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轴，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借便埶，其质愚者，不与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译这就像拿着锋利的兵器一样；没有智慧却巧言善辩、机敏狡猾，这就如同迷失方向却骑着良马一样。所以，不仁不智却拥有才能的人，将会用他的才能来辅助他那邪恶狂妄的心，助长他那偏邪悖理的行为，这恰恰足以扩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恶行罢了。他的强力足以掩盖过错，他的驾驭足以冲撞车轴，他的聪慧足以迷惑愚者，他的辩才足以掩饰错误，他的固执足以违背法度，他的严厉足以拒绝劝谏，这并不是没有才能，而是施展才能不当，处世不义罢了。心存不善的人，不可以借给他便利的权势；本质愚昧的人，不可以给他锋利的器具。议论中所谓“不了解人”的，恐怕就是不知道辨别这类人吧。仁爱而没有智慧，就会关爱却分辨不清；有智慧而不仁爱，就会知道却不去施行。所以，仁爱的人所关爱的是人类，有智慧的人所用来的是消除祸害。
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
何谓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之所幸有为不善，而屡极。”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
卷第九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枣与错金以示婴儿，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闇也，圣人事明义以照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诗云：“示生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圣传授而复也，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显德行，民闇于义不能照，迷于道不能解，固欲大严憯以必正之，直残贼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势不行。仲尼曰：“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睪
译什么是仁？仁爱的人，内心悲悯关爱他人，谨慎谦和而不与人争竞，好恶之情符合伦理纲常，没有伤害憎恶的念头，没有隐瞒忌妒的志向，没有嫉妒怨恨的气量，没有感伤哀愁的欲望，没有险诈邪曲的事端，没有偏颇违逆的行为。因此他的心境舒展，意志平和，气息调和，欲望节制，行事容易，行为合乎正道，所以能够平易和顺、条理分明而不与人争竞。像这样的人，就叫做仁。
什么是智？先发表言论，然后行动得当。大凡人们想要舍弃旧行、采取新行，都凭借他们的智慧，先规划然后才去做。如果规划正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能符合所从事的事情，行为得当，成就名声，荣耀自身，所以有利而没有祸患，福气延及子孙，恩德加于万民，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规划错误，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能符合所从事的事情，行为不当，不能成就名声，耻辱祸害降临自身，断绝世系无法复兴，残害同类、灭绝宗族、灭亡国家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没有什么比智慧更紧迫的了。有智慧的人能够预见远处的祸福，早知利害，事物变动就能知道它的变化，事情兴起就能知道它的归宿，看到开端就能知道它的结局，说话没有人敢喧哗反对，确立起来不可废弃，选取之后不可舍弃，前后不相违背，始终有规律可循，思考后有反复验证，达到目的而不会令人厌倦，言语简少却充足，简约却明白，简要却通达，节省却完备，少了不可增加，多了不可减少，行动符合伦理，言论切合当务之急，像这样的人，就叫做智。
大致这类情况，天地间的万物，有不寻常的变化，叫做异，小的叫做灾。灾常常先到来，而异随后跟随。灾是上天的谴责，异是上天的威严。谴责了还不知道改正，就用威严来震慑他。《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凡灾异的根本，都产生于国家的过失。国家的过失刚刚萌芽，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谴责警告了还不知道改变，就显现怪异来惊骇他；惊骇了还不知道畏惧恐慌，那么灾祸罪责就降临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意旨的仁爱，而不愿意陷害人。仔细考察：灾异用来显现上天的意旨，上天的意旨有想要的、有不想要的。上天所想要、所不想要的，人们内心用来自我反省，心中应当有所惩戒，外面用来观察世事，国家应当有所验证。所以明白上天意旨的人对于灾异，畏惧它而不厌恶它，认为上天想要纠正我的过错，挽救我的失误，所以用这些来回报我。《春秋》的法度，对于上面改变古制、更易常道，相应而有天灾降临的，称为幸国。孔子说：“上天所眷顾的国家，如果有不善的行为，就会屡次达到极点。”楚庄王因为上天不降下灾祸，大地不出现妖孽，就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要灭亡我吗！不指出我的过错，不让我罪责达到极点。”由此看来，天灾是因为有过错而降临的，怪异是明显可畏的，这乃是上天想要挽救的，《春秋》所独自眷顾的，楚庄王所以祈祷请求的原因。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君王尚且乐于接受忠臣的劝谏，何况接受上天的谴责呢。
