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全卷二十六

译。」○应氏说：“‘归乎’的感叹，是圣人周游列国却不被任用，看到世道日益衰败，想到礼仪法度有其根本，何必一定要到处游说求仕而后才能推行大道呢？隐居而德行显扬，就是《中庸》所说的‘虽然潜伏隐藏，也非常显著’；不自我夸耀而庄重，不严厉而威严，不说话而令人信服，就是所说的‘不行动而使人尊敬，不说话而使人信服’。《中庸》用这些作为结尾，大概是向人们展示增进德行的方法；《表记》用这些作为开头，大概是阐发圣人设立教化的原因【马氏说：‘隐是指踪迹，显是指名声。踪迹隐藏在幽深之处，名声传扬于众人之中。因为德行蕴藏于内心，光辉放射于外表。只有德行蕴藏于内心而光辉放射于外表，所以不自我夸耀而庄重，不严厉而威严，不说话而令人信服。自我夸耀是为了修饰自己而希望别人尊敬，严厉是为了自我严肃而希望别人畏惧，说话是为了自我宣扬而希望别人信服。所以不自我夸耀而庄重，不严厉而威严，不说话而令人信服，那么最高的德行就在心中默默领悟了】

译孔子说：“君子在别人面前不迈出失礼的步子，不显露失礼的神色，不吐出失礼的言语。因此，君子的仪容足以令人敬畏，神色足以令人忌惮，言语足以令人信任。《甫刑》说：‘保持恭敬戒惧，不要有随意选择的言语出自自身。’”

疏解说：“甫刑，就是《吕刑》。甫侯为周穆王阐述刑法，所以称为甫刑。”马氏说：“看到可以做到的事，却不考虑应当停止的地方，就会在别人面前失足；看到令人喜悦的事，却不考虑可能引发愤怒的地方，就会在别人面前失色；看到可以说话的地方，却不考虑应当沉默的地方，就会在别人面前失口。不在别人面前失足，所以仪容足以令人敬畏；不在别人面前失色，所以神色足以令人忌惮；不在别人面前失口，所以言语足以令人信任。”刘氏说：“君子在独处时谨慎，不需要矫饰就自然庄重，所以不在别人面前失足，仪容也就足以令人敬畏；不需要严厉就自然威严，所以不在别人面前失色，神色也就足以令人忌惮；不需要多言就自然可信，所以不在别人面前失口，言语也就足以令人信任。大概是因为平时恭敬戒惧，所以举动没有不合乎法度的。又引用《尚书》来证明，道理就更加显明了。”

孔子说：“脱去外衣露出裼衣和穿上外衣这两种礼仪不互相沿袭，是为了让百姓不互相轻慢。”

裼和袭的礼仪见于《曲礼》。应氏说：“裼和袭用来展示文饰与质朴，各有不同的适宜场合。所谓不互相沿袭，是担心有时遇到不同的事务，必须更换服装以表达敬意。不因为穿着外衣就沿袭为脱去外衣，也不因为脱去外衣就沿袭为穿着外衣。大概是因为礼节文饰已经辨别清楚，而且又不怕麻烦，就没有互相防备的祸患。”

孔子说：“祭祀时极度恭敬，不接着用音乐来放松；朝会时极度明辨，不接着用疲倦来懈怠。”吕氏说：“极度恭敬，是诚意达到了极点，如果接着用音乐，恭敬就会松弛；极度明辨，是礼节文饰明晰，如果接着疲倦，就会陷入苟且简略。”

孔子说：“君子谨慎以避开祸患，笃实以不被掩盖，恭敬以远离耻辱。”

马氏说：“笃实是居于厚重，不居于轻薄；处于真实，不处于浮华，这样光辉就会从外面散发出来，别人就不能掩盖。”应氏说：“君子坚守德行而不违背正道，如果不是为了端正行为，那么他的戒慎笃实恭敬，都不是有所作为才去做的，难道只是为了避开祸患、防止被掩盖和耻辱吗？记载礼仪的人留下这些话，也是为了让人知道避开困辱的方法。”

孔子说：“君子庄重恭敬就会一天天强大，安逸放肆就会一天天懈怠。君子不会让自身在一天之内变得杂乱无章，好像不能坚持到一天结束一样。”

马氏说：“庄重恭敬是用来自我强化的，有增进德行的趋势，所以一天天强大；安逸放肆是用来自我放弃的，有违背法度的趋势，所以一天天懈怠。”应氏说：“儳，是参差杂乱的样子。内心没有检束而纷纭杂乱，于是变得杂乱错出。外表既散乱不整齐，内心也就拘迫不安，所以不能坚持到一天结束。如果专一正直内心而心胸宽广体态安适，怎么会像不能坚持到一天结束那样呢？”

译说即使是君子，如果庄重恭敬就会一天天变得刚强，如果安逸放纵就会一天天变得懈怠。

译孔子说：“斋戒清净以侍奉鬼神，选择吉日良辰以拜见君主，是担心百姓不恭敬。幽暗与光明交接之处，上天与下地之间，尤其应当恭敬，所以一并提及。”

孔子说：“轻慢侮辱他人，即使面临死亡也不畏惧。”

马氏说：“轻慢侮辱他人，以至于面临死亡也不畏惧，是因为遮蔽了所应当防备的地方。”

孔子说：“没有言辞就不互相交接，没有礼物就不互相拜见，是希望百姓不要互相防备。”《易经》说：“第一次占卜就告知，再三占卜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告知。”

《易经·蒙卦》的卦辞说：凡是占卜的人，第一次占卜时诚敬之心必定完备。如果用明智来治理蒙昧，一定要让求学者像第一次占卜那样诚敬，就应当告知他；如果像第二次、第三次占卜那样亵渎轻慢，就不必告知他了。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宾主之间的交往，应当慎始敬终，像第一次占卜那样诚敬，不可以像再三占卜那样亵渎轻慢。吕氏说：“言辞，是互相交接的话语，比如国君宴请客人时说：‘我有微薄的酒，请先生与我共度片刻，派某人前来邀请’之类的话就是。礼物，是拜见时携带的见面礼，比如羔羊、大雁、野鸡、野鸭之类就是。必须用言辞，必须用礼物，是因为交往不可以苟且。苟且就会防备，防备就不恭敬，这就是交往容易疏远的原因。”

孔子说：“仁德，是天下的表率；义理，是天下的法度；报答，是天下的利益。”

应氏说：“仁的体性广大而尊贵，彰显众善，使人心肃然知道所当恭敬，所以称为表率。义的体性方正而严厉，裁断事物，使人心凛然知道所当畏惧，所以称为法度。报答作为礼仪，用于人际交往往来，彼方感念此方回应，有不容已止的情势，所以使人有文辞以互相交接，有恩惠以互相爱护，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

孔子说：“用恩德报答恩德，百姓就有受到鼓励的地方；用怨恨报答怨恨，百姓就有受到惩戒的地方。”《诗经》说：“没有话语没有回应，没有恩德没有报答。”《太甲》说：“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安宁；君主没有百姓，无法开拓四方。”孔子说：“用恩德报答怨恨，是宽恕自身的仁德；用怨恨报答恩德，是遭受刑罚杀戮的百姓。”

孔子说：“没有私欲而喜好仁德，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所以君子议论道义从自己开始，制定法度以适用于百姓。”

吕氏说：“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那么不是圣人不足以本性为仁。如果立志于仁德，就没有恶行了，那么众人都可以成为仁人。用圣人的本性来议论道义，那么道义就没有不尽之处；用众人可以达到的标准来制定法度，那么法度就没有不能实行的。”

译天下其实只有一个人罢了。因为那些没有私欲却能喜好善行、没有畏惧却能憎恶恶行的人，在天下常常很少，所以君子在议论大道时依据自己，而在设立法则时必定依据百姓。大概没有私欲而喜好仁德、没有畏惧而憎恶不仁的人，是自己所能做到的，用自己所能做到的来议论大道，就能与大道相契合；有私欲而喜好仁德、有畏惧而憎恶不仁的人，是百姓所能做到的，用百姓所能做到的来设立法则，就是法律之所以容易推行的原因。

译孔子说：“仁有三种，它们与仁的功效相同但情感不同。与仁功效相同，其是否为真仁还不可知；与仁有过失相同，然后其是否为真仁才可知道。仁者安于仁，智者利用仁，畏惧罪过的人勉强行仁。仁是右，道是左。仁是人，道是义。厚于仁就薄于义，亲近但不尊贵；厚于义就薄于仁，尊贵但不亲近。”

