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咏诗六义

兴

借物起兴以引出主题，文辞优美，讽刺与赞美适度，所寄托的音律，合乎宫商音律，契合性情，令人感到恬淡闲适。

赋

铺陈事物贵在直白，陈述这些便是言志的根本。叹息那些效仿司马相如流派的诗人，崇尚辞藻华丽，却离正道越来越远。

比

取彼物来比喻此物，描摹物象能和谐地契合性情，其主旨在于思想纯正无邪，关键是要止于正道。

风

必须具备《关雎》那样的意旨，才能推行周代的礼法。《周南》《召南》位居国风之首，教化的源头由此可以观察。

雅

体裁虽然分为小雅和大雅，但各自具备其义理，无论是正雅还是变雅，忠厚与悲悯之心相同，只是途径不同而殊途同归。

颂

平和之气包容了大小二雅，广大气象超越了国风，所以吴国季札三次赞叹，认为盛德相同。

御制读邶风匏有苦叶第二章

《诗经》〇防及朱熹的注解都说：“飞禽称雌雄，走兽称牝牡”，毛亨固然说错了，而朱熹也没有详细考证。那些在《诗经》《尚书》中出现的，如“雄狐绥绥”，狐是兽类，何尝不称为雄？“牝鸡无晨”，鸡是禽类，何尝不称为牝？欧阳修《诗本义》说得好：“古语通用，没有固定不变的说法。”野鸡鸣叫寻求它的牡（配偶），是兴起夫人不顾礼义而跟随卫宣公。又宋逸斋补《〇》说：“雄应当寻求配偶，雌不应当寻求牡。”这些说法都足以用来比喻夫人违犯礼义，必定要穿凿附会来解释。说雌野鸡应当寻求野鸡中的雄，现在却寻求兽类中的牡，认为这是不合礼义的，那么禽类与兽类混杂，有这种道理吗？鸟兽同穴的山，虽然鸟兽同穴，但各自匹配，没有扰乱群体的事情。假如说禽兽没有这种行为，而人却做了，那就是不如禽兽。因此假设不存在的事情，来讽刺淫佚，那么怪异混乱的事情是孔子所不谈论的。为什么删定《诗经》却还保留这一章呢？况且关于宣姜、夷姜的争论，议论者纷纭如聚讼，而伋、朔的事情，张照已经详细辨析，这里不再赘述。我认为读书应当识大体，持有正确的见解。如果注疏家片言只字的错误，正不必为此勉强凑合，反而遮蔽了正义。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毛诗正义 诗〇

提要

【臣】等谨按《毛诗正义》四十卷，汉代毛亨作传，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汉书·艺文志》记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古训传》三十卷。然而只称毛公，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汉书·儒林传》才开始说赵人毛长作《诗》，这就是《毛诗》。这个“长”字不从草字头。《隋书·经籍志》记载《毛诗》二十卷，汉代河间太守毛苌作传，郑氏作笺。于是《诗传》才开始称毛苌。然而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在家为《诗》作训诂传，河间献王得到后献给朝廷，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也说：“孔子删定《诗经》传授给卜商，卜商为之作序，传授给鲁人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荀卿，荀卿传授给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传授给赵国毛苌。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根据这两本书，那么作传的是毛亨，不是毛苌。所以孔氏《正义》也说：“大毛公为其作传，由小毛公而题名为毛。”《隋志》所说的，非常错误，而流俗沿袭，没有人能更改。朱彝尊《尊经义考》于是将《毛诗》二十九卷题名为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名为毛苌撰，注曰“存”。意在调停，尤其缺乏古代依据。现在综合各种说法，确定作传者为毛亨。因为郑玄是东汉人，陆玑是三国吴人，并且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说的必定不虚假。郑玄阐发毛亨的义理，自称为笺。《博物志》说：“毛公曾经担任北海郡守，郑玄是此郡人，所以表示敬意。”推究张华所说的，大概是认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的意思。然而郑玄生于汉末，却对四百年前的太守表示敬意，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查《说文解字》说：“笺，是标明识别的书。”郑玄《六艺论》说：“注释《诗经》以毛亨为主，毛亨的义理如果隐晦简略，就再加以表明，如果有不同，就写下自己的意思，以便识别【按此论现在已佚，这是根据《正义》所引】那么郑玄只是因毛亨的传而在旁边标明识别，如同今人的签条笔记，积累而成册，所以称为笺，没有必要另外曲解。自从郑玄的笺通行后，齐、鲁、韩三家于是废弃【按这是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说法】然而笺与传的义理，也时有不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议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书，以申述毛亨而驳难郑玄。欧阳修引用他解释《卫风·击鼓》第五章，认为郑玄不如王肃【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述郑玄而驳难王肃。玉麟引用他驳难《芣苢》一条，认为王肃不及郑玄【见《困学记闻》，也载于《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又申述王肃的说法；郑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阐明郑玄的义理【并见《经典释文》】袒护左右，教化垂范百年。到唐贞观十六年，命令孔颖达等依据郑玄的笺作正义，于是议论归于一定，不再有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

译郑玄的《毛诗笺》原为二十卷，怀疑是郑康成将其合并而成。孔颖达等人因为疏文内容繁重，又将其析分为四十卷。这部书以刘焯的《毛诗义疏》、刘炫的《毛诗述义》为底本，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各家言论，包罗古义。直到唐朝末年，人们对此没有异议。只有王谠的《唐语林》记载刘禹锡听施士丐讲解《毛诗》时所说的“维鹈在梁，陟彼岵兮，毋剪毋拜，维北有斗”这四句的含义，称毛亨未曾注释，但也没有诋毁排斥毛亨。到了宋代，郑樵倚仗自己的才辩，无故挑起争端。南宋南渡后的儒生们开始以抨击毛亨、郑玄为能事。元代延祐年间科举条例规定，《诗经》虽然兼用古注疏，但那时门户之见已经形成，讲学的人始终不遵行采用。沿袭到明代，胡广等人窃取刘瑾的书作《诗经大全》，定为法定经典，于是专门尊崇朱熹的传注，汉代的经学传统就此消亡。然而朱熹采纳郑樵的说法，不过是攻击《小序》罢了。至于诗中的训诂，大多采用毛亨、郑玄的说法。后来的儒生不考据古书，不知道《小序》自有其《小序》的道理，郑《笺》自有其郑《笺》的道理，却公然助长争斗，于是连毛亨、郑玄也一并抛弃了。这不仅是不知道毛亨、郑玄在说什么，恐怕连朱熹的话也不辨别是什么意思了。我

译国家经学昌明，一扫前朝明朝的固陋。乾隆八年，皇上特别命令校勘刊印十三经注疏，颁布于各学宫，那些背着书箱的儒生，都渐渐致力于研究古代学术。现在特别收录此书，与小序一同，置于诗类之首，以彰显六义的渊源。其来源有根有据，孔子门徒传授的端绪清晰明了，终究不能用其他说法来掩盖。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恭敬校勘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毛诗正义序 唐孔颖达撰

诗，是论功颂德的歌谣，是制止邪僻、防范邪恶的训诫。虽然它是无为而自然发生的，却对生灵有益。六种情感在心中平静，万物在外激荡。情感因外物而触动，外物因情感而变迁。如果政治醇和，那么欢乐就会遍布朝廷和民间；如果时局惨酷污浊，那么怨恨讽刺也会体现在咏唱中。创作它的人用来抒发胸怀、排遣愤懑，听闻它的人足以堵塞邪僻、顺从正道。它发自人的性情，和谐于音律。所以说：感动天地，震动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这就是诗的作用，其利益太大了。至于哀乐的产生，深奥于自然；喜怒的开端，并非由人为事故造成。燕雀表现出啁啾之感，鸾凤具有歌舞之容。那么诗的义理在先，与天地开辟相同；诗的踪迹所用，随着时运而转移。上古帝王道质朴，所以讽喻的情感少；中古政治繁杂，所以歌唱的道理深切。唐尧虞舜时才见到诗的雏形，伏羲轩辕时难以测知它的起始。后来历经五代，诗篇有三千首。周成王、康王去世后颂声渐息，陈灵公兴起后变风止息。先师孔子，厘正遗留的文章，搜集其精华，去除其繁琐。上从周朝开始，下至鲁僖公，四百年间，六诗完备了。卜商阐发其学业，雅颂与金石乐器同和；秦朝统一时焚烧书籍，简牍与烟尘一起毁灭。汉朝初年，诗分为四家。申公在鄢郢发扬光大，毛氏在河间显扬价值。贯长卿在前传授，郑康成在后作笺。晋宋两萧时期，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此风不坠。近代作义疏的，有全缓、何晏、舒瑗、刘轨思、刘丑、刘晔、刘炫等人。然而刘晔等人聪颖特达，文而又儒，在一时中拔萃出众，在千里间驰骋绝尘。本是诸儒所揖让推崇，日下无双。在他们所作的疏中，特别殊绝。现在奉诏删定，所以依据它作为根本。然而刘晔等人倚仗才气，轻视鄙薄先达，与他们不同的地方相同，与他们相同的地方不同。有的应该简略反而详细，有的应该详细反而简略，衡量其标准，差错难免。勘验其内容，同时有颠倒错乱。现在削减其繁琐，增加其简略，只在意曲直，并非有心于爱憎。恭敬地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人共同讨论，辩明详察得失。到十六年，又奉诏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干、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骑尉臣贾普曜等人对敕使赵弘智再次详正。共为四十卷，希望对扬圣范，垂训幼童。所以序述其所见，记载于卷首。开头说：“尔。”

毛诗正义序

钦定四库全书

诗谱序 汉郑氏撰 唐孔颖达疏

诗的兴起，确实不在上古帝王之时。疏【正义说：上皇指伏羲，是三皇中最先的，所以称为上皇。郑玄知道那时确实没有诗，是因为上皇之时整个时代淳朴，靠种田捕鱼为食，与万物没有区别，在上面的人说话没有人违背，在下面的人群居而不混乱，没有礼义的教化，刑罚的威严，做善事没有人知道其善，做恶事没有人知道其恶，他们的心既然没有所感，他们的志向有什么可说的，所以知道那时没有诗的咏唱】大庭、轩辕，直到高辛，那时是否有诗，记载也没有说。疏【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羲、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皞、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德，德合北辰的都称皇，感五帝座星的都称帝，所以三皇是三个而五帝是六个。大庭，是神农的别号。怀疑大庭、轩辕有诗，是因为大庭以来渐渐有乐器，乐器的声音随着人成为辞令，这就是诗的渐起，所以怀疑有诗。《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草槌、苇籥，是伊耆氏的乐。”注说：“伊耆氏，是古天子的称号。”《礼运》说：“礼的初始在于饮食，草槌而土鼓。”注说：“中古没有釜甑，而中古指神农时。”《郊特牲》说：“伊耆氏开始作蜡，蜡是为田报祭。”按《易·系辞》称神农开始作耒耜以教天下，那么田起于神农。两者相推，那么伊耆、神农都与大庭是一人。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到周朝还有云门，明显其音声和集，既然能和集，必定不是空无所有的歌，这就是诗。但事不经见，所以总为疑辞。按《古史考》说：伏羲作瑟，《明堂位》说：女娲之笙簧，那么伏羲、女娲已有乐了。郑玄既然信伏羲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推究乐的起源，发于人的性情，性情的产生，这就是自

译然而确实存在，所以婴儿孩童怀有嬉戏欢跃之心，鹤与苍鸾也契合歌舞节奏的应和，难道是因为有了诗才形成乐吗？乐的产生必定依赖诗，那么上古时代只有歌唱吟呼，即使有土鼓和苇籥，也一定没有文字雅颂的声音。所以伏羲制作瑟，女娲制作笙簧以及蒉桴土鼓，必定不是因为诗咏才如此，那么当时虽然有乐的仪容，或许并没有诗。郑玄怀疑大庭氏时代有诗，正是依据后世逐渐文饰的情况，所以怀疑有诗，未必认为土鼓苇籥就代表有诗。如果这样，《诗序》说：“情感在心中触动而表现于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就长声歌叹，声音形成文采就称为音。”这是由诗才成为乐的说法，这是依据后代的诗，因诗而作乐；上古的乐，必定不是这样。郑玄的说法既然怀疑大庭氏有诗，那么在书契之前就已经有诗了。而《六艺论》论诗说：“诗，是歌讽喻的声音。”自从书契兴起，质朴简略崇尚实质，当面称赞不算是谄媚，当面规劝不算是诽谤，君臣之间的交往，就像朋友一样，在于恳切真诚罢了。这种风尚稍微衰微，奸诈虚伪由此产生，上下互相冒犯。等到制定体制，尊崇君主贬抑臣下，君道刚强严厉，臣道柔顺服从，于是规劝谏诤的人稀少，情感意志不能通达，所以作诗的人用来颂扬美德而讥刺过错。那书契兴起的时候，既然还没有诗，制定礼制之后，才开始有诗。《艺论》所说的，是现在诗用来颂美讥过，所以以制定礼制为界限。这里说的是有诗的逐渐发展，叙述情歌咏唱，还没有规劝谏诤，所以怀疑大庭氏以来，因为主旨不同，所以所称述的不同。礼的初始，与天地一同存在。而《艺论》论礼说：“礼的起初，大概与诗同时。”也是指现在所使用的礼，不是说礼起初的时候。《虞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据延长，律吕调和声音。”那么诗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疏【正义说：虞书，就是《舜典》。郑玄没有见到古文尚书，伏生把《舜典》合并到《尧典》中，所以郑玄的注在《尧典》的末尾。那注说：“诗用来表达人的志意。永，是长。歌又用来延长诗的意思，声音的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音合乎律吕才叫和谐。”那《舜典》任命乐官已经谈到歌诗，经典中谈诗没有比这更早的，所以说诗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放于此乎”是隐二年《公羊传》的语句。说放于此，是说现在颂美讥过的诗，其道开始于此，不是说最初作讴歌开始于此。《益稷》称舜说：“乐官用来采纳言论，适时宣扬它，正确就接受它，任用他，否则就威严对待他。”那说的是舜诚告群臣使他们用诗，是用诗规劝谏诤，舜时已经这样。大舜的圣明，任用贤能，当面规劝当面称赞似乎没有什么忌讳，却说情感意志不通，才开始作诗。《六艺论》说：“情感意志不通，是依据现在的诗而论，所以说用来颂美讥过。”那唐虞时代的诗，不是由于情感意志不通，只是当面歌诗互相告诫勉励，且作为发端的逐渐发展，与现在的诗不一样，所以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问答。作歌就是诗。虞书所说的，虽然是舜命令夔，而舜继承尧，明显尧已经用诗了。所以《六艺论》说：“唐虞开始造其初，到周分为六诗。”也是指《尧典》的文字，称为造初，是说造现在诗的初，不是讴歌的初。讴歌的初，则怀疑其起自大庭时。然而讴歌自然应当久远，它名叫诗，不知道哪个朝代。虽然在舜世开始见到诗名，它的名字必定不是起初在舜时。名为诗，内则说负子之礼说：“诗负之。”注说：“诗的意思是承。”《春秋说题辞》说：“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就是志的意思。诗纬《含神务》说：“诗者，持也。”那么诗有三个训释，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受君政的善恶，陈述自己的志意而作。诗为诗，所以持守人的行为，使不失误。所以一个名字而有三个训释】夏朝继承它，篇章泯灭抛弃，没有遗留。疏【正义说：夏继承虞之后，必定有诗了。只是篇章断绝灭亡，没有单独遗留下来的。有商颂而没有夏颂，大概是周室初年。记录不得】接近商王，没有风也没有雅。疏【正义说：汤以诸侯身份施行教化，最终成为天子。《商颂》成汤命于下国，封建其福，明显其政教逐渐兴起，也有风雅。商周相接，年月不多，现在没有商风雅，只有其颂。是周世抛弃而不记录，所以说接近商王没有风雅。说有而不取】为什么？论功颂德，用来顺承其美；刺过讥失，用来匡救其恶。各自在其族亲，那么作为法度的彰显，作为警戒的明白。疏【正义说：这是论述周室不保存商之风雅的意思。风雅之诗只有论功显德、刺过讥失两件事罢了。党指族亲。这两件事各自在自己的族亲。周人自己记录周之风雅，那么法度足以彰显，警戒足以明白，不假借再记录先代的风雅。颂则是前代至美的诗，敬重先代所以记录】周自从后稷播种百谷，百姓遭受饥荒，这时才得到粮食，从此传下这个名字。疏【正义说：从这以下到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的原因。说后稷种百谷的时候，众人都困厄于饥荒】

译此时百姓才得以吃到粮食。后稷有了这样的大功，名声传扬而不朽。这是后稷播种之时，流传于后世的名声。《尧典》记载舜命令后稷说：“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后稷按时播种百谷，”《皋陶谟》称赞禹说：“我和稷播种，使百姓艰难地获得稀少的食物，众民才得以吃到粮食。”这就是相关的文献。陶唐氏末期，中期，公刘也世代修习他的事业，以明确百姓的等级，共享财物。【正义说：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在夏朝时为诸侯，因为后稷在唐尧之时，所以接着唐尧来叙述。中叶指中期，从后稷到太王，公刘处于中间。《商颂》说：“昔在中叶”，也是指从契到汤的中间。《祭法》说：“黄帝正定百物的名称，以明确百姓的等级，共享财物。”明民指使衣服有章法，共财指使他们共同拥有财用。公刘在豳地，教导百姓使上下有章法，财用不缺乏，所以引用黄帝的事来叙述。】至于太王、王季能够胜任并顾念上天。【正义说：这是《尚书·多方》中关于天，因为纣王的恶行而寻求人主的意思，说“天只寻求你们多方，大动以威，开启其顾念上天，惟你们多方不能胜任顾念它，惟我周王能够胜任用德，惟常法神天”。注说：“顾由视念也。”其意是说天下灾异的威势动摇了天下人的心，开启其能为天所视念者，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够胜任。那里说的是文王、武王能够顾念上天，太王、王季受上天保佑，已有王者的迹象，是能够顾念上天的。】文武的德行光辉显耀，继承前人的基业，将大的天命聚集于自身，于是成为天下的父母，使百姓有政令有居所。【正义说：《泰誓》说武王伐纣，众人都说“孜孜不倦”，天将确立父母，百姓有政令有居所，是说百姓得到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相同，所以一并叙述。】那时的《诗经·国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类。【正义说：这是总说文武之诗，都叙述文武之政，未必都是文武时所作。所以文王《大明》等，检查其文都是成王时所作。】及成王、周公达到太平，制礼作乐，于是有颂声兴起，这是盛大的极致。【正义说：当时是成王，功绩由周公，所以谱说成王之诗都并举周公为文，制礼作乐，太平无事，所以与太平连言。颂声的兴起，不都在制礼之后。所以《春官·乐师职》说：“及彻帅学士而歌彻”，谓“彻”者歌“雍”也。这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之前的。】根本由此风雅而来，所以都收录它们，称之为诗的正经。【正义说：这是解释周诗并录风雅的原因，因为《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的基本，《鹿鸣》《文王》之雅是初兴的政教，现在有颂的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根据成功之颂的本源而追溯，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所以都收录它们，称之为诗之正经。因为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称之为正。这些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在成王即政之初，当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太师，以为常乐，并非孔子有去取。《仪礼·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只有《采苹》越《草虫》之篇，其余在于今诗，悉皆次序。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于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前自次序，非孔子定之，所以谱于此不言孔子。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的，所以下文特言孔子录之。《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说：“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所以延陵季子观乐于鲁时，孔子尚在，未定诗书，而说：“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纠正之。这是司农的意思，也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说：“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说“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此说非也。六诗之日见于《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盖《采苹》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后王渐渐衰败，懿王开始受谗言烹杀齐哀公，夷王，自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正义说：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释变风变雅之作时节。变风之作，齐卫为前。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所以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传》曰：齐哀公烹乎周，纪

译侯进谗言陷害他。徐广认为周夷王烹杀了他。郑玄认为烹杀哀公的是周懿王，因为《齐世家》记载周王烹杀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正当夷王之时，哀公的弟弟山杀了胡公而自立。既然说夷王之时山杀胡公，那么胡公的即位就在夷王之前了。听信谗言而烹杀人，这是衰败昏暗的君主所为。夷王之上还有孝王，《书传》并未记载孝王有大罪恶。《周本纪》说：懿王即位，王室于是衰微，诗人作诗讽刺，可见周朝衰微始于懿王，这明确表明懿王听信了谗言。本纪说诗人作诗讽刺，难道不是在懿王之时作了《鸡鸣》这首诗吗？因此知道烹杀哀公的是懿王。《卫世家》说：贞伯去世，儿子顷侯即位，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任命他为卫侯，可见卫顷侯正当夷王之时。《郊特牲》说：觐见之礼，天子不下堂而接见诸侯，若下堂接见诸侯，是天子的失礼。从夷王以下，这是夷王自身失礼。《柏舟》说仁德而不遇，这是邶国不尊重贤人。自此以后，厉王、幽王时期，政教更加衰微，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等诗同时兴起，各国纷纷作诗讽刺怨恨，接连不断。疏【正义曰：大抵变风之作，多在夷王、厉王之后，所以说各国纷纷作诗讽刺怨恨，接连不断。《击鼓》序说：怨恨州吁，怨恨也是讽刺，所以连言讽刺怨恨】五霸的末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人谁去奖赏，恶人谁去惩罚，纲纪断绝了。疏【正义曰：这是说周室极度衰微之后，不再有诗歌的意思。五霸的末期，有的版本作五伯。成二年《左传》说：五伯的霸业。中侯霸免注说：霸犹把也，把持天子之事。那么说伯者长也，是说与诸侯为长。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中的强者，把持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服虔说：五伯指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郑语》注说：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论语》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昭九年传说：文之伯也。这是五者为霸的文献。这里说五霸之未正，是指周代的霸业，齐桓、晋文之后，明显不在夏殷之霸。齐、晋最居其末，所以说五霸之末。僖元年《公羊传》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以为耻。这是说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其后没有再出现霸主，不能赏罚，这是天下之纲纪断绝了。纵使作诗，终究是无益。所以贤者不再作诗，是因为王泽枯竭的缘故。《王制》说：“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这是说方伯指州牧。周代的州长自称为牧，因为他们长于一方。《公羊》称为方伯，说无天子无方伯，是说没有贤明之人】所以孔子收录懿王、夷王时的诗，直到陈灵公淫乱之事，称为变风、变雅。疏【正义曰：懿王时的诗，是齐风。夷王时的诗，是邶风。陈灵公，鲁宣公十年被其臣夏征舒所弑。变风以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在中间，所以郑玄举其终始。《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行于礼义者，三百五篇。”这是“诗三百”由孔子确定的。如《史记》所说，那么孔子之前诗篇很多。考察书传所引之诗，现存的很多，亡逸的很少，那么孔子所录不可能十分去九。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不可信。根据现在及亡诗六篇，共有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子夏为之作序，明确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说三百五篇者，是缺其亡者，以现存的为数。《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铃》都说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未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认为只有三百五篇。谶纬都是汉世所作，所以说三百五。这里说讫于陈灵，则在鲁僖之后。《诗论》说：“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建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几乎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只说至于鲁僖者，是根据诗之首君为文。陈灵公非陈诗之首，曹昭公在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所以举鲁僖以为言。《诗论》说：“文王建基至于鲁僖”，那么商颂不在数内。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言“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为之。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在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说：“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

译然而孔子之后才开始颠倒杂乱。认为勤政爱民、体恤劳功，显明地侍奉上帝，就会承受颂扬之声，福泽像那样；如果违背而不采用，就会遭受劫杀的大祸像这样。吉凶的由来，忧愁欢乐的萌芽和渐生，都清楚地在这里，足以作为后世君王的鉴戒，于是到此为止。

疏【正义说：这是说孔子收录《诗经》，只选取三百篇的意思。福泽像那样，是说像文王、武王、成王世代修德致使太平那样。大祸像这样，是说像幽王、厉王、陈灵王对百姓施加恶行，被放逐或弑杀那样。违背而不采用，是指不采用《诗经》的义理，勤政爱民、体恤劳功、显明地侍奉上帝就是《诗经》的义理。这是互相说明。采用《诗经》就吉祥，不采用就凶险，吉凶的由来，是说由《诗经》而来。《诗经》的规劝和谏言都在于防止萌芽、杜绝渐生，采用《诗经》就欢乐，不采用就忧愁，这就是忧愁欢乐的萌芽和渐生。这两件事都明明在这里，所以只收录三百一十一篇，希望现在的明君良臣想要推崇道德、达成治理，能够考察古代先代的事迹，观察行事中的成败。又痛恨当时博士解说《诗经》，既不精于研究考核，又不看到其始终，在乡党间讲解没有清晰明白，在朝廷上陈述不光辉显著，所以将要叙述其国土的划分，排列其人物的先后。

夷王、厉王以上年份数目不清楚，太史年的表格从共和开始，经历宣王、幽王、平王而得到《春秋》的次序，以此建立这个谱系。

疏【正义说：从这里以下论述作谱的意思。《本纪》中夷王以上大多不记载在位的年份，所以年份数目不清楚。《周本纪》说：厉王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厉，又过了三年，厉王出逃到彘地，召公、周公两位宰相执政，号称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这一年是鲁贞公十四年，齐武公十年，晋靖侯十八年，秦仲四年，宋公十八年，卫僖侯十四年，陈幽公十四年，蔡武公二十四年，曹夷伯二十四年，郑国当时还没有封国。所以太史年的表格是从共和开始的。又查考《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地，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去世，儿子幽王即位十一年被犬戎所杀，儿子平王即位四十九年，正当鲁隐公元年。计算共和元年距离《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时期年份清楚明白，所以说经历宣王、幽王、平王而得到《春秋的次序以此建立这个谱系。郑玄为《三礼》《论语》作序，这个谱也是序。

为了避免与子夏序名冲突，因为它排列诸侯世系和《诗经》的次序，所以叫谱。《易经》有序卦，《尚书》有孔子作的序，所以郑玄避开它，称之为赞。赞，是明白的意思。明白自己作注的意思，这里《诗经》不叫赞而叫谱。谱，是普遍的意思。注释序说世数事情，能够周遍普遍，所以《史记》称之为谱牒就是这样。

想要知道源流清浊所在的地方，就顺着上下顺序去省察；想要知道风化芳香气味和润泽所达到的地方，就横向观察。这是《诗经》的大纲。提起一个纲目而万目张开，解开一卷而众篇明白。在力量上就少，在思虑上就寡。那些君子也有乐于此的吗？

疏【正义说：这又总说作谱的道理。如果魏国有俭啬的风俗，唐国有杀礼的风气，齐国有太公的教化，卫国有康叔的功业，叙述其土地的适宜，显明其始封的主君，省察其上下，知道其众多源流出处，识别其清浊。归属其美刺的诗篇，各自对应其君主，君主的教化，横向观察其诗，知道其风化的得失，识别其芳臭，都是用比喻善恶罢了。哀公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定《春秋》的义理，以等待后世的圣人，以君子的作为，也有乐于此。郑玄取用那个意思。】

译《诗谱序》考证

让百姓有政令、有居所，疏解《泰誓》说，武王讨伐纣王，众人说：“勤勉不懈怠，上天将确立父母。”百姓有政令、有居所。○【臣宗万】按：此出自伪《泰誓》，今本《尚书·泰誓中没有这段文字。

五霸的末尾，疏解服虔说，五霸是指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和豕韦、周朝的齐桓公和晋文公。○【臣德龄】按：赵岐《孟子》注认为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荀卿认为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颜师古《汉书·同姓侯王表》注认为五伯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夫差。这五霸应当是指周代的五霸而言。

《诗谱序》考证

《毛诗谱》

汉郑玄撰 唐孔颖达疏

《周南召南谱》

周、召，是《禹贡》雍州岐山南面的地名。疏【正义说：《禹贡》雍州说“荆山岐山都已治理”，说明岐山属于雍州。《绵》篇说大王迁到周原，《閟宫》说大王居住在岐山南面，说明周地在岐山南面。《孟子》说“文王以百里之地称王”，那么周、召之地总共方圆百里，都叫周，其中的召是周地内部的别名。大王开始居住在那里，到文王才迁到丰地。《周书》称“王季住在程”，《皇矣》说“文王讨伐密须后，渡过鲜原，居住在岐山南面，不出百里”，那么王季住在程，也在岐山南面，程是周地的小别称】现在属于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野田地肥沃。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是周文王居住的地方。皇甫谧说“现在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迹”是对的。有的版本作杜阳，查《地理志》扶风另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郑玄在《禹贡》注中说“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那么作杜阳的是错误的。《皇矣》称“居住在岐山南面，在渭水之滨”，说明那里地形险阻。《绵》说“周原广阔，苦菜甜如饴糖”，说明土地肥沃】周朝的先公叫大王的，躲避狄人祸难，从豳地开始迁徙，而修养德行建立王业。商王帝乙初年，任命他的儿子王季为西伯，到纣王时又任命文王主管治理南国江汉汝水旁的诸侯。疏【正义说：根据帝乙是纣王父亲来推算其年代，与王季同时。《旱麓》说大王、王季的事迹，说“那玉瓒美好，黄酒在其中”，是说王季受赐玉瓒。《尚书》称文王为西伯，应当是继承父亲的基业，所以知道王季也是西伯。殷朝的州长叫伯，是说雍州伯。《周礼》八命作牧，殷朝的州伯大概也是八命。如《旱麓》传云“九命然后赐以秬鬯圭瓒”，《孔丛子》云“羊容问子思说：古代的帝王将天下分为两半，由两位公治理，称为二伯。周自后稷被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都是诸侯，怎么能称为西伯呢？”子思说：“我听子夏说：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的身份在西边作伯，受赐圭瓒秬鬯，所以文王因此得以专断征伐。”这诸侯为伯，如同周、召分陕。皇甫谧也说“王季在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方之长，开始受赐圭瓒秬鬯”，都认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之长。郑玄不见《孔丛子》《旱麓之笺》，不说九命，就把王季当作周伯。文王也是州伯，所以西伯戡黎。注说：文王为雍州之伯，向南兼管梁、荆二州，在西边，所以叫西伯。文王的德行优于王季，文王尚且为州伯，说明王季也是州伯。《楚辞·天问》说：“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注说：“伯指文王。鞭比喻政令，说纣王号令已经衰微，文王执鞭持政，担任雍州牧。”《天问》是屈原所作，距离圣人时代不远，称文王为牧，说明不是大伯。所以不采纳毛亨的说法。说到了纣王，又任命文王，是因为他已经继承父亲担任州伯，又任命他兼管治理南国、江汉、汝水旁的诸侯。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汉广》序说：“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之地。”《汝坟》序说：“汝坟之国，妇人能怜悯她的君子。”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这些诗还赞美江汉、汝坟，说明江汉之滨先受到文王的教化，如果不是受纣王任命，他的教化无法到达那里，说明是纣王任命的。江汉之地即梁、荆二州，所以《尚书》注说“向南兼管梁、荆”。后来教化广布，百姓归附，拥有三分之二，不一定都是纣王任命的】当时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以臣服侍奉殷朝，所以雍、梁、荆、豫、徐、兖之人全都受到他的德行而跟从他。疏【正义说：既然引用《论语》“三分有二”，所以根据《禹贡》州名具体指出。雍、梁、荆、豫、徐、兖归顺文王，其余冀、青、兖属于纣王，九州中有六州，这就是三分拥有其二。《禹贡》九州，是夏朝的制度，在周朝则夏官职方氏辨别九州地域，有兖、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与《禹贡》相比没有徐、梁，有幽、并。所以《地理志》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而增减

译于是，将《禹贡》中的徐州、梁州合并入雍州、青州，划分冀州的地域来设立幽州、并州。」这就是那件事。《尔雅·释地》中九州的名称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孙炎说：「这大概是殷代的制度，《禹贡》中有梁州、青州，没有幽州、营州；《周礼》中有幽州，没有并州，也没有徐州、营州。」然而这种说法不同，不提及殷、周两代的九州，却远指夏禹时代，是因为孙炎认为《尔雅》的记载与《禹贡》不同，又与《周礼》相异，所以怀疑是殷代的制度罢了，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殷代改变了夏代的制度。《汉书·地理志》说：「殷代沿袭夏代，没有什么改变。」班固不把《尔雅》当作通行的法则。又《周礼》中的冀州、幽州合并到《禹贡》中只算一个州，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所以从岐山横向划分。依据《禹贡》正经的文字，选取六个州作为三分之二的标准，按照《禹贡》的疆域，论述施行教化的地方，并不是说当时就有这些州的名称。序言说教化从北向南推行，那么在岐山东西的南部得到三分之二的区域，是因为岐山在天下之中靠近北部的缘故。】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立都城，于是将岐山一带周公、召公的土地划分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邑，让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疏【正义说：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立都城，这是《文王有声》篇中的内容。《地理志》说：京兆鄠县丰水从它的东南流出。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边，丰水的西边。文王从程迁徙到这里，按照《皇矣》篇所说：文王讨伐密须后，迁徙到鲜原，又从鲜原迁徙到丰；而皇甫谧说从程迁徙，是不对的。丰在岐山东南三百多里。文王既然在丰地定居，而岐山一带的土地空缺，所以分赐给两位公爵作为采邑。说分赐采邑应当是一半一半，不知道哪边是东哪边是西？有人认为东边称为周，西边称为召，这件事没有出处，不能明确。知道这是在居住丰地之后，赐给两位公爵土地，是因为《泰誓》篇中讨伐纣王时的事情已经说过，周公说：《乐记》解说《大武》之乐象征讨伐纣王的事，说五成时划分陕地，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明显知道周、召两位公爵在文王时已经受封采邑了。文王如果没有居住丰地，那么岐山一带自然就是都城，不能分出来赐给别人。明显知道分赐两位公爵是在建立丰都之后，况且《二南》是文王的诗，却分别归属于两位公爵，如果文王不赐给采邑，不让他们施行教化，怎么能让诗歌归属于他们呢？所以知道这时赐给了他们采邑。既然用这些诗归属于两位公爵，明显是感念两位公爵的教化，所以知道是让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说先公，是指大王、王季这样的贤人，文王继承他们的事业，文王自有圣人的教化，不一定非要使用先公的教化，只是儿子应当叙述父亲的事迹，选取适宜的做法实行，以先公为说辞罢了，同时也兼行圣人的教化，所以有圣人的风范。这里只说施行先公的教化，明显自己的教化已经可知，因为《召南》有先公的教化，所以特别提出来。文王让两位公爵施行教化很早了，不是在受封采邑之后，在这里提及，是为了明确诗歌归属于两位公爵的意思。说自己所管辖的，是指那六个州服从于自己的人。】武王讨伐纣王平定天下，巡守述职，陈列吟诵各国的诗歌，来观察民众的风俗。六个州的人得到两位公爵的道德教化尤为纯粹，所以特别收录这些诗，交给大师，分为两个国家的诗歌。疏【正义说：宣公十二年《左传》引用《时迈》这首诗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而作颂歌说：收起干戈，装好弓矢，《时迈》序言说巡守，那么武王确实巡守了。《王制》解说巡守的礼仪说：「命令大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众的风俗。」所以知道武王巡守时得到了《二南》的诗歌。谱说：「天子收录变雅，诸侯收录变风。」礼仪相同，那么文王也采集诗歌，但必定知道是武王才开始得到的，是因为诸侯收录变风，只是想要观察民众的情况，来了解自己的政事得失罢了，并不能辨别贤圣的不同风范，确立一代的大典。文王还是诸侯，王业未定，必定不能划分确定《二南》，所以依据武王来说。武王普遍陈列各国的诗歌，不只是六个州而已。而这两《南》的风诗，独有两位公爵的教化，所以知道六个州的人得到两位公爵的道德教化风化，最为纯洁，所以特别选取他们的诗交给大师的官职，让他们分别归属为两个国家的诗歌。因为大师掌管六诗的歌咏，通达声乐的根本，所以知道归属并分别系联。】那些得到圣人教化的人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人称为召南。是说两位公爵的道德教化从岐山施行到南方各国。疏【正义说：文王将要建立王业，以诸侯的身份推行王道。大王、王季是他的祖父，都有仁德贤能的品行。自己的圣人教化不能完全施行，于是选取先公的教化中适宜于今天的，与自己的圣人教化，让两位公爵混合施行。又六个州的民众志趣性情不同，有的得到圣人的教化，有的得到贤人的教化，因为接受教化的精粗不同，所以歌咏有等级之分。大师通晓声乐，精妙地识别本源，分别所感应的对象，划分为两个国家。那些得到圣人教化的人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人称召南。这是解释大师将《二南》分开的原因。知道有这个道理，是因为序言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召公。」因为圣人适宜做天子，贤人适宜做诸侯。说王者风范是得到圣人的教化；说诸侯风范是得到贤人的教化。

