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卷三
○论语点句
《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盖于之字上点句。
○欧公论驺虞
欧阳文忠公《诗义》引贾谊《新书》，谓驺虞非兽，以证毛、郑之失。“驺乃文王之圃，而虞者，圃之司兽者也。”谓当《毛诗》未出之前，说者不闻以驺虞为兽，汉儒多言鸟兽之祥，然犹不以为言，是初无此义。仆观司马相如《封禅书》“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又曰“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盖闻其声，今视其来。”师古注：驺虞也。则是驺虞之兽，果见于武帝之时矣。太公《六韬》、《淮南子》皆曰：文王拘于▯里，散宜生得驺虞献纣。张平子《东京赋》曰“圄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何平叔《景福殿赋》曰“驺虞承献，素质仁形”。晋安帝时，新野有驺虞见。以驺虞为兽者，似此之类甚多，不可谓无是兽也。其他不可信，则太公在毛、郑之前，相如、淮南王与毛公同时，在郑之前，其言亦尔，安得不信乎？则是毛、郑之释，亦不为无据。仆又观欧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莫不毕出，吾不知其为何物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为兽者，出于近世之说乎？”仆谓欧公是未考太公《六韬》、司马相如《封禅书》与夫《淮南子》耳。
○汉唐酒价
历阳郭次象多闻，尝与仆论唐酒价。郭谓前辈引老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以此知当时酒价。然白乐天《与刘梦得沽酒闲饮诗》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当刘、白之时，酒价可太不廉哉！仆谓不然。十千一斗，乃诗人寓言，此曹子建乐府中语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诗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崔辅国诗曰“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许浑诗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涛曰“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诗曰“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类然。一斗三百钱，独见子美所云，故引以定当时之价。然诗人所言，出于一时，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别无可据。《唐?食货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验乎？又观杨松▯《谈薮》，北齐卢思道尝云“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杜诗引此，亦未可知。仆因谓郭曰：“曾知汉酒价否？”郭无以应。仆谓汉酒价每斗一千，郭谓出于何书，仆曰：“此见《典论》，曰‘孝灵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证也。”
○唐时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饮甜酒，殆不可晓。子美曰“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仆谓唐人以酒比饴蜜者，大率谓醇乎、醇者耳，非谓好饮甜酒也。且以乐天诗验之，曰“瓮头竹叶经春熟，如饧气味绿粘台”，曰“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曰“宜城酒似饧”，曰“粘台酒似饧”。乐天诗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极论，则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曰“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酒味至于甘辛，乃为佳耳。乐天之诗又如此，岂好甜酒哉？且退之诗亦自有酒味冷洌之语，又岂尝专好甜酒邪？然乐天“户大嫌甜酒”之句，正属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适口，古今所同，岂唐之所好与今异邪？三山盖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与《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峡鱼美可▯。”
○女侍中
《金石录》载：赵彦深母傅太妃碑额题“齐故女侍中宜阳国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后魏女侍中视二品，然本后宫嫔御之职，
译卷三
《论语》点句
