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集卷四十

译《止斋集》卷四十一　宋·陈傅良撰题跋 宰臣以下题跋御制《至尊寿皇圣帝圣政序记》。臣上奏说：我听说，前代圣人的德业，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后代圣人的述作，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然而这两者互相需要，却不能在同一时代同时出现。恭敬地思念至尊寿皇圣帝，他的道理根本在于考察古代，功业成就在于协助帝王。临朝御政二十八年，仁爱恩德充满天地，威名震慑蛮貊。润色中兴的功烈，又增添揖让逊位的美德。海内海外，众口同声，都认为自舜以来只有这样一位圣人。陛下奉行并遵循慈父的教训，能够昌大先帝的伟业，在施政行事中显现出光明盛德。而且还想把恭敬承受、诚信践履的余绪，布列在典册中，昭示于无穷。于是命令史臣搜集编纂圣政，铺陈彰显，作成《宋一经》。书成进呈以后，皇帝亲自挥洒宸翰，抒发睿智文采，把它冠列在篇首。日月星辰灿烂，显现在天文之中，而太极的精妙也自然呈现出来。士大夫中执笔著述的人又认为，这正是孔氏的著作。我私下思考，有虞氏的典籍起初同五典并行，却没有辨明更定；经过一千五百年，才由孔氏断定为书首，置于百篇之上作序，然后才在万世之前显明。由此看来，虞舜虽然达到了极高的治理境界，仍曾经长期隐晦而后才彰显。孔子能够继承祖述，大概只是追述传诵，而不能与舜同时相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从来没有父子两代都成为圣人，继承圣道、树立德行、建立言论，彼此发扬光大，像今天这样盛美的。况且我编次舜的事迹，是为了说明他以孝而获得喜悦；记载他遭逢人伦变故，是为了说明他比公更贤；因天命发生改变而如此。至于我朝寿皇的事迹，高庙具备并享有五福，经历三纪，和美肃穆，没有丝毫异议。还没有厌倦勤劳，就像脱掉鞋子一样舍弃万乘之位，把它授予主持祭祀的人。神灵和人都安宁，历代圣帝成为一家，世世代代同有德行。父子之间，比舜更加光耀。那么陛下为此书作序，尤其足以垂范百王，补足六艺的缺失了。臣以没有才干的身份，暂任宰辅之职，恰好总领有关事务，参与把此书藏入禁中，使其托付于不朽。没有刻写在美玉上，就无法报答、宣扬这宏大的美德。臣实在非常恐惧，因此百拜叩首，冒死请求把赐本大字刊刻深刻，以使后世有幸见到。又百拜叩首，仿佛遵循大防之意，恭敬地把它写在序文之下。当时太常丞兼国史日历所编类圣政检讨官臣章颍、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开、臣黄由、秘书少监臣陈傅良，左丞相兼提举监修国史日历、提举编类圣政。

译《跋皇子嘉王赐赆金劄子》私下听说您上章请求得到批准，暂且休假，启程已有日期，特送白金一百星，姑且充作赠行礼物；礼物微薄，冒昧相赠，实在惭愧。希望您留下来，实在幸甚。乍然远行，更要保重爱护自己，至此敬祝。以上是绍熙甲寅年五月四日，皇子潜邸所赐之物。这一年我曾多次对上皇谈论政事，意见不合，请求退休，两次都没有获准。于是又请求入见，希望能够使上皇有所感悟。这天午鼓响时，我赶到待漏院，防从官赵彦逾以下也同班奏事。閤门来约我，让我随众人入班。不久有诏，单独命令我上殿陈奏；反复陈说了很久，皇帝的意思仍不顺遂。于是我再次请求退休，忽然听到皇帝说：“很好，很好，留下文字。”我到御榻前谢恩，并且辞别下殿，拜了两拜退出。国门把圣上的话全部传达给尚书省、谏院、御史台，并奏知潜邸，同时请求承担没有得到禀报同意的罪责。皇上赐给我赠行金，恩宠出乎意料。