译因为周公是圣人，所以将圣人的教化之风归属于他；因为召公是贤人，所以将贤人的教化之风归属于他。因为六州原本受到两位公的教化，因而具有天子的风范，意义上一圣一贤，事迹尤其相似，所以归属于两位公。既然分别归属于两位公，就按优劣排列次序，先圣后贤，所以先列周南后列召南。不直接称周召而连称“南”字，是为了显示教化施行的地方，以及作诗的处所。如果不说“南”，就无法体现这层含义。况且直接说周召，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赞美两位公，这实际上是文王的诗而归属于两位公，所以周召两国都加上“南”字，表明教化的地方，说明它们与一般诸侯不同的缘故。这首诗既然归属于两位公，那么两位公就是这首诗的主人。如果有赞美两位公的内容，就各自归属其国。《甘棠》在召南，就是这样的例子。周南没有赞美周公的诗，或许当时没有创作，或许没有被收录。于是舍弃其余部分，认为这是《国风》的正经。《正义》说：武王遍陈各国的诗，现在只有二南还在，说明是舍弃了其余部分。起初，古公亶父来到岐山考察居所，直到姜女。后来大任思慕周姜的美德，大姒继承美好的声誉，历代都有贤妃的辅助，从而达成治理。《正义》说：这些事都记载在《大雅》中。郑玄这样说，是因为两国诗歌以后妃夫人的美德为首，召南的夫人虽然特指文王的夫人，但先王的夫人也有这样的美德，所以引用诗文来依次陈述。文王以自身为寡妻的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国家。《正义》说：这是《思齐》篇的文意。说文王先教化妻子，最终治理好家国，这阐明了两国诗歌以后妃夫人为首的含义。因此两国诗歌以后妃夫人的美德为首，最后以《麟之趾》《驺虞》来言说后妃夫人有这种美德，兴起并辅助她们的君子，都能取得成功，以至于出现吉祥的瑞兆。《正义》说：这是论述两国诗歌排列次序的含义。“因此”是承接上文生出下文的意思。后妃和夫人都是指太姒，一人有两个称呼，各自根据事迹立称。礼制规定，天子的妃子叫后，诸侯的妃子叫夫人。因为周南是王者的教化，所以称后妃；召南是诸侯的教化，所以称夫人。只是以教化感化的名义来称呼，并非为了区分先后。有陈述圣王教化的，虽然是受命前的事情，仍称后妃；有解说贤人教化的，虽然是受命后的事情，尚称夫人。两国分别称呼，而文王不改变文辞，是因为召南以夫人为首，后妃变称为夫人，足以知道贤圣教化在文王那里不同，不必再另用不同的辞藻。所以《鹊巢》的序言说国君，以彰显义理在后，都以通常的称呼来说。圣王治理天下，符瑞必然到来，所以把《麟之趾》《驺虞》排在最后，想要显示招致吉祥瑞兆。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招致，假设为法则，所以这样说。因为诗人创作，各自表达志向，《麟之趾》《关雎》、《驺虞》与《鹊巢》，未必是同一人所作。《麟之趾》言说公子诚信宽厚，《驺虞》感叹国君仁爱之心，借用兽名，另作兴喻，并非感叹瑞应。与前篇共同构成始终，只是君子之道，做事可作法则，垂范后代。大师将其排在最后，申明其意，因而言说《关雎》的感应，《鹊巢》的感应罢了。其实作者本意不在于感应，而是使诗歌有龙凤般的文采，也将以此作为感应，不仅仅是麒麟、白虎。郑玄回答张逸说：“文王继承先公的基业，积累修养美德，从而达成风化，叙述其美好作为法则。能够实行根本，就招致末端的感应。既然招致了感应，假设为法则，说明实际上并未招致。”这是谱序在这篇的大致内容。而二风的大意，都是从近到远。周南，《关雎》到《螽斯》，都是后妃自身的事迹；《桃夭》《兔罝》《芣苢》，是后妃教化所及的范围。《汉广》《汝坟》，变言文王的教化，显示教化更加深远。召南《鹊巢》《采蘩》，是夫人自身的事迹；《草虫》《采苹》，是朝廷的妻子；《甘棠》《行露》，是朝廷的臣子，大夫的妻子与夫人同为阴柔，所以在召伯之前，都是夫人教化所及的范围。《羔羊》以下，言说召南的国家，江沱之间，也说文王的政教，这是教化更加深远的地方。篇章的大致情况，都以远近为差别。周南上八篇，言说后妃；《汉广》《汝坟》，言说文王；召南上二篇，言说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驺虞》四篇，言说文王。所以论述后妃、夫人，在周南详细而在召南简略的原因，是因为召南的夫人就是周南的后妃，既然在后妃的事迹上已经详细，所以召南在夫人方面就简略。文王的德化多少不同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作者有别，又采集的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说后妃所招致的；召南《羔羊》，说是《鹊巢》的功劳所招致的。周南《桃夭》以上，都是后妃自身的事迹，文辞与后妃接连，所以说后妃所招致；召南《羔羊》以前，不独是夫人自身的事迹，文辞与夫人不相连接，所以变言《鹊巢》的功劳所招致。又《桃夭》招致后三篇，有后妃的教化；《羔羊》招致后，没有夫人的教化，这也是因为周南后妃在召南夫人之前已经详细，于是简略招致者，教化于己，由己招致他人。《草虫》以下，不再是夫人自身的事迹，也是夫人的招致。《羔羊》，召南的国家教化文王的政教，是《鹊巢》的功劳所招致；那么《汉广》，文王的道义被于南国，也是《关雎》的功劳所招致。序者认为这两风都是文王的教化，大姒所赞。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为后妃所招致，《汉广》以下其事差别较远，为文王所招致；召

译南方以《草虫》《蝃蝀》《江有汜》《行露》四篇为夫人所致，从《羔羊》以下则相差较远，为文王所致。各自列举其事，互相阐发，这二南的诗，是文王时的作品。文王即位到受命之时，已经四十多年，诸侯归附他，大概也很早了。郑玄回答张逸说：“文王以诸侯的身份而有王者的教化，最终得以受命。这是在受命之前，已经施行王者的德行。在这个时候，诗已经作了。为什么呢？教化施加于下，百姓就陈述他们的志向，何必等待颁布王者的名号然后才作歌？”武王采集这些诗的时候，太公和召公已经有了爵位和封地，命令他们施行教化，于是分别归属于他们，不是因为二公有了封地，这些诗才开始作。周、召二十五篇中，只有《甘棠》和《何彼秾矣》两篇，是武王时作的。武王伐纣，于是封太公为齐侯，令周公、召公为二伯，而《何彼秾矣》经文说：“齐侯之子”，太公已经封于齐；《甘棠》经文说：“召伯”，召公为伯之后，所以知道这两篇都是武王时作的。不仅作于武王之时，其所赞美的事，也是武王时的事。《行露》虽然叙述召伯的事，但与《甘棠》不同时期，赵商认为它们是同时的，怀疑并发问，所以记载赵商问《甘棠》《行露》的诗赞美召伯的功绩。笺注认为应当是文王与纣王之时，不审察召公怎么能成为伯？回答说：“《甘棠》的诗，召伯自明，谁说是在文王与纣王之时呢？”至于《行露》篇笺注说：“衰乱的风俗逐渐消失，贞正诚信的教化兴起。如果是武王时，受召南的教化已经很久了，衰乱的风俗已经消亡，怎么能说逐渐消失呢？”说这是文王时的事。《序》说：“召伯听讼，是从后记录他的意思，所以这样说。”而郑玄此答明确《甘棠》笺注所说的赞美其为伯的功绩，是指武王时的事。这两篇武王时的事，能列入《召南》风的原因，是因为诗归属于召公，召公是诗的主宰，因为主要赞美召伯，所以就记录在《召南》。王姬是天子的女儿，降低身份嫁给地位低的人，不失去妇道。《召南》多陈述人伦之事，与之相配。又《王姬》是贤女，《召南》是贤德之化，又作于武王之世，不能列入文王圣化之风，所以记录在《召南》。《风》的开端，用来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妇关系。所以周公作乐，在乡人中使用，在邦国中使用。有人称之为房中之乐，后妃夫人侍奉君主，女史歌唱它来节制义序，所以如此。疏【正义曰：说“言或者”是道不同的说法。郑玄的前辈有这种说法的人，所以借此解释。二南之风，说后妃乐于得到淑女，没有嫉妒之心，夫人德行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道义，妻妾有次序。女史歌唱它来切近后夫人以节制此义序，所以使用它。《王风》说：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说的是路寝的房，因为人君有房中之乐，那么后夫人也有房中之乐。后夫人房中之乐，歌唱《周南》《召南》，那么人君房中之乐，也歌唱《周南》《召南》。所以谱下文说：“路寝的常乐，是风的正经。天子歌《周南》，诸侯歌《召南》。”用这种或说为义。后夫人使用它，也是理所当然的。王肃说：“从《关雎》到《芣苢》，是后妃房中之乐。王肃因为这八篇都叙述后妃自身的事，所以是后妃之乐。”那么夫人房中之乐，应当用《鹊巢》《采蘩》，郑玄没有说明，义理也可能如此】射礼，天子用《驺虞》，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作为节拍。疏【正义曰：在《召南》的篇目中，也是用于乐，所以提及。《礼记·射义》有这些，注也认为《驺虞》取其一发五豝，比喻得到贤者多；《狸首》取小大莫处，御于君所；采苹取其循涧以采苹，比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其夙夜在公，各自取其篇的意义作为警戒。为节者，是说射的进退应当与乐节相应。那每篇一言为节，这里引用它是省文】现在没有《狸首》，周室衰微诸侯并僭越而去之，孔子录诗没有得到。为礼乐作记者，从后保存它，于是得不到它的次序。疏【正义曰：说这个，因为射用四篇而三篇都在《召南》，那么《狸首》也应当在，现在没有其篇，所以辨析说：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说：“《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的话，因此以名篇。”后世失之。那么当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厌恶被射的话，所以弃之。为礼乐作记者，正谓记作《射义》者，因为《狸首》乐歌之曲，所以并乐言之。《射义》注说：“《狸首》逸诗。”下说：“曾孙侯氏”是也。其下文说：“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谓这是《狸首》经文也。那虽然引诗无《狸首》之字，郑知道是《狸首》者，以那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

译下面又说：“君臣一起专心于射箭，借以练习礼乐，就能安定且获得赞誉。”因此天子制定制度，诸侯便致力于此。说诸侯将其作为射箭的节拍，可知这是《貍首》的歌词。没有《貍首》字样，是因为只简略引用其文，未全部列出其辞的缘故。周公受封于鲁，死后谥号为文公。召公受封于燕，死后谥号为康公。长子世代继承爵位。【正义说：周公受封于鲁，召公受封于燕，《史记》中都有世家记载。《周语》引用《常棣》作为周文公的诗，可知周公谥号为文。《公刘》序言说：召康公告诫成王，可知召公谥号为康。《閟宫》说：建立你的长子，于是任命鲁公，可知是长子世代继承。《燕世家》说：从召公以下九世到惠公，正值厉王时期，这说明失掉了世次，无法得知召公长子的名谥，但传国于后代，可知是长子继承。】其次子也世代守护采邑，在王官任职，春秋时期的周公、召公就是这样。【正义说：僖公九年，公在葵丘会见宰周公。文公五年，召伯来吊唁葬礼，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周公、召公。经传中都称周公为三公，不知是什么爵位。召公称伯，则是伯爵。因为《左传》多称召公，所以称公。至于旦与奭的次子名谥，书传中没有记载。平王将西都赐给秦国，那么春秋时期的周公、召公是在东都接受采邑，保留周、召的名号，不再是岐周的土地。《晋书·地道记》说：河东郡垣县有召亭，周朝时未曾听说，现在就是召州。左边没有记载君主世系，这是因为诗歌系于二公，所以最后才说。那些君主的世系世家已经亡灭，况且也不是世人所需要的缘故。】有人问：周南、召南的诗歌，作为风诗的正规篇章确实如此，但从此之后，南国诸侯政治的兴衰，为什么没有变风？回答说：陈列各国的诗歌，是为了了解其缺失，巡视地方设立教化，作为黜陟的依据。等到徐、吴、楚僭越号称王，不承奉天子的风教，现在弃置他们的诗歌，是将他们视为夷狄。【正义说：因为列国政治衰败，变风都产生了，南国诸侯数量众多，不可能完全不创作诗歌。现在没有这些诗歌，所以提问并解释。巡视守土陈列诗歌，是观察该国的风俗，所以采集诗歌作为黜陟的参考。既然僭越号称王，不承奉天子威令，就不能黜陟，所以不收录他们的诗歌。吴、楚僭越号称王，《春秋》中多有记载，知道徐也僭越，是因为《檀弓》说：邾娄考公的丧事，徐君派容居来吊唁，他的辞令说：从前我们的先君驹王，这就是僭越称王。】其余江、黄、六、蓼之类，既然被驱赶陷入那种风俗，又是小国，如同邾、滕、纪、莒等，轻视他们的诗歌而不列入此处。【正义说：《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僖公十二年，灭黄。文公五年，楚灭六，并灭蓼，最终都被楚人所灭，这是被驱赶逼迫陷入恶俗。既然被驱赶陷入那种风俗，也不能黜陟。况且小国政治教化狭陋，所以轻视他们的诗歌，轻蔑而不列入国风。邾、滕、纪、莒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也不收录，并非只有南方的小国。魏与桧、曹，当时还比邾、莒大，所以得以收录。春秋时期燕、蔡之类，国家大却没有诗歌，薛综回答韦昭说：“有时不创作诗歌，或者有但不足以收录。”】

译邶、鄘、卫谱

邶〇卫，是商纣王时期风俗败坏的地方，方圆千里。疏【正义说：《地理志》记载，河内原本是殷商的旧都，周朝灭掉殷商后，将其京畿之地分为三个国家，即《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根据《地理志》的说法，所以知道这是京畿之地，因为是京畿之地，所以知道方圆千里。】其封疆地域在《禹贡》冀州太行山的东面，疏【正义说：查考《禹贡》，太行山属于冀州。《地理志》说，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因为《诗经》中提到的楚丘、桑中、淇水、漕水、浚水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说都在太行山的东面。太行山属于河内，河内就是纣王的都城，而西面不超过太行山，大概是因为其都城靠近西边。】北面越过横流的漳水，疏【正义说：郑玄注释《禹贡》说，衡漳，就是漳水横流。《地理志》说，漳水在上党沾县大黾谷的东北，到安平阜城流入黄河。因为漳水从上党流过邺城的北面，距离纣王都城向南不过百余里，所以知道越过了它。】东面到达兖州适宜种桑的荒野，疏【正义说：《禹贡》兖州篇说，桑土已经养蚕，注释说，那地方尤其适宜蚕桑，因此用桑土命名。现在濮水上游的土地有桑树，问的人说，僖公三十一年卫国迁都到帝丘，杜预说，帝丘就是现在的东郡濮阳县。濮阳在濮水以北，有桑土是显而易见的。】周武王讨伐纣王，用其京畿之地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殷商的继承人，疏【正义说：这些都是《史记·卫世家》的文字。】殷商那些顽固的百姓，受纣王教化时间很久，不可以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于是将这块土地分为三部分，设置两位监国，让管叔、蔡叔、霍叔治理并教化他们，疏【正义说：《地理志》说，邶封给纣王之子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用来监视殷商百姓，称为三监。那么三监之中，武庚是其中之一，没有霍叔。王肃、服虔都依据《地理志》的说法，郑玄不这样认为，因为《尚书》传文说，武王杀了纣王，立武庚，继承公子禄父，让管叔、蔡叔监视禄父。禄父和三监叛乱，说让管蔡监视禄父，禄父自己不会监视自己。说禄父和三监叛乱，那么禄父之外还有三个人作为监国，禄父不是一个监国。古文《尚书·蔡仲之命》说，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众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地定罪，将蔡叔囚禁在郭邻，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录。那么以管、蔡、霍三叔为三监是明确的。孙毓也说，三监应当有霍叔，郑玄的义理为长。然而《尚书》序文只说讨伐管叔、蔡叔，不说霍叔，郑玄说大概是赦免了他。《王制》让大夫监视方伯的国家，国三人是说让三位大夫监视州长，这是因为殷商百姓难以教化，而且让武庚监视，又不是方伯，与《王制》不同。《史记》说：“武王因为武庚人心未附，担心他有作乱之心，于是命令弟弟管叔、蔡叔辅佐他，将土地分为三部分，设置三监。”那么三叔各自监视一个国家，不知道所监视的国家是谁。《地理志》虽然说：“管叔治理鄘，蔡叔治理卫。”因为武庚在三监之中，不可据信，那么管、蔡所监视的国家就不明确了，所以郑玄不具体指出。监，是暂且让他们监视，并不是封地。封地就是管、蔡、霍。】从纣王都城向北称为邶，向南称为鄘，向东称为卫。疏【正义说：这没有文献依据，根据诗人所作诗歌自歌乡土风俗，检验水土名称，知道国家所在。卫诗说“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现在是郡名，在朝歌纣王都城的东面。纣王都城在河北，而鄘诗说“在彼中河”，鄘境在南面，是明显的。都城既然靠近西边，明显不分国，所以认为邶在北面。三国境地相连，所以邶诗说“亦流于淇”，鄘诗说“送我乎淇之上矣”，卫诗说“瞻彼淇奥”，因此三国都提到淇水。戴公东迁，渡河野居漕邑，那么漕地在鄘。而邶诗说“土国城漕”，是漕国人所筑之城。思湏与漕，是卫女所经过的城邑。河水弥漫，是宣公作台的地方。这些诗人本述其事，作为自歌其土。王肃、服虔认为鄘在纣王都城的西面，孙毓说：“根据鄘风《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纣王都城的南面，相互印证自然明白。”而城以西没有验证，其城之西迫于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为列国，鄘风所兴起不出于此，郑玄的义理为长。】武王去世之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看到周公将要摄政，于是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君主不利。”疏【正义说：这些都是《金縢》篇的文字，只有“见周公将摄政”一句不是。那里注释说：“管，国名；叔，字。”周公是兄长，武王的弟弟，封于管。众弟，指蔡叔、霍叔。武王去世，周公脱去丧服，想要居摄，小人不知天命，非议他，所以在京师散布“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流言。孺子指成王。知道管叔是周公兄长的，是《孟子》的文字。】周公避开他们，居住在东都，第二年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获，出现了雷电疾风的异象，于是后来成王高兴并迎接他，返回后便正式摄政。疏【正义说：知道这一点是依据《金縢》篇的文字，如郑玄注释《金縢》周公初次出走时，成王十三岁，避居两年。成王十四岁秋天，庄稼大熟，遭遇雷风，成王迎接他返回。这是成王十五岁，避居三年。说两年，是不计算初次出走。

译这一年，所以如此。】三监引导武庚叛乱疏【正义说：《尚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注说：周公回来摄政，武庚害怕被杀，于是开导淮夷一起叛乱。在摄政第一年的时候，把它系于武王去世，是因为恶行的开始，是从武王去世开始的。又说《尚书传》说：让管叔、蔡叔监视禄父。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而散布流言。奄国的君主蒲姑对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还年幼，周公被怀疑了。这是百代难逢的时机，请起事，然后禄父和三监叛乱，奄国君主引导他们。禄父于是与三监叛乱，那么三监也引导他了。所以《左传》说：管叔、蔡叔开启商人的祸乱，离间王室，就是这个意思】成王已经废黜殷商的命数，杀了武庚，又讨伐三监疏【正义说：成王已经废黜殷商的命数，杀武庚，是《尚书序》的文字。那里的注说：废黜殷商的命数，是指诛杀武庚。已经杀了武庚，又讨伐三监，因为是不同时间讨伐的，因为《尚书序》“废黜殷商命数讨伐管叔、蔡叔”是分开说的，说明不是同一时间。杀武庚、讨伐三监都在摄政第二年，所以《尚书传》说：“第二年攻克殷商”，注说：诛杀管叔、蔡叔及禄父等人】在这里的三个国家重新建立诸侯，把殷商的剩余百姓，封康叔于卫国，让他做首领疏【正义说：因为当时不可以建立诸侯，所以设置三监。现在既然讨伐了三监，说明在这里建立诸侯了。《尚书序》说：“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把殷商剩余百姓封给康叔，作《康诰》。”摄政第二年讨伐管叔、蔡叔，第四年在卫国建立诸侯。那么讨伐管叔、蔡叔、封康叔是不同年份，而《尚书序》连在一起说的，注说：说讨伐管叔、蔡叔，是因为借用了他们的国土。王肃《康诰》注说：康，是国名，在千里王畿之内。已经灭了管叔、蔡叔，又改封为卫侯。郑玄没有明确的解说，义理或许当然如此，或者康是谥号。说让他做首领，因为周公建立的诸侯国不超过五百里，说明不把千里之地全部封给康叔，所以知道是重新建立诸侯。妹邑属于鄘国，《酒诰》命令康叔说：“在妹邑宣示大命。”注说：妹邑，是纣王都城所在，那里的百姓尤其受纣王影响嗜好饮酒。现在禄父被诛杀，康叔作为其连属的监国，这是康叔一并监管鄘国。又季札听歌邶、鄘、卫，说康叔、武公的德行如此，所以知道他是首领】后世子孙逐渐合并那两个国家，混合而命名为卫国疏【正义说：因为康叔没有得到那两个国家，所以知道是后世子孙，顷公的恶行，邶国人讽刺他，那么顷公以前已经兼并了邶、鄘，或许也这样了。周朝自昭王以后，政教衰落，诸侯有的强弱相凌，所以得以兼并那两个国家，混一其境，同名曰卫。这殷商王畿千里，不一定邶、鄘之地只建两个国家，或许多建了几个国家，逐渐并入卫国，不一定一时灭掉，所以说逐渐兼并。《地理志》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周公诛杀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土地封给弟弟康叔，号称孟侯，把邶、鄘的百姓迁到洛邑。所以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互同风。”按照《地理志》的说法，那么康叔起初就兼并了那两个国家，不是子孙了。服虔依据这个说法，郑玄不这样认为，因为周朝的大国不超过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与他相同，反而超过周公，不符合制度】七世到顷侯，正当周夷王时，卫国政事衰微，变风开始产生。疏【正义说：《卫世家》说，康叔去世，儿子康伯即位；去世，儿子孝伯即位；去世，儿子嗣伯即位；去世，儿子建伯即位；去世，儿子靖伯即位；去世，儿子贞伯即位；去世，儿子顷侯即位。除去顷侯所以是七世。又说：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任命他为卫侯，所以知道正当夷王时。这是郑玄计算君主的世代，各国不同，齐、陈都计算有诗的君主，这里和曹不计算，顷公、共公又不计算，至于鲁国则都计算。这些都是随便而言，不作为定例】所以作者各自有所感伤，根据各国的本源而区分它们，作为邶、鄘、卫之诗。疏【正义说：《绿衣》、《日月》、《终风》、《燕燕》、《柏舟》、《河广》、《泉水》、《竹竿》，叙述夫人卫女的事情，而能分别归属三国，如《诗谱》所说，确定是三国之人所作，不是夫人卫女自己作的。《泉水》、《竹竿》都叙述思归的女子，而分在异国，明确是两国之人作的。女子在他国，卫人得以为她作诗，大概是大夫聘问往来，见到她思归的样子，而为她作歌。只有《载驰》一篇，序说“许穆夫人作”。《左传》说：“许穆夫人赋《载驰》。”《列女传》称“夫人亲自所作”，或许是自作。如果许穆夫人所作，而能入鄘风，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在鄘地，所以使她的诗归属鄘。《木瓜》赞美齐国，《猗嗟》讽刺鲁国，各自跟随所作之风，不进入所述之国。许穆夫人的诗能在卫国，因为夫人身体是卫女，言辞为卫而发，所以使她的诗归属卫。宋襄公的母亲则身体已归卫，不再是宋妇，她的诗不必亲自作。所以在卫，并邶、鄘分为三国。郑合并十邑，不区分它们，因为郑在西都十邑之中，没有郑名，又都国家小，土风不异，不像邶、鄘之地大，与卫相同，又先有卫名，所以区分它们。虽然区分从邶、鄘，其实都是卫。所以序每篇说卫，明确是卫诗，就像唐其实是晋，所以序也每篇说晋。那秦仲、陈佗都以

译字配国，应当符合谥号的称谓。舜作为国名，而施用于此。如果是异国的君主，必定以国名配谥号，恐怕会与他们的君主相混淆。像《河广》、宋襄公、《木瓜》、齐桓公、《猗嗟》、鲁庄公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三国（邶、鄘、卫）像这样排序的，以君主世系中在前者为先。所以《世家》记载顷侯去世，儿子某侯即位，四十二年后去世，儿子共伯余即位为君。共伯的弟弟和袭击攻打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杀，卫国人拥立和为卫侯，这就是武公。因为顷公是三国诗歌中最先的，所以邶排在前面。鄘的《柏舟》与《淇奥》虽然都是武公时的诗，但共姜守义的事情发生在武公政治美好、入朝为相之前，所以鄘排在其次，卫排在最后。凡是编诗都以君主世系为次序，这三国在其君主时期，有的作诗有的不作，有诗的各自归于其国，以君主世系为次序。《世家》说：武公即位，修明康叔的政治，百姓和睦聚集，五十年后去世，儿子庄公扬即位，二十三年后去世，太子完即位，这就是桓公。二年，弟弟州吁骄奢，桓公废黜了他。十六年，州吁袭击杀死桓公而自立。九月，在濮地杀死州吁，迎接桓公的儿子晋从邢地回来而立他为君，这就是宣公。十九年后去世，太子朔即位，这就是惠公。四年后逃奔到齐国，立公子黔牟。黔牟即位八年，惠公又返回。三十三年后去世，儿子懿公赤即位，九年被狄人灭国，立昭伯顽的儿子申为戴公。元年去世，立弟弟燬，这就是文公。这是他们的君主次序。《诗序》有时用事迹来阐明君主，有时只说谥号，有时始终完备地陈述，有时与初见未义相互阐发，关键在于道理显明罢了。如果一个君主只有一篇诗，就明确说出号谥，多的话文辞就有详略。《邶风·柏舟》说顷公之时，那就是顷公的诗。《绿衣》说庄姜哀伤自己妾室僭越，正当庄公之时，那就是庄公的诗。诗是叙述庄姜而作，所以《序》不说庄公。《燕燕》说庄姜送归妾，妾不是夫人所应当送出的，送出不应当由夫人送，现在说送归妾，说明是儿子死后才送她，这是州吁的诗。《日月》、《终风》、《击鼓》的《序》都说州吁，《凯风》从上面阐明，都是州吁的诗。《雄雉》、《匏有苦叶》，《序》说宣公，举其开始；《新台》、《二子乘舟》，又说宣公，详其终结。那么《谷风》、《式微》、《旄丘》、《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在它们中间，都是宣公的诗。《鄘风·柏舟》说：“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守义”，说明是武公时所作，那就是武公的诗。《墙有茨》，“公子顽与君母私通”，君母就是惠公的母亲，那就是惠公的诗。《鹑之奔奔》说：“宣姜也是惠公的母亲”，那么《君子偕老》、《桑中》在它们中间，也都是惠公的诗。《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的《序》，都说文公，文公的诗可知。《载驰》的《序》说：“懿公被狄人所灭，暴露于曹邑”，那就是戴公的诗，排在文公下面的，是后人不能完全得到它们的次序，杂乱在下面罢了。《卫风·淇奥》说：“赞美武公”，那就是武公的诗。《考槃》、《硕人》的《序》，都说庄公，那就是庄公的诗。《氓》说：“宣公之时”，那就是宣公的诗。《竹竿》从上面说，也是宣公的诗。《芄兰》讽刺惠公，那就是惠公的诗。《河广》说：“宋襄公的母亲归于卫”，母亲虽然是父亲所出，而文辞系于襄公，说明襄公即位后才作。襄公在鲁僖公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去世，始终正当卫文公之时，那就是文公的诗。《伯兮》说：“为王前驱”，《有狐》的《序》说：“卫国的男女失时”，都不说谥号，在《河广》、《木瓜》之间，那么似乎文公的诗了。但是文公、惠公之时，没有从王征伐的事情，只有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伐郑，正当宣公之时，那么《伯兮》也是宣公的诗。《伯兮》既然是宣公的诗，那么《有狐》也不是文公的诗。文公灭亡后复兴，诗中没有讽刺的，不能有男女失时的歌，那么《有狐》也是宣公的诗，与《伯兮》一起杂乱在这个本子中，在《芄兰》之上。《序》者在《氓》中举国公以阐明下面，所以不再说宣公罢了。推究这个，那么杂乱在作《序》之后，所以举上面阐明下面。如果本来次序在这里，那么《伯兮》应当说谥号以辨别嫌疑，不应当越过《芄兰》、《河广》而蒙受《氓》诗的《序》。《木瓜》说：“齐桓公救而封之”，那就是文公的诗。所以郑玄在《定之方中》都以此知道。然而郑玄在其君主之下说“某篇某作者”，依据当时的事迹而言其作，未必就是此君之世所作。为什么呢，文王的诗有在成王时作的，是不必其时即作的。春秋之义，未逾年不成君，而州吁在春天弑君，九月死于濮，不成君而有诗的，是因为他已在君位，百姓蒙受他的恶所以得作诗以讽刺他。《柏舟》，共姜自誓不为共伯。诗者，因为共伯已死，他的妻子守义，正当武公之时，不是共伯政教所及，所以为武公的诗。诸变诗一个君主有几篇的，大抵以事情的先后为次序。所以卫宣公先烝于夷姜，后纳伫妻，邶诗先《匏有苦叶》，后次《新台》，是以事情先后为次序也。举此而言，那么其余都以事情次序。《墙有茨》、《鹑之奔奔》，都讽刺宣姜。其篇不次序，而使《桑中》间之，那么编篇的意思，或以事情

译义相〇，有的以先后次序来排列。注中没有明确的解说，难以详述。

译王城谱

王城，是周朝东都王城京畿范围内，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疏【正义说：《诗经·车攻》的序言说“再次在诸侯的防地会合于东都”，指的就是王城。周朝以镐京为西都，所以称王城为东都。王城就是洛邑。《汉书·地理志》说：起初洛邑与宗周共同拥有封畿，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互覆盖达到千里。韦昭说：共同处于两个封地之中，合计千里。臣瓒按：西周方圆八百里，八八六十四，即为方圆百里的六十四块；东周方圆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即为方圆百里的三十六块。两都方圆百里的合计一百块，即为方圆千里。《秦谱》说：横向拥有西周京畿内八百里的土地。这是郑玄以西都为八百里，东都为六百里，他的说法与臣瓒相同。《郑志》中赵商提问：《左传》定公四年说：“曹国为伯甸”，意思是爵位为伯，服制在甸服。查考曹国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定陶，距离王城六七百里，而甸服在二服之外，距离王城一千五百里，这也再次不符合，敢问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东都的京畿方圆六百里，一半是三百里，定陶距离王城八百里有余，哪里是六七百里呢？除去京畿内的三百里，再加上侯服的五百里，定陶在外，为什么说它不符合呢？因为子鱼说曹国为伯甸，是追溯它最初受封时在甸服，这说明东都六百里，起初确实如此。西都起初也是八百里，两都相通的情况可以推知。《周礼》每说王畿千里，是制定礼法时，根据方圆来论述的，实际上地形不可能像图纸那样规整。大概因为西都是先王所居住的地方，东都是贡赋平均分配的地方，不能并列为两个京畿，所以将两地的数目合起来共为千里】它的封域在《禹贡》豫州太华与外方之间。疏【正义说：《禹贡》说：“荆山到黄河之间是豫州”，注解说：州界从荆山直到黄河，而王城在黄河以南、洛水以北，所以属于豫州。太华就是华山，外方就是嵩高。《地理志》：华山在京兆华阴县南，外方在颍川嵩高县，那么东都的地域，西到太华，东到外方，所以说在它们之间】北边到达河阳，逐渐接近冀州的南部。疏【正义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襄王赐给晋文公阳樊、温、原的田地，晋国于是开始开辟南阳。杜预说：在晋山以南、黄河以北，所以叫南阳。这说明在赐给晋国之前，这里是周朝的京畿内，所以知道北边到达河阳。《周礼·夏官·职方氏》说：黄河以北叫冀州，知道黄河以北的土地逐渐接近冀州的南境】起初武王在镐京建立城邑，称为宗周，这就是西都。疏【正义说：《诗经·文王有声》说“居住在这镐京”，武王完成了它，这是武王在镐京建立城邑。《诗经·正月》说“显赫的宗周”，指的就是镐京。后来平王居住在洛邑，也称洛邑为宗周。《祭统》说“在宗周即位”，指的就是洛邑。因为洛邑是东都，所以称镐京为西都】周公摄政第五年，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勘察选址。建成后，称为王城，这就是东都，现在的河南县就是这里。疏【正义说：《洛诰》说：“周公说：‘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涧水东、瀍水西占卜，洛神接受了。我又在〇水东占卜，洛神也接受了。’”注解说：“我在乙卯日到达洛邑的民众中，观察召公占卜的地方，都可以长久居住，使人们耕田自给。”〇水东建成后名叫成周，现在的洛阳县就是这里。召公占卜的地方名叫王城，现在的河南县就是这里。那么成周、洛邑是同一年营建的。《书传》说：“周公摄政第五年营建成周”，那么知道这两座城邑都是第五年营建的。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先勘察选址，这是《书》序的文字。那里的注解说：“想要选择土中建立王国，派召公在前面查看所居住的地方，王和周公将随后前往。”武王已经定都镐京，成王还说在丰邑，是因为丰邑有文王的庙，将要出行前去禀告，所以《召诰》说：“王早晨从周出发就到了丰。”注解说：“在这里从镐京出发到了丰，去禀告文王庙就是这里。”这座王城在汉代是河南县】召公已经勘察选址，周公前往营建成周，现在的洛阳就是这里。疏【正义说：“召公已经勘察选址，周公前往营建成周”，也是《书》序的文字。《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阳县，“周公迁移殷朝的顽民在这里作为成周”，就是这里】成王居住在洛邑，将殷朝的顽民迁移到成周，又返回居住在西都。疏【正义说：《洛诰》说：“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冬祭”，这是成王居住在洛邑。《书》序说：“成周建成后，迁移殷朝的顽民。”注解说：“这些人都是士，周朝称他们为顽民，是民众无知的称呼。”这是将殷朝的顽民迁移到成周。《周本纪》说：“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定都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它，成王派召公占卜居住，〇九鼎在这里，而周朝又回到丰镐定都。’”这是成王又返回西都】到了夷王、厉王时期，政治教化尤其衰败，第十一代幽王宠幸褒姒，生下伯服，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宜臼逃奔到申国。疏【正义说：《周本纪》说：“懿王即位，王室于是衰败。”《郊特牲》说：“觐礼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从夷王开始，昭公二十六年，《左传》说：“到了厉王，王心暴虐，万民不能忍受，将王放逐到彘

译。”王室的衰微，始于周懿王，到了周夷王、周厉王时，政治教化尤其衰败。所谓“十一世”，是说从周武王建立都城开始，依据周武王来计算世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去世，儿子周成王诵即位；去世，儿子周康王钊即位；去世，儿子周昭王瑕即位；去世，儿子周穆王满即位；去世，儿子周共王繄扈即位；去世，儿子周懿王囏即位；去世，周共王的弟弟周孝王辟方即位；去世，儿子周夷王燮即位；去世，儿子周厉王胡即位；去世，儿子周宣王静即位；去世，儿子周幽王宫湦即位。”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共十二位国王，除去周孝王辟方，就是十一世。《本纪》又记载：“周幽王三年，宠幸褒姒，生下伯服。周幽王想废黜太子，太子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被立为王后。周幽王得到褒姒后，非常宠爱她，想废黜申后，并废掉太子，立褒姒为王后，立她的儿子伯服为太子。”《郑语》记载：“周幽王宠幸褒姒，以至于立她为王后并生下伯服。周幽王想杀掉太子来成全伯服，必定要去申国寻找太子。”因此申后被废，太子逃奔到申国。周幽王想在申国寻找太子，所以韦昭说：“太子当时逃奔到申国。”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在戏地杀死了周幽王。疏【正义说：《周本纪》记载：“周幽王废黜王后、赶走太子，申侯愤怒，于是与缯国、西夷、犬戎共同进攻周幽王。周幽王点燃烽火召集军队，军队没有到来，于是杀死了周幽王在骊山下，俘虏了褒姒，掠尽周朝的财物后离去。”《鲁语》中里革回答周成公说：“周幽王在戏地灭亡。”孔晁说：“戏，是西周的地名。”《史记》说“骊山”，《国语》说“在戏地”，那么骊山下有个地名叫做“戏”。皇甫谧说：“现在京兆新丰以东二十里的戏亭就是这里。”潘岳《西征赋》叙述周幽王的乱亡说：“军队在戏水之上战败，身死在骊山之北”，那么“戏”也是水名。韦昭说：“戏，是山名”，这是错误的】晋文侯、郑武公，从申国迎接宜臼并拥立他，这就是周平王，因为动乱的缘故迁居到东都王城。疏【正义说：《郑语》记载：“晋文侯于是平定了天子。”隐六年《左传》记载周桓公对周王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地理志》记载：“周幽王战败，周桓公战死，他的儿子郑武公与周平王东迁。”《周本纪》记载：“于是诸侯于是就在申侯那里共同拥立，所以周幽王的太子宜臼就是周平王。”《地理志》记载：“周幽王淫乱褒姒，灭亡了宗周，儿子周平王向东迁居洛邑”，这是郑玄所依据的文献】于是王室的尊贵，与诸侯没有区别，其诗歌不能再称为“雅”，所以贬低它，称之为“王国之变风”。疏【正义说：当时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没有改变，春秋时期王人的卑微，仍然受到尊重。说与诸侯没有区别，是因为王爵虽然还在，但政治教化只施行于王畿之内，教化的影响所及，与诸侯相似，所以说没有区别。诗歌是依据政治而创作的，雅诗取决于政治的广狭，所以王爵虽然尊贵，还是因为政治狭小而归入风诗。这种风、雅的作品，本来自有体裁，这里说贬低它称为风，是说作为雅颂被贬低而成为风诗，并不是说采集到这些诗歌后才贬低它们。《郑志》中张逸问：周平王微弱，其诗歌不能再称为雅，周厉王流放到彘地，周幽王灭亡在戏地，它们在雅诗中是什么情况？回答说：周幽王、周厉王无道，对百姓残酷暴虐，凭借强暴导致流放和灭亡，哪里像周平王那样微弱，政权掌握在诸侯手中，威令不能施加于百姓呢？他的意思是说周幽王、周厉王将残酷暴虐的政治施加于诸侯，所以归入雅诗；周平王、周桓王则政治教化不及王畿之外，所以归入风诗。说“王国变风”，是说因为王应当治理国家，所以服防说：尊崇它仍然称王，就像春秋之王人称王而列于诸侯之上，但在风诗中就显得卑微了。这里列国应当称周却称王，是尊崇它，所以题写“王”以对应国家，叙述以实际相符，所以每篇都说“闵周”。《周本纪》记载：周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去世，太子泄父早死，立他的儿子林，这就是周桓王。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周庄王他即位。十五年去世。只有这三位国王有诗歌。《黍离》序说：哀悯周室的颠覆，说镐京毁灭，那是周平王的时候。《君子行役》、《扬之水》、《葛藟》的序都说周平王，是周平王的诗歌。《君子阳阳》、《中谷有蓷》、《杕杜》、《兔爰》的序说周桓王，那么本来在《葛藟》之下，只是简札换处弄错了次序罢了。《兔爰》既然说周桓王，举上以明下，说明《采葛》、《大车》也可以知道了。《采葛》笺说：周桓王的时候，政事不明，说明《大车》也是周桓王的诗歌。《丘中有麻》序说：周庄王不明，即周庄王的诗歌明白了。所以郑玄在左边中间由此而知。皇甫谧说：周平王时王室微弱，诗人怨恨而进行讽刺。现在《王风》从《黍离》到《中谷有蓷》五篇就是。周桓王失信，礼义衰败，男女淫奔，防伪并作，九族不亲近，所以诗人讽刺他们。现在《王风》从《兔爰》到《大车》四篇就是。如果像皇甫谧这样说，把《葛藟》当作周桓王的诗歌，现在《葛藟》序说周平王，那么皇甫谧的话是错误的。定本《葛藟》序说：讽刺周桓王，是错误的。《王风》排在《郑风》之上，谱系退在《豳风》之下，是想靠近雅颂与王世相次的原因】

