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第三十
生贫贱者哉？惟有古烈之风，志义之士，为不然尔。恩有所结，终身无解；心有所矜，贱而益笃。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世隘然后知其人之笃固也。
译难道是因为生来贫贱吗？只有具备古代刚正风范、立志守义的人，才不是这样。恩情一旦缔结，终身不会解除；内心有所坚守，处境越卑微反而越坚定。《诗经》说：“善良的人，高尚的君子，他的仪态始终如一，他的心志坚如绳结。”所以，只有到了岁末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只有到了世道艰难，才知道人的意志是坚定牢固的。
侯嬴、豫让，出身以报恩；鱄诸、荆轲，奋命以效用。故死可为也，处之难尔。庞勋、勃貂，一旦见收，亦立为义报，况累旧乎？故邹阳称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岂虚言哉？俗士浅短，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是以欲速之徒，竞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恤后。是故韩安国能遗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赈一穷；翟方进称淳于长，而不能荐一士。夫安国、方进，前世之忠良也，而犹若此，则又况乎末涂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党进，而处子所以愈拥蔽也。非明圣之君，孰能照察？
且夫怨恶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对也，恩情相向，推极其意，精诚相射，贯心达髓，爱乐之隆，轻相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颈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舛，推极其意，分背奔驰，穷东极西，心尚未快，是故陈余、张耳老相全灭而无感痛。从此观之，交际之理，其情大矣。非独朋友为然，君臣夫妇亦犹是也。当其欢也，父子不能闲；及其乖也，怨雠不能先。是故圣人常慎微以敦其终。
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人心不同好，度量相万亿。许由让其帝位，俗人有争县职，孟轲辞禄万钟，小夫贪于升食。故曰：鹑鷃群游，终日不休，乱举聚跱，不离蒿茆。鸿鹄高飞，双别乖离，通千达万，志在陂池。鸾凤翱翔黄历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随景风而飘飖，时抑扬以从容，意犹未得，喈喈然长鸣，蹶号振翼，陵朱云，薄斗极，呼吸阳露，旷旬不食，其意尚犹嗛嗛如也。三者殊务，各安所为。是以伯夷采薇而不恨，巢父木栖而自愿。由斯观诸，士之志量，固难测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贵骄贫贱，谓贫贱之必我屈也。
诗云：“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世有大难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义之本也，恭者礼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并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谓真贤。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无一，是谓小人。所谓恕者，君子之人，论彼恕于我，动作消息于心；己之所无，不以责下，我之所有，不以讥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礼，感己之好爱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人之忧我也，故先劳人，恶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则不然，论人不恕己，动作不思心；无之己而责之人，有之我而讥之彼；己无礼而责人敬，己无恩而责人爱；贫贱则非人初不我忧也，富贵则是我之不忧人也。行己若此，难以称仁矣。
所谓平者，内怀鸤鸠之恩，外执砥矢之心；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苟善所在，不讥贫贱，苟恶所错，不忌富贵；不谄上而慢下，不厌故而敬新。凡品则不然，内偏颇于妻子，外僭惑于知友；得则誉之，怨则谤之；平议无埻的，讥誉无效验；苟阿贵以比党，苟剽声以群吠；事富贵如奴仆，视贫贱如佣客；百至秉权之门，而不一至无势之家。执心若此，难以称义矣。
所谓恭者，内不敢傲于室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见贱如贵，视少如长；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恩意无不答，礼敬无不报；睹贤不居其上，与人推让；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养甘其薄。凡品则不然，内慢易于妻子，外轻侮于知友；聪明不别真伪，心思不别善丑；愚而喜傲贤，少而好陵长；恩意不相答，礼敬不相报；睹贤不相推，会同不能让；动欲择其佚，居欲处其安，养欲擅其厚，位欲争其尊；见人谦让，因而嗤之，见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谓贤能智能。为行如此，难以称忠矣。
