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孝宣而上，不亲揽天下之政可知矣。仆谓邵氏错认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后，始亲万几者，谓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专。光薨后，宣帝始得亲政事。非谓宣帝以前人主不亲政事也。
译从汉宣帝以前，皇帝不亲自掌管天下政务，这是可以推知的。我认为邵氏误解了这层意思。史书记载汉宣帝在霍光去世后才开始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是说霍光在世时，政令由霍光发出，宣帝无法独断专行。霍光死后，宣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并不是说宣帝以前的君主都不亲自处理政务。
○荆轲
邹阳曰：“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应劭云：“荆轲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没也。”师古云：此说谓湛七族，无荆字也。寻诸史籍，荆轲无湛族之事，不知阳所言者何人也。仆谓湛之为义，言隐没也，渭轲以得罪于秦，故凡荆轲亲属皆窜迹隐遁，不见于世，非谓秦灭没其七族也。《史记》曰：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姓名，匿于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晁错
爰盎与晁错素不相能，自吴王所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愿请间者，盖欲以错恶密启嘉。而嘉虑其以吴私事见告，难以区处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吏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语讥之，嘉遂引为上客，而请间之说得行。想从容燕侍，力陈错恶，异时，嘉奏请铢错，未必不自盎日夜从臾之故。奈何帝为错言先入，嘉奏沮格，发愤而死，得非盎有以误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错之所为，求其害错者而不可得。窦婴亦与错有隙，会七国反，乃以盎荐上，上召见盎问计安出，正投其害错之机。盎又请间，而错竟不能免矣。盎之请间，无非言错委蛇曲折，为计甚密，故卒遂其所图。盎亦可谓深矣！嘉惟不密，反为错所陷，盎肯蹈故辙哉！错计出于嘉上，而盎计又出于错上，信乎天下无第一手也！
○田叔善导骄主
辅导骄主，亦是难事，不可面折其过，正使自愧为佳耳。仆观田叔之相鲁，何其温良而乐易也。田叔不独可以相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顺旨，可以转祸而为福，反恶而为善。叔之相鲁，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叔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相为善也。”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叔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规正，大率如此。不伤和气，而俾归于正，此田叔所以为善相骄主也。彼仲舒陈道义以缓江都之问，龚遂哭社稷以规昌邑之所为，皆此机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异日七国谋反，正缘无善导者之过。应高之辈，日夜从臾，所言何事？当是之时，使有田叔者居其间，吾知反谋无自而起，惜汉君之虑不及此。
○尚书▯牾
《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所载不同。《大传》谓：周公死，王诵欲葬于成周。天乃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梅福、张奂等皆引以为言。据今《尚书》言“大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见于周公居东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时。以此一事观之，则知《大传》与经抵牾多矣。