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传卷三

译《春秋传》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传》卷四，宋胡安国撰。桓公篇上【桓公名轨，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杀害兄长自立为君。《史记》中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允。谥法规定：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称为“桓”】

周【周桓王九年，鲁桓公十五年，桓王去世，他的儿子庄王继位】

郑【郑庄公三十三年，鲁桓公十一年，庄公去世，儿子昭公忽继位。这一年，忽逃奔卫国，厉公突继位。鲁桓公十五年，厉公逃奔蔡国，昭公回国。秋天，突进入栎邑。鲁桓公十七年，昭公被杀，立子亹为国君。鲁桓公十八年，齐国杀死了子亹，祭仲立子仪为国君】

齐【齐僖公二十年，鲁桓公十四年，僖公去世，儿子襄公诸儿继位】

宋【宋殇公九年，鲁桓公二年，殇公被杀，庄公冯继位】

晋【晋翼哀侯七年，鲁桓公二年，哀侯侵犯陉庭，陉庭与曲沃武公合谋。鲁桓公三年，曲沃攻打翼城，俘获哀侯，晋国人拥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侯。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杀死了小子侯。鲁桓公八年，曲沃灭掉翼城。冬天，周王命令虢仲在晋地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曲沃武公五年】

卫【卫宣公八年，鲁桓公十二年，宣公去世，惠公朔继位。鲁桓公十六年，惠公逃奔齐国，公子黔牟继位】

蔡【蔡桓侯四年，鲁桓公十七年，桓侯去世，儿子哀侯献舞继位】

曹【曹桓公四十六年，鲁桓公十年，曹桓公去世，庄公射姑继位】

滕【详见隐公元年】

陈【陈桓公三十四年，鲁桓公五年，陈桓公去世。陈佗杀死了太子免并自立为君。鲁桓公六年，蔡国人杀死了陈佗，厉公跃继位。鲁桓公十二年，厉公去世，庄公林继位】

杞【武公详见隐公元年】

薛【详见隐公元年】

莒【详见隐公元年】

邾【仪父详见隐公元年】

许【许叔详见隐公元年；鲁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

小邾【详见隐公元年】

楚【楚武王三十年，鲁桓公六年，楚国攻打随国，迫使随国请求周王室尊崇楚国的爵位，周王室没有听从。回国报告后，鲁桓公八年，熊通愤怒，自立为楚武王，与随国人结盟后离去。详见庄公四年传注】

秦【详见隐公元年】

吴【详见隐公元年】

越【详见隐公元年】

【庚，周桓王午九年】元年【齐僖公二十年、晋哀侯七年、卫宣公八年、蔡桓侯四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曹桓公四十六年、陈桓公三十四年、杞武公四十年、宋殇公九年、秦宁公五年、楚武王三十年】

【元年是即位的起始之年，从此逐年累计，即使时间久远也不改变，这是古代君主记录史事的惯例。《春秋》继承并阐述了这种编年法。到了汉文帝听信方士的话，改称后元元年，才开始扰乱古代制度。他在位已经十六年了，再次称元年，可以吗？汉武帝又因事分别建立年号，历代沿袭这种做法，有的五六年改一次，有的四三年改一次，有的甚至一年改两次，使得史书记载繁杂，无法完全承载。既然世代无穷无尽，而美好的名号却是有限的，这难道是记录久远、阐明大义可行的方法吗？如果想要流传久远，应当以《春秋》的编年法为正确标准】音注【复，音扶又；更、胜，都读平声】

春季，周王正月，桓公即位。音注【《春秋》从隐公到文公，六位国君中只有桓公记载了“即位”，也只有桓公记载了“锡命”，请求册命的礼仪已经废弛了。成公以后都记载了“即位”却没有记载“锡命”，周王室感叹并讽喻诸侯的意图不再被讲求了】

