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二十七

译国家治理，有时是偶然得其方法，恰逢通晓其术数。治理国家需要凭借术数来建立功业，但有时也会自行混乱；虽然使用了术数，功业最终未能建立，有时也会自行安定；虽然没有使用术数，功业却仍然能够成就。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有时顺应时势而功业成就，有时违背时势而毫无成效。善于运用术数的人，能够顺应时势来建立功业，却不能逆反时势来求得安定。高明的医生能够救治那些本不该死的人，如果注定寿命已尽，那么药方也就没有效验了。所以时势应当混乱时，尧舜运用术数也不能建立功业；命运注定死亡时，扁鹊施行药方也不能治愈疾病。射箭驾车等精巧技艺，以及各类工匠，都是凭借法术然后功业成就、事情确立，效验是可以看见的。观察治理国家与各类工匠这类情况，功业建立就如同事情成功一样。如果说有功业的人就是贤人，那就是说各类工匠都是贤人了。赵国人吾丘寿王，在汉武帝时担任待诏，皇上让他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华高超，通晓事理，后来担任东郡都尉。皇上因为吾丘寿王的贤能，没有设置太守。当时军队征发，百姓骚动，年成不好，盗贼不止。皇上赐给吾丘寿王书信说：“你在朕面前时，各方人才如车辐聚集般到来，我认为天下少有匹敌，海内罕见其二。等到你拥有连接十余城的权势，承担四千石俸禄的重任，却出现盗贼乘船行攻，从武库夺取兵器，这很不符合你从前在朕面前的表现，为什么呢？”吾丘寿王谢罪说难以禁止，又被召为光禄大夫，常侍奉在皇上左右，议论政事没有不正确的。他才华高超，智慧深远，通晓事理，见识广博，然而他担任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止，百姓骚动，不能禁止。不知道是吾丘寿王没有得到治理东郡的术数呢？还是东郡恰好应当再次混乱，而吾丘寿王的治理偶然逢上了这个时势呢？凭借吾丘寿王的贤能，治理东郡不能建立功业，如果一定以功业来观察贤能，那么吾丘寿王就会被抛弃而不被选拔了。恐怕世上多有像吾丘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因为无功业就不考察他们的贤能。燕地有个山谷，气候寒冷，不生长五谷。邹衍吹奏律管引来暖气，使原本寒冷的山谷变得温暖，燕地因此种植黍子，黍子生长丰收，到现在还称它为黍谷。调和阴阳，应当凭借道德至诚，然而邹衍吹律使寒谷变温，黍谷得以孕育生长。推究这种情况来类比那些有成功的人，如果有像邹衍吹律那样的方法，所以得到了术数。不贤能的人无所作为，是因为失去了术数。贤圣之人有时不建立这种功业，不能以此作为效验贤能的第二条理由。人们做事，有时心意达到而功业不成，事情未立而气势贯通如山。荆轲和医官夏无且就是这样。荆轲入秦的计划，本意是想劫持秦王，活捉他带到燕国，偶然不凑巧，被秦国擒获。当荆轲追逐秦王时，秦王绕着柱子跑，医官夏无且用药囊投掷荆轲，后来天下人称赞荆轲为烈士。