我凭借无才而受到最隆重的知遇，“奎画”这一称号，比翊善黄裳所受的还要优厚。这年冬天，我被紧急召入讲读，皇上多次从容地对我说：“你所收藏的我的字画，何不进呈来用宝？例如生辰诗，为什么很久没有见到？”我总是推辞，不敢承当。不久皇上又催促取出稿本，只完成了稿子，我便罢职离去。楼钥、高文虎到我家观看稿本，稿本留在案头，家人仓促之间来不及收取。自从列入贬谪名籍，我日夜危惧，只谨慎地把它藏在匣中，不敢夸耀示人。希望有朝一日得到昭雪，使这光辉震耀天下。我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难以赎清，说到这里不禁感动流泪。防御书所进呈的嘉王生辰诗。以上是傅良进呈给皇子大王的生日诗，嘉王很是赞赏，亲手抄写一份赠给我。有人提出疑问说：“这只是颂体诗，却写到危急、饥寒之类的言辞，为什么呢？”我说：“难道没有看见太史迁论颂吗？太史迁说：‘我每次读《虞书》，读到君臣相互告诫、只求谨慎安定，而辅佐大臣不贤、万事毁坏堕落的地方；成王作颂，推想自身而引以为戒，悲悼那家国的灾难，难道不能说是战战兢兢、善始善终吗？’由此看来，虞、周的诗颂难道不是这样吗？知道虞、周的颂诗之后，才可以和他谈论诗。”于是记下这段话，又可以看出大王取法于诗，正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同时借此表明，大王记录小善、嘉奖善规并加以推广的心意。傅良承受不起这种感动和恐惧，不知凭什么得到这份恩赐，于是把它刻在石上，以扩大宣扬这份厚重的赏赐。以上这篇序文是防的真迹，长期寻找也没有得到，所以在前面的防所作赐金劄子中，深深表达了叹惜之意；而参政楼公又追记自己所见之事，以作记载。先生的儿子师辙，在辛未年二月，才从旧书中找到它，如今附在这里。臣仰想皇帝陛下当年潜居嘉邸时，培育德行、勤奋学习，当时的官员僚属都是精心选拔的。曾逢陛下诞辰，众人都献上诗颂。后来设酒盛宴，先斟酒给黄裳，再斟酒给陈傅良；二人各拿出一篇文书，屡次致谢。等到打开来看，一篇题为“上呈翊善”，另一篇题为“上呈赞读”。臣谨慎封存御名，于是恭敬地请问陛下如此谦逊赐予的缘故。皇上说：“二位的诗虽然是因祝寿而作，却都寄寓着警策劝诫的意思。我就依照你们所赠的诗，亲自抄写一份再作为赠礼，以表示不忘。”黄裳和傅良跪拜谢恩后退下。陛下即位之初，提升黄裳为礼部尚书，傅良为中书舍人。不久，黄裳因病去世。傅良奏请把御书刊刻出来，皇上赐以坚石，并降下御音准许。当时臣楼钥任职禁中，与傅良一同在北门当值，曾到过他家。傅良把一篇防语给我看，大意说：“季札观赏乐舞，听到歌颂时说其中有哀情却没有忧愁；太史公读《虞书》，读到君臣互相告诫、只求几近安宁时，没有一次不流泪。周成王作颂，推求自己的过失而加以惩戒，难道不能说是战战兢兢、善始善终吗？大概颂诗并不专门用来赞美盛德的外在表现，全都含有告诫的意义。自秦代李斯以来，这个意义几乎断绝了。” 臣听后肃然起敬，起身说：“这个议论伟大啊！”自从《诗大序》说颂诗是把成功告知神明以来，没有人把颂诗说成具有警戒作用。舜与皋陶唱和，世人只把它看作盛大的事情；若不是司马迁，便不足以发明圣贤相互告诫的深意。自李斯歌颂秦国，专门致力于过分赞美以后，人们也不认为这是过错。韩愈曾说：“不作颂，而作规劝。”而傅良能够阐发这个道理。臣平日就敬畏傅良，到此更加叹服，催促他把文章刊刻出来。傅良说：“如今既然已经把御笔刊刻在上面，我不敢让别人代我书写。近来眼睛有毛病，应该等稍微好一些再写。”还没有过两夜，他就已经上报说此事作罢了。不久，臣也离开朝廷，在江湖间彼此相忘十多年。傅良去世后，我到他家访求遗稿，却不知道遗稿在哪里了。傅良的两个儿子师辙、师朴请求我在碑下作防语，将要刻碑以流传久远。