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二十八

译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足以确立大义。解说经义的人喜好神道，夸大不肖之人的义理，因而招致灾祸，所以《春秋》经传篇目的数量都有一定的法则。考察事实的根本，论述其文辞义理，与那些贤者撰写《尚书》、《诗经》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圣人创作《春秋》，贤者撰写《尚书》，当义理穷尽、道理完备，文辞充足时，就形成一篇了。在确立篇目时，同类事物相从，科条相附，不同种类、不同类别，论说不同，就另外分为一篇，意旨不同则文辞不同，事情改变则篇目更换，都是根据事理意旨来制作的，哪里有什么效法天象的意义呢？

译有人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说法，认为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依据中寿三世来编写，《春秋》，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说这是赤制中的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通晓，王道完备。如果依据三世，那么通晓完备的说法就不成立；如果通晓完备的说法成立，那么依据三世的理论就错误了。两者相互矛盾却都确立其义理，圣人的心意究竟如何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提到年、月、日的，都是详细重视的表现。《洪范》五纪，年、月、日、星，是记载事情的文体，不是效法天象的言辞。记载十二位国君在位之年，总共二百四十二年。凡是这些用来确立三世之说。实际上孔子记载十二位国君，是因为十二位国君的事情恰好足以体现王道之义吗？依据三世，三世的数量恰好得到十二位国君而满足。如果依据十二位国君，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体现三世了。如果依据三世取三八之数，只有二百四十年，何必取两种说法呢？又说：想要符合隐公的元年，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记载于经文。如果《春秋》是依据三世的数字而作，何必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必须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是终究以完备充足为义理，依据三世的说法就不再使用了。假如隐公在位五十年，将要全部从元年开始记载吗？中断以凑足三八之数。如果全部从元年开始，三八之数，就会中断；如果中断以凑足三世之数，那么隐公的元年就不符合，该怎么办？况且年与月日，只是大小不同罢了，它们所记载的都是同一事实。二百四十二年称为依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必然有数量了。年依据三世，日月的多少依据什么呢？《春秋》有年，就像《尚书》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说《春秋》的年有依据，就是说《尚书》的章也有依据。

解说《易经》的人都认为伏羲创作八卦，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圣王兴起，黄河出图，洛水出书。伏羲称王，河图从河水中出现，就是《易经》卦象。禹的时候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就是《洪范》九畴。所以伏羲用卦象治理天下，禹依据《洪范》治理洪水。古代黄帝称王得到河图，夏人沿袭它，叫《连山》。烈山氏称王得到河图，殷人沿袭它，叫《归藏》。伏羲氏称王得到河图，周人沿袭它，叫《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六十四，文王、周公依据彖传十八章，穷究六爻。世间传说解说《易经》的人，说伏羲创作八卦，不核实其本源，就认为伏羲真的创作了八卦。伏羲得到八卦，不是创作它；文王得到完整的六十四卦，不是推演它。推演创作的说法，产生于世俗传说。如果相信这种说法，会使真正的道理几乎灭绝而不存。既不知道《易经》就是河图，又不知道保存在世俗中的是哪一家的《易经》。有时是《连山》、《归藏》，有时是《周易》。考察礼制，夏、殷、周三家相互增减的制度，明显不同。如果以周家在后来说，现在是《周易》，那么礼制也应该是周礼。六典与现在的礼制不相符合，现在的礼制未必是周礼，那么也怀疑现在的《易经》未必是周《易经》。考察左丘明的传，引用周家的卦象与现在的《易经》相符合，大概是《周易》。解说礼制的人都知道礼制，但这是哪一家的礼制呢？孔子说：“殷人沿袭夏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人沿袭殷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由此说来，夏、殷、周各自有礼制。现在的周礼是周礼吗，还是夏殷的礼制？称为周礼，周礼有六典。考察现在的礼经不见六典，有时殷礼未绝，而六典的礼制不流传，世人因此称此为周礼。考察《周官》的法度与现在的礼制不相符合，然而周礼六典是正确的。它不流传，就像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起一样。

