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雪楼集》卷十元程文海撰奏议存槀

译钦定《四库全书》《雪楼集》卷十，元代程文海撰，奏议存稿 吏治五事 核查江南仕籍 日前恭敬接受圣明诏旨，允许江南曾经任官的人携带告敕赴省换授官职，这是最好的办法。奸臣从中卖弄权术，终于把事情弄得颠倒。求取官职的人凭借外省的咨文，而外省官员贪婪饕餮，尤其令人畏惧。有钱的人即使没有告敕也可以取得咨文，没钱的人即使有告敕却得不到咨文。有些求官的人卖掉家产、丧失生业，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纸任命；也有完全没有出身根基、花大钱买通关系的白身，一旦之间便得到宣命；又有外省官员拿着空头咨文，转到内省寻找有钱人，填写姓名；还有内省官吏互相勾结谋划，公开增添、插入人员。又有一等泼皮恶人，在京师设局，花钱买通保官，伪造出身根脚和保明文书而取得官职。吏治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极其严重。如今省府想要进行考察，似乎会耗费很多力量。现在有一个可以永远除去病根的办法，想请选派清廉刚强、通晓事务的官员，不论南北，每省派两人前去，会同本道按察司，逐一取得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的保明，查明实情；把原来在亡宋任过官的人员姓名一律登记入册，清楚写明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携带回来交给省部，以便查照考核。今后遇有求仕人员，查阅一次便知道真假，极其便利。还应当申令外省，遇到有人求取官职，必须下令本郡，让乡都、邻甲保明本人是什么出身，再根据情节轻重发给咨文，不许故意阻挠。若外省官吏迁调为难，允许求仕者到御史行台及按察司申诉，这样公私双方大概都能便利。登记成册以后，再与有关方面商议白身人求仕的格式，下令江南实行。沟通南北地区的选官 圣明的君主统一车书，兼爱南北，所以南北人士都可以入仕。可惜北方贤人中，有些把江南看作偏远孤立之地，有不屑前往的意思，因此在南方任职的，除了行省、宣慰、按察等大衙门由圣旨选择任用外，其余郡县官属中，指派空缺、愿意前往的人，有一半是贩卖丝帛、屠狗之类的人，以及贪污狼藉之徒。南方贤人把姓名列入新附人员之中，却遭到不懂体例的讥讽，因此北方州县根本没有南方人士。况且南方归附已经七八年了，是什么体例竟会难懂到这种地步？想请命令省部，抄录北方和南方府、州、司、县官员的履历，互相参照核对；今后由南北选房流转决定。若认为南方人还不懂体例，那么请在北方各州郡暂且分别任用一两名南方人，任期结束回归时，再与北方人士一同通行决定。北方人被注明调任南方缺额却不赴任的，应加重处罚。这样或许能够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宁，从而充分符合圣主兼爱南北的心意。设置考功履历 本朝建立御史台，虽然有考核官员的条目，却没有掌握要领，无法据此追究。想请依照前朝制度，凡各道府州司县官员，下至曹掾等，都发给一卷写有出身的印纸履历，正面写明本人的姓名和出身，让各地长吏共同签押、结罪保明，在后面写明历任任职的年月以及在任时的功过。任期届满时，由有关部门详细查看，并分别评定优劣；如此人的贤能与否一看便知，考核能够落实，大概就没有侥幸钻营了。设置贪赃人员名册 本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用来防范贪官污吏的制度，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贪污横行的人却到处都是，为什么呢？大概弊病在于把追缴赃物作为急务，对弹劾查办却只做表面文章。因此今天在东边被罢免，明天在西边又被提拔；随倒随起，这边弃置、那边任用，还想方设法安排，反而得到美官，彼此仿效成为风气，越来越肆无忌惮。想请省台实行统一办法：凡内外各路官员因贪赃被罢免的，都登记入册，考察核对，未经允许不得重新任用。吏员犯赃的，应从重依法处理，永远不再叙用。内外一体照此执行，大概可以使官吏知道警戒。发给江南官吏俸钱 做官的人有俸禄，这是古今确定的制度。没有俸禄却想用廉洁来要求他们，很难做到。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一直没有发给俸钱，实际上就是明白放任他们靠吃百姓来过活，像用椎子剥削百姓一样。想请从今以后一律发给俸钱，各级官员应得多少就发多少。