臣既悲伤傅良来不及看到更化之日，便敢直书事情始末：对上彰显陛下喜爱贤能、乐于行善的本心，对下夸耀傅良等人所受的恩遇；同时也使后学知道，古人的颂诗、唱和之歌，本来并不只是描写和赞美盛德，其中劝谏的恳切意味从来都寄寓在里面。嘉定三年，岁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日，正【阙】兼任太子宾客、奉化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六百户臣楼钥。题在欧阳修、王安石法帖之后。鲁直的法帖常常有流传，像欧阳公、王公的两幅法帖，却大概不多见。靖康之变，士大夫世家的文物遭到沦丧，哪里说得尽呢！偶尔见到一两件，令人落泪。欧阳公在嘉祐四年停止主持府事，第二年写成此帖；这一年，王仲仪以侍读学士出任益州知州。逢原遗腹女在此时生下吴说，字傅朋。傅朋曾任永兴通判，因为他的母亲思念逢原的墓，请求改任襄阳，于是建造了养志堂。我悲悼逢原没有后代，也把这件事附记在这里。题在徐荐伯诗集之后。世人多说书生不懂军事；说书生不懂军事，就如同说孙武不善于作文一样。如今看孙武的十三篇兵书，大概可以和《考工记》《谷梁子》相提并论。我的朋友徐荐伯考中武举第一名那天，把《横槊醉稿》给我看。我读完很喜欢，荐伯慷慨豪迈，有刚烈丈夫的气概；他的诗词，比唐代那些勤苦雕琢篇章的诗人高明得多。当今诸公如果看到荐伯的诗，也可以解除对文武两途的疑惑。题杜大春所画的梅花。偶然和文叔时亨谈论十五国风，依次采用季札旧序，参照孔氏序，只是特意把秦排在魏、唐之后，把豳系在末尾，大略如此。经这样改定后，意思显得独到。晚上在灯下观看蜀中客卿所画的梅花，笔墨没有多少，却如同置身篱笆旁，于是领悟到，万事都有不枝蔓、不支离的道理。题石时亨所收藏的吕真人画像。别的画家想画出超尘脱俗的意境，大多画得轻浮飘扬。如今看太清楼的本子，庄严得像孔子、老子。我微笑说：“这就画对了，真人本来就应当是这样。”如果不知道这个人的为人，只求画出他的长寿模样，那和其他画师有什么不同呢？题在张之望文卷之后。

译刘知几的《史通》评论上下数千年的史事，几乎全都加以抨击，真是显得剖析透彻，像庖丁解牛一样，手所触、脚所踏，动作都合乎节奏。到了看不见完整的牛、连一处关节都没有辨识出来的境界，刘知几还要费多少年呢？这种事情大概不是勉强博览就能够达到的。贾生的《太息》一篇，开头就议论诸侯王势力强大的事情，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当时，汉文帝刚从代地回来，齐、楚诸王都有互相猜疑的形势。朱虚侯功劳最为显著，得到封赏却最晚，皇帝的心意也大略可以看出来。议论的人因此说，贾生开篇的编次大概是在迎合时势。唉！贾生难道是迎合时势的人吗？关键在于议论事情确实有先后次序；一旦次序颠倒，必定有不能被察知的地方。孔子作《春秋》，没有一个字可以挑剔，不只是因为用功深厚，也是因为先改变自己的心境，然后才下笔说话，权衡自然公平。后世执笔作史的人，应该记的却偏偏不记，不应该记的却偏偏记下，这个过错究竟在哪里？像班孟坚的史书，比司马子长更加精审，却终究不能超过他，往往显出惭愧的神色，难道也是力量不足吗？温公曾说：“洛中是士大夫聚集的渊薮，谈论空理、讲说性命的人太多了，只有史事无从开口，大概是有所讥刺吧。”然而温公谈论性，独独与扬子云相合。如今看扬子云，他和孟子相比怎么样？子云博览群书，难道反而没有看见这一点吗？为什么呢？程先生的《易传》还没有刊行，门人急切地请求他出版。先生说：“难道我就不希望有所进步吗？”大概是直到晚年才传给别人，其中有一个字竟改定了好几次。