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集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斋集》附录。楼钥神道碑。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陈公在朝廷请求告老。天子叹息说：“这是我过去的老师，又是掌管诏命的臣子。”于是授予他宝谟阁待制；把遗表上奏给皇帝，追赠四级官阶，录用他的后代，用来为他的身后增饰，一切都依照旧有典制。门生弟子哭得失声，乡里人聚集起来互相吊唁，四方士大夫听说后，没有不感到悲伤的，因为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死亡可以相比的。公名傅良，字君举。他的先祖从福建迁到温州瑞安县帆游乡湗村里，到公已是第八世。曾祖父名靖，祖父名邦，父亲名彬，都没有做官。父亲因公的显贵，屡次追赠为朝请大夫。母亲徐氏，追赠为令人。朝请大夫精通《易》，在乡里教授，因品行笃厚而闻名。公天资高超出众，对于学问能够心领神会、神思贯通，又苦心努力自勉，精力也异于常人。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心中有不能解决的疑问。兴化人刘复之名朔，以南省第一名的身份来任司户参军，代理教官，得到公的程文，认为其中的见解远远超出常人。那时公年纪还很轻，但名声已经很高，他在仙岩僧舍开门授徒，士人没有不归附敬重的。寺正薛士龙、季宣见到公，问他有什么心得，公说：“没有什么不敬慎的。”士龙说：“近来参见倚靠的是什么？” 公听后豁然开朗，学业大有长进，归心于薛氏。后来又与他在滆上相从读书，学业进步极快。他为薛氏所作的祭文说：“我过去自以为得意，像墙壁一样高耸直立、倚接云天；见到梅潭兄后，忽然像坠入深渊。”梅潭就是仙岩。伊洛之学在东南士人中，自龟山杨公以来，除了建安游公酢之外，只有永嘉许公景衡、周公行己等几位先生，亲自见过伊川先生并得到他的传授而归。南宋中兴以来，谈论理性之学的人都尊奉永嘉学派；薛氏后来出现，又加以考订，对从井田、《王制》、《司马法》到《八阵图》等内容，全部通晓并能详尽说明，确实可以施用于实际。如今的名士得到他的学说，往小处说，便能在科场中取得声名；往大处说，则能在治理百姓、统率军队时发挥作用。公与他交游相从最久，造诣最深，凭此精研经史，贯通诸子百家，以继承斯文为己任，综合治理当世事务，考核旧闻以求治理之道，能够振兴停滞、补救弊端，恢复古代的至理，把事情的始末条理安排得清清楚楚。本朝的名公巨卿不可一一列举，然而从平民身份出身而声名震动天下的不过几人。公从做举子功名之业起，他所论著的文章，如《六经论》等，在各地流传，几乎每家都有他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千里〕 蜀中的文学最为兴盛，读到这些文章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文风也因公而发生变化，甚至流传到外国，比前代贤者的文章更加兴盛。乾道六年，公开始进入太学，无论士人贤能还是不肖，都整肃衣襟，表示甘居其下。乾道八年，公的高足蔡公幼学成为省元，公位居第二；徐公谊又位居其次。薛公叔似、鲍君绣、刘君春、胡君时等，都是乡郡人士，不是公的朋友，就是公的门徒，这尤其是一时的盛事。公考中甲科后，朝廷内外都期待他的风采，授任泰州教授，便回乡任职。参政龚公茂良出任江西帅，写信并送礼物招请他，希望同他订交。公说：“古人用羔羊、大雁作为礼物的礼节，已经多年没有在世上实行了。”于是用委婉的言辞谢绝，没有赴任。不久太学录出现空缺，求任者很多。龚公实际上已经行使宰相职权，奏告孝宗说：“待次官员不改换空缺，初任官员不由堂除，这是陛下的良法。太学录一有空缺，窥伺这个职位的人就很多。臣想选取为士林所推重的名儒，超越拘束而任用他，那么众人自然会心服。”皇上问是谁，龚公以公回答。皇上说：“这是朕一向知道的人。”任命下来后，果然没有异议，公便就职。不久，车驾临幸太学，改授承奉郎。龚公被罢免政务后，也渐渐有人嫉恨公，于是添差为福州通判。帅相梁公克家得到公后，非常高兴，把政务交给他办理。公也尽心辅佐，不拘泥于表面形式，最终却因被论劾专擅而罢职。当时是淳熙七年。不久，主管台州崇道观；起用为桂阳军知军；闲居八年后，才赴任郡守。担任荆湖南路提举常平茶盐事，随即升任转运判官，改任两浙西路提刑狱。公在桂阳时，免除积欠，废止和放宽额外科派；仓司为各郡补充籴买的粮米达到十万斛，漕司也免除钱款数万缗，竭力讲求荒政，救济所及范围很广。进献登极银三千两时，正值朝廷要求全力救荒，公无力办到，便申请减少数额，削减三分之二，实际的恩惠于是施及一方。因为服勤使事，曾经感受寒疾；到这时因上奏办事再次进入宫门，胡须鬓发已经白得像雪。丞相留下公见了一面，叹息说：“几年过去了，陈君举难道还可以让他到外地任职吗？”于是奏请留他任吏部员外郎。初次入对时，皇上说：“卿离开国都已经多久了？朕想见卿已经很久了。朕知道卿学问深厚醇正，有所著书就进呈上来。”当时皇上临朝时深沉静默，很少有圣旨之外的话，公恭敬谢恩后退下。公进呈《周礼说》，被提升为秘书少监，训词说：“朕每天驾临便殿，延见郎官，有一位郎官白发满头而脸色平和、气息温润，赞礼官一称他的名字，便知道是汝傅良。” 朝廷官员传诵的，确实是黄公裳所撰写的训词。公兼任实录院检讨官，皇子嘉王府精选官属，让公兼任赞读。不久，授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满一年后才升为起居郎。绍熙末年，皇帝到龙楼问安不能按时进行，从大臣以下轮番进献直言，侍从官多次联名上奏，有时还同班叩头请求。公自认为受到非同寻常的知遇，必定要亲自承担责任。他要求面见皇帝陈说，每月都直入进言，没有空缺；言辞恳切激烈，痛心愤慨，指明利害，竭尽所能。公曾经在嘉王府任职，向中宫讲说这些道理；又曾上疏说：“臣等在王府中，以古今父子君臣之间的人伦大义、天地的正道来启发贤王；而近年庆贺宫阙上寿的礼仪被废弃，长至节称贺的仪式也亏缺，仅凭口头耳听的感动，必定不能胜过亲身实行所产生的教化；纸面上的学习，必定不如家传的法则。如今既然皇上失去了与三宫的欢爱，那么臣等的讲读就都成了空话。”其余刚直鲠切的言论，有些连敌己以下的人都不能忍受；皇上始终没有加以谴责，但这些意见也没有被采用。有一天公奏说：“陛下多次答应让我出任外职，又令我把旨意传达到朝廷，而后来却没有这样做。臣贪恋深厚的恩遇，不忍决意离去，请允许臣退下思考、弥补过失，另作打算入朝进奏。”

