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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子藏论衡九

论衡卷八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62–71 段

羙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则能使一国不伐;能使刑错不用,则能使兵寝不施。案尧伐丹水,舜征有苖,四子服罪,刑兵设用。成王之时,四国簒畔,淮夷、徐戎并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诛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异。巧论之人不能别也。夫德【一有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与兵犹足与翼也。走用足,飞用翼,形体虽异,其行身同。刑之与兵,全众禁邪,其实一也。称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犹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称人体全,不可从也。人桀于刺虎,怯于击人,而以刺虎称谓之勇,不可聼也。身无败缺,勇无不进,乃为全耳。今称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错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为优,未可谓盛也。

译美好之处不足以称道;文章不够深厚,那么事迹就不值得褒扬。尧舜虽然优秀,也不能让一个人不受刑罚;周文王、周武王虽然兴盛,也不能让刑罚不被使用。说他们触犯刑罚的人少,使用刑罚稀疏,这是可以的;说他们一个人不受刑罚,刑罚废弃不用,这是夸大其词。如果能让一个人不受刑罚,就能让一个国家不被征伐;如果能让刑罚废弃不用,就能让兵器停息不施。考察尧征伐丹水,舜讨伐有苗,四子认罪,刑罚和兵器都设立了并使用。成王的时候,四个国家篡位叛乱,淮夷、徐戎一起成为祸害。惩罚人用刀,征伐人用兵;定罪人用法,诛杀人用武。武力和法律没有区别,兵器和刀没有不同。善于诡辩的人不能分辨它们。德行低劣,所以用兵;触犯法律,所以施刑。刑罚和兵器就像脚和翅膀一样。走路用脚,飞翔用翅膀,形体虽然不同,但行走身体的作用相同。刑罚和兵器,保全民众、禁止邪恶,其实是一样的。称道兵器不被使用,说刑罚不被施行,这就像人耳朵缺失而眼睛完好,用眼睛完好来称道人体完整,是不可取的。人在刺虎时勇猛,在击人时怯懦,却用刺虎来称他为勇敢,是不可听的。身体没有残缺,勇敢没有不进,这才算是完整。现在称道一个人不受刑罚,不说一个兵不被使用;褒扬刑罚废弃不用,不说一个人不叛乱。这算不上优秀,也谈不上兴盛。

儒书称楚养由基善射,射一杨叶,百发能百中之,是称其巧于射也。夫言其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杨叶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败穿,不可复射矣。如就叶悬于树而射之,虽不欲射叶,杨叶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杨叶,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数十行,足以见巧,观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于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数十中之,则言其百中矣。百与千数之大者也,实欲言十则言百,百则言千矣。是与书言协和万邦,诗曰子孙千亿,同一意也。儒书言卫有忠臣▯演,为卫哀公使未还,狄人攻哀公而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演使还,致命于肝,痛哀公之死,身肉尽,肝无所附,引刀自刳其腹,尽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称其忠矣。言其自刳内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尽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辄死,何则?五藏气之主也,犹头脉之凑也。头一断,手不能取他人之头着之于颈,奈何独能先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腹实出辄死,则手不能复把矣。如先内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实,则文当言内哀公之肝,出其腹实。今先言尽出其腹实,内哀公之肝,又言尽增其实也。

儒书言楚熊渠子出见寝石,以为伏虎,将弓射之,矢没其卫。或曰养由基见寝石,以为兕也,射之,矢饮羽。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主名不审,无实也。或以为虎,或以为兕,兕虎俱猛,一实也。或言没卫,或言饮羽,羽即卫,言不同耳。要取以寝石似虎兕,畏惧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寝石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没衞,增之也。夫见似虎者,意以爲是,张弓射之,盛精加意,则其见眞虎与是无异。射似虎之石,矢入没卫;若射眞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质难射,肉易射也。以射难没衞言之,则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逺中微,不失毫厘,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养由基从军射晋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万乗之主,其加精倍力,必与射寝石等,当中晋侯之目也。可复洞达于项乎?如洞达于项,晋侯宜死。车张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为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虽加精诚,安能没衞?人之精乃气也,气乃力也。有水火之难,惶惑恐惧,举徙器物,精诚至矣。素举一石者,倍举二石。然则见伏石射之,精诚倍故不过入一寸,如何谓之没衞乎?如有好用劔者,见寝石惧而斫之,可复谓能断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见寝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迹乎?巧人之精与拙人等,古人之诚与今人同。使当今射工射禽兽于野,其欲得之不余精力乎?及其中兽不过数寸,跌误中石,不能内锋,箭摧折矣。夫如是,儒书之言楚熊渠子、养由基、李广射寝石矢没卫、饮羽者,皆增之也。

儒书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为鸢,以象鸢形,安能飞而不集乎?旣能飞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审有机闗,一飞遂翔,不可复下,则当言遂飞,不当言三日。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闗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如木鸢机闗备具,与木车马等,则遂飞不集。机闗为须防间,不能逺过三日,则木车等亦宜三日止于道路,无为径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实者矣。

书説:「孔子不能容于世,周流游説七十余国,未尝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国,增之也。案《论语》之篇,诸子之书,孔子自衞反鲁,在陈絶粮,削迹于衞,忘味于齐,伐树于宋,并费与顿牟,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或时干十数国也,七十之説,文书传之,因言干七十国矣。《论语》曰:「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

译儒家典籍称楚国的养由基善于射箭,射一片杨树叶,一百发能百发百中,这是称赞他射箭技巧高超。说他在当时射中一片杨树叶是可以的,但说一百发而百发百中,就是夸大了。一片杨树叶射中一次,再次射击就会穿透破损,不能再射了。如果对着挂在树上的叶子射击,即使不想射中叶子,因为杨叶繁茂,自然也会射中。这一定是让人从树上摘下杨叶,一片一片地放在地上再射。射几十次,足以显示技巧,观看他射箭的人,也都认为他是射箭能手,也一定不至于达到一百次都中的程度。说话的人喜欢夸大技巧的美好,几十次射中,就说成一百次射中。百和千是大数,实际想说十就说成百,说成百就说成千。这与《尚书》说“协和万邦”,《诗经》说“子孙千亿”,是同一个意思。

