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楼集卷十三　　　　　元　程文海　撰记

译《汉川县学记》。九泽筑堤之后，云梦一带得到治理，然后这片土地才开始有人居住。汉川就在这个区域内。这里土地辽阔，水流绵长，来此定居的人不过是种田和捕鱼罢了。若有人能够兴办祭祀礼乐之事，就应当把他看作卿云、景星那样的祥瑞，本来就很不容易遇到。我曾经在春天巡视这个县，回头对县教谕季国珍说：“学校不整治、不兴办，怎么谈得上施行政教呢？”于是把宫墙的规制给他看，让他和县里的官吏商议改建。可是士人少，官吏又懒散，没有人主持这件事。大德十一年，县令郑国惠君到任，士人们诵说从前的话，县令慨然带领县教谕李孝纯，一同把旧庙迁作讲堂，并建造新庙。至大元年秋天开始筹备工程，二年春天礼殿落成。礼殿进深四十二尺，面阔增加四尺，高度减去十尺。两侧廊庑排列着四斋，中间敞开，设有防门；厨房、仓库等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四周环绕着三千尺的矮墙。又建了棂星门作为出口。工程用工一万多人，粮食六百石，纸钞四万余缗，全部取自儒士和富有而贤能的人家。然而本县登记在册的儒户只有九家，这实在很不容易。工程刚完工，我又奉使命来到武昌，李孝纯、季国珍带领诸生前来对我说：“今天的学校，是您的教导，也是县令的功劳，不能不记载下来，所以冒昧来告诉您。”我对他们说：“县对于百姓最为亲近，教化对于百姓最为急迫。” 学校仿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实际上却是有功的。况且诏书接连颁下，劝勉人们兴学，谁敢不敬奉？声教与土地一同传播，直到四海，怎么可以自甘鄙陋呢？如今你们这些县令、县长、士人和百姓，务必要把应当首先做的事情做好。”这话说得好；然而，树立教化的根基、营造求学的场所，也另有应当做的事情。县令、县长、士人和百姓，难道不也应该分别承担这项事业吗？治理教化和学业的成效，与房屋建筑的成效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回去见到贤能的县令、县长和士民，试着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并且记住，不要忘却。县令名政，字舜卿。主持工程的是直学曹谔，掌管文书的是张至道、林文瑛。《黄龙佛殿记》。武昌黄龙寺大比丘、宻印圆照长老向白雪道人行礼，说：“我佛如来有一位大福德善知识，名叫静山居士。他常常以宰官的身份出现在我佛如来的道场中，奉持恭敬之心，能够舍弃难以舍弃的东西，营造种种庄严之物作为供养，愿以此报答国恩。”当时持地菩萨心生赞叹，显现大神力，在宝坊中涌出白金，布施给我佛如来的常住。十方的善男子、善女人听到这一因缘，全都发心皈依三宝，以正智而没有吝惜。因此我现在诚心发愿，增广并庄严我佛如来的宝殿，使它如同大梵天宫；在殿中供养现世无量寿佛的宝座，为之祝愿赞叹。我现在思量，怎样才能报答恩德，使大招提寺的稀有功德全部圆满，使佛事兴盛昌明？我现在发起回向之心，完全依照居士的愿望，乃至居士以及诸位大善知识，乃至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都凭借这一功德因缘获得安稳快乐；佛法住世，也同样如此，世世生生不发生变坏，不遭受诸苦。我现在恭敬礼请，希望您留下几句话，也使功德更加坚固。”道人说：“好啊，好啊！长老成就了种种一切功德，深邃微妙，又不自我夸耀，欢喜地把功德回向众生，实在是稀有。” 我在经藏楼阁、堂屋和房舍方面，已经预先作过授记；如今圆明宝殿将要完成，我又来了，这应当是我与佛有缘。我现在也发起广大的回向之心，用来报答国恩，完全依照居士和长老的愿望，同心赞叹，永不退转。我现在为你们说四句偈：“我佛无所住，也无所不住；没有生灭，也没有增减，这就叫作大道场。”道人说完这首偈，十方三宝、四众弟子都欢喜，为此作证明。应当按照我所说的刻在石上，奉行不违。时在至大二年某月某日。《武昌路观音阁记》。人如果没有水和火就不能生存，而水火一旦成为祸患，有时又会使人无法生存。沙羡作为一郡之地，地势低洼，风势强烈，居民不能免除水火之患。水患虽然有防备，却仍然受火灾困厄。至元二十七年，长官听取父老的意见，在市中建造重屋，供奉白衣大士，并在那里祈禳。此前我曾一度到这里询问察访，每当灾患发生，警戒和准备往往没有一夜空闲，而救援一到，灾患就立即平息。父老对我说：“这是大士的力量。”至大二年秋天，我又因出使来到这里，看到屋宇加高而且扩建了，远望高峻华美，气势如同直入云中的高台。我停留了几个月，温和的风很少刮起，父老又说：“这是官府的恩赐。”我问其中缘故，他们说：“原来的屋子已经破败了，行省郎中上报请示、下令承办，竭力兴办这项工程。从上宰以下，有同僚，有郡县，有士人百姓，全都欣然赞助此事。”如今火灾发生得更加少了，不是恩赐又是什么呢？于是请我为它作记。我读《春秋》，凡是并非人为造成的火灾，都记作‘灾’。唯独鲁哀公二年五月，鲁国司铎失火，延烧到桓公、僖公的两座宗庙，也同样记作‘灾’。难道不是因为守护先君宗庙，却像这样防备不严吗？如果直截了当地记载，又不符合为鲁国避讳的义理，所以宁可曲笔迁就它吗？” 传述这件事的人不知道其中缘故，竟然歪曲圣人的言论，诬称这是天意。况且宋国、郑国曾经发生火灾，它们的有关官吏有的在事情发生以前就作好防备，有的在事情发生以后加强防范；考察它们的设施，细微之处都完备了，然后才命令在玄冥之神那里禳除灾祸，在四郊以马祭祀回禄，在盘庚处祭祀，命令四乡恭敬地举行盛大祭享，并作为社神，在四方举行祓禳。这样看来，抵御灾害、防止祸患，自有先后次序。丞相达尔罕公在沙羡任职时，另行登记役夫一千名，准备随时涂补、修缮。又在高台上悬钟，望见哪里起火，就敲钟发号召集，因此火灾刚发生，救援便立即赶到。祈禳之地又加以严格整治，那么先后在这里任职、巡视和宣导的人，全都尽心于民事。像这样，实在不能不记载。虽然如此，屋檐栋梁排列得像梳齿一样，如果只是徒然祈求神灵侥幸保佑，依仗官府恩赐，而不把积存的柴薪移走，烟囱堵塞却安然不理，一旦忽视之处发生变故，那么即使化身千百亿，每一身都各有千手千眼，恐怕在仓促之间也仍会救援不及。这样看来，人应当尽力做的事情，本来是有明确所在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希望父老们及时教导告诫百姓，于是让人把这些话刻下作为记文。省宰、故丞相额森布哈、平章程鹏飞、呼喇美、格济格右丞、斡鲁参政、伊巴喇忻郎中、王柔、必都喇卜丹员外郎、托里、沙木斯迪音都事魏弼、郭时可、张德荣、乔宪等人参与其事，实际主持这项工程的是郎中布达实哩。

