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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读诗质疑三十

读诗质疑卷二十七

儒藏 · 诗经 · 已译 · 第 472–487 段

》《闵予小子》之类,先儒尝疑之。今按:《烈文》《臣工》《振鹭》《有客》皆助祭之诗,《武》奏《大武》,《赉》封于庙,皆庙中之诗,《桓》类祃,亦祭祀之诗,《闵予小子》朝庙之诗,惟《敬之》《小毖》不言庙,而承谋庙之下,当亦于庙进戒于庙,求助则亦宗庙之诗也。其他郊、北、明堂、耤田、祈谷、山川、岳渎,无一而非祭祀之诗,而或以颂为颂美功德,非必告神明者,误矣。孔疏:商颂虽祭祀之歌,祭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功,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也。若鲁颂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黄氏曰:録鲁颂所以尊周公,存商颂所以仁先代成德。曰风、雅既有正变,颂亦有正变。《清庙》至《般》,正颂也。鲁殷之颂,颂之变也。

译像《闵予小子》这类篇目,前代的儒者曾经对此表示怀疑。现在考察:《烈文》《臣工》《振鹭》$《有客》都是助祭的诗,《武》演奏《大武》乐舞,《赉》在宗庙中分封,都是宗庙中的诗,《桓》属于祃祭,也是祭祀的诗,《闵予小子》是朝见宗庙的诗,只有《敬之》《小毖》没有明确提到宗庙,但承接在谋议宗庙事务之后,应当在宗庙中进献告诫,在宗庙中求助,那么也应当是宗庙的诗。其他如郊祀、北郊、明堂、耤田、祈谷、山川、五岳四渎,没有一件不是祭祀的诗,却有人因为认为颂是颂美功德,不一定是向神明告祭,这就错了。孔颖达疏解:商颂虽然是祭祀的歌,祭祀先王的宗庙,叙述他们生前建立的功业,这正是死后颂扬功绩,并不是用成功的业绩来告慰神明,其体裁与周颂不同。至于鲁颂咏叹僖公的功德,才像是变风中的美诗罢了,又与商颂不同。黄氏说:收录鲁颂是为了尊崇周公,保留商颂是为了仁爱先代成就的德行。说风、雅既有正有变,颂也有正有变。从《清庙》到《般》,是正颂。鲁颂和殷颂,是颂的变体。

周颂清庙之什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郑笺: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立宫室,象貌之。张氏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洁,故文王之庙曰清庙。申公説:清庙,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见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诸侯祀之而作此乐歌。钱氏曰:清庙、我将同为宗祀文王之诗。以序及蔡邕《独断》之説考之,我将是季秋大飨帝时所用;清庙乃洛邑初成,特奉文王配帝之乐歌,即《雒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者是也。朱注:《书》称“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实周公摄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辞也。《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茍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焉。《乐记》曰:清庙之瑟,朱▯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郑氏曰:朱▯练,朱▯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孔氏曰:乐歌文王之道不极音声,故但以熟▯广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传之无穷,是有余音不已也。汉因秦乐,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筦▯乱人声,欲在位者徧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程氏曰:朱▯声浊,疏越声迟,丝本取声而贵于迟浊者,正与元酒大羮荐味而弃味者同意,故曰有遗音,有遗味也。孔疏:《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首。逸斋曰:王褒《四子讲德论》曰:“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国语》亦以《时迈》、《思文》为周文公之颂,则周颂盖周公作也。

于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韵未详】

赋也。毛传:于叹辞。朱注:穆,深远也。孔疏:肃然清静,谓之清庙。毛传:肃敬雝和也。朱注:显明相助也,谓助祭之公卿诸侯也。多士与祭执事者也。毛传:秉执也。郑笺:对配越于也。朱注:骏,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毛传:射厌也。朱注:斯辞也。

苏氏曰:「于穆哉!此清静之庙,所以祀文王也。有肃肃其敬,雝雝其和者,实显相其礼。文王没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庙。多士之助祭者,亦皆不忘秉持其德,以对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庙者。」郑笺:「是不光显文王之德欤?言光显之也。是不承顺文王之志意欤?言承顺之也。」此文王之德,人无厌之。许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言助祭之人,敬且和与执行文王之德,是即文王之德之所在也。其心足以对在天之神明,乃可以尽骏奔走之职事。助祭之臣且如是,则主祭之君可知。」钱氏曰:「秉文之德者,显相之诸侯,济济之多士,皆有一文王之德,持于心而不散也。对越在天,即显也;骏奔走在庙,即承也。」

  清庙一章八句

虞惇按:周颂三十一篇,毎篇止一章。朱子集注,自「维天之命」以下一章分为数节,非诗之旧也。今仍合为一章。朱子云:「周颂多不叶韵,疑自有和声相叶。」「清庙」之瑟,朱▯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顾炎武氏云:「周颂之诗,多若韵若不韵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节,而今不可考矣。」阙之可也。

  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苏氏曰:「文王受命未终而没,周公、成王继之,天下太平,以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韵未详】

赋也。郑笺:天命即天道也。朱注:纯不杂也。苏氏曰:假大也。郑笺:溢,盈也。欧阳氏曰:如水之溢而旁及也。朱注:收受也。郑笺:骏,大惠顺也。曾,犹重也。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

郑笺:天之道,于乎美哉!动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赋与万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

译《周颂·清庙》这一组诗

《清庙》是祭祀周文王的诗。周公建成洛邑后,召集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郑玄笺注说:“清庙”,是祭祀具有清明之德的君主的宫室。天道清明,文王效法它,所以祭祀他时歌唱这首诗。“庙”的意思是“貌”,死者的精神无法看见,只是建立宫室,模拟其形貌。张氏说:治理人的道理崇尚光明,所以施政的殿堂叫明堂;侍奉神明的道理崇尚洁净,所以文王的庙宇叫清庙。申公说:“清庙”,是周公建成洛邑时所作。他奉成王会见诸侯,建造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昊天上帝,率领诸侯祭祀他而创作了这首乐歌。钱氏说:《清庙》和《我将》都是宗祀文王的诗。根据《诗序》及蔡邕《独断》的说法考察,《我将》是季秋大飨天帝时所用的;《清庙》则是洛邑刚建成时,特别奉文王配享帝王的乐歌,也就是《洛诰》中“王开始称颂殷礼,在新邑祭祀”所指的那首。朱熹注:《尚书》记载“王在新邑举行岁祭,用一头红牛祭文王,用一头红牛祭武王”,这实际上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而这正是升堂歌唱的歌词。《书大传》说:周公升堂歌唱《清庙》,如果在庙中曾经见过文王的人,都会肃然起敬,仿佛又见到了文王。《乐记》说:《清庙》的瑟,用红色的丝弦,底板的孔疏阔,一人领唱而三人应和,是有余音的。郑氏说:“朱〇”是红色的丝弦,红色丝弦声音浑浊;“越”是瑟底的孔,疏阔它使声音迟缓。领唱是发起歌句,三叹是三人跟着应和。孔氏说:乐歌宣扬文王的道理不追求极致的音声,所以只用熟练的丝弦、广疏的孔、少数的领唱和寡少的应和,这种声音有德行传承无穷,因此有余音不绝。汉朝沿袭秦朝的音乐,在祭祀时登堂歌唱,唯独登歌不用管弦扰乱人声,想让在位者都能听清楚,这就像古代的《清庙》之歌一样。程氏说:红色丝弦声音浑浊,疏阔的孔使声音迟缓,丝弦本来取声却贵在迟缓浑浊,这与用元酒和大羹进献美味而舍弃浓味的道理相同,所以说有余音,也就是有余味。孔颖达疏:《礼记》常说升堂歌唱《清庙》,那么祭祀宗庙时盛大的歌曲,文王的德行没有比《清庙》更重的,所以它列为《周颂》之首。逸斋说:王褒《四子讲德论》说:“从前周公歌颂文王的德行而作《清庙》”,《国语》也将《时迈》、《思文》视为周公的颂歌,那么《周颂》大概是周公所作。

啊,那庄严清静的庙宇,肃敬和顺,显赫相助。众多士人整齐有序,秉持文王的德行,配享那在天上的神灵。在庙中迅速奔走效劳,无不显扬,无不承顺,人们对此没有厌倦。

这是赋的手法。毛传:“于”是叹词。朱注:“穆”,深远的意思。孔疏:肃然清静,称为清庙。毛传:“肃”是恭敬,“雝”是和顺。朱注:“显”是显赫,“相”是相助,指助祭的公卿诸侯。多士是参与祭祀执事的人。毛传:“秉”是执持。郑笺:“对”是配享,“越”是到达。朱注:“骏”,大而快。郑笺:“承”是尊奉。毛传:“射”是厌弃。朱注:“斯”是语助词。

苏氏说:“啊,庄严啊!这清静的庙宇,是用来祭祀文王的。有肃肃的恭敬,雝雝的和顺,实在显赫地辅助礼仪。文王虽然去世了,他的神灵在天,他的牌位在庙。众多助祭的士人,也都念念不忘秉持他的德行,以配享在天上的神灵,并奔走侍奉在庙中的牌位。”郑笺:“这不是显扬文王的德行吗?说的是显扬它。这不是承顺文王的意志吗?说的是承顺它。”文王的德行,人们没有厌倦。许氏说:“文王的德行,难以用言语形容。说助祭的人恭敬且和顺,执行文王的德行,这就是文王德行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心足以配享在天上的神明,从而可以尽到迅速奔走效劳的职责。助祭的臣子尚且如此,那么主祭的君主就更不用说了。”钱氏说:“秉持文王德行的人,是显赫相助的诸侯,是整齐有序的多士,他们心中都持守着文王的德行而不散失。配享在天上的神灵,就是显扬;在庙中迅速奔走效劳,就是承顺。”