译如果陛下不肯听从，那么臣恐怕只能因此辞官离去了。公又随即起草奏章，把事情的始末曲折写尽，冒犯圣颜极力争辩；估计皇上的心意不会改变，于是上奏请求挂冠辞职。皇上虽然没有接受，却亲自赐下许可之音。公立即向尚书省申请求退，宰辅挽留他却没有成功。公离去后，被授予秘阁修撰、嘉王府赞读。皇上即位后，以中书舍人召回，兼任侍讲、直学士院，并同国史院修撰，认为这样就可以施展他平素所积蓄的学识了。然而言官指责他的学术不正，罢职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又弹劾他在太上皇朝廷应对时狂妄率直，降三官并罢去祠禄。嘉泰二年，依次恢复原来的官阶，再次给予祠禄，于是授任泉州，但他因病极力辞谢。后来再次授任集英殿修撰，病势危急，辞去职事，于是有了次对官的任命。十一月十二日，死于乡里宅第，享年六十七岁，累积官阶至朝议大夫，爵位为永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娶张氏，名幼昭，字景惠，是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孝恺的女儿，以妇德著称。她比公早九年去世。儿子二人：师辙，迪功郎、安丰军寿春县主簿；师朴，承务郎。女儿七人：长女嫁迪功郎、监镇江府凌口茶库潘子顺；次女嫁从政郎、新任福州连江县丞薛师雍；次女嫁迪功郎、处州州学教授林子熙；次女嫁迪功郎、新任福州连江县尉徐冲；次女嫁进士张绍；次女嫁进士张畴；一女还年幼，令人葬在前山。开禧元年三月庚申日，二月奉送公的灵柩，与妻合葬在那里。唉！凭公伟岸杰出的抱负，广博而精深的学问，读书时独具高明见识，作文自出机杼，大多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即使寻求古人，也不容易达到。他多次得到三朝皇帝的知遇，掌管内制、外制，任经筵、史馆官，不可说不是受到重用；但名声太高而多遭忌恨，最终不能完成他经世济民的学问，实在令人痛惜。公的品行义行在乡里显著，著述又在当世称雄，不必一一记载；我只敢摘录他奏论中重要的部分列在这里，这样人们便知道这不是阿谀墓主的言辞。公赴任郡守时，免除奏事而离去；回乡朝见光宗时，把过去准备向孝宗奏陈的内容陈述出来。公忧虑国家的心情和施泽于百姓的办法，见解始终没有改变。他认为艺祖开创基业、垂留统绪，没有不是可以传承的法度；而深厚的仁德恩泽，使后代获得宽裕，根本就在于爱惜民力。考察过去的文书，从建隆到景德四十五年间，南征北伐，从未没有军事事务；但金银、钱帛、粮草及各种杂物总计七千一百四十八万，存放在州县，并没有缺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把财富储藏于天下。各道上供的物资，随着所输送的物品而定，起初并没有固定数额；留在州里的钱物，虽然全部称为系省，却并不全部取走。大中祥符元年，三司才奏请制定上供税额。熙宁年间，掌权者才取用艺祖的约束，全面更改为新法。新法施行后，上供的数额增加了一倍。到了崇宁，又增加了几倍。这还只是上供而已；其他杂徭，熙宁时有令项封桩，元丰时有无额上供，宣和时有经制，绍兴时有总制；每月摊派的钱粮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茶引全都归于都茶场，盐钞全都归于榷货务，秋苗则以十分之八九作为纲运，这些都不在州县手中。于是从斛面上取，从折变中取，从科敷抑配中取；再加上赃罪，百姓便困苦到了极点。如今的祸患，难道只是敌人吗？天命能否长久，民力能否宽裕，难道不是非常值得畏惧吗？皇上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紧急，只是处置起来困难。” 公所上奏的第三篇札子，就是关于处置办法的主张。奏上以后，皇帝多次褒奖赞美。其大意说：“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要宽恤百姓，设置机构讲求办法，但百姓仍像从前一样困穷。因为只是裁减压抑细小的项目，或者免除空挂账目的数额，还没有足以符合明诏、慰藉百姓期望的措施。”国家的财力耗尽在养兵上，其中又没有比江上的军队更严重的。因此每当想要减省赋税时，朝廷认为可以，版曹却不允许；版曹认为可以，总领所却不允许；总领所认为可以，都统司却不允许。说是御前军马，便连朝廷也不得过问；说是大军钱粮，便连版曹也不得参与。朝廷内外权势分立，职责掌管不同，事权不能统一，施行不能专一，即使想要宽恤百姓，怎么能够做到呢？都统司的兵力，同过去在制置司时没有不同；总领所的财赋，同过去在转运司时也没有不同。只有把权力和事务统一起来，才可以谈论宽减民力。公在转对时又论说，艺祖治理大事而不拘泥于细节，把上书人的文字交给知制诰详加审看，依照次序升降处理，把奏章下交尚书省参详。君主亲自选择的，不过是台省长官，难道不是很容易实行吗？公又曾论述役法，说免役钱原本是为了体恤百姓，让百姓出钱雇人服役，从而使自己的劳力得到休息。” 