儒家典籍说卫国有一位忠臣叫𫇭演,为卫哀公出使没有回来,狄人攻打卫哀公并杀了他,吃光了他的肉,唯独留下他的肝脏。𫇭演出使回来,向肝脏报告使命,痛惜卫哀公的死,身体肉都吃光了,肝脏没有依附的地方,他拔刀剖开自己的肚子,全部取出腹中的内脏,然后把卫哀公的肝脏放进去而死。说这话的人是想称赞他的忠诚。说他剖开肚子放入卫哀公的肝脏而死是可以的,说全部取出腹中的内脏才放入卫哀公的肝脏,就是夸大了。人用刀刃互相刺,刺中五脏就立即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五脏是气的主体,就像头部经脉汇聚的地方。头一旦断开,手不能把别人的头安放到脖子上,怎么唯独能先取出腹中的内脏才放入卫哀公的肝脏?腹中内脏取出就立即死亡,那么手就不能再抓握了。如果先放入卫哀公的肝脏,才取出腹中的内脏,那么文字应当说放入卫哀公的肝脏,取出腹中的内脏。现在先说全部取出腹中的内脏,放入卫哀公的肝脏,又说全部夸大了事实。

儒家典籍说楚国的熊渠子外出看见卧着的石头,以为是伏着的老虎,拉弓射它,箭没入石头的卫(石皮)。有人说养由基看见卧着的石头,以为是兕,射它,箭饮羽(箭尾羽毛没入)。有人说李广就是熊渠、养由基,李广的名号不确切,没有实据。有的说是老虎,有的说是兕,兕和老虎都是猛兽,实质是一样的。有的说没入石皮,有的说饮羽,羽就是卫,说法不同罢了。总之是要取卧石像虎兕,因畏惧而更加精神集中地射击,箭射入很深。说把卧石当作老虎,射它箭射入是可以的。说箭没入石皮,就是夸大了。看见像老虎的东西,心里认为是老虎,拉弓射它,精神高度集中,那么他看见真老虎和看见假老虎没有区别。射像老虎的石头,箭射入没入石皮;如果射真老虎的身体,箭洞穿了吗?石头的质地难射,肉易射。以射难的没入石皮来说,那么射容易的洞穿无疑了。善于射箭的人能射远中微,不失毫厘,怎么能使弓弩更有力量呢?养由基随军射晋侯,射中他的眼睛。以平民射万乘之君,他加倍精神集中和力量,一定与射卧石相等,应当射中晋侯的眼睛。能再洞穿到后颈吗?如果洞穿到后颈,晋侯应当死亡。车上张开十石之弩,恐怕不能射入一寸,箭折断为三,何况以一个人的力量拉微弱的弓,即使加倍精神集中,怎么能没入石皮?人的精神就是气,气就是力。有水火之难,惶恐恐惧,搬移器物,精神集中到了极点。平时举一石的人,加倍举二石。那么看见卧石射它,精神集中加倍也不过射入一寸,怎么能说没入石皮呢?如果有喜欢用剑的人,看见卧石害怕而砍它,能再说能断石吗?以勇夫空手搏虎的人,突然看见卧石,用手捶打,能让石头有痕迹吗?巧人的精神与拙人相等,古人的诚心与今人相同。假使当今的射箭能手在野外射禽兽,他想得到猎物不剩余精力吗?等到射中野兽不过几寸,失误射中石头,不能刺入锋刃,箭折断矣。像这样,儒家典籍说楚国熊渠子、养由基、李广射卧石箭没入石皮、饮羽的,都是夸大了。

儒家典籍称赞鲁般、墨子的技巧,刻木为鸢,飞了三天而不降落。说他用木头做鸢,能飞是可以的;说三天不降落,就是夸大了。刻木为鸢,模仿鸢的形状,怎么能飞而不降落呢?既然能飞翔,怎么能达到三天?如果确实有机件,一飞就翱翔,不能再下来,那么就应当说一直飞,不应当说三天。就像世上传言说:“鲁般巧,亡其母也。”说巧匠为母亲做木车马、木人驾车,机件完备,载母亲在上面,一驱就不回来,于是失去了母亲。如果木鸢机件完备,与木车马一样,那么就一直飞不降落。机件需要防备间隙,不能远远超过三天,那么木车等也应当在三天停止在路上,没有理由径直离去而失去母亲。二者一定有一个不符合事实了。

《尚书》说:“孔子不能容于世,周流游说七十余国,未尝得安。”说周流不遇是可以的,说干谒七十国,就是夸大了。考察《论语》的篇章,诸子的书籍,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陈绝粮,削迹于卫,忘味于齐,伐树于宋,加上费与顿牟,至多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不是事实。或许干谒十数国,七十的说法,文书传之,因而说干谒七十国了。《论语》说:“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

子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实时言、时笑、义取,人传説称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译孔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公叔文子实际上是适时说话、适时发笑、合乎道义地获取,人们却传说称赞他,说他是不说话、不发笑、不获取,这是世俗之言竟然加以夸大所致。

书言:秦缪公伐郑,过晋不假途,晋襄公率羌戎要击于崤塞之下,匹马只轮无反者。时秦遣三大夫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皆得复还。夫三大夫复还,车马必有归者,文言“匹马只轮无反者”,增其实也。

