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集卷五十

译武昌，防备申蒋。”故枢密使汪澈公宣谕江淮，公上书说：“自从权臣执掌国柄，士气消沉，赵鼎、张浚被贬逐，没有人敢于崇尚德行；岳飞死后，也没有人敢于追求功业。如今一旦有意外的忧患，谁来抵御它呢？” 他因论述边防事务十分详尽，又说营田应当立即停止。一年多以后，敌军侵犯襄阳后退去，兵力围攻蒋州十分紧急，汪公问计策应从哪里出发，他禀告说蔡州是要害，取得蔡州，蒋州之围就会解除。围攻果然解除，成闵攻克蔡州，蒋州的军队果然逃走。这时敌军东路进逼合肥，王权退驻柘皋，李显忠也因战事不利退却，成闵向东作为援军。他又禀告说：“蔡州不可丢失，如果乘胜攻取颍昌一带，陈州、汝州的军队直趋大梁，那么庐州的军队不用交战也可以使其屈服。放弃蔡州而援救庐州，是抛弃投机之防，像连在一起的鸡群那样栖息，淮河、沔水一带就空虚了。”又说：“敌军倾尽全国而来，这是在防备苻秦旧日的计策。如今我军不能再战，只应划江固守，同时派奇兵遮截袭击，使敌军首尾受阻、前后不能顾及，形势将会自行挫败。用车载尸体决战，灾祸一定很大。”起初，他任试邑县令时年纪很轻，正值天下无事，却已经预先陈述边防准备，各位大臣只是唯唯应承，没有来得及实行。不久，边吏仓促发动征调，骚乱之中，柴桑迁移了孔子庙，戍守将领在嘉鱼毁坏学校宫舍，修缮城垒，江湖一带渐渐转而重视武事。他却认为和籴低价收粮会伤害农民，三次上书后解下郡守印绶离职，直到奏请停止和籴才作罢。等到防线延伸至蕲州、黄州以南，各县都不得安居，守令私下商议向内地迁徙，在江湖任职的官员带着妻子儿女归来的，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他于是抱定与城池同死、坚守不去的决心，并与百姓约定说：“我家就是你们的家，一旦发生危急，我将和你们一起死。”敌对地区的百姓也自行振奋，把军队分成三部，轮流在县城下面修筑营垒；两位总首领率轻舟守卫安乐口、白鹿矶，同时向汪公请求援军，得到铠甲三百副、楼船十艘，声势大为张扬。渡江归附的有几千家，江西因此有所凭恃而不害怕。各位大臣从此一致称赞仰慕他，接连上章推荐，汪公空出幕府官职等待他。等他入幕，想借公在朝廷行在任转运判官王逖弹劾罢免信阳守，发檄文让他代理军事事务。县城解围后，各方争着想征召他留任，任期届满改授官职，他都辞谢不接受。后来营田二十处，田地二顷，每年收谷六百石，廪钱却达到七十三万，米一百八十石。营田相隔遥远，有时达数百里；一匹壮马驮二石谷，随骑兵送往大军，费用与民间买谷的价格相当，士卒苦于此事，往往在路上把谷丢弃。又堵塞民间水利，淹没他们的良田，州县官员不敢过问，营田最终废止。金亮死后，第二年蔡州果然守不住，不久又议和，朝廷在此也放弃唐州、邓州的疆界，只退守到沔水以南。这完全如同他所说。他治理县政，制定各项制度必定周详曲折，充分体察人心，不随意摊派差役。他事先告诫里胥翻查户籍，依次列出二十多家尚未服差役者；已经服役的另列一行，并且疏注明其强弱，某人能够服一次役，某人能够服两次役。到了末尾，亲自注明某人某年某月轮到服役，交给案牍；案牍承办后交给录事，录事承办后才进行差派。差役确定后如有人诉说不均，便拿出户籍让他们申诉；申诉者亲自复核。编制民户时，以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若干队为总，不按乡里划分，只按照地形是否便利来编组。各总的旗帜分别用不同颜色，枪械器仗都合乎标准。窝藏奸人的有禁令，侦缉盗贼的有奖赏。巡逻时遇到非常事变而死于职事者，给他制作棺材并送葬，免除其家若干田租三年。总首可以同县令互通文报，专门直接呈报，不经过县中胥吏。巡尉没有县里的檄文，不得擅自征发。甲士在县城时，每五日检查一次，由官府供给粮

译食，并奖赏其中最优秀者。乡民只按自己的意愿，偶尔到总首的射圃练习，不得无故聚集。那些作为士人或大姓而编入名册的，也保存其名籍，不借用他们服役，而让他们出钱出力，协助制造军械。他们将要输送到信阳时，共有一千八百人，运送米九百石。行军必定列成队伍，日暮后各部按地形驻扎住宿，以枪组成营壁，敲击刁斗，设置伏兵。公饮食、睡卧、起身都与役夫相同；有病者便医治照护，不等到全员到齐，也不住宿停留。

译府中下檄文，命令修治一百多间营寨房屋；逆流航行二千三百多里，按日程建立办公处，向县民借取材料，估算材料长短、围墙大小，并在赋税中增加偿付。乡民分五成拉船，其中居住者出四成，同行者出一成。工匠的租雇费用，也分别让各乡承担。过去财赋名目各异，账册混杂，无法核查，于是编制总账，提取收支要领，搜求侵吞舞弊之处，以革除没有名目的征敛。各案事务按繁简分出期限长短，编成旁行谱；每天都增列日期，核查是否办结，所以没有把未决事务留给后任吏员。对积压未销的案卷，编制每日流转簿，标明名称和数目，便于主簿查考，也借此察看懒惰者、依赖便利者。凡是公的意旨传到乡里，乡民总是受到鼓舞而服从。豪民卫仲坚、王安道，曾多次更换县令仍不能被役使，到这时也依次接受差役替代。王安道对人说：“现在若不做，哪里还能低头接受别的县令役使？”创建鄂州营房八百架，总队请求把事务分配下去，约定某处砍伐茅草，某处砍伐木材竹子，按期集中完成。县中有钟、吴两个盗贼首领，大府屡次设置计策，始终不能捉到。公把此事委托给总首王宗元，终于晓谕吴某投降，为他购买田地房屋，使他改业成为平民。钟某更加凶恶，不久把他斩首。到了信阳的战役，选取乡里所属的壮丁和县中两队首领，他们坚决请求随行说：“我们的县令出征了，我们怎么敢不参加这场战役呢？” 