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止斋集卷三十九宋陈傅良撰记

译重修石岗斗门记 元丰四年，宋朝兴起已经一百多年了。郡丞赵防景仁巡视县境，和县令朱素履、常隐士林石、介夫赋诗记事，于是有了观览石岗斗门的作品。当时国家正推行农田水利政策，通守和所属县邑的官员像平民一样巡视田间小路，歌咏民事；郡守李公钧用诗作答，也彼此慰劳往来如同朋友交游，岂不是盛事吗？这样一来，事情哪会担心不能办成呢？然而诗中没有记载它最初的由来，可见斗门旧已有之，只是不知道始建于什么时候。绍兴末年，屋宇和闸门都毁坏了，只有两道堤岸和沟底用巨木制成，长的有三丈，厚径一尺，有的还屹然保存着，往往是朱县令留下的遗迹。我小时候，还赶得上听见许多父老喜欢谈论斗门的事。大概斗门最初附设在穗丰山南麓，距离海边较远，防水无效，于是议论迁移设置。三乡的人聚集争论，始终不能决定。正遇上大水到来，便制作了几十只木鹅，把山中各处发源的水都汇在一起，放开木鹅观察它所漂泊停留的地方；第二天木鹅停在石岗。又担心平地不能【音耐】经受岁月而干涸，仔细察看，那里都是坚硬贫瘠的沙地，与地名并不相违。用锄头、铁锹挖掘，每天让人挖土，往往能得到满斗。于是决定迁移，规划才开始变得长远。即使经过元丰盛世，工匠精通其技艺，也考虑到不能轻易改变。浦道淤塞而斗门废弃，百姓长期受苦，官府却不加省察。乾道年间，莆田人刘朔任司户，喜欢办事并体恤民物，隐士的孙子把情况告诉刘朔，他便带领我夜里到斗门所在之处。天将亮时，天气极冷，眼看就要下雪；于是招来渔船，在泥泞中走了几十里，役夫全都冻得发抖，幸而事情暂时完成。刘朔却没有停止，最终沿着海岸拉绳测量浦道，量出修治宽广的数目，回来报告郡府，郡府却没有果断听从。又过了三年，原国子司业王公速担任郡守，曾经用钱五十万、民夫二万四千人疏通旧浦。然而这次工程以疏浚浦道为主，只用余力修斗门，仅仅支撑倾斜、填补漏洞，勉强修好而已，大概是等待后人继续修治，但后来又没有省察。斗门渐渐趋于废弃，知州事李公棫和通判谢公杰慨然记念此事，认为主簿石宜翁能够用钱七十万让人治理这项工程。打开查看遗址，发现堤岸木料已有一半以上被蛀蚀【缺字】底板也长期受水冲刷侵蚀，蛀成了百孔。知县事刘龟从又劝募到民钱六十万，县里自行帮助筹得五万。石宜翁于是选择乡里才俊黄廷瑞等三人，负责管理工匠，用石头代替木料，拆除旧斗门而重建新的。堤岸修了若干丈，底部修了若干丈，闸内遮蔽处修了若干丈，增加了若干根柱子，又在若干丈上面【缺字】；屋顶旁边设置辅助梁，凡是能够长久的地方，无不做到极致。不仅恢复了我们百姓原有的利益，而且还超过了期望。工程完成后，李公因刘朔、石宜翁的请求，嘱托我为此作记。唉，从元丰到现在，又有一百多年了。人们多说时代不同，官吏办事的风气彼此相防，日益薄弱，只是认为事情没有可以做的。只有李公敦厚宽大、乐于从政而平易近人，不凭个人见解的聪明来治理郡政。谢公以风流文雅之才不时出来辅佐，从旁修饰润色，上下相安，整个境内都以为没有事情。于是趁着整治从容的闲暇，拿出府库钱四百万，治理三县道路的阻塞，而且修建了这座斗门。既然把事情交给人办理，就完全听任他们自行决定工程的迟速，从不询问良材劣材。慰劳馈赠时常送到，却没有用公文催促，所以工匠不因受到考察而忧虑，反以欺骗为耻，努力迎难而上，在文书形式之外用真心办事，想要追及元丰时的遗迹；由此还可以想见承平盛世时做长官者的志向。假使绍兴末年官民也同样忧患此事，斗门一定不会毁坏；假使刘司户的意见能够实行，即使毁坏也一定不会严重。近十五六年间，如果曾有人补救斗门的缺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耗费巨大、劳力繁重而难以恢复。然而由于长期毁坏到了极点，费用巨大、劳力繁重，比元丰时特别困难；至于最终能够恢复废弃事务，归根结底也只在于主持其事的人如何【缺字】只说时代不同、事情没有办法做，我是不相信的。淳熙十二年三月。