译郑谱

起初，周宣王将同母弟友封于宗周王畿内的咸林之地，这就是郑桓公。现在的京兆郑县就是他的都城。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周宣王的同母弟友担任周朝司徒，在宗周王畿内受封采邑，这就是郑桓公。郑玄依据此说进行解释。按照《春秋》的体例，同母弟称为“弟”，依附于兄长以示尊崇，以区别于其他公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郑国有着厉王、宣王的亲属关系，因为是厉王之子却兼称宣王，明确说明他是宣王的同母弟。服虔、杜预都说是同母弟。《史记·郑世家》记载：是宣王的庶弟。皇甫谧也说是庶弟。然而《史记》年表记载：郑桓公友，是宣王的同母弟。世家和年表同出自司马迁之手，却自相矛盾，因此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依据。《地理志》说：京兆郑县，是周宣王同母弟郑桓公的封邑。因此桓公被封于京兆郑县，所以说京兆郑县是他的都城。那块地方也叫咸林，所以称为咸林之地。不先说郑国所在，而追溯宣王封同母弟的原因，是因为郑国凭借虢、郐的土地建立国家，而郐国也有诗篇。既然已经谱系了郐国的事迹，然后才谱系郑国，所以先说明有郑国的缘由，而后叙述得到郐国土地的事情】

又说：郑桓公担任周幽王的大司徒，深得周朝民众和东方地区百姓的拥护，他向史伯问道：“王室多事，我担心祸难波及自身，哪里可以逃避死亡呢？”疏【正义说：从这以下直到“可以少固”，都是《郑语》中的原文。意思是得到了西周民众和东方河洛地区百姓的人心。多故指多难，害怕祸难波及自己】

史伯回答说：“大概是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吧？那里是子爵、男爵的小国，虢国、郐国最为强大。虢叔倚仗地势险固，郐仲倚仗地形险要，都有骄奢怠慢之心，再加上贪婪冒进。您如果借王室祸难的名义，将家眷和财物寄存在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这是因为他们骄横而贪婪，一定会背叛您。您率领成周的民众，奉王命讨伐有罪之人，没有不胜利的。”疏【正义说：指的是济水以西、洛水以东、黄河以南、颍水以北这四条河流之间的地区，那里的子爵、男爵小国有十个，只有虢、郐两国最大。叔、仲都是当时两国国君的表字。势指地势险固，险指境内多有险阻关塞】

“如果攻下这两个城邑，鄢、蔽、补、丹、依、历、莘这些地方的土地，就都是您的了。修明法度来守卫它们，只有这里可以稍微稳固。”疏【正义说：这八个国家都在四水之间，与虢、郐相邻。如果攻下虢、郐两个城邑，那么其余八个城邑自然可以消灭，成为您的土地。修明法度来守卫它们，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稳固，其他地方不可进入。虢、郐实际上是诸侯国，却称为邑，是因为国、邑相对时有区别，散称时国也可以称为邑。《诗经·殷武》说：“商邑翼翼。”《左传》中常说“某邑”的，都是公侯之国而称为邑】

郑桓公听从了他的建议，说：“好。”此后三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郑桓公也死于难中，他的儿子郑武公与晋文侯在东都王城拥立平王。疏【正义说：《郑语》又说：“桓公很高兴，于是向东迁移家眷和财物，虢、郐接受了。”这就是桓公听从史伯建议的意思。《郑语》说：“幽王八年，桓公担任司徒。”《郑世家》说：“桓公担任司徒一年，问史伯说：‘王室多事，我哪里可以逃避死亡？’这是担任司徒一年后才问的。问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之间，而幽王被杀，所以说‘好’之后三年。《世家》又说：‘犬戎杀了幽王，并杀了桓公，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掘突，这就是武公。’《地理志》说：‘幽王败亡，桓公死去，他的儿子武公与平王东迁。’这就是这件事的记载】

最终取得了史伯所说的十个城邑的土地，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前面是华山，后面是黄河，在溱水、洧水之间受封，现在的河南新郑就是那里。疏【正义说：这是说武公最终取得了这些土地，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史伯的话都真实而有证据。隐公元年《左传》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桓公十一年《公羊传》说：“先前郑伯有善于郐公的人，与夫人通奸，从而夺取了他的国家。”郑国地处虢、郐之地，明确是武公灭掉了虢、郐，那么其余八个城邑也是武公取得的，可以知道，所以说‘最终取得了十个城邑的土地’。查《郑世家》，史伯说：‘虢、郐的国君贪婪好利，百姓不依附，现在您担任司徒，百姓都爱戴您，您如果请求居住在那里。’虢、郐的国君见您正掌权，轻易分给您土地，您如果真住在虢、郐，百姓都是您的百姓了。桓公说：‘好。’于是最终向周王进言，将百姓向东迁移到洛水以东，而虢、郐果然献出了十个城邑，最终建立了国家。按照《世家》的说法，桓公都亲自取得了十个城邑，而说死后武公取得的，是司马迁看到《国语》有史伯为桓公谋取十个城邑的文字，不知道桓公生前并未得到，所以服虔为此说法。外传说：‘都是子爵、男爵的国家，虢、郐最大。’那么八个城邑各自为国，如果不是虢、郐的土地，没有理由献给桓公。明确司马迁的说法是错误的。桓公虽然没有得到虢、郐，既然寄放了家眷财物，臣民也跟随迁移。所以昭公十六年《左传》子产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与商人都出自周朝，依次配对来开垦此地，斩除蓬蒿藜藋而共同居住。’这是桓公寄放家眷之时，商人也跟随迁移至此，武公于是取得并与他们共同居住。史伯说子爵、男爵的国家，虢、郐为大，假设十个城邑都方圆百里，开方计算，还剩下三百多里。郑国是侯爵却称为伯，周礼五等封疆，说的是大法】

译罢了。那里的土地不可能完全一样，其制度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春秋》的记载中，郑伯排在邢侯之上，曹伯排在郯子之下，这说明不能根据爵位的高低来衡量土地的大小。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前面是华山，后面是黄河，以溱水、洧水为食邑，这也是《郑语》中的说法。韦昭说：“华，就是华国。食，是指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并饮用那里的水。”《郐谱》说：“居住在溱水、洧水之地。”这里说“以溱水、洧水为食邑”，那么郑国的都城就在郐地，所以服虔说：“郑国束缚郑国，那是古郐国的土地。”这说明郑国虽然占据了那片土地，但并没有居住在郐国的都城。僖公三十三年，《左传》记载“文夫人将公子瑕葬在郐城之下”，服虔说：“郐城，是旧郐国的废墟。”杜预说：“郐国在荥阳密县东北，新郑在荥阳宛陵县西南。”这说明郑国的都城不是郐都，所以另外还有一个郐城。如果这样，昭公十七年，《左传》说：“郑国是祝融的故地。”《郐谱》也这么说，那么郐国和郑国同处一地，而说郑国都城不是郐都，正是因为郑国另外有一个郐城，从而断定郑国的都城不是郐都。只是这两座城相距不远，所以在提到郐国时说“祝融的故地”，表明郑国因袭了那里的土地，说的是其疆域所及，并非指郑国居住在郐都。郐国是东周王畿之外的诸侯国，隐公元年，《谷梁传》说：“王畿内的诸侯不端正其外交关系。”那么王畿内的国家就不是真正面向南面称王的君主，政教听命于天子，善恶归于天子，不需要借讽谏，不应当有诗歌。郐国出现了变风，显然不在王畿之内。郑国因袭了虢国和郐国的土地，自然也在王畿之外。《郑发墨守》说：“桓公的国家在宗周王畿之内，武公迁居到东周王畿之内，这是因为郑国在西周原本就在王畿之内，西都的土地全部赐给了秦国。明确武公初迁时也在东周王畿之内，所以历数而言之。”等到兼并了十个邑，郁然成为大国，盟会防务列于诸侯之中，显然在王畿之外。所以《缁衣》传曰：“诸侯入朝担任天子卿士，这是王畿之外的君主称为‘入’。”郑国虽然不是王畿之内，不过是侯服。昭公十三年，《左传》说：“郑伯是男爵。”贾逵认为“郑伯爵在男爵的王畿内”，郑国距离王城三百多里而能在男爵王畿内，郑志回答赵商说：“这郑伯是男爵，不是男爵王畿，而是指子男爵位。”先郑对于王城来说是在王畿内的诸侯，虽然爵位是侯伯，周朝的旧俗都食用子男的土地，所以说“郑伯是男爵”。这是郑国的意思与贾逵的说法不同。武公又担任卿士，国人认为合适。郑国的变风又作。疏曰：《缁衣》序说父子都担任周司徒，那么桓公死后，武公就代替他担任司徒，所以能够辅佐平王东迁。这是先担任卿士，后兼并十个邑。但郑国先说得到国家的缘由，所以说“又担任卿士”。其实担任卿士在兼并十个邑之前。序又说“善于其职，国人认为合适”，所以赞美他的德行。这是国人认为合适而作变风。对上郐风已作，所以说“又作”。查《左传》及《郑世家》：武公生下庄公，庄公娶邓曼，生下太子忽，就是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下公子突，就是厉公。又生下公子亹、公子仪。《春秋》桓公十一年夏五月，庄公去世，昭公即位。当年九月，昭公逃到卫国，厉公即位。桓公十五年夏，厉公逃到蔡国。六月，昭公回国。桓公十七年，高渠弥杀死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齐国人杀死子亹，郑国人立公子仪。庄公十四年，傅瑕杀死子仪而迎回厉公。厉公先前即位四年而出奔，至此又回国。到庄公二十一年去世，前后两次在位，共十一年。厉公去世，儿子文公踕即位，四十五年后去世。这是郑国君主的世系次序。《诗·缁衣》序说“赞美武公”，那么是武公的诗。《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都说“讽刺庄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遵大路》序说“庄公失道”，那么这三篇连同上面的《将仲子》等六篇都是庄公的诗。《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以及《扬之水》都说“讽刺忽”，那么《褰裳》、《丰》、《东门之�1》、《风雨》、《子衿》在其中，都是昭公的诗。忽在桓公十一年以太子身份继承正统，虽然未满一年，但已在其国为君。《有女同车》序说“至于被驱逐”，那么是被驱逐后所作，是忽先前即位时的事。《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讽刺忽，所赞美的人不是贤人，权臣擅权。忽先前即位时间既短，那么这三篇都是后来即位时的事。《褰裳》思念正言，是突篡夺国家的事，是突先前篡位之初，国人想借邻国来纠正他。《春秋》之义，君主虽然篡弑而立，但已列入盟会，就成为君主。查突在桓公十一年篡位，十二年公与郑伯在武父盟会，从此以后频繁列入盟会，就成为郑国君主。国人不应思念大国来纠正他，《褰裳》应是初年的事。《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只说讽刺乱世，不指君主的事，或许在突篡位之时，或许在忽回国之后，其时难以知晓。总之忽是其君主，虽然在突先前篡位之时，

译这大概是因为疏忽，所以将其编排在《扬之水》之后。又说“忽”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扬之水》的序言指出没有忠臣良士，最终导致死亡。《诗经》中说“终鲜兄弟”，意味着兄弟之间已经争斗，这是后来确立君位的事情。《出其东门》的序言说“公子五人争斗”；《野有蔓草》的序言说“百姓困于战争”；《溱洧》的序言说“战争不止”。这三篇相互关联，都是三位公子争斗之后的事情。公子五人争斗中，公子突排在最后，如果得到了他，那么这三篇就是郑厉公时期的诗歌。《清人》讽刺郑文公，是郑文公时期的诗歌。郑国在左边中间，由此可知文公、厉公的儿子。《清人》应当放在卷末，因为简册散乱脱落导致次序错乱，夹杂在郑庄公的诗歌中，所以才会出现错乱。郑玄回答赵商说：“《诗经》原本没有文字，后人不能完全得知其次序，记录者只是直接记录其意义罢了。”如果按照《诗志》的说法，那么作序才开始杂乱无章。所以《羔裘》的序言从上面开始，《大叔于田》是郑庄公时期的诗歌。

译齐谱

齐地，是上古少皥时代爽鸠氏居住过的地方。疏【正义说：《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饮酒作乐，齐侯说：“如果古人没有死亡，那快乐会怎样？”晏子回答说：“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萴继承了他，有逄伯陵继承了他，薄姑氏继承了他，然后太公继承了他。如果古人没有死亡，爽鸠氏的快乐，就不是您所希望的了。因为爽鸠氏最先居住在齐地，所以说爽鸠氏的故址，举出最先居住的人，略去季蒯、薄姑的时代，就不说了。又《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我的高祖少皥挚即位时，凤鸟恰好到来，所以以鸟纪事，设立鸟师并用鸟命名：祝鸠氏担任司徒，爽鸠氏担任司寇。’杜预说：‘爽鸠，是鹰，凶猛，所以担任司寇，主管盗贼。’由此知道爽鸠氏是在少皥时代。少皥以鸟名官，所说的爽鸠，就像周朝的司寇，所以爽鸠是官职罢了，那个人的名氏则没有听说过】周武王讨伐商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这就是齐太公，封地方圆百里，建都于营丘。疏【正义说：《齐世家》说：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他的先祖曾经担任四岳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功劳很大，虞夏交替之际，封在吕地，或者封在申地，姓姜氏，吕尚是他的后代。跟随他的封姓，所以叫吕尚。西伯狩猎，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说：‘从我先君太公说：应当有圣人来到周朝，周朝兴盛，这个人就是您吗？我太公盼望您很久了，所以称您为太公望，用车载着一起回去，立为老师。文王去世，武王讨伐商纣，师尚父出的谋划居多。于是武王平定商朝而称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地，建都营丘。这是武王封太公建都营丘的事情。太公封地方圆百里，是郑玄约略知道的。因为《王制》说：公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有五种爵位，这就不是殷代的制度。所说的千七百七十三国，又不是夏代的制度，这是武王时代的事情。所以注解说：周武王刚平定天下，重新设立五种爵位，增加子男，但仍然沿用殷代的地域，这是武王时代大国方圆百里。太公因为是元勋，明确知道太公封齐为大国方圆百里，就可以知道了。水流环绕的地方，所以叫营丘。《释丘》说：水从左边流出，叫营丘。孙炎说：现在齐地的营丘，淄水经过它的南面和东面就是这样。因为土丘临近水边，叫做临淄，与营丘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汉书·地理志》说：齐郡临淄县，是师尚父所封的地方。应劭说：齐献公从营丘迁到这里。臣瓒按：临淄就是营丘。现在齐城内有土丘，就是营丘。按照臣瓒的话，临淄营丘就是同一个地方。应劭说献公从营丘迁到临淄，是应劭的错误。应当说从薄姑迁到临淄罢了。《齐世家》说：哀公的弟弟胡公开始迁都到薄姑。而周夷王的时候，哀公的同母小弟弟山杀了胡公自立，这就是献公，于是从薄姑迁都治理临淄。根据这个，齐国只有胡公一代居住在薄姑罢了，以后又都临淄。《烝民》说：仲山甫前往齐地。传文说：古代诸侯受到逼迫狭隘，那么君王迁移他们的城邑而安定他们的居住。大概是从薄姑迁到临淄，认为宣王时代才开始迁到临淄。与《世家》不同的，是《史记》的文字事情多疏略。夷王的时候，哀公的弟弟山杀了胡公而自立，九年之后去世。从武王九年厉王出奔为止，从胡公被杀算起是十八年。而本纪说厉王三十七年出奔，计算十九年，不到夷王的末年，那么迁移的说法自然相违背。这样那么所说的献公迁移临淄就不可信了。毛公在马迁之前，他的话应当有依据，所以不与马迁相同】周公实现太平，划定九畿，恢复夏禹的旧制。疏【正义说：《臯陶谟》说：辅佐完成五服直到五千里。《禹贡》五百里甸服，一百里赋税缴纳总束；二百里缴纳细麻；三百里缴纳粗麻；四百里缴纳粟米；五百里缴纳稻米。五百里侯服，一百里采邑；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衡量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人；二百里蔡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人；二百里流放。划分这五服的，是尧的旧制。五服距离中心到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方圆五千里。大禹已经划定土地广阔而辅佐它，所以作为余数居于其间。现在因为辅佐完成而达到五千里，四面相距竟然万里。《大司马职》说：于是用九畿的名册施行各国的政令。《职方》千里叫国畿，外面方圆五百里叫侯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甸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男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采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卫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蛮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夷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镇畿，再外面方圆五百里叫蕃畿。注解说：畿就像界限。从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疆界，有分限的。九等，四面相距，方圆万里。这是周公实现太平，制定礼法所确定的，所以说划定土地，说它恢复夏禹的旧制。辅佐完成五服，实际上是尧的时候，因为夏禹所确定，所以说禹制。君王相互沿袭，礼制有增减，虽然名称前后变化，而疆域

译（齐地）与周制相同。所以《禹贡》注说：甸服，在周朝是王畿，其对应的侯服，在千里之内。侯服在周朝是甸服，其对应的男服，在二千里之内。绥服在周朝是采服，其对应的卫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在周朝是蛮服，其对应的夷服，在四千里之内。荒服在周朝是镇服，其对应的蕃服，在五千里之内。王者的礼法相互变化，周朝的服制沿袭禹的制度，所以郑玄只解释禹的事。《周礼》对此作了比拟，成王、周公分封东至海，南至穆陵，齐国虽然是侯爵，但因有大功，与上公同等受封。况且齐武王时，地方百里，尚未得到薄姑之地。到周公、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叛乱，成王灭掉他们，将此地封给师尚父。因此齐国在成王时才得到薄姑之地。如果是这样，临淄和薄姑就不是同一个城邑。齐国所封之地在临淄，而晏子说薄姑因袭此地，是因为齐国的疆域并得了薄姑之地，举出齐国国境所及之处，说明它们同处于齐地。薄姑，是诸侯的称号，他们居住在齐地，因此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薄姑氏。后来与四国叛乱，指的是管、蔡、商、奄，那么奄之外还有薄姑，并非奄君的名字。而《尚书》传文说奄君叫薄姑，所以注解说：有人怀疑是薄姑，齐地并非奄君的名字。成王采用周公的法度，扩大国家的疆域，而齐国受封上公之地，方圆五百里。其封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疏【正义说：按照《大司徒》的职责，规定诸侯的封疆，公为五百里。齐国虽然是侯爵，但因有大功而担任太师，应当与上公的地域相等，所以知道取上公的地域。其东到海以下，是僖公四年《左传》中管仲的话】在《禹贡》青州，岱山的北面，潍水、淄水之间。疏【正义说：《禹贡》说：海岱之间是青州，注解说：州的边界从海向西到岱山，又说：潍水、淄水疏通其道，注解说：潍、淄是两条水的名字。《地理志》说：潍水出自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自泰山莱芜县源山。那么青州在海岱之间，潍、淄就是青州的水。又《地理志》说：临淄，是海岱之间的一座都城。桓公十六年《公羊传》说：卫朔越在岱山北面，齐国居于山的北面，都城在临淄。《禹贡》中潍、淄共同出现，它们相近，所以说潍淄之野】他的儿子丁公在王官继位疏【正义说：昭公十二年《左传》楚灵王说：“从前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父、禽父一同侍奉康王。”又《顾命》说：“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二千戈、虎贲百人，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成王去世时，他掌管虎贲，又侍奉康王，明显是王官。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官职。因为太公是王官之长，丁公又在朝廷，所以说继位，是指继承王官的职位，未必是继承太师的职位。孔安国《顾命》注说：“伋担任天子虎贲氏，是指当时担任此职，也并非最终停留在这个官职上】后来五世传到哀公，政治衰败，荒淫怠慢，纪侯向周懿王进谗言，使哀公被烹杀，齐人变革风俗的诗开始创作疏【正义说：《齐世家》说：“太公去世，儿子丁公伋即位，去世，儿子乙公得即位，去世，儿子癸公慈母即位，去世，儿子哀公不辰即位，这是五世到哀公。”庄公四年《公羊传》：“齐哀公在周被烹杀，纪侯进谗言。”《世家》也说：“纪侯向周进谗言，烹杀哀公。”两篇文章都说周烹杀他，没有说懿王。徐广认为周夷王烹杀他。郑玄知道是懿王，因为《世家》既然说烹杀哀公，接着说“而立其弟静，这就是胡公”，在周夷王时，哀公的同母少弟山杀胡公而自立，这就是献公。说夷王时山杀胡公，那么胡公即位就在夷王之前了。听信谗言烹杀人，那是昏庸的君主，夷王上面有孝王，史传文章不说孝王，是因为孝王有大罪离开国家。《周本纪》说：“懿王即位，王室于是衰败，从懿王开始。”明显是懿王听信谗言烹杀了哀公。况且本纪称懿王时，诗人作诗讽刺，能不因为懿王时《鸡鸣》诗创作而说懿王时吗？因此知道烹杀他的是懿王。那么胡公在懿王时即位，经历孝王到夷王时被杀，因为王在位时间不长，而齐君长寿，所以一个君主对应三位周王。《谥法》说：“保护百姓且年老曰胡”，那么知道胡公为君历年久，以此更加明白不是夷王烹杀哀公。《世家》又说：“献公去世，儿子武公寿即位，去世，儿子厉公无忌即位，去世，儿子文公赤即位，去世，儿子成公说即位，去世，儿子庄公购即位，去世，儿子釐公禄父即位，去世，太子诸儿即位，这就是襄公。”这是君主世系的次序。《诗·鸡鸣》序说讽刺哀公荒淫怠慢，还序说讽刺哀公喜好田猎，都是哀公的诗。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三篇，都说讽刺而不举出称号谥号，那么举上明下，也是哀公的诗。《南山》《甫田》《卢令》《�驱》四篇，都说讽刺襄公，是襄公的诗。《敝笱》讽刺文姜，《猗嗟》讽刺鲁庄公，都因襄公淫乱妹妹而作，也是襄公的诗。所以郑玄在左边中，

译由此可知。从鲁哀公到鲁襄公，中间经历了八代君主，都没有诗歌。孙毓认为哀公荒淫好色，怠慢朝政，在内朝晚起，这是群臣所忧虑的，所以创作了《鸡鸣》之歌、《虫飞》《月光》之辞，怎么能因为侵夜失节的过失，而正当此时兴起呢？像这样哪里还有怠慢呢？哪里又有憎恶的警戒呢？从哀公到襄公，中间八代君主，不知道这首诗是指责讽刺哪位国君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子夏亲自承受孔子的教诲，齐国君主的世系和谥号没有失传，如果有其他的指责，其余的君主作序，没有不详尽的，怎么能遗漏其所讽刺的对象，不直接斥责呢？人们好色，《鸡鸣》作歌，讽刺哀公怠慢，这不是本性如此，而是人心受外物影响使之如此。人们不能自我警戒，用《月光》之歌深切地劝诫，挈壶氏废弛了他所掌管的事务，用颠倒的咏叹来责备，各自随着所犯的过失作诗讽刺。所以说：“不能做到早晚不迟到，那么晚上就会明亮。”像这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衡门》诱导僖公，使他虽然质朴但缺乏志向，那么质朴的人，未必沉溺于女色；而《东门之池》讽刺其君主的淫乱昏庸，这不是同一个人行为相反吗？何况前后情况不同，所犯的过失各异，为什么唯独对此感到奇怪呢？查考襄公二十九年的《左传》，鲁国为季札演唱齐国的诗歌说：“美好啊这些诗，都说是在讽刺。”他说“美好啊”，是因为《鸡鸣》有思念贤妃的事情，《东方旦明》虽然讽刺没有节制，但尚能急促地自我警醒，诗人怀念其旧俗，所以有规劝，因此季札赞美其声调，并不是说诗的内容都是美好的事情】魏谱

译魏地，是虞舜、夏禹建都的地方。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有河北县，是《诗经》中魏国的所在地。晋献公灭掉魏国后，将此地封给大夫毕万。皇甫谧说：舜所营建的都城，有人说在蒲坂，就是现在的河东县。禹接受禅让后定都平阳，或者在安邑，都属于河东郡。《五子之歌》怨恨太康失国，歌中唱道：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丧失了治国之道，才导致灭亡。《左传》引用了这段文字，服虔说：尧居住在冀州，虞、夏沿袭他，不迁移居所，不更换百姓。那陶唐、虞、夏的都城，大致相近，没有超出河东的边界，所以《尚书》责备太康亡失国家。那么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都靠近这些地方，所以说魏是舜禹建都之地，是指境内有他们的都城罢了，并非魏国君主居住在他们旧都的遗址上】魏地在《禹贡》冀州，雷首山的北面，析城山的西面。疏【正义说：《禹贡》记载：壶口、雷首山直到太岳山，底柱、析城山直到王屋山。《汉书·地理志》说：雷首山在蒲坂南面，析城山在濩泽西南面，都在河东郡境内，这就是它属于冀州的原因】周朝将此地分封给同姓诸侯。疏【正义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虞、虢、焦、滑、霍、扬、韩、魏都是姬姓，这与周王室同姓。《魏世家》断绝了，不知道封给的是谁，所以说周朝将此地分封给同姓子弟】魏国的疆域南面靠着河曲，北面跨越汾水。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说：魏国是姬姓，在晋国的南面河曲，所以它的《诗经》说：那汾水的一曲，把它放在河岸边啊，这就是南面靠着河曲。《汾沮洳》说：那汾水边的湿地，去采那莫草，讽刺国君在汾水边采莱，说明它的疆域跨越了汾水，所以知道北面跨越汾水】从前舜在历山耕种，在河边制陶。疏【正义说：这是《尚书》传文的记载。那注释说：历山在河东，是舜耕种的地方，在魏国境内。说在河边制陶，就是在河这岸的河边，大概因为历山相近，同属魏地，所以连在一起说。皇甫谧说：说在河边制陶，就是《禹贡》所说的陶丘，现在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就是。说河边，说明靠近黄河，不应该在济阴，皇甫谧的话是错误的】禹饮食简朴而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而对礼服华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这是一帝一王俭朴的教化，在当时还留存着。到现在魏国君主吝啬而且褊急，不致力于广泛修德于民，用义理教导百姓。疏【正义说：用义理教导，是《左传》隐公三年石碏的话。感念舜禹的教化，就都应该俭朴，而《硕鼠》、《伐檀》又用来讽刺国君贪婪鄙陋的，虽然遗风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贪婪的人都俭朴。因为《葛屦》等讽刺俭朴的诗篇多，而且它们的诗篇在先，所以说俭朴的教化罢了。晋国有唐的遗风，《诗经》称唐国，这里有舜禹旧日的教化。它的诗篇不称虞夏的，因为晋初唐叔被封为唐侯，又能忧深思远，有尧的遗风，所以称为唐。魏初没有虞夏的名称，虞夏又不是诸侯的国家，只是感念俭朴的教化，吝啬而且褊急，所以谱系本于舜禹罢了，没有意义说虞夏。尧舜道相同，而感念有深浅的，是因为当时国君政令不同】魏国与秦、晋是邻国，每天被侵吞削地，国人担忧它，疏【正义说：魏国西面连接秦国，北面邻接晋国，《左传》桓公四年说：秦军包围魏国，这是秦国多次讨伐它，最终被晋国所灭，说明晋国也侵犯它】在周平王、周桓王的时候，魏国的变风开始兴起，疏【正义说：周朝自幽王以上，诸侯不敢专征，平王、桓王之后，以强凌弱，现在说每天被侵吞削地，说明是诸侯专横恣意，所以认为平桓之时变风开始兴起】到春秋鲁闵公元年，晋献公终于灭掉了魏国，将它的土地赐给大夫毕万，从此以后晋国有魏氏，疏【正义说：郑玄说这些，是看到闵公以前魏国还存在，所以平桓之时得以作诗。魏国没有世家，而郑玄在左边中间说《葛屦》到《十亩之间》为一君，《伐檀》、《硕鼠》为一君，知道的是以上五篇讽刺俭朴，以下两篇讽刺贪婪，事情相反，所以分为不同的君主，或者是父祖或者是子孙，不可知。凡是考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国为季札歌唱魏国说：美啊，大而温和，俭朴而易行，用德行辅助，这就是明主啊。这些诗篇都讽刺国君，而季札赞美它，是赞美它有俭朴的余风，而没有德行来引导，失于过于俭朴，所以诗人讽刺它】唐谱

唐地是帝尧旧都的地方，现在叫太原晋阳，是尧开始居住的地方，这以后才迁到河东平阳。疏【正义说：因为《诗序》说有尧的遗风，就是尧建都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说：太原晋阳县，是《诗经》唐国，晋水所出，向东流入汾水，这是汉朝时为太原晋阳。《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一百里，说百里就是尧作为诸侯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说尧开始居住在这里。《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应劭说：是尧的都城，那么就是尧作为天子才建都平阳，所以说后来迁到河东平阳。皇甫谧说：尧作为天子建都平阳，禹接受舜的禅让建都平阳，或者在安邑，或者在晋阳，那么夏都也在晋境，所以定四年《左传》说：用唐诰命令而封在夏墟就是。这里不说有夏都的，因为《诗序》说有尧的遗风，所以只叙述尧的事情罢了。《论语》注说：不知道六百里的是晋还是卫？那么

译晋国起初方圆六百里，而《史记·晋世家》说只有百里，这是说古唐国疆域广大罢了，并非指晋国初建时只有方圆百里。周成王将同母弟叔虞封在尧的旧都，称为唐侯，其南有晋水，到了他的儿子燮时改为晋侯。疏【正义说：《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周景王对晋国籍谈说：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晋世家》说：成王与叔虞开玩笑，削桐叶为珪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佚趁机请求选择吉日册立叔虞。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说了就要被史官记录下来，于是封叔虞于唐，这就是成王将同母弟封在尧的旧都。地名就是晋阳。南有晋水，《汉书·地理志》说：唐地有晋水，叔虞的儿子燮成为晋侯，这是燮因晋水而改称晋侯，大概是当时周王命令他改称的。皇甫谧说：尧最初封于唐，就是现在中山郡的唐县，后来迁到晋阳，等到成为天子时定都平阳，在《诗经》中称为唐国，那么唐国就是平阳。《汉书》音义中，臣瓒考证说：唐就是现在河东郡的永安县，距离晋阳四百里，又说尧居住在唐东边的彘地十里处，应劭说：汉顺帝将彘改名为永安，那么臣瓒认为唐国就是永安，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诗经》中的唐国不在晋阳，那么燮何必改称晋侯呢？这明显说明唐国正是晋阳。】其封地范围在《禹贡》冀州太行山、恒山的西边，太原、太岳的郊野。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说：太行山在河内郡山阳县西北，恒山在故县上曲阳县西北，因为太行山、恒山都在黄河以北所以属于冀州，晋国的东境紧挨着这两座山，所以说在西边。《禹贡》说：‘已经治理了太原直到岳阳。’郑玄注说：‘岳阳县，在太岳山的南边。’在《汉书·地理志》中‘太原’现在作为郡名，太岳山在河东郡，故县彘地东边名叫霍太山。河东郡的太岳山都在晋国境内所及，所以说‘太原太岳的郊野’。】到了曾孙成侯时向南迁徙居住在曲沃，靠近平阳。疏【正义说：查《晋世家》说：‘唐叔生下晋侯燮，燮生下武侯宁族，宁族生成侯服。’《汉书·地理志》说：‘河东郡闻喜县是原来的曲沃。’晋成侯从晋阳迁徙到这里，这是郑玄所依据的文字。】从前尧帝末年洪水泛滥九年，下民困苦叹息，万国百姓无法获得粮食。当时削减礼仪来救济艰难困苦，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疏【正义说：《尚书·尧典》说：‘帝说：咨询四岳，滔滔洪水正在割裂大地，下民困苦叹息。’又说派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完成。《尚书·皋陶谟》说：‘禹说：洪水滔天，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势砍削树木，种植庄稼，百姓艰难获得食物，很少吃到粮食，众民才得以获得粮食。’因为禹治水之后，万国百姓才得以获得粮食，所以在治水之前，万国百姓无法获得粮食。礼制称凶荒之年削减礼仪，说明尧在九年之内削减礼仪来救济艰难困苦，所以节俭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指的是作《诗经》的时候。】当周公、召公共同辅政和平时，成侯的曾孙僖侯非常吝啬爱惜财物，节俭不符合礼制，国人怜悯他，唐国的变风开始兴起。疏【正义说：查《晋世家》说：’成侯生下厉侯福，福生下靖侯宜臼，宜臼生下僖侯司徒。’所以僖侯是成侯的曾孙。《世家》又说：‘靖侯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到彘地，大臣执政，所以称为共和。’十八年靖侯去世，那么僖侯元年应当是共和二年，所以知道是在共和时期。】他的孙子穆侯又迁徙到绛。疏【正义说：查《晋世家》说：”僖侯生下献侯籍，籍生下穆侯费王，就是这样。’知道迁徙到绛，是因为成侯迁徙居住在曲沃，那么曲沃就是晋国都城了。到了昭公的时候，分出曲沃来封给桓叔，那么正都不在曲沃，说明昭公以前已经迁徙到绛了。知道穆侯迁徙，大概是因为相传如此。《汉书·地理志》说：‘河东绛县，晋武公从曲沃迁徙到这里，因为桓叔另外被封在曲沃，武公已经合并晋国，迁徙到晋国都城，所以说从曲沃迁徙到这里。’并不是说武公才开始建都于绛。那么穆侯以后，晋国一直建都于绛，而《左传》隐公五年说：‘曲沃庄伯攻打翼，翼侯逃到随。’又被称为翼，杜预说：‘翼，是晋国旧都，在平阳绛邑县。’穆侯迁徙到绛，昭侯以下又迁徙到翼。等到武公，合并晋国，又建都于绛。《左传》庄公二十六年称晋献公命令士蔿修筑绛城，以加深宫室，明显是武公迁徙到绛。《晋世家》说：献公派士蔿杀尽诸公子并修筑聚城，建都于此，命名为绛。查《左传》说：晋国士蔿让诸公子杀尽游氏家族，于是修筑聚城让他们居住。冬天，晋侯包围聚城，杀尽诸公子，那么修筑聚城是让诸公子居住，不是晋国都城。《世家》说命名聚城为绛，是不对的。《世家》又说：穆侯去世，弟弟殇叔即位，四年被穆侯太子仇所杀。仇即位，是为文侯。三十五年去世，昭侯即位。元年，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七年，被大臣潘父所杀，儿子孝侯即位。十五年，被曲沃庄伯所杀，儿子鄂侯郤即位。六年，相当于鲁隐公五年去世，儿子哀侯光即位。九年，被曲沃武公俘虏，儿子小子侯即位。四年，被曲沃武公诱杀。哀侯弟弟缗即位为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攻打晋国，灭掉侯缗。周僖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武

