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楼集卷十二　　　　　元　程文海　撰记

译黄龙寺修造记 豫章和鄂岳交界处有一座山，叫黄龙山，绵延五百里。唐朝末年，僧人诲机在山上修行佛法，事迹因此显著。鄂地别帅温迁约迎请他来到这里，唐朝刺史秦裴又迎请他到郡中，以防国寺安置他。温迁约划出田地一百三十顷供养寺院，秦裴又上奏赐予他超慧的名号，教法更加兴盛，弟子更加聚集。众人追溯寺院的来源，把防国寺称作下黄龙。传了六代，到宋大中祥符五年，赐名额为延禧寺。又传了十三代，到崇宁元年，郡中建万寿禅寺。南渡后改名报恩光孝寺，就是今天郡中的黄龙山。大德七年秋天，山寺主持德富和尚来对我说：‘我所居住的山寺，是一座古寺，自隋代以来就以护国著名，论规模长短大小，城中没有比它更早的，所以它原本是为祝祷圣人而建的。德富在元贞丙申年来到这里，首先修理破败的房屋，请求平章政事程公批准，程公欣然主持此事。德富又对内节俭、对外筹募来增加资财，于是经藏建成。不久楼阁和钟楼也一同建成，宣慰杨公又乐于使它焕然一新，用以劝导和率领众人。凡尊者阁、经楼、▯亭、僧房、厨房和仓库，都依次可以建成。那些尚未立即完工的，德富也将竭尽心力使它们全部完成，这就是他用来从事佛事的事业。希望您为此写一篇记述。’我想，他所谓事奉佛祖，其实就是用来表达臣子侍奉君主、子弟侍奉父兄的心意。学习佛法，才能做到像佛弟子一样，这是佛弟子的职责。觉悟一切皆空却又能忍受苦难，由苦难而体悟空，直到对世俗再无所求，而世俗反过来求取他；自己无意于厚待自身，而世人反而厚待他，这样才算学有所成。所以，不会因乌鸦在肩上筑巢、柏枝从肘旁生出就得到忍辱；不会因投身悬崖、割截身体就得到舍弃。佛教的教法说：‘穿坏色衣，以乞食自给，不在桑树下住满三夜。’这些话只是大略指出修道所走道路的歧路和正路，起初并没有完全说明其中深意。然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只是不再沿袭它们的形迹罢了。世上崇建塔庙、供奉僧人，说这是恭敬心；广置田地房舍、让僧人居住，说这是慈悲心。这是羡慕佛弟子所学之事，却不是学习佛弟子所学的道理。至于聚集僧众并长期供养他们的人，则对此有不得已的理由，大概会说：耳目受到严整约束之后，内心才能保存；身体皮肤安适之后，佛业才能安定。这固然是一般人的常情，也是供养者的考虑。然而这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若从佛法本身的学理来说，这只能叫作小乘。欲望是障碍啊！唉，学佛的困难竟然如此，但并不是佛法本身难学，而是学佛的人难以做到。如今德富独自一人，凭借自己的愿力，上面分得侯王封赏，旁边又开启广大的布施，四处取得俯仰生活的资财，对世俗的祈求已经十分迫切了，但这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供养自己的衣食，也遵照佛教的教法，终于能够清除昏暗、破败和毁折的遗迹。高耸明亮，曲折宏伟，佛事兴盛，就在这里呈现出来。那些怀着爱君之心前来的人，也能够在顾盼瞻仰之间生发庄重恭敬之情。与那些尸居鼠息、苟且偷生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既然如此，学习佛弟子所学的人，就是学习自己的老师。学习有什么困难呢？如今虽然尚未达到圆满成就，我知道他一定会大有成就。寺院既然如此，他的弟子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于是写下这些话留给他。虽然如此，这并不是老师的成就。有人说：‘这不是老师成就的，又是谁成就的？’我说：‘想知道老师的成就，老师自己知道。’程公名鹏飞，是光山人，现任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事。杨公名汉英，是播川人，现任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德富的法号是宻印圎照大师。所有木料、石料、布帛、粮粟，工匠、劳役、栋梁架设的数量，以及使用其财力或人力者的先后等，德富将另行记载。武昌路学修造记 大德四年，我奉命巡视湖右，来到武昌。因为承担使者事务，于是率领长吏考察学校，并加以整顿。这年冬天，郡学的礼殿以及祭祀场所的东西两庑、櫺星门，都重新改建了一番，情意和文饰大体相称。又过三年，讲堂建成，观瞻大体完备。于是文学掾蔡君天麟请求我作记，所谓作记，就是用来告诫今人、传给后世。孔子的教化有根本也有末节，它用来告诫今人、传给后世的道理，起初并不在耳目所见的建筑之间。只是武昌处在有苗之地的边界，从三代到荆、舒，以及汉、晋、隋、唐衰微时期，这里一直被用来驻兵设险；显德年间改造事物之后，过了很久，文雅之士才逐渐出现。像文简冯公，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学校虽然不止这一所，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幸运了；难道不是教导它的人本来就如此吗？如今朝廷清明，努力兴起文治，所谓学校，并不是说扶立木材、编排瓦片、备齐器物、仿造外形，以此装饰这片土地，而是要阐明人伦的训诫。这才是所谓根本。有的人不知道根本，知道了也不努力，却随便把旧物涂抹成新的，把一篇文章扩充成百篇，句句都说：‘我对于学校，也已经尽心了。’唉，这难道不是自欺吗？蔡君却不是这样，童子和冠者都和悦勤勉，每天早晨进来，直到夜晚才出去，彼此努力讲习、切磋圣贤之言。口头说着教导、授业，一心期望名实相副而不停止。至于兴建工程，大概是出于不得不做，而不是把它当作功劳。既然不是为了功劳却请求作记，大概是希望后来在这里掌教的人，不应倚靠席位、安然尸居而已。这难道不是告诫今人、传给后世吗？至于不是没有老师却不向老师学习，不是没有学问却不去求学，本来就是任教者的责任；同时也要看主持和领管的人能够敦促劝勉到什么程度。几年之间，安侯以西台侍御史、牛侯以东广宣慰使的身份先后掌管郡政，都能知道治理政事的首要任务，所以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得以实现志愿。这也是所有二千石官员应当知道的道理。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记下来吗？