书称齐之孟尝,魏之信陵,赵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防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趋之者众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虽好士,士至虽众,不过各千余人。书则言三千矣。夫言众,必言千数;言少,则言无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传记言髙子羔之丧亲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难为故也。夫不以为非实,而以为难,君子之言误矣。髙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则?荆和献寳于楚,楚刖其足,痛宝不进,已情不达,泣涕涕尽,因续以血。今髙子痛亲哀极,涕竭血随而出,实也。而云三年未尝见齿,是增之也。言未尝见齿,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丧亲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见齿?孔子曰:“言不文,或时不言。”传则言其不见齿,或时传则言其不见齿三年矣。髙宗谅隂三年不言,尊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犹疑于增,况髙子位贱而曰未尝见齿,是必增益之也。

儒书言禽息荐百里奚,缪公未听,禽息出当门,仆头碎首而死。缪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贤者荐善,不爱其死,仆头碎首而死,以达其友也。世士相激,文书传称之,莫谓不然。夫仆头以荐善,古今有之,禽息仆头,盖其实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头痛者,血流,虽忿恨惶恐,无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执刄刎颈,树锋刺胷,锋刄之助,故手足得成势也。言禽息举椎自击首碎,不足怪也。仆头碎首,力不能自将也。有扣头而死者,未有使头破首碎者也。此时或扣头荐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头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儒书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刺之,不得,秦王拔劒击之,轲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铜柱,入尺,欲言也。首之利,荆轲势盛,投鋭利之刄,陷坚强之柱,称荆轲之勇,故増益其事也。夫言入铜柱,实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铜虽不若匕首坚刚,入之不过数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设中秦王,匕首洞过乎车,张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轲之手力,投轻小之匕首,身被龙渊之劒刄,入坚刚之铜柱,是荆轲之力劲于十石之弩,铜柱之坚不若木表之刚也。世称荆轲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贲,使孟贲擿铜柱,能【一有过字】深入一尺乎?此亦或时匕首利若干将、莫邪,所刺无前,所击无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称干将、莫邪,亦过其实,刺击无前下,亦入铜柱尺之类也。

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夫言「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间,犹宜游于门庭之侧,则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尚书·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张而不防,文王不为;防而不张,文王不行。一防一张,文王以为常。圣人材优,尚有防张之时,仲舒材力劣于圣,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书言夏之方盛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而为之备。故入山泽不逢恶物,用辟神奸,故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逺方贡之为美,铸以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且九鼎之来,德盛之瑞也,服瑞应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于人,无能辟除,宝奇之物,使为兰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语也【一有大字】夫九鼎无能辟除,传言能辟神奸,是则书增其文也。世俗传

译《书》说:秦穆公讨伐郑国,经过晋国却不借路,晋襄公率领羌、戎在崤山险塞之下拦截攻击,秦军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当时秦国派遣了三位大夫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他们都得以生还。既然三位大夫得以生还,车马必定有返回的,而《书》却说“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这是夸大了事实。

《书》称颂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君主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士人,招揽四方人才,各自拥有三千门客。这是想要说明谦下招士的效果极大,追随的人众多。说士人多,是可以的;但说各有三千人,则是夸大了。四位君主虽然喜好士人,士人到来虽然众多,也不过各有一千多人罢了。《书》却说有三千人。说人多,必定说成千上万;说人少,则说没有一人。这是世俗人情在叙述事情时的夸大失真。

传记说高子羔为父母守丧,哭泣出血长达三年,从未露出牙齿。君子认为这很难做到,是因为难以做到才这么说。如果不认为这不是事实,而只是认为很难做到,那么君子的话就错了。高子羔哭泣出血,大概确实有这回事。为什么呢?卞和向楚国献宝,楚国砍断他的脚,他因宝物不被接纳、心意无法通达而悲痛,眼泪流尽,接着流出血来。现在高子羔因哀痛亲人到了极点,眼泪流尽,血随之流出,这是实情。但说三年从未露出牙齿,则是夸大了。说从未露出牙齿,是想表达他不说话、不笑。孝子为父母守丧不笑,是可以的;但怎么能不说话呢?说话怎么能不露出牙齿呢?孔子说:“说话不讲究文采,有时就不说话。”传记却说他不露出牙齿,或许有时传记就说他不露出牙齿长达三年。高宗在谅阴守丧三年不说话,他尊贵为天子而不说话,文中说他“不说话”,尚且怀疑是夸大了,何况高子地位低贱,却说从未露出牙齿,这必定是夸大了。

儒家的书说:禽息推荐百里奚,秦穆公没有听从,禽息出门挡在门前,磕头撞破脑袋而死。秦穆公为此悲痛,于是任用了百里奚。这是说贤人推荐善人,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磕头撞破脑袋而死,以达成推荐朋友的愿望。世间士人相互激励,文书传颂称道,没有人说这不是真的。磕头来推荐善人,古今都有,禽息磕头,大概是实情。但说撞破脑袋而死,则是夸大了。人磕头疼痛时,血流出来,即使愤怒怨恨、惶恐不安,也没有撞破脑袋的,不是脑袋不能撞破,而是人的力量不能自己撞破。拿着刀割脖子,树立尖锋刺胸,因为有刀锋的帮助,所以手脚才能形成这种态势。说禽息举起锤子自己击打脑袋撞破,不足为怪。但磕头撞破脑袋,人的力量是不能自己做到的。有磕头而死的人,但没有使头破脑碎的人。这时或许有人磕头推荐百里奚,世人空说他是死的;如果或许有人磕头而死,世人空说他是脑碎的。儒家的书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拿着匕首刺他,没有成功,秦王拔剑击打他,荆轲用匕首投掷秦王,没有击中,击中了铜柱,深入一尺,想要说明这一点。因为匕首锋利,荆轲气势旺盛,投掷锐利的兵器,陷入坚硬的柱子,是为了称颂荆轲的勇敢,所以夸大了这件事。说匕首陷入铜柱,是实情;说深入一尺,则是夸大了。铜虽然不如匕首坚硬,陷入也不过几寸,大概不能深入一尺。用深入一尺来说,假设击中了秦王,匕首会穿透车体,拉开十石重的弩射向墙木的表面,尚且不能深入一尺。以荆轲的手力,投掷轻小的匕首,身体遭受龙渊剑的砍击,却能使匕首陷入坚硬的铜柱,这是说荆轲的力量比十石重的弩还强劲,铜柱的坚硬不如木表的刚硬。世人称颂荆轲的勇敢,不说他力气大,力气大的人没有比得上孟贲的,让孟贲投掷铜柱,能深入一尺吗?这也或许是当时匕首锋利如干将、莫邪,所刺没有阻挡,所击没有抵挡,所以有深入一尺的效果。称颂干将、莫邪,也是夸大了事实,说刺击没有阻挡,也是像深入铜柱一尺这类夸大其词。