解说《论语》的人，都知道解说文字、解释语意罢了，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只知道周代以八寸为尺，不知道《论语》所独有的“一尺”的意思。《论语》是弟子共同记载孔子的言行，整理记录的时候，很多几十上百篇，以八寸为尺来记载，是为了约省便于携带。因为遗留的不是经传文记载识别，恐怕忘记，所以只用八寸尺，不用二尺四寸。汉朝兴起后散佚，到武帝时发掘取出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二十一篇，齐鲁二篇，河间九篇，共三十二篇。到昭帝时开始阅读二十一篇，宣帝下达太常博士，当时还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来更抄写以传诵。起初孔子孙子孔安国用来教导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称为《论语》。现在称《论语》二十篇，又丢失齐鲁河间九篇，原本三十篇，分散丢失，有时二十一篇目，有时少有时多，文字赞美或是或误。解说《论语》的人，只知道用剥解的问题，用细微的疑难，不知道保存询问本源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现在不知道古代称师如何。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的《乘》，楚的《梼杌》，鲁的《春秋》，是一样的。”如果孟子的话，《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乘、梼杌相同。孔子依据旧有的名字，来称呼《春秋》的经，未必有奇特的说法、异样的意思、深美的依据。现在俗儒解说：“春，是一年的开始；秋，是它的终结。”《春秋》的经，可以奉始养终，所以称为《春秋》。《春秋》的经，为什么不同于《尚书》？尚

译所谓“书”，有人认为是上古帝王的典籍，也有人认为是上级发布政令、下级记录在案，根据事务的真实情况来命名，不模棱两可地凭空臆造，以显示奇特的说法。《尚书》得到了经书的实质；而解说《春秋》的人，却失去了圣人的本意。《春秋左氏传》说：“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史官失误。”说史官失误，是陈述事实。史官记录事情，就像现在地方官府的文书一样。年月尚且很难记错，日期细微容易遗忘。大概是以善恶作为实质，不以日期作为重点。至于《公羊传》、《谷梁传》，如果日期不全，就随意推测说是失误，平常的事情被加上怪异的解释，直白的文字被赋予曲折的含义，这不符合孔子的本心。《春秋》实际上涵盖了冬夏两季，没有言明的地方，也与不记载日期是同样的实质。

译唐、虞、夏、殷、周，是土地的名称。尧凭借唐侯的身份继承帝位，舜从虞地显达，禹从夏地兴起，汤因殷地而兴盛，武王依托周地而征伐，都是依据他们兴起昌盛的地方，重视根本而不忘初始，所以以此作为称号。这就好比人有姓氏一样。《说尚书》称其为拥有天下的代号。唐、虞、夏、殷、周，是功德的名称，含有盛大隆盛的意思。所以“唐”的意思是浩荡；“虞”的意思是安乐；“夏”的意思是广大；“殷”的意思是中正；“周”的意思是周全。尧的德行浩荡，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舜使天下安乐；禹继承两位帝王的基业，使大道崇尚浩荡，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殷使大道符合中正；周武王的功德无不至善，其确立的道义美好。这五家的褒扬极为宏大。然而违背了它们的本义，确实失去了最初的意图。唐、虞、夏、殷、周，就像秦称为秦，汉称为汉。秦兴起于秦地，汉兴盛于汉地，所以说它们如同秦和汉。就像王莽从新都侯起家，所以称为亡新。假如秦和汉出现在经传之中，解说的人大概又会为秦和汉制作道德方面的说辞了。