岂惟《大传》如此，今之《尚书》与汉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对，引皋陶戒舜之语，曰：“无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师古注谓《虞书?咎繇》之词，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当戒谨危惧，以理万事之几。敖字与教字意甚相远，而敖之意为尤长。元城先生谓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仆又观陈蕃疏曰“皋陶戒舜无教逸游”，则于今本教字初未尝差也。汉人引经，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书》“天齐于人，俾我一日”，而杨赐则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尚书》“上刑适轻，下刑适重”，而刘恺则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尚书》“黎民于变时雍”，而阳朔二年诏则曰“黎民于蕃时雍”。《尚书》“方命圮族”，《蜀志》、《晋书》皆曰“放命圮族”。《尚书》“平章百姓”，《史记》曰“便章百姓”。徐广注：便，平也。《刘恺传》曰“辨章百姓”，郑玄注：辨，明也。似此之类甚多，汉人各习其师，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谢安以为不如献之。仆谓此特以一时之言，察其优劣耳，未考其终身之行也。《子猷
译○荆轲
邹阳说：“荆轲使七族沉没，要离烧死妻子儿女。”应劭说：“荆轲替燕国刺杀秦始皇，没有成功，他的宗族因此获罪。湛，是沉没的意思。”颜师古说：这种说法认为“湛七族”中没有“荆”字。查考各种史籍，荆轲并没有使宗族沉没的事，不知道邹阳说的是谁。我认为“湛”的意思是隐没，是说荆轲因为得罪了秦国，所以凡是荆轲的亲属都隐藏踪迹，不问世事，并不是说秦国灭掉了他的七族。《史记》说：秦国驱逐太子丹，荆轲的门客都逃走了，高渐离改换姓名，隐藏在宋子。正是这个意思。
○爰盎密害晁错
爰盎和晁错向来不和，从吴王那里回来，路上遇到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见，希望能私下交谈，大概是想要把晁错的坏话秘密告诉申屠嘉。而申屠嘉担心他把吴王的私事来告知，难以处理，拒绝他说：“如果您说的是公事，到官署和长吏掾属商议，我将要上奏；如果是私事，我不接受私事。”爰盎轻视地用言语讥讽他，申屠嘉于是引他为上宾，而私下交谈的请求得以实行。想必申屠嘉从容地在宴饮侍奉时，极力陈述晁错的坏处，后来，申屠嘉上奏请求诛杀晁错，未必不是由于爰盎日夜怂恿的缘故。为什么皇帝因为晁错的话先入为主，申屠嘉的上奏被阻止，申屠嘉愤恨而死，难道不是爰盎有什么误导他的地方吗？爰盎怨恨申屠嘉的死，更加愤恨晁错的行为，寻找陷害晁错的机会却得不到。窦婴也和晁错有嫌隙，恰逢七国反叛，于是推荐爰盎给皇上，皇上召见爰盎询问计策，正好投中了他陷害晁错的机会。爰盎又请求私下交谈，而晁错最终不能幸免了。爰盎请求私下交谈，无非是说晁错委曲周旋，计谋很严密，所以最终实现了他的图谋。爰盎也可以说是深沉了！申屠嘉只是不深沉，反而被晁错陷害，爰盎肯重蹈覆辙吗！晁错的计谋出于申屠嘉之上，而爰盎的计谋又出于晁错之上，确实天下没有第一手啊！
○田叔善导骄主
辅导骄纵的君主，也是难事，不能当面驳斥他的过错，正好让他自己惭愧才是好的。我看田叔做鲁国的相，多么温和善良而平易近人。田叔不仅可以做诸侯的相，让他居于天子的左右，雍容顺从旨意，可以转祸为福，反恶为善。田叔做鲁国的相，刚到任时，百姓因为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而自行申诉的有一百多人，田叔抓了他们的头目二十人鞭打，怒斥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主君吗？怎么敢自行申诉主君！”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拿出内库的钱让相去偿还。田叔说：“王自己派人偿还。不然，这是王做恶，相做善。”鲁王喜欢打猎，相常常跟随进入苑中，王总是让相休息到馆舍。田叔常常在苑外露天坐着始终不休息，说：“我的王暴露在野外，我独自为什么住馆舍？”王因此不大出游。他委曲规劝纠正，大体如此。不伤害和气，而使他归于正道，这就是田叔善于做骄主之相的原因。那董仲舒陈述道义来缓和江都王的问难，龚遂哭社稷来规劝昌邑王的行为，都是这个机巧，但不如田叔善于使他的内心惭愧。后来七国谋反，正是因为没有善于引导的人的过错。应高之类的人，日夜怂恿，所说的是什么？当时，如果有田叔这样的人居间，我知道反叛的阴谋无从兴起，可惜汉君的考虑达不到这里。
○尚书〇牾