吕氏说：“安仁、利仁、强仁，三者的功效都归于仁，但它们的情感不同，这就是尧舜出于本性、汤武出于自身修养、五霸借假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汤武的举动也不过如此，但它们的情感不同，所以其是否为真仁还不可知。过失是人们所避讳的，有不幸而导致的。周公让管叔监视殷商，只是过于爱护兄长而已；孔子对陈司败说昭公懂礼，只是过于避讳君主而已：都出于情感，所以其是否为真仁可知。道没有仁就不能确立，义没有人就不能实行。凡是人的举动，必定先右后左跟随，所以说仁右道左。仁者之为仁，就像生于山陵的人安于山陵而已，所以说安仁。智者之为仁，知道仁对自己有利就去做，知道不仁对自己有害就不做，所以说利仁。畏惧罪过的人之为仁，畏惧不仁带来的罪过就警戒而厌恶它，想要仁的功效就勉强而喜好它，所以说强仁。右者，是人所有的事；左者，居于不用的地方而帮助右所不及的。仁者，是人的本体。将有作为，将有行动，没有仁是不行的，所以说仁者右，又说仁者人。道者，是天理。仁到了不可行的地步，不可不节制，那么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人所不及的，是义，所以说道者左，又说道者义。仁没有比父子更隆重的，父子之道，是亲亲；义没有比君臣更重的，君臣之道，是尊尊。厚于此就薄于彼，厚于彼就薄于此。只有知道它们为什么是左右，那么尊尊亲亲并行而不相悖，没有厚薄之分了。”

道有至，有义，有考。至道用来称王，义道用来称霸，考道用来没有过失。应氏说：“至道就是仁。至道浑全而没有痕迹，所以得到它的浑全精粹用来称王；义道严肃而有方法，所以得到它的裁割断制用来称霸。尽稽考之道，而事情不轻举妄动，也可以没有过失了。”石梁王氏说：“义道用来称霸，不是孔子的话。至道者，到了道的极致，不可以再增加了，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所以说至道用来称王。义道者，衡量道而裁制的，所谓制节谨度，可以拥有国家而长诸侯的，所以说义道用来称霸。考道者，必定稽考古代，称颂先王，所谓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虽然没有达到道，不能以义兴起，也差不多不失道了。”

孔子说：“仁有数量，义有长短小大。内心悲痛爱人的是仁；遵循法度而勉强做的，是借助仁的。《诗》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这是数世的仁。《国风》说：‘我今不阅，皇恤我后。’这是终身的仁。”

仁有数量，是说行仁之道不止一端，大概因为器物重，道路远，随其所举的多寡，所至的远近，都可以称为仁。义有长短小大，是说义没有固定的形体，在于随事而制定其适宜。中心憯怛，是恻隐的开端，所以是爱人的仁。遵循古人的成法而勉强实行，这是求仁的事。资仁，是取诸人以为善，就是上文强仁的意思。《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说丰水之旁以润泽生芑谷，比喻养成人才。武王难道不官使之吗？是说没有遗漏的人才。圣人为后嗣计，没有比遗之以人才更大的，这是想要其孙之谋，而燕安翼辅其子。曾孙以下都是孙，所以夫子认为这是数世的仁，大概中心憯怛所发的深，所以所及的远。《国风》《邶风》《谷风》之篇，今诗作躬，阅，容也。是说我的身体且不见容，何暇忧后事呢？这只是想要以仁终其身而已，大概勉强资仁所发的浅，所以所及的近。吕氏说：“以其诚心爱人，所以说爱人的仁；以其有取于外，所以说资仁。这是所发浅深的数量。数世的仁，终身的仁，这是所施远近的数量。所以说仁有数量。义没有固定的形体，唯其所宜而已，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如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礼有以高为贵的，以下为贵的，有以大为贵的，以小为贵的之类是也。”

译所以说，道义有长短大小之分。这一章论述仁德而兼及道义，大概是因为仁的实质也就是道义。

译孔子说：“仁作为一种器物，分量很重；作为一种道路，非常遥远。举起它的人，没有谁能胜任；行走它的人，没有谁能到达。仁所涵盖的方面如此众多，努力践行仁德的人，不也很难吗？因此，君子如果用义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就会觉得很难为人；如果用常人的标准来期望别人，那么贤能的人就可以被认识了。”

吕氏说：“管仲的功绩，隰朋的离去，箕子的囚禁，比干的死亡，都可以用仁来命名。如果说仁的极致，那么尧舜大概也会感到困难，这就是仁所涵盖方面众多的原因。用义来衡量别人，是用尽义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用常人的标准来期望别人，是用当今的人互相期望。用尽义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不是圣人不足以承担，所以很难为人；用当今的人互相期望，那么大贤胜过小贤，所以贤能的人就可以被认识了。”

严陵方氏说：“器如同器物的器，道如同道路的道，胜是说胜任其任务，致是说达到其极致，举如同手举，行如同足行。《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刚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也重吗？死而后已，不也远吗？’这话正与此相合。《儒行》讲温良的根本、敬慎的基础、宽裕的作为、谦逊的才能、礼节的仪容、言谈的文采、歌乐的和谐、分散的施予，它们的用途虽然不同，至于根本在于仁则是一样的。《孟子》讲天子保护四海、诸侯保护社稷、大夫保护宗庙、士庶人保护身体，他们的地位虽然不同，至于根本在于仁也是一样的。孔子讲郊社祭祀对于鬼神、尝禘祭祀对于昭穆、馈奠祭祀对于死丧、射乡礼仪对于乡党、食飨礼仪对于宾客，它们的礼仪虽然不同，至于根本在于仁也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仁所涵盖方面众多吗？因为仁所涵盖的方面众多，所以努力践行仁德的人之所以困难。用义来衡量别人，那么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说‘就很难为人’；用常人的标准来期望别人，那么不苛求别人完美，所以说‘贤能的人就可以被认识’。所谓贤能的人，是比别人贤能，与‘某贤于某’、‘犹贤乎己’的贤相同，只是他比这个人好罢了。”

马氏说：“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而这里说‘举起它的人没有谁能胜任，行走它的人没有谁能到达’，为什么呢？这是有抑扬的道理。大概仁的道，从它的根本来说，仁在于我自己，在于自己的容易努力；从仁的名声来说，只有内心安于仁的人能做到，那么努力践行仁德的人，大概也很难了。”

孔子说：“内心安于仁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大雅》说：“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我观察谋划，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我爱他，却无人能助他。”《小雅》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说：“诗人喜好仁德到了如此地步，向着大道而行，走到中途而停止，忘记自己年老，不知道年数不足，勤勉不懈，直到死才停止。”

《大雅·烝民》这篇诗说德行在人身上，轻如毫毛，并非难以做到，而百姓很少能举起它。尹吉甫在仪匹之中谋划，寻求能举起德行的人，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我爱这个人，使他如果有不及之处，我想效忠来帮助他。现在吉甫虽然爱山甫而想帮助他，而山甫德行完美，吉甫无可以施加帮助的地方。《小雅·车牵》这篇诗说有高山，那么人瞻望而仰视它；有盛大的德行，那么人视法而效行它。两个“止”字都是语助词。夫子引用这两首诗而赞美说：“诗人喜好仁德到了如此地步啊！”中道而废，是说力气用尽而停止，如果不是力气用尽就不停止。不足是说少，人老了那么未来的岁月就少了，俛焉是没有其他顾念的意思。孳孳，勤勉的样子。毙，死。

应氏说：“前章说仁重且远，而人不可以完全责备，这里又总叙而劝勉。”

蓝田吕氏说：“内心安于仁的人，天下只有一个，这是圣人的责任。虽然未达到，不敢不努力，不以世人没有帮助而不做，所以说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

严陵方氏说：“高山出云，所以恩泽加于百姓，百姓依赖而仰视它；景行当于道，所以德行加于百姓，百姓效法而实行它。诗人思念高山可以仰视，景行可以实行，不是喜好仁德的人谁能做到？忘记自己年老的人，就是所谓不知老之将至；死而后已的人，就是所谓死而后已。”

临川吴氏说：“引用诗断章，大概是借仰高山来兴起行大道。向着这大道而行，走到中途，力气不能进而后停止，如果还能进就不停止。喜好仁德非常，所以力行不辍如此。”

孔子说：“仁的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人人都失去了他们所喜好的，所以仁者的过错容易辩解。”孔子说：“恭敬接近礼，节俭接近仁，诚信接近情，恭敬谦让来实行，这虽然有过错，也不严重了。恭敬少有过错，情可信，节俭容易容受，用这些而失去的，不也很少吗？”《诗》说：“温温恭人，维德之基。”

仁的难以成就，是私欲夹杂其中。私意盛行，那么所喜好的不是所应当喜好的，所以说失去了他们所喜好的。如果立志于仁，虽然有时有过错，其情则善，所以不待多言而可辨，所以说容易辩解。恭、俭、信三者，不足以成为仁，而亦

