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轹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去厥只”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
译玉杯第二
《春秋》讥讽晋文公在丧期娶妻。有人质疑说：“丧礼的规定，不超过三年，三年的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现在查考经文：文公是在四十一个月后才娶妻，娶妻时丧期早已结束，超出了丧期的规定很久了，为什么还称为‘丧期娶妻’？”回答说：“《春秋》评论事情，没有比‘志’（心意、动机）更重要的了。现在娶妻必定要纳聘礼，纳聘礼的那个月还在丧期内，所以称为‘丧期娶妻’。况且文公在秋天举行祫祭，在冬天纳聘礼，都失之于太早，《春秋》不讥讽他前面的行为，却讥讽他后面的行为，必定是因为三年的丧期，是出于骨肉亲情，虽然顺从习俗而不能坚持到底，内心尚且应该未能平复，现在完全没有悼念远逝亲人的心意，反而思念娶妻的事，这是《春秋》所非常痛恨的，所以讥讽他不出三年，在开头就已经讥讽他以丧期娶妻，不区分先后，是轻视他没有人心。根据这个来论述礼，礼所看重的，在于其志。志意恭敬而礼节完备，君子就认为他懂礼；志意和谐而音律雅致，君子就认为他懂乐；志意哀痛而居处简朴，君子就认为他懂丧。所以说不是虚加的名义，是看重志意的意思。志是本质，物是文饰，文饰依附于本质，本质不依附于文饰，文饰怎么能施加于本质呢？本质和文饰两者都具备，然后礼才成立；文饰和本质偏废一方，就不能有‘我’和‘你’的名分；两者都不能具备，而偏废一方，宁可有本质而没有文饰，虽然不认为他能懂礼，但还是稍微赞许他，介葛卢来朝见就是这样；有文饰而没有本质，不仅不赞许，反而稍微厌恶他，州公寔来朝见就是这样。那么《春秋》叙述道理，先本质而后文饰，重志意而轻物器，所以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推而广之，也应该说：‘朝见啊朝见，难道只是辞令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引而申之，也应该说：‘丧啊丧啊，难道只是衣服吗！’因此孔子建立新王之道，明确他看重志意以回归和谐，看见他喜好真诚以消灭虚伪，因为他有继承周朝弊端的情况，所以像这样。”
《春秋》的法度：让臣民顺从君主，让君主顺从天。说：顺着臣民的心意，不能一天没有君主，一天没有君主，却还要三年称‘子’（太子），是因为君主的心意还不适合即位，这不是让臣民顺从君主吗！孝子的心意，三年不适合即位，而逾年即位，是与天数一起终始的，这不是让君主顺从天吗！所以委屈臣民而伸张君主，委屈君主而伸张天，是《春秋》的大义。
《春秋》论述十二代的事情，人道融洽而王道完备，法度散布在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互为左右，以形成文采，它们的位置参差错落，不是沿袭古制。因此论述《春秋》的人，合并而贯通它，顺着线索而寻求它，五类相比，偶类相配，阅览它的头绪，剔除它的赘余，因此人道融洽而王法确立。认为不是这样的，现在天子逾年即位，诸侯在封国内三年称‘子’，都不在经文中，而操作起来与在经文中没有区别，不是没有辨别，而是有所见而经文安然接受它的赘余，所以能够以类比贯穿同类，以辨别托付赘余的，是大有所得的。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的本性，可以培养而不可以改变，可以预防而不可以去除，就像形体可以肥瘦而不可以改变一样。因此虽然有至贤的人，能为君主亲人包容他们的恶，不能为君主亲人让他们没有恶。《尚书》说：“他的君主去掉了他的正直”，事奉亲人也是这样，都是忠孝的极致，不是至贤怎么能这样。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就不像臣子。
文公不能服丧，不及时奉祭，不守三年之丧，又在丧期娶妻，娶大夫的女儿，以卑贱宗庙，扰乱他的群祖，以违背先公，小善没有一样，而大恶有四五个；所以诸侯不给他盟约，命令大夫不让他出使，这是厌恶恶人的征兆，不臣子的表现。在外受侮，在内被夺，是无位的君主。孔子说：“政事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大概是从文公以来所说的。
君子知道在位的人不能以恶服人，因此简选六艺来赡养他们。《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都很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所以长于质；礼制节，所以长于文；乐咏德，所以长于风；《书》着功，所以长于事；《易》本天地，所以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所以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所以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因此善于为师的人，既美化其道，又谨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所以力不劳，而身大成，这叫圣化，我取之。
《春秋》喜好细微吗，它看重志意。《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因此君主杀贼讨，就善而书其诛；如果莫之讨，就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不书葬，以为无臣子；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现在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弑”