《礼运》篇中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礼制，因此前往杞国，但那里的证据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夏代的历法。我想观察殷代的礼制，因此前往宋国，但那里的证据也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殷代的《坤乾》。”读了这段文字，才知道《论语》中“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证据不足以验证；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的证据不足以验证。”这句话，应当在“之”字上面点断句读。
欧阳修论驺虞
欧阳文忠公在《诗义》中引用贾谊的《新书》，说驺虞不是野兽，以此来证明毛亨、郑玄解释的错误。“驺是周文王的园囿，而虞是掌管园囿中野兽的官职。”他说在《毛诗》出现之前，解说者没有听说把驺虞当作野兽的，汉代儒生多谈论鸟兽的祥瑞，但还没有以此来说明，这说明最初并没有这种含义。我查看司马相如的《封禅书》中有“园囿中聚集着驺虞这样的珍奇兽群，边界上有着麋鹿那样的怪异野兽。”又说“斑纹鲜明的野兽，在我的君主园囿中快乐。白色的底子黑色的花纹，它的仪态令人喜爱。”“听说它的声音，现在看见它来。”颜师古注释说：这就是驺虞。那么驺虞这种野兽，果然在汉武帝时代就被见到了。太公的《六韬》、《淮南子》都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散宜生得到驺虞献给纣王。张平子的《东京赋》说“圈养林氏的驺虞，驯服泽马和腾黄”，何平叔的《景福殿赋》说“驺虞进献，白色的质地仁爱的形体”。晋安帝时，新野有驺虞出现。把驺虞当作野兽的，像这类记载很多，不能说没有这种野兽。其他不可信的记载，那么太公在毛亨、郑玄之前，司马相如、淮南王与毛公同时代，在郑玄之前，他们的说法也是这样，怎么能不相信呢？那么毛亨、郑玄的解释，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又看到欧阳修写《五代世家》说“我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没有不全出现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在贾谊的时代，说法就是这样。那么把驺虞当作野兽的，是出于近世的说法吗？”我说欧阳修是没有考证太公的《六韬》、司马相如的《封禅书》以及《淮南子》罢了。
汉唐酒价
历阳郭次象见闻广博，曾经和我讨论唐代的酒价。郭次象说前辈引用杜甫的诗“速令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以此来知道当时的酒价。然而白居易《与刘梦得沽酒闲饮诗》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刘禹锡、白居易的时代，酒价岂不是太不便宜了吗！我说不是这样。十千一斗，是诗人的寓言，这只是曹植乐府中的话语罢了。唐人引用这个很多，比如李白的诗说“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维的诗说“新丰美酒斗十千”，崔辅国的诗说“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许浑的诗说“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的诗说“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的诗说“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唐人说十千一斗大抵都是这样。一斗三百钱，唯独见于杜甫所说，所以引用它来确定当时的价格。然而诗人所说的，出于一时，又不知道是否真的是一斗三百钱，另外没有可以依据的。《唐书·食货志》说：德宗建中三年，禁止民间酿酒以补助军费，设置酒肆酿酒，一斛收取三千钱。这可以验证吗？又看杨松的《谈薮》，北齐卢思道曾经说“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杜甫的诗引用这个，也未可知。我因此对郭次象说：“你知道汉代的酒价吗？”郭次象无法回答。我说汉代酒价每斗一千，郭次象问出自什么书，我说：“这见于《典论》，说‘孝灵帝末年，百官沉湎于酒，一斗价值一千文。’这可以证明。”
唐时酒味
三山老人说：唐人喜欢喝甜酒，这几乎无法理解。杜甫说“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韩愈说“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我说唐人把酒比作饴糖蜂蜜的，大抵是说酒醇厚罢了，不是说喜欢喝甜酒。况且用白居易的诗来验证，他说“瓮头竹叶经春熟，如饧气味绿粘台”，说“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说“宜城酒似饧”，说“粘台酒似饧”。白居易的诗不是不说酒的甜，但要说其极论，则说“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说“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说“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酒味到了甘辛，才是好的。白居易的诗又如此，难道喜欢甜酒吗？况且韩愈的诗也有酒味冷冽的话语，又难道曾经专门喜欢甜酒吗？然而白居易“户大嫌甜酒”的诗句，正好属于韩愈不喜欢甜酒了。大抵酒味的适口，古今所同，难道唐人所喜欢的与现在不同吗？三山老人大概没有深入考证罢了。杜甫“香醪如蜜甜”的诗句，与《巴子歌》相同。《巴子歌》说“香醪甜似蜜，峡鱼美可食。”
女侍中
《金石录》记载：赵彦深母亲傅太妃碑额题写“齐故女侍中宜阳国贞穆太妃傅氏碑”，查考《北史》，后魏女侍中视同二品，然而本是后宫嫔妃的职衔，
