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第三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到 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 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
译竹林第三
《春秋》通常的措辞，是不赞许夷狄而赞许中原国家合乎礼制。到了邲之战，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没有固定不变的措辞，而是随着事态的变化而改变。如今晋国变得像夷狄一样，楚国变得像君子一样，所以改变措辞来顺应事实。楚庄王宽恕郑国，有值得珍视的美德，晋国人不知道这是善举，却想要攻击它。所救援的郑国已经解围，却像挑衅一样与之交战，这是没有喜爱善行的心意，而轻视拯救百姓的意思，因此轻视晋国。不让他们与贤者一起合乎礼制。秦穆公轻慢蹇叔而大败。郑文公轻慢众人而丧失军队。《春秋》敬重贤人、重视百姓就是这样的。因此战争攻伐，虽然发生数百次，必定只记载一两次，是哀伤它们伤害了所重视的东西。
提问者说：《春秋》记载战争攻伐非常谨慎。它厌恶战争攻伐却没有明确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会盟朝见的事情，大国主导小国；战争攻伐的事情，后发者主导先发者。如果不厌恶战争，为什么让挑起战争的人处于下位。这就是它厌恶战争攻伐的原因。而且《春秋》的法度，灾荒之年不修缮旧有的工程，意在不让百姓受苦。让百姓受苦尚且厌恶，何况伤害百姓呢？伤害百姓尚且痛惜，何况杀害百姓呢？所以说：灾荒之年修缮旧工程就加以讥讽。建造城邑就加以隐讳。这是害民的小的，就是厌恶的小的；害民的大的，就是厌恶的大的。如今战争攻伐对于百姓，它的危害有多大呢？考察意图而观察旨意，那么《春秋》所厌恶的，是不依靠德行而依靠武力，驱使百姓而残害他们。它所喜爱的，是设立武力而不用，用仁义来使人心服。《诗经》说：“施展你的文德，安抚这四个国家。”这是《春秋》所赞许的。如果德行不足以亲近身边的人，而文采不足以招来远方的人，却断然依靠战争攻伐来做事，这本来就是《春秋》所非常痛恨的，都是不符合道义的。
诘难者说：《春秋》记载战争攻伐，有厌恶的也有赞许的。厌恶偷袭而赞许正面交战，怎么能认为《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而全都厌恶呢？回答说：凡是《春秋》记载灾异，虽然有几根麦苗，仍然说没有麦苗。如今天下这么大，三百年之久，战争攻伐不可胜数，而符合道义的只有两次。这与没有麦苗却有几根麦苗有什么不同呢？不足以用来诘难，所以说没有正义的战争。如果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是不可以的，那么没有麦苗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认为没有麦苗是可以的，那么没有正义的战争也是可以的。至于《春秋》对于正面交战，是赞许它的正面，而不赞许它的战争，有理由证明是这样。《春秋》爱护百姓，而战争是杀害百姓，君子怎么可以说赞许杀害他所爱的人呢？所以《春秋》对于正面交战，就像它对于中原各国一样。把它比作鲁国，就说是外；把它比作夷狄，就说是内。把它比作偷袭，就说是义；把它比作不战，就说不义。所以盟约不如不盟约。然而有所谓好的盟约。战争不如不战争，然而有所谓好的战争。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言辞不能达到，都在于旨意，不是精心通达思虑的人，谁能知道呢。《诗经》说：“棠棣的花，翩翩飞舞。难道不想念你吗？是因为家室太远。”孔子说：“没有真正想念，哪里会有远呢！”由此看来。看到旨意的人，不依赖言辞。不依赖言辞，然后才可以与道相合了。
司马子反作为楚王的使者。废弃君王的命令，与敌人讲和，顺从他们的请求，与宋国讲和。这是在内专断政事而在外独占美名。专断政事就轻视君王，独占美名就不像臣子，而《春秋》却赞扬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有悲痛怜悯的恩德，不忍心让一国的百姓挨饿，让他们互相残杀。推广恩德的人，恩德深远而伟大，施行仁爱的人，自然美好。如今子反出于自己的本心，怜悯宋国的百姓，不考虑其中的间隙，所以赞扬他。诘难者说：《春秋》的法度，卿大夫不担忧诸侯，政事不在大夫手中。子反作为楚国的臣子而体恤宋国的百姓，这是担忧诸侯；不回复君王而与敌人讲和，这是政事在大夫手中。溴梁之盟，信义在大夫手中，而诸侯指责他，是因为他夺取了君王的尊贵。讲和在大夫手中，也夺取了君王的尊贵，而《春秋》却赞扬他，这是有疑问的。