前代贤哲慎重著书，正是如此；颜子不犯同样的过错，这个说法大概是在惭愧自己的笔墨。如今读韩愈文章的人，对这种文辞尤其熟悉。科举的拖累很严重，韩愈也不能免除，难怪人人都这样。在这里可以引发对古道不能实行的叹息。黄岩张君之望带着自己所作的两编书，越过江山来问我这些文章是否合乎义理。我坚决推辞，张君却坚持请求。我只是学问浅薄的人，哪里足以裁断这些呢？但书中情意深厚，不能白白辜负，于是题写几句话附在篇末，并不是敢说自己有什么见解，只是姑且用来表示恳切的心意罢了。题在赵主簿所收藏的诗后。丞相清源梁公治理福建几个月后，把福清主簿赵余庆调任长溪主簿。赵君坚决推辞，丞相仍坚持派遣他。不久，福清县令李宗思来请求赵君担任主簿，长溪县令李遂夫又来请求把赵君留下。丞相更加认为赵君贤能，急忙把他调到郡中掌管秋赋收入。赵君恳切申诉说：“我已经老了，而且官位卑下，不适合越过其他官员参与郡政。”他的辞说十分苦切坚决，并不愿意去。丞相也不能强行改变他的意愿。第二年，赵君任期届满将要离职，忽然来拜访我，拿出他先父曾从诸公那里得到的诗防给我看。我赶紧阅读，才知道赵君原来有这样的家学；他仕进没有先人的心思，是有来由的。题在东坡所记程公逸事之后。学者多半不谈鬼神，像芦菔之冤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很奇怪吗？自唐末各藩镇以镇将负责捕盗以来，武夫往往把平民略加杀害，拿来凑足捕盗数目，几乎就可以达到赏格。艺祖平定天下，怜悯无罪之人，县里重新设置县尉，开始任用儒生担任此职，而镇将制度废止。赏格仍照旧，百姓很少因此送命。这已经有二百年了。近来有关部门认为通过荐举任用的官吏中有许多奸弊，稍有不符合功令，便被按法处置。只有县尉因捕盗而升秩，善于附会的人就把这件事加以利用，可以不经过荐举。有人因此颇为沿袭镇将的旧法，皇上正在为此忧虑，议论改制以防止它。这是建安陈侯焞所作，特刻此石。” 题在孙氏志述之后。国家刚开始创建时，将相大臣多是西北旧族，东南却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物。后来天下平定，七八十年之间，范公在吴地兴起，杜公在越地兴起，欧阳公在庐陵兴起，孙公在富春兴起。这些地方原来只是汉代一个大郡的地域，而这二三位公，都是当时声望最高的人。于是东南人物终于占尽天下。唉！在钱氏、李氏两家当政的时候，这些诸公都在哪里呢？我读杜公所写孙卿墓志以及欧阳公、范公的记述，不禁长叹。感慨今日而怀念古人，东南的士人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题在《尔雅疏》之后。古人重视小学，《尔雅》就是因此而作的。汉朝兴起，废除秦代的禁令，曾设置博士，把它列入学官。直到今天，汉儒的书还流传于世，如毛氏《诗训》、许氏《说文》、扬氏《方言》之类，大概都有所本源。隋唐以来，以科目选取士人，这部书不作为举子的考试内容，于是渐渐废弃。韩退之以古文著名于世，尚且认为注释虫鱼之类不切实际，由此可知诵习它的人已经很少了。国初诸儒，只有追随古义、依照郭氏注为它作疏，《尔雅》才稍稍流行起来。到了熙宁、元丰三经实行之后，求学的人不作字说便不学习，先儒的注疏全都被废斥，《尔雅》就更加废弃了。我记得小时候进乡校，有人用《尔雅》来考问我，我竟能辨认鼠、豹，却不认识蟛蜞；因为所问的事情实在很浅，诸位老先生往往惊叹，认为我博学。郡中有刊刻的疏文以及音义解释若干卷，因为久未完工，字迹多有残缺。金华赵君子良来任推官，修补了它，才颇为可以阅读。赵君请我作一篇话，于是叙述这部书所以废弃的原因，也借此表明子良的志向。子良曾向东莱吕伯恭学习，与我是同年进士，名叫善珎。题在史丞相祭祀诸葛梦叟的文章之后。梦叟的言语容貌谦退，不自我表露，出身、声名和事迹都不显著，丞相却独独发现了他，这是为什么呢？丞相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没有听说有人像梦叟这样得到丞相的赏识；梦叟只见过丞相一次便得到赏识，又是为什么呢？丞相取用人才不同于今日，梦叟被人取用也尤其不同于今日。可惜他们最终没有完成这段相逢，令人落泪。