若有贪赃的，再从重治罪，不予宽恕，他自己也就无话可说了。民间的利弊 江南民间买卖数额细小，应当允许使用铜钱，或者多铸置小额钞票。我私下认为，江南小民多而使用的钱数细小，刚归附时曾允许使用铜钱；当时每一贯钞相当于四贯铜钱。自从不再使用铜钱以后，每一贯钞所能买到的物品，比归附时还不到十分之二。以前上级曾下令，官府收取铜钱，民间私自藏匿的处以重罪，因此收缴到官府的铜钱一定很多；民间也许还有窖藏的，却很难全部知道。估计江南铜钱与故宋时相比，即使有的已经熔毁废弃，收缴到官府的难道没有十分之五，留在民间的难道没有十分之一吗？如果把官府所收的铜钱全部拿出来，让百姓用一贯钞到官府购买若干铜钱，作为补贴使用；民间窖藏而尚未入官的，规定期限自首，交纳官府便免罪；超过期限不自首，私自挖掘出来使用的，允许邻右、主首以及各色人等捕告，查验属实后按原罪治罪；诬告的人也反坐其罪。先试行一两年，如果公私果然便利，就永久实行；如果不便利，再行禁止，公私也没有损失。如果不再使用铜钱，就更应增加铸造小额钞票。近来物价昂贵，正是因为小钞稀少。比如最初某物值三五分，后来便涨到一钱一件，价格上涨，百物也都跟着上涨。省府虽然发下小钞，州郡库官却不以便利百姓为念，往往害怕增加一点小劳而不去领取，提调官也置之不问，于是小额交易全部废止，百姓日益困苦，钞票日益贬值。应当命令多铸小钞，数量增加到平常年份的数倍，分发到江南州郡，专门方便百姓进行小额交易，这也是使民间重新重视钞票的一种办法。军人犯下严重过错的，要责罚其主将，同时加重各路达噜噶齐的权力。

译各路管理百姓的官员与管理军队的官员互不统属，军卒肆意逞凶，百姓受到伤害。管军官不肯过问，管民官又不敢过问。更严重的，如临江的士兵挥刀威胁总府官员；吉州的士兵挥拳殴打府官。这种风气怎么可以逐渐滋长？国家设置达噜噶齐，本来就是命令他们兼管军民。江南各路的达鲁花赤固然多有失职，也因为地方遥远、军队骄横，所以不能制服。应当特别下诏：今后各地经过或驻防的军兵，若敢在民间抢夺财物、奸污妇女，本路达噜噶齐立即将犯人依法处理。若放走犯人，便把犯人姓名以及管军官姓名一并具文呈报省府。从牌子头直到百户，分别定罪。若十人以上共同犯罪，就治罪于主将；事情严重的，奏请裁决。这样或许可以使各翼头目都尽力约束部下，不致惹事，军民相安，远方百姓幸甚。百姓私藏军器要处死，而抢劫盗窃只杖打一百零七下，因此盗贼日益增多，应当与私藏军器同罪。盗贼危害百姓，其中以抢劫盗窃最为严重。抢劫盗窃没有止息，各种盗贼便会滋生。因此自古制定法律，抢劫盗窃一律处死。江南近年来杀人放火的盗贼，到处都有。受害人家刚刚告发，巡检、县尉、吏卒名义上说是前来查验，实际上受害人家和邻里已经先被搅扰得不得安宁。等到案件交给主管官府，主办官吏又教人转而摊派给平民，拖延年月；即使侥幸定罪，也不过杖一百七十，而因牵连而被捕、无辜死在狱中的平民，竟有十分之四五。何况抢劫盗窃的凶徒一旦幸免，必然图谋报复，而告发人家将被杀得断子绝孙。被贼寇抢劫的人，谁还敢告发？盗贼的势力日益壮大，那祸害哪里说得尽？况且收藏兵器的人尚且处死，何况拿着兵器抢劫财物，罪责却只到杖刑，这是什么道理？所以盗贼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党羽一天比一天多。今后强盗持有军器抢劫他人财物，赃证明确，只按照私藏军器的罪名论处。郡府可以酌情办理，同时免去等待上报的程序，希望使防卫人员有所警戒畏惧，使平民安宁。这对于整顿政局，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江南和买物件以及建造官船等事务，不问物品产于何地，一律到处下令征买，以致所属各处都受到扰害；应当挑出物品的产地，只向产地发令征办。凡是物品，各有出产和聚集的地方；不在这些地方却胡乱搜求，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凿开冰去求火一样，对国家没有益处，只会徒然扰害百姓。比如纻丝、邵缂、木棉、红花、赤藤、桐油、鳔胶等物，并不是处处都出产、家家都具备的。可是行省每逢和买，不问出产在什么地方，件件都要征取，遍行所属各处。各道宣慰司承接行省公文，也是这样遍行所属各处。总管府又把命令遍行所属司县，于是江南百姓因为“遍行”二字，到处受害。等到申报和买各种物品，又反复行文查验，今天查验，明天查验，动不动就拖延半年一年。等上司拨发价钱，官吏彼此勾结，不再分发给百姓，只虚假填写收管文书，粘入案卷，以备检查，公家和私人都受到弊害。希望令行省先计算确定必须和买的物件，明确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听取公众意见，置簿登记。