秦王赐给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荆轲被秦国擒获，活捉秦王的功业未立，夏无且用药囊抵挡刺客，有助于救主，然而仍然被称赏，是因为心意达到、气势盛大。天下的士人，不因为荆轲功业未成而不称赞他的义气；秦王不因为夏无且没有显效而不奖赏他的志向。志向善良但没有效验，成功未至但义气已达，不谋划就做事，义气有余而效验不足，志向巨大而功业细小。智者奖赏他们，愚者惩罚他们。如果一定谋划功业而不考察志向，只论表面效验而不保存内在计谋，那么豫让拔剑斩赵襄子的衣服就不值得认识了，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就不值得记载了，张良用铁椎袭击秦始皇却误中副车就不值得记录了。这三者是因为地势不便，计谋不得，有气势而没有功业，怀有计谋而不能做成事情，这是功业不能作为效验贤能的第三条理由。以孝顺父亲、友爱兄长作为贤能吗？那么孝顺友爱的人是那些有父亲兄长的人。父亲兄长不慈爱，孝顺友爱才得以彰显。舜有父亲瞽瞍，曾参有父亲曾皙，孝道确立，名声成就，众人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亲兄长，或者父亲兄长慈良，就没有彰显的效验，孝顺友爱的名声就无处可见了。忠于君主的人，也与这相同。关龙逢、比干在夏商时期忠诚显著，是因为夏桀商纣暴虐；后稷、契、皋陶在唐虞时期忠诚隐晦，是因为尧舜贤明。所以萤火虫的光芒，被日月的光辉所掩盖；忠臣的声音，被贤君的名声所遮蔽。为君主赴难，献出生命，也与这相同。臣子遭遇那个时势，为君主赴难，所以确立义气而获得名声，大贤人涉世，飞翔而后栖息，见色而飞起。乱君的祸患，不累及自身；危国的灾祸，不及其家。哪里能逢上灾祸而为君主赴难呢？齐詹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晏子回答说：“君主有难不死，君主出逃不送。”齐詹说：“分封土地给他，疏远爵位而使他尊贵，君主有难不死，君主出逃不送，这可以称为忠吗？”晏子回答说：“进言而被采纳，臣子哪里会死呢？劝谏而被听从，终身不会出逃，臣子哪里会送呢？如果进言不被采纳，君主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劝谏不被听从，君主出逃而送，这是诈伪。”所以忠臣，能够尽善尽美地侍奉君主，不能与君主同赴危难。按照晏子的回答，在世上寻求贤人，那些为君主赴难、树立忠节的人，不应列入标准了。因此大贤人少有可命名的节操，小贤人多有可称赞的行为，可捶打的体积小，而可量度的少。邪恶太大，捶打不能数清；太多，升斛不能容纳。小贤者容易命名的行为，又发生在衰乱容易看见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扬而名声闻达。漂浮在海中的人，迷失东西，是因为海太大。行走在水沟中，都能识别舟船的踪迹。是因为水沟太小，小而容易看见，衰乱也容易察觉。所以世道不危乱，奇异的行径就不会显现，君主不昏惑，忠贞的节操就不会确立，鸿大的义气发于颠沛的朝廷，清高的行为显于衰乱的时代，以此保全自身免受祸害，不被刑戮。像南容那样畏惧白圭的人，

