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范宁陈时政曰:“方镇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纠弹,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标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百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胙,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今送故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二公陈时政,皆以送迎之费为言,想晋时之弊,莫此为甚。观宁所谓“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百户”,资官廪布而力入私门,有以见当时去官不恤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错道路,所费不訾,而势力之家私占军役,不以为非者,其殆晋之流风乎?
译路途之中,迎接上任者唯恐船只马匹不够多,送别离任者唯恐官吏士卒不够少。穷奢极费,被称作忠义;省却烦扰、从简行事,被斥为风俗浅薄。”范宁陈述时政说:“地方长官离任,都陈列精良的兵器仪仗作为送行,所以米布之类,不可胜数。监察官员互相包庇,起初没有纠举弹劾,其中即使有清廉自守的人,也不被特别表彰。送行的士兵多的达到一千多家,少的也有数百户,这些人力既投入私门,又消耗官府的粮饷布匹,兵役既已枯竭,又强迫良民服役,毫无缘由地牵连征调,用来互相补充。如果是功勋之臣,已经享有裂土封侯的恩赏,难道还应该在封地之外再设置官吏士兵吗?如今送别旧官应当加以节制,以三年为限。”两位大臣陈述时政,都以送迎的费用为话题,想来晋代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看范宁所说的“送行的士兵多的达到一千多家,少的也有数百户”,消耗官府的粮饷布匹而人力投入私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离任官员不顾州郡利益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州郡送别旧官、迎接新官,人马交错于道路,耗费不可估量,而有权势的人家私自占用军役,却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恐怕是晋代遗留的风气吧?
○魏证蒯通
初,魏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证谓曰:“汝何为离我兄弟?”众忄匡惧,证容止自若,对曰:“先太子若从证言,必无今日之祸。”此语盖祖蒯通之故知尔。初,蒯通教韩信云云,信既伏诛,上召通曰:“若教淮阴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计,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虽异,其意则同。是皆不以事败而遽变前说,要胸中有守而然,异乎仓皇失措,遽变前说者也。是以于此反有以见知。
○壶关三老
戾太子遭巫蛊事,与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上书讼太子冤甚力,谓充衔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其言甚当,上虽感悟,而不为罢兵。吏围益急,太子度不得脱,即自经。继而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谓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上大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为丞相。至壶关三老,竟不闻尺寸之赏。此甚与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壶关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悦《汉纪》谓令狐茂。
○古者金价
《惠帝纪》云: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金,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也。后汉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鱼”,亦谓一金万钱。《缃素杂记》引一金万钱,以证晋王导所市练布之价。则是一金万钱,不但秦汉为然,自三代至晋,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间,金价一律如此?今日之价,视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谓:《前汉书》及《史记》皆云,齐人少翁为文成将军,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见之。仆考《史记?武帝本纪》及《封禅书》“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术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汉书?外戚传》“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记》谓王夫人,《汉书》谓李夫人,二说自不同。《抱朴子》谓二书皆云李夫人,谬矣。徐广注《封禅书》,谓《外戚传》曰“赵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诗》曰“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又以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遗记》则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于纱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请
今呼朝请郎及奉朝请,并作上声。仆考《汉书》,朝请其说有二:一说汉律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此合从去声,如“窦婴不得朝请”、“王陵竟不朝请”之类是也。师古注:才姓反。又一说奉朝请,无定员,本不为官位。东京罢省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云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故韩退之、东坡诗,并作上声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汉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绵历稍深,望实稍重,然后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权既轻,其责甚重,往往人以为难。且以后汉杜诗观之,诗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称,辟大司马府,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还以状闻。世祖赐以▯戟,复使河东,剪灭贼徒,拜成皋令。且诗自功曹超三迁为侍御史,又两持使节,方为县令,则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权重不敢动摇,是以一邑之治,无难能者。观汉碑,严沂凡七为县,不以为烦,盖以此也。今人为邑,得一满秩,如释重负,虽有过人之材,孰肯希于再试乎?
