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执，其质愚者不与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译聪明而狡诈，就会因迷惑而骑乘良马。所以，不仁不智却拥有才能，将会用他的才能来辅助他那邪恶狂妄的心，并助长他那偏颇违背常理的行为，这恰恰足以扩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恶行。他的强悍足以掩盖过错，他的驾驭足以触犯欺诈，他的聪慧足以用辩才来掩饰错误，他的固执足以决断刑罚，他的严厉足以拒绝劝谏。这并不是没有才能，而是施展不当且立身处世不义。对于有邪恶之心的人，不可以借给他便利和权柄；对于本质愚笨的人，不给他锋利的器具。《论语》中所说的“不了解人”，恐怕就是担心不能辨别这类人吧。仁爱而不智慧，就会爱护人却不能分辨善恶；智慧而不仁爱，就会知道道理却不去施行。所以，仁爱是用来爱护人类的，智慧是用来消除祸害的。
何谓仁？仁者 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 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
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同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母，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之所幸，有为不善而屡极。”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通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枣与错金，以示婴儿，婴儿必取枣而不敢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敢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欲。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圣傅授而复也。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显德行，民暗于义，不能 ；迷于道不能解，因欲大严 以必正之，直残贼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势不行。仲尼曰：“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
译什么叫仁？仁爱的人，怜悯爱护他人，谨慎收敛而不与人争，好恶合乎伦理，没有伤害憎恶的心思，没有隐藏忌恨的志向，没有嫉妒的气量，没有感伤忧愁的欲望，没有险恶的事情，没有偏邪违背的行为。所以他的心境舒坦，他的志向平和，他的气息和顺，他的欲望节制，他的事情容易，他的行为合道，因此能够平易和顺有条理而不与人争。像这样的人叫做仁。
什么叫智？先发言而后恰当。大凡人们想要舍弃旧的行为而采取新的行动，都用他们的智慧先规划而后去做。他的规划正确的，他所做的就能成功，他所做的事就恰当，他的行为就能顺利，他的名声就显荣，他的身体因此得利而没有祸患，福泽延及子孙，恩德加于万民，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他的规划错误的，他所做的就不能成功，他所做的事就不恰当，他的行为就不能顺利，他的名声就受辱，祸害波及自身，断绝后代无法延续，残害同类、灭绝宗族、灭亡国家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比智慧更紧迫的了。有智慧的人预见祸福深远，他了解利害早，事物变动就知道它的变化，事情相同就知道它的归宿，见到开始就知道它的根本，说话而没有敢喧哗的，确立而不可废弃，选取而不可舍弃，前后不相违背，终始有类别，思考而有反复，达到而不可厌倦。他的话少而充足，简约而明白，简略而通达，节省而完备，少了不可增加，多了不可减少。他的行动合乎伦理，他的言论切中要务。像这样的人叫做智。
它的大致类别，天地间的万物有不寻常的变化，叫做异，小的叫做灾。灾常常先到来而异随后跟着。灾，是上天的谴责；异，是上天的威严。谴责而不知道，就用威严来畏惧他。《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大凡灾异的根本，都产生于国家的过失。国家的过失才刚萌芽，上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他；谴责警告而不知道改变，就出现怪异来惊骇他，惊骇了他还不知道畏惧恐慌，他的灾祸罪过就来到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意志的仁爱而不想要陷害人。谨慎地考察灾异来显现上天的意志。上天的意志有所欲求，也有所不欲求。所欲求和不欲求的，人们内心用来自我反省，应该在心中有惩戒；外面用来观察事情，应该在国家有验证。所以看见上天意志的人对于灾异，畏惧它而不厌恶它，认为上天想要纠正我的过错，挽救我的失误，所以用这个来报答我。《春秋》的法度，上面变更古制改变常道，相应而有天灾的，叫做幸国。孔子说：“上天所庆幸的，有做不善之事而屡次达到极点的。”楚庄王因为上天不出现灾异，大地不出现妖孽，就在山川祈祷，说：“上天将要灭亡我吗？不指出我的过错，不穷尽我的罪过。”由此看来，天灾因为过失而到来，异象明显可畏。这是上天所想要挽救的，《春秋》所独自庆幸的，楚庄王所以祈祷请求的原因。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君王尚且乐于接受忠臣的劝谏，何况接受上天的谴责呢？