译温州重修南塘记 自中兴以来，永嘉是次辅郡，所选择的太守大多是名卿大夫。然而境内有三件适宜治理的事：每隔一年贡士，众人考试，人数将近一万人，却在佛寺中进行，草舍寄托其间，这是第一件宜治之事。军人与百姓杂居，彼此在市井间抗衡，约束不能施行，争斗诉讼很多，这是第二件宜治之事。州城外向南通往瑞安，有石塘约百里，不知始建于何时；年年累积毁坏，有的倾塌、有的陷落、有的成为积水，遇到大雨，近在咫尺也不能前进，往往有人溺死。从闽山直到吴地，往来的人都以此为苦。这是第三件宜治之事。然而历年已久，屡经更替的太守，大都害怕这项工程，不敢议论；即使议论也不能办成，即使勉强办成也草率简略，后来又废弃，为什么呢？吴兴沈公治理郡政的第二年，对宾佐说：“皇上正在朝拜德寿宫为太上皇祝寿，又下诏给境内百姓减免一半算钱；我们应当按人数奉行诏令，拿什么来仰报圣恩呢？正好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宣扬功劳、施展能力、扩大皇上的恩意，只有本郡各种废弛的事务终将连累百姓。我幸逢丰年，府库有余财；如果吝惜储藏，不趁现在谋划，留给后来的人增添烦劳，又从哪里取得这些钱呢？”于是修建贡院，于是修建五营。大约到了后来，有人把石塘的事告诉他，沈公与通判率领两县官员在乡里商议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工程吗？怎么能让我们的百姓一点一点聚钱、分文分文收取，私下勉强支撑修补呢？甲方上前而乙方退后。只要不耽误时令，就不要问工程用了多少人工；只要不缺少材料，就不要问石头值多少钱。车夫和工匠肯来，市场上就不会有强买强卖。”从冬天十月到现在三月，石塘便修成了。这项工程，地方百姓多次到州府和部使者面前请求，太守李公拿出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接着拿出米四百斛，倡导百姓兴办此事；百姓也按案缴钱，达到四百三十二万。工程从淳熙十一年开始，到现在大体完成；如今耗费钱一千一百万，免除百姓所出的钱六百五十余万而没有收取。地方百姓认为这项工程值得记载，于是嘱托我作记。我所听到的关于沈公的情况就是这样；何况州县官屡次更换，事务越发废弛，熙宁年间考核官员功绩时又削减了桥梁道路一项，世世相沿而习惯，把偷安当作有所得。偶尔有人兴办工程，议论者却说：“这是希望升迁，借机制造名迹。”又说：“这是把一味伤害百姓当作美观。”又说：“他将要从中获利。”长官即使想坚持自己的信念，也不能施展。沈公凭借法从旧人的身份起家而治理一郡，而且还将重新被任用。假使他先前过分计较，收敛声名、保养尊贵，哪里会这样事事亲为，而且专心向前、不受阻挠、越发勇敢？把今天同过去相比，工程的难易、迟速，都应该记载。然而沈公其他便利百姓的作为虽然很多，其中最大的还是石塘。水路上船只往来，陆路上人们接踵而行，彼此应和歌唱，毫不争竞，以此庆贺。河两岸的老人中，有七八十岁的，带着小孩在塘上嬉戏。人们都说从今以后百姓免于死亡，有的作诗歌谣，有的焚香设祭来祝祷沈公，并且请求田地二顷，年年积存费用。大概是想让沈公的德行同这座石塘一样永远流传。沈公名枢，字持要，先前任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三月记。重修瑞安县学记 县学原来有记文，政和年间，右丞许公景衡撰写了记。蔡侯景初迁移设置学校的事情【缺字】袁州分宜县浮桥记 分宜浮桥用船十六只，长四百尺，宽为长度的十分之一。前任转运判官刘公首先创议经营，副使、直龙图阁赵公完成了它。总共捐钱不止一百万，用来补助州县费用。又规定每三年由渡河的人缴入五千钱，干办公事杨君潜能够赞助两位公卿的意旨。主簿刘君孟容巡视工程，直到完成都没有扰民。最后知州事黄君劭、知县事邓君友龙到任，遗憾自己没有参与工程。州里每年拨出储钱二十万等待修缮，县里刻石记载这件事。大家共同谋划使这座桥不毁坏，才算罢休。桥对县城便利极大。桥北地势低，是县衙所在地；桥南地势高，是上供仓。县城东西两面有山，善于约束水势。