译《疏山白云禅寺修造记》。大雄氏的佛寺遍布天下，得到土地的约有十分之六七，得到人才的约有十分之二三。西江以西山中的佛寺，向来以大疏山为首，其次是近疏山，因此我知道疏山得到的人才最多。从前疏山兴建时，大概已经有人为它作过记，所以我只记住持禅师使它兴盛的事：自从住持到这座山来，至今已经八年。第一年，僧堂焕然一新；第二年，宫殿重新涂饰丹青，庄严佛像、设置供养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第三年，在抚州建造下院，又在金溪县建造一所。第四年，凿山建园，种桑、种桐、种茶；凡是山中大小屋舍，也都整修一新，并用余力取得化城洲的土地。第六年，又凿山种柳，树株有两万多棵，开动水碓、水磨，并建屋加以覆盖。第七年，架设万岁阁。第八年，楼阁建成，装饰设施全部齐备，刻画一万尊肖像，并创建两座库房来增加财用。这八年之间，没有一天不办事，没有一件事不取得功效。这样以后，祝尧的朝廷和布金的佛地，才开始深邃华丽、开阔宏大，崇高杰出而光辉显赫。居住的人和经过的人，没有不欢喜赞叹、瞻仰尊敬，并在心里说：“住持真是善于住持的人，住持还说没有什么可做的吗！”明年我们还要新建香积厨；再过一年，我们还要新建西堂；再往后的明年、明年，将有无穷无尽的事业，我们的事业也将无穷无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五年〕 于是山中的人都又惊讶又佩服，希望我记载这件事。佛的道理，并不是借助宫室来显示殊胜，也不是依靠田园来使供养丰足广大。然而，人若要学习佛法，就有些事情非人不能做，难道不应当先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况且佛本来也是人，他刻苦修身、闭塞情欲，没有空闲顾及这些事。如今学习佛法的人，既不能学习佛的修行，又不去做常人应做的事，那么我对这种情况，实在无法给它命名。现在疏山之所以兴盛，是得到人才的结果。记下这件事，是希望后来继任的人继续做他所说的无穷无尽的事业，不是吗？住持是番人，是器资尚书的后裔，是楚山上人的法嗣。大德六年，山中寂静，疏山没有住持，众僧推选十人，在佛住独吉中占卜，结果吉利；再次占卜住持人选，又得吉兆，于是上报朝廷，朝廷赐予玺书，任命他为疏山住持。他便从径山来到这里，回来后以清净自身向佛发誓。这样看来，佛本来已经认可他，而且又考验过他了。住持大概能够做到在无所住着之处生起他的心吧？既然如此，疏山的兴盛哪里值得用来称述住持呢？至大四年二月八日记。《承庆堂记》。皇上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皇庆。朝廷奖勉官员、延长恩赏，恩泽流布四方。百官七品以上，对于祖先曾经为国家建立功勋而后代官位尚未达到的人，按次序追叙先世荣誉，赐予特别恩典。宝源库提举浑源孙君谐的祖先就是这样。三月，诏令追赠曾祖父中奉大夫、武备院使、护军，谥号忠惠；祖父荣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谥号正宪；父亲正奉大夫、大司农、上护军，谥号文庄，爵位都为神川郡公。他们的配偶都封为郡夫人。孙谐接受诏命后，到宗庙报告。集贤司直赵克敬替他书写隶书，给他的堂屋题名为“承庆”，以此夸耀皇上的恩赐。冬十一月，赵君带领孙谐来请我作记。考察孙氏的先世，最初有人凭借制作铠甲的技艺得到太祖赏识，随军征讨，取得名位。后来子孙相继，都能建立功绩，做到高官，成为当时的名臣。他们所到之处，都把保全百姓、树立风节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世人称说勋臣之家，必定会说孙氏。孙氏所承受的福庆，源头已经很远了。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世，谁不希望光耀前代而使后代富裕呢？上天对于人，善恶、灾祥的感应从来没有丝毫差错。像李英公一类的人，凭借风云际会建立功勋，功名刻入帝王的典册，临终时还情意恳切地告诫子弟要为门户着想，然而不过两代，家族就覆亡、宗族就被灭绝了。等到考察他起家的经历，才知道他原来是跟随群盗起兵的。人用来遗留给后代的东西，确实自有根本和末流之别啊！善恶的积累，会随着子孙贤能或不肖而显现。形体修长，影子就长；声音洪大，回声就远。像孙氏这样的人家，大概可以接近这种境界吧！积累福德的人既然善良，承继它的人也并不差。当初，孙谐任提点利器库时，守丧制度还没有实行。他因父亲去世而离职，泣血守丧三年。服丧期满，尚书省建立，又不愿出仕。于是闲居了七年，才接受现在的职务。唉，谁不想得到富贵呢？他的操守能够这样，难道不能称为贤能吗？孙氏自忠惠以来，执掌军政、持有符节，接连佩戴圭印组绶，显赫地照耀世人，却从未有一天舍弃祖先的事业，这也足以看出他们所承继的家风了。孟子说：“制铠甲的人只怕伤害人，制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不谨慎。”沿着这种心意推行下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厚待他人呢？假使孙氏的子孙始终像忠惠、正宪、文庄三代那样，那么这座堂的福庆难道会有穷尽吗？努力继承它吧！孙谐字和伯，他的兄弟、子侄都孝顺友爱，能够继承并维持家业，事情就是这样。《升平桥记》。临筠与鹄山交界处、鹄山南面，在灏江上架有一座桥，名叫升平桥。灏江水流湍急，每年都毁坏。至大元年春天，里长黄应瑞观察桥下游的水势稍微平缓，便谋划把桥迁移过去。他换取族侄的田地来修建桥址，又买下晏氏的山来开凿石料，改建成石桥。挖地一丈多，发现旧桥的桥桩十多根、石佛像十三尊，原来就是旧桥所在之处。黄应瑞心中十分高兴，于是在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工，第二年三月八日完工。桥长十丈，宽七尺，高度与宽度相同。桥上建有七间屋宇，共用工六千五百人，花费一万五千余缗。又在桥边建了一座庵，供奉石佛，由粮田供养过路的道人守护。黄应瑞的妻子邹氏拿出簪钏首饰来资助这项工程。桥建成那天，行路的人歌唱，休息的人诵读，烟雾笼罩的山峰和流动的泉水呈现出各自的景色，使桥的胜境更加增色。