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九

译为什么呢？

孔子说：“公冶长可以娶为妻，虽然身陷牢狱之中，但这并非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有人问：“孔子将女儿嫁给公冶长，是根据什么看出来的呢？是根据他年已三十可以娶妻吗？还是因为看见他品行贤良可以娶妻？如果根据他年已三十，就不应该提及他身陷牢狱；如果因为看见他品行贤良，也不应该提及他身陷牢狱。为什么呢？凡是进入孔子门下的人，都有善行，所以称为‘备徒役’，在徒役之中如果没有妻子，就给他娶妻罢了，不需要特别提及。如果徒役之中大多没有妻子，而公冶长尤其贤良，所以唯独给他娶妻，那么孔子称赞他时，应当列举他的品行，而不应该说他身陷牢狱。为什么呢？世间无辜受罪的人很多，未必都是贤人。常人看到冤枉的人众多，如果认为孔子是因为公冶长无辜才把女儿嫁给他，那就是说孔子不嫁给贤人，而是嫁给冤枉的人。考察孔子称赞公冶长，有‘无辜’的话，却没有关于品行才能的文字，如果公冶长确实不贤，孔子嫁女给他就是错的；如果公冶长确实贤良，孔子称赞他却不全面，也是错的。这确实就像孔子称赞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他不会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时他能免于刑戮’，那是全面称赞了他。”

译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一些？”子贡回答说：“我怎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你不如他，我赞同你的看法，我和你都不如他。”这是孔子认为颜渊贤能，借询问子贡来加以验证。有人问：“孔子所教导的是礼让。”子路主张用礼来治理国家，但他说话不肯谦让，孔子批评了他。假如子贡实际上胜过颜渊，孔子问他，他仍说不如；假如实际上不如，也说不如。这并非子贡回答失当或欺骗老师，而是礼让的言论应当谦卑。那么孔子出言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假如孔子知道颜渊胜过子贡，就不必问子贡；假如孔子确实不知道，去问子贡，子贡谦让，孔子也不能得知真相。假如孔子只是想表彰颜渊的善行，称赞颜渊贤能，门人中名声超过颜渊的人多了，何必问子贡呢？孔子说：“颜回真是贤德啊。”又说：“我和颜回整天说话，他从不违逆，好像愚笨。”又说：“颜回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德。”这三处都是直接称赞，不借助他人来衬托；唯独这一章借子贡来衬托，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想压制子贡。当时，子贡的名声凌驾于颜渊之上，孔子担心子贡心志骄傲、意气溢出，所以压制他。名声在颜渊之上，是当时的情况，并非子贡追求胜过颜渊，这实际上反映了子贡的才智如何呢？假如颜渊的才德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信服，不需要压制；假如子贡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说了，子贡也会认为孔子只是想压制自己。由此说来，问与不问，都无法起到压制或褒扬的作用。宰我在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对于宰我，我还能责备什么呢？这是厌恶宰我白天睡觉。有人问：“白天睡觉的过错，是小过错。朽木粪土，是败坏毁坏、无法再成的东西，是大过错。用大过错来责备小过失，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假如宰我本性不善，像朽木粪土一样，就不该进入孔子的门下，位列四科之中；假如本性善良，孔子厌恶他，厌恶得太厉害，就过分了。对于不仁的人，憎恨得太厉害，就会引起混乱。孔子憎恨宰予可以说是太厉害了。假如下愚的人犯了耐罪（一种刑罚），官吏让他承担死刑的罪名，他必定冤屈怨恨，还是会信服并自责呢？假如宰我愚笨，就和犯耐罪的人同类；假如宰我贤明有知，孔子责备他细微的过错，他自己就会改正。用明确的文字来识别，用流言来夸大过错，只是用言语来显示端点罢了。自己改正，自己改正不在于言语的轻重，而在于宰予能否改变。《春秋》的道义，是采纳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细微的恶行，把毫毛般的善行夸大为巨大，把巨大的恶行贬斥为细微。观察《春秋》的道义，会认可这种做法吗？不认可，那么宰我就不会接受，不接受，孔子的话就被废弃了。圣人的言语与文章相符合，言语出于口，文章立于防范，都发自内心，其实是一致的。孔子作《春秋》，不贬斥小过为大恶，他批评宰予，却把大恶加于细微之处，文辞与言语相违背，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其言就信其行；现在我对于人，听其言还要观察其行。”对于宰我，我改变了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宰我白天睡觉，从而改变了知人的方法。有人问：“人白天睡觉，怎么足以毁坏品行？毁坏品行的人，昼夜不睡，怎么足以成就善行？通过白天睡觉来观察人的善恶，能得到真实情况吗？”考察宰我在孔子门下，位列四科，排在子贡之上。如果性情懈怠，不可雕琢，怎么能达到这种地位？假如宰我因为白天睡觉而达到这种才德，那就远远超过别人了。如果尚未成就，自认为已经足够，不能自知，只是见识不明罢了，并非品行恶劣，晓谕告诫即可，没有必要改变知人的方法。如果自知不足，疲倦至极而白天睡觉，这是精神枯竭。精神枯竭以至于死亡，难道只是睡觉吗？况且论人的方法，取他的行为就舍弃他的言语，取他的言语就舍弃他的行为。现在宰我虽然无力践行，但有言语，用言语使行为缺失，有一概而论的情况。现在孔子因为宰我白天睡觉，听其言，观其行，言行相应，就称之为贤，这是孔子全面要求人。不要求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完备的道义，能施加在哪里呢？

