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文录卷之三

译这并非用来向世俗求取理解的方法。现在把它附在其中，却担心民间因为这不是日常通行的做法，认为它不切合实际，又看到其中的道理难以理解，于是连同那些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容易理解的内容也一并抛弃了。朱文公的《家礼》之所以没有涉及射礼，或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希望您能再斟酌裁夺。令先公的墓表已经刻成，没有违背约定。只是我之前处于繁杂冗务和忧病之中，近来咳嗽的毛病又严重发作，希望能再宽限一些时日。施、濮两位先生理解力非常敏捷，但既然已经经过炉火的锻炼，那么进一步锤炼就容易了，从此更加磨砺他们，我预见他们成功会很快。书院刚刚建成，想为各位学生选择老师，这确实是盛德之事。但刘伯光因为家事催促回家，魏师伊的兄长恰好有公务，匆忙前往查看。何廷仁近来也回家探亲，只有黄正之还留在书院，他的意思是，登上讲坛讲学，不是我谦之亲自承担就不行。可以等到事情安定后，再与两三位志同道合的人一同拜访，从而连续停留十天半月，互相切磋砥砺，即使发挥匡正辅助的辛劳，也是我所不推辞的。关于祠堂中位次以及祔祭的道理，往年曾与徐曰仁详细讨论过，曰仁曾经记下大概，现在让他抄录一份呈上供您阅览，以备采纳选择。有人问：朱文公《家礼》中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位都向西，依次向东排列，心里确实感到不安。阳明先生说：古代庙门都朝南，神主都朝东，合祭的时候，昭辈迁主列在北窗下，穆辈迁主列在南窗下，都统属于太祖朝东的尊位，所以向西依次向东排列。现在祠堂的制度既然不同于古代，又没有太祖朝东的统属，那么向西排列的说法确实有所不安。问：那么现在应当怎样？答：礼以顺应时势为最大，如果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那么适宜让高祖朝南，而曾祖、祖父、父亲东西分列，席位都稍微降低而不正对，似乎更符合人心安宁。我曾见过浦江郑氏的祭祀，四代祖先都不同席，高祖夫妇朝南，曾祖、祖父、父亲的男性都朝西，女性都朝东，各自依照世次稍微后退半席，对于男女的区别、尊卑的等级，两方面都处理得当。现在我家也这样实行，只是担心民间厅堂大多浅窄，而且器物也有所欠缺，所以不能普遍推行。又问：没有后代的祖先祔祭在自己的子侄之下，固然可以列在下面了。如果在祖宗同辈中，应当怎样祔祭？阳明先生说：古代大夫设三座庙，不及高祖了；适士设两座庙，不及曾祖了。现在民间得以祭祀高祖、曾祖，大概也是顺应人情的极致例子。按古代制度来说，这已经是僭越了，何况是同辈中没有后代的呢？古代士大夫没有儿子就为他立后，没有后代的情况很少。后来世人情淡薄，才开始有抛弃贫贱者而不继承的。古代所说的无后，都是夭折的子女之类。《祭法》说：天子向下祭祀夭折的五代，即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向下祭祀三代，大夫两代，适士和庶人只祭祀儿子为止。那么无后的祔祭都属于子孙辈。现在民间既然得以假借四代的祭祀，根据义理发起，即使涉及弟侄也可以了。往年湖湘一带一个士人家庭，有曾伯祖和堂叔祖都贤德而没有后代，想为他们立嗣则族人不同意，不想祭祀又想到他们的贤德有所不忍。去问某某说：不祭祀已经二三十年了，现在追认立嗣，情势上行不通了。如果在士大夫家中，自然可以依据古代族厉的义理，在春秋两次社祭的次序中，特别设立一次祭祀，凡是族中无后且亲近的，各自依照昭穆的次序，配享祔祭，在义理上也是可以的。

译三 【丙戌年】

您的信及时收到，足以慰藉我离群索居的孤寂。信中附带了《论语》的讲义，明白痛快，足以阐发朱熹注疏所未能尽述之处。学生们听了，应当会油然而生敬仰之心。后世人心沉沦，祸乱相继，都是由于这门学问不明之故。只要将这门学问的根本处指点透彻，使人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立身立命的本源，不假外求，就像树木有根，枝叶自然茂盛通达，自有不可抑制的生命力。那么所谓“悦乐而不愠怒”的境界，都不待言说就能明白。书院记文整饬严谨、精确，迥然不同于众人，都是直接写出胸中的真实见解，一扫近世儒者因袭模仿、雕饰文辞的习气，不只是空泛之作。我近来却觉得“良知”二字日益真切简易，早晚与朋友讲习，只是发挥不出这两个字的深意。因为这两个字人人本自具有，所以即使是最愚笨下等的人，一提点就能省悟。如果推究到极致，即使是圣人和天地也不能没有遗憾。所以说这两个字穷尽劫数也不能说尽，世俗儒者还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足以穷尽大道，只是未曾真正体认罢了。近来有位乡绅嘲笑我讲学的人说：“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说：“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近来谦之对这两个字的体认比过去又如何了？没有机会当面请教，以快慰我渴慕的心情。正之离去时应当能大致表达我的怀抱，不能一一详述。后世的大患，完全是士大夫用虚文互相欺骗，全然不知有诚心实意，流毒积习成风，即使有忠信的资质，也会在其中迷溺，自己不觉。因此，作为儿子就不孝，作为臣子就不忠，流毒煽动祸乱，百姓的动乱，还不知道会达到什么地步。现在想要挽救，只有返璞归真，这才是对症的药方。所以我们今天用功，务必在切近内心，删削繁文，才能做到。想要切近内心，删削繁文，也不是草率能做到的，必须讲明“致良知”的学问。我常对同志说这些，不知道谦之以为如何？讲学之后，希望您时常提及。