【桓公参与了隐公被杀的旧案，却记载他即位，是为了彰显他弑君自立的罪行，对他深加断绝。善恶不嫌用同样的辞藻。有人问：“桓公不是惠公的嫡子吗？”嫡子应当继位，但当时未能自立，所以隐公代理国政，等待他长大后将君位交给他。长期代理而不归还，让人怀疑他最终要占有君位，因此导致被杀，隐公的恶名也由此分担。《春秋》为什么对桓公深加断绝呢？回答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妻，按礼制没有两个嫡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继室声子，只是代理主持内务罢了，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算是嫡子，说应当继位呢？桓公不应当继位，那么国家就是隐公的国家，隐公想要把君位交给桓公，实际上是禅让，而不是代理。代理和禅让有什么区别？”回答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占据它，叫代理，所以周公执政称为代理；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推给别人，叫禅让，所以尧舜禅让称为禅让。惠公没有嫡嗣，隐公是继室所生，在兄弟中排行最长，按礼应当继承君位，他想要把君位交给桓公，这就是所谓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推给别人，怎么能说是代理呢？因为隐公实际上是禅让，而桓公却杀了他，所以《春秋》憎恶桓公，对他深加断绝。”那么《公羊传》所说的“桓公因母亲受宠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微，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这是顺从惠公失礼的行为而找的借口，不是《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立她为夫人。母亲受宠，儿子就被抱养，惠公想立桓公为嫡嗣，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礼制不允许，而惠公放纵自己的邪念去做，隐公又揣测他的邪志而促成，公羊传又肆意传播邪说来传授，汉朝又引用这种邪说作为议论并加以采用，夫妇之间的大伦常就混乱了！《春秋》明确彰显桓公的罪行，深加贬斥断绝，详细记载始末，讨伐贼臣的道义，以此显示王法，端正人伦，

译保存天理，训诫后世，不可以邪念扰乱它。音注：与，音同“豫”；适，音同“嫡”；后，同前；恶，读去声。

译三月，鲁桓公与郑伯在垂地会盟。【垂地就是犬丘，属于卫国】

郑伯用玉璧来换取许田。

【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既然已经归还了祊地，又加上玉璧的原因，是因为祊地的价值低于许田。鲁国是山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王畿内的诸侯国，许田靠近郑国。用这个交换那个，各自对国家有利，但圣人却认为这是坏事而隐晦地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私欲的体现，放纵于利，必然导致争夺掠夺而后满足；义，是天理的公正，端正了义，那么推广到天下国家都行得通。《春秋》厌恶交换许田，孟子极力陈述谋利的危害，都是从根本杜绝祸源，防止篡位弑君之事的萌芽。汤沐邑是诸侯朝见天子时沐浴斋戒的地方，是先王赏赐、先祖接受的，私下互相交易而不顾礼法，这是有无视君主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这是有无视亲人之心而抛弃先祖之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隐晦地记载。不说是用玉璧交换田地，而说是借，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借就有归还的道理，又以此显示许人改过迁善、自新的意思，不仅仅是隐晦国家的恶行而已。其垂训的意义很大。】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越地，靠近垂地，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换。垂地的会盟，郑国是主人，所以称“会”；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要得到许田来扩大自己的土地，所以举行垂地的会盟；桓公想要结交郑国以求自身安定，所以举行越地的结盟。那些弑君叛逆的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教令，人们就可以诛杀他们。而郑国却与他们结盟来安定他们的地位，这是放纵人欲、泯灭天理，不知道克制自己的功夫，只致力于指责别人。圣人所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不需要贬斥断绝，恶行自然显现。】