露宿时军队不惊扰百姓，直到返回也不懈怠。道路旁梨树、枣树下面没有一点痕迹，边地百姓说：“见过许多军队经过了，从没有像这支军队这样严肃整齐的。”他所到的其他地方，百姓和吏员都受到感化而服从。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后来他调任婺州司理参军，在任五年。由于枢密使王公炎推荐，朝廷召他入朝，他恳切请求到任，却没有得到答复。这时皇帝即位已经七年，他入朝对答，进呈三项意见：第一，审察政治根本，亲自处理细务，观察鞍马。以权宜之计作为常道，颠倒根本与末节，何况动辄烦扰皇帝的心思，使国家议论不能确定，权力转移到近臣、宦官，帝王应负的职责日益轻忽；又有以降人充任侍从的忧患，以球猎取宠的手段，意向一旦有所偏失，祸患就会在未被察觉时发生。希望陛下以清静涵养安恬，舍弃小事而谋划大事，慎选三公，责成他们进用人才、整饬纲纪，延请正直之士，同他们讲论学问、探求治道，把通常政务归还有司，摒弃驰骋游猎的琐碎娱乐，沉潜自守以等待时机，这样还有什么事做不成？第二，冗官冗兵。周官只有六卿，汉代另设九卿；自东都以来又有尚书六部，唐代设置内诸司使，官员逐渐增多，而有实际职事的却很少。各路帅臣，在古代相当于州牧；本朝以来设置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茶盐、总领市舶、坑冶、茶马等各司；驻屯军队又另设都统制。州牧一类的职任被分成五六种，而州中的知州、通判，县中的令、佐，彼此不相统属，各行其意。这就是臣所谓的冗官。唐代方镇的军队，就是今天的厢军；周世宗和太祖皇帝增置的禁旅，就是今天的禁卫及各州禁军；神宗皇帝建立将兵法，今天各藩帅所统辖的将领和禁军就是这一制度；太上皇帝收拢各将领部下的军队，组成三衙御前诸军，今天的大军就是这些。除此四类之外，又有弓手、土军、役兵；如今降为大军、胜战将兵以下的隶役，这就是臣所说的冗兵。如果能够掌握方法，重新整顿也不会惊扰社会，只看陛下如何处置罢了，不要害怕困难。第三，虚有的赋税。武昌有绝户，房屋租税仍在而房屋已经毁亡；德安有岳飞牛租，牛已经死了而租税仍在；永嘉海水泛滥，滨海盐碱地已经毁坏而租税仍在。这些都应全部免除，以惠及贫困下民。当时皇帝的志向在于恢复中原，王公炎正多次进见，因言语投合而突然受到重用，他极力推荐公；公还未到任便推辞说：“圣上天资英明杰出，群臣却没有辅佐、顺承、光大圣德的才能。幸而遇到这样的时机，却不能端正君心、整顿政始，以建立中兴事业，只是侥幸追逐功利，用夸大的言辞蒙蔽听闻。”现在世俗都说要取中庸，《大学》的旧文已经听厌了；然而万物不能同时做大，人的心也不能同时兼顾多端。天地的道理在于根本，却被忽略，反而奔走于军旅之间，颠倒先后次序，反过来施行，即使重新恢复中原，也仍然没有益处。等到王公第二次召见他时，两人纵谈边疆军事事务。公说：“既然谈论军队，我曾私下按照《孙子》开篇《始计》的理论评议，却没有看到它可行。如今人人意见不同，不能说是得到了正确的道；灾异屡次发生，不能说是顺应了天；以江左争夺中原，不能说是占据了地利；靠贪婪来驾驭骄兵，不能说是有良将；将领不体恤士卒，士卒不安于将领，不能说是有军法。九件事情中只有一件做到，古人也会寒心。”寻求这些条件，当今贤者谁能分辨清楚？何况如今三衙御前的老兵几乎已经用尽，江南的平民百姓凭什么长久支撑？常平米、钱米在账面上都是虚数，拿这些供给军队，能够继续维持吗？军队骄横、百姓困苦，或许不能避免内乱之忧。即使侥幸取胜，首先也要归功于皇帝在宗庙中的谋划。希望陛下以仁义纲纪为根本，至于用兵，请等到十年以后。如果说只是皇帝一人独断，那么辞去职位也可以。”又说：“天长可以进军维扬，清流可以进攻六合，淝水可以顺流攻下合肥；北峡的险隘、庐江的通道、武昌附近，以及新息、秭归以北、商于、子午，南面通达梁洋、岷洮，东面接近威茂，这些都是用兵所经过的道路，却忽然不加防备。然而献计的人只是说没有忧患，不是偷懒，就是狂妄。”他因防务意见改授宣义郎，差遣为平江府常熟县知县。第二年，大臣们多次进言，皇帝又召他审察，他坚决推辞。他的朋友秘书省正字刘朔奉君命来劝勉激励他。他一向以未能为国效力为耻，认为道路尚且艰难，不能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便妄自菲薄，于是禀告丞相陈俊卿说：“周公宁可把戏言封作诸侯，也是在开启成王不敢轻视人的心；鄼侯亲自追赶逃亡的将领，改变汉高祖轻慢士人的习惯。古人匡正君主、成就事业的关键，就在这里。假如凭一个普通人的节操，只要感动皇上的心意，也足以报效了。”陈丞相免去虞允文的职务，任命他为宰相，催促公迅速出发，不要懈怠。召命下达后，公请求赴任，六七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又请求任祠禄官，也没有答复。过了十八个月才上路，到了几天便想引退。侍从中有人挽留他，于是授任大理寺主簿。当时虞公正锐意办事，一时之间以谈利、谈兵来自我炫耀求售的人很多，守持常道而不阿附的人反而遭到罢斥。公见到这种情形已经很晚，仍希望皇帝能够改变听取意见的方式，开始从容地引述番吾君劝说赵相国公仲连的故事，借此讽谏功业之所以缺失，在于进用贤能不够广泛、所设置的辅佐不恰当。丞相也惊醒而敬重他。不久，他反复切实地论说：邀功太急，兴办事情太轻率；急迫就没有长远谋划，轻率就会半途而废。治理天下，应当同天下士人共同谋划。