皇庆二年，他的孙子黄允武来到京师，请我作记，说：“这是乡民的意愿。”并且说，黄君一生喜好义举，曾经在上高县境内建造两座桥，一座叫新桥，一座叫大浒桥；又凿通新喻檀岭的道路数里，在路旁建造房舍，以方便参加防山劳役的人。像这样的事很多。我看到价值万金的资财，世上常常有；有人连一根毫毛也不肯拔下来有利于天下，却喋喋不休地说“我在行善，我在行善”，不过是谄媚土偶，实际上只是巫觋在求取福田罢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黄君大概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吧？从前有人因为结茅屋让蚂蚁渡过而取得高科，黄君所救济的人已经很多了。黄君本来就是涪翁的后裔，出自盛德之家，又不断疏浚增益家德，他的家族兴盛是必然的。黄君年过八十，耳聪目明，牙齿和头发都没有衰败；儿子和孙子都谨慎厚道、专心求学，这未必不是他所得到的报答。唉，这也只是乡人的话。黄君心里究竟怎样想呢？把这篇文章交给黄允武，让他回去刻在桥上。黄君字国祥，人们根据他的居所，称他为晓山老人。正月某日记。

译《致乐堂记》。周氏一族在番地兴盛。咸淳年间的进士周名垕，是周氏族人中的贤者。他与庐陵刘防、孟广信、李明通一同登门拜访丞相江文清公，因此在江南享有声名，被授为同知广州事，却没有赴任。他的儿子周应极，字南翁，也很贤能。刚到成年就失去父亲，侍奉母亲孝顺谨慎。他在四方做官游历，但心思没有一刻不在母亲膝下。大德丁未年，他任翰林待制，在春宫侍奉皇上，诏令准许他迎接母亲来奉养，并且命令有关官员按照礼仪护送。第二年，他奉母亲来到京师；又过一年，他侍奉皇子讲书，朝廷每月给他的家中发放廪禄，升任集贤司直。于是集贤大学士郭君给他的堂屋题名为“致乐”，他来请我作记。做臣子和儿子的道理，不过是忠和孝罢了。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却说，忠和孝并不是两条道路。如今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推行锡类之仁，使儿子侍奉君主时能够兼顾奉养父母，这是皇上的恩赐多么深厚啊！那么，怎样才能使父母得到快乐呢？母亲难道不会说：“我儿子能够奉养我，是皇上的恩赐。难道可以不尽忠吗？”以忠诚报答皇上，正是母亲感到快乐的原因。拿着俸禄却怠慢职事，连这也不能叫作奉养，何况能够使父母得到快乐吗？忠诚的道理，就是尽心竭力而已。侍奉君主，必须能够献出自身；侍奉父母，必须能够竭尽力量；对兄长恭敬，对弟弟友爱，对朋友守信；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违逆；仰头不感到惭愧，低头不感到羞怍，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忠。忠的道理完备以后，才可以使父母快乐。父母快乐，孝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孝顺的人必定忠诚，忠诚的人也必定孝顺。忠孝之道并不是两条道路。南翁要努力啊！不然，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即使每天用三牲奉养父母，仍然算是不孝。”凭着你这样的贤能和才干，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我还要这样反复劝说，是因为这正是天子对臣下的期望、母亲对子女的期望，也是贤者对朋友的期望。南翁要努力啊！皇庆二年二月某日记。《遗音堂记》。皇庆二年春正月八日，我经过左司唐古公的居所，只见四壁空空，十分冷落，只有一株梅花，床上放着鸣琴，左右摆满图书，我对此大为惊异。唐古公促席与我交谈说：“古人之所以成为古人，为什么远远超出常人这么多呢？他们留下的话和留下的行为，都在那里，可以效法，可以学习，可是最终没有人依此去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今人不如古人吗？我行古人的道路，也已经是古人的行为了，难道还一定要说‘古人啊，古人啊’吗？”我更加惊异。后来有一天，他拿出“遗音堂”三个大字给我看，说：“我用这个名字题在左丞野云廉公的堂上，并且为它书写匾额。群贤见到后都作诗歌咏，你应当为它写篇记文。”我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以前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这就是‘遗音’的道理啊。声音从虚无中发出，进入寂静之中，铿锵地响起，又幽远地停止。古人的声音，已经寥寥不可听闻了。现在还能听到的，不就是他们留下的话和留下的行为吗？考察他们说过的话，探求他们做过的事，就像有所听闻，又像有人在耳边提携教诲。这样，古人的遗音就可以知道了。廉公这个人，我早已听说过。凭借功勋世家的出身，做到接近丞相的高位；处理政事公平宽厚，公正清廉而不贪婪，〔此处字迹有误〕而不刻薄苛严；亲近贤人，礼遇士人。正当盛年便辞官归去，与木石为友，与鱼鸟亲近，玩味天地的盈亏变化，阅历寒暑的往来更替，淡泊得仿佛与世事毫无关系，获得了古人的高尚品格，我很敬重他。廉公曾在朔方、江南求学和做官，谨慎敏捷，博学通达；由御史历任吏部，进入中书省等朝廷机构，受到天子的知遇。进身任职时，便竭尽心力来辅佐治理；退居闲处时，则弹琴读书，以享受自己的天性。大概只有与廉公同心同行，即使交换处境也都会这样做的人，才差不多能够说出古人留下的话，实行古人留下的行为。用“遗音”为廉公的堂名，难道没有深意吗？若不是廉公，就没有人懂得这个名称；若不是廉公，也没有人配得上这个名称。声音啊，声音啊！我担心听的人不懂得二位公的志趣，反而在琴弦上寻找古人，所以依次整理他们的话，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应州觉兴寺长明灯记》我寄居在京城东北角，与如今任知枢密院、开府的公相邻，而且我们两家有两代的交谊。一天，他对我说：“先王积累德行，尽心效力于本朝。天子圣明仁厚，思念先人的旧日功勋。我的曾祖父以下都追封为泰安王，曾祖母以下都追封为王夫人。余庆所集中，我又忝居机密近臣之位，早晚都战战兢兢，不知用什么报答皇上的厚恩。奉祀先祖、造福后代，现今世上求取福慧利益的人，都必定从佛法中寻求。