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集卷三十九

译《进周礼说序》王道到了周代就完备了。周人发布诰令说：“上下都要勤勉忧劳。只说：我们承受天命，要大大效法夏朝历年长久的统治，不要废弃商朝历年长久的统治，应当存心积虑。”大概是希望兼有夏、商的福祚，并延续到秦以前，基本就像这句话所说的那样。这种道理，只有孔子、孟子知道。孔子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二代，多么文采灿然啊！我遵从周礼。”孟子也说：“周公思考兼采三王的制度，用来施行四件事，所以以五世为限来合族。”夏、商时代采用这种制度，到周代便把亲属关系系于姓氏而加以区别，即使经过百世，婚姻也不得相通。诸侯按五服区别亲疏，夏、商时代采用这种制度；到了周代，九州之外仍分别称为夷服、镇服、蕃服，世代朝见一次。唉，真完备啊！后世那些为今世衰乱而感伤、思慕古代的人，往往说周代以后文教衰弊；求学者谈论三代，实在应当以孔子、孟子的见解为折中。况且天命难以相信，若不戒慎敬畏就不能保有它；人心有共同的感受，若没有恻隐怜悯就不能使人归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积累德行功业的勤苦，确实在这里有所体现。读书读到刑人、杀人、劓刑、刖刑时，看见君臣彼此告诫，极其恭敬、极其畏惧，服膺思考诰令教诫，甚至延续旬日、时常反复。读《诗经·小雅》，群臣宾客、兄弟朋友、故旧和戍役相聚之时，即使只是一杯酒、一盘食物，也都深深表达亲爱之情。礼仪完备、音乐盛大，即使以后妃那样尊贵的人，仍然知道用酒浆慰劳出行服役的人和仆从、马匹的辛劳。如果确实举行宴饮欢乐，就一定会歌唱、感叹到仍嫌不足；如果确实施行刑戮，就一定战战兢兢、面带忧色。这并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而是因为敬畏天命，也因为体察人心。我曾根据《诗》《书》的义理，探求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心意，考察他们的施政行事，仍有很多可以在《周礼》一书中看到。但传《周礼》的人失去了它的本意，反而说它不是古书；郑玄、郑众以及诸儒困守章句，所窥测的全是浅薄琐碎的细节，而建置官员、划分职掌这些关系国家盛衰的重大纲领，全都晦暗不明。后来的学者承袭错误，越发失去了真实含义。汉、魏以后，号称兴盛王业的君主，也颇采用《周礼》，却不过是采用车舆服饰、官职名称，装点浅近事务，王道因而残缺，最终完全废弃。恭敬地想，本朝纯粹采用周代政治，千年才有一次这样的时机。从艺祖开始，不忍役使一个平民的力量，因而供养禁军；不愿让天下任何一个官吏得以专擅政权，因而废罢方镇。制度文饰虽然并非周代旧制，但深厚的仁德恩泽，心意已经独到周全。所以我朝历代圣主逐渐采取宽大政策，任子制度施及异姓，取士施及特奏名，养兵施及冗员，甚至贪污官吏也能获得叙用，重刑案件还须上奏裁决。议论政事的臣子常常对此不满，但国家世代守成，重视的程度超过了更改制度。周代衰落距今将近千年，但《诗》《书》的本意在这里仍然存在，难道不是盛事吗？熙宁年间掌权的大臣，所用经术错杂，偏偏以《周礼》一书中“理财占一半”的说法，推行富国强兵之术，把凡是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道理几乎都摧残殆尽，于是天下的祸患日益增多，直到靖康年间，社稷成为废墟，百姓遭受涂炭。老儒、宿儒发愤追究罪责，把这看作采用《周礼》的祸害，竭尽全力排斥它。幸而《周礼》仍因进士科举而列于学宫；至于议论王道不能实行、古制不能恢复的人，往往借熙宁年间曾经试行的结果作为口实。因此这些论著实在是不得已而作，所以有《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并作此序。