自从停止招募户长、壮丁而改为收取他们的钱，直到今天所谓总制等名目，于是服役的人白白承担，法令也不得不败坏。保正长负责催征科税，这是用保甲法来扰乱役法、推行役法的做法。熙宁年间本来有役法，就是五等簿；本来有保甲法，就是鱼鳞簿。五等簿按全县计算，鱼鳞簿按逐户逐屋计算。保甲法只是用来稽察盗贼，起初与免役法毫无关系。熙宁七年，才开始让保丁充任甲头催税，户长、壮丁之类也依次停止招募，于是为了贪取雇钱而封桩的办法便产生了。元丰年间遂将此著为法令，以甲头同大保长一起催征科税。元祐年间匆忙恢复旧制，随即又纷纷更改。到绍圣二年，催征科税全都使用大保长，役法转变成了保甲法。嘉祐以前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到这里又不是王安石原来的制度，只是章惇、蔡京等人造成的。如今士大夫以谈论安石为人可耻，却指章惇为罪魁，而正在世代遵守他改变、扰乱制度后留下的做法，把它当成成法。万古以来所设置的法令，一个王安石能够改变它，章惇能够实际推行它，这就是百姓最大的祸害。至于这种制度本出于三代旧制，却没有人敢议论；有人议论，便交给有关部门，不过是援引现行条法，申明严令施行而已，这更是我不能理解的。

译如果确实能够不让保甲法扰乱役法，即使还不足以完全减轻百姓的负担，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恩惠了。我进献往事，引用真宗下诏免除两浙、福建、荆湖身丁钱并特别免放的事例，论述尤其详细，认为减免折帛钱不如减免身丁钱更切合贫苦百姓的需要。这些都是平时考察古今、可以提出并施行的办法，不像空泛的美言，最终不能付诸实施。至于他封还词头，遇到事情就发言，不能一一列举。例如请求让黄裳回任给事中，就引用唐代吕元膺、绍兴年间程瑀作为先例；论说张子仁建节，就请求先行处分；留正的去留、吴挺的任免，以及最为艰难的陈源和率逢原两件事，更是如此。陈源罪恶贯盈，幸而没有被诛杀，忽然被任命为内侍省押班，禁中给事的官员五次封还章奏，人人传诵。大臣竭力请求，触犯皇帝雷霆般的愤怒，连自身也难以保全；一旦诏书颁行，公论沸腾，党羽的凶焰无人能够抵挡。近来这些事情都由公独自承担。率逢原粗暴凶横，仗恃有深厚的后台，所到之处横行霸道。他在池阳时，几乎导致军队发生变乱，被总领郑湜揭发；朝廷按察他的偏将，下令枢密大臣加以惩戒警告。他正等待处分期间，却从副统制升为都统，公又上疏弹劾他。陈源照常供职，而任命他的词命没有施行，最终也领不到俸禄。率逢原先已接到宣劄，自己已经署上官衔，但公针对这两件事反复执奏，最终始终不奉诏行事，以至于请求退职离去。公离去不久，内禅给了子仁，子仁最终也没有得到节钺。陈源也被罢免离去。率逢原因病废弃不用。只有这三件事，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的锋芒。公神色不变，他们一来便封还奏章，旁观者都为之寒心，而外间却很少有人知道。楼钥与公同生于丁巳年，只比我早九日；他从东嘉任教开始，便与公成为平民朋友，情义兼有师友之谊。后来虽然一同在朝为官，感情和义气却日益深厚。一旦同时在西掖任职、共同掌管北门，两人相处就像兄弟一样。至于同僚间协调恭敬，更不是其他人能比的。艺祖面向东方，举行宗庙大典，朝廷两次集议，才订正了百年来的礼制，但台谏官还有不同意见。楼钥极力论说此事，丞相赵公下诏催促，楼钥又坚持认为不可，公从旁竭力赞成他的决定，事情于是定了。谢知閤渊因为是太后的弟弟，请求按照禄格全额支给俸禄，公已经署名施行了，楼钥却驳回此事；朝廷再次下令，特意让公署名施行。公上奏时先附上楼钥的驳章，并且说：“楼钥的驳章确实十分恰当，我这才知道自己疏于防检，没有及时论奏。如果再署名施行，我有三项罪过：第一，迎合圣意，不敢坚持论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年〕 第二，擅自改动皇帝的批示，使有关部门无所依据、无法遵守；第三，以掩饰过错来坚持错误，失去了见到善行便改正的道理。希望追回并停止执行御笔批示，同时治我鲁莽的罪。”这件事于是作罢。唉！当时有谁享有如此重大的声名，身居高位达到这种程度，却能服从义理、承认过错，同心协力维护公议，像公这样呢？公援引、提拔人才，唯恐来不及。在湖南，他奉诏荐举宋文仲、吴猎、蒋砺、杨炤；在朝廷，则荐举朱熹、叶适、吴仁杰、王明清。修史时只要知道某人贤能，便不再因为私下的嫌怨而有所顾忌。其他因他的成全和推誉而获得声名、得以成就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他博览群书，对于《春秋》和《左氏》尤其深入研究圣人制作经书的本意。《左氏》辅助《春秋》的深意，他撰写了《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两部书。大概《春秋》记事止于获麟，孔子便去世了；《左氏传》记事止于韩、魏反叛而晋国灭亡之后，近世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书。想见到它却无法得到时，他说：“这是我死后的书。”近来终于得到，便诵读不止，不自量力地为它写序。他的门人于是请求我为他撰写墓铭。楼钥想叙述公的事迹，又恐怕有触犯忌讳之嫌，便以自己退居闲散为由推辞。十三年过去了，我已经挂冠退职。看看那些庸常之人，哪里知道谁最了解公呢？如果因为畏惧避忌而埋没事实，岂不是辜负我的亡友？墓志稿还没有编定，病势却加重了，恐怕自己像草叶上的露水一样忽然先行凋零，不能完成这个心愿。病情稍有好转，便扶着疲惫的身体完成了它。公的风度高远，举动往往超过常人。诗律精深，书法遒劲妩媚，登临游览有高雅的情致，吟咏讽诵抑扬有致。亲近他，便使人心中的俗念消散。王导、谢安一流的风韵气度，尚且可以想见。那时主上还在王府，属官们作诗为他祝寿。