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赦第十六
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者也，乃以威奸惩恶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为立王者以统治之。天子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赏罚。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罚有罪，五刑五用。”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被前王之恶，其民乃并为敌雠，罔不寇贼消义奸宄夺攘，以革命受祚，为之父母，故得一赦。继体以下，则无违焉。何者？人君配干而仁，顺育万物以成大功，非得以养奸活罪为仁，放纵天贼为贤也。
译伤害庄稼，包庇奸邪违法之人，就是残害善良百姓。《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对罪犯绝不宽恕。”因此，先王制定刑法，并不是喜好伤害人的身体、断送人的性命，而是用来威慑奸邪、惩戒恶行、消除对百姓的危害。天下本来因为百姓无法自我治理，所以设立君王来统治他们。天子的职责在于奉行上天的威严与命令，共同执行赏罚。所以经典中说：“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五种礼服各有不同的纹章；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不同的适用。”《诗经》讽刺说：“那人本该有罪，你却反而开脱他。”古代只有刚承受天命的首位君主，在承受大乱到了极点、遭受前代君王恶政的时候，他的百姓都成为仇敌，无不成为强盗、贼寇，消灭道义，奸邪违法，抢夺掠夺，他通过革命接受天命，成为百姓的父母，所以可以有一次赦免。继位的君主以下，就没有这种宽恕了。为什么呢？因为君主配享上天而施行仁政，顺应天道养育万物以成就大功，不能把养奸纵罪当作仁政，把放纵危害天道的贼寇当作贤明。
今夫性恶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轻薄慢傲，凶悍无辨，明以威侮侵利为行，以贼残酷虐为贤，故数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贼，下愚极恶之人也。虽脱桎梏而出囹圄，终无改悔之心，自诗以羸敖头，出狱踧踖，复犯法者何不然。
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何者？凡敢为大奸者，材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为顾？今案洛阳主杀人者，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皆以数赦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
或云：“三辰有候，天气当赦，故人主顺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王者至贵，与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虑，未发声色，天为变移。或若休咎庶征，月之从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见瑞异，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为天意欲然，非直也。
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马分行市里，听于路隅，咸云当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则殆过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见久阴则称将水，见久阳则称将旱，见小贵则言将饥，见小贱则言将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观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赎赦稀疏，民无觊觎。近时以来，赦赎稠数，故每春夏，辄望复赦；或抱罪之家，侥幸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悦喜。诚令仁君闻此，以为天教而辄从之，误莫甚焉。
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宄炽，而吏不制，故赦赎以解之。”此乃招乱之本原，不察祸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之所以轻为盗贼，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赎数而有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终身被命，得而必刑，则计奸之谋破，而虑恶之心绝矣。