译题写《种德堂》，因而记述陈仲孚所问的诗学话语。近来读古代乐府，才知道后来的作者都有所取法。到了李谪仙，远远超出众多作品，真是诗中的豪杰。然而古代歌词以协调音律为务，却尤其还不够精工。仲孚曾问诗歌的工巧从哪里开始，我说是谢元晖、杜子美。谢朓每一篇都值得讽诵吟咏，大概曾经从这里得到方法。读到“澄江静如练”这句，令人反而想起谢元晖，与杜子美的意思相同。于是题写在种德堂，便记下这番话。题在灵润庙所赐敕额之后。桂阳的百姓虽然贫穷，却有固定的产业；父子、孙辈、兄弟大多相邻而居，有的甚至一户多达百人。遇到重丧和祭祀，哭泣超过通常期限，也一定要埋葬，从没有火化的。过了很久，仍然展拜奉祭，哭泣得像刚发生丧事一样；祭祀恭谨洁净，甚至不敢把粪土用于瓜菜，更以替人做奴仆为耻。饥荒之年迫不得已，卖掉子女，名义上说是奴婢，实际上约定作为养子。大概这里的风俗质朴，接近古代，确实如此。然而百姓愚拙懒惰，农耕器具极为粗劣，犁铧插入土中才三四寸，一年到头把田地放置不管；到春天锄去旧草，甚至不等土块打碎就下种。水在田地上方，就逐级引水灌溉，这才是良田；水在田地下方，虽然相距不过咫尺，也不能用辘轳把水提上来，往往夹江的田地和靠山的田地一样都很贫瘠。这里容易遭受旱灾，通常十年有八九年耕种却没有收获；每逢旱灾，只能眼看禾苗枯槁，向神明哀告，不管是否列在祀典之中，每天都杀羊宰猪，聚集群巫击鼓舞龙；有时烧灼手指，把油脂当火膏，割下薄肉供佛；大多没有效果，便向龙渡山的神祈祷。此山在县境内，最为著名，地方人尊敬奉事山神，不到旱灾极其严重时不敢轻易祈祷，但祈祷没有不灵验的。今年夏天大旱，民间的祠祀几乎都遍了，仍不下雨，于是嘱托军教授和县令到祠下拜谒，取灵润源的水回来；又过了二十多天仍不下雨，我便提前斋戒，亲自到祠下拜谒。三更时才出发，满天星河，走了几里路渐渐听到沙沙的声音；鸡刚叫时到达青莲寺，设位遥望山祈拜。天将亮时登山，不一会儿大雨降下，一直下到城下，后来竟连续下了三天，庄稼赶上了晚熟收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官吏和百姓感念神侯的赐予，推究事情的源头，找到了绍兴十四年赐予庙额、收藏在掌故部门的一道敕黄。仰想国家为百姓整饬祭祀，重视报答功德，应该诏令万世敬仰摹刻在石上。我作为地方长官，不能走遍田间制定方略，教百姓治理田地，却只是求取神明的恩泽；又因为贫困向上级诉说，连帅和部使者都拿钱粮来救济急难，这可以支撑一段年月，但终究不能长久。正准备催促丞史把龙骨车或桔槔的方法下达到乡聚，使百姓渐渐能够自力更生，不要只因求神而更加长久地尊奉神明、毫不懈怠。所以趁着记述神明降下的福佑以及国家褒扬扩大的缘由，也把当地风俗的好坏一并写在后面，用来劝勉。题在宋景文公法帖之后。景文公在皇祐四年二月从亳州调任成德，第二年正月调任定武，实际上代替了魏公所说的请求任职河朔一年多。大概这一年，元宪公也在八月从河南调任许州，而晏公来到河南。景文公有一封九月初一请求入朝觐见的书信，想在河阳拜访元宪。二十五日的书信中所说的“相国”，就是指他。至和元年，刘冲之任宰相，刘自叅参与编修，便负责《唐书》，所以催促景文公完成此书。嘉祐改元，仁宗身体不适，信中所说的“河朔大臣”，就是韩公在相台。八月调任益州，当时庞庄敏从永兴改任河东。