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二十九

译进入圣人的门庭，扰乱孔子典籍的条理，子长和子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世俗之人用心不诚实，处理事情违背情理，在两句话之间犹豫不决，辗转反侧不得安宁。考察董仲舒的著作，并不违背儒家学说，只是不及孔子罢了。所以说他扰乱孔子典籍的人是不对的；说孔子典籍条理混乱，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终曲，丰富而充满耳际啊。”这里的“乱”字，在孔子的话里是指终曲的意思。孔子生于周朝之初，董仲舒处于汉朝之末，班固续写《太史公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在赋颂篇章之下，那些以“乱”作为结尾的章节，大概也是同类用法。孔子最终对董仲舒言论的评定，其中关于修筑雩坛、治理龙灾的论述，必定有其深意，这是不足为奇的。

译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是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知道舜与自己有相同的步调。知道德行所仰慕的对象，默默识别所追随的目标，这是同一实质。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确立世事的标准，论述世间的疑惑，桓谭无人能超过。所以董仲舒的文章可以企及，而桓谭的议论难以追随。骏马与普通马匹足迹截然不同，或许有人能追随骏马吗？如果有匹马在这里，脚力能行千里，最终不被命名为骏马，是因为它的毛色与骏马不同。如果有人在这里，文章偶合董仲舒，议论次等桓谭，最终不同于这两人，是因为姓名不同。所以马匹效法千里之能，不必是赤兔或骅骝；人期望贤能智慧，不必是孔子或墨子。用什么来验证呢？桓谭的议论难以追随。两把刀相互切割，锋利与迟钝才能知道；两种议论相互订正，是非才能显现。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桓谭的《新论》之类，都是如此。世人有时怀疑言论不是真理，伪论者却证实它，所以难以辩驳。卿决断疑难诉讼，狱案确定嫌疑罪行，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定认为卿狱的官吏才能不称职。至于议论不追求周全，疑惑双方都记载，不适宜明确处理，哪里比得上剖开混沌，解开乱丝？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懂的。考察孔子作《春秋》，采纳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扬的就用道义来彰显其善行，可贬斥的就明确其恶行以讥讽其操守。《新论》的道义，与《春秋》的防备是一样的。世俗喜好珍视古代，不贵重当今，认为当今的文章不如古书。其实古今是一样的，才有高下，言论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只贵重古代，这是说古人贤能，今人平庸。考察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这一类人，地位虽然没到公卿，但确实能知晓，是囊橐中文章典雅的英雄。看伯奇的《元思》，太伯的《易章句》，文术的箴铭，君高的《越纽录》，长生的《洞历》，刘向、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善才有深浅，没有古今之分；文章有伪真，没有新旧之别。新广陵陈子回，颜方如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刘毅这些人，虽然没有篇章赋颂，但记奏文辞斐然炳焕，赋像屈原，贾谊的奏章像唐林，谷永并列观看，喜爱他们的美是一样的。当今尚未显达，如果放在百世之后，就是刘向、扬雄那一党的人。韩非著书，李斯采纳用来议论政事；扬雄作《太玄》，侯铺子跟随宣扬。韩非与李斯同门，扬雄与侯铺共朝，看见奇特的见解，更加不为古今改变心意，实事贪求善道，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怪无已故。奇名无穷，扬雄反《离骚》之经，不是能完全反，一篇文往往被非议，反而夺取它。六略的目录，一万三千篇，虽然不能全见，旨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考察而论述它。

对作篇

有人问：“贤圣不是空生，必定有用心的地方。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定创作，流传文章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作经，技艺著传记，匡正救济浅薄的世俗，驱使百姓使他们回归真实诚信。考察六略的书，一万三千篇，增加善行消除恶行，割截横拓，驱使役使游荡怠慢，期望便利道善，回归正道。孔子作《春秋》，周民混乱，所以采求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细微的恶行，拨乱反正，人道融洽，王道完备，用来检束压抑靡薄世俗的，全部具备严密细致。堤防决口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所以周道不混乱，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混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毁坏废弃，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毁坏混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所以贤圣兴起文章，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教化，教化有补于正道。所以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妒他，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仲舒当死，天子赦之。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何况所论无触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呢？所以贤人在世，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世俗也不知返回，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所以《论衡》的创造，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所以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所以《论衡》，是用来权衡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不是苟且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所以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为什么呢？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所以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

译绝不。如果断绝，那么文章就记载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不舍弃，就会误入贤者的耳中。甚至有人南面称师，宣扬奸邪虚伪的学说；有人掌管城池、佩戴紫绶，阅读虚妄的书籍。明辨是非，内心疾痛忧伤，怎么能不评论呢？孟子痛心于杨朱、墨翟的议论，严重破坏了儒家的理论，于是引用平正直道的学说，褒扬正确、抑制错误。世人认为他喜好辩论，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如今我也是不得已。虚妄显现在真实之中，诚信被虚伪扰乱，世人不醒悟，是非不能确定，紫色与朱色混杂，瓦片与玉石聚集。从情理来说，这难道是我内心所能忍受的吗？卫国陪乘的人越职呼喊驾车的人，是出于恻隐之心，担心君主有危险。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怜悯世人、忧虑风俗，与卫国陪乘的人怀着同样的心意。忧愁精神、压抑魂魄，扰动胸中的静气，损害寿命、减损年岁，对本性没有益处，祸害比颜回还重，违背了黄帝老子的教诲，这不是人们所贪求的，只是因为不得已才写作《论衡》。文章显露而防备，言辞直率而情感真实，其政事主张在于论述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的各篇，确实是世俗间普通人所能见到的，与那些作者没有不同。至于《九虚》《三增》，论述死亡、考证鬼神，是世俗长久迷惑、人们不能察觉的。君主遭遇弊端，在上改变教化；臣子愚昧迷惑，在下著书立论。如果确实得当，那么上面的教化就会顺从，希望醒悟迷惑的心，使人们知道虚实分别。虚实分别确定，那么浮华虚伪的文章就会消亡。浮华虚伪的文章消亡，那么纯厚诚信的教化就会日益滋长了。