我心中私下仰慕这种做法。去年夏天，我奉诏到五台山为皇帝祈福，回来时经过应州，修建觉兴寺，向佛行礼，抬头看见长明灯光明灿然，静静照耀，仿佛有所感悟。于是想到：‘使我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尽忠尽孝，不辱没祖先，接续祖先的光辉和灯火，不应当像这盏灯一样吗？’于是捐出白金五十两、楮币五百缗给寺院，用来延续这盏灯的光明。请您为我写下这件事，即使这只是布施中的小事，不足以劳动您的笔墨，也希望借助您的文章，使我的志愿昭示给后世。”我说：“好啊，好啊！”我对佛经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长明灯的道理大概是可以明白的。所谓光明，就是灯；使它长久光明的，则是油。灯没有不明亮的，但若不继续添油，光明就会熄灭。人没有不具备善性的，但若不以德行继续滋养，善性就会熄灭。公的祖孙四代显贵兴盛，正如灯的光明延续了四代；由四代延续到百代，以德行继续承接，正如灯的光明延续到百代。善性不应熄灭，应当像这盏灯一样长明。推究公的心愿，就可以预知公家世代的福泽。眼睛并非没有视力，只是要依靠光才明亮；心并非没有知觉，只是因接触事物才受到感发。公既因长明灯而感悟到善，后来一定还会有人因感念公的善行而继续这盏灯的光明；这样，公的布施便无穷无尽，福德也不可估量。用这种方式来报答皇上、奉祀祖先、造福后代，可以说是善举了。公娶完颜氏，十分贤德。儿子小和尚、福安等，也都是好孩子。我又知道，他们一定能够世世代代守护忠孝，承继父祖美德，流传得越来越远，光辉越来越盛，就像这盏灯长明不灭一样。公名额森特穆尔，官阶为开府仪同三司。

译《永新州医学祭田记》国家以仁爱对待百姓和万物，没有不竭尽其道的。天下各郡县都建立医学，设置官吏，和儒学同等对待。医术对于百姓的功劳非常大，确实是治国者应当优先重视的事情。古人把医业比作宰相的事业，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大德初年，王东野任吉安路永新州官医提领七年，升任本路副提领。至大四年，他赴京师接受调任，改任临江，但尚未成行。徽政院使罗司徒推荐他的姓名，兴圣宫命他担任太医。几年之间，三次赐给他楮币，总计七千五百缗。皇庆二年夏天，又命他乘驿传返回江南，迎接妻子儿女。他最初任永新官医时，亲手建立庙学。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都在三皇神位前举行祭祀，费用只取自医家。到这时，他把所受皇上赏赐的全部财物，买田五十亩交给学校，用来供奉春秋祭祀。他回朝拜访我，请我记述东野的事迹。东野是永新人。祖父文信、父亲庆隆，都有善行；他的祖母也很贤明，日夜督促东野学习，从不懈怠。东野从小就喜爱仓公的医术，最终成为名医。等到受到宠信任用后，凡是所得赏赐，都不拿来厚待妻子儿女，也不拿来供奉僧道，而是专心在乡里的学校买田，来减免百姓的征敛，可以说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唉，永新的读书人，既然不再有向官府供应物资的劳苦，又正逢国家尊崇医学的时期，更应勉励自己的学业，扩大那颗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这就是东野的志向，也是国家对他的期望。凡是在这所学校任职的人，也都应当勉励自己啊。延祐改元二月初一记。《虎林山大明庆寺重建佛殿记》佛鉴慧照净戒大师居住在杭州虎林山大明庆寺的第三年，寺院遭灾后已经恢复并修缮完毕。大德癸卯年又遭火灾，大师十分恐惧，说：“难道是我的道行衰微、德行浅薄才导致这样的吗？还是万物的成毁自有定数，地势的兴衰也有时运呢？唉，灾祸竟这样严重！从前三吴的士人输送仁心、奔走行义，片刻也不耽搁，又纷纷捐助重建。我难道能安心旁观吗？”于是卖掉自己在越地的私田，首先前往拜见宣政院使张闾公。张公也拿出官府钱财倡导捐助，于是贡献木材、馈送财物的人又从四面八方赶来。丙午年，正殿建成，地基比初建时更加高大，规模也超过从前；上下观看、登临进退之间，景象焕然一新，令人动容。寺僧子永庄严布置诸天神佛的形象，端庄严肃而又奇妙美丽，仿佛亲眼看见佛陀显现一样。这难道不是凭借大师坚忍不拔、真诚坚定的努力才做到的吗？若不是这样，谁能完成这件事？考察此寺，始建于唐代，盛于宋代。景定年间有佛慧大师，在这里弘扬戒律教法，于是成为国家的祠坛道场。到了我元代，寺院更加扩大，每年按时由百官集会，祝祷圣人长寿。大师名嗣良，道行高深峻拔，常游历天台、雁荡之间；居住此寺时，曾两次离去又两次回来。寺院接连遭灾，于是把复兴寺院作为自己的责任，最终依靠他得以振兴。佛法的广大，本来不必依赖高大的栋梁、宽广的屋宇；但是没有这些建筑，也就无法达到崇高的规模，寄托人们的瞻仰之情。大师说：“这项工程，我主持事务的人员也确实辛劳，不能不把它记下来。”于是请集贤侍读学士赵君孟頫向我求文，我谨慎地写下此记。延祐改元某月某日记。《太和州重修快阁记》庐陵有一座楼阁，是全郡最美的地方，位于太和城东南的城墙上。县令、太常博士沈遵给它取名为“快阁”。等到黄太史庭坚继任而来，在阁上作诗，快阁的名声便传遍天下。大概从豫章流来的江水五百多里，江道盘曲、峡谷收束，舟船牵挽艰难，水势郁塞狭窄，令人惊心动魄；到了这里，山势平缓，川流舒展，开阔的水面像帷幕揭开，跃动着如龙蛇伸展、鹍鹏停息，登高四望，舒畅之感自然可以想见。县中改为州治以后，官府事务繁多，游览之事荒废，楼阁坏了，先后改作马厩、驿站和审理诉讼的场所，修了又毁，哪里还知道有所谓“快”呢？至大四年，州侯圣阴和副职杨学文商议重建，但州侯被征召为监察御史，便留下俸禄五百缗，嘱托寄居当地的高安尹严用父完成此事。不久郎侯祐到任，意见终于一致，于是选材征工，拆除旧阁而重新建造。建成三重房屋，每重十楹；前面是阁，后面祭祀太史，中间是宴饮休息的厅堂。三年完成，不急不缓，房屋比旧时更加宏大，而百姓竟没有受到什么打扰。登上这座阁楼，只见天空高远，江水深远，阳光展开、阴云聚合，田野里禾黍满眼，舟船行驶如飞；这片仙境般的胜景，仿佛才刚刚开辟出来。第二年，高安尹的孙子庄侍及其兄长威来到京师，拿图来请我写记，并且讲述州侯的政绩。我虽然没有登上这座阁楼，私下却已经替它感到快意，于是告诉他们说：“州名叫太和，是天下大治的称谓；阁名叫快，是人心自得的意思。治理希望达到大治，百姓希望能够自得，这两者大概是相互需要的。百姓不能自得，却要求治理达到极致，是很难的。