只有翊善黄公和公所作的诗，都含有讽谏之意。皇上为他们置酒，亲自分别抄写所献的诗来答谢。公后来曾奏报此事，请求把御札刻在石上，并在下面作跋。公把稿子拿给楼钥看，还没有来得及刻，公便去世了。后来访求这篇稿子，再也没有找到。还记得大意说：“季札观赏乐舞，听到歌颂后说，乐声哀伤却不忧愁。太史公读《虞书》，读到君臣相互告诫、说只要这样就能安定时，没有一次不流泪。成王作颂，推及自己而引以为戒，难道不能说是战战兢兢、恐惧谨慎，善于守成、善于善终吗？大概颂诗并不专门用来赞美盛德的形貌，其中都有告诫的意义。自秦代李斯以来，这种意义几乎断绝了。”楼钥读到这里，为之感动哽咽。唉，这又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过的道理。铭文说：温州地处海滨，是儒学深厚的渊薮，天地间的灵气所汇聚，挺然生出了这位贤人。胸怀如金玉般舒展，学有子游、子夏的渊源；群书无不博览，始末本末都能贯通。退居时只是平民，声名却震动八方。晚年登上朝廷显要之列，在皇帝席前侍奉；典范和法度都保存于身，专门以训诫之言辅政。在王府龙阶和史馆经筵任职，独自承受雷霆之威，竭力想挽回天意。想以经世之学泽及百姓，最终却带着未竟的志向离世。上天造就人才，难道会是偶然吗？积蓄精神、孕育秀异，必定经历了多年。仕途并非不通达，只是承受其才华的人未能使之尽用。大道不能通行，还幸有遗留下来的著述。百年之后，或许还会再见到这样的儒者。可悲啊，止斋，今天看见了这篇铭文刻成。蔡幼学行状 公名傅良，字君举，姓陈。他的祖先从福建迁居温州瑞安县帆游乡，到公已经八代了。曾祖父陈靖、祖父陈邦，都有隐逸而不求闻达的德行。父亲陈彬，深通《易》学，品行高洁而不自我炫耀，乡里称他为长者。因公显贵，多次追赠朝请大夫。母亲徐氏，赠封为令人。公英俊豪迈，不同凡俗，努力求学，意志坚定。他写文章出人意料，自成一家。人们相互传诵，每年跟随他学习的常有数百人。宗正少卿郑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都以经学和品行义理闻名天下。公每次拜见二位先生，必定孜孜不倦地求教，恭敬地行弟子之礼。有一天，他与薛公谈话，忽然像有所失悟，于是独自潜心研究《易》和《论语》两部书，探求古代圣贤穷究事理、穷尽本性的要旨。他反复思考，深入探究，不达到极致便不停止。后来薛公客居晋陵，公前往跟随他。薛公与公谈论十分契合，欣喜异常，于是更加相互考察、讨论三代以及秦汉以来兴亡治乱的原因，以及礼乐、刑政损益同异的关节。大概所有书没有不读的，也没有不讲论的。过了一年多才告别，回程经过都城，才结识侍讲张公栻、著作郎吕公祖谦。

译公多次请求抽暇请教，把这些问题当作求学的大旨，彼此互相启发阐明。二位先生也高兴得到这位朋友，只遗憾认识公太晚。这一年是乾道六年。那年秋天，公进入太学，国子祭酒芮公晔一向听说公的名声，亲自到公所隶属的斋舍拜访，见到他的两个儿子，并立即任命公为学谕，让他给诸生讲说经义。公认为这不合旧例，便辞谢。芮公不同意，公于是请假离去，从容游历天台、雁荡之间，更加深入研究自己的学问。过了两年，礼部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孝宗当时正锐意求治，感慨地仰慕唐太宗的为人，于是临轩以唐太宗的事迹策问新进士。公答道：“陛下有忘我的度量，却受累于自我欣赏；有知人之明，却受累于自我信任。因此到如今已经十一年，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古代，下面的实情仍然郁结，公论仍然受到阻塞，士大夫仍有话想说却不敢尽言。”并且反复以唐太宗求谏、崇尚儒学等事规劝讽谏。言辞深沉委婉而又切实恳到，有关部门认为奇异，准备请求把他列为第一名。有人意见不合，最终仍列入甲科。当时公的声名震动天下，他的文章流传到了外国。授任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尚未赴任，参知政事龚公茂良向孝宗称赞公的才干，特意授任他为太学录。皇帝驾临太学，改授公为承奉郎。任职一年多后，公竭力请求外调。吕公当时在三馆，对公说：“为什么不暂且留下？”公说：“出仕或退处的道义，我不敢不谨慎。”起初，公添差为福建通判。丞相梁公克家兼领帅事，把事情交给公办理。公为他筹划，凡一路或各郡应当兴办、废止的事情，以及诉讼案件的是非曲直，都一概按照义理裁决，毫不回避屈从。豪强之人不能实现私意，开始嫉恨并怨恨公。州中有一个人当时在谏省任职，便上疏弹劾公，使公被罢免。任职两年后，主管台州崇道观。又过两年，差遣为桂阳军知军。又过三年，才赴任。闲居已经很久，每天深入思考六经，准备有所著述，以启发后学。一间屋子空寂简朴，整日与士人朋友相处，淡泊自如。治理桂阳时，首先制定教条，告诫官吏迁善远罪，晓谕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姻亲和睦。百姓感受公的德意，不待严厉约束便受到教化。免除百姓拖欠的旧债以及各县按月应输而尚未缴纳的财物；凡仓廪接受输纳时按惯例收取盈余的，也全都裁减。明确条目，简化公文。县里得以把实情上达郡府，官吏也无从容纳奸弊。郡府的财计因而富足。某年小旱，公预先拿出钱到邻郡买粮，设置几处粮场出售。粮食卖完后又买入，如此循环不止。又允许百姓用柴薪交换官府粮食，或者到官府服役，以劳动所得充饥，因此百姓没有挨饿的。连帅潘公畤拿出缗钱五千帮助买粮，公又用郡府的钱制定办法借贷给百姓，约定秋收时偿还，到了期限也不再催索。光宗接受禅让即位，授公为提举湖南常平茶盐。公离开郡府时，老幼百姓遮道送行，连续不断。第二年就地改任转运判官。湖湘百姓没有子孙的，往往以异姓人为后，官吏贪图他们的财产，总是将其没收入官。公说：“使人断绝祭祀后代，不是为政之道。何况收养遗弃儿童本来就有法令，保存后代的防范措施有二千家。”