夫良赎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引而下，故其谚曰：“一岁载赦，奴儿噫嗟。”言王诛不行，则痛瘀之子皆轻犯，况狡乎？若诚思畏盗贼多而奸不胜故赦，则是为国为奸宄报也。夫天道赏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将以诛邪恶而养正善，而以逞邪恶逆，妄莫甚焉。
且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昔孝明帝时，制举茂才，过阙谢恩，赐食事讫，问何异闻，对曰：“巫有剧贼九人，刺史数以窃郡，讫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从事邪？”对曰：“是。”帝乃振怒，曰：“贼发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为茂？”捶数百，便免官，而切让州郡，十日之闲，贼即伏诛。由此观之，擒灭盗贼，在于明法，不在数赦。
今不显行赏罚以明善恶，严督牧守以擒奸猾，而反数赦以劝之，其文常曰：“谋反大逆不道诸犯，不当得赦皆除之，将与士大夫洒心更始。”岁岁洒之，然未尝见奸人冗吏，有肯变心悔服称诏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过，妨今日之显举。然则改往修来，更始之诏，亦不信也。
诗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无赦者，罕之为愈，令世岁老古时一赦，则奸宄之减十八九，可胜必也。昔大司马吴汉老病将卒，世祖问以遗戒，对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无赦而已矣。”
夫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之情皆见乎辞，故诸言不当赦者，非修身慎行，则必忧哀谨慎而嫉毒奸恶者也。诸利数赦者，非不达赦务，则必内怀隐忧有愿为者也。人君之发令也，必谘于群臣，群臣之奸邪者，固必伏罪，虽正直吏，犹有公过，自非鬻拳、李离，孰肯刑身以正国？然则是皆接私计以论公政也。与狐议裘，无时焉可！
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备辜，冤结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若
译如今那些本性邪恶的人，在家不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出门不恭敬长辈，轻浮傲慢，凶狠强悍且没有羞耻之心，公然以威势欺压、侵犯他人利益作为行为准则，把残忍暴虐当作贤能，因此屡次触犯王法，这些人乃是祸害百姓的贼子，是下等愚昧、极端邪恶的人。即使他们脱去枷锁走出监狱，终究没有改过自悔的心，正如《诗经》所说“羸敖头”那样，出狱后依然忐忑不安却再次犯法，怎么会不是这样呢。
洛阳甚至有主持撮合杀人的，被称为“会任之家”，收受别人十万钱，谢客数千钱。又重重贿赂部门官吏，官吏与他们通同作弊，利益深厚，帮派盘根错节，请求通达于权贵宠臣，向上游说听命，向下传达执行。因此即使严令郡守、县令，最终也不能破获、断绝。为什么呢？凡是敢于做大奸大恶的人，才能必定超过众人，而且能够自我讨好于上级。他们大量散发苟且得来的钱财，奉承以谄媚的言辞，以此辗转驱使人，如果不是有第五伦那样的廉洁正直，谁能不为之顾念？如今查究洛阳主持杀人的人，高的达到数十起，低的也有四五起，只要他们不死，杀人就不会停止，这都是因为多次赦免所导致的。由此看来，大恶之人的根基，终究无法教化，即使每年赦免，也只是鼓励奸恶罢了。
有人说：“日月星辰有征兆，天气应当赦免，所以君主顺应它而施恩德。”未必是这样。君王最为尊贵，与上天精神相通，心里有所想，意念有所虑，还没有发出声音神色，上天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有吉凶的征兆，月亮跟随星星，这本来应当有这种事。所以看到祥瑞或怪异，有时是告诫君主。如果忽视不察，这是自己感应招致的，却反而认为是上天想要这样，这并不公正。
俗人又说：“前代想要赦免，常常先派马匹分头巡视街市里巷，在路边角落听信传言，都说将要赦免，以此来知晓上天的教示，于是趁机施恩德。”如果这话可信，那就大错特错了。百姓的本性，本来就喜欢猜测揣度，看见长期阴天就说将要发大水，看见长期晴天就说将要干旱，看见物价稍贵就说将要饥荒，看见物价稍贱就说将要丰收，然而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由此看来，百姓所说的，未必符合天意。前代赎罪赦免稀疏，百姓没有非分的希望。近来以来，赦免赎罪频繁，所以每到春夏，就盼望再次赦免；或者是有罪之家，侥幸蒙受恩泽，所以宣扬这种说法，来自我取悦欢喜。如果真的让仁君听到这些，认为是上天教示而随即听从，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议论的人大多说：“长期不赦免，那么奸邪盗贼就会猖獗，官吏无法控制，所以用赦免赎罪来缓解。”这乃是招致祸乱的根源，是不明察祸福产生原因的人所说的话。凡是百姓之所以轻易做盗贼，官吏之所以容易做奸邪隐匿之事，是因为赦免赎罪频繁而有侥幸的希望。如果让犯罪的人终身承担罪责，被抓到必定刑罚，那么图谋奸邪的计谋就会破灭，考虑作恶的心思就会断绝了。