儒家的书说:“董仲舒读《春秋》,专心致志,意志不在别处,三年不看园中的蔬菜。”说“不看园中的蔬菜”,是实情;说“三年”,则是夸大了。董仲舒虽然专心,也时常休息。休息的时候,还应该游走在门庭旁边,既然能走到门庭,何必嫌弃不看园中的蔬菜呢?听说专心致志的人,观察事物看不见,存守大道而忘却自身,没听说过不到门庭,坐着思考三年,不及看园中的蔬菜。《尚书·无逸》说:“君子不要安逸,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人的筋骨,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能不休息。所以只张弛不放松,周文王不这样做;只放松不张弛,周文王也不这样做。一张一弛,周文王认为是常态。圣人才能优秀,尚有张弛的时候,董仲舒的才能力气不如圣人,怎么能专心三年不休息呢?

儒家的书说夏朝正兴盛的时候,远方绘制物品,九州贡献金属,铸造鼎来象征物品,并为之防备。所以进入山林沼泽不会遇到恶物,用来驱除神怪奸邪,因此能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金属是物质的本性,用远方贡献的金属来美化,铸造成为鼎,用来象征百物的奇异,怎么能进入山林沼泽不遇到恶物,驱除神怪奸邪呢?周朝时天下太平,越裳国进献白雉,倭人进献鬯草,吃白雉,服用鬯草,不能消除凶险,金属鼎的器物,怎么能驱除奸邪呢?况且九鼎的到来,是德行盛美的祥瑞,服用祥瑞应验的物品,不能带来福佑,男子佩戴玉,女子佩戴珠,珠玉对人,没有驱除灾祸的能力,宝奇之物,使其成为兰服和象牙装饰,有人说是有益的,这是关于九鼎的夸大之语。九鼎没有驱除灾祸的能力,传言说它能驱除神怪奸邪,那么书就是夸大了它的功效。世俗传言

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则世俗增其言也。儒书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无怪空为神也。且夫谓周之鼎神者,何用审之?周鼎之金,逺方所贡,禹得铸以为鼎也。其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为远方贡之为神乎?远方之物,安能神?如以为禹铸之为神乎?禹圣不能神圣,人身不能神,铸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为神乎?则夫金者,石之类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为神乎?夫百物之象,犹雷罇也,雷罇刻画云雷之形,云雷在天,神于百物,云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译有人说,周鼎不用烧火就自己沸腾,不投入东西东西就自己出来,这是世俗之人夸大了说法。儒家典籍也夸大了文辞,这导致九鼎因为没有任何怪异之处而被认为是神物。况且,说周鼎是神物,凭什么来验证呢?周鼎的金属,是远方进贡的,大禹得到后铸造成了鼎。它作为鼎,有各种事物的形象,如果说是因为远方进贡所以神呢?远方的物品,怎么能是神呢?如果说是因为大禹铸造所以神呢?大禹是圣人但不能神圣,人的身体不能神,铸造的器物怎么能神呢?如果说是因为金属这种物质所以神呢?那么金属,是石头的一类,石头不能神,金属怎么能神呢?如果说是因为有各种事物的形象所以神呢?那些各种事物的形象,就像雷罇一样,雷罇刻画着云雷的形状,云雷在天上,比各种事物更神,云雷的形象都不能神,各种事物的形象怎么能神呢?

传言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时,秦昭王使将军摎攻王赧,王赧惶惧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还,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宝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游至琅邪,还过彭城,齐戒祷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时昭王之后三世得始皇帝,秦无危乱之祸,鼎宜不亡,亡时殆在周。传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时误也。传又言宋太邱社亡,鼎没水中,彭城下。其后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从周去矣,未为神也。《春秋》之时,五石陨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犹鼎之亡于地也。星去天不为神,鼎亡于地,何能神?《春秋》之时,三山亡,犹太邱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陨,太邱社去,皆自有为。然鼎亡,亡亦有应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谓之神。如鼎与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乱之祸乎?则更桀纣之时矣。衰乱无道,莫过桀纣。桀纣之时,鼎不亡。去周之衰乱,未若桀纣,留无道之桀纣,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疑神有知之验也。或时周亡之时,将军摎人众见鼎,盗取奸人铸烁以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后因言有神名,则空生没于泗水之语矣。孝文皇帝之时,赵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于泗水,臣望东北汾隂直有金气,意周鼎出乎。」兆见弗迎,则不至于是。文帝使使治庙汾隂,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诈也。于是下平事于吏,吏治诛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犹新垣平诈言鼎有神气见也。

