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叹第十
夫好之与恶效于目，而鹿之与马者着于形者也，已又定矣。还至谗如臣妾之饰伪言而作辞也，则君王失己心，而人物丧我体矣。况乎逢幽隐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贤不肖也，不若辨鹿马之审固也。此二物者，皆得进见于朝堂，暴质于心臣矣。及欢爱、苟媚、佞说、巧辨之惑君也，犹炫耀君目，变夺君心，便以好为丑，以鹿为马，而况于郊野之贤、阙外之士，未尝得见者乎？
夫在位者之好蔽贤而务进党也，自古而然。昔唐尧之大圣也，聪明宣昭；虞舜之大圣也，德音发闻。尧为天子，求索贤人，访于群后，群后不肯荐舜而反称共、鲧之徒，赖尧之圣，后乃举舜而放四子。夫以古圣之质也，尧聪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质鲜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尧、舜乎达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则求贤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几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滨，察言观志，而见其心，不谘左右，不诹群臣，遂载反归，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尧参乡党以得舜，文王参己以得吕尚，岂若殷辛、秦政，既得贤人，反决滞于雠，诛杀正直，而进任奸臣之党哉？
是以明圣之君于正道也，不专驱于贵宠，惑于嬖媚，不弃疏远，不轻幼贱，又参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听政，使三公至于列士献典，良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无败也。
末世则不然，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行丰礼者蒙愆咎，论德义者见尤恶，于是谀臣又从以诋訾之法，被以议上之刑，此贤士之始困也。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骄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忠贵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祸。处莫高之位者，不可以无莫大之功。窃亢龙之极贵者，未尝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尝不蕃昌也。
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后不殆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辄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
五代建侯，开国成家，传嗣百世，历载千数，皆以能当天官，功加百姓。周公东征，后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见爱如是，岂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后之封君多矣，或不终身，或不期月，而莫陨坠，其世无者，载莫盈百，是人何也哉？
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抚世，泽及草木，兼利外内，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顺天，而时主是谀，谓破敌者为忠，多杀者为贤。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此等之俦，虽见贵于时君，然上不顺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号咷，以辱终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且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神惑其心。是故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人多骄肆，负债不偿，骨肉怨望于家，细民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世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饱也；贵臣常祸，伤宠也。