山川景色即使优美，百姓又哪里有闲暇登临游览呢？” 唉！太和本来是县邑，如今却成为州治；州守地位尊贵，却能亲近下民；下民处于下位而敬重上官，上下各自安于本分，这难道不是百姓自得的证明和天下大治的征兆吗？懂得这一点，那么这座阁楼的胜景，难道只是全郡最美吗？我写下这些话留给他们，让他们刻在石上。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刘冲、萧佐。延祐元年九月初一记。《古卫城崔府君庙里门记》卫州的汲县境内有古卫城，城东北角有一座庙，是汉代崔府君的祠庙。府君名瑗，字子玉，顺帝时凭茂才身份任汲县令，居官七年，多次提出有利于民的建议，开垦稻田数百顷，百姓至今仍祭祀他。庙宇屡次废毁，又屡次兴建，历代朝廷都有封号。至元年间封为灵惠齐圣广佑王。皇庆二年，居民吴德修建里门来表彰他，他的儿子实益又使门楼增添了文饰和壮丽。吴实益请我写记。唉！王离开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百姓对他的思念仍未泯灭，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作为县令确实善良仁厚、足为后世借鉴吗？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初一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婺源山万寿灵顺五菩萨庙记》五显神，不知起源于何处。在徽州的婺源以及吴、楚、闽、越之间，人们都祭祀他。历代封号非常尊贵显赫。宋德祐元年，庙宇被寇乱焚毁。当时乡人汪元龙镇守乡郡，他的弟弟元奎任县宰，重新建造庙宇，施舍若干亩田地，供奉四时祭祀，称为景福庄。世祖平定天下以后，礼敬百神，奉送香和币帛前来祭祀。至大四年，庙又被焚毁。元奎的儿子、佥广东肃政廉访司事良臣，以及某路治中良垕，首先建起正殿。众人争相捐献财物，门、廊庑、楼阁、观宇、厨房、仓库等建筑全都建成。规模壮丽宏大，在全郡居于首位。起初庙宇附属于智林寺，寺院也两次焚毁、两次重建，都是汪氏出资。延祐元年，朝廷赐庙额为“万寿灵顺五菩萨之庙”，寺名为“万寿之寺”。第二年，良臣请求把此事刻在石上。神灵显赫，变化莫测，显著地施展灵验、顺应人愿，这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事情。而庙宇能够两次兴复，汪氏的功劳最大。不仅是五显神在国家初建时护佑有功，元龙兄弟保全百姓的功劳也尤其多。兄弟二人做官都做到治中：长兄为伯朝列大夫，次兄为奉直大夫。良臣曾任监察御史，也有能干的声誉。这就是记。夏五月十五日，广平程某记。

译《庐山重建广福观记》庐山广福观，是古代匡先生的祠庙。宋代南渡时，在李成之乱中被焚毁。五十年后，道士王大成才开始修建正殿；他的弟子孙元道增建堂庭、门廊和神像，但建筑低矮狭窄、简陋粗朴，不过勉强供人栖息罢了。又过了一百四十年，到大德乙巳年，冲和明素弘远大师提举观事，陈启宗观复大师主管观事。王德修首先整治越国孟忠襄公珙所建的道藏楼，并重新覆盖；拆除两侧廊庑和礼拜庭院，将其增高，但正殿越发显得不相称。自丁未年开始，至辛亥年结束，他们聚集仁义之资，耗尽心思和力量，砍伐木材、开山凿石，又大加翻新。工程完成后，殿宇高明，洞室深邃，地方上焕然改观。陈君又捐出每年收入的田地四十亩、茶园果林一百多亩，使道观的物资供应更加充足。冲妙学正法师、教门高士、扬州玄妙观提点雷希复说：“这件事不能不写下来。”于是请我作记。考察匡先生，名续，字子孝，师事周老聃，得到他的道术；他在彭蠡湖边、虎溪之上筑庐居住，相传后来成仙而去，人们就在他的居所建祠祭祀。庐山之所以得名为庐、为匡，就是因为这件事。晋代慧远法师东游到虎溪，回头看见这里而喜欢它，太守桓伊夺取此地建东林寺、西林寺，于是把匡先生的祠迁到谷口。唐开元年间，皇帝下诏扩建他的宫观，派使者前来祭祀，称为仙庙。南唐国主割出都昌县刘建营的田地，用来供奉祠庙。宋治平年间，赐额为寿圣观；后来为避高宗的尊号，改用现在的名称。匡先生最初的封号是大明公，建中靖国初年封为四极靖明真君。凡遇水旱、疾病和瘟疫，没有不向他祈祷的，祈祷也没有不应验的，地方百姓都依赖他。至于神仙之说，起源于中古时代；阅读老子一类的书，难道能完全避开这种思想吗？秦汉的君主不致力于施行长远的德政，却大肆修建祠宇坛场，招致神仙，来求取长生，实在糊涂。后世沿袭此事，又加以奢侈铺张，岂不是更加迷惑吗？但匡先生既能修养自身，又大大造福百姓，历经两千多年仍然受到祭祀，也就合理了。陈君、王君竭尽心志使道观复兴，以彰显神明的恩德、为皇上祈福；雷君不掩盖他人的善行，这些都值得记载，于是为此写下此记。《杏山药室记》医家这一类人，通常把董仙、杏林的故事当作美谈，也有人用“杏林”作为称号。但真正具有董仙那样的心志，大概很少。医术的功劳没有大过救济人命的，祸患也没有惨过贪图利益的。掌握救济人的医术，却怀有贪利之心，尚且不可以；如果医术还不精，偏偏又贪图利益，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如今庸医把病人当作试验医术的对象，所以有的把药性用得峻猛，以求迅速见效；有的药味用得过多，希望碰巧奏效。所谓能医治的人，却把病人当作施展医术的对象，所以有的故意把药开得不对，以此索取厚重报酬；有的故意把药用得迂曲，以此谋取更多利益。用救人的医术反而危害病人，都是贪图利益的人所做的事。盱江人陈庚，号杏山，行医已经三代。我观察他的为人，质朴而不浮夸；听他说话，简洁而不虚妄；考察他的医术，诚实可靠而且有效。他有一种为病人着急的神情，却淡泊安静，没有苟且谋利的心。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具有董仙之心的人吧？他年纪刚二十岁时，本乡的老儒秋潭周君曾用“杏山”二字题在他的药室上。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他行医二十年，乡人信任并使用他的医术，始终如一。他留在京师七年，出任江西官医提举司都目，那里的人信任他也始终如一。三十年之间，他的声望没有丝毫降低，而家境却没有更加富裕，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怀有董仙那样的心志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今年春天，我患了末疾，杏山来到京师，在远斋停留了很久；我更加赞赏他的为人，所以乐意为他写下这篇记，也借此勉励他的志向。延祐二年秋七月十六日，广平程某在远斋书写。