○正五九到官
《随笔》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
译○魏证蒯通
起初,魏征常常劝谏太子李建成尽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等到李建成兵败被杀,李世民召见魏征,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众人心中恐惧不安,魏征却神态自若,回答说:“先太子如果听从了我的建议,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这话大概是效仿蒯通当年明知故犯的做法。起初,蒯通教唆韩信谋反,韩信被杀后,汉高祖召见蒯通说:“是你教淮阴侯谋反的吗?”蒯通回答:“是的。我本来确实教他,只是那小子不采用我的计策,所以落得如此自取灭亡的下场。如果他采用了我的计策,陛下又怎么能杀得了他呢?”这两件事虽然不同,但用意却是一样的。这都是因为不因为事情失败就立刻改变之前的言论,而是胸中有坚守才如此,不同于那些惊慌失措、立刻改变之前言论的人。因此在这里反而能看出他们的见识。
○壶关三老
戾太子遭遇巫蛊之祸,与江充率领军队互相格斗。汉武帝非常愤怒,群臣担忧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上书为太子极力辩冤,说江充秉承皇帝至高无上的命令,逼迫太子,制造奸诈,群小邪佞错谬,因此导致亲属之间的道路隔绝不通;太子进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乱臣困住,独自冤屈郁结无处申诉,忍受不了愤恨之心,起来杀了江充,恐惧之下逃亡。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是为了救难自保罢了。我私下认为太子没有邪念。这话很恰当,皇上虽然有所感悟,却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官吏包围得更加紧急,太子估计无法逃脱,就自缢身亡。接着皇上知道太子只是惶恐并无其他意图,而车千秋又为太子辩冤,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军队,罪过应当受笞刑。天子的儿子,过失误杀人,应当判什么罪?皇上大为感悟,对车千秋说:“父子之间的事,是别人难以说清的。只有你明白其中的缘由。”于是诛灭了江充全族,提拔车千秋为丞相。至于壶关三老,最终没有听说得到丝毫赏赐。这与周生谈论霍氏之事非常相似。所谓“曲突徙薪的人没有恩泽,焦头烂额的人反而成为上宾”啊。壶关三老,班固的《汉书》没有记载姓名,荀悦的《汉纪》说是令狐茂。
○古者金价
《惠帝纪》说:查看斥责皇上的人,将军赏赐四十金。郑氏说:四十金,就是四十斤金。晋灼说:近来上等二千石官员赏赐钱二万。这里说的四十金,是真正的金。下面凡是说黄金,都是真金。不说黄金,就是钱。《食货志》:黄金一斤,价值万钱。后汉何休注释《公羊传》“百金之鱼”,也说一金万钱。《缃素杂记》引用一金万钱,来证明晋王导所买练布的价格。那么一金万钱,不只是秦汉如此,从夏商周三代到晋代,没有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千百年间,金价都一样如此?今天的金价,比起古代又增加了多少倍呢?
○少翁致神
《抱朴子》说:《前汉书》和《史记》都说,齐人少翁担任文成将军,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死了,少翁能让武帝见到她。我考证《史记·武帝本纪》和《封禅书》说:“皇上宠爱的王夫人去世,少翁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的形象。”又考证《汉书·外戚传》说:“少翁在夜里招来李夫人。”《史记》说是王夫人,《汉书》说是李夫人,两种说法自然不同。《抱朴子》说两本书都说李夫人,是错误的。徐广注释《封禅书》,说《外戚传》说是“赵国的王夫人”,潘岳《悼亡诗》说“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又认为是李夫人,其不同就是这样。王子年《拾遗记》则又说“李少君在纱幕中招来李夫人”,不说少翁而说李少君。
○朝请
现在称呼朝请郎及奉朝请,都读上声。我考证《汉书》,朝请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汉律规定诸侯春天朝见天子叫朝,秋天叫请,这应该读去声,如“窦婴不得朝请”、“王陵竟不朝请”之类就是这样。颜师古注:才姓反。另一种说法是奉朝请,没有固定员额,本来不是官位。东汉废除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的意思,就是奉命参加朝会请召而已。所以韩愈、苏轼的诗,都读上声押韵。
○字人之官
古代掌管教化百姓的官职非常重要。汉代郎官出任百里之地的县令,必须资历稍深,声望实力稍重,然后才授予这个职位,不像现在限制以改秩的制度。他们的权力既轻,责任却很重,往往人们认为很难。且以后汉杜诗为例,杜诗起初担任郡功曹,有公平公正的声誉,被征召到大司马府,一年中三次升迁为侍御史,安抚洛阳,回来将情况上报。光武帝赐给他棨戟,又派他到河东,剪灭贼寇,拜为成皋令。况且杜诗从功曹越级三次升迁为侍御史,又两次持使节,才担任县令,那么他的县令职位不也很重要吗?正因为声望重,所以人们信服,权力重不敢动摇,因此治理一个县,没有不能做到的。看汉代碑刻,严沂多次担任县令,不以为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人担任县令,得到一个任期,就像卸下重担,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谁愿意希望再次尝试呢?