每逢大雨到来，水就漫过县城，北边百姓只得登上屋顶；眼看南边地势高爽干燥，却近在咫尺也不能过去避难。南边百姓想要早晚到市场贩卖，也不能前往。粮仓和县城分开设置，运送租税的人常因争船而受苦。父老们深思熟虑，多次提出请求，于是开始筹办。世人多说儒生谈论治理，只说“要得到人才”，得到人才；这是多么软弱圆熟的话，不要扰乱我的听闻。如今从这件事看来，分宜在江西各县中是小县，浮桥对于分宜又是小事；大官一定要有像这几位君子一样的人，小官也一定要有像这几位君子一样的人，事情才能开始办成。假使两位部使者前后次序稍有不同，不能共同先行，采取一个意旨，工程必将中途停止。幸而没有中途停止；但如果幕府中的赞助不尽力，县里治理工程没有准备，也一定不能迅速完成。即使迅速完成，后人若认为没有人能超过自己，便任由桥梁毁坏与否，听凭自己如何处置，那么也难以长久。我没有能力了解天下的事情，却曾说过，可以凭小而容易的事来推知大而困难的事。当世君子如果真能共同出于一个意旨，赞助规划的人如此，彰明事情的人如此，后代的人又把不毁坏它视为自己的责任，也常常如此，天下或许就可以治理了。我为这座桥的建成而高兴，并且应刘、邓二人的请求作记；于是写下儒生的话，因为其中确实有不可废弃的道理。刘公名颖，赵公名善俊。

译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自唐朝末年至五代，因用兵而教育之事废缺。圣人兴起后，四方依次平定，用礼乐制度战胜干戈，天下风气便纷纷转向崇尚文章。大约宋朝受命第四年，于是平定荆湖；又过了十一年，尚书朱洞来镇守长沙，在岳麓山下创建书院。朱洞的事迹载在国史中，但并没有特别详尽地彰明，足以考察当时皇上的意向。做官的人都承受美德，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像这样岂不是盛事吗？而这种风气感化人，又何其迅速啊！五六十年之间，教化大为普及，求学的人都振作而雅正驯顺，品行和技艺都修养得很好，几乎可以赶上古代。当时州县还没有全部建立学校，所谓十九处教授都没有显著名声，唯独四大书院的名声传遍天下。皇上正在尊崇、扶持并特别褒奖它们，到了这种程度，教育成就的效果就广泛了。熙宁初年，实行三舍法，很想使进士全都从学校出身，而乡试选举更加重视教官的选择。士子家状一定要亲自写明曾经受业于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者能够自我解释。崇宁以后，三舍法更加严密，即使乡里儿童的句读，也不允许没有向州里申报的老师任教；求学者都受到禁约。诏令本来很美好，然而由此文书形式胜过实际，追求利禄的意思增多，老师和老儒全都向往这种制度。书院不知道起于什么时候。根据我所听闻的，汉朝初年各郡国往往有孔夫子庙，却没有教官，也没有设置博士弟子员。他们的学士是否曾接受考课、考试和供养，典籍缺失，无法见于传记。然而各地儒者在乡里用明经教授学生，跟从他们的往往有数百上千人，便用自己的名号命名其家。齐、鲁、燕、赵之间，《诗》《书》《礼》《易》《春秋》各家都很兴盛，这就近似今天的书院了。县官时常派遣守相慰问并馈赠礼物；他们的门生世代守持老师的学说，彼此传授，不改换所学。大概直到孝武帝时，各郡国才渐渐开始设置学校官。由今天回头看汉代后期，再对照汉初，儒者学术造诣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大中祥符年间，天子派使者召见山长周氏式，授任国子主簿，下诏留他在诸王宫讲学。周式坚决谢绝，不接受诏命，最终仍回到山中像原来一样研习。即使赐给他朝见时所穿的衣服、鞍马和内府书籍，宋地有戚氏，吴地有胡氏，鲁地有孙氏、石氏两家，也都以道德作为众人的老师，不苟且迎合世俗而著名。我因此更加感叹宋朝初年士人风气的淳厚，其根本在于师道尊崇，而书院不可废弃。乾道元年，故枢密刘公珙恢复门寮旧制，已经逐渐耗费钱财进行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今直徽猷阁潘公畤急切地实行修缮。