译忠武侯祠亭记 楚地有才俊，古来就很盛，到了丞相忠武侯，终于成为古今人物中的冠冕。南阳书院之所以命名、之所以祭祀忠武侯，是因为书院建成六十年后已经破败，部使者广平程某来到这里重新修建，使内外完好，祠堂也修补旧制并加以装饰。行省都事尉氏杨君处恭，又就在祠前筑台建屋；江夏尹滑台赵君仁共同谋划、合力兴建，于是很快建成，屋宇像鸟张翼一样华美，他们仰慕高山、景仰大行的心意，大概是非常恳切的。诸葛孔明已经不可能再生，看看他困顿于一隅，所成就的事业没有得到酬报，所怀抱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若从太平时代的臣子看来，这些事情何曾足以稍稍萦绕他的胸怀？而诸位能够在精神上与他相交、在意念上与他相通，甚至有想为平原君执鞭的愿望；凡是有志于功业的人，本来就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相比的。虽然如此，试着说说：假使孔明生在建武中元年间，事情究竟会怎样，本来很难知道；假使玄德没有三顾茅庐，他大概也终究只能躬耕罢了。古代君子未尝没有经略天下的志向，但也不因遭遇如何而改变自身的重要和轻重，这就是孔明不可企及的地方。于是我同南阳父老感慨叹息之后，便让人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使求学者知道应当勉励的方向，并且不要忘记杨君的美德、赵君的勤劳。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记。重建乖崖祠记 人们爱戴一个人，也会连同喜爱他曾经经过、游览和居处的地方；距离越远反而越亲切，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所以看见河洛就思念禹，看见甘棠就像看见召伯一样。这是一念真诚所造成的。乖崖张公在崇阳留下了遗爱，邑人至今仍祭祀他。唉，真令人感动啊！考察张公任期结束离开时，百姓思念他，便在他所建的美美亭中为他建立生祠，春秋两季祭祀不断。绍圣年间迁置到净刹院，绍兴年间又迁回美美亭。隆兴二年，邑令陶楙认为北峰亭也是张公的遗迹，于是又迁到那里，并命令梵安和尚主持祠事。郡志如此记载。如今郡中别驾白云翁请他的父老转述说：‘美美亭旧有张公祠，前任县令重建亭子后，祠也废了。大德庚子年，邑长在亭前改建社坛，于是重新建立祠堂，凿石准备记载祠事。一个念头若真诚而不忘，便穷尽天地、横贯万世仍然存在，起初并不取决于有没有言辞记述。百姓居住时只怕张公长久离去，却又忌惮他重新回来。他也是人，为什么能从百姓这里得到这种情意呢？掌管百姓和土地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仁爱是人的本心，我有这样的心，难道他独独没有吗？这就是所谓一念真诚。掌管百姓和土地的人又可以由此受到勉励。这就是我对此再一次深受感动的原因。’ 于是写下这些话留给白云翁，让他刻在石上。通城县社坛记 社稷之祀，是郡县共同祭祀的对象，但有的废弃而不建立，有的虽建立却不合礼制。我乘坐驿车巡视春季政事，在武昌境内所见具备设施而且合乎礼制的，没有几处。于是从郡中开始整修，不久各地都来报告已经更新，通城也在其中。我有的地方作记，有的地方不作记，只看当地官吏百姓有没有请求。过了两年秋天，郡治中的官员因公事来到通城县，县令因为这位治中好学而有文才，请求为此事刻碑。治中谦逊，把请求推给我。我对治中说：‘百姓和社稷，君王从上天承受而授予天下，分掌治理的人只知道其中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有时两方面都忘掉，因而懈怠甚至虐待它们，可以吗？百姓是神明的主人，神明依托百姓而行，祭祀本来不能废止，政事也不能怠慢。所谓政教达到极致、馨香感通神明，说的是什么呢？所谓百姓最为尊贵，社稷次之，说的是什么呢？凡是承担这项寄托的人，都不能不懂得这些道理。况且我能够说的，治中也能够做到，何不就把它记下来呢？’治中说：‘您的话正是我的心意，请把它作为记文。’ 停云轩记 谁不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天下最大的伦理关系？但为什么偏偏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难道不是因为他在这五种关系中都完全尽到了道义，再也没有可以增加的吗？晋宋时期崇尚清静虚无，这种道理几乎断绝。只有陶渊明清白自守，不受流俗污染，对天伦大义始终恳切而不忘。后世懂得言论的士人，没有不借此来抬高声名的。至于《停云》一诗，与《伐木》《风雨》等篇章相互呼应，他对于朋友之伦又如此深厚。这正是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一位文子方，把轩命名为“停云”。