《清庙》一章八句

虞惇按语:《周颂》共三十一篇,每篇只有一章。朱熹《集注》从《维天之命》以下将一章分为数节,这不是《诗经》的原貌。现在仍合并为一章。朱熹说:“《周颂》大多不押韵,怀疑本来有和声来配合押韵。”《清庙》的瑟,用红色丝弦,底孔疏阔,一人领唱而三人应和。应和就是和声。顾炎武说:“《周颂》的诗,大多似韵非韵,大概古人歌唱时自有音节,现在无法考证了。”空缺不论。

《维天之命》是天下太平时告慰文王的诗

苏氏说:“文王受命未终就去世了,周公、成王继承他,天下太平,认为这是文王德行的所致,所以以此告慰他。”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不纯,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收其福。骏惠我文王,曾孙笃行之。

这是赋的手法。郑笺:天命就是天道。朱注:“纯”是不杂。苏氏说:“假”是大。郑笺:“溢”,充满。欧阳氏说:像水溢出而旁及一样。朱注:“收”是接受。郑笺:“骏”,大;“惠”,顺。郑笺:“曾”,犹重。从孙的儿子以下,侍奉先祖,都称曾孙。

郑笺:天道,啊,美啊!运动不止,运行不息。程氏说:说天的自然规律叫天道,说天赋予万物的叫天命。天命不止,文王纯于天道也不止,纯则无

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郑笺:美其与天同功也。苏氏曰:文王亦既没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于我,我既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将以大顺文王之心,惟我子孙世益厚之。李氏曰:后世当大顺文王而益厚之,则可以保太平之业也。辅氏曰:骏惠我文王,自期之辞也。曾孙笃之,望后人之也。

译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郑玄笺注说:赞美文王与上天共同成就功业。苏氏说:文王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美德并未消亡,而是盛大充盈地留给了我们,我们既已承继它而成就了太平盛世,天命的不息就是这样的。现在将要大大顺承文王的意愿,希望我们的子孙世代更加厚待这份基业。李氏说:后世应当大大顺承文王并更加厚待这份基业,这样才能保全太平的功业。辅氏说:“骏惠我文王”,这是自我期许的话;“曾孙笃之”,这是期望后世子孙的话。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

虞惇按:毛传「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郑笺:「我其收之以制法度,谓为周礼六官之职也。」文王之德无所不包,而毛郑以制礼立言,所见亦偏矣。朱注:「何之为假声之转也,恤之为溢字之讹也。」盖据《左传》「何以恤我」之文,今《左传》杜注以此为逸诗。况就诗説诗,不烦改经从传。又《诗序》辨此诗无告太平之意,然则《清庙》一章,亦无「成洛邑朝诸侯」之意,不知朱子何以取之。「维清」之奏,「象舞」、「烈文」之即政助祭,序必有所据而云然。而朱子概不取,今俱仍其旧。

  维清奏象舞也

苏氏曰:象文王之乐,所谓象箾者,盖文舞也。文王之舞谓之象,武王之舞谓之武。将舞象,则先歌《维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辞称文王。将舞武,则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辞称武王。《记》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严氏曰: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乐,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师帅瞽登歌,下管奏乐器。《虞书》曰:「下管鼗鼓是也。」《清庙》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贾氏曰:舞《象箾》而歌《维清》,盖以诗为乐章,与舞人为节。申公説: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诗。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典与禋韵,成与祯韵,平上通韵】

赋也。王氏曰:缉续熙广也。毛传:典法也,肇始禋祀也。郑笺:《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传:迄至祯祥也。

王氏曰:「此清明而缉熙者,文王之典也。」黄氏曰:「清,以言其清明也;缉,以言其周密也;熙,以言其广大也。文王之德不可形容,而文王之典着见于天下。曰典,则礼乐法度皆是也。」李氏曰:「自文王始受命祭天,其后王业有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周之祯祥,实本于此矣。」

  维清一章五句

虞惇按:郑笺以象舞为象用兵时刺伐之舞,以文王之典为征伐之法,皆非也。象舞盖象文王功德之舞,非象其征伐。即《左传》所谓「象箾南籥」者,乃文舞也。《诗》但言文王之典,絶无征伐之意。《武》之章言「胜殷遏刘,耆定尔功」,乃是象武王伐纣之事故。《纪》云:「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朱干玉戚,所谓武舞也。孔頴达以下管「象」之「象」为象武,不指此诗。愚意若下管「象」之「象」为武,则下文何以又言「舞大武」?若以「清庙」「维清」俱文王之乐,不应一升一下。则下管鼗鼓,管自堂下之乐。仲尼燕居「示德示事」之説甚明,不必以《明堂位》郑注为拘也。东莱吕氏又谓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为肇禋。愚意若以宗祀文王为肇禋,则「迄用有成」文何所指?若以文王三分服事,不应祀天,则《皇矣》之诗是类是祃。注云:「类祭天也。」是文王固尝祀天矣。集注则云:此诗疑有阙文焉。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孔疏:「周公居摄七年,致政成王。成王用朝享之礼祭祖考,因而戒诸侯。」苏氏曰:「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践祚,周公摄天子位,以为政七年,而后反。余考于诗书,无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谅闇而听于冡宰三年,盖免丧而复成王之终丧也。以幼不能听政,而听于周公七年而复。故书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尝不称王命也。然则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虽即位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尝即政,是以周公当国而治事,非摄其位,盖行其事也。其后七年退而复辟,则成王于是即政,亦非复其位,盖复其事也。故此诗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茍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则周公之未尝摄位明矣。」虞惇按:「服防、左传注曰:『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也。』」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

译《维天之命》一章八句。

虞惇按:毛传说:“孟仲子说:‘天命广大无边,周朝的礼制真美好啊。’”郑玄笺注:“我应当收敛天命来制定法度,这就是周礼中六官的职事。”文王的德行无所不包,而毛亨、郑玄却只从制定礼制的角度来立论,他们的见解也是偏颇的。朱熹注说:“‘何’是‘荷’字的假借,‘恤’是‘溢’字的讹误。”这是依据《左传》中“何以恤我”的文字,如今《左传》杜预注认为这是逸诗。况且就《诗经》本身来解说《诗经》,不必改经文而从传注。又《诗序》辨明此诗没有歌颂太平的意思,那么《清庙》一章,也就没有“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的意思,不知道朱子为何采纳这种说法。“维清”用来伴奏象舞,“烈文”是成王即位施政、诸侯助祭,诗序必定有所依据才这样说。而朱子一概不采纳,现在都仍用旧说。

《维清》是奏象舞时所用的诗歌。

苏氏说:象是文王的乐舞,所谓象箾,大概是文舞。文王的舞叫象,武王的舞叫武。将要跳象舞,就先唱《维清》,所以诗序说“奏象舞”,而歌词称颂文王。将要跳武舞,就先唱《武》,所以诗序说“奏大武”,而歌词称颂武王。《礼记》说:“十三岁舞勺,勺是大武;十五岁舞象,象是象箾。”严氏说:孔子在燕居时,升堂歌唱《清庙》,是显示德行;下堂管奏象乐,是显示事功。古代音乐,歌者在上面,用人声歌唱的都叫升歌;匏竹乐器在下面,用管乐演奏的都叫下管。《周礼·春官》中大师率领盲人登堂歌唱,下堂管奏乐器。《尚书·虞书》说:“下管鼗鼓”就是这个意思。《清庙》用人歌唱,自然应当升堂;象乐用管演奏,自然应当在下。贾氏说:舞象箾而歌《维清》,大概是以诗歌作为乐章,与舞者配合节拍。申公说:也是在明堂祭祀文王,而奏象舞的诗歌。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

迄用有成,维周之祯。【典与禋押韵,成与祯押韵,平声与上声通押】

这是赋的手法。王氏说:缉是继续,熙是广大。毛传:典是法度,肇是开始,禋是祭祀。郑玄笺注:《周礼》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毛传:迄是至,祯是祥瑞。

王氏说:“这清明而继续广大的,是文王的法度。”黄氏说:“清,是说它清明;缉,是说它周密;熙,是说它广大。文王的德行不可形容,而文王的法度显见于天下。称为典,那么礼乐法度都包括在内。”李氏说:“自从文王开始受命祭天,后来王业有成,至今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周朝的祥瑞,确实源于此。”

《维清》一章五句。

虞惇按:郑玄笺注把象舞当作象用兵时刺伐的舞蹈,把文王的典当作征伐的法度,这都是不对的。象舞大概是象文王功德的舞蹈,不是象其征伐。就是《左传》所说的“象箾南籥”,那是文舞。《诗经》只说文王的典,完全没有征伐的意思。《武》的篇章说“胜殷遏刘,耆定尔功”,那是象武王伐纣的事迹。《礼记·明堂位》说:“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朱干玉戚,就是所谓的武舞。孔颖达把下管“象”的“象”当作象武,不指此诗。我的意思是,如果下管“象”的“象”是武舞,那么下文为何又说“舞大武”?如果把“清庙”“维清”都当作文王的乐舞,不应一个升堂一个下堂。那么下管鼗鼓,管乐自然是堂下的音乐。孔子燕居“示德示事”的说法很明白,不必拘泥于《明堂位》郑玄的注。东莱吕氏又说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就是肇禋。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宗祀文王当作肇禋,那么“迄用有成”的文句指什么?如果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商,不应祭天,那么《皇矣》的诗就是类祭和祃祭。注说:“类祭天。”可见文王本来曾经祭天。朱熹集注则说:此诗怀疑有缺文。

