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矣。
○拟妇人不以其伦
汉人拟人不以其伦，不特男子，于妇人亦然。仆观霍光妻霍显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张▯传》谓，群臣阿窦宪，至比邓夫人于文母。《郭辅碑》曰“笃生七子，钟天之祉，堂堂四俊，硕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圣母”。《刘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亲诗》“穆穆显妣，志侔姜姒。”动以古圣母为比，岂其类乎？
译罢了。
○ 拟议妇人却不合乎其身份类别
汉代人拟议人物却不合乎其身份类别，不只是对男子如此，对于妇人也是这样。我观察霍光的妻子霍显被比作祁太伯的母亲祁夫人。《张〇传》中说，群臣阿谀窦宪，甚至将邓夫人比作文母。《郭辅碑》说：“孕育了七个儿子，承受了上天的福泽，四位才俊仪表堂堂、才德兼备且温婉聪慧，三位王妃仪态美好，德行追随着太姒。”《李翊夫人碑》说：“夫人的德行配得上古代的圣母。”《刘夫人碑》说：“德行配得上古代的列女任姒。”王粲的《思亲诗》说：“端庄显赫的母亲，志向与姜后、太姒等同。”动不动就用古代的圣母来作比，这难道合乎她们的身份类别吗？
○东汉注
唐太子贤引事注《东汉书》，极有不可晓者，如《匈奴传》论曰：“窦宪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注谓天公，天子也。前书云，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与乎天公？而此云尔，甚不可解。
○杨牧二子
范史载，“杨牧，富波相。孙奇”云云，而不及其子。仆考汉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统，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阳令者。统在金城，威德并行，功效显著；而繁阳令以叔父忧去官，吏民攀辕卧辙，不得去。既去，历年上书乞留，至二千余人，输谷万斛，助官振贫，乞还杨君，可见其政得民之深。虽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迹见于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补吏文之佚云。
○汉人作字
《华山庙碑》以中宗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为仲泥，民皆非之，谓帝者庙号，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为仲泥，则狎侮之罪，大于子云之准易。仆谓不然，汉人作字不一，有省笔者，有增笔者。省笔如写爵作时、写鹤作▯之类是也，增笔如写春作春、写秋作秋之类是也，又有假借字体，如以仲为中、以泥为尼之类是也，此皆当时之习所尚。自后世观之，则怪也。且莫尊于天地，而汉人书天地字为尧坠、昊苍为浩仓，岂如此书便不敬天地邪？后世以省文作字为简薄，而今碑乃以增笔作字为不虔，亦过矣。
○张说误引宋▯世系
张说撰《宋▯遗爱颂》，有曰“尚书东汉之雅望，黄门北齐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济其美。”盖指宋均与宋钦道也。仆考之，钦道固▯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与传所著甚明，可证也。此史文差误耳。又如《后汉?循吏传》“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为姓童，考碑乃姓黄耳，非童也。有士大夫为童氏作墓志，远引恢为言，此谬正与宗均同。史传人名，率多差误，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于舛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为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正前汉中尉昌之后，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说碑自宜引此。
○碑阴
今碑阴列人姓名著由钱下项，盖汉碑之体。汉人碑刻，率多门生故吏所出钱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韩敕碑》阴条六十二人，曲成侯王▯二百，不为多矣，表而出之，可见汉世钱重如此。又今州郡间有祥瑞之证，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汉碑之体。
○唐书叙事疏卤