译晋文公已经即位三十七年了，又过了两年去世，他的儿子晋献公诡诸继位。晋献公在位二十六年去世，这就是晋国国君的世次。查考《春秋·隐公五年》的记载，《左传》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翼城的国君逃到随邑。秋天，周天子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并在翼城拥立晋哀侯。《春秋·隐公六年》的传文说：翼城的九宗五正中，顷父的儿子嘉父从随邑迎接晋侯，把他送到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由此可知，晋哀侯即位时，鄂侯还没有去世，而《史记·晋世家》说鄂侯已死，这是错误的。至于《诗经》中的篇章，《蟋蟀》是讽刺晋僖公的，所以是晋僖公时代的诗；《山有枢》、《扬之水》、《椒聊》、《鸨羽》，《诗序》说是关于晋昭公的，所以是晋昭公时代的诗；《绸缪》、《杕杜》、《羔裘》夹在中间，由此也可以推知；《无衣》、《有杕之杜》，都是讽刺晋武公的，所以是晋武公时代的诗；《葛生》、《采苓》，是讽刺晋献公的，所以是晋献公时代的诗。郑国的诗在《诗经》的左边部分，都是根据这些来知道的。查考郑国的诗《出其东门》，《诗序》说：五位公子争位，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公子突最后即位，由此知道《出其东门》是郑厉公时代的诗。《鸨羽》的《诗序》说：郑昭公之后发生大乱，历经五代，小子侯处在五代的末尾，《鸨羽》不是讽刺小子侯的诗，是因为郑昭公开启了动乱的根源，五代战乱不息，君子被迫服役，这是郑昭公造成的，虽然诗歌是后世才创作的，但主要讽刺的是郑昭公，所以《诗序》说“昭公之后”，明确表明它是讽刺郑昭公的。《出其东门》是因为战乱不息，导致男女离散，百姓希望保全自己的家庭，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是郑厉公时代的诗。但《诗序》原本是为了说明动乱的根源，所以只说五位公子争位罢了。这实际上是晋国的诗，却题名为唐，所以《诗序》每篇都说晋。《鸨羽》、《杕杜》，既然说是讽刺当时，在文辞上就不能再说晋，根据上文可以明白，由此可知。

译秦谱

秦，是陇西的一个谷名，在《禹贡》中靠近雍州的鸟鼠山。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说：秦就是现在的陇西秦亭、秦谷。在《禹贡》中，鸟鼠山位于雍州。鸟鼠山和秦谷如今都在陇西，所以说靠近鸟鼠山。《尔雅》说：鸟和鼠同穴，那种鸟叫鵌，那种鼠叫鼵。这是鸟和鼠共处一山，因此以此命名。既然有鸟鼠山，又另外有同穴山。《禹贡》王肃的注说：鸟、鼠、同穴都是山名，这是正确的】尧帝时有伯翳，实际上是皋陶的儿子，辅佐大禹治理洪水。水土平定之后，舜帝任命他担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赐给他嬴姓。疏【正义说：《郑语》中提到公嬴，是伯翳的后代。《地理志》说：嬴姓，是伯益的后代，那么伯翳、伯益只是声音转变、字形不同，其实是同一个人。《地理志》又说：秦的祖先叫伯益，帮助大禹治水，担任舜帝的虞官，养育草木鸟兽，被赐姓嬴氏。《秦本纪》说：秦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后代，孙子叫女脩，女脩织布时，有鸟掉落鸟卵，女脩吞下鸟卵，生下了大业。大业娶了少典的女儿叫女华，女华生下了太费。太费与大禹平定水土，又辅佐舜帝调教驯服鸟兽，鸟兽大多被驯服，这就是伯翳。舜帝赐给他嬴姓，这就是治水赐姓的事情。按照《本纪》的说法，那么伯益又名太费，太费的父亲名叫大业。《列女传》说：皋陶的儿子五岁时就辅佐大禹。曹大家注解说：皋陶的儿子，就是皋陶之子伯益。那么皋陶、大业就是同一个人。况且秦是伯益的后代，而中间有苗裔兴起说：皋陶的后代为秦，秦出自伯益，明显是皋陶的儿子。先说伯翳，然后向上追溯本源到皋陶，是因为舜帝赐伯翳为嬴姓，没有赐给皋陶。秦为嬴姓，始于伯翳，所以以伯翳为首。《虞书》记载舜帝说：谁能够管理我的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大家都说：伯益可以！帝说：好，伯益你担任我的虞官。这就是舜帝任命他担任虞官的事】历经夏、商两代的兴衰，秦的世系中也有人在朝任职。疏【正义说：《本纪》又说：太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太亷，是鸟谷氏；一个叫若木，是费氏。他们的曾孙叫费昌，子孙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夷狄。费昌在夏桀时，离开夏朝归附商朝，为商汤驾车从而打败夏桀。太亷的曾孙叫孟戏、中衍。帝大戊让他担任驾车之职并嫁女给他。自大戊以下，中衍的后代于是世代有功，辅佐殷朝，所以嬴姓多显赫，于是成为诸侯。他们的曾孙叫中潏，在西戎地区，保卫西部边疆，生下蜚亷，蜚亷生下恶来，恶来力大，蜚亷善于奔跑，父子都凭借材力侍奉封君，这就是世代有人任职】周孝王让他的末代孙子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养马。孝王因为伯翳能听懂禽兽的语言，子孙没有断绝，所以封非子为附庸，在秦谷赐给他城邑。疏【正义说：《本纪》又说，恶来有个儿子叫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非子居住在犬丘，喜好马匹和牲畜，善于饲养繁殖。犬丘人向周孝王推荐他。孝王召见他，让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养马，马匹大量繁殖。孝王想立非子为大骆的嫡嗣，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了儿子成，是嫡子。于是孝王说：“从前伯翳为舜帝主管牲畜，牲畜大量繁殖，所以有土地。现在他的后代也为我繁殖马匹，我分给他土地作为附庸，在秦地赐给他城邑，让他继续延续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也不废黜申侯的女儿为大骆嫡妻的事。”这就是孝王让他养马并封赏的事。说将立非子为大骆的嫡嗣，那么从中潏以来，世代保卫西部边疆，常有国土。非子分得他的国土，另外作为附庸。《本纪》只说伯翳为舜帝主管牲畜，没说能听懂禽兽的语言。《地理志》称孝王说：“从前伯益了解禽兽，是知道它们的语言。”《僖公二十九年》《左传》记载介葛卢听到牛叫而知道它的声音，贾逵说伯益通晓这种技艺，蔡雍说伯翳综合声音于鸟语，葛卢辨别声音于牛鸣，这就是伯翳能听懂禽兽的语言】到了曾孙秦仲，周宣王又任命他担任大夫，开始有车马、礼乐、侍从、御史的喜好，国人赞美他，秦地的变风开始产生。疏【正义说：《本纪》又说，秦嬴生秦侯，在位十年去世，生公伯，在位三年去世，生秦仲。这是秦仲为非子的曾孙。又说，秦仲在位三年，周厉王无道，西戎灭掉了犬丘，大骆的家族。周宣王即位，于是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这是宣王又任命他担任大夫。《王制》说：“子男爵位五十里，不能达到五十里的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周礼》中男爵国家百里，那么附庸就没有百里了。邾、滕、纪、莒等国，因为国家小被轻视而不收录它们的诗，却收录秦仲附庸的风诗，是因为《郑语》说：“齐桓公问史伯说：‘姜姓和嬴姓中谁会兴起？’回答说：‘国家大而有德的近来会兴起。’秦仲、齐侯，是姜姓和嬴姓中的杰出人物，而且国家大，他们将要兴起吧？”说秦仲国家大将要兴起，是他的土地广阔，虽然没有得到爵位任命，但比邾、莒大。诗是依据政事而作的，所以附庸而有诗，况且秦在襄公之后，国家大而收录它的诗，因为秦仲先前已有诗，所以一并收录。查考年表，秦仲在宣王六年去世，计算桓公问史伯的时候，是在幽王九年

译之所以仍然称秦仲，是因为秦仲的后代最终成为大国，因为秦仲有德行，所以连带提及他。秦仲以字配合国号，是因为作为附庸尚未得到爵位任命，没有谥号可以称呼，春秋时期附庸国的君主通常称名，褒扬他们则书字。秦仲又担任宣王的大夫，史官的体例应当书字，所以称字并冠以国号来赞美他。秦仲的孙子襄公，在平王初年，兴兵讨伐西戎，以救援周平王东迁，周王因此把岐山、丰邑的土地赐给他，开始列为诸侯。【疏】正义说：《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仲生了庄公，庄公生了襄公，又说犬戎杀了幽王，襄公率领军队救援周室，作战很有功劳，周室躲避戎人的祸难，向东迁都洛邑，襄公率兵护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予他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他爵位，襄公于是开始建国，与诸侯互通使节聘问享宴之礼，这是平王初年救援周室赐予土地的事情。襄公才开始成为诸侯，庄公已经称公，大概是追谥的缘故。于是横向拥有周西都宗周王畿内八百里之地。【疏】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说最初洛邑与宗周相通的王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乘为千里，那么周的两个都城相接为王畿，其地东西横向长，西都方圆八百里。《史记·秦本纪》说赐予襄公岐山以西的土地，襄公生了文公，于是文公就收取周朝剩余的百姓，拥有的土地直到岐山，岐山以东献给周朝，如果按照《史记》的说法，那么襄公所得只是岐山以西，如果按照郑玄所说横向拥有西都八百里之地，那就是完全得到了西畿，这与《史记》的说法不同。查考终南山在岐山的东南，大夫的戒辞，襄公已经引用终南作为比喻，那么襄公也得到了岐山以东，不仅仅是岐山以西。即使按照《史记》的说法，文公收取周朝剩余的百姓，又献出岐山以东给周朝，那么秦国的东境终究不超过岐山，而春秋时期，秦国的疆域东边到达黄河，襄公之后再也没有有功德的君主，又是什么时代得到的呢？显然襄公救援周室时就得到了，所以《史记》的说法不可信。其封域东边到达迆山，在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的原野。【疏】正义说：迆指靡迆，是境界广阔覆盖的意思，《禹贡》中没有迆山，郑玄依据当时的山名。查考秦国疆域所到达的地方而说，《禹贡》雍州说荆山、岐山已经治理，终南山、惇物山，那么这些山都属于雍州，秦国居住在旁边，所以说原野。不说西边到达，只说东边到达，是因为秦国居住在陇西，向东开拓疆土，上面已经说过靠近鸟防山，不需要再说西边，所以只说东边到达而已。郑玄既说变风产生，又说这个，是因为襄公的时候，又能夺取周朝的土地，与秦仲时不同，所以又说得到土地的原因，境界所在。到曾孙德公又迁都到雍。【疏】正义说：查考《史记》，襄公生了文公，文公生了靖公，靖公生了宁公，宁公生了武公，武公去世，立他的弟弟德公，所以德公是襄公的曾孙。《史记》又说，秦仲自从中潏以来世代保卫西垂，到大骆生了非子，非子另外居住在犬丘，厉王时西戎灭掉了大骆的家族，秦仲的儿子庄公讨伐西戎打败了他们，并得到了大骆的土地，成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住在西垂，三年冬天打猎到达汧水、渭水的边界，说：“从前周朝在我和秦嬴之后最终成为诸侯”，于是占卜居住这里，占卜说吉利，就营建城邑。宁公二年迁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广说：“犬丘就是现在的槐里县，平阳就是现在的郿县平阳亭，雍就是现在的扶风雍县。”如果按照《史记》的说法，那么大骆的家族世代居住西垂，非子被封为附庸，另外居住在槐里，等到庄公讨伐戎人，并得到大骆的土地，就居住在大骆旧居西垂。到文公还居住非子旧墟，在汧水、渭水之间，就是槐里。宁公迁居平阳，到德公才迁居雍。郑玄只说德公迁居雍，是因为德公之后常居雍，所以特别提及。僖公十三年，《左传》说：“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从雍到绛。”昭公元年，《左传》说：“秦后子宴请晋侯，从雍到绛。”这是秦国自从德公以后常居雍。有的版本说穆公迁居雍，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穆公是德公的儿子，对于襄公是曾孙的儿子，不是曾孙。又《中候》觊期注说：“秦国本来在陇西，襄公曾孙德公开始迁居雍。”这是郑玄依据《史记》认为德公迁居雍，不是穆公。《史记》又说：“德公立二年去世，儿子宣公立，十二年去世，弟弟成公立，四年去世，弟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去世，儿子罃代立，这就是康公。”这是君主的次序。其诗歌则是《车邻》赞美秦仲，是秦仲的诗。《驷铁》《小戎》《蒹�7》《终南》的序都说襄公，是襄公的诗。《黄鸟》讽刺穆公，是穆公的诗。《晨风》《渭阳》《权舆》的序都说康公，是康公的诗，《无衣》在其中。显然也是康公的诗。所以郑玄注《左传》中，都由此知道。襄公二十九年《左传》：季札听歌秦国说：“美啊，这叫夏声。”服虔说：“秦仲开始有车马礼乐的喜好，侍御之臣，戎车四匹牡马，田猎之事。他的孙子襄公列为秦伯，所以有《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录先人《车邻》《驷铁》《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所以叫夏声。”如服

译这种观点，将《驷铁》《小戎》视为秦仲时期的诗作，与《诗序》的说法正好相违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关于“夏声”的说法，杜预说：“秦国原本位于西戎汧陇以西，秦仲才开始拥有车马礼乐，摒弃了戎狄的音乐，而采用了中原各国的声调，所以称之为夏声。”并不是因为身处中原地区而被追录，所以称为夏声。

译陈谱

陈是太皥伏羲氏的故地。疏【正义说：《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梓慎说：“陈是太皥的故地。”《汉书·地理志》说：“淮阳是古陈国，是舜的后代胡公所封。”太皥又号伏羲，所以连在一起说。伏羲就是伏羲，字形不同但音义相同】。陈是帝舜的后代，有虞氏的阏父，担任周武王的陶正，武王依赖他提供的利器用具，以及他作为神明后代的身份，将他的儿子妫满封在陈，建都于宛丘旁边，这就是陈胡公，用来作为三恪之一，并将长女大姬嫁给他。疏【正义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说：“从前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以服侍我们先王，我们先王依赖他的利器用具，以及他作为神明后代的身份，因此用长女大姬嫁给胡公，并将他封在陈，作为三恪。”这是郑玄所依据的文字。经文说担任周朝陶正，知道是武王的原因，《乐记》说：“武王攻克殷商，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封帝舜的后代在陈。”那么胡公是武王所封，大姬又是武王的女儿，所以知道是武王。《史记·陈世家》说：“陈胡公满，是虞舜的后代。从前舜作为平民，居住在妫汭，他的后代因此姓妫。舜将天下传给禹后，舜的儿子商均被封为国，夏朝时，有时失国有时延续，到周武王攻克殷商，才再次寻找舜的后代，找到满，封他在陈，以奉祀舜，这就是胡公。”这是说胡公姓妫名满。《左传》昭公八年记载，史赵说：“胡公不淫乱，所以周朝赐给他姓，让他祭祀虞帝。”那么胡公姓妫，是武王所赐。《陈世家》认为胡公之前已经姓妫，这是不对的。《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后氏少康逃奔到有虞，虞思于是将两个姚姓女子嫁给他。”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然姓姚，明显是胡公才开始姓妫。怎么知道胡公不是阏父本人，而知道是他的儿子呢？因为经文说虞阏父以虞为号，没有成为陈国。用长女大姬嫁给胡公，不说嫁给阏父，明显胡公不是阏父。所以杜预也说：“胡公，是阏父的儿子。”不封阏父而封他的儿子，大概是因为当时阏父已经去世的缘故。恪，是敬的意思。王者尊敬先代，封他们的后代。郑玄驳斥异义说：“三恪的地位高于诸侯，低于二王之后。”那么除了杞、宋之外，另有三恪，指的是黄帝、尧、舜的后代。只有杜预说：“周朝封夏、殷二王之后，又封舜的后代，称为恪，连同二王之后共为三国，其礼仪逐渐降低，只是表示尊敬而已。”所以三恪认为陈与杞、宋共为三。考察《乐记》说：“武王还没来得及下车，封黄帝之后在蓟，封帝尧之后在祝，封帝舜之后在陈；下车后，才封夏后氏之后在杞，封殷之后在宋。”明显陈与蓟、祝共为三恪，杞、另外为二王之后】。

陈的封域在《禹贡》豫州的东部，地势广阔平坦，没有名山大泽。向西望不到外方山，向东达不到明猪泽。疏【正义说：《禹贡》豫州说：“疏导菏泽，覆盖盟猪。”又说：“从熊耳山、外方山直到陪尾山。”注释说：“属于豫州。”那么外方、明猪都是豫州的地方。考察《地理志》：外方就是嵩高山，明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检查郑国居住在桧地，在外方，属于郑国；宋国都城睢阳在明猪西南，明猪属于宋国。所以《桧谱》说：“在豫州外方的北面。”《商谱》称：“宋国西边到达豫州明猪的原野。”这是说陈国边境达不到外方、明猪，所以没有名山大泽。明猪仍然属于豫州，陈在明猪的西边，那么就是在豫州境内。明猪在《尚书》中写作“盟猪”，就是《左传》中称的“孟诸之麋”，《尔雅》说：“宋国有孟诸”就是这个。只是声音讹误字形变化罢了】。

大姬没有儿子，喜好巫觋，向鬼神祈祷，歌舞娱乐，民俗受其影响而效仿。疏【正义说：《地理志》说：“周武王封妫满在陈，这就是胡公，将长女大姬嫁给他。妇人尊贵，喜好祭祀，使用巫觋，所以那里的风俗喜好巫鬼。”《诗经》称“在宛丘上击鼓，在枌栩树下婆娑起舞”，这是有大姬歌舞的遗风。《地理志》又说：“妇人尊贵，喜好祭祀”，没说没有儿子。郑玄知道没有儿子的原因，是因为她喜好巫觋喜好祭祀，明显是为了没有儿子而祈祷求子，所以说没有儿子。如果大姬没有儿子，而《左传》子产说：“我是周朝的后代。”杜预说：“陈是周朝的后代，大概是大姬后来生子，是因为祈祷而得子，所以更加相信巫觋。”《楚语》说：“在女性叫巫，在男性叫觋，巫是总称。”所以《汉书》只说喜好巫觋】。

五代传到幽公，正值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大夫淫乱荒淫，行为没有节制，国人悲伤并讽刺他，陈国的变风就产生了。疏【正义说：《世家》说：“胡公去世，儿子申公犀侯即位，去世，弟弟桓公皋羊即位，去世，申公的儿子突即位，这就是孝公，去世，儿子慎公圉戌即位，去世，儿子幽公宁即位。”除去桓公一次兄终弟及，其余父子相继为五代。《世家》又说：“幽公十二年，周厉王逃到彘。”这是正值周厉王时期。《宛丘》讽刺幽公淫乱昏乱，这是政治衰败。《东门之枌》说：“子仲的女儿，在树下婆娑起舞。”传曰：“

译子仲，是陈国大夫的姓氏。”这是指大夫荒淫无度。这两首诗都是讽刺陈幽公的，所以说“国人哀伤并讽刺他”。《史记·陈杞世家》又说：幽公去世，儿子僖公孝继位；僖公去世，儿子武公灵继位；武公去世，儿子夷公説继位；夷公去世，弟弟平公彘继位；平公去世，儿子文公圉继位；文公去世，长子桓公鲍继位。桓公在位三十八年去世，弟弟佗，其母是蔡国人，所以蔡国人为了佗杀死了五父和桓公的太子免，拥立佗，这就是厉公。厉公娶了蔡国女子，多次去蔡国淫乱。七年，太子免的三个弟弟，年长的叫跃，中间的叫林，年幼的叫杵臼。他们共同指使蔡国人用美女诱骗厉公，与蔡国人一起杀死了厉公，拥立跃，这就是利公。利公是桓公的儿子。利公在位五个月去世，拥立二弟林，这就是庄公。庄公在位七年去世，拥立三弟杵臼，这就是宣公。宣公在位四十五年去世，儿子欵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在位十六年去世，儿子共公朔继位。共公在位十八年去世，儿子灵公平国继位。这是《史记·陈杞世家》所记载的君主世系。查考《春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左传》说：“两次报丧，此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那么是佗自己杀死了免，并非蔡国人为了佗而杀死免。《春秋》桓公六年经文说：“蔡人杀陈佗。”《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传文说：“陈厉公，是蔡国女子所生，所以蔡人杀死了五父并拥立他。”经文说“蔡人杀陈佗”，传文说“蔡人杀五父”，那么五父和佗是同一个人，不能说为了佗而杀死五父。桓公六年杀佗，桓公十二年陈侯跃去世，那么厉公就是跃，跃就是厉公，那么就没有利公了。司马迁错误地将佗当作厉公，又妄称跃为利公。查考《春秋》的世系，没有利公这个人。司马迁大概是看到《公羊传》说：“陈佗在蔡国人那里淫乱，蔡国人杀死了他。”于是附会编造说法，说用美女诱骗并杀死了他。查考蔡人杀佗在桓公六年，《世家》说佗死后跃继位，五个月就去世了，那么跃也是在桓公六年去世的，而《春秋》经文记载跃去世在桓公十二年，距离佗的死，不止五个月，这都是《史记》的错误。《诗经》中《宛丘》《东门之枌》的序言说：“幽公，是为幽公作的诗。”《衡门》说：“诱僖公，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树，从上面可以明白”，也是僖公的诗。《墓门》讽刺陈佗，是陈佗的诗。《防有鹊巢》说：“宣公，《月出》也从上面可以明白”，也是为宣公作的诗。《株林》《泽陂》的序言说：“灵公，是为灵公作的诗。”郑国在左边方位的中间，都是由此而知晓的。

译桧谱

桧，是古高辛氏火正祝融的故地。疏【正义说：昭公十七年《左传》中梓慎说：“郑是祝融的故地。”郑灭掉桧而占据那里，所以知道桧是祝融的故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长重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能使天下光明融和，帝喾任命他为祝融。”这是说担任高辛氏的火正。如果这样，《楚语》说“颛顼任命南正重主管天事以统属神灵，任命火正黎主管地事以统属百姓”，那么黎担任火正是高阳氏的时候。说高辛氏，是因为重黎是颛顼任命的，历经到高辛氏，仍然担任这个职务，所以两处记载不同。黎确实是祝融，重是南正，而《楚世家》把重黎同视为祝融，司马迁是错误的。《尚书》郑志回答赵商说：“火应当是北，那么黎就是北正。”韦昭也认为“火应当是北”，北是阴位，因为五行官中有火正祝融，所以是火官的称号。如果天地之官依据阴阳之位，与南正相对而言，就是北正，这是黎一个人担任两个官职。郑玄顺从《外传》的文字，所以说火正罢了】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的北面，荥波的南面，位于溱水、洧水之间。疏【正义说：《禹贡》说“熊耳、外方”，注解说“属于豫州”，桧就是郑地，外方在郑的南界，所以桧位于它的北面。《禹贡》豫州说“荥波既猪”，注解说“是沇水溢出形成的沼泽”，现在堵塞成为平地，荥阳百姓仍然称那个地方为荥泽，在汴县东面，荥泽、荥波是一个沼泽的名字。荥泽靠近黄河边，桧国远在河南，杜预说“桧城在荥阳、密县东北”，这是在荥阳的南面。郑占据桧地而国有溱水、洧水，所以桧位于溱水、洧水之间】祝融氏名叫黎，他的后代有八个姓氏，只有妘姓的桧人居住在那里。疏【正义说：《郑语》说：“祝融的后代有八个姓氏：己姓的昆吾、苏、顾、温、莒；董姓的鬷夷、豢龙；彭姓的彭祖、豕韦、诸稽；秃姓的舟人；妘姓的鄢、桧、路、偪阳；曹姓的邹、莒；斟姓没有后代，通楚为芊姓。”这就是八个姓氏。姓氏虽然都出自祝融，都不居住在故地，只有妘姓的桧人居住在那里。因为妘姓中又有鄢、路、偪阳，所以特指桧以区别。《楚世家》说：“共工氏作乱，帝喾派重黎诛杀他们而没有杀尽，帝就在庚寅日诛杀重黎，而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再次担任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个儿子，第四个叫防人。”查《世本》，防人就是桧的祖先，所以韦昭《服防》都说桧是陆终第四子求言的后代，那么八个姓氏其实是黎的弟弟吴回的后代。《郑语》说：“以八个姓氏作为黎的后代，是因为吴回接续黎的后代，再次担任黎的职务，所以本源于黎。”况且黎有大功，后世应当兴盛，所以史伯依据黎来说。《楚世家》说让吴回接替重黎，似乎是官号，而说名叫黎，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说：“少皥氏有个儿子叫重，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重、黎都是他们的名字，而《史记》把重、黎视为一人，又说让吴回接替重、黎，都是错误的。郑玄认为桧是祝融的后代，再次居住在祝融的故地，所以他说出自其后代，居住在那里的事情】周夷王、厉王的时候，桧公不致力于政事，而喜好整洁衣服，大夫离开他，于是桧的变风开始兴起。疏【正义说：查《郑语》，史伯在幽王时代为桓公谋划灭掉虢、桧，到平王初年，武公灭掉它，那么幽王以前，桧国仍然存在。史伯说“桧仲倚仗险要”，那么仲是桧君的字。桧的世家既然断绝，作序的人不说“桧仲”，那么《羔裘》的创作在“桧仲”之前，不知道是哪一代了。幽王上面有宣王，宣王任用贤能，周室中兴，不能有周道灭亡而让《匪风》思念周道的情况，所以知道《桧风》的创作不是在宣王的时候。宣王之前有夷、厉二王，是衰乱之王，考察当时的事，道理相当，所以说是周王夷、厉的时候。桧没有世家，《诗》只有四篇，事情颇为相似，可能在一个君主时创作，所以郑玄在左边中间不再区分。襄公二十九年《左传》，鲁国为季札歌唱诗篇，说“从桧以下没有讥讽”，是说季札听到这两个国家的歌，不再讥讽评论，因为国家小的缘故。季札不讥讽风俗，无话可说，所以郑玄不说桧的风俗】它的国家北边与虢相邻。疏【正义说：《地理志》河南荥阳县，应务说“是故虢国”，那么虢在荥阳，桧在密县北面，是它的国家北边与虢相邻。《地理志》河南有成臯县，是故虎牢，也叫制。隐公元年《左传》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那么虢国应当在成臯，而又以荥阳为虢国的，传言虢叔倚仗制，与荥阳相近，在虢的境内，所以倚仗它，不是说都城在制。谱在各国都不说北邻，这里独说北邻于虢，是因为郑灭掉虢、桧而占据那里，先谱桧而接着说郑，所以特别写出这句话，为史伯的话做铺垫。这与

译所谓“桧邻”，指的是东虢，它与西虢是各自区别的。杜预说：“西虢在弘农陕县东南，东虢在今荥阳。”那东虢是被郑武公所灭；西虢则是被晋献公所灭。

译曹谱

曹，是《禹贡》中兖州陶丘北部的地名。疏【正义说：《禹贡》记载“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王肃解释说“东南部凭借济水，西北部以黄河为界”，不说“凭借黄河”而说“凭借济水”，那么州境的东南部就超过了济水。《禹贡》又说“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注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汉书·地理志》记载“济阴郡定陶县，是原来的曹国，周武王的弟弟叔振铎被封于此”，《禹贡》中的陶丘就在西南部的陶丘亭。说陶丘在曹国的西南部，那么曹国就在陶丘的东北部，只说“北”字，是举出它主要方位所在罢了。虽然它在济水以南，但仍属于兖州，所以说它是兖州的地名】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将弟弟叔振铎封在曹，就是今天的济阴定陶。疏【正义说：《史记·曹世家》记载“曹叔振铎，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武王攻克殷商后，封叔振铎于曹。《地理志》记载“济阴定陶，是《诗经·国风》中曹国的所在地”，这是郑玄所引用的文字。曹国的都城虽然在济阴，但其地域却超过了济水以北。《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夺取济西田地，《左传》说“夺取济西田地，是分割曹国的土地”。考察《禹贡》“济水从陶丘北面流过，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在汶水处设防”，曹国在汶水以南，济水以东是相对于鲁国而言的，那么济水以西就是曹国在济水以北的地域】它的封疆在雷夏泽和菏泽的原野上。疏【正义说：《禹贡》兖州部分记载“雷夏泽已经干涸”，又记载“疏导菏泽覆盖孟猪”。考察《地理志》“雷夏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菏泽在济阴定陶县东”，这两个沼泽同属济阴，济阴是曹国都城所在地，所以曹国的封疆或许就在这两个沼泽之间】从前尧曾经游览成阳，死后葬在那里。舜在雷泽捕鱼，民俗开始教化，那里的遗风厚重朴实，多有君子，致力于农耕，轻视衣食，以此来积蓄财富。疏【正义说：这些都是《地理志》的文字。《志》又说“济阳成阳县有尧的坟墓”，既然有尧的坟墓，就是死后葬在那里。因为尧、舜两位帝王曾经经过游历，所以民俗受到教化而效仿他们。那里的遗风多有君子。将要说明后世骄奢淫逸，所以先说那里的民俗积蓄财富】夹在鲁国和卫国之间，又很少遭受患难，到了末期富裕却缺乏教化，于是变得骄奢淫逸。疏【正义说：鲁国在它的东南，卫国在它的西北，鲁、卫虽然比曹国大，但不像齐、秦、晋、楚那样专断征伐，畏惧霸主，不敢侵犯曹国，从此所以很少遭受患难。又说它改变了尧舜的教化而变得骄奢淫逸，不再有厚重朴实的风气。《蜉蝣》的序言说“讽刺奢侈”，昭公没有法度来保护自己，喜好奢侈而任用小人，这就是富裕而无教化、骄奢淫逸的事情。说“末期”，正是指周惠王、襄王之间作诗的时候，邻国不只是鲁、卫，举出鲁、卫是为了协调句式，略去其他国家而不说】曹国的后世，虽然被宋国所灭，但宋国也不多次讨伐曹国，所以得以很少遭受患难。传到第十一代，正值周惠王时期，政治衰败，昭公喜好奢侈而任用小人，曹国的变风开始兴起。疏【正义说：《曹世家》记载：叔振铎去世，儿子太伯脾继位；去世，儿子仲君平继位；去世，儿子官伯侯继位；去世，儿子孝伯云继位；去世，儿子夷伯喜继位；去世，弟弟幽伯强继位，九年，弟弟苏杀死幽伯代替继位，这就是戴伯。三十年去世，儿子惠伯兕继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硕甫继位，他的弟弟武攻打他代替继位，这就是缪公。三年去世，儿子桓公终生继位，五十五年去世，儿子庄公射姑继位，三十一年去世，儿子厘公夷继位，九年去世，儿子昭公班继位，九年去世，儿子共公襄继位，这是君主的次序。从叔振铎到昭公，共十五位君主，因为硕甫未能正式成为君主，幽伯、戴伯两人又不计入世数，叔振铎是始封之君，所以是十一世。昭公在鲁闵公元年即位，僖公七年去世。周惠王在庄公十八年即位，僖公八年去世，所以正值周惠王时期。他的诗《蜉蝣》序言说：“昭公，是昭公的诗。”《鸤鸠》《下泉》序言说：“共公，鸤鸠在其中，也是共公的诗。”郑玄在左边中间，都是由此而知晓的】

豳谱

公刘，是后稷的曾孙。豳，是从邰地迁出后，所迁移的戎狄地区的地名，现在属于右扶风栒邑。疏【正义说：《周本纪》记载后稷去世，儿子不窋继位；去世，儿子鞠陶继位；去世，儿子公刘继位。所以公刘是后稷的曾孙。《生民》说“就在邰地建立家室”，《本纪》说舜封后稷于邰，公刘继承封地没有改变，所以知道公刘是从邰地迁出的。《公刘》篇解说公刘被狄人迫逐而迁徙居住，经文说“测量那夕阳照射的地方，豳地居住确实荒凉”。《本纪》称公刘在戎狄之间，所以知道豳是戎狄地区的地名。《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栒邑县有豳乡，《诗经》公刘所居的城邑，所以汉时属于扶风郇邑。说从邰地迁出，杜预说豳在新平漆县东北，邰就是今天始平武功县所治理的厘城。邰近而豳远，从内部到外部，所以说“出”】公刘在夏后大康时期失去了官职，流窜到这个地方，仍然修习后稷的事业，勤劳体恤爱护百姓，百姓都归附他，从而建立了国家。疏【正义说：《国语》说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用来服侍虞、夏，等到夏朝衰败，抛弃了稷官不再从事，我们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了官职，而自己流窜到戎狄之间。韦昭说豳西面靠近戎，北面靠近狄。《周本纪》也说

译刘公流窜到这个地方，考察《公刘》这篇诗，其中叙述公刘迁往豳地的事都详细完备，从邰地迁往豳地必定是从公刘开始的。大概不窋的时候已经流窜到豳地，还往来于邰国，到了公刘才把邰地的百姓全部迁去。《史记·周本纪》说公刘死后，儿子庆节继位，在豳地建国，就是这样。在豳地定国是从公刘开始的。韦昭注解《国语》认为不窋当在太康时期，公刘是不窋的孙子，不应该也在太康时代，而这里说公刘在太康时失去官职，是因为《周语》只说夏朝衰微，没有说开始衰微的君主。《尚书序》说太康失去国家，那么夏朝的衰微从太康开始，所以联系太康来说。其实公刘迁往豳地不在太康时代，郑玄依据《国语》的文字，取不窋的事来解释罢了。《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然在戎狄之间，又修习后稷的功业，百姓依赖他的恩泽，民众怀念他，周朝大道的兴起从这里开始。又《公刘》这篇诗叙述公刘在豳地爱护百姓的事，是百姓归附他而建立国家。它的疆域在《禹贡》雍州岐山的北面，原野和低湿之地的郊野。疏【正义说：《禹贡》雍州说荆山和岐山都已治理，原野和低湿之地都完成了功绩，这是岐山原野和低湿之地属于雍州。太王开始进入居住在岐山的南面，说明豳地在岐山的北面。《公刘》这篇诗说，公刘居住在豳地，测量原野和低湿之地来治理农田，这是豳地居住在原野和低湿之地的郊野】到了商朝的末世，太王又躲避戎狄的灾难，而进入居住在岐山之南，百姓又归附他。疏【正义说：《诗经·绵》的传和《尚书》传略说都有这件事】公刘的出走，太王的进入，虽然有所不同，由于有灾难的缘故，都能坚守后稷的教导，不丧失他们的德行。疏【正义说：《史记·周本纪》说，公刘后来修习后稷的功业，古公复修后稷和公刘的功业，这是都能坚守后稷的教导，不丧失德行。《旱麓》序说，周朝的先祖世代修习后稷和公刘的功业，而郑玄只说公刘和太王，是因为周公作《七月》的主意在这两个人身上，所以特别提到他们】成王的时候，周公躲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两年。疏【正义说：《金縢》说，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幼主不利。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周公说，我不躲避，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那么罪人就抓住了，这是周公躲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两年。《金縢》只说居东，不说东都，周公躲避居住固然应当不出王畿之内，自然在东都，当时实际上还没有作为都城，而说都，是根据后来营建洛邑来说的。周公在东都实际出入三年，说两年是顺从《金縢》的成文】思念公刘和太王在豳地任职，忧虑挂念民事直到极苦的功绩，用来比拟陈述自己的志向。疏【正义说：这是解释作《七月》的意思。因为公刘遭遇夏人的动乱，太王有戎狄的灾难，或者出走或者进入，他们在豳地的时候教导百姓以养蚕种农为要务，使衣食充足，忧虑挂念民事有极苦的功绩，由于他们积累德行爱护百姓，子孙最终成就王业。周公既然出居东都，担心王业毁坏，也忧虑挂念民事，希望成就周朝大道，他的心意与公刘和太王的志向相同，不能自己说自身忧国的心，无法阐明自己的志向，所以作《七月》这首诗，向上陈述公刘和太王来比拟自身，陈述自己的志向。知道周公作《七月》其心意必定如此，因为序说，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先公风化所由导致王业的艰难，说遭遇变故是遭遇流言才作的。襄公二十九年的《左传》季札听歌《豳》说，美啊，快乐而不淫逸，那是周公在东都吧，说明在东都作的。《七月》这首诗不是讽刺成王，不是赞美成王，无故说先公的风化，陈述王业的艰难，这就是思念先公，用来比拟陈述自己的志向。这首诗是周公所作，太师题名为《豳》，显然如此。而先公在豳地，共经历十世，知道只思念公刘和太王，因为公刘是初居豳地的君主，太王是最终离开豳地的君主，都是先公的后代，都有灾难的缘故。周公亲身遭遇灾难，追念在豳地的先君，显然是思念他们的后代，所以知道周公所思念的，是这两个人。然而太王既然遭遇灾难，能坚守后稷的教导，是在居住在岐山之后。周公思念在豳地的事，知道也思念太王。《绵》篇说太王的德行说：“百姓初生，从土沮漆”，说在豳地的时候，得到百姓的心意，百姓留恋他的德行，所以和他一起迁徙。明知思念豳地的事，其心意也涉及太王。郑玄在上句说周公居东两年，此句说其作诗的意思，想要说明《七月》的作诗在这两年之中，因为《尚书》有两年之文，所以这样说，不是说居东两年才开始作《七月》。为什么呢，序说周公遭遇变故就作，不应该坐着度过两年才开始作诗。《七月》的作诗，应当是初出之年】后来成王迎接他返回，摄政达到太平，他的出居和入朝一德不回，纯粹类似公刘、太王的行为。太师详细叙述他的志向，主意在豳公的事迹上，所以把他的诗别列为豳国变风。疏【正义说：《金縢》说：“只有我小子新近迎接”，这是成王迎接他返回，代替成王治理国政而达到太平。他出居东都，他入朝摄理王室，常守专一之德，没有邪曲，纯粹类似公刘、太王的行为。周公作诗的时候，自有这两个人之意，等到最终得以摄理王政，其事又纯粹