所谓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睹，不驱于险墟之俗，不惑于众多之口；聪明悬绝，秉心塞渊，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则不然，内无持操，外无准仪；倾侧险诐，求同于世，口无定论，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难以称信矣。
译侯嬴、豫让，献出生命来报答恩德；鱄诸、荆轲，奋不顾身来效命效力。所以死是做得出来的，难的是处之得当。庞勋、勃貂，一旦被收留，也立刻以义气相报，何况是多年的旧交呢？所以邹阳称赞说：“夏桀的狗可以使之对着尧吠叫，盗跖的门客可以使之刺杀由余。”这难道是虚妄的话吗？世俗之人浅薄短视，急于眼前的利益，看到奔赴对自己有益的就抢先到达，顾念到对自己无用的人就背弃离去。因此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竞相推崇上位者而来不及接纳下位者，争着追逐前人而不暇顾及后人。所以韩安国能够赠送田蚡五百金，却不能救济一个穷人；翟方进能够称赞淳于长，却不能推荐一个贤士。韩安国、翟方进，是前代的忠良之士，尚且如此，那么更何况那些末流的下等宰相呢？这就是奸雄之所以追逐党羽进用，而隐士之所以更加被遮蔽的原因。如果不是英明圣哲的君主，谁能洞察明察呢？
况且怨恨恶意的产生，就像两个人偶然相遇一样。如果彼此相对，恩情相互投向，推究其心意，精诚相互投射，贯通心髓，爱乐之情达到顶峰，甘愿为对方牺牲生命，所以侯生、豫让刎颈而死也不悔恨。如果彼此背离，心情乖离错乱，推究其心意，分道扬镳奔驰，穷尽东西，心里还不痛快，所以陈余、张耳到老互相保全消灭也没有感伤痛惜。从这里看来，交际的道理，其情感是很大的。不只是朋友如此，君臣夫妇也是这样。当他们欢洽的时候，父子也不能离间；当他们乖离的时候，仇敌也不能抢先。所以圣人常常谨慎细微之处以敦厚其终局。
富贵未必值得看重，贫贱未必值得轻视。人心喜好不同，度量相差万亿。许由推让帝位，世俗之人却争夺县职；孟子辞谢万钟的俸禄，小民却贪图升斗的食粮。所以说：鹌鹑和斑鸠群游，终日不停，混乱地聚集停歇，不离蒿草茅屋。鸿鹄高飞，双别分离，通达千万里，志向在于陂池。鸾凤翱翔在黄历之上，徘徊在太清之中，随着景风飘飖，时而抑扬从容，心意尚未满足，喈喈然长鸣，振翅高呼，凌驾朱云，迫近斗极，呼吸阳露，旷日旬日不食，其心意尚且嗛嗛不满足。三者追求不同，各自安于所为。所以伯夷采薇而不悔恨，巢父栖木而自愿。由此观察，士人的志向度量，固然难以测度。凡是君子，不可以富贵骄傲贫贱，认为贫贱的人必定会向我屈服。
《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世间有四种大难，而人们不能实行，一是恕，二是平，三是恭，四是守。恕是仁的根本，平是义的根本，恭是礼的根本，守是信的根本。四者并立，四行才具备，四行具备存在，这叫做真正的贤人。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没有一样，这叫做小人。所谓恕，君子之人，推己及人，动作消息于心；自己没有的，不以此责备下属，自己所有的，不以此讥讽别人；感念自己喜好恭敬，所以以礼接待士人，感念自己喜好仁爱，所以对人施恩；自己想立身就帮助他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他人通达；善人担忧我，所以先为别人辛劳，恶人忘记我，所以常念及别人。凡品之人则不然，论人不推己及人，动作不思考内心；自己没有却责备别人，自己有却讥讽别人；自己无礼却责备别人恭敬，自己无恩却责备别人仁爱；贫贱时就非议别人当初不担忧我，富贵时就说是别人不担忧我。行为如此，难以称为仁了。
所谓平，内心怀有鸤鸠均平之恩，外表秉持砥矢公正之心；评论士人必定依据志行，毁誉必定参考效验；不随俗雷同，不逐声寄论；如果善所在，不讥讽贫贱，如果恶所错，不忌惮富贵；不谄媚上位者而轻慢下位者，不厌弃旧交而敬重新人。凡品之人则不然，内心偏颇于妻子儿女，外表僭越惑乱于知友；得到就赞誉，怨恨就诽谤；平议没有准则，讥誉没有效验；如果阿附权贵以结党，如果剽窃名声以群吠；对待富贵人像奴仆，看待贫贱人像佣客；百次前往秉权之门，而一次也不去无势之家。执心如此，难以称为义了。
所谓恭，内心不敢傲视室家，外表不敢轻慢士大夫；看见贱人如同贵人，视少者如同长者；礼仪先入，言语后出；恩意无不报答，礼敬无不回报；看见贤人不居其上，与人推让；做事处于劳苦，居住随从简陋，地位安于卑下，供养甘受微薄。凡品之人则不然，内心轻慢妻子儿女，外表轻侮知友；聪明不能辨别真伪，心思不能辨别善丑；愚昧却喜欢傲视贤人，年少却喜好欺凌长者；恩意不相报答，礼敬不相回报；看见贤人不相推让，会同不能让；行动想要选择安逸，居住想要处于安全，供养想要独占丰厚，地位想要争夺尊贵；看见别人谦让，因而嗤笑，看见别人恭敬，因而傲慢，这样而自谓贤能智能。行为如此，难以称为忠了。
所谓守，是心。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到，不驱使于险恶的俗世，不惑于众多的口舌；聪明悬绝，秉心深邃，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如金石，志轻四海，所以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之人则不然，内心没有持操，外表没有准则；倾侧险诐，求同于世，口中没有定论，不恒其德，二三其行。持操如此，难以称为信了。
夫是四行者，其轻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为易，小人以为难。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称“知德者鲜”。俗之偏党，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竞于骄僭，贪乐慢傲，如贾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贵，虽积狡恶，争称誉之，终不见非；苟处贫贱，恭谨，只为不肖，终不见是。此俗化之所以浸败，而礼义之所以消衰也。