○正五九到官
《随笔》说:《齐书》记载高洋谋划篡夺魏国,他的臣子宋景业说,应当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说:“五月不能入官,触犯它的人不能善终。”
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晓其义。仆观前汉张敞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五月视事”。其言如是,则知前汉之俗,未尝忌五月也。然张敞在山阳监护骄贺,其责甚难,卒以无事,其后征为胶东相,亦不闻有凶横之说。又观后汉《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说,起于两汉之后,然又观《独孤及集》有《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讫”,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诸州唐人题名,见不避正、五、九处亦多。
译他的职位。”景业说:“大王身为天子,不再有下位,怎么能不终其职位呢!”这才知道这种忌讳沿袭已久,人们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观察前汉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上奏说:“臣于地节三年五月到任履职。”既然他这样说,就知道前汉的风俗,并不忌讳五月。然而张敞在山阳监督骄横的贺氏,责任非常艰难,最终平安无事,后来被征召为胶东相,也没有听说有凶险横祸的说法。又观察后汉《朔方太守碑》说:延嘉四年九月乙酉日,诏书调任衙令,五年正月到任。这才知道拘忌的说法,兴起于两汉之后。然而又观察《独孤及集》中有《为舒州到任表》说“九月到州完毕”,这才知道唐代人也有不忌讳九月的,于是考证各州唐代的题名,发现不避正月、五月、九月的地方也很多。
○汉诸君末年
前汉诸君末年,甚有异者。文帝十六年,改为后元年。其说出于新垣平之诈,候日再中,以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继而诈觉而被诛矣。景帝犹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称中元年,又六年称后元年,至三年而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屡更年号,最后更为后元,而以二年终,不知当时何所据而分中与后,谓之后,则疑若有尽,乃不讳何邪?自是之后,不复建后元之号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异者。宣帝末年号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号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号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来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谓匈奴从上游来厌之,故中国辄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晓也。
○借书一鸱
李正文《资暇集》曰:借书集,俗谓借一痴,与二痴,索二痴,还四痴。又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谚云:‘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后人生其词至三四,讹为痴。或曰痴甚无谓,当作▯。仆观《广韵》注、张孟《押韵》,所载▯字,皆曰“借书、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还郑侍郎通鉴诗》曰“借我以一鉴,饷公无两▯。”然又观鲁直诗曰“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诗曰“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又曰“去止书三箧,归亡酒一鸱。”曰“惭无安世书三箧,滥得扬雄酒一鸱。”乃作鸱夷之鸱。近见《渔隐后集》亦引黄诗为证,与仆暗合。
○丁晋公治第
丁晋公治第,杨景宗为督役,丁后籍没,而景宗贵显,乃以其第赐景宗。钱思公嫁女,令银匠龚美造妆奁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为妹婿。向者器皿,乃归美家。二事甚异。仆谓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来无定,安可强执在己者以为我有哉?岂独物然,虽天下亦莫不然。曹氏为汉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汉室者,曹氏也。司马氏为魏抗吴蜀,吴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马氏也。刘裕为晋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晋室者,刘氏也。天下事率多类此。区区之势,岂足恃哉!观杨、龚二事,甚与卫青娶平阳公主事同。
○班范议论
班史言淮南王谋反,惮汲黯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论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其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议论悬绝,虽毁人亦然。坏前汉之风俗者,莫过乎孔光、张禹。晋人谓光、禹之罪,深于莽、卓。使范晔作光、禹传,则必直书其罪而诛之也。固则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其优游不迫如此,以此见古人忠厚气象。