尧年老寻求禅让，四岳推举舜。尧说：“我何不试用他呢。”《说尚书》说：“试，就是任用。我何不任用他做天子呢。”文辞说做天子，文辞又说：“你在那时观察他的刑罚，通过两个女儿来观察，是观察你虞舜在天下（的表现），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像这样，抬高尧舜，认为圣人相见已经审察清楚，不需要观察试用，精神光辉相互映照，空旷坦然地相互信任。又说：“四门恭敬，把他纳入大麓。烈风雷雨也不迷惑。”说大麓是三公的位置。居于一个公的位置，总揽另外两个公的事务，众多事情都吉利，如同疾风大雨。圣人的才能高超未必能互相了解，圣人成就事业，舜难以了解，奸佞之人使皋陶陈述识人的方法，奸佞难以了解，圣人也难以辨别。尧的才能如同舜的知人一样，舜能识破奸佞，尧能识别圣人。尧听说舜贤能，四岳推举他，心里知道他的奇特但未必知道他的能力，所以说“我何不试用他呢”，在职位上试用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的夫妇之道，职位治理得好而不荒废，丈夫的道义端正而不邪僻。又让他治理百姓于郊野而观察他的圣德，遇到烈风疾雨，始终不迷惑，尧这才知道他的圣德，把天下授予他。文辞说“观察试用”，是观察试用他的才能。《说》家把它当作比喻，增饰使得事情失去正理，这是真诚不存，曲折地违背了本意，使得伪说流传而不断绝。制造说辞的流传，错误已经很久了。后辈中精明的人，如果想要阐明经义，不探究实际而探究这些，也是效法古人跟随旧说，重视这些文辞作为解说，证明经传的解说不可遵从。五经都有很多失实的说法，《尚书》《春秋》记载行事和成文，比较明显可见，所以特别单独论述。

书解篇

有人问：“士人的议论高超，为什么一定要依靠文辞？”回答说：“人要有文采和质朴，才能成就。事物有华丽而不实在的，有实在而不华丽的。《易经》说：‘圣人的情感，体现在言辞中。’出口为言，汇集在简札上为文。文辞的布置，实情得以铺陈显扬。文德是世代服膺的。空泛的书本为文，实际的行动为德。穿在衣服上为服。所以说：‘德行越盛大，文采越繁盛；德行越彰显，人越明白。’大人德行广博，他的文采鲜明；小人德行炽烈，他的文采斑驳。官位尊贵则文辞繁多，德行高尚则文辞积累。华丽光滑的，是大夫的竹席。曾子卧病在床，命令曾元更换席子。由此说来，衣服用来区分贤能，贤能以文辞作为差别。愚笨和杰出如果不加区分，必须依靠文辞来确立。这不仅仅在于人物，其他事物也都是这样。龙鳞有文采，在蛇中为神；凤凰羽毛五色，在鸟中为君；老虎凶猛毛色斑斓，蜦这种蛇知道背负文采。这四者身体不质朴于万物，成为圣贤。而且山没有树林就是土山，地没有草木就是泻土。人没有文辞就是仆人。土山没有麋鹿，泻土没有五谷，人没有文德，就不能成为圣贤。上天多有文采，后土多有纹理。二气协调和合，圣贤禀受法象的本类，所以多有文采。祥瑞应验符命，没有不是文采的。晋国的唐叔虞，鲁国的成季友，惠公夫人号称仲子，生下来就怪异奇特，文采在她手上。张良应当显贵，外出遇到神人，老父授予书籍，最终封为留侯。河神所以出现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书。竹帛所记载的，怪异奇特的东西不出自污浊的水坑。事物以文采为表象，人以文采为基础。棘子成想要掩盖文采，子贡讥讽他，说文采不足，奇怪的是棘子成的门徒。

著书立说的人是文儒，解说经书的人是世儒。两种儒者在世，不知道谁更优秀。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说圣人的经书，阐释贤者的传文，义理广博，没有不切实可见的，所以在官府常居职位，职位最尊贵的是博士。门徒聚集众多，招收学生来自千里之外，身体虽然死亡，学问流传于后世。文儒制作华丽淫靡的说辞，对世道没有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体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传授。这就是他们不如世儒的原因。回答说：不是这样。世儒解说圣人，情感共同兴起，验证一起追溯。圣人的事迹不同而务求相同，言语不同而义理等同。为什么说文儒的说辞对世道没有补益？世儒的事业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多，不是事情可以分析的。只是官府朝廷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事业卓越绝俗，不随波逐流，书籍稀少。事业虽然不讲授，门庭虽然没有人，书籍文辞奇异伟大，世人也会传颂。那些是虚说，这些是实篇，权衡二者，谁更贤能？考察古代俊才著书立说，运用自己的事业，在世上自我表明。世儒当时虽然尊贵，不遭遇