四 【丙戌年】

正之回来详细谈论政教的善政，勤勤恳恳，开导诱导来学的人，毅然以弘扬此道为己任，我的喜悦庆幸之情如何可言？前信所说虚文相诳的话，只是感慨后世儒者沉溺于词章，雕琢文字以迎合世俗、窃取名声，即使是贤能智慧的人也不能避免，而其流毒之深，如果不是像谦之这样有根器力量的人，是不能挽回的。而谦之却仍然谦逊，想要以猛省来减少过错，这正是谦之之所以不可及的地方。欣喜赞叹！欣喜赞叹！在学术断绝、道义沦丧之后，如果有兴起向慕之心，那么这些学者都可以成为同志，不必斤斤计较地要求完全符合于此，用来待人是可以的。但如果在我自己立身立命的根本处，则不容有丝毫的差错。道只有一个，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释家之所以为释家，道家之所以为道家，百姓日用而不知，都是这个道，难道有二吗？古今学术的真伪邪正，就像碔砆与美玉一样，有迷惑终身而不能辨别的人，正是因为这个道没有二致，而其变化不拘，充满无间，纵横颠倒，都可以推演而通达。世上的儒者各自依据一偏之见，又用比拟效法之功来修饰，用章句假借之训来文饰，他们的习熟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这就是他们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终身沉溺而不醒悟的原因。然而毫厘之差，却导致千里之谬，如果不是真有求为圣人之志，而从事于惟精惟一的学问的人，是不能得其受病之源，而发现其神奸之所由伏的。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也曾陷溺其中几年，怅怅然自以为是的。赖天之灵，偶然悟于良知之学，然后后悔以前所做的，本来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力劳苦、日益拙劣。十余年来虽然痛自洗剔创艾，但病根深痼，萌芽时常生出，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如舟之得舵，虽然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且能免于倾覆。旧习之溺人，虽然已觉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如此艰难，又何况沉溺而不悟，日益加深的人，又将何所抵极呢？以谦之的精神力量，又已有觉于良知，自当如江河注海，沛然无复能有为之障碍了。默成深造之余，必有日新之得，足以警发昏惰的人，便间不惜，恳切地告知我。

五 【丙戌年】

张、陈两位学生来恰逢我回余姚祭扫，于是来不及相见，实在辜负了深情。随事体认天理，即是戒慎恐惧的工夫，认为尚隔一尘，是为世人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的人说的罢了。如果致良知的工夫明，那么此语也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来信以为恐主于事者，盖已深烛其弊了。寄示甘泉《尊经阁记》很好很好，其间大意也与区区《稽山书院》之作相同。《稽山书院》之作，向尝以寄甘泉，自谓于此学颇有些微发明。现在甘泉却说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自觉之颣，则似急于立言而未……

译闲暇时细细体察我的本意。后世学术之所以不明朗，并非因为后人的聪明才智和见识不如古人，大多是因为争胜之心作祟，不能采纳别人的优点而谦居人下，明明知道对方的学说已经正确了，却还要另立一说以显示自己更高明，因此学说越多，迷惑人的程度就越深。如今学术之所以不明朗，致使后学者无所适从，白白招致人们众多非议的，都是我们这一派人互相争胜的罪过。现在良知的学说，已经将学问的根本说得十分透彻，只要大家去除争胜之心，致力于共同阐明此学，根据每个人的资质限度，以此循序渐进地善意诱导，自然应当各有所成。如果只想自立门户，对外假借捍卫道统的名义，对内实行争胜的实质，不顾正学因此更加荒废，人心因此更加迷惑，结党营私、攻击异己，掩盖短处、争辩长短，只是用来成就自私自利的图谋，仁者之心是有所不忍的。甘泉先生的本意未必出于此，我因事感触，就随意提及，大概当今讲学的人大多犯这种毛病，在我身上或许也不能完全避免，但我不敢不严厉地自我克制和整治。不知您意下如何？

译○回复友人 【丙戌年】

君子的学问，务必只求在于自身罢了。毁谤、赞誉、荣耀、耻辱的到来，不仅不因此动摇内心，反而将其作为切磋琢磨、磨砺心性的凭借。所以君子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能自我满足，正是因为他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在做学问。如果听到赞誉就欢喜，听到毁谤就忧戚，就会在外物上惶惶不安，觉得时日不够用了，这怎么能成为君子呢？往年皇帝在留都（南京），身边的人纷纷在武庙（指皇帝）前谗毁我，当时灾祸难以预料，同僚们都感到危险恐惧，说众人的猜疑像这样，应该想办法自我辩解。我说：“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只求相信自己罢了。我正忙着追求自我信任还来不及，哪有闲暇去求别人相信自己呢？”我与您（执事）是世交，您的心意，我向来能够信任，然而却像这样来询问我，难道也是还有不能自我信任的地方吗？虽然如此，您的心意，又有什么不能自我信任的呢？至于防范之外、意料不及的情况，像校人对子产那样，又怎么能保证一定没有呢？那么您恳切地向我询问，本来就是君子严格自律的表现，应该像这样。从前有个楚国人寄宿在朋友家里，他的仆人偷了朋友的鞋子回来，楚国人不知道。恰好派仆人去集市买鞋，仆人私吞了买鞋的钱，把偷来的鞋拿来交差，楚国人也不知道。后来朋友来拜访，看见自己的鞋穿在楚国人的脚上，非常惊骇地说：“我本来就怀疑他，果然偷了我的鞋！”于是与他断绝了交往。过了一年事情败露，朋友登门向楚国人悔恨道歉说：“我不能了解您，却错误地怀疑您，这是我的罪过，请像当初一样做朋友。”现在您被人怀疑，有没有这回事，我都不知道。即使真的有这回事，又哪里损害了您的自我信任呢？不等过一年，我就看见有人登门向您悔恨道歉了。希望您更加自我信任不要懈怠，本来就会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在做学问，也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能自我满足了。

○回复友人问 【丙戌年】

问：自古以来的儒学先贤，都将“学、问、思、辩”归属于“知”，而将“笃行”归属于“行”，分明是两截不同的事。现在先生唯独说“知行合一”，不能没有疑惑。

答：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凡是称作“行”的，只是实实在在地去做这件事。如果实实在在地做“学、问、思、辩”的功夫，那么“学、问、思、辩”也就是“行”了。“学”是学习做这件事，“问”是询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考辨析做这件事，那么“行”也就是“学、问、思、辩”了。如果说先进行“学、问、思、辩”然后才去“行”，那么怎么能在悬空先进行“学、问、思、辩”的时候去“行”呢？又怎么去做一个“学、问、思、辩”的事呢？“行”中明白觉察、精细考察的地方就是“知”，“知”中真切笃实的地方就是“行”。如果“行”而不能精细考察、明白觉察，就是盲目行动，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一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就是空想，就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一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凡是古人说“知行”，都是就一个功夫上为了补救偏颇、纠正弊病而言的，不像今人截然分成两件事来做。我现在说“知行合一”，虽然也是针对当今时弊补救偏颇而言，但“知”与“行”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你们只要实实在在地在身心上体察践行，当下自然就能明白。现在却只从言语文字的意义上去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越说越糊涂，这正是不能“知行合一”的弊病罢了。