译喜爱与厌恶反映在眼睛上，鹿与马的区别体现在形体上，这些都已经确定了。然而，如果像臣妾那样装饰虚伪的言辞并编造说辞，那么君王就会失去自己的本心，人与物也会丧失其本来面目。何况遇到幽暗隐秘的囚犯，等待检验其诚信，还不如考察妖女的用心那样重要；辨别贤与不贤，也不如辨别鹿与马那样审慎坚固。这两类事物，都能进献到朝堂之上，显露本质于君臣心中。等到欢爱、苟且谄媚、花言巧语、巧言善辩迷惑君王时，就像炫耀君王的眼睛，改变夺取君王的心志，使得以丑为美，以鹿为马，更何况那些郊野的贤人、宫阙之外的士人，未曾得以进见的人呢？
在位者喜好遮蔽贤人而致力于进用党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前唐尧是大圣人，聪明显著；虞舜是大圣人，美好的德行传播远闻。尧做天子时，寻求贤人，向群臣咨询，群臣不肯推荐舜，反而称赞共工、鲧这类人，依靠尧的圣明，后来才举用舜而放逐那四个人。凭借古代圣人的本质，尧的聪明，舜德行的彰显，君王英明不可欺骗，德行彰显不可遮蔽。本质浅薄的人善于谄媚，而在位者崇尚正直就像那样。如今列士的品行，难道比不上尧、舜吗？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世俗荒唐，世间的法度日益彰明。那么，寻求贤人的君主，哀怜百姓的士人，他们相互契合，也必定很少了。周文王外出打猎，在渭水边遇到姜尚，观察言语志向，从而看到他的内心，不咨询左右近臣，不询问群臣，于是载着他返回，把政事委托给他，因此能够建立周朝。所以尧参考乡里众人的意见而得到舜，文王参考自己的判断而得到吕尚，哪里像殷纣王、秦始皇那样，既然得到了贤人，反而决断滞碍于仇敌，诛杀正直的人，而进用奸臣的党羽呢？
因此，英明圣哲的君主对于正道，不专门驱使贵宠之人，不被嬖幸谄媚所迷惑，不抛弃疏远之人，不轻视年幼卑贱之人，又多方面考察然后任用他们。所以有周朝的制度，天子听政，让三公直到列士进献典籍，良史进献史书，乐师进献箴言，盲人吟诵诗歌，蒙童诵读经典，百工进谏，平民传达舆论，近臣尽力规劝，亲戚补察过失，乐师史官教诲，年老之人修正完善，然后君王斟酌决定，因此政事施行而没有败坏。
末世却不是这样，只相信贵人骄横嫉妒的议论，单独使用苟且谄媚蛊惑的言论，实行丰厚礼制的人蒙受罪责，谈论道德正义的人遭受厌恶，于是谄媚的臣子又跟随用诋毁的方法，加上议论君上的刑罚，这是贤士开始困顿的原因。诋毁的方法，是砍伐贤人的斧头，而骄横嫉妒的人，是吞噬贤人的狗。君主内持砍伐贤人的斧头，权用吞噬贤人的狗，而对外招揽贤人，希望他们到来，不也很可悲吗！
忠贵第十一
世间有最大的福分，又有最大的祸患。处在最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最大的功绩。窃取亢龙极致尊贵地位的人，没有不破败灭亡的。成就天地大功的人，没有不繁衍昌盛的。
帝王所尊敬，上天所特别爱护的，是百姓。如今臣子接受君主的崇高职位，牧养上天所特别爱护的百姓，怎么可以不安定并使他们获利，养育并救济他们呢？因此君子任职就想着利民，通达上位就想着进用贤人，还有什么功绩比这更大呢？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沉重，在前面而后面不危险。《尚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效法上天而建立官职，自公卿以下，直到小吏，难道不是天官吗？因此明主不敢凭私爱用人，忠臣不敢凭虚妄的能力任职。窃取别人的财物，还被称为盗贼，何况偷窃天官来私利自己呢？以罪行触犯人，必定加以诛罚，何况触犯上天，难道没有灾祸吗？
五代建立诸侯，开国成家，传承子孙百世，经历千年，都是因为能当天官，功绩加于百姓。周公东征，后世追思，召公的甘棠树，人们不忍砍伐，被爱戴到这种程度，难道是想要私害他们的人吗？这些后来的封君很多，有的不能终身，有的不到一个月，而没有陨落的，他们的世代没有满百年的，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
五代的臣子，用道义侍奉君主，用仁爱安抚世间，恩泽遍及草木，内外都得到利益，普天之下，没有不被德化所覆盖的，他们所保全的，真是天工啊。因此福分流传延续，根本枝条百世不绝。末世的臣子，不思考顺从天意，而是逢迎当时的君主，认为破敌的是忠臣，多杀人的是贤人。白起、蒙恬，秦朝认为有功，上天认为是贼。息夫躬、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认为是盗贼。这类人，虽然被当时的君主所尊贵，但是上不顺应天心，下不得民意，所以最终泣血号哭，以耻辱告终。《易经》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慧狭小而谋划大事，力量少而负担重，很少有不遭遇灾祸的。”因此德行不称职，灾祸必定残酷；能力不称位，祸殃必定重大。
况且窃取职位的人，上天夺去他的明鉴，神明迷惑他的心。所以贫贱的时候，虽然有明鉴的资质，仁义的志向，一旦富贵，就背离亲人抛弃旧友，丧失本心。都疏远骨肉而亲近便佞之人，轻视知友而厚待狗马。财货充满仆妾之家，禄赐耗尽于狡猾的奴仆。宁愿看到千万钱腐烂，也不忍赐给人一钱；宁愿积累粮食腐烂在仓库，也不忍贷给人一斗。人多骄横放肆，负债不还，骨肉在家怨恨，小民在路上诽谤。前人失败，后人争相效仿，实在令人悲伤。
纵观前世贵人的用心，与婴儿相同。婴儿有常见的病，贵臣有常见的祸，父母有常见的过失，君主有常见的过错。婴儿常见的病，是伤于饱食；贵臣常见的祸，是伤于宠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