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第三
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译秋天所看重的，虽然如此，但看到人吃人、人煮人，去救助他们就忘记了谦让，君子的道义，有比谦让更珍贵的，所以解说《春秋》的人，不要用太平时期的常规道义，去怀疑变故中的大义，那么道义几乎就可以明白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获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遫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
译《春秋》记载天下的得失，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道理深奥却明晰，没有传注也能显著，不可不仔细考察。泰山那样高大，不仔细观察就看不见，何况细微的事物呢！所以依据《春秋》去考察往事，穷究其开端并审视其原因，得志的君子、喜悦的人，不可不谨慎。齐顷公是齐桓公的孙子，国家本来广大，地势又便利，又享有霸主遗留的尊荣，因而对诸侯志得意满，因此难以让他参加会盟，却容易让他骄奢，即位九年，未曾肯参与一次会盟之事，怀有恼怒鲁卫的意图，不在清丘断道跟随诸侯，春天去讨伐鲁国，进入其北郊，回头又讨伐卫国，在新筑击败他们；当时，正乘着胜利而志向膨胀，大国前来聘问，傲慢而不敬重使者，晋国和鲁国都愤怒，对内动员全部兵力，对外得到卫国、曹国的支持，四国相辅，大举围困齐国，俘获齐顷公，砍断逢丑父的脚。深入推究齐顷公之所以身受大辱，几乎亡国，被天下耻笑，其开端就是从震慑鲁国、战胜卫国开始的；讨伐鲁国，鲁国不敢出战；攻击卫国，大败他们；因而意气高涨而无敌国，从而招致祸患。所以说：得志喜悦，不可不警戒。这就是明证。从此以后，齐顷公恐惧，不听音乐，不饮酒吃肉，对内爱护百姓，探视病人、吊唁丧事，对外敬重诸侯，服从会盟，直到终其一生，国家家庭安宁。这说明福的根本产生于忧患，而祸患起于喜悦。唉！事物之所以如此，对于人来说切近，可不反省吗！
“逢丑父牺牲自己来保全君主，为什么不能称为懂得权变？逢丑父欺骗晋国，祭仲答应宋国，都是歪曲正道来保全君主，然而逢丑父的做法比祭仲更难，祭仲被视为贤人，而逢丑父却受到非议，为什么呢？”回答说：“难以分辨是非的就在这里，这种情况嫌疑相似，但道理不同，不可不考察。离开君位以避让兄弟，是君子非常看重的；被俘逃跑，是君子非常鄙贱的。祭仲将君主置于人们非常看重的地位，从而保全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称赞他；逢丑父将君主置于人们非常鄙贱的地位，从而保全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不懂权变而轻视他。他们虽然都歪曲正道来保全君主，这是相似的，但使君主荣耀，与使君主受辱，道理不同。所以大凡人的行为，先前歪曲而后合乎道义的，称为中权，即使不能成功，《春秋》也赞许，鲁隐公、郑祭仲就是这样；先前合乎正道而后有歪曲的，称为邪道，即使能成功，《春秋》也不喜爱，齐顷公、逢丑父就是这样。冒着大辱而生存，内心并不快乐，所以贤人不这样做，而众人疑惑，《春秋》认为人们不懂道义而疑惑，所以用道义来开导，说：‘国家灭亡，君主为之而死，这是正道。’正道，是符合上天赋予人性的生命原则，上天赋予人性生命，使人实行仁义而以可耻为羞，不像鸟兽那样，苟且求生，苟且求利罢了。因此《春秋》推崇上天施予而顺应人理，认为至尊不可以加上至辱大羞，所以被俘者就断绝君臣关系；以至辱也不可以加上至尊大位，所以即使失去君位，也不称他为君；已经回国，重新在位了，而《春秋》还有不称君的言辞，何况混乱中被俘为虏的时候！在道义上，已经不是君主了，既然不是君主，那么逢丑父有什么权变可言呢！所以欺骗三军，在晋国是大罪，他使齐顷公脱险，在齐国是辱没宗庙，因此虽然艰难，《春秋》也不喜爱。逢丑父的大义，应当向齐顷公说：‘君主傲慢侮辱而激怒诸侯，这是失礼的大过了；如今遭受大辱而不能死，这是无耻；如果再加重罪行，请一起死，不要辱没宗庙，不要羞耻社稷。’这样，即使陷自身于死地，尚且有廉洁的名声，在这个时候，死比生贤明，所以君子生而受辱，不如死而荣耀，正是这个意思。从法度来论，那么逢丑父欺骗而不中权，忠诚而不中义，认为不是这样，再考察《春秋》，《春秋》的序辞，将王置于春正之间，不是说：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才可以为王吗！现在善善恶恶，好荣憎辱，不是人能自生的，这是天施在人间的，君子以天施在人间的来听断，那么逢丑父就不忠诚了，天施在人间的，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生于大辱，大辱没有比失去南面之位和被俘为虏更严重的了。曾子说：‘耻辱如果可以避开，避开罢了；等到不可避开，君子视死如归。’说的就是像齐顷公这样的人。”
“《春秋》说：‘郑伐许。’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呢？”回答说：“卫侯去世，郑国军队侵犯他，这是讨伐丧事；郑国与诸侯在蜀地结盟，以盟约送还诸侯，于是讨伐许国，这是背叛盟约。讨伐丧事没有道义，背叛盟约没有信用，没有信用没有道义，所以大大厌恶它。”问的人说：“这是君主去世，他的儿子未满一年，有称伯不称子，法辞他的罪过是什么？”回答说：“先王的制度，有大丧事的，三年不呼唤他的门，顺应他心志不在事务上。《尚书》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这是居丧的道义。现在即使不能像这样，怎么能父亲去世未满一年，就因丧事举兵呢。《春秋》因为薄恩，而且施失其子心，所以不再称他为子，称他为郑伯，以羞辱他。况且他的先君襄公，讨伐丧事背叛盟约，得罪诸侯，诸侯愤怒未解，厌恶未已，继承他事业的人，应当致力于善来弥补它
，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毕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弊危亡，终身愁辜。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庸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译现在又加重了这种过错，没有正当理由却在居丧期间出兵攻打别人；父亲在居丧时攻打别人，儿子也在居丧时攻打别人；父亲对别人施加不义，儿子对亲人施行失恩，以此来侵犯中原各国；这是父亲在前背负了旧有的恶名，自己在后又引发了巨大的罪恶，诸侯全都愤怒并憎恨他，率领军队一同到来，谋划共同攻打他，郑国于是恐惧而离开楚国，从而达成了虫牢之盟，就是这样。楚国与中原各国夹击郑国，郑国疲惫困顿、危在旦夕，终身忧愁悔恨。我推究其根源，是因为没有道义而失败，这是由于轻率之心造成的。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事并且讲究信用。”知道这是关乎得失的大事，所以要恭敬谨慎。现在郑伯既没有对儿子的恩情，又不加考虑，一旦出兵不当，遭受祸患无穷无尽，这都是自找的。因此他活着时不能被称为“子”，这是去除他的道义；死后不能记载他的葬礼，这是显示他的困窘。所以说：拥有国家的人要以此为鉴，行为不遵循道义，做事不审察时机，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