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集卷四十三　　　　宋　陈傅良　撰

译始元以来，号称富足充实；汉宣帝大概是英明的君主，当时的大司农又善于筹划，可是西羌战事中，大司农的钱常常不够使用，甚至请求购买边地粮食一百万斛，也不能筹备齐全，为什么会这样惶恐不安呢？如今版图向西延伸到岷山、冢山，巴蜀的富饶仍然如故；北面以淮水之滨、嶓冢山以北为界，东面逼近大海，南面横亘番禺，所谓九国的疆域，大约还剩十之六七。恭敬地想，祖宗盛时，关河三边驻军多达五六十万，大体上多依靠东南供给。如今戍边军队【缺字】与河东、陕西，而东南的收入比从前增加了很多，财政大臣反而把日月流逝当作忧患。我曾经推求汉代财政盈缩的原因，却没有找到；如今对此更有疑惑，愿意全部陈述出来。若说只有得到萧相国这样的人才可以办成，又似乎迂阔而不切合实际。问：风俗同世道的污浊或隆盛，其由来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周、汉末年，可以说风俗已经败坏。汉朝兴起后，经营四方，日夜不得闲暇，教化还不很彰明，学校还不很兴盛，公卿大臣多出身于军旅，而学士、经生相互讲明经义的风气还很欠缺。秦代遗留下来的习气，于是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化：上等人物光明宏大，可以担当重任；次一等的人也忠厚诚实，勤勉向善，不至于奸邪卑下。直到平民百姓无不自爱，重视而不愿触犯法律。自唐朝衰落直到五代，风俗更加大坏。太祖兴起时，从前那种机变倾覆、贪利无耻的风气一下子消磨尽了，再也没有残存。文治武功留下的功业，可以使数代人安乐受益，真是盛极了。依我看来，汉代的恩泽流传到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羞；而本朝深入人心，即使刻碑的工匠也不肯把姓名附在党锢之碑上，距离三代的盛况也差不多了。三代经过长期积累、渐渐磨炼的功效已经如此深厚，然而成效却达到那种程度；从大弊大坏的余波中复兴起来，竟然不必经过世代、百年，便能做到这样容易，这究竟有什么方法呢？难道就是所谓古今不同，事情用力少而功效加倍吗？如果确实如此，圣明天子临朝感叹，把改善风俗作为问题，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却还没有看到变化，那么过错又在哪里呢？请诸位考察前代的事情，来核验当今的原因；事情的本末源流，一定有可以指明陈述的地方。问：从当世政治的治乱成败来考察评论古今士人，大略可以看见一些情况。春秋末年，晏子在齐国，叔向在晋国，蘧伯玉在卫国，季札在吴国，都是贤能的士大夫。然而他们随波沉浮、洁身自爱，没有谁能发扬功名事业；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大概只是战国倾覆之世的人罢了，可是他们试行富国强兵之术，往往立刻见效，这是什么原因呢？汉代自元帝、成帝以来，士人的风气苟且堕落，比东汉的节义还感到惭愧。等到看新朝灭亡，寇恂、邓禹、耿弇、贾复这一类人忠心耿耿地归附汉朝，终于恢复了旧有天下。三国鼎立时，分散为曹魏、孙吴效力的人数不胜数；不忍舍弃汉室的，只有诸葛亮等几个人。这是为什么节义已经成为风俗，而能辨认方向、知道归向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呢？唐朝承袭八代衰败的局面，历经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仍不能挽救。诗歌到了李白、杜甫，文章到了韩愈、柳宗元，经学到了啖助、赵匡，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古人，而唐朝【缺字】衰败了。