陆象山论学与朱晦庵大有同异。先生曾经称赞陆象山在学问的根本处见得直截分明。现在看陆象山的论述，却有说学问有讲明，有践履；以及把“致知格物”作为讲明的事，这与朱晦庵的说法没有不同，反而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有所不同。为什么呢？

答：“君子的学问，哪里有心去追求相同或不同？只求正确罢了。我对陆象山的学问，有相同的地方，不是苟且地赞同；有不同之处，自然不掩盖它的不同。我对朱晦庵的论述，有不同之处，不是刻意追求不同；有相同之处，自然不损害它的相同。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子、孟子同处一堂，就他们所见的偏颇与全面而言，他们的议论断然也不能都相合；但总之，不损害他们同为圣贤。如果后世论学的人，完全是党同伐异，被私心和浮气所驱使，把圣贤的事业当作一场儿戏看了。”

又问：“‘知行合一’之说，是先生论学最要紧的地方。现在既然与陆象山的说法不同了，请问它们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答：“知”与“行”原本是用两个字来说明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必须用这两个字才能说得完全无弊病。如果在根本处见得分明，看见原本是一个根本，那么即使把“知”与“行”分开来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时，开始或许不便融会贯通，最终所谓“百虑而一致”了。如果在根本处见得不分明，原本看作两个了，那么即使把“知”与“行”合起来说，也恐怕最终没有契合的地方。何况又分成两截去做，那么从头到尾更没有着落之处了。

又问：“‘致良知’之说，真是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也不会疑惑的吗？陆象山已经在根本处见得分明，为什么在这里还有不同？”

答：“致知格物”，自古以来的儒者都沿袭这样说，所以陆象山也就沿袭得来，不再置疑罢了。但这毕竟也是陆象山见得不够精微的地方，不可掩盖。

又说：“‘知’中真切笃实的地方，就是‘行’；‘行’中明白觉察、精细考察的地方，就是‘知’。如果在‘知’的时候，内心不能真切笃实……”

译如果只讲“实”，那么认知就不能明觉精察；并不是在认知的阶段，只要明觉精察，就不需要真切笃实。在实践的时候，内心如果不能明觉精察，那么行为就不能真切笃实；并不是在实践的阶段，只要真切笃实，就不需要明觉精察。了解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心体原本就是这样的；参与并知晓万物创始的开端，心体原本也是这样的。

译分别离去，忽然已过三个月。平日常常思念，便与学生们私下感慨叹息。计算归程所及，此时应当早已到家了。太夫人康健强壮，家眷们平安无事。渭南的风景，应当与柴桑没有不同。而元善的见识情趣，则又有超出陶渊明之处了。最近收到中途寄来的信，读后，恍然如同见到你的面容。勤勤恳恳，只以能听闻大道为喜，以急切问学为事，以恐怕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为忧。洋洋千数百言，几乎没有一个字涉及得失荣辱之间。这不是真有朝闻道夕死之志的人，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啊。欣慰喜悦之情如何？学生们传递观看传诵，相互赞叹仰慕钦佩，因而振奋兴起的人很多啊。世上那些高傲超脱之士，舍弃富贵，轻视利害，抛弃爵位俸禄，决然长往而不顾的人，也都有。他们或许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寄托情思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许奋发于意气，感激发愤于郁结，沉溺于嗜好，依赖外物来相胜，因此舍弃那些选取这些，然后才能达到。他们之所以既疲倦意乱，心郁情遂，事情变化则忧愁悲苦随之产生。果真能舍弃富贵，轻视利害，抛弃爵位俸禄，快乐终身，无处不自得吗？只有有道之士，真正见到其良知的昭明灵觉，圆融洞彻，广阔无垠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没有一物能成为太虚的障碍。大概我的良知本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身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条理细密明察，本自深厚渊博如泉涌而适时流出。本没有富贵可羡慕，本没有贫贱可忧虑，本没有得失可欣喜悲戚，爱憎可取舍。大概我的耳朵，如果没有良知，就不能听了。又哪里有聪敏？眼睛如果没有良知，就不能看了。又哪里有明察？心如果没有良知，就不能思考与觉知了。又哪里有睿知？那么又哪里有宽裕温柔呢？又哪里有发强刚毅呢？又哪里有斋庄中正，条理细密明察呢？又哪里有深厚渊博如泉涌而适时流出呢？所以凡是羡慕富贵，忧虑贫贱，欣喜悲戚得失，爱憎取舍之类，都足以遮蔽我聪明睿知的本体，而阻塞我渊泉时出的作用。像这样的，如同明亮的眼睛中蒙上尘沙，聪敏的耳朵中塞入木楔一样。其疾痛郁结，必将迅速去除才痛快，怎么能忍于时刻呢？所以凡是有道之士，对于羡慕富贵，忧虑贫贱，欣喜悲戚得失，而取舍爱憎，如同洗去眼中的尘，拔出耳中的楔。对于富贵贫贱得失爱憎的相遇，如同飘风浮霭在太虚中往来变化，而太虚的本体，本来常广阔无碍。元善今天的造诣，大概接近于此了吧？这难道是依赖外物来相胜，舍弃那些选取这些，激昂于一时意气的人，所能勉强装出声音笑貌来做的吗？元善自爱，元善自爱。关中自古以来多豪杰，其忠信沉毅的素质，明达英伟的器量，四方之士，我见的也很多了，没有像关中这样兴盛的了。然而自从张载之后，此学不讲，或许也与四方没有不同了。从此关中的士人有所振奋兴起，将他们的文艺归于道德，改变他们的气节为圣贤之学，必将从我元善兄弟开始啊。今天的归来，说天没有意旨吗？说天没有意旨吗？元贞因病来不及写别简，大概心同道同而学同，我所告诉他的，也不能有其他说法了。明白它，明白它。