子张问：“令尹子文三次担任令尹，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被罢免，没有怨恨的神色。前任令尹的政事，一定告诉新任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忠厚啊。”子张说：“算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能算仁呢？”子文曾经举荐楚子玉代替自己的职位，而子玉攻打宋国，率领百辆战车战败并丧失了军队，不知道像这样，怎么能算仁呢？有人问：“子文举荐子玉，是不了解人，智与仁互不相干。有不知人的本性，不妨碍有仁的行为？”五常之道，是仁、义、礼、智、信。这五者各自不同，不互相依赖而成。所以有智人，有仁人，有礼人，有义人，有信人，未必都有智；有智者未必有仁；有仁者未必有礼；有礼者未必有义。子文在子玉身上智识被遮蔽，他的仁德有什么损害呢？说仁焉得不可呢？况且忠厚就是厚道，厚待他人就是仁。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能知道他的仁德了。”子文有仁的实质。孔子说忠不是仁，这就好比说父母不是双亲，配偶不是夫妇一样。

鲁哀公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人，不迁怒，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了。没听说有好学的人了。”颜渊所以死的原因已经审察清楚，有什么用呢？让他自己认为短命，就像伯牛有病一样。人生受命都应当完整纯洁，现在有了恶疾，所以说无命。人生都应当受天长寿之命，现在

译如果得到短命，也应当说没有命。如果天命有长短，那么也就有善恶了。说颜渊短命，就应当说伯牛恶命；说伯牛无命，就应当说颜渊无命。一个死一个病，都说是痛惜命运所赋予的不同，但文辞说法不同，不明白其中的缘故。鲁哀公问孔子：“谁是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如今却死了，他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这是同时指责哀公的品性，因为哀公有迁怒和重复犯错的毛病。借着他的提问一并回答，既兼带指责君主的短处，又不触犯他的刑罚。”有人问：“季康子也问好学，孔子也用颜渊来回答。季康子也有短处，为什么不借回答来指责季康子呢？”季康子不是圣人，操行也有过失。在成事这件事上，季康子担忧盗贼，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由此说来，季康子以贪欲为短处，不指责他呢？

