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猎赋》中“鸿沆茫”的“茫”字读音为莽，白居易《雪诗》中“寒销春苍茫”，又说“野道何茫苍”，注解都标明读上声。近代苏舜钦的诗也说“淮天苍茫背残腊，江上委蛇逢旧春”，他在自注中说“苍茫”读仄声。将“茫”字作仄声使用，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译○蔡邕

《蔡邕传》记载：光和元年七月，皇帝下诏让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前往金马门，询问灾异之事。蔡邕尽心竭力地回答。这些事都记录在《五行志》中。注解说：那部志书如今已失传，而《续汉志》只引用了蝗虫和雌鸡变雄这两件事。我考察蔡邕的文集，当时他回答诏问共有八件事：一是虹蜕；二是白衣人进入德阳门；三是雌鸡变为雄鸡；四是日食、地震，风雨不合时令，瘟疫流行，狂风折断树木；五是五星位置错乱；六是蝗虫在冬天出现；七是平城门武库房屋倒塌；八是命令蔡邕分别装入黑色封套密封呈上，不要泄露所问之事。蔡邕的回答都有依据，但史传都没有记载。史传文字说献帝迁都长安，董卓的宾客想要尊崇董卓比肩姜太公，称他为尚父，蔡邕认为应当等到关东平定之后，再商议此事。看文集中有《表太尉董公为相国》这一篇奏表，言辞非常恳切，说董卓的功劳可比肩周公、霍光，却只位列三公，与众人无异，应当任命他为相国，地位在太傅之上，允许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这也是史传中没有听到的。由此可知，后来董卓担任相国，正是蔡邕所启奏的。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书》说：牛僧孺三次被贬到循州，本传没有记载，这是遗漏疏略。我查验牛僧孿的墓志铭以及神道碑，知道《新书》所说的确实可信。墓志铭说：河南少尹吕述给李太尉写信，说“刘稹被攻破，消息传到，您出声叹息遗憾。”皇上看到吕述的信，从十月到十二月，您总共三次被贬到循州担任员外长史。神道碑也说：向来忌恨您的人构陷您与刘从谏谋反，皇上发怒，一个月内三次贬您到循州任长史。我又看韩云卿所写的《徐昕碑》说，徐昕担任并州录事参军，相国姚元之担任法曹，部属诬陷姚元之有谋反的迹象。武则天临朝称制，正树立刑罚威严，下诏让徐昕审问查究，徐昕上表证明姚元之清白，武则天大怒，将要处以鼎镬之刑，最终能够辨明是非而释放他。徐昕有如此伟大的操守，唐史却不记载这件事。徐昕就是王有功的弟弟。王有功能在雷震般的朝廷中保全仁恕，史家非常嘉许赞美，而徐昕的事也是这样，埋没而不被记载，可以说对兄长记载得当，对弟弟却有所缺失。

○误引毕万后

曹植写《王仲宣诔》说：“流裔毕万，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向秀注解说，秦国有王离、王翦，汉国有五侯，这就是扬名。我按王粲是毕公高的后代，毕国封在魏地，十代之后，文侯兴盛，到孙子时称惠王，于是以王为姓氏。而秦国的王离、王翦，是周太子晋的后代。汉国的五侯，是齐国田和的后代。这三派原本互不相干，而这里引用王离、王翦、五侯作为毕氏的后裔，说他们条分叶散，是错误的。所以新莽时期姚的孙子，以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宗室，并且禁止元城王氏与四姓通婚，而自己却娶了王〇的女儿，魏国东莱王王基为儿子娶了太原王沉的女儿，都不以为嫌忌，大概是因为知道这个道理。庾信写《宇文杰墓志》，也有这个错误。《文苑策问》说“巨君之姓，曾非驭鹤之苗。”

○童乌已已

童乌，旧说认为是扬雄的小名。有一位老先生读《法言》，把“吾家之童”作为一句，把“乌”连乎字读作“呜呼”，认为是感叹声，似乎也更有道理。我看后汉《郑固碑》说“大男有扬乌之才，年七岁而夭折。”苏顺赋诗说“童乌何寿之不将。”当时距离扬雄去世不久，所举的例子想必不错。于是知道童乌是扬雄儿子的小名。又看韩愈写《薛公达墓志》，集本说“以公仪之子为我后”，石本说“以公仪之子已已后我。”赵德夫说已已，大概是他的小字。我看《金石录》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察其中的人名姓字，与今本传记，大多有差错，有的把字当作名，有的把名当作字，有的增减不同，像这类情况十之七八。唐朝距离这里二三百年，姓字明显记载在史册中的，尚且难以分辨，何况所谓的小名小字呢！这更加晦暗不明，难以查考。《南史》中王询也小字童乌。

