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通议卷二

译边界的事务。

朱陆三

译文公曾经说陆九渊的学问接近禅宗，然而他回答黄子耕时曾说：“格物致知不过是穷究事理，圣贤想要把其中的曲折详尽地告诉学者，所以设立了这些名目。现在的人反而被名目所迷惑，生出重重障碍，添枝加叶，没有尽头。如果能够认清本意，并在其中将许多曲折分辨清楚，便依照这个切实下功夫，才能看到许多名目都是虚假的，一并脱离，而功夫却没有任何欠缺了。”这就是佛教关于名相的说法。又回答李叔文时说：“求放心不需要注解，只在日常十二个时辰中常常切近照管，不让心放逸出去，久而久之自然会见功效。”这也是佛教的说法，恐怕不能专门指责陆学为禅。大抵性命之学不能不与禅宗相近，所以伊川说儒释在深处只相差毫厘，晦庵继承他的说法，也说“大乱真而弥近理”。那些辟斥它的人，是大儒卫道的职责所在罢了。晦庵又议论陆九渊不讲学，象山说：“人们说我让人不读书，我何尝不教人读，只是读得不同罢了。”后来晦庵回答吕子约则说：“程子说心要常在腔子里，现在一味沉溺于文字，让这颗心的全体都奔在书册上，更不知道有自己，就是无知觉、不识痛痒的人，虽然读书有什么益处？”回答石子余又说：“学者只在书册上钻研，却不从根本原理上推究，只成了议论文字，与自己的身心全无关系。”仔细体味这些话，又似乎与议论陆九渊的话相矛盾。

永嘉之学

起初，周恭叔首先听闻程、吕氏的微妙言论，抛弃新经，废黜旧疏，带领他的同辈，退而自我探求。千年已断绝的学问，豁然如醉后忽然醒来，梦刚觉醒，颇为兴盛。而郑景望出现，明见天理，心畅气怡，笃信固守，言行一致，而后知道今人的心可以与古人的心印证。所以永嘉之学，必定兢慎自省以抵御物欲的，周恭叔在前开创，郑景望在后继承。薛士龙奋发昭旷，独自探究体统，帝王远大的制度，末世浅陋的术数，不随毁誉，必定采择故实，如果有用我疗复的方法，在哪里？至于陈君举尤其号称精密，百姓苦于某种政令，国家厌于某种法令，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道古人的治理可以施用于今人的治理。所以永嘉之学，必定弥纶以通达世变的，薛士龙经其始，陈君举纬其终。这四人是乡里的哲人，这是叶氏所著《温州学记》的说法。我查考《水心公志止斋墓》有说：“跟随先生四十年，似乎有师弟子之分了。”而每字之薛尤前辈，止斋所师，而亦字之未尝曰先生也。然而《水心行状》只说：“少诣吕太史”，不说止斋，难道对止斋是平交吗？计算他们的行辈，即使止斋实先达矣。漫摭其次第，列于后。

郑景望【伯熊，宗正少卿】吕伯恭【祖谦】

周恭叔【行巳，秘书省正】郑景元【伯英，隆兴癸未第四人，秀州佥判，绍兴三年卒】薛士龙【季宣，常州守】陈君举【傅良，乾道八年进士，宝谟阁侍诏】

叶行之【防学，乾道八年进士，景元壻】叶正则【适淳熙廷对第二，吏部侍郎】

合周程欧苏之裂

永嘉有言：“洛学起而文字坏”，此语当有为而发。闻之，云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又言先儒谓欧文粹如金玉，又以为有造化在其胷中，而未有以道视之者。”《答吴充秀才一书》则其知道可见矣。南丰説理则精于其师，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非所诣之至，何以发明透彻？”东坡雄伟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未有过也。予详此言，似谓欧曾可以合周程，而苏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反复防绎，虽以道许六一，以説理许南丰，终是未曽深入阃域，而千载唯以文章许二公也。况晦翁诋斥苏文不遗余力，水心虽欲合之以矫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尔，终不见其往复讲辨如吕陆也。晦庵答杨履正有曰：“世之儒者，既大为利禄所决溃于前，而文辞组丽之习，见闻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渗泄之于其后，使其心不复自知道之在是，虽欲慕其名而勉为之，然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也。”详味此语，则文章乃学道家之所弃，安可得而合哉？

欧公言道不言性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是性即道也。”欧阳公答李诩书曰：“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六经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或専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论语》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脩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