译孔子去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说：“如果我做了鄙陋的事，上天会厌弃我，上天会厌弃我。”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她聘请孔子，子路不高兴，认为孔子行为淫乱。孔子解释他说：“如果我做了鄙陋的事，上天会厌弃并杀我，这是至诚的自我发誓，不辜负子路。”有人问：“孔子这样自我辩解，能让人信服吗？假如世人有鄙陋的行为，上天曾经厌弃并杀了他们，可以拿来发誓。”子路听到后，可以相信从而解除疑虑。现在并没有被上天厌弃的人。说：“上天会厌弃我。”子路会相信吗？现实中雷击杀人，水火烧溺人，墙屋倒塌压死人。如果说：“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死我。”子路多少会相信。现在引用未曾发生的灾祸，向子路发誓。子路怎会明白并相信呢？现实中恰好有卧病昏迷不醒的人，说这是上天厌弃吗？考察那些卧病昏迷不醒的人，并不都是因为鄙陋。子路虽然入道浅，还是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用发誓来向子路解释，必定不能解除他的疑虑。孔子曾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像这样的话，人的死生自有长短，不在于操行善恶。已成事实的是颜渊早死，孔子说他短命，由此可知短命夭折的人，必定有邪行。子路虽然入道浅，听到孔子的话，知道死生的实情。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了鄙陋的事，上天会厌弃我”，唯独不对子路说明。先生只是命不该死，上天怎能厌弃杀他呢？像这样的发誓，子路以“上天厌弃我”终究不会相信，不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辩解终究不能解除疑虑。《尚书》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慢游。”是说帝舜告诫禹：“不要像不肖的儿子那样。”重视天命，担心禹偏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引用丹朱来告诫他。禹说：“我娶妻时正值辛壬癸甲四日，启呱呱地哭，我不把他当儿子。”陈述已发生的事来推断将来，用显现的征兆来验证自己，不敢偏爱不肖的儿子。不说“上天厌弃我”，是知道俗人发誓喜欢引用上天。孔子因为子路怀疑自己的行为，不引用已发生的事来证明自己不鄙陋，却说“上天厌弃我”，这与俗人解除嫌疑引用上天祝诅，有什么不同呢？孔子说：“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完了啊。”先生自伤不能称王。已经称王导致太平，太平那么凤鸟来，黄河出图。现在不能称王，所以祥瑞不出现，悲心自伤，所以说：“我完了啊。”有人问：“凤鸟河图，确切根据什么才开始出现？开始的时候，鸟图没有来。如果根据太平，太平的帝王未必经常招致凤鸟和河图。”五帝三王都招致太平，考察他们的祥瑞。应验不都是凤皇作为必然的祥瑞？在太平时，凤皇作为未必必然的应验。孔子是圣人，思考未必必然的事来自伤，终究不应这样。有人说：孔子不自伤不能称王吗？伤当时没有明王，所以不被任用。凤鸟、河图，是明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现，当时没有明王，明王不存在，自己于是不能被任用。招致祥瑞，怎么招致？任用贤能，治理安定功业成就。治理安定功业成就，那么祥瑞就来了。祥瑞来了之后，也不需要孔子。孔子所希望的，多么细微啊？不思考根本而希望细微啊？不考察君主而命名事物。治理没有安定，事物没有到来。用到来来效验明王，必定失误。孝文皇帝可以称为明君了，考察他的本纪，不见凤鸟和河图。假如孔子在孝文皇帝的时代，还是说：“我完了啊！”

孔子想居住到九夷。有人说：“那里简陋，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孔子痛恨道不能在中国施行，志向怨恨失意，所以想去九夷。有人责难他说：“夷狄的鄙陋，没有礼义，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说用君子的道居住并教化他们，为什么简陋呢？问他：“孔子想去九夷，是为什么呢？”起因是道不能在中国施行，所以想去九夷。中国尚且不能施行，怎能施行在夷狄？夷狄有君主，不如诸夏没有君主。说夷狄的难，诸夏的易。不能在容易的地方施行，能在难的地方施行吗？况且孔子说：“用君子居住在那里，为什么说简陋呢？”是说修养君子的道，自我容身吗？是说用君子的道教化他们吗。如果修养君子的道，只要自我容身，中国也可以，何必去夷狄？如果用君子的道教化他们，夷狄怎能教化呢？禹进入裸国，裸国的人进入，穿衣服出来，衣服的制度不通用于夷狄。禹不能教化裸国穿衣服，孔子怎能使九夷成为君子？或者孔子其实不想去，担心道不能施行，所以发出这句话。有人责难他。孔子知道那里简陋，然而还说“有什么简陋的呢”，是想坚持已然的说法，拒绝别人的劝谏。其实不想去，心志动摇发出言论，这是假话。君子在言语上没有什么苟且的。如果知道那里简陋，苟且想自我坚持，这是子路对孔子关于子羔的事。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说：“有社稷，有百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子路知道不可行，苟且应对自我坚持，孔子讨厌他。比起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孔子也知道不可行，苟且应对别人。孔子、子路都以巧言善辩著称。