良善的赎罪可以，孩童可以教导，中庸的人，可以引导向善，所以谚语说：“一年多次赦免，奴仆叹息。”说的是王者的诛罚不执行，那么连痛恨瘀血之子都会轻率犯法，何况狡猾之人呢？如果真的因为担心盗贼多而奸邪不胜才赦免，那就是为国家替奸邪之人报仇了。天道赏赐善行而刑罚淫邪，上天创造万物，人代天行化，所以凡是设立君王，是要诛杀邪恶而养育正善，却用来放纵邪恶悖逆，狂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况且国家没有永远安定，也没有永远混乱，法令执行国家就安定，法令松弛国家就混乱；法令没有永远执行，也没有永远松弛，君主敬重法令法令就执行，君主轻慢法令法令就松弛。从前孝明帝时，选拔茂才，经过宫阙谢恩，赐饭吃完，问有什么异常见闻，回答说：“巫县有九个大贼，刺史多次窃取郡县，最终不能抓获。”皇帝说：“你不是南郡的从事吗？”回答说：“是。”皇帝于是震怒，说：“盗贼在辖区发生却不能擒获，这样的才能怎么能称为茂才？”鞭打数百下，就免官，并严厉责备州郡，十天之内，盗贼就被诛杀。由此看来，擒灭盗贼，在于严明法令，不在于多次赦免。
如今不显明执行赏罚来彰明善恶，严格督责州牧郡守来擒获奸猾，反而多次赦免来鼓励他们，诏书常写：“谋反大逆不道等罪，不应当得到赦免的都免除，将与士大夫洗心革面重新开始。”年年洗心，然而从未看见奸邪之人、冗杂官吏，有肯改变心意悔过服从诏书的。有关部门奏事，又习惯用赦免前的微小过错，妨碍今天的显要举荐。那么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诏书，也不可信了。
《诗经》讥讽“君子屡次盟誓，祸乱因此滋长”。所以不如减少法令，必定信守诺言。如果实在不能完全没有赦免，少一些更好，让世间每隔多年像古时一样赦免一次，那么奸邪盗贼就会减少十分之八九，可以肯定。从前大司马吴汉年老病重将死，光武帝询问遗言，回答说：“臣愚笨不智，不足以知道治国，谨慎不要赦免罢了。”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的情感都表现在言辞上，所以那些说不应赦免的人，不是修身慎行，就是必定忧哀谨慎而嫉恨奸恶的人。那些利于多次赦免的人，不是不通晓赦免的事务，就是必定内心怀有隐忧有愿望要做的人。君主发布命令，必定咨询群臣，群臣中奸邪的人，固然必定伏罪，即使是正直的官吏，也有公事上的过错，如果不是鬻拳、李离那样的人，谁肯刑罚自身来匡正国家？然而这都是夹杂私利来议论公政。与狐狸商议皮衣，没有什么时候是可以的！
传书说：“百姓多侥幸，是国家的不幸。”有罪而抵偿罪责，冤屈结怨而信任道理，这是上天的正道，也是君王的法则。所以说：“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以谨慎对待不良之人。”如果
枉善人以惠奸恶，此谓“敛怨以为德”。先帝制法，论衷刺刀者。何则？以其怀奸恶之心，有杀害之意也。圣主有子爱之情，而是有杀害之意，故诛之，况成罪乎？
译用伤害善良人的方式来施恩于奸恶之人，这就叫做“积聚怨恨来当作恩德”。先帝制定法律，判定那些怀着恶意而持刀行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怀着奸恶的心，有着杀害的意图。圣明的君主出于对子女的慈爱之情，尚且因为对方有杀害的意图而将其处死，何况是已经构成罪行的情况呢？
尚书康诰：“王曰：‘于戏！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终自作不典，戒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言恶人有罪虽小，然非以过差为之也，乃欲终身行之，故虽小，不可不杀也。何则？是本顽凶思恶而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终，乃惟省哉，适尔，既道极厥罪，时亦不可杀。”言杀人虽有大罪，非欲以终身为恶，乃过误尔，是不杀也。若此者，虽曰赦之可也。金作赎形，赦作宥罪，皆谓良人吉士，时有过误，不幸陷离者尔。
先王议谳狱以制，原情论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纵恶逆以伤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议之辟，此先王所以整万民而致时雍也。易故观民设教，变通移时之议。今日捄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汉，与群臣约，自非刘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后亦承之，建武乃绝。