译如果认为贤能是免于祸害呢？那么那些免于祸害的人，是侥幸得到了吉祥的命禄，并不是才智所能禁止、行为所能推却的。神蛇能够断而复续，但不能使人不被斩断；圣贤能够困顿而后通达，但不能使人不受祸害。南容能够自己免于刑罚杀戮，公冶长却因无罪而被囚禁，伯玉可以在无道的国家中保持怀抱，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并不是行为所导致的灾难掩盖了自身而至，而是有无法自己免除的祸患拖累了自己而停滞不前。那些不能自己免除祸患的人，就如同不能延长生命在世上一样。命运穷尽时，贤人不能自己延续；时运困厄时，圣人不能自己免除。如果认为放弃国家、离开职位，抛弃富贵、趋向贫贱是贤能呢？那么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有被迫的原因的。像伯夷那样的人，兄弟互相让国，以有分争的名声为耻，等到太王亶甫重视战争的原因，百姓都放弃国家以及离开职位，是因为道义不能施行而志向不能实现。如果道义能施行、志向能实现，也不会离开职位，所以放弃国家、离开职位都是有原因的。如果说是贤能，没有原因的呢？难道可以说是不贤吗？况且有国家职位的人本来就能放弃并离开它，没有国家职位的人放弃什么呢？那些分割财用以及让给下属接受分配的人与此相同，实际上没有财产怎么分割？口中饥饿怎么让给？仓库充实，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才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有余，争夺产生于不足。有人分割财产资助使用，袁将军再次与兄长的儿子分家产，很多人认为这是恩义。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之滨用鱼喂狗猪，假使推让的人财产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一样多，家产再分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寄食于南昌亭长，有什么财产可分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有什么财产可谦让？管仲分财取多，没有廉让的节操，是因为贫困缺乏，志向道义废弛了。如果认为避世离俗，清身洁行是贤能呢？这就是放弃国家、离开职位那一类的人。富贵是人之常情所贪恋的，高官大位是人之所欲求的，乐于离开它们而隐居，是因为生不逢时，志向气概不能实现。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伯夷、于陵放弃富贵趋向贫贱，并不是他们的志向如此。恬淡无欲，志向不在于做官，如果只是为了保全自身、修养本性是贤能呢？这就是老子那一类的人。道人与贤能属于不同的类别，担忧世事、救济百姓于危难，所以孔子奔波忙碌，墨子匆忙不安，如果不与孔子、墨子从事同样的事业而返回，与黄老持同样的操守，就不是贤能。如果认为举义千里，率领将帅朋友，不废礼节，是贤能呢？那么那些家富财饶，筋力强劲的人，能够承担；匮乏没有用来举行礼节的财物，羸弱不能奔赴远方，是不能承担的。所以百金之家，境外没有断绝的交往；千乘之国，同盟没有废弃的赠礼。是因为财产多的缘故。假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即使是贪婪吝啬的人，也会跨越边境而布施。所以财产少则正当的礼节不能举行，一旦有余则胡乱施舍。对于千家之中，贫穷没有斗筲之储的人，很难要求他们进行交往施舍。那些能担担千里的人，拄杖越疆的士人，手足生茧，面目黝黑，没有伤感不能胜任的疾病，筋力皮革，必定有与人不同的地方。推此以况，作为君主重要证据的官吏，身患疾病痛苦而口中没有一个字抱怨的，也是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坚强则能隐忍行事而树立道义，软弱则诬蔑时势而毁坏节操。豫让自残，妻子不能识别；贯高受杖，身上没有完整的肉。实体有与人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节操品行就有与人不同的地方了。如果认为精通经典、带领徒弟聚集众人是贤能呢？那么那些精通经典的儒者是。儒者是学习所造就的。儒者学习儒学。传承先师的学业，习练口头说教以教导，没有胸中的创造思考，只有确定是非的论断。邮人的过错，书门者的传教。封完书信不遗漏，教导审慎命令不遗漏错误，就是善了。传者传承学问，不妄说一句。先师古语，到现在都保存完好。虽然带领徒弟百人以上，位居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如果认为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是贤能呢？这就是传者之下的层次。才高好事，勤学不舍，像专成的苗裔，有世祖遗文，得以完成其篇业，观览讽诵，像典官文书，像太史公及刘子政之类，有主领书记的职务，就有博览通达的名声了。如果认为权诈卓谲，能率领军队驾驭众人是贤能呢？这就是韩信之类的人。战国时期获得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还入祸门了。高鸟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权诈之臣，是高鸟的弓，狡兔的犬。安平身无宜，则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不是抛弃臣子而轻视士人。世所用助上者，不是其宜。向令韩信用权变之才，为若叔孙通之事，安得谋反诛死之祸哉？有功强之权，无守平之智，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此其所以功灭国。绝不得名为贤也。如果认为口齿伶俐，言辞甘巧，是贤能呢？那么夫子贡之类的人是。子贡的辩才胜过颜渊，孔子排序置于下，实际才能不能高，口辩机利，人决能称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啬夫，少上林尉张释之，称周勃、张相如，文帝乃悟，夫辩于口，虎圈啬夫之徒也，难以观贤。如果认为敏于笔，文墨两集，是贤能呢？夫笔之与口，一实也。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且笔用何为敏？以敏于官曹，事事之难者