○鲁直诗体

黄庭坚的诗说：“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现在人们说这种诗体是黄庭坚首创。我认为不是这样，唐诗中这种诗体很多。张〇说“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说“柳吴兴近无消息，张长公贫苦寂寥”；贯休说“郭尚父休夸塞北，裴中令莫说淮西”；杜荀鹤说“卷一箔丝供钓线，种千林竹作渔竿”，都是这种句法。读起来似乎觉得格格不入，其实合乎音律。

○禁用黄

禁门叫黄闼，公府叫黄阁，郡治叫黄堂。三公的黄阁，前代史书没有解释其含义，人们往往不得其说。查《礼记》，士〇与天子相同，公侯大夫则不同。郑玄注解说：士地位低贱，与君主相同，不嫌忌。朱门大开，是当阳的正色。三公与天子礼仪等级相差无几，所以用黄色装饰阁以示谦卑。大概是汉朝的制度，张超《与陈公笺》说“拜黄阁将

译“有日”就是这样。这在沈约的《宋志》中有记载，而卫宏的《汉仪》也称丞相办公的阁为黄阁。有人不理解，认为三公接近君主，所以称为黄阁。然而名为黄阁，起初并不是因为使用黄色。我又考证《南史》中“何尚之与婢女一起清洗黄阁”的记载，更加确信黄阁并非虚名。郡府中的黄堂，源于春申君在郡时，涂抹雌黄以压制火灾，于是成为黄堂的典故，外臣及下属的居室很少有称为黄的。然而服饰方面尚未禁止，往往臣下也通用黄色。自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采用隋朝制度，天子常服黄袍，于是禁止士人百姓穿着，而禁止穿黄从此开始。到了唐明皇天宝年间，因为韦韬上奏说“御案床褥，望去呈紫色，用黄色制作”，臣下就一切不得使用黄色了。敕书旧时用白纸，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施行的制度已成为永久法式，白纸容易生虫蛀蚀，于是改用黄纸。任命将相的制书用黄麻纸，如果是学士起草的制书，不从中书省发出，所以单独用白麻纸，因此有黄麻、白麻的区别。诏书，晋代多用青纸，见于楚王伦、太子等传记，所以刘禹锡诗中说“优诏发青纸”。表章也用黄纸，看《前燕录》记载岷山公在黄纸上写表，《北史》记载邢邵替人作表，自己买黄纸写好后送去，由此可知古人上下书写所用的纸张不拘泥于此。李肇《翰林志》说：“凡是赐予、征召、宣索、处分称为诏，用白藤纸；安抚军旅称为书，用黄麻纸；道观荐告的词文，用青藤纸，称为青词；凡是各陵荐告的上表，用白麻纸。”《石林燕语》说：“唐代中书制诏有四种：画纸而施行的，叫发、叫敕，用黄麻纸；承旨而执行的，叫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用涓黄纸。有人说这是取其不生虫蛀。”《东斋杂记》记载治平年间，因为馆中书籍多生虫蛀，改用黄纸抄写。又可知由白改黄的，往往是因为避虫蛀的缘故，并非专门为了君命而如此。

译○晋郑焉依

《左传》中“晋、郑焉依”一句，其中的“焉”字如今读作“延”音，而不是“嫣”音。然而看庾信有“晋、郑靡依”的说法，那是读作“嫣”音了。考查《颜氏家训》及诸子书籍，“焉”字是鸟名。有人说作为语词时都读“嫣”音。自从葛洪依据《字苑》区分“焉”字的音义后，如果解释为“何”、解释为“安”，应当读“嫣”音，例如“于焉嘉客”、“于焉逍遥”、“焉用佞”、“焉得仁”之类就是。如果是句末助词或语气助词，应当读“延”音，例如“有民人焉”、“晋、郑焉依”之类就是。江南至今分为两种读音，河北则混为一种读音。那么“晋、郑焉依”的意思，是说晋国和郑国相互依靠罢了。“焉”是语气助词，而庾信说“靡依”，就失去了原意。

○徐彭年谬论

世间流传的《徐彭年家范》大多包含错误的言论。关于开元钱的解释，徐彭年说：唐明皇时期，有个富户叫王元宝，因此命令铸钱的机构，都在钱上书写他的名字，于是有了“元宝”二字，举世都把它当作宝贝。后来又说：通宝，这种钱背面有指甲痕迹的，是开元皇帝时铸造的，那是杨贵妃的指甲。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查考得知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年间铸造的，所谓指甲痕迹那是文德皇后的，不是杨贵妃的。那钱上的文字，有时循环读作“开通元宝”。徐彭年既然说“元宝”二字是用王元宝的名字，那么这钱就是“开通”了，而不是“开元”，怎么可以指为开元皇帝时的钱呢？又怎么会有国家铸钱，却书写王元宝名字的道理呢？徐彭年不知依据什么而错误地提出这种说法。我查看《玉泉子》记载：钱文有“元宝”名字，因此被称作王元宝，怀疑徐彭年误引了这条记载。