○汲冢书
《史记?燕世家》所载,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此说甚背经旨。前辈往往致疑。《战国策》亦有是语,司马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所由。仆尝考之,其说出于《汲冢书》。《汲冢书》凡七十五篇,出于魏安▯王墓中。其言大率与今经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国卜筮,师春是造书之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缴书》二篇,论弋射法。此类不一,今《崇文总目》有《汲冢周书》十卷。
○蔡邕女贤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后娶蔡邕女。孔氏生发,蔡氏生承、祜。时发与承俱病,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故得济,承竟病死。其贤如此,视古烈女何愧!后阅《蔡邕传》无闻,《烈女传》但载邕女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丧乱中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
译○汉诸君末年
西汉诸帝晚年,多有奇异之事。汉文帝十六年,改元为后元年。这一说法源于新垣平的欺诈,他观测到太阳两次正中的现象,认为是吉祥之兆,因此改元以求延长帝位之福,后来欺诈败露而被诛杀。汉景帝仍然沿袭此例,景帝即位的第一年,到第七年改称中元年,又过了六年改称后元年,到第三年便去世了。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屡次更改年号,最后改为后元,而以二年结束,不知当时依据什么来区分中元与后元,既然称为后元,就怀疑似乎有尽头,为何不避讳呢?从此之后,不再建立后元的年号了。然而汉宣帝、汉元帝、汉哀帝三位皇帝晚年,更有奇异之处。汉宣帝晚年年号为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见,二月回国,十二月皇帝驾崩。汉元帝晚年年号为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见,五月皇帝驾崩。汉哀帝晚年年号为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来朝见,六月皇帝驾崩。事情如此吻合,竟有如此情形。有人说匈奴从上游来压制我们,所以中国随即发生大事,这件事大概难以明白。
○借书一鸱
李正文在《资暇集》中说:借书集,俗话说是借一痴,给二痴,要二痴,还四痴。又杜预留给儿子的信中说:“书不要借给别人。古谚语说:‘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后人将嗤字增加到三四个,讹传为痴字。有人说痴字很没有意义,应当作〇字。我查看《广韵》注、张孟《押韵》,所载〇字,都说“借书、盛酒器也。”所以曾巩《还郑侍郎通鉴诗》说“借我以一鉴,饷公无两〇。”然而又看黄庭坚的诗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的诗说“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又说“去止书三箧,归亡酒一鸱。”说“惭无安世书三箧,滥得扬雄酒一鸱。”于是作鸱夷的鸱字。最近看到《渔隐后集》也引用黄诗为证,与我暗中契合。
○丁晋公治第
丁晋公修建宅第,杨景宗担任督役,丁晋公后来被抄没家产,而杨景宗显贵,于是将这座宅第赐给杨景宗。钱思公嫁女儿,让银匠龚美打造妆奁器皿,不久龚美拜官,钱思公认他为妹婿。以前的器皿,便归了龚美家。这两件事很奇异。我对人说人自己不明白罢了。天下的事物,去来没有定数,怎么可以强行执着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认为属于自己呢?岂只是事物如此,即使是天下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曹氏为汉朝平定董卓,董卓既被平定,而接受汉室的是曹氏。司马氏为魏国抵抗吴蜀,吴蜀既被抵抗,而接受魏室的是司马氏。刘裕为晋朝北伐,然而北方既被平定,而接受晋室的是刘氏。天下事大多类似这样。微小的权势,哪里值得依赖呢!看杨、龚两件事,很与卫青娶平阳公主的事相同。
○班范议论
班固的史书说淮南王谋反,忌惮汲黯坚守节操死义,至于劝说公孙弘等人,如同启发蒙昧的人一样。他的话只到此为止。范晔的史书评论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他看胡广、赵戒,如同粪土一样。何至于这样呢!两位公的议论相差悬殊,即使是毁谤别人也是如此。败坏前汉风俗的,没有超过孔光、张禹的。晋人说孔光、张禹的罪过,深于王莽、董卓。假如范晔写孔光、张禹的传记,则必定直书其罪而诛之。李固却说:“穿着儒生衣冠,传述先王言语,他的温雅是可以的。然而持禄保位,遭受阿谀的讥讽,以古人的标准来衡量,怎么能胜任呢?”他优游不迫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忠厚的气象。
○汲冢书
《史记·燕世家》所载,有人说:“禹推荐益,已经让启的人做官吏。等到年老,而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传给益。不久启与交党,攻益夺取天下。”说禹名义上传天下给益,不久实际上让启自己夺取。这个说法很违背经书旨意。前辈往往致疑。《战国策》也有此语,司马贞注说:经传没有听闻,不知来源。我曾经考证,这个说法出于《汲冢书》。《汲冢书》共七十五篇,出于魏安〇王墓中。其言论大体与现在经史相反,如说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不是二相共和。《师春》一篇,记载《左传》诸国卜筮,师春是造书之姓名。《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缴书》二篇,论弋射法。此类不一,现在《崇文总目》有《汲冢周书》十卷。