五月初收到苏州的信，后月恰逢王驿丞离去，匆匆曾附短启。那时私下估计行旌到家，必定已经很久了吧。这个月三日，我的门子回复领取手教，才知道六月还留在汴城。世途的险涩难料，常常如此啊。贱躯入夏咳嗽发作，加上毒暑大旱，舟楫无处可去。每天与两三个学生在池旁小阁中讲习休息，每当提到贤昆玉，就喟然兴叹而已。邵中今年的旱灾，比往年更严重，河渠曾蒙开浚的，百姓都得到灌溉之利，相互啧啧追颂功德，然而已经控诉呼吁不及了。那些奸妒小人，号称士类的，却独自谗嫉排挤构陷，无所不至，连细民都不如，又为什么呢？又为什么呢？侍奉双亲之余，兄弟和谐奏乐，切磋讲习，应当日益深造了。乡里的英俊相从论学的有几人？学绝道丧，已经几百年了。居今之时而苟知趋向，这正是所谓空谷之足音，都是今天的豪杰了。方便时告知我，私下曾喜欢晦翁涵育熏陶之说，认为今时朋友相处，必有此意，而后彼此交益。近来一两个同志与人讲学，却有规砺太刻，遂相愤戾而去的，大抵都不免于以善服人之病啊。楚国宝又忧愁离去，子京诸友也不能急切相会，一齐众楚，道之不明啊。我知道了。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至诚而不能动人的，未曾有过。不是贤昆玉，谁足以与此相语呢？其余世情真如同浮虚之变态，想必不是元善所屑闻的，于是不一一提及。

译丙戌日

译惠远来信收到，得知你咳嗽之疾尚未痊愈，担忧挂念之情极为深切，我深感愧疚与感激。食用生姜过多，确实不适合东南地区的气候，这不过是一时权宜的急救药方罢了。近来有一位朋友改用贝母，服用后也颇有效验，但终究不如来信中所说的养生之法，能拔除病根，这才是切中根本的见解。然而，这不仅治病如此，做学问的功夫也应当如此。承蒙告知你立志更加坚定，认为圣人必定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兢兢业业地常在事务中磨炼自己，作为朋友之间，厌烦之心比以前稍少，我欢喜庆幸到了极点。你又说圣人的学问不能没有循序渐进的积累，意思也很切实。中间引用尧、舜、文王、孔子、老子等人的说法，阐发《志学》一章的含义，足以知道近来你进修不懈。身处官职烦扰之中，却能精思力究到如此程度，这是同辈人所不及的。然而，这在于我的明德，自然应该以此意振奋精神，砥砺意志，这就够了。如果一定要这样逐节分疏引证，将其作为圣人进道的一定阶梯，又接连摘取几位圣人纸上的陈述，纳入这一款条例之中，比如以尧试用鲧为未能不惑，子夏启发孔子为未能耳顺之类，这就还有比拟牵强的弊病。以此论述圣人也必定由学习而达到，虽然有所阐发，但其阶梯高悬难及，反而让人觉得高远深奥，而未见其为人都可以学习，还不如最后一段所说，达到极致而不逾越规矩，也不过是从这志向不止所积累而不逾越之上，也必定有学问可以进步。圣人难道截然与人不同吗？又说：“善，是圣人的本体。损害这善的，只是人欲罢了。人欲是我本来没有的，去除这本来没有的人欲，那么善就在我身上，圣人的本体就完整了。圣人没有多余，我没有不足。”由此可知圣人必定可以学习。然而，如果没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也就不能有所成就。只像这样论述，自然是亲切简易，以此开导启发后来的学者，足以使他们兴起向学之心了。如果像前面的说法，未免使柔弱胆怯的人畏缩而不敢承担，高明的人好高骛远而向外追逐，不能没有弊病。圣贤留下的训诫，本来就有书本不能尽言，言语不能尽意的情况，凡是阅读经书，关键在于致我的良知，取其有益于学问罢了，那么千经万典，无论怎样颠倒纵横，都为我所用。一旦涉及拘泥执著和比拟，反而被其束缚，虽然或许有独特见解和妙诣开发的益处，一时不无好处，但“意必”之见潜流潜伏，大概有反而遮蔽良知而自己不觉知的情况了。你说“善是圣人的本体”，意思固然已经好善，即是良知。说良知，则使人尤为容易明白，所以我近来有“心之良知是谓圣”的说法。其中又说：“人做学问，求尽乎天而已。”这明德的意思，本欲合天人而为一，却未免反而分离为二了。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即是天，说心，那么天地万物都包含在内了。而且亲切简易，所以不如说“人做学问，求尽乎心而已”。关于知行合一的回答，大体切实明白，辞气也平和，有足以启发人的地方。只是《贤一书》见识大有进步，偶尔有语病，就是前面所说的“意必”之见潜流潜伏所造成的毛病，现在既然已经照破，久了自然融会消释了。以“效”解释“学”的说法，凡是字义难以通达的，就用一个字义相近且容易明白的字来解释。如果现在“学”字的意义本来自己明白，不必解释，现在就用“效”解释“学”，用“学”解释“效”，都没有不可，不必有所拘泥执著。但“效”字终究不如“学”字浑成自然。顺着本性而行，那么本性就叫做道；修养道而学习，那么道就叫做教。说“修道之为教”可以，说“修道之为学”也可以。从道显示给人没有隐藏的角度来说，道就叫做教；从功夫修习没有违背的角度来说，道就叫做学。教也好，学也好，都是道，不是人力所能为的。知道这一点，那么又何必需要解释呢？《学记》因病未能动笔，等以后方便时再写。

○与王公弼 【丙戌年】

来信比旧时所见更有进步，可喜，可喜。中间说抛弃富贵与轻视违背父兄的命令，只是一件事。应当抛弃富贵，就抛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应当听从父兄的命令，就听从父兄的命令，也只是致良知。其间权衡轻重，稍有私意夹杂在良知中，便自然不安。凡是认贼作子的，是因为不知道在良知上用功，所以有此弊病。如果只在良知上体认，所谓虽然不中，也不远了。

二 【丁亥年】

老年得子，实在出乎意外。承蒙相知相爱，思念勤勉如此，又加上厚重的礼物，感激愧疚之情何能承受？两广的战事，在积衰久病之余，怎能承受？已经上奏辞免，只是不知道能否得到允许罢了。来信提醒良知的说法，很好，很好。所说的困勉功夫，也只是提醒功夫，未能纯熟，须加入一倍百倍的努力，然后才能没有间断，并不是在提醒之外另外有一段困勉的事情。王汝止久候不至，得知他家事稍有空闲，就必须速请他一来。这里也有一二件事想与他商量，不可再拖延了。