内有朋党，外有藩镇，都是一时俊杰，为什么却如此沉沦呢？难道所谓文章与政治相通，并不是指这种情形吗？宋朝兴起七十多年，各项制度都修治起来了，但议论卑下、气势柔弱，儒士还以此为忧。到了庆历年间，才开始把通晓经书、学习古道看作高尚，把挽救时弊、推行正道看作贤能，把冒犯君颜进谏纳说看作忠诚。啊，真是盛大啊！然而从前丁谓、寇准、吕夷简、范仲淹等人的朋党兴起后又熄灭，庆历以后朋党却越来越炽盛而不可挽救，世事也已经不是从前所见的样子了。难道议论卑下、气势柔弱，反而正是盛世的原因吗？有司对此迷惑不解，愿与诸位共同订正研究。问：恭敬地想，皇上希望与天下士人共同成就伟大功业。近来任用官吏不凭资历年劳，也不按等级，或许可以使学士大夫洗心奋发；但即使任职多年，拘谨守文的顾虑也不容易消除。因此顺次考察祖宗的法典【缺二字】流品不著于左右，所以能够包容兼收，恩德和意旨十分完备，士人正思考如何报答称颂，除了这个时机还等待什么呢？仰想前朝训导在位官员，虽然没有明白地表彰区别特殊之处，但按照法式考核升降抑扬，其中自有防范限制，愿与诸位共同考察推演，以备采纳。近来改换官秩，有一次转两级的，有细微转迁的，归根到底都进入寺丞、监丞，有的从大理寺来，有的从卫尉来；归根到底都进入员外郎，有的从屯田司来，有的从虞部来。于是有带馆职的，却与试防等级相同；有以两使职官身份任职的，却与判司、簿、尉等级相同，艰难容易并不相差。现在将要把它们比较后等同起来吗？近来按资历升迁，有的以四次考核，有的以五次考核，有的以七次考核，迟速竟有这样的差别；如今举荐任用不以日月资历为功劳了吗？近来任子要经过铨选，铨选又限制年限，如今能够按成例直接调任了吗？近来特奏进士，有的要隔过郊祀之后才授官，先摄官然后考定名次；如今与正式奏名的进士完全没有抵牾了吗？近来堂后官属于流外，即使爵位很高，也不过是郡丞、郡佐；如今都可以进入清要职位了吗？近来因贪赃获罪而免职，后来恢复叙用，若是员外郎，则从水部转任，与其他官员特别不同；如今清要与杂职混同，庸碌之人仿佛没有罪过一样了吗？推究皇上这样做的本意，是要混同一体各级官品，包容兼收，大概只是为了劝勉士人。如果完全遵循旧章，使清浊都显然可见，岂不是反而不能用来劝勉士人吗？只说要劝勉士人，而不要让清浊显现，或者并不是顺次考察祖宗成法的本意吧？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才可以呢？

译问：古代通过射礼询问百姓，从士人中选取人才，在官府考试后得以成为大夫、卿和诸侯，所以礼乐修明，天下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近来圣明天子深切察觉文章的弊病，采纳议臣的奏议，于是下诏令进士乙科以上兼试射箭。文武官中五品以上的人，赐予在禁苑举行射礼，考察古制，应当适合今日。四方士人也已经纷纷受其影响而趋向这一方向。听说射礼自汉代以来，只说是朝廷仪式，具备形式而已；用在战斗方面，往往归属羽林、期门、材官、骑士之类。因此升降揖让的礼仪，乡野之人没有谁认识，佽飞、射声等武艺也不从经生学士中选取。如今不在田野检阅，不在乡校操习，只在朝廷试验，难道不会成为徒具形式的礼仪吗？如果一定说要在田野检阅、在乡校操习，按次序然后才能进行，那么井田、牧地、乡党制度废弃已久了。有人说：虽然难以立刻实行，何不稍微接近古代旧例？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保存了古代寓兵于民的遗意，却与选士没有关系，应当举行此事。大体依照汉代从六郡良家子中选人为郎官的制度，每隔一年举行大比，把才华优异的人送到春官。春官参照现行武举法，先考试射箭，然后决定科第；文章辞藻在朝廷考试，于是高等的试补为吏，低等的报名落选。举荐、送试以及考试官的制度，也大体依照汉代选举法，有赏有罚。这样做就差不多接近古制了。