今以宰相母为之，惟见于此。仆谓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类不一，则知当时女侍中之号，非必专处后宫嫔御，盖有近宗与夫臣下妻母为之者，正以示殊宠耳。然以宰相之母，尊为太妃，其礼可见。
译如今以宰相的母亲担任此职，仅见于此处。我认为不只是宰相的母亲，比如清河王岳母山氏被封为郡君，授予女侍中，入宫侍奉皇后；元义的妻子也被授予女侍中，封为新平郡君。这类例子不止一个，由此可知当时女侍中的名号，并非必定专属于后宫嫔妃，大概也有近亲宗室以及臣下妻母担任的，正是为了表示特殊的恩宠罢了。然而将宰相的母亲尊称为太妃，其礼仪可见一斑。
○束▯还妇
《蒯通传》曰：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韩非子》所载与此同，而其言稍异，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妇而逐之。邻媪闻之，束▯而诣之曰：“昨夜狗争骨，须火以烛之。”主悟，乃归妇。通盖用此语尔，而注不云。
○萧何强买民田宅
《邵氏闻见录》谓：《汉史?萧何传》先言何强买民田宅，上书言者数千人。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仆谓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为，信皆有之。前谓强买民田宅者，盖当功遂危疑之际；后谓买田宅必穷辟处者，盖其平居无事之时。二者自不相关，何谓反覆？高祖既定天下，于诸功臣不能无疑，萧何惧所不免，一闻鲍生之言，则遣子诣军；一闻召平之言，则悉家财佐军，急急自防，惟恐不及。当上自将兵击黥布时，何守关中，上数遣使问相国“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灭之说，复献以买田自污之计。何虽知其不可，其势不得不然，谓买民田其罪小，不释君疑其祸大。上既罢兵而归，见上书告相国强买民田事者如此之众，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国，但以民所上书笑以示相国，俾自谢而已，可见其疑至此释然。是则何买田宅，必穷辟处者，正其本心；而强买田宅，致民之讼者，盖出于不得已也。本朝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不知赵亦用萧何之术。而萧何此计，又祖王翦之故智耳。类而推之，如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日饮醇酒，弄妇人；颜真卿当安禄山牙蘖之际，日与宾客泛舟饮酒；裴度当宦官薰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谓牛羊豕具。少牢者，谓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礼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为非。《嘉▯杂志》载常禹锡判太仆，供袷享太牢，▯氐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则流俗承误如此。观唐人呼牛僧孺为太牢，呼杨虞卿为少牢，《东都赋》“太牢飨”，注：牛也。知此谬已久。
○东汉呼万岁
东汉臣下多呼万岁。冯鲂既降群盗，赦其罪，各返农桑，皆称万岁。耿恭于虏围中拜井得泉，众皆称万岁。马援曰：“今赖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纡佩青紫。”吏士皆称万岁。岁旦，门下掾王望请上太守寿，掾史皆称万岁。臣下往往若此，不以为僭。此犹可也，观汉刻中有《故民吴仲山碑》，其铭中有子孙万岁之语，民犹称万岁，官吏可知，鲜有非之者。惟窦宪为将军，至长安，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礼无臣下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所避忌者，惟此语。此语在当时不无讳避，但不至如后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恶人异己，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吕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尔。唐人如韩退之之贤，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难克也！观《李翱集》中有《与退之书》曰“如兄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词，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引拔之。若或不然，则乞丐之不暇，安肯为之先后？此退之，秦汉之间尚侠行义之豪俊耳。”观翱此言，可以见退之平日乐然推与之人，是必以顺其意故尔。翱书亲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ダ处暖昧召祸
人不可自处暧昧之地，暖昧之地，灾祸之所由生，可不戒哉！仆观晋王处
译○束〇还妇
《蒯通传》说：我的同乡有个妇人，和同乡的一位老妇人关系很好。那妇人丢失了肉，婆婆认为是她偷的，生气地赶走了她。妇人清晨经过那位关系好的老妇人家，把事情告诉了她并向她道别，老妇人说：“你安心走吧，我现在就让你的家人追你回去。”随即老妇人拿着〇去那丢肉的人家借火，说：“昨晚夜里狗抢到了肉，争斗互相咬死，借火来料理尸体。”丢肉的人家急忙追赶呼喊他们的妇人。所以，这位老妇人，并不是善于谈论游说的人；拿着〇借火，也不是让妇人回家的正道，然而事物之间有相互感应，事情有恰好合适的时机。《韩非子》所记载的与此相同，但言辞稍有不同，说：有人丢失了猪腿，怀疑是他的妇人偷的，于是赶走了她。邻居的老婆婆听到了，拿着〇前去对他说：“昨晚狗争骨头，需要火来照亮它。”主人醒悟，于是让妇人回家。蒯通大概是用这个典故，但注释中没有说明。