译这很相似。这首诗用于乐官，应当确立题目，太师于是详细阐述周公的志向，因为这首《七月》诗，主旨在于叙述豳公的事迹，所以区分出这首诗不应列入周国的风雅，而将其作为豳国的变风。这是从远处论述豳公作为诸侯的政绩，周公陈述它，想要以此比附、序次自己的志向，如果不赞美王业的根本，就不能列入周、召的正风。又不是讽刺或赞美成王，不能列入成王的正雅。周公是王朝的卿士，不能专门归属于一个国家，进退既然无所依附，因为他上面陈述了豳公的事迹，所以归为豳国的变风。如果所陈述的根本不是豳国的事，就没有理由归属于豳。周公的事迹如果不合乎情理，也不可以归属于豳。这首诗追述豳公的事迹，又很相似，所以归属于豳是适宜的。《春官·籥章》说：“吹籥来歌唱豳诗。”诗歌在周代制度之前就已经归属于豳了。称之为“变”，是因为变风、变雅各自叙述当时的善恶。《七月》陈述豳公的政绩，《东山》以下主要叙述周公的德行，正是变诗中赞美之作，所以也将其归为变风。《公刘》也陈述豳国的事，却不归属于豳，是因为召康公陈述公刘的事迹来告诫成王，犹如召穆公陈述文王的事迹来哀伤国家的衰败。主旨在于雅，不能列为风。《鸱鸮》以下不陈述豳国的事，却归属于豳，是因为《七月》是周公的事迹，已经归为豳风，《鸱鸮》以下也是周公的事迹，尊崇周公使他专门归属于一个国家，所以一并归为豳风。所以《郑志》中张逸问：《豳·七月》专门咏叹周公的德行，适宜放在雅中，现在放在风中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周公专门归属于一个国家，上面冠以先公的基业，这也算是优待了，所以放在风中。其次在雅之前，前面在雅之中，是将周公分开，不让他专门归属于雅。张逸说咏叹周公的德行，是根据《鸱鸮》以下发问的。郑玄说上面冠以先公的基业，是指用《七月》冠于各篇之上，用先公的基业冠于周公的诗之上。考察周公的德行系于先公的基业，这对周公来说是优待了，其次在风之后、雅之前。前面说周公的德行高于诸侯，事迹同于王政，列于各国之后，不与各国并列；其次在小雅之前，是说它接近可以成为雅，让周公专门拥有这种善美。这豳诗七篇，《七月》、《鸱鸮》是出居时所作，其余大多在入朝摄政之后。郑玄认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去世后的第三年，成王十三岁。居东两年，罪人被抓获，成王十四岁。迎接周公回来而居摄，成王十五岁。七年还政，成王二十一岁。那《金縢》注说：文王十五岁生武王，九十七岁去世，去世时武王八十三岁了。在文王受命为七年之后，第六年伐纣，之后两年生病，病愈后两年去世，去世时九十三岁。周公在武王去世后第三年出奔，第五年秋天回来居摄，第四年作《康诰》，第五年作《召诰》，第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了。作《康诰》时成王十八岁，作《洛诰》时二十一岁，即政时二十二岁。那么成王是在文王去世的次年出生的。这是郑玄辨析武王去世及周公出入之事，知道是这样的。查《大戴礼记·文王世子》篇说：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那么武王的年龄比文王小十四岁。《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武王既然比文王小十四岁，文王九十七岁去世，那么就知道武王当时八十三岁。《书传》说：文王受命七年去世，这是文王去世时受命七年。《尚书序》说：十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查经文《泰誓》上篇，讲述武王观兵时事，是受命十一年；《太誓》下篇说：回来两年，然后伐纣，这是伐纣之时受命十三年。文王去世到十三年才开始伐纣，是去世后六年。《金縢》说：武王既克商两年，王有病不悦，这是伐纣后两年生病。从文王去世到武王生病，累计八年了。文王去世时，武王已经八十三岁了，至此则九十一岁。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所以知道病愈后两年去世。知道周公在武王去世后第三年出奔，是因为礼制：君主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而听政于冢宰三年。定公四年，《左传》说：周公为太宰，以辅佐王室。周公既然为太宰，武王刚去世，总摄王政，这是常事。管叔、蔡叔不应散布流言，成王不应产生怀疑，明显是三年丧期，贬低周公不授予王政，所以才有流言。查《周书》：武王在十二月去世，那么去世后一年十二月期满而练祭，二年十二月祥祭而除服，去世后第三年，管叔、蔡叔才散布流言。《金縢》说：管叔和他的众弟于是在国中散布流言，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公说：“我不躲避，无法向先王报告。”这是周公在流言那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去世后第三年。《金縢》又说：周公居东两年，罪人被抓获。注说：罪人，是周公的党羽和知道摄政的人。周公出奔后都逃跑了两年，最终被成王抓获。说三年，是连同出奔那年一起计算，是去世后第四年。又说：“后来周公才作诗。”注说：“在两年之后。”上面既说了两年，又另外说“后来”，明显是两年之后。又说：“秋天大熟未获。”注说：“秋，指周公出奔两年之后，次年的秋天。”

译这段文字承接上文“于后”二字，“于后”既然是指两年之后，那么明确这个“秋”就是两年之后的秋天，即周公居东两年，武王去世后的第五年。《金縢》篇说：“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割”之后，紧接着就说：“只有我这位小臣去迎接他。”这说明周公就在那一年返回了。周公当初因为流言而摄政避居东方，如今成王亲自去迎接他，明显表明他返回后便继续摄政，武王去世后的第五年，就是摄政的第一年。《书传》记载周公摄政四年，分封诸侯保卫王室；五年，营建成周；七年，将政权归还成王。所说的“分封诸侯保卫王室”，是指分封卫国国君，《康诰》论述的就是分封卫国的事。所以《康诰》作于摄政四年。《召诰》论述营建洛邑成周的事。所以《召诰》作于摄政五年。《洛诰》论述将政权归还成王的事。所以《洛诰》作于摄政七年。郑玄说：“作《康诰》时，成王十八岁；作《洛诰》时，二十一岁。”那么成王就是在文王去世的次年出生的。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书传》简要解释说：“天子太子十八岁称为孟侯。”孟侯，是指四方诸侯来朝见时在郊外迎接。注解说：“孟，就是迎的意思。”考察《康诰》经文说：“王说：孟侯”，那么分封康叔的时候，成王十八岁。《书传》说周公摄政四年，分封卫国，根据“孟侯”的记载，知道摄政四年时，成王十八岁。又摄政七年时，成王二十一岁。反过来推算，就知道成王在摄政元年时十五岁；周公出居东方时，十三岁；武王去世那年，十岁。计算文王去世十年后，武王才去世，自然文王去世的次年就生下了成王。由此验证，所以知道成王十三岁时，周公初次出居东方；两年后，十四岁时，罪人被抓获；十五岁时，周公返回并继续摄政。《诗谱》说居东两年，周公思念公刘、太王，以此比附自己的志向，那么《七月》这首诗，作于出居两年的期间。不知道具体作于哪一年，应当在《鸱鸮》之前。《鸱鸮》的写作，则在居东的第三年。《金縢》说：“居东两年，罪人被抓获。”之后周公才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既然说了“两年”，又另说“于后”，既然与“罪人斯得”不是同一年，那么上文“居东两年”，加上初次出居的那一年共为两年，作诗的时候就是第三年，这是周公居东第三年，成王十五岁时，作了《鸱鸮》。《伐柯》的序言说：“讽刺朝廷不能明辨是非。”讽刺朝廷，那就是讽刺群臣而不是讽刺成王，适宜在雷雨大风之后，开启金縢之前。之所以这样判断，如果是在雷雨大风之前，那么成王和群臣都还没有醒悟，不能单独讽刺群臣；如果是在开启金縢之后，那么群臣也已经醒悟，就没有什么可讽刺的了。所以《伐柯》的笺解说：“成王既然明白了雷雨大风的变故，所以去迎接周公，而朝廷群臣仍然被管叔、蔡叔的言论迷惑，不知道周公的圣德，怀疑成王去迎接他，因此讽刺他们。”这是郑玄认为《伐柯》是在明白雷雨变故之后，开启金縢之前作的。《九罭》的序言与《伐柯》序言相同，讽刺朝廷不能明辨是非。第一章说成王想要迎接周公，第二章以下说迎接的事，应当在周公已经返回之后作。《书传》称周公居摄一年，平定祸乱；二年，攻克殷商；三年，讨伐奄国。多方篇说“五月丁亥，王从奄地回来”，注解说奄国在淮夷旁边，周公居摄的时候也叛乱，成王与周公征讨它，第三年灭掉它，从此回来。那么周公的归来，是在摄政三年，东征归来之时，《东山》篇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明显说明周公在秋天返回并继续摄政，这一年就是东征的第三年而后归来，归来后大夫赞美周公作了《东山》。如果这样，周公在秋天返回就立即东征，必定是秋冬派遣军队，而《东山》经文说“仓庚于飞，熠熠其羽”，笺解说“仓庚在仲春鸣叫，是嫁娶的时节”，归来的士人开始行动，新近举行婚礼，秋冬行动而说新近举行婚礼，是周公喜悦慰劳归来的士人，说他们新近结婚，并不是六军将士都新近结婚。假设发兵前一两年结婚，也还算新近结婚，不必以起兵的月份才开始算结婚。《破斧》经文称东征，那就是征讨时的事，它的写作必定在《东山》之前，不知道确定是哪一年。《狼跋》序言说赞美周公，赞美他不失圣人之道，经文说“公孙硕肤”，说周公谦逊退避去位，避免成功。考察《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周公还政之后，留任太师，所以《狼跋》的写作在还政之后。计算这七篇的写作，《七月》在先，《鸱鸮》次之，现在《鸱鸮》次于《七月》，得到了它们的顺序。《伐柯》《九罭》与《鸱鸮》同年，《东山》的写作在《破斧》之后，应当在《鸱鸮》之下，依次是《伐柯》《九罭》《破斧》《东山》，最后以《狼跋》结尾。现在全都颠倒错乱，张融认为是简札误编，或者编排诗歌不以写作先后，郑玄没有说明，不可明确说出毛亨的意思。传文训释不明，只有《鸱鸮》传文说“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二子指管叔、蔡叔，认为《鸱鸮》的诗是为管叔、蔡叔而作。那么毛亨解释《金縢》的文意，都与郑玄不同。《金縢》说武王去世，管叔和他的弟弟们在国中散布流言，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太公说：“我不躲避，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居东两年，罪人被抓获。之后周公才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毛亨以《鸱鸮》为管叔、蔡叔而作，那么“罪人斯得”就是抓获管叔、蔡叔，周公居东就是出征。居东两年既然是征伐，那么“我之不辟”应当解释“辟”为法，意为依法诛杀。这样毛氏的说法，周公就没有避居的事了。只是不知道毛亨的意思，认为周公摄政是在丧期中立即摄政，还是在除丧之后，这不明确。王肃的说法，祖述毛亨传文的意思，或许如王肃所言。

译王肃在《金縢》注中说：文王十五岁生武王，武王九十七岁去世，当时是受命第九年，武王已经八十三岁了。第十三年讨伐商纣，第二年患病，当时武王八十八岁，九十三岁去世，是在冬季十二月。第二年称为元年，周公摄政，遭遇流言，作《大诰》并东征。第二年攻克殷商，杀死管叔、蔡叔，第三年归来，制礼作乐，从出征到归来共四年，到第六年完成。第七年营建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将政权归还成王。那么文王去世那年，成王已经三岁，武王八十岁之后才生下成王。武王去世时，成王已经十三岁。周公摄政七年，将政权归还时成王二十岁。王肃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家语》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又《古文尚书·武成》篇说：“我的先父文王成就了功业，承受天命，安抚四方华夏，只是九年大统尚未集结。”孔安国根据这段文字认为文王受命九年去世。后来刘歆、班固、贾逵都赞同这个说法。王肃虽然没有见到古文，但认为先儒的话必定有出处，所以跟随先儒认为文王受命九年去世。依据《大戴礼记》，武王比文王小十四岁，所以也同郑玄一样认为文王去世时武王八十三岁。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岁，所以到第十三年伐纣，武王八十七岁。《金縢》说：“武王攻克殷商两年后患病”，这是把伐纣那年和患病那年合起来算作两年，所以说伐纣的次年患病时武王八十八岁。《礼记》说：“武王九十三岁去世”，这就是伐纣后六年去世。《金縢》说：“武王去世后，就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住在东方”，这说明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立即散布流言，周公立即东征。又《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废黜殷商天命，作《大诰》。”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明确武王去世后随即叛乱，周公随即征讨，所以认为武王去世的次年称为元年，周公摄政，遭遇流言，作《大谟》并东征。《金縢》说：“住在东方两年，罪人就被抓获”，所以知道第二年攻克殷商杀死管叔。《东山》序说：“周公东征三年后归来。”《明堂位》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六年，制礼作乐”，所以知道第二年归来制礼作乐，到第六年完成。东征实际是三年，《金縢》说两年，王肃在那里的注说：“有人说《诗序》说三年归来，这里说住在东方两年，差错在哪里？回答说：《书》说的是罪人被抓获的年份；《诗》说的是归来的年份。”知道营建洛邑，作《康诰》、《召诰》，都在第七年，因为《召诰》讲述营建洛邑的事，《洛诰》讲述将政权归还成王在新邑治理的事。明确这两篇都是在同一年将政权归还时所作。《康诰》经文说：“三月望日前夕，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地建立新的大邑。”也讲述洛邑的事。明确与《召诰》同时，所以知道三篇都是第七年所作。王肃又说：那么文王去世那年，成王已经三岁；归还政权时成王二十岁。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周公摄政七年而归还政权，明确是二十岁成年，所以归还政权。归还政权时，成王二十岁。逆推回去，那么摄政元年成王十四岁；武王去世那年成王十三岁。文王比武王早十年去世，所以文王去世那年，成王已经三岁。由此验证，那么武王去世的次年，成王十四岁。说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东征时作《七月》。之所以作《七月》，王肃的意思认为周公因为公刘、太王能忧虑思念民事，成就王业；现在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将断绝王室，所以陈述豳公的德行，表达自己摄政的意思。必定是摄政元年作此《七月》。《左传季札见歌豳》说：“这是周公东征的时候吧？”那么到住在东方时才作。住在东方三年，已经抓获管叔、蔡叔，于是作《鸱鸮》。三年归来，大夫赞美他而作《东山》。大夫既赞美周公东归，喜见天下平定，又追溯厌恶四国破坏礼义，追刺成王不迎接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伐柯》序说：“讽刺朝廷不知道。”王肃说：“朝廷指成王。”王肃又说：有人说《东山》是归来的诗，而朝廷不知道，还在下面，为什么说同时所作？《破斧》厌恶四国，而其辞说：“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还是追刺。所以极力赞美周公，是王肃的意思认为《破斧》《伐柯》《九罭》是在《东山》之后所作，所以把《东山》编在前面。《狼跋》赞美周公，远则四国流言，近则成王不知道，进退有难而不失其圣，应当是三年归来后，天下太平，然后赞美他不失其圣。最后所作，所以作为终结。这是王肃的义理，不知道传意是否必然如此。那些谶纬史传说文王受命七年去世，以及说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以及太子十八岁称孟侯，这些王肃都不相信。

译小大雅谱

小雅和大雅，是周王室定都西都丰镐时期的诗歌。疏【正义说：因为这两雅正好对应文王、武王、成王、变王厉王、宣王、幽王这六位君王，他们都居住在镐京和丰邑之地，所以说这是丰镐时期的诗歌。怎么知道的呢？《文王有声》说“在丰邑建立都城”，这是文王居住在丰邑。又说“考察占卜由君王决定居所”，这是镐京由龟卜决定，武王建成，这是武王居住在镐京。太史公说：“成王占卜居住在洛邑，安定九鼎，而周朝又回到丰镐建都。”《国语·外传》说：“杜伯在镐京射杀宣王。”《鱼藻》的序说：“君王居住在镐京。”这是幽王以上都居住在镐京。《世本》说：“懿王迁徙到大丘。”《地理志》说：“京兆郡槐里县，周朝称为大丘，懿王在那里建都。京兆郡就是原来的长安县。”皇甫谧说：“镐京在长安以南二十里。”那么大丘与镐京相近，有离宫在那里，懿王暂时居住，并非迁都。郑玄必须说周王室居住在丰镐，是因为国风都题写各国的名称，让人知道国土所在，雅诗也需要彰显其称号，并让人知道天子居住的地方。《采薇》、《出车》是奉天子之命命令将帅，那么文王时还没有称王。那么两雅各自有未称王时创作的诗篇，未称王时则在岐周，而归属于丰邑，是因为它们作为雅诗，就是叙述天子的政事。文王居住在丰邑才称王，纵使在岐周时创作，也归属于丰邑。厉王流放到彘地，王爵仍然存在，镐京还在，所以也总称为丰镐。雅诗的标题不叫“周”，是因为雅诗与国风截然不同，又没有不同朝代相互涉及的情况，所以不说周】始祖后稷由神气而生，对百姓有播种的功劳。公刘直到太王、王季历，以及千年跨越不同世代而分别传承，记载他们的功业被天下所归附。疏【正义说：查《周本纪》说：“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太王，是公刘九世的孙子。”后稷在唐尧虞舜之时，公刘在夏朝太康之时，直到太王、王季历，是夏商之世。《汉书·律历志》说：“夏朝共四百四十年，殷朝共六百二十九年，那么剩余的就超过一千年了。”所以说历经千年跨越不同世代。说后稷直到太王，那么公刘就在其中了，而特别提到公刘，是因为周朝的祖先都能修习后稷的事业，公刘、太王是其中贤能杰出的人，所以历数提及，以此来追述后稷、公刘、太王，是说周朝德行积累基业所由来的原因】文王承受天命，武王于是平定天下，盛德之隆盛，大雅的开端，从文王直到《文王有声》，依据盛隆而推究本源。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疏【正义说：从文王到文王有声，共十篇，文王、大明、绵、棫朴、思齐、皇矣、灵台这七篇，序都说文王；旱麓一篇在中间，由此可知，共八篇，是文王大雅。下武、文王有声这两篇，序都说武王，那么是武王大雅。因为文王武王道理相同，所以郑玄连在一起说。雅有小雅大雅两种体例，而体例也由事情而定。所以文王以承受天命为盛，大雅以盛为王，所以其篇章先讲盛隆。文王说承受天命建立周朝，大明说上天再次命令武王，这是盛隆的事情，所以以文王为首，大明其次。文王之所以能承受天命，是由于祖考的基业，所以又其次为绵。说文王的兴起，根本在于太王。文王既然凭借祖业，得到四位臣子的力量，就是能任用人才，所以其次为棫朴。既然说任用臣子的力量，又叙述承受祖先的美德，所以其次为旱麓。旱麓只论述乐于让百姓施行教化而已，不是盛隆的事情，所以在棫朴之下。既然说承受祖先的基业，又叙述其母亲的贤德而得以成为圣人，所以其次为思齐。文王既然成为圣人，世代修习其德行，上天让他取代殷朝，所以其次为皇矣。既然圣明能取代殷朝，德行惠及鸟兽，所以其次为灵台。绵与旱麓、皇矣都叙述太王、王季的德行，这是上述祖考。郑玄认为文王依据承受天命盛隆，逆推本源于祖父，取编排篇章的意思，所以其余不尽论述。其武王的诗，下武序说：继承文王。明确以上文王的事，下武则武王继承他，既然能继承其征伐的功绩，所以其次为文王有声序说：继承征伐。说文王征伐崇国，武王继承他征伐纣王。查大明是文王的诗，而经文陈述武王的事；文王有声，是武王的诗，而经文陈述文王的事，其形势正相同，而诗的主旨相反，是由于作者的意思不同。文王经说：王的忠臣，不要忘记你的祖先，用来告诫成王。大明说：笃生武王，说武王的谥号，那么这两篇是成王时所作。绵说：文王惊动其生命，思齐说：文王的母亲，皇矣说：上帝告诉文王，三篇都说文王的谥号，那么都是文王崩后所作。棫朴说：济济辟王，灵台说：王在灵沼，都说王，那么是称王之后所作。只有旱麓不说谥号，又不说王，或未称王之前所作。但经文中没有谥号的，或者当其生存之时，或者在其崩后，不能确定。下武不说武王的谥号，成王时所作，文王有声说：武王蒸哉，说其谥号那么是其崩后所作】小雅从鹿鸣直到鱼丽，先讲其文所以治理内政，后讲其武所以治理外务

译疏【正义曰：这又解释《小雅》中本篇的含义。《采薇》篇说：文王时期，西方有昆夷的祸患，北方有玁狁的灾难，于是以天子的命令任命将帅，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将士，唱《杕杜》来勉励归来的士兵。那么《采薇》等篇都是文王的诗。《天保》以上自然也是文王的诗。《鱼丽》的序文中文武并提，那么《鱼丽》是武王的诗。《鹿鸣》到《天保》六篇说的是宴饮慰劳群臣朋友，这是文治之事。《采薇》三篇说的是任命将帅出征，都是武备之事。所以《鱼丽》的序文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治理外事。既然把治理内政放在首位，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君主能恳切真诚地使下属快乐，臣子能竭尽忠诚地侍奉君主，这是为政最紧急的事，所以把《鹿鸣》宴饮群臣嘉宾的事放在首位。群臣在国内就宴饮他们，出使归来就慰劳他们，所以接着是《四牡》慰劳出使归来的臣子。使臣归来君主慰劳他们，离去时应当送行，所以接着是《皇皇者华》说派遣使臣。使臣出访，出去时派遣，回来时慰劳，那么派遣在先，慰劳在后。这里之所以先慰劳后派遣，是因为人的劳役之苦如果上面不知道，那么即使慰劳了也会怨恨；有劳苦而被上面知晓，那么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这件事重要所以放在前面。况且使臣往返本来不止一次，《四牡》所慰劳的不一定是《皇皇者华》所派遣的使臣，这两篇的创作也不一定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按轻重来排列先后。君臣关系融洽，邻国又和睦，然后可以宴饮宗族，所以接着是《常棣》宴饮兄弟。兄弟和睦了，又扩展到朋友，所以接着是《伐木》宴饮朋友故旧。君主既能宴饮慰劳臣下，臣子也归美以报答君主，所以接着是《天保》说下属报答上级。内政既已治理好，就应当任命将帅征伐以抵御夷狄的祸患，所以接着是《采薇》派遣戍卒。派遣时希望他们同心，归来时区分贵贱。先唱《出车》慰劳将帅，后唱《杕杜》慰劳归来的士兵。文王的诗至此结束，武王的事迹接着而来。因为文王治理内外取得成功，所以武王继承他使得万物丰盛繁多，所以接着是《鱼丽》。万物既多，人们得以赡养父母，所以接着是《南陔》孝子互相告诫要赡养父母。孝子不仅仅能赡养亲身父母，又保持清洁，所以接着是《白华》说孝子的洁白。万物丰盛繁多，人民能尽孝就会招致时和年丰，所以接着是《华黍》说年成丰收适宜种植黍稷。《思齐》说文王的教化先兄弟后家庭。邦国这首诗的次序，先群臣后兄弟，那是说施行法度的事，先整顿家庭，后教化外部，是自近及远的道理，这里就是治理国家的政事，固然应当先国家事后族人，所以使宴饮群臣在先。又《鹿鸣》等三篇，都是宴饮慰劳臣子，是为政的大务，后世常歌唱它们，所以乡饮酒礼、燕礼都歌唱这三篇。《四牡》传文说：“文王率领诸侯安抚叛乱的国家而朝聘于纣，所以歌唱《文王》之道作为后世的法则。”这是事情重要可以效法，所以乐歌常唱它。推论此理，那么乐歌《周南》《召南》及《大》，都歌唱它们的前三篇。书传中多说“升歌《清庙》”，是事情重要作为常歌，所以把它作为各篇的首篇。《文王》《小雅》的事多在称王之前，查书传《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是《采薇》为伐昆夷而作，事在称王之前。《出车》《杕杜》是役归而慰劳，《出车》经文说：“春日迟迟，薄言还归。”在受命五年而返回，那么《采薇》三篇的事在称王之前。《鹿鸣》宴饮群臣嘉宾，嘉宾的文中，可能有邻国的聘客，明显也未称王。《四牡》说：“周道倭迟。”传文说：“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迁，也是未称王。”《皇皇者华》君主派遣使臣，是聘问邻国，如果称王之后，与诸侯礼制不同，不得为邻国相聘之法，那么也未称王。这三篇的事，或在《采薇》之前，其创作时节次第不可得知，称王之前创作也可以。《伐木》说：“陈馈八簋”，是天子的制度；《天保》说：“禴祠烝尝”，是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礼，确定是称王之后。没有《文王》的谥号，或当时即作，或崩后为之，不可定。查《文武》《大雅》经文，每言文武之谥，多在武王成王时作。《小雅》唯有称王后事，曾无言其谥者，又所论多称王以前之事，知道不先作为《小雅》，后作为《大雅》，以六诗之作，各有其体，咏由歌政而起，体亦因政而异。王政有巨细，诗歌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后。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后为次序，何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后为异呢？且就查其事，也不然。《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说：“虞芮质厥成”，事在称王之初；《天保》说：“禴祠烝尝”事在称王之后，《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后分属二雅，可知。但作者各有所拟，述大政为《大雅》之体，述小政为《小雅》之体。体以政兴，名以体定，体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师审其所述

译考察其不同的体制，然后加以区分和辨别。自从王者的恩泽枯竭而《诗经》的传承中断，暴秦兴起而礼乐消亡，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没有师承传授，虽然大致轮廓依稀可辨，却无法用言语明确表达。《诗经》的编排次序将《小雅》置于《大雅》之前，而郑玄先论述《大雅》的原因，是因为书中记载的事理是逐渐发展的，所以先说《小雅》后说《大雅》。郑玄认为《大雅》记述的是兴盛隆昌的事迹，所以先加以论述。这两部《雅》诗逆序与顺序的编排，关键在于极尽贤圣的情感，彰显天道辅助的作用，仅此而已。

【正义曰：因为祖先积累基业的美好德行，使得周朝受命而称王。现在《大雅》先陈述受命称王，后记述祖先，这是从下往上追溯，属于逆序。治理政事的法则，应当由近及远。现在《小雅》先讲内部后讲外部，属于顺序。两《雅》虽然逆序与顺序不同，但其宗旨是一致的，都在于极尽先祖贤圣的情感，彰显天道符命辅助的作用罢了。公刘、大王、王季属于贤者，对应的就是《绵》与《旱麓》等诗篇。文王、武王属于圣人，对应的就是记述文王、武王的诗篇。天道辅助的体现，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类诗句。】

另外，《大雅》中的《生民》和《卷阿》，以及《小雅》中《南有嘉鱼》以下直到《菁菁者莪》，都是周公和成王时期的诗篇。

【正义曰：知道《大雅》从《生民》开始，是因为《生民》的序言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以配享上天。这说明是文王、武王的后人看到文王、武王功业的起源，所以推尊后稷以配享上天。文王、武王的后人只有周公和成王。《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所以知道《生民》是周公、成王时期的诗篇。《生民》既然如此，直到《卷阿》都是周公、成王时期的诗篇，也就可想而知了。知道《小雅》从《南有嘉鱼》开始，是因为《六月》的序言广泛陈述《小雅》的散佚情况，从《华黍》以上都说缺失，而《由庚》以下不说缺失，说明这些诗篇的作者不同。《鱼丽》的序言说：这是文王、武王的诗，《华黍》说与上文相同，说明以上都是武王的诗，《由庚》以下是周公、成王的诗。《南有嘉鱼》说：天下太平；《蓼萧》说：恩泽遍及四海，从它们所叙述的时事来看，显然是周公、成王时期的诗。序言作者大概也因为这些事理显著明白，所以不直接指明帝王的谥号。既然《由庚》是周公、成王的诗，那么从《南有嘉鱼》到《菁菁者莪》也都属于这一时期，就可以推知了。所以说以下直到《菁菁者莪》都是周公、成王时期的诗。因为周公摄行王事，政令统归于成王，所以将他们并列提及。《由庚》在《嘉鱼》之前，不说从《由庚》开始，是根据现存篇目而言的。郑玄之所以不计算那些亡佚的诗篇，是因为毛公将《由庚》以下归于《崇丘》。如果说是从《由庚》开始，就不包括《南有嘉鱼》，所以不能这样说。既然不能以《由庚》作为成王诗篇的首篇，那么《华黍》就不能作为武王诗篇的末篇。所以上文论述文王、武王的诗篇时，不说直到《华黍》。这篇之所以这样编排，是因为《大雅》的次序，以后稷作为祖先的先辈，文王、武王功业的起源，人的根本在于祖先，所以《生民》排在最前，表示尊崇祖先。既然后稷有功，世代坚守忠厚，所以接着是《行苇》，表示忠厚。既然能够以忠厚教化万物，使天下人酒足饭饱，所以接着是《既醉》，表示天下太平。既然得到太平，又能长久保持而不丧失，所以接着是《凫鹥》，表示能够持盈守成。《凫鹥》只说祭祀神灵，没有持盈守成的内容，但序言将其承接在太平之后，是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持盈守成，那么神灵和祖先就会安乐。这是传文推测其意，作为编排次序的理由。推究这一点，其余各篇都有次序的含义。既然能够持盈不失，事迹值得赞美，所以接着是《假乐》，赞美成王。既然赞美他，又担心他懈怠轻慢，所以《公刘》、《泂酌》、《卷阿》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召公因为成王刚即位执政，担心他不留意治理百姓的事务，所以先说公刘厚待百姓来告诫他。既然用民事来告诫，希望他忠诚守信，所以接着是《泂酌》。既然有了忠信，就需要寻求贤才辅助自己，所以接着是《卷阿》。诗人作诗，自有次序，所以《卷阿》的末章说：“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就是这个意思。《小雅》的次序，是承接文王、武王政事平定之后，继位的君主调和阴阳，养育万物，《由庚》表示万物得以遵循其道，《南有嘉鱼》表示乐于与贤人共事，《崇丘》表示万物得以达到其高大，《南山有台》表示乐于得到贤者，《由仪》表示万物生长，各得其所。这五篇诗乐于万物各得其所，互相印证，说明得到贤人是为了养育万物。既然万物各得其所，又能周遍海外，所以接着是《蓼萧》。说万物各得其所，四海蒙受恩泽，天下无事可以饮酒宴乐，诸侯褒奖赏赐有功之人，所以接着是《湛露》、《彤弓》。既然看到因为宴饮而赏赐，所以先说宴饮后说赏赐。既然有功受到赏赐，唯才是用，被天下人歌颂，所以接着是《菁菁者莪》。次序就是这样，它们创作的具体时节则难以明确了。《生民》说“推尊后稷配享上天”，这是周公制定礼制的时候，也就是摄政六年之后创作的。《行苇》说“曾孙维主”，周公摄政的时候，成王作为年幼的君主处理养老之事，周公所作《行苇》，说成王是主人，那么在成王正式执政之后。《既醉》说太平，《凫鹥》说守成。周公摄政三年，就达到了太平。既然已经太平，就有成功可以守持，创作一定在摄政三年之后，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假乐》，赞美成王有显赫的美德，任用官员安定百姓，那么也是在正式执政之后。《公刘》、《泂酌》、《卷》，都是召公的告诫。《公刘》说成王即将执政，那么可能在《行苇》、《假乐》之前。《既醉》、《凫鹥》论述太平守成，也不排除在《生民》之前。《大雅》的创作既有先后，那么《小雅》也应当如此。《小雅》之中，都没有提到成王，也没有正式执政的

译关于《诗经》篇章的创作，大多发生在周公摄政时期，因此难以确定具体的年月。《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聆听《小雅》时，服虔说：从《鹿鸣》到《菁菁者莪》，歌颂的是文王、武王修明小政，平定大乱，实现太平，欢乐而有礼仪，这被称为“正小雅”。皇甫谧也说：诗人歌颂武王的德行，如今《小雅》中从《鱼丽》到《菁菁者莪》这七篇就是。那么，服虔和皇甫谧都认为《小雅》中没有成王的诗。《左传》又说：为季札演奏《大雅》，服虔说：陈述文王的德行，武王的功绩，从《文王》以下到《凫鹥》，这被称为“正大雅”。那么，服虔又认为《生民》、《行苇》、《既醉》、《凫鹥》是武王的诗。考察武王讨伐商纣不久就去世了，不可能有天下太平、恩泽遍及四海的事情。《蓼萧》、《既醉》的篇章，都讲的是太平盛世的事，怎么能说是武王的诗呢？即便《小雅》都是武王的诗，《六月》的序言为何会有废弃或缺失异文的情况呢？《生民》推崇后稷配享天帝，《行苇》说“曾孙维主”，《书传》中配享天帝的都说是周公的诗，“曾孙”都指成王，不能说是武王的诗了。《华黍》、《由庚》原本相连，毛亨将其分列序言置于篇首，使《华黍》向上归并，《由庚》向下退置，那么毛亨的意思也是认为《由庚》以下是成王的诗。不然的话，那六篇亡诗完全可以聚在一起，何必分开呢？服虔的错误，违背了《诗经》的文意，失去了毛亨的义理，所以郑玄不赞同他。】传文说：文王奠定基业，武王开凿榱梀，周公内部架梁，是说他们的道统始终相同，相互成就并合而为一，所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疏【正义说：此传以建造房屋作比喻。说周国的兴起，譬如建造房屋，文王开始建造地基，武王开凿榱梀（屋椽），周公在内部架梁，这才成为房屋。犹如说文王受命，武王继承其志得以讨伐商纣平定天下，周公实现太平，制礼作乐以完成大业。所以《中候》说：昌（文王）受命发动征伐诛讨。旦（周公）导引正道，这就是始终相互成就，所以将《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合为正经。凡是书中不属于正经的，称为传。不知道此传出自哪本书】在音乐上的应用，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然而在飨宴宾客时，有时向上取用《燕礼》之乐，有时向下就取《乡饮酒》之乐。疏【正义说：因为《诗》是乐章，既然说了二雅作为正经，就谈论用言用乐的事。变雅虽然也播于乐中，但或许没有固定的节拍，所用或许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音乐不常用，所以郑玄在变雅下不言所用。知道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是因为《乡饮酒礼》说“乃合乐《关雎》《鹊巢》”，则不说乡乐；《燕礼》说“遂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燕待诸侯的礼仪，称《周南》《召南》为乡乐，《乡饮酒》是大夫的礼仪，只说合乐，大夫称乡，能不以此用之吗。《乡饮酒》是乡里的礼仪，可知，所以不说乡。由此说来，则知道《风》是乡乐了。《左传》晋国穆叔，文王《鹿鸣》别歌之，《大雅》为一等，《小雅》为一等。《风》既定为乡乐，差次向上，明显《小雅》是诸侯之乐，《大雅》是天子之乐了。况且《乡饮酒》，是乡大夫宴请贤能之礼，说宾客用敌礼，是平等之事，合己乐而向上歌《小雅》，是用诸侯乐。那么诸侯以《小雅》为己乐，而穆叔说“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那么两君也敌，明显歌《大雅》是用天子乐，所以知道诸侯用《小雅》，天子用《大雅》了。《乡射礼》说“乃合乐《周南》《召南》等”，注说“不歌不笙不间志，在射略于乐”，不略合乐者，风是乡乐，不可略其正。大射是诸侯之礼所歌者，明显也是诸侯的正乐。其经说“乃歌《鹿鸣》三终，乃下管《新宫》三终”，也不笙不间，又不言合，明显也是略乐不略其正，是《小雅》为诸侯之乐，于是明白了。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如果这样，《小雅》作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因为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所以不得有诗；而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诫，尤美者可以为典法，所以虽无诗者今得进而用之，用来风化天下，所以说“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因其节文，使之有等级，《风》为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想要天下普遍教化之。所以《风》为乡乐，《风》本诸侯之诗，乡人所用，所以诸侯进用《小雅》。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了。所以《乡饮酒》《燕礼》注说：“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是对的。彼注《颂》亦为天子之乐，此不言《颂》者，此因《风》与二雅为尊卑等级，以见其差等，所以其言不及《颂》耳。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举其正所当用者。然而至于飨宴宾客，或向上取，燕或向下就，天子不纯用《大雅》，诸侯不纯用《小雅》，所以下郑分别解说】为什么？天子飨宴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对于邻国之君，与天子对于诸侯相同。疏【正义说：郑玄既言有上取下就之义，因而自问而解释之，所以说“何者”，以发端也。知道歌合如此者，