，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盾诛无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枸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缫枉世而直之，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
译并非不应当诛杀；但也不得不认为悼公的赴问，只是为了解决疑问而辩明并非弑君，并非不应当定罪。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义理就混乱了，哪里可以作为法则呢！”“所以将赵盾与许止相比而论，是非虽然难以完全探明，但其义理是一致的。现在赵盾被诛杀没有传文解释，不被诛杀也没有传文解释，用类比来说，这是合乎法度的论断；如果不通过类比来处理，就是诬蔑之辞。现在看这两个类比，都不应当死，为什么要诛杀呢。《春秋》中的赴问有数百条，应对的问难有数千条，都留在经文中，反而援引类比，来揭示其端绪，最终没有妄言，而在传文中得到回应；现在如果认为外来的贼人不可诛杀，所以都再次出现，并问难说：‘这再次出现，是为什么呢？’没有比这更妄诞的了，怎么能得到回应呢！所以我因为得到了回应，知道问难不是妄言，因为问难不是妄言，知道赵盾的案件不可不仔细考察。名为弑父，而实际上免除罪责的，已经存在了；也有名为弑君，而罪责不被诛杀的。与其逆反抗拒，不如慢慢品味。况且我论赵盾有根据，《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是说事物没有孤立存在的，观察其外在表现，就可以看见其内在本质。现在考察赵盾的事迹，观察他的内心，恭顺而不受刑罚，符合情理而令人信服，这不是篡弑的征兆。再考察赵盾呼天号地的言辞，如果内心不真诚，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因此推究他的始终，没有弑君的志向，拘束恶谋的人，过错在于没有彻底离去，罪责在于没有讨伐贼人罢了。臣子应当为君主讨伐贼人，就像儿子应当为父亲尝药一样；儿子不尝药，所以加上弑父的罪名，臣子不讨伐贼人，所以加上弑君的罪名，其义理是一致的。以此来警示天下废弃臣子节操的人，其罪恶之大就像这样。所以赵盾不讨伐贼人被视为弑君，与许止不尝药被视为弑父没有区别，赵盾不应当被诛杀，由此参证可知。”问难的人说：“称为弑君，却有不诛杀的情况，这种论断难以知晓，不是我所能明白的。所以赦免许止的罪责，用传文明白地解释；赵盾不被诛杀，没有传文，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世道混乱，道义废弃，背叛上级而不尽臣道，篡弑颠覆君主的人很多，而有明确大恶应当诛杀的人，谁来说明诛杀的道理呢？所以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公子比都是不诛杀的记载，而没有传文，是不想明确其心意。”问难的人说：“有人弑杀其君主，重臣在位却不能讨伐的，不止一个国家。灵公被弑，赵盾不在场，不在场与在场，罪恶有轻重吗？《春秋》责备在场而不讨伐贼人的，不系于臣子之名；责备不在场而不讨伐贼人的，却加上弑君的罪名，为什么对轻罪责备得重，对重罪责备得轻呢？”回答说：“《春秋》的道理，看人们所困惑的地方，设立学说以明确地阐明它。现在赵盾贤能，而在道理上不能贯彻，人们都看见他的善行，看不见他的罪过，所以趁着人们认为他贤能，而加上大恶的罪名，系以重责，使人深思，而自我反省觉悟以回归正道，说：‘唉！君臣的大义，父子的道义，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对轻罪责备得重的原因；其他国家不讨伐贼人的，那些斗筲之徒，哪里值得数说呢！不系于人数罢了，这就是对重罪责备得轻的原因。传文说：‘轻变为重，重变为轻。’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所以公子比嫌疑可以立为君，赵盾嫌疑没有臣子的责任，许止嫌疑没有儿子的罪责，《春秋》因为人们不知道罪恶，而安然行事不谨慎，所以重重地累积责备，以扭转枉曲的世道而使之正直，扭转不过于其正道就不能使之正直，知道这个，义理就完备了。”
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轴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雠，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雠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轴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庸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闲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