《嘉邸进读艺祖通鉴节略序》本朝的国史，有日历、实录、正史、会要、敕令、御集，又有各部门专门施行的指挥、典故一类的文献。三朝以前，又有《宝训》。此外，百家小说、私史以及士大夫的行状、志铭之类，多得无法记数。自李焘撰写《续通鉴》，上起建隆元年，下至靖康元年，一代的史书都汇集在这里，可以说完备了。然而篇幅卷帙浩繁，文字重复繁杂，还没有成为便于阅读的书，难以观览。如今大略依照汉代司马迁《年表》记载大事、温公司马光《稽古录》的体例，以及李焘所作《举要》，择取其中要点，按年月编排。上面列出将相大臣的任免罢黜，下面记载政事的沿革。求学而成为王者之事，并不像书生只求篇目多、知识广，即使章句言语也不忍舍弃。若果真能够考察大臣的任免罢黜，便能认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节；考察政事的沿革，便能认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的方法。后来政治的治乱、事业的成败，效果都由此产生，这样才足以成就孝敬、扩大聪明。所以如今节略《通鉴》，像群臣奏疏以及其他言行，还有一时的诰令出自代言之臣，如果不是关系到当年治道的大端，就不抄录。有些内容见于其他书，确实关系到政治体制，不可不知，而《通鉴》偶然遗漏的，就根据某书补入。至于《通鉴》已经记载的，万一有些小小的违误，也略微把相关说法附记在下面。至于历代圣主深厚的仁德恩泽，为后人留下福泽，流传万世，尤其应当遵循守持的，一定为之加以议论；但只保存原来的主旨，不增加文采，深切希望读者能够省察。

译《分韵送王德修诗序》以上是松风轩分韵送行诗，共有十四家：赵容，字叔静；翁珽，字防度；魏谦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谊，字子宜；项允中，字子谦；陈直中，字颐刚；潘雷焕，字省之；徐宏，字蕴之；蔡幼学，字行之；潘霆，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张东野，字孟阜；郑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都和德修同年考中进士。这些人有的是旧日相识，有的是相识不久，也有的彼此并不相识。又有能之和他的叔父伯英，字去华，因为已故的龙图先生曾经在宣城作客于德修那里，而去华当时正在服丧，所以没有参加分韵。林渊叔懿仲、沈季丰俭夫后来才到，另作诗篇，我出的韵也不在分韵之中。我的家乡风俗尊敬宾客，敦厚对待师友。每当一位贵客到来，由某人作东，邻里乡党中知道这位客人的一定会来，不认识客人但认识主人的也会来，往往备办酒食，登临观赏山水为乐，间或彼此唱和作诗，表达殷勤。有时在客人临别时彼此切磋谈论，又用诗各自表达离合悲欢的心情，希望彼此不要忘记，这种风俗由来已久，而没有比这次更加盛大的聚会了，难道不是因为参加聚会的人吗？唉，我见过作这种诗的人很多了，过了十几年再次翻阅并询问他们的情况，却发现名字已经湮没，没有人知道如今在哪里。幸而没有湮没的，也有流落困顿、很少能够再次聚会的；没有湮没、也不困顿，却因权势利害和变故而不能与旧交善终的，也有这样的人。幸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然而道术不能实行，功业没有显著，家中的妻子儿女抱着他们留下的文稿，私下相互认为可爱，而天下却没有人考察，这些都足以令人叹息了。我既已作诗，又为诸位作诗作序；如果我的德修和在座诸人深知这种可叹之处，那么我或许也可以借此获得不朽吧。《夏休井田谱序》说《周礼》不是圣人之书的人，是因为解释它的人有过错，曾经试行它的人没有得到它的真传。《周礼》的解释很多，只有郑氏之学流传至今；郑氏只是根据经文的意旨为它作传罢了。凡是与自己的说法不合的地方，就提出自己的见解，附会穿凿；至于把这些说法施行于当世，是否能够恢复古制，郑氏没有考虑到。所以说，是解释它的人有过错。