○答欧阳崇一 【丙戌年】

崇一来信说：“老师曾说德性的良知

译良知并非来源于听闻和见闻。如果说要多听并选择其中好的然后去实行，多看并记住它们，这就只是专门在听闻见闻的末节上寻求而已，落入了次要的地位。”我私下认为，良知虽然不因为听闻见闻而产生，但学者的认知却常常不因为听闻见闻而触发。拘泥于听闻见闻固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功用。今天说它落入次要地位，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以听闻见闻为学问的人而言的。如果推致自己的良知并在见闻中寻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了，您觉得如何？

译良知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但见闻没有不是良知的作用的，所以良知不滞留在见闻上，也不离开见闻。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知识了。所以致良知是学问的根本，是圣人教导人的第一要义。现在说专门在见闻的末节上寻求，就是失去了根本，落到了第二要义上。近来同道中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有致良知的说法，但其中功夫大多含糊不清，正是缺少这一门。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根本得当。如果主意根本专门以致力良知为事，那么凡是多闻多见，没有不是致力良知的功夫。大概日常之间，见闻应酬，虽然千头万绪，没有不是良知的发用流行。除了见闻应酬，也没有良知可以致力了。所以只是一件事。如果说“致力良知而在见闻上寻求”，那么语意之间未免分为两件事。这种专门在见闻末节上寻求的做法，虽然稍有不同，但其为没有得到精一的要旨，则是一样的。多闻选择好的去跟随，多见而记住它，既然说选择，又说记住，其良知也未尝不运行在其中，但其立意专门在多闻多见上，选择记住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崇一在这些地方见解得当已经明白，今天的提问，正是为了在同道中阐发此学极有益，但语意不够清晰，那么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不容不精细考察。

来信说：“老师说系言伺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遵循天理，没有别的思虑。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只是要恢复它的本体，不是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了。学问的弊端，大抵不是沉溺空虚守持寂静，就是安排思索。德辛壬年，犯前一种毛病，近来又犯后一种毛病。但思索也是良知的发用，它与私意安排的，有什么区别？恐怕认贼作子，迷惑而不知道。”

我说：睿睿作圣，心的功能就是思，思就能得到，思可以缺少吗？沉溺空虚守持寂静，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丧失良知是一样的。良知是天理昭明灵觉的地方，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发用，如果是良知发用的思，那么所思没有不是天理的。良知发用的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也自然能知道。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劳扰，良知也自然会分别。大概思的是非邪正，良知没有不自知的，所以认贼作子，正是因为致知的学问不明，不知道在良知上体认罢了。

来信又说：“老师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可不把事情做完，不可不加强培养，却是分为两件事了。”我私下认为，觉得精力衰弱不足以完成事情，是良知；宁可不把事情做完且加强休养，是致知。怎么却分为两件事？如果事变到来，有事势不容不完成，而精力虽然衰弱，稍加鼓舞也能支持，那么持志以帅气就可以了。然而言动终究没有气力完成事情，那么困惫已经非常严重，不几乎暴殄其气了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没有不知道，但有时迫于事势，怎么能顾精力？有时困于精力，怎么能顾事势？怎么办才好？

宁可不把事情做完，不可不加强培养的意思。暂且对初学者这样说，也不无益处。但看作两件事，就有病痛在。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的学问终身只是集义一件事。义，是适宜。心得其适宜叫做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得其适宜了。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应酬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活则活，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力良知以求自谦而已。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划力量所不及，而勉强知识所不能的，都不能算是致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为违背扰乱其所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用来致力良知的。如果说“宁可不把事情做完，不可不加强培养”，也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在其中爱憎取舍，所以把完成事情自作一件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件事，这便有内非外的意思，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不要求于气的毛病，便不是致力良知以求自谦的功夫了。所说鼓舞支持完成事情，那么困惫已经非常严重，又说迫于事势，困于精力，都是把作两件事做了，所以有这些。凡学问的功夫，一则诚，二则伪。凡这些，都是致良知的意思，欠诚一真切的缘故。《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就叫做自谦。曾见过恶恶臭、好好色而需要鼓舞支持的吗？曾有过完成事情那么困惫已经非常严重的吗？曾有过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的吗？这可以知道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来信又有说：“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被

译（若心中存着防备他人欺诈的念头，）一旦察觉，便自然陷入了猜忌和揣测。猜忌欺诈本身就是欺诈，揣测他人不诚信本身就是不诚信。被人欺骗却又未能察觉，这也不是真正的觉察。不猜忌、不揣测却能常常预先觉察，这难道只有良知清澈明亮的人才能做到吗？然而，在毫厘忽微之间，那些看似觉察却实际上迎合了欺诈的人，实在太多了。不猜忌、不揣测而能预先觉察，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人专门以猜忌欺诈、揣测不诚信为心思，从而自己陷入欺诈与不诚信的境地；又有那些不猜忌、不揣测的人，却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被别人欺诈，所以才说了这样的话。这并不是教导人们以此种心态存心，专门想要预先觉察别人的欺诈与不诚信。如果以此种心态存心，那就是后世猜忌险恶浅薄之人的行为了，仅仅这一念头，就已经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了。不猜忌、不揣测而被人欺骗的人，尚且还不失为善人，只是不如能够致其良知而自然预先觉察的人更为贤德罢了。崇一说“只有良知清澈明亮的人”，大概已经领会了其中的主旨。然而这也只是聪明领悟所达到的程度，恐怕还未切实体验。良知的存在于人心，贯穿万古，充塞宇宙，没有不同之处。不思考就知道，永远平易却能知晓危险；不学习就能做到，永远简单却能知晓阻碍。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天尚且不违背，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所谓“背离觉察而迎合欺诈的人”，这是虽然不猜忌别人，但或许未能做到不自欺；虽然不揣测别人，但或许未能做到真正自信。这是或许常常存有求取预先觉察的心思，而未能常常自我觉察。常常存有求取预先觉察的心思，就已经流于猜忌和揣测，足以遮蔽自己的良知了。这就是背离觉察而迎合欺诈之所以难免的原因。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未曾担忧别人欺骗自己；常常不自欺其良知，自己未曾担忧别人不信任自己；常常自信其良知，自己未曾追求预先觉察别人的欺诈与不诚信，只是常常致力于自我觉察其良知罢了。所以，不欺骗则良知没有虚伪而真诚，真诚就光明；自信则良知没有疑惑而光明，光明就真诚。光明与真诚相互滋生，所以良知常常觉察、常常照耀。常常觉察、常常照耀，就像明镜高悬，事物到来，自然不能隐藏其美丑。为什么呢？不欺骗而真诚，就没有地方容得下欺骗，如果有欺骗，就能觉察；自信而真诚，就没有地方容得下不信任，如果有不信任，就能觉察。这就叫做“平易能知晓危险，简单能知晓阻碍”。子思所说的“至诚如同神明，可以预先知道”，也是这个道理。然而子思说“如同神明”，说“可以预先知道”，还是分作两件事来说，这是推论思考真诚者的功效，还是为那些不能预先觉察的人所说的。如果就至诚而言，那么至诚的妙用，就叫做神明。不必说“如同神明”，至诚就是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说“可以预先知道”了。