○萧何强买民田宅
《邵氏闻见录》说：《汉书·萧何传》先前说萧何强行购买百姓的田宅，上书告发的人有几千。后来又说萧何购买田宅，必定选择偏僻的地方，不修筑围墙房屋，说：“如果后代贤能，就效法我的节俭；如果不贤能，也不会被权贵之家夺取。”他前后言行如此反复，不可信。我认为史家的记载，并不是反复矛盾。揣度萧何的行为，确实都有。前面说强行购买百姓田宅，大概是在功成之后面临危险猜忌的时候；后面说购买田宅必定选择偏僻之处，大概是在平时无事的时候。这两者本来互不相关，为什么说反复？高祖平定天下后，对各位功臣不能没有猜疑，萧何害怕自己不能免祸，一听到鲍生的话，就派儿子去军中；一听到召平的话，就拿出全部家财资助军队，急切地自我防备，惟恐来不及。当高祖亲自率军攻打黥布时，萧何镇守关中，高祖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门客用灭族的说法恐吓他，又献上买田自污的计策。萧何虽然知道这不对，但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认为买百姓田宅的罪过较小，不能消除君主的猜疑则祸患更大。高祖罢兵归来，看到上书告发相国强买田宅的人这么多，帝心才安定。所以不怪罪相国，只是把百姓上书的事笑着给相国看，让他自我谢罪罢了，可见他的猜疑至此完全消除。那么，萧何买田宅必定选择偏僻之处，正是他的本心；而强买田宅，导致百姓诉讼，大概是出于不得已。本朝赵韩王赵普强买别人的第宅，聚敛财货，被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不知道赵普也用了萧何的计策。而萧何这个计策，又源自王翦的旧智。类推起来，像陈平在吕氏专权有异议的时候，每天喝醇酒，玩弄妇人；颜真卿在安禄山阴谋酝酿的时候，每天和宾客泛舟饮酒；裴度在宦官权势熏天的时候，退居绿野堂，把酒赋诗，不问世事。古人明哲保身的计策都这样，都是为了断绝君主的猜疑。
○太牢
太牢，是指牛、羊、猪都具备。少牢，是指去掉牛，只用羊和猪。现在的人于是把牛当作太牢，羊当作少牢，不知道太牢里有羊，少牢里有猪。《礼记》说“郊祀用特牲而社稷用太牢”，又说“卿大夫用少牢，士用特猪”，又说“特羊”。现在士大夫往往沿袭俗例使用，不认为是错的。《嘉〇杂志》记载常禹锡担任太仆寺卿，供给袷享的太牢，〇氐只供给特牛，而不供给羊和猪。那么流俗承袭错误就是这样。看唐人称呼牛僧孺为太牢，称呼杨虞卿为少牢，《东都赋》“太牢飨”，注释说：牛。知道这个错误已经很久了。
○东汉呼万岁
东汉臣下多呼万岁。冯鲂平定了群盗，赦免了他们的罪，各自返回农耕，都称万岁。耿恭在敌寇包围中拜井得到泉水，众人都称万岁。马援说：“现在依靠士大夫的力量，蒙受大恩，佩戴青紫官印。”吏士都称万岁。岁首，门下掾王望请求给太守祝寿，掾史都称万岁。臣下往往这样，不认为是僭越。这还可以理解，看汉刻中有《故民吴仲山碑》，其铭文中有子孙万岁的语句，平民还称万岁，官吏就更不用说了，很少非议的。只有窦宪担任将军，到了长安，尚书以下商议要拜见他，伏地称万岁。韩棱严肃地说：“礼制没有臣下称万岁的规定！”商议的人都感到惭愧。所避忌的，只有这句话。这句话在当时不无忌讳，但不至于像后世那样切齿痛恨。
○喜人附己
喜欢别人依附自己，厌恶别人与自己意见不同，人的性情大多如此。王安石任用曾布、吕惠卿之类的人，导致天下多事，正是这个原因。唐人如韩愈那样贤能，也不能免此毛病。确实私心难以克服！看《李翱集》中有《与退之书》说“像兄长也颇好贤，必须非常有文才，又能依附自己，顺从我的意愿，就提拔他。如果不这样，那么连乞讨都来不及，怎么肯为他引荐？这韩愈，不过是秦汉之间崇尚侠义行为的豪俊罢了。”看李翱这话，可以知道韩愈平时乐于推举的人，必定是因为顺从他的意思。李翱的书信亲自折服韩愈的毛病，想必不虚假。
○周ダ处暖昧召祸
人不可以把自己置于暧昧不明的境地，暧昧不明的境地，是灾祸产生的根源，能不警惕吗！我看晋王处
仲作乱，刘隗劝帝尽诛王氏，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周ダ将入，导呼ダ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ダ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纯，申救甚至。帝纳其言。ダ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ダ。ダ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ダ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衔之。处仲既得志，问导曰：“周ダ南北之望，当登三司。”导不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又不答。处仲曰：“若不尔，当诛。”又无言。ダ竟至死。导后检中书故事，见ダ表救己殷勤款至，执表涕泣告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此ダ自召祸端，无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ダ盖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应，出入殿门有扬扬自得之色，且至有杀赋奴之骂？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则其在内可知，不惟不能救己，反以陷己必矣，安得无此疑？当此之际，虽使善人长者，亦所不能堪，导岂陷贤者？当处仲三问而三不答，可见导中心有不能堪者。ダ死而后，方知向者讠也讠也见拒之际，乃拳拳申救之时，吁无及矣，人谁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处于暧昧之地，而况立朝于危疑之际，尤为难事，稍有间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开祸隙以示人哉？宜ダ之不得其死也，将以避恩，反以召祸，哀哉！