《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所载不同。《大传》说：周公死，成王想要葬在成周。天于是雷电交加并刮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于是葬周公于毕，表示不敢把他当臣子。梅福、张奂等都引用这个来进言。根据现在的《尚书》说“大雷雨并刮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拔起”，出现在周公居东的日子，而不是他死葬的时候。从这一件事来看，就知道《大传》与经文抵触很多了。岂止《大传》如此，现在的《尚书》与汉代版本也有很多不同。王嘉奏对，引用皋陶告诫舜的话，说：“无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颜师古注说这是《虞书·咎繇》的词，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逸乐，只应当戒慎恐惧，以处理万事的机微。敖字与教字意思很相远，而敖的意思更为恰当。元城先生说恐怕敖字转写成了教字。我又看陈蕃的疏说“皋陶戒舜无教逸游”，那么在现在版本中教字最初并没有差错。汉人引用经典，大多如此。不只是这样，如《尚书》“天齐于人，俾我一日”，而杨赐却说“天齐乎人，假我一日”。《尚书》“上刑适轻，下刑适重”，而刘恺却说“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尚书》“黎民于变时雍”，而阳朔二年诏书却说“黎民于蕃时雍”。《尚书》“方命圮族”，《蜀志》、《晋书》都说“放命圮族”。《尚书》“平章百姓”，《史记》说“便章百姓”。徐广注：便，平也。《刘恺传》说“辨章百姓”，郑玄注：辨，明也。像这类情况很多，汉人各自习其师说，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谢安认为不如王献之。我认为这只是凭一时的言语，考察他们的优劣罢了，没有考察他们终身的行为。《子猷
传》所载，率多旷达，如不答长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顾主人，坐舆而造竹下；山阴雪夜咏《招隐诗》而访戴逵。观此数事，胸中洒落，亦自不凡，未易贬之也。然《传》又云“人钦其才而秽其行。”仆观此语，始知其为人内行不谨，为当时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没其迹而不书，盛陈前数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后世闻其风者，击节赏叹，以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节之累云。
译《传》中所记载的，大多是他旷达不羁的事迹，比如不回应长官的召唤，拄着手板观赏西山；不顾及主人的感受，坐着车舆径直来到竹林之下；在山阴雪夜吟咏《招隐诗》去拜访戴逵。看这几件事，他胸襟洒脱，确实非同寻常，不容易被贬低。然而《传》中又说“人们钦佩他的才华，却厌恶他的品行。”我看了这句话，才知道他为人内在品行不严谨，被当时的人所鄙视，确实比不上子敬。只是史官隐去了他的劣迹没有记载，极力宣扬前面那几件事，而且他处在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映衬，所以后世听到他风范的人，都击节赞叹，认为他高不可攀，却不知道他有重大节操上的瑕疵。
○王涯学太玄
元城先生论甘露之祸，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号留心《太玄》，亦罹其祸。且《太玄》惟以进退消息之为说，涯知其说而不能行，故尔。仆谓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禄阁，为后世笑，尚何以责学《太玄》者邪？
○刘向讥恭显
刘向《说苑》载：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之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术之士不得进用，此国家之所深患也。”刘向借此以讥恭、显，卒为恭、显所噬。盖疾小人不可形之言，岂不重其毒乎！观此可以为戒。
○萧疏二傅
萧望之为元帝傅，与石显为仇，贪位不去，卒为石显所陷。疏广亦为元帝傅，与许伯为恶，飘然引去，许伯莫能肆其毒。萧、疏事体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势异也。且元帝仁柔不断，疏傅盖熟察其为人，今吾结怨于权贵，逆知非异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盖以此耳。仆读萧傅传，益叹疏傅之不可及。东坡谓二疏之去，盖鉴韩、杨、赵、盖之诛，顾弗深考耳。
