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英第四
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
译为什么不单独提及他呢？”回答说：“因为他没有达到贤人的标准，他行善却不合乎法度，既不能采纳，也不能抛弃；抛弃他，就是抛弃了向善的志向；采纳他，就会危害王法。所以既不抛弃他，也不记载他，只是根据个人的看法对待他罢了。如果立志于仁德，就不会有恶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以之为同居，目曰莒人灭鄫，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踰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精华第五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大●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
译器物依循名称，土地归属主人，这叫做制度，是权衡的开端，不可不仔细考察。那权变虽然违背常道，但也必须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如果不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那么即使面临死亡，终究也不会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诸侯中父子兄弟，不该立而被立的人，《春秋》看待他们的国家，与应当被立的君主没有区别，这都是处于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至于鄫国被莒国夺取，把它当作同族居住，却称其为莒人灭鄫，这是处于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所以诸侯处于不可以这样做范围内的，称为大德，大德不逾越界限的，称为正经；诸侯处于可以这样做范围内的，称为小德，小德可以有所出入；权变是诡诈的，但最终要回归并奉行大的常道。所以《春秋》的道理，广博而精要，详细而归于统一。公子目夷迎回他的君主，最终不参与国政；祭仲已经拥立了新君，后来又改立了别人；晋国的荀息至死也不听从命令；卫国的曼姑拒绝接纳新君。这四位臣子事情不同但心意相同，他们的道义是一致的。目夷不参与国政，是重视宗庙；祭仲拥立新君，也是重视宗庙；荀息为此而死，是尊重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接纳，也是尊重先君的命令。事情虽然相反，但所做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重视宗庙，尊重先帝的命令罢了。质疑者说：“公子目夷和祭仲所做的，都是为了保存国家、侍奉君主，认为他们好是可以的；荀息和曼姑并没有这样的事，而他们想要依靠的，都是不该被立的人，为什么能符合道义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君主立了不该立的人，不记载；大夫立了不该立的人，就记载。记载的，是不允许大夫立不该立的人；不记载，是允许君主立不该立的人。君主立不该立的人，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立了，大夫侍奉他，就是对的；这就是荀息和曼姑被认为符合道义的原因。”
质疑纪季说：“《春秋》的法度，大夫不能擅自使用土地。又说：公子没有离开国家的道义。又说：君子不躲避外部的危难。纪季犯了这三条，为什么被认为是贤人！贤臣难道会盗取土地来讨好敌人，抛弃君主来躲避危难吗！”回答说：“贤人不会做这种事。所以把贤名寄托在纪季身上，是为了表明纪季没有这样做；纪季没有这样做，而纪侯让他做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春秋》记载事情，有时违背事实，是为了有所避讳；记载人物，有时改变名字，是为了有所隐讳。所以违背晋文公得志的事实来代替避讳，避免提及召请周天子；违背莒子的称号，称他为人，是为了避讳隐公；改变庆父的名字，称他为仲孙；把盛改成成，是为了避讳大恶。既然这样，那么解说《春秋》的人，进入其中就要理解诡辞，顺着它的曲折，然后才能明白。现在纪季接受君主的命令，而经文记载他专断，没有一个称赞的词，但文辞中却显现出贤德，这些都是诡辞，不可不仔细考察。《春秋》对于它所认为贤德的人，本来就会顺从其志向，统一其文辞，彰显其道义而褒扬其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所尊重的，所以听从他进入齐国的志向，而改变他服罪的言辞，转移到纪季身上。所以向齐国借粮的，实际上是庄公做的，而《春秋》改变文辞，归功于臧孙辰；把酅地献给齐国的，实际上是纪侯做的，而《春秋》改变文辞，归功于纪季；所以改变文辞的方式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质疑者说：“拥有国家的人，别人想立他，他坚决不听；国家灭亡，君主为之而死，这是正道；为什么认为纪侯贤德呢？”回答说：“齐国将要报仇，纪侯自知力量不够，但意志上抗拒，所以对他的弟弟说：‘我是宗庙的主祭者，不可以不死，你带着酅地去，向齐国服罪，请求建立五座宗庙，让我的先君在岁时有所依靠。’率领一国的民众，来保卫九代君主，襄公驱逐他他不离开，索取他不给予，上下同心，都为此而死，所以称为大去。《春秋》认为为义而死且得到众心是贤德，所以为他避讳灭亡，为他避讳，显示他的贤德，因为他的贤德，显示他内心符合仁义。”
精华第五
《春秋》谨慎用词，严格区分名分伦理和事物等级。所以小夷狄说“伐”而不能说“战”，大夷狄说“战”而不能说“获”，中原国家说“获”而不能说“执”，各自有不同的用词。有小夷狄躲避大夷狄而不能说“战”，大夷狄躲避中原国家而不能说“获”，中原国家躲避天子而不能说“执”，名分伦理不允许，因为忌讳使用臣属的言辞。所以大小不逾越等级，贵贱符合伦理，这是道义的正统。
大雩是什么？是旱祭。质疑者说：“大旱时举行雩祭来求雨，大水时击鼓攻击社神，天地所做的事，阴阳所引发的现象，有的请求、有的愤怒，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大旱，是阳气消灭阴气，阳气消灭阴气，是尊贵压制卑下，这本来就是道义，即使非常严重，也只是拜求而已，敢有增加的吗。大水，是阴气消灭阳气，阴气消灭阳气，是卑下战胜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下犯上，以贱伤贵，是违背节制的，所以击鼓攻击它，用红丝线胁迫它，因为这是不义的，这也是《春秋》不畏强暴的表现。所以改变天地的位置，端正阴阳的秩序，直行其道，而不忘记其艰难，这是道义的极致。所以胁迫严肃的社神而不被认为不敬神灵，让天王外出而不被认为不尊重上级，拒绝父亲的命令而不被认为不孝顺父母，断绝母亲的亲属关系而不被认为不慈爱，这是道义啊！”
质疑者说：“《春秋》的法度，大夫没有擅自决断的事情。又说：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又说：大夫带着君主的命令出发，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听到丧事要慢行而不返回。既然说没有擅自决断的事情，又说可以专断，既然说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