译这四种行为，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君子认为容易做到，小人却觉得难以实行。孔子说：“仁德难道很远吗？我想要仁德，仁德就来了。”又曾说：“懂得德行的人太少了。”世俗的偏见与偏袒，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并非当今才有的现象。众多的君子，竞相骄横僭越，贪婪享乐、傲慢无礼，就像商人追求加倍利润一样，以此互相攀比高低。如果能够获得富贵，即使积累狡诈恶行，人们也争相称赞赞誉，始终不被指责为非；如果身处贫贱，即便恭敬谨慎，也只被看作是不肖之徒，始终不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世俗风气逐渐败坏、礼义日渐消亡的原因啊。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实薄而辞称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怀不来而外克期。不信则惧失贤，信之则诖误人。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怀扼腕，拊心祝诅，苟欲相护论议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后，则相弃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济度，不能拔举，则因毁之，为生瑕衅，明言我不遗力，无奈自不可尔。诗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先合而后忤，有初而无终，不若本无生意，强自誓也。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称“誾誾言，惟谨也”。士贵有辞，亦憎多口。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木纳，尚近于仁。
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称，莫大于明；人臣之誉，莫美于忠。此二德者，古来君臣所共愿也。然明不继踵，忠不万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恶名扬也，所以求之非其道尔。
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能知此者，两誉俱具。要在于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而已矣。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周室之末则不然，离其术而舍其权，怠于己而恃于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尽力，君王孤蔽于上，兆黎冤乱于下，故遂衰微侵夺而不振也。
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悬重利，足以劝善；徒设严威，可以惩奸。乃张重利以诱民，操大威以驱之，则举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汤火而不难，岂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鹰，野鸟也，然猎夫御之，犹使终日奋击而不敢怠，岂有人臣而不可使尽力者乎？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夫神明之术，具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钳口结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聪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权，日陈君前，而君释之，故令群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
诗云：“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敖敖。”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目见危殆之事，无不为之灼怛惊而赴救之者。君臣义重，行路礼轻，过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贤非贵，而犹若此，则又况于北面称臣被宠者乎？
是故进忠扶危者，贤不肖之所共愿也。诚皆愿之而行违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败尔。历观古来爱君忧主敢言之臣，忠信未达，而为左右所鞠按，当世而覆被，更为否愚恶状之臣者，岂可胜数哉？孝成终没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终没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后贤虽有忧君哀主之情，忠诚正直之节，然犹且沈吟观听行己者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相彼鸟矣，犹求友声。故人君不开精诚以示贤忠，贤忠亦无以得达。易曰：“王明并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显其节，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则大臣隐下而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贵。