译没有比刑狱更重大的了，刑狱有疑问就要请示审议。大概世间推崇的人没有超过张汤的，张汤文辞深奥在汉朝朝廷，却不被称为贤人。太史公在序传中多次说张汤严酷，严酷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林中哭泣的妇人，老虎吃掉了她的丈夫，又吃掉了她的儿子，她不能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好的政令不苛刻，官吏不暴虐。严酷、苛刻、暴虐是同党，难以成为贤人。以擅长赋颂为华丽的文章，这就是贤人吗？那么司马相如、扬雄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追求宏大的言辞，深远而趋向深奥，然而不能判定是非，辨明真实的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一样美丽，像银河一样深邃，百姓不知道是非的区别，对弘扬崇尚实质的教化没有益处。以清高的节操自我坚守，不降低志向、辱没自身，这就是贤人吗？这就是避世离俗，长沮、桀溺之类的人。即使不离俗，节操与离世的人相同，使自身清白而不辅佐君主，坚守节操而不为百姓操劳。大贤人在世，时机适宜就行动，时机停止就停止，权衡可否的适宜，来制定清浊的行为。子贡谦让而停止善行，子路接受而观察德行。谦让是廉洁，接受就是贪婪。贪婪有好处，廉洁有损害，推行的节操不能常常清高深远。伯夷无可取之处，孔子说他没有操守，违背圣人之道，难以成为贤人。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人？”孔子说：“仁爱的人，我不如他。”子贡是什么人？孔子说：“善辩的人，我不如他。”子路是什么人？孔子说：“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这三个人都比夫子贤能，却为夫子服役，为什么呢？”孔子说：“我能仁爱且忍耐，善辩且谦逊，勇敢且怯懦，用这三个人的才能交换我的道，我不愿意。”孔子知道如何施行了。有高才洁行，没有智慧明白如何施行，那么与愚蠢而没有操守的人实质相同。像这样，都有不是，没有不是的可以成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样的人。孟子说：“指责他举不出过错，批评他找不到毛病，同流合污。”迎合污浊的世道居住，看起来忠诚守信，行为看起来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自以为是，却不可以与他进入尧舜的大道。所以孔子说：“乡原，是道德的贼。”似是而非的，孔子厌恶他。像这样，怎么知道真正的贤人？知道贤人究竟有什么用？世人的检举苟且看见，才高能茂，有成功见效，就称为贤人。像这样很容易知道，贤人哪里难？《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只有帝王觉得难。”依据才高卓异的人，就称为贤人罢了，有什么难的？然而觉得难，只有难的原因。虞舜不容易识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人，是贤人的错误。那么贤人终究不能知道吗？回答说：容易知道，而称难的，是不知道知道的方法，就觉得难。圣人不容易知道，等到看到知道的方法，中等才能的人考察它，就像工匠制作器具一样，明白就没有难，不明白就没有易。贤人比制作器具更容易知道，世间没有别的缘故，真正的贤人聚集在俗士之间，俗士凭借辩慧的才能，占据官爵的尊贵，期望显盛的宠幸，于是专门窃取贤人的名声。贤人还在街巷之间，贫贱终老，遭受没有验证的诽谤。像这样什么时候能知道呢？然而一定要知道，观察善心。贤人的才能未必高，但心明，智力未必多但举荐正确，怎么观察心？一定要通过言语。有善心就有善言，通过言语考察行为。有善言就有善行了。言行没有不是治理家庭，亲戚有伦理，治理国家则尊卑有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心善没有不善的，心不善没有能善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之义确定，心善的效果明显。即使贫贱困穷，功业不成而效果不立，仍然是贤人。所以治理不谋求功业，重要的是所用的人正确；行为不要求效果，期望所做的事端正。端正就是审明，那么言语不需要繁多，事情不需要多。所以说：言语不追求多，追求审明；所谓行为不追求远，追求审明所由。言语得到道理的心，口虽然迟钝不辩，辩在胸臆之内。所以人想要心辩，不想要口辩。心辩则言语丑陋而不违背，口辩则辞藻美好而无成。孔子称赞少正卯的恶说：“言语错误而广博，顺从错误而润色，内心错误而外表掩饰，用才能装饰它，众人不能看见，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错误外表装饰，这是世人认为贤人，那么内心正确外表没有自我表现的人，众人也认为他不肖了。是非混乱而不治，圣人独自知道。人的言行多像少正卯之类，贤人独自识别。世间有是非错缪的言语，也有审。误纷乱的事情，决断错缪的言语，安定纷乱的事情，只有贤圣的人能承担。圣人心明而不暗，贤人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没有不见的；用理铨疑疑，没有不定的。与世殊指，虽然言语正确，众人不晓见。为什么呢？沉溺俗言的日子久了，不能自己回来以从实。所以正确的言语为众人所非，离俗的礼仪为世所讥。管子说：“君子言堂，满堂；言室，满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满？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满。如非正是人之乖防异，安得为满？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和歌与听言，同一实也。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

