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政第九
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陟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
译调和阴阳；调和阴阳，必须首先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必须首先安定百姓；安定百姓，必须首先审慎地选拔人才。因此，国家存亡的根本，治理与混乱的关键，在于明智地选拔人才罢了。圣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将其作为官吏升降的首要原则。《尚书》说：“你要使百姓安定，难道选拔的不是合适的人吗？”这是先王实现天下太平而发出颂歌的原因。
否泰消息，阴阳不并，观其所聚，而兴衰之端可见也。稷、禹、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灾异。夫善恶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习相远。是故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性，不在亲疏。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缯肆、狗屠也；骊山之徒，钜野之盗，皆为名将。由此观之，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
远迹汉元以来，骄贵之臣，每受罪诛，党与在位，幷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观之，贵宠之臣，未尝不播授私人进奸党也。是故王莽与汉公卿牧守夺汉，光武与汉之遗民弃士共诛。如贵人必贤而忠，贱人必愚而欺，则何以若是？
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恶，常与爵位自相副也。
孔子曰：“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国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诗伤“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处休。”盖言衰世之士，志弥洁者身弥贱，佞弥巧者官弥尊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明相见，同听相闻，惟圣知圣，惟贤知贤。
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阗门，礼贽辐辏，迫于目前之急，则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
周公之为宰辅也，以谦下士，故能得真贤。祁奚之为大夫也，举雠荐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借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则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已尔，岂有肯践其阙而交其人者哉？
潜叹第十
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下也。
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列士之所以建节者义也，正节立则丑类代。此奸臣乱吏无法之徒，所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闲，咸使不相得者也。
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是以范武归晋而国奸逃，华元反朝而鱼氏亡。故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参听民氓，断之聪明，反徒信乱臣之说，独用污吏之言，此所谓与仇选使，令囚择吏者也。
书云：“谋及乃心，谋及庶人。”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故圣人之施舍也，不必任众，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为，而度之以义，或舍人取己，故举无遗失而政无废灭也。或君则不然，己有所爱，则因以断正，不稽于众，不谋于心，苟眩于爱，惟言是从，此政之所以败乱，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
昔纣好色，九侯闻之，乃献厥女。纣则大喜，以为天下之丽莫若此也，以问妲己。妲己惧进御而夺己爱也，乃伪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恶之若此而覆谓之好也？”纣于是渝而以为恶。妲己恐天下之愈进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诛，何以革后？”纣则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后，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昼闭，惟恐纣之闻也。赵高专秦，将杀二世，乃先示权于众，献鹿于君，以为骏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马也。”二世收目独视，曰：“丞相误邪！此鹿也。”高终对以马。问于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