秋，发生大水灾。

【大水灾，是阴气逆行与怨气并合所导致的。桓公施行逆德，招致阴气积聚，是适宜的。有人问：“尧的时候，难道有招致水灾的人吗，却说洪水警戒我，为什么呢？”回答说：“尧时的水灾，不是有人招致的。自开天辟地以来，水的流向没有找到归宿，所以尧为此担忧，派禹治理，然后人们才能得到平坦的土地居住。如果说洪水是积雨形成的，天气晴朗就会消退，何必等到九年十三载的治理呢？是山谷宣泄的吗？自从禹的功业施行，堵塞开凿决口排水，直到今天，水流没有减少，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上天并不是因为尧而有洪水之灾，直到禹之后水才在地中正常流动。后世有人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之灾，必定引用尧作为辩解，是错误的。】

冬十月。

【辛桓王未十年】二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晋哀公八年、卫宣公九年、蔡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四年、曹桓公四十七年、陈桓公三十五年、杞武公四十一年、宋殇公十年被弑、秦宁公六年、楚武王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

【桓公无视王法，而元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桓公的罪过。桓公无视王法，而二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宋督的罪过。程子说：“弑君叛逆者不用王法来纠正，天理就灭亡了。宋督虽然无视王法，但天理未曾灭亡。”这个说法是对的。谷梁子认为二年记载王，是为了纠正与夷的死，其意义是一样的，认为诸侯的死，天子所隐痛，所以记载王来纠正，这是错误的。】

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按《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不堪忍受。孔父担任司马，不能改变国君的恶德，不是所谓能纠正君心错误的人。然而国君被弑，他死于这场灾难，面对命运不改变志向，也可以说无愧了。父，是名字。彰显他的节义而记载“及”，不失去他的官职而记载“大夫”，这是《春秋》所赞赏的。赞赏他却又写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认为：“既然在上面写出了国君的名字，那么下面就不能称臣的字，这是君前臣名的礼之大节。”宋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就无法弑杀，于是先攻打孔父而后弑杀国君。能够有无畏的精神，也差不多可以了。凡是乱臣贼子怀有无君之心的人，必定先剪除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才发动恶行。不能剪除他所忌惮的人，那么有终身不敢行动的。华督想弑君而忌惮孔父，刘安想叛汉而忌惮汲直，曹操想禅位而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义气显露于神色，都足以保卫宗庙社稷而违逆邪心，奸臣之所以忌惮他们。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春秋》赞赏孔父，显示后世君主崇尚奖赏节义之臣，乃是天下的大防，是有国家的急务。】

滕子来朝见。

【隐公末年，滕国称侯爵，距离这里三年而已，却降格称子，先儒认为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如果当时的周王能废黜诸侯，《春秋》还会再作吗？又有说他在防地的，终《春秋》之世不再称侯，没有说法。那么怎么说呢？《春秋》是为了诛杀乱臣、讨伐贼子而作的，其法则尤其严于乱贼的党羽。如果

译人人都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如果没人赞同他们，他们就无法在世上立足；无法在世上立足，就没有人敢鼓励作恶，篡位弑君的祸患也就停止了。如今桓公的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的大恶，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反而先于邻国去朝见桓公，这是违背天理、放纵私欲，是天下的大变，也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所以降低称呼，称他为“子”，以判定他的罪责。四方边远地区虽然重要，都称“子”，这里降低称呼为“子”，是将他排除在正统之外。有人问：“不是天子不制定法度，不讨论礼制，不考证文字，孔子难道能以平民身份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分与实际吗？”那么可以回答说：“孔子本来就不会以平民身份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分与实际。不说过‘《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吗’？了解我、谴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世道衰微、正道废弛，暴行接连发生，孔子有圣人的德行，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不能像黄帝、舜、禹、周公那样讨伐蚩尤、诛杀四凶、处死防风氏、杀掉管叔蔡叔，在当年施行天子的法度。所以借助鲁国的史书，运用五种刑罚，奉行上天的讨伐，诛杀乱臣贼子，将天子的法度垂范于后世，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有什么可怀疑他不敢擅自升降诸侯、认为他扰乱名分与实际的？奉行上天的讨伐，举起王者的法度，来贬黜那些灭绝天理、废弃人伦的诸侯，这正是名分与实际得以确定的原因。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