问他原因，他说：‘我年轻时到四方求学做官，每当登高望云，即使只是孤云独飞，而亲人也已经去世很久，内心仍然感到悲伤。回来坐在一间屋里，没有人可以交谈，那种忧愁悲痛又只是思念朋友。’这座轩因此命名，意义似乎相同，但心意却有不同。心意虽不同，根本却相同。大概是因为云而思念亲人，又由亲人想到朋友，这颗心总像屋中有一片孤飞的云。既然如此，把它称为停云，也是可以的。唉，树想要静止而风不停，子女想要奉养父母而父母却不在了。我曾深深感慨古人的事情，如今又因子方的话而有所感触。想来他居住在这座轩中，听无声之声，看无形之物，而心中只思慕父母；不随便非议人，不随便取笑人，只害怕自己不能给父母增添荣誉。有朋友从远方来，就和乐坦诚、恳切勉励、互相切磋，而只讲求这些道理。既然如此，这座轩难道不是孝子的羹墙，也是益友的筌蹄吗？我过去在京师筑室，因为离开亲人很久，题名为“远斋”，以表明自己的思念。如今居室很近，而亲人却终于远去了，停云之感实在和我的心情相同。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孔子不是说过吗：‘孝从侍奉父母开始，中间落实为侍奉君主，最终完成于立身。’子方是聪敏的人，对于立身和侍奉君主的事情，他难道肯忽视吗？

译南湖书院记 用于教人的地方，不怕不多；用于教人的人，也不怕不众。可是唯独担心道理不能彰明、不能实行，这是为什么呢？如今方圆百里的区域，聚集着几十、上百户人家，只要不是强悍粗鄙、荒凉残破之地，没有不设有童蒙学习的地方。即使所修习的内容十分粗浅，也可以看出求学这件事一天都不能没有。何况设置官员、划分职务，各自掌管事务，并非不完备且不专门，只是徒有文字形式，这可以吗？南湖书院兴起于宋朝末年，起初是藩臣用几十楹房屋供人居住，祭祀七位贤人以树立瞻仰的榜样，置田数百亩供给食用。对于后来者加以供养和教导，其用意十分美好。年久之后房屋破败，继而毁坏，田地被侵占，产业荒废，几乎没有南湖书院了。大德五年春天，我巡视春季政事来到这个县，于是让人筹划修复。过了三年，山长赵某来对我说：‘书院破败了，若非您的话，不能改建更新。如今讲堂、斋房、门庑以及七贤祠，都已经办妥。想到创建不容易，传承守护也没有常规，凡是记载今日、勉励后人的事情，非金石不能长存；但没有文章可以刻写，冒昧请求您作一篇。’我于是对他说：‘文武之道，关键在人，并不是只有进入书院、经过櫺星门、大成殿、高堂、修整的廊庑才叫求学。’ 然而实际内容已经鄙陋，文饰又如此，这就无法符合清明时代崇尚文治的盛大心意，这正是必须修葺它的原因。考察古代书院，天下只有四所而已，即使郡县也不敢全部建立。如今校官和文士如此众多，书院如星罗棋布，国家借此寄托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期望，难道可以不勉励吗？文武之道，分布在典籍之中，人的忧患在于不去求取；求取之后仍有余地，还要温习旧知、获得新知，也只在于更加用心罢了。赵君年纪正壮，才华正盛，学问正在进步而不停止，能够修饰学问的文辞，就必定会思考其中的实际。我难道只是以南湖书院的老师来期望他吗？又难道只是替南湖书院的学问发言吗？赵君回去把这些话刻下来吧。将来经过这里再看，如果看到的成就超过我今天所说的，那么南湖书院就算真正有人才了。南城县重修学记 南城，是汉代豫章郡的大县。县大，学校本来也应当大，但偏偏不是这样，是因为县与郡并设，不能两方面都大。不仅不能大，反而还很简陋，是因为学廪不充足，而后来者又相互沿袭旧状。大德青龙年间，教谕黎君经过我居住的地方，盘旋拜访，进来似乎有所请教，便说：‘以前学宫深处污秽狼藉，无法供人观看。大德五年，恭可实来任职，想到自己所处的状况，却力量不足。郡判官叚君立夫命郡学归还粮石七十五，来帮助他的志愿。于是扶正、修补、铲除、清扫、覆盖、涂墁、筑基、砌砖等工程都兴建起来。乡里的徭役进行了四年，郡长华峰公督促修建学门，工程尚未完成而华峰公任期已满离职，到这时才把它完成。郡博士又以粮米十五石相助，于是环绕修筑围墙，更换大殿瓦片，建立三贤祠，勉强算是完备了，差不多可以让人游目举足。请您说一句话，把这件事刻在碑上。’我说：‘修建学校，不是扶木头、比瓦片、涂墙壁、施丹青就叫修学。然而居于学校的人，往往把这些当作功劳，表面享有这个名声，暗中享有其中的实际利益，众人又跟着夸奖说：这是善于履行职责。唉，真可笑啊！但这不还胜过坐享其成、坐视不管的人吗？’ 如果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您也很为难了吧？或者说，如今所谓的修建在于让人看见，古人所谓的修建在于修养人心。两者都不要把碑刻当作目的。’黎君说：‘不是这样。我正因为求学的人听不到这些话，才感到忧虑，希望把它刻在金石上。’我说：‘还不够。前面所说的“大”，不是我们所说的求学之“大”。天地都包含在其中，何况局限于一座房屋之内呢？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才叫大丈夫。十室之邑，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看他喜欢求学、善于教导到了什么程度罢了。您不要说邾国弱小。’ 龚氏舍田记 盱江城中有一位善男子，名叫龚有富，和妻子陈氏妙静一起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来到大景德寺僧伽塔庙，合掌恭敬地对佛说：‘愿意购买稻田布施给常住僧众，供养十方三宝，结下福德因缘，使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亲属都得到安稳快乐。’