这年五月，元宪回朝入中书门下，班公有本月二十三日的书信如此说，那么景文公当时还在定武。嘉祐三年，王侍读来到成都，于是景文公返回朝廷。景文公说庄敏请求归朝而没有决定，元宪于是逐渐谋划任用他。第二年，庄敏因为修筑堡寨之事获赐节钺，元宪又掌管枢密事务，真是懂得事情内幕的议论。题在晏元宪公表稿之后。景祐二年制定新乐，当时同在翰林词臣之中，有胥公偃、丁公度、张公、李公、晁公、石公，都已经先前进用了。元宪公在景祐元年四月掌管诏令制作，竟独自负责执笔，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在当时独占鳌头，为诸公所推让吗？恭敬诵读遗稿，使人肃然起敬。题在赵延康公斥责伪楚的书信之后。我曾亲手抄录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的奏状，适逢皇恩恢复士大夫名籍，延康公也在其中。当时奏状中的人，如胡公寅、刘公珏，都得到重新任用；刘公后来官至执政，而延康公最终被贬谪而死。我听说京城遭难时，子昉因为招募义兵而被拘囚。范琼之事，世人多说靖康年间没有守节而死的士人；有宗室出来揭露这样的事情，难道还能说无人吗？只是他们都被群小诬陷了。唉，真是悲痛啊！题在赵延康的诗之后。我既已在斥责伪楚的书信后记述赵公的仕宦行藏，又看到了他所作的诗。唉！刘歆、李白的文章很盛大，他们的节操怎么样呢？诗歌不足以说明赵公的为人。题在温公给邢和叔的法帖之后。熙宁年间温公居住在洛阳，邢公从崇德县再次进入崇文馆。元丰四年兼管史事，根据所收藏的温公法帖，知道这时二人交情非常深厚。此后一百一十二年，我在他的曾孙遵仲修那里看到了这些法帖。题在张无尽给邢和叔的法帖之后。绍圣四年，邢公任吏部侍郎。十月，从权知尚书迁任御史中丞。张无尽的这幅法帖，都是这一年的。张无尽罢任左司郎官离去，到这时恰好两年多了。题在邢惇夫的诗以及诸公题字之后。想到诸公对惇夫的爱重，以及惇夫从诸公那里得到的知遇，追想往昔，使人肃然起敬。题在邢氏庆国夫人的亲笔信之后。我与天台谢杰景英是忘年交。谢、赵两家出自外戚，景英曾把外祖母丞相家的家法详细告诉我。如今看到邢氏赵夫人亲手写的一纸告诫儿媳、子女的文字，往往与景英所说的相合。邢尚书、赵丞相的事迹详载于国史；至于他们故家的典范法度，自然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题在刘元城法帖之后。我读元城的谏疏，看到他遍数元祐大臣的过失，却唯独没有提到司马文正公。他遍数元祐大臣的过失，却不被认为是诽谤；唯独不提司马文正公，也不被认为是结党。难道只是说明谏议之臣贤能吗？也足以由此想见元祐以前淳厚的风俗。我怀有这个感慨很久，因与子厚得到司马公的遗墨，便写在后面。题在胡文定公法帖之后。浙东一带几乎家家都有《春秋传》，却很少见到胡公的书法。我记得小时候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同学有几十个孩子，每人都领到一部《程易》《胡春秋》《范唐鉴》。当时这三部书所在之处还没有刊刻成版，往往都是手抄诵读。后来我在湖湘任官，每次经过士大夫家，常常看到胡公的遗帖，大家都十分珍重爱惜。然而研究《春秋》的人反而很少，浙东一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看到向氏所收藏的法帖，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们。《止斋集》卷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