译二 【丙戌年】

正之等友人落第归来，详尽讲述了在京师与我交往的详情，得知近年虽身处仕途纷扰之中，但学问功力毫无退步，这实在很难很难。孙仓官来访，收到他自责切切的来信，另附纸论学数条，都有卓越的定见，不仅没有退步，而且大有进步，我欣喜庆幸到了极点。文蔚的疑惑，确实不算过分。孟子说“自身具备才叫作信”，如今我未能自身具备，就是未能自信，难怪文蔚不能相信我。于是劳烦崇一逐一为我辩解，这让我深感惭愧，但又不敢完全认为崇一的辩解只是口舌之快，只是对我而言，也不能一一完全符合崇一的解释，因此不能不感到惭愧，所以不敢不自我勉励。心文蔚天资深厚，他平日的学问功夫我不敢说完全正确，但他确实是实在有志向求学的人，与近来那些只崇尚口头言论、表面迎合行为违背却安然自处的人相比，相差甚远。前次承蒙他来访，可惜因公务缠身不能久留，只在文字义理间草草谈说，我内心想要表达的略未能稍加体现，他走后我深感懊恼。良知之说，近来朋友多有讲论，一两年尚且迷惑不定的人，文蔚开口便能相信，这确实是他资质超越常人，只是见得尚浅，未能透彻达到如有所立卓然独立的境界，因此难免还被旧见旧闻所遮蔽。然而他胸中渣滓极少，又已识得此根本，加之笃信好学如此，最终不担心他不能透彻。因咳嗽正发作，加上人事纷杂，无暇写信，所以迟延。孙仓官久候。

三 【丁亥年】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未时得一子，如今已过百日，或许可望长大成人。北上的说法，确实有此事。圣上恩重如山，我愿粉身碎骨以报。如今即位六年了，只因有急于求进的嫌疑，未能一次叩首拜见。门下廷臣之心，确实局促不安。近日又有召命，哪有谢恩之礼要等君父催促才行的？只是我咳嗽之病正重，揣度人情，恐怕病势稍有好转，终究应当前往。来信所谓“如此人情，如此世道，何处着脚”，凡是同党所见略同。千里之外拳拳挂念，怎敢忘记？怎敢忘记！道不能施行，我已经知道了。我这点心意，固然不敢先存有意，但必然也有不容自己停息的地方。

四 【丁亥年】

远劳问候，恩惠使我深感惭愧。两广的任职，岂是病废之人所能胜任？但事势又似乎难以回避，等恳辞的奏疏下达后，再图谋进退。您谈到持志养气，很好。放纵意气，也只是不能持守志向罢了。佛教轮回变现的理论，也不必去幽深隐秘处寻求。今人不能常见自己的良知，一天之间，此心忽然变成夷狄，忽然变成禽兽，忽然趋向悖逆之路，忽然流浪于贪淫之海，不知经历了几番轮回，多少变现，只是人不自觉罢了。佛教言语，多有玩弄精神的，大抵应当在游方之外寻求，得其意而已。淫声美色的比喻，也是儒家作好作恶之处，正须勘破这些病痛，才能见到廓然大公的本体。

○答聂文蔚 【丙戌年】

春天间远劳迂回路途，枉驾光临，这份情谊怎能承受？非常想挽留您十天，稍效我浅陋的见解，以求切磋之益，但因公务俗务牵绊，势所不能，分别离去时极感懊恼，如有所失。忽然承蒙书信惠赠，洗涤慰藉之情何如？信中推许太过，大概是奖掖的盛心，而规劝磨砺真切，思欲纳入贤圣之域，又托付给崇一，以致表达勤勤恳恳的情怀。这不是深交笃爱，怎能达到如此？知感知愧，且非常畏惧，无以承受。虽然如此，我怎敢不自加鞭策勉励，而只以感激惭愧辞让呢？您说思孟、周、程，无意在千载之下相遇，与其让天下尽信，不如让一人真信。道固然自在，学也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的心境，岂是世上浅薄琐碎之人知足所能达到的？至于我的情况，则有大不得已存在其间，而不是计算人的信与不信。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万物本来与我一体。生民的困苦荼毒，哪不是切身疾痛呢？不知自身疾痛，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就是所谓良知。良知在人心，不分圣愚，天下古今所同。世上的君子只致力于致其良知，自然能公断是非，同好恶，视人如己，视国如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不治是不可能的。古人之所以见善不吝如己出，见恶不吝如己入，视民饥溺如己饥溺，而一夫不获，如己推入沟中，不是故意这样做以博取天下之信，而是致力于致其良知，求自谦而已。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是致其良知而言；行而民莫不说，是致其良知而行。因此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的莫不尊亲，因为