发出这个愿心后，龚有富去世了，妻子和眷属带着田地及田契交给比丘可仁，并向白雪道人叩首，请他现出宰官身来为他们说法。道人为他们说偈：‘我听说天人之师，身本空而无所有；庄严铺设黄金之地，是为了念及那位长者的恩德。长者本来没有这个念头，只因有我佛才发起；我的佛究竟在哪里？并没有离开长者的心。三千大千世界，哪里不是清净国土？虚空中的一粒微尘，其中也能看见三界。为什么能够这样？所见尘境转眼即逝，连一个实在的人也不可得；我和众生究竟都不可得，但我心所作的一切，却一一显现在眼前。它像耆阇崛山，又像恒河沙数那样坚固，业风不能吹荡，欲火不能焚烧。善男子、善女人，你们现在应当认真听着：你们舍弃难以舍弃的财物，回向给亲属。若生起布施之心，却还执著我相、众生相，认为我的佛有所获得、对我有所求，这样反而不能称为真正的福德；若能离开这些执著，福德就多过百千万亿。’ 道人说完这首偈，施舍田地的人、接受田地的人以及僧俗眷属都大为欢喜，信受奉行。大德八年暮春之初记。

译主一书院记 如今的书院，就是三代时期的家塾。自从曹氏、戚氏开创端绪以来，延续到今天，不但没有衰落，难道不是圣贤之道亨通、我们同道之人的幸运吗？往年豫章掲君某客居武昌，接到省府檄文，前往主一书院担任山长，经过我这里来辞行。我问：主一书院在哪里？他说：在湘潭。又问：为什么会有这所书院？他说：始于钟氏。再问，他就不能详知了。今年钟氏从主一书院来，我在盱江上亲手接过一份目录，请我作文。我读后知道：钟君如愚，是颜广汉、张宣公的弟子。十六岁时写信询问仁道，于是留下来受业。二十岁考中进士科，专心求学而不出仕。晚年在岭海做官，年老后辞官归来。授任南岳书院山长，兼监南岳庙。老师颜氏去世后，他的儿子分出田地五百亩，建立讲舍，祭祀张宣公，并奉颜氏配享。于是借用颜氏的名号向官府请名，命名为主一书院。后来中途毁坏废弃，田地落入豪家。元贞甲午年，钟氏捐出自己的钱赎回它，又增加自己的田地，合计一千亩，重新建立主一书院，请示官府，官府同意了。于是建燕居之堂、讲堂、一斋、两间房屋。掲君到任第一年，钟氏谋划改建礼殿、两庑、仪门、櫺星门、藏书阁、两先生祠、官署、公厨，共建造若干间房屋，把燕居堂改为问仁堂，把讲堂改为厚德堂，改建房屋若干间，又把斋房和庐舍增加到四所，架设溪桥并在上面盖瓦。总共建造房屋几百间，所用材料全都出自钟氏。钟氏就是颜广汉的三世孙梦鲤。如今担任彬州宜章县教谕。我说：‘唉，凭他的这种心意，难道只教导一个县就停止了吗？’又读到：‘书院恢复以后，孔夫子穿着燕居之服坐在堂上，四位先生在旁边陪侍。如今既然建成大殿，就按照儒者的等级进行祭祀，作为主一书院配享者的官员，是有关官府规定的。’我说：‘够了！河汾先生不是说过吗？通达于孔子，接受他无穷尽的恩德。假使儒者配享主一书院，都像钟氏对于主一书院这样，那么一人也不算少；否则人数虽多，又有什么用呢？或者又说家塾应当遵从燕居之礼，却穿戴冕服建成大殿祭祀，这究竟对还是不对呢？虽然如此，钟氏也确实勤劳：设置土地，建立官署，储备财物，准备师友，使书院专一而充裕。它被毁坏、被废弃，却重新拥有并使它不再愚昧。如今钟氏不是受到威势和利益的逼迫，也不是为了获利，却能做到这样，难道不可以说是勤劳而贤能吗？然而我知道钟氏的志向不止于此，他不满足于此而想继续进取，那么其中便有在彼而不在此的道理。这虽然是钟氏的志向，也是钟氏的责任；教导和求学的人，都不可不努力做到与这项事业相称，否则……’ 崇尚居处优厚、供养丰足，教人懒惰、教人贪婪，实在不如彼此忘却于寂寞之境更好。您前去询问他们，如果不怀疑我的话，就把这些作为记文。松台记 想要观赏山水，就一定要到山水汇聚的地方去，然后才足以把西南一带尽情看遍。天下群山的源头汇聚之处，物产一定非常丰富；丰富之后，还必须雄奇、秀伟、瑰丽、诡异而非同寻常，才能绵延分布，延伸到天下各处。天下的山，只要能够得到祖山宗脉的一部分，也足以凭此自立名声。可是世人已经把雄奇、秀伟、瑰丽、诡异而非同寻常的美景全都归给它们了，又有谁知道还有尚未被观赏的地方呢？刘君时中是泸州人，却居住在播州。播州本来就是西南近边的藩镇，也是群山汇聚之处。他居住的地方叫松台。我不知道那里有几重松林，台有几仞高，但想来它就像仙人居住在云天之中，又像上方世界郁郁葱葱的萝萧台。大概刘君慷慨豪迈，有国士的风度，如果不是雄奇、秀伟、瑰丽、诡异而非同寻常的地方，他一定不会居住。我本来就是由他这个人而知道那个地方的。刘君说：‘我的台子还没有记文，何不为我写一篇？’地势的优胜，凭借的是人而不是文章；到了长久以后，有时又凭借文章而不是地势。以台子作比，若不是托您的文字，我本来不知道那里；而您若不是和太原公一同在那里，我也不会知道。太原公俊秀厚重而有文才，您又作为他的属官。说到地方，说到人物，都可以长久流传。只是您竟然在意这些琐屑的金石文字，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山水之说有可以记录的地方吗？’刘君说：‘是的。既然如此，我更加是因为这个人而知道那个地方，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