潭州常平仓粮食将近四十万，而全州、永州、道州等地的储粮多次减少，无法防备歉收年。公说：“调多余补不足，是使者的职责。”掌管漕运后，仍兼管仓庾事务，于是命令各州都留下本年度运送的粮食，以补益常平仓；再用潭州常平仓的粮食代替它们上缴。郡府报告缺乏财物的，便减少它送往漕司的钱。百姓缴纳折纳苗钱负担很重，便减损其数额。潭州储藏的粮食，州府出售酒税每年曾达到缗钱二十万，于是把这项数额摊派给百姓作为定额。公代理州事时，查考旧账，立即减去这项负担，百姓稍稍得到宽缓。改任提举浙西刑狱，经过京城时被留下任吏部员外郎。公论对奏道：“艺祖皇帝为后世留下宽裕的根基，专门把爱惜民力作为根本。熙宁以来，掌权者才开始取用艺祖的约束，把一切纷纷更改。各路每年上供的定额增加到祥符年间的一倍，崇宁年间重新修订上供条格，颁行天下，大多增加到十几倍。其他杂项征敛，如熙宁年间以常平宽剩、禁军缺额等名目，如今都成为封桩项目，却没有固定数额。上供始于元丰，经制始于宣和，总制月桩始于绍兴，这些直到今天都成了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不在其中。茶引全都归入都茶场，盐钞全都归入榷货务，秋苗斛斗有十八九成归入纲运；州县无力供给，便向百姓强行掠夺，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如今的祸患，哪里只是敌人？大概是天命的长久不能保持长久，百姓力量的宽裕不能保持宽裕罢了。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陛下应当把救济百姓困穷作为自己的责任，推行艺祖没有消失的恩泽，以此成为万世无穷的美好事业。并且说，如今天下的财力都耗尽在养兵上，而没有比江上的军队更严重的。都统司称它为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不能过问；总领所称它为大军钱粮，即使版曹也不能参与。于是朝廷内外的势力分裂，事权不统一，施行政令不能专一，即使想宽解百姓，也没有办法。假如确实使都统司的军队与过去在制置司时没有区别，使总领所的财物与过去在转运司时没有区别，那么朝廷内外便成为一个整体。内外成为一个整体，才可以商议减轻百姓的负担。皇帝从容地嘉许并采纳了，告诉公说：“朕想见你很久了。你的学问深厚醇正，著书一定很多，可以全部进献给朕。”于是升任秘书少监。公进献《周礼说》，以“端正君心、整顿朝纲、均衡国势”为篇目，每一目各四篇。兼任实录院检讨官、选官，兼任皇子嘉王府赞读。公认为王者的学问以经世为重，祖宗的成法尤其应当首先知道，于是编纂整理建隆以来政事的要点，为嘉王讲诵。每到建国规模等大事，公必定历数各朝沿革的利弊，把相关内容附在下面，始末本末灿然分明，如同呈现在手掌上。绍熙三年十二月，升任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权中书舍人。在这以前，皇上身体稍有不适，群臣上奏请求的事有时不能及时裁决。公说：“一个国家的形势譬如人的身体，稍有壅塞便会产生疾病。如果今天拖延某件事，明天又阻挠某个人，人心会更加轻慢，君主的威势会更加减弱。假使有奸邪小人乘机谋利，那么朝廷内外的情势便不能相通，施恩与施罚的权柄就可能被转移。即使有人擅自传达诏令、指挥将领，也没有从察觉。陛下为何不努力宽大自持，以调养精神；出外便顺应时宜而行动，居内便享受安闲的福分，却要白白招来无端的诽谤，并且留下万一的忧患呢？”

译又说：“君主不能自我振作，谗毁离间和迎合奉承的计谋就会趁机而入。利用君主厌烦省阅奏章这一点，便有人用爱好名声的说法来中伤忠直之士；利用君主害怕变革这一点，便有人用制造事端的说法来破坏事业功绩。凡是这一类，都是谗毁离间。利用君主亲近声色这一点，便有人用不要过问外人的说法来封闭宫禁；利用君主喜爱宴饮这一点，便有人用不要亲自处理小事的说法来暗中玩弄威福。凡是这一类，都是迎合奉承。谗间的计谋一旦得逞，君子便日益疏远；迎合的计谋一旦得逞，小人便日益亲近。发展到极点，就会天灾发生而没人报告，边境有警而没人听闻。这样而天下没有发生许多事情，从来没有过。给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黄裳，因为封还任命文书，被改任兵部侍郎。公说：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诏令，是他们的职责。如果认为任命正确，就应当听从；如果认为不正确，就应当罢免。如今暗中废止他的意见，表面上却升迁他的官职，是非不明，赏罚颠倒。想不到清明之时竟有这样的错误举措，请求让黄裳仍旧供职，以消除朝廷中的疑惑。池州副都统制率逢原被就地改任都统制，公说：率逢原专横暴虐，搜刮剥削，士卒都怨恨他。淮西总领郑湜姑且按察他的偏将，以警戒他。率逢原害怕而自行弹劾，正要下诏赦免他的罪过，却没有实行。两夜之间，忽然又有升迁提拔，诏令说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公再次封还诏书论奏此事。陈源被任命为入内内侍省押班，给事中驳正此事，甚至无法把诏书宣读下去。公说：陈源僭越奢侈、专横跋扈，得罪高宗，被流放到远方，家产也被籍没。自从允许他选择便地居住以来，偶尔有恩命降下，臣僚便相继论奏，全都得到采纳。如今禁中给事官迫于天威，勉强把诏书读下去，臣一定不敢奉诏起草词命。内批任命张子仁为节度使，公说：留正辅佐皇帝处理初政，到如今已经五年，却在郊外待罪，去留仍未决定。赵雄从前任宰相起任江西帅臣，抱病而死，恤典却没有施及。西部边陲拥兵十万，吴珠除了任，选择继任者不可不谨慎，抚恤死者也不可不周至；却屏退申奏，认为它不合事实。在这种时候，竟然单独给勋旧之家加恩，轻重不合，先后失序，臣深深替圣明感到可惜。