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止斋集卷五十二宋陈傅良撰杂文

译万物本来都有害人的地方啊，人能够胜过它们，靠的是智慧。牛能用角抵撞，我就给它套上络头；马能用蹄踢踏，我就给它装上嚼子和缰绳。乌喙的毒，可以用作药物来治疗疾病。虎豹能搏击、吞噬，设置机关和陷阱就足以防备。蛟龙可以驱逐，蛇、虺、蚖、蜥都可以躲避。即使它们的本性会造成祸害，名声显著，也不会欺骗我。因此对有防备的东西会产生疑虑，对它们会心存畏惧。唉！河豚的皮肉柔滑啊，它的味道却隐藏着祸患。哪种鱼不是美味，偏偏柔滑而甘甜的才让人共同嗜好。谁曾想到它会很快使人死亡，毒害肝胆、惨伤肠胃呢？人虽然怀疑它会导致死亡，馈赠它的人却不加忌惮。唉！万物害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确实可怕。凡是蓄积美好来诱惑人的，往往正中人的利益。我的确因喜爱而把它吃下去，它却暗中用怨毒伤害我。减轻残忍来假装仁慈，以文饰妩媚来遮掩嫉妒。用言语使我感到甘美，实际上像老鼠窥伺、狐狸偷看。笑容和悦啊，是我的毒蝎；柔弱婉转啊，消灭人的气势。富贵怀安，是我的鸩毒；钱帛、饮食和牲牢，是我的诱饵。唉！所喜爱的东西是祸患的聚集之处，所玩赏的东西容易使人改变。兵器没有比贪欲更惨烈的，战争常常潜伏在意料不到之处。晋国用璧玉和宝马灭掉虞国，商君用优厚待遇诱骗魏国囚徒。王莽用虚假的忠诚盗取汉朝，武氏用残害忠良来讨好人。可怜河豚，人们却不加戒备；欺骗天下的人反而说自己得志。唉！像这样安于被豢养的人，竟把天下抛在一次试探之中。《文章说》。夏、商、周三代没有所谓文人，六经也没有所谓文法。不是没有文人，而是不用文章来评判人；不是没有文法，而是不把文章作为法则。因此，文章并不是古人最急切的事情。古代道德相同、风俗统一，天下从来不只是崇尚文章。学校、进士考试没有专门的文章教育，乡党选士没有专门的文章科目，朝廷授予士人爵位也没有以文章分等级。士人有文章，都是平日涵养的积累在谈笑中的流露，是践行熟练后在议论中的表现，并非有意为文。因此，即使是他们所写出的文章，也不只是他们刻意经营的；即使拥有文章才华，也不只是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文章存在于天下，真是深厚繁盛。过去我曾怀疑孔子评定《诗经》三百篇，只用一句话概括，便说“思无邪”。《易》《书》《春秋》《礼》《乐》，也都是没有邪念的思想。圣人却唯独提到《诗》，大概是因为从诗中可以看出思想。圣人把这一点作为天下文章的标准。《诗》出自许多人的手笔，不是一个人写成的；出自几十个国家的风俗，不是一个国家的风俗；产生在几百年之间，不是一个时代。有的出自平民和卑贱的奴隶，不只是士大夫；有的出自暴政虐世，不只是宽缓安闲的时代。然而它的文辞和义理，都纯粹地遵循同一条轨道。上面的教化深厚，下面的教化淳厚，本来就是这样。唉！道德兴盛，文章也一同兴盛；文章兴盛，道德就开始衰落了。以射箭取宠的晁错，比不上木讷刚强的申屠嘉；善于谈经的公孙弘，比不上戆直愚拙的汲黯。自汉代以来，文章一天比一天胜过实际，士人的风俗一天比一天浇薄，人才一天比一天衰落，而国家政事一天比一天不能治理。华丽辞藻越来越丰厚，忠信越来越薄弱；言辞辩说越来越工巧，事业功业越来越鄙陋；学问越来越广博，器量见识却越来越浅薄。我没有料到文章成为天下的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汉代的文章，以扬雄最为突出，但《美新》之作，庸人都以为可耻；唐代的文章，以韩愈最为突出，但替人作谀墓之文的讥诮，当时也本来不能避免。唉！此外还能够有什么指望呢？我正想着以这些话自我陈述，先生却辱临询问我。因此我不敢只谈文章的末流，而愿意听闻其中的根本，希望先生赐教。《守令说》。古代的天下，没有冗官，也没有困穷的人；没有侥幸的法令，也没有怨恨的官吏。官职不滥设，百姓就没有滞留困顿的叹息；法令不屈曲，官吏就没有满腹怨气。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官职既然如此简少，敷奏、举荐、宾兴却又那么多；法令既然如此严明，黜陟、任用和罢免又是那么果断。用极少的官职来对待众多人才，用极严的法令来实行果断的赏罚，百姓却没有困顿的叹息，官吏也没有不满之心，这是为什么？因为上面的人没有可惭愧之处，下面的人就没有遗憾。任用的人一定公正，未被任用的人就不敢非议；显达的人一定贤能，后来的人就不敢觊觎；被留在朝廷内的不是亲近之人，被排斥在外的人就不敢浮躁；被疏远的人不是因为怨恨，被亲近的人就不敢苟且。这样一来，天下所有官职都可以用来任用人才，守关击柝、府吏、史吏、胥吏，士人也不以担任它们为耻。