译正中堂记 大德八年夏天，暑气很早就炽烈起来，我正坐在白雪堂中，吟咏《南风歌》，命令此君弹奏《岁寒曲》。回头看见门外有一位士人，仔细一看，是我幼清的儿子文士一。互相问候慰劳完毕，我问起幼清近况，以及家中琐碎事情有没有办完。士一拿出一卷书说：‘文章出自我们先世之家，家在崇仁西南，那里百姓稠密、风俗淳厚，安居已经数百年了。沿着先庐北面的山阴行走，不到一里有一处山谷，宽约十亩。山像帽子，水如衣带，密集的山岭环绕趋向这里。前面叫清山，后面是白流汇合处附近的山。南华山大概在北面，临川在西北，芙蓉山高高矗立，是远处最突出的山。苍翠的景色数不胜数，明暗云气无法描摹。山谷空旷开阔，地势舒展，似乎在等待有德之人。于是我父亲占卜了大毋的兆象，在旁边建屋。过了三年，卜兆迁移了，房屋却留下；房屋东边，山形像“个”字，于是称为个山。背靠山建堂，就在这里读书。我在父亲面前请求题写堂名为“正中”，跪下请问它的意义，父亲训导说：‘阳气从北方开始，在东方增长，到南方达到极点；阴气从南方开始，在西方增长，到北方达到极点。元、亨、利、贞，是天的道；仁、义、中、正，是人的德。正是形体的安定，贞是阴气的静止，都属于北方；中是作用的应合，亨是阳气的运动，都属于南方。这座堂的北面，在天上是一颗恒常居处而不改变的星辰，在地上是一座高山屹立镇守而不动摇，像我安静而守正的状态。这座堂的南面，在天上是众星时隐时现、彼此更替，在地上是众水流入、奔流不息，像我活动而守中的状态。’文敬恭敬接受训诫，不敢忘记。只是我资质浅薄、从事下学，学问新近，还不足以探究深奥隐微之处，冒昧请求父亲老师说一句话，以启发我尚未觉悟的地方，使我早晚都能回顾并体察它。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想到幼清正客居淮海，不能同他朝夕相处；如今听到其中的意义，文士一的话也足以使我感到欣慰。中正的意义太大了。《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直接以正中立论的没有几处。如今把它专用于一座堂，名称确实美好。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参照自己的动静，意义就完备了。可是，东边人家的东面，正是西边人家的西面，怎么知道在这个山谷之外择地居住的人，辨别方向、端正位置，难道不会独自与这座堂相同吗？既然如此，我有这个南方，别人也有这个南方；我有这个北方，别人也有这个北方。不同之处，只在一动一静之间。何况我正认为自己像他，而他或许起初并没有像我，这本来就应当听无声之声、看无形之物，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不敢片刻把这件事放在心外，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否则，堂只是称作“正中”罢了。士一气势雄健、才思聪颖，是能够继承父业的孩子，宽裕而能克服蛊惑，拥有美好的声名，正要迅速兴起。《尚书》不是说过吗？前往省察，按照法度检束自己，就会得到释放。这也是一种关于正中的说法。士一，你应当思考它，回去告诉你父亲幼清。青田书院记 道理并不依附于某个地方。然而由遗迹可以了解事情，由事情可以看见人物，使后世的求学者有所观仰、爱慕并受到感发，那么地方似乎也参与其中了，这就是青田书院所以建立的原因。谨按：陆氏居住在青田，到象山文安公时已经十代同灶而居，先代为他们恢复赋税待遇，表彰他们的里门。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成为当世师表，于是青田陆氏闻名天下。后来中途遭遇焚毁，星散瓦解，陆氏的先祠也不能建屋保存了。至元二十三年，广平程某以侍御史身份将要巡视江南，经过金溪，回头瞻望遗址，悲悯地生发感慨。乡里的父老都请求恢复这个家族，并且建立三陆先生祠，于是把此事告诉郡中。郡府下令到县里，县里没有这样的人才和文书，勉强准备了相关事项。大德五年，程公的孙子如山慨然与贤士大夫谋划，又带着文牒到郡府请求，众人都认为这是义举，纷纷帮助筹措费用。正好县令尹张居怿政绩方盛，有志于斯文，欣然把此事当作自己的功业，于是在义居旧址建立房屋数十间，春秋有祠堂，讲习有堂、廊庑、门、室、房，略备齐全，题名为青田书院，并请我作记。我本来曾希望它建成，如今终于得以建成，值得高兴，也不免值得感叹。《传》说：“尧、舜的道，不过是孝和悌罢了。假使每家都像陆氏那样，每个人都像文安的兄弟昆仲那样，那么治理百姓的人哪里还会劳心呢？事情既然不是这样，而对于鼓励风俗、树立榜样的方法，又如此轻视，竟然一点也不加以考察，这难道不是很可叹吗？美好啊，张县令能够知道当务之急。可敬啊，贤士大夫能够帮助自己的子孙继承先人的志向。伟大啊，公的道德历久而更加显著。公与徽国朱文公生在同一时代，在同一朝廷做官，学术志趣也相同；不同之处，只是著述有丰有约。因此如今懂得求学的士人，知道朱文公的很多，知道公的却很少。知与不知，并不是道所计较的；然而一个家族以义相处，人数达到几千，竟然如此；不幸遭遇祸患，又是如此；行路的人尚且会思念他们，何况贤人的乡里，是政教所急于整治的地方，难道可以这样轻视，竟完全不加以考察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了解的过错。我虽然还不足以了解公，但也曾经懂得求学。公曾说：‘即使让我不识字，也一定要做天地之间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今本家子孙和乡里的秀民，辛劳于建造，快乐于建成，希望能在这里长期藏书修业、游息往来；他们所见到的，难道会只是房屋吗？一定是有所仰慕的。然而仰慕其人，不如师法其心；居住在他的居所，不如践行他的道。否则只是名声存在而实际废弛，屋舍很近而其人已远，正好徒然招来无穷的感慨罢了。既然如此，那么父兄师友的事迹，难道可以不放在心上吗？这项工程于七年二月开始，十月完成，第二年三月作此记。

