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杯第二
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以秋 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庐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子，乃少恶之，谓州公实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耿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 ，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到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到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廊，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人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矿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到，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质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质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
译玉杯第二
《春秋》讥讽鲁文公在丧期娶妻。有人质疑说：“丧礼的规定，不超过三年。三年的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现在查考经文，文公是在四十一个月后才娶妻。娶妻时丧期已经结束，超出法度很久了。为什么还称为在丧期娶妻？”回答说：“《春秋》评论事情，没有比心意更重要的。现在娶妻必定要纳聘礼，纳聘礼的月份还在丧期内，所以称为在丧期娶妻。况且文公在秋天祭祀，在冬天纳聘礼，都失之于太早。《春秋》不讥讽他前面的行为，却讥讽他后面的行为，一定是因为三年的丧期，是出于骨肉亲情。虽然顺从习俗而不能坚持到底，内心也应该尚未平复。现在完全没有哀悼远逝亲人的心意，反而思念娶妻之事，这是《春秋》所非常痛恨的。所以讥讽不在于三年之内还是之外，只在于讥讽他在丧期娶妻。不区分先后，是轻视他没有人心。由此来论述礼，礼所看重的在于心意。心意恭敬而礼节完备，君子就认为他懂礼。心意和谐而音律雅致，君子就认为他懂乐。心意哀痛而居处简朴，君子就认为他懂丧礼。所以说：不是凭空加上的，是重视心意的意思。心意是本质，事物是文饰。文饰依附于本质，本质不依附文饰，文饰怎么能施加于本质呢？本质和文饰两者都具备，然后礼才成立。本质和文饰偏废一方，就不能得到‘我’和‘你’的称誉。两者都不能具备而偏废一方的，宁可有本质而没有文饰。虽然不认为他能懂礼，但还是稍微肯定他，介葛庐来访就是这种情况。有文饰而没有本质，不仅不肯定他，反而稍微厌恶他，州公实来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春秋》阐述道理，是先本质而后文饰，重心意而轻事物。‘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推而前之，也应该说：‘朝见啊朝见，难道只是辞令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引而后之，也应该说：‘丧啊丧啊，难道只是衣服吗？’因此孔子建立新王之道，明确其重视心意以回归和谐，看见其喜好真诚以消灭虚伪。这是因为有继承周朝弊端的原因，所以如此。
《春秋》的法度，是人跟随君主，君主跟随上天。一天不可以没有君主，而仍然三年称‘子’的，是因为君主的心意尚未应当确立。这不是人跟随君主吗？孝子的心意，三年不应当确立。三年不应当确立而逾年即位的，是与天数共同终始。这不是君主跟随上天吗？所以委屈百姓而伸张君主，委屈君主而伸张上天，是《春秋》的大义。《春秋》论述十二世的事情，人道透彻而王道完备。法度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中，相互映衬左右，以形成文采。它们的位置参差错落，不是沿袭古法。因此论述《春秋》的人，综合贯通它，顺着线索探求它，归纳其类比，配对其同类，浏览其头绪，剔除其赘余，因此人道透彻而王法确立。认为不是这样吗？现在天子逾年即位，诸侯在封国内三年称‘子’，都不在经文中，但操作起来与在经文中没有区别。不是没有辨别，而是有所见而经文安然接受其赘余。所以能够以类比贯通同类、以辨别托付赘余的人，是大有所得的。
人受命于天，有喜好善厌恶恶的本性，可以培养而不可改变，可以预先防范而不可去除，就像形体可以变肥，而不可改变一样。因此即使有至贤之人，能为君主亲人包容其恶，不能使君主亲人没有恶。侍奉亲人也是这样，都是忠孝的极致。不是至贤之人怎么能这样？父亲不像父亲那么儿子就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不像臣子罢了。
文公不能服丧，不按时奉祭，不守三年之丧，又在丧期娶妻，向大夫娶妻，以卑贱宗庙，扰乱其群祖以违背先公。小善没有一件，而大恶有四五条，所以诸侯不与他结盟，这是厌恶恶的征兆、不臣服的效验。对外遭受侮辱，对内被人夺取，是没有地位的君主。孔子说：“政令下达到大夫已经四代了。”大概是从文公以来所说的。