译鲁文公逆序祭祀，背离礼制的人有三位；定公顺次祭祀，背离礼制的人有五位。沿袭旧俗的人，就认为礼制是错误的；通晓礼制的人少，那么知道正确道理的人就稀少了。君子在堂室中谈论，怎能满足众人呢？人们不认为满足，世间就不能见到口头谈论的真实，只有言语笔墨留下的痕迹，陈列在简册之上，才可以得知。所以孔子没有称王而作《春秋》，以此来表明心意。考察《春秋》中的虚文事业，由此可知孔子具有称王的德行。孔子是圣人，有像孔子那样事业的人，即使没有孔子的才能，这也是贤者实际的验证。贤者与圣人遵循同样的准则但名称不同，贤者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可以论定了。如果周朝王道没有衰败，孔子就不会作《春秋》；《春秋》的创作，是因为周朝王道衰败。如果周朝王道没有衰败，孔子不创作，未必没有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创作的起因。像这样，孔子创作《春秋》，不可以用来观察圣人；有像孔子那样事业的人，不可以用来知道贤者。回答说：周朝王道衰败，孔子兴起而创作，文辞义理褒贬得当，是非符合道理的真实，没有邪僻的错误，因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贤德是真实的。没有言语就通过文辞来考察，没有文辞就通过言语来考察。假如孔子不创作，仍然有遗留的言语；言语必定有起因，就像文辞必定有目的一样。观察文辞的是非，不顾虑创作所起的缘由。世间写文章的人很多，是非不分，正确与否不能确定。桓君山论述这些，可以说符合真实了。通过文章来考察真实，那么桓君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未做官时，在乡里分割肉，分配均匀如同一样，这是他能做丞相的验证。分割肉与分割文辞，是同样的真实。如果桓君山能掌握汉代陈平的心思来进行论述，就不会有差别了。孔子没有称王，素王的事业在于《春秋》；那么桓君山素丞相的痕迹就存在于《新论》之中了。