译践行仁德的凭借。说“不严重”，说“很少”，都是勉励人们在此处努力，可以由此减少过错而增进德行。这是《诗经·大雅·抑》中的篇章。○石梁王氏说：“‘信近情’应当作‘情近信’【严陵方氏说：‘能够喜好仁德，就能得到他所喜好的了。因为违背这一点而失去他所喜好的，仁德之所以难以成就吗？如果做到了仁，即使有过错，也容易辩解，何况没有过错呢？仁者的过错，是因为过于宽厚。比如周公让管叔监管殷商遗民，孔子说哀公懂礼，并非没有过错。然而周公的过错，是过于爱护亲人；孔子的过错，是过于爱护君主。为了君主和亲人而有过错，这大概就是容易辩解的原因吧？’○蓝田吕氏说：‘恭敬、节俭、诚信，不足以称为仁德，却是仁德的凭借。恭敬就不受侮辱，符合礼的精神，接近于礼了；节俭就不掠夺，符合仁的精神，接近于仁了；言语一定守信，心存正道行为端正，接近于真诚了。这三种行为，不偏私于自己，又用恭敬谦让的态度去实行，就趋向于仁了。即使有差错，其本意也是善良的，所以过错不严重。大概不侮辱别人，别人也就不侮辱他，他的过错就少了；接近真诚，就不存欺诈之心，这就可信了；不掠夺别人，就懂得知足，这就容易被人包容了。像这样而犯错的很少，就可以增进德行了。所以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基础。’虽然尚未成就德行，但这已经是德行的基础了】

译孔子说：“仁德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只有君子能做到。因此君子不拿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去使别人感到为难，不拿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去使别人感到羞愧。因此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不拿自己的标准来限制别人，使百姓有所劝勉、有所羞愧和耻辱，从而践行他们的言论。用礼来节制他们，用信来团结他们，用仪容来修饰他们，用服饰来称量他们，用朋友来督促他们，希望百姓能专一不二。《小雅》说：‘不被人所羞愧，不畏惧上天。’”

吕氏说：“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以建立教化，必定以天下人所能做到的作为法则，这就是通达的大道。正因为不拿自己的标准来限制别人，所以百姓知道努力达到这个标准而有所劝勉，知道达不到这个标准而有所羞愧和耻辱，那么在仁德方面就知道方向了。不仅如此，制定礼来节制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整齐，确立信来团结他们的意志而使他们坚定，用仪容来检验文饰是否显现在外，用服饰来称量德行是否具备于内，朋友之间切磋相成，直到达到极致才停止。”○应氏说：“这五种方式辅助和支持，希望他们趋向专一。即使有懈怠而想作恶的人，难道不羞愧于别人而畏惧上天吗？”《诗·小雅·何人斯》这一篇【蓝田吕氏说：“人失去了他所喜爱的，这就是仁德难以成就的原因。君子以宽恕的态度责备别人，而成就别人有方法，那么仁德就不难成就了，所以说只有君子能做到。”○马氏说：“君子自己虽然能做到，不必拿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去使别人感到为难；别人虽然做不到，不拿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去使别人感到羞愧。所以制定行为准则不拿自己的标准，百姓中贤能的人有所劝勉，不贤的人有所羞愧和耻辱，从而践行他们的言论，言语顺从而行动，这就是行为不违背言语的意思。从‘礼以节之’到‘欲民之有壹者’，这是说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不拿自己的方法。不足就节俭，有余就奢侈，这是人的常情，所以有礼来节制。骄傲而不可约束的，只有人心罢了，所以有发自内心的信来团结。这是为了端正内心，又不可不在外表修饰，所以用仪容来修饰，用服饰来称量。然而外表不可不借助朋友，所以用朋友来督促。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依靠朋友而成就的。圣人教导人，一举一动之间没有羞愧和惭愧，所以引用《诗》的话来比喻。《诗》的意思并非如此，大概是说《诗》的人不因为文辞而损害意思。”○临川吴氏说：“上面说的羞愧别人，是我使别人羞愧；下面说的羞愧和耻辱，是他们自己羞愧”】

因此君子穿着他的服饰，就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有君子的仪容，就用君子的言辞来修饰；顺着君子的言辞，就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因此君子以穿着他的服饰而没有君子的仪容为耻，以有君子的仪容而没有君子的言辞为耻，以有君子的言辞而没有君子的德行为耻，以有君子的德行而没有君子的行为为耻。因此君子穿丧服就有哀伤的神色，戴礼帽穿礼服就有恭敬的神色，穿铠甲戴头盔就有不可侮辱的神色。《诗》说：“鹈鹕站在鱼梁上，不沾湿它的翅膀。那些记之子，不配他的服饰。”

这是承接上文关于仪容和服饰的话，希望有德行来充实它。德指自己获得的，行指表现在事情上。《诗·曹风·侯人》这一篇。鹈，鹈鹕，俗名淘河。鹈鹕常进入水中吃鱼，现在却在鱼梁上，偷别人的鱼来吃，未曾沾湿它的翅膀，就像小人居于高位窃取俸禄，而不配他的服饰【延平周氏说：穿着他的服饰而能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的，然后才可以穿着先王的法服；有君子的仪容而又能用君子的言辞来修饰的，然后才可以遵守先王的法言；顺着君子的言辞而能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的，然后才可以践行先王的德行。穿丧服有哀伤的神色，戴礼帽穿礼服有恭敬的神色，穿铠甲戴头盔有不可侮辱的神色。君子对人不失色就是这样。○蓝田吕氏说：鹈鹕，善于居住在污浊的沼泽中，捕鱼作为食物。不沾湿它的翅膀，就得不到食物。梁，鱼梁，人用来捕鱼的工具。鹈鹕求食，不去沼泽而去鱼梁，没有沾湿翅膀的辛劳，坐着得到食物，就像人没有德行和功劳而接受显赫的服饰。所以服饰不配德行，不同于鹈鹕的没有这样的人】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义，是贵贱都在天下有事可做。天子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和酒来侍奉上帝，所以诸侯勤勉地辅助侍奉天子。”应氏说：“义，是截然方正而没有偏私。知道贱侍奉贵，却不知道贵率领贱，难道是絜矩之道吗？所以天子竭力致敬来侍奉上帝，那么诸侯也勤勉地辅助天子【马氏说：“君子所说的义，是事情的制度，而制度得其适宜叫做义。有适宜于贵的，必有适宜于贱的。所以古人所厌恶于上级的，不要用来使下级；所厌恶于下级的，不要用来侍奉上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子使诸侯勤勉地辅助上级，在我必须先自己尽力，然后才可以责备这个。所以天子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和酒来侍奉上帝。天子尊贵，并非不足以耕种，大概是亲身表达诚信，而显示尊敬上级的礼节。所以诸侯辅助侍奉天子，也有尊敬上级的礼节”】

孔子说：“下级侍奉上级，即使有庇护百姓的大德，也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心，这是仁德的深厚。因此君子恭敬节俭以求践行仁德，诚信谦让以求践行礼制，不自高其事，不自尊其身，在位子上节俭而欲望少，谦让于贤人，卑下自己而尊敬别人，小心而畏惧义，求以侍奉君主，得到这样是自然的，得不到这样也是自然的，以听从天命。《诗》说：‘

译茂密的葛藤缠绕在树枝上，和乐平易的君子，追求福泽而不违背正道。这说的不就是舜、禹、文王、周公这些人吗？他们拥有治理百姓的宏大德行，又具备侍奉君主的谨慎小心。《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正大地侍奉上帝，从而招来众多福泽，他的德行不违背正道，因此接受了四方诸侯的归附。”