译三月，鲁桓公与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稷，宋国的地方。成，平定、促成。弑君的祸乱，接连在天下发生，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

【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接受了贿赂，所以拥立华氏。邾定公时有弑父的人，定公惊惧得从席上跌下来，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经学过审理这种案件：臣子弑杀君主，所有在朝为官的人都要杀，没有赦免的；儿子弑杀父亲，所有在宫中的人都要杀，没有赦免的。杀死那个人，毁坏他的家室，挖空他的宫室并注满水，大概君主过了一个月才举杯饮酒。”华督是弑君的贼人，所有百姓没有不痛恨他的，而陈桓公却与诸侯会盟并接受贿赂，来拥立华氏，让他辅佐宋公，这太过分了。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的行为，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臣子为君主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是礼制。这里为什么直书其事呢？因为陈桓公的罪恶极深，臣子想要完全隐瞒，但不能欺骗后世。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而不记载拥立华氏，还是有所隐瞒罢了。《春秋》记载会盟，没有说过明其目的的，唯独这次和襄公末年澶渊之会，各自记载了事情，是因为桓公弑隐公、华督弑殇公、般弑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圣人对此感到恐惧，这也是《春秋》所作的原因。一个是接受宋国的贿赂而拥立华氏，一个是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其事以示贬斥。然而澶渊之会，既不记载鲁国的大夫，又贬低各国大夫而称“人”；这次却记载鲁公，又排列诸侯的爵位，为什么呢？澶渊之会，想要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讨伐弑君的贼人，虽然记载说“因为宋国灾祸”，但未能表明诛责的意思，必须深切忌讳鲁国大夫而重重贬低各国大夫，然后足以让询问的人看出是非。稷地之会，前有宋督弑君，后有索取宋国鼎的事情，记载说“促成宋国的动乱”，那么责备的意思已经明白，不必忌讳鲁公和贬低诸侯的爵位次序，然后才能看出他们的罪过了。】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郜，小国，音告。太庙，鲁周公庙。宋国用郜鼎贿赂鲁桓公，起初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最终却接受了贿赂，所以详细记载。大，音泰。】

【“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纳”是不接受却强行送来的意思。弑逆的贼人不能讨伐，反而接受他们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向百官明示，这是教他们习惯夷狄禽兽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罪恶，又何必诛杀呢？圣人对此感到恐惧而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其事，谨慎地记载日期，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幸贿赂的行为，保护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也许也能知道警戒了。】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

【《公羊传》、《谷梁传》、程氏都认为杞侯是纪侯。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是天下的极大罪恶。周王和诸侯不奉行天道的讨伐，反而实行朝聘的礼节，那么都有贬斥，这是为了保存天理、端正人伦。纪侯来朝见，为什么唯独没有贬斥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做他的宗主，不是为了桓公即位而来朝见的。】

蔡桓公、郑庄公在邓地会盟。【这是开始畏惧楚国的开端。】

【按照《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了。”地名用国名，邓国也参与了。楚国从西周起就是中原的祸患，宣王大概曾经命令将领南征了。等到周朝东迁，僭越称号称王，凭借势力欺凌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的地域与它相邻，所以炫耀武力。后来终于灭掉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至亲的身份为它服役，直到春秋结束，圣人大概对此感到悲伤。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厚信义来守护自己的国家，荆楚虽然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根本在于此，行为丑恶德行不齐，不能相提并论，那就用地域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春秋会盟离合的痕迹，那么列国盛衰的原因就可以考察了。观察春秋进退与夺、柳杨的会盟，就知道安定中原、对待四夷的道理了。】

