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英第四
玉英第四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巩惧，敬众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 如毛。”言其易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未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附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着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弒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
译玉英第四
所谓“一元”，就是最大的开始。懂得元年宗旨的人，是君子所看重的，是小人所轻视的。因此，治国的开端在于端正名分。名分端正了，经过五代、五次传承之后，美与丑才会显现出来，这才可以说是得到了事物的真相，这不是子路所能见到的。
只有圣人能将万物统归于一，并追溯到其本源。如果不追溯到本源而承接它，就不能完成其功业。所以《春秋》将“一”变称为“元”。“元”，就是“原”的意思，它的意义在于跟随天地的终始。所以人虽然有终始，但生命不一定顺应四季的变化。因此，“元”是万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也在于此。它在哪里呢？就在天地形成之前。所以人虽然生于天气，并且奉养于天气，也不能与天的根本、天的命数共同违背其所为。所以春正月，是承接天地的作为，继承天地的作为而完成它。它们的道理共同成就功业。怎么能说这是天地的根本呢？天地的根本怎么能施加于人呢？这是贯通承接意义的道理啊。
因此《春秋》的道理，用“元”的深远来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来端正王的政令，用王的政令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者都端正了，教化就能大行。
不是他的位置却即位的，即使是接受先君的传位，《春秋》也认为他危险，宋缪公就是这样。不是他的位置，不接受先君的传位，而自己即位的，《春秋》也认为他危险，吴王僚就是这样。虽然如此，如果能行善得到众人的拥护，《春秋》就不认为他危险，卫侯晋因为被立而被记载安葬就是这样。都不适宜即位，但宋缪公接受先君传位却危险，卫宣公不接受先君传位却不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得到众心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齐桓公不仅不接受先君的传位，而且率领不适宜做君主的人即位，罪过也很重了。然而他知道恐惧，敬重众贤人，以此来掩盖自己，知道不违背重要的盟约来洗刷自己，于是成为贤君，称霸诸侯。如果齐桓公遭受恶名而没有这些美德，能够免于杀戮就已经是幸运了，哪还有称霸之事！鲁桓公忘记了他的忧患，灾祸就降临到他身上。齐桓公担忧他的忧患，从而建立了功名。推广开来，大凡人有忧患而不知道忧患的凶险，有忧患而深深担忧的吉利。《易经》说：“返回正道，有什么灾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普通人违背正道来消除灾祸尚且困难，君主违背正道来消除灾祸很容易。《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说的是它容易。
桓公在棠地观鱼，为什么？是因为厌恶。大凡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义的，然而不能行义，是因为利败坏了它。所以君子整天说话不涉及利，想要用不说话来使他羞愧，用羞愧来堵塞它的源头。那些处于高位、行动影响风化的人，仅仅说利的名字，还被认为是恶的，何况追求利呢？所以天王派人求赙金，都被视为大恶而记载。现在不仅是派人，亲自去求，这是非常恶的。讥讽为什么说观鱼？就像说观社一样，都是避讳大恶的言辞。
《春秋》有常礼，有变礼。那些使人性安宁、内心平和的，是常礼。至于那些对于人性，虽然不安宁，对于内心，虽然不平静，但对于道，没有可以改变的，这是变礼。所以婚礼不称主人，是常礼。言辞穷尽没有称呼，称主人，是变礼。天子三年之后才称王，是常礼。有缘故则未满三年而称王，是变礼。妇人没有出境的事情，是常礼。母亲为儿子娶媳妇，奔父母之丧，是变礼。明白了常礼和变礼的事情，然后才知道轻重的分别，可以适应权变。质疑的人说：《春秋》事情相同的言辞相同。这四者都是变礼，有的通达于常礼，有的不通达于常礼，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治理百物，辨别品类，区别嫌疑细微。这是修养根本和末节的事情。所以星星坠落称为陨，蝗虫附着称为雨，它们发出的地方不同，有的降自天，有的发自地，它们的言辞不能相同。现在这四者都是变礼相同，但它们发出的地方也不同。有的发自男性，有的发自女性，它们的言辞不能相同。所以有的通达于常理，有的通达于变理。
桓公的志向没有王，所以不记载王。他的志向想要即位，所以记载即位。记载即位，是说他的弑君兄。不记载王，是说他的背弃天子。所以隐公不记载立，桓公不记载王，是顺从他们的志向来显示他们的事情。顺从贤者的志向来通达他们的义，顺从不肖者的志向来彰显他们的恶。由此看来，《春秋》所赞许的，是善的，所不赞许的，也是不善的，不可不两方面都省察。
经文说：“宋督弑其君与夷。”传文说：“庄公冯杀之。”不能记载于经文，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不能记载于经文，它记载的端绪细微，不足以类推钩取，所以难以知道。传文说：“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出使齐国。”按经文没有，难道不细微吗。不记载他们的前往是因为有避讳。现在传文说庄公冯，而在经文中不记载，也是因为有避讳。所以不记载出使齐国，是避讳所羞耻的。不记载庄公冯杀，是避讳所赞许的。所以谦让是《春秋》所赞许的。宣公不传位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传给儿子而传回给哥哥的儿子，虽然不符合法度，都有谦让的高尚，不可抛弃。所以君子为他们避讳不居正位，是因为后来乱了。转移到宋督身上以保存善的志向。如果直接记载他的篡位，那么宣公、缪公的高尚就灭绝了，而善的就无处可见了。质疑的人说：为贤者避讳，都说了，为宣公、缪公避讳，唯独不说，
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竟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