  艺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着文垂辞,辞出溢其眞,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岐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所着,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傥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然而必论之者,方言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经增非一,略举较着,令怳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夫唐之与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裦增过实,以美尧也。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万国”。犹《诗》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愼【一作顺】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案后稷始受邰封,讫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属,血脉所连,不能千亿。夫千与万,数之大名也。万言众多,故《尚书》言“万国”,《诗》言“千亿”。《诗》云:“鹤鸣九臯,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其闻髙逺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彼言“声闻于天”,见鹤鸣于云中,从地听之,度其声鸣于地,当复闻于天也。夫鹤鸣云中,人闻声仰而视之,目见其形,耳目同力,耳闻其声,则目见其形矣。然则耳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闻也。何则?天之去人以万数逺,则目不能见,耳不能闻。今鹤鸣从下闻之,鹤鸣近也。以从下闻其声,则谓其鸣于地,当复闻于天,失其实矣。其鹤鸣于云中,人从下闻之,如鸣于九臯

译传言说秦灭周,周的九鼎进入了秦国。考察史实,周赧王时期,秦昭王派遣将军摎攻打周赧王,周赧王惊慌恐惧逃往秦国,叩头认罪,全部献出他的城邑三十六座,人口三万。秦国接受了他的献纳,将军摎返回,周赧王去世。秦王取走了九鼎等宝物。像这样,九鼎在秦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向北巡游到琅邪,回来经过彭城,斋戒祈祷祭祀,想要取出周鼎,派千人潜入泗水中,寻找却没有得到。考察当时,秦昭王之后三代才到秦始皇,秦国没有危乱之祸,九鼎应当不会丢失,丢失的时候大概是在周朝。传言说周赧王逃往秦国,秦国取走九鼎,或许这是错误的。传言又说宋国太邱社的鼎丢失,沉没在水中,在彭城下面。那之后二十九年,秦国兼并天下。像这样,九鼎没有进入秦国,它的丢失是从周朝开始的,并没有成为神异。《春秋》时期,五块陨石落在宋国,五块陨石,是星辰。星辰离开天空,就像九鼎丢失在大地一样。星辰离开天空不成为神异,九鼎丢失在大地,怎么能成为神异?《春秋》时期,三座山消失,就像太邱社离开宋国,五星离开天空,三座山消失,五块陨石坠落,太邱社离开,都有各自的原因。然而九鼎丢失,丢失也有相应的征兆,不能因为丢失的缘故就认为它是神异。如果九鼎和秦国的三座山一样吗?丢失就不能成为神异。如果有知觉,想要避开危乱之祸吗?那就该在夏桀商纣的时候离开了。衰败混乱无道,没有超过夏桀商纣的。夏桀商纣的时候,九鼎没有丢失。离开周朝的衰败混乱,不如夏桀商纣,留在无道的夏桀商纣,离开衰败末世的周朝,这不仅仅是离开,怀疑神有知觉的证据。或许周朝灭亡的时候,将军摎的众人看见九鼎,盗窃奸人熔铸成为其他器物,秦始皇寻找没有得到。后来因为传言有神异之名,就凭空产生了沉没在泗水中的说法。汉文帝的时候,赵国人新垣平上书说:“周鼎丢失在泗水中,现在河水泛滥通到泗水,臣望见东北汾阴正有金气,料想周鼎会出现。”征兆显现如果不迎接,就不会到这一步。文帝派使者治理汾阴的庙宇,南面临河,想要祭祀取出周鼎。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所说的神器之事都是欺诈。于是把新垣平交给官吏,官吏审理诛杀了新垣平。说九鼎在泗水中,就像新垣平欺诈说九鼎有神气显现一样。

艺增篇

世俗所担忧的,担忧言论夸大事实,写文章下笔,言辞超出真实,称赞美好超过其善,揭露邪恶掩盖其罪。为什么呢?世俗之人喜欢新奇,不新奇的话不被采用。所以称赞人不增加他的美好,那么听到的人不愉快;诋毁人不增加他的邪恶,那么听到的人不满足。听到一就增加为十,看到百就增加为千,使得纯朴的事情,被剖析成十百;确凿的话语,被千万次背离。墨子在练丝旁哭泣,杨子在岔路口哭泣,大概是哀伤失去根本,悲叹背离真实。飞流不实的言论,百口相传的话语,出自小人之口,在街巷间传播,也是这样。诸子的文章,笔墨的疏漏,贤人所著,妙思所集,应该符合事实,还是有所增加。难道经艺之言,符合事实吗?言论审慎没有超过圣人的,经艺万世不变,还是有所超出增加超过事实。增加超过事实,都有事情作为,不胡乱错误,以少为多。然而一定要论述的原因,是说经艺的增加与传言不同。经艺的增加不止一处,略举明显的,让恍惚迷惑的人观看选择,得以开心通意,明白觉悟。《尚书》说协和万国,这是赞美尧的德行,达到太平的教化,教化诸夏并且波及夷狄。说协和方外可以,说万国是增加了。唐尧和周朝都治理天下,五千里内,周朝时诸侯有一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以及四海之外,不吃粮食的百姓,像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类,合并他们的数量,不能超过三千。天所覆盖,地所承载,都在三千之中了。而《尚书》说“万国”,夸大增加超过事实,以赞美尧。想要说尧的德行伟大,所教化的人众多,诸夏夷狄没有不和谐的,所以说“万国”。就像《诗经》说“子孙千亿”,赞美周宣王的德行,能顺应天地,天地赐福给他,子孙众多,达到千亿。说子孙众多可以,说千亿是增加了。子孙虽然众多,不能达到千亿。诗人颂扬美好,增加事实。考察后稷开始受封于邰,直到宣王,宣王以至于外族内属,血脉相连,不能达到千亿。千与万,是大数的名称。万表示众多,所以《尚书》说“万国”,《诗经》说“千亿”。《诗经》说:“鹤鸣九臯,声闻于天。”说鹤在九折的沼泽鸣叫,声音还能传到天上,用来比喻君子修养德行,穷僻名声还能达到朝廷。它听得高远可以,说它听到天上,是增加了。他们说“声闻于天”,看见鹤在云中鸣叫,从地上听,推测它的声音在地,应当还能听到天上。鹤在云中鸣叫,人听到声音抬头看,眼睛看见它的形状,耳目同力,耳朵听到它的声音,那么眼睛看见它的形状。然而耳目所闻见不超过十里,让参天的鸣叫,人不能听到。为什么呢?天离人以万数远,那么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到。现在鹤鸣从下面听到,鹤鸣近。以从下面听到它的声音,就说它在地鸣叫,应当还能听到天上,失去事实了。那鹤在云中鸣叫,人从下面听到,就像在九臯