○前汉有两万石君
《前汉书》石奋及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此外无闻。仆观《后汉?冯勤传》，勤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子八人，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父子九人，皆为二千石，几二万石矣！殆不止万石而已，其门户显融，又过于严、石二家，而前书不载。今入第知前汉有一万石君，有一万石妪，而莫知此也。
○苏武在匈奴
《前汉书》载：苏武在匈奴，卫律白单于，幽武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刘向《新序》又载：武在匈奴，卫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当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剧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剧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饱食安眠于广厦之间，隆寒盛暑，优游自得，而犹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书所云
贡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畏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贡禹此语，大率与贾谊《新书》所载同。《新书》亦曰“胡以孝弟循善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谊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为政，行虽犬彘，家富财足，隐机盱视。”与夫父子兄弟相劝勉之意甚同，而谊疏不载此语，益信当时风俗不美如此。《新书》又载“秦俗日败，假父▯Θ杖彗，虑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如此，而谊疏不详见之。
○胶东之诈
《容斋随笔》云：龚遂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为圣主之功。宣帝悦其有让，迁遂水
译○王涯研习《太玄》
元城先生论述甘露之祸，总共牵连诛灭十一族，而王涯自诩潜心研习《太玄》，也遭此祸患。况且《太玄》只以进退消长作为学说，王涯知晓其学说却不能践行，所以如此。我认为著述《太玄》的人，稍有不如意，尚且不能自我克制，将书稿投进天禄阁，被后世嘲笑，又怎么能够责备研习《太玄》的人呢？
○刘向讥讽恭显
刘向《说苑》记载：齐桓公问管仲说：“国家有什么忧患？”管仲说：“忧患在于社鼠。”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说：“社坛是用木头束扎再涂上泥巴，老鼠借此依附其中。熏烤它怕烧了木头，灌水怕毁了泥涂，这老鼠之所以杀不掉，是因为社坛的缘故。国家也有社鼠，就是君主的左右近臣。他们在内蒙蔽君主善恶，在外向百姓卖弄权势，不诛杀他们就会作乱，诛杀他们却被君主庇护，占据君主身边掌控大权，这也是国家的社鼠。有个卖酒的人，器具非常洁净，酒旗挂得很高，但酒变酸卖不出去，问邻居什么原因，邻居说：‘您的狗凶猛，人们提着器具进来，想买您的酒，狗迎上去咬人，这是酒酸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就是当权的人。有道术的士人，想使大国君主明察，而当权者迎上去咬他们，这也是国家的猛狗。左右近臣是社鼠，当权者是猛狗，这两者常常互相勾结，使得道术之士不能进用，这是国家深深忧患的。”刘向借此来讥讽恭显，最终被恭显所害。大概是因为痛恨小人不能直言，难道不加重他们的毒害吗！看这件事可以作为警戒。
○萧望之与疏广两位太傅
萧望之担任元帝的太傅，与石显结仇，贪恋权位不肯离去，最终被石显陷害。疏广也担任元帝的太傅，与许伯交恶，潇洒地引退，许伯无法施展他的毒手。萧、疏两人的事迹大体相同，然而安危不同的原因，在于去留的态势不同。况且元帝仁弱优柔寡断，疏广大概熟察他的为人，如今我结怨于权贵，预先知道这不是日后保全自身的境地，所以一旦引退知足，父子相携离去。人们只知道疏广离去是高洁，却不知道他离去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我读萧望之的传记，更加感叹疏广的高洁不可及。苏东坡说二疏的离去，大概是鉴戒韩安国、杨恽、赵广汉、盖宽饶被诛杀，却没有深入考察罢了。