传记所载，稷、禹、伯夷、皋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时，辅相大臣，以德佐治，亦获有国。故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其诗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乐土，赐以盛服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胜任，则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载之后，宜明考绩黜刺，简练其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蛮之赐。其尸禄素餐，无进治之效、无忠善之言者，使从渥刑。是则所谓明德慎罚，而简练能否之术也。诚如此，则三公竞思其职，而百寮急竭其忠矣。
先王之制，继体立诸侯，以象贤也。子孙虽有食旧德之义，然封疆立国，不为诸侯，张官置吏，不为大夫，必有功于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绩黜刺九锡三削之义。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观之，未有得以无功而禄者也。当今列侯，率皆袭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下殚百姓，富有国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
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顽丑，不宜有国，而恶不上闻。且人情莫不以己为贤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诗云：“驾彼四牡，四牡项领。”今列侯年世以来，宜皆试补长吏墨绶以上，关内侯补黄绶，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韩侯、邵虎之德，上有功于天子，下有益于百姓，则稍迁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怀奸藏恶尤无状者，削土夺国，以明好恶。
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国大臣也，虽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聪明与智贤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骄育负责，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职为乱阶，以伤风化而已乎？诏书横选，犹乃特进，而不令列侯举，此于主德大洽，列侯大达，非执术督责总览独断御下方也。今虽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横选，当循王制，皆使贡士，不宜阙也。
是诚封三公以旌积德，试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义，下合黜刺之法。贤材任职，则上下蒙福，素餐委国，位无凶人。诚如此，则诸侯必内思制行而助国矣。今则不然，有功不赏，无德不削，甚非劝善惩恶，诱进忠贤，移风易俗之法术也。
昔先王抚世，选练明德，以统理民，建正封不过百，取法于震，以为贤人聪明不是过也；又欲德能优而所治纤，则职修理而民被泽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权势力，盛于列侯，材明德义，未必过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所治多荒乱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审也。
昔宣皇帝兴于民间，深知之，故常叹曰：“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
译《尚书·康诰》说：“王说：‘唉！封，你要慎重地明察你的刑罚。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是始终故意作恶，违背法度，我告诫你，即使罪行轻微，也不可不杀。’”意思是说，恶人犯罪虽然轻微，但不是因为过失造成的，而是想要终身作恶，所以即使罪行轻微，也不可不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本性顽劣凶恶，怀着恶意而为之。“如果犯了大罪，但不是始终作恶，而是出于疏忽大意，我告诫你，既然已经穷尽了他们的罪行，这时也不可不杀。”意思是说，杀人虽然是大罪，如果不是想要终身作恶，而是出于过失错误，这是不杀的。像这样的人，虽然说是赦免也可以。用铜赎罪，赦免宽恕罪行，都是指善良的人、吉士，有时因过失错误，不幸陷入罪责的情况罢了。