而且《春秋》的道义，臣子有恶行，独占美名。所以忠臣不劝谏，希望事情由君王发出。《尚书》说：“你有好的计谋，在宫内报告你的君王，然后你在宫外顺从执行，说：这个计谋，是我们君王的德行。”这是做臣子的法度。古代的良臣，他们侍奉君王都是这样的。如今子反离开君王近却不回复，庄王可见却不告知，都是因为他解除两国的危难是不得已。怎么能让他夺取君王的美名呢？这是令人困惑的。回答说：《春秋》的道义，本来有常规有变化，变化用于变化，常规用于常规，各自止于它们的类别，不是互相妨碍的。如今各位所说的，都是天下的常规，雷同的道义。子反的行为，是一时的变化。独特的修养的意思。眼睛受惊而身体失去仪容，心里受惊而事情有所遗忘，这是人的常情。通晓受惊之情的人，选取他的一点美，不追究他的过失。《诗经》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嫌弃它的根茎。”说的就是这个。如今子反前往视察宋国，听到人吃人的消息，大惊而哀怜，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心里惊骇眼睛震动而违背了常规礼仪。礼仪，是接近仁、文采，质朴而形成的整体。如今让人吃人，大大失去了仁，哪里还讲究礼仪？正是要拯救实质，何必顾虑文采？《春秋》的措辞，有所谓轻视的，有比轻视更轻视的。有比轻视更轻视的，那么也有比尊贵更尊贵的。如今让位是《春秋》所尊贵的。虽然看到人吃人，
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译人们互相争夺做饭的灶位，在救援时忘记了谦让，而君子之道中，有比谦让更珍贵的东西。因此，解说《春秋》的人，不要用太平时期的常规道义，去怀疑变故时的重大准则，其中的大义几乎就可以明白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奸，获齐顷公， 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霄，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祝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到尊为不可以加于到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到辱为亦不可以加于到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固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尝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 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
译《春秋》记载天下的得失，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道理深奥却明白，没有传注却显著，不可不仔细考察。泰山之所以高大，不观察就看不见，何况那些细微渺小的事物呢？所以依据《春秋》去推究往事，穷尽事情的开端并审视其缘由，得志的君子，得意的人，不可不谨慎。齐顷公是齐桓公的孙子，国家本来广大且地势便利，又享有霸主遗留的威势，因而对诸侯怀有凌驾之心。因为这个缘故，难以让他参与会盟，却容易使他骄奢。即位九年，未曾肯一次参与会盟之事。怀有恼怒鲁卫的意图，不跟随诸侯在清丘、断道会盟。春天去讨伐鲁国，进入其北郊，回头又讨伐卫国，在新筑打败了它。在这个时候，正乘着胜利而志向膨胀，大国前来聘问，傲慢而不敬重使者。晋国和鲁国恐惧愤怒，对内动员全部兵力，对外联合曹、卫作为党羽，四国相互辅助，大举围困齐国，抓获了齐顷公和逄丑父。深入探究齐顷公之所以身受大辱，几乎亡国，被天下耻笑，其开端就是从震慑鲁国、战胜卫国开始的。讨伐鲁国，鲁国不敢出战；攻击卫国，大败它，因此得以意气风发而无敌国，从而兴起祸患。所以说，得志得意，不可不警戒。这就是它的效验。从此以后，齐顷公感到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吃肉，对内爱护百姓，探问疾病、吊唁死者，对外敬重诸侯。参与会盟，直到终其一生，国家安宁。这是福的根本产生于忧患，而灾祸兴起于喜悦。唉！事物之所以如此，对于人来说切近，可以不反省吗？