《唐书》叙事疏卤甚多，如李绛救郑▯一段，《唐书》载，绛曰：“▯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考绛《论事集》，则曰“身居宰参，泄陛下密谋于奸臣，虽行同犬彘，性如枭獍，亦不至此。况▯颇识名节，莫是同列不便，造为此谋。”且吉甫与绛同事，不应对君直言吉甫内治之丑，亦须婉为之辞。观集然后知史文之失。又如论采择良家子事，传曰“绛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无侍者，命访闾里，以赀致之。彼不谕朕意，故至哗扰。’乃悉归所取。”其述宪宗改过不吝，如是而已。而《论事集》则曰“明日，延英对见，上举手谓绛曰：‘昨日见卿状所论事，非尽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宫中，难知外事，已后脱有处分不合事宜，须依此论谏，不得遂成朕错。朕或未从，直须两度三度恳论，以至于五六，以开悟为限。’”观此，又有以见宪宗有导人使谏之诚心，而史没而不载，可恨也已！按《论事集》系当时蒋偕作序，知集中之语，所载为甚的。
○陈惊坐
《前汉书?陈遵传》云：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目其人为“陈惊坐”。王僧虔《名画录》说陈惊坐异是，曰：陈遵，杜陵人，善篆书。每坐，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
○晋有二阿大
世称王徽之为王大，词有王大访
译东汉注
唐太子李贤引用事例为《后汉书》作注，其中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例如《匈奴传》的论赞说：“窦宪同时享有两位护匈奴中郎将的恩宠，为了私人的福分，抛弃并轻蔑了天子的公正。”注解说天公就是天子。前书说，老秃翁为什么首鼠两端？秃翁就是天公。秃翁和天公有什么关系？而这里这样说，实在令人不解。
杨牧二子
范晔的《后汉书》记载：“杨牧，富波相。孙奇”等等，却没有提到他的儿子。我考证汉代碑刻，找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杨统，任金城太守；另一个是幼子，任繁阳令。杨统在金城任职时，威德并行，功效显著；而繁阳令因为叔父去世守孝而离职，官吏百姓拉着车辕躺在车辙上挽留，使他无法离去。他离开后，历年间上书请求他留下的有两千多人，运送粮食一万斛，帮助官府救济贫困，请求让杨君回来，可见他的政令深得民心。即使是召公、杜伯那样的贤臣，又怎么会有这样的盛况？两个儿子的功绩在碑刻上清晰可见，而史官却不记载他们的名字，真是令人遗憾！因此我表而出之，以补史文之缺漏。
汉人作字
《华山庙碑》把中宗写成仲宗，《郭究碑》把仲尼写成仲泥，人们都非议这种做法，认为帝王的庙号，却借用其他字代替，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把孔子写成仲泥，那么轻慢侮辱的罪过，比扬雄写《太玄》还大。我认为不是这样，汉代人写字不统一，有省略笔画的，有增加笔画的。省略笔画如把爵写成时、把鹤写成〇之类；增加笔画如把春写成春、把秋写成秋之类；还有假借字体，如把仲写成中、把泥写成尼之类，这些都是当时崇尚的习惯。从后世来看，就觉得奇怪了。况且没有比天地更尊贵的，而汉代人书写天地二字为尧坠、昊苍为浩仓，难道这样写就不敬天地了吗？后世认为省略文字是简慢轻薄，而现在碑刻却认为增加笔画是不虔诚，这也太过分了。
张说误引宋〇世系
张说撰写《宋〇遗爱颂》，其中有“尚书东汉之雅望，黄门北齐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济其美”的话。大概是指宋均和宋钦道。我考证后得知，钦道确实是宋〇的后代，而宋均却姓宗，不姓宋。查考宋均、宗均的碑文和传记记载得很清楚，可以证明。这是史文的错误。又如《后汉书·循吏传》中的“不其令童恢”，现在的人都认为他姓童，考证碑文才知道他姓黄，不姓童。有士大夫为童氏作墓志，远远地引用童恢作为论据，这错误正好和宗均的情况相同。史传中的人名，大多有错误，可以推考的依据，只靠姓氏罢了。而姓氏如果到了错谬的地步，假使这两个名字稍有不同，就会把一个人指成两个人了。我又考证《唐世系》，宋〇正是前汉中尉宋昌的后代，宋昌从代邸迎接并拥立文帝，功劳很大。张说的碑文本来应该引用这个。
碑阴
现在碑阴列出的姓名写在捐款数额下面，这是汉碑的体制。汉代的碑刻，大多是由门生故吏出资建立的，所以都记下他们的名字。《韩敕碑》碑阴列出六十二人，曲成侯王〇二百人，不算多了，表而出之，可见汉代钱币贵重到了这种程度。又如今州郡间有祥瑞的凭证，用那些物品刻在石头上的，也是汉碑的体制。
唐书叙事疏卤