译《杨氏先茔记》上古初期，墓地不筑封土，也不种树；中古时期，已经有墓，但还不筑高坟。成周时期，才开始按照爵位等级规定坟丘封土的高度以及所植树木的数量，并设置官员掌管此事。汉代法律规定，列侯的坟高四丈；从此以后，制度越来越明确。天禄、辟邪之类的石兽，也各有等级差别，用来区别贵贱，安定百姓的心志。圣明天子以仁孝治理天下，施加恩惠于臣下和亲族，不论显贵还是幽冥都无所遗漏。孝子慈孙的心都振奋起来。唉！这种教导孝道、勉励忠诚的政治，难道不美好吗？梁国杨文懿公的墓，在大梁祥符县魏陵乡白榆村。此前，公的两个儿子敬直、元直遵循礼经，扩大墓域，直到修整墓道、标识墓室，仍然有所等待。两人接到诏书后，得知至大三年秋七月，诏令推恩追封他们的祖父和父亲。第二年夏四月，又赐给墓道碑，派将作院使伊纳克传达诏命，命集贤大学士李谦撰写碑文。冬十一月，又加赠官阶、赐予谥号。当时敬直任转运使，官在两淮；元直任太医院使，在宫中侍奉。皇庆元年夏六月，元直请求回乡修整先人的坟墓并树立所赐之碑，皇帝不准许。他请求准许其兄长离职办理此事，才得到允许。敬直恭敬地承受恩典，谨慎奉行诏命。第二年春正月，元直又哭泣着向兴圣宫请求，仍未获准。他请求了二十多次，最终还是不准，皇帝说：“你是为了你的亲人，我是为了我的子孙。而且你的兄长还在，难道一定要由你来主持吗？”河南行省拨款为他完成此事。元直说：“拿公家的钱办私人的事，我实在不能接受。”坚决推辞，皇帝仍命他接受。于是赐给楮币一万五千缗，并督促河南行省察看、安排工程。二月，又派刑部郎中杨某赐给河南丞相尚醖酒两壶，以进一步申明诏令。第二年三月壬子日，丞相亲自率领属官，在墓地右侧共同建起奉敕赐建的神道碑。寄居当地的官员、乡里的老人以及从四方前来观看的人有数万人，无不感叹说：“若不是盛德之人的后代，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呢？”又改建祠堂三楹，秦国公李孟题匾“致严”。墓穴还没有铭文，集贤侍讲学士赵孟頫为之撰铭。墓前有墓表，由参知政事贾钧书写。墓南二丈处有石门，刻着御史中丞郝天挺题写的“杨氏先茔”四字。墓地前面的石人、石兽都合乎制度；再向南二百五十尺，立着两根高大的华表，国子祭酒刘▯题写横额“梁国公神道”。还有一块石碣，立在道路左边，题写“大司徒梁国公坟”，这是鄂国公史弼所书。墓园中部以亩计量的面积有十五亩，四周用砖砌墙；外部以丈计量的范围有六百丈，环绕筑墙；种植榆、柳、柏、松数万株，浓密得像聚集的乌云。墓园整齐庄严，视野辽阔，直到远处官道。经过的人都肃然仰望，纷纷说：“这难道不是教导忠诚的根源、祥瑞发端的征兆吗？”这次工程中，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共六千多人；除皇上赏赐的钱财之外，还耗尽了杨家的所有财产，仍然不够。冬天，敬直、元直于是画图记录工程的完成情况，请他们所认识的程某写记，说：“我们兄弟幸而依赖先人的训诫，历事多朝，受到两宫知遇，获得如此隆厚的恩典和非同寻常的宠荣。如果不把这些刻在金石上，凭什么彰显君上的恩德、给子孙看呢？况且您辱承我的知交，已经三十年了，请替我们写下这篇记。”我说：“我听仲尼说过，封土和尊崇墓葬，有的像堂一样，有的像堤防一样，有的像高大的房屋覆盖，有的像斧形，合起来应以堤防为准，依照斧形的制度。这足以看出圣人谨慎办理丧葬的一端。君子不会因为天下俭约，就薄待自己的亲人；圣人也只是根据合宜的实际情况办事罢了。所以有相应的地位、有相应的财力，又遇到合适的时机，君子没有不尽心办理的；这并不是为了奢侈，也不是为了炫耀美观，而是为了劝勉人们，也是为了侍奉君主、侍奉父母。从前有人身居冢宰，却不营建家庙，只在寝室祭祀，司寇弹劾他，是因为这样会伤害活着的亲人，使他们没有供养；亲人死后又没有礼制上的安葬。圣人非难这种做法，只是因为它不合适宜罢了。杨氏兄弟廉洁敏捷、端正仁厚、孝友恭敬而笃实。他们侍奉君主，对外镇守藩方、宣布政令而使治理有成；对内早晚在公事上勤勉尽职。他们侍奉父母，在父母生前供养、死后安葬和祭祀，都竭尽诚意。因此，对于侍奉君主和父母的礼仪，他们学习实行已经很久了，理应官位并列九卿，恩泽延及三代，礼制和典范都完备，终于完成了他们所等待的事情。唉，这就是忠臣孝子的事业。至于启发人们的善心，使他们想到教育子弟、立身处世，并进一步想到侍奉君主和父母的根本，那么因观感、羡慕而受到影响的人，又不知有多少呢？《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件事理应写下记文。唉！杨氏的子子孙孙，不要懈怠，不要荒废，要大大思念你们的先祖，大大敬重他们的德行，这样才能长久保持下去啊！文懿公名泽，字润夫，前后两次蒙受追赠，官阶为荣禄大夫，官职为大司徒，勋号为柱国梁国，封号为文懿，谥号也是文懿。他的事迹已经载入所赐的碑文。敬直如今任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元直任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太医院使、掌医卿。延祐二年十月某日记。

译《鲁斋书院记》邠、岐、丰、镐一带，是周代的旧都。三代的文章，没有比周代更高尚的；周代的文章，又没有比文王、武王、周公时期更盛的。长江、汉水距离这里很远，但周人的教化仍保存在小民弱女之中，何况相距千里的近处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圣人的道与天地并立、与日月同样光明；谁能超出天地日月而长久存在呢？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在这里重新兴起文王、武王、周公的教化，那是极其容易的事。世祖皇帝经营四方，日理万机，却没有一天不讲求圣人之道。他巡视陇山，首先召河内许仲平先生衡入朝相见。先生也首先说圣人之道一定能够实行。他的嘉言和深刻议论，深深契合皇上的心意。当时陕西以西的教育长期废弛，于是命先生提举学事。这样一来，关中地区的学校鼎盛兴起，缙绅儒士像从山川汇聚、如云气流动一般纷纷前来，文教事业蓬勃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出仕任职、入朝治理。由此，圣人之道一度重新显明。