有人说：士人偏重文章已经很久了，必然会失去原来的职业。有人说：百姓还不懂礼仪，却熟悉武事，将会产生其他祸患。既然如此，古制终究不能恢复吗？请诸位共同谋划能够符合明诏意旨的办法。问：春秋以来，楚国卿大夫的人才不如晋国；而越国有六千名君子，东南大概士人很多。论者却说：汉代依靠丰、沛功臣平定天下，唐初人物多出自并州、汾州。熙朝庆历、元祐的盛况，大体上关中、洛阳诸公最为著名。然而东南士人的功业，不能普遍见于世间，为什么呢？吴中子弟、荆楚剑客、宣州润州的弩手，清楚地见于史籍，都是天下强兵聚集之处。汉代设置都尉九十人，而九江、临淮、会稽、丹阳、豫章各只有一名都尉，其他地方又多有缺略。唐代府兵有六百三十多个驻所，江淮两道不过八九处。中朝义勇也只是从关河三路征取。假如想要强兵，必定在西北，难道那里的百姓也不值得任用吗？九州的险要，除了黄河、渭水，便是长江、汉水、淮水和海。山林、沼泽众多，到荆州、扬州才达到极点。适宜用兵的国家，没有比这里更好的。私下考察前事，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三国鼎立时的吴、魏，五代的周、唐，成败所呈现的结果各不相同。至于那些地势，难道仅仅是弱小吗？自古以来运输财赋的富足，都说江淮最为丰厚；盐、茶、香、矾、珍珠、贝类等物，收入比田赋又多出数倍。世人所说的财货渊薮，如今东南正独自拥有。近年以来，大农的费用勉强没有匮乏。这些利益仍然如旧，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呢？儒者如果确实知道人才不相竞进、军队不锐利、地势不能充分利用、财用不能接续，却不考虑这些事务中哪一项最急迫，只说不要谈论，把问题都归罪于东南的缘故，那么儒者还有什么可贵呢？孟子说：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来治理它，人人都能使诸侯来朝，进而拥有天下。何况如今拥有天下一半，更何况古人曾经像前面所说那样加以利用，难道会说不可以吗？愿诸位列举具体方略来告诉我。问：古代重视军事，理应没有遗漏，为什么经书中却很少见到水军呢？船夫熟习水性，见于《明堂月令》一类书籍；世间流行的《太公六韬》，也大概有水战的内容。这样说来，古代有水军，只是失去了传承吗？考察周代制度，步卒出自井田，马出自丘地，车辆出自甸地，旗帜、鼓、铠甲、兵器，都由赋税百姓制作。假如有水军，难道它的供给竟无从取得吗？但没有详细记载其制度，为什么呢？春秋末年，东方诸侯已经屡次使用水军。伐楚的战事中，楚国船队因为没有治理而无功。那么水军也应当有相应制度。第二年【缺字】又用井田、牧地的办法，治理楚国的兵赋、车籍、马匹，而船只却不在其中。船只不出自井田、牧地的赋税，又将从哪里取得呢？吴疆之战、沙汭之战，后来接连见于记载，难道都是在仓促之间征调百姓来使用吗？越国报复吴国时，共有四万五千人，而习水的士卒只有二千人。越国本来就是水乡，却只能用于水战到这种程度。这样看来，吴、越的百姓大概也未必人人熟习水战吧？船只没有固定赋税，士卒没有平素训练，东南有什么长处，竟能大概凭此取得胜利呢？汉代在边郡设置车骑部队，水乡设置楼船部队，各自都有规定人数。而且算赋，是汉代用来治理仓库、兵车、马匹的税收。水乡以楼船代替车骑，难道也用算赋的钱来充当费用吗？否则便没有听说过。考察《地理志》，庐江设有楼船官。如今水乡不只是庐江郡而已，其他郡不设楼船官，却唯独庐江设置，莫非是估量县官的钱，在这里修造船舰吗？广泛考察各传记，便有寻阳的船、会稽的船、博昌的船，桂阳、零陵、豫章也都有船。庐江独自设有专官，而其他郡大多都有船，难道这些不是官府的船，所以没有主管机构吗？如果不是官府出资而是向百姓征调，这也就是所谓在仓促之间筹办，难道也会有规定人数吗？有人说没有规定人数。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凭借南方楼船士二十多万人来攻打南粤。”《淮南子》中也有楼船卒、水上居民的说法；这样看来，楼船士有规定人数，是清楚的。士卒既有定额，他们的船只不可能临时仓促筹办，也很清楚。那么船只究竟由谁来准备？士卒怎样服役，也可以考察了吗？中兴以来，材官、骑士已经废除，而三郡棹卒、四部黄头仍然清楚可见，难道还沿用西汉旧制吗？江左六朝水军设置很多，但制度残缺简略，没有明确记载。