《烈文》是成王即位施政、诸侯助祭时所用的诗歌。

孔颖达疏:“周公居摄七年,把政权还给成王。成王用朝享的礼仪祭祀祖考,因而告诫诸侯。”苏氏说:“古代的儒者,都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不能践祚,周公摄天子位,执政七年,然后归还。我考察《诗》《书》,没有这样的记载。古代君主去世,世子即位,居丧而听命于冢宰三年,大概是除丧后完成成王的终丧。因为年幼不能听政,而听命于周公七年然后恢复。所以《书》称‘武王去世,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曾不称王命。那么成王已经即位了。成王虽然即位但不能治理王事,所以未曾即政,因此周公当国而治事,不是摄其位,而是行其事。后来七年退位而恢复君权,那么成王于是即政,也不是复其位,而是复其事。所以此诗的诗序说‘成王即政’,即政不是即位。如果成王有即位,有即政,那么周公未曾摄位就明白了。”虞惇按:“服防、《左传》注说:‘烈文,是成王初到洛邑,诸侯助祭的乐歌。’”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

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公邦崇功一韵,疆皇忘一韵,周颂韵多错综不可尽晓,今就所知者稍别之】

译福泽无疆,子孙得以保全。不要在你的邦国中放纵奢靡,唯有君王才能推崇这种美德。念及这伟大的功业,继承并光大那辉煌的祖德。没有比人才更重要的了,四方诸侯都会效法他。显赫的是德行,各国诸侯都会以他为准则。啊,先王啊,不可遗忘!

赋也,毛传「烈光也」,孔疏「辟公诸侯也」,朱注「封,封殖也;靡,汰侈也」。毛传「戎,大也」,朱注「皇,大也」。欧阳氏曰:「成王朝享于庙,呼助祭之诸侯而告之曰:『有光明文章之辟公,锡我以此祉福矣。』」朱注:「言诸侯助祭,使我获福,是诸侯锡此祉福而惠我以无疆,使我子孙永保之也。」苏氏曰:「因戒之无封以专利,无靡以伤财,则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则继其序者益大矣;勤于择人,则四方顺之矣;敏于修德,则百辟宪之矣。」孔疏:「我前王文武勤行此道,故人称颂之不忘汝。」

辟公宜效法前王也。朱注:此戒饬而劝勉之也。《烈文》一章十三句。

虞惇按:锡兹祉福,郑笺云:“天锡之以祉福。”语意似泛,不若朱子即指助祭之福。但朱子以“念兹戎功”为助祭锡福之大功,则非也。“无封靡于尔邦”四句,毛、郑多衍説,集注亦无发明,今从苏氏诗序:“成王即政,诸侯助祭”,是言此诗所由作。诗序辨以为诗中无即政之意,然则《清庙》又何尝有成雒邑之意乎?先儒传授必有所本,未可轻废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郑笺:先王,谓太王已下先公诸▯至不窋。苏氏曰:祀,时祀也。周之初时,祀犹及先公。孔疏:经但述先王,而序并及先公者,举王迹所自起也。昊天有成命,经无地,而序言地;般经无海,而序言海,亦此类也。

天作髙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行,户郎反。末句无韵】

赋也。郑笺:「髙山,岐山也。」胡氏曰:「荒,奄也。」郑笺:「彼彼,万民也。徂,往也。」程氏曰:「夷,平也。」郑笺:「行道也。」郑笺:「天生此髙山,太王自豳迁焉。彼万民居岐。」

邦者皆筑作宫室以为常居,文王则能安之。严氏曰:「彼民又皆徂往而归岐,昔之险阻,今为平夷之道矣。大王、文王之业,子孙当世守而不坠也。」

  天作一章七句

虞惇按:彼徂矣。岐,后汉书《西南夷传》作「彼岨者」,岐。故朱子云:「岨,险僻之意。」今就诗説诗,不烦改字,仍作「徂」。韩诗薛君章句亦曰:「徂,往也。」説苑尹文对齐宣王引诗「岐有夷之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苏頴滨、严华谷从之。然据汉书,则当「彼岨矣」岐四字为句,今仍之。「有夷之行」,郑笺云:「岐邦之君有狡易之道」,引《易·系辞》「易知易从」为説,殊属赘义。「彼」作「矣」,「彼徂矣」,郑笺作「彼万民似于两『彼』字相关应,较之朱注为长。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疏:「此郊祀天地之乐歌也。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于北郊祭神州之地祗。王者之有天下,乃天地同助。经言天而不及地者,言天可以兼地也。」虞惇按:「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奏乐八变,则地祗皆出。后世天地分祭,皆以周礼为凖。」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也。诗文言天而不言地,于是説者纷纷:或以为此祀成王而非祀天地;或以为此一诗而两用,如秋冬报之丰年。夫以为祀成王而非祀天地者,此排撃小序之説,非定论也。以为一诗两用,而歌于泽中之方丘,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岂有是理哉?苏轼《圆丘合祭六议劄子》曰:「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只。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帝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愚以为信然。古者天地合祭,非昉于周。虞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夫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只,则知类于上帝,地只已在其中矣。周书『武王克商,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自上帝而及山川,皆以武成祭告,而独不告地祗,则知地祗已从祀于上帝。周之时,未尝不合祭天地也。即如周颂三十一篇,自《昊天有成命》之外,《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丰年》

译赋体。毛传说:“烈,光明。”孔颖达疏:“辟公,指诸侯。”朱熹注:“封,封殖聚敛;靡,奢汰浪费。”毛传说:“戎,大。”朱熹注:“皇,大。”欧阳修说:“成王在宗庙举行朝享大典,呼唤助祭的诸侯并告诫他们说:‘有光明显赫的诸侯,赐给我这些福祉。’”朱熹注:“说诸侯助祭,使我获得福佑,这是诸侯赐给我这福祉而恩惠我无穷无尽,使我的子孙永远保有它。”苏辙说:“借此告诫他们不要聚敛以谋取私利,不要奢靡以损害财用,那么王就会尊重他们。念及他们先祖的功业,那么继承他们爵位的人就会更加显大;勤于选拔人才,那么四方就会顺从;敏于修治德行,那么众诸侯就会效法。”孔颖达疏:“我前代文王、武王勤勉地实行这些道理,所以人们称颂他们而不忘你们。”

诸侯应当效法前代君王。朱熹注:这是告诫并劝勉他们。《烈文》一章,共十三句。

虞惇按语:“锡兹祉福”,郑玄笺注说:“上天赐给他们福祉。”语意似乎宽泛,不如朱熹直接指助祭所得的福佑。但朱熹把“念兹戎功”当作助祭赐福的大功,则是不对的。“无封靡于尔邦”四句,毛亨、郑玄多有附会之说,朱熹《集注》也没有阐发,现在采纳苏辙《诗序》的说法:“成王即位执政,诸侯助祭”,这是说此诗创作的缘由。《诗序辨》认为诗中并无即位执政之意,那么《清庙》又何尝有建成洛邑的意思呢?先儒的传授必定有所依据,不可轻易废弃。

天作,祭祀先王先公。

郑玄笺注:先王,指太王以下的先公,直至不窋。苏辙说:祀,指时祭。周朝初年,祭祀还及于先公。孔颖达疏:经文只叙述先王,而《诗序》并及先公,是举出王业所由起始之处。《昊天有成命》经文没有提到地,而《诗序》言及地;《般》经文没有提到海,而《诗序》言及海,也是这类情况。

天作高山,太王开辟它。他们建造了宫室,文王安抚他们。他们前往了,岐山有平坦的大道,子孙保有它【行,读户郎反。末句无韵】

赋体。郑玄笺注:“高山,指岐山。”胡氏说:“荒,覆盖。”郑玄笺注:“彼,指万民。徂,往。”程氏说:“夷,平坦。”郑玄笺注:“行道。”郑玄笺注:“天生这座高山,太王从豳地迁居于此。那些万民居住于岐山。”

邦国的人都建造宫室作为常居,文王则能安抚他们。严氏说:“那些百姓又都前往而归附岐山,昔日的险阻,如今成为平坦的大道了。太王、文王的基业,子孙应当世代守护而不失坠。”

天作一章,共七句

虞惇按语:“彼徂矣。岐”,《后汉书·西南夷传》作“彼岨者,岐”。所以朱熹说:“岨,险僻的意思。”现在就诗论诗,不必改字,仍作“徂”。韩诗薛君章句也说:“徂,往。”《说苑》尹文对齐宣王引诗“岐有夷之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苏辙、严华谷采纳此说。然而根据《汉书》,则当以“彼岨矣岐”四字为句,现在仍保留原样。“有夷之行”,郑玄笺注说:“岐邦的君主有简易之道”,引用《易·系辞》“易知易从”来解释,实属多余之义。“彼”作“矣”,“彼徂矣”,郑玄笺注作“彼万民”,两“彼”字相关应,比朱熹注更好。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孔颖达疏:“这是郊祀天地的乐歌。在南郊祭祀所感应的天神,在北郊祭祀神州的地祗。君王拥有天下,是天地共同辅助。经文言天而不提及地,是说天可以兼括地。”虞惇按语:“《周礼·大司乐》,冬至在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都降临;夏至在方泽奏乐八变,则地祗都出现。后世天地分祭,都以《周礼》为准。”《昊天有成命》这首诗,是郊祀天地。诗文中言天而言地,于是解说者纷纷:有人认为这是祭祀成王而不是祭祀天地;有人认为这是一诗两用,如秋冬报祭的《丰年》。认为祭祀成王而不是祭祀天地的,这是排斥《小序》的说法,并非定论。认为一诗两用,而在方泽歌唱,歌唱所不祭祀的,祭祀所不歌唱的,哪有这种道理呢?苏轼《圆丘合祭六议札子》说:“古代祭祀上帝,就同时祭祀地祗。《诗序》说:‘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帝。’这是合祭天地的经文明证。我认为确实如此。古代天地合祭,并非始于周朝。《虞书》说:‘于是类祭于上帝,禋祭于六宗,望祭于山川,遍祭于群神。’既然从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无不全部告祭,却唯独不告祭地祗,就知道类祭于上帝时,地祗已包含在其中了。《周书》‘武王克商,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望祭山川’。从上帝到山川,都以武成祭告,却唯独不告祭地祗,就知道地祗已随祭于上帝。周朝之时,未曾不合祭天地。就像《周颂》三十一篇,除了《昊天有成命》之外,《时迈》是巡守告祭柴望;《噫嘻》是春夏祈谷于上帝;《丰年》

