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春秋繁露义证》 清代 苏舆

自序

卷一

楚庄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华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灭国上第七

灭国下第八

随本消息第九

盟会要第十

正贯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像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离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权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国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爵国第二十八

仁义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智第三十

卷九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观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实性第三十六

诸侯第三十七

五行对第三十八

阙文第三十九

阙文第四十

卷十一

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五行之义第四十二

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阴阳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阴阳终始第四十八

阴阳义第四十九

阴阳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基义第五十三

阙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五行相胜第五十九

五行顺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乱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变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语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义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顺命第七十

郊事对第七十一

卷十六

执贽第七十二

山川颂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义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为第八十

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自序

我年少时喜好研读董仲舒的著作，最初得到凌氏的注本，可惜它称引繁复广博，其中的义理蕴藏尚未穷尽。后来听说有人研究董氏之学，推演其义例，颇为诧异。于是我便摒弃其他各家学说，潜心玩味探究，经过一段时间，才大致明白了它的旨趣。《春秋繁露》并非完整的书籍。而其中解说《春秋》的部分，也不过十分之五六。然而通过五比偶类的比较，梳理头绪，剔除冗余，尚能广泛贯通，这在于研究者深思熟虑、谨慎叙述。而牵强附会，以自成其偏颇学说的人，也未尝不是因为这本书残缺不全的缘故。我因此推想董仲舒著作被埋没压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汉武帝尊崇《春秋》本意在于田蚡（田平津），而董仲舒实际上与他旨趣不同。董仲舒在皇帝面前又有因言论怪异而被下狱的嫌疑，虽然后来皇帝思念他以前的言论，让他的弟子吕步舒用《春秋》大义审理淮南王案件，并且采纳使用董仲舒的《公羊》议，时常派遣大臣去询问政典，不过是表面恭敬，作为尊崇经典、推崇儒生的礼节罢了。司马迁称赞公孙弘凭借《春秋》由平民成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都随风响应。那么当时朝野的风尚可以概见。后来眭孟作为再传弟子误会了老师的学说，上书昭帝，最终被处以刑罚诛杀。董仲舒说：“难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大概是指像孔子受命作《春秋》，行使天子之事一样。公孙弘于是请求汉帝寻求贤人而退位，自封百里之地，这简直是世俗的禅让。所以史书只称赞嬴公一个老师能坚守师法。当时禁令纲纪严峻，他的书几乎像后世遭遇毁禁一样，学者更加不敢拿出。于是到了刘歆解释《左传》，只叙述胡毋生，不及董仲舒，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崇尚古学，今文经学日益衰微，《公羊传》尚且被讥议，董仲舒的书更从哪里保存？因此荀爽对策，请求颁布制度分别；应劭撰集，其中有断狱之书。可知改朝换代后幸存，都未流传布散，现在连这些都散佚了，可惜啊！如果不是隋唐人时见征引，那么宋代就无从辑录这本书了。虽然真伪混杂，但珍视如同球璧，难道不是因为长久晦暗的缘故吗？本朝嘉庆、道光年间，这本书大为显扬，缀学之士，更加知道赞研《公羊》。而像龚自珍、刘逢禄、宋翔凤、戴望等人，刘、宋都是庄存与的外甥

译（这）似乎不如庄氏那样矜持谨慎。阐发精微深奥之处，往往刻意挖掘以求深刻，逐渐背离了原本的宗旨。继承他之后的人，沿袭错误、承袭谬误，流变为隐晦怪异，几乎让董仲舒这位纯正的儒者遭受世人的诟病，难道不奇怪吗！

《义证》的撰写，是随时记录下来的，在任职求学期间多有闲暇，整理抄写成册。把它呈给长沙的老师，老师急忙拿出公款刊印发行。其中的错乱驳杂、疏漏错误，自己知道难以避免，只希望通达事理的君子，宽恕我的愚昧蒙昧，纠正我的缺失错误，那就非常幸运了。