我得到桂阳的官职，桂阳是长沙的属邑，起初到大府请求办事；当时潘公到镇任职恰好才几个月。于是，他同九郡守约束众人都以宽简为政，全境安宁，百姓和官吏都心情舒畅，竟没有一件琐碎纷扰的事。可以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说的事情，我因此得以陪同别驾，后来来到书院，在诸位先生的祠堂下拜谒，看到修缮的事情，又整顿诸生；潘公神情肃穆而志意专一，我徘徊其中，感到快乐，不忍离去。离开以后，州教授兼山长顾杞堂、长吴猎在工程完成时嘱托我作记。我曾有幸诵读侍讲张先生所作的记文，至于治心修身的要旨，以及湖湘英俊之士，也已经知道它们的指归。近年有人因这些论述，由大学、礼部奏名，及至在大殿应对，连续成为天下第一；其他尚未考试的人，也可以略见一斑。即使我想说些什么，也没有能够超出所听所学的内容；而潘公在今天的卿大夫中是前辈，年纪越高，声望越加尊重，人人都能称道他，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所以我只叙述书院兴废的缘由，系以年月，勉强附上自己的姓名。这一年是淳熙十五年。云章阁记 臣恭敬地思量，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境内的士人可以说是遇上了好时代。臣当时还是平民，在行在西湖净慈寺认识僧人嗣清。嗣清还很年轻，土木般质朴，整日整夜甚至连续几天不吃蔬菜、不饮水；一件破旧僧衣穿了几十个寒暑。他的同门大多讥笑他，士大夫也还没有多少人认识他。然而我时时听说他被召入禁中，却不知道皇上询问的是什么事情，嗣清回答了什么话；臣每每对此感到疑惑。隆兴、乾道年间，正讲求修治内外政务，唯恐时间不够。有人进言说应当振作士气、宽减民力、充足兵力、增加财用，早晨上奏，晚上便被召见，有时没有耽搁多久就获准进见；至于达官贵人空谈而不切合实用，只会讲纸面上的话等等，往往不予录用。大概选举官员一定要考察功绩究竟怎样，进士一定要在殿庭学习弓箭并考试是否合格，而群臣正忧虑不懂当世事务，转而趋向实际的学问。在这个时候，皇上怎么会从嗣清那里取得什么，而这样嘉奖亲近他呢？后来过了二十年，到绍熙元年，寿皇禅位于大宝；当今皇上恰好又在殊宫闲居两年，淡然忘却世事的牵累，恭敬节俭更加深厚，每日玉食也不耗费万钱。而嗣清也已经离开江浙，来到南方湖湘一带了。我这才释然，窥见了圣上的心意：先前之所以广泛寻求能够防备内患的人，暗中访求幽隐之士，大概是希望防备其中有豪杰，并不只是为了佛法。虽然佛法几乎衰落，但清在这个时候能够以苦心学习感动皇帝，世人都归向他，难道不是盛事吗？他南来时，身边没有带任何东西；正当暑天行走数千里，也不曾住在别人家中，唯独把皇帝所赐的四句赞诗藏在衣袖中，从不离身。刚到这里，便把我为他写的《震叠》寄藏在我这里。不久，他的弟子赵善俊请他住持南岳福岩寺。第二年我巡视郡境经过山间，他已经拜伏叩头，我瞻仰思念皇帝的手迹，感叹说：“银河般的文章，足以镇护这座山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尊藏它的楼阁，他的弟子们于是共同建造云章阁，把它收藏在那里，并请求我作记。南岳的尊崇与皇帝手迹的光辉，将相互辉映而无穷无尽。又或者，我是多么幸运，能够把名字附在碑阴，死后也将不朽。谨拜首叩头，写下这篇记文。

译温州淹补学田记 郡学官的赐田，从庆历四年开始设置。到这时，宋朝建立将近百年，皇上用来加惠学校的办法已经完备了。崇宁年间学制实行，各郡都设置博士和弟子员，费用扩大而无法接续，掌事者又过分粉饰文饰，甚至苛刻征敛来供养学校。后来事务多有变故，往往一概废弛撤去；各地常常出现校官收入不足以供给学生廪食的情况。焕章阁司谏谢侯来镇守永嘉，刚到任几个月，便整顿废弛的旧业，平息积压的诉讼，百姓因此安定和谐。于是利用空闲访求乡里的士人宾客，把他们送入学校。又得到公田，百姓私下把它当作有利可图的事，却不遵从法令的人，就把田归入学校。