诏令说张子仁是勋臣之子，可以交付书面诏令施行。公又说：报答旧日功劳，哪里比得上辅佐皇帝处理初政的人更亲近？怜惜勋臣后裔，哪里比得上专掌边帅的人更重要？陛下如果能够稍微察看臣最后的意见，稍稍平息威严，天意便会豁然开朗，群臣的疑惑也会像冰一样消解。” 事情关系到朝廷政务，就应立即赐予施行；忧患在于边疆，就应赶快处置。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尊荣，朝廷内外都欣悦安宁。奏章虽然没有得到答复，但陈源最终没有被起草任命词，张子仁也最终没有果真授予节钺。这年十二月，公升任起居郎。公说：陛下包容臣下，能够忍让而不抛弃他们，却不努力明辨臣下应当离去还是留下的道义。近来曾有以台官考察宰属的，陛下都把他们调出。不久却同时召回，同时任用为卿、将，这究竟谁是谁非呢？曾有以后省官驳正从班官任命的，陛下因此罢免给事中，后来却同时授予职名，一个离去任郡官，一个成为王府官。这样看来，二人都是有罪的了。曾有谏官上疏论劾大臣，陛下想同时任用他们；大臣请求离去却不能，谏官请求离去也不能，那么这样看来，二人又都是贤能的了。至于臣不自量力，以疏远卑贱之身上疏，论说内侍不应担任知省官，陛下虽然采纳臣的章奏，不施行任命词，也不发给俸禄，但此人至今仍出入宫禁，与现任时没有不同，这就是说中书后省与黄门彼此坚持、不能决断，更是我不能理解的。希望陛下明确臣下去留的道义，就从罢免我这个不肖之臣开始。此时皇上的疾病还没有痊愈，重华宫的朝会略有缺少大臣，而下面的官员交相进用更换，公自以为蒙受知遇最深，每次入宫对答，必定以父子天性和古今祸福安危的关键，委婉曲折地开导陈说，希望感动皇上的心，皇上也因此受到触动。等到孝宗患病，公十多天内三次请求入对，认为两年以来，因皇帝不过宫而进谏的人已经很多了，陛下间或听从，也不过勉强出来一次。我私下独自想到，陛下只是错误地有所疑虑，积累忧虑而成病，才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每当涉及陛下心中的事情，便反复开导说明，直到深入而切中要害，陛下也对臣倾心吐露，毫不隐瞒。然而今天明确答应，明天中途改变，把错误当成真实而无端制造嫌隙，把疑虑当成可信而造成无法医治的疾病，这是陛下自己招来的祸患。公陈述奏议恳切直截，皇上不能听从，公于是当面请求交还俸禄退职，皇上不允许。最后他又说，如今天下本来没有大事，而陛下因为忧虑猜疑失去人心；如果圣意释然，众人的情绪自然会解开，转祸为福不过反掌之间。我的话如果不值得听从，我就应当永远辞别宫阙，因此又论说人心可畏的道理，希望陛下赶快谋划。当日公论谏更加恳切，估计皇上的心意不能回转，便上奏请求退休。皇上说：“很好，很好。”公退朝后便向尚书省申明自己辞免官职，回到家中；改任秘阁修撰，仍兼嘉王府赞读，公辞谢而不受。今上接受内禅三天后，下诏让公回到原来的班次；又过四天，任命为中书舍人，公三次辞谢后才接受，尚未到任，又命令兼任侍讲。当时正广泛延揽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进入朝廷，潭州知州朱公熹被召为焕章阁待制，侍奉经筵，与公同日入朝，朝班中的人互相庆贺。公入见，首先说陛下继承守护国家大业，应当向上考察孝宗明断、总揽政务的政治作风，同时体察上皇宽宏而不专断自用的美德，参酌两朝的治理体制，选择那些对天下后世便利的做法兼而实行。诏令说知閤门事谢渊是皇太后的亲弟，特意给他全额俸禄；当时同知枢密院事楼公钥任给事中，封还录黄。公说楼钥所驳十分恰当，希望追回并停止先前的任命，是臣疏于论奏的过错，请求治臣鲁莽之罪。于是又说，陛下临朝不久，每件事都应遵守法度。近来因为臣下妄自陈请，往往直接下内批，有的给予差遣，有的增加请给，臣民都深恐从此渐渐打开侥幸之门。希望陛下想到托付之重，增加戒惧之诚，凡是宫禁中的请求，决不要听从。公兼任直学士院，适逢有诏令朱熹与在外任宫观官的公入朝请对，准备陈说这样做不可。诏令说等另日宣召引见，公接连上疏说朱熹是三朝旧臣，难于出仕而容易退处，仰慕圣明，突然出仕，天下都相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人才；那么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哪里可以轻率决定呢？

译内批一下，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臣不敢署名施行。四天以后，诏令朱熹进为宝文阁待制，兼任知郡，不久又任公兼实录院同修撰。公认为修史之事应有专职官员，第二次辞谢，皇上不许。阜陵重新安葬后，皇上才从重华宫进入大内居住，公首先请求增加谏官名额，收用那些淡泊退处的士人。皇上下诏询问民间疾苦，皇上一向敬重公，每次对答都虚心听取。起初皇上在潜邸时，属官们因生日作诗祝寿，公和翊善黄公的诗都用来开导德性，希望有所规劝补益。皇上感念二人的心意，各自亲笔抄写他们的诗来答谢。于是皇上多次催促公写跋语刻石；一同进用的人因为皇上厚爱公，开始多有嫉妒。知閤门事韩侂胄逐渐窃取威福，依靠言路排斥忠正之士。有人上章诋毁公，诏令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夏天，言官又交相上章诋毁公，诏令降三官，罢免宫观职。公退居家中，闭门不出，一心隐藏才华，题写所居之室为“止斋”。每天在其中徜徉，宾客到来，便与他们讲论经史，连续不断而不厌倦。旧日朋友中在朝为官的，有时托人问候公的起居，公只是惶恐地谦逊道谢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诏令恢复原官，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嘉泰三年起任泉州知州，公因病竭力辞谢，皇上答应了。