自从刘歆把这种学术用于新室，百姓就不得安生；东汉的车舆服饰、西魏的官制，也颇采用《周礼》，但往往彼此抵牾。到了本朝熙宁年间，荆公王安石又依据它制定青苗、助役、保甲等法，士大夫争相据此发表意见。王安石说俗儒不知道古代的意义，终于下令实行这些法令；争论不能获胜，从此以后百年之间天下开始多事。所以说，曾经试行它的人没有得到它的真传。因为这两种情况，就完全否定《周礼》，这和因噎废食有什么不同？我读夏君休所著《井田谱》，也看出他是有志于此的。郑氏所说的井田、邑落，像棋盘一样，大概取法于《王制》。《王制》是后来杂糅形成的；汉文帝时，认为天下全都划分为九州，每州必定方圆千里，每千里必定设置二百一十国。后来班固《食货志》也说，井田方圆一里，八家各有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用来建造庐舍，大概每人占二亩半。凡是这些说法，夏君都不采用。汉代以来的诸儒，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夏君的说法是：王畿之内，广度达到万步的区域称为都，不能成为都的称为鄙；即使不能成为鄙而能成为县的，就称为县；能成为甸的，就称为甸；即使只是一丘一邑，也全都如此。因为不能成为都、成为鄙，所以称作闲田；因为不能编为军、师而没有专门隶属，所以称作闲民。乡、遂、市的官员，小的都兼管大的，其他也上下相互统摄，虽然编制数目完备，却不一定把每个官员都实际设置出来。每年登记、上报百姓人数于册籍，根据增减加以核定，这叫作相除之法，这些都是贯通的论说。我所说的极其细密详尽，虽然拘泥于数目尺度，未必处处相合，但它的主旨总是与当时事务相合，不是空话。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周礼》一经仍然保存着许多三代经营治理的遗迹；世上没有深思的学问，却只因为解释者错误、试行者又大错，便想一概驳倒，以此为满足。假如能有像《井田谱》和近来流传的林勋《本政书》这样几十家著作，各自充分阐述见解，取其像这样通达的，舍弃像那样拘泥而不通的，那么周代制度就可以考察了。周代制度能够考察，天下也就差不多可以得到治理了。夏氏的书在绍兴年间写成，曾经进呈朝廷，不久便流落民间，很久没有显扬。我的朋友楼大防在治理永嘉的第二年访求得到此书。在郡斋刊刻它。大防博学典雅、好古而知今，我所说的取其通达、舍其拘泥不通，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人；而且不只是这一本书。《丁端叔南征集序》端叔任中都官时，我以太学学生的身份认识他。分别二十年后，我暂时任职桂阳，而端叔恰好任郴州知州。端叔确实比我小三四岁，但他的仕途显达已经很久了。我们同时赴任，从浙东西路进入湖岭，各自行走数千里。到达的那一天，都是年终除夕。这一年天气极寒，雨雪很多，每到一处住宿的地方，只看见妻子儿女战栗恐惧，面无人色，我便常常为此皱眉忧闷。而端叔又要奉养母亲，起居饮食没有一样能像在浙中时那样便利。等到读了《南征集》，我浩然感叹说：“端叔超过常人，真是奇异啊！”此前，他治理安丰时以政绩第一闻名，任直秘阁，不久调任盱眙知军。盱眙如今是要地，不是有能力和势力的人不能得到。端叔【缺】凭选任得到此职，多么盛大啊！而最终又调任郴州，也算是降调了。我得官很晚，从三山丞起家，升任桂阳，与同年进士相比，算是最幸运、最早显达的，所以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但赴任时正遇上天下严寒，常常因妻子儿女而忧戚，心意不能舒展，往往想作诗，却总是言语不佳，只好停止；而端叔早早仕途显达，却遭到这样的降调，并且还要奉养母亲远行数千里，却能把所经过的山川和仙人隐居之处都写成诗篇。诗中平和安适，没有怨尤；读他的诗，可以知道他奉养母亲夫人，内心十分快乐。至于忠诚、愤懑、悲壮的情感，也都是有所作为，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意。我不知道端叔的胸中抱负同当世公卿大夫相比，长短高下究竟如何，但因为他远远超过我，所以认为他是超出常人的。端叔难道只是超过我吗？桂阳大概是郴州所属的旧县，每件事都要考察郴州之后才施行；大抵郴州的政令通达四境，我正忙着办理文书，仿照它随后办理，却始终不敢自满。我多次对宾客同僚朋友说：“端叔的才干可以担任大官，只是世上还没有人知道他。”我知道他，只是言语不能打动别人；即便如此，仍把这些话写在篇首，私下把它当作对朋友的好意，这就是我不能推辞的原因。