译役，就是作为的意思。能否得到，即《中庸》所说的“获乎上”与“不获乎上”。《诗经·大雅·旱麓》篇中，“莫莫”形容草木茂密的样子。藟类似葛藤，枝条称为条，树干称为枚。严氏说：“这葛和藟，攀附在树木的枝干上，比喻文王凭借先祖的功业而兴起。”文王和乐平易，他祈求福泽难道不正直无邪吗？《表记》说“得到是理所当然，得不到也是理所当然，以此听任天命”，于是引用这一章，大概是因为只要有一丝侥幸之心，就是邪僻了。《诗经·大雅·大明》篇，说文王小心翼翼，恭敬地侍奉上帝，于是能够招来众多福泽，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不邪僻，所以承受了四方诸侯的归顺。○应氏说：“在这几章之中，在说了恭敬接近礼、节俭接近仁、诚信接近情之后，又说恭敬节俭服务于仁、诚信谦让服务于礼，说‘降低自己而尊重他人’，又说‘降低自己而百姓尊敬他’，说‘不崇尚自己的事业，不尊贵自己的身体’，又说‘不夸大自己的事业，不崇尚自己的功劳【严陵方氏说：‘仁不仅仅在于恭敬节俭，恭敬节俭可以作为仁的辅助罢了；礼不仅仅在于诚信谦让，诚信谦让可以作为礼的辅助罢了，所以每用‘役’（服务、辅助）来表述。事业虽然被人崇尚，自己未曾崇尚它；身体虽然被人尊重，自己未曾尊重它。在职位上节俭，就不是贪图职位；欲望少，就不是羡慕俸禄；向贤者谦让，就不是争夺名声。降低自己所以能尊重他人，看轻自己所以能敬畏道义。君子这样做，难道是另有求吗？只是求用来侍奉君主罢了。用这种方式侍奉君主而得到君主信任的，是合乎道义的；用这种方式侍奉君主而得不到君主信任的，那是有天命在。古代有实行这种道理的人，只有舜、禹、文王、周公罢了。大概舜侍奉尧、禹侍奉舜、文王侍奉纣、周公侍奉成王，既有统治百姓的大德，又有侍奉君主的小心，所以如此。前面说‘庇护百姓的人’，只足以覆盖万物；‘统治百姓的人’，又足以命令万物。像舜禹接受禅让、文王接受天命、周公摄政，都是统治百姓的事。虽然如此，难道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思吗？’○石林叶氏说：‘恭敬节俭追求服务于仁，所以不崇尚自己的事业，在职位上节俭、欲望少，都是服务于仁的事；诚信谦让追求服务于礼，所以不尊贵自己的身体，向贤者谦让、降低自己以尊重他人，都是服务于礼的事。小心而敬畏道义，追求用来侍奉君主，所以能知人；得到或得不到，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听任天命，所以能知天’】

孔子说：“先王用尊贵的谥号来尊崇名声，用一种主要的善行来节制，以耻于名声超过实际行为。因此君子不夸大自己的事业，不崇尚自己的功劳，以求符合实情；对于过高的行为不遵循，以求符合笃厚；彰显别人的善行而赞美别人的功劳，以求谦下贤人。因此君子虽然降低自己，而百姓却尊敬他。”孔子说：“后稷在天下建立的功业，难道是一双手一只脚所能完成的吗？只是希望行为超过名声，所以自称是善于民事的人。”

用尊贵的谥号来尊崇名声，就是给予美谥，以尊崇显扬他的声名。壹，专一；惠，善。善行虽然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但选取其中主要的，以专一于善，所以说用一种主要的善行来节制。以求符合实情，是说君子之所以不夸大崇尚自己的事业和功劳，是为了求符合真实情况，不肯虚伪矫饰。对于过高的行为不遵循，以求符合笃厚，是说如果有过高的行为，就不敢遵循，只求符合笃厚之道罢了，在本分上不可增加丝毫。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是周朝的始祖，他在天下的功业，难道是一人之手、一人之脚所能遵循并运用的吗？本来应当以仁圣自居了。只是希望行为超过名声，所以自称是善于民事的人罢了【严陵方氏说：活着时有名字，死后有谥号，有了谥号就避讳他的名字了，所以说用尊贵的谥号来尊崇名声。《檀弓》说公叔文子的儿子请求谥号，而说请求用来改变他的名字的东西，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谥号是根据德行来制定的，然而德行不止一端，谥号有所不能尽言，特意以所推崇的一端来作为节制，所以说用一种主要的善行来节制。像文王被称为文、武王被称为武，这都是专一于善的道理。行为虽然很多但用善来节制，那么名声就不超过行为了。孟子说：‘名声超过实情，君子以此为耻。’所以不自大其事以下，都是降低自己的道理。扬子说：‘自处低下的人，别人会抬高他。’《易经》说：‘地位低下而不可逾越。’所以说君子虽然降低自己，而百姓尊敬他。○吕氏说：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没有此疆彼界的限制，是天下的利益，万世的功业。他的功业，不是一双手一只脚所能达到的，然而还不自以为有功，只是自称是善于这件事的人罢了】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仁，很难啊！”《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用和乐来强力教导他们，用平易来喜悦安定他们，快乐而不荒废，有礼而亲近，威严庄重而安定，孝顺慈爱而恭敬。使百姓有父亲的尊贵，有母亲的亲近。这样之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了。不是至德，谁能做到这样呢？吕氏说：“强力教导他们，是用道义驱使他们，如同用逸乐之道役使百姓，虽然劳累也不怨恨。喜悦安定他们，是得到他们的心。用喜悦来役使百姓，百姓忘记劳累；用喜悦来冒犯危难，百姓忘记死亡。快乐，是喜悦安定；不荒废，就是有教导了。威严庄重，是强力教导；安定，就是喜悦了。孝顺慈爱，是喜悦；恭敬

译这样就有教化了。严厉地教化，那么父亲般的尊贵就得以保全；和悦地安抚，那么母亲般的亲爱就得以保全。这是说君子仁爱百姓的道理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圣人，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马氏说：“所谓仁德，其实现确实很难，相信仁德的成就确实困难。严厉有方法以达成尊贵，慈爱有方法以达成亲爱，然后才算功业的成就。《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是说仁德的成就。用和乐来严厉教化，所以能达成尊贵并在外率领百姓；用平易来和悦安抚，所以能达成亲爱并在内调和百姓。有方法以达成尊贵，所以百姓快乐而不放纵，孝顺慈爱而恭敬；有方法以达成亲爱，所以百姓有礼而亲近，威严庄重而安定。尊贵有方法以达成亲爱，亲爱有方法以达成尊贵。其尊贵可以比作父亲，其亲爱可以比作母亲，所以说：‘使百姓有对父亲的尊贵感，有对母亲的亲爱感。这样之后才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

译如今父亲对待子女，亲近贤能而轻视无能；母亲对待子女，贤能则亲近，无能则怜惜。母亲亲近但不受尊崇，父亲受尊崇但不亲近。水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火，受尊崇但不亲近。土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天，受尊崇但不亲近。命运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鬼神，受尊崇但不亲近。

下位者轻视自己无能的子女。○应氏说：“命运，是造化用来向人展示的东西，显而易见，所以人们玩忽它；鬼神幽暗而难以测度，所以人们畏惧它。”有人说：“命运指君王的教令，所以下文说夏道尊崇命运【马氏说：父亲主于敬，受尊崇而不亲近；母亲主于爱，亲近而不受尊崇。水柔弱则人们轻慢玩弄它，所以亲近而不受尊崇；火猛烈则人们望而生畏，所以受尊崇而不亲近。土贴近于人且有利可图可爱，所以亲近而不受尊崇；天远离于人且有威严可畏，所以受尊崇而不亲近。命运在明处且贴近于人，所以亲近而不受尊崇；鬼神在幽暗处且远离于人，所以受尊崇而不亲近。○临川吴氏说：上文说至德的君子，能兼具父母的尊崇与亲近，这里则说他们各自偏于一端而不能兼具】

孔子说：“夏道尊崇命运，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亲近百姓而忠诚，先施恩禄而后施威严，先奖赏而后惩罚，亲近但不受尊崇。其百姓的弊端，是愚钝而愚蠢，骄横而粗野，质朴而不加修饰。殷人尊崇神灵，率领百姓侍奉神灵，先事奉鬼神而后讲礼制，先惩罚而后奖赏，受尊崇但不亲近。其百姓的弊端，是放荡而不安静，好胜而不知羞耻。周人尊崇礼制、崇尚施惠，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亲近百姓而忠诚，其奖赏惩罚依据爵位等级，亲近但不受尊崇。其百姓的弊端，是逐利而机巧，文饰而不惭愧，残害而蒙蔽。”