孔子说：“赐不

译接受天命而从事商业活动，预测就能屡次命中。为什么说‘不接受天命’呢？”説回答说：“接受应当富贵的天命，凭借自己的方术预知数目，预测就能合乎时宜。人的富贵在于天，命在于人，这是智慧。如果在于天命，凭借方术去寻求也不能得到；如果在于人，孔子为什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如果说富贵不接受天命而凭借自己的方术得到，那么尊贵也可以不接受天命而凭借自己的努力求得。世上没有不接受尊贵天命而自然得到尊贵的，也没有不接受富贵天命而自然得到富贵的，这是成就事情的道理。孔子没有得到富贵，四处游历应聘，游说诸侯，智慧穷尽而遭遇困厄，回来整理《诗》《书》，希望断绝而没有指望，感叹罢了。自己知道没有尊贵的天命，四处游历也没有补益。孔子知道自己不接受尊贵的天命，四处游历寻求也不能得到，却说‘端木赐不接受富贵的天命而凭借方术预知得到富贵’，言行相违背，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有人说：想要攻击子贡的短处。子贡不喜好道德而只从事商业活动，所以攻击他的短处，想要让他穷困屈服而改变他的行为节操。攻击子贡的短处可以说‘端木赐不喜好道德而从事商业活动’，何必说‘不接受天命’？这与前面所说的‘富贵在天’相违背。”

译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亡我啊。”这是说人将要兴起，上天就给他辅佐；人将要衰败，上天就夺走他的佑助。孔子有四位好友，想依靠他们来兴起。颜渊早逝，所以说“天要亡我”。有人问：“颜渊的死，是因为孔子不能称王，上天夺走了他的辅佐吗？还是因为不幸短命，自己就死了呢？如果短命是不幸，那他就不得不死。即使孔子称王，颜渊也活不成。上天对人的辅佐，就像拐杖扶持病人一样。人生了病，需要拐杖才能行走。如果砍掉拐杖的根部导致它变短，能说这是上天让病人不能行走吗？如果病人能起来行走，短拐杖能让他变长吗？颜渊的短命，就像拐杖的短度一样。况且孔子说‘天要亡我’，是因为颜渊贤德。考察贤德的人在世，未必就是辅佐。贤德的人未必是辅佐，就像圣人未必受命一样。做帝王的有不圣明的，做辅佐的有不贤德的。为什么呢？因为禄命骨相与才能是不同的。由此说来，颜渊活着未必是辅佐，他死了未必就是损失。孔子说‘天要亡我’，有什么依据呢？况且上天不让孔子称王，本意是什么？是在禀受性命的时候，就不让他称王吗？还是让他称王，后来又中途后悔了呢？如果本就不让他称王，颜渊死了，有什么损失？如果本让他称王，后来又中途后悔，这说明称王没有骨相依据，便宜自在上天罢了。况且上天最初看到什么善行而让他称王？后来听到什么恶言而中途后悔不任命？天神议论失误不确切啊。孔子到卫国，遇到旧馆人的丧事，进去哭了他，出来让子贡解下骖马作为赙赠。子贡说：“对于门人的丧事，没有解下骖马的；对旧馆人解下骖马，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遇到一种悲哀而流出眼泪。我讨厌眼泪没有相应的礼节。小子去办吧。”孔子解下骖马赙赠旧馆人，是讨厌情感不副合礼节。副合情感而实行礼节，情感兴起而恩义感动，礼节与情感相应，君子这样做。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悲痛。门人说：“您太悲痛了！”我说：“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这是极度的悲哀。哭颜渊很悲痛，是特别对待众多弟子，哀痛得很厉害。死有棺材没有外椁，颜路请求用车子做外椁，孔子不给。因为做大夫不可以徒步行走。吊唁旧馆人解下骖马赙赠，是讨厌眼泪没有副合；哭颜渊很悲痛，请求车子不给，让悲痛没有副合。难道眼泪与悲痛不同，马与车不同吗？对那边是礼节与情感相副，对这边是恩义不相称。不明白孔子行礼的用意。孔子说：“鲤死了，有棺材没有外椁，我不徒步行走，所以不做外椁。鲤的恩情深于颜渊，鲤死了没有外椁，大夫的礼仪不可以徒步行走。鲤是儿子，颜渊是其他姓氏的人。儿子死了尚且不依礼，何况其他姓氏的人呢？”回答说：“这大概是孔子实际恩情的表现。对旧馆人副合情感，对儿子不称恩义，难道以前是士，后来是大夫吗？如果以前是士，士乘两匹马；如果后来是大夫，大夫乘三匹马。大夫不可以去掉车子徒步行走，为什么不截留卖掉两匹马做外椁，乘一匹呢？做士的时候乘两匹马，截留一匹赙赠旧馆人；现在为什么不截留两匹以副合恩义，乘一匹以解脱，不徒步行走呢？不解下马赙赠旧馆人，未必扰乱制度。埋葬儿子有棺材没有外椁，废弃礼节伤害法度。孔子看重赙赠旧人的恩情，轻视废弃埋葬儿子的礼节，这是礼节得于他人，制度失于亲子。那么孔子不卖车做鲤的外椁，怎么解释贪恋官位喜好做官呢？恐怕没有车而自称君子杀身成仁，怎么难退位以成全礼节呢？