译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通常的笔法是，不认可夷狄，而认可中原华夏遵循礼制。到了邲之战，却完全反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没有固定不变的措辞，而是随着事态的变化而改变。现在晋国变得像夷狄一样，楚国变得像君子一样，所以改变措辞来顺应事实。楚庄王赦免郑国，有值得珍视的美德，晋国人不知道这是善举，反而想要攻打它，所救援的郑国已经解围，却像挑衅一样与楚国交战，这没有崇尚善行的本心，而轻视了拯救百姓的意图，因此轻视晋国，不让他们与贤者一起遵循礼制。秦穆公侮辱蹇叔而导致大败，郑文公轻视众人而导致军队覆没，《春秋》敬重贤人、重视百姓就是这样的。因此战争攻伐，虽然发生数百次，必定有一两次被记载，是哀伤它们伤害了所重视的东西。”提问者说：“《春秋》记载战争攻伐非常谨慎，谴责战争攻伐却没有直接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会盟朝见的事情，大国主导小国；战争攻伐的事情，后发动者主导先发动者。如果不厌恶战争，为什么让发起战争的人处于下位呢？这就是谴责战争攻伐的言辞啊！况且《春秋》的法度，荒年不修缮旧城，意在不让百姓受苦；让百姓受苦尚且厌恶，何况伤害百姓呢！伤害百姓尚且痛惜，何况杀害百姓呢！所以说：荒年修缮旧城就讥讽，建造城邑就避讳，这是伤害百姓的小事，厌恶的程度也小；伤害百姓的大事，厌恶的程度也大。现在战争攻伐对于百姓，其危害有多大啊！考察意图而观察旨意，那么《春秋》所厌恶的，是不施行德政而依靠武力，驱使百姓而残害他们；所喜爱的，是设立军队而不使用，用仁义来使人心服。《诗经》说：‘宣扬文德，安抚四方。’这是《春秋》所赞许的。如果德行不足以亲近身边的人，文采不足以招徕远方的人，却断然依靠战争攻伐来做，这本来就是《春秋》非常痛恨的，都是不义的。”诘难者说：“《春秋》记载战争攻伐，有厌恶的也有赞许的，厌恶正面交锋而赞许侧面作战，以伐丧为耻而以复仇为荣，怎么能说《春秋》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而全部厌恶呢？”回答说：“凡是《春秋》记载灾异，虽然一亩地有几根麦苗，仍然说没有麦苗；现在天下这么大，三百年的时间，战争攻伐，数不胜数，而复仇的只有两次，这与没有麦苗却有几根麦苗有什么不同呢！不足以诘难，所以说没有正义的战争。如果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不可以，那么没有麦苗也不可以；如果认为没有麦苗可以，那么没有正义的战争也可以了。至于《春秋》对于侧面作战，是赞许其侧面作战的方式，不赞许其战争本身，有理由证明是这样。《春秋》爱护百姓，而战争是杀害百姓，君子怎么会喜欢杀害他所爱的人呢！所以《春秋》对于侧面作战，就像对于中原华夏一样，相对于鲁国，就称为外；相对于夷狄，就称为内；与正面交锋相比，就称为义；与不作战相比，就称为不义；所以结盟不如不结盟，然而有所谓善盟；作战不如不作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言辞不能完全表达，都在于旨意，不是用心精微、通达事理的人，怎么能知道呢！《诗经》说：‘棠棣花盛开，花瓣翻飞；难道不想念你吗？只是家室太远。’孔子说：‘是没有真正想念啊！有什么远的呢？’由此看来，看到旨意的人，不依赖言辞，不依赖言辞，然后才可以与大道相契合。”
“司马子反作为国君的使者，废弃国君的命令，与敌人交好，顺从对方的请求，与宋国讲和，这是在内专权，在外擅名。专权就轻视国君，擅名就不像臣子，而《春秋》却褒扬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有悲痛怜悯的恩德，不忍心让一国的百姓挨饿，让他们互相残食。推广恩德，越远越大；施行仁政，自然美好。现在子反出于自己的本心，怜悯宋国的百姓，不计较其中的界限，所以褒扬他。”诘难者说：“《春秋》的法度，卿大夫不忧虑诸侯，政令不在大夫手中。子反是楚国的臣子，却忧虑宋国的百姓，这是忧虑诸侯；不回复国君，而与敌人讲和，这是政令在大夫手中。湨梁之盟，信义在大夫手中，而《春秋》刺讥他，是因为他夺取了国君的尊严；讲和在大夫手中，也是夺取国君的尊严，而《春秋》褒扬他，这是令人困惑的。况且《春秋》的道义，臣子厌恶擅取美名。所以忠臣不显谏，希望谏言从国君口中说出。《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在宫内报告你的国君，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执行，说：这谋略，是我们国君的德行。’这是做臣子的法度；古代优秀的大夫，侍奉国君都是这样。现在子反离开国君近却不回复，庄王可见面却不报告，都是因为他解除两国的危难，认为是不得已，那怎么看待他夺取国君的美名呢！这是令人困惑的。”回答说：“《春秋》的道义，本来有常规有变通，变通用于变通的情况，常规用于常规的情况，各自符合其类别，并不互相妨碍。现在各位所引用的，都是天下的常规，雷同的道义；子反的行为，是局部的变通，独自修持的意图。眼睛受惊而身体失去仪容，心里受惊而事情有所遗忘，这是人之常情；通晓受惊之情的人，取其一点美，不追究所有的过失。《诗经》说：‘采摘葑菜和菲菜，不要舍弃根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子反前往视察宋国，听到人吃人的消息，大惊而哀怜，没想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心里惊骇眼睛震动，而违背了常规礼仪。礼仪，是接近仁德，由文饰和质朴构成整体的。现在让人吃人，大大失去了仁德，哪里还顾得上礼仪，正要拯救质朴的本性，何必顾虑文饰呢，所以说：‘面对仁德，不必谦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春秋》的措辞，有所谓轻视的，有比轻视更轻视的，既然有比轻视更轻视的，那么也有比尊贵更尊贵的。现在谦让，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