授任集英殿修撰，病势更加严重，请求辞去职事，授任宝谟阁待制；同年十一月丙子在家中去世。临终前饮酒与兄长诀别，神情凝定地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积累官阶至朝议大夫，爵封永嘉县男。讣闻传来，追赠通议大夫。娶张氏，是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孝恺的女儿，封为令人，以妇德著称，比公先八年去世。儿子二人：师辙，承务郎，任新监临安府盐官县买纳盐场；师朴，承务郎。女儿七人，长女嫁迪功郎、新任光化军司理参军潘子顺，已先去世；次女嫁从政郎、福州连江县丞薛师雍；次女嫁迪功郎、新任处州儒学教授林子熙；次女嫁迪功郎、新任福州连江县尉徐冲；次女嫁进士张绍；次女嫁进士张畴；次女尚未出嫁。孙女一人。开禧元年三月庚寅，师辙等奉公的灵柩，与夫人的灵柩合葬在居所前山夫人的墓地。公刚毅通达，宽厚博大而和乐平易；他的学问以求得知识为先，以涵养充实，默默领会而自有所得，达到不可企及的境界；又笃实行实践，通晓人情事物，博与约、始与终、精与粗都能贯通，不偏执于一端。他和志同道合的人讨论学问，一定把戒慎勤勉放在首位，这大概就是他自己用功的地方。侍奉兄长恭敬谨慎，直到老年也不懈怠；自身生活清廉俭约，内室秩序严肃。他待人委婉周到，人人都能得到他的欢心。提拔后进唯恐来不及，即使对小的善行和一技之长，也奖掖称许而不知疲倦。士人中有许多不远数千里来乐意跟随公交游，公顺着他们各自的长处诱导扶持、磨炼琢治，使他们成就才能。在湘中奉诏荐举湖广士人时，以当今四川安抚制置使吴公猎为首选，其他如宋文仲、杨炤、蒋砺，也都是一时人才。在后省任职时，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胡公晋臣多次访求人才，公便告诉他们某人有德，某人有才，应当兼收并用，不要偏废。二位大臣因公的意见任用了许多人，公却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公很早就享有盛名，嫉妒他的人很多，往往制造谣言来中伤公。所以当孝宗有所作为、皇上正开始希望治理时，公却不能在朝廷稍稍安身，退居家中靠食禄生活，前后将近二十年。等到皇上想起公，起用他镇守名藩，天下都期待他重新被任用时，公已经病重了。公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剩余财产，田地不过二顷。他下葬时，靠朋友们赠送的丧赙才办成；此后那些曾诽谤阻挠公的人，才都惭愧服气。公在三山时，查阅旧府中收藏的历朝诏令条文，凡是财赋的来源和流向、国史没有完全记载的，他都考察并掌握了要领。他常认为祖宗的恩德深厚，而后来的有关官署乘时更改法令，向百姓征取的数额竟超过前代，应当有所变通。因此第一次拜见光宗时，便首先陈述其中的要点；到转对时，请求商议免除役钱；进献往事时，请求免除身丁钱；到皇上开始亲自执政时，又请求从内库拿钱帮助版曹的经费，稍稍宽缓催征办理，以舒缓民力。然而这些话都说了却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天下百姓没有多少人受到他的恩泽。公去世四年后，皇上诛杀韩侂胄，把他的党羽全部贬黜；当时被侂胄排斥的老臣，几乎都收用回来。假使公还在世，能够再次见到皇上，把自己平素考察论定、依次条陈的意见见于施行，那么他所能补益的，难道会是浅薄的吗？公有《毛氏诗解诂》二十卷、《周礼说》三卷、《春秋后传》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读书谱》一卷、《建隆编》一卷、《制诰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通《春秋》，对于王道霸道、尊卑、盛衰、消长的关节，以及乱臣贼子产生的由来，阐发得独到深刻。他又认为左氏对经书功劳最大，能够保存《春秋》中没有明写的内容，以充实其中已经写出的内容，所以撰写《左氏章指》来阐明圣人笔削的意义。楼钥为此书作序说：“自从有《春秋》以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书。”公一生专心学习《易》，曾经为它作论说，却没有来得及完成。蔡幼学未满二十岁时便跟随公游学，早晚侍奉在侧将近十年。公爱护并教导他，勉励他学习前辈的学业。幼学虽然不聪敏，却牢记公的训诲，不敢自暴自弃。每当观察公的出处进退时，认为自己对公了解最为详细，便冒昧把他的言行大略写成行状，交给太史氏。谨此叙述。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学生朝议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蔡幼学撰状。《叶适墓志铭》

译公姓陈，名傅良，字君举，是温州瑞安人。当初在城南茶院讲学时，诸位老先生传授科举旧学，反复磨砺、鼓舞学生，接受教诲的人没有不同意见。公不到三十岁，心思已经卓然超出常人；他剖析旧书旧说，使之破败瓦解，奇异的思想开始萌发，新的言论日益丰富，士人都从昏昧中苏醒、站立起来，惊叹前所未有，纷纷互相招呼，像雷声震动般跟随他。即使被其他老师束缚，也借用陈氏的名声。由此，他的文章在当时独擅声名。公自己并不以此自喜，全部辞谢抛开，只尊崇敬重郑景望、薛士龙，以师友之礼对待他们。进入太学后，张钦夫、吕伯恭与他相互看重，情同兄弟。四方来受业的人更加多了。乾道八年参加进士考试，殿试唱名定第，公对策第一，但奏入朝廷后最终没有采用。任泰州教授，朝廷难以按照铨选法拘留他，于是授任太学录。将要召试馆职，又没有成功。使者告诉公将任命他为编修官，公辞谢了。