先施恩禄后施威严，先奖赏后惩罚，都是忠厚感化人心的用意，所以百姓虽然知道亲近上级，但尊崇君主的心意却不足，所以说亲近但不受尊崇。愚钝、骄傲、鄙野、质朴的弊端，都是忠厚的末流。殷人想要矫正这种弊端，所以以敬畏为道，以侍奉神灵的道理率领百姓，先事奉不可知的鬼神，后讲可知的人礼，先施可畏的惩罚，后施可慕的奖赏，受尊崇是受尊崇了，但亲爱之情无从产生，所以说受尊崇但不亲近。放荡而不知静定所在，是尊崇上级和鬼神的弊端；致力于自胜以免受刑罚而不知羞耻，是先惩罚后奖赏的弊端。周人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尊崇礼制以矫正后讲礼制的过失，崇尚施惠以作为恩德，也像夏时那样亲近百姓而忠诚，其奖赏惩罚也没有先后之分，只以爵位等级的高低为标准。如车服土田的奖赏，有命数的差异；刑罚的施行，有八辟的议论，以及命夫命妇不亲自坐堂受审之类，都是如此。所以也像夏世那样亲近但不受尊崇。后来百姓都便利而多机巧，美化言辞而说话不惭愧，残害而蒙蔽事理，都是尊崇礼制太过、文饰淹没实质的结果。○应氏说：“三代的治理，起初各自有所尊崇，最终各自有所弊端。夏道，只想着尽心于民，只怕百姓有所不正，不得不重视文告之命。疏远神灵亲近百姓，后施威严先施恩禄，都是其忠实过度而顺从近处的表现。亲近则失之于玩忽，所以商朝矫正它而尊崇神灵。君民上下，情感不相交接，率领百姓侍奉神灵，先事奉鬼神先施惩罚，后讲礼制后施奖赏，而疏远事物。疏远则失之于亢奋，所以周朝矫正它而尊崇礼制。礼文委曲而顺从人，礼繁文胜，逐利机巧而残害，其弊端又有更严重的。凡此不仅是因为风气既开而浇漓之日异，也是因为至德不再显现罢了。”○石梁王氏说：“这一章不敢确信是孔子的话【严陵方氏说：“天下的道理，开始有所成就，最终有所弊端。三代的政治，各自有所尊崇，当其所尊崇时，则各自有所成就。开始既然各自有所尊崇，而最终不免各自有所弊端，所以说百姓的弊端。然而百姓的弊端，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是政治使之如此。难道是政治的罪过吗？是形势使之如此。所以三代相承，各有救弊的政治，使之通变而不倦，新新而不穷。虽然，亲近百姓而忠诚，是夏周所相同的，而夏的弊端是百姓骄横而粗野，周的弊端是文饰而不惭愧，为什么呢？大概夏的亲近百姓，本于尊崇命运；周的亲近百姓，则本于尊崇礼制。命运所制约的简单，所以亲近百姓的弊端是骄横而粗野；礼制所装饰的烦琐，所以亲近百姓的弊端是文饰而不惭愧。其源头既不同，其流弊也不同】

孔子说：“夏道不滥用言辞，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有过高的期望，百姓没有厌倦他们的亲近。殷人不滥用礼制，而对百姓苛求完备。周人勉强百姓，不滥用神灵，而奖赏爵位、刑罚穷尽了。”

不滥用言辞，是因为尊崇命运；不滥用礼制，是因为后讲礼制；不滥用神灵，是因为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有过高的期望，就是减少刑罚、减轻赋税的事情。没有厌倦他们的亲近，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心自然不能忘记。说夏的百姓没有厌倦他们的亲近，那么殷、周的百姓就不是这样了。勉强百姓，是说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教化他们的艰难。奖赏、爵位、刑罚的制度，到周朝时详悉备具，无以复加，所以说穷尽了。穷，是极的意思。一说奖赏爵位不能劝善，刑罚不能止恶，所以说穷【马氏

译说：夏朝的时候，百姓质朴，所以统治百姓的君主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有过高的期望，因此百姓乐于拥戴他们而不感到厌倦，所以说没有厌倦他们的亲近。殷人尊崇神灵，在礼仪上尚且简略，所以没有轻慢礼仪。周人虽然尊崇礼仪，但在侍奉神灵的礼仪上尚且简略，所以没有轻慢神灵。在周朝的时候，五家之长有比，二十五家之长有闾胥，乡里有大夫，他们的政令极其详尽，法律极其严明，善恶在其中无处逃避，所以赏赐、爵位、刑罚都达到极致了。○严陵方氏说：前面已经说过殷人尊崇神灵了，到这里却说周人没有轻慢神灵，为什么呢？大概尊崇与轻慢不同，而轻慢神灵，是由轻慢礼仪所导致的。前面说尊崇神灵，接着说先敬鬼神后重礼仪，那么就知道不是由轻慢所导致的，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吧。

译孔子说：“虞夏时代的治国之道，对百姓很少产生怨恨；殷周时代的治国之道，无法消除其弊端。”孔子说：“虞夏崇尚质朴，殷周崇尚文饰，都达到了极致。虞夏时代的文饰，无法超越其质朴；殷周时代的质朴，无法超越其文饰。”

上一章论述了夏、殷、周的事情，这里又兼论虞氏，以引出下一章。蓝田吕氏说：“虞夏之道，崇尚质朴；质朴，意味着对人们的要求较为宽略，所以百姓很少产生怨恨。殷周之道，崇尚文饰；文饰，意味着对人们的要求较为详尽，百姓若不顺从，就穷尽刑罚赏赐来驱使他们，所以无法消除其弊端。虞夏是质朴的极致，所以文饰无法超越其质朴；殷周是文饰的极致，所以质朴无法超越其文饰。极致，就是无以复加。后世的君王，想要崇尚质朴的，无以复加虞夏的质朴；想要崇尚文饰的，无以复加殷周的文饰。三代所崇尚的，并非随意不同，也是各自顺应时势来补救弊端罢了。继承周朝的人没有能够补救弊端的，所以杨朱、墨子、韩非、庄周等人在战国时期得以肆意横行。”严陵方氏说：“虞夏并非没有文饰，只是其文饰无法超越质朴罢了；殷周并非没有质朴，只是其质朴无法超越文饰罢了。殷代崇尚质朴，而这里说殷周以文饰为极致，大概是因为殷代的文饰存在于时势之中，殷代的质朴存在于人心之中。因为时势需要文饰，所以人们崇尚质朴来补救它罢了。至于它的道，言辞简略，这是时势所要求的文饰；颜色崇尚白色，这是人心所追求的质朴。”

孔子谈论说：“后世即使再有杰出的人出现，也无法赶上虞帝了。他统治天下，活着时没有私心，死后不为自己的儿子谋取厚利，爱护百姓如同父母，有深切的仁爱，有忠厚利民的教化，既亲近又受尊敬，既安定又受敬畏，既有威严又有慈爱，既富有又守礼节，既施恩惠又能散财。他的君子们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以浪费为耻、轻视私利，忠诚而不冒犯，合乎道义而顺从，有文采而沉静，宽厚而有明辨。《甫刑》说：‘有德行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有德行的光明才是真正的光明。’如果不是虞帝，谁能做到这样呢？”

吕氏说：“深切的仁爱，就像慈母的爱，不向子女索取回报，也不向他人求取声誉，只是发自诚心罢了。忠厚利民的教化，比如让契担任司徒，用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制作衣裳、舟楫、臼杵、弓箭、宫室、棺椁、书契，使天下人利用这些器物而不疲倦，这些都是有教人为善的诚心、无所不利的功绩。富有而守礼节，是对物质有所节制；施恩惠而能散财，是对万物有所周济。用道义来互相匡正，而不伤害割裂；用文饰来互相交往，而不伤害变动。所以宽裕有容，而在宽容之中又有明辨。”应氏说：“活着没有私心，拥有天下却不据为己有；死后不为儿子谋取厚利，传位给贤人而为天下得到人才。生死都没有私心，而心系百姓，真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亲近又受尊敬，直到施恩惠而能散财，就像元气运行，妙用无迹，这就是《中庸》所说的‘用其中于民’。他的君子们受其感化，都成为全德之人，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不敢触犯天下的公理；以浪费为耻、轻视私利，不敢顺从一己的私欲。以浪费为耻，是对自己生活节俭；轻视私利，是对利益淡薄。”从“庇民大德”以下共三章，论述臣道难以完全做到仁，只有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算是仁德深厚，而后稷差不多接近了。从“凯弟君子”以下共四章，论述君道难以完全做到仁，只有虞帝可以算是德行的极致，而夏、商、周都难免有所偏颇。严陵方氏说：“帝王的原则是天下为公，所以说活着没有私心；因为他传位给贤人，所以说死后不为儿子谋取厚利。有深切的仁爱，有忠厚利民的教化，仁爱则亲近，教化则尊敬，所以说既亲近又受尊敬。亲近而有所尊敬，所以既安定又受敬畏；尊敬而有所亲近，所以既有威严又有慈爱。敬畏，所以富有而守礼节；接受，所以施恩惠而能散财。由此君子们受其感化，而尊崇仁德、安守道义，直到宽厚而有明辨。富有而守礼节，就没有骄奢的祸患；施恩惠而能散财，就没有偏私的弊端。仁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应当尊崇；义是天下的法度，所以应当敬畏。以浪费为耻，那么对自己生活就有节制；轻视私利，那么对人就不吝啬。忠诚用来保持节操，常常失于冒犯上级；道义用来确立自我，常常失于违逆他人；文饰常常失于妄动；宽厚常常失于混杂。兼具父亲的尊严、母亲的亲近，所以能并行而不偏颇。如果没有威严光明的德行，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引用《尚书》的话来证明。”延平周氏说：“孟子说：‘天给贤人，就给贤人；天给儿子，就给儿子。’又说：‘他的儿子贤与不贤，都是天意。’这就是舜之所以活着没有私心、死后不为儿子谋取厚利的原因，只是顺应天意罢了。从他具有深切的仁爱，到施恩惠而能散财，只是舜的粗略表现罢了。如果说是舜的极致，那么施恩惠而能散财就不足以谈论。从他君子们尊崇仁德、敬畏道义，到宽厚而有明辨，只是舜的德行广博罢了。如果说是舜的道化，那么岂止于君子呢？”