如果在江东，就只向江东下令；在两浙，就只向两浙下令。根据远近规定期限，并令当地宣慰司只向出产、聚集之处下令，委派一名廉洁能干的正官，按时从所属官钱中直接支付价钱，立即拨付，结具保证并申报。如果后来经手的官吏被发现有作弊之事，钦依至元十九年圣旨中的条文，依盗取官府财物的罪犯追究惩办。再说造船一事，其弊端大致与前面相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的公文根本不问某处有无板木，某处是否临近河流、便于采伐，那里是否又有船匠；也不问某处在深山中采伐不便，又没有船匠，只是一概核验各道户计应摊的船只数目，遍行所属宣慰司，宣慰司仍照旧遍行所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来说，溧阳、广德等路也要到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也要到饶州打造。征召民夫，远的五六百里，近的也有三二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的不知有多少。又加上木材有的在深山穷谷，离水很远，要靠人扛抬翻越三五十里的山岭，仍不能运到河边，官府还加以鞭打。因此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百姓余社等因此作乱，也可以作为鉴戒。又如所用的木材、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府只是摊派给民户；民户困窘急迫，只好以价值一钱的物品按一两钱买来缴纳，各处一律如此，根本不问百姓有无。所造船只都是仓促应付办理，原本就不牢固，随即损坏，有时还会误事。应当命令今后海船只在沿海州郡建造，如建德、富阳等处；粮船、哨船只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处建造。仍请依照故宋建造官船的体例，派官员带钱，与河船、海船工匠议定价格建造。每个工匠愿意建造若干只船，领取若干钱，写立文书，必须保证十分坚固。如果违约，追缴并罚没价钱，依法治罪。所委派的官员在那里守候到工程完毕，交接领取后返回；这样民户没有远途服役的费用，匠户没有被差遣服役的苦处，官吏也没有催促督办的劳苦。如果有人欺骗盗窃，事情败露，就按照盗取官府财物的条例追究惩办，公家和私人两方面都便利，而所造船只也可以长久使用。江南各色课税，多有虚报数额、妄自增加的情况，应当予以蠲免削减。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接连增加，比最初归附时高出十倍以上，现在又按季度逐步增加。正因为有一类掌管课税的官员虚报增加课额，以此谄媚上司；实际得到的利益大多进入自己腰包，虚增的数额却长期挂在欠税簿籍上。姑且以酒课来说，从前主管官府擅自增加酒课，每收米一石，征取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以及所用曲蘖等成本合计也只有七两。成本七两，官府却先收取十两作为和息，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杭州、建康城中的酒价不到半个月，每瓶突然上涨二百文，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类推。此前钦奉圣旨，要求各种课税依照实际数额办理。既然允许按实际办理，怎么可以虚增？除去历次累增的真实课额以及后来接续虚增的数额，应当特别予以核查，同时蠲免削减，按实际数额办理；这样希望将来不至于亏失每年的课税，也不至于使民力更加困顿。建昌路的辖境小于抚州，杂造段匹却是抚州的三倍。抚州的工役已经很不均衡，应当只依照抚州的体例办理。各处凡有类似这种不均衡的，都应比照办理。

译我私下认为，建昌虽然名义上是一道，但在宋代只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所属的县，两地的民户和物产非常不相称。何况建昌四县，近来又割出辖境内的南丰一县作为州，财力和人力更加弱小。现在江西却令建昌路安置织机一百张，每年织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相邻的抚州路只安置织机二十五张。建昌为什么负担重，抚州为什么负担轻？抚州和建昌相距很近，土地性质也相同，并不是建昌特别适宜织造。只是因为建昌过去曾有一位一路官员刻意迎合民众、讨好上司，妄自增加数额，于是再也不能削减；这种坏例既已开头，流毒便无穷。