译王敦作乱，刘隗劝皇帝尽数诛杀王氏族人。王导率领宗族亲属到宫阙请罪，恰逢周顒将要入宫，王导呼唤周顒说：“伯仁，我把全家百口的性命托付给你了！”周顒径直入宫不予理睬。见到皇帝后，周顒陈述王导忠诚纯正，极力营救，言辞恳切。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周顒心中欢喜，饮酒大醉而出。王导还在宫门外，又呼唤周顒。周顒不与他说话，回头对左右随从说：“今天杀了这贼奴，就能得到斗大的金印系在腰间。”周顒出宫后，又上表为王导辩白，言辞非常恳切。王导不知道他救了自己，反而对他怀恨在心。王敦得志后，问王导说：“周顒是南北方所敬仰的人，应当位列三公。”王导不回答。王敦又说：“如果不任三公，就应当任尚书令或仆射。”王导又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这样，就杀了他。”王导依然无言。周顒最终被杀。王导后来查阅中书省的旧档，看到周顒上表救自己情意殷勤、恳切至极，拿着奏表流泪哭泣，告诉儿子们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在九泉之下，我辜负了这位良友！”这是周顒自己招致祸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救人而不让人知道，周顒大概是想显示公道，志向并非不好，然而暗中极力营救，不显示私恩，这就够了。何必告诉了他却不回应，出入殿门还带着扬扬自得的神色，甚至说出杀贼奴的骂语？外表和言语尚且如此，那么内心如何可想而知，不仅不能救自己，反而必定会陷害自己，怎么能没有这种猜疑呢？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善良长者，也受不了，王导难道是陷害贤人的人吗？当王敦三次发问而王导三次不回答时，可见王导内心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周顒死后，才知道先前那些傲慢拒绝的时候，正是他恳切营救的时候，唉，已经来不及了，谁能知道呢！由此可知人不可把自己置于暧昧不明的境地，何况在朝廷危疑之际，尤其困难，稍有缝隙，性命就无法保全，怎么能明显地开启祸端来示人呢？周顒不得好死是理所当然的，本想回避恩惠，反而招来祸患，可悲啊！
○古文奇字
刘▯尝从扬雄学作奇字。所谓奇字者，古文之变体者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甄丰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唐书?艺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韩退之谓略识奇字是也。仆怪司马相如赋，其间古字聱牙，殆不可读，而当时天子，一见大悦，则知当时君臣素明古字之学。后世士大夫读书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谓古字之学，漫不复传，往往以为不急之务，而不知有不识字之诮。
○妇人封命
汉制：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称也。仆观杜佑《通典》注，谓晋亦有之，如羊祜卒二岁而吴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庙，依萧何故事，封其夫人为万岁乡君。又诏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绶，皆如郡公侯之类是也。仆谓此不见妇人封命夫死从子之意。观《南史》宋鄱阳侯孟怀玉之母封檀国太夫人，有司奏行，当时御史中丞袁豹劾谓，妇人从夫爵，怀玉父绰见为大司农，妻不宜从子。于是奏免尚书等官。又观《通典》，谓唐世命妇各视其夫、子之品，若夫、子两有官及爵，从高荫。然观欧阳询妻徐夫人墓志，谓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寻加渤海郡夫人，后以子封，乃为太县君，似亦太夫人之意。盖其子官卑，未当封母为太夫人故也。
○杨胡有后
后汉杨震九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翊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征，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显族。此见《杨震传》，而《前汉书?杨敞传》不言所祖喜者，《汉书?鲍宣传》后历叙汉末清节之士，如龚、蒋之徒，又不及杨宝者，其殆史之逸乎？敞无甚可纪。震、秉、赐、彪四世荣显者，无亦杨宝之所遗乎？又胡广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王莽居摄，刚解衣冠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隐于屠肆之间。后广仕汉，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功名ピ赫，汉世鲜俪。推原所自，是亦胡刚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与应曜同，是皆啬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后昆之庆如此。