译否卦与泰卦的消长变化，阴阳之气不能并存，观察它们汇聚的情况，兴衰的端倪就可以看见了。后稷、大禹、皋陶聚集在一起，成就了雍容和乐的局面；皇父、蹶、踽聚集在一起，却招致了灾异。善与恶的迹象，在千里之外相互吻合，在百代之间累积痕迹，人的本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染却相差甚远。因此，贤与愚在于内心，不在于地位的高低；诚信与欺诈在于本性，不在于关系的亲疏。秦二世之所以与天下人共同灭亡，是因为有丞相、御史这样的官员；汉高祖之所以与天下人共同夺取天下，是因为有卖丝织品的商贩、杀狗的屠夫；骊山的刑徒，巨野的盗贼，都成为了著名的将领。由此看来，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就不必担心他贫贱；如果得到了有用的人才，就不必嫌弃他的名声和经历。
远溯到汉元帝以来，那些骄横显贵的臣子，每当受到罪罚诛杀时，他们的党羽在位的，一同伏罪的，常常有十分之二三。由此看来，显贵宠幸的臣子，没有不播撒私党、进用奸邪之人的。所以，王莽与汉朝的公卿、州牧、郡守一起夺取了汉朝的政权，光武帝与汉朝遗留的平民、士人共同诛灭了王莽。如果显贵的人必定贤良忠诚，贫贱的人必定愚昧欺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自从汉成帝以来，直到王莽，公卿列侯，下至县令、县尉，大大小小的官员，将近十万人，都是汉朝所谓贤明、忠诚、正直、显贵、受宠的臣子。王莽篡位时，只有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想到侍奉君主的礼节，义勇奋发，想要诛杀王莽。虽然功业没有成功，但志节值得记载。以十万官员的数目，能够奉报恩德的，只有这两个人罢了。由此看来，衰败时代的群臣确实很少贤良，他们的官职越大罪过越重，地位越高罪过越深罢了。所以说：太平盛世的德行，衰败时代的恶行，常常与爵位相互匹配。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自己却贫穷卑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自己却富有显贵，这也是耻辱。”《诗经》哀叹“皎洁的白马，在那空旷的山谷”，“花言巧语如流水，使自身处于安逸”。大概是说衰败时代的士人，志向越纯洁的人身份越卑贱，谄媚越巧妙的人官职越尊贵。同类的事物相互聚合，不同的事物相互区分，同样光明的人互相看见，同样听觉的人互相听闻，只有圣人能识别圣人，只有贤人能识别贤人。
现在当权的人，既然不能明辨贤良与卑劣，却又屈从于显贵者的风向和旨意，被权势者的嘱托所胁迫，请托求见的宾客塞满了门庭，送礼的人车马络绎不绝，迫于眼前的急务，就先处理这些事。这正是正直之士被独自遮蔽，而众多奸邪之人结党营私得以进用的原因。
周公担任宰辅时，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士人，所以能得到真正的贤才。祁奚担任大夫时，举荐仇人、推荐儿子，所以能得到正直的人。现在世上那些得到官位的人，依靠姐妹受宠的恩泽来骄横对待士人，借着亢龙（指皇帝）的威势来欺凌贤才，却想让有志节义气的士人，匍匐弯腰来侍奉自己，毁掉颜面、阿谀奉承来求得亲近，然后才保持他们的地位，那么正直的士人就会像伯夷、叔齐那样采薇充饥、冻饿而死，隐居在岩穴之中罢了，哪里会有肯踏入他们的府门并与他们交往的人呢？
潜叹第十
大凡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想治理好国家的，但太平盛世不常出现，是因为所任用的不是贤人。世间没有没有贤人的时候，而贤人不能被任用，是因为群臣嫉妒。君主有寻求贤人的心意，却没有得到贤人的方法，臣子有举荐贤人的名义，却没有举荐贤人的实际，这使得君主在上孤立危险，而正道在下被独自压制。
国君之所以能实现治理，在于公正，公正的法令执行，混乱的轨范就断绝了。奸佞之臣之所以能便利自身，在于私利，私利的手段使用，公正的法令就被剥夺。列士之所以能建立节操，在于道义，正直的节操树立，丑恶的同类就被替代。这些奸臣、乱吏、无法纪之徒，之所以日夜堵塞贤君与义士之间的通道，都是使他们不能相互接近的原因。
贤良的人作为臣子，不损害君主来侍奉奸佞，不迎合众人来求得容身，不破坏公事来听从私情，不违背法令来逞强，他们的明智能照见奸邪，而道义不结党营私。所以范武回到晋国，国家的奸邪就逃跑了，华元返回朝廷，鱼氏就灭亡了。因此，正义之士与邪恶之人不能共存。而君主选拔士人，不能广泛听取百姓的意见，凭借自己的聪明做出决断，反而只相信乱臣的言论，独用污吏的话，这就是所谓与仇人一起选择使者，让囚犯来选择官吏。
《尚书》说：“谋划要考虑到自己的内心，谋划要考虑到百姓。”孔子说：“大家都喜欢的人，一定要考察；大家都讨厌的人，也一定要考察。”所以圣人的取舍，不一定顺从众人，也不一定独断专行，一定要考察对方和自己的行为，并用道义来衡量，有时舍弃别人而采纳自己，所以举荐没有遗漏，政令没有废弛。有的君主却不是这样，自己有所偏爱，就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考察众人的意见，不谋划自己的内心，如果迷惑于偏爱，只听信偏爱的言论，这就是政事败坏混乱，士人流放放荡的原因。
从前商纣王喜好美色，九侯听说了，就献上了自己的女儿。商纣王非常高兴，认为天下的美女没有比得上这个的，于是问妲己。妲己害怕进宫侍奉而夺走自己的宠爱，就假装低头哭泣说：“君王年纪大了吗？视力衰退了吗？为什么容貌如此丑陋却反而说她是美的呢？”商纣王于是改变看法，认为她丑陋。妲己担心天下的人更加进献美女，就进言说：“九侯不行正道，是想用这个来迷惑君王。君王如果不杀他，怎么惩戒后人呢？”商纣王于是大怒，就把九侯的女儿做成肉干，烹煮了九侯。从此以后，天下有美女的人，都重重地关闭门户，白天也不开门，只怕商纣王听说。赵高把持秦朝，将要杀害秦二世，就先向众人展示权势，献给君主一只鹿，说是骏马。秦二世辨认说：“是鹿。”赵高说：“是马。”秦二世闭眼独自看，说：“丞相错了吗？这是鹿。”赵高最终回答说是马。问朝中的大臣，朝臣有的帮助秦二世而指责赵高。赵高于是对秦二世说：“这些人都是阿谀君主、迷惑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