译他的弟子说了数千句话，涉及“性”的只有一句话罢了。所以说：“这不是学者所急于探究的，而是圣人很少谈论的。”《尚书》说：“习惯与本性相融合而成。”《论语》说：“本性相近，习惯使它们相远。”这两句话是告诫人们要谨慎对待所习染的事物而说的。《中庸》说：“上天赋予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这是阐明本性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必定要有东西来引导它。《乐记》说：“被外物触动而产生情感，是本性的欲望”，这是阐明外物对人的感化没有不到的。然而最终没有说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们要谨慎对待所习染的事物、所感动的对象以及用来引导本性的方法罢了。所以说：“顺着话语去推及它，却不深入探究它。”现在的学者对于古圣人所急切关注并努力践行去学习的，或许连其中的一二都未达到，却喜好谈论“性”以穷尽圣人所很少谈论且不深入探究的内容，执着于后世儒者的偏颇学说，从事无用的空谈，这是我所无暇顾及的。所以作为君子，以修身治人为急务，而不穷究“性”作为言论的主题。那七十二位弟子不询问，六经不主要谈论，有时谈论也不深入探究，难道是轻视它吗？大概是有深意的。欧阳修对于“性”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他回答吴充关于文章的论述时说：“圣人的文章，虽然难以企及，但大体上道理充实的人，文章不难自然达到。如果像扬雄、柳宗元那样勉强模仿言语，这是道理不足而强行言说。如果道理充实，即使行于天地之间，深入深渊泉水之中，没有不到的地方。”他又在给石公操的信中也说：“我们相互期许在于‘道’，如果有过错而达不到‘道’的地步，那才可以成为忧虑。”欧阳修对于“道”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大概欧阳修的意思，是以仁义礼乐为“道”的实质，而不愿意谈论“性”，是害怕它流于虚空，这也是他平生厌恶佛教而担心涉足禅宗的缘故。所以说：“执着于后世儒者的偏颇学说，从事无用的空谈。”在那个时候，道学的学说还不兴盛，欧阳修本来就已经有了忧虑。大概自从五代极度混乱之后，进入宋朝，统一各国，内外太平，此时世运犹如天地重新开辟，咸平、景德以来，元气重新聚合一番。那时的人物往往笃实浑厚，如山屹立如河奔流，竭诚尽心，只致力于修习实在的东西。德行和实政，到了庆历、嘉祐年间，虽然稍有减弱但还没有衰败，一切以实在为主，所以不从事无用的空谈。然而有的人又说：性学如果不明，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孔子很少谈论，弟子不询问，也是因为人性上面没有容得下言语的缘故吧。杨简说：孟子遇到人就讲性善，欧阳修却说圣人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欧阳修在论列是非利害方面，文字上完全去除得干净，但在本性方面完全没有见解，再也说不出来了。人性上面不能增添任何事物，尧舜作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遵循本性罢了。杨简的论点是正确的。

译曾参和子贡“一以贯之”的防范

学问未达到圣人的境界，没有不滞留在先前所获得的见解中，并以片面接受为弊病的。孔子提升曾参和子赐，向他们展示大道，都说“我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它”，难道是没有本末的辨别，而想要使弟子们趋向一致吗？现在看曾参最后的回答，终究认为祭祀时摆放祭品这类事务是可以简略的，这是那些只知应答而不领悟的人依然如故。子贡平日的惭愧，终究认为性与天道是无法听闻的，这是那些疑惑而未通达的人仍然存在。这是叶水心的新论点，然而两位弟子的言论，正是为学者而发出的，并非两位弟子自身的造诣。

龙川是功名之士

宋代乾道、淳熙年间，浙江地区的学术兴起，推崇东莱吕氏为宗师。然而在此之前，已有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等人出现。随后又有陈止斋出现，有徐子宜、叶水心等公卿出现，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现在他们之间。当时，关于性命之道的学说盛行，鼓动了一代人，都崇尚微言高论，而认为事功不值得谈论。唯独龙川才俊豪放，开阔务实，致力于建立实际业绩，他告诉孝宗说：“当今世间的儒士自认为掌握了正心诚意学问的，都是像中风麻痹而不知痛痒的人。整个世道安于君父的仇敌，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命。”孝宗非常喜爱他的言论，但也因此不能依附于道学流派，人们只称他为功名之士。至于他雄才大志，纵横超群，健谈纵横，气势压倒一世，与朱文公反复辩论，每次书信都倾尽浩荡之气，如河奔海聚，而朱文公也娓娓道来与他商讨辩论，真是一代人物。可惜他中年以后才考中科举成为状元，还未及做官就去世了。我阅读他的文集，宏伟博辩，足以使懦弱的人振作，但又惋惜他对道不纯粹，所以后来品评人物的人，不把他列入郑、薛、吕、叶的行列。