译有人说：圣人创作，贤者传述。凭借贤能却去创作，是不对的。《论衡》中的《政务》篇，可以说是创作吗？回答说：是创作，也不是传述，而是议论。议论，是次于传述的。五经的兴起，可以说是创作了。太史公的《史记》，刘向的《别录》，班固的《汉书》，可以说是传述了。桓谭的《新论》，邹阳的《检论》，可以说是议论了。现在看《论衡》中的《政务》篇，属于桓谭、邹阳那样的议论，并不是所谓的创作。开创端绪，另起炉灶，像仓颉造字、奚仲造车那样，才叫创作。《易经》说伏羲创作八卦，在此之前没有八卦，伏羲创造它，所以叫创作。文王推演八卦，自演为六十四卦，所以叫推演。说《论衡》的完成，就像六十四卦那样，这又不对。六十四卦是在原有基础上推演增益，超出了原来的数目。现在《论衡》是依据世俗的书籍，考订它们的真伪，辩明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另起炉灶，没有前人的基础。儒生依据先师的学说，诘问并驳难他们；文吏依据狱官的案件，复核并考察它们。如果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也算创作吗？上书、奏记，陈述有利的建议，都是为了辅助政事。现在写书的人，就像上书奏记，抒发胸臆，文章成于手中，其实是一样的。上书叫做奏，奏记换个名称，叫做书。建初初年，中原地区收成不好，颍川、汝南的百姓流散四方。圣明的君主担忧，诏书多次下达。《论衡》的作者向郡守上奏记，建议禁止奢侈，以应对困乏。建议没有被采纳，退下来题写奏记的草稿，命名为《备乏》。酒耗费五谷，滋生盗贼，沉溺饮酒，盗贼不止。向郡守上奏记，禁止百姓酿酒，退下来题写奏记的草稿，命名为《禁酒》。由此说来，写书的人，就是写奏记的文章。奏记叫做创作，上书、奏记就是创作。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记载的人事各不相同。《易经》的乾坤，《春秋》的元，扬雄的《太玄》，卦气号数不同。由此说来，唐林的奏章，谷永的文章，《论衡》的《政务》，趋向是一样的。汉朝极尽笔墨之盛，书籍议论的创作，汉朝特别多。阳成子张创作音乐，扬雄创作《太玄》，在朝廷下发，在宫阙诵读，卓越惊人，不是传述而是创作。才能疑似圣人，而汉朝不讥讽，何况《论衡》细微的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非的道理，使后进的人明白对错的区别，恐怕它们废失，所以写在简牍上。这是祖述经书章句的学说，先师奇特学说的同类。它的言论直率批评，世俗流传的迷惑，伪书流行，贤明通达的人对此痛恨不已。孔子说：“诗人痛恨它而不能沉默，我痛恨它而不能隐忍。”所以进行议论。玉石混杂在石头中，人不能辨别。有的像楚国的王尹，把玉当作石头，最终使卞和遭受断足的刑罚，这是把反当作正，把虚当作实，怎么能不说话？世俗的传说既然错误，世俗的书籍又虚假。像邹衍说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像天下那样的九州。《淮南子》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不胜怒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维断裂。尧时十日并出，尧射下九日，鲁阳公作战时太阳西斜，举起戈挥动太阳，太阳退回。世间书传多像这类，浮妄虚伪，掩盖正确的，心中涌起，笔下不安，怎么能不议论？议论就用心考订，用事实验证，浮虚的事情就立即证明检验。像太史公的书，根据许由不隐居，燕太子丹不能使太阳再次中天，读到的人没有不称赞的。《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通晓政事，所应当崇尚的事务，想要让百姓全面教化，奉行称颂国家的恩德。《论衡·九虚》三增，是为了让世俗务实真诚。《论死》《订鬼》，是为了让世俗薄葬。孔子径庭，华丽的棺椁敛者不省察。刘向上薄葬的奏章，送葬者不约束。光武帝用草车茅马，制作明器者不欺诈。为什么世俗的书籍不记载，相信死亡的话，浑浊不清呢？现在著《论死》及《死伪》的篇章，阐明死亡无知，不能为鬼，希望阅览的人将明白，薄葬更为节俭，这是《论衡》有益的证明。言论如果有益，虽然是创作有什么害处？仓颉的字，世用以记事；奚仲的车，世用以自载；伯余的衣服，用以避寒暑；桀的瓦屋，用以避风雨。如果不考虑它们的利害，而只讥讽它们的创作，那么仓颉之类就有罪，《世本》十五家都受责罚了。所以如果有益，虽然是创作也没有害处；虽然没有害处，有什么补益？古代有命使采集诗歌，想要观察风俗，了解下情。诗歌作于民间，圣王可以说：“你是百姓。”为什么发出“创作囚禁其身，灭绝其诗”的话呢？现在已不是这样，所以诗歌流传至今。《论衡》的《政务》，就像诗歌一样，希望被采集而说有过错，这是《论衡》一书兴起的原因。况且凡是创作的过错，意思是言语妄诞而诽谤。《论衡》实事求是，痛恨妄诞齐世，宣扬汉朝恢弘国家，验证符瑞盛赞，须颂之言，没有诽谤之辞。创作如此，可以免于罪过了。

论衡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三十

汉 王充 撰

自纪篇

自纪篇

王充，是会稽上虞人，字仲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