秋冬报也;《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桓》讲武类祃也;《般》巡守祀四岳河海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莫不徧举,而独无一诗为地祗而作。向非天地合祭,则岂地祗独不在祀典之列,而祭地祗之乐歌,又独可以祭天之诗假借而用之乎?」《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以郊社为事上帝,则地祗之从上帝可知。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别父,地不得殊天。祭天地而特歌《昊天犹称父而不称母,统于尊也。宋李君弼据此。诗以为天地合祭而不信南北郊之説,李迂仲《诗集解》亦主之,故敢援苏子瞻之议以为证,而复详论之如此。孔氏《正义》以为祭感生帝,盖惑于郑氏谶纬之説,不足为信也。

译秋冬是报答神恩的时节;《载芟》是春天籍田时祈求社稷神保佑;《良耜》是秋天报答社稷神恩;《桓》是讲习武事并举行类祃之祭;《般》是巡守时祭祀四岳和河海。名山名川、众神众祀,没有不普遍举祭的,却唯独没有一首诗是专门为地祇而作的。如果以前不是天地合祭,那么难道地祇独不在祭祀的典制之列,而祭祀地祇的乐歌,又偏偏可以借用祭祀天的诗来使用吗?」《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既然把郊社之礼视为事奉上帝,那么地祇随从上帝可知。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母亲不能与父亲分离,地也不能与天区别。祭祀天地却特别歌唱《昊天》,只称父而不称母,这是统归于尊者的缘故。宋人李君弼据此,认为《诗》是天地合祭而不相信南北郊之说,李迂仲《诗集解》也主张这一观点,所以敢援引苏子瞻的议论作为证据,并像这样详细论述。孔氏《正义》认为这是祭祀感生帝,大概是受郑氏谶纬之说的迷惑,不足为信。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韵未详】

赋也。毛传:二后,文武也。朱注:宥,宏深也;密,静谧也。苏氏曰:单,尽也。严氏曰:肆,故也。郑笺:靖,安也。朱氏曰: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矣,文武受之,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惟夙夜积德以为受命之基者,宏深而静密,又能续而广之,尽其心而不懈,故能安靖天下而保受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虞惇按:朱子集注云,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经文“成王不敢康”,成王者即成王,诵武王之子也。诗序辨复极辟毛郑,成此王功之説,而援《国语》为证,复参以欧阳之本义。今按欧阳氏曰:“《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执竞”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则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已説,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説,岂不迂而曲也?欧阳氏之言辨矣,而未然也。若以“成王不敢康”及“噫嘻成王”之即为成王,则成王之孚,又何以不为成王也?《书》曰:“自成汤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显。”而《商颂》亦曰:“武王靡不胜。”然则《书》之成王,岂成王而《商颂》之武王,又岂即武王哉?“何彼秾矣”曰:“平王之孙。”朱子固未尝以为东迁之平王矣,何独于此而必以为成王康王也?周公当成王时,制作礼乐,郊庙之歌,皆经手定,不应祀武王之诗至昭王而始作。班固言“成康汲而颂声寝”,则成康之后,不容复有颂厠于《我将》《天作》之间。《国语》“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引吕叔玉云:“肆夏时迈也,樊遏执竞也,渠思文也。”此即《周礼》九夏之三。朱子于《时迈》之注,亦既引此为説矣。若以《执竞》为昭王以后之诗,则何以周公先列之于九夏也?朱子但主辟序,而不顾其説之自相矛盾,不知其适足以见旧説之可信,而颂之决非康昭以后之诗可知也。况《国语》道成王之德,韦昭注。云是诗,道文武能成其王德,而所谓始于德让,中于信寛,终于固和,故曰成者,原未尝即指成王之諡。朱子援以为据,盖亦考之不详。至苏氏所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者,尤为深切之论,不得以説经之异同,而遂诋为北郊集议之余忿也。

  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疏即《孝经》所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月令季秋,是月也,大飨帝。朱氏曰:明堂之制,始于黄帝之合宫,有虞谓之总章,夏谓之世室,商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时也。陈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扫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犊,其礼极简。圣人之意,以为未足以尽其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飨之礼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远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亲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亲文王也。尊尊而亲亲,周道备矣。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朱子《语类》:问“帝即天,天即帝,而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祗事之,故谓之帝。”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则藁秸以为席,陶匏以为器,茧栗之牲,扫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则牛羊以为牲

译上天有确定的使命,文王、武王两位先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贪图安逸,从早到晚奠定受命的根基,宏大深邃而静谧。于是发扬光明,竭尽他的诚心,因此能使天下安定。

这是赋的手法。《毛传》说:二后,指文王和武王。朱熹注:宥,宏大深邃;密,静谧。苏氏说:单,竭尽。严氏说:肆,因此。郑玄笺:靖,安定。朱熹说:上天赐福周朝以天下,已有确定的使命,文王武王承受了它,成就了王业,不敢自求安逸,只有从早到晚积累德行作为受命的根基,宏大深邃而静密,又能延续并推广它,竭尽诚心而不松懈,因此能安定天下而保有天命。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虞惇按:朱熹《集注》说,这首诗多称道成王的德行,怀疑是祭祀成王的诗。经文中“成王不敢康”,成王就是成王,即诵武王之子。《诗序辨》极力驳斥毛亨、郑玄“成此王功”的说法,并引用《国语》作为证据,又参考欧阳修的本义。现在考察欧阳修说:“《周颂》‘昊天有成命’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指文王武王;‘成王’指成王。就像文王是文王,武王是武王一样。”《昊天有成命》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认为颂诗都是成王时所作,于是将成王解释为成就王业,不敢安逸。《执竞》说:武王勇武,无与伦比,不显赫的成王康王,上帝尊崇他们,自从成王康王以来,拥有四方。所谓“成康”,指成王康王。《执竞》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认为是成就大功而安定它,都认为是武王。《噫嘻》说:“噫嘻,成王”也是成王,而毛亨、郑玄也都认为是武王。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说法,认为颂诗都是成王时所作。诗中所谓的“成王”,就是成王;“成康”,就是成王康王。难道不简明直接吗?而毛亨、郑玄的说法,难道不迂腐曲折吗?欧阳修的话辨析得很清楚,但还不够完善。如果认为“成王不敢康”及“噫嘻成王中的成王就是成王,那么《成王》中的成王,又为什么不是成王呢?《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成王敬畏辅相。”又说:“只有辅助成就王德显赫。”而《商颂》也说:“武王没有不胜利的。”那么《尚书》中的成王,难道就是成王,而《商颂》中的武王,难道就是武王吗?《何彼秾矣》说:“平王的孙子。”朱熹本来没有认为是东迁后的平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一定认为是成王康王呢?周公在成王时,制定礼乐,郊庙的歌颂,都经过他手确定,不应该祭祀武王的诗到昭王时才作。班固说“成康之后颂声渐止”,那么成康之后,不容许再有颂诗夹杂在《我将》《天作》之间。《国语》说“金奏肆夏,樊遏渠”,孔颖达疏引吕叔玉说:“肆夏是《时迈》,樊遏是《执竞》,渠是《思文》。”这就是《周礼》九夏中的三首。朱熹在《时迈》的注中,也已经引用这个说法了。如果认为《执竞》是昭王以后的诗,那么为什么周公先把它列入九夏呢?朱熹只主张驳斥《诗序》,而不顾其说法自相矛盾,不知道这恰好足以证明旧说可信,而颂诗决不是康昭以后的诗可知。况且《国语》称道成王的德行,韦昭注说这是诗,称道文王武王能成就他们的王德,而所谓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所以叫成,原本没有立即指成王的谥号。朱熹引用作为依据,大概也是考察得不详细。至于苏氏所说,成王不是奠定命运的君主,而周朝拥有四方,不是从成康开始的,尤为深刻的议论,不能因为解经的不同,就斥责为北郊集议的余怒。