龙川的学术

龙川的学问，尤其深究《春秋》。对于理学，他以程氏为根本。曾经采集程氏的遗言编成一书，以便每日阅览，命名为《伊洛正原》。又汇集二程、横渠所论述的礼乐法度编成一书，命名为《三先生论事录》。他辨析《西铭》，平易明朗透彻，见到的人都能醒悟。对于《论语》，他说：“《论语》一书，不是下学的事情。学者寻求上达的学说而得不到，就选取那些言辞看似微妙的部分，玩味思索的意思产生，见解增长。又进而为之辩解道：‘这是精妙的，那只是粗浅的。’这就是为什么终身阅读它，最终陷入杂乱无章之中，还自以为有所收获的原因。”道在天下，没有本末，没有内外。圣人的言论，哪有举其一而遗漏其一的呢？举其一而遗漏其一，这是圣人还与道分为两截了。那么《论语》这本书，该如何阅读呢？回答说：“内心明察，急切于下学，而寻求心中共同认同的道理。功夫深厚力量到达，那么日后的上达，无非是今日的下学。这样阅读《论语》这本书，必定会通晓整体而喜爱它了。”他的学说如此，那么他对理学确实用心了，难道只是功名之士吗？

龙川的议论

儒家和佛教截然分为两条道路，而沉溺其中的人说：“佛教之道有我们儒家所不及的地方”，说：“其精微处契合无间”，说：“儒释深处所差极其细微”，举世沉溺其中而不自知，即使知道它不对的人，也如同猩猩知道酒将害死自己，一边骂一边喝一样。

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不在我身上，即使有文章，也只是与巧言令色的人争高下罢了。韩愈的《原道》，无愧于孟子和荀子，终究不免以文章为本，所以程氏称之为倒置的学问。二十年间，道德性命之说兴起，互相唱和，后生小子拾取他们的学说，自夸自誉，非议前辈，认为不值得学习。高明的人抓住机会乘势而上，认为圣人之道尽在于我。

过去三十年间，当时我刚开始有识见，还记得做士人的一定以文章和行义自命，做官的一定以政事和书判显扬，各自务实而达到极致。自从道德性命之说兴起，那些平常熟读能解的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正诚实、静默深沉为本，以徐行缓语为用，务求不可穷尽推测，以掩盖他们的空虚。任何技艺才能，都认为是不足的，自认为通达圣人之道。于是天下的士人，开始丧失他们所有的，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做士人的耻于谈论文章行义，而说尽心知性；做官的耻于谈论政事书判，而说学道爱人。互相防范互相欺骗，以至于完全废弃天下的实务，最终百事不理罢了。等到他们的门徒衰落，而过去熟视无睹不平的人，合力共同攻击他们。无须之祸，滥及无辜，固然是他们自取，而反过来遭受的惨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大学的道理，治国平天下，必定基于正心诚意。而子思的论述，治理天下国家，其纲领有九条。如果事情已经很多了，然而最终说：“笃实恭敬而天下平”，又多么简略呢？

龙川与朱晦翁的书信

乾道、淳熙以来，各位贤人互相阐发探究，理学大明，根本端正，法度修饰，浑然端厚，作为世人的楷模。只有陈同甫豪放纵逸，开阔宏大，气势压倒一世。曾经有书信给晦翁，其中几句话，曲尽事理。现在记录在左。

研穷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原心于细微，校理

译在细微之处，以积累作为成就，以涵养作为正道。面容和悦、背部丰满，则比那些儒生更为光亮，确实让我感到惭愧。至于那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风雨云雷交相爆发并至，龙蛇虎豹变幻显现并出没，推倒一世人的智勇，开拓万古人的心胸。像世俗所说的粗大的肉块，吃饱有余而文采不足的人，我自认为稍微有一点长处。