《汉书?高士传》不载所谓胡刚者，不因胡广立传。所谓刚者，孰得而知之？又知当时清节之士，遗逸于史笔者多矣。仆因表而出之。晋之▯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后也。考《世系》，杨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汉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为相，以奉行故事劝宣帝，人以为识时务之宜。仆谓当是之时，固欲奉行故事。所谓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纲而已，节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学，大率施为乖陋无取，岂足为后世法程？于此不为厘正，顾乃例循故辙，魏相之识，于是为陋。仆观贡禹一书，有以知当时敝政，不便于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数千人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未必称武帝之意。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时，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禹之此言，正讥魏相，又及于齐三服、官属、金银器、织室、马厩，种种过度，费用不赀，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
译○古文奇字
刘歆曾经跟随扬雄学习书写奇字。所谓的奇字，是古文的变体。自从秦朝废除古文后，出现了八种字体：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王莽时期，让甄丰修订古文，又有了六书：一叫古文，即孔子家壁中发现的书；二叫奇字，与古文不同之处；三叫篆书，即秦朝的篆书；四叫佐书，即隶书；五叫缪篆，用于摹印；六叫鸟书，用于书写幡信。《唐书·艺文志》中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喜好古文奇字，韩愈所说的“略识奇字”就是这个意思。我奇怪司马相如的赋中，那些古字艰涩难懂，几乎无法阅读，而当时的天子一看却非常高兴，由此可知当时的君臣向来通晓古字之学。后世的士大夫读书作文，只求应付眼前，其他不太去探求理解。所谓古字之学，逐渐不再流传，人们往往认为它是不紧急的事务，却不知道会招致不识字的讥讽。
○妇人封命
汉朝的制度：列侯的妻子称为夫人，列侯死后，儿子继承列侯爵位，才能称为太夫人，父亲死后儿子没有封侯，就不能称太夫人。我看杜佑《通典》的注解说，晋朝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羊祜死后两年吴国平定，武帝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于是用策书告知羊祜的庙，依照萧何的先例，封他的夫人为万岁乡君。又下诏给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都授予夫人、世子的印绶，都像郡公侯这类情况一样。我认为这没有体现妇人封命、丈夫死后随儿子爵位的意思。看《南史》记载，宋鄱阳侯孟怀玉的母亲被封为檀国太夫人，有关部门上奏执行，当时的御史中丞袁豹弹劾说，妇人应随丈夫的爵位，孟怀玉的父亲孟绰当时任大司农，妻子不应该随儿子。于是上奏免去了尚书等官员的职务。又看《通典》说，唐朝命妇各自参照其丈夫、儿子的品级，如果丈夫、儿子都有官职及爵位，就按高的荫庇。然而看欧阳询妻子徐夫人的墓志，说徐夫人起初凭借丈夫的恩宠被封为渤海郡君，不久加封为渤海郡夫人，后来凭借儿子封爵，才成为太县君，似乎也有太夫人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她的儿子官位低微，不应当封母亲为太夫人所以这样吧。
○杨胡有后
后汉杨震的九世祖杨喜，在高祖时，因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在昭帝时担任丞相，被封为安平侯。父亲杨宝，研习欧阳《尚书》，在哀帝、平帝时期，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翊一起被征召，于是逃遁不知去向；光武帝推崇他的节操，建武年间，公车征召，他因年老多病没有前往，死在家中。杨震的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四代担任太尉，德行功业相继，是东京的显赫家族。这在《杨震传》中有记载，而《前汉书·杨敞传》没有提到祖先杨喜，《汉书·鲍宣传》后来叙述汉末清高节操之士，如龚胜、蒋翊等人，也没有提到杨宝，这大概是史书的遗漏吧？杨敞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荣耀显赫，难道不是杨宝遗留下来的吗？又胡广的六世祖胡刚，清高有志节，王莽居摄时，胡刚脱下衣冠挂在府门离去，于是逃亡到交趾，隐没在屠宰市场之间。后来胡广在汉朝做官，在公台任职三十多年，历经六代皇帝，功名显赫，汉朝很少能比得上。推究其根源，这也是胡刚蓄积德行不显露，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两件事正与应曜相同，都是收敛光芒而不炫耀，所以福泽后代如此深厚。《汉书·高士传》没有记载所谓的胡刚，不因为胡广而为他立传。所谓的胡刚，谁能知道呢？又可知当时清高节操之士，被史官遗漏的很多了。我因此特意提出来说明。晋朝的杨期，唐朝的杨元琰，都是杨震的后代。考证《世系》，杨氏在唐朝做宰相的有十一人，如此兴盛。