译文儒的著作，其踪迹未能流传。周公制定礼乐，名声流传而不磨灭；孔子作《春秋》，偶尔传抄而不中断。周公、孔子，难以用言语来论说。汉代从事文章写作的学者，陆贾、司马迁、刘向、扬雄，他们的才能奇特，他们的声名不依赖他人，而在世间流传。诗学家的鲁地申公，尚书学家的千乘欧阳氏和公孙氏，如果没有遇到太史公（司马迁），世人就不会听闻他们。凭借自己的学业而显扬，哪里比得上依赖他人才能显扬？能够记载百人，哪里比得上仅仅能显扬自己的名声？

译有人说：著书立说是人在闲暇时的思虑，未必是才能智慧超群的人才能做到。如果居所不幽静，思虑就不能深入；如果让著书的人总揽各种事务的常规典章，承担国家边境的职务，忙碌奔波，哪里有空闲著书呢？试着让平庸的人积累闲暇时的思虑，也能写成篇章。周文王到了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多次握着湿发，哪里有空闲从容地用笔墨写华丽的文章呢？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在周朝不被任用；司马相如不参与公卿的事务，所以能作《子虚赋》；扬雄担任中郎的官职，所以能完成《太玄》《法言》。假使孔子得以称王，《春秋》就不会写成；司马相如、扬雄如果做了宰相，赋作就不会精妙。籍回答说：文王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这是指他推演《周易》而增益卦象；周公洗一次头多次握着湿发，是为了为周朝改革法制而制定周道，使其不致败坏。孔子不作《春秋》，是因为他处于闲暇思虑之中。周朝的法制宽泛疏漏，不能沿袭。人禀受天地的文采，抒发于胸臆，难道是因为闲暇时才作，没有空闲时日就不作吗？感于虚伪而兴起妄念，源头和流派的意气蒸腾。管仲辅佐桓公，达到了九次会盟诸侯；商鞅辅佐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业。然而这两人的著作，篇章只有数十篇，与司马相如、扬雄这类人一样，都是感于旧事而激发才能，才能相同所以事业相当。都是士人而各自著书，不是因为闲暇思虑才作的。问的事越多见识越广博，官职越繁重见识越拘泥。居所不幽静则思虑不深入，思虑不深入则文笔不犀利。愚顽的人有幽室的思虑，即使没有忧虑也不能写下一个字。大概人有才能而没有空闲，有才能而不能思虑，有知识而不能著书。有宏大才能想作而没有起始，有细微知识通过询问而能记录。大概奇特的事物没有不有所凭借的，没有不能言说的；两样事物没有不有所见的，没有不空闲而造作的。