译鄙陋之人贪图利益，自我推销；考察过去的事情，如今都反其道而行，愿公改变想法，努力把事情办完，不要留下后悔。淮地遭逢饥荒，百姓流入淮甸，边州又有许多归正人相继到来，皇帝命令帅臣、漕臣共同安置他们。过了一个月奏报还没有送来，丞相召公询问应当如何施行，让他列举条目，准备商议派遣使者。公惶恐地谢罪说自己不才，并且认为淮地事务难以超过限度，丞相坚持询问，于是上疏列举数项：第一，应责成帅臣、漕臣办理，不要派遣使者；使者经过各州，住宿停留、巡视未周，已经到了春夏，二是新迁来的百姓还没有见到便利，便使州县承受各种劳役，他们就会怀念故乡而不愿长久居住。似应略仿孙武、吴起屯田都尉的旧例，自行建立营垒，其他差役不必牵涉他们。三是应先确定重要约束，确实只是开辟土地而已，县官从中没有任何利益。全部仿照旧陕西弓箭手法恢复其租税，四年后谷物成熟，漕司再运送布帛、茶、盐等百姓所需之物，通常令谷价比物价略高，以便通过和籴储藏在屯所作为后备。又说，如果要任用属吏、调拨钱米、搜括隐田，这些事体重大，必须派遣使者；若不选择重臣持节出任，漕帅和州县如何能与使者协同？第二天有防务任命，准备让公出使淮西，公立即说：“流民有的先前已经散居山谷，依附他人并以其姓氏登记。如今使者出发，他们一定会彼此携带，聚集到城邑，依靠县官供食，最终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怎样取得供给呢？” 他又请求把淮西各州县的系省钱和非系省钱，都交给他一并便宜调度，朝廷仍对此感到为难。公再次谢罪说自己不才，不久得到批示，准许携带现钱一万缗、米二万石；如果路上不够用，听任他依次奏报。这一年是乾道七年。十二月八日，公到达合肥；第二年正月抵达齐安，传布天子的慰劳安置之意，分别派遣有才干而谨慎的官吏巡行询问。大体上，安丰以东来的人已经略略编入主户，就加以抚慰，不要迁徙。沙窝以南还有不少人没有适宜的乡里安置，公亲自踏查田间道路，审度山泽荒地，认为合肥废弃的圩田可以借此设置险要，截断栅栏，依长江守卫巢湖。旧黄州是古邾城，正路直通垂瓠，若在附近设置庄寨，日后敌寇就不能秘密率军直渡。于是他同安抚赵善俊修复三十六圩，又在旧黄州东北设置二十二庄让人居住。合肥共有户三百四十四，人口一千九百九十六，能胜任耕作的男子八百一十五，田地三百七顷八十四亩。齐安有户三百四十一，人口二千一百一十一，能胜任耕作的男子六百一十四，田地四百四十四顷五十二亩。平均每户有房屋二间；每二名男子配牛一头，犁、耙、锄、锹、镬、镰、刀等按牛的数目配置；三头牛配犁刀一具；每年配辘轴二具、车一辆。接受田地的人领取种子钱五千，按各家人口中老年、壮年、少年的情况分等，赋税只缴纳米，直到秋收为止。总共费用是钱二万缗、米六千石。寿春归正人以及自古以来像奴仆一样给大姓做农民的人，估计有三千八百多家需要救济使其恢复产业；约束规定明确，器具使用方便，房屋按伍编排，田界整齐，场地、菜圃、牛栏、牧地，以及池塘、沟渠、道路、桥梁，全都修治完备。病了有医生，死亡时请求安葬也都能得到；迁居如同回到原处居住，才请求返回原籍。臣禀报说，应派几个人分别考查他们防边的准备。计划往往装饰辞令来上报功劳，八人虽然不全是如此，姑且宽略对待，希望或许能报答公的出行劳绩。到了固始寻找所谓北归人，共有一百一十二家，都是当地土著，数年间新近归附的才五家。光州守宋端友，反而拿旧户同新户相比，虚构奏报；更严重的是，他杀害归人，抢夺他们的良马，公立即弹劾奏报宋端友欺骗蒙蔽。此时宋端友已经进入近臣之列，根基相互连结，不可撼动，人人都替公的奏章担忧；皇帝却独自震怒，把此事交给大理寺，追究到底并审问治罪。宋端友因忧惧暴死。从此皇帝颇怀疑边臣没有实情，而公所奏请派遣大臣之类的意见，似乎也都没有真正想从公那里取得实情的意思。齐安请求返回时，皇帝命令核查麦田，滞留数月；核查完毕，又命令察看铁钱事务。公回朝复命完毕，详尽陈述所见所闻，又首先论述州县田地簿籍十分完备，但淮地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开垦。臣考察其中原因，大体是主户占有一亩田地却有数顷，缴纳租税仅仅一斗一斛，而巡视其产业，终日也走不遍。既不能自己耕种，又妨害别人耕种，凭什么聚集人口、保卫边境？应当合并清理田地，请求用它招徕远方百姓；来的人务必使其得到田地，原来居住的人担心失去田地，主户与客户竞相出力，就不会再有荒地。又论述如今边郡田野荒芜，劝垦的文书只具形式，总首的设置也徒然，应当搜查清除敷衍简慢之弊。沿淮向南，有和籴，有铁炭，又有征发建康的草料，劳苦远方、使边地空虚，来供给江左。守将屡次更换，以苛刻接续苛刻；一郡三县，两个县令防备懈怠，险要关隘却不止一处，最后不过合肥、历阳、居巢三个戍所。凭陛下的谋划，事情却耽误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外部治理无法完成吗？臣愚昧妄想推究根本：先是不加思考而胡乱施行，之后又对外以粗疏草率应付；不加思考便发布命令，之后又以难以实行、命令被搁置来责求实效，难免只是追求名声；于是急于辩解的都是追逐名声之人。志在建立大功，却只谋求小利，于是迎合者都是谋求利益之辈。荒诞欺骗的人失败了却不诛罚，谄媚取悦的人被察觉了却不罢黜；言路既然被堵塞，很多人只顾经营自己，日夜辛劳十年，看看今天又有什么补益呢？”},{ 臣认为，内政不修整，就无法整治外部事务；只希望责成宰辅，让他们坐而议论、追究事情的根源；收罗贤能之才，以广泛谋划并继承事业的端绪；兼听各方意见，虚心接受劝谏，以疏通闭塞不通之处。朝廷端正了，边疆事务自然就能治理好，惟愿陛下留意。臣又论说，左右近臣之所以欺罔，是因为近者以财货相互援引，远者凭借强大势力制造间隙，于是小人便肆意妄为。