本郡承受不了这种忧患，我过去曾居住在这里，确实完全知道此事。如果命令建昌比照抚州的体例，特别予以减免，希望公家和私人都更容易及时办理，段匹也会更加精美，而本路百姓可以少得到一分宽缓。然而这只是建昌一路和织造一事；其他路分以及工匠等事情，凡有类似这种不均衡的，也请命令各处主管官府比照上述情形办理，百姓将十分幸运。江南官吏的家乡很远，俸禄又微薄，而且不可能人人都有职田，无法养活自己，所以大多贪婪残酷；应当从所属官田中拨出土地作为职田。江南官吏大多是北方人，远隔万里守职，所得俸禄名义上有而实际空虚，数额又少，如果不向百姓搜取，靠什么养活自己？此前曾命令依照腹里郡县的体例，各人分别给与职田，但行省下令时却一定要求从荒闲田地中拨给。江南州郡怎么可能处处都有荒闲田地？只因这句话含糊空泛，得到职田的人于是寥寥无几，处境反而更加窘迫，便任意贪污残害百姓。如今如果想逐一增加俸禄，所费钞币会更多，虚空的钞币也会更严重，难道不如实行职田更便利吗？应当命令行省遍行下令给各道、各路、各郡县：凡是各处所属官府的田土，就拨给各官作为应得的职田，依照腹里体例，不得减少。这样，清廉自守、尽职办事的人既可免除饥寒之忧，而那些危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人，自会甘愿承受被惩罚淘汰的结果。如此之后，天下太平才可以希望达到。议论安南之事 九月二十日，锡哩玛勒承奉达实密官人以及枢密院众官等传达圣旨，命令臣等议论安南国的事情。恭敬接受圣旨后，臣等议论认为：自古帝王招徕海外各蕃小国，大多用恩惠和信义加以羁縻，只要使他们称臣、奉献财帛罢了，很难要求他们事事完备。安南臣服已久，不过是个微小的夷国，怎敢同我国抗敌？只是大军突然进入其境，他们愚昧妄动、措置失当，于是发展到动用兵力。从正理来说，应当加以诛讨；但那里的百姓无辜，值得哀怜。况且安南进贡将近三十年，一旦将它灭掉，恐怕海外各蕃不知道其中原委，听闻此事后震惊恐惧，有损圣朝招徕远方的意旨。何况近年来用兵，占城沿海州县的百姓已经劳苦。如今安南既然已经自知有罪，愿意增加岁币，圣上的度量宽宏，也应当加以包容。但安南方面还没有派遣使者请求命令，便骤然以朝廷命令答应它，恐怕有损国体。应当命令行省移文安南，说明圣上宽大的意思，命令它派遣使者奉表谢罪，携带增加后的十分岁币前来进贡。如果它不来，只凭虚言怀疑、背叛我军，然后再出兵，也还不晚。臣等愚昧的意见如此，恭候圣裁。

译学校 臣听说，国家治理天下，必定需要人才来任用；而人才兴盛，并不是自然兴盛的，完全在于国家教育是否勤勉。教育衰败，情形也反过来。参照历代情况就可以考察。国家自中统建元以来，朝廷内外的臣僚中，时时还能听到杰出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受到往日故老宿儒熏陶浸润而形成的。时间久了，这些人相继凋零，近来如晨星般稀少，已经没有多少了。臣不知道再过十多年，人才将会是什么样子？人才如此琐弱，而主持国政的人却安然不觉得奇怪，把学校看成不急迫的事情，认为诗书没有用处，不知道人才的盛衰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曾有诏令推行贡举，寻求优秀秀才，圣意并非不恳切；但妄人总是暗中阻挠，依照惯例召集议论，这项事情已经几次兴办又停止了。这样看来，选任官员不能得到人才、政治不能治理好，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应当怎么办？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主管官府，重视学校之事，慎重选择师儒。京师是首先施行善政的地方，尤其应当兴建国学，选取一时的名流作为国人的表率，优厚供给廪禄，以隆重礼节相待，希望四方受到观感而振作兴起。至于外地的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要只按通常规例任用庸人，必须让朝廷大臣推举选择能够成为人的表率者，逐条列明上奏；使他们有俸禄可以养身而不至匮乏，官职虽同于亲民官而待遇更加优厚，并以教化的兴废作为考核成绩优劣的标准。其中诸生有经学明通、品行端正的，特别给予蠲免赋税徭役，依照已经颁下的诏书施行。如此希望国家教育有方，众多士人受到鼓舞而不知疲倦；将来随时选取便随时有足够的人才，不再有临事缺乏人才的叹息，天下将十分幸运。恭候圣裁。好人 臣谨此奏报。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所以说：“树立贤能不拘一格”，“广泛招纳俊杰”。