九月，进入杞国。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来。【这是记载回国开始。】

【凡是做儿子的，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拜见。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君主出行必须告祭宗庙，回来必须奠祭然后进入，这是礼制。出门必须告知出行，回来必须告知到达，这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呢？有时是记录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有时是记录他会盟侵伐的危险，有时是彰显他结党附奸的罪过。桓公弑君而立，曾经列于中国诸侯的会盟而不记载回国，是同恶。现在远远与戎人结盟而记载回国，是表示危险。程氏所说的居吏浮海的意思，大概得到了《春秋》的旨意吧。】

【壬桓王十申一年】三年【齐僖公二十二年、晋哀公九年、卫宣公十年、蔡桓公六年、郑庄公三十五年、曹桓公四十八年、陈桓公三十六年、杞武公四十二年、宋庄公元年、秦宁公七年、楚武王三十二年】

春正月

【桓公三年以后，经文中不记载周王，有人认为周王没有颁布历法。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的动乱，哪里有空颁布历法，而经文中都记载了周王，显然不是没有颁布历法。又有人认为这是缺文，怎么能在一个公的在位期间，十四年都不记载周王？显然也不是缺文。那么怎么说呢？桓公弑君而立，直到

译如今三年过去了，诸侯的防务已经完毕，这正是入朝觐见、接受天子命令的时候。然而周王室的司马不执行惩治残暴、拘捕罪人的刑罚，邻国的大夫也没有听说有斋戒沐浴请求朝见的举动，鲁国的臣子违背道义，顶着天却侍奉仇敌，竟然不以为耻，致使乱臣贼子肆意施展凶恶悖逆的行径，无所顾忌，人伦纲常的大义就此灭绝了。所以从这以后史书不再书写“王”字，是为了表明桓公无视天王，以及天王失政而不履行天王职责。桓公无视天王，反而将罪责归咎于天子，可以吗？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音注：朝读如字，见音现，下同】

译鲁僖公与齐僖公在嬴地会盟。嬴，读音为盈，是齐国的地方。

夏季，齐僖公、卫宣公在蒲地互相约定。蒲，是卫国的地方。只有天子才能称为“命”，这里是私自互相约定。诸侯不请示天子而私自互相约定，从这时开始。

《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约定。互相约定，接近正道。古代不结盟，只是约定言语就回去了。人们爱惜自己的实情，私自互相猜疑，从而形成了倾覆危乱的习俗，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如果有能够互相约定而诚信明白的，难道不独自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记载胥命的文字，在这里有所取义。圣人用诚信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诚信代替生命，重视桓王失去信用。失去诚信，百姓就无法立足，所以荀子说：《春秋》称赞胥命。”

六月，鲁僖公与杞武公在郕地会盟。

秋季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谷梁传》说：“既，就是尽、全的意思。既说日又说初一，是正朔发生日食。只说初一不说日，是初一发生日全食。只说日不说初一，是晦日发生日食。既不说日也不说初一，是夜间发生日食。怎么知道是夜间日食呢？说：天子早晨朝拜太阳。天子早晨朝拜太阳，那么怎么知道是夜间日食呢？太阳刚出来就有亏损损伤的地方，没有恢复，就知道是夜间发生日食了。太阳，是众阳的首领，君主的象征，却发生日全食，那么它的变化就很大了。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荆楚僭越称王、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处，读音为昌虑反。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娶妻必须亲自迎接，这是礼制的正道。至于国君，按爵位有尊卑，按国家有小大，按路途有远近。有的在本国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宾馆迎接，这是礼制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按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履緰来；鲁侯对于齐国，按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公子翚去。这是不重视重大的婚礼，失去了节制，所以记载。迎，读去声，下面相同。緰，读音为须。

九月，齐僖公把姜氏送到讙地。讙，是鲁国的地方，已经离开齐国，所以不说“女”；还没有到达鲁国，所以不说“夫人”。鲁僖公与齐僖公在讙地会盟。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古代婚礼必须亲自迎接，那么授受关系就明白。后世亲自迎接的礼制废除了，于是有父母兄弟越过国境送女儿的情况。派公子翚去迎接，就已经轻慢了。齐僖公来，反而在讙地拦截防备，这是鲁公的行动，重在齐侯，而不重在姜氏，这难道是礼制吗？不说“至”，是因为已经见到鲁公了。不能防范闲杂，于是《敝笱》的讽刺就萌芽了。礼制，是用来区别嫌疑、明确防范，在混乱之前治理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详细记载。刺，读音为七赐反。