有人说：凡是著书的人思虑已经极其精微，居于高位就不能胜任职务。大概人的思虑有所依托，精力就会耗尽。寻求著书的人，言语通达奇异，他的才能已经极尽，知识已经疲乏。古代著书的人，大多地位卑微散漫，辅助倾覆使国家安宁，这不是著书的人所能做到的。人有所逼迫，有所拘泥，就会有所自限。篇章数百，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全家被迁往蜀地；淮南王作道家书，祸患到来灭族；韩非著治国之术，身陷秦狱，性命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人在某方面有长处，怎么能不在某方面有短处？作文精深，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浅薄？回答说：人有所擅长，本来就有所短处；人有所精妙，本来就有所笨拙。不是短处，是意志不为此；不是笨拙，是精诚不施加于此。意志有所存留，回头看就看不见泰山；思虑有所到达，有身体也顾不上追随。称赞干将剑锋利，刺击就不能砍杀，砍杀就不能刺击。不是刀刃不锋利，是不能同时做到两样。用弹弓打麻雀就会失去大鸟，射鹊就会失去雁，画圆和画方不能同时完成，向左看和向右看不能同时看见。人的才能有两样就不能同时完成一样。假使干将少刺击而更多砍杀，弹弓舍弃鹊而射雁，那么砍杀和射击就没有失误了。人放弃他的篇章，专门从事政治，那么子产、子贱的功绩也不足以相比。古代著书的人，大多立功而不被任用。管仲、晏婴，功业和著作同时进行；商鞅、虞卿，篇章和政治一起作为。高祖得到天下后，马上之计尚未失败。陆贾创作《新语》，高祖粗略采纳。吕氏横行逆理，刘氏即将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防备，帝室不能安宁。大概才能智慧没有不能的，在于遭遇。遭遇乱世就懂得立功，有闲暇就用他的才能著书。出口为言语，著文为篇章。古代以言语立功的人多，以文章败坏的人少。吕不韦、淮南王，是因为其他过错，不是因为书有错误。让客人著书，不是自己亲自做。如果不作书，仍然会有这章章的祸患。人古今相违相属，未必都是著书才能智慧极尽。邹阳举荐疏广免罪于梁国，徐乐上书，自身被拜为郎中。才能可以用文章为他人立功，何必怀疑不能保护自身？韩非早信公子，不是国家不倾覆危险。等到韩非死后，李斯才开始惊奇。韩非因为著书才能极尽，不能再有所作为。春天的事物受伤，或者死亡；残存的事物不受伤，秋天也大大生长。假使韩非不死，秦国的命运还不可知。所以才能人能让他的行为可尊贵，不能让人一定效法他；能让他的言语可行，不能让人一定采纳他。

有人说：古今著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穿凿附会失去经典的实质，传闻违背圣人的质朴，所以称为琐碎残破。比作玉屑，所以说琐碎残破装满车不能成为大道，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珍宝。前人接近圣人尚且称为琐碎残破，何况远离圣人从后重复做的人呢？他们的著作一定是妄言，他们的言语一定不明，怎么能采纳而施行？回答说：圣人作经，贤者作传，阐述作者的意思，采纳圣人的志向，所以经需要传。都是贤者所作，为什么唯独称为经传？是其他书记不是那些经传，传述经文的文字，经需要而解释，所以称为其他书与书相违背，重新造端绪，所以称为非。像这样的是符合五经的，如果言语不符合五经，虽然是正确的也不被听从。假使五经从孔门出来到现在，常让人不残缺灭失，称为纯一，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遭受亡秦的奢侈，触犯李斯的横议，焚烧禁止防范，伏生抱着经书深藏。汉朝兴起收集五经，经书残缺灭失而不明，篇章丢弃散失而不全。晁错之类各自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亡秦无道败乱造成的。秦虽然无道，不焚烧诸子，诸子尺书文篇都在，可以观读以正说。

译（这些内容）可以搜集整理，用来展示给后人。后人再次创作，也如同前人当初的创作一样。那些像鸿雁一样宏大广博的知识，都是传记中所称道的，文章的义理与经典相接近，为什么唯独说文书失去了经典的实质呢？由此说来，经典残缺而不完整，文书没有散佚的版本，经典有遗留的篇章，权衡比较这两者，哪一个更容易作为依据？《诗》采集民间歌谣来编成篇章，《乐》需要百姓欢乐，《礼》等待百姓平和，这三部经典都有依据，篇章才得以形成。《尚书》和《春秋》搜集整理史官的记录，史官兴起时没有其他的书籍，以民事为唯一宗旨。六经的创作都有依据，由此说来，文书也是根本，经典也是枝末。枝末失去了事实，根本得到了道的实质。权衡比较这两者，哪一个才是玉屑（珍贵之物）？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屋檐下，知道政治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典错误的人在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简短著作，文辞明白且事实确凿，而解说章句的人始终不去寻求解答，去请教明师，因为老师所传授的、最初制作章句的人，并不是博览群书的人。