世祖皇帝登基后，先生又以圣人之道入朝辅佐皇帝，把它施行于天下，最终统一文书制度和车轨，达到太平盛世。由此，圣人之道又重新显著。大概有这样的君主，必然有这样的臣子；阴阳的消长、日月的晦明、圣贤的任用和退处，本来各有其时。今天的天子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继承历代圣人的事业，致力于经学，尊重礼敬儒学先贤，文雅和谐，声名日益显著而且更加广泛。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表面上道路不同，实际上道理一脉相承。此前，云中的赵侯镇守长安，曾商议仿照其他郡县先贤的旧例建立书院，但没有成功。后来他以西台侍御史身份再次来到这里，便请求把许先生列入孔子的配享，又重提先前建院的计划。于是有王氏愿意把住宅捐出来，前太子家令薛处敬赞成他的决定，士人和百姓受到感召，纷纷劝勉奔走。前御史张崇、推官李益、匠府同知韩祐共同主持完成此事。前面建孔子燕居殿，让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侍坐；后面建讲堂，左右排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斋。因为张子厚先生过去曾在横渠讲道，于是又在东边建一室，合祀张、许二位先生。库房、寝室、厨房、马厩一应俱全，房屋共有若干楹。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赐名为“鲁斋书院”，又命陕西省拨给田地，设置官员并制定禁令，依照其他书院的成例办理。有关官员奉行诏令以后，韩祐等请求我写记。文章究竟是什么呢？周文王、周公这样圣明的人，后世只称他们为“文”。如今各郡国的学校，往往都具备校官；住在学校里、以教师身份侍奉他们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观察实际效果，却越来越空疏、最终越来越衰退，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所谓的“文”并非真正的文而造成的吗？孔子不说“此道”，却说：“在这里学习文的人，也可以由此深思。”古代儒学先贤，从伊洛、关辅以来，前后相接，百年不断。像朱子著书立言，使圣人之道在典籍中重新显明；许先生建立事业，使圣人之道能够在实际施政中显现，他们都是所谓豪杰之士。看许先生对朱子的态度，他相信朱子的道理，遵从朱子的言论，尊奉朱子如父亲和老师，敬重朱子如神明。唉，这大概就是所谓即使没有周文王也能兴起的人吧？他最终赶上昌盛的时代，施展所学，有所作为，以符合圣人的志愿，建立不朽的功业，可以说是开启万物、成就事业的人才。《诗经》说：“勤勉不倦的文王，美好的声誉永不停止。”圣祖具有这种德行；又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许先生也具有这种德行。赵侯对于许先生怀有仰慕和任用的诚意，始终不能忘怀；凡是尊崇许先生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但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为了圣人之道，为了推广圣天子的教化，为了使求学者知道应该尊奉谁，也是为了使他们立志追随许先生的志向、学习许先生的学问。一件事情而具备众多美德，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侯名世延，字子敬，如今任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捐出住宅的王庭瑞，曾任吉林副总管，皇帝下诏表彰他的里门以示褒奖。唉！圣明天子希望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可以说是真诚而深厚了。承受学业的士人，怎么可以不自我努力呢？从今以后，邠、雍之间，愿重新郁郁盛大如文王、武王、周公的时代，我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延祐二年十一月初一记。《东庵书院记》书院兴起于近代，与郡县学校相比，从前尤其受到重视；如果名望不足以满足当时舆论，学问不足以承担师道，就不能入选书院，人才也往往从书院中产生。后来世风渐渐衰败，法度渐渐疏弛，贤能和不肖之人一起得到进用，是非义利的位置也发生了颠倒，书院的教化便开始严重败坏。近年来书院设置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只是知道借助官府来取得宠荣，却不知道教育的重大意义；只追求书院的名声，却不求实际效果罢了。翰林侍讲学士、渤海人解君创建东庵书院，他所确立的宗旨却不是这样。他说：“本朝以来，中州的学术，自许文正公去世以后，师道没有建立，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我有幸依靠先生留下的教诲，承受文明昌盛的时运，身列儒臣之中，又略有城郭附近的田地，足以应付缓急，难道还不寻求承继先人、造福后代、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万分之一吗？我将拂衣归去，率领乡里子弟中的俊秀，选择老师来教育他们，不要让我国仁义的风气、诗书的恩泽，在圣人治理的时代一旦断绝罢了。又何必借助官府宠荣来扰乱我呢？”于是请我写记。考察解氏家族，世代凭儒学起家，历经宋、金两代，有许多著名进士；家中收藏书籍一万多卷，解君更是无书不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卷〕 至元十三年，诏令考试天下士人，解君考中第一名，由此逐级入仕；在朝廷任职时以廉洁勤勉建功，在地方任职时以循良之政治理百姓。凡是天子选拔任用的重要官职，解君必定参与其中。他由集贤、太常三次进入东观，又两次任职词苑，声名和学问一同提高，德行和官位一同增隆，大概已经升迁历任三十多年了。他的官位正在迅速上升、还没有停止，而学问也正勤奋努力，仿佛仍未达到；年纪还没有衰老，便退居下来，开始谋求千年长远的事业，这不是很好吗？书院的建立既不隶属于官府，没有权势可以干扰它；每年所需供给都由他自己承担，没有利益可以搅乱它；又一定选择优秀的师友来施教，这样便没有庞杂、冗余、污秽的弊病。因此，教师运用自己的明智，学生保持自己的聪敏；教师循循善诱，却不知道学生已经受到怎样的教化；学生充实勤勉，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什么。唉！假使将来天下的学校不以这里为法则吗？书院位于住宅东侧，中间建高堂作为藏书之所，东西两侧以厢序为师友讲习之地；前面以重门分隔内外，中庭周围种植松柏，冬夏常青。从延祐元年冬到延祐二年秋，正是书院开始营建并落成的年月。房屋共有若干楹。解君名节亨，字安卿，“东庵”也是他的自号。