译良知是相同的。唉！圣人治理天下，是多么简单容易啊！后世良知的学问不被明白，天下的人运用他们的私智互相倾轧，因此人各有心，而偏狭琐碎鄙陋的见解，狡诈虚伪阴险邪恶的手段，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外表假借仁义的名义，而内心实行自私自利的实质，用诡辩的言辞迎合世俗，矫饰作为干禄的手段。掩盖别人的善行，而窃取作为自己的长处；揭发别人的隐私，而窃取作为自己的正直。愤怒地互相争胜，却还说是为了正义；阴险地互相倾覆，却还说是憎恶邪恶。嫉妒贤才忌惮能人，却还自以为公正地评判是非；放纵情欲，却还自以为与大众喜好相同。互相欺凌，互相残害，从一家骨肉至亲开始，就已经不能没有你我胜负的意思；彼此像有藩篱隔开的形态，何况天下之大，百姓万物之众，又怎么能一体看待呢？那么也不奇怪于纷纷扰扰，而祸乱相继无穷无尽了。我确实仰赖上天的灵明，偶然对良知的学问有所体悟，认为必定由此然后天下可以治理。因此每当想到百姓沉沦陷溺，就为他们悲伤痛心，忘记自己才德不配，而想以此来拯救他们，也是不自量力的人。天下的人看到我是这样，于是互相非议嘲笑而诋毁排斥我，认为我是病狂丧心的人。唉，这哪里值得忧虑呢！我正感到疾痛切肤，哪有闲暇计较别人的非议嘲笑呢？人本来有看到父子兄弟坠入深渊的，呼号匍匐，赤脚跌倒，攀着悬崖峭壁下去拯救他们。士人看到的人，正互相作揖谦让谈笑在旁边，认为这是抛弃礼貌衣冠而呼号跌倒像这样，是病狂丧心的人。所以在那溺毙的人旁边作揖谦让谈笑，而不知道去救，这只有路人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人能做得到，然而已经称为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了。如果在父子兄弟之爱的人，那么本来没有不痛心疾首，狂奔耗尽气力，匍匐去拯救的。他将陷溺的祸患都顾不上，何况病狂丧心的讥讽呢？又何况别人相信与不相信呢？唉！现在的人即使说我是病狂丧心的人，也没有不可以的。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还有病狂的，我怎么能够不病狂呢？还有丧心的，我怎么能够不丧心呢？从前孔子在当时，有议论他谄媚的，有讥讽他奸佞的，有诋毁他不贤，指责他不知礼，而侮辱他说是东家丘的；有嫉妒而阻止他的，有厌恶而想杀他的。晨门荷蒉之类，都是当时的贤士，还说：“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吗？”鄙陋啊，固执啊！没有人了解自己，这样罢了罢了。虽然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且不能没有怀疑于他所见，不悦于他所想去的，而且认为他迂腐，那么当时不相信夫子的人，难道只是十分之二三而已吗？然而夫子急切匆忙，像在道路上寻找丢失的孩子，而没有闲暇暖席，难道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不相信我就停止吗？大概他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疾痛迫切，虽然想停止，而自然有所不能停止。所以他说：“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还与谁在一起呢？”想要清洁自身而扰乱大伦，果真如此，那就没有什么难的了！唉，这不是真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谁能了解夫子的心呢？至于那些隐居世间没有烦闷、乐天知命的人，那么本来无往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违背。我杰才德不配，怎么敢以夫子的道为己任？只是我的心也已经稍微知道疾痛在身，因此彷徨四顾，寻求有助于我的人，一起讲论去除这病痛罢了。现在如果真能得到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正，共同在天下阐明良知的学问，使天下的人都知道自己致良知，互相安宁互相养育，去除自私自利的蒙蔽，彻底洗去谗言嫉妒争胜愤怒的习气，以达到大同，那么我的狂病本来就将脱然痊愈，而最终免于丧心的祸患了，难道不快乐吗？唉，现在如果真想在天下寻求豪杰同志之士，除了像我的文蔚这样的人还能指望谁呢？像我的文蔚的才与志，确实足以拯救天下陷溺的人。现在又已经知道具备的在我，而不假借于外求了。顺着这个走下去，像决开黄河注入大海，谁能抵御呢？文蔚所说的“一人相信不算少，他又怎能谦逊地托付给其他人呢”？会稽素来号称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都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好朋友四处聚集，道义日新月异，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呢？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与几个同志正要实践这句话，哪有闲暇向外羡慕？只是那切肤之痛，还有不能淡然置之的，所以又啰嗦这些。咳嗽疾暑毒，书信极度懒惰。盛使远来，滞留经月。临期执笔，又不觉写满纸张。大概对于相知之深，虽然已经反复说到这样，还是有很多未能尽言的。

译戊子日。

收到来信，看到近来学问突飞猛进，欢喜欣慰得无法言说。仔细诵读了好几遍，其中虽然有一两处尚未完全通透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未纯熟。等到纯熟了，自然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好比驾车，既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行驶，有时出现横斜迂曲，那是马性未调、缰绳不齐的缘故。但毕竟还在康庄大道中，绝不会误入旁门左道的小径了。近来海内同道达到这种境界的，很少见到，欢喜欣慰得无法言说，这是圣道的幸运啊。我旧有咳嗽、畏热的毛病，近来进入炎热之地，又发作得很厉害。皇上圣明，洞察事理，托付责任很重，我不敢立刻推辞。地方军务繁杂，我都带病坚持办理。现在幸好已经平定，已经上奏请求回京养病，能在林下稍微享受清凉，或许可以痊愈吧。来人返回，我卧病在床，匆匆写此信，言不尽意，除了殷切期盼之外，只有给浚的一封短简，幸而能送达。

来信所询问的，我匆匆回复一二。近年来，山中讲学的人，往往多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问他们原因，就说：才着意就是助，才不着意就是忘，所以很难。我于是问他们：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那人沉默无言。开始请教时，我于是对他们说：我这里的讲学，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是时时去集义。如果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间断，这就是忘了，那就必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急于求效，这就是助了，那就必须勿助。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在其中提醒警觉罢了。如果功夫原本不间断，就不需要再说勿忘；原本不急于求效，就不需要再说勿助。这功夫多么明白简易，多么洒脱自在！现在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工，却悬空地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像烧锅煮饭，锅里不曾加水下米，却专门去添柴放火，不知到底能煮出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未调停好，锅就已经先破裂了。近日有一种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工的人，毛病正是如此。整天悬空地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地去做个“勿助”，空空荡荡，完全没有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了一个痴呆之人，才遇到事情，便牵滞纷扰，不再能治理裁制。这些都是有志之士，却让他们劳苦缠缚，耽误一生，都是由学术误人的缘故，实在令人怜悯啊。