君子知道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因此简选六艺来赡养他们。《诗》《书》具备其心意，《礼》《乐》纯化其修养，《易》《春秋》明辨其智慧。六学都很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心意，所以长于本质。《礼》制节制，所以长于文饰。《乐》咏美德，所以长于教化。《书》记载功业，所以长于事理。《易》本于天地，所以长于数理。《春秋》辨明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如果君主只关注大节那么智慧就昏暗，只关注广博那么事业就厌倦。两者过失不同但同样被贬低，其伤害必定到达，不可不察。因此善于做老师的，既美化其道，又谨慎其行，调节早晚，任多少，适应疾徐，造就而不催促，考察而不困苦，省察其所为，而成其所沉浸，所以力不劳而身大成。
《春秋》喜好细微吗？是重视心意。《春秋》修明本末之义，通达变故之应，通晓生死之志，遂成人道之极。因此君主杀贼讨伐，就善而书其诛。如果没人讨伐，那么君主不书葬，而贼不再出现。不书葬，认为没有臣子；贼不再出现，认为其宜灭绝。现在赵质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不是《春秋》的常辞。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说：这弑君为什么复见？犹说：贼未讨，为什么书葬？为什么书葬者，是不宜书葬而书葬。为什么复见者，也是不宜复见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质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
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质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质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质、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到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异矣。
译弑君，并非不应当诛杀。那么也不得不说，悼公的赴告和葬书，只是用来辩明赵盾没有参与弑君，并非不应当定罪。如果这样，《春秋》的说法就混乱了，哪里可以作为法则呢？没有类比而这样处理，是诬蔑之辞。现在看它的类比，都不应当死，凭什么诛杀他们？《春秋》中的赴告数百条，应答数千条，都留在经文之中。反而援引类比，来揭示其端绪。最终没有妄言而能在传文中得到应答的。现在假设外贼不可诛杀，所以都再次出现，并问说这再次出现是什么意思，言论没有比这更荒谬的，凭什么得到应答呢？所以我凭借它得到应答，知道它的问话不是妄言。凭借它的问话不是妄言，知道赵盾的案件不可不仔细考察。名为弑父而实际免除罪责的，已经存在了；也有名为弑君，而罪责不被诛杀的。与其逆反抗拒，不如慢慢品味。况且我论赵盾有根据，《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是说事物没有没有邻近的，观察其外表，可以看到其内心。现在考察赵盾的事情而观察他的内心，诚恳而不刑罚，符合而相信他，不是篡弑的邻近者。考察赵盾呼天号地，如果内心不真诚，怎么能这样呢？因此推究他的始终没有弑君的志向。被指控恶谋的人，过错在于没有坚持离去，罪责在于没有讨伐贼人罢了。臣子应当为君主讨伐贼人，就像儿子应当为父亲尝药一样。儿子不尝药，所以加上弑父的罪名；臣子不讨伐贼人，所以加上弑君的罪名。用来向天下显示废弃臣子节操，其罪恶之大像这样。所以赵盾不讨伐贼人，等同于弑君，与许止不尝药等同于弑父没有不同。赵盾不应当诛杀，以此参验。问的人说：称为弑君而不诛杀，其论断难以知晓，不是我所能看到的。所以赦免许止的罪责，用传文来阐明。赵盾不诛杀，没有传文，为什么呢？回答说：世道混乱道义废弃，背叛上级不守臣节，篡弑颠覆君主的人很多，而有明确大恶诛杀的，谁会说诛杀呢。所以晋国赵盾、楚国公子比都是不诛杀的记载，而不作传文，是不想明说的心意。问的人说：有人弑杀他的君主，重臣在位而不能讨伐的，不是一个国家。灵公被弑，赵盾不在。不在与在，罪恶有厚薄之分。《春秋》责备在位而不讨伐贼人的，只是打击臣子罢了。责备不在位而不讨伐贼人的，却加上弑君的罪名，为什么对罪恶薄的责备重、对罪恶重的责备轻呢？回答说：《春秋》的道理，看人们所疑惑的，设立学说以大大阐明它。现在赵盾贤能而不能坚持于理，都看到他的善，没有人看到他的罪，所以凭借他的贤能而加上大恶，重重打击责备，使人深思而自我醒悟以回归正道。说：唉！君臣的大义，父子的道义，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罪恶薄而责备重的原因。其他国家不讨伐贼人的，都是那些浅薄之人，哪里值得计数呢？只是不打击人数罢了。这就是罪恶重而责备轻的原因。传文说：轻的变为重，重的变为轻，不是说的这个吗？所以公子比嫌疑可以立，赵盾嫌疑没有臣子的责任，许止嫌疑没有儿子的罪责。《春秋》因为人们不知道罪恶而安然行事不防备，所以重重叠加责备，以矫正世道的歪曲而使之正直。矫正不过度其正，就不能使之正直。知道这个而道义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