他们窥伺人的言辞脸色，揣度意向，迎合周旋，巧诈之处难以形容；把邪曲托说成正直，以虚伪的正直来推销谄媚。荐举或罢退人物，竟不以公开宣说的话为依据；他们四处吹捧、暗中中伤，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一旦以可信的号令传扬于朝廷，虽说是出于圣明的裁断，皇帝的喜怒和威势却已经归于私门。齐威王的强盛，不在于对阿大夫、即墨大夫的诛杀和赏赐，而在于惩罚那些毁谤和赞誉他人的人。毁誉没有凭证，刑罚就无法施行，又怎么能够禁止欺罔呢？陛下如果确实愿意听取臣的意见，请不要只因臣一人而自立一说；应当任用刚正敢言之士，摒弃圆滑软弱之人。考察这些并不困难，于是臣便把刚正者和圆滑者的具体情状全部列举上奏，皇上极为开放地采纳了意见。皇上读到齐威王的事情时，臣进言说：“臣看近来的政事，并不是没有作出像齐威王处置阿大夫、即墨大夫那样的决断，只是为什么那些毁誉他人的人仍然和从前一样呢？”皇上说：“正等待整治和防范。你屡次上疏议论边疆治理，却不是这样。”臣说：“买马本来花费不多，却因循习惯而发展到偷马。敌军将领传话来询问缘故，最终我们又索要回来归还给他。国家怎么会贫乏到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却要这样自伤国体呢？”

译诏令立即停止购买。又说：“如今每天修筑淮郡城池，据臣看来，还不知道要守什么地方。合肥的木板、栏杆刚刚竖起，中使督促察看，仓促把它建成。前些日子臣经过该郡，一夜风雨，楼台倒塌五堵。历阳城墙还缺损着，居巢低矮简陋如故。又听说耗费巨额钱财，修成四十多丈城墙，陛下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呢？”皇帝问：“千秋涧怎么样？”回答说：“起初臣出行时正值冬天，水落之后，涧水不足以行船。等到回来时正逢夏季暴雨，江水和涧水合流，已经茫茫一片了。这将有什么用呢？”皇帝说：“涧水也是险要之处。”回答说：“如果按照兵法来说，渐车的水尚且足以制服敌人，借此作为险阻，恐怕不可以吧？”又说：“外部事务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祸患的根源不除，臣尤其忧虑左右近侍暗中排挤正直之士，表面上却虚假称誉。陛下确实圣明，倘若因为外表言辞而偶尔听信他们，臣恐怕就会中了石显、王凤、郑注那样的人的计谋。”又说：“近来有人因为好名而弃用士人，臣私下思量，好名只是臣子做学问的负累。君主为社稷考虑，唯恐士人不好名。假如人人都爱惜名声、畏惧义理，哪里会不能建立功业呢？”皇帝很高兴，连声说极是。凡是他所引荐提拔的士人，都予以表彰赏赐。在此以前，皇帝已经因道迁公授予他两个官职，又任命他为寺正。有从边地来朝见的人说：“薛某凡是能够为国家做的事情，知道了没有不做的，而且又注意于倾心交接。”因此皇帝听到罢免的奏议就立即实行，像回声一样迅速，所以忌讳缺点的人彼此以目示意了。几天后，任命他为湖州知州。临朝辞行时，他上札子论述科折不明，显示出有些输送的钱物没有及时从账册中除去。又引用祖家分镇强边的办法说：“陕西分为五路而由永兴军统辖，河北分为三路而由大名府统辖。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作为险阻，有城、堡、寨、铺作为防御，有弓箭社、弓箭手、蕃族、熟户作为罗网屏障。其他各路轮流戍守，都接受节度。幕府、州县难以自行辟召差遣，除种折二氏之外，另行统帅就以三衙、三司使或都转运使担任。能取得成绩并经过考核的，就进入政府任职。土地分划清楚，防守就牢固；形势相互连接，情势就不会隔绝；权力统一，就足以有所作为；赏罚分明，就知道劝勉。光尧中兴以来，沿边设置镇守，除茶盐之外，凡事都推举、委任给他们，将要用来巩固边境，没有比这更好的谋划。臣愿意依照已经形成的法令巡行办理，众多镇守统帅及舆帅，不限文武、忠诚、智慧，只要是使者都可以任用；并且不要拘泥于【缺文】，不要专求小利，不要以日月期限作为标准。” 奏章末尾尤其恳切地说：“如今谄媚奉承已经成为风俗，举世崇尚附和。泛泛看待各项施政，人人都欢呼说完美；片面的言辞先入为主，其他意见便不能继续提出，百官充满朝廷，几乎形成孤立的局面。”这天奏章上达后，皇帝留他谈话很久。公将要退下，皇帝特别用温和的言辞宠信慰藉他。皇帝说：“大防认为书生姑息，而办事的人把苛刻当作能干，所以烦劳卿去辅佐一郡，希望你用中道治理它。”公回答说：“臣从老师那里学习，是为了侍奉陛下，只有中道而已。”皇帝说：“这样，朕还忧虑什么呢？”公到湖州一个多月，户部上奏说：“各州经总制钱，都是从场务酒税等杂钱中分出缴纳的；如今很多钱被隐匿，分配不尽，地方得以任意使用，请改为由监司发给州县账历，把每日收入的钱如实登记、分配，否则就弹劾上报。”命令下达后，官吏面面相觑，没有人敢提出意见，唯独公首先奋起，向当权者说明此事。大意说：“旧额中凡属杂纳钱，以十分为比例，四分分配为籴本，六分为系省钱。后来才增加二分，分配为总制钱。当时州县还没有感到困苦，但也渐渐追逐额外盈余。久而久之，便把盈余钱积聚起来，取数年中最高的一年作为定额，以十分之七分配为总制增税，三分为州中钱，更加不是旧制了。后来又累积有上供月桩钱、大军打船钱、修船六分赡军钱、移用降本钱、竹木钱等名目，科征名色多得数不清，而分配的定额仍旧不变，既不足以应付计算出的需要，并且每年费用越来越广，郡中可用的钱越来越少。因此场务只好凭空挖取钱财来谋求盈余，即使有奉行法令的官吏想要放宽限制、减轻百姓负担，也无法施展。