《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诗

孔颖达疏即《孝经》所说的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月令》季秋,这个月,大享帝。朱氏说:明堂的建制,始于黄帝的合宫,有虞称为总章,夏称为世室,商称为重屋,周称为明堂。程氏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所以冬至祭天而以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气之始。万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所以季秋享帝而以父亲配享,因为季秋是成物之时。陈氏说:古代祭天在圜丘,扫地举行仪式,器具用陶匏,牺牲用犊,礼仪极简。圣人的意思,认为不足以尽其曲折,所以在季秋之月有大飨之礼。天就是帝,郊祭而称天,所以尊崇它,所以以后稷配享。后稷久远,配稷于郊,也是为了尊崇后稷。明堂而称帝,所以亲近它,以文王配享。文王亲近,配文王于明堂,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尊而亲亲,周道完备了。那么郊祭,是古礼而明堂,是周制。周公以义起之。朱子《语类》:问“帝就是天,天就是帝,而分祭为什么呢”?回答说:“筑坛而祭,所以称为天;在屋下祭而以神祗事之,所以称为帝。”曹氏说:以天道事之,则用藁秸为席,陶匏为器,茧栗之牲,扫地而祭,所以尊崇它;以帝道事之,则用牛羊为牲

,簠簋以为器,鼎俎之实,其荐用熟,所以亲之也。胡氏曰:文王已有庙矣,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庙中独举大礼于一庙,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于明堂者,帝出震而宰万物,犹向明而治天下也。虞惇按:六经之文,或言天,或言昊天,或言上帝。

译用簠、簋作为祭器,鼎和俎中的祭品,所进献的是熟食,这是为了表示亲近。胡氏说:文王当时已有宗庙,季秋时节祭祀天帝并奉文王配享,不能在七座宗庙中唯独在一座宗庙举行大礼,所以迎请神主到明堂去配享天帝。祭祀天帝必须在明堂,是因为天帝从震位生出而主宰万物,这就如同君主面向光明治理天下一样。虞惇按语:六经中的文字,有的称“天”,有的称“昊天”,有的称“上帝”。

或言昊天上帝,或言五帝。今考《陈氏礼书》云:“言天,则百神皆预;言昊天上帝,则统乎天者;言五帝,则无预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明堂之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生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配祖者天也,配考者兼五帝也。是合天与五帝而谓之上帝也。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及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其説与礼经皆不合。五帝之文,《诗》《书》无之,唯见于《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因吉土以飨于郊。”《家语》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盖五帝者,天之贵神,主五方之事者,固不出于天之外也。陈氏曰:“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犹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王,最为得之。”后世立青帝、赤帝、黄帝、白帝之祠,后儒又加以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纪、含枢纽之号,后又分而为六天,大抵其説多出于谶纬,不足为据也。又按《朱子语类》:“问:‘祀文王于明堂,周公以义起之,非古礼也。’不知周公而后将以文王配耶?以时王之父配耶?曰:‘诸儒持此二义,至今未决。’且周公制礼,不知在武王之时,成王之时?若在成王时,则文王乃其祖也。”问:“继周公者当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顾梦麟曰:“明堂之作,不始于周公,自武王时已有之。《乐记》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且不独武王有之,《淮南子》曰:‘神农之世,祀以明堂。’《新论》曰:‘神农氏祀明堂,有盖而无四方。’《通典》曰:‘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则明堂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配上帝之礼,则昉于周公。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礼,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后世不达此义,误执严父之説,以为凡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后为孝。西汉孝武建明堂,固以髙祖配矣。其后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后以髙祖、太宗配。孝和时以髙宗配,明皇时以睿宗配,永泰时以肃宗配,元和时以顺宗配。穆宗即位,以宪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后以太祖配。既而眞、仁、英、神、徽诸宗,皆相继而配,莫有能正其失者。惟东汉明帝时,以光武配明堂,迄章安而后不变。识者称为近古。善乎司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故祖已训髙宗曰:『祀无丰于昵。』《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盖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创立一法,如此将文王配天,永为定制,以后稷配郊。推之曰,可见后世妄将严父之説乱了斯言,足破千古之惑。」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牛音疑,右音以,享方飨韵,牛右韵俱平上通韵。隋书宇文恺传引诗作维牛维羊,则羊与飨韵,右字不入韵矣。后三句无韵】

赋也。郑笺:将奉也。毛传:享,献也。郑笺:右,助也。仪则,式象也。毛传:刑法也。郑笺:受福曰嘏,时是也。郑笺:我奉我享,祭之羊牛充盛肥腯,庶神飨其德而右助之。我仪则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绥靖天下,维受福于文王。文王既右而飨之矣。严氏曰:我所将享者,惟羊牛而已,礼之常也。天其右而享我乎?盖不敢必也。天之所享,不在于物。我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则必右而享我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辞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辞也。

李氏曰:「虽曰享我之祭,我岂可自满哉?当夙兴夜寐,亹亹怵惕,

译有人说昊天上帝,有人说五帝。如今考察《陈氏礼书》说:“说天,那么百神都参与;说昊天上帝,那么统领天的就是它;说五帝,那么就不参与昊天上帝;说上帝,那么五帝都包含在内。”《孝经》说:“在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那么明堂祭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就可以知道了。《易经》说:“先生以作乐,崇德,殷然进献之上帝,以配祖考。”配祖的是天,配考的是兼五帝。这是合并天与五帝而称为上帝。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包括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包括五帝。他们的说法与礼经都不符合。五帝的文献,《诗经》《尚书》中没有,只见于《周礼·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凭借吉地以在郊外享祀。”《家语》孔子说:“天有五行,水、火、金、木、火,分时化育,以成就万物,其神称为五帝。”大概五帝是天的贵神,主管五方事务的,本来不出于天之外。陈氏说:“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为天,就像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为王,最为恰当。”后世设立青帝、赤帝、黄帝、白帝的祠庙,后儒又加上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纪、含枢纽的称号,后来又分为六天,大概其说法多出于谶纬,不足以作为依据。又按《朱子语类》:“问:‘在明堂祭祀文王,是周公以义起之,不是古礼。’不知道周公之后将以文王配呢?以当时王的父亲配呢?回答说:‘诸儒持此二义,至今没有决定。’况且周公制礼,不知道是在武王之时,成王之时?如果在成王时,那么文王是他的祖父。”问:“继承周公的人应当如何?”回答说:“只以有功者配之。”顾梦麟说:“明堂的建立,不始于周公,从武王时已经有了。《乐记》说:‘武王克殷,在明堂祭祀,而百姓知道孝。’就是这样。况且不只是武王有,《淮南子》说:‘神农之世,在明堂祭祀。’《新论》说:‘神农氏在明堂祭祀,有盖而没有四方。’《通典》说:‘黄帝在明堂拜祀上帝。’那么明堂作为祭祀场所,上古已然。只有宗祀文王配上帝的礼仪,则始于周公。文王有盛德,适宜享受此盛礼,所以说:‘孝没有比严父更大的,严父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后世不达此义,误执严父之说,认为凡有天下者必须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后为孝。西汉武帝建明堂,固然以高祖配了。其后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后以高祖、太宗配。孝和时以高宗配,明皇时以睿宗配,永泰以肃宗配,元和以顺宗配。穆宗即位,以宪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后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诸宗,都相继而配,没有能纠正其过失的。只有东汉明帝时,以光武配明堂,直到章安而后不变。识者称为近古。司马光推言得好,说:‘孝子之心,谁不想尊崇其父?圣人制礼,为之极,不敢逾越。所以祖已训高宗说:‘祭祀不要过于亲近。’《孝经》说:‘严父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大概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就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之以证明圣人之德,没有比孝更大的。不是说凡有天下者,都应当以父配天,而后为孝。’朱子也说:‘这是周公创立一法,如此将文王配天永为定制,以后稷配郊。推而言之,可见后世妄将严父之说乱了斯言,足以破除千古之惑。’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助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那伟大的文王,既已助而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是保之【牛音疑,右音以,享与飨韵,牛右韵俱平上通韵隋书宇文恺传引诗作维牛维羊则羊与飨韵,右字不入韵了。后三句无韵】

这是赋。郑笺:将奉也。毛传:献也。郑笺:助也。仪则,式象也。毛传刑法也。郑笺:受福曰嘏时是也。郑笺:我奉我享祭之羊牛充盛肥腯,庶神享其德而助之。我仪则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绥靖天下维受福于文王。文王既助而享之矣。严氏说:我所将享者,惟羊牛而已礼之常也。天其助而享我乎?盖不敢必也。天之所享受,不在于物。我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便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赐福文王,则必助而享我矣。其助之者,不敢必之辞也。既助之者,自必之辞也。

李氏说:‘虽曰享我之祭,我岂可自满吗?当夙兴夜寐,亹亹惕,

畏天之威,然后可以保太平之业也。」辅氏曰:「夙夜畏天之威,则仪式刑者益。」

译畏惧上天的威严,然后才可以保全太平的基业。”辅氏说:“早晚都畏惧上天的威严,那么效法、惩戒的对象就会更加有益。”

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乆,此所以能保天与文王降鍳之意也。吕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虽文王之乐歌,必先言祀天,而后言祀文王也。维天其右之,言祀天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于天维庶其享之,不敢加一辞焉;于文王则言仪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赞,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维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统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与文王一也。孔疏:礼郊用特牲,祭统云:燔柴于泰坛,祭天用骍犊,则明堂祭天止当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夫祭天以物莫称焉,贵诚用犊;若所配之人,则无莫称之义,自当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配天者与天异馔。此祀有文王为配,于礼得用羊也。

  我将一章十句

虞惇按:维天其右之,朱注云:「神坐东向,在馔之右,所以尊之也。」朱公迁疏义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东向,东左西右,则馔在左而神在右。」「右」字据礼甚核,然不若「右助」之义为简,当今从郑。既「右飨」之今本或作「享」,依唐石经及国子监注疏本改定。