。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无以知,意从准况之也。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若其富人谷食饶足者,廪囷不空,口腹不饥,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间不枯,犹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间富贵之人,必有遗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译人并没有在天上,凭什么知道天听到了呢?没有依据可知,只是推测比照罢了。诗人有时并非真正相信事实如此,有时明知并非如此却为了比喻事理而加以夸大。《诗经》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人留存。”这是指周宣王时期遭遇大旱灾。诗人哀伤旱灾严重,百姓遭受祸害,说没有一个人不忧愁痛苦的。旱灾严重是有的,但说没有一个人留存,这是夸大了。周朝的百姓就像今天的百姓一样,假使今天的百姓遭遇大旱灾,贫穷瘦弱没有积蓄,叩心祈求下雨,而那些富人粮食充足,粮仓不空,口腹不饥,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天旱的时候,山林之间草木并不枯死,就像地上的水,丘陵之上并不淹没一样。山林之间的富贵人家,必定有幸存逃脱的人,却说“没有一个人留存”,这是增益文辞,想要表达旱灾严重罢了。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戸閴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尚书》曰:“毋旷庻官。”旷,空庻众也。“毋空众官寘”,非其人与空无异,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怀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纯贤,非狂妄顽嚚,身中无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髙下,居官治职,皆欲勉效在官。《尚书》之官,《易》之戸中,犹能有益,如何谓之空而无人?《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寜。”此言文王得贤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閴其少人”,《尚书》宜言“无少众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无人,亦尤甚焉。五谷之于人也,食之皆饱。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麦虽粝,亦能愈饥。食豆麦者,皆谓粝而不甘,莫谓腹空无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谓不劲,莫谓手空无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麦竹杖之类也。《易》持其具臣在戸,言无人者,恶之甚也。《尚书》众官亦容小材,而云无空者,刺之甚也。《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此言荡荡无能名之效也。言荡荡可也,乃欲言民无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夫击壤者曰:“尧何等力?”欲言民无能名也。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犹能知之,实有知之者,云无竟增之。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为人父,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为君子人,有礼义,父不失礼,子不废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贤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尧,何可封官?年五十击壤于路,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以为不可,未学无所知也。击壤者无知官之。如何称尧之荡荡?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贤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议让其愚而无知之夫击壤者,难以言比屋。比屋难以言荡荡。二者皆增之所由,▯美尧之德也。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防不欲丧罔无也,我天下民无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纣虽恶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语欲以惧纣也。故曰:『语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语欲以惧之,冀其警悟也。苏秦説齐王曰:『临淄之中,车毂击,人肩摩,举袖成幕,连袵成帷,挥汗成雨。』齐虽炽盛,不能如此。苏秦增语激齐王也。祖伊之谏纣,犹苏秦之説齐王也。贤圣增文,外有所为,内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然祖伊之言民无不欲,如苏秦增语;《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髙壤,靡不亁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或作亁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夘夜中恒星不见星霣如雨。公羊传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者,谓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状也。山气为云,上不及天下而为云雨。星星陨不及地上复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陨或时至地,或时不能尺丈之数难审也。史记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楼台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实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传至今。光武皇帝之时,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颂美文帝,陈其

译《易经》说:“丰大其屋,遮蔽其家,窥视其门户,寂静得如同没有人一样。”并不是真的没有人,而是没有贤人。《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空缺,就是使众官位空虚。“不要使众官位空置”,如果任职的人与空缺没有区别,所以说空缺。那些不贤的人,都怀有五常之德,只是才能低下达不到要求,不能成为纯粹的贤人,并非狂妄愚顽,身体中一无所知。德行有大小,才能有高下,担任官职治理事务,都想要努力效法在位者。《尚书》中的官员,《易经》中门户里的人,尚且能有益处,怎么能说是空缺而没有人呢?《诗经》说:“众多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这是说文王得到的贤人很多而不贤的人很少。现在《易经》应该说“寂静得如同人少”,《尚书》应该说“不要使众官位少”,用“少”来说就可以了。说空缺而没有人,就太过分了。五谷对于人来说,吃了都能饱。稻粱味道甘甜而且肥美,豆麦虽然粗糙,也能消除饥饿。吃豆麦的人,都说粗糙而不甘甜,没有人说肚子空空无所吃。竹木的手杖,都能扶持病人。竹杖的力量弱小,不及木杖。有人拿着竹杖,都说它不强劲,没有人说手里空空无物可握。那些不贤的臣子,就像豆麦竹杖之类。《易经》认为那些备位的臣子在门户之中,说没有人,是厌恶他们到了极点。《尚书》中的众官也容纳小才,而说不要空缺,是讽刺他们到了极点。《论语》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浩浩荡荡,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传文说:“有个年五十的人在路边击壤,观看的人说:‘尧的德行真伟大啊!’击壤的人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有什么功劳呢?’”这是说浩浩荡荡无法形容的效果。说浩浩荡荡就可以了,却要说百姓无法形容,是增添了内容。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没有能形容尧的德行的人,大概不真实吧。击壤的人说:“尧有什么功劳?”是想说百姓无法形容。观看的人说:“尧的德行真伟大啊!”这是什么百姓,还能知道尧的德行,确实有知道的人,却说没有,终究是增添了内容。儒家的书又说:“尧舜时代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地封官。”是说他们家有君子的行为,都可以做官。说可以封官就可以了,说挨家挨户是增添了内容。人年五十,做了父亲,做了父亲却不知道君主,怎么向儿子展示太平之世的世家风范?作为君子的人,有礼义,父亲不失礼,儿子不废弃德行。有德行的人就有知识,了解君主没有比臣子更清楚的。臣子贤能了解君主,能了解他的君主,所以能治理他的百姓。现在不能了解尧,怎么可以封官?年五十在路边击壤,与未成年的孩童为伍,这是什么贤人?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认为不可以,是因为子羔没有学习无所知。击壤的人没有做官的知识。怎么能称赞尧的浩浩荡荡?不能叙述那挨家挨户可以封官的事。说贤人可以挨家挨户封官,不能议论让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击壤,难以说挨家挨户。挨家挨户难以说浩浩荡荡。这两者都是增添内容的缘由,是为了赞美尧的德行。