○蔡邕女贤
羊祜父亲羊道,先娶孔融女儿,后娶蔡邕女儿。孔氏生羊发,蔡氏生羊承、羊祜。当时羊发与羊承都生病,估计不能两全,于是专心养羊发,所以得以存活,羊承最终病死。其贤德如此,看古代烈女有什么惭愧!后来查阅《蔡邕传》没有听闻,《烈女传》只记载邕女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丧乱中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
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嗣,遣使以金璧赎之,琰不能死节,更为生子,谓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译建安二年,蔡琰生了两个儿子。曹操痛惜蔡邕没有后代,派遣使者用金璧将她赎回,蔡琰不能守节而死,反而又生了儿子,却称她为烈女,可以吗?史书在取舍上的谬误实在太严重了。
○古者粮给之数
古者粮给之数,尝考其大略。《周礼?廪人》“中岁人食,月三釜。”注云,六斗四升曰釜。三釜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则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汉赵充国曰:“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马日麦二斗七升也。《匈奴传》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粝十八斛。”是一人日粝六升也。《后汉?南蛮传》曰“计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晋顾臻曰:“北方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两汉上下粮给之数,所得大略如此。仆又考之,古斛甚小,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所谓人食米八升者,当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谓人食米六升者,当今一升六合。所谓人食米五升者,当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仆谓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观《张说文集?三月三日诗》“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据也,《曲水侍宴诗》“三月重三日”,此可据也。
○喉唇喉吻
或者谓《文选?沈约碑》“献替帷▯,实掌喉唇”,尚书为喉舌,而以为喉唇,无乃好异。仆谓此语承袭已久,不但约也,如宋赵伯符表曰:“无宜复司喉唇”,宋文帝目送王华等,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联句,臣偃曰:“喉唇废职方思让”,裴子野曰“张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约所言不但此碑也,于《范云墓志》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举。”是知此语,非独一处也。仆又观崔る《尚书箴》曰“龙作纳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实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说。是以胡宗愈启曰:“崇禁台喉吻之司,首岩廊股肱之寄。”
○王建袭杜意
王建诗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访浣花老翁无,与奴白饭马青刍”之意。仆考杜意,又出于傅休奕《盘中诗》,曰“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
●卷十二
○郦生事不同
《史记?郦生正传》与《朱建传》尾所述郦见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岂非以此两存之乎?《正传》所述,与今班史一同,曰:郦生闻沛公略地陈留,其麾下骑士适里中子,谓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溺之,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第言之。”骑士从容为言。沛公至高阳传舍,使召郦生入谒,见沛公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欲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摄衣,延生上坐,谢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赐食,问计安出,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不满万人,欲径入强秦,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其《正传》所言如此。《朱建传》尾则曰: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诛不义,愿得口画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何如人,使者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郦生叱使者曰:“吾高阳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自言高阳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见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