译太一观记 太一神由来已久，屈原曾歌咏它，茂陵也曾祭祀它，说它是上天尊贵的神。它的事迹和效验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但后世对它的尊崇和信奉却更加深了。这确实值得尊贵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它微弱时反而显著，倒下后又能兴起，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呢？太一，是黄老之学所说的神。学习黄老的人大多尊崇它，往往借它来抬高名声。新城梅峰的祠，是浮丘师弟子的祠，却称作太一祠。过去炳灵中因火灾废毁，道士饶元初又把它兴建起来。觉庵道人朱明远请我作记。人们说：事物的成败毁兴都有时机，也有定数。所谓定数，都受到某种制约，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事物既然不是人力所能造成，而事物的毁坏又必定由人造成，那么后来也只能由人使它重新兴起并建成。这样说来，做人难道不也值得尊贵吗？所以人列于天地人三才之中，灵秀胜过万物；裁成天地万物、辅相天地化育的功劳，天地还将依赖人。圣人只担心人不能践行人的本性而失去人的类别，因此指示人走仁义之路，教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美善关系，用来纲纪幽明，施加无穷的恩泽。这就是圣人的道，不可以有一天熄灭。如今兴建这所废观，凡是一土一木，都能从自身的皮肤、筋骨、头发中取办，难道起初不曾求助于人吗？那么，人这一类确实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了。然而我听明远说：观中原本没有房屋，王冲和募捐钱财、筹集木料来建成房屋；观中原本没有田地，元初把从父母那里所得以及明远的田地拿来置办田产。这样看来，又不能不借助别人。人这一类确实值得依赖，也确实值得尊贵。百姓是神的主人，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可是人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抛弃人的本性呢？元初做道士时，明远和他的妻子实际资助了他；他兴建太一观时，又替他经营筹划并加以帮助。唉，人对神尚且如此，我不知道神对人又怎么样。幽冥之事无法知道；那些能够知道的事，最终又应当怎样呢？明远名通，是安陆人，妻子姓陈。本善堂记 从前圣人建造宫室，王公卿士大夫直到平民，都有正寝来安顿身体。今天的堂，就是古代的寝。寝称为正寝，不只是为了辨明方向、端正位置，大概只有正才能长久安居。我的朋友乔达之居住在京师，把他的堂题名为“本善”，这个命名的意义真好。圣人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有先后次序，但全都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必以此心为根本，此心又以此理为根本。知道根本，就知道应当止于何处。所以说“在止于至善”，又说“知道应当止步之处，然后才能有定；有定，然后才能安”。这样说来，达之的学问纯粹了。我与达之离别多、相聚少，奔走四方，家就像旅舍一样，想像达之那样安居，一天也不能得到；而达之几十年来，马蹄从未走出国都。我曾在心中羡慕，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到今天才知道，是因为他的居处找到了应当止息之处。有人说：人有一种善行，必定是由于父兄师友对他的深厚熏陶。达之的心意，难道不是取法于此吗？我说：这同样是一个根本。蕴藏美玉，必然滋润；培植兰花，必然芬芳。我从未见过蒺藜生长在梓树上。况且将要在这里奉养父母、抚育子弟，世代相继，除了善还能以什么为根本呢？他的堂名真美啊！达之听说后，请我写文章来记载。言语，是行为的枝叶。您现在正致力于根本，这些并不是当务之急。即便如此，我毕竟是您的朋友。闲暇时登堂，就把这篇文章作为谈论根本的文字吧。历山书院记 历山书院，是历山公建造的。山在古代东郡鄄城，相传舜曾在那里耕作，百姓因此祭祀他，来历已经很久了。公的祖父在国初来到山下居住，有斩将夺旗的功劳，死于国事，福庆降临到他的儿子身上，这就是提刑公。提刑公少年时便在军队中成长，能够继承先人的正道；曾以郎中身份辅佐征南军，众人商议屠杀长沙百姓，只有公独自争辩，坚决说：“杀害投降者是不义的，而且他们都是我们的百姓。”因此使将近百万人活了下来，最终任浙西提刑按察使。历山公凭名臣之子的身份侍奉宿卫，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出仕后任持宪节使，历任七道，入朝任神皋尹，参与枢密院事务，勤于劝学，所到之处总把这件事放在首位。他任官之余，又在乡里施行善政，于是建成历山书院。聚集书籍，划拨田地，继而供应廪米，以曹人范秀为老师。他的子弟和乡邻，凡是愿意学习的人都来这里。又担心粮食不够，便带领兄弟每年捐出粟麦帮助书院。提刑公的墓地在那里，于是写信与兄弟约定：“谨慎举行春秋祭祀，保护松树和楸树，彼此共同归向忠信孝悌。”又与子侄约定：“凡是能够穿衣行走的，全都入学；闲暇时学习射箭和驾车，准备颜行时说：‘不要荒废，不要放纵，不要做不善之事，以免辱没生身父母。’” 又说：“走两舍路才去请医生，等到病了怎么办？再收藏医方，聘请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等待愿意学习医术的人和乡里来求取药剂的人。”于是郡县把这件事上报主管官署，官府便正式定名为历山书院，并就地任命范秀为学官，督促教育事务。