译《溥济庙记》延祐三年，皇帝下诏，将临江路中圣洲洞庭行祠原来的焚修道师谢宗寿封为端惠灵济真人，赐庙号为“溥济之庙”，这是采纳有关官府请求的结果。大河三百条，支流三千条，依凭水域而施展变化、带来祸福的神灵，到处都有。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没有比江湖更突出的。南方的湖泊，以洞庭湖最大；洞庭湖的神灵，又以君山为大。至于湘君、湘夫人的神灵，如今我已经无法知道了。彭蠡湖一带既然有洞庭行祠，往来江上的人没有不畏惧敬重的，也就没有不尊崇奉祀的。何况神本来就具有神异之能，又有异人出现，把自己修习所得的能力显耀于水域之间；人们看待他，仿佛他就在神灵之上、神灵左右。因此杨氏、谢氏的功用日益显著，洞庭行祠便广泛分布到各处。杨氏显灵于白沙江口，如今封为九江孚惠真人；谢氏是杨氏的弟子，显灵于昌邑山，这就是中圣洲的由来。我二十岁时便行走四方，如今老了，逆风驾船行驶在风波之上，也已经多次经历。我曾认为，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淫邪之人，是上天的道；身处险境而不失正道，是人的道。我虽然遵守圣人的训诫，相信造化有权，但所谓聪明正直的神灵，难道会是足以违逆造化的人吗？那么，他们所修习的道术，我虽然不能知道；但他们功德所施及的地方，即使是我，有时也曾得到利益和依赖。何况想要晴天就晴天，想要下雨就下雨，抵御灾害、阻挡祸患，难道还有超出风波之外的作用吗？这样的人，理应赐给玺书，列入国家典祀，永远为百姓降福。虽然如此，江河湖泽之气，哪一个不能显神异呢？如今又凭借谢君的神灵，再加上有关官府的请求，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天子极其勤勉地体恤百姓疾苦，又哪里能够像这样广施恩典、降下诏命呢？唉！山川鬼神，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些啊。《宜远楼记》天空苍苍茫茫，那是它本来的颜色吗？它俯视大地，大概也只是这样罢了。山也同样如此。我获准南归，宗族中的琦来送我，于是和他闲谈。琦说：“我的父亲自号野处，早早就疏远世俗事务。近来他在住宅西面架了一座楼，题名为‘宜远’。”我说：“记载中说，君子居住在高明之处，远望四方；如果不是胸襟冲淡、情韵高逸的人，即使没有柴草荆棘阻挡，又有谁知道登高远眺的快乐呢？我不知道令尊的言论和风采究竟怎样，但从他把楼建在远处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把自己安置在宽阔空旷的原野之中。可惜我不能和他一起登临，在楼间饮酒吟咏。况且所谓‘宜远’，难道不是说山吗？我寄居在盱江上游，向南越过百里有一座笔峰，不知有几千仞高；然而从豫章向南远望，翠色如笔的山峰突兀在天边，距离这里还将近四百里。可是登上它旁边的山峰，就看见各座山峰并列，尊卑、巧拙彼此不能超过。有时回头从高处俯视它，等到距离它更加遥远，望去便更加高峻，观赏起来更加秀美，而先前并列的群峰全都在它之下了。既然如此，山这种东西，确实是要远望之后才显得相宜吗？”琦说：“您的话可以借来写这座楼的记。”我说：“可以。” 《雪楼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雪楼集》卷十四。元代程文海撰。序。引。《王寅夫诗序》诗是用来观察民风的。天下五方、九州、十二野，如《禹贡》《职方》以及司马迁《货殖列传》、班固《地理志》所记载的那样，各地风俗并不相同，但都可以从诗中看到。古人到达一个国家，必定先观览当地的诗；观览其诗，这个地方的物产、风俗和习惯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诗可以用来观风。当时所谓的诗，大概是民间创作的。自陈灵公以后，正风消失，民间便不再作诗了。百姓不再作诗，却想知道四方的风俗，还能从哪里观风呢？后来又变化为骚体，骚固然是楚国大夫的作品，不是民间诗歌；然而《九歌》可以观察楚地祭祀鬼神的风俗，《天问》可以观察楚地淫祀的情形，芳草嘉木以及《山海经》《草木疏》中所记楚地物产的名称，考察这些内容，骚辞十篇中有七八篇都可以用来观风。那么，民间不再有诗以后，士大夫的诗即使想不作，难道可以吗？继承《国风》和骚体而作诗的诗人，没有比杜子美更昌盛的了。《秦蜀纪行》等篇章，把山川风景描绘得一一如画，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他其他诗中所歌咏的，也无非是一时事物的真实情状，所以称为“诗史”。后来在才气笔力上可以追踪子美，纵横驰骋而不感到困惫的，在宋代只有子瞻一人。他一生游览经过各地以及海南所作的诗，使读诗的人确实能够知道当时各地的土风究竟怎样。说诗可以观风，没有超过这两位的。如今礼部王君寅夫非常喜爱苏轼的诗，唉，实在很像他，也几乎达到那种境界了。去年冬天，他奉命从京师渡江南下，走遍越地的偏远边境，跋涉数千里，脚所经过的地方、眼所看见的景物，全都充沛地触发诗兴，不能自我抑制，于是写成诗篇。天时地气、民俗物产，没有一样不是曲尽其妙；不到几个月便编成一册，有好事者将要把它刻印出版。闽人邵光大，因为我曾经与寅夫相互唱和，请我为诗集写序引。我正好在闽地观察民风，只担心对闽地的物产风俗了解得还不全面；寅夫的诗虽然还没有到过闽地，却也可以让人知道闽地的大概，我很高兴，于是为此写下文字。再说，古代的六诗、九夏、豳雅、豳颂等，各类诗歌都由礼官掌管，民间诗歌已经很久没有可供采集的了。寅夫归来后，把自己创作的诗收藏在礼官的府库中，后世陈列出来加以观览，也可以补足闽风的缺失。至元甲午年立夏，广平程某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