  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朱氏曰: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国,柴望祭告,诸侯毕朝。孔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朱注:或曰:此诗即所谓肆夏也。《外传》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飨元侯也。」韦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即《周礼》九夏之三也。」吕叔玉云:「肆夏时迈也,樊遏执竞也,渠思文也。」刘氏曰:此诗虽为武王巡守而作,其后王巡守则皆用之为乐歌矣。申公説:述武王巡守而朝防祭告之乐歌,盖《大武》之三成也。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懐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韵未详】赋也。毛传:迈,行也。郑笺:右,助;序,次也。曹氏曰:序,帝王之传序也。毛传:震动,叠,惧也。懐,来;柔,安。乔,髙也。郑笺:式,用也。毛传:戢,聚;櫜,韬也。郑笺:肆,陈也。李氏曰:夏,中夏也。

严氏曰:「巡守,王者之礼。武王初定天下时,巡邦国,曰:『天其子我乎?』则曰:『天实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于诸国薄警动之,而诸侯莫不震惧。又所至方岳之下,懐柔羣神,望祀河岳。初得天下而神人受职,是天实右序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则又曰:『天实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庆赏黜陟之典,序诸侯之在位者。又戢敛其干戈,櫜藏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布陈于中国。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是天实明昭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吕氏曰:「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时迈其邦,神人莫不受职,则昊天子之,可知矣。」李氏曰:「文,犹膏梁;武,犹药石。药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养生。武王既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国,而后可以保天下也。」许氏曰:「薄言震之,朝防之事也;懐柔百神,望祭之事也;载戢干戈,偃武也;我求懿德,修文也。」

  时迈一章十五句

虞惇按:此诗之解,郑笺多误。如右序有“周谓多生贤知之臣”,“薄言震之”谓兵所征伐,动之以威,“我求懿德”谓求美德之士,任用之,“肆于时夏”谓乐歌大者称“夏”。欧阳氏固已辨之矣。至以此为至方岳之下而封禅,则其矫诬尤甚,不可不辨也。六经中无封禅之文,后儒援《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遂以为封禅之事,其实皆附防之説。管仲对齐桓公云:“周成王封太山,禅社首,未尝言武王也。”《史记》

译等到天下安宁、四方平定之后,这种安定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保全上天和文王降下鉴察之意。吕氏说:在明堂祭祀上帝,文王作为配享,即使是文王的乐歌,也一定是先说祭祀上天,然后才说祭祀文王。“维天其右之”,是说祭祀上天;“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是说祭祀文王。对于上天,只说希望它普遍地享用祭品,不敢多加一句赞辞;对于文王,则说效法他的典章制度,日日安定四方。上天不需要赞美,效法文王就是效法上天。最后一章只说敬畏上天的威严,而没有提到文王,这是因为文王统属于上天的尊贵。敬畏上天也就是敬畏文王,上天与文王是同一回事。孔颖达疏解:按照礼制,郊祀使用特牲,《祭统》说:“在泰坛焚烧柴火,祭祀上天使用红色的牛犊”,那么明堂祭祀上天只应当用特牛了,为什么会有羊呢?因为祭祀上天,没有比牛犊更合适的祭品,重在诚意所以用牛犊;如果是配享的人,就没有这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说法,自然应当使用太牢(牛、羊、猪齐全)。《郊特牲》说:“祭天的牛如果不吉利,就把它当作祭稷神的牛”,这说明配享上天的人与上天所用的祭品是不同的。这次祭祀有文王作为配享,按照礼制是可以使用羊的。

《我将》一章,共十句。

虞惇按语:“维天其右之”,朱熹注解说:“神位坐东朝西,在祭品的右边,这是为了表示尊崇。”朱公迁疏解义理说:“明堂的位置,上帝居中偏南,文王居西南主位,都是坐西朝东,东为左西为右,那么祭品在左边而神位在右边。”“右”字依据礼制非常确凿,但不如“右助”(佑助)的意义简明,当今应当遵从郑玄的解释。既然“右飨”现在的版本有的写作“享”,依据唐石经以及国子监注疏本改定为“享”。

《时迈》是巡守时告祭柴望的诗。

朱氏说:周朝的制度是十二年一次,天子巡守殷国,举行柴望祭告,诸侯全部来朝见。孔颖达疏解:武王平定天下后,巡行各守土诸侯,到达四方山岳之下,于是举行告至的祭祀,行柴望之礼。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山岳。《左传》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作颂歌说:‘载戢干戈’,说明这篇诗是武王的事。”《国语》称:“周文公的颂歌说:‘载戢干戈’,说明这首诗是周公所作。”朱熹注:有人说:这首诗就是所谓的《肆夏》。《外传》说:“演奏金乐《肆夏》、《樊遏》、《渠》,天子用来宴请重要的诸侯。”韦昭注说:“《肆夏》又名《樊韶》,《夏》又名《遏纳》,《夏》又名《渠》,就是《周礼》九夏中的三首。”吕叔玉说:“《肆夏》即《时迈》,《樊遏》即《执竞》,《渠》即《思文》。”刘氏说:这首诗虽然是因武王巡守而作,后来天子巡守都把它当作乐歌来使用。申公说:叙述武王巡守时朝会诸侯、祭告的乐歌,大概是《大武》舞的第三成。

巡行你的邦国,上天视你如子,确实佑助并依次传承周朝。稍微震动他们,没有不恐惧战栗的。安抚百神,以及黄河和高山。诚然武王是君主,显明昭示周朝。依次排列在位的诸侯,收起干戈,藏好弓矢。我寻求美德,布陈于中夏。诚然武王能保有天下【韵脚不详】这是赋的手法。毛传:迈,行走。郑笺:右,助;序,次序。曹氏说:序,帝王传承的次序。毛传:震,震动;叠,恐惧。懐,来;柔,安抚。乔,高。郑笺:式,用。毛传:戢,聚敛;櫜,收藏。郑笺:肆,陈设。李氏说:夏,中夏。

严氏说:“巡守,是天子的礼仪。武王刚平定天下时,巡行邦国,说:‘上天视我如子吗?’于是说:‘上天确实佑助并依次传承周朝了。’武王巡守时,对各诸侯国稍微施加威势,诸侯没有不恐惧的。又每到四方山岳之下,安抚群神,望祭河岳。刚得到天下而神人都接受职分,这是上天确实佑助并依次传承周朝,所以天下没有不信武王适宜君临天下的。于是又说:‘上天确实显明昭示周朝了。’武王巡守时,用庆赏黜陟的典章,依次排列在位的诸侯。又收敛干戈,收藏弓矢,只寻求美好的德行,布陈于中国。既平定天下而治道彰著,这是上天确实显明昭示周朝,所以天下没有不信武王能保有天下的。既佑助并依次传承,又显明昭示,这就是上天视武王如子。”吕氏说:“宗子,是一家之主;天之子,是天下之主。巡行邦国,神人没有不接受职分的,那么昊天视武王如子,就可以知道了。”李氏说:“文,如同膏粱;武,如同药石。药石可以治病,但不能用来养生。武王既已夺取天下,必须寻求文德来施用于中国,然后才能保有天下。”许氏说:“薄言震之,是朝会诸侯的事;懐柔百神,是望祭的事;载戢干戈,是偃武;我求懿德,是修文。”

《时迈》一章,共十五句。

虞惇按语:对这首诗的解释,郑笺多有错误。比如“右序有周”解释为“多产生贤能的臣子”,“薄言震之”解释为“军队征伐,用威势震动”,“我求懿德”解释为“寻求美德之士,任用他们”,“肆于时夏”解释为“乐歌中大的称为‘夏’”。欧阳氏本来已经辩驳过了。至于认为这是到达四方山岳之下而举行封禅,那这种矫饰诬妄尤其严重,不能不辩驳。六经中没有封禅的文字,后儒援引《礼器》中“因名山升中于天”,就认为是封禅的事,其实都是附会的说法。管仲对齐桓公说:“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从未说过武王也这样做。”《史记》

“诗云:‘文王受命,政不及太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此诗乃武王巡守祭告,何得以封禅目之?成王封禅,《诗》《书》无明文,太史公亦设为疑辞,未可遽以为信。欧阳公驳郑而不及此,岂有鉴于眞宗天书之事,为尊者讳耶?

译《诗经》说:“文王承受天命,政令未能遍及泰山。武王攻克殷商两年后,天下尚未安宁便去世了。”于是周朝的德政得以广布,关键在于成王。成王进行封禅之事,大概就接近这个说法了。这首诗本是武王巡守祭告之作,怎么能用封禅来称述它呢?成王封禅,《诗经》《尚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也用了怀疑的语气,不能轻易就把它当作信史。欧阳修驳斥郑玄却没有涉及这一点,难道是因为鉴于真宗天书之事,为尊者讳吗?