孔子谈论侍奉君主，要先凭借自己的言论，然后拜见君主，献出自己以成就信用。因此君主对臣下有要求，臣下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至死，所以他们接受俸禄不虚假，他们接受罪责就越来越少。

应氏说：“资，凭借的意思。古代做臣子的人，他们的经世学问都预先在心中确定。至于侍奉君主，就先前的规划先通过言论表现出来作为凭借，然后献出自己以成就信用。献出自己，不是委屈自己以求取任用，就像《尚书》所说的自我反省、自我献出，尽忠而死而没有愧疚。在田间……”

译伊尹幡然醒悟的几句话，《说命》中回答高宗的三篇，这是伊尹、傅说事先提供的言论。齐桓公问答而成书，燕昭王下达命令而有对策，这是管仲、乐毅事先提供的言论。事先进言而后来被信任，没有一件不兑现的。后世像登坛向东回答、草庐三顾的对策，也差不多是这样了。○马氏说：“接受俸禄而不欺骗，是说不是白吃饭的人【严陵方氏说：‘事先提供言论，就是事先用言论作为资本。奉献自身，将要用行动来践行言论。能够践行言论，所以足以成就信用。拜，是指接受任命。献，是指效尽力能。君主无所作为，所以对臣子有所要求；臣子有所坚守，所以为言论而死。臣子能够承担责任，就不是尸位素餐的人了，所以接受俸禄而不欺骗；臣子能够效死，就不是有罪的人了，所以接受的罪责更少。人们有时也因忠诚而获罪，因此不说无罪，只说罪责更少罢了】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提出宏大的主张被采纳就期望获得大的利益，提出微小的主张被采纳就期望获得小的利益。所以君子不会因为提出微小的主张而接受大的俸禄，也不会因为提出宏大的主张而接受小的俸禄。”《易经》说：“不在家中吃饭（而在朝廷受禄），吉祥。”不在家中吃饭而吉祥，这是《大畜》卦的彖辞。意思是说，《大畜》卦中的君子，其蕴藏的才德宏大，就应当在朝廷接受俸禄，以便在天下有所作为，而不是在家中吃饭，这样才吉祥。这就是所说的不因提出宏大的主张而接受小的俸禄，也就是所谓道义通达可行于天下然后才去实行的意思。吕氏说：“大言，是指所说的内容宏大；小言，是指所说的内容微小。利益遍及天下，恩泽惠及万世，这是大利；进献一点微小的善举，治理一个官职的事务，这是小利。谏言被实行，言论被听从，利益就随之而来了。”先代的儒者认为利就是俸禄赏赐。人臣侍奉君主，各自尽忠罢了，言论被采纳就随即期望得到俸禄赏赐，那是小人的做法，不是侍奉君主应有的态度。所谓不因提出微小的主张而接受大的俸禄，不因提出宏大的主张而接受小的俸禄，这是君主用来报答臣下的，而不是臣下用来期望君主的。接受俸禄要合乎道义，也要与贡献的大小相称罢了。提出微小的主张却得到大的俸禄，那么报答就超过了本分；提出宏大的主张却得到小的俸禄，那么君主不了解我，也不可接受。石梁王氏说：“这不是孔子的话【张子曰：“大言被采纳就期望大利，利不是归于自己的私利，大言被采纳那么我的道就可以大行，这就是大利；小言被采纳那么就可以小利】

孔子说：“侍奉君主不趋附卑下，不崇尚花言巧语，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自我推荐。《小雅》说：‘安靖恭敬你的职位，只与正直之道相合。神明会听察你，将用福禄赐给你。’”下达，是指趋向污浊低下，比如有人说“我的君主无能”，有人说“助长君主的恶行”、“迎合君主的恶行”，都是这样。伊尹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孟子不陈述尧舜之道就不进言，这就叫做上达。尚辞，是指利口巧辩、应对敏捷。自，是指自我推荐以求进身。《小雅·小明》这一篇，说人臣能安靖恭敬他的职位，只与正直之道相合，那么神明就会听察他，将用福禄赐给你了。以，就是赐给【蓝田吕氏说：用趋附卑下的事情侍奉君主，那就是贼害君主；崇尚花言巧语而实际才能不匹配，那就是欺骗君主；不是合适的人却自我推荐，那就是委屈自己去侍奉君主。这三种都是不正当的，不是所说的安靖恭敬、正直。人臣恭敬地治理他的职责，所结交的是正直之人，那么神明将降福给他，何况君主呢】

孔子说：“侍奉君主，地位疏远却进谏，就是谄媚；地位亲近却不进谏，就是尸位素餐。”孔子说：“近臣保持和谐，宰相端正百官，大臣考虑四方。”吕氏说：“超越节度、冒犯本分以求自我通达，所以叫谄媚；怀恋俸禄、固守宠幸，主要为了谋利，所以叫尸位素餐。”方氏说：“所谓保持和谐，过于和谐就会流于同流合污，不及和谐就会乖离成为异端，所以在于能够保持，保持就能适中而没有过度或不足的祸患。”应氏说：“宰是从职责来说，大臣是从地位来说，自三公以下都是，不只是六卿。其顺序是先君主德行而后朝廷，先朝廷而后天下。”石梁王氏说：“地位疏远却进谏就是谄媚，这不是孔子的话【石林叶氏说：“远离君主那么见闻就粗略，进谏就是奸佞；亲近君主那么见闻就详细，进谏就不是白吃饭，白吃饭就是尸位素餐。”严陵方氏说：“地位疏远却进谏，看似忠诚却不是忠诚，只算是谄媚；地位亲近却不进谏，看似谨慎却不是谨慎，只算是谋利】

孔子说：“侍奉君主，想要进谏而不想要宣扬。《诗经》说：‘心里爱慕啊，怎么能不说呢？心中珍藏着，哪一天会忘记呢！’”谏，是制止君主的过失；陈，是宣扬君主的过失。《诗经·小雅·隰桑》这一篇，瑕诗作“遐”，原本是说我心里爱慕这位贤者，想与他交谈，因为相距遥远，所以不能共同交谈，然而想要说出的话，藏在我心中，哪一天会忘记呢？这里借用来比喻，说我有爱戴君主的心，想进谏他的过错，怎么能不说呢？纵然没能进谏，也藏在心中不忘，只是不告诉别人罢了【严陵方氏说：“陈说善道、闭塞邪路叫做敬，所以进谏而不想要宣扬，宣扬那就是暴露君主的过错了。然而有犯无隐，那么就会宣扬了，大概进谏不被听从，不得已而后才宣扬。那么宣扬不是所想要的，所以说不想要宣扬。”临川吴氏说：“引用《诗经》‘心中珍藏着’，表明不想要在外宣扬君主过错的意思】

孔子说：“侍奉君主，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那么职位就有秩序；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就会混乱。所以君子三次作揖而后进用，一次推辞而后退隐，以此来远离混乱。”吕氏说：“所谓有秩序，是指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谓混乱，是指贤与不肖颠倒。君主相信我可以做老师，不是学习之后才把我当臣下，那么就不进用；相信我可以执掌国政，虽然把我排在季孟之间，也不进用。祭肉不到就立即离开，灵公问战阵就立即离开。君子出仕，是用道义匡正君主，委屈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人们相见，三次作揖直到台阶，三次谦让宾客才上升，而退隐时，一次推辞就出去，主人拜送，宾客离去不回头。如果主人的敬意未至而强行进用，主人的心意已懈而不推辞，那么宾主的名分就混乱了。可以出仕也可以停止，可以相见也可以推辞，进退的道义是一样的【延平周氏说：“他的进用是因为礼，所以难；他的退隐是因为义，所以易。进用如果不依礼，所以易；

译退却时不依据道义，所以难以做到。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这是职位之所以井然有序的原因；容易进取而难以退让，这是职位之所以混乱而无序的原因。所以君子三次作揖才肯前进，好像非常困难；一次推辞就肯退让，好像非常容易，大概是为了远离宾主之间可能产生的混乱，何况君臣之间，能不远离这种混乱吗！」○山阴陆氏说：「容易进取而难以退让，混乱的阶梯就从这里开始了。」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三次违背君命却不离开国境，这是贪图利禄。别人虽然说不贪图，我也不相信。”

违，就是离去的意思；不离开国境，实际上是没有离去的志向，这难道能说不是贪图利禄吗？吕氏说：“孔子离开鲁国，行动迟缓，是因为不忍心离开父母之邦。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是希望齐王能悔悟。但他们最终都离开了国境，君子的道义由此可见。（山阴陆氏说：三次违背君命却不离开国境，内心实际上是贪图利禄，外表却勉强装作违背，这不是贪图利禄又是什么呢？）