**第三十一 身体的保养重于道义**
上天生育人，让人产生道义和利益。利益用来保养身体，道义用来保养心灵。心灵得不到道义就不能快乐，身体得不到利益就不能安宁。道义是心灵的保养，利益是身体的保养。身体没有比心灵更尊贵的，所以保养没有比道义更重要的，道义保养生命比利益对人更重要。凭什么知道呢？现在人大有道义而非常没有利益，虽然贫穷和低贱，仍然以他们的行为为荣，自我喜爱而快乐生活，原宪、曾参、闵子骞这类人就是这样。人非常有利益而大无道义，虽然非常富有，就羞辱大恶。恶行深重，不是立刻死在罪刑下，就是很快遭受灾祸忧虑，没有谁能快乐生活而终其一生，受刑罚杀戮夭折的人就是这样。大凡人有道义的，虽然贫穷能自我快乐。而大无道义的，虽然富有不能自我保全。我因此证实道义保养生命，比利益大而比财富厚。百姓不能知道而常常相反，都忘记道义而追求利益，背离道理而走向邪路，以此残害自身而祸害家庭。这不是他们为自己谋划不忠诚，就是他们的智慧所不能明辨的。现在拿着枣子和错金，给婴儿看，婴儿一定取枣子而不敢取金。拿着一斤金和千万颗珍珠，给野人看，野人一定取金而不敢取珍珠。所以事物对于人，小的容易知道，大的难以看见。现在利益对于人小而道义对于人大，不奇怪百姓都追求利益而不追求道义，本来是他们所昏暗的，所以百姓不陷入。《诗经》说：“显示我显明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先王显示德行给百姓看，百姓快乐而歌唱它作为诗，喜悦而感化它作为欲望。所以不命令而自行，不禁止而自止，顺从上级的意思，不等待驱使，就像自然一样。所以说：圣人感动天地、化育四时，没有别的，他们看见道义大所以能感动，感动所以能化育，化育所以能大行，化育大行所以法律不被触犯，法律不被触犯所以刑罚不使用，刑罚不使用就是尧舜的功德。这是大治之道，先圣传授而重复的。所以孔子说：“谁能出门不经过门，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路。”现在不显示显明的德行，百姓昏暗于道义，不能明白；迷惑于道不能理解，因此想要用大严厉来必定纠正它，只是残害百姓而轻视君主德行罢了，它的形势不能实行。仲尼说：“国家有道，虽然施加刑罚，没有刑罚。国家无道，虽然杀戮，不可胜数。”他所说的有道无道，就是显示显明的德行和不显示罢了。
**第三十二 对胶西王说越大夫不得为仁**
命令相说：“大夫文种、大夫范蠡、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车成，越王和这五大夫谋划讨伐吴国，于是灭掉了它，洗雪了会稽的耻辱
，卒为霸主。范蠡去之，种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为皆贤。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其于君何如？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伏地再拜对曰：“仲舒智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何如？’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武夫比于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
译最终成为霸主。范蠡离开了他，文种为他而死。我因此认为这两位大夫都是贤人。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现在凭借越王的贤德，以及范蠡、文种的才能，这三个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这对君王您来说怎么样？齐桓公向管仲决断疑难，我向您决断疑难。”董仲舒伏地再次拜谢回答说：“我董仲舒智慧狭隘而学识浅薄，不足以决断此事。虽然如此，君王向我询问，我不敢不详尽地回答，这是礼数。我董仲舒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说：‘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回答说：‘不可以。’退下后露出忧虑的神色，说：‘我听说，谋划攻打别国的人，不会向仁人询问。这为什么问到我了？’仅仅被询问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还要参与用欺诈手段去攻打吴国呢？那是不适宜的，这已经很明白了。由此看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位仁人，又怎么能有三仁呢？仁人端正其道而不谋求私利，修养其理而不急于求成，达到无为而治从而使风俗得到极大的教化，这可以称为仁圣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春秋》的大义，崇尚诚信而鄙视欺诈。用欺诈手段战胜别人，即使有功，君子也不去做。因此，在孔子的门徒中，五尺高的孩童，都以称颂五霸为羞耻。因为他们靠欺诈取得成功，只是苟且行事罢了，所以不值得在伟大的君子门庭中称道。五霸相比其他诸侯算是贤人，但相比仁德贤能的人，有什么贤德可言呢？这就好比勇武之人相比美玉一样。我董仲舒伏地再次拜谢，以此进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