有司全郡惊叹不已，正因为官吏都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顾及，难道学政谢侯反而独自特别留意学校吗？众人共同向博士李君请求，请我写文记述此事。我本来就乐于谈论这件事。宋朝建立以来，士大夫的学术大约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建隆到天圣、明道年间，彻底洗去了五代的鄙陋，知道了乡学的方向，但墨守旧法、沿袭常规的习气还没有改变。范先生开始和他的门徒抗拒这种风气，以名节自立于天下，天下人纷纷跟从，人人都以不能自我显现为耻。欧阳先生出现后，议论和文章纯粹典雅，超过魏晋之上。很久以后周先生出现，又抛弃浮华，一以六艺为根本，求学的人于是差不多达到三代的境界，这是多么盛大啊！这就是本朝人才由此众多的原因。我曾经探求其中的缘故，三位君子都集中出现在东南，仿佛有先后次序，大概是天意；而浸润、灌溉、培育人才的工作，也已经十分勤勉了。即使后来的年轻人失去了师承，自行形成不同的见解，不致力于彼此扶持，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消长都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定数，并不是小事。然而议论者只忧虑官员冗多，又认为举子大多受到轻视，削弱、沮丧他们的说法越来越盛。我们州【缺】生长于邻郡，最有声望，也常常在其中。谢侯如今特别加意于此，他的政绩哪里是几句话所能说尽的？这尤其是我所乐于称道的，何况还有李君的请求呢？谢侯名某，是邵武人。李君名某，是庐陵人。田地若干亩，刻在碑阴。《止斋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止斋集》卷四十　宋·陈傅良撰写序文 奉诏拟写进呈御制《至尊寿皇圣帝圣政序》。我听说，天地的文理如果不显现出来，就无法看见太极；但太极本来并不需要依赖文理才存在。虞、夏的典籍如果不写成，就无法看见尧、舜；但尧、舜并不曾希求有这样的典籍。恭敬地思念至尊寿皇圣帝，他以精妙的道理修治自身，与天地人三才相参而没有间隔；以笃实的德行侍奉父亲，考察六艺而没有缺失；以深厚的仁爱恩泽，使这个世代的根基、鳞介、羽族无不受到恩泽。他本应配享雅、颂，本应像《春秋》一样流传。然而在临朝御政二十八年间，凡有所施行设置，都把美德归于高庙。金石上的刻文没有流传，名山大川中的收藏也没有见到。他早早把神器交给防身，完全抛弃有形事迹的牵累，退居于无名的境界。正要深深地收藏自己，以冲淡的心境忘却言语，尊太极为友，效法尧而践行舜了。如此说来，圣政之书哪里还容得下私心呢？然而宝章玉册这些稀有盛典，收藏在三宫；庙堂的谋议和皇帝的裁断，以温厚的言辞施行于百官。至于歌咏盛美、描摹功德的人，又遍布天下。至于中原的故老、蛮貊的君长，以及怀着善意、归附大号的人，家家都有相关言说，国家也都有盟约记载。难道只有史官和当时的人能够记述吗？难道只有今天的人能够记述，后世却不能吗？因此便铺陈汇集、编次成一部经典，其中大概有连孺子也无法抑制、圣父也不能推辞的内容。何况我资质浅薄，却承受如此重大的托付，早晚震惊恐惧，凭什么继承帝位来回应上天的美意呢？于是完成此书，以此为训诫，以此为法式，遵循旧事并有所增益，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为此又命令大臣总领各种编纂工作，从最初潜居，到后来禅位内传，搜辑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共得到六百四十一条，编成五十卷。一言一行，都足以经天纬地，给后世留下无穷的恩泽。美盛啊！从前文王推演《易》，周公作《彖辞》，父亲创作、儿子述承，我私下仰慕这种做法。于是亲自为此书作序，说明写书的用意，附在篇首，进呈慈庭，并抄藏一份置于宫禁之中。绍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