有称呼，称主人，是变礼。天子三年之后才称王，是常礼；有缘故，不到三年就称王，是变礼。妇人没有出境的事情，是常礼；母亲为儿子娶妻，奔父母之丧，是变礼。明白了常礼和变礼的事情，然后才知道轻重的分别，可以适应权变了。质疑的人说：“《春秋》事情相同的，言辞相同，这四者，都是变礼，有的通达于常礼，有的不通达于常礼，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治理百物，辨别品类，区别嫌疑细微，修明本末。所以星星坠落称为陨，蝗虫坠落称为雨，它们发出的地方不同，有的降自天，有的发自地，它们的言辞不能相同。现在四者都是变礼相同，而它们发出的地方也不同，有的发自男子，有的发自女子，它们的言辞不能相同。所以有的通达于常理，有的通达于变理。”
桓公的志向没有王，所以不记载王；他的志向想要即位，所以记载即位。记载即位，是说他的弑君兄长；不记载王，是说他的背叛天子。所以隐公不记载立，桓公不记载王，是顺从他们的志向，来显示他们的事情。顺从贤者的志向，来通达他们的义；顺从不肖者的志向，来彰显他们的恶。由此看来，《春秋》所赞许的，是好的；所不赞许的，也是不好的，不能不两方面都省察。
“经文说：宋督弑杀他的君与夷。传文说庄公冯杀了他。不能记载于经文，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不能记载于经文，它记载的端绪细微，不足以类推，所以难以知晓。传文说：臧孙许与晋国的却克同时出使齐国，按经文没有，难道不细微吗！不记载他们前往，是有避讳的。现在传文说庄公冯，而经文不记载，也是有避讳的。所以不记载出使齐国，是避讳所羞耻的；不记载庄公冯杀，是避讳所赞许的。所以谦让，是《春秋》所赞许的，宣公不传位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传给儿子，而传回给兄长的儿子，虽然不符合法度，都有谦让的高尚，不可抛弃，所以君子为他们避讳。不居正位叫做避讳他们的后代，将动乱转移给宋督，以保存善的志向，这也是《春秋》之义善无遗漏，如果直接记载他们的篡位，那么宣公、缪公的高尚就毁灭了，而善的就无处可见了。”质疑的人说：“为贤者避讳，都说了，为宣公、缪公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