逄丑父牺牲自己来保全君主，为什么不能称为懂得权变？逄丑父欺骗晋国，祭仲答应宋国，都违背正道来保全君主。然而逄丑父所做的，比祭仲更难，祭仲被视为贤能而逄丑父却受到非议，为什么呢？回答说：难以辨别是非的就在这里。这些嫌疑相似而道理不同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离开君位以避让兄弟，是君子非常看重的；被俘逃遁，是君子非常轻视的。祭仲将君主置于人们非常看重的地位来保全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称赞他。逄丑父将君主置于人们非常轻视的地位来保全君主，《春秋》认为他不懂权变而轻视他。他们都违背正道来保全君主，这是相似的；但使君主荣耀与使君主受辱，道理不同。所以大凡人的行为，先前违背正道而后符合道义的，称为中权，即使不能成功，《春秋》也赞许它，鲁隐公、郑祭仲就是这样。先前符合正道而后违背道义的，称为邪道，即使能成功，《春秋》也不喜爱，齐顷公、逄丑父就是这样。冒着大辱来求生，内心并不快乐，所以贤人不这样做，而众人对此有疑问。《春秋》认为人们不懂道义而产生疑问，所以用道义来开导他们，说国家灭亡君主为之而死，是正道。正道，是符合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让人践行仁义而以可耻为羞，不像鸟兽那样，苟且求生，苟且求利罢了。因此《春秋》推究上天的施予而顺应人的情理，认为尊贵不可以加于卑辱大羞之上，所以被俘者就断绝了君臣之名。认为卑辱也不可以加于尊贵大位之上，所以难以失去君位就不称其为君。已经回国复在位了，《春秋》还有不称其为君的言辞，何况本来就被俘为虏呢。在道义上，他不再是君了。既然不是君，那么逄丑父有什么权变可言呢？所以欺骗三军是晋国的大罪，他使齐顷公免于难却是齐国的辱没宗庙，因此虽然艰难，《春秋》也不喜爱。逄丑父的大义，应当向齐顷公进言说：“君主傲慢侮辱而激怒诸侯，这是极大的失礼。现在遭受大辱而不能死，这是无耻而且加重了罪过。请一起死，不要辱没宗庙，不要羞耻社稷。”像这样，即使陷身于死，尚且有廉洁的名声。在这个时候，死比生更贤明。所以君子生而受辱，不如死而荣耀，正是这个意思。按照法度来论，逄丑父欺骗而不中权，忠诚而不中义，认为不对吗？再考察《春秋》。《春秋》编排辞句，把王放在春和正之间，不是说上承天施而下正人伦，然后才可以成为王吗？
现在善善恶恶，喜好荣耀憎恨耻辱，不是人自己能产生的，这是上天施予在人身上的。君子根据上天施予在人身上的是非来听任它，那么逄丑父就不忠诚了。上天施予在人身上的是，让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会生于大辱之中。大辱没有比离开南面君位而被捆绑俘获为虏更严重的了。曾子说：“耻辱如果可以避开，避开就是了。到了不可避开的境地，君子视死如归。”说的是像齐顷公这样的人。
《春秋》说：“郑国讨伐许国。”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呢？回答说：卫侯去世，郑国军队侵犯他，这是讨伐丧事。郑国与诸侯在蜀地结盟，带着盟约回国，诸侯于是讨伐许国，这是背叛盟约。讨伐丧事没有道义，背叛盟约没有信用，没有信用没有道义，所以大大厌恶它。问的人说：“这是君主去世，他的儿子未满一年，有称伯不称子的，法度上推辞他的罪过是什么？回答说：先王的制度，有大丧事的，三年不呼唤他出门，顺应他心志不在政事上。《尚书》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这是居丧的道义。现在即使不能像这样，怎么能在父亲去世未满一年时就因为丧事举兵呢。《春秋》认为他薄恩，而且施恩失掉了做儿子的心，所以不再称他为子，称他为郑伯，来羞辱他。况且他的先君襄公讨伐丧事背叛盟约，得罪诸侯，诸侯对他的愤怒未解，厌恶未止。继承他事业的人，应当致力于善行来弥补
之，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同事不审时，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译郑伯伐人丧，其子以丧伐人，父亲对他人施加不义，儿子对亲人施加失恩，以此侵犯中原诸侯国，这是父亲在前背负旧恶，自己在后兴起大恶。诸侯果然愤怒而憎恨他，率领军队一同到达，谋划共同攻击他。郑国于是恐惧，离开楚国而达成虫牢之盟，就是这种情况。楚国与中原诸侯夹击郑国，郑国疲惫危亡，终身忧愁罪过。因无义而败亡，是由于轻率之心所致。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事并讲求信用。”知道这是关乎得失的大事，所以恭敬而谨慎地对待。如今郑伯既无爱子之恩，又不仔细谋划，出兵不当，遭受祸患而不知穷尽，这是自取灭亡。因此他活着时不能被称为‘子’，是去除他的名分之义；死后不能记载其葬礼，是显示他的穷困处境。拥有国家的人应以此为鉴。立身行事不遵循道义，处理事务不审察时机，兴起事端不审察时机，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