○开元乾元二钱

我曾经奇怪开元钱流传至今四五百年，而在各种钱币中最好且最多，因而加以考据。唐朝的钱币现在能看到的有两种：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查考《食货志》，开元通宝是高祖时铸造的，直径八分，大小轻重适中。其文字用八分、篆、隶三种字体。洛、并、幽、益、桂等州都设置铸钱监，赐给秦王、齐王各三座炉，右仆射裴寂一座炉。高宗再次推行开元通宝钱，天下都铸造它。玄宗也铸造这种钱，京师的储藏遍布天下。而乾元重宝钱，是肃宗命令第五琦铸造的，钱直径一寸，每串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同时使用，一枚当十枚。第五琦当宰相后，命令绛州铸造这种钱，直径一寸二分，每串重二十斤，与开元通宝并行使用，一枚当十枚。乾元钱只在肃宗朝铸造，而开元钱在历代朝廷都铸造，所以至今尚多。

○事见于前

披甲上马以显示可以任用，人们只知道马援，不知道这件事先见于廉颇；埋葬母亲选择万家之地，人们只知道韩信，不知道这件事先见于秦太后；日暮路远，倒行逆施，人们只知道主父偃，不知道这件事先见于伍子胥；高鸟尽，良弓藏，人们只知道韩信，不知道这件事先见于范蠡；饮醇酒，弄妇女，人们只知道陈平，不知道这件事先见于信陵君；败军之将，不可语勇，人们只知道广武君以此回答韩信，不知道范蠡以此告诉越国人；不知佞人为谁，人们只知道唐太宗以此斥责宇文士及，不知道魏常以此告诉高欢。这类情况极多，姑且列举大略。查考《史记·伍子胥传》、《前汉书·主父偃传》都说“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此处疑有脱误〕错误地把“施”字当作“旅”字，多出了“于道”二字。《史记·主父偃传》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的事，《前汉书·匈奴传》所载很简略，只说：“竟宁元年，单于入朝，愿意娶汉朝女子为妻。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给单于，单于欢喜。”如此而已。而《西京杂记》记载得很详细，说：元帝后宫既多，不能常见，于是让画工画肖像，按照画像召幸她们。众人都贿赂画工，多的十万，少的也不少于五万，只有王嫱不肯，于是不能得见。后来匈奴入朝，请求美人做阏氏，于是皇上按照画像让昭君前往。等到出发时，召见，容貌是后宫第一，善于应对，举止闲雅。皇帝后悔，但名籍已定，皇帝重视不失信于外国，所以不再更换人选。于是彻底追查此事，画工毛延寿等人都被处死。《后汉书·匈奴传》记载此事，与《西京杂记》稍有不同，说：起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当时呼韩邪单于来朝，皇帝敕令以宫女五人赐给他。昭君入宫，多年，不能得见皇帝，积怨悲愤，于是请求掖庭令让自己前往。呼韩邪临别，大会，皇帝召来五女展示，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盼生辉，惊动左右。皇帝见之大惊，想留下她，但难于失信。如果按《西京杂记》所说，则是昭君因为不贿赂画工的原因，导致元帝误选自己前往。如果按《后汉书》所说，则是昭君因为久不得见皇帝，所以发愤自请前往。两种说法既不同，而《后汉书》且不闻毛延寿之说。《乐府解题》所说接近《西京杂记》，《琴操》所说接近《后

译《汉书·匈奴传》。然而其间又自有不同，《琴操》说单于派遣使者来朝贺，皇帝设宴款待他们，召集所有后宫妃嫔，询问谁愿意前往，王昭君盛装打扮请求前往。如果按照《琴操》所说，那么是单于的使者来朝见，而不是单于本人来朝见；王昭君是在皇帝面前主动请求前往，而不是因为掖庭令征召才去的。两者矛盾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前汉书》既然记载简略，应当以《后汉书》为正确标准，其他各种说法纷纭杂乱，不值得深入依据。