广平程某听说后感叹道：“这是古人的事业啊，其中有三难。不是适逢其时却做这件事，难。特意卓然去做众人都不顾的事，更难。何况资财并不充裕，却勉力去做，唉，难啊！他的考虑如此周全，是因为爱得深厚；爱得深厚，是因为把君主所仁爱的百姓当作自己亲近的人。由亲亲而仁民的心推展开来，忠孝之道就完备了。而且他知道舜应当受祭祀，也一定知道舜应当效法。鸡鸣而起，勤勉不懈地行善，难道不是舜的门徒吗？只看教导善行、继承善行做得怎样罢了。”范秀听说后请示道：“这本来就是我公建立学校的志向，请把这些话告诉大家并刻下来。”我说：“好！”至于屋宇、书籍、田亩等大略，碑阴已有记载。公的祖父名固，都斯姓巴约特氏，任百夫长；他的祖先率北方君长归顺国家，世代有战功。提刑公名华，善于治理法律、筹划征讨，声望很高。历山公名齐诺，如今任嘉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他笃志于学问，博通古今，具有经世济民的才略。他的家族正要兴盛起来了。

译安仁县新公署记 大德十一年，我随从皇帝到上都，闲暇时与安仁的倪仲宝谈话，谈到官吏治理。我认为，约束皂隶，简省追捕，施行德化于诉讼之中，把安抚百姓寄寓在征收赋税里，只要做到其中一项，也足以称为贤能了。仲宝说：“敝县的大夫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亲近百姓而不轻慢，勤于办事而不苟且。他刚到任时，因官署狭窄而且不整洁，便与僚属、属吏共同谋划，向大户筹集材料，以较好的价格雇工，迁到新址，扩建为听事堂、吏舍和鼓楼，几个月便完工了，崇高华丽、深广宏大，与以前完全不同。虽然这对治理没有直接关系，但百姓经过这里，心中和眼目都受到警戒，不敢轻易亵玩。再用善政善教来辅助，或许就可以了吧？”我说：“是的。唉，百姓望见官员的车服，内心便改变；想到自己曾经受到他的庇护，便互相告诫不要犯法，这是良好风俗的形成；但他又凭什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种效果呢？主管地方的人不能不思考。推究到最后，这也同样是父老们的责任。”仲宝说：“是的。父老们治理地方，希望您记下公署建成的事，并借此告诫大家，刻在碑上。”县大夫是常山赵某，主簿是东阳叶某。万里防记 临川邹众仁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万里防”，先请涿郡卢处道题写匾额，又请我作记。邹氏大概是名门，众仁的祖先曾任显贵官职，几位父辈都是闻名人物；他作为名门子弟，才华又优异丰茂，有志于当世，确实想渡过蒙汜、登上昆仑，施展自己的长处，所以特意把自己的寄托寄寓在朝夕相处的居室中。人的身体不过盈握大小，却能包容天下万物；处在深幽之中，却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虽是万物却不被万物所拘，虽非神却具有神妙作用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心吗？所以不出门户就能知晓，不窥窗户就能看见；没有朝向与背向，没有出仕与退处，而八方荒远之地始终都在我的门内。哪里只是把万里作为防守对象呢？可是自从昏暗与蚀损相互交替，田界分裂、山崖沟谷各自长满杂草以来，心神曲折昏暗，放荡而沉沦于浮沉之中；接着狂风烈火迅疾而来，方寸之心全被焚烧，那么即使抬起一只脚也会被绊倒。在这种时候，防守万里又有什么意义？况且您正有四方奔走的使命，像蘧庐那样暂时居住，像旅舍那样苟且停留，难道您会与这座居室长久相伴，还是会把它弃置呢？所以我说，您只是特意把自己的寄托寄托在这里罢了。那么又何必作记呢？即便如此，姑且试着说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安静更好的；凭着您美好谨慎的品行自我持守，好学不倦，专心致志，日益进步。按照这种道理，心灵之气会聚集，明智之光会发扬，充满上下四方的空间，贯通往古来今的时间；深入造诣，达到绝高境界，没有人能超过您。这样看来，我将无法再赞助您窗牖之间的功夫了。哪里只是万里而已呢？您请我作记，实在是在从楚地到燕地的那一年，这一年是至大元年。禅智院记 黄州欧阳山禅智寺的比丘道清，于宋庚申年渡江到吴城，开辟土地建造房屋，仿照他的老师塑像，供置老师的书籍，在门上题写“禅智”，表示不忘根本。不到两年便去世了。他有两个弟子，名叫永昌、永材。永材主持事务时，乡里人金文福夫妇停止自己的衣食供给，帮助缔造房舍，并度一名弟子出家，名叫正璨。过了五年，到至元二十三年，正璨继承永材，便亲自尽力增修房舍，使它粗略可以列于寺院之中；金文福夫妇又拿出全部田地一百多亩，施舍给寺院。佛殿有了，经藏有了，僧堂有了，常住田也开始有了，寺中僧人可以吃饱饭、安稳居住了。今年冬天，正璨把这件事带到京师，请我作记。佛事已经兴盛，我还能赞美什么呢？只是那些普通男女经营生活，非常劳苦；他们忘记饥渴，冒犯寒暑，在细微渺茫之处计较，在无边无际中奔波，积少成多，积寸成尺，然后才免除饥寒的困厄，又想到积蓄财产留给子孙。彼此相看，年纪越来越老，一旦亲手把积蓄全部交给别人，虽然心中被福利的说法所束缚，难道这还是他们当初经营生活的本意吗？像金文福夫妇这样的人，确实值得记念。因此，那些吃得饱、住得安稳的人，更应当思念他们不忘，并希望把他们的事托付给不朽。于是我为他们作了这篇记。妻子姓骆，没有子女。至大元年某月某日记。