如果用地域来限制，用技艺来征求，即使说是在任用人才，实际上仍等于没有人才。国家既然已经统一江南，南北人才理应共同任用，可是放眼朝廷内外，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难道因为他们地处疏远，便因此轻视他们吗？这是群臣的私意，不是陛下至公的胸怀。臣怎么知道这一点？臣过去在江南时，屡次听到明诏，一次说“寻求优秀秀才”，两次也说“寻求优秀秀才”。可是因为优秀秀才而被带到陛下面前的，究竟有几个人？江南并不是没有士人，也不是陛下不喜欢士人，而是群臣辜负了陛下。况且陛下派遣使者到江南，反复嘱咐说：“寻找好人。”所谓好人，大则可以适用于当世，小则可以在事务中得到验证，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的了。然而凡是出使的人，全都昏昧浅陋，不能领会圣意的高明，只把卜相、医药工匠、伎艺之人当作好人中的突出者。这算什么呢？他们不但不能领会圣意，还使远方有见识的士人因此轻视朝廷。臣私下对此感到羞耻。臣虽然愚昧浅陋，还不足以称为好人；但世人所谓的好人，假如没有也就罢了，若有，臣一定能够识别出来。江南有一百多个州县，地域广大；经过数百多年的涵养，难道没有一两个杰出于当世、能够不辜负陛下任用的人吗？臣奉命前往，宣布传播圣德圣意，希望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如果得到此人，希望陛下先让他担任一项职务、办理一件事务，使他由低微职位逐渐升到高位，由较难的事情逐渐办理较容易的事情。稍有益处，就小幅提升；有大的功劳，就重用；让他在岁月中磨炼，自然看出他的能力高下。况且陛下如果任用这样的人，不仅愚臣能够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将来奉命出使的人也都会知道陛下的德意，将会看到奇异杰出的人才接连出现，不远行数千里来为朝廷效力。得到人才的盛况，与古代相比也不会惭愧。臣的愿望实在无法胜言，谨录此事上奏，恭候圣旨。公选 臣某谨此奏报。臣于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恭敬接受圣旨，其中说：“你们省里明白的事情，好的坏的事情，都要说出来给官人们听。”臣恭敬接受圣旨后私下思量，国家自平定江南以来，朝廷内的省、部、枢密院等衙门，朝廷外的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以及州县官员，全都兼用南人。唯独御史台、行台、按察司不任用南人，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南北人的情性、风俗、地理各不相同，如果想熟悉各处的利害，必须兼用各处的人才。何况江南归附以来已经十多年，而偏远险恶的地方，盗贼时时窃发；这虽是官吏贪婪残暴造成的，也因为行台、按察诸司的耳目达不到。每年按察司官员名义上叫巡按，实际上哪里曾经遍历各处？只停留在安静的地方，拖延盘旋；一听到有小小警报，马上退避。至于偏远险恶的地方，空过几年也不敢去一次。在这期间，小民受到官吏苛虐，没有地方申诉，受激发而成为盗贼；官吏反而想借此掠夺财物。每有一两个人偷盗，便说某郡某县一起作恶；上司听到这些话，欣然出兵，任意掠取子女财帛，真正的盗贼何曾捕获，无辜百姓却一概遭受祸害。朝廷在江南设置行台、按察司，正是想要考察访求当地的利弊；如果果真得到合适的人才，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不只是官员不得其人，也因为南北的情况不同，所用的全是北人而没有南人，所以不能熟悉各处利害，就像舟车分别适用于水路和陆路，不能调换地方来取得功效一样。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意降下睿旨：御史行台自中丞以下，沿路按察司自察使以下，都应当公开选用南方熟悉事务的年高旧臣以及有清望、有风力的人才，每路或一人或二人，不限定人数，与北方官员共同任职，共同讲论规划，希望能够熟悉江南的事务，了解远方百姓的真情和官吏的虚伪。内台侍御史至监察御史等官，也应兼用一两个南方官员，以备访察，这将是百姓无比的幸运。谨录此事上奏；如果蒙受采纳，请交给中书省，召集年高大臣集中议论施行，恭候圣裁。论当权宰相 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进用贤才更重要的。