如果再分配额外的征收，取得其中大半，官吏连自我维持都不够，百姓的困苦就更严重了。且以湖州都务的籴本、系省钱来说，起初钱为二十三万五千六百有余；自总制钱开始，增加钱五万八千九百有余，合计仍不过每日征收二十九万四千余钱。再加上按七成增加的税钱三十五万三千七百有余，又加上供钱以及大军所需等共四十万八千有余，使如今总共要得到八十万钱，才能充入经总制钱的定额；其余才是上供及各种杂项所需的钱。即使这样还担心不足，何况达不到这个数，本地所谓系省钱和州中钱的数目就全都空缺了。由此推知，其他管库大概也都如此，郡守将依靠什么呢？如果不得已，应当先把每日收钱中的上供及各种杂项所需部分桩存，再把剩余部分登记分配，也许还可实行；否则不敢奉行诏令。”版曹大怒，派郡中胥吏拿着条法到版曹自行解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八千钱〕 公辩论得更加有力，台谏官受到感发，接连上疏向皇帝争论，皇帝于是搁置了先前的奏议。湖州没有苗米供军，每年籴米七万一千五百余石，需钱二十一万余缗。自添差武臣、路【缺文】以下直到进勇效士，共一百七十一员；军员五百三十一人，他们的廪禄合计钱约二十万缗。再加上其他经费，按照往年共用钱五十二万余缗。旧制中乌程、归安二县每年折纳丁钱十三万缗；乾道七年有诏令，减免折丁钱大半，已经全部缴纳的，允许在第二年除去。这一年损失十多万，而大农寺和籴六万石，以银交子高价估算，只想用钱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中不忍心压低市场价格，就应当补钱一万六千缗，租船运输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再加上就禄八十三人【缺文】，不过又是钱二万缗。第二年郊祀察看进献和赏赐所用的币帛，也以二万计算，总共增加费用十万三千余缗。没有增加收入，大约缺钱十五万缗。公说：“这即使是刘晏来了又能怎么办呢？”立即向朝廷请求：用市场价格补偿百姓的籴粮；用折帛、绢钱拨除折丁钱；淘汰军队，把军队改调到宽裕的州；节省冗余而长期占用的差授。

译他在湖州任职三四个月，从抗辩分配钱粮以后，执意拒绝办理的大事接连有好几项。他每天都同那些与权贵争夺利益的人为敌，虽有时得到支持、有时遭到违逆，郡中百姓稍稍得到苏息，但不能平息的怨愤越来越多。唯独他被列入天子的简记之中，因此受到的保护极其深厚。起初公曾推荐某人有才干见识，后来某官缺员，宰执拟定几个人名上报，最终提拔某人担任郡丞。此人趋附时势、喜欢干预政事，公引用章疏避开他，因此任用了另一位郡丞。曾经派遣中使到浙西各郡巡察，唯独没有进入湖州境内；因为这个缘故，中使不敢轻易动摇、危害公。然而公归去的志向已经决定，于是称病请求任祠禄官，三次都没有获准。诏令任命替代者一个月后，他已经上章五次，之后又十天上了四次，改任常州知州。公正当被重用之时，人人都期待他施行所学；没过几个月，长期劳顿在外才回到京城，七天后又出任知州，在任七个月便被罢免，罢职归家一百天后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岁。邦君、朋友及后学哭得过于悲哀，四方贤人大夫、士人相隔千里也彼此来吊唁。公学习和处理政事虽然谨慎，存心却始终平正。他私下宴饮休息时，坐必端正，站必庄严，视听从不偏斜。即使是亲近的人授予他言语，也不拿来开玩笑。自己抄书及仓促记录消息，字画从不用行草；几案、箱箧、笔砚、被褥、枕头、屏风、帐幔都有铭文，丝毫都不疏略，仿佛苦行守节，然而他的内心却坦荡平实。因此他少欲，在家中确实如此；品行推及乡里，正直名闻天下，但居处生活并没有超过普通人。公除了六经以外，历代史书、天官、地理、兵刑、农事、工商业，直到隐秘的书籍和小说，没有不搜求研习、采择收获的；并不因为各家学说众多便废弃不看，尤其精通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等制度，务求能够贯通于今天。有人疑惑公的学问广博，大概是因为他有所自得，能够专精统一。名流向他询问质疑，有时往返讨论数百言，重要处没有两样。大体上，他认为应当用古人的小学使心神明达；《大学》的道理流传久远而说法分离，所以汉代儒者拘守器物制度、章句训诂，名家小智穿凿附会，异端之徒于是把一切事理和言辞都排斥遗忘；后来高明的人空谈虚无，浅陋的人又拘滞于具体事物，最终不能相合，合起来仍归于一，这才算真正得到学问。读他的书，便知道他是把博学归结为简约。公已经不求在人前求闻达，但凡有一技之长，被人推荐称誉，必定具备实才；做官不越过职位权限，遇到大事，只要按道义应当做，就果断去做。他曾搜集管仲、乐毅的事迹编成传记，文字不涉及功名利禄；平生所推尊的，只是濂溪、伊洛几位先生。他告诫学生说：“不要只是空读语录。”著有《浪语集》若干卷、《书古文训》若干卷、《诗情性说》若干卷、《春秋经解》若干卷、《防要》一卷、《中庸说》一卷、《大学说》一卷、《论语小学》若干卷、《资治通鉴约说》若干卷、《九州图志》若干卷，其余著作尚未完成。公担心《五代史》记载缺略，修订它却也没有完成。至于《阴符》《握奇》《山海经》《古文道德经》《焦延寿易林》以及刘恕《十国纪年》、庄绰《揲蓍谱》、林勋《本政书》、姚宽《汉书正异》等书，都是他校勘整理过的；他为这些书作序，认为文字精确、旨趣切实，可以用来济世。他解说经书并不完全依从先儒，校勘异本时一定剖析纠正其中不正确的地方。他娶孙氏为妻，孙氏的父亲是汝翼。