译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未能成为贤人。他行善不守法度，既不能采纳，也不能抛弃。抛弃他，就是抛弃向善的志向；采纳他，就会危害王法。所以既不抛弃也不记载，只是如实呈现罢了。所谓“立志于仁德便没有恶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到于 取乎莒，以之为同居，目曰“莒人灭 ，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民。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以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 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 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 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精华第五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攻焉，何也？曰：大旱，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
译器物依循名分、土地归属主人，这就叫做制度。这是权衡事理的根本，不可不仔细考察。那权变虽然违背常理，但也必须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如果不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那么即使面临死亡，终究也不会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诸侯中父子兄弟不该即位却即位的，《春秋》看待他们的国家与应该即位的君主没有区别。这都是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至于莒国夺取鄆地，把它当作同宗居住，记载为“莒人灭鄆”，这是在“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所以诸侯在“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行事，称为大德；大德没有逾越界限的，称为正经。诸侯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行事，称为小德；小德有所出入是可以的。权变是诡诈的，但崇尚回归以奉守根本的大经。所以《春秋》的道理，广博而精要，详尽而归于统一。公子目夷迎回他的君主，最终不让他拥有国家；祭仲已经让出君位，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晋国的荀息为君而死而不听从命令；卫国的曼姑拒绝接纳而不让进入。这四位臣子事情不同但心意相同，他们的道义是一致的。目夷不让君位，是看重宗庙；祭仲让出君位，也是看重宗庙；荀息为之而死，是尊重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接纳，也是尊重先君的命令。事情虽然相反，但所做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重宗庙、尊重先帝的命令罢了。质疑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所做的事，都是保全君主，认为他们好是可以的。荀息、曼姑没有这样的事，而他们所倚仗的都是不该即位的人，怎么能符合道义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君主立不该即位的人，不记载；大夫立则记载。记载的，是不给予大夫立不该即位的人的权利。不记载，是给予君主立该即位的人的权利。君主立不该即位的人，是不对的。既然已经立了，大夫奉承他是正确的，这是荀息、曼姑所能够做的道义。
质疑纪季的人说：《春秋》的法度，大夫不能擅自使用土地。又说：公子没有离开国家的道义。又说：君子不躲避外部的危难。纪季犯了这三条，为什么被认为是贤人？贤臣难道会偷窃土地来讨好敌人，抛弃君主来躲避危难吗？回答说：贤人不会这样做。所以寄托贤名于纪季，以表明纪季不会这样做。纪季不会这样做而纪侯让他做，就可以知道了。《春秋》在记载事情的时候，改变事实以有所避讳。在记载人物时，改变名字以有所隐讳。所以改变晋文公得志的事实，以避讳他召请周天子。改变莒子的称号称为人，以避讳隐公。改变庆父的名字称为仲孙，改变盛的名字称为成，以隐讳大恶。那么解说《春秋》的人，进入其中就要理解隐晦的言辞，跟随其曲折然后才能得到真意。现在纪季接受君主的命令而经文记载他专断，没有一个称善的名词而文辞显示他贤德，这些都是隐晦的言辞，不可不仔细考察。《春秋》对于所认为贤的人，本来顺应他的志向而统一他的言辞，彰显他的道义而褒扬他的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所尊贵的，所以听从他进入齐国的志向，而改变他服罪的言辞，转移到纪季身上。所以告诉齐国的人，实际上是庄公做的，而《春秋》改变言辞，归于臧孙辰。以鄆地进入齐国的，实际上是纪侯做的，而《春秋》改变言辞，归于纪季。所以改变言辞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质疑的人说：有国家的人，别人想立他，固然全部不听，国家灭亡君主死去，这是正确的，为什么认为纪侯贤德呢？回答说：齐国将要报仇，纪侯自知力量不够而意志抗拒他，所以对他的弟弟说：“我是宗庙的主人，不可以不死。你带着鄆地去，向齐国服罪，请求建立五座宗庙，使我的先君在岁时有所依归。”率领一国的民众，来保卫九代君主。襄公驱逐他他不离开，寻求他他不给予，上下同心而一起死去。所以称为大去。《春秋》认为死义是贤德，而且得到了众人的心，所以为隐讳灭亡。因为为他隐讳，显示认为他贤德。因为认为他贤德，显示他内心符合仁义。
精华第五
《春秋》谨慎用词，在名分伦理和事物等级上很慎重。所以小夷狄说“伐”而不能说“战”，大夷狄说“战”而不能说“获”，中原国家说“获”而不能说“执”，各有各的辞令。有小夷狄避大夷狄而不能说“战”，大夷狄避中原国家而不能说“获”，中原国家避天子而不能说“执”，名分伦理不给予，嫌于相互臣属的辞令。所以大小不逾越等级，贵贱符合其伦理，这是道义的正统。
大雩是什么？是旱灾时的祭祀。质疑的人说：大旱时举行雩祭而请求下雨，大水时击鼓而攻击社神，天地所做的事，阴阳所兴起的事。有的请求，有的攻击，为什么呢？回答说：大旱，是阳气消灭阴气。阳气消灭阴气，是尊贵压制卑下，本来符合道义，即使非常严重，拜请就行了，敢有增加的吗？大水，是阴气消灭阳气。阴气消灭阳气，是卑下战胜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下犯上，以贱伤贵，是违背节制的，所以击鼓攻击它，用红丝线胁迫它，因为它不义。这也是《春秋》不畏强暴的表现。所以改变天地的位置，端正阴阳的秩序，直行其道而不忘记危难，是道义的极致。所以胁迫严厉的社神而不认为是不敬神灵，让天王出来而不认为是不尊重上级，拒绝父亲的命令而不认为是不孝顺亲人，断绝母亲的亲属关系而不认为是不孝慈，这是道义啊。
质疑的人说：《春秋》的法度，大夫没有擅自行事的事。又说：出境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就可以专断。又说：大夫带着君主的命令出来，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听到丧事慢慢走而不返回。既然说没有擅自行事的事，又说可以专断。既然说进退由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