译《左传》记载：“穆叔出使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演奏《肆夏》三遍，穆叔不拜谢；乐工歌唱《文王》三遍，穆叔又不拜谢；歌唱《鹿鸣》三遍，穆叔三次拜谢。”韩献子派使者子员去询问原因，穆叔回答说：“《肆夏》是天子用来款待元侯的音乐，作为臣子我不敢僭越听闻；《文王》是两位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作为臣子我不敢涉及；《鹿鸣》是国君用来嘉奖我国国君的音乐，我怎敢不拜谢这份嘉奖呢？”又《鲁语》记载：“演奏《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用来款待元侯的音乐；乐工歌唱《文王》、《大明》、《緜》，则是两位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我认为这些是演习礼仪时才会涉及的，所以不敢拜谢。如今伶人吹箫歌唱《鹿鸣》三遍，这是国君用来赏赐使臣的，怎敢不拜谢这份赏赐呢？”根据这三处传文的论述，天子款待元侯时，歌唱《肆夏》，那么不是元侯的人就不能歌唱它。《肆夏》属于颂诗一类，颂诗之下只有大雅，所以知道在诸侯之间歌唱的是《文王》。传文中又说“《文王》是两位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这说明诸侯对于邻国的国君也歌唱《文王》，这与天子对于诸侯的情况是相同的。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合乐都低于升歌一等，歌唱《鹿鸣》配合乡乐，由此可知歌唱《文王》时应当配合《鹿鸣》，歌唱《肆夏》时应当配合《文王》。所以郑玄在此处简约地推知了这一点。传文中说“金奏《肆夏》”，这里说“歌”，凡是音乐刚开始演奏时，都要敲击金属乐器来演奏。春官钟师用钟鼓演奏九夏。《论语》说：“刚开始演奏时，气势聚合。”郑玄说：“刚开始演奏指的是金奏。”晋国为穆叔开始歌唱《肆夏》，所以说金奏。说金奏，并不是说开始演奏时一定先敲钟来演奏。《左传》说：“歌钟二肆”，意思是歌唱必定要用金属乐器来演奏。说金奏《肆夏》，也是歌唱的意思。《鹿鸣》篇，因为上面已有金奏的文字，不需要再说金奏，所以直接说歌。其实《文王》、《鹿鸣》也是金奏，《肆夏》也是乐工歌唱，互相提及，所以知道歌唱《肆夏》。这种歌唱在堂上进行，所以《郊特牲》说：“歌唱者在上面，是因为重视人声。”而合乐则在堂下进行，所以《仪礼》注说：“合乐指的是歌唱乐器与众声一起演奏，表明是在堂下众声之处。”因为在堂下地位较轻，所以比升歌低一等。元侯，即元长，指的是诸侯之长。杜预说：“元侯，就是牧伯。”牧伯与上公属于大国，所以《仪礼》注说：“天子与大国的国君宴饮，升歌用颂，合乐用大雅中的《肆夏》，因为《肆夏》属于颂诗一类，所以用颂来指代。”牧伯是元侯，那么其余的侯伯属于次国，子、男属于小国，不是元侯，所以总称为诸侯。因此使用的音乐与两位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相同。《仪礼》注说：“两位国君相见，歌唱大雅，合乐用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的国君宴饮也是如此，因为次国与小国和这里的诸侯相同。这里先陈述天子对于诸侯的情况，因为诸侯对于邻国也是如此。那篇传文依据正文，先说两位国君相见，因为天子对于次国、小国也是如此，所以与这里顺序相反。天子对于诸侯将次国、小国归为一等，诸侯相互交往与天子对于诸侯的文字相同，那么也将次国、小国归为一等，那么次国相互交往、小国对于次国、对于小国，都是诸侯对于邻国的国君，都歌唱《文王》配合《鹿鸣》。《仲尼燕居》说：“大飨有四种情况，两位国君相见，升歌《清庙》，下管《象》，那是元侯相互交往的法度。天子对于元侯与对于诸侯不同，那么元侯相互交往也与诸侯不同。诸侯相互交往与天子对于诸侯相同，那么元君相见也与天子对于元侯相同，不歌唱《肆夏》，是为了避讳天子。由此可以明白，所说的诸侯对于邻国的国君中没有元侯。元侯对于次国、小国，也应当与诸侯对于邻国相同。天子用大雅来款待元侯，歌唱《肆夏》；国君用小雅对于邻国，歌唱《文王》。这是款待宾客有时向上取用的意思。天子、诸侯宴饮群臣及聘问的宾客，都歌唱《鹿鸣》，配合乡乐。疏正义说：燕礼，是诸侯宴饮其群臣及聘问宾客的礼仪。经文说：“如果与四方宾客宴饮”，说“如果”是为了区分，那么以宴饮自己群臣为正文，而兼及四方宾客。其礼仪歌唱《鹿鸣》，配合乡乐。诸侯用小雅来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而配合乡乐；天子用大雅来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歌唱小雅配合乡乐，这都是为了向下就低。推论这一点，那么天子对于诸侯配合《鹿鸣》，也在向下就低的范围内。如果这样，前面说款待宾客有时向上取用，上面已经说天子款待元侯，歌唱《肆夏》对于元侯，虽然是向下就低，诸侯对于邻国的国君与天子对于诸侯相同，歌唱《文王》的，都说是款待。款待宾客应当向上取用，而说有时向下就低，是因为在款待宾客之中，天子对于元侯歌唱《肆夏》，诸侯相互交往歌唱《文王》，都是向上取用。根据多数情况来说，所以郑玄将向上取用归属于款待，其实款待中兼有向下就低配合《鹿鸣》的情况。说有时向上取用，是因为天子对于元侯配合《文王》，对于诸侯歌唱《文王》，诸侯对于邻国配合《鹿鸣》，都是自己的音乐，不是向上取用，所以说有时，表明并非全部向上取用。说宴饮有时向下就低，是因为诸侯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歌唱《鹿鸣》，是自己的音乐，不是向下就低，所以也说有时。考察《仪礼》注说：“颂是天子的音乐”，那么天子自然应当使用颂了。而说款待元侯是天子上取，是因为诗是乐王者，

译全都使用这些乐曲，只是郑玄根据等级差别来区分，将《大雅》定为天子的音乐，所以不得不以《肆夏》为向上选取的乐曲。这仅仅是郑玄以等级差别来解释罢了，不能因为自己可以使用就认为是自己的专属音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诸侯相互宴饮时的歌颂与天子对待大国诸侯时相同，诸侯相互宴饮与天子对待诸侯时相同，诸侯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时的文辞与天子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时相同，那么《风》《雅》《颂》都被诸侯所使用，怎么能都称为诸侯的音乐呢？由此可知，郑玄是以等级差别来论述的。既然以等级差别来确定，使天子固定使用《大雅》，诸侯固定使用《小雅》，不是这些的，都称为向上选取或向下就便。《仪礼》的注疏全部论述诗歌作为乐章的意义，既然将《风》定为乡乐，《小雅》定为诸侯的音乐，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存在，所以接着说《大雅》和《颂》是天子的音乐，想要说明《雅》《颂》全都是乐章，所以这与前文不同。必须知道天子也有向上选取的情况，因为这篇谱文先已确定，说国君和天子使用音乐时即提到有向上选取、向下就便的事情，说明向上选取、向下就便也应该是相同的。《燕礼》注说：“配合乡乐，是因为礼仪较轻，可以惠及下级。”诸侯宴饮臣子配合乡乐是向下就便，说明天子对待诸侯配合《鹿鸣》也是向下就便。诸侯对待邻国国君歌唱《大雅》是向上选取，那么就知道天子对待大国诸侯歌唱《肆夏》也是向上选取。如果这样，天子诸侯都有向上选取和向下就便，自然依据尊卑的差别，而说宴飨时向上选取，燕饮时向下就便，似乎向上选取和向下就便是以宴飨和燕饮来区分的，这是因为穆叔说：“《肆夏》是天子用来宴飨大国诸侯的。”《礼记》说：“大飨有四种，是两君相见的礼仪。”《仪礼·燕礼》，是诸侯宴饮群臣宾客的礼仪，因此形成这样的文辞，所以天子诸侯对待国君都称为飨，对待臣子都称为燕，以此来显示尊卑礼仪的不同，将臣子与国君区分等级。这向上选取以飨为文辞，其实国君与臣子在飨燕时有什么不同呢？《周礼》掌客职说：“上公三次飨，三次燕。”这是天子对待诸侯飨燕都有。《鹿鸣》是天子的《小雅》，而序说：“宴饮群臣嘉宾。”既然饮食的笺注说：“饮酒而有币帛酬答，就是飨所用的。”这是天子对待群臣飨燕都有。《左传》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定王飨他。”又说：“晋国士文伯出使周，周王与文伯燕饮。”这是天子对待聘问宾客飨燕都有。《秋官司仪职》说：“凡是诸公相互作为宾客，致送飨食。”《左传》说：“鲁公与晋侯在黄河上燕饮。”这是诸侯相互之间飨燕都有。《左传》说：“穆叔出使晋国，晋侯飨他。”《聘礼》说：“国君对待宾客两次飨一次燕。”这是诸侯对待聘问宾客飨燕都有。《左传》说：“季文子出使宋国送女，复命，鲁公飨他。”《燕礼》燕饮自己的臣子，这是诸侯自己对待群臣飨燕都有。国君与臣子都有飨燕，而郑玄在文辞上加以区别，那么尊卑礼仪不同，是向上选取、向下就便的惯例罢了。这是因为尊卑不同而在文辞上加以区别，那么使用音乐，依据尊卑为差别，不依据飨燕而有不同，这飨燕的文辞是互相参见的，那么飨燕使用音乐是相同的。况且燕饮邻国聘问宾客，歌唱《鹿鸣》；晋侯飨穆叔，歌唱《鹿鸣》的三章，穆叔三次拜谢，这是使用音乐文辞相同。所以《仪礼》注引用穆叔的话，就说：“那么诸侯相互燕饮，升歌《大雅》，合乐《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的国君燕饮，也如此；与大国的国君燕饮，升歌《颂》，合乐《大雅》。”所说使用音乐与这飨相同，这是天子诸侯对待国君飨燕使用相同音乐的事情。如果这样，使用音乐自然依据尊卑为等级差别，不依据事情轻重而升降。《乡饮酒》《燕礼》并注说：“乡饮酒升歌《小雅》，礼仪隆盛可以进取；燕饮配合乡乐，礼仪较轻可以惠及下级。”似乎是因为礼仪有轻重，所以向上选取、向下就便，这与前文不同，那是因为燕饮是诸侯的礼仪，乡饮酒是大夫的礼仪，工歌《鹿鸣》，配合乡乐，所以郑玄解释其尊卑不同。使用音乐得以相同的意思，所以说依据礼仪隆盛可以进取，礼仪较轻可以惠及下级，所以使用音乐得以相同，那是解释燕饮与乡饮酒礼仪不同，音乐相同的意思，其实不依据飨燕有轻重，这使用音乐的差别，是说升歌合乐为例，其舞蹈则燕饮说“如果舞蹈则酌酒”，这是诸侯对待臣子可以使用《颂》，这与前文不同。又《郊特牲》说：“大夫演奏《肆夏》，从赵文子开始。”注说：“僭越诸侯，说明诸侯可以演奏《肆夏》。”所以《郊特牲》又说：“宾客入门而演奏《肆夏》，表示平易而恭敬。”注说：“宾客是朝聘的人。”又《大射》《燕礼》纳宾都说“到达庭院演奏《肆夏》”，以及《周礼》注，杜子春说：“宾客到来演奏《纳夏》之类，都是说宾客刚入门及到达庭院尚未行礼的时候，与升歌合乐不同。”这其中的详略，大体情况见于书籍，礼乐崩坏，不能详细疏解【正义说：飨燕使用音乐，都推究礼传而知道事情，不详细，这是其显著之处，质略其大体情况见于书籍。其余笙间管舞的诗歌，没有话可说，因为礼乐崩坏，不能详细审察。所以《仪礼》注：天子约诸侯对待国君燕饮使用音乐之下说：“其笙闻之

译“篇目未能详尽听闻”即是此意。按：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升歌所唱的是《小雅》，其笙间所奏的篇章也是《小雅》，那么这里笙间所奏的篇章理应与其所用的升歌相同，而说“未能详尽听闻”的原因，是因为虽然知道它们同属于《小雅》或《大雅》，但仍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篇，所以说“笙间之篇未能详尽听闻”。

《大雅》中的《民劳》、《小雅》中的《六月》之后的诗篇，都称为“变雅”，赞美与讽刺各自依据当时的情况，这也是彰显善行、惩戒过错的次序。疏曰：正义说：《民劳》《六月》之后的诗篇，都是王道衰微时才创作的，不是制定礼仪时所用的，所以称为变雅。这些诗篇兼有赞美和讽刺，都符合当时的情况，善的就赞美它，恶的就讽刺它，所以说“美恶各以其时”。又因为正诗记录善事，用来垂范后代，变雅既然美恶不纯，也兼收并蓄，是为了让善行得以彰显，使人自强不息；让恶行受到讽刺，使人惩戒邪恶而不为，这也足以起到劝诫作用，所以作为正经的后续收录它们。《大雅》提到《民劳》，《小雅》提到《六月》之后，那么《大雅》从《民劳》到《召旻》，《小雅》从《六月》到《何草不黄》，都属于变雅。其中包含厉王、宣王、幽王三位君王的诗篇，都应当随着君王的名号谥号而明显区分，只有厉王在《小雅》中的谥号不明确，所以郑玄在下面另外论述。

像这样，《大雅》中《民劳》到《桑柔》五篇的序言，都说是在厉王时期；连同《小雅》中《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都是厉王时期的诗篇。又《大雅》中《云汉》到《常武》六篇，《小雅》中从《六月》到《无羊》十四篇，序言都说是在宣王时期，那么就是宣王的诗篇。又《大雅》中《瞻卬》《召旻》两篇，序言说是幽王时期；《小雅》中从《节南山》以下到《何草不黄》，除去《十月之交》等四篇，其余四十篇，只有《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緜蛮》六篇没有说是在幽王时期，但在幽王的诗篇中，它们都是幽王时期的诗。

《史记·本纪》说：厉王即位三十年，喜好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终让荣夷公担任卿士，让他处理政事。厉王施行暴虐，国人诽谤厉王，召公劝谏说：“百姓不能忍受政令了。”厉王发怒，找来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的人，报告了就杀掉他们。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酷暴虐，国人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用眼神交流。厉王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召公再次劝谏，厉王不听，于是国人不敢出声。三年后，国人共同叛乱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地。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厉王积累恶行是逐渐的，三十年时变得严重，三十四年更加暴虐，又过了三年出逃，三十七年才流亡到彘地。

《板》篇说：“善人载尸。”郑玄笺注说：厉王暴虐并消除诽谤，《荡》篇的笺注说：厉王消除诽谤，穆公不敢直接指责厉王的恶行，这是流亡到彘地之前的事。《桑柔》是芮良夫所作，说“贪人败类”，这与芮良夫劝谏的“荣夷公专权谋利”之事相同，是三十年之后的事。《雨无正》说：“周宗既灭，靡所止戾。”这是流亡到彘地之后的事，由此可以验证。

《国语·楚语》说：卫武公九十五岁了，作《懿》诗来自我警戒。韦昭说：“《懿》，就是现在的《抑》诗”，那么作诗是在平王时期。然而检查《抑》这首诗，都是指责讽刺君王荒淫沉迷，但尚未失去政令，又说“哲人之愚，亦维斯戾”，那么这件事发生在流亡到彘地之前，是消除诽谤的时候。韦昭的话未必可信。《民劳》是召穆公劝谏君王，让他让京师的百姓休息；《十月之交》说后宫党羽专权，有权力可以专断，有百姓可以役使，那么这件事发生在流亡到彘地之前。《小旻》告诫君王不要互相牵连而败亡，《小宛》教诲君王不要辱没你的祖先，都是教导君王行善以引导百姓，这些事也发生在流亡到彘地之前。

那么厉王时期《小雅》中《雨无正》一篇的事发生在《大雅》之后，其余的就无法详考了。厉王时期《大雅》的事类大致相同，编排的意图，大概是因为君王本应牧养百姓，现在反而使百姓劳苦，所以先排《民劳》；百姓之所以劳苦，是因为君王政令反常，纲纪废缺，所以接着排《板》《荡》。君王的恶行更甚，而《抑》讽刺君王的荒淫沉迷，《桑柔》责备贪人败坏善类，都是恶行的后续，所以又排在后面。《小雅》中《十月之交》因为谴责来自上天，小人专横恣意，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排在前面。因为恶行极甚，导致宗周覆灭，无处安定，所以接着排《雨无正》。《小旻》讽刺君王谋划不善，《小宛》哀伤天命即将离去，论及怨愤程度稍小，所以排在后面。《小旻》的笺注说：所讽刺的内容列在《十月之交》《雨无正》之后，因为程度较小，所以叫《小旻》。这是郑玄解释篇章次序的意图。

前面检查《小宛》，认为事发生在《雨无正》之前，现在却排在流亡到彘地之后，是因为诗歌的大体情况，虽然事情发生在先，但作诗可能在后，所以《大雅》中歌颂文武的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的诗篇可以列在后面，追述其美德，那么讽刺过错讥笑失误的篇章也是后世还在讽刺其恶行。

《本纪》又说：宣王即位，两位辅政大臣辅助他，修明政治法令，恢复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再次归附宗周。三十九年，在千亩作战，王师被姜氏之戎打败。四十六年，宣王去世。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那么宣王在三十九年以前没有其他过错，只有千亩战败是开始衰微的标志。而《小雅》中有规劝教诲讽刺的诗篇，事情是逐渐发展的，那么君王的衰微也是逐渐的。皇甫谧说：三十年伐

译鲁国，诸侯从此不再和睦。这大概是周朝衰落到这个地步而逐渐形成的。《大雅》中赞美宣王的美诗，大多是三十年前的事；《箴规》一类的篇章，应当是在三十年之后作的。宣王的德行逐渐衰微，也容许赞美与讽刺并存，不能用固定的界限来划分。其中《大雅》六篇，《小雅》从《六月》到《鸿鴈》以及《斯干》《无羊》共七篇，都是宣王德行兴盛时所作，事情多发生在初期。因为宣王承受衰乱后的弊端，百事草创，任用贤能，征伐安定，起初本应如此，也不能确定具体的年月。从《庭燎》到《我行其野》，是宣王德行衰微时才作的，大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在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和睦，各自不来朝见宗主，《沔水》等篇或许也是那时作的。而在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大衰微，讽刺的诗成为常态，所以应当很多。《祈父》的传文说：宣王末年，司马的官职被废弃，羌戎被击败。推论这一点，那么其余的也多是在战败之后的事。这些诗的次序，《大雅》因为宣王承受动乱，遇到灾难而恐惧，忧虑百姓的根本，所以先列《云汉》。宣王既然忧虑百姓，天下又恢复太平，五岳生出辅佐之臣，所以接着列《嵩高》。神灵生出贤哲，宣王能够任用，又赐给他们使命，所以接着列《烝民》《韩奕》。既然能够赐命贤哲，任用他们的力量，可以征讨不服从的人，以建立武功，所以接着列《江汉》《常武》。这就是先忧虑百姓，其次任用臣子，把征伐放在后面，而《小雅》与它相反。因为蛮荆、玁狁南北交相侵犯，急需出兵来匡正中原，所以先列《六月》《采芑》。虽然都是征伐，因为《六月》见到侵犯的紧急，又排在《采芑》之前。因为夷狄已经平定，应当修整车甲，大力防备诸侯，借搜狩的机会，所以接着列《车攻》《吉日》。因为田猎征伐之类，所以让它们排在后面。因为田猎选拔车马徒众、防备诸侯，又盛于随从禽兽、接待下属，所以又让《车攻》排在《吉日》之前。因此《车攻》的序言说：“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恢复文武的疆土，修整车马，备办器械，再次在东都会见诸侯。”意思是不仅仅外攘夷狄，又再次在东都防备诸侯，这就是编排这一篇的意图。既然说了征伐的事，最终外无兵寇，可以安定聚集万民，所以接着列《鸿鴈》。然而宣王承受衰乱之后，百姓先逃散，难道能不先安定聚集而等待田猎的空闲吗？说明起初就安定聚集，得到他们的力用，才平定四方罢了。《诗经》不是按照事情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宣王是中兴的贤君，末年德行衰微，衰微有其渐进的过程，所以接着列《庭燎》，赞美他能勤勉，借此来规劝他。规劝而不改，就纠正他；纠正而不变，就教诲他；教诲而不听从，就讽刺责备他。所以接着列《〇水》《鹤鸣》《祈父》。认为宣王的恶行逐渐增大，所以责备逐渐加深。这《〇水》《鹤鸣》的创作不一定在《祈父》之前，只是排列在这里以显示其渐进罢了。宣王既然废弃了他的官职，那么贤人就逃走了，所以接着列《白驹》。贤人既然离去，就知道礼教不行，那么家庭互相抛弃，所以接着列《黄鸟》《我行其野》。宣王是中兴的君主，不能始终都善，记录者虽然兼录恶行以示警戒劝勉，也重视成全人的美善，所以最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结尾。如果说始终都善，见到仁者的过错，也不严重。《斯干》讲述建造宫室、寝庙、生男女，说明其起初的事；《无羊》类似，应当是同时的事，可知现在反而在规劝讽刺之下，可见宣王始终的美善是明显的。《本纪》又说：“幽王三年，宠幸褒姒，生下儿子伯服，最终废黜后及太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都怨恨。所以申侯与缯、西夷、犬戎共同攻打幽王，在骊山之下杀了王，迁徙止息。”说最终废黜后和太子，不说废黜的年月。皇甫谧说：“三年，褒人用褒姒自我赎罪时，就与虢石父勾结而诬陷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引导王做坏事。八年，最终因为虢石父的诬陷废黜申后，驱逐太子。九年，王废弃高明而亲近谗佞，让虢公专权于外。”褒姒固宠于内，王室开始骚乱。皇甫谧的话与司马迁的事相始终，那么幽王的恶行从三年之后逐渐形成，八年九年则是极点。所以《郑语》说：“九年王室开始骚乱，十一年而被杀。”《幽王大雅》《瞻卬》说：“哲妇倾城，是褒姒乱政的事。”《召旻》说：“蹙国百里，是王道衰弱的极点。”序言都说大坏应当在八年之后。《正月》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车辇》序说：“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被放逐，《白华》言申后被废黜。”《鱼藻》笺说：“幽王惑于褒姒，万物失去本性。”这五篇经注都有惑于褒姒、废黜申后的事，那么大多在八年之后。其余则没有文字可以明确。大局是恶盛之时，八年之后的大概很多。《大雅》的次序，先《瞻卬》后《召旻》，是因为武王数说纣王的罪过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展望》痛恨妇人长舌，是祸乱的阶梯，所以排在前面。王妇言是用政事荒乱，导致朝中无贤臣，土境日

译蹙迫，所以《召旻》是哀悯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小雅》中从《节南山》以下到《何草不黄》，这些诗篇的意义大概是按类别聚集在一起的，所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太田》都是陈述古事来讽刺今事。其余诗篇的意义既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可以凭空臆测。这三王时期的变雅，好的诗篇不纯粹归入大雅，坏的诗篇不纯粹归入小雅，那么雅诗自有体裁的大小区分，不在于善恶的多少。《关雎》的序言说：“雅就是正，政事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这是随着政事的善恶作为赞美或讽刺的形容，用来匡正事物。所匡正事物的形容有大小，所以分为二雅。因此，上面把盛世隆兴归为大雅，政治清明归为小雅，这是它们的形容各有范围，而好的诗篇体裁大体上已经不同，坏的诗篇其中也不是没有区别。详细观察它们的赞美，审慎考察它们的讥刺，《大雅》则宏大深远而疏朗开阔，大体上明白地责备；《小雅》则急躁局促，多忧伤而怨恨诽谤。司马迁凭借良史之才，所受的刑罚并非罪有应得，等到他删述典籍，言辞多慷慨激昂。班固说：“推究他自我伤悼的原因，是《小雅》《巷伯》这类诗篇。”只有《大雅》既明智又通达，从而保全自身，这很难啊。又《淮南子》说：“国风喜好美色但不淫乱，小雅怨恨诽谤但不作乱。”这是古代的法则，又把二雅作为不同的区域。幽王时期《小雅》有四十四篇而《大雅》只有两篇，这是大体者少。厉王时期《大雅》有五篇而《小雅》只有四篇，这是小体者少。这说明大小体裁不是相互依存的。据此推论，那么二雅比拟事物的形容，模拟事物的形象，应当是作者最初就确定了体裁。作品既有体裁，只有通达的人才能识别，那么就可能出现有小雅而无大雅，有大雅而无小雅的情况。众儒认为厉王时期没有小雅，就是依据这个原因。但是文王、武王、成王是正经，厉王、宣王、幽王是变雅。小大两种体裁，当时都有创作，所以采集者并存，以显示两种体裁，本来大小就是不同的区域，不是仅仅凭心意划分的。有人说变雅中的美诗，政事大的归入大雅，政事小的归入小雅；刺诗则罪恶大的归入小雅，罪恶小的归入大雅。考察经文，完全没有验证。为什么呢？《小旻》《小宛》正是责备厉王谋略邪僻，不采用善道，其罪恶固然小于《板》所说的“下民卒瘅”，善人载尸；《荡》所说的“敛怨以为德”，纲纪的大坏。《瞻卬》说“乱生妇人”，罪网不收。《召旻》说“实靖夷我邦，日蹙国百里”，其罪恶固然应当大于《鼓钟》作乐，不与德行相比。《采绿》是妇人思念丈夫，怨恨被遗弃。又宣王安定聚集天下的百姓，征讨抵御四方夷狄的寇患，他的功绩岂止是比得上封申伯为一元舅，赐韩侯一朝觐呢？这类情况很多，略举一二，足以说明不是以善恶的大小来区分的。

提问者说：“《常棣》哀悯管叔、蔡叔失道，为什么列在文王的诗中？”回答说：“哀悯哀悯，是哀悯他们失去了兄弟相承顺的道理，以至于被诛杀。如果放在成王、周公的诗中，那就是彰显他们的罪过，不是哀悯，所以隐晦地推上去，归入文王的诗，因为文王有亲爱兄弟的道义。【正义说：这是郑玄自问自答。周公虽然内心哀伤管叔、蔡叔的不和睦，而作亲爱兄弟的诗，外表上好像自然需要亲近，不想显明管叔、蔡叔有罪。因为周公这种志向有隐忍之情，如果放在成王的诗中，那么学者知道是因为管叔、蔡叔而作，就是彰明他们的罪过，不是哀悯。因此隐晦地推进到文王的诗，借以显示文王有亲爱兄弟的道义。如果说文王能亲爱兄弟与他们宴饮而作此诗，似乎本来不由于管叔、蔡叔。周公是圣人，大义灭亲，说隐晦，也是因为借此显示圣人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管叔、蔡叔的罪过不得不诛杀，迫于大义而诛杀他们。因为同气连枝的亲情实在怀着哀悯伤痛，因此为他们隐晦。而序言说‘哀悯管叔、蔡叔失道’，因为周公的情意想为他们隐晦，所以编次者推进上去，因此隐晦其事，序言叙述作诗的缘由，不能不说。武王的诗，又没有宴饮的事。如果《常棣》夹杂其中，那么上下不属同类。而文王的诗，上面有《鹿鸣》宴饮群臣，下面有《伐木》宴饮朋友故旧，夹杂在中间，与它们同类，因此作为文王宴饮兄弟的诗。说文王有亲爱兄弟的道义，作为乐歌，不是说文王独能亲爱兄弟，其余圣人不能。按照这样的谱说，那么郑玄确定《常棣》的创作在武王死后，为周公、成王时所作。王肃也认为如此。所以《鱼丽》序下王传说：‘《常棣》的创作在武王死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之后，而在文武治内的篇中，为什么呢？’‘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哀悯管叔、蔡叔失道，陈述兄弟的恩义，所以归入文武的正雅，以完成宴饮群臣、宴饮兄弟、宴饮朋友的乐歌。这与郑玄相同。郑志的说法则与此不同，回答赵商说：‘在文武时兄弟失道，有不和谐的意思，所以作诗来感化切责。到了成王时，二叔流言作乱，罪过才当诛杀，后悔将来不及，不能确定此篇为成王时所作。’赵商依据《鱼丽》的序而发问，当时郑玄还没有作谱，所以说法不确定。说不能确定此篇”

译《诗经》的篇章若定为成王时期，则意指想要依从此说而未决断；后来为此作谱，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期。又问：“《小雅》中的臣子为何唯独没有讽刺厉王的？”回答说：“有的。《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等诗就是。汉朝兴起之初，毛公移动了它们的次序。”疏【正义说：《诗经》都是臣下所作，所以说《小雅》之臣。知道是汉朝兴起才开始移动次序的，如果是孔子移动，应当明显地显示其义理，不应该将诗改为属于幽王。这既然是厉王的诗，收录并为之作序，而位置不依次序，明显是作序之后才移动的，所以说汉朝兴起之初。《十月之交》的笺注说：“毛公作诂训传时移动了篇章次序，因而改变了归属。”那么所说的“师”，就是毛公。从孔子到汉朝兴起，传授《诗经》的人很多，唯独说毛公移动次序，是因为在毛公之前，没有对篇章句读进行诂训，没有理由擅自移动更改。毛公既作了诂训，刊定先后次序，事情必然由此决定，所以唯独说毛公。毛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月》这首诗自述多陈述《小雅》正经废缺的事情，而下句说《小雅》全部废缺，则四夷交相侵扰，中原微弱。那么认为《六月》是宣王北伐的诗，应当承接《菁菁者莪》之后，所以将这四篇放在下面，使它们排在《正月》这首诗之后。】混乱更加严重了，既然移动了文字，改变了归属，顺承上下讽刺幽王，也太过分了。疏【正义说：说混乱严重的，是指《正月》是幽王时期祸乱极盛，那四篇诗也是厉王时的乱恶，所以排在《正月》之下，以恶相从。说讽刺幽王也太过分的，是指将四篇诗寄托在幽王的诗中，又将厉王改为幽王，有说幽王也有厉王的过恶的缘故。《六月》的序言之所以多陈述正经废缺，是因为圣贤垂示法度，因事寄托意旨。厉王暴虐，倾覆宗周，废除先王的典刑，导致四夷的侵削。如今宣王兴起衰乱，讨伐四夷，作序者意谓如此，所以详述其事。如果说厉王废除《小雅》之道以致交相侵扰，宣王修明《小雅》之道以振兴中原，可见用舍在于政令，兴废在于人。如果这样，作序者示法的意旨就深了。毛公必定移动次序，是因为宣王征伐四夷，复兴《小雅》，却不承接《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依次序，所以移动它，以显示《小雅》废缺后又复兴，中原衰微后又强盛，这也是大儒示法的原因。根据《六月》的序言，如果其上本来没有厉王四篇诗，那么《六月》自然承接正经的美善，无需陈述其废缺。明显是因为其中夹杂着衰乱之王。所以郑玄在《十月之交》的笺注中检查并归属它们。】《鹿鸣》之什疏【正义说：《周礼·小司徒》职掌说：五人为伍，五人称为伍，那么十人称为什。所以《左传》说：以什共车，必能取胜。那么什伍是部别聚居的名称。《国风》及《商颂》、《鲁颂》以国家为区别，诗篇较少可以同卷，而《雅》、《颂》篇数既多，不可混并，所以分开其积篇，每十篇为一卷，即以卷首的篇章为什长，卷中的篇章都统属于它。说《鹿鸣》到《鱼丽》共十篇，其总名是《鹿鸣》之什，婉转言辞说《四牡》等篇都是《鹿鸣》之什中。所以《乐师》注说：“彻者歌《雍》，《雍》在《周颂》，《臣工》之什说《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的篇章为什长，以统余篇的名称。”《南陔》下笺注说：毛公推改什首，于是贯通。这以下不是孔子的旧制，那么什首的名称是孔子所定的。因为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明显当时有所刊定篇卷的名称，是孔子可知，所以郑玄说以下不是孔子的旧制，那么以上是孔子的旧制。知道以下不是孔子的旧制，是因为《南陔》等六篇子夏为之作序，当孔子之时未亡，适宜排在什中，如今亡诗之下却说“有其义而亡其辞”，放在什外，不在数目中，明显不是孔子的旧制。本来《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前，那么孔子《什》首《南陔》又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第四，《节南山》为第五，《北山》第六，《桑扈》为第七，《都人士》第八，以下恰好十篇，通及《大雅》与《颂》都是其旧制。《荡》及《闵予小子》都是十一篇，因为本来取十篇为卷，一篇不足以成为别首，所以附于下卷之末，也是归余于终的意义。毛公推改《什》首《鱼藻》，十四篇也同为卷，取法于《大雅》与《颂。如果这样，那么《鸿雁》之什乃是仍用孔子的旧制，说不是，是因为毛公缺其亡者，以现存者为数，志在推改，而《鸿雁》偶然与旧制相合，不是毛公的本意，所以保留它。必定知道现在的《什》首，是毛公推改的，因为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诂训篇端的序，毛公所分置《十月之交》，毛公所移次序，所以知道《什》首也是毛公所推改。说以下不是孔子的旧制，那么似乎《之什》始于孔子所作，然而孔子以前诗篇的数目比现在更多，古时没有纸，都用简札，必不可数十篇共为一卷，明显也是分别可知。既然分为卷，固然应当以十为别，已有《什》了。只是孔子论诗，省去烦重，更以现存者为《什》，所以说孔子的旧制，不必孔子以前没有《什》。为此之《什》

译《诗经》因为篇数积累很多，所以每十篇分为一卷，那么不满十篇的就没有称为《什》的了。如今《鲁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都不满十篇，所以没有称为《什》的。如果有称为《什》的，那是承接前面《雅》《颂》的《什》之后而产生的错误。为什么呢？商、鲁不是周代的诗歌，就像《国风》那样，是以国家来区分的，假使超过十篇以上，也不应该分开，何况不满十篇，明显是没有使用《什》这个名称的必要。

译《周颂》的谱序

《周颂》是周朝王室功业成就、天下太平，德化广布的诗篇。这些诗作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

疏【正义说：说“致太平，德治即成”，这是指成公的事情。从天下整体来说，称为太平、德化广布；从王室来说，称为功业完成、治理安定。王者的功业既然完成，德泽流布于亿万百姓，下民歌颂其恩德，这就是颂声兴起了。然而周朝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然屡次有丰收之年，但还不能称为德治。等到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修明文王、武王的德政，奠定武王的功业，干戈停止，吉祥的征兆全都到来，然后才算是太平德治。《尚书·序》在叙述废除殷商天命之后，说唐叔得到异亩同颖的嘉禾，成王命令唐叔把嘉禾献给周公，周公向天子报告，作了《嘉禾》篇，这是摄政之初嘉禾生长的事情。《尚书传》说：第三年平定奄国，《多方》篇说：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国回来。从此以后，不再有征伐。《易经》注说：施行诛伐之后达到太平，是从第三年开始计算的。所以第四年分封康叔，是因为想要营建洛邑以观察民心。《康诰》说：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城，四方百姓大大和乐，这是德治惠及百姓的事情。所以《尚书传》说：周公将要制作礼乐，悠闲从容了三年还不能制作。君子以说了话而没人听从为耻，以做了事而没人跟随为耻，将要大举制作，担心天下没人了解我；将要小举制作，担心不能发扬父祖的功业德泽，然后营建洛邑以观察天下人的心意。于是四方诸侯率领他们的部属，各自在朝廷上攻击自己的职位。周公说：用劳役来展示，尚且能到来，何况用礼乐来引导呢？然后才敢制作礼乐。《尚书》说：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城，四方百姓大大和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按照《尚书传》的说法，那么周公在第三年天下太平时，就应当制作礼乐，只是因为悠闲从容的缘故，到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自从悠闲从容而未制作礼乐时，颂声就是人们心志的表现。在制定礼乐之前，颂诗已经创作了。所以《周礼》说太师教导六诗，第六种就是颂。乐师率领学士，歌唱完毕，指的是歌唱《雍》诗。在制定礼乐时，得以选取颂诗作为乐曲，这说明在制定礼乐之前就有颂诗。制定礼乐之后，民俗更加和乐，显然颂声才兴起，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总说它创作的时间，是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史传群书称成王、康王之间，四十多年，刑罚搁置不用，那么成王终身都是太平。之所以正说是在即位之初，是因为即位之初，礼乐刚刚制定，歌颂父祖的功业，叙述时世的和乐，宏大的功勋和盛事都已经尽数表达了。以后没有超过这些的，采诗的人不为后来者记录，而且检阅《周颂》的事迹，都不超过成王之初，所以断定以此为界限。并不是说后来不能创作颂诗。所以说：“成王、康王去世后颂声就衰微了”，并没有废除康王之时仍有颂诗，只是现在的《诗经》中没有罢了。《雅》不称《周雅》，称《周》是为了区别于《商颂》和《鲁颂》。《周》大概是孔子所加的。为什么呢？孔子以前，六诗并列，所以太师教导六诗，是六诗都分别题名的。《尚书·序》列举虞、夏、商、周，各为一类，当代不同其次第，那么诗本来也当代分别，商颂不与周颂混杂为次第。周诗虽然六义并列，要先风雅而后颂。因为事情相互因循，逐渐形成商颂不得在周颂之上，夹杂其中的情况。商颂自以配乐，应当像乐贵者用前，贱者用后，不能以前代的颂在后代的下面。必定是单独成为一代之法。《国语》说：“有个叫正考甫的人，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商的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如果在周诗之中，那么天下所共有，不需要独自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说明不与周诗同处了。商既不混杂于周，不需要有所分别，那么知道孔子以前未题周。孔子论诗雅颂，乃把鲁、商列在下面，以显示三代之法。所以鲁谱说：“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之王者。”后来商谱说：“孔子录诗列之，以备三颂。”这是商谱，孔子列之于诗末。既有商、鲁，需要题周以区别之，所以知道孔子加周】

颂的意思是容，天子的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盖，无不承载，这就叫容。于是和乐兴起，颂声乃作。