子贡问政，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这三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这两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都有死亡，百姓没有信任就站立不住，信任最重。问如果治国没有粮食，百姓饥饿，抛弃礼义，礼义被抛弃，信任在哪里建立？传曰：“粮仓充实知道礼节，衣食充足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有余，争夺产生于不足。现在说去掉粮食，信任怎么能成就？春秋的时候，战国饥饿，交换孩子吃，防备骸骨做饭，嘴巴饥饿不吃，顾不上恩义。父子之恩，信任啊，饥饿抛弃信任，以孩子为食物。孔子教子贡去掉粮食保存信任，怎么样？去掉信任保存粮食，虽然不想信任，信任自然产生；去掉粮食保存信任，虽然想信任，信任不建立。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子贡说：“人口多了，又加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子贡说：“富裕了，又加什么？”孔子说：“教化他们。”对冉有说：“先富裕然后教化他们。”教子贡去掉粮食保存信任，粮食与富裕有什么区别？信任与教化有什么不同？两个弟子不同的教化，崇尚不同，孔子治国的意图怎么确定呢？

蘧伯玉派人到孔子那里。孔子说：“夫子做什么呢？”回答说：“夫子想减少过错而不能。”使者出来，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非议他。解释《论语》的人说：“非议他，是非议他代人谦虚。”孔子问使者说：“夫子做什么？”问所治理的事务，不是问操行。如果孔子这样问，使者应该回答说：“夫子做某事，治理某政。”现在反而说“想减少过错而不能”，怎么知道他的回答不失旨意？孔子非议他。况且实在孔子为什么非议使者？非议他代人谦虚吗？他的非议吗？回答失旨意。所非议的还有

译所谓“一实”，是不明白其中的过错，却只是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后世的人因此疑惑，不知道使者究竟错在哪里。韩子说：“言语简约，弟子就能明辨事理。”孔子的话“好使者啊”，多么简约啊？有人说：“《春秋》的原则，是为贤者避讳。蘧伯玉是贤人，所以为他使者避讳。”想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想要了解一位君主，就看他所派遣的人。蘧伯玉不贤，所以他派遣的使者才有过错。《春秋》的原则，是为贤者避讳，同时也贬斥细微的恶行。现在不指责过错反而为之避讳，那么贬斥细微恶行的原则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孔子要为蘧伯玉避讳，应当沉默不语罢了，却扬言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当时的人都知道孔子是在指责蘧伯玉。说出这样的话，对于避讳有什么益处呢？