○前汉有两个万石君
《前汉书》记载石奋及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都官至二千石。景帝说：“石君及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臣下的尊贵宠幸，竟然全聚集在他家门”，称石奋为“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做大官，东海称他的母亲为“万石严妪”。此外没有听说别的。我看《后汉书·冯勤传》，冯勤的曾祖父冯扬，宣帝时担任弘农太守，有八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赵魏一带以此为荣，称他为“万石君”。父子九人，都官至二千石，几乎有两万石了！大概不止万石而已，他的门第显赫荣耀，又超过严、石两家，而前汉书没有记载。现在人们只知道前汉有一个万石君，有一个万石妪，却不知道这个。
○苏武在匈奴
《前汉书》记载：苏武在匈奴，卫律告诉单于，把苏武关在大窖中，完全不给他饮食。天上下雪，苏武躺着嚼雪和毡毛一起咽下，几天不死。刘向《新序》又记载：苏武在匈奴，卫律完全不给他饮食，苏武几天不投降，正值盛夏，用毡衣包裹捆束，暴晒三天，苏武心意更加坚定，始终不屈服。现在人们只知道苏武在匈奴严寒中遭受这样的虐待，不知道在酷暑中也遭受这样的痛苦。现在人们吃饱睡好在宽敞的房屋里，严寒酷暑，悠闲自得，却还产生不满足的念头，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
○《新书》所说
贡禹上疏说：所以世俗都说“为什么要孝顺悌敬？钱财多就光荣；为什么要礼义？通晓史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畏惧？勇猛就能当官。”所以受过黥刑劓刑和髡钳之刑的人，还伸臂在世上执政，行为虽然像猪狗，家里富有势力充足，指使气令，这就是贤人，所以做官而致富的人是英雄，行奸邪而得利的人是壮士。兄长劝勉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贡禹这话，大致与贾谊《新书》所载相同。《新书》也说“为什么要孝顺悌敬行善？通晓书写就能做吏；为什么要行谊礼节？家里富有就能做官。”又说“受过黥刑劓刑的人伸臂执政，行为虽然像猪狗，家里富有钱财充足，靠着几案斜视。”与父子兄弟互相劝勉的意思很相同，而贾谊的上疏没有记载这话，更加相信当时风俗不美好如此。《新书》又记载“秦朝风俗日渐败坏，假父拿着杖帚，担心有德色；母亲拿着瓢碗箕帚，担心立谇语；抱着喂奶的孩子，与公公并排坐着，婆媳不和睦，就反唇相讥，慈爱孩子嗜利而轻慢父母”这样，而贾谊的上疏没有详细记载。
○胶东王的欺诈
《容斋随笔》说：龚遂担任渤海太守，接受王生的策略，认为是圣主之功。宣帝喜欢他有谦让，升迁龚遂为水
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以谓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悦其佞词，宜其起王胶东之伪也。仆考胶东王相受赏，在地节三年之春，而龚遂自渤海太守迁水衡都尉，乃在地节四年间耳。此事在后，谓遂鉴王胶东冒赏之弊则可，不应反谓王胶东因帝悦遂佞词而起其诈也。
译任命衡都尉，并让王生担任其属官丞。认为龚遂治理的成效显著昭明，宣帝不以此作为奖赏，反而喜爱他阿谀奉承的言辞，这正导致了王胶东伪造事实以邀功的弊端。我考证胶东王相接受奖赏，是在地节三年的春天，而龚遂从渤海太守升任水衡都尉，却是在地节四年间。这件事发生在后，说龚遂鉴戒王胶东冒领奖赏的弊端是可以的，不应反过来说是王胶东因为皇帝喜爱龚遂的阿谀之词而兴起欺诈之心。
○蜀先主读书
《蜀书》言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仆观三顾草庐，与夫用兵行师，甚有得于书之旨，先主岂真不乐读书哉？盖当吴魏相持之际，正藉武人以输其力，一示以读书之说，此曹将至解体，此正与汉高骂儒之意同。不然，临终何以戒其子曰“可读《汉书》、《礼记》，历观诸子、《六▯舀》、《商君书》，益人意智。”观此可见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论孔明