《唐书》叙事疏漏粗率的地方很多，比如李绛救郑〇这一段，《唐书》记载，李绛说：“〇担任宰相，懂得名节，不应该像犬猪枭獍那样，与奸臣在外勾结，恐怕吉甫权势压制内心忌恨，编造丑恶的言辞。”考证李绛的《论事集》，则说“身居宰相参知政事，向奸臣泄露陛下的密谋，即使行为像犬猪，本性像枭獍，也不至于这样。何况〇颇懂名节，难道是同事中有人不便，编造了这个阴谋。”况且吉甫与李绛同朝为官，不应该对君主直言吉甫在内廷治理的丑恶，也必须委婉地措辞。看了文集才知道史文的失误。又如议论采择良家子的事，传记说“李绛上疏云云，皇帝说：‘朕因为丹王等人没有侍从，命令访求民间，用钱财招致他们。他们不明白朕的意思，所以到了喧哗扰乱的地步。’于是把所选取的人全部遣返。”它叙述宪宗改过不吝，就是这样而已。而《论事集》则说“第二天，在延英殿对见，皇上举手对李绛说：‘昨天看到你的奏状所议论的事，不是尽忠怎么能达到？这是我深居宫中，难以知道外事，以后如果有处分不合事宜，必须依照这个议论劝谏，不能让我形成错误。朕如果没有听从，必须两次三次恳切议论，以至于五六次，以开导醒悟为限度。’”看了这个，又可以看出宪宗有引导人劝谏的诚心，而史书隐没不记载，真是可恨啊！查考《论事集》是当时蒋偕作的序，知道集中的话语，记载得非常确切。
陈惊坐
《前汉书·陈遵传》说：当时列侯中有与陈遵同姓同名的，每次到门口说“陈孟公”，在座的人没有不震动的。等到来了发现不是，因此称那个人为“陈惊坐”。王僧虔《名画录》说的陈惊坐与此不同，说：陈遵，杜陵人，擅长篆书。每次在座，一坐都震惊，当时人称他为“陈惊坐”。
晋有二阿大
世人称王徽之为王大，词句中有王大访
戴之语。此虽戏谑，仆间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应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献之，皆见本传。四肃之，传不载，见王氏谱。仆又考之，晋有两王大。或称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谓“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罗罗清疏”，“王大劝恭饮，恭不饮”，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谓“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僧弥王大选草”，此指王悦耳。悦，导长子。导尝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为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谱牒亦自不同。人见忱、悦二字相似，又且同时，俱称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译戴逵的话。这虽然是戏言，我偶尔考证了一下，王羲之有七个儿子，王徽之是第三个儿子，不应该排行老大。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都见于本传。王肃之，本传没有记载，见于王氏族谱。我又考证了一下，晋朝有两个王大。有的称他为阿大，有的是小名，有的是排行。如果说“王大本来就很明净”，“阿大清朗疏放”，“王大劝王恭喝酒，王恭不喝”，这是指王忱。王忱的小名叫佛大，所以这样说。如果说“一门叔父中，有阿大中郎”，“和阿大交谈不断，不能回家”，“僧弥王大选草”，这是指王悦。王悦是王导的长子。王导曾说：“不要让大郎知道”，所以知道他是排行。王忱是王坦之的小儿子，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族谱自然不同。人们看到“忱”、“悦”二字相似，而且又是同时代人，都称王大、阿大，往往疑惑而不能分辨，所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王胡之字
《世说》云：“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注：阿龄，王胡之小字。仆谓胡之本字修龄，呼阿龄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犹桓公呼殷源为阿源、王处仲呼王平子为阿平之类也。阿之一字，顾所施用，有缀以姓者，有缀以名者，有缀以字者，有缀以第行者。缀以姓如阿阮，缀以名如阿戎，缀以字如阿平，缀以第行如阿大，讵可因其称阿，遂以为小字乎？注又谓，王恺妻，桓温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恺也。
○薛戎事
《唐书?薛戎传》云：柳冕为福建使，辟戎为佐。冕病免，复为藩府交奏，稍迁河南令，累迁浙东观察使。载戎履历，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转侍御史给事中，拜刑部员外郎，改河南令，迁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浚荻塘百余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观察浙东而卒。其更迭内外如许之多，凡典四州，并不一见。传文疏略如此之甚，不独一《薛戎传》如此，他传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无浮夸，然载履历则甚详且确也。故仆于碑率以此补史文之阙，又考《越州题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东观察使，长庆元年九月，随表入觐而卒。碑与传皆言薨于越州，此为不同。