孔子说：“侍奉君主，开始时要谨慎，结束时要恭敬。”孔子说：“侍奉君主，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富有也可以贫穷，可以生存也可以被杀，但不可让他做叛乱的事。”

马氏说：“身外之物由命运决定，所以可以尊贵、卑贱、生存、被杀；自身所守的是道义，所以不可让他做叛乱的事。（延平周氏说：进用时要依礼，所以开始时谨慎；退隐时要依义，所以结束时恭敬。蓝田吕氏说：尊贵卑贱、富有贫穷、生存死亡，是君主用来驾驭臣下的手段。虽然有这些手段来驾驭臣下，但驾驭的依据是理义。理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是上天赋予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用来保全天下国家的。所以臣下侍奉君主，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无论东西南北，都听从命令。但如果违背了理义，臣下就可以与君主争辩，即使是平民百姓，其志向也不可被剥夺。所以君主认为我贤能，就可以用富贵来安置我；认为我不肖，就可以用贫贱来安置我；认为我无罪，就可以让我生存；认为我有罪，就可以杀我。这六种情况没有不是由君主决定的，不可被剥夺的，只是我的理义罢了。）

孔子说：“侍奉君主，在军队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上不推辞卑贱。身处其位却不履行其事，就是混乱。所以君主使用臣下，如果臣下能实现志向，就谨慎思虑后顺从君主；如果不能实现志向，就深思熟虑后顺从君主，事情做完就退下，这是臣下的厚道。”《易经》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行为高尚。”

吕氏说：乱，就像丝线没有整理而没有头绪一样。臣下接受君主的命令，即使与自己的心意相合，也不敢因为得志而自满，所以谨慎思虑后顺从君主，这是面临事情时恐惧、喜好谋划而成功的人；如果与自己的心意不相合，也不是应该推辞的，也不敢怨恨不得志，所以深思熟虑后顺从君主，事情做完就辞去臣职离开，所以可以自我保全而不连累君主，所以说这是臣下的厚道。《易经》蛊卦的上九爻，是事情的终结且没有职位，好像只是做官而已，所以说“不侍奉王侯”，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行为高尚而不被人役使。（石林叶氏说：身处军旅之位就要勇敢，所以不躲避危难；身处朝廷之位就要仁爱，所以不推辞卑贱。身处其位却躲避危难、推辞卑贱，那么事情就无法治理而混乱，哪里还有仁爱和勇敢呢？在侍奉君主方面，有得志和不得志的情况，这是命运。思虑后顺从君主，这是道义。得志时谨慎思虑，所以敬畏命运，因此得到宠爱时像受惊一样；不得志时深思熟虑，所以敬畏道义，因此受到侮辱时像受惊一样。）

孔子说：“只有天子接受上天的命令，士人接受君主的命令。所以君主的命令符合正道，臣下就顺从命令；君主的命令违背正道，臣下就违背命令。”《诗经》说：“喜鹊飞翔声姜姜，鹌鹑奔跑声贲贲。那人品行不善良，我却把他当君主。”

《诗经·卫风·鹑之奔奔》篇，严氏说：“鹌鹑奔跑的样子，好斗的鸟类不乱其配偶；喜鹊飞翔的样子，刚强的鸟类不淫乱其配偶。讽刺宣姜与公子顽不是合适的配偶。品行不善的人，我竟然把他当作小君吗？”吕氏说：“天道无私，无非是理义。君主代替上天治理天下，就是推行上天的理义来治理这些人罢了。天秩、天叙、天命、天讨，无非都是天意。臣下接受君主的命令，命令符合理义就是顺从天命，不符合就是逆天命。顺从天命，臣下就会不令而行；逆天命，臣下就会虽令不从。（马氏说：“上天赋予君主的命令，难道是谆谆教诲地命令吗？让他居于天位，享用天禄，治理天职，牧养天民，这就是所谓的命令。所以遵循正道而顺从天，就叫做顺命；不遵循正道而逆天，就叫做逆命。虽然如此，上级是下级的表率，而臣下的顺逆，也看君主的行为而已。”严陵方氏说：“天子是上天所爱之子，所以即使是天子也接受上天的命令；士人以侍奉他人为职责，所以接受君主的命令。这里只提士人，是因为低于士人的，有府史胥徒之类，都是他们的长官自行征召的，地位低下不能上达，所以不能直接接受君主的命令。那么接受君主命令的，地位最低只到士人而已。）

孔子说：“君子不通过言辞来完全了解一个人，所以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

不以言辞完全了解人，是说不能通过言辞而完全看清一个人的实质，因为说话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行为有枝叶，是根本茂盛而枝条通达；言辞有枝叶，就是芜杂的言辞和蔓延的议论罢了。这都是世教盛衰所导致的，所以用有道、无道来表述。（张子曰：尽，是极、取的意思。有道是有实质，有实质则行为就有文采；无实质则言辞就有文采。行为有文采，就都是实事；言辞崇尚浮华，就只是虚辞相互赞誉，没有实质。所以君子问寒就给他衣服，称赞美就给他爵位。现在言辞没有实质，是追求利益吗？那些相亲相依的言辞，都是相互奉承罢了。有道则行为得以伸展，无道则言辞得以伸展。）

译辞行，是天下人所说的辞行；有道、无道，也是天下所说的有道、无道。浮夸的言辞得以盛行，是因为天下无道，明智之人无法考察其真实情况，所以浮夸的言辞得以伸展，大概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彻底辨明它。○蓝田吕氏说：枝叶是主干的文饰。天下有道，人们就把文饰体现在行为上，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都是行为的文饰，所以说“行为有枝叶”。天下无道，人们就把文饰体现在言辞上，《诗经》说：“花言巧语如笙簧，脸皮厚极了。”这是言辞的文饰，所以说“言辞有枝叶”。

译因此，君子在丧家旁边，如果不能给予财物帮助，就不去询问丧事的费用；在病人旁边，如果不能给予食物馈赠，就不去询问病人的愿望；有客人而不能提供住宿，就不去询问客人的住处。所以君子与人交往像水一样清淡，小人与人交往像甜酒一样甘甜；君子因清淡而成就关系，小人因甘甜而败坏关系。《小雅》说：“谗言非常甘甜，祸乱因此进犯。”

这三方面做不到，就不去询问，不可以用空话对待别人。接，是交往的意思。《小雅·巧言》篇说：“盗言”，是小人谗害之言。餤，是进犯的意思【蓝田吕氏说：询问丧家的费用而不能给予财物帮助，询问病人的愿望而不能给予食物馈赠，询问客人的住处而不能提供住宿，那么这些话就不出于诚心，君子以此为耻。所以与其不能给予恩惠却去询问，不如不询问更好。君子与人交往以诚信为本，而不随意取悦别人，所以像水一样清淡而可以长久。在这三方面不能给予恩惠，就不去询问，这是交往得以保全而没有后续怨恨的原因，所以说清淡而成就。小人与人交往，随意取悦而不以诚信为本，所以像甜酒一样甘甜而不能长久。在这三方面能询问却不能给予恩惠，贪图片刻的取悦而不顾后果，这是交往难以保全的原因，所以说甘甜而败坏。所以凡是言语甘甜而不出于诚心的，必将有窃取人心的行为。〇说：“礼物厚重而言语甘甜，这是引诱我。”甜言蜜语进入耳朵，就遭受窃取，所以说谗言非常甘甜，祸乱因此进犯】

孔子说：“君子不用口头赞誉别人，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忠诚。所以君子询问别人的寒冷，就给他衣服；询问别人的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别人的美德，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在我这里得到安息。’”

誉，是宣扬别人的善行而超过实际。《国风·曹风·蜉蝣》篇，诗人担忧昭公无所依靠，所以说：“其于我而归税乎？”説，读作税，是休息的意思【严陵方氏说：“不用口头赞誉别人，那么言语所给予的必定发自内心，不止于外表，所以百姓感化而兴起忠诚。像询问别人寒冷就给他衣服之类，都不是口头赞誉的事情。口头赞誉，是内外不相符合”】

孔子说：“口头施惠而实际不到，怨恨灾祸就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君子与其有许诺的责任，宁可有自己的怨恨。《国风》说：‘言笑温和柔顺，誓言信实明朗，没想到他会反复，反复而不思，也就罢了！’”