疏【正义说：这是解释名为颂的意思。颂的意思是容，歌颂成功的容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尧典》的文句。《左传》季札观看《韶》舞时说：“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的无不覆盖，如地的无不承载。”这是所依据的文句。《尚书》说尧的德，《左传》说舜的德。帝王的德应当有优劣，这里引用尧、舜的事情，来说周朝，是因为圣人示迹不同，所遇时代不同，所以号有帝王为优劣之称。如果乃至诚尽物，前圣后圣，其归宿是一样的。所以《中庸》说孔子的德也说“无不覆盖，无不承载”，说明圣人之道相同。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尚书传》说：“越裳的翻译说：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中〇擿维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踐祚即摄”七年鸾凰见，蓂荚生长，青龙衔甲，〇龟背书，这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事情。说颂声，诗各有声，所以《公羊传》说：“

译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颂声由此兴起。”这种颂声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德行感化百姓而产生的，所以颂声归属于兴起颂声的君主，而不归属于被歌颂的君主。因此《周颂》三十一篇，左氏在《左传》中都认为是歌颂周公、成王的。因为虽然这些诗篇咏叹往事，彰显祖先功业，昭明文德，叙述武功，都是让歌颂者叙述这些，用来赞美当今时世，并不是为祖父辈作的颂。只是祖先的功绩由此得以彰显，彰显父祖的功绩，是为了歌颂子孙。所以《时迈》等篇，全是讲武王的事迹，最终将颂声归于周公、成王。如果这样，《清庙》祭祀文王，《执竞》祭祀武王，难道不是文王的颂吗？祭祀成汤、烈祖，祭祀中宗，祭祀高宗，就是为所祭祀的君王作颂。颂既是在治平之时兴起，文武王虽有盛德，当时尚未太平，不可以作颂。成王实现了太平，才有颂，虽然祭祀文王、武王，都是歌颂当时的成功，向父祖的神明报告。所以《周颂》中祭祀文王、武王的，都不是文武王的颂。至于殷商的三位君王，既然中兴受命，本来都是太平盛世，生前自然就有颂声，只是《尚书》残缺，无法详述。现在死后作颂，所以颂声归属于被歌颂的君王。由此推论，并不废黜成王死后也有追颂，或许原本就没有收录，所以现在的《诗经》中没有。祖父辈未太平，而子孙太平，颂声的兴起归属于子孙，《周颂》就是这样。祖父辈太平，而子孙未太平，那么所颂的诗归属于父祖，《商颂》就是这样。如果父祖子孙都太平，在子孙之时作颂，论述父祖之事，那么所归属的君主由作者的本意决定，没有固定的标准。颂，是叙述盛德的仪容，至美的名声，因此又借其美名，用来指代所颂的人，《駉颂》歌颂僖公就是这样。只歌颂德政的仪容，不再有告神之事，因为地位在诸侯，不敢擅自作颂，虽然不是告神，又不是风的体裁，所以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示，史克作了这篇颂”。然而《鲁颂》的文辞，尤其类似《小雅》，与《商颂》的体制，又不同。说明三颂的名称虽然相同，其体裁各自不同。这《周颂》所歌颂的事情，多在成王即位之前，现在考察它们创作的早晚前后，也参差不齐。《赉》的序说：“在宗庙大封赏。”郑玄笺说：“大封赏，是武王伐纣时封赏有功的臣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而作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又作《武》。其中第三句说：‘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第六句说：‘绥万邦，屡丰年。’这些文辞在《时迈》与《般》中，叙述武王、赉桓的事迹。而桓讲述武王伐纣的事情。《时迈》与《般》的序言说巡守。考察《康王之诰》说：‘王说，各位诸侯、甸、男、卫。’注说：‘只列举侯、甸、男、卫四服，是因为周公居摄六年制定礼法颁布度量，至此积累三十年，再次巡狩，剩余六年，侯、甸、男、要服正常朝见，要服国家遥远，事毕遣返，卫服前冬来朝，因为王有病而留下。’按照郑玄这话，以摄政六年六服都在，作为年份开端，那么成王即位后十年才巡狩，这说明摄政至成王初年没有巡守。表明《时迈》与《般》是武王时的事。这四篇都是武王时的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的序说：‘嗣王自称小子，是成王除丧继位，未改丧中的称呼，是摄政之前的事。’《有客》微子来见祖庙，笺说：‘成王既废除殷商天命，杀死武庚，任命微子代替殷商后裔，既受命来朝见。’《尚书》叙述微子之命在诛杀管叔、蔡叔之前，那么微子来见是摄政二年的事。这八篇的事都在太平之前。《雝》祭祀太祖，以鲁礼来说。武王在成王十岁十二月时去世，那么成王十三岁在武王庙合祭，十四岁在群庙祫祭，于是十七岁摄政三年而合祭，到五年而祫祭。《雝》在周礼中撤去祭品后歌唱，那么事在摄政六年之前，而摄政五年及成十四岁时都有祫祭。考察篇中两者无法明确，而《雝》笺说：‘得天下之欢心，是五年的事。’《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笺说：‘告太平者，是居摄五年之末，也是五年的事。’《明堂位》说：‘从前周公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指在洛邑。’《孝经》说：‘从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那么朝见诸侯、郊祀都是摄政六年所为，而《清庙》，周公既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率领祭祀文王。《我将》祭祀文王于明堂，《思文》后稷配天，都是六年的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明年月，而郊祀是周公所定，《思文》歌颂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说感生之帝保佑后世，以事相类比，大概与《思文》同时。《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笺说：二王，夏、殷也。其后，杞、宋也。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商后裔。独自来见祖庙。杞本来先封，不当与宋一起到现在二王之后并来助祭，那么在《有客》之后。

译杞国和宋国服饰不同，不应一同朝见。大概也是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的时候，与天下诸侯一同到来，那么《振鹭》也是第六年的事。或许杞宋是一国，也能说是二王之后。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时间就不可知了。《酌》是告成，《大武》也是第六年的事。笺注说它只是刚开始完成并告祭而已，这是对的。既告之后应当制作，以观察其和谐与否。《有瞽》开始制作音乐，并与太祖相合。说开始制作，表明在告祭之后相合并观察，也就是告祭。在庙中各有礼仪，因为音乐刚完成，所以相合而演奏。所以说“既备乃奏，肃雝和鸣”，这也是第六年的事。在明堂朝见的时候，诸侯及二王之后都还没有离去，所以说“我客戾止，永观厥成”。以此考证，如果相符合的话。周公摄政第六年，制礼作乐，那么《大武》之乐应当演奏了。而《酌》的笺注说归政给成王之后才在宗庙祭祀并演奏，因为周公制作礼乐时，王是成王，所以依据成王来说，不说摄政之时已经演奏《大武》。那么《武》诗的创作，其时间尚不明确。《载见》的笺注说诸侯初次朝见君王，是指朝见成王。《小毖》说“予其惩而”，笺注说“我其创艾于往时矣”，都是成王即位之初的事。《烈文》是成王即政，检阅文王除去武王之丧，周公未摄政之时与周公致政之后，二者都称为即政。如果除去丧事的时候适宜与《闵予》同时，而《闵予》这三篇与群臣谋事，称不能承担家多难，有求贤自退的志向。现在《烈文》这篇申诫诸侯卿士，以赏罚为己任，也适宜是归政之后，成王即位之初的事。所以《服防》注《左传》也说《烈文》是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的音乐歌辞。其《维清》的序都可以作为武王的事，但序说“奏者容”，是周公成王时所奏述其事而为颂，所以不能必定。“噫嘻”说“既昭假尔臣工”，说“迄用康年丰年”，说“多黍多稌”，《载芟》说“万亿及秭”，《良耜》说“其崇如墉”，《潜》说“潜有多鱼”，说丰年物多，以告神明，这是论太平后的事。只是不知道摄政三年之后定指哪一年。“天作”是祭祀先王先公的事，与《天保》于公先王文相同，以禴祀烝尝类比。这是时祭，执竞祭祀武王，说武王生时之功，缘衣绎宾尸，说绎祭得礼之宜，推检无法知道其早晚，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也适宜是太平年的事。所检阅的只知道其事的早晚，而作者当时不一定都是因有事而作，有事后而先作者的，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这里说颂声乃作，那么颂除了民之歌谣之外，传引思文、时迈，都说周文公之颂，所以周公之时还能自颂，因为周公摄政归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于己，所以得自为风雅。此篇既有义理，颂也应当有。武王之事不作为颂首，不以事的先后必为次序了。《雝》作于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的先后为次序了。《礼记》每说升歌清庙，那么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没有比《清庙》更重的，所以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的开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让父先于子，所以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在《清庙》。其次以《维天之命》，说文王德与天同，溢于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其次也。文王既道可为法，政致清明，所以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乐，所以又次《维清》。道既可法，诸侯当法而行之，所以次《烈文》。道为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所以次《天作》。人本于祖，进以配天，既祭于庙，又当郊天柴望，所以次《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虽告祭之歌，说武王能持疆道，为神降福，所以次《执竞》。武王之持疆道，致牟麦之瑞，由于后稷之功，所以次《思文》。由稷以致牟麦，牟麦为丰年的祥瑞，所以次《臣工》。年之所康者，因祈谷而致福，所以次《噫嘻》。以祈谷大事，必有助祭，所以次《振鹭》。助祭得礼，以致年丰，应当以报祭，所以次《丰年》。既获年丰，天下和乐，所以合诸乐奏而听之，所以次《有瞽》。既和乐年丰，万物得所，信及潜伏，所以次《潜》。既乐作鱼多，可以告神祭祖，所以次《雝》。说诸侯助祭之事，而诸侯之来朝有礼，所以次《载见》。既朝祭得礼，则王所爱敬，所以次《有客》。以诸侯之来见，奏乐以示之，使其知一代之功德，所以次《武》。武，是武王的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于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所以武诗不在周颂之初。所以《礼记》每说：“升歌清庙，下管象象”，指武也。子

译道在堂下，显示上下尊卑的义理。《武》诗主要歌颂武王的功业，但尚未达到太平盛世，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在宗庙谋划国事，群臣进献规诫，所以接着排列《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先在宗庙祭祀，然后咨询谋划，君主询问而臣子进献规诫，这是事务的次序。臣子已经进献谋略，君主又求助于神，所以接着排列《小毖》。已经谋划国事并求助于神，就向民众和神灵表达敬意，春天祈求秋天报答，所以接着排列《载芟》《良耜》。社稷虽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礼仪地位低于郊祀和宗庙的告祭，所以排在《时迈》之后，因为所歌咏的都是民事，并非先王的盛大德行。既然年成丰收、百姓安定，因此进行祭祀，祭祀则有第二天的绎祭以祈求长寿，所以接着排列《丝衣》。天下之所以年成丰收、百姓长寿，根本在于文王掌握了用兵的道理，武王平定了国家，封赏功臣，登临四岳，祭祀河海，所以接着排列《酌》《桓》《赉》《般》，作为和乐的终结。《周颂》都是太平之歌，所论述的多是告祭神灵的事情，篇目众多而事情相似，其排列的意图不像《国风》和《大雅》那样明显。观察其总体归旨，《清庙》这一组，陈述文王武王的盛大德行，是郊祀、宗庙、柴望等配享大礼中最尊贵的；《臣工》这一组，谈论助祭、祈求报答、合乐朝见，事情比《清庙》次要；《闵予》这一组，哀伤家道尚未成就，追念往日的祸难，又陈述绎祭告神的末节，以及祭类、祃祭等小礼，比《臣工》又更次一等。大体上《周颂》的排列，虽然其中有曲折变化，但终究是以盛大的为先。《般》与《时迈》同为巡守之歌，《般》不是告祭的文字，没有明昭震叠的威严，所以同时存在却不相连排。况且社稷用于祈求报答，这篇因事情义理相似而相连；郊祀宗庙因大礼而归类聚集，绎祭祃祭作为末祭，各自分开。观察这些，那么排列就有意义了，可以粗略论述，难以精细详尽。《礼运》说：“政，是君主用来隐藏身形的。”疏【正义说：因为颂是告祭神灵的歌，是由于政治太平、神灵喜悦所致，所以说政从神下歌，以报答神灵，这就是颂的意义。引用《礼记》来证明，说“藏身”，郑玄说：“藏，指光辉显于外，而形体不见”，就像日月星辰的神灵，说日月星辰有光辉，形体藏在中间而不可见，犹如人君施行政教，自身藏在中间而不可被伤害，就像日月星辰一样】所以政必须本于天，效法天意以颁布教令。疏【正义说：既然说藏身依靠政，又说政的根源出自哪里，说“是故”是承接上文的气势。因为天是神灵中尊贵的，所以先提天。本于天，就是效法天意以颁布教令。殽的意思是效法，郑玄说：效法天的气运以下达教令。天有运行转移的期限，阴阳的节律。如果赏赐在春夏，刑罚在秋冬，都是效法天意】教令由社降下，叫做效法地。疏【正义说：郑玄说：是说教令由社降下的。社是土地的主神，土防之法有五种，地所生长的物产，这就是教令本于社降下，叫做效法地的适宜以下达。教令由社降下而说效法地，是因为社是五土的总神，是土地的主宰。《大司徒》职掌说：用土防之法辨别五地所生长的物产，一曰山林适宜生长皂物，二曰川泽适宜生长膏物，三曰丘陵适宜生长核物，四曰坟衍适宜生长荚物，五曰原隰适宜生长丛物。这是地有山川高下，物产生长，各有适宜，人君应当效法它，也顺合适宜而任用。山居者不让他们住在川泽，水居者不让他们住在中原之类，所效法的也很多。以上文因为政是君主用来隐藏身形的，就说政必须本于天。既然说本于天，于是从天向下说，所以说效法天意以颁布教令。那么说降命，是从人君降给百姓。所以郑玄说：效法天的气运以下达教令，是君主下达给百姓。社庙以下，因为前文也是政的本源。根据现在教令本于社庙，那么所说的降，都是从社庙降给人君。所以郑玄说：教令由社降下的，是从社庙降给人君。随着文势互相说，都是神灵降给人君，人君又降给百姓】教令由祖庙降下，叫做仁义。疏【正义说：郑玄说：是说教令从祖庙降下的。《大传》说：从祢往上追溯到祖，远的就轻仁；从祖往下追溯到祢，高的就重义。这是祖庙有仁义降给人君，人君效法它下达给百姓】教令由山川降下，叫做兴作。疏【正义说：郑玄说：是说教令从天山川降下的。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以制作器物，供应国事。说山川有材用，可以兴作器物，有这种法度降给人君，人君所效法的，降下兴作的教令给百姓】教令由五祀降下，叫做制度。疏【正义说：郑玄说：是说教令五祀降下的。五祀有中霤、门户、灶、行的神，中霤指室内，室内及门户、灶、行人的动作所由，都有制度。这是五祀有制度，降给人君。人君所下达给百姓的，制定制度。上栋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内就有门户了。行是道路所由，灶有烹饪之用，那么五祀是人的作为。而说降制度给人君，是因为五祀虽然是人的作为，但道理自然应当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迹而创造它。既然制作了器物，就设立它的神灵。神灵有制度，所以可以法象。犹如社祀勾龙，庙祭先祖，也是人设立的而效法它，降命与此相同】又说：在郊外祭祀天帝，所

译用来确定天的方位；在国都祭祀社神，是用来彰显地的利益；祖庙是用来根本于仁德，山川是用来接待鬼神，五祀是用来根本于事务。疏【正义说：以上的教令都降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而这里又祭祀它们，可见这是取法于天地的形象，所以说根本于仁德，根本于事务。在郊外祭祀天帝，是指祭祀感生之帝，或许也包含五帝的兆位。天的法象大多不可具体指认，它所根本的，因为天象在上，而祭祀有固定的处所，所以说确定天的方位。在郊外祭祀土地之主，土地孕育万物，供人利用，祭祀它而显现出对民众的利益，所以说彰显地的利益。万物虽然依赖天所生成，但其显现于地，所以将地而言之。地的利益广大，所以说其利益，而不说其所根本的。从祖庙以下不说祭祀的防备，因为上祭文祖庙有仁有义，其中的仁德可以总括一切。五祀根本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兴举就是事务，所以说根本于事务。山川也有所根本，因为山川之神不明，所以说接待鬼神。意思是恭敬地对待山川鬼神而祭祀它们，与根本于仁德、根本于事务相互印证，即恭敬鬼神而根本于它】又说：礼仪施行于郊外，百神就接受职司；礼仪施行于社坛，百物就可以极尽其用；礼仪施行于祖庙，孝慈就顺服；礼仪施行于五祀，法则就端正。疏【正义说：上面既然说了祭祀群神，这里说祭祀得当的验证。所以郑玄说：如果确实符合礼仪，那么神灵和人都会有回应。百神指列宿，百货指金玉之类。这样看来，圣王效法群神的形象，君主诚心侍奉，礼仪施行于神灵，那么百神就会感应而接受职司，百货就会产出而可以尽数利用，人们顺服于孝慈，风俗端正其法则。知道百神是列宿，是因为联系天而言，作为天的诸神，分属宿位所主管，各自坚守职责，不僭越泛滥，寒暑有节，风雨应时，使万物茂盛，百谷成熟。百货金玉，是举金玉而言，祭祀土地得当，地就不吝惜宝物，山出器物，地生醴泉，银瓮丹甑，金玉等百货，可以尽数为人所用。祖庙祭祀得当，那么百姓感化于上位者，知道对祖先尽孝，慈爱子孙，而顺服君主的政教。五祀祭祀得当，那么制度可以效法，这就是端正法则。不说山川，是因为上面已经说了接待鬼神，那么就已经是礼仪施行了，所以略去】所以从郊社、祖庙、山川、五祀来看，义理由此得以修饰，礼法由此得以储藏。疏【正义说：因为这五种祭祀，是圣王教令所效法的形象，祭祀并侍奉它们，那么神灵得到安处而事务治理，义理由此修饰礼法，从中产生，可见义理兴盛于此，礼法储藏其中。所以郑玄说“修就是修饰”，“藏就像城郭一样”。这是说圣王的政教，效法天地群神的行为，而制定政令，政令成就而神灵得到安处，神灵得到安处则事务顺利、人心和谐，而恩德普及于神灵并举行了】功劳如此巨大，怎么能不美好地报答呢？所以君主一定要洁净牛羊，使黍稷芳香，斋戒清明而进献，歌唱舞蹈，以此来显扬神明，昭示至德。疏【正义说：考察现在《周颂》中郊社、祖庙、山川的祭祀，自以岁时之常，并非为了太平而报答。而郑玄说“功劳如此巨大，怎么能不美好地报答”，君主是群神之主，所以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其祭祀不等待太平之时。只是太平之时，人民和乐，讴歌吟咏而创作颂歌，都是君主德政所致。因为君主效法神灵以行政，归功于群神，表明太平有所由来，所以因为君主祭祀其群神，那么诗人颂扬其功德，所以称太平之祭为报答功劳。《时迈》、《般》、《桓》的祭祀，在当时虽然未太平，但因为太平才歌唱，也作为报答。歌唱舞蹈，是指祭神之后，诗人歌唱，并非指祭祀之时就歌舞。所以《清庙》经文说：“肃雝显相，济济多士，骏奔在廟”，都是既祭之后叙述祭祀时的事，明白不是祭祀时就歌唱。只是既作之后常用，所以书传说《清庙》说：“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廟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見文王”，是作后每祭常歌唱。颂的创作，主要为显扬神明，多由祭祀而为，所以颂叙述称祀告泽及朝庙于廟之事，也多了。只有《敬之》、《小毖》不说廟祀，而承接《谋庙》之下，也应当在廟进戒廟中求助者。然而颂虽以告神为主，但天下太平，歌颂君德，也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鹭`及闵予小子，小毖之等，都不论神明之事，是颂体不一，要是和乐之歌罢了，不必皆是显神明。今颂《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噫嘻》《载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其《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执竞`《雝武》`酌`《赉`之等，为祖庙之祭。其《烈文》`臣工`《振鹭》`丰年`《潜》`有瞽`《载见》`有客`《闵予小子》`访落`《丝衣`之等，虽有祖庙之事，其颂德又與上异。《时迈》与《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唯五祀之祭，颂无其歌。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

译这是德行。五祀属于制度中的常事，并非盛大的祭祀，所以没有颂诗。群神之中，也有圜丘的天神、方泽的地祇、五方之帝以及六宗的祭祀。现在颂诗中都没有这些，是因为颂诗旨在感念当下的恩德，只叙述祖父辈的功德，郊祀以祖先配享，所以颂诗会提及他们。至于圜丘、方泽所配享的，并非周朝的祖先，不能用歌诗来赞美周朝的德行。五方之帝与六宗，与天神所配享的人相同，与《思文》和《我将》没有区别，诗人没有为他们作颂，所以现在都没有。毛亨的解释，传注训诂不全，王肃依据《防鸮》的传注来阐述，那么周公摄政、成王在位年数，毛亨的意思或许与王肃所说相同。《维天之命》的传注说：“成王能够厚行此道”，这是成王亲政之后的事情。成王十四岁，周公摄政为元年，摄政第三年春天朝拜宗庙，《闵予小子》这篇就是。《有客》也是周公东征三年之后归来才开始分封，应当是摄政第四年的事情。因为王从奄地归来，并非摄政时期，这与郑玄的说法不同，不能勉强说是摄政第三年中的事。三年守丧期满，第二年在大庙举行禘祭，那么《雍》就是第四年的事，其余的交错混杂，无法完全核查，或许与郑玄的说法相同。

译鲁颂谱

鲁地是少昊挚的故墟。国中有大庭氏的仓库，那么大庭氏也居住在这里吗？疏【正义说：昭公十七年《左传》记载：郯子说“少昊挚建立政权的时候”。定公四年《左传》祝佗说：“命令伯禽封在少昊的故墟”。这就是本文的出处。《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少昊之墟”。就是曲阜。《汉书·地理志》说：“周朝兴起，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认为这是周公主。应劭说：“曲阜在鲁城中，曲折长七八里”。那么都城就在这里曲阜，其地则名叫鲁。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发生灾祸，《左传》称梓慎登上大庭氏的仓库来观望。经传的文字虽然不说大庭氏居住在鲁，但这个仓库与大庭氏相关联，所以用疑问语气说：“那么大庭氏也居住在这里吗？”杜预说：“大庭氏是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人在那里建造仓库，因为高显所以登上去观望气运。那么大庭氏的居处在鲁城内，在那里建造仓库，不是大庭氏建造的】在周公归政给成王后，封他的长子伯禽于鲁。疏【正义说：《洛诰》记载七年冬天周公归政给成王时的事情，经文说“丞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开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后注说：“是说将要封伯禽。”又《閟宫》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侯。”这是周公归政给成王封他的长子伯禽的事情。《史记·鲁世家》说：“武王已经攻克殷商，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这就是鲁公。周公不去就封，于是最终辅佐成王，而派他的儿子伯禽代他去鲁国就封。”那么周公在武王之时已经接受鲁的封地，但身体不去鲁，派伯禽去就国。到归政之后，成王才大规模开拓疆土，合并地方七百里，鲁的封疆于是才确定。所以根据后来确定的情况来说】其封域在《禹贡》徐州的大野、蒙羽之野。疏【正义说：《禹贡》“海岱及淮，只有徐州云蒙羽，其艺大野已经蓄水，徐州是鲁的边界”，所以知道】自此后政治衰败，国事多被废弃，十九世到僖公，正当周惠王、襄王时，而遵循伯禽的法度，饲养四种马，放牧在郊野。疏【正义说：鲁自伯禽之后，有武公，鲁国人追立他的庙作为世室。又有孝公，被樊仲山甫推荐，虽然比各位公贤能，不被当时的人歌颂，不能遵循伯禽的法度，所以总说政治衰败。】国事废弃，说明僖公振兴它，所以作颂。世家说：伯禽去世，儿子考公酋即位，去世，弟弟熙即位，这就是焬公。去世，儿子幽公宰即位。十四年，弟弟防弑杀幽公而自立，这就是魏公。去世，儿子厉公擢即位。去世，鲁国人立他的弟弟具，这就是献公。去世，儿子眞公□即位。去世，弟弟敖即位，这就是武公。去世，儿子戏即位，为懿公。九年，哥哥括的儿子伯御与鲁国人攻杀懿公，而立伯御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于是立懿公弟弟称，这就是孝公。去世，儿子弗湼即位，这就是惠公。去世，儿子息姑摄行君事，这就是隐公。十一年冬，公子翚杀隐公立他的弟弟允为君，这就是桓公。十八年去世，立太子同，这就是庄公。三十二年去世，立儿子开为闵公。二年去世，于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他，这就是僖公。从周公数起，所以是十九世。僖公在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去世，是正当周惠王、襄王时】尊重贤人，给予士人俸禄，修建泮宫，坚守礼教。疏【正义说：《有駜》，比喻僖公用臣必须先给予禄食。《振鹭》，说洁白的士人聚集在君主的朝廷，这是尊重贤人给予士人俸禄。《泮水》，颂扬僖公能修建泮宫，这是修建泮宫崇尚礼教。舒□说：鲁不应当作颂，所以每篇言颂，以名生于不足故。能修建泮宫，是土木工程的事情，春秋经不记载的，泮宫只是国学。修谓旧有其功，修行其教学之法，费用微薄，不是城郭都邑的例子所不记载的】僖公十六年冬，在淮上会合诸侯，谋划向东略地，公于是伐淮夷。疏【正义说：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书冬十有二月，公会合齐侯、宋公等在淮。左氏传说：在淮会合，谋划鄫，并且向东略地。如传的意思，以言此会合主要为谋划鄫，并且向东行略地。现在郑玄说谋划向东略地，则郑玄的意思说此会合不只是谋划鄫，并且谋划向东略地以为二者都谋划。僖公九年左传，宰孔说：齐侯不致力于德而勤于远略，所以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在此会合，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是说征伐为略。此言谋划向东略地，谓向东征伐而略地。淮会合既有此谋划，公所以于是伐淮夷。《泮宫》之篇所说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经传僖公有伐淮夷之事，故郑玄推算早晚，以为淮会合之谋向东略地，即是谋伐淮夷。既谋划即伐故称于是。案《左传》僖公十六年冬，公会合诸侯于淮，未归而使师取项，公被齐所止。十七年方始得还。传说：

译《尚书》说“公至自防”，是因为还有诸侯间的事务，并且对此有所避讳。那么讨伐淮夷，是在僖公十七年回国之后，才兴兵讨伐的。《诗经》既然称颂“建造泮宫，淮夷归服”，那就是先在学宫接受成命，然后才出兵，并非因为防地之事就随即出兵。在淮防谋划东方策略的，是与诸侯共同谋划的。《诗经》称颂讨伐淮夷，专门赞美鲁侯。大概是因为淮夷居住在淮水之上，在徐州的边界，离鲁国最近，当时霸主让鲁国独自征讨他们，所以《诗经》专门赞美僖公。用兵征伐，是大事。《春秋》的体例，国君举动必定记载，所以经传中没有讨伐淮夷的文字，应当是史官文字脱漏，所以经传都缺失了。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又修缮姜嫄的庙，至于恢复鲁国旧制还没有普遍完成就去世了。疏【正义说：二十年新建南门，是《春秋》经文。《閟宫》说：“閟宫幽静，充实美好。”又说：“新庙高大，奚斯所建。”这是又修缮姜嫄的庙。序言称僖公能遵循伯禽的法度，而牧马门庙，是鲁国的旧事，这是至于恢复鲁国旧制。伯禽之后，国事多被废弃，那么所废弃的不只是马匹和门庙而已，所以说没有普遍完成就去世了。所以死后追颂。如果这样，新建南门，《左传》说“记载不合时宜”，而认为是僖公的美事，僖公新建南门，意在修复古制，但不符合开门闭门的时节，这在礼制上是小过失。《春秋》贬斥细微的恶行，所以取此作为讥讽。论其恢复旧制的情意，实为美事。建南门、修庙，事情相类似，所以郑玄说修庙，进而说明建门，赞颂僖公的大美，言其致颂的本意。修缮姜嫄的庙，《春秋》不记载，是因为鲁国旧有此庙，只是修理它，用工少，按例不记载】国人赞美他的功绩，季孙行父向周天子请求而作颂。疏【正义说：既然说没有普遍完成就去世了，却说请求周天子作颂，那么此颂之作在僖公去世后。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夫无故不得出境，向上请求天子追颂国君德行，虽然是群臣发起，其行动应当请求国君。如果在僖公之时，不应听任臣子请求天子自颂己德，明显是僖公去世后。文公六年行父初次见于经，十八年史克名见于传，那么克在文公之时为史官。那么此诗之作，应当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知。行父请求周天子而不见于经，是因为凡群臣出使嘉好聘问享受命而行的，才记载。此行父适周，自以群臣之心，请求天子作颂，虽然报告国君才去，不称君命以使，不是史官所能记载的。《駉》颂序说：史克作是颂，广言作颂不特指《駉》篇，那么四篇都是史克所作。《閟宫》说：新庙高大，奚斯所作，自说奚斯作新庙罢了。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等，自谓鲁颂是奚斯作的谬误。所以王肃说：当文公时，鲁贤臣季孙行父亲请于周，而令史克作颂四篇以祭祀。是王肃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时，四篇都是史克所作。四篇一人之作，而为此次者，因为《駉》言务农重谷，为政之本，又善于任用贤人，所以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君臣同心，则能修教征伐，所以次《泮水》，言能修泮宫，服淮夷。文武既备，明神降福，则能克制剪除放命之人，恢复其疆域，所以终以《閟宫》。四篇皆颂僖公之美德。如果这样，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迎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还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寝，都为春秋所讥。那么是行不纯善而得作颂者，春秋所讥都是人事小失，非有损于国家。僖公以鲁之先君，国事多废，远遵循伯禽之法，能恢复周公之宇，安宁鲁国，作为贤君，因为王者不陈其诗，所以臣子请求而作颂，也如同他国作诗美其君，不是太平德洽和乐颂声。虽然行为有小失，不妨碍其作文。僖公能遵循伯禽之法，尚为鲁人所颂，那么伯禽之德自然堪为颂。所以无伯禽颂者，伯禽以成王元年被封于鲁，当时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颂之作，事归天子，各国未有变风，鲁人不当作颂】文公十一年，太室屋坏。疏【正义说：此春秋经也。《閟宫》笺与此俱引此文者，因为彼传云：书不恭也。杜预说：简慢宗庙，使至倾颓，故书以见臣子不恭。那么宗庙毁坏者讥其不恭，明显修造缮治者于事为善。申说僖公之复旧制作新庙为可颂之事，所以引太室坏而反以证之。公羊、谷梁皆以太室为世室，谓伯禽之庙，服虔、杜预皆以为太庙之室，郑玄无所说，大概与左氏义同】起初，成王因为周公有太平制典法的功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同天子之礼，所以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疏【正义说：《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理天下，六年制礼作乐

译颁布度量衡，天下于是大为信服。周公在摄政第七年将政权归还给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绩，成王命令鲁公世代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辂车，车上插着饰有韦皮和旂旗的旗帜，垂着十二条旒，绘有日月的纹章，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仪。这是成王命令鲁国可以郊祭天帝的缘故。《春秋》每次记载“不郊”，却仍说“三望”，意思是鲁国郊祭天帝，并因此祭祀三望。郑玄认为三望是河、海、岱，这些都是鲁国境内的山川。祭祀本国境内的山川，本是诸侯的常规礼法，这里也说成是天子的礼仪，是因为《春秋》将郊祭和三望连在一起记载，所以解释郊祭天帝时一并提到了三望。《礼运》说：“杞国郊祭的是禹，宋国郊祭的是契。”这说明王者的后裔可以郊祭天帝，成王再次命令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周朝是王者的后裔，所以孔子也将鲁国的《颂》诗收录其中，与王者的后裔同等对待。王者的后裔有《颂》诗，正是指宋国有《商颂》，以此解释鲁国的《颂》诗之所以能与《商颂》同称为《颂》的原因。

提问者问：各国创作诗歌，都没有向周王室请求收录的，为什么行父要请求呢？回答说：周王室尊崇鲁国，如同天子巡守时述职，不陈列其诗歌。至于臣子歌颂君主的功德，让周王室听闻，所以行父才提出请求。

【疏】正义说：《变风》的序言中都不说“请周”，唯独这里说“请”，所以提出疑问并加以解释。《王制》讲述巡守之礼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民俗。”那么天子巡守时采集各国的诗歌，观察其善恶，作为升降官员的依据。现在周王室尊崇鲁国，就像天子巡守时述职不陈列其诗歌一样，即使鲁国人创作了诗歌，周王室也不采集。《商谱》说：“巡守述职不陈列其诗歌，表示没有贬黜客人的意思。”那么不陈列鲁国的诗歌，也是表示没有贬黜鲁国的意思。

译巡守时陈诗，观察百姓的风俗，好的就赏赐，坏的就贬斥。既然表示没有贬黜，就不采集他们的诗歌，即使有好的诗歌，也不能再被采集。所以王道衰微之后，变风都产生了，而鲁国唯独没有，因为没有鲁风，所以知道巡守述职时不陈献鲁国的诗歌。鲁国的臣子，因为周王室尊崇鲁国，不陈献鲁国的诗歌，这是不想侵犯鲁国。有恶行既然不想让它显恶，就应当喜欢听闻它的善行。至于臣子歌颂君主的功绩，也乐于让周王室听闻，因此行父请求这样做。鲁国人请求周王室不作风而作颂，是因为颂是赞美盛德的形象，是咏歌中美好的称颂，王者有了成功和盛德，然后颂声才产生。现在鲁国的诗歌称“穆穆鲁侯，敬明其德”，这是赞美盛德；“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这是成功。既有盛德，又有成功，虽然不能上比圣王，足以让臣子追慕，所以借其美好的称颂来赞美其人，说他所赞美的有形象的样子，所以称为颂。因为作颂不寻常，所以特别请求天子。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僖公又确实是贤君，所以特别允许他。不然也不能转借其名而作颂。周王室不陈献鲁国诗歌，是为了优待罢了。如果有大罪，侯伯监察，行人记录，也足以表示觉察。疏【正义说：又解释不陈献诗歌之所以作为劝诫的原因，对于大罪，州牧侯伯监察，行人之官记录，也足以表示觉察。虽然不陈献诗歌，也足以作为黜陟。商谱说‘表示没有贬黜客的法’，这里说也足以觉察，互相补足，都是表示法度罢了。有善恶，不得不黜陟。这里主要在于戒恶，所以说有大罪。其实小善小恶，也监察记录。侯伯，是州牧的别名。僖元年《左传》说：‘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是礼。’这是州内诸侯有善恶，侯伯应当监察。秋官小行人说：‘及万民的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的逆顺为一书，悖逆暴乱作恶犯令者为一书，札防凶荒厄贫为一书，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这五物，每国辨别差异，以此回报于王，以周知天下的情况。’这是诸国有善恶，行人应当记录】

商颂谱

商是契所封之地，有娀氏的女儿，名叫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尧的末年，舜举荐为司徒，有五教的功劳，于是赐姓而封他。疏【正义说：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为帝喾的次妃。三人一起沐浴，看见鸟掉落卵，简狄取来吞下，因此怀孕生契。契长大后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于是封于商。又中〇也有其事。文十八年左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的百姓称为八元。舜臣事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又尚书尧典说：帝说契，你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于宽。由此说来，敷五教的是契所做的。举八元使布五教，正是举契使布之。所以说尧的末年，舜举荐为司徒，有五教的功德，于是赐姓曰子，而封之于商。中〇握河纪说：尧说：嗟，我没有德，钦奉丕图，赐示二三子此封稷、皋陶，赐姓号。注说：此封二臣赐姓号者，契为子，�为姬，皋陶未闻。又契握汤说契说：赐姓子氏以题朕躬。注说：题，名也；躬，身也。引孝经纬援神契说：尧知天命，赐契子氏，知有商汤，是尧赐之姓而封之于商。本纪称帝舜封契于商，长发笺说：尧封之于商为小国，舜的末年益其土地为大国，是舜也封之，所以归之于舜。商，是成汤一代之大号，而这里说商是契所封之地，那么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服防、王肃则不然。襄九年左传说：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防止说：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孙因之，代阏伯之后居商丘，汤以为号。又说书序、王肃注说：契孙相土居商丘，所以汤因以为国号。而郑〇以为由契所封商者，契之封商见于书传史记及中〇，其文甚明。经典所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的。又相土居商丘以后，不常居其邑，相土之于殷室，虽是先公俊杰，譬之于周，则是公刘之俦。既非汤功所起，又非王迹所由，何当取其所居以为代号？商之有契，犹周之有稷，商汤以商为代号。文王不以邰为代号，自契至汤，虽然八迁，而国号不改，商名未易。商汤以商受命，所以应当以商为号。周即处邰，处�，国名变更。大王来周，居地其国始名曰�。文王以周受命，应当以周为号，不得远取邰。若然，汤在亳地受命，不以�为代号。而《礼记·郊特牲》说：‘�社北牗。’《襄三十年·左传》说：‘鸟鸣于�社