执竞祀武王也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赋也。郑笺:执持,竞强也。斤斤,明察也。毛传:喤喤,和也。将将,集也。穣穰,多也。简简,大也。郑笺:反反,顺习也。毛传:反复也。

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惟自强,然后可以成功。苏氏曰:武王持其强心,为而不舍,故其功烈天下莫能与之竞,所以成大功而安之为天之所君。夫周之兴也远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后能奄有四方,使其明无所不至。凡所以备其礼乐,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郑笺: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庙,奏乐而八音克谐,神与之福,众大谓如嘏辞也。君臣醉饱,礼无违者,以重得福禄也。李氏曰:既醉既饱,祭终而饮福也。祭时礼乐明备,故神降之福。祭终而饮,威仪愼重,福禄所以反复日至而未艾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

虞惇按:朱注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朱孟章氏倬云以《周礼》考之,「执竞」乃九夏之一,是作于周公之时,非祭成王、康王也。先生初説亦取古注疏「成大功,安天下」之语,后乃更之,当以初説为正。「奄有四方」明是颂武王之辞,周家王业不应至成、康始「奄有四方」,详见《昊天有成命》之下。

  思文后稷配天也

公羊传》郊则曷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则曷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孔疏:“《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为之。《国语》:‘周文公之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与《时迈》同也。”杨氏曰:“冬至之郊为大报天,正月之郊为祈谷,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钱氏曰:“《郊特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郊礼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语》:“定公问孔子曰:‘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朱氏曰:“此诗即所谓纳夏也,亦名渠。”马氏曰:“按杨氏《祭礼》以《思文》、《天作》、《清庙》、《执竞》、《维清》、《武》、《雝》七篇皆为祫祭之乐歌,盖本杜氏《通典》之説。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祭先王先公,近于祫祭,而其他诗则皆非也。盖朱文公説诗皆废序而自为之説,故其门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该甚广,则其诗之所赞颂者,亦不当专指一人。如《天作》、《如执竞》、《如武》、《如雝》赞颂者广,或祫祭之时歌之可也。至于《思文》专言后稷,《清庙》、《维清》专言文王,施之祫祭则不类矣。恐当以序説为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穆极韵,天民韵,后四句韵未详】

赋也。郑笺:文文德也。毛传:极中也。郑笺:贻遗也。孔疏:来,小麦;牟,大麦也。郑笺:率,循育养也。郑笺: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也。孔疏:昔尧遭洪水,后稷播殖百谷,存立我天下众民之命,使众民无不于尔后稷得其中正,言复其常性也。朱注:且其贻我以来牟之种,乃上帝所命以徧养下民者,是以无逺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陈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国也。陈氏曰:使常道得陈于中国,所谓富而后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虞惇按:贻我来牟,郑笺云: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此谓诒我来牟也。按此乃伪《秦誓》文,无论其荒诞不经,而以武王之事释后稷之诗,亦可谓疎而不切矣。据郑注《周礼》,以「时迈」为「肆夏」,「执竞」为「繁遏」,「思文」为

译《执竞》是祭祀武王的诗。

《执竞》,武王!没有谁能与他的功业相竞争。显赫的成王、康王,受到上帝的尊崇。自从成王、康王以来,完全拥有天下四方。他们明察秋毫,钟鼓声和谐响亮,磬和管乐声齐集而盛。降下的福泽丰盛众多,降下的福泽宏大广博。威仪从容顺习。君臣既醉且饱,福禄随之而来。

这是赋的手法。郑玄笺注:执是持,竞是强。斤斤,是明察。毛亨传注:喤喤,是和谐。将将,是齐集。穰穰,是多。简简,是大。郑玄笺注:反反,是顺习。毛亨传注:反复。

李氏说:“《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主只有自强,然后才能成功。”苏氏说:武王秉持其强毅之心,做事不懈怠,所以他的功业天下无人能与之竞争,因此能成就大功并使天下安定,成为上天所任命的君主。周朝的兴起由来已久,到了武王成就并安定了天下,然后才能完全拥有四方,使他的明察无所不至。凡是用来完备礼乐、修明祭祀,以接受多福的原因,都是武王的德行所致。郑玄笺注:武王平定天下后,在祖先的庙堂祭祀,演奏音乐而八音和谐,神灵赐福,众大之福如同祝辞所说。君臣醉饱,礼仪没有违逆的,因此重得福禄。李氏说:既醉既饱,是祭祀结束时饮用福酒。祭祀时礼乐明备,所以神灵降福。祭祀结束时饮酒,威仪慎重,福禄因此反复而至,日日不断而没有穷尽。

《执竞》一章十四句。

虞惇按:朱熹注解说这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朱孟章氏倬认为,根据《周礼》考证,“执竞”是九夏乐之一,是作于周公之时,并非祭祀成王、康王。先生起初的说法也采纳古注疏中“成大功,安天下”的话,后来才更改,应当以起初的说法为正确。“奄有四方”明显是颂扬武王的辞语,周家的王业不应等到成王、康王才开始“奄有四方”,详见《昊天有成命》篇下。

《思文》是后稷配享天帝的诗。

《公羊传》问:郊祀为什么一定要祭祀稷?答:王者一定要用他的祖先配享。问:王者为什么一定要用他的祖先配享?答:从内部产生的没有匹配就不能施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止。”孔颖达疏:“《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天帝。’这是后稷配享天帝,由周公主持。《国语》说:‘周文公的颂歌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这是此篇周公自己所歌,与《时迈》相同。”杨氏说:“冬至的郊祀是大报天,正月的郊祀是祈谷,两次郊祀不同,但都以后稷配享。”钱氏说:“《郊特牲》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郊祀的祭祀,是大报本反始。郊礼有两次,但都以后稷配享。”《家语》记载:“定公问孔子说:‘我听说郊祀没有相同的,为什么呢?’孔子说:‘郊祀的祭祀,是迎接长日的到来,大报天而主祭日,以月配享。’所以周朝开始郊祀,其月份在冬至,其日期用上辛,到了启蛰之月,又向天帝祈谷。这两者,是天子的礼仪。”朱氏说:“这首诗就是所谓的纳夏,也叫渠。”马氏说:“按杨氏《祭礼》认为《思文》、《天作》、《清庙》,《执竞》、《维清》、《武》,《雝》七篇都是祫祭的乐歌,大概本于杜氏《通典》的说法。然而根据《诗序》考证,只有《天作》祭祀先王先公,接近祫祭,而其他诗篇则都不是。大概朱文公解说诗经都废弃《诗序》而自创说法,所以他的门人宗奉他。然而祫祭,是合祭太祖以下,所涵盖的范围很广,那么其诗所赞颂的,也不应当专指一人。如《天作》、如《执竞》、如《武》、如《雝》赞颂的范围广,或许在祫祭时歌唱它们是可以的。至于《思文》专讲后稷,《清庙》、《维清》专讲文王,用于祫祭就不合适了。恐怕应当以《诗序》的说法为正确。”

思文后稷,能够配享上天。确立我众民的生存,没有不遵循你的中正之道。留给我小麦和大麦,这是上帝命令普遍养育百姓。没有彼此疆界的区别,在中国陈设君臣父子的常道。

这是赋的手法。郑玄笺注:文是文德。毛亨传注:极是中。郑玄笺注:贻是遗留。孔颖达疏:来,是小麦;牟,是大麦。郑玄笺注:率,是遵循;育,是养育。郑玄笺注:周公思念先祖有文德者,后稷的功能配享上天。孔颖达疏:从前尧遭遇洪水,后稷播种百谷,保全了我天下众民的性命,使众民没有不在你后稷那里得到中正,意思是恢复其常性。朱熹注:而且他留给我小麦和大麦的种子,这是上帝所命用来普遍养育下民的,因此没有远近彼此的差别,而得以在中国陈设君臣父子的常道。陈氏说:使常道得以陈设在中国,这就是所谓富而后教之。

《思文》一章八句。

虞惇按:贻我来牟,郑玄笺注说:武王渡过孟津,白鱼跃入船中,出涘以燎,五日后火流为乌,五次至以谷俱来,这就是所谓贻我来牟。按此乃是伪《秦誓》的文字,无论其荒诞不经,而用武王的事解释后稷的诗,也可以说是疏远而不切题了。据郑注《周礼》,以“时迈”为“肆夏”,“执竞”为“繁遏”,“思文”为

「渠」。今释《诗》「于时迈」则曰:陈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乐,歌大者称夏;于此诗则曰:陈其乆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夏之属有九,书説「乌以谷俱来」,云「谷」纪后稷之德,盖因诗有「时夏」之文,遂以「夏」为九夏之夏,窃恐亦未然。「执竞」之诗不云「时夏」,何以亦属之「繁遏」?盖郑氏好为凿説,不必从也。来牟之「牟」字,书作「麰」,或作「▯」。「牟」之为麦,古有此训,其以来为小麦,「牟」为大麦者,则《广雅》之説,而正义载之。欧阳氏疑「来牟」之义,遂云二诗当阙其所未详,则亦固矣。

译“渠”。如今解释《诗经》中的“于时迈”就说:在此时陈列其功业并歌唱之乐,歌调宏大者称为夏;对于这首诗则说:在此时陈列其长久恒常的功业并歌唱之。夏这一类有九种,《尚书》说“乌以谷俱来”,注解说“谷”是记载后稷的德行,大概是因诗中有“时夏”的文字,于是就把“夏”当作九夏的夏,我私下担心这也不对。“执竞”这首诗并不说“时夏”,为什么也把它归入“繁遏”一类呢?大概是郑玄喜欢穿凿附会,不必遵从他的说法。来牟的“牟”字,《尚书》写作“麰”,有的写作“〇”。“牟”解释为麦,古代有这种训释,至于把“来”解释为小麦、“牟”解释为大麦的,则是《广雅》的说法,而《正义》引用了它。欧阳修怀疑“来牟”的含义,于是说这两首诗应当空缺其未详之处,这也太固执了。

清庙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读诗质疑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质疑卷二十八

  太仆寺少卿严虞惇撰

  周颂臣工之什

  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

朱注此戒农官之诗。孔疏此戒诸侯及时勤农也。天子宾敬诸侯,不敕其身,戒其臣,所以戒诸侯也。张氏曰:先王深知义礼之本原起于稼穑,故其于农事尝首先天下之政。诸侯助王祭而归,戒之以农事者,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较诸侯之善恶,其庆始于土地辟,因野治;其罚始于土地荒芜,田野不治。夫惟戒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定诸侯之赏罚,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则夫先王之意,盖可见矣。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工与公韵,茹与畬韵,求与牟韵,年与人韵,帝与艾韵,周颂韵多错综,未敢据为必然也】