○姚泓徐敬业
《逸史》载：唐南岳僧，有人绿毛覆体来僧前，云是晋姚泓，“当时我国为刘裕所灭，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我实泓也。”因陈晋末历代事如指诸掌。有史氏阙而不书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此说不经，难以为信，往往见于杂说，史传无闻，好事者附会亦未可知。又如徐敬业事，《唐书》则曰：敬业亡命，不知所之。而《纪闻》所载甚详，谓敬业擒所养似己者斩之，而敬业逃入山为僧。天宝初，有老僧年九十余，名住括者，正敬业也。而《本事诗》亦言敬业之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敬业为衡山僧，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周岁卒。杂说所载，有可以裨史传之阙者，而荒诞者在所不取，《龙城录》亦载其事。
○孔门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陈、蔡一时所从之徒，非谓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后人错认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为十哲。而学宫之中，▯素坐于夫子殿上，其余弟子则绘立于两庑之下。虽曾参之贤，亦不预殿上之列，谓参非十哲之数也。至于州县每岁春秋释奠，亦以此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袭至今，而莫之革也。仆又推而上之，观东汉末徐干《中论》有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原宪之清，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则知此说自汉已然，不止于唐也。
○兴雨祈祈
颜之推《家训》引班固《灵台诗》“祈祈甘雨”之句，以为诗之“有氵▯萋萋，兴云祈祈”，当是兴雨，俗写误耳。赵明诚又据《汉无极山碑》“兴云祈祈”之语，以谓毛诗本作云字，后来皆作雨字，因颜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传》“兴雨祈祈”，以证此语非起于颜氏。仆谓古人引经书语，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云雨皆一意，安用区别？且“兴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观《盐铁论》亦有是语，岂止雄邪？然《前汉?食货志》乃作“兴云祈祈”，要之，曰雨、曰云二说初无定论，且班固一人，其说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颖达《正义》谓，定本作兴雨，或作兴云，误也。
○子美棕拂诗
渔隐云：杜子美《棕拂子诗》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山谷谓事见《新唐书》，适从何处来者也？仆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后，山谷引之误矣。仆谓扇驱苍蝇，宋史尝有是说。然杜诗此联，初非用故事。盖棕拂者，唐人用以驱蝇。杜诗之意，谓此虽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驱苍蝇，非谓代白羽以除苍蝇也。杜诗二
译○王胡之的字
《世说新语》说：“谢太傅对真长说，阿龄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些过于严厉。”注解说：阿龄，是王胡之的小名。我认为王胡之本来的字是修龄，称呼他阿龄，就是称呼他的字，而不是小名。就像桓公称呼殷源为阿源、王处仲称呼王平子为阿平这类情况一样。“阿”这个字，看使用情况，有连在姓氏后面的，有连在名字后面的，有连在字后面的，有连在排行后面的。连在姓氏后面如阿阮，连在名字后面如阿戎，连在字后面如阿平，连在排行后面如阿大，难道能因为称呼中有“阿”字，就认为是小名吗？注解说又认为，王恺的妻子，是桓温的第二个女儿，不知道其实是桓温弟弟桓愉的女儿，而不是王恺的女儿。
○薛戎的事迹