我曾读周公《立政》篇，文章谈到文王、武王任用人才的盛况，至于夷、微、卢的烝祭官，三亳阪的尹，也都是有常职的士人，而他们的选用并不不同于三宅之官。那些地方都是远方，职位也都是卑下的；远方不是要地，卑职不是显贵的仕途，天下的优秀人才居于其中，按理也应有所不安，然而却没有人对此过问，这是为什么？有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就不是抛弃人才的君主；有周公那样的臣子，就不是蒙蔽贤才的宰相。那么把人放在远方，并不是疏远他；把人置于卑职，也不是轻视他。况且周公是大圣人，天下人都知道，而诸侯没有霸主时，他就出任东伯；六卿中没有宰辅时，他就屈身担任冢宰。毕公是大贤人，天下人也都知道，但周公不死，他就不能做伯；有人担任伯时，他就不能做监。商汤那样的圣人遇到像周公以下的贤人不足时，便降低身份任用他们，并不以此为辱；贤能如毕公，而上面已有合适的人，他便暂时留任，并不以此为恨。天下人没有周公那样圣明、没有毕公那样贤能，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所以我说，今天所难的是久任，并不是真的难以久任；所难的是外任，也不是真的难以外任。拿古代的官职来看今天的官职，今天的官职算是冗滥；拿古代的法令来看今天的法令，今天的法令算是侥幸宽纵。官职已经很冗滥，却仍然苦于不够；法令已经很宽纵，却仍然苦于不公平。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下面有人有所求取，上面有人有所畏惧。任用人的人未必公正，人们当然不甘心退处；显达的人未必贤能，人们当然不屑于小官；被留在内廷的人或许是亲近者，人们于是争相求取；被放逐在外的人或许是受怨恨者，人们于是难以离任。如果这样，那么让今天所有的官员都适合今天的人，废弃今天的法令，取悦今天的官吏，天下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嗷嗷待哺了。唉！天下并不是怨恨官吏本身值得畏惧，而是今天调任某个太守，明天改换某个县令；这种扰动，就会妨害百姓；它所耗费的财力，就会伤害百姓；官吏无意久留，只求草率治理，就会使百姓受弊；官吏自以为很快可以升迁，便谋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又会使百姓困苦。因此，官吏的便利往往正是百姓的祸患；有便利百姓的法令，却又有不利于官吏的忧虑。这些是我不敢妄自明白的。所以，凡是您所提出的三条主张，我还来不及忧虑；我深深忧虑的是，上面有所畏惧，下面就有所求取。《收民心说》。

译汉文帝的仁德，不只在于恢复租税，更表现在恢复租税这件事上；周代官制所体现的仁德，不只在于实行荒政，更表现在实行荒政这件事上；周武王的仁德，不只在于散发财物、开仓发粟，更表现在散发财物、开仓发粟这件事上。圣人的仁德，积累它有根源，施行它有时机；它使天下受到深厚恩泽没有穷尽，而在救济天下这件事上显现出来的，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天下人并不是因为圣人有限的施舍，便产生不足的期望；而是常常由此相信圣人无所不爱的心，并怀抱无穷尽的感激。因为从圣人所施行的事情，可以推知他所积累的仁心，圣人的心意首先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一个人替人说媒并大力称誉对方，那人不会因此高兴；一个人役使别人却强让他吃饱，那人也不会把这当作恩德。为什么呢？替他做媒并称誉他，本来就是我有所偏私；役使他又给他饭吃，本来就是我有所获利。所以，一句称誉施加给别人而得到感谢，必定是因为此前并无私心；一顿饭施给别人而得到感谢，必定是因为平素并无谋利。圣人的仁德显现的那一天，天下戴奉他的，并不是只因为他当日的外在施惠。他的心本来无须刻意表现于末端，而所招致的迅速归附，正是因为他的仁德本机已经显现。我过去曾奇怪周宣王急于责备自己，又辞谢臣下对年成不足的怨望。责备自己的急切，是因为那番话出于自我治理还不够；如果把岁时的缺憾归罪于天，那么后来又会陷入困境而尤其怨天。至于中兴的雅乐，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诗经·云汉》的序。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中兴的根本，为什么呢？因为宣王当时还没有形成系念天下的心。宣王心中所藏的仁德还很微小，他的恩泽施及百姓也还很浅薄。内心所藏的仁德很微小，不经过长久的努力，就不容易显现；恩泽所及还很浅薄，也难以立即取得百姓的信任。《云汉》所写的旱灾，使宣王恻隐、忧民而忠爱的心，一下子充分彰显出来，天下人因此认为这就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仁心。