译《梁史》中有公船、私船的说法，大体上有官有民，起初并没有固定规定。陈朝末年记载，防御军船全都送还京城，江中甚至一只船也没有；由此推知，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有人说唐代把府兵编入楼船，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地方。然而荆襄总管兼统水陆军队，鄂州、岳州出兵讨伐大【缺字】步舰，也一定有制度。可是《兵志》没有流传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今江海要地的防御和攻击，准备已经很严密。偶尔发生突然警报，仍然要征调民船来辅助王师；渔民、商人来不及应征，常州、县又常有仓促征发的困难，一时催促督办，往往条理还没有彰明，百姓有时便因此遭受祸患。若想把鄂渚的戍防施行于沿江一带，从荆州直到扬州；把许浦的戍防推广到沿海，从吴地直到闽地；连缀编次，使之整齐，按照军政整治，使大小相互维系，远近彼此接应。然而考察周、汉，参照楚、越，再核验梁、唐之间，都没有现成成法。而且修治船只、设置士卒，大多要耗费官府钱财，怎么能够供给？如果一概向百姓征取，又令人不忍。假如说国家太平无事时暂且放置不讲，突然有文书征发，闽、浙便骚然不安；仍然沿袭旧规，只在财力上驻守要津，而气势不能贯通，对攻守没有好处，应当怎样设置安排？希望诸位明察陈述，不要只说用道德作为藩篱；如果只是这样，那还用得着这些军备吗？问：从前大禹疏导淮水、决开汉水，疏通三江，平定震泽，于是荆州、扬州的水患消除了。如今淮甸是国家的藩篱，震泽又靠近腹心之郡，谈论水利，理应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听说毗陵、吴兴之间，沦为低湿之地的地方，都是过去的城墟、井邑和聚落。桑田积水增多，征赋逐渐减少，有人很责怪漕运堤坝，说禹迹所疏导的三江只剩下松江；自从修筑堤坝，江水不足以防护湖泊，于是每年都有水涝泛滥之患，最好决开它。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如今行都临安北门的堤坝处于交通要道，草料、粮食和防御船只可以坐等汇集；其他如商旅会聚、传递迅速、使者往来的便利，离开这里【缺字】便无从实现。早晨毁掉堤坝，到了晚上上述几件事就都会感到不便。何况堤坝以东，放水通向海边，往往桑麻茂盛、土地肥沃，利益和好处很多；如果突然毁坏，怨恨责骂交相发生，又该怎么办？过去范文正公想疏通防浦，使水流归入松江；苏文忠公想建造千座桥，疏通漕堤的壅塞，假如能够实行吗？不过范公在世时，还没有堤坝，大概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论。若说千桥建成，堤坝即使溃决，祸患也在数年以后，与祸患发生在旦夕之间有什么不同？我没有看出它可行。有人说：六朝建都建邺时，漕运不经过京口，大概从破岗渎进入秦淮，再从淮水进入长江；破岗以东通向荆溪，就是今天苏州、湖州两州之间所说的下塘，可以直接通行。假如没有堤坝，漕运将从这里出入。不过，从前建都建邺，只要便于漕运就够了；如今建都临安，不只是要考虑漕运。假如万一发生边疆战事，七八十里的长堤，正是所谓军队可以在枕席之上通过的通道；废弃陆路而改走水路，内部自我阻隔，其他祸患仍然存在，又该怎么办？