起初汝翼同舍人交好，舍人去世后，汝翼把书信送给待制，自己说：“我有一个女儿，才干品德都好，将来应当好好侍奉夫子，我将让她嫁入起居之家。”孙氏嫁给公后，妇德行为都符合这句话。公去世后，他的朋友张淳想把公遗留的衣服全部拿来入殓，并依照古法书写铭文；孙氏能够谦恭听从，大概没有违背公的心意。有一个儿子名叫沄，补为国学生。公去世后一百四十四日，即十二月壬申，葬在吹台乡慈湖原。傅良在丙戌、丁亥年间于城南收徒，公曾间或来访，教诲督促他们；第二年傅良辞别学生，带着书隐居山中，公又来访，问他研究什么事业，傅良把自己已经得到的全部学问回答给公说：“我……”公担心我的孩子被求知得失所拖累，便说：“应当这样。”己丑年冬天，我于是前去依从公。在具区湖滆水之上，我完成学业，住在一间茅屋里，聚集书籍一千多卷，每天在那里考察古今、询问时事。第二年秋天参加太学考试，公恰好奉召入朝。这时乡里的诸生以及其他地方的朋友都在这里，又每天相互跟随公居住交游。前后七八年间，长时间离开公，只有公出使淮地、任霅川守时才有这种情况；但通常也不过一两个月，书信和命令就会到来。到那时，公便详细讲述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世上知道公的详细情况，没有谁比傅良更多。现在选取他出仕、退处的事迹和言论中与治道、学术关系重大的部分写成行状，其余不再记载。谨此作状。福州长乐县主簿诸葛公行状 曾祖考璿，曾祖妣朱氏。祖考原为武翼郎，祖妣张氏、赵氏，都封为孺人。父亲纯为迪功郎，母亲赵氏。公姓诸葛，名说，字梦叟。琅琊诸葛氏，自会稽内史诸葛恢分出后，另成为淛东一族，后来逐渐迁到严陵。永嘉这一支，大概是从严陵迁来的。有人说是新安人，但族谱已经亡佚，无法考论次序。公的祖父娶城南张氏为妻，让几个儿子跟随她的舅父学习，那位舅父就是所谓草堂先生，曾以八行被征召。由此，整个郡的贤士大夫往往都成为诸葛氏的师友、姻亲。公幼年在这些人中受到熏陶，已经显得才器超越同辈；更加自我勉励，读书作文，通宵达旦也不轻易休息。成年后进入太学，两次被推荐，考中绍兴庚辰进士。当时正等待担任严州司户参军，却遭逢迪功郎父亲去世。服丧期满，授任台州黄岩县尉，又遭逢母亲去世。公原本怀有当世的志向，学问不做章句训诂的浅薄功夫，所学都要见于施行。等到两次遭逢丧事，便认为奉禄供养父母的愿望无法实现，是命运不偶。于是把园子命名为艮园，把书房命名为傃室。用自己的学问在家中实行，调和族人，激励乡人。时间一久，上下彼此信任，子弟无论年长年幼，都看着公的习行谨慎而趋向善良，没有谁敢放纵。乡里靠近大海，以海上经商自给的人大多剽悍；这时有不平之事，便来找公裁决，只要公说可以或不可以，事情就这样定了。

译郡城东南角地域广大而且容易发生灾患，百姓完全把公当作巨大的屏障，公也把他们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若不是众人共同希望解决的事，来求见他的人不会到门前。郡县遇到灾荒困难的年岁，县官有抚恤政令，任太守的人通常都要等公到来制定方略。公说明事情应当怎样做、费用应当多少，太守立即听从实行。然而其他乡部还没有形成条理，东南角若干户人家却已经井然有序地享受了抚恤恩惠。这是绍兴末年。绍兴年间防海，隆兴甲申年察看疫病，丙戌年掩埋暴尸，乾道庚寅、辛卯年赈济饥荒，壬辰年修筑堤坝，都是他初步试行、略见成效的事情。往年我同薛叔似象先、陈谦益之一起在行在任职，私下商议，想让公担任福州长乐县主簿；公不愿违背我们同党的意思，勉强起身赴任。当时前丞相史公任福建帅臣，部丞相熟悉考察人才，不轻易把狱讼交给属吏，早已听说公贤能，多次把事情委托给他。公按法理公平判决，不因为大府所怀疑或信任的意见便认为对或错。丞相更加同他相知，把他请入幕府。幕府中原来宾客游士很多，只有公每说一句话，都有补益，不会脱口而出。丞相自己高兴晚年得到贤士，以对等的礼节待他，并且带领当权者向朝廷推荐他。然而公去世了，正是淳熙元年正月庚戌。公平生即使在寝息闲居时也不懒散，待人不矜持庄严却能施恩，交往谈话唯恐伤害别人；听说有人做不义之事，必定反复严厉切责，不肯罢休。即使出行百里，也只带一个仆人，携带被褥和饮食。他谨慎勤勉而不使物资缺乏，用来周济邻里朋友，从不计较费用；家中的事务一概不理会，但奔赴公事从来没有不勇敢果断的。年将五十，德行日益修养，讲论问答也日益恳切。我曾见公同张淳忠甫夜间讨论学问，公自己说读书二十年，得到一个“健”字。我在旁边叹息说，公真是健行的天德啊。为什么不探求它的根本呢？公说了这样一些话。第二天，他忽然拉着我的手出去，说：“我确实深深反省了过去的言论。”我私下悔恨自己规劝的意思太浅薄。将要去世时，他还在校勘《仪礼》，家人并不知道他病得很重。第二天早晨，他洗脸梳头后，突然要纸，写信给朋友，托付朋友训诫他的儿子；又写一张纸说：“我将来要合族安葬，一定选择宽阔的地方，向伯忠甫询问礼法。”又写一张纸说：“我弟弟的儿女很多，把某处若干亩田全部归给嫁到刘家的姐姐和薛家的妹妹；如果有缺少的地方，再把若干亩田归给她们。”写完便叫来儿子耕，说：“你照着做，不敢违背我的告诫。”又说：“告诉你的母亲退避，不要到我面前来。”一家人才大为惊慌。不久，长乐县尉的书信送到，公像平时一样回信；又过了一会儿，丞相派使者和他的儿子来到，公也像平时一样迎接应对。使者走出大门，公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公娶徐氏，有一个儿子名叫耕。享年五十岁，著有《易》《论语说》若干卷，以及碑志、诗文若干卷。