等到《车攻》还没有作成，恢复古制的事业已经完成了。如果不是这样，遇到灾害便感到畏惧，汉、唐的君主这样做的很多。他们下达命令，百姓却轻慢玩忽；而宣王却由此促成了中兴的功业，这不是言语所能比拟的。人们都说，云汉之旱是中兴的福分。没有云汉之旱，宣王的仁德并不会因此减少；有了云汉之旱，宣王的仁德也不会因此增加；而中兴的契机，正在于这首诗。所以我曾经这样解释说：商朝并不是因为解开捕鸟网而兴盛，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解开捕鸟网而兴盛；周朝并不是因为给中暑的人扇风而兴盛，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给中暑的人扇风而兴盛；宣王并不是因为遭遇灾害而兴盛，但实际上正是因为遭遇灾害而兴盛。圣人的仁德，并不在于别无凭借，只是借助这些事情来收拢天下人；而天下人归附之心，往往是有所等待的。天地的恩德，并不只是雨露；万物却把天地的雨露视为恩德。父母的恩惠，并不只是哺乳；子女却把父母的哺乳视为恩惠。我本来是借今天的祝贺来劝勉我们的君主。如今国土还没有完全收复。自从主上登上帝位以来，江浙一带饥荒接连发生，水灾旱灾相继而来，这固然是百姓的灾难；但圣心悲悯，勤勉地体恤百姓的疾苦，下诏减免租税，派遣赈济饥民的使者，拒绝征收钱财的请求，这又是百姓的幸运。我认为，这正是宣王中兴的契机。我曾读《孟子》，读到邹、鲁发生骚乱，有关官吏死去而没有人救援，孟子认为这是荒年不发放粮食所招致的报应，不能因此责怪百姓。到了梁惠王把粮食转运给百姓，已经算是勤勉了，但孟子又认为这不是先王的政事。饥荒时不加以救济，穆公固然有愧；饥荒时给予救济，为什么惠王仍被说成没有政事呢？天下的事情，安于不去做当然不对；迫不得已才去做，却不返回根本，同样不对。因此，用梁国的政事来看邹国的政事，梁国似乎值得欣喜；用邹国的治理来要求梁国的治理，梁国施及百姓的还只是末节。所以我借邹国的过失，来祝贺今天能够做到梁惠王尚未做到的事，并劝勉我们的君主把它发扬光大。章子、林子的名号说。古人取名，只是遇到什么便取什么，并不是经过选择。商代以前，名字依次用甲、乙等来命名，大概杂乱而没有章法。到了周代，避讳制度施行，名字才开始受到尊重；然而取名为“颠”、取名为“夭”，并不是美好的辞语，却仍然用来命名。春秋时期，对名字仍不很看重。卫国有石恶，宋国有伊戾，齐国有陈逆，楚国有屈荡，周有史佚。这几个词，都是人的羞惭之处，甚至是很不美好的称谓，却被用来命名。展禽、解狐这一类人，则取卑贱之物来作为自己的名字。汉、晋以下的士人，才开始以名字互相夸耀。唐代以来，士人没有不雅的名字，名字越来越美，而人才却日益低下。唉！专心于内在修养而不张扬外表，重视外表而不勉励内在，这是古今人的不同，当然如此啊！我的朋友章子、林子，都以选择名字不够周详为羞耻，请求我替他们改名。我哪里会吝惜一个名字呢？但二位的请求实在太过分了，这并不符合古人的本意。名字不如别人，追求修身治事的心也不如别人，那就姑且慢慢来罢了。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呢？即使如此，二位既然以自我治理为请求，我又怎么能够拒绝呢？于是给章子取名为“用中”，给林子取名为“毅”。章子性情柔顺而坚定，林子性情柔弱而浮动，他们认为这两个名字很合适，多少切合自己的内心。如果二位因此而返回根本，这两个名字，难道不就会成为二位增益自身的良友吗？乡里的名字叫“胜母”，曾参便不进去；难道那个乡里的名字真能玷污我的孝心吗？但君子还是赶快离开那里，这也符合协调内在与外在的道理。这样说来，二位向我请求改名，我并不是吝惜给二位改名；虽然这不合古人的本意，却也正是古人的本意罢了。朱外甥子臧的名说。我哥哥有一个姓朱的外甥，他每次遇到我拿着一张纸，便拱手向我询问名字。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询问名字呢？人可以使自己的名字美好，但名字不能使人美好。只要你修养自身，即使你的名字鄙陋，别人也不会议论你。假如你自身品行不好，即便借用丘、轲的名号自称，天下人也不会给予你认可。”所以古人取名，只是暂且用它来区别称呼、表明名分罢了，并不问人的贤能与否。你为什么询问名字呢？即便如此，一个孩子知道询问名字，也值得嘉许。凡人的善行，都是从一个念头开始的，所以最大的忧患莫过于没有见识，最有力的学习莫过于自己振作起来。你知道重视名字，就一定会知道重视自身。唉，这个念头已经足以使你行善了。因此我给你取名叫子臧，但还没有给你取字。过十年，我将考察你；到那时如果你没有辜负我给你取的名字和字，就还不算晚。” 《止斋集》卷第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