译晦庵先生复谥议

晦庵先生获得谥号时，太常寺最初的议定认为应当谥为“文忠”。等到下发考功司复核议定时，当时退翁刘侍郎弥正以尚书郎官的身份兼任考功，认为初谥“文忠”不妥，请求只谥为“文”。退翁的儿子叫刘壎，就是后来的刘后村，当时年仅十七岁，代替父亲撰写复核议定，有见识的人称赞他年少却笔力老练。他后来最终以辞藻华美闻名于世，现在录下他的谥议如下：“谥号，是古制；复谥，不是古制。《谥法》说：谥号是根据行为产生的，如果符合行为，一个字就足够了，何必再加呢？”故侍讲朱公熹去世时没有爵位，未获得谥号，皇上认为他的公德可以谥号，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如何谥号，我恭敬地献出议定说：“六经，是圣人承载大道的文章。孔子去世后，只有子思、孟轲陈述遗言来维持世道，因此这文化没有坠落。汉朝的诸儒对于经书，开始采集撷取来资助文墨；郑司农、王辅嗣等人，又老死在训诂中，认为圣人的心意真的只在句读罢了。到了隋唐之间，河汾讲学，已经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最后韩愈出现，有人说他的文章接近大道。大概孔子的道，依靠子思、孟轲而显明；子思、孟轲死后，这道几乎熄灭。等到本朝又显明，濂溪、横渠、二程子阐发其精微，程氏的门徒发扬其光辉，到了朱公这里，圣道就灿烂明晰了。”朱公持守内心非常严格，不萌发一丝一毫不正当的念头。他对于书籍，六经之外的诸子邪说不能干扰他的思想；他对于道不敢深入探求，恐怕陷入幽暗；不敢泛泛寻求，恐怕扰乱他的学说。读书起初贯通百家，最终用圣人的格言来收敛，从近处进入精微，由广博回归简约，在细微处推究本心，在极细微处分析事理，采纳众说的精要而舍弃其粗浅，汇集诸儒的纯粹而去其驳杂，可以说是纯正啊！孟子以来可以大概见到了。朱公考中进士时还年轻，轻视仕途捷径，隐居闭门深思。朝廷每次用好官职召他，都不能使他屈服，不得已而出仕，只恐怕离开朝廷不早。晚年他在经筵任职，不到五十天就闲居四十多年，在山林的日子长，讲学的功夫深。平时和他的门徒切磋讲习，都是道德性命的言论，忠信孝爱的事情。跟随朱公学习的人，必定行为庄重，与人诚信，居家则安贫乐道，做官则尊君忧民，重视名节而审慎出处，符合古制而背离时俗。喜好如此，真是朱公的学问。唉！师友之道丧失，人们各自自尊，朱公努力扶持圣人的道统，根本宏大广阔，而玩弄笔墨小技的人认为他迂腐，在山泽中清瘦与世无争，而沉溺于朝廷市井的人认为他矫情。从童年到老年，行动都符合礼法，而放纵不羁抛弃法度的人，讥笑认为他荒诞。世人曾经因此诟病孔孟，朱公有什么遗憾呢？起初，太常寺议定用“文忠”谥朱公。考察朱公在朝廷的日子不多，匡正君主庇护百姓的学问，郁结而不能施展，而著书立言的功绩，在后世大行其道。结合“文”与“忠”，谥朱公似乎恰当，但其实不对。对斯文有功，称为“文”是简略的，却是真实的。本朝欧阳修、苏轼没有获得“文”的谥号，而获得“文”谥号的却是杨大年、王介甫。王介甫的经学，不能说是纯正，他的事业也有可恨之处。杨大年只是政事平庸的文士罢了，是“文”吗？是“文”吗？难道是这样说的吗？世人评价韩愈为文人，不对。《原道》说：“孟轲死后，不得其人。”这句话，程子采纳了。朱公晚年为韩文撰写《考异》一书，难道他的心意也有契合吗？请求用韩愈的谥号来谥朱公，恭敬地议定。前辈多称赞他“在山林的日子长，讲学的功夫深”，这两句话非常精妙，足以概括晦翁的一生。

隐居通议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隐居通议卷三

元 刘壎 撰

理学三

莆阳老艾

我年轻时仔细研读刘后村的文集，见他推崇艾轩林公到了极点，并且连带提到他的门人网山、乐轩等人。他称呼林公有时叫“老艾”，我非常感慨仰慕这个人，遗憾没有见到他的著作。皇庆壬子年冬天，我从剑州学宫捧着台檄巡视各县，到了顺昌，有位教谕林兄【玉孙】是莆田人，怀疑是艾轩的族人，拿出艾轩文集八卷，我于是借来观看并摘录。

林公名【光朝】字【谦之】是莆田人。五十岁才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因为【某事】上奏谢罪，赐出身，任命为御史。触犯权贵失去恩宠，改任工部侍郎。请求外放，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的身份担任婺州知州。不久获得祠禄，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丞相周益公为他撰写墓志铭。林公学问造诣深厚纯正，所写的文章奥雅笃厚，删削华丽浮泛，而专注于义理。刘后村说他的高处逼近《檀弓》、《谷梁传》，平处还能与韩愈并驾齐驱。这只是只知道尊敬乡贤而不自觉谄媚过度罢了。《檀弓》固然是三代的文章，不容易轻率议论，而韩愈又岂是容易企及的？如果真的与韩愈并驾齐驱，那为什么不与韩愈并行于世呢？大概真是一位博洽的儒者，作品纯正，尤其精通经学，他苍劲的地方不是浅学者能达到的。

林公给网山之孙杨次山的信中说：“我小时候听说李太白、石曼卿的为人，就踊跃谈论他们的事迹。又读《晋书》，见到一类人物，如寒蝉般孤洁，不入世俗格调，心里非常高兴。一天对方次云和六兄谈论古人如此，终究是不俗的。六兄说：‘这几个人如果来到孔子的门下，恐怕一天脚都站不稳。’我于是领悟夫子门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