《唐书·薛戎传》说：柳冕担任福建使，征召薛戎作为助手。柳冕因病免职，薛戎又被藩镇官府接连奏请任用，逐渐升任河南令，多次升迁后担任浙东观察使。记载薛戎的履历，仅此而已。用《元稹碑》来考证，薛戎转任侍御史、给事中，拜授刑部员外郎，改任河南令，升任衢州刺史，不到一个月政绩就显现出来，调任湖州刺史，疏浚荻塘一百多里，改任常州刺史，没过几个月，又任越州刺史，仍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观察浙东，最终去世。他内外官职更迭如此之多，总共掌管过四个州，史传中都没有提及。传记文字疏漏简略到如此程度，不仅仅《薛戎传》是这样，其他传记也常常如此。大概碑文叙述事迹，不免有些浮夸，但记载履历却非常详细确切。所以我对于碑文，通常用它来补充史书文字的缺失，又考证《越州题名》说：薛戎在元和十二年正月，从常州刺史被任命为浙东观察使，长庆元年九月，随表入京朝见皇帝时去世。碑文和史传都说他死在越州，这里有所不同。
○姚泓与徐敬业
《逸史》记载：唐代南岳有一位僧人，有个人绿毛覆盖全身来到僧人面前，说是晋朝的姚泓，“当时我国被刘裕所灭，刘裕找不到我，于是找一个相貌像我的人，斩首以立威。我才是真正的姚泓。”于是陈述晋末历代的事情，如同指着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有史官遗漏而没有记载的事情。又说淮南王刘安其实是升仙了，而司马迁、班固却把他描述为因叛逆而被处死。这种说法不合常理，难以相信，往往见于杂家言论，正史传记中没有听闻，好事者附会也可能。又如徐敬业的事，《唐书》说：徐敬业逃亡，不知去向。而《纪闻》记载得很详细，说徐敬业擒获自己培养的长得像自己的人斩首，而徐敬业逃入山中做了僧人。天宝初年，有个老僧人年纪九十多，名叫住括的，正是徐敬业。而《本事诗》也说徐敬业兵败，与骆宾王一起逃跑，追捕没有抓到。徐敬业做了衡山僧人，骆宾王也剃度遍游名山，到灵隐寺满一年去世。杂家言论所记载的，有可以补充史传缺失的地方，而荒诞不经的则不予采纳，《龙城录》也记载了这件事。
○孔门十哲
四科，是孔子所说的在陈、蔡一时跟随他的弟子，并不是说七十二个弟子中只有这十个人。后人误解了孔子的意思，于是把四科的人称为十哲。而在学宫之中，十哲坐在孔子殿上，其余弟子则画在两旁廊下站立。即使是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也不列入殿上的行列，说曾参不在十哲的数目之中。至于州县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也以此作为升降等级的标准，违背孔子的意思太严重了。考证这个制度，从唐代就已经这样，沿袭至今，而没有改革它。我又向上推究，看东汉末年徐干的《中论》中有说：“人的品行没有比孝更大的，没有比清更高的。曾参的孝，原宪的清，不能与子游、子夏列在四行的科目中，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如子游、子夏。”就知道这种说法从汉代就已经有了，不仅仅在唐代。
○兴雨祈祈
颜之推《家训》引用班固《灵台诗》“祈祈甘雨”的句子，认为《诗经》中的“有氵〇萋萋，兴云祈祈”，应当是兴雨，俗写错误罢了。赵明诚又根据《汉无极山碑》“兴云祈祈”的话，认为《毛诗》原本作云字，后来都作雨字，是因为颜之推而改的。洪氏又引用《左雄传》“兴雨祈祈”，来证明这句话不是起源于颜氏。我认为古人引用经书的话，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文字，而且云雨意思相同，何必区别？况且“兴雨祈祈”，在左雄之前就已经有人引用了。看《盐铁论》也有这句话，难道只有左雄吗？然而《前汉书·食货志》却作“兴云祈祈”，总之，说雨、说云两种说法起初没有定论，而且班固一个人，他的说法也自相矛盾，何况其他人呢？这是不能拘泥于其中一种说法的。孔颖达《正义》说，定本作兴雨，有的作兴云，是错误的。
○子美棕拂诗
渔隐说：杜甫《棕拂子诗》说“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黄庭坚说这件事见于《新唐书》，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按此是元稹的事，在杜甫之后，黄庭坚引用它错了。我认为扇驱苍蝇，宋史曾经有这样的说法。然而杜甫这首诗这两句，起初并不是用典故。大概棕拂，唐人用来驱赶苍蝇。杜甫诗的意思，是说这虽然不足以代替白羽扇，也可以驱赶苍蝇，并不是说代替白羽扇来驱赶苍蝇。杜甫诗二
意，而山谷以一意认之，故有此误。韦应物亦有《棕榈蝇拂歌》曰“棕榈为拂登君席，青蝇撩乱飞四壁。”举此可验杜诗之意。
译心意，而黄庭坚却以一种固定的理解去认定它，所以产生了这个错误。韦应物也有《棕榈蝇拂歌》写道：“棕榈制成的拂尘登上您的席位，青蝇纷乱地飞向四面墙壁。”举出这首诗可以验证杜甫诗歌的本意。
○李白事说者不一