任福州通判，右正言黄洽援引王安石的事弹劾公，罢任主管崇道观。任桂阳军知军时，有人说知名士人被废弃不用的共有三十三人，公列为第一。执政者以此为忧，逐步升任提举湖南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员外郎。离开朝廷十四年，到这时才回来，胡须头发已没有一根黑的。京城人聚集观看，感叹着称他为老陈郎中。光宗迎接慰劳他说：“你从前在哪里？朕想见你很久了。”又让他把所著书拿给朕看。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编修官。历任皇子赞读、起居郎、舍人，兼中书舍人。恰逢皇上有病不能到重华宫朝见，公暗中讽谏而又明显直谏，以危险的议论和婉转的说法进言，于是请求退休，出了殿门便没有再回来。舍人的职务改为秘阁修撰，仍兼赞读，公没有到任。今上即位，授中书舍人、侍讲、同实录院修撰、直学士院。御史中丞谢深甫论说公只说不做，公被提举兴国宫；任职两年，监察官交相上疏，又削减官阶、罢免职务。当时是庆元二年。嘉泰三年才恢复官职，再任兴国宫。任泉州知州，辞谢后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宝谟阁。嘉泰三年十一月丙子去世，开禧元年三月庚寅葬在帆游乡湗村前山，距离家门巷道可以相通。夫人张氏，封为令人。儿子师辙、师朴。师朴为承务郎，师辙任新监盐官买纳场。潘子顺、薛师雍、林子熙、徐冲都是女婿。张绍、张畴，有的已经做官，有的尚未做官。未出嫁的女儿一人，孙女二人。公跟随郑、薛二位先生学习，以克制自己、戒慎畏惧为根本；在张公那里则用心学习敬德、集义。至于古人的经世制度、三代的治理方法，又与薛公反复讨论。吕公则向他讲说本朝文献，以及历代相承、用来传世立国的道理；这样以后，学问的本末、内外才完备了。公仍不停止，年年经纬、日夜考察探求，询问世代旧闻，翻阅官府文书，搜集残缺简册，采录奇异见闻；一事一物，都一定考察到极致才停止。千年以前的事情，他把它们像珍珠贯串、丝线编组一样整理起来，仿佛亲眼看见、亲身周旋其间。吕公认为他的长处不只在文章文字。公既然真正深入研究治国之体，所以常常追溯祖宗的德意，希望减轻繁重的征税，舍弃末流的利益，把它归还百姓；减少军队，减轻刑罚，以求国家富足厚实；同时逐渐修订取士制度，培养士人的义理，防止以羞耻为人才的进身之地，以等待皇上任用。对于君主的德行和内政，他希望内朝与外廷成为君主的一体，群臣和百姓一同询问、交相进谏，不再有壅塞不通的情况。凡是成周盛治的原因，都可以施行于当今。比起古人致力于辅佐君主，他并不只是凭气力承担，也不只是用华美辞藻润饰而已。唉，他的谋略精密而施用深远，包罗调和一切的意义宏大啊。大概鲁国有臧文仲，郑国有子产，齐国有晏婴，晋国有叔向，这四个人处在周朝末世，能够更新美化旧有的学问，调和而恰当地使用它；尊重奉行前人的见解，斟酌后加以实行；不拘泥于古代，也不局限于当今，因此能够辅佐当时并传于后世。这些是《春秋》中名闻一世的士人，是孔子所赞许的贤者。如今公也考察元祐、庆历，上溯建隆，一直到绍兴以后，准备整理梳理、接续断弦，振兴废弛，解除倒悬之苦，给百姓温暖休息的恩惠。假使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与这四人相比，不知应当谁先谁后。当初公以天下盛名归来，众人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有所作为。他任太学录时，议论科举制度的弊端，只是颇加删正而已，然而拘泥常规、习惯旧法的人便认为这很奇异。他任福州通判时，只是平正一府的是非，使隐情不能隐藏而已，然而害怕他的明察、苦于他的果断的人便认为他专断。流言辗转改变，应和之声喧嚣，公的道路于是不能施行。孝宗曾在禁中从容阅读公的论著，光宗也曾因他直前独对，答应将重用公。到了今上即位，又有在讲堂旧日相识的情分，开初年间召他回来，也有咨询谋议的美意。然而恶意诽谤最惨烈的人夺去了皇上的眷顾，巧于嫉妒的人遮蔽了皇上的知晓，公最终还是因而被排斥。像那四个人一样，假使他们君臣之间、上下之间没有最终颓然随波逐流地被时代所左右，而是任凭诽谤和赞誉混杂于朝廷与市井，疑惑和信任在始终之间彼此不同，那么功业的成就尚且不能达到他们原有的万分之一，更何况还能超过那四个人呢？这就是我感叹他启发万物容易、周全自身困难，成就名声深厚、收获功效浅薄的原因。可悲啊。公下葬的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才把他的事迹写给太史。行之早年跟随公，知道他的事迹很详尽；我也陪公交游四十年，公教导我十分勤勉。所以我揭示他一生的大旨，刻在墓上，以记载我的哀思。行之已经记载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铭文说：唉！陈公尚未壮年便崛起，群士惊奔而来，拜他为师，接受他的教诲。三代的纲纪，汉唐的制度，即使相隔百世之远，也能一二列举；考究事情直到终结，德行又追溯到本初；发而为华美文辞，不过是学问的余绪。内有圣人之德，外有王者之业，本末大小无不宏大精微。春秋时代的四位贤者，是孔子所尊重的人；建隆年间的创制，实在是后世继承前贤的开端。斟酌制度的损益，可以继承尧、禹的事业。上天若想使天下太平，一定要等待这样的才士；生出这样的人极其艰难，却没有人肯栽培我。名声为什么要忌讳高大？实际功业又何必厌恶丰厚？撕裂抛弃华美的文锦，去缝补那破败的粗布；佩带官印却像背负重累。那些诽谤的话纷纷而来，他拥书如林却自得欣喜。有橘树的果实，有荷花的芬芳；有人摇船而去，声音远得再也听不见。我遥望湗村，南塘清澈明丽；这两样景物仍然存在，公啊，你究竟是存在还是已经亡故？《止斋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