赋也。朱注:嗟嗟,重叹以深敇之也。毛传:工,官也。朱注:公,公家也。苏氏曰:厘,赐也;成,成法也。郑笺:茹,度也;保,介车右也。月令:孟春,天子亲载未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朱注: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毛传曰:一嵗,曰新;二嵗,曰畬。郑笺:皇,美也。朱注:明,上帝之明赐也。钱氏曰:迄,终也。朱注:众人,甸徒也。毛传:庤,具也;钱,铫也。孔疏:镈,锄也;铚,获禾短鎌也。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铚、一鎒、一铫,然后成农。朱注:艾,获也。苏氏曰:诸侯朝正于王,因助于庙祭,终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官曰:戒尔公事。王既锡尔成法,有所不知,则来咨度以定之。严氏曰:于是戒其保介曰:今既莫春矣,将何所求乎?惟农事不可缓耳。新田、畬田,今如何也?许氏曰:于此时见来牟之美而叹之,知其必有成而将受上帝之明赐矣。以来牟之美,则可以卜上帝之必终赐以丰年也。王氏曰:尔其亦使农夫各具钱镈以治田,奄忽之间则以观铚艾矣。朱氏曰:嗟嗟臣工者,谓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不敬也;嗟嗟保介者,谓尔农官之事尤不可不敬也。朱氏曰:莫春在夏正为建辰之月,在周正为建寅之月。先儒谓商周虽改正朔,特以是月为岁首,至于朝聘烝享犹用夏时,祭用仲月,则当建卯,祭毕遣之时,春已向暮,农事不可缓也。朱氏曰:来牟当夏而熟,暮春则将熟矣。民间旧谷已尽,新谷未殖,所赖来牟以补民食之阙,故特言之,见其为受天明赐之本,而后稷贻我来牟之为德大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虞惇按:嗟嗟臣工!郑笺云:「诸侯来朝天子,有不纯臣之义,于其将归,庙中正君臣之礼。」衍説也。于皇来牟,亦仍伪《泰誓》之误,今不取。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郑笺:「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欤?」孔疏:「《左传》称凡祀啓蛰而郊,龙见而雩。郊以报天,而云祈谷者,报其已往,又祈其将来。襄七年《左传》云:『夫郊事后稷,以祈农事也。』故啓蛰而郊,郊而后耕。《月令》『孟春元日祈谷于上帝』,即郊天也。后乃择元辰,亲载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后耕也。《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谷』,实雩以龙见为之,当在孟夏,而云仲夏者,为月令者错置之。」孙氏曰:「祭天一嵗凡九:至日圜丘,正月祈谷,五时迎气,孟夏雩,季秋飨。惟日至其礼最大。」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耦,古鱼矩反。尔私里,平上通韵。夫谷耦,平上入通韵】

赋也。王氏曰:噫嘻,叹辞。朱注:昭明,假格也。骏大,发耕也。毛传:私,私田也。郑笺:服,事也。朱注:二人并耕为耦。

严氏曰:我周家以农事开国,致王业之成,既昭假于尔上帝矣。朱氏曰:我今率是农夫,播其百谷,使之大发其私田,尽三十里而后已,而民亦皆服其农事,万人毕出而并耕也。

译《清庙》这一组的十篇诗,共十章,九十五句。

《读诗质疑》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质疑》卷二十八。

太仆寺少卿严虞惇撰写。

《周颂·臣工》这一组诗。

《臣工》是诸侯协助祭祀时,天子在宗庙中遣送他们时所作。

朱熹注解说:这是告诫农官的诗。孔颖达疏解说:这是告诫诸侯及时勤于农事的诗。天子以宾客之礼尊敬诸侯,不直接命令诸侯本人,而是告诫他们的臣下,以此来告诫诸侯。张氏说:先王深知义礼的根本起源于耕种收割,所以对于农事,常常把它作为天下政事的首要。诸侯协助王祭祀后返回,用农事来告诫他们,就是这个缘故。先王巡视四岳,考核诸侯的善恶,他们的奖赏始于土地开垦、田野治理;他们的惩罚始于土地荒芜、田野不治。那么,告诫诸侯的事情,没有比新开垦和田地更勤勉更紧迫的了;确定诸侯的赏罚,没有比田野土地的政策更优先的了。那么先王的意思,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意思是:唉唉!臣工们,要恭敬地处理公家的事务。“王厘尔成,来咨来茹。”意思是:王赐给你们既定的法度,有不懂的地方,就来咨询、来揣度。“嗟嗟!保介,维莫之春。”意思是:唉唉!保介,现在是暮春时节。“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意思是:还追求什么呢?新开垦的田和熟田的情况如何?“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意思是:啊,美好的小麦大麦,将要承受上天的明赐。“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意思是:光明显赫的上帝,最终会赐予丰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意思是:命令我的众农夫,准备好你们的钱和镈。“奄观铚艾。”意思是:很快就能看到收割庄稼的情景。(工与公押韵,茹与畬押韵,求与牟押韵,年与人押韵,帝与艾押韵,周颂的韵脚多错综复杂,不敢据此定为必然)

这是赋的手法。朱熹注解说:嗟嗟,是反复叹息以深切告诫。毛亨传解说:工,就是官。朱熹注解说:公,就是公家。苏氏说:厘,是赐;成,是成法。郑玄笺解说:茹,是度;保,是介车右。《月令》说:孟春,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放置在保介和御者之间。朱熹注解说:莫春,是斗柄指向辰位,夏历的三月。毛亨传解说:耕种一年的地,叫新;耕种两年的地,叫畬。郑玄笺解说:皇,是美。朱熹注解说:明,是上天的明赐。钱氏说:迄,是终。朱熹注解说:众人,是甸徒。毛亨传解说:庤,是具;钱,是铫。孔颖达疏解说:镈,是锄;铚,是收割禾稼的短镰。《管子》说:一个农夫的工作,必须有一把铚、一把鎒、一把铫,然后才能完成农事。朱熹注解说:艾,是获。苏氏说:诸侯在年初朝见天子,因此协助宗庙祭祀,结束后遣送他们,于是告诫他们的群臣百官说:要警惕公家的事务。王既然赐给你们成法,有所不知,就来咨询揣度以决定。严氏说:于是告诫保介说:现在已经是暮春了,将追求什么呢?只有农事不可迟缓罢了。新田、畬田,现在情况如何?许氏说:在这个时候看到小麦大麦的美好而感叹,知道它们必定会有收成而将承受上天的明赐。因为小麦大麦的美好,就可以占卜上天必定最终赐予丰年。王氏说:你也让农夫各自具备钱镈来治理田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观察到收割庄稼的情景。朱氏说:嗟嗟臣工,是说凡百官的事情都不可不恭敬;嗟嗟保介,是说你们农官的事情尤其不可不恭敬。朱氏说:莫春在夏历是建辰之月,在周历是建寅之月。先儒说商周虽然改正朔,只是把这个月作为岁首,至于朝聘祭祀仍然使用夏历,祭祀在仲月,那么应当是建卯,祭祀结束遣送的时候,春天已经向晚,农事不可迟缓。朱氏说:小麦大麦在夏天成熟,暮春时将要成熟了。民间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尚未种植,所依赖的就是小麦大麦来弥补民食的不足,所以特别提到它,显示它是承受上天明赐的根本,而后稷赐给我们小麦大麦的恩德很大。

《臣工》一章,十五句。

严虞惇按:嗟嗟臣工!郑玄笺说:“诸侯来朝见天子,有不纯臣的意义,在他们将要回去时,在宗庙中端正君臣之礼。”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于皇来牟,也是沿袭伪《泰誓》的错误,现在不采纳。

《噫嘻》是春夏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丰收的诗。

郑玄笺说:“《月令》‘孟春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夏天则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是这样吗?”孔颖达疏说:“《左传》说凡是祭祀,惊蛰时郊祭,龙星出现时雩祭。郊祭是为了报答上天,而说祈求谷物,是报答过去的,又祈求将来的。襄公七年《左传》说:‘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惊蛰时郊祭,郊祭后耕种。《月令》‘孟春元日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就是郊祭上天。后来选择吉日,亲自拿着耒耜,亲自耕种帝籍,这是郊祭后耕种。《月令》‘仲夏大雩祭上帝以祈求谷物’,实际上雩祭以龙星出现为标准,应当在孟夏,而说仲夏,是写《月令》的人弄错了。”孙氏说:“祭天一年共九次:冬至在圜丘祭,正月祈求谷物,五时迎气,孟夏雩祭,季秋飨祭。只有冬至的礼仪最大。”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意思是:噫嘻!成王已经光明地感格了你们。“率时农夫,播厥百谷。”意思是:率领这些农夫,播种各种谷物。“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意思是:大力开发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为止。“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意思是:也都从事你们的耕种,万人成对耕作。(耦,古音鱼矩反。尔私里,平声和上声通押。夫谷耦,平声、上声、入声通押)

这是赋的手法。王氏说:噫嘻,是感叹词。朱熹注解说:昭明,假格。骏大,发耕。毛亨传解说:私,是私田。郑玄笺解说:服,是事。朱熹注解说:两人并耕叫耦。

严氏说:我们周家以农事开国,成就了王业,已经光明地感格了你们上帝。朱氏说:我现在率领这些农夫,播种各种谷物,让他们大力开发私田,尽三十里而后止,而百姓也都从事农事,万人全部出动并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