译宣统己酉年十月，平江苏舆在宣武门内小绒线胡同的寓所恭敬地记录。

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死了陈国的夏征舒，《春秋》贬低了楚庄王的文辞，不认可他擅自征讨。楚灵王杀死了齐国的庆封，却直接称他为楚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庄王的品行贤良，而夏征舒的罪孽深重。以贤明的君主讨伐重罪之人，这在人心上是善意的。如果不加以贬低，谁能知道这不是正当的经义呢？《春秋》常常在那些看似可以认可的地方，显示出其不可认可之处。因此，齐桓公不被认可擅自分封土地而只是会盟，晋文公不被认可召见周王而只是朝见，楚庄王不被认可擅自杀戮而只是讨伐。这三者不被认可，那么诸侯们所认可的，大概也就这样了。这就是楚灵王被称为楚子而进行讨伐的原因。《春秋》的文辞，多有比喻，因此文辞简约而法度明晰。有人问：不认可诸侯擅自分封，又见于陈国、蔡国的灭亡；不认可诸侯擅自征讨，却不再见于庆封的被杀，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使用文辞，已经明确的就省略，尚未明确的就彰显。如今诸侯不得擅自征讨，本来已经明确了。而庆封的罪孽还没有显现，所以称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讨伐他，彰显其罪孽应当处死，以此作为天下的大禁令。说：人臣的行为，贬低君主的地位，扰乱国家，即使没有篡位杀戮，其罪孽都应当处死，比照于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说：“晋国讨伐鲜虞。”为什么厌恶晋国而同视于夷狄呢？回答说：《春秋》尊崇礼制而重视信义。信义重于土地，礼制尊于自身。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宋国的伯姬因为怀疑礼制而死于火灾，齐桓公因为怀疑信义而损失土地，《春秋》认为他们贤良并加以举荐，以此作为天下的法度，说这就是礼制和信义。不回答，施恩无不回报，这是天数的规律。

如今我的君臣同姓，却把女子嫁过去，女子没有良心，不符合婚约。有恐惧畏惧我的人，为什么不同视于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在旦夕，而齐侯却安之若素。在那边没有亲缘关系，尚且来扰乱我，怎么能与同姓之人以残害贼寇的态度对待我。《诗经》说：“那鸣叫的斑鸠，高飞直至天际。我心忧伤，怀念那先人。天明不睡，心中思念二人。”人都有这样的心。如今晋国不因为同姓而忧虑我，反而凭借强大压制我，我心失望。所以文辞不好。只称其为晋国罢了，这是委婉的言辞。晋国可恶而不可亲近，国君前往而不敢到达，这是人之常情。君子有什么可耻的而称国君有病呢？回答说：厌恶无故自来。君子不以为耻，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心里有什么忧虑，这就够了。如今《春秋》以为耻的，是因为昭公有所招致。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始于文公而加剧于昭公。昭公遭受乱政凌辱，却没有恐惧警惕之心，洋洋自得地轻率计议妄自讨伐，触犯大礼而征讨同姓，接纳不义而更加轻视自己。人们说：“国家安定，则四邻祝贺；国家混乱，则四邻离散。”因此季孙专权，而大国没有人纠正。出走八年，死后才得以回归。自身死亡儿子危险，困窘到了极点。君子不耻其困窘，而耻其导致困窘的原因。昭公难以逢此之时，如果不征讨同姓，祸患不会到此地步。即使征讨同姓，如果能任用孔子辅佐自己，也不会到如此地步。时局艰难而治理简略，行为枉曲而没有补救，这就是他导致困窘的原因。

《春秋》将十二世分为三等：有亲见的，有听闻的，有传闻的。亲见的有三世，听闻的有四世，传闻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君子所亲见的。襄公、成公、文公、宣公，是君子所听闻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君子所传闻的。亲见的六十一 年，听闻的八十五年，传闻的九十六年。对于亲见的，文辞微妙；对于听闻的，痛惜其祸患；对于传闻的，削减其恩情，这与情感相符合。因此驱逐季氏而说又举行求雨仪式，这是文辞微妙。

子赤被杀，不忍心书写日期，这是痛惜其祸患。子般被杀而书写乙未日，这是削减其恩情。屈伸的志向，详略的文辞，都与之相应。我因为亲近近者而疏远远者，亲近亲者而疏远疏者，也知道尊重尊贵者而轻视卑贱者，重视重者而轻视轻者。知道厚待厚者而薄待薄者，褒扬善者而厌恶恶者，也知道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万物都有配偶，配偶相合，仇敌相匹，这是好的。《诗经》说：“仪容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说的就是这个。《春秋》，是义理中最大的。看其温和的文辞，可以知道其堵塞怨恨。因此对于外部，引导而不显扬，对于内部，避讳而不隐瞒。对于尊贵者也是这样，对于贤良者也是这样。这是它区分内外、差别贤与不肖而等级尊卑的方式。义理不讥讽上级，智慧不危及自身。所以远者以义理避讳，近者以智慧畏惧。畏惧与义理兼备，那么时代越近而言辞越谨慎。这就是定公、哀公时期文辞微妙的原因。因此用之则天下太平，不用则安身，《春秋》的道理就是这样。

《春秋》的道理，奉行天道而效法古代。因此即使有灵巧的手，不遵循规矩，不能画方圆。即使有敏锐的耳朵，不吹奏六律，不能定五音。即使有智慧的心，不阅览先王之道，不能平定天下。这也是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啊。所以圣人效法天道，贤人效法圣人，这是大的法度。得到大法度而治理，失去大法度而混乱，这是治乱的分界。听说天下没有两条道，所以圣人治理不同而道理相同。

古今通达，所以先贤将法度传授给后世。《春秋》对于世事，善于复古，讥讽改变常道，想要其效法先王。然而用一句话概括说：“王者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