译《徐得之〈左氏国纪〉序》自从荀悦、袁宏把两汉的史事按年代编成书，称为“左氏体”，他们大概不知道左氏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孔夫子作《春秋》，广泛穷尽天下的史书；凡是不属于拨乱世、使之归于正道这一范畴的，就不记录。只有左氏对经书有所见解，所以采录《史记》，按照次序记载某国若干事情，某件事记录，某件事不记录，用来发明圣人的笔削义旨罢了，并不只是把年代编成一部书。古代事情和言语各有史官记录：凡朝廷号令以及君臣相互告语，另成一部书，如今的《尚书》就是这样。把它配合弦歌，称为乐章，另成一部书，如今的《诗经》就是这样。有些内容可以收藏，并且由官府、都邑、邦国共同学习施行，另成一部书，如今的《仪礼》以及《周官》的六典就是这样。从天子到大夫的氏族传序，另成一部书，如所谓《帝系书》就是这样。此外星象、卜筮、医药、祝史也各自成书。至于编年体，则一定要像《春秋》那样编次事情；三代以前仅能见到的，只有《周谱》，其他的往往见于野史、《竹书》《穆天子传》之类。自孔夫子开始用编年体作经，他的删削取舍非常严谨。左氏也开始把事情、言语【缺二字】以及诸书的体例合并起来，依照经文作传，附着在年月之下；如果不能用来发明孔子笔削的旨意，也就不记录。大概是因为有些言辞足以流传久远，却与经义无关，所以另作《国语》。至于孔夫子所见到的书，左氏有的没有全部见到，又有的缺失而不敢作传，谨慎到了这样的程度。后来的作者反而把它看作一家史体，读《左氏》的人渐渐失去它的本意，认为它没有解释经义；这样一来，这部书的存亡几乎对《春秋》没有什么损益，所以说它是袁宏、荀悦创立的。由此说来，徐先生所作《左氏国纪》，怎么可以轻视呢？我读《国纪》，在周平王、周桓王之际，周王曾经对四方用兵，其中大事如设置曲沃伯为诸侯，诗人对此加以赞美，而《春秋》没有记载。军队出征不止一次，也同《王风》中的讽刺诗相合，但《春秋》特意只记载讨伐郑国一事；王子颓的祸乱，比带更加严重，《春秋》记载襄王而不记载惠王。学者如果确实得到《国纪》，伏案读它，因各类事情的编排去考察《春秋》，某国有若干事，某事记录，某事不记录，就清楚明白了。于是产生疑问，因疑问而思考，因思考就会有所收获。徐先生大概对左氏有所功劳。我苦于见到的书不多，但曾见唐人所阅《左氏》史，和《国纪》大略相同，却没有评论断定；如今《国纪》有了评论断定。因此我不再赞颂它，只说明它对左氏有功，并为此作序。《张园送客分韵诗序》以上是张园送客分韵诗，是为常、信二位知州写的。士人在朝廷任职时彼此推重，离开国家便彼此思念，不忍分别，这难道只是私人之间的交好而已吗？这还关系到当世的政事。我听说吉甫在南征中有大功，他归来时君臣宴饮的诗，自称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因为有张仲的孝友之德在那里。等到他的后代来到，采摘蒿草、葛草，某一天离开君王身边，便凛然产生三年的忧惧。我由此观察周朝的盛衰。石侯叔访、黄侯商伯同时任太府丞，都以想便利私事为由向朝廷请求，二三位大臣总是把奏章留下而不上报。从侍从官直到馆阁学校的士人，只要见到诸公，也总是劝阻说：“怎么能让两位贤人离去呢？”但二侯请求更加坚决，大概过了很久，诸公相信他们没有别的意图，于是才把请求上奏。皇上重视他们的离去，为他们选择辅郡的才干，等候一旬一年的次序，最后叔访得到信州，商伯得到常州。然而满朝仍然怅惘不满，整日为他们饮酒饯行，彼此叹息感慨。