《蜀书》袁孝尼言，张子布荐诸葛亮于孙权，亮不之留。人间其故，曰：“孙将军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仆观孔明之遇先主，如鱼水之相欢，纵使孙权能尽孔明，孔明岂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张子布之所荐，不欲深拒，姑设此辞耳，非真有意也。又郭冲言，亮刑罚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仆观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无不济。”恶有反峻急如此？纵惩刘璋暗弱之敝，不无振作，不应刻剥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叹之理。此言恐过耳。
○穆生邹阳
初，楚元王每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仆谓穆生之去，初不为醴，盖托醴而去耳。此正与吾夫子“▯番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之意同。绝交无恶声，出妻可再嫁，其宽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窥测。观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异日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与！待季父尚尔，待宾之礼可知。穆生高蹈远举，意盖有在，逆知异日必不能免，非知几畴克尔哉！又邹阳与枚乘、严忌仕吴，数进忠言，吴王不听。三人于是一旦舍吴而之梁，未几，吴难果作。是皆有先见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信哉！
○石显谮望之
史谓，石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姗己，病之，乃荐贡禹，历位九卿。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仆谓使显不杀望之则已，使其果有此事，岂以荐一贡禹而能免天下之议哉？杀与不杀，而天下之公议自存。今谓众人匈匈，言杀萧望之，是天下皆知显为杀望之矣。又言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何当时公论无定论如此？仆恐不然，史氏饰词之过耳。
○汉贵荐贤
史谓，邓通无他技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媚上而已。邓通何者而责以荐达贤才之事？盖汉世士大夫率贵于荐士，所以司马迁被刑之后，其故人任安责以古贤臣荐士之义，而迁辞以“刀锯之余，奈何荐天下豪俊！”卫青既贵，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其故吏苏建亦勉以观古名将招选之义，而青谢以“魏其、武安厚宾客，天子尝切齿，人臣奉法，何与招士？”举此二者，他可知矣。
●卷五
○唐人言牡丹
欧公谓，牡丹初不载文字，自则天以后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寂无传焉，惟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一诗，初不言其异。苕溪渔隐引刘梦得、元微之、白乐天数诗，以证欧公之误，且引开元时牡丹事，以证欧公所谓则天以后始盛为信然。近时《容斋随笔》亦引元、白数诗，以证欧公之误，且谓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容斋盖未见渔隐所言故尔。仆尝取唐六十家诗集观之，其为牡丹作者几半。仆不暇缕数，且以《刘禹锡集》观之，有数篇：浑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赏牡丹，皆有作，岂得谓惟有一篇？欧公不应如是卤莽，得非或者假欧公之说乎？二公引元、白数诗，以证欧公之误，要未广也。《龙城录》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舒元舆序谓“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国日盛。”则知牡丹在唐，已见于高宗之时，又不可引开元事为证也。阅李绰《尚书故实》，言
译○蜀先主读书
《蜀书》记载先主不太喜欢读书，喜爱狗马。我观察他三顾茅庐，以及用兵行军，非常契合书中的旨意，先主难道真的不喜欢读书吗？大概是在吴魏相持的时候，正需要依靠武人出力，一旦表现出推崇读书的说法，这些人就会离心离德，这正与汉高祖辱骂儒生的用意相同。不然的话，临终时为什么告诫他的儿子说：“可以读《汉书》、《礼记》，遍观诸子、《六韬》、《商君书》，这些书能增进人的智慧。”看这些就知道先主的本心了。
○袁郭论孔明