译佛肸召孔子，想要前往，子路不高兴地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地方。’”佛肸在中牟叛乱，您要去那里，怎么解释呢？孔子说：“确实有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吗？磨也磨不薄；不是说洁白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挂着而不被食用呢？”子路引用孔子以前所说的话来非议孔子。以前孔子说出这些话，是想让弟子效法并实行。子路引用这些话来劝谏孔子，晓谕他不应该说：“以前的话是开玩笑，并非不可实行，而是说确实有应当实行的话。”不说坚硬吗？磨也磨不薄；不说洁白吗？染也染不黑。孔子说这些话，能解答子路的疑难吗？“亲自做坏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地方。”解释得恰当，佛肸还没有做坏事，尚且还可以进入；而说“坚硬磨不薄，洁白染不黑”，按照孔子的话，有坚白德行的人可以进入那里。君子的行为，柔软而易受污染吗？为什么唯独不进入那里呢？孔子不喝盗泉的水，曾子不进入胜母巷，避开邪恶去除污秽，不因为道义而耻辱名声。盗泉、胜母有空有的坏名声，而孔子、曾子以之为耻；佛肸有实际的恶行，而孔子想要前往，不喝盗泉是对的，想要去佛肸那里就是错的。不义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如同浮云，歪曲正道去接受篡逆叛乱者的俸禄，所谓浮云就不是浮云了。或者权且顺应时势想要施行道义，既然权且顺应时势施行道义，子路提出疑难，应当说施行道义不说求取俸禄，有权且顺应时势来施行道义，没有权且顺应时势来求取俸禄。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挂着而不被食用。把自己比作匏瓜，是说人应当做官而领取俸禄，我不是匏瓜只挂着而不被食用，不是子路的意思。孔子的话不能解答子路的疑难，子路向孔子提出疑难，难道孔子不应当做官吗？应当选择善国而进入那里。孔子把自己比作匏瓜，孔子想要安心地领取俸禄。况且孔子的话多么鄙陋啊？为什么把做官当作求取俸禄呢？君子不应当这样说。匏瓜挂着而不被食用，也等于挂着而不做官。拒绝子路可以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挂着而不做官。”现在我说挂着而不被食用，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施行道义，只是求取俸禄。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礼义的话是为了施行道义。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欲望；礼义的话是为了供养亲人。做官而直接说为了俸禄，娶妻可以直接说为了欲望吗？孔子的话解释实情而没有依违之意，不假借义理的名义，这就是俗人而不是君子。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应聘，不能济世，闵道不行，失去了孔子的实情。

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召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不如算了吧，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我的人难道只是徒然吗？如果任用我，我大概会在东方复兴周礼吧。”复兴周礼，想要施行道义。公山佛肸都是叛乱者，在公山那里施行道义，在佛肸那里求取俸禄。孔子的话没有固定的趋向。话没有固定的趋向，那么行为就没有恒常的准则了。周游列国不被任用，难道只有原因吗？阳货想要见他，不见。召唤他，做官不做官，多么清高啊？公山佛肸召他想要前往，多么浑浊啊？公山弗扰和阳虎都叛乱，挟持季桓子。两人同样邪恶，召唤的礼节相同，唯独对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可以，阳虎不可以吗？子路对公山的召唤提出疑难，孔子应当解释公山尚且及佛肸还没有非常邪恶的情况。

论衡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十

汉 王充 撰

非韩篇 刺孟篇

非韩篇

韩子的法术，明察法度崇尚功效。贤能的人对国家没有益处，不给予赏赐；不贤的人对治理没有害处，不施加惩罚。要求功效重赏，任用刑罚使用诛杀。所以他论述儒者，称他们不耕种而吃饭，把他们比作一种蛀虫。论述有益与无益，把他们比作鹿和马。像鹿的马，价值千金。天下有千金的马，没有千金的鹿。鹿没有益处，马有用处。儒者就像鹿，有用的官吏就像马。韩子知道用鹿马来比喻，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来譬喻。假如韩子不戴帽子只穿鞋子而朝见，我将听从他的话。把帽子加在头上而站在朝廷，接受没有益处的服饰，增加没有益处的官职。言语与服饰相违背，行为与法术相矛盾。我因此非议他的话而不采用他的法术。烦劳人的身体，对人身没有益处，没有超过跪拜的。假如韩子遇见人不拜见，看见君父不问候，未必对身体有贼害。然而必须拜见问候以尊崇亲人，是因为礼义最为重要，不可失去。所以礼义在身，身体未必肥胖；而礼义离开身体，身体未必瘦弱。而教化衰败认为有益礼义，不如饮食。假如韩子在君父面前赐食，不拜见而使用，肯这样做吗？拜见问候是礼义的效果，不是使身体受益的实际。然而韩子最终不失去礼义，是不废弃礼义来苟且求益。儒生是礼义，耕战是饮食。重视耕战而轻视儒生，是抛弃礼义求取饮食。假如礼义废弃，纲纪败坏，上下混乱，而阴阳错乱，水旱失时，五谷不丰收，万民饥饿而死，农夫不能耕种，士人不能作战。子贡去掉告朔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羊，我爱惜礼。”子贡厌恶浪费羊，孔子重视废弃礼。所以把旧的堤防当作无益而去掉，必定有水灾；把旧的礼制当作无补而去掉，必定有动乱祸患。儒者在世上，是礼义的旧堤防。有它没有益处，没有它有损害。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