夫忠言所以为安也，不贡必危；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忠之贡与不贡，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是故圣人求之于己，不以责下。
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治势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懃之不治也。尧、
译世上值得担忧的有三件事。哪三件呢？回答说：情意实际淡薄而言辞却声称深厚，念头实际疏忽而文辞却假装忧虑，内心并不想接纳而外表却克制自己以期待时机。如果不信任他，就害怕失去贤才；如果信任他，就会耽误误事。这是世俗之士令人厌恶到极点的表现。所以孔子厌恶那些言语超过行动的人，《诗经》哀伤地说：“花言巧语出自口中，巧言如簧，脸皮真厚啊。”
如今世俗的交往，没有互相了解就追求关系的深固，掏心掏肺、扼腕发誓、拍胸起誓，不过是想要互相庇护议论罢了。等到分道扬镳、各自得利之后，就互相抛弃遗忘。有的人受人恩德，先前用来济助度人，如果不能提拔举荐，就转而诋毁对方，制造瑕疵争端，明说我已经不遗余力，无奈你自己不行。《诗经》说：“既然知道我这样，还不如不生。”先亲近而后违背，有开头而无结尾，不如本来就没有交好的意思，却强行发誓。
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大人的处世之道，是普遍团结而不偏私结党，用细微的言语互相感应，契合如同符节，又哪里需要盟誓呢？孔子恭顺谨慎，好像不善言辞，又说：“言语谨慎，才是恭敬。”士人贵在善于言辞，也憎恶多嘴多舌。所以说：“文采和质朴配合适当，然后才是君子。”与其不忠诚，不如刚毅木讷，还接近于仁德。
唉，真可悲啊！大凡现在的人，言语方正而行为圆滑，口吻正直而心思邪恶，行为与言语相悖，内心与口吻相违；谈论古人就知道称赞伯夷、叔齐、原宪、颜回，谈论今人却必定看重官爵职位；空谈时知道以道德义理为贤能，举荐时却必定以门第资历为先。处士即使亲身具备颜回、闵子骞的品行，拥有劳谦的素质，掌握伊尹、吕尚的才能，怀抱救民的道术，他们不被当世所任用，也已经很明显了！
明忠第三十一
君主的称号，没有比“明”更大的；臣子的赞誉，没有比“忠”更美的。这两种美德，自古以来是君臣共同向往的。然而明智的君主没有接踵而至，忠诚的臣子万中无一，不一定是因为愚昧昏暗达不到而恶名远扬，而是追求的方法不对。
明智依据下属而兴起，忠诚依靠上级而成就。两个人同心，就能利断金属。能懂得这一点，两种美誉就都具备了。关键在于君主掌握法术，自己握有权柄罢了。所谓法术，是让下属不能欺骗；所谓权柄，是让权势不能混乱。法术如果真正明智，那么即使远在万里之外，幽暗隐秘之中，也不得不寻求效验；权柄如果真正运用，那么无论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没有不归心的。周朝末年就不是这样，背离了法术而舍弃了权柄，对自己懈怠而依赖他人。因此公卿不思考忠诚，百官不尽力，君王在上面孤立蒙蔽，百姓在下面冤屈混乱，所以国家衰微被侵夺而不能振兴。
帝王的好处重大，威严巨大。只悬挂重利，足以劝勉善行；只设立严威，可以惩戒奸邪。于是张开重利来诱导百姓，操持大威来驱使他们，那么世上的人，可以让他们冒着白刃而不怨恨，奔赴汤火而不困难，难道只是率领他们共同治理就不合适吗？就像鹰，是野鸟，然而猎手驾驭它，还能让它整天奋击而不敢懈怠，难道有臣子不能让他尽力的吗？
《诗经》说：“砍斧柄砍斧柄，它的法则不远。”那神明的法术，具备在君主身上，而君主忽视它，所以让臣子闭口结舌而不敢说话。这就是耳目之所以蒙蔽堵塞，聪明之所以不能得到的原因。控制下属的权柄，每天陈设在君主面前，而君主放弃它，所以让群臣懈怠而背离朝廷。这就是威德之所以不能照耀，功名之所以不能建立的原因。
《诗经》说：“我虽然与你从事不同的事务，但我们是同僚。我向你谋划，你听我傲慢地说话。”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所以耳朵听到啼哭号叫的声音，没有不为之凄惨悲伤而伤心的；眼睛看到危险的事情，没有不为之焦灼惊恐而奔赴救援的。君臣的情义重，路人的礼节轻，只是耳闻目睹的交往，没有恩惠没有德行，不是贤人不是贵人，尚且如此，那么何况北面称臣受宠的人呢？
因此进献忠言扶危救难，是贤者和不肖者共同愿望的。如果真的都愿意却行为违背，常常苦于道路不利而有害，言语没有得到信任而自身败亡罢了。纵观自古以来爱君忧主敢于直言的臣子，忠信未能传达，而被左右近臣弹劾审查，当世被覆盖，反而成为否恶愚蠢的臣子，哪里能数得尽呢？汉成帝去世时，不知道王章的刚直；汉哀帝去世时，不知道王嘉的忠诚。这之后的贤人虽然有忧君哀主的情意，忠诚正直的气节，但还是沉吟观望，约束自己的行为。
鹤鸣在阴处，它的雏鸟应和它。看那鸟儿，还寻求友伴的声音。所以君主不打开精诚来显示贤忠，贤忠也就没有办法得以通达。《易经》说：“君王明智，共同接受福佑。”因此忠臣必须等待明君才能显扬他的气节，良吏必须得到明察的主上才能成就他的功业。君主不明，那么大臣隐藏在下而遏制忠言，又群司舍弃法律而阿谀权贵。
忠言是为了安定，不进献必定危险；法禁是为了治理，不奉行必定混乱。忠言的进献与否，法禁的奉行与否，其掌握都在君主，不是臣下所能决定的。因此圣人求之于己，不以此责备下属。
大凡作为上位者，法术明确而赏罚必行的，即使没有言语而局势自然治理。治理的局势一旦形成，君主自己不能混乱，何况臣下呢？法术不明确而赏罚不必然的，即使每天号令，然而局势自然混乱。混乱的局势一旦形成，君主自己不能治理，何况臣下呢？因此局势治理的，即使委托也不混乱；局势混乱的，即使勤勉也不治理。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