《蜀书》中袁孝尼说，张子布向孙权推荐诸葛亮，诸葛亮没有留下。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孙将军能尊重我但不能重用我，我因此不留下。”我看孔明遇到先主，像鱼和水那样相得，即使孙权能重用孔明，孔明难道肯舍弃这里而到那里去吗？然而孔明既然被张子布推荐，不想严词拒绝，姑且说这些话罢了，并非真有此意。又郭冲说，孔明刑罚严酷急切，苛刻剥削百姓，君子和小人，都心怀怨恨叹息。我看先主曾说：“曹操严厉，我宽厚；曹操残暴，我仁爱；曹操诡诈，我忠诚。每件事都与曹操相反，没有不成功的。”怎么会有如此严酷急切的情况？即使为了纠正刘璋昏庸软弱的弊端，不得不振作精神，也不应该苛刻剥削到极点，使得君子和小人都怨恨叹息。这话恐怕是夸张了。
○穆生邹阳
起初，楚元王每次为穆生设甜酒，等到王戊即位，经常设酒，后来忘记设酒了，穆生退下说：“可以离开了！甜酒不设，大王心意懈怠。不离开，楚国人将在市场上对我施以酷刑。”我说穆生的离开，起初不是因为甜酒，大概是借甜酒为由离开罢了。这正与我们夫子“祭肉不到，不脱帽而行”的意思相同。绝交没有恶言，休妻可以再嫁，这种宽容的气量，远远不是世俗狭隘急躁的人所能窥测的。看王戊淫乱暴虐的心意日益萌发，不可遏制，后来休侯派人劝谏王戊，王戊说：“季父不帮助我？我起兵，先抓季父！”这是什么话！对待季父尚且如此，对待宾客的礼节可想而知。穆生高蹈远举，心意自有所在，预先知道日后必定不能幸免，不是洞察先机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又邹阳与枚乘、严忌在吴国做官，多次进献忠言，吴王不听。三人于是有一天离开吴国去了梁国，不久，吴国的祸乱果然发生。这都是有先见之明如此。阮元瑜说得好：“穆生称病辞职，以免除楚国的祸难；邹阳北上游历，不遭受吴国的灾祸。”确实啊！
○石显谮望之
史书说，石显听说众人议论纷纷，说自己杀了前将军萧望之，担心天下的学士嘲笑自己，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推荐贡禹，历任九卿。议论的人于是称赞石显，认为他不嫉妒陷害萧望之了。我说假如石显没有杀萧望之也就罢了，如果他确实有这件事，难道因为推荐一个贡禹就能免除天下的议论吗？杀与不杀，天下的公议自然存在。现在说众人议论纷纷，说杀了萧望之，这是天下都知道石显杀了萧望之了。又说议论的人于是称赞石显，认为他不嫉妒陷害萧望之，为什么当时的公论如此没有定论？我恐怕不是这样，是史官修饰言辞的过错罢了。
○汉贵荐贤
史书说，邓通没有其他技能，有所推荐提拔，只是自身谨慎讨好皇上罢了。邓通是什么人而要求他推荐贤才呢？大概汉代士大夫大多看重推荐人才，所以司马迁受刑之后，他的老朋友任安以古代贤臣推荐人才的道义责备他，而司马迁推辞说：“我是受过刀锯之刑的人，怎么能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卫青显贵之后，天下的贤士大夫没有称道的。他的旧部苏建也勉励他观察古代名将招揽选拔人才的意义，而卫青谢罪说：“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天子曾经切齿痛恨，人臣奉行法令，怎么参与招揽人才？”举这两个例子，其他的就可以知道了。
●卷五
○唐人言牡丹
欧阳修说，牡丹起初没有记载在文字中，从武则天以后才开始兴盛，唐人如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之流，都善于咏花，寂静没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刘禹锡有《咏鱼朝恩宅牡丹》一诗，起初不说它的奇异。苕溪渔隐引用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几首诗，来证明欧阳修的错误，并且引用开元时牡丹的事，来证明欧阳修所谓武则天以后才开始兴盛是可信的。近时《容斋随笔》也引用元稹、白居易几首诗，来证明欧阳修的错误，并且说元稹、白居易并非没有诗，唐人并非不重视这种花。容斋大概没有看到渔隐所说的缘故。我曾经取唐代六十家诗集观看，其中写牡丹的作者几乎占一半。我不暇一一列举，且以《刘禹锡集》来看，有几篇：浑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赏牡丹，都有作品，怎么能说只有一篇？欧阳修不应该如此粗疏，难道是有人假托欧阳修的说法吗？两位引用元稹、白居易几首诗，来证明欧阳修的错误，终究不够广泛。《龙城录》记载：高宗宴请群臣赏双头牡丹，舒元舆序说“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令移植，从此京城日益兴盛。”就知道牡丹在唐代，已经见于高宗之时，又不可以引用开元的事作为证据。阅读李绰《尚书故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