译（这）都说是殷朝亡国的社坛。之所以称之为亳社，是因为礼制规定保留亡国之社作为警戒。亳地实际上是成汤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指着地名来说。因为殷纣无道，导致成汤所居之地被毁灭，想要让诸侯观看后思考自我保全巩固，所以不举出商朝的代号而特指亳社。亳地只是成汤所居住的地方罢了。等到纣王灭亡的时候，都城在朝歌，不再是亳地了。成汤起初，以商作为国号。等到盘庚迁都到殷以后，有时称之为殷。《尚书·序》说：“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注解说：“商朝改国号为殷。”《诗经·玄鸟》说：“殷承受天命，全都适宜。”《诗经·殷武》说：“威武的殷朝。”这是兼称殷朝的证据。虽然有时称殷，并不是完全改换商的国号。所以《诗经·大明》说：“殷商的军队。”《诗经·荡》说：“咨你殷商。”都是取前后两个国号一并提及，这是没有完全改换国号的证据。世代有官职职守，历经十四代到成汤，就接受天命讨伐夏桀，平定天下。【正义说：尧任命契为司徒，又封他在商国，子孙就应当世代作为诸侯，或者进入位列王官，所以说世代有官职职守。《国语》说：“商王勤勉于商，十四代而兴盛。”《殷本纪》说：“契去世，儿子昭明继位；去世，儿子相土继位；去世，儿子昌若继位；去世，儿子曹圉继位；去世，儿子冥继位；去世，儿子振继位；去世，儿子微继位；去世，儿子报丁继位；去世，儿子报乙继位；去世，儿子报丙继位；去世，儿子主壬继位；去世，儿子主癸继位；去世，儿子天乙继位，这就是成汤。”这是从契到成汤为十四代。《中候》“维予命”说：“天乙在亳，向东观察洛水，两条黄鱼跳跃，从济水跃上祭坛，黑鸟带着洛水跟随鱼，也上升化为黑玉，红色的勒带说这是天命之精。”天乙接受神的福命，给予讨伐桀的命令，能够给予商灭夏，天下臣服，这是接受天命讨伐桀，平定天下的意思。】后世有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后来有高宗，以前长期在外劳作，于是与平民百姓在一起，等到他即位，就有时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使殷朝安宁，以至于大小官员没有时刻抱怨。【正义说：这是《尚书·无逸》的原文。那里的注解说：中宗指的是太戊，高宗指的是武丁，旧就是久的意思，爰就是于，洎就是与。武丁做太子时，殷朝道义衰微，为他的父亲小乙在外带兵服役，与平民百姓的缘故，是说他知道他们的忧乐。作就是起，谅闇转写作梁闇楣，称之为梁闇庐。小乙去世，武丁继位，忧虑实行三年之丧礼，住在凶庐，柱楣不说话政事。】这三位君王有接受天命中兴的功绩，当时有作诗歌颂他们的人。【正义说：接受天命指的是成汤，中兴指的是中宗、高宗。《商颂》五篇，只有这三位君王的诗，所以郑玄历数他们的功德。《殷本纪》说：太戊建都于亳，有祥瑞，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一个晚上长到两手合抱粗，太戊害怕，询问伊陟。伊陟说：“我听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帝王的政令难道有缺失吗？帝王应该修德。”太戊听从他，于是祥瑞的桑树和谷树枯死，殷朝复兴，诸侯归附他，所以称他为中宗。《礼记·丧服四制》说：“书上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是赞美他。”君王没有不实行这种礼制的，为什么唯独赞美高宗？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朝的贤王，继位后对百姓慈爱善良，在这个时候，殷朝衰微而复兴，礼制废弛而重新兴起，所以赞美他。赞美他所以记载在书中，尊崇他并宗祀他，所以称之为高宗，这是中宗、高宗中兴的意思。由此这三位君王都有功德，当时的人有作诗歌颂他们的。《那》的序说“祭祀成汤”，是歌颂成汤。《烈祖》的序说“祭祀中宗”，是歌颂中宗。《玄鸟》、《殷武》的序都说“高宗”，《长发》在中间，由此可知《玄鸟》三篇是歌颂高宗的。这些歌颂都是在他们去世之后进行的。《那》“祭祀成汤”，经文称“汤孙”，郑玄以“汤孙”为太甲，那么《那》的创作应当在太甲时期。《烈祖》“祭祀中宗”，郑玄称这次祭祀中宗，诸侯来助祭，明显是去世之后，或者是子孙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代。《玄鸟》“祭祀高宗”，郑玄以“祀”应当为“祫”，高宗去世而开始合祭于契的庙，歌唱这首诗，是去世之后可以知道的。《殷武》说“祭祀高宗”，那么也在他去世之后。《玄鸟》、《殷武》既然是去世之后，那么就知道《长发》的创作也在去世之后了。《长发》叙述他生前禘祭先王，《殷武》叙述他征伐荆楚，修治寝室，都是去世之后追述的。】商朝德行的败坏，武王讨伐纣王，于是用陶唐氏火正阏伯的故地，封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为宋公，代替武庚作为商的后代。【正义说：商朝德行的败坏指的是纣王的时候。《乐记》说武王讨伐纣王，下车后就把殷的后代封在宋，这是讨伐纣王就封微子。昭元年《左传》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居住在旷林，不能相容，每天寻找干戈，互相征讨。后帝不消灭他们，把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商人因此，所以辰星为商星。”襄九年《左传》说：“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而用火来纪时。相土因此，所以商主管大火。”由此说来，是宋居住在阏伯的故地。所以《汉书·地理志》说：

译“周朝将微子封在宋国，就是现在的睢阳。”这原本是陶唐氏火正阏伯的故地，郑玄采用这种说法作为解释。《书传》说：“武王杀了纣王，随后让公子禄父继承。”《史记·卫世家》说：“武王已经攻克殷商，纣王死后，武王又把殷商的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奉祀祖先。”这是说武王起初杀了纣王，让武庚作为商朝的继承者。到了周公摄政时，武庚叛乱被诛杀，于是命令微子代替武庚作为商朝的继承者。《书序》说：“成王废黜了殷商的命数，杀了武庚，任命微子。”这说明任命微子是在成王时期。现在因为叙述伐纣之后，紧接着就说封微子于宋，伐武庚作为商朝继承者后，便封他在宋国，最终成为商朝继承者，因为宋国是武王所封，所以最后才说】他的封地范围在《禹贡》徐州泗水之滨以西以及豫州孟猪的原野。疏【正义说：《禹贡》徐州篇说：“泗水之滨出产浮磬。”豫州篇说：“疏导河水，泽被孟猪。”《地理志》说：“孟猪泽在梁国睢阳东北。”这说明孟猪在豫州。《地理志》说：“宋国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梁国、沛、楚、山阳、济阴、东平以及东都的须昌、寿张，都是宋国分出的土地。”根据当时的情况验证，宋国的封域东到泗水之滨，西到孟猪】自从政教衰微，散失亡佚了商朝的礼乐，传了七世到戴公时，正值周宣王在位。大夫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商朝著名的颂诗十二篇，以《那》为首篇，带回去用来祭祀他的先王。疏【正义说：微子作为商朝的继承者，得以施行殷商的礼乐，显然商颂都在宋国。后来不全了，显然是因为政教衰微而散失。《那》的序言说：“从微子到戴公，这期间礼乐废坏。”这就是散失亡佚商朝礼乐的意思。《史记·宋世家》说：“微子启去世，弟弟仲衍即位，去世儿子宋公稽即位，去世儿子丁公申即位，去世儿子涽公共即位，去世弟弟焬公熙即位，涽公的儿子鲋祀杀了焬公自立，这就是厉公，去世儿子厘公举即位，去世儿子惠公覸即位，去世儿子哀公即位，去世儿子戴公即位。”从微子到戴公，共十位君主，除去两位继位者，其余八位君主，是微子之后七世到戴公。世家又说“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考校其年份，宣王在戴公十八年去世，所以戴公正值宣王时期。”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商朝的著名颂诗十二篇，以《那》为首篇，这是《鲁语》中的记载。韦昭说“名颂，是颂诗中美好的。”那么说校订，宋国的礼乐虽然散失，还有这些诗篇的底本。正考父恐怕其错乱，所以去太师那里校订。这些颂诗都是为祭祀先王而作，所以知道校订正确后，带回去用来祭祀他的先王】孔子整理诗歌的时候，只得到五篇，于是排列它们以完备三颂，彰显作为后世王者的道义，借鉴三代的成功，法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疏【正义说：现在的《诗经》是孔子确定的，商颂只有五篇，显然孔子整理诗歌时已经亡佚了七篇，只得到这五篇。王者保留前两代王者的后裔，是为了贯通三大统系，夏朝的篇章既然已经泯灭，只有商颂而已。孔子既然收录了鲁颂，等同于前两代王者的后裔，又取商颂排列，以完备三颂，彰显作为后世王者的道义，让后人借鉴三代的成法，其法则没有比这更大的，是说圣人有深意】有人问：“诸侯国政教衰微就产生变风，宋国为什么唯独没有呢？”回答说：“有，只是没有收录。王者之后，是当时天子所尊贵的客人，巡守述职时，不陈列他们的诗歌，也是表示没有贬黜客人的意思。”疏【正义说：巡守时陈列诗歌，是为了观察百姓的好恶，显示有刺责就贬黜他们，现在不陈列他们的诗歌，表示没有贬黜客人的意思，既然表示没有贬黜，不陈列恶诗，即使有美好的，也不能再采集，所以没有宋诗。表示没有贬黜，只是表示法度而已，如果有大罪，也应当如鲁谱所说，由侯伯监督，行人记录，不能完全没有贬黜，所以《春秋》时期，杞国是伯爵，就是被当时天子贬黜的】又问：“周朝太师从哪里得到商颂？”回答说：“周朝使用六代的音乐，所以有。”疏【正义说：因为周朝使用六代的音乐，乐章本来应当有，所以有商颂。那么从夏朝以上，周人也保留他们的音乐，而没有得到他们的诗歌，或许本来就不作，或许有而亡佚。这五篇商颂，本来就是商朝的书，从宋国之后才得到，所以郑玄作谱，因商而又序宋】

译《毛诗谱》

《毛诗谱考证》

《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之疏，依据《泰誓》中讨伐纣王时的时事，已经提到周公说：“○《尚书·泰誓》原文中没有‘周公曰’这三个字。”

那些受到圣人教化的人，称为《周南》；受到贤人教化的人，称为《召南》。○【臣防汾】认为：杨龟山说《仪礼》中盛大合乐时，歌唱《周南》《召南》。《仪礼》的成书，正是在周公的时代，那么区分二南是在周公时期。周公难道会自居为圣人，而把贤人的名位留给召公吗？这个论点很恰当。

○《鄘》《卫》谱：将殷商的遗民封给康叔在卫国，疏解《书序》说：“成王讨伐管叔、蔡叔之后，将殷商遗民封给康叔。”○【臣宗万】认为：五峰胡氏纠正《书序》的错误，认为是武王封康叔，朱熹赞同这一观点。《康诰》说：“我的弟弟，寡德的兄长。”这明显是武王说的话。

七代传到顷侯，疏解儿子孝伯即位。○《史记》记载为考伯。

又疏解儿子建伯即位。○《史记》记载为〇伯，音防，又《世本》记载为挚伯。又疏解儿子贞伯即位。○《世本》记载为箕伯。

根据它们的国本不同而加以区别，作为〇《鄘》《卫》的诗歌。○【臣人龙】认为：朱熹认为〇《鄘》《卫》是读音的差异，后来认为不可理解，大概是存疑的意思。顾炎武说：〇《鄘》《卫》是总称，不应当分开某篇为〇，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为三者，是汉代儒者的错误，不是孔子的旧制。考证《左传》，季札观赏乐舞，为他歌唱〇《鄘》《卫》说：“这是卫国的风诗吧？”北宫文子引用卫国的诗歌说：“威仪庄重，不可挑剔。”这首诗现在是〇的首篇，不称〇而称卫，由此可知连起来说就称〇《鄘》《卫》，单独说就称卫，就像说殷商、说荆楚一样。这个论点很恰当。

《王城》谱：它的诗歌不能再恢复雅正，所以贬低它。○李光地说：平王初年，周太师还履行旧职，想要保存风、雅两种体裁。《节南山》以下由卿大夫所作称为雅，《黍离》以下京畿内的民俗称为风。它称为风而与西周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到了晚年，连这也丧失了。先儒被“诗亡”的含义所迷惑，于是认为雅是西周，风是东周，而有《黍离》降为国风的说法。国王的称号还在，是谁降格它的呢？

《郑》谱：鄢蔽补丹依畴歴华。○畴，《郑语》记载为防，华，《郑语》记载为莘。武公又担任卿士。疏解：郑国人立公子仪。○《史记》记载为公子婴齐。谱：爽鸠氏的废墟。○【臣光型】认为：《汉书·地理志》说：“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作乱成王灭掉他们，用来封师尚父。”颜师古注：“武王封太公于齐，起初没有得到爽鸠之地，成王用来增加给他的。”

五代之后，哀公政治衰败，疏解儿子成公説即位。○《史记》记载为脱。

又疏解儿子荘公购即位。○《世本》记载为赎。

《魏》谱：在《禹贡》冀州雷首山的北面。○【臣光型】认为：《通典》说雷首共有八个名字：歴山、首阳山、薄山、防山、甘枣山、中条山、渠潴山、独头山。《寰宇记》说中条山在芮城县北十五里。《水经注》说魏国故城西南距离黄河二十多里，北面距离首山十多里。这样魏国在雷首的南面，郑玄认为在雷首的北面，恐怕是错误的。

晋献公最终灭掉了它。○【臣宗万】认为：苏辙怀疑魏并入晋国已久，诗歌都是为晋国所作，所以列在《唐风》之前，就像〇《鄘》对于卫一样。朱熹也说：“篇中的‘公行’‘公路’‘公族’都是晋国的官职”，怀疑实际上是晋国的诗歌。然而看《诗序》所说的都不是晋国的事，所以朱熹又说：“恐怕魏国也有这些官职，不敢定为晋国的诗歌。”

《唐》谱：他的孙子穆侯。疏解：僖侯生献侯籍，籍生穆侯，这就是费王。○籍，《世本》记载为苏，费王，《史记》记载为防王，另一版本记载为弗生。又疏解儿子鄂侯郤即位。○郤，《史记》记载为郄。

又疏解：□羽不为小子侯作诗，是因为昭公开始成为动乱的阶梯。○范处义说：□羽归系于昭公，是不对的。根据《诗序》所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代，从昭公到小子侯才达到五代，应当作小子侯的诗。

《秦》谱：尧时有伯翳，○《史记》记载为栢翳，《汉书》记载为栢益，经历夏商兴衰，疏解：实际上是鸟谷氏，○谷，《史记》记载为俗。

周孝王让他的末代孙子非子。疏解：恶来，有儿子叫女妨。○妨，《史记》记载为防。

又疏解：大几生大雒。○雒，《史记》记载为骆。

到玄孙徳公。疏解：文公生靖公。○靖，《史记》记载为竫。

疏解：它的诗歌《车邻》赞美秦仲，是秦仲的诗。○刘瑾说：秦仲只是宣王的大夫，未必能具备寺人的官职，这首诗应当作于平王任命防公为侯之后。许谦也说：秦仲固然曾经作为附庸的君主，因为西戎灭掉了大骆的家族，宣王任命他为大夫，每天与戎人作战六年而死，不是快乐的时候，诗歌的语言不类似。那么《车邻》实际上是襄公的诗。又疏解：《晨风》《渭阳》《权舆》的序，都说康公，是康公的诗。○许谦说：康公做太子时，正是穆公的时代，应当归系于穆公。

《陈》谱：封他的儿子妫满在陈。○【臣防汾】认为：《大戴礼》说禹受命于是建邑

译姚姓出自陈国，这是胡公继承封地的缘故。

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地，分封帝尧的后代于祝地。○【臣浩】按：《史记》记载为“分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地，分封帝尧的后代于蓟地”，与《乐记》的文字不同。

译五世传到幽公，疏远的弟弟平公彘即位。○彘，《史记》写作爕。

又疏说：“《月出》这首诗，也是从上面说明的，也是宣公时的诗。”○范处义说：“《月出》讽刺在位者，谈论美色，正指孔宁、仪行父的事情，应当归系于灵公。”

桧谱：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地【臣光型】按：外方，先儒都认为是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县北十里，徐广说桧在密县，不能在外方以北。

疏：荥泽，荥波，是一个泽的名字。○许谦说：荥波，孔氏认为是一条水。《周礼·职方氏》说，豫州其州荥雒，其浸波、溠，则是两条水。《禹贡》说：济水流入黄河后向南溢出成为荥泽，现在郑州的荥泽就是那个地方。《尔雅》说：水从洛水流出叫波。而《山海经》说：娄涿山，波水从它的北面流出，向北流入谷水。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正确【臣光型】按：荥波是两条水，应当以《周礼·职方氏》的说法为是。波水应当以洛水南面的波水为是。蔡氏《书传》也遵从《尔雅》的说法。至于《山海经》的波水，现在版本写作陂，郭璞说：世人称之为百答水，不是这个波水。

祝融氏，名黎，疏已姓，有昆吾、苏、顾、温、莒。○莒，《周语》写作董，曹谱，曹的后代，世系疏远，子桓公，终生即位。○终生，《史记》注一作终湦。

又疏：“子庄公射姑即位。”○射姑，《史记》写作夕姑。

《豳谱》以比兴来陈述自己的志向。○金履祥说：《七月》不是周公所作，而是豳地的旧诗，所以《豳风·七月》附在十五国风之后，就像《商颂》附在三颂之末一样。周公的食邑在豳、岐之间，所以凡是周公所作以及为周公而作的诗都附在这里【臣光型】按：郑氏认为《七月》是周公叙述公刘、太王的事迹，也是说周公以比兴来陈述自己的志向，恐怕不一定如此。朱子辨析序言认为《七月》是未迁居东都时所作，确实如此。

后来成王迎接他返回。○迎之，怀疑应当写作迎而，看下面的疏作而字就可以知道。

小大雅谱：从文王到《文王有声》。○朱子说：郑谱认为这些是文武时期的诗，文王首句就说“文王在上”，那就不是文王时期的诗了。又说：“无念尔祖”，那就不是武王时期的诗了。《大明》《有声》，同时提到文王武王的，不止一处，怎么能说是文武时期所作的呢【臣宗万】按：《吕氏春秋》说，周公旦于是作诗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这些诗明显是成王时期周公所作，所以文武都称谥号。疏则说是称王之后作的。○【臣光型】按：文王未曾生前称王，怎么能说称王后作呢？吕祖谦说：汉儒认为文王受命称王，灵台是天子的制度，违背道理太严重了。

小雅从《鹿鸣》到《鱼丽》疏，所以以《鹿鸣》宴请群臣嘉宾的事情为首。○【臣浩】按：《鹿鸣》的序言很恰当，而汉儒多有不同说法。如司马迁说：“仁义衰微，《鹿鸣》讽刺它。”蔡邕说：“《鹿鸣》，是周大臣所作的。王道衰微，大臣知道贤者隐居，所以弹奏讽刺劝谏。”这也像康王晚朝，《关雎》讽刺劝谏的说法。《鹿鸣》位居小雅之首，怎么能认为是讽刺诗？

疏所以接着是《伐木》宴请朋友故旧。○【臣浩】按：蔡邕《正交论》说：周德开始衰微，颂声已经停止，《伐木》有鸟鸣的讽刺，也认为是讽刺诗。

为什么呢？天子宴请元侯，疏于次国，于小国。○这六个字无法解释。别本在次国下又有次国二字，也无法解释，似乎是衍文。

周颂谱疏又作武。○范处义说：“诗中说：‘于皇武王’，难道是武王自己说的吗？”

又疏其三说：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第六说：绥万邦，屡丰年。○【臣光type】按：这三六之数，杜预认为是楚乐歌的次第；刘〇认为是楚子引诗的次第。有人说这三六，就像说肆夏之三一样。《武赉》《桓明》是三篇，怎么能合并为一篇？当时未经孔子删定，而荆楚文献不足，仍然混乱，不足相信。

又疏明《时迈》与《般》是武王时期。○范处义说：这两首诗应当归系于成王【臣浩】按：韩诗薛君章句说：叠应也。赞美成王能振奋舒展文武之道而实行，那么天下没有不感动而响应其政教的。这是韩诗认为《时迈》是成王的诗，范氏的说法是对的。

鲁颂谱：自从政教衰微，疏子考公酋即位。○酋，《世本》写作就。又疏子幽公宰即位。○宰，《世本》写作圉。

又疏：这就是魏公。○魏公，《世本》写作微公。

又疏：“子厉公擢即位。”○擢，《世本》写作“翟”。

又疏：子真公□即位。○□《世本》写作挚。

又疏：子弗湼即位。○弗湼，《史记》写作弗湟，《世本》写作弗皇。

商颂谱：世代有官职。疏：子曹圉即位。○曹圉，《世本》写作粮圉。又疏：子振即位。○振，《世本》写作核。

毛诗谱考证

毛诗注疏原目

毛诗国风音义【毛诗，诗是这本书的名字。毛

译“毛”是传授《诗经》者的姓氏。因为已有齐、鲁、韩三家，所以题上姓氏以作区别。有人说“毛诗”二字是小毛公加上的，又说是河间献王加上的。所以大题写在下面。考察马融、卢植、郑玄注释《三礼》，大题都在下面。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的题署也是这样。国风，“国”字，是总称十五国风，即诸侯国的诗歌。从《关雎》到《驺虞》二十五篇称为正风。疏：正义说：“诗”的“国风”是旧有的题署。“毛”字是汉代加上的。《六艺论》说：河间献王喜好学问，他的博士毛公善于解说《诗经》，献王称他为“毛诗”，这是献王开始加上“毛”字。《汉书·儒林传》说：毛公是赵国人，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范晔《后汉书》说：赵国人毛长传授《诗经》，这就是“毛诗”。那么赵国人毛公名叫毛长。谱说：鲁国人毛大公在家撰写训诂传，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去，任命毛小公为博士。那么毛大公撰写传文，由毛小公题署“毛”字。“诗”是一部的大名，“国风”是十五国的总称，不冠在《周南》之上而退居下面的原因，按照郑玄注释《三礼》《周易》《中候》《尚书》都是大名在下，孔安国、马季长、卢植王肃等人，他们所注释的，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本题自然如此，并非注者移动，定本也是这样，应当因为都在下面足以总摄全篇的缘故。班固写作《汉书》，陈寿撰写《国志》，也是大名在下，大概是取法于经典。说“国风”，国是风化的界限，诗歌以所属国家为区别，所以称为“国风”。其“雅”则是天子之事，政教刑罚施于四海，不需要说“国”了。周、召风的正经，固然应当为首，自卫以下十多个国家，编排先后，旧时没有明确的说法。距离圣人久远，难以得知。如果说是按创作先后排序，那么齐哀公早于卫顷公，郑武公晚于桧国，而卫在齐之前，桧在郑之后，这不是按创作先后。如果按国土大小排序，那么郑小于齐，魏狭于晋，而齐在郑之后，魏在唐之前，这不是按国家大小。如果按采集先后排序，那么《鸡鸣》的创作远在《缁衣》之前，郑国的风诗必定处在桧诗之后，怎么会有后创作的先采集，先创作的后采集呢？这不是按采集先后。再三推究，全都不可行，那么各国的次序，另有深意。大概考察其先封的善恶，参酌其诗歌的美恶，验证其时政的得失，详察其国家的大小，斟酌适宜，以此确定次序。鄘、卫，是商纣王畿内千里之地。《柏舟》的创作，在夷王之时。有康叔的遗烈，武公的盛德，凭借母弟的亲情，成就入相的功勋。文公则灭而复兴，迁徙而能富裕。土地既广，诗歌又早作，所以作为变风之首。既然以卫国为首，鄘则是卫所灭。风俗虽然不同，美刺则相同。依据其创作先后，所以鄘在卫之前。周则平王东迁，政治遂微，教化所及，才到郊畿。诗歌创作晚于卫，国土狭于千里，只因为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过于落后于诸侯，所以使其次于卫。郑以史伯的谋略，列为大国。桓公担任司徒，深得周人拥戴。武公夹辅平王，成就大业。有厉、宣的亲缘，有《缁衣》的美名。其地虽狭，既亲且有勋，所以使其次于王。齐则是异姓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的风气，襄公有鸟兽的行为，辞皆怨刺，篇无美者。又因为大师之后，国土仍然广大，所以使其次于郑。魏国虽小，俭而能勤，继承虞舜的旧风，有夏禹的遗化。所以季札观乐，赞美其诗音，说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是明主，所以次于齐。唐者，叔虞之后，虽为大国昭公则五世交争，献后则祸乱多，所以次于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受命，穆公遂霸西戎，终成强国，所以使其次于唐。陈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只因为民多淫昏，国无令主，所以使其次于秦。桧则其君淫恣，曹则小人多宠，国小而君奢，民劳而政僻季札所不讥，国风次之于末，宜哉。豳，是周公之事，想要尊崇周公，使其专有一国，所以次于众国之后，小雅之前。想要兼其上下之美，不是诸国的例子。郑谱王在豳后，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所以如此。诸国的次序，当是大师所定，孔子删定，或许也有所更改。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后歌魏。杜预说：在诗中，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所以不同。杜认为今所定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乡饮酒说：“无算乐。”注说：燕乐也无算数，或间或合，尽欢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访，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

译那遍唱的歌，叫做无数。并不是因为不按次序就称为无算。】郑氏笺音义【笺的本字也作牋，读音同“荐”年反。《字林》说：笺是表明、识记的意思。查考郑玄《六艺论》说：注解《诗经》以毛亨的传注为主，毛亨的意思如果隐晦简略，就再加以阐明；如果有不同之处，就写下自己的意见，以便识别。然而这个题目并非毛公、马融、郑玄、王肃等人所题，相传是雷次宗所题，沿袭使用已久，不敢有所异议。又查考周续之与雷次宗一同师从慧远法师学习《诗经》义理，而周续之解释题目已经如此，又恐怕不是雷次宗所题，疑惑之下不敢明确断定。】疏【正义说：郑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正值后汉桓帝、灵帝之时，注解此书。不说名而说氏，是因为汉朝承继秦朝焚书之后，典籍散见于民间，各家专门以姓氏命名，以显扬其家学，所以凡是作传注训诂的都称氏，不说名。由此而言，毛氏作传，也应当自己记载“毛”字，只是不必冠在《诗经》之上罢了。不然的话，河间献王得到它，怎么知道是毛亨所作的呢？显然毛亨自己说了是毛亨作的。郑玄对于其他经典都称为注，这里称为笺，是因为吕忱《字林》说：笺是表明、识记。郑玄认为毛亨的学问审察完备，遵循并阐发其大义，所以表明毛亨的意思，记识其事，因此特别称为笺。其他经典没有所遵循奉行的，所以称为注。注是著明的意思，是说为之解说，使其义理著明。汉初作传注训诂的，都与经文分开流传，《春秋》三传的文本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书写《公羊传》都没有经文。《汉书·艺文志》说：《毛诗》经文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可见毛亨作诂训，也与经文分开。等到马融作《周礼》的注，就说想要节省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所以完整记载本文。那么后汉以来才开始就在经文之下作注，不知道这首诗引用经文附在传后是谁做的。郑玄的笺，当时原本就在经文和传文之下。那《毛诗》经文二十九卷，不知道合并了哪一卷？从“周南”到“郑氏笺”，总共十六个字，所题写的并非同一时间。“周南·关雎”到第一首诗，国风原本是大司乐所题写的。《诂训传》是毛亨自己题写的，“毛”字是河间献王加上的。《郑氏笺》是郑玄自己题写的。】

译《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 音义

【周南：周，是朝代名称，其地域在《禹贡》雍州的范围内，岐山的南面，在汉代属于扶风郡美阳县。南，是说周的德化从岐山之南首先施及南方，所以《序》说“教化自北向南”。《汉广》的《序》又说“文王的道化施及南国”，就是这个意思。睢，音七胥反。依字，且邉、佳且，音子余反。旁或作“鸟”，故训旧本多作“故”，现在有的作“诂”。音古，又音故。传，音直恋反。（按：“詀故”都是古义，所以两行并列。然而前代儒者多作“诂”解释，而章句中有“故”的说法。郭景纯注《尔雅》则作“释诂”，樊孙等人的《尔雅》本都作“释故”，现在应当随原本，不必改字。）】

疏

【正义说：《关雎》，是诗篇的名称。既然以《关雎》为首篇，于是就用《关雎》作为这一卷的标题。《金縢》说“周公于是作诗来赠给成王，命名为《鸱鸮》”，那么篇名都是作者自己命名的。既然说作诗，又说命名，那就是先作诗后命名。命名篇目的惯例，意义没有固定的标准，多的不超过五个字，少的只取一个字，有的偏举两个字，有的全取一句。偏举则有的取上句，有的取下句；全取则有的取尽，有的有余。也有舍弃篇首，摘取章中的一句话，或者完全舍弃，见文借用外名，根据道理来确定称谓。《黄鸟》显出“绵蛮”的样子，《草虫》舍弃“喓喓”的声音，《瓠叶》取“绵绵”的形状，《瓠叶》舍弃“番番”的状貌。“夭夭”与“桃”名一起举出，“蚩蚩”从“氓”的状貌中被舍弃。《召旻》、《韩奕》则采合上下句，《驺虞》、《权舆》则并举篇末。其中杂乱驳杂，不可胜数。难道古人没有常法吗？为什么立名如此不同呢？因为作者不是一个人，所以篇名没有固定的目次。诂训传，是注解的别名。毛亨认为《尔雅》的创作，多为解释《诗经》，而篇中有《释诂》、《释训》，所以依据《尔雅》的训诂而为《诗经》作传。传，是传通其义。《尔雅》所解释的十九篇，只说“詀训”的，“詀”是古，古今言语不同，通晓它使人知道。“训”是道，道出事物的形貌，来告诉人。《释言》则解释“詀”的区别，所以《尔雅》序篇说“《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不同，是言语。《释训》，说形貌。”那么“诂训”是解释古今不同的言辞，辨别事物的形貌，那么解释的意义，都归结于此。《释亲》以下，都是指着形体而解释其区别，也是诂训的意义，所以只说“詀训”足以总括众篇的目次。现在定本作“故”，因为《诗》说“古训是式”，毛传说“古故也”，那么“故训”就是“故昔典训”，依据“故昔典训”而为传义。】

或当然，毛传不训《序》的，因为分置篇首，义理容易明白，性好简略，所以不为传。郑玄认为《序》下无传，不需要辨嫌，所以注《序》不言笺。《说文》说：“第次也。”字从竹吊，称第一的，说它的次序当一，所以分别先后。

《召南·鹊巢》诂训传第二 音义

【召也是地名，在岐山之南，扶风郡雍县南有召亭。（按：周、召都是周的旧土，文王受命后，赐给二公作为采地。二南的风诗，都是文王未受命时的诗。《周南》十一篇，是先王用来教化的，圣人的深迹，所以系于公旦。《召南》十四篇，是先王的教化，文王所行的浅迹，所以系于君奭。）】

《邶·柏舟》诂训传第三 音义

【郑玄说：邶、鄘、卫，是殷纣王畿内地名，属于古冀州。从纣城向北叫邶，向南叫鄘，向东叫卫。卫在汲郡朝歌县，当时康叔正封于卫，其后代子孙逐渐兼并那两国，混同其地而命名。作者各有所伤，从其本国而区分，所以有邶、鄘、卫的诗。王肃同从。这到《豳·七月》，十三国都是变风。邶，音蒲对反，本又作鄁。《字林》音方代反。】

《鄘·柏舟》诂训传第四 音义

【鄘音容，郑玄说纣都以南叫鄘，王肃说王城以西叫鄘。】

《卫·淇奥》诂训传第五 音义

【郑玄、王肃都说纣都之东。】

《王·黍离》诂训传第六 音义

【王国，是周室东都王城畿内之地，在豫州，现在的洛阳就是。幽王灭亡，平王东迁，政事于是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因为王当国，就像《春秋》称王人。】

《郑·缁衣》诂训传第七 音义

【郑，是国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其地，《诗》谱说：宗周圻内咸林之地，现在京兆郑县是其都城。《汉书·地理志》说：京兆郑县，周宣王弟郑桓公的邑就是。到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随平王东迁于是灭虢、鄫而居之，就是史伯所说的十邑之地，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现在河南新郑就是。在荥阳宛陵县西南。】

《齐·鸡鸣》诂训传第八 音义

【齐，是太师吕望所封之国。其地，少昊爽鸠氏的墟，在《禹贡》青州岱岭的北面，潍淄的野外，都在营丘的旁边。《礼记》说：太公封于营丘，就是。】

《魏·葛屦》诂训传第九 音义

【（按：《魏世家》及《左氏传》说：姬姓国。《诗》谱说：周以封）

译同姓。那地方是虞舜、夏禹建都的区域。位于古冀州，雷首山的北面，析城山的西面，南面靠着河曲，北面渡过汾水。

译唐蟋蟀诂训传第十音义：唐，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所封的国家。其地，是帝尧、夏禹建都的故址。汉代称为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山、恒山的西边，太原大岳的郊野。其南有晋水，叔虞的儿子燮父因此改称为晋侯。到第六代孙僖侯名司徒，沿袭尧帝节俭朴素的遗风教化，但不能用礼制来节制它。因为《诗经》原本就包含风俗，所以称为唐。

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音义：秦，是陇西的一条谷名，在雍州鸟防山的东北。从前皋陶的儿子伯翳辅佐禹治水，有功，舜任命他做虞官，赐姓为嬴。他的末代孙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为周孝王养马，被封为附庸，在秦谷建邑。等到非子的曾孙秦仲，周宣王又任命他为大夫。秦仲的孙子襄公讨伐西戎，救助周王室，周室东迁，把岐山、丰邑的土地赐给他，开始列为诸侯。春秋时称秦伯。崔说：秦在虞、夏、商三代是诸侯，到周朝成为附庸。

陈宛丘诂训传第十二音义：陈，是胡公妫满所封的国家。他的祖先，是虞舜的后代。有虞氏的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武王依靠他的器物用品，以及他神圣祖先的后代，所以把长女嫁给他。他的儿子满于是被封在陈，以作为三恪之一。其地，是伏羲的故址，在古豫州的边界，宛丘的旁边。

桧羔裘诂训传第十三音义：桧，是高辛氏的火正，祝融的后代，妘姓的国家。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山的北边，荥波湖的南边，居住在溱水、洧水之间，是祝融的故址，这是子男爵位的国家，后来被郑武公兼并了。王说：周武王封他在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为桧子。桧原本也写作郐，古音读外。

曹蜉蝣诂训传第十四音义：曹，是武王的弟弟叔振铎所封的国家，爵位为伯，其封域在兖州陶丘的北边，菏泽的郊野，就是现在的济阴定陶。

豳七月诂训传第十五音义：豳，是戎狄的地名。夏道衰微，后稷的曾孙公刘从邰地迁出居住在这里。其封域在雍州岐山的北边，原野低湿之地。在汉代属于右扶风豳邑。周公遭遇流言的祸难，居住在东都，思念公刘、大王作为豳公为民事忧虑操劳，借此叙述自己的志向而作《七月》。《鸱鸮》这首诗，成王醒悟后迎接他，以致天下太平。所以太师叙述他的诗作为豳国的风诗。

小雅音义：从《鹿鸣》到《菁菁者莪》，共二十二篇，都是正小雅。六篇已经亡失，现在只有十六篇。从这里到《鱼丽》十篇，是文王、武王的小雅。先写文王治理内政，后写武王治理外务。宴饮慰劳嘉宾，亲近和睦九族。事情不算隆重，所以称为小雅。都是圣人的事迹，所以称为正。

鹿鸣之什诂训传第十六音义：什，音十。什，就像五等诸侯，有诗各系于其国，举周南就题《关雎》。至于王者施行教化，统辖四海，歌诗的创作，不止一人，篇数既多，所以以十篇编为一卷，命名为什。

南有嘉鱼之什诂训传第十七音义：从这里到《菁菁者莪》六篇都亡失了，其中三篇是成王、周公的小雅。成王有雅正的名声，公有雅正的德行，二人协同辅佐以致天下太平，所以也并列为正。

鸿鴈之什诂训传第十八

节南山之什诂训传第十九音义：从这里到《何草不黄》共四十四篇，前代儒者申培、毛亨，都认为这是幽王时的小雅；郑玄认为《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厉王时的小雅。汉朝兴起之初，师承改变了篇次，毛亨作诂训，因此更改了它们的次序。

谷风之什诂训传第二十

甫田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一

鱼藻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二

大雅音义：从这里以下到《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正大雅，依据兴盛隆昌的时代而推演次序天命，向上称颂祖考的美德，都是国家的大事，所以称为正大雅。文王到《灵台》八篇是文王的大雅，《下武》、《文王有声》二篇是武王的大雅。

文王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三

生民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四音义：从《生民》到《卷阿》，八篇是成王、周公的正大雅。

荡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五

周颂音义：周颂三十一篇都是周室太平、德泽广被、彰显成功之乐歌。命名为颂，颂就是诵、容，歌诵盛德，叙述太平的容貌，用这些至美之事告于神明，都是成王、周公时所作。

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

臣工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七

闵予小子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八

鲁颂音义：鲁，是周公的儿子伯禽所封的国家。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成王留他辅佐朝政，而封伯禽。其封域在《禹贡》徐州蒙山、羽山的郊野。十七世到僖公，正值周惠王、襄王之时，能够尊崇伯禽的法度，对外征伐淮夷，对内修明德教，国人赞美他。于是国卿季文子请求周王室，派史克作颂四篇。孔子删诗收录它们，是因为周公有致太平的功勋，成王命令鲁国郊祭使用天子礼乐，所以取鲁颂而等同于王者之后。

駉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