李白事所说不一。魏颢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朋游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就，许中书舍人。以张洎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乐史作《别集序》，则又曰：“上与太真在沉香亭赏木芍药，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词》。白宿酲未解，援笔赋之。会高力士挟脱靴之恨，谮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辄为妃沮。”刘全白作《碣记》，又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为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范传正《新墓碑》曰：“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论当世务，草答蕃书，玄宗嘉之，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既而上疏请远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其说纷纭不同如此，惟乐史所说颇与传文合。传曰：白供奉翰林，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レ其诗以激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之。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归山，帝赐金放还。所载亦如此。仆谓李白不容于朝，固虽因高力士之谮，然其为人疏旷不密，观传正所谓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又观李阳冰《草堂集序》，谓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就滂，疑其于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机。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
○五更转
陈伏知道《从军五更转》，有曰“一更刁斗鸣，校尉连连城。遥闻射雕骑，悬惮将军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开弓并月，聊持剑比霜”，“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落梅花，误忆柳园人”，似此五转。今教坊以五更演为五曲，为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词，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卷十九
○诗谶
《王直方诗话》举东坡、少游、后山数诗，以为诗谶。渔隐以为不然，谓人之得失生丧，自有定数，乌有所谓诗谶云者，其不达理如此。仆谓此说亦失之偏。诗谶之说，不可谓无之，但不可谓诗诗皆有谶也，其应也，往往出于一时之作。事之与言，适然相会，岂可以为常哉？渔隐举东坡诗之不应者为证，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祸福之来，必有先兆，固有托于梦寐影响之间。而诗者，吾之心声也，事物变态，皆能写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征，安知其不形见于此哉？但泥于诗谶则不可。
○诗句相近
唐人诗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诗“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武元衡诗“河阳县里玉人间”；姚合诗“文字当酒▯否”；贾岛诗“灯下南华卷，祛愁当酒▯否”，许浑诗“百年便作千年计”，李后主诗“人生不满百，刚作千年画”；柳子厚诗“款乃一声山水绿”，张文昌诗“离琴一声罢，山水有余辉”；姚合诗“买石得花饶”，王建诗“买石得云饶”；王维诗“珥笔趋丹陛”，储光羲诗“珥笔趋文陛”；杜牧之诗“乞酒缓愁肠”，武元衡诗“歌酒换离愁”；刘瑗诗“侍儿能劝酒，贵客解弹琴”，王无功诗“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杜子美诗“试吟青玉案，莫弄紫罗囊”，刘梦得诗“学堂青玉案，彩服紫罗囊”；孟东野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许浑诗“雨中耕白水，云外▯青山”。此类甚多。
○白蛾蔽日
《汉纪》“白蛾蔽日”，师古注：蛾，蚕蛾，音五河反。仆谓蛾，古蚁字，经史间多读蛾为蚁，如《礼记》“蛾子时术之”是也。《萧何传》“发纵指示”，注：子用反，发纵，谓解纵而放之。仆谓纵即踪字