○汉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担任丞相，用奉行旧例来劝谏宣帝，人们认为这是识时务的适宜做法。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固然想要奉行旧例。所谓奉行旧例，只是遵循其大纲罢了，细节中不完善的地方，怎么能不改正？霍光不学习，大体上施政乖谬粗陋无可取之处，难道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度吗？在这里不加以纠正，反而照例遵循旧辙，魏相的见识，在这里就显得浅陋了。我看贡禹的一篇上书，由此知道当时弊政，不便于执行的很多。他的话中有说“武帝选取美女数千人填满后宫。等到武帝去世，昭帝年幼体弱，霍光专权，不懂礼制正道，胡乱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活禽，共一百九十种物品，全部埋藏起来。又都把后宫女子安置在园陵，大失礼制，违背天意，未必符合武帝的意愿。昭帝驾崩，霍光又这样做。到了孝宣帝时，群臣也跟随旧例，非常令人痛心。所以使天下承袭教化，选取女子都大大过度，诸侯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养歌女多达数十人，因此宫内多怨妇，宫外多旷夫，以及众百姓埋葬，都虚耗地上以充实地下。这些过错从上而生，都是大臣遵循旧例的罪过。”贡禹的这些话，正是讥讽魏相，又涉及到齐三服、官属、金银器、织室、马厩，种种过度，费用不可计量，这些都是武帝开创的弊端。
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责也，魏相号为中兴贤相，而因陋承弊，不以为怪，是可不为痛惜也哉！
译如果沿袭旧制而不加以变革，其弊端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光武帝不足以责备，魏相号称是中兴时期的贤相，却因循陋习、承袭弊政，不觉得奇怪，这难道不值得痛惜吗！
○晋史舛误
庾岂攵曰：“峤森森如千丈松，磊▯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庾岂攵传》作温峤。《世说》与《和峤传》作和峤。《晋书》、《世说》并言，周嵩因酒以烛投兄岂攵，岂攵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谟小字，当言“阿嵩火攻”，误以阿嵩为阿奴也。《王祥传》曰：祥，汉谏议大夫吉之后。案王吉在汉宣帝时为谏大夫。而谏议大夫，起于光武之世，谓谏议大夫亦误也。
○班马史文
《容斋随笔》曰：《汉书》袁种告盎饮亡何，《史记》谓曰饮亡苛。二义不同。仆谓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实一义耳。观《汉书?贾谊传》，谓“大谴大何”，《新书》谓“大谴大苛”，可证也。史传又有传写讹舛，而认以为正文。如《汉书?卫绾传》“不孰何绾”，而《史记》作“不谯呵绾”，疑《史记》谓“不谁何绾”，传写误以为谯呵也。又如《史记》谓，大将军出窳浑，《汉书》则曰出窳浑。《汉书》谓禽黎为河綦侯，《功臣表》则曰乌黎。《汉书》谓调虽为常乐侯，《功臣表》则曰稠睢。此类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鱼鲁之耳。
●卷四
○公子非暴胜之字
武帝末，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威震州郡。隽不疑上谒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颜注：公子，胜之字也。仆谓此公子者，如言贵公子耳，非称其字也。固虽当时风俗之厚，不应以一介之士，与部使者初未相识，进谒之始称其字之理。颜之推谓字以表德，古者无嫌，岂其然乎？且孔门弟子称仲尼者，是退而记其所言，非当面之称也。
○张辅妄论班史
晋张辅尝论班固不如司马迁有三：其一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仆取《史记》、《汉书》复之，知辅之言为甚妄。二史铺叙错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详错之所陈，而迁史略而不载耳。其贬错之词，迁则有之；嘉错之忠，固何尝亡是？而张辅反云尔者，殆不可晓。传文平叙无可言者，只以赞验之，可见其妄。太史公曰：“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正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班固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免见害，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观此，亦可以见二公之去取矣。张辅言此，无乃不考其故乎？
○赵周守节优劣