《国风·卫风·氓》篇，晏晏，是和柔的意思；旦旦，是明朗的意思。起初没想到他会反复，现在的反复，是起初没有想到的过错，现在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说：“也就罢了！”〇吕氏说：“有请求而不答应，起初虽然违背别人的心意，但最终不损害信用，所以怨恨小；许诺别人而不履行，起初虽然不违背别人的心意，但最终损害信用，所以责任大【蓝田吕氏说：“口头施惠而实际不到，是损害信用的大者。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这是危国亡家的根本，所以怨恨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〇严陵方氏说：“口头施惠，是始终不相符合”】

孔子说：“君子不凭脸色亲近别人。人情疏远而表面亲近，在小人就是穿墙越户的盗贼吧！”孔子说：“情意要诚信，言辞要考究。”

情欲信，就是《大学》中意诚的意思；巧当作考，就是《曲礼》中“则古昔，称先王”的意思，否则就是无稽之谈了。〇吕氏说：穿墙越户的盗贼，欺骗别人看不见，以为不义而已。凭脸色亲近别人，巧言令色足够恭敬，没有诚心来伴随，情疏貌亲，主要为了利益，也是欺骗别人看不见。孔子说：“色厉而内荏，比如小人，其犹穿墙越户的盗贼吧！”孟子说：“士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这些都是穿墙越户之类。二者也是欺骗别人看不见，以为不义，所以成为穿墙越户。〇石梁王氏说：辞欲巧，决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鲜矣仁【马氏说：君子不凭脸色亲近别人，因为其中有相爱之情出于内心，愉色婉容见于外表，大概真积于内，然后诚动于外，所以君子不凭脸色亲近别人，而担心情意不诚信。慝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耻也】

孔子说：“从前三代明王，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是用卜筮的，不敢用私事亵渎上帝。所以不触犯日月，不违背卜筮。卜筮不相袭。”

不相袭的说法，见《曲礼》。〇刘氏说：这段经文说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是用卜筮的，而又说大事有时曰，吕氏认为冬夏至祀天地，四时迎气用四丘，其他祭祀应当卜日的，不可触犯这些素定之日，不是这些则其他自然不可违背卜筮。然而《曲礼》只说大飨不问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曰，祀大神〇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眡髙命龟，《春秋》鲁礼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语，这是互相抵牾，未有定说。又如卜筮不相袭，大事卜，小事筮，而《洪范》有龟从筮从，龟从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太卜又凡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而《

译《特牲》篇中社日用甲日，《召诰》中丁巳日祭郊，戊午日祭社洛诰，戊辰日祭烝祭岁，所有这些都不符合礼家的说法，不知道用什么来统一它们，暂且空缺以待知者。【蓝田吕氏说：祭郊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占卜日期而使用它，不敢确定它的日期；占卜牺牲而饲养它，不敢确定它的物品。这是不敢用私人的亵渎之事来侍奉它。○马氏说：三代侍奉天地神明，无非是用卜筮。《祭义》说：“即使有明知之心，也必须进断其志，以示不敢专断来尊崇天。”这与上述观点相同。○张子说：不犯日月，是说不要让祭日相见。犯，如果一时之间有两个祭祀，则必须相互回避，使之不相妨碍】

译重大祭祀有固定的日期，次要祭祀没有固定的日期。需要占卜时，对外祭祀使用刚日，对内祭祀使用柔日，不违背龟卜和蓍筮的结果。孔子说：“牺牲纯一、礼乐完备、斋戒丰盛，因此不会招致鬼神的伤害，也不会引起百姓的怨恨。”

重大祭祀是祭祀大神，次要祭祀是祭祀小神。外为刚内为柔，见于《曲礼》。详细考察文理，“不违龟筮”四字应当放在“牺牲纯一、礼乐完备、斋戒丰盛”之后，因为一切听从龟卜蓍筮，所以神和人的心意都顺从。马氏说：“外事属阳，刚也属阳，所以使用刚日；内事属阴，柔也属阴，所以使用柔日。以郊祀为外事却使用辛日，以社祭为内事却使用甲日，解说者认为天地至尊的祭祀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外内之事，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严陵方氏说：“牺牲是天的产物，斋戒丰盛是地的产物，礼是威仪，乐是节奏，在物品上有天产、地产，在事务上有威仪、节奏，事物虽然完备，如果违背了龟卜蓍筮，又怎么能暗中没有鬼神的伤害，明处没有百姓的怨恨呢？所以先王对于祭祀，不仅占卜日期，还占卜主祭者，不仅占卜主祭者，还占卜牺牲。违背龟卜蓍筮而百姓怨恨，《尚书》不说过吗：‘咨询谋划大家一致，鬼神才会依附。’这是因为鬼神依附于人而行，所以鬼神有伤害，百姓就会有怨恨，这是可以知道的。”

孔子说：“后稷的祭祀容易富足，他的言辞恭敬，他的欲望节俭，他的福泽惠及子孙。《诗经》说：‘后稷开始祭祀，众人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

富足指完备。出自《诗经·大雅·生民》。兆，诗中作肇，是开始的意思。一直延续到今天，说明他的福泽惠及子孙。蓝田吕氏说：“后稷的祭祀，竭尽全力供应斋戒丰盛，无非是诚信，所以容易富足。他的祭祀，只求没有罪过悔恨而已，这就是他的言辞恭敬、欲望节俭的原因。一直延续到今天，到了周朝，推举后稷配享天帝，完全采用后稷的方法，所以说他的福泽惠及子孙。”严陵方氏说：“言辞恭敬，那么物品虽然微薄但诚意足以享神；欲望节俭，那么物品虽然稀少但用途足以行礼，这就是祭祀容易富足的原因。盛大的德行必定百世祭祀，所以他的福泽惠及子孙。”

孔子说：“尊者的器物威严恭敬。天子不使用蓍筮，诸侯有守筮。天子在途中使用蓍筮，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使用蓍筮，只占卜住宅和寝室。天子不占卜处所的大庙。”龟甲作为器物，是圣人用来寄托神道教化的，所以说尊者的器物。因为威严恭敬而不敢玩弄亵渎，所以大事则用，小事则不用。天子不使用蓍筮，只用龟卜。又说“天子在途中使用蓍筮”，是指在路途之中则使用蓍筮。守筮，指在国内居守，有事则使用蓍筮。龟甲也叫守龟，《左传》说“国家的守龟，什么事不占卜”。不在自己的国家不筮，指出行在他国，不想让人怀疑他询问吉凶。宅，是居住的意思。诸侯出行，则必须占卜他所居住的地方，顾虑其他变故。太庙，是天子必定应当居住的地方，所以不占卜。蓝田吕氏说：“如‘天子不使用蓍筮’，恭敬则使用祭器，那么龟甲与祭器都是尊者的器物。尊者所主管的器物，应当威严敬重，不可在小事上私自亵渎。大事则不筮，小事则不卜。朝聘的宴享、婚冠的礼仪、醮礼，都使用祭器，宴饮则不使用。天子不使用蓍筮，是因为天子地位尊贵，在国内有事都使用龟卜而不使用蓍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途中，则使用蓍筮，大概因为龟甲应当敬重而不可亵渎，所以说‘天子在途中使用蓍筮’。诸侯地位低于天子，在国内居守有事则使用蓍筮，降低了天子使用龟甲的规格。至于出境外则不使用蓍筮，大概是不敢在他人的国家询问吉凶，并且避讳天子，所以说‘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使用蓍筮’。”山阴陆氏说：“诸侯到别人的国家，虽然不使用蓍筮，他所居住的住宅和寝室仍然占卜。如果天子到诸侯那里，则住在寝庙，不占卜。”

孔子说：“君子恭敬则使用祭器，因此不废弃日期，不违背龟卜蓍筮，用恭敬的态度侍奉他的君长，所以上面不轻慢百姓，下面不亵渎上级。”

恭敬他的礼仪，所以使用祭器；恭敬他的事务，所以询问龟卜蓍筮，不轻慢、不亵渎，是因为恭敬的缘故。疏说：恭敬侍奉君长，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小国对待大国。张子说：“以圣人的智慧，不是不能制作后来的器皿，必须制作笾豆簠簋来祭祀，是为了不便于亵渎使用。如果亵渎使用，则自有宴饮的器皿。只有大宾客到来极其恭敬，则使用祭器。”蓝田吕氏说：“君子侍奉天地鬼神，与侍奉他的君长，恭敬是一样的。所以恭敬则使用祭器。不废弃日期，侍奉他的君长各有日期，如一年有朝觐宗遇，一天有朝夕，不敢废弃。不违背龟卜蓍筮，想要见他的君长以及他所贡献的物品，都占卜蓍筮然后才进献。”严陵方氏说：“祭器用来侍奉神，宴饮器皿用来侍奉人。用侍奉神的礼仪侍奉他，那么恭敬可知。不废弃日期，不违背龟卜蓍筮，都是用来表达恭敬，所以说用恭敬侍奉他的君长。上面不轻慢百姓，是不被百姓轻慢；下面不亵渎上级，是不被上级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