《尚书》说:“祖伊劝谏纣王说:‘现在我的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想大王灭亡的。’说想大王灭亡就可以了,说没有不想是增添了内容。纣王虽然暴虐,受恩惠的臣子不止一个,而祖伊增添话语想要使纣王恐惧。所以说:‘话语不增加,内心不警惕;内心不警惕,行为不改变。’增添话语想要使他恐惧,希望他警醒觉悟。苏秦游说齐王说:‘临淄城中,车毂相击,人肩相摩,举起袖子成为幕布,连起衣襟成为帷帐,挥洒汗水成为雨水。’齐国虽然兴盛,不能如此。苏秦增添话语激励齐王。祖伊劝谏纣王,就像苏秦游说齐王一样。贤圣增添文辞,外表有所作为,内心未必如此。怎么证明呢?《武成》篇说武王讨伐纣王,血流漂杵,助战的人多,所以血流到这种程度,都想让纣王灭亡。土崩瓦解,怎么肯战斗呢?然而祖伊说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就像苏秦增添话语;《武成》说血流漂杵,也太过分了。死人血流,怎么能漂起木杵?考察武王在牧野讨伐纣王,河北地势高,土壤干燥,兵器顿挫血流立刻干燥渗入土中,怎么能漂起木杵?况且周殷士兵都携带充足的粮食,有的制作干粮,没有舂米之事,怎么能得到木杵而漂起它?说血流漂杵,是想说诛杀纣王只有兵器顿挫士兵受伤,所以达到漂杵的程度。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夘夜半恒星不见,星陨如雨。《公羊传》说:“像雨是什么意思?不是雨。不是雨为什么叫像雨?”未经修饰的《春秋》说:“星雨不到地一尺又返回。君子修饰后说星陨如雨。”未经修饰的《春秋》,是未修饰《春秋》时鲁国的史书说:“星雨不到地一尺又返回。”君子,是指孔子。孔子修饰后说“星陨如雨”,像雨,是像雨的样子。山气成为云,上不到天下而成为云雨。星星陨落不到地上又回到天上,所以说像雨。孔子说的是正确的话。星星陨落有时到达地面,有时不能达到尺丈之数,难以审察。史书记载一尺也太过分了。大地有楼台山陵,怎么能说一尺?孔子说像雨符合实际情况。孔子作《春秋》,所以正确地说像雨。如果孔子不作,不到地一尺的文字就会流传至今。光武皇帝的时候,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说:“孝文皇帝时住在明光宫,天下断狱只有三人。”颂美文帝,陈述其

效实。光武皇帝曰:「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积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逺,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

译效验真实。光武帝说:“汉文帝时不住明光宫,审理案件不超过三人。积累善行、修养德行,美好的名声流传开来,因此君子厌恶处于下流。”贲光向汉朝上书,汉朝为当今时代增添功德美誉,尚且超过实际情况。何况上古帝王年代久远,贤人后来褒扬记述,失实背离本意,已经很多了。如果没有光武帝加以论辩,千百年之后,汉文帝的事迹记载在经典文献之上,人们不知道其中增加了‘住明光宫’‘断狱三人’的内容,反而把它当作真实的事情。

论衡卷八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论衡》>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九

  汉 王充 撰

  问孔篇

  问孔篇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沈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歴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顔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説,道陈义不能輙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臯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説激而深切,触而着明也。孔子笑子游之▯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论语》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歌之辞,弟子寡若子游之难,故孔子之言遂结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难,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説説人者,非必须圣人敎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文,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説,何逆于理?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才大知,生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孟懿子问孝,子曰:「毋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毋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问曰:「孔子之言『毋违』,毋违者礼也,孝子亦当先意承志,不当违亲之欲。」孔子言「毋违」,不言违礼。懿子聴孔子之言,独不为嫌于无违志乎?樊迟问何谓,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使樊迟不问毋违之説,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过樊迟,故《论语》篇中不见言行。樊迟不晓,懿子必能晓哉?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武伯忧亲,懿子违礼,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忧。”对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变”,乃违礼。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违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难,何哉?如以懿子权尊,不敢极言,则其对武伯亦宜但言“毋忧而已”。但孟氏子也,权尊钧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晓其故也。使孔子对懿子极言“毋违礼”,何害之有?专鲁莫过季氏,讥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惧。季氏增邑,不隐讳之害,独畏答懿子极言之罪,何哉?且问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对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迟。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当由道义得,不当茍取也。当守节安贫,不当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贵,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贫贱,如何?富贵顾可去,去贫贱何之?去贫贱得富贵也?不得富贵不去贫贱如谓得富贵不以其道,则不去贫贱邪?则所得富贵不得贫贱也。贫贱何故当言得之?顾当言“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当言去,不当言得。得者施于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独富贵当言得耳。何者?得富贵乃去贫贱也。是则以道去贫贱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禄富贵。得爵禄富贵则去贫贱矣。不以其道去贫贱如何?毒苦贫贱,起为奸盗,积聚货财,擅相官秩,是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问世,之学者亦不知难。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谓孔子不能吐辞也。使此言意结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问世。俗不难