译关于李白的记载，说法各不相同。魏颢在《文集序》中说：“唐玄宗出游时召见李白，李白当时正与权贵朋友饮酒，等到半醉时，让他起草出师诏书，他不打草稿就写好了，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因为张洎的谗言而被驱逐，游历于海岱之间，年纪五十多岁了，还没有俸禄和官位。”乐史在《别集序》中则又说：“皇上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观赏木芍药，命令李龟年拿着金花笺宣召李白，让他立刻进献《清平词》。李白宿醉未醒，提笔赋词。恰逢高力士怀有脱靴之恨，向贵妃进谗言，因此皇上三次想给李白官职，都被贵妃阻止。”刘全白在《碣记》中又说：“天宝初年，玄宗征召李白为翰林待诏，因为撰写和蕃书信，并上呈《宣唐鸿猷》一篇，皇上很看重他，想把起草诏令的职务交给他，被同僚诽谤，下诏让他归隐山林，于是浪迹天下。”范传正的《新墓碑》说：“天宝初年，李白在金銮殿被召见，谈论当世事务，起草答复蕃邦的书信，玄宗嘉奖他，于是让他直隶翰林院，专门掌管机密命令，将要授予他司言的职务。有一天，泛舟白莲池，李白不在宴会上，皇上欢乐已极，召李白作序，当时李白喝醉了，在翰苑中命令高将军扶着他登上船，优厚宠信到了这种地步。不久李白上疏请求远离故乡，玄宗非常爱惜他的才华，或许担心他乘着酒醉出入官署，不能不议论温室中的树木，恐怕招致后患，爱惜他而驱逐了他。”他们的说法纷纭不同就像这样，只有乐史的说法与传记记载比较吻合。传记说：李白供奉翰林，仍然与酒徒在市井中醉酒。皇上坐在沉香亭，心中有所感触，想要李白创作乐章。召他进来，而李白已经醉了，左右侍从用水洗脸，稍微清醒后，授笔成文，婉转华丽而精当切题，皇上喜爱他的才华。李白常常侍奉皇上，喝醉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以此为耻，修改他的诗句来激怒贵妃。皇上想给李白官职，贵妃就阻止他。李白自己知道不被亲近的人所容，恳求归隐山林，皇上赐金放还。所载内容也是如此。我认为李白不被朝廷容纳，固然因为高力士的谗言，然而他为人疏放旷达而不周密，看范传正所说的乘着酒醉出入官署，不能不议论温室中的树木，又看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说他在翰林院中，询问国家政事，暗中起草诏令，没有人知道，丑化正直的同僚，陷害能人使其受祸，怀疑他在醉中曾经泄露宫中的机密。或许如此，明皇因此疏远他。
陈伏知道的《从军五更转》，其中有“一更刁斗鸣，校尉连连城。遥闻射雕骑，悬惮将军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开弓并月，聊持剑比霜”，“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落梅花，误忆柳园人”，像这样的五转。现在教坊把五更演变为五首曲子，在街市上演唱，才知道有由来。半夜吹角唱词，吹奏《落梅花》，这种意境也很久了。
卷十九
《王直方诗话》列举东坡、少游、后山的几首诗，认为是诗谶。渔隐认为不是这样，说人的得失生死，自有定数，哪里有所谓诗谶呢，他不通事理到了这种地步。我说这种说法也失之偏颇。诗谶的说法，不能说没有，但也不能说每首诗都有谶语，它的应验，往往出于一时的作品。事情与言语，偶然相合，怎么可以当作常理呢？渔隐举东坡诗中不应验的作为证据，可笑他愚蠢。大概吉凶祸福的到来，必有先兆，固然寄托在梦境影响之间。而诗，是我的心声，事物的变化，都能写出来，何况隐约的吉凶征兆，怎么知道它不显现于此呢？只是拘泥于诗谶则不可。
唐人的诗句各不相同，固然有采纳前人意思的，也有偶然暗合的。如李白诗“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武元衡诗“河阳县里玉人间”；姚合诗“文字当酒否”；贾岛诗“灯下南华卷，祛愁当酒否”，许浑诗“百年便作千年计”，李后主诗“人生不满百，刚作千年画”；柳子厚诗“款乃一声山水绿”，张文昌诗“离琴一声罢，山水有余辉”；姚合诗“买石得花饶”，王建诗“买石得云饶”；王维诗“珥笔趋丹陛”，储光羲诗“珥笔趋文陛”；杜牧之诗“乞酒缓愁肠”，武元衡诗“歌酒换离愁”；刘瑗诗“侍儿能劝酒，贵客解弹琴”，王无功诗“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杜子美诗“试吟青玉案，莫弄紫罗囊”，刘梦得诗“学堂青玉案，彩服紫罗囊”；孟东野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许浑诗“雨中耕白水，云外青山”。这类情况很多。
《汉纪》“白蛾蔽日”，师古注：蛾，蚕蛾，音五河反。我说蛾，是古蚁字，经史中多读蛾为蚁，如《礼记》“蛾子时术之”就是这样。《萧何传》“发纵指示”，注：子用反，发纵，谓解纵而放之。我说纵即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