士大夫不幸遗其亲于不测之地，要当委曲回护，无戾吾大节可也。苟惟固执忠义，不顾其亲，君子无取焉。仆观汉赵苞、晋周▯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当此逆境，然全身远害，正在人区处耳。赵苞为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为贼所虏，贼出母示苞，苞悲号泣谓母曰：“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遂进破贼，母、妻被害。苞谓人曰：“食禄以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欧血而死。周▯为梓潼太守，遣骑送母、妻归，道为苻坚将所获，▯不得已亦降。坚以为尚书郎，▯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仕乎？”坚乃止。▯虽在秦，抗节不挠，时人以谓有苏武之贤。夫苞守区区之节，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义，虽死奚益？▯能全其母，而节亦未尝亏，忠孝两全，正圣门所深贵者。故士大夫脱有不幸，当为周城，无为赵苞。又尝观田邑《报冯衍书》曰：“间者老母诸弟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傥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就戮，妻子横分，邑之愿也！”呜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赵苞之徒与？
○汉宣亲政事
《邵氏闻见录》曰：《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揽万几，厉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
译○晋史舛误
庾亮说：“和峤森严如千丈青松，节理分明，若用于大厦，有栋梁之效。”《庾亮传》中写作温峤。《世说新语》与《和峤传》中写作和峤。《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周嵩因醉酒用蜡烛投掷兄长周顗，周顗说：“阿奴用火攻，固然是下策。”按“阿奴”是周谟的小字，应当说“阿嵩火攻”，误将阿嵩当作阿奴了。《王祥传》说：王祥是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按王吉在汉宣帝时担任的是谏大夫。而谏议大夫这一官职，始于光武帝时期，称王吉为谏议大夫也是错误的。
○班马史文
《容斋随笔》说：《汉书》中袁种告发晁盎饮酒无节制，《史记》中说是饮酒无苛求。两义不同。我认为“何”、“苛”二字，古时通用，实为一个意思。看《汉书·贾谊传》，说“大谴大何”，《新书》说“大谴大苛”，可以证明这一点。史传中又有传抄讹误，却被当作正文的情况。如《汉书·卫绾传》中“不孰何绾”，而《史记》作“不谯呵绾”，怀疑《史记》原为“不谁何绾”，传抄时误作谯呵。又如《史记》说，大将军出窳浑，《汉书》则说出窳浑。《汉书》说禽黎为河綦侯，《功臣表》则说乌黎。《汉书》说调虽为常乐侯，《功臣表》则说稠睢。此类情况很多，往往是因为字形相近而弄错罢了。
●卷四
○公子非暴胜之字
汉武帝末年，盗贼群起，暴胜之任直指使者，身穿绣衣，手持斧钺，追捕盗贼，威震州郡。隽不疑上谒说：“我隐居海边，久闻暴公子的威名。”颜师古注：公子，是暴胜之的字。我认为这里的公子，如同说贵公子罢了，并非称呼他的字。固然当时风俗淳厚，也不应有一介之士，与部使者初不相识，在初次进谒时就称呼其字的道理。颜之推说字用来表德，古时没有嫌疑，难道真是这样吗？况且孔门弟子称孔子为仲尼，是退下来记录他的言论，并非当面称呼。
○张辅妄论班史
晋代张辅曾论述班固不如司马迁有三点：第一点是毁贬晁错，伤害了忠臣的道义。我查阅《史记》、《汉书》复核，知道张辅的话非常荒谬。两部史书铺叙晁错的事，大体相同，只是班固的史书详细记载了晁错所陈述的内容，而司马迁的史书略去不载罢了。那贬低晁错的言辞，司马迁有；嘉奖晁错的忠诚，班固何尝没有？而张辅反而这样说，实在不可理解。传文平叙无可指责，只以赞语验证，可见其荒谬。太史公说：“晁错任家令时，多次进言不被采用，后来独揽大权，多有变更，诸侯发难，不及时匡正补救，想报私仇，反而因此丧命。俗话说：‘改变古制扰乱常理，不死则亡。’”这难道是晁错等人说的吗？班固说：“晁错锐意为国家深谋远虑，却难免遭受祸害，可悲啊！晁错虽然不得善终，世人哀怜他的忠诚，所以论述他施行的言论著录于篇。”看这些，也可以看出两位史家的取舍了。张辅这样说，岂不是没有考察其中的缘故吗？
○赵周守节优劣
士大夫不幸将亲人遗留在危险之地，应当委曲周全地保护，不违背自己的大节就可以了。如果只固执于忠义，不顾及亲人，君子是不取的。我看汉代赵苞、晋代周虓两件事，深深哀悼士大夫不幸遭遇这种逆境，然而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正在于人的处置罢了。赵苞任辽西太守，派使者迎接母亲、妻子到郡城，路上被贼人俘虏，贼人拿出母亲给赵苞看，赵苞悲号哭泣对母亲说：“如今我是王的臣子，道义上不能顾惜私恩而毁损忠节，只有万死，无法弥补罪过。”于是进击破贼，母亲、妻子被害。赵苞对人说：“食禄以逃避危难，不是忠；杀母以成全道义，不是孝。”呕血而死。周虓任梓潼太守，派骑兵送母亲、妻子回家，路上被苻坚的将领抓获，周虓不得已也投降了。苻坚让他任尚书郎，周虓说：“蒙受国家厚恩，才到今天。只是老母被俘，在此失节。母子得以保全，是秦国的恩惠。即使是公侯的尊贵，也不以为荣，何况郎官呢？”苻坚于是作罢。周虓虽然在秦国，但坚守节操不屈服，当时人认为他有苏武的贤德。赵苞坚守小小的节操，不能保全他的母亲，这是匹夫的道义，即使死了有什么益处？周虓能保全他的母亲，而节操也未尝亏损，忠孝两全，正是圣门所深深看重的。所以士大夫若有不幸，应当效法周虓，不要效法赵苞。又曾看田邑《报冯衍书》说：“近来老母众弟被军队抓获，而我安然不顾，难道不是看重节操吗？倘若故朝还在，忠义可以建立，即使老亲被杀，妻子儿女分散，也是我的愿望！”唉，还忍心说吗！像田邑这样的人，也是赵苞之流吧？
○汉宣亲政事
《邵氏闻见录》说：《前汉书·循吏传》说：孝宣帝自从霍光死后，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励精图治，每五天听政一次，自丞相以下，各自奉职而退。每五天听政一次，史臣认为是美事，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