如果不知道把进用贤才作为急务，只把聚敛财货放在心上，就不是替君上树立德行、替百姓谋利的意思。过去汉文帝拿决狱和钱谷的事情询问丞相周勃，周勃不能回答；陈平回答说：“陛下问决狱的事，就责问廷尉；问钱谷的事，就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夷族，对内亲附百姓。看他说的话，可以说是知道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掌权，设立尚书省来考核钱谷，把剥削百姓作为要务；所委任的人，大多是贪婪聚敛、搜求财利之徒，四方盗贼偷偷滋生，实在正是这个原因。臣私下认为，应当清理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免专门谈论财利的官员，实行体恤百姓的典章制度，这对国家有利。谨冒昧上奏，恭候圣旨。

译论行省 我私下认为，“省”是古来宫禁的别称，宰相常在其中议事，所以后来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称为省。如今天下疏远之地也都设置行省，这是什么意思？当初只是因为巴延丞相等人带着省中宰相的官衔出征平定江南，于是借用这个名称来镇压远方之地，只是权宜的制度。如今江南已经平定十五多年了，仍然因循不改，名分太过，威权太重。凡是到行省任职的人，都以宰相自居，骄傲倨慢、横行无忌，没有人敢去过问，所以很容易产生各种奸弊。钱粮有余，就百般欺瞒隐匿，把它当作自己的财物；盗贼发生，就各自保守边界，彼此不相救援。甚至把持兵权，进退收放都由自己决定；既然如此，有省有什么好处，没有省又有什么损失？而且各地辖境大小不均，江淮一省管辖两淮、两浙、江东，延伸绵亘万里，都是繁重紧要的地方；其他行省所管辖的还不及它的五分之一。如此偏重偏轻，难以作为长久制度。如今想要端正名分、裁减冗官，应当罢除各处行省，设置六个宣抚司：一为浙东西，二为江东西，三为淮东西，四为福建，五为广东西，六为湖南北。江淮以南合并为六个宣抚司，担任宣抚使的人，允许兼带原来的宰相官衔。至于外面的各道宣慰司，如今只是经过道路的衙门，设置与不设置都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应当全部革除，把它们的权力归于宣抚司。过去行省、宣慰司的职掌，都由宣抚司负责办理。江淮各道的军队，分别设置六个元帅府；凡有宣抚司的地方，便设置一个元帅府，管理万户以下的军官，专门讨伐消灭盗贼。这样军民两方面的事务，怎么会有什么差错？何必让外面的权臣借着巨大的名分，窃取重大的威权，在东南肆意横行呢？议论灾异 中书省臣恭敬接受圣旨，因为长期干旱、暴风以及星芒的变异，会同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共同议论。臣私下认为，事情有本末，政务有先后。现在只摘取其中根本和优先的方面来说，大略有五项：一是敬天，二是尊祖，三是清心，四是持守大体，五是变更教化。详细列在下面。一、敬天 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自行治理，于是为万物树立君主来主持治理。所以君主，就是代替上天养育万物的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知道上天在上面监视，威严显赫而且非常临近。凡是说一句话、采取一项政令，无不兢兢业业，思考是否合乎天道，希望符合天意。谈到任官，就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服五章，不敢凭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授予或剥夺。”谈到刑罚，就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各有适用，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任意改变刑罚轻重。”凡事都如此谨慎守持而不违失，于是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生长，上天也会辅佐他。至于政令有时失误，上天一定降下灾异来警戒他。警戒的目的，是出于对君主的仁爱，希望他长久安定地治理国家，使万物得到养育。因此贤明的君主遇到这种情况，必定反省自身而知道恐惧，彰明德行而堵塞过失，诚意感通上天、整饬政务，上天的意旨才能实现。这样灾变就会消除，和顺之气又会恢复。