译《论衡》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二十九

汉 王充 撰

案书篇 对作篇

案书篇

儒家的宗师，是孔子；墨家的始祖，是墨翟。况且考察儒家之道流传而墨家之法废弃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义可以实行，而墨家的法度议论难以遵从。用什么来验证呢？墨家主张薄葬，尊崇鬼神，其道义相违背，不符合事实，所以理应难以遵从。相违背是怎样的呢？假如鬼神不是死者的精气，那么尊崇它与否还难以知晓。现在墨家认为鬼神确实是人的精气，厚待其精气而薄待其尸身，这是对其精神厚待，而对其形体薄待。厚薄不相协调，虚华与实质不相符合，就会惹怒鬼神而降下灾祸。即使有鬼神，最终也会因死者怀恨而作祟。人的情感喜欢厚待，厌恶薄待，神明的心理也是如此。采用墨子的法度，侍奉鬼神以求福报，福报很少到来而灾祸常常降临。由一个例子推知百个，墨家所确立的法度，都像这类情况。被废弃而不流传，大概是有原因的。

《春秋左氏传》，大概出自孔子墙壁之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教授学生的厅堂来建造宫殿，得到了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都传授《春秋》，各自门户不同。唯独左氏传接近事实。用什么来验证呢？《礼记》成书于孔子的厅堂。太史公，是汉朝通达事理的人。左氏的言论与这两本书相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的言论不相合。况且各家距离孔子年代久远，不如近距离听闻，不如亲眼所见。刘向玩味研读左氏传，童仆妻儿都吟诵它。光武帝时，陈元、范升上书，接连陈述条列事理，辩驳左氏传的是非，于是立范升之说。不久范升因罪被罢免。陈元是天下极有才能的人，讲论是非绰绰有余力。陈元言语迟钝，范升文章屈折，左氏传符合事实就明显了。言论多怪异，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如此。《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经义，言辞尚且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文辞来充实它。那么《左氏传》、《国语》，是世俗儒者的真实书籍。公孙龙著述坚白论，剖析言辞，务求折服偏曲的言论，没有道理的较量，对治理国家无益。齐国有邹衍的书，浩瀚无边，其文辞少有验证，多是令人惊骇的言论。考察大才之人，大多浮夸放纵没有实质，这是验证华虚夸诞，没有审察实据。商鞅辅佐秦国，创立耕战之术；管仲辅佐齐国，制定轻重之篇，使百姓富裕国家充实，君主强大敌人削弱，公正赏罚与邹衍的书同时流传，而太史公两者都记载，世人疑惑，不知听从谁。考察张仪与苏秦同时代，苏秦的死，张仪固然知道。张仪知道各自审察适宜，听从张仪的话来确定事实，而太史公说不明白却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也作列传，难道是苏秦、张商所写的吗？为何文辞相违背如此严重。《三代世表》说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辗转相生，不再禀受天的精气。作《殷本纪》说契的母亲简狄在河中沐浴，遇到玄鸟掉落卵吞下它，于是生了契。等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看见大人的脚印踩上去就怀孕，生了后稷。看世表则契与后稷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则是玄鸟大人的精气。这两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辨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宜到野外沐浴于川水，现在说沐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到野外踩大人的脚印，违背尊贵的节度，错误是非的言论。

《新语》，是陆贾所著，大概董仲舒受其影响，都谈论君臣政治得失，言论可采纳，行事美好值得观看，陆贾所言，参证经传，即使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增加陆贾的言论未见遗漏缺失，而董仲舒的言论，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理解。导致干旱的，是因为雩祭不修夏郊之祀，难道是晋侯的过错吗？是因为政治失道，阴阳不和。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卧病，采用郑国子产的话，祭祀夏郊而病愈，如果确实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以政治导致干旱，理应再以政治导致降雨，而再修雩治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亢阳之节足以恢复政治，阴阳相混，旱涝相报，天道如此，为何要修雩设龙呢？雩祀神喜，龙成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呢？况且寒温与旱涝相同，都是政治所致，其罪责在人，只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果应当报复寒温，应为雩龙之事，陆贾大才巨识，对此两疑。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汉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