译论衡卷八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论衡》

钦定四库全书

论衡卷九

汉 王充 撰

问孔篇

问孔篇

世间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而崇尚古代,认为贤人圣人所说的都没有错误,专心致志地讲习,却不知道诘难和提问。贤人圣人下笔写文章,用心详尽审慎,尚且不能说完全符合事实,何况是仓促间脱口而出的言语,怎么能都是正确的?既然不能都是正确的,当时的人不知道诘难,或许是因为正确但意思深奥难以察觉;当时的人不知道提问,考察贤人圣人的言论,上下大多互相违背,他们的文章前后大多互相矛盾,世间的学者不能察觉。议论的人都说孔子门下的七十位弟子才能胜过今天的儒生,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他们看到孔子作为老师的圣人,传授道义必定授予非凡的人才,所以称他们为特殊。古人的才能,就是今人的才能。今天称为英杰,古代称为圣神,所以认为七十位弟子是历世罕见的。假使当今有孔子这样的老师,那么当世的学者就都是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了;假使没有孔子,那么七十位弟子也就是今天的儒生了。用什么来验证呢?用他们向孔子学习却不能穷尽提问来验证。圣人的言语不能全部解释清楚,道义陈说不能立即显现,不能立即显现,就应当通过提问来启发;不能全部解释清楚,就应当通过诘难来穷究。皋陶在帝舜面前陈述道义,浅显粗略而没有穷尽,禹通过诘难使浅显的言语变得深奥,粗略的指意变得分明,这大概是因为提问和诘难。这种说法因激辩而深切,因触动而显著明白。孔子嘲笑子游的歌唱,子游引用前言来反驳孔子,如今考察《论语》的文字,孔子的言语大多像嘲笑歌唱的言辞,弟子很少有像子游那样诘难的,所以孔子的言语于是纠结不解。因为七十位弟子不能诘难,世间的儒生不能证实道义的是非。大凡学问的方法,不是因为缺乏才能,而是难以反驳老师,核实道义的真实含义,证明确定是非。提问诘难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着圣人以及圣人活着的时候。世间解释说明他人的人,不一定必须圣人教导告知才敢说话。如果有不理解的文句,追根究底诘难孔子,有什么损害于道义?如果确实有传承圣业的智慧,驳斥孔子的学说,有什么悖逆于情理?认为诘问孔子的言语是诘难他不理解的文句,世间有才智大智慧,活着能回答提问、解决疑难的人,必定会认为我世间诘难提问的言语是非分明。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活着时侍奉他依照礼制,死后安葬他依照礼制。”问曰:“孔子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的是礼制,孝子也应当事先揣测心意、顺承志向,不应当违背亲人的愿望。”孔子说“不要违背”,没有说违背礼制。懿子听孔子的话,难道不担心被怀疑为没有违背志向吗?樊迟问是什么意思,孔子才说:“活着时侍奉他依照礼制,死后安葬他依照礼制。”祭祀他依照礼制,如果樊迟不问“不要违背”的解释,就终究无法知道了。懿子的才能不超过樊迟,所以《论语》篇章中不见他的言行。樊迟不明白,懿子一定能明白吗?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担忧他的疾病。”武伯善于担忧父母,所以说“只担忧他的疾病”。武伯担忧亲人,懿子违背礼制,攻击他的短处。回答武伯说:“父母只担忧他的疾病。”对懿子也应当说“只担忧水火之变”,于是违背礼制。周公对小才的人告诫详细,对大才的人略说。子游是大才的人,孔子告诫他详细。懿子是小才的人,告诫他反而略说,违背周公的志向,攻击懿子的短处,失掉了道理上的适宜。弟子不诘难,为什么呢?如果认为懿子权势尊贵,不敢极言,那么他对武伯的回答也应当只说“不要担忧罢了”。但孟氏的儿子,权势尊贵相同,对武伯详细而对懿子略说,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假使孔子对懿子极言“不要违背礼制”,有什么害处?专横鲁国的没有超过季氏,讥讽八佾舞在庭院举行,刺讥泰山旅祭不畏惧。季氏增加封邑,不隐瞒忌讳其害处,唯独害怕回答懿子极言的罪过,为什么呢?况且问孝的人不止一个,都有驾车的人。对懿子说话,不仅心里信服、主观同意,所以告诉樊迟。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话是说人应当通过道义获得,不应当苟且取得。应当守节安贫,不应当妄自离去。说如果不通过道义获得富贵,不居处是可以的。如果不通过道义获得贫贱,怎么样?富贵尚且可以去,去贫贱到哪里去?去贫贱得到富贵吗?得不到富贵就不去贫贱吗?如果说得到富贵不通过道义,那么不去贫贱吗?那么所得的是富贵而不是贫贱。贫贱为什么应当说得到它?应当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应当说去,不应当说得。得字用于得到它。现在说去它,怎么能说得呢?只有富贵应当说得。为什么呢?得到富贵才去贫贱。那么通过道义去贫贱怎么样?修身行道,做官得到爵禄富贵。得到爵禄富贵就去贫贱了。不通过道义去贫贱怎么样?毒苦于贫贱,兴起做奸盗,积聚钱财,擅自担任官职,这就是不通过道义。七十位弟子既不提问,世间的学者也不知道诘难。假使这话意思不解而文句不分,这是说孔子不能吐辞。假使这话意思纠结文句又不解,这是孔子相示未形悉。弟子不提问。俗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