译鹿泉先生贾公祠堂记 鄂江处在要冲地区，我世祖皇帝治理南夏时，曾在这里阅兵。不久朝廷派遣元臣，鄂地成为王土，于是精心选拔忠良文雅之士来镇守安抚这里，促进人民和睦，不到两年江南一带便完全安定。大禹足迹所到之地，那里的官吏、百姓和父老感念父母般的再造之恩，不能忘记。鄂地于是建有大元兴寺，又认为还不足以彰显讨伐平定的功劳，于是鄂地设置为武昌路。那位忠良文雅的人，就是鹿泉贾公；后来也已在学校里享受祭祀。至大元年，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继承大统，凡是先代正直之臣中能够辅佐皇帝平定四方动乱的人，无不加以褒奖显扬。于是追赠公为推忠辅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定国公，谥文正；配偶李氏为定国夫人。鄂地士民共同拥戴圣明天子的崇德报功之仁，而公的功劳如同重新显现，于是向有关官署请求，希望重修公祠并把事迹刻在石上。广平程某恰好奉使来到这里，因而请我作文。程某说：“公的盛德伟才，天下都在传诵，不只是鄂地如此。至于他的渊源始末，都隐秘地保存在史官记录中，后世或许有不知道的，何不就此把它记下来呢？”众人都说：“幸甚。”公的祖父是河东襄献公守谦，父亲是蔡州观察判官颐，母亲是孙夫人。公四岁就能背诵《孝经》。定宗时，他任省中从事，有人夜里送给他一锭黄金，他拒绝收下。皇上听说后赞叹，每月按黄金的数目发给他银子。世祖皇帝即位，召他进入宰相机构，把心腹和喉舌般的重要事务托付给他；他随从北征，常常在马上进讲《资治通鉴》。有人说百姓富裕而且将要反叛，公进言说：“盗贼起因于饥寒，没听说因富裕而起盗。”有人说：“山东难道不富裕吗？”公说：“只是璮的权力太重罢了，而且如今只看见城市百姓奢侈，郊野本来还有饿死的人。”皇上深以为然。金朝灭亡后，贵族之家有些人沦为奴隶，公全部上奏请求免除。皇上召集百官，命公逐项列举他的俸禄，公说到自己现有的俸禄时，皇上惊讶，想增加给他。大臣说俸禄等级不可紊乱，便推荐公任执政；公说：“宰相属官尚且不是我的才能所能胜任，我坚决辞谢。”皇上命太傅贞宪王巴延南征，任公为行宣抚、商议中书省事；许多防守功劳都得益于他的谋划，公却独自辞谢赏赐而不接受。王师向东南进军，留下公镇守鄂地。公搜集兵员，储备粮食，减免赋税徭役，养育士卒，兴办学校；饥饿者给饭，患病者给药，前来申诉者予以救济；平等礼待老年人，详细询问利弊而兴利除弊。邻近境内乡里仰慕他而归附，车载道路、遍及百城，纷纷顺从，这还只是他治理余波的表现。公任宰相时，凭国家栋梁般的才器契合皇帝心意，辅佐国家兴盛，与太保刘公及诸位贤臣斟酌古今适宜的制度，建立一代法制；兴办学校，访求贤才，宽缓刑罚，减轻赋税，按照名分考核实绩，为官职选择人才，使朝廷内外各自称职。中统至元初年，号称典章法度极其完备盛大，万世都可以遵行。唉，那真是久远了。大概公嗜好读书如同嗜好甘饴，从没有一天荒废；他的谋划施为全都出于经义，以仁爱为根本。他在鄂地三年，在洪地二年，善政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最显著、人民不能忘记的，也不能不叙述。蕲黄发生叛乱，公命令将领前往。将领说：“鄂地一定会反叛，请先攻鄂。”同僚都大为惊惧。公说：“我在这里已经三年了，这里一定不会有别的情况，请允许我用全家百口担保。”鄂地于是免遭寇乱。商议东面军队捕捉逃亡者时，公说：“那些百姓有什么罪？立即传檄武宁，将逃亡者斩首示众。”豫章发生饥荒，公恰好到达，想赈济众人却被认为不可，便说：“一定要请示中书省。”公说：“这样一来百姓就成了鱼，难道还要我负责偿还吗？”于是按人口发放赈粮，使数万人活命。他安抚、慰劳、招徕百姓，周到细致，一如治理鄂地时。百姓曾经接受故国官署的文书，有关官署急于追究。公便下令让他们自己焚烧那些官署文书。捕获都昌僭越称号的人，他供出延平百姓。公说：“囚犯只是想稍微拖延罢了，立即杀掉他。”他的存心往往如此。公顺应性理，志向与自身行为相符；办事亲于孝，居处恭敬。他的辞章和高尚的操守足以称许其人。诏使来到鄂地，士民上表陈述公的功劳。公取回诏章后，说：“我有什么功劳呢？”云中老妇有三个儿子：一个从军，一个杀了兄长，议论者主张宽赦他，以便奉养母亲。公上奏说：“杀兄是大恶，应当体恤母亲，免除他的死罪。”那个从军的儿子，至今仍被谈论者称赞。传记不是说过吗？凡是防备五刑，都必须从天伦亲情入手。即使是做司空城旦劳役的人，也还知道这一点。公有五个儿子，个个都勤勉有才，负有当世之才。长子任济宁牧，次子参与朝廷议论；如仰望高山一样令人敬仰，文采盛美，仿佛公还活着。天道并不偏爱亲近之人，却常常帮助善人。这难道不是这样吗？这难道不是这样吗？公世代居住在鹿泉，名居贞，字仲明。六十岁时在豫章去世，葬在真定获鹿县北面的牛山。召南的事迹已经流传很久了，记述它的人说：“教化在南国彰明，德化在江汉流行。”谈到他的人吟咏感叹，涕泪纵横而不能停止；爱戴他的人甚至不忍冒犯他所保护的地方。等到想寻求他施政、言论和行为的概要，却遥远得无法听闻。回头从世家史料中查考，也不过出自《六艺》的文字。大概越是求取不到，思念得就越不能忘怀。只能再三吟诵那些诗篇，想象其人，感慨仰慕罢了。因此我对于公的事迹，私下有所感触，便详细记载下来，使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其中的详情，效法他的心志，践行他的足迹，忠于君主而仁爱百姓。千年以后，观看这篇记的人仍然会有所感发。难道仅仅是想象、感慨和仰慕而已吗？这就是这篇记的主旨，所以不嫌烦琐地写下这些话。《雪楼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雪楼集》卷十三，元代程文海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