【缺字】陂塘堰坝多得数不清，最终很难全部恢复；不能不恢复的，最多不过几处：泗口可以通往广陵，涡口可以通向六合，肥口可以下达合肥。古人于是依靠田地设置险要，依靠农民设置屯田。大体上安丰以东有芍陂，盐城以西有射陂；中间以截断水流作为阻碍，则庐江有舒水，龙舒有皖水，巢县有巢湖，滁州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阴有白水塘，这些都是用兵时所经过的地方。想要阻挡北方道路的要害，没有比这些更容易的。听说如今豪强之家名义上只有一亩田，实际上占地数顷，各处险要似乎都有主人，怎么能够取得呢？强行夺来归还官府吗？必然纷乱骚扰；不忍强迫百姓，则地势不相连，民居也不相接，能够屯田的地方便没有了。有人说改换到其他地方，否则就把土地归给直夫，让他们冒占土地来向官府邀功，这是让百姓获利。为国家谋利，难道还要以使百姓获利为政吗？如果只说由官府治理陂堰，让百姓自行耕种，但土地空旷、人烟稀少，最终仍会成为荒地，那么又该怎么办才好？邓艾留下的事业，杜预废止它而取得成功；何敬洙恢复它反而留下祸患，难道这些办法全都不足取吗？事情有时会招来祸患，法令有时会引发奸邪，自古以来人们就以此为忧。淮浙之间如果水利不能兴办，怎样治理国家？如果只顾兴修水利而一概不顾其他，必然有人遭受它的祸患。愿诸位切磋研究，有司将从中选择适宜的办法。至于长江、汉水以南，嶓冢山以东，凡是见于司马迁的书、班固的志、桑钦的经书的水利工程，哪些应当修理？各种科条、规划和论述，世人已经有所著录，如白居易记载六井，曾巩叙述镜湖，单锷论述西浙，哪些应当依照采用，也希望不要遗漏。问：仰想本朝到仁宗时达到盛大局面，仁厚程度可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并超过汉文帝、汉景帝。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方面看，人物的成就都在那个时代达到极盛，这是多么盛大啊！仁宗在位年数超过文帝、景帝相继的时间，而事业难道只达到淳朴无为而已吗？那些喜欢治理天下的心志并不宏大，像贾谊、董仲舒担任诸侯太傅、博士，也没有可以叙述的功业。仁宗朝的士人从一介布衣振兴斯文，卓然可以与古人相配；四方彼此相望而出的不世贤能，也得到重用、显达、承继功业，汇集于当时的人很多。庆历年间多次颁发手诏，开放天章阁，锐意把天下事务交给大臣办理；于是诸公奉行辅佐，不能说没有大功。韩公、范公、富公独自承担建议，又收用端【缺字】增置谏臣，使朝廷内外的议论互相呼应，如明察按问、抑制侥幸、去除冗员、谨慎入仕、选拔将帅之类。韩公所上疏文不止一篇，范公、富公二人也都分别列举当世急务，如选取士人、安定边疆、减少任子、改革磨勘、谨慎发布赦令、厚待农桑、选择守令、替换监司等数事；范公、富公所列举的内容有相近之处，而规划措施又各有不同，还想参酌二人的长处。大体上三公所陈述的，都是急切地进用有才能者，罢退不肖者，革除积久弊病。这些措施逐渐施行了，但嫉恨正道的人【缺字】将它们废去了。后来把重任托付给二府，赐给纸笔，礼遇体制没有不同；仓促之间固然有时未必能够完全列举，但也不应当把他们与应试生徒的对策等同，他们回去后分别条列上奏，难道没有可说的吗？其中尤其显著的，清楚地上下相承，有的亲近、有的疏远，这就是人才兴盛的情形，都可以考察。事情有本末，有名实，有纲目，而缓急大小都与之相关。愿把独盛时代的盛大人物以及他们有意于太平、或任用、或进言的情况，全部陈述出来，用来仰助今日大有作为的治理，不要轻易议论。