最后，同院的、同僚的、同年的朋友家，又有十人设宴为他们送行。张园二侯的贤能，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他们离去，只是为了便利私事，没有丝毫求取个人利益的意思，而且在不到一年之间就要去做好辅郡的政务了。回到京城还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相比前时离京的人受到的宠遇，这次同朝官员仍然如此不忍分别。唉，能够在今天的朝廷任职，难道不能说是遇到好时代吗？十人是：会稽黄文叔、清江彭子寿、章茂献、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地范文叔、临川曾无逸、章贡李和卿、东莱吕子约，以及我。又有张功父表达主人之意，也分得一个韵字；我没有参加分韵，所以为此作序。《义役规约序》古代乡里的田地按井田相邻而居，出入相互友爱，守望相互帮助，并不是因为风俗本来如此而已。周官的制度规定，四闾为族，八闾为联，用来服役于国家。大概从五家为比、每家出一人，到一百人为率，就是四闾。一定要以八闾为联，是因为服役的人有一半，休息的人有一半。服役的人供给公事，休息的人共同办理家事，此外还有羡卒、闲民可以借助。所以百姓彼此亲爱和睦，不受服役之苦。如今天下上面没有横征暴敛，下面没有繁重赋税，但百姓却极其困苦于保正、保长，正是因为保甲催征赋税的缘故。百姓不能忍受，即使叔伯兄弟也相互诉讼，以求逃避服役，已经很久了。叔伯兄弟相互诉讼以逃避服役，并不是愿意彼此结仇，而是形势迫使他们这样做。既然形势如此，然而他们本来不愿彼此结仇的心并没有因此泯灭，于是义役便兴起了。义役并非古代制度，却有古人的用意，为什么呢？古代官府以义理率领百姓，使他们彼此亲爱和睦；如今是百姓以义理奉事官府，同时私下彼此亲爱和睦。政治措施虽然不同，风俗却不能说不美。假如从一县一州逐步推行，直到天下都如此，那么这种风俗就更加美好。假如上面的人能够有变通养兵的方法，把雇役钱归还给百姓，那么这种政事就更加美好了。所以，义役未必不是逐渐恢复古制的开端。凡是古代的美好事情，起初大多都是从人的内心兴起的。我们乡里不过有四五个望族，凡是庆贺、吊丧、问候、馈赠之事，大体彼此友好；又因为各家以办理家务、求学和办事为务，尽量省事，所以风俗非常淳厚。只是有时因服役诉讼而失去欢洽；有一天大家聚集起来，分割田租来实行仁义，各家按照力量的厚薄出资，没有勉强不得已的神色。因此我为他们记叙规约制度，充分说明它的好处，以劝勉他们有始有终。

译《谢季泽正事韵类序》起初我在岳父张氏家见到季泽，他和几位长者论说政事，对州县官吏并不低声下气；时事的是非得失，他总是直言背诵出来，没有丝毫歉意，我便认为季泽只是刚强直率罢了。过了很久，我见到他的姻亲族人遇到急难，非得到季泽的意见就不能决定，决定以后力量不足，有时还要从季泽那里取用资财。又过了很久，州里乡间直到偏僻小巷，每件事都不能没有季泽，借助他力量的人很多。季泽虽然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但只要意见稍有不合，就用言语侵犯别人；有时勉强随声附和，别人也以为可笑，其中都含有讥讽，他从不因为自己有力量而自鸣得意，从未显露出丝毫得意的神色；人们也谅解他没有别的意图，不把这当作怨恨。我这才更加了解季泽。孔子以花言巧语、媚态恭敬为可耻，思念鲁国的狂士而厌恶乡愿，大概是因为周末士大夫外表胜过实质、气节卑下而辩说盛行，孔子已经对此有所感慨了。在如今的世道，能够见到这样的人，我本来就很赞赏。唉，如今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这部书是季泽所著，他家学长于《诗》《礼》，很想有所论次，却没有完成，只来得及完成这一篇。其中关于文字学的偏旁、训诂，学者很容易入门。季泽游学于学校，考中进士，调任台州司户，任高邮军教授；因劳绩被荐举改秩，任福州宁德县知县，不满一年就死在任上，没有足以施行他的志向，职位也没有与他的才干相称。