耕择定日期，在三年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黄屿山，拿行状来请我撰写。我起初听说公的义行很高，不敢请求拜见他。寄居城南时，门房有题记说：“乡里弟子诸葛某求见。”我惭愧叹息，便把名帖藏在袖中走出去；后来相见，竟荣幸地同他结为忘年交，我哪里敢推辞？根据我所见所闻，公居住乡里时试任县吏，建立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很多。一个人有一件事便足以传于后世，但这些事对于公来说都不值得称道，所以我只叙述他出仕、退处、进退和死生的经历，作为行状。国子司业何公行状 何氏是郡中的大族，分为两支。名溥，字通远，官至翰林学士，是百里坊一支。公名伯谨，字诚夫，官至国子司业，是城南一支。翰林公参加礼部考试，奏报姓名时列为天下第一。百里坊何氏从此兴盛，而城南何氏从某公开始，生有四个儿子：金华主簿子发，是宣和年间进士；子达、子谟，同时为太学生。子达晚年授官，屡次封赠至朝请郎。公以金华仲子的身份前来任朝请郎，后来又同他的弟弟青田县令伯益一起成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公去世后，青田之子叔忱和他的族兄弟次常又同年考中进士。大概何家已经连续三代以儒生身份享受俸禄。评论此事，虽然由文章学问起家，根本却在孝顺和睦。过去金华早逝，朝请郎抚养他的遗孤，教导他成才，这就是青田县令。青田又早逝，公像朝请郎一样抚养教导他的遗孤，如今终于成才，这就是叔忱。父子以善行托付孤儿，使乡党起敬；这样看来，何氏世代兴盛，他们的家族确实有其根基。公诚信厚重，安静恭敬，做事务求不张扬。仕途稍微显达后，都是按次序平稳进升，不自认为得意。世间那种奔走竞争、沽名激进、求速成的办法，他不但不想做，实际上也不会做。他由国子博士代理尚书郎，出任饶州知州，任满罢职后，起用为广德军知军。因在朝请大夫任上已九十多岁，请求主管祠观而未获准，恰逢父亲朝请大夫去世，服丧期满后，授太府丞。当时皇上正准备改用一两位执政官，满朝士大夫都到府中称贺致辞。不久，颜行先上奏议论如今进退人才应当以谁为先，大家都说：“像何君这样的人，不应当长久任此官。”不久改任大理正，未满一月，正式授为兵部郎官。皇帝到学校向师儒问学，选任十分慎重。满朝士大夫相互谈论，又说：“皇上既然已经任用了某人、某人，必定还要任用何君。”第二年，授司业。据我所见，士人入朝后，不因众人嫉妒而受排挤，反而希望他幸运升官，像公这样的人很少。看公与众人相处，平日少言少笑，起初并没有用来取悦人的地方。每次入朝应对、议论政事，都详实地直陈事实，不喜欢标新立异。他从学官升任郎官，共有三四次应对，所上奏章十多篇，大意认为当今的弊病在于文辞胜过实际而实效不足。近年来臣子为陛下增加财赋、整治军备，曾经试行却没有成效的，大多是荒诞欺诳而无补于事。事情到了如今，人人仰慕汉宣帝，却还不能完全按照功罪实行赏罚，风俗又怎么能够改变呢？最后论及久任官职时说：“把争相进取的人当作谋求私利的计策，想要看到他的实际考核成绩，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一样。”

译他在饶州任职时，江西各郡都遭遇严重旱灾，往往忌讳而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公按照户口以及官吏、士卒的口粮数目计算，查见仓廪实际储粮，所欠缺的米共有十四万石，便向朝廷请求，朝廷有防备地只答应补给三万石。公接连上奏不止，又奏请按月桩积钱币十六万缗、折帛十二万、绵绢六万二千匹；如果不免除百姓负担，百姓必定更加困苦。禾稼将要成熟，他仍然上疏说力量不足，救荒之事应当停止。永嘉不适宜养蚕，百姓每年都要交纳绢帛来购买蚕丝，邻近各郡都以此为苦。转运使准备按照桑土的成例概括数额，摊派和买绢帛，公恰好在任上，支持此事，不让它施行。有人要建造二百艘船，宰相拿这件事询问公，公恳切地说：温州濒临海边，木材、铁料都不是本地所有，应当把数额减少一半。这些事在平生所见中并不多，但从其中一两件事，就足以显明公的存心了。难道这就是所谓只有空文形式、没有恻隐之实的人吗？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任所，享年若干岁。曾娶某氏、某氏，二人都先于公去世，又娶某氏。儿子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谋、叔振。女儿三人：长女嫁某人，次女嫁某人，幼女许配某人。叔愿于某年某月某日将公葬在某乡某里的山上。他来请我谋划，说：“先君承蒙当今参政周公厚爱，周公曾答应为他撰写墓铭。我这个不肖的孤儿自己想，如果不能得到您的文章来借此取信，那么参政公又将凭谁来相信我呢？我不敢推辞，于是替他写了这篇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止斋集》卷五十二，宋代陈傅良撰写的杂文。《民论》。天下的事情，有显出可怕形势的，容易谋划；没有显出可怕形迹的，就难以察见。容易谋划的也容易应对，难以察见的必定难以支撑。因此，明智的君主不畏惧正在强盛的敌国，却深深畏惧尚未显露裂隙的民心。民心动摇，惨烈程度超过敌国发生变故。它变化得越迟，祸患越大；祸患发生在内部，就必定不能再挽回。古代有畏惧百姓的君主，因此没有真正可怕的百姓。后世君主习惯于认为百姓不值得畏惧，而百姓极其可怕的一面才开始显露于天下。唉！百姓一旦到了显出可怕的时候，也就来不及了。秦国的先世，本来只是七国之一。