译问：关于治乱、废兴的原因，数千年之间，已经有圣贤功效的，不必再论。除此之外，难道没有让我悠然长久思考、放言叹息的事情吗？大体都是说，成王、康王以后没有善政，周公、孔子以后没有正学；他们的志向往往广大充塞天下，却求不得一个时代完全遵从自己的学说。可是直到今天，唯独认为孟子是正确的，果真如此吗？荀卿对于制度制作的根源、富国强兵的效果，看待帝王和六经所论之事，没有一件不周详。扬雄虽然不如荀卿详尽，但正如剖析皮革、折断皮球那样，对于唐尧、虞舜、成王、周公反复谆谆称说，心意也很专一。除此之外，那些有师承学说、家法传统的人，以及陈述经制、长远防备的人，都不是魏晋以来的人所能比的。王通说可以重新建立常伦，却为末世苟且的道术悲伤。韩愈推崇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原道》中所说的，也不是其他儒者所能达到的。不过韩愈又说，孟子死后，他的学说没有得到传承。从此以后，世人便异口同声地附和，难道果真没有人了吗？还是因为孟子的名望已经很高，人们不敢提出异议呢？他们果真有所见解吗？这件事不能因为附和某个人就下结论。本朝欧阳公门下的学者正盛，尤其善于议论文学、政事，以不懂一件事物为羞耻。泰山、徂徕之间有品行端正、经学明达的学者；所谓湖学的师表胡公，尤其专心于治理之道，他的学生大多有才干、能见成效，号称学术最为完备。汝南周氏、二程先生、关中的张氏，以道学倡导天下；他们当时关于学问的言论，流传到今天，世人也家家知晓了。不过，成王、康王和周公、孔子以后，道术分裂于天下，治理的成效消失而不可知；追究其兴起原因，所谓悠然长久思考、放言叹息，几代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而议论反倒再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能够一再阐发的。那些荒唐的言论、长短得失之说，比过去还严重；不知求学的人拿什么作为不【缺字】的证据，来抵御异端呢？如今却说这是伊水、洛水一带的学说。自周公、孔子以来，难道只有贤者吗？其间著述立说的人很多。如果只是貌似恭敬、口头赞同，因循别人的言论，那就不是求学者了。他们说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万事有先有后；说致知、格物；说笃行恭敬而天下太平。这些说法没有实际内容可以议论，也没有证据可以考察。创作《王制》来议论重大政事，假如幽深难明而不能理解，汉代儒者尚且深以为病。这样看来，他们的论述还不周全吗？不过，他们考察古今已经很精密了，却大多只谈论大体，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古今精微之处所得的、用来守经应变的道理，可以让我听闻吗？如果这些道理与孔、孟的传统一点不相似都没有，那么就可以委曲自己的内心、施布于四肢百体，以求得圣王的深奥之理。如果不能自信，终身在一两种见解之间悠悠不决，那么就会像过去那些著述立说的人一样，都有罪过。《尚书》不是说过吗？疏通九州的河流源头，使四海的水道相通。愿意逐一考察各位著述者，与他们共同倾吐内心、讲论学问，不要只是发表空泛言论而已。问：周官六典，各有专门主管的部门，其中却交错综合而不整齐，好像相互输属却不相次第，为什么呢？司马是掌管军队的官，按理说凡属夏官的官员都应当是披甲戴胄的人，负责军队出征、田猎的事务。如今司士掌管群臣名册、整顿朝廷仪位，却隶属于司马。掌管群臣名册与披甲戴胄的军士，不可以成为同僚；整顿朝廷仪位与军队出征、田猎，也不可以办理同类事务。然而《周官》却把它们合为一体，岂不是不合类别吗？难道是认为运筹决胜、礼仪交际都不过是在宫廷之上进行的吗？否则，难道必须熟习接待赞礼的仪式，然后才可以治理军旅吗？或者认为这是秦火以后，简册编次混杂造成的吗？假如认为只是简册混杂，而如今武选官员到上阁议事，似乎还有《周官》遗意，那么又不能归罪于秦火了。推究古今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的根本，已经在篇中详细记载。《止斋集》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