所以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没有水灾旱灾，却终于没有造成祸害，是因为尧、汤采用了这种方法。一、尊祖 自古帝王创建国家，无不经历艰难才得到天下；把天下传给子孙，就像农夫盼望播种收获、建造房屋的人等待厅堂落成一样。这样的基业本来就来之不易啊！我太祖皇帝起兵于朔方，亲身经历百战，收服归附各国，穿粗劣衣服、吃简陋食物，经历风雨霜露，那是多么辛勤啊！世祖皇帝亲自经历战阵，心中筹划谋略，恭敬、节俭、敬畏，因此拥有天下，统一南北，那又是多么辛勤啊！主上以仁慈明达、天性聪睿的圣德，承受伟大的天命，大概常常把这些放在心中，思念祖宗开创基业、建立功业的不易；遇到这样的警戒，也必定更加兢兢业业。每使用一笔财物，就一定说：“这是百姓的力量，是祖宗历经艰难才得到的，怎么可以轻率使用？”任用一个官员，就一定说：“这是国家的权柄，是祖宗历经艰难才取得的，怎么可以轻率授予？”一举一动都整齐严肃，每件事都这样，那么各部门自然会尽职，所有政务自然会修治兴举，祖宗在天之灵一定都欢喜，上天的保佑也会应和，福禄日益到来，国家的根基更加稳固。一、清心 心，是一身的主宰，也是万事的根本。眼睛用来观看，耳朵用来听闻，嘴巴用来说话，手用来执持，脚用来行走，全都由心驱使。心能够保持正当，那么在接触事物、面对事务之际，视觉、听觉、言语、行动都能合乎正道，不会有错误乖戾的祸患。何况四海这样广大，万般细微的政务，都仰赖一个人来治理，而这个人所依赖的，难道不只是心吗？水必须平静，才能容纳万物的影像；镜子必须明亮，才能分辨美丑。所以帝王贵在清心。所谓清，就是宁静专一而不改变。声色娱乐、饮宴快乐，并非完全不能有，但尤其应当节制适度，使它们不至于扰乱内心的清明。内心清明，四海的广大无不照察，万般细微的政务无不明辨；光明通彻，不必多言便能使人信服，谗言诽谤无法施行，邪恶虚伪不敢上前，百官各守本职，没有阻挠隔绝的祸患，那么法制就会流行，纲纪就会振作，灾变就会止息，天下就会得到治理。古语说：“根本树立，道路就会产生。”所以帝王以清心为根本，实在是总揽权纲的重要方法。一、持守大体 事情没有不具有根本体要的，所谓体，就是掌握事物的要领。君主任用宰辅来驾驭百官，遵守法度来取信于万民，这就是根本大体。至于任用一个小官、惩罚一个小过错，那是主管官府的事情；如果君主亲自过问，主管官府就会畏惧。上下关系端正，政令统一，赋税按时征收，费用使用有节制，赏罚一定信实，这是天下赖以维持的根本。如果早晨实行的政策晚上就改变，使守持的标准无所依止，那么臣下就会恐惧，人人只想着为自己打算而懈怠职守，灾祸便会殃及百姓，怨恨和诽谤也无法避免，有时还会招来灾异。因此做君主的道理，在于持守大体，以主管官府为先；裁定授予和剥夺，必须可信而且统一，那么雍熙太平的治理便可以坐着实现，还会有什么灾异呢？一、变更教化

译古书中有这样的话：“琴瑟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拆开重新安弦；政务不能施行，严重时就必须改变而重新施行。”如今主管官府最严重的忧患，只是三件：一是财用不足，二是选官制度混乱，三是官府不能治理。现在正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为什么不也想一想这些问题的原因呢？财用不足，难道不是因为收入有限、支出无穷吗？选官制度混乱，难道不是因为贤能与不肖混杂，越格任用的人多，不合资格的人也不少吗？官府不能治理，难道不是因为赏罚不明，而且平素不勉励名节吗？应当命令主管官府详细核查一年钱粮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如果支出全都是应该支出的，那么财用不足就没有办法治理；如果仍有不应支出而可以停止的，如不急迫的营造修缮、没有名目的赏赐，就根据具体名目全部停止，这样财用一定会充足。又要详细核查铨选，除去合格者之外，越格和不合资格的有多少？任期届满回来时，衡量其出身、功劳和过失，作出定夺，并追查原来的行为轨迹，全部禁止断绝，这样选官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官府的制度，上下内外相互维系、相互资助，各有条理；如果确实都得到合适的人才，怎么会治理不好？然而人才不可能整齐一致，善恶必定并存，所以要建立赏罚制度。如果善人应当奖赏却不奖赏，恶人应当惩罚却不惩罚，那么善人就会转变为恶人，恶人也会习惯放纵而更加严重。又比如犯罪达到不予叙用的大罪，有的人却巧妙谋求再次任用；按常理老病就应当辞职，有的人却留恋职位不肯离去，以至于贪污欺骗、危害百姓，善于自我掩饰，不能立即败露；上级官员不加审察，风宪官也不加查访，因循成风，竟不知道羞耻，治理从哪里兴起呢？