先王依据制度审议案件，推究情理，分析意图，来拯救好人，并不是想要同时放纵恶逆之徒来伤害好人。因此，《周礼》中区分了八议的刑罚，这是先王用来整顿万民、达到和谐的原因。《易经》说观察民情来设立教化，这是变通时势的议论。今天拯救时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式第十七
高祖平定汉朝，与群臣约定，如果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没有军功不得封侯。孝文帝开始封外祖父，因此成为典章制度，实行至今。孝武帝封丞相爵位，用来褒奖有德行的人，后来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到建武年间才断绝。
传记中记载，稷、禹、伯夷、皋陶、伯益，每日接受封土。周宣王时，辅佐的大臣，以德行辅助治理，也获得了封国。所以尹吉甫作了《封颂》两篇，诗中说：“勤勉的申伯，王继承他的事业，在谢地建邑，南国以此为榜样。”又说：“四匹公马强壮，八个铃铛铿锵作响，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池。”这是说申伯、仲山甫以文德达到太平，而王将乐土封给他们，赐予盛美的服饰。
《易经》说：“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的美食，刑罚深重。凶险。”这是说公不能胜任，就有深重的刑罚。因此三公在任职三年之后，应当明确考核政绩，罢免或弹劾，简选磨练他们的才能。其中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那样达到治理成效的人，封为列侯，让他们接受南方八蛮的赏赐。那些尸位素餐，没有治理成效、没有忠善言论的人，让他们承受深重的刑罚。这就是所谓的彰明德行、慎重刑罚，以及简选磨练能否的方法。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三公就会竞相思考自己的职责，而百官也会急切地竭尽忠诚。
先王的制度，继承帝位建立诸侯，是用来效法贤人的。子孙虽然有继承旧德的意义，但划定疆界建立国家，不成为诸侯，设置官员，不成为大夫，必须对百姓有功，才能保住职位，所以有考核政绩、罢免弹劾、九锡、三次削地的意义。《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白吃饭啊。”由此看来，没有无功而受禄的。当今的列侯，大都是继承先人的爵位，凭借祖辈的地位，自身对汉朝没有功劳，对百姓没有德行，独占国家南面称尊，躺着吃着厚重的俸禄，下面耗尽百姓，富有国家，这是白吃饭的极致。孝武帝担心这样，于是命令用酎金来罢免他们，反而增加了怨恨。
如今列侯中有的有德行适宜治理百姓，但道义无法施展；有的凶顽丑恶，不适宜拥有国家，但罪恶不上达。况且人情没有不以自己为贤能而效法其能力的，周公的告诫，不使大臣怨恨不被任用。《诗经》说：“驾着那四匹公马，四匹公马颈项粗大。”如今列侯自年世以来，应当都试用补任长吏墨绶以上，关内侯补任黄绶，以显示他们的志向，以表彰他们的才能。其中有韩侯、邵虎那样的德行，上对天子有功，下对百姓有益，就逐渐升迁职位增加土地，以彰明有德行。那些心怀奸恶、尤其没有状貌的，削去土地剥夺国家，以表明好恶。
况且列侯都剖符受策，是朝廷的大臣，虽然身在外地，但心在王室。应当辅助天子明察聪明与智愚，以辅佐天子。怎么能坐着奢侈僭越，骄纵负债，欺骗冤枉小民，淫乱放纵酒色，专门成为祸乱的阶梯，从而伤害风化呢？诏书横加选拔，还特别进用，而不让列侯举荐，这对于主德大洽、列侯大达，不是执掌术数督责总览独断御下的方法。现在虽然没有让他们开始治理百姓，但有横加选拔，应当遵循王制，都让他们贡举士人，不应缺漏。
这确实是封三公以彰明积德，试用列侯以去除白吃饭的人，上符合建侯的意义，下符合罢免弹劾的方法。贤能的人任职，那么上下都蒙受福泽，白吃饭的人委弃国家，职位上没有凶恶的人。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诸侯必定内心思考制行而辅助国家。现在却不是这样，有功不赏，无德不削，非常不符合劝善惩恶、诱导进用忠贤、移风易俗的法术。
从前先王治理天下，选拔磨练明德，来统理百姓，建立封国不超过一百，取法于震卦，认为贤人聪明不是超过这个数；又想要德行才能优厚而所治理的地方细小，那么职事修理而百姓蒙受恩泽了。现在的守相，制度土地千里，威权势力，盛于列侯，才能明德义，未必超过古人，而所治理的地方超过百里，这是因为所治理的地方多荒乱。因此守相不可不审慎。
从前宣皇帝兴起于民间，深知这一点，所以常感叹说：“万民所以安于田里没有忧患的原因，是政治公平诉讼治理得好。与我共享这个的，只有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刚被任命的人，一定亲自接见，观察他们的志趣，以昭示他们的才能，明察他们的治理，重视刑罚赏赐。奸宄减少、户口增息的人，赏赐金帛，爵位到封侯。那些耗乱没有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