冬季，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年来访问。

丰收。

旧史灾异和吉祥一起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见于经书。如果旧史不记载，圣人也不能附加增益。然而十二公大多历年，所有务农重视谷物，因忧旱而记载下雨的，难道没有丰年而不见于经书吗？这是孔子对其他公都删削了。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则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这两公获罪于天，应该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认为是异象，特别保留。那么天道也错乱吗？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唯独这两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歉收可知，而天理不差，确实如此。这件事，在不修《春秋》时，就是吉祥；君子修《春秋》，就是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能建立兴王的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曾经以此观察，不是圣人不能修《春秋》，确实如此。“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说经者多列于庆瑞门类，直到程氏阐明奥义然后认为是记异，这是在言语意思之外得到的。见，读音为现。

癸桓王十酉二年，四年，齐僖二十三年，晋小子侯元年，卫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郑庄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年，陈桓三十七年，杞武四十三年，宋庄二年，秦宁八年，楚武三十三年。

春季正月，鲁僖公在郎地狩猎。冬季狩猎称为狩。

为什么记载？讥讽远离常道。军事、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狩猎是为了演习大事。使用民众来训练军队，是为了显示威武而威慑天下；获取猎物来祭祀宗庙，是为了显示孝顺而顺从天下。所以仲春教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教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教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教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伤害农业，不合地点就伤害物产。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常设的地方。违背常设的地方，侵害民物，百姓就会苦不堪言，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旄的美丽，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能不谨慎吗？因为不是常设的地方而必须记载，这是《春秋》谨慎防范的意思。每次谨慎防范，然后王德就完备了。

夏季，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访问。

宰是冢宰，渠是氏，伯是爵位，纠是名字。王朝公卿记载爵位，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人，这是惯例。纠位居六卿之长，降低按中士的惯例而记载名字，是贬斥。对纠有什么贬斥呢？在周制中，大司马九伐之法，诸侯如果有杀害亲属的，就纠正他；所以弑杀君主的，就残害他。桓

译公的这次出使，应当在这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舍弃了不声讨弑君之贼的责任，反而去聘问他们，这是失职了。掌握刑罚与奖赏的权柄来驾驭臣下的是君王；议论刑罚与奖赏的法度来告知君王的是宰相。用来治理国家有治典，用来安定国家有教典，用来平定国家有政典，用来纠察国家有刑典。治、教、政、刑被称为典，是为了表明这些是天下的常道。大宰所掌管的事务唯独称为“建”，是因为这些典章是由大宰制定的。难道要成为动乱的祸首，秉承君命去聘问弑君之贼吗？所以特别贬低他而直书其名，以表明这个宰相不像个宰相。聘问弑君之贼而直书其宰相之名，那么桓公死后，周王派荣叔来赐命，荣叔为什么书字而不书名呢？起初来聘问，冡宰直书其名以示贬斥；最终追赐命令，周王不称“天”以示讥讽，其中的义理已经完备了。夫咺赗赠仲子，纠聘问桓公，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三纲大义。然而夫咺只书官职，纠却兼称爵位，为什么呢？像夫咺这样的人，难道是一开始执政还未受封，而纠则是以诸侯身份入朝为相，或者已经为相且已受封吗？汉初任命宰相，必定选择列侯担任，后来任用公孙弘，是因为做了宰相才得到封爵，大概是想要仿效古制重视重任。责任重大则要求也就更严格了。嫡庶的区别，君臣的道义，是天下的重大伦理，没有轻重之分。纠因为已经受封，所以兼称爵位，体现了《春秋》责备宰相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