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急切地耕作、奋力作战，逐步吞食诸侯的土地，历经七代，终于在秦始皇手中兼并天下。唉，也真是艰难啊。秦始皇只知道天下统一很难，而祸患在于六国，所以危害六国的社稷，分割它们的土地，设置守臣加以防守，以断绝内部争斗的祸端。中原已经不足为虑，所能成为忧患的还只有四夷。于是设置桂林郡，在碛石筑城，控制百越，又把匈奴击退到千里之外。秦始皇心里以为天下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足以安然纵意，在崤山、函谷关上拱手旁观，而使海内万世安宁。却不知道天下最可怕的东西，潜伏在大泽中的士卒里，隐藏在钜鹿的盗贼中，而那些斜眼窥伺、暗中观察的人，已经遍布山西、江东了。一声呼喊便一齐起兵，百姓像云一样聚集。即使有邯郸的百万军队从高处倾泻而下，整个关中地区也已经在灞上的刘季那里停驻归附了。唉！秦国经过七代才灭掉六国，六国的百姓却只用了几个月便灭亡了秦国。凭秦国的强大，竟不能抵挡百姓的弱小。天下真正可怕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君主不得已而役使百姓，使他们去同敌国作战，难道能不害怕吗？《说船》。您知道船凭什么能够航行到远方吗？凡是驾御大船，桅杆用来承受风帆，是希望它高耸而不弯曲；风帆用来借助风力，是希望它飞驰而不倾倒；舵用轴承连接，是希望它坚固而能镇住船身的奔行；踏板用来抵住船头，是希望它坚牢而能压定漂浮；缆绳用来系缚，是希望它牢固而不能脱落；桨和篙用来划船，是希望它强劲而不能折断；篷用来遮蔽雨水，是希望它织得细密而且厚实；船舷用来抵挡波涛，是希望它端正方整而能掌控船身。又在船上建楼以通达远方，设置兵器以抵御祸害，这样才能在河川中航行，装载万斛货物，纵横行驶千里。即使遇到回旋急流和乱石，白天如同昏暗、风浪很大，也能扬帆颠簸而无所忧虑。否则，砍断木桩当作桅杆，席子当作续接风帆，绳子当作折断的缆绳，竹子当作编制的船篙，蒲草当作覆盖的船篷，驾船只侥幸求得渡过一次而不翻覆，就会沉溺。唉！君子，是渡过世道的船；如果他的船具已经破败，却凭空虚的资质冒险求快，能够不翻覆、不沉没吗？如今您的船，才华优良而有文采，器具厚重而深稳，这正是我希望它航行到远方的船。虽然如此，它所依靠的条件却还欠缺。您若能充实船中所载而不把它偏倚在桅杆一边，使它能够容纳更多，能够承受就舒展，不能承受就收缩；使风帆在它所守的位置上截然挺立，在它所趋向的方向上直行；使舵在船身移动牵引时保持端正而不失控；让某人适合做老师、某人适合做朋友，选择他们并依附亲近；使缆绳勇往直前而不懈怠；使桨和篙谨慎稳重，以此防备祸患；使船篷高峻整齐，以此远离侵侮；做到这些，我才对您没有忧虑。否则，您想航行到远方，恐怕危险了！我听说您参加学校考试，骤然超过那些先前已经登第的人，我本来就担心您凭着少年人的脆弱器具，靠空虚的内里而侥幸渡过一次，冒险前进却又求快。《诗经》不是说过吗？‘譬如那漂流的船，不知道停泊在哪里；心中的忧愁啊，连借此稍稍睡一会儿也没有时间。’因为您学习《诗经》，所以我写下这篇《舟说》赠给您。《责盗兰说》。我有一晚寄居在梓溪，朋友告诉我园角有一株芳香的兰花。我前去看它，喜爱它的美丽，又怜惜它不为人所知，于是把它挖出放在庭院里。过了几天，却闻不到香味；我想把它移走，又迟疑了一阵。后来它终于不香了，我便给它取名叫“盗兰”，并对它说：“我听说老鼠有像豹子的，大小形状不同，所以我能够辨认出它是老鼠；鸟有像凤凰的，红紫相间，所以我能够辨认出它是野鸭；石头虽然像玉，但有瑕疵而不纯粹，我本来就知道它是美石；草虽然像禾苗，但只开花不结果，我本来就知道它是莠草。那些东西本来只是有些相近，我却被它们迷惑了。如今你这株兰花，形状像兰，花色像花簪却瘦弱，叶子修长而突出。我于是除去茜草，剪掉荆棘，把你从荒地中挖出，放在座位旁边。你却借用兰花的名声，缺乏兰花的德性，像莸草一样臭，像苕草一样有盗窃之性。我认为你窃取相近的外形来欺骗自己，伪饰很深而难以测度。假使汉宫舍弃了你，你凭什么面对那位君主？楚人舍弃了你，你凭什么除去你的祥瑞？郑君失去了你，凭什么把你当作七穆的祥瑞？屈原离开了你，又凭什么夸耀九畹兰花的芳香？既然如此，你这种盗兰而不香，和有些人盗取儒者名号而实际丧失儒德，又有什么不同？我姑且列举你来证明这一点：有人表面上贬低石显，实际上却暗中依附王凤，偷走了我的正直；有人以钓取名声为布置，被盗走了我的俭朴；有人伏在宫门台阶上以死进谏，被盗走了我的忠诚；有人借经学来取媚于妇人，被盗走了我的学问；有人口说圣贤之言，行为却像市井之人，被盗走了我的诚信。这些人，都是君子亲近他们却不知道，进谗之人让君主俯身接近而君主也察觉不到他们的奸诈。这就是社稷因此危险覆亡、忠良因此凋零残败的原因。如今我可以把你放在庭院中央，正如君主可以把这些人安置在百官之中一样。因此我效法鲁国司寇诛杀少正卯的义理，警戒郑庄公除去叔段的祸患，赶快命人除掉你，你还怎么能够安然自处？”兰花说：“我伏罪，愿意被屏弃在园墙之外。” 《戒河豚赋》。我的叔父因为食用河豚而死，我十分悲痛。河豚能够杀人，而我国人尤其嗜食它。对于其他鱼，我曾经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它柔滑而且甘美。”唉！天下因柔滑甘美而杀人的东西，难道没有比河豚更厉害的吗？于是我写了这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