应当严令省、台公正地施行赏罚，勉励名节，从京官开始，这样官府自然能够自行治理。以上三件事，就是变更教化的大略。这三件事果真改变，民力一定得到宽缓，人才一定增多，祥瑞一定聚集，国势一定隆盛。然而，困难不在于改变，而在于实行；也不在于实行，而在于坚持。只要圣明天子凭借敬天、尊祖、清心的德行，坚持并实行这些，又有什么困难呢？铜钱 铸造金属作为货币，始于上古。到了周代太公，建立九府圜法，于是有了“货泉”的名称。泉就是铜钱。历代沿袭使用，把它作为国家的宝物。虽然形制有增有减，彼此各有差异，但自周代以来，上下二千年间，凡是建立国家的，从未有一天废弃不用。金银虽然珍贵，却不是民间人人都有的东西；只有铜钱不贵也不贱，是各种货物的母本，可以流通散布、普遍使用，所以称为“泉”，说的是它像泉水流动一样不会枯竭。钱多的人储藏钱财作为产业，即使遭遇水火，也不会受到损伤；贫穷的人手里拿着一钱进入市场，也可以买到价值一钱的物品。因此上下都把它当作共同的宝物，古今通行。如今国家虽然以宝钞作为货币，却仍然以铜钱贯百来计数。这样看来，钞是钱的子，钱是钞的母；子母相互调节，才可以长久流通。实际上废弃母钱而虚用子钞，所以钞越多而物价越贵。民间看到官府不用铜钱，凡是有窖藏钱宝的人家，往往私下定价贩卖；又与下海的商船以及炉冶之家熔销铸造器物，于是历代的宝货反而变成民间私自占有的东西。况且自古建立国家的，都因袭使用历代已有的钱币，如五铢、半两、开元通宝之类，都是汉唐以来的旧钱。如今即使认为铸钱一事费用重大、耗费很多，尚未议定实行，也应当收集民间现有的铜钱，酌情确定价格，由官府出面收买；按照数量与宝钞相互折算、并行流通，希望使财利权柄归于一处，不引发侥幸投机之心。这对钞法也有补益。又兼之目前流通使用的库钞，都以“平准”为名，因为官府以金银与宝钞相互折算、确定价格。如今既然开放禁令，民间金银的价格更加飞涨；如果不收集铜钱作为宝钞的平准，实在恐怕日子一久弊端加深，将来突然难以整治。臣愚昧的意见如此，请交付集体议论后上奏施行。《雪楼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雪楼集》卷十一　　　　元·程文海撰写的记 《远斋记》我来到京师，十年后才建造房屋。房屋东边，敞开一间斋室作为游息之所，命名为“远客”。有客人对此感到疑惑，我解释说：我生长在东南，遥望燕山，仿佛在天边。天下四海已经成为一家，我才能凭借微薄的技艺出入周卫之地；违背亲人，远隔数千里，难道不算远吗？我最初到这里时，住在南城以南，前后总共八次迁居，才住到这里。京城中商业密集的地方，我无法置有房屋，只能偏僻地住在城角，距离过去居住的地方又多出一舍，难道不算远吗？客人，你还疑惑什么？客人说：你的话确实如此。大鹏飞行九万里，不过一息之间就能让两座城相望；咫尺之间每天往返数次，肚子还照样饱着。白云舍虽然在数千里之外，但你用记挂亲人来培养自己的志向，就如同亲人在膝下；你认为它遥远，是因为没有想明白。客人离去后，我就把这些话记在斋室墙壁上。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日，广平程某记。附录诸公题咏 集贤学士程公在朝廷十年，每天接近皇帝的清光，而他的亲人却在数千里之外。如今凭行台侍御史的身份奉诏南归，希望可以借此便利奉养亲人；可是回头望向宫阙，又在二千里之外。一天比一天接近，是为人子女的快乐；一天比一天远离，是做臣子的忧愁。这就是远斋创作的缘由。忠臣孝子眷恋君主和亲人，总是把能够早晚侍奉左右当作快乐，然而要两全其美也实在困难。你爱亲人的心，不能从内心解脱；你侍奉君主，也无法逃避天地之间的职责。只要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尽到应尽之道，哪里会受远近的限制呢？我既然跟随程公在上国观光，又将跟随程公南行，愿意和程公共同享受他的快乐，却不愿同他承担他的忧愁；于是想办法来舒缓程公的忧虑，所以写下这些话。有人说：距离近的往往多有恐惧，距离远的往往多有声誉；别人以为快乐的事情，程公却忧虑，为什么呢？说这种话的人，是读了《易》却还不知道《易》的变化之道，哪里足以了解程公的心呢？吴澄书 《远斋铭》阎复【字子静】我的朋友钜夫，从洪州来到燕地，有一所住宅，有一顷田地。抬头看见太阳，距离天空只有一尺五，却说远，给斋室命名的意义或许不对。那美好的钜夫，学问足以成为通儒，掌握内相的权力，乘坐御史的车。福庆流传千载，道义济助八方。由此说来，难道不就是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