译○古时候粮食供给的数额
古时候粮食供给的数额,我曾考察过其大概。《周礼·廪人》记载:“中等年景每人食用,每月三釜。”注解说,六斗四升称为一釜。三釜就是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天的口粮,那么每天吃米六升四合。魏国李悝说:“每人每月吃一石半,五个人一整年消耗粟九十石。”这是一人每天吃米五升。汉代赵充国说:“以一匹马自己驮负,三十天的口粮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这是一人每天吃米八升,一匹马每天吃麦二斗七升。《匈奴传》说:“计算一个人三百天的口粮,用粗米十八斛。”这是一人每天吃粗米六升。《后汉书·南蛮传》说:“计算每人供给五升,用米六十万斛。”晋代顾臻说:“北方夷狄对岸,对外抵御最为紧急,士兵口粮七升。”两汉时期上下粮食供给的数额,所得到的大概就是这样。我又考察得知,古代的斛很小,汉代的二斗七升,相当于现在的五升四合。所谓每人每天吃米八升,相当于现在的二升一合六分;所谓每人每天吃米六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六合;所谓每人每天吃米五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三合半。
○重三
现在人们说五月五日叫重五,九月九日叫重九。我认为三月三日也应该叫重三。看《张说文集·三月三日诗》中有“暮春三月日重三”,这可以作为依据;《曲水侍宴诗》中有“三月重三日”,这也作为依据。
○喉唇喉吻
有人批评《文选·沈约碑》中“献替帷幄,实掌喉唇”一句,认为尚书是喉舌,却写成喉唇,未免喜好标新立异。我认为这种说法沿袭已久,不只是沈约如此,比如宋代赵伯符的表文中说:“不宜再掌管喉唇”,宋文帝目送王华等人,说:“这四位贤人是当时的杰出人才,共同掌管喉唇。”宋孝武帝曲水联句,臣子偃说:“喉唇废职方才思让”,裴子野说“张吏部有喉唇的职责”,《宋志·平南荆曲》说“多选忠义之士为喉唇”。喉唇的事例如此之多,况且沈约所说的也不止这块碑,在《范云墓志》中也说“于是担任喉唇,帝王的谋略必定被采纳。”由此可知,这种说法并非只在一处出现。我又看到崔寔《尚书箴》说“龙担任纳言,帝王的命令才顺从。山甫辅佐周朝,确实掌管喉吻。”不只是喉唇,还有喉吻的说法。因此胡宗愈的启文中说:“尊崇禁台喉吻的职司,首要的是岩廊股肱的托付。”
○王建袭用杜甫的意旨
王建诗说“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这正是杜甫“肯访浣花老翁无,与奴白饭马青刍”的意旨。我考察杜甫的意旨,又出自傅休奕《盘中诗》,说“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
●卷十二
○郦生事迹不同
《史记·郦生正传》与《朱建传》末尾所记载的郦生拜见高祖的事迹不同。太史公说:“平原君的儿子与我交好,因此得以详细论述。”难道不是因此将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吗?《正传》所记载的,与现在的班固《汉书》相同,说:郦生听说沛公攻取陈留,他麾下的骑士恰好是同乡,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而轻视人,但有大谋略,这正是我愿意追随的人。不要为我先行,如果见到沛公,就说:‘我同乡中有个郦生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都叫他狂生,他自己说我不是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喜欢儒生。各位客人戴着儒冠来的,就把他们的帽子扔进尿壶,与人说话常常大骂,不可以用儒生的身份去游说他。”郦生说:“只管去说。”骑士从容地转述。沛公到达高阳传舍,派人召郦生入内拜见,看见沛公坐在床边,让两个女子洗脚,长揖而不拜,说:“您是想要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要率领诸侯攻破秦国呢?”沛公骂道:“你这小子!天下共同苦于秦朝很久了,所以相互率领攻打秦国,为什么说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郦生说:“一定要联合义兵诛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傲慢地接见长者。”于是沛公停止洗脚,整理衣服,邀请郦生坐上座,向他道歉,郦生于是说了一番话。沛公很高兴,赐给他食物,询问计策如何施行,郦生说:“您起兵纠集的民众,不满万人,想要直接进入强大的秦国,这就是所谓的探虎口。陈留,是天下的要冲,积聚很多粮食。我熟悉那里的县令,请让我去游说他,让他归顺您。如果不听,您起兵攻打他,我做内应。”于是派遣郦生出发,沛公率领军队跟随,于是攻下陈留。《正传》所说的就是这样。《朱建传》末尾则说:沛公率领军队经过陈留,郦生跟随军队到门上拜见,说:“高阳平民郦食其,私下听说沛公在外征战,率领军队诛灭不义之人,希望能当面陈述有利的事宜。”使者进去通报,沛公正在洗脚,问是什么样的人,使者说:“相貌像大儒,穿着儒服,戴着侧注冠。”沛公说:“替我谢绝他,说我正以天下大事为务,没有空闲见儒生。”郦生叱责使者说:“我是高阳的酒徒,不是儒生!”使者再次进去报告说:“客人是天下的壮士,自称是高阳酒徒。”沛公立刻擦干脚请他进来相见,郦生向沛公作揖说:“您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