译《论衡》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二十八

汉 王充 撰

《正说篇》 《书解篇》

《正说篇》

儒者解说五经，大多失去了真实情况。前代的儒者不了解事情的始末，凭空产生虚假的学说；后代的儒者相信前代老师的言论，沿袭旧说叙述故实，熟练地运用辞藻，只为求得一个名师弟子的名声，争相成为老师进行教授，以便及时早早就任做官，急切地竞争进取，没有闲暇留神精力、用心考究事实的根本，所以虚假的学说流传不断，真实的事情埋没而不被看见。五经都失去了真实情况。《尚书》、《春秋》的事情比较粗略，只是粗略地解说题目，来映照篇章中精妙的文辞。

解说《尚书》的人，有的认为原本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遭遇秦朝焚烧诗书，遗留下来的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这是对的；说原本有一百零二篇，这是荒谬的。大概《尚书》原本有一百篇，孔子用来传授。遭遇秦朝采用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人伏生怀抱一百篇藏在山中。孝景皇帝时，才开始重视《尚书》，伏生已经走出山中，景帝派遣晁错前往跟随他学习《尚书》二十多篇。伏生年老去世，书籍残缺没有完成，晁错传授给倪宽。到了孝宣皇帝的时候，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遗失的《易经》、《礼记》、《尚书》各一篇，上奏朝廷。宣帝下诏给博士看，然后《易经》、《礼记》、《尚书》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最终确定。到了孝景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讲学的堂屋用来建造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武帝派使者取来查看，没有人能读懂，于是秘藏在中外，不得见。到了孝成皇帝时，征召古文《尚书》学者，东海人张霸依据百篇的次序，凭空伪造了一百零二篇，献给朝廷。成帝拿出秘藏的百篇来校对，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官吏治罪。官吏禀报张霸的罪应当处死，成帝推崇他的才能而不杀他，也爱惜他的文章而不销毁，所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在世间流传，见到流传的人就认为《尚书》原本有一百零二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焚烧的是《诗经》的书籍。《诗经》本身没有焚烧。《诗经》单独焚烧它的书籍，书是五经的总称。传记说：“男子不读经，就会有博戏的心态。”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有百姓在那里，有社稷在那里，何必读书然后才算学习？”五经总称为书，传述的人不知道秦朝焚书的起因，所以不审慎焚书的实情。秦始皇二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始皇不封子弟，最终会有田常、六卿那样的祸难，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颂扬，说他是谄媚。秦始皇把他们的议论下达给丞相府，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话不可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言论迷惑扰乱百姓，于是命令史官全部焚烧五经。有敢藏诸书、百家语的人处刑，只有博士官才允许拥有。五经都焚烧了，不是只焚烧诸家的书籍。传述的人相信它，看到说诗书，就只认为经叫做书了。

传述的人有的知道《尚书》被秦朝焚烧，而认为二十九篇是遗留下来没有烧掉的。如果真像这话所说，《尚书》二十九篇是火灾后的残余，七十一篇变成了炭灰，二十九篇唯独遗留下来吗？伏生年老，晁错跟随他学习，当时恰好得到二十余篇，伏生去世了，所以二十九篇独自显现，七十一篇是遗漏脱落的。遗漏脱落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二十九篇遗漏脱落了。

有的解说《尚书》二十九篇的人，说法是“北斗七星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中一篇叫“斗”，所以是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灭绝，现在存在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能符合法度呢？宣帝的时候，得到遗失的《尚书》以及《易经》、《礼记》各一篇，《礼记》、《易经》的篇数也开始充足，有符合法度的依据吗？百篇的次序缺失了七十一篇，唯独为二十九篇确立法度，怎么可以呢？有的解说的人说：“孔子重新选取了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度。”这大概是俗儒的说法，未必是传记中明确的道理。二十九篇残缺而不足，有传述的人，因为不足的数量，确立取法的说法，失去了圣人的心意，违背了古今的实情。经书有篇章，就像有章句；有章句，就像有文字。文字有意义，用来确立句子；句子有数量，用来连接章节；章节有体制，用来形成篇章；篇章是章句中最大的。说篇章有所取法，就是说章句又有所取法了。《诗经》旧时也有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而保存三百篇，就像二十九篇一样。说二十九篇有法度，就是说三百零五篇又有法度了。有的解说《春秋》是十二月，《春秋》十二公，就像《尚书》的百篇；百篇无所取法，十二公怎么能取法呢？解说《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完备，王道具备，褒善贬恶，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像这样的，人道王道恰好具备。三军六师，一万两千人，足以凌驾敌人讨伐寇贼，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取法。孔子作《春秋》，记载鲁国十二公，就像三军有六师；士兵一万两千人，就像年有二百四十二。六师一万两千人足以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