卷第九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上天生育人类，让人同时拥有义与利。利用来养育身体，义用来养育心灵。心灵得不到义，就不能快乐；身体得不到利，就不能安宁。义是心灵的滋养，利是身体的滋养。身体没有比心灵更尊贵的，所以滋养没有比义更重要的，义对人生的养育作用大于利。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现在有的人很有义而非常缺乏利，虽然贫穷卑贱，仍然以高尚的行为为荣，自我珍重，并且乐于生活，原宪、曾参、闵子骞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有的人非常有利而大大缺乏义，虽然非常富有，却羞辱极大，厌恶极深，祸患极重，不是立即因罪而死，就是随即遭受灾祸忧患，没有人能够乐于生活而终其天年，受刑罚杀戮、夭折短命的人就是这样。大凡有义的人，虽然贫穷也能自我快乐；而大大缺乏义的人，虽然富有也不能自我保全。我据此证实义对人生的养育作用大于利，也比财富更厚重。百姓不能明白，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都忘掉义而追逐利，背离道理而走向邪路，以此残害自身，祸害家庭。这并不是他们为自己谋划不忠诚，而是他们的智慧不能明辨。现在拿着枣子和错金给婴儿看，婴儿一定拿枣子而不拿金子；拿一斤金子和价值千万的珍珠给乡下人看，乡下人一定拿金子而不拿珍珠。所以事物对于人，小的容易知道，大的难以看见。现在利对于人是小的，而义对于人是大的，不奇怪百姓都追逐利而不追逐义，这本来就是他们愚昧不明。圣人从事阐明义理来照耀他们的愚昧，所以百姓不陷入困境。《诗经》说：“展示显赫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先王显扬德行来给百姓看，百姓快乐而歌颂它成为诗歌，喜悦而感化它成为风俗，所以不命令而自然实行，不禁止而自然停止，顺从上级的意旨，不等待驱使，就像自然发生的一样。所以说：圣人像天地一样发动、像四时一样化育，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他看到的义很大，所以能发动，发动所以能化育，化育所以能广泛推行，化育广泛推行所以法律不被触犯，法律不被触犯所以刑罚不被使用，刑罚不被使用就是尧舜的功德，这是大治的道理，先圣传授并反复强调，所以孔子说：“谁能走出门而不经过门户，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路呢！”现在不展示显赫的德行，百姓对义愚昧不能照亮，对道迷惑不能理解，本来想要用严厉残酷的手段来强行纠正，只是残害百姓，而轻视君主的德行罢了，这种形势是行不通的。仲尼说：“国家有道，即使施加刑罚，也没有刑罚；国家无道，即使杀戮，也不能杀尽。”他所说的有道无道，就是展示显赫的德行与不展示罢了。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国说：“大夫文种、大夫范蠡、大夫庸、大夫睪
、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卒为霸主，范蠡去之，种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为皆贤。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其于君何如？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伏地再拜，对曰：“仲舒智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何如？’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轴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轴，轴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轴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比于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
译大夫车成、越王与这五位大夫谋划讨伐吴国，于是灭掉了吴国，洗雪了会稽的耻辱，最终成为霸主。范蠡离开了越王，文种为越王而死。我因此认为这两位大夫都是贤人。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现在凭借越王的贤德，以及范蠡、文种的才能，这三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您对此怎么看？齐桓公向管仲决断疑难，我向您决断疑难。”董仲舒伏地再次拜谢，回答说：“我董仲舒见识狭隘而学问浅薄，不足以决断此事，虽然如此，大王向我询问，我不敢不详尽地回答，这是礼制。我董仲舒听说：从前，鲁君向柳下惠问道：‘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回答说：‘不可以。’退下后露出忧色，说：‘我听说：谋划攻打别国的人，不会向仁人询问，这为什么轮到我呢？’只是被询问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参与策划去讨伐吴国呢！其不适宜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位仁人，怎么能说有三位仁人呢！仁人，端正其道而不谋求私利，修养其理而不急于求成，达到无为而风俗自然大化，可以称为仁圣了，三王就是这样；《春秋》的道义，崇尚诚信而轻视权谋，使用权谋战胜别人，即使有功，君子也不这样做，因此孔子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说以称颂五霸为羞耻，因为他们使用权谋来取得成功，只是苟且行事罢了，所以不值得在大君子门下称道，五霸相比其他诸侯算是贤者，但相比仁贤，有什么贤德呢？这就好比瓦砾相比美玉一样。我董仲舒伏地再次拜谢以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