译○嵇康集

《嵇康传》说：嵇康喜欢谈论义理，擅长写文章，撰写了《高士传赞》，作了《太师箴》、《声无哀乐论》。我得到了毗陵贺方回家中收藏抄写的《嵇康集》十卷，其中有诗六十八首。如今《文选》所收录的嵇康诗只有两三首。《文选》只收录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篇，不知道还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文选》只收录了《养生论》一篇，不知道还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多字，辩论得非常详尽。集中还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篇、《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章，它们的辞意玄妙深远，大都根植于义理，读起来可以想见当时的风雅情趣。《崇文总目》说《嵇康集》十卷，正是这个本子。《唐·艺文志》说《嵇康集》十五卷，不知道另外五卷指的是什么。

○东道主等语

自从《左传》有“倚郑为东道主”的话，后汉光武帝对耿弇、邓晨等人，都称他们为“北道主人”。《北史》中魏孝武帝对咸阳王说：“昨天得到你的主簿担任南道主人。”于是又有南道主人的说法。在史传之间，唯独没有听说过西道主人的说法。又看《赵肃传》，独孤信向东讨伐，赵肃监督粮草储备，军用不竭，周文帝对人说：“赵肃可以说是洛阳主人了。”又有洛阳主人的说法。《容斋随笔》只引用《左传》、《后汉》中“东道主人”、“北道主人”的出处，而不考证其他。

○抑扬人物

褒贬人物，固然自有其体例。唐代史官赞颂韩愈，就说：“自视司马迁、扬雄、班固以下都不值得一谈。”韩愈评价柳宗元的文章，就说：“他的文章雄浑深沉、典雅刚健，像司马迁，崔骃、蔡邕不值得多加称道。”不过如此罢了。李阳冰作《李白集序》说：“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诗经》、《楚辞》以来，驱使屈原、宋玉，鞭挞扬雄、司马相如，千载独步，只有您一人。”扬雄、司马相如有什么罪过，竟至于被鞭挞呢？这可以说是不善于品评人物了。

○阿堵此君

现在人称钱为阿堵，大概是祖述王衍的话。阿堵，是晋人的方言，犹言这个罢了。王衍当时指着钱说这话，并非真把钱叫做阿堵。现在直接称钱为阿堵，不知道阿堵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况且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谢安说：“明公何必在墙上挂这些阿堵辈。”殷仲堪说：“理应在阿堵上。”这些都是说阿堵，难道一定是钱吗？这与王子猷把竹称为此君的意思相同，裴迪诗中称“竹君”的就是这个意思。

●卷九

○李陆娱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过问家事，自我满足，如果不是胸中能摆脱世俗牵累，是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的。我读《陆贾》、《李迁哲》两篇传记，深深喜爱他们得到了晚年自娱的乐趣。陆贾担任太中大夫，回家后喜好游乐，拿出袋中的财物，分给五个儿子，让他们各自经营产业。陆贾常带着百金宝剑，乘坐安车驷马，跟随歌鼓瑟的侍者十人，与诸子约定“经过女儿家，女儿供给人马酒食的费用，最多十天就更换。所死之家，能得到宝剑、车骑、侍从的人。一年中以往来过其他客人，通常不超过两次，多次击鲜（宰杀活物），不要长久地搅扰女儿。”李迁哲任刺史归来，妾媵多达上百人，男女六十九人，沿着汉水十里之间，宅第相连，姬媵有子女的分别住在其中，各有童仆、侍婢、守门人守护。迁哲每次吹笳开道跟随，往来其间，纵酒欢宴，尽享平生之乐。子孙参见，有时忘记他们的名字，翻开名册来审察。两位老人在晚年能如此自享，这难道不是高明的见识吗？那些斤斤计较口腹之欲，耗尽心力，为子孙谋生，直到老死也不知停止的人，人与人的贤愚相差多少呢！

○魏舒无聊

人在世间，不必富裕有余，粗茶淡饭足以祭祀祖先，心中无事，子孙同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不然，即使官位尊贵、年岁高寿，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晋代魏舒位居司徒，年八十二，官位并非不尊贵，寿命并非不高，然而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先去世了，孤独一人，愁苦无聊，天子于是下诏来安抚他，说“魏舒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处于穷困孤独的痛苦中，每每为此感到悲伤哀悼，思考如何排解忧愁、保养元气、增加滋味和物品，于是赐予阳燧和安车，出入观省，以此来排解忧愁。”恩宠是恩宠了，快乐在哪里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还不如一个普通士人，没有荣耀也没有耻辱，悠闲地在蓬荜之下，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团聚欢笑，和气满怀，有值得快乐的地方。道理不可深究，既然给了他尊贵，又给了他长寿，为什么又不给他后代来安慰他的心呢？难道不是给他翅膀却去掉他的角吗？天如果这样，为什么又不削减他的有余，补充他的不足呢？现在给了他尊贵，又给了他长寿，却不给他后代，使他悲苦无聊，那么所给的尊贵和长寿，对他的快乐毫无补益，又不如不给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