韩昌黎曾说：“给《尔雅》注释虫鱼的人，不是光明磊落的人。”欧阳公作《韵总序》，也说：“儒者没有闲暇精通这门学问，精通它的人往往又不能精通其他学问。”我正为季泽官职不足以施行他的志向、职位不能匹配他的才干而悲伤，又担心后人读到这部书，会像二位先生所说的那样看待它。因此我把他平日的主要情况叙述在篇首。《谢怀英〈老子实录〉序》怀英曾经参加科举，知道推尊孔氏。后来他脱去儒冠离开儒学，做了道士，却把原来推尊孔氏的态度用来推尊老子。于是写成若干卷书，把自开辟以来有关老子的名迹变化以及遗闻事迹，凡散见于百家著作中的，全部搜集、解释、编次，没有遗漏，称为《实录》。唉，内容多么专精而广博啊！这确实对道家有功。儒者一旦出仕，便不能专心于著书；即使专心著书，往往也没有闲暇曲折考察世代次序和年月。偶尔有闲暇涉及这些，又不能不努力辨别取舍，便受六经拘束而不能尽情发挥。因此我夫子之道能够同天地一样永无穷尽。世人推尊老子的愿望，没有像怀英这部书这样的。假使怀英有幸完成旧日学业，不离开儒学去做道士，那么这部书将会为孔氏而作，它的功劳又会怎样呢？即便如此，从前太史公曾作《孔子世家》，大概已经有这样的志向了。评论者反而说：孔夫子的道与天地同样无穷，而且必定要同战国或汉代受封的君主相比长久，那么为孔子作世家似乎不应当。孔氏的子孙把自己听闻到的事辑录起来，作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两三部书，儒者也不很称道。至于羵羊、楛矢之类，稍稍想用来夸大圣人，或者又把他写成神怪人物，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假如怀英有幸完成旧日学业，不去做道士，而是写书来尊崇孔氏，就只能用六经来裁断百家，必定不能像这样尽情发挥其广博。因此我为怀英不幸未能把自己寄托于孔子而叹息，也为他幸而能够把自己寄托于老子而叹息。所以借此作序。怀英姓谢，名守灏，是永嘉人，与我是同舍学生。《送蕃叟弟趋江西抚干分韵诗引》蕃叟进入江西幕府，参加饯行的有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谷叔、及之、黄敬之，以及我的兄长莘叟。大家分韵赋诗，我也参加了分韵。又为此作引：宗湛弟弟侍奉《国风》十五篇来送别，诗作者大多描写他所经过的山川和道路辛苦、仆马疲病的情状，而归结于礼义。古人删定《诗经》时便选取了这一类。骚人多有怨恨诽谤，自《离骚》以后，便没有可以讥刺的了。至于《大雅》中赠别的诗，却与此不同。吉甫作颂，声调和穆如清风；仲山甫长久思念，以此安慰他的心。这就是所谓太平时代的声音。十人的诗，虽然不必论说工拙，但全都归于和平而没有怨恨。因此我由此预料我的弟弟将来一定会有所遭遇，同时也为我们这一群人能够使他的心境改变而高兴，然后才说这些话。这就是序。《孙子发微序》【代陈颐刚作】自从六经的道理分散以后，诸子百家兴起，各自有所长；但谈论用兵的，没有超过孙子的人。春秋末期，天下将要走向战国。因此《武》类的书多讲权谋，儒者往往排斥而不谈。偶尔有喜爱这类书的人，又常常为它作章句训诂。用兵之事崇尚变化，却想靠训诂来求得它的意义，不是很浅陋吗？我自乾道乙酉年以来，不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独居深思，到如今又经过多年。大概六经以及孔、孟二家的遗书，由汉代以来诸儒发明阐释的，已经大略完备，我没有什么可以增益。偶尔读《十三篇》，仍然有很多未尽之意，于是把从先父以及渡江诸将那里听到的军事实务议论，和我自己推求《武》书的见解，附列在各篇之下。唉，正值天子圣明，却在外部韬光养晦，拱手把中原让给别人，已经五六十年了。士大夫贪恋安逸，反而以谈论兵事为耻。那么我写这部书，也是有所为而作的。《止斋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