“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的话，一时还不见头脑；说致良知，当下就有实地步可以用工。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事就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没有丝毫意必固我，就是正心；着实致良知，自然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丝毫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的毛病。所以说格、致、诚、正，就不必再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也是针对告子得病的地方立论。当时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危害。告子助长，也是因为他以义为外，不知道就在自己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所以如此。如果时时刻刻就在自己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洞然明白，自然是非分明，丝毫不能隐藏。又哪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端呢？孟子集义养气的说法，固然对后学大有功劳，但也是因病立方，说得大体上不如《大学》格致诚正的功夫，尤其精一简易，是彻上彻下，万世没有弊端的。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然言语看似不同，但究其功夫头脑，如同符节相合。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此一件事罢了。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没有不吻合贯通的。才需要搀和兼搭而说，就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了。近来有人说集义的功夫，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完备，这是集义的功夫尚未了彻。集义的功夫尚未了彻，正好成为致良知的拖累。说致良知的功夫，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白，这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未了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未了彻，正好成为勿忘勿助的拖累。像这样的人，都是在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浑融凑泊，而没有在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所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的论述，对于大本达道，已经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法时，也有搀和兼搭的地方，却是我所说的康庄大道之中，有时横斜迂曲的，等到功夫熟后，自然就会释然了。文蔚说致知的说法，求之于事亲从兄之间，便觉得有所持循的，这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

译的功德，但以此作为自我修养并无妨碍，自有得力之处；若因此便将其定为教人的定论，却难免有因药发病的弊端，这也是不可不讲的。因为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显现的地方，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这就是它的本体。所以，推致这良知中的真诚恻怛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致这良知中的真诚恻怛去顺从兄长，就是悌；推致这良知中的真诚恻怛去事奉君主，就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如果在顺从兄长时不能推致其真诚恻怛，那么在侍奉父母时也就不能推致其真诚恻怛了；在事奉君主时不能推致其真诚恻怛，在顺从兄长时也就不能推致其真诚恻怛了。所以，推致了事奉君主的良知，也就是推致了顺从兄长的良知；推致了顺从兄长的良知，也就是推致了侍奉父母的良知。并不是事奉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必须再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这样又是脱离根本而在枝节上求索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它显现流行的地方当下就具足，没有去来，不需要假借。然而它显现流行的地方，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之间不容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但原本又是一个整体；虽然原本是一个整体，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如果可以增减，如果需要假借，那就已经不是真诚恻怛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妙用之所以没有固定方所形体、没有穷尽的原因。说它大，天下没有能承载它的；说它小，天下没有能分割它的。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这是就人的良知显现得最真切笃厚、不容遮蔽昏暗的地方，来提点省察人，使人在事奉君主、与仁者交友、爱民爱物，以及凡是动静语默之间，都只是推致那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真诚恻怛的一念良知，自然就没有不是道的了。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尽探究，但只要推致这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真诚恻怛一念的良知去应对，就没有遗漏缺失的了。正因为它只有这一个良知。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这一念良知之外，更没有其他的良知可以推致了。所以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行于后世而无早晚之别的缘故。文蔚说：“想要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之间，去寻求所谓的良知之学，就在自己用工得力处，这样说不无不可。如果说推致良知的真诚恻怛，以求尽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道，这样说不无不可。”明道说：“行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的一件事，说它是行仁的根本，可以；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可以。他的说法是对的。”关于亿逆先觉的说法，文蔚认为“诚则旁行曲防都是良知的作用”，很好很好。问有搀搭之处，前面已经说过了。惟浚的话，也未为不可。不是在文蔚，必须采纳惟浚的话才能完备；在惟浚，又必须采纳文蔚的话才能明白。不然，就难免各有偏执的毛病。舜考察浅近的话而咨询割草打柴的人，并不是因为浅近的话值得考察、割草打柴的人应当咨询才这样，而是良知的显现流行，光明圆莹，更没有挂碍遮隔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大智。一旦有了执着和意必，其知就小了。讲学中自有取舍分辨，但在心地上着实用功，却必须这样才是尽心。前三节我曾有生知、学知、困知的说法，颇为明白，没有可疑的。因为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待的功夫已在其中了。存心养性、事天者，虽然没达到尽心知天的地位，但已经在那里做求达到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其中了。譬如走路，尽心知天者如同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百里之间。存心事天者如同孩童之年，让他学习在庭院台阶间行走。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刚让他扶着墙壁逐渐学习站立迈步。既然已经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就不必再让他于庭院台阶间学习行走；而在庭院台阶间行走，自然没有不能的了。既然已经能在庭院台阶间行走，就不必再让他扶着墙壁学习站立迈步；而站立迈步自然没有不能的了。然而学习站立迈步就是学习在庭院台阶间行走的开始，学习在庭院台阶间行走就是学习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的基础，固然不是两件事，但其功夫的难易则相差悬殊了。心、性、天，是一个，所以等到它们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等级，不可混为一谈而能。细看文蔚的议论，他的意思似乎担心尽心知天者废除了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成为尽心知天的毛病，这是为圣人担忧功夫或许间断，而不知道为自己担忧功夫未真切。我们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

译二、修身以等待上天的安排，仅仅这就是尽心知天的功夫。这就像学习站立、迈步，就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始。我正自担心自己不能站立、迈步，又怎么立刻担心自己不能奔走千里呢？更何况是那些要奔走千里的人，还会担心自己忘记了站立、迈步的练习吗？文蔚的见识本来超群出众，但他所说的这样的话，也是未能摆脱旧时解释文义的习气。因此对这三段文字进行分别梳理、对比结合，以求融会贯通，反而增添了许多意见的纠缠，致使用功不能专一。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其意见正有这种毛病，最容易耽误人，不可不彻底清除。他所论述的“尊德性而道学问”这一节，非常恰当统一，更没有什么可疑的。这正是文蔚曾经切实用功，然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本来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有人意见不同，还是良知尚有细微的遮蔽潜伏。如果除去这细微的遮蔽，自然就会无不透彻明了了。已经写了信之后，移到屋檐下躺着，偶然遇到无事，于是又回复这封信。文蔚的学问，既然已经掌握了大的方面，这些地方久了自然会释然自解，本来不必如此琐碎地分别梳理。但承蒙您厚爱，千里之外派人远来，谆谆下问，如果辜负了来意，我自己也不能不发表意见。然而直率粗鲁、烦琐啰嗦已经太过，不要怪罪，不要怪罪。只有让浚处抄录一份寄给您看，就更好了。

译寄给陆原静 【丙戌年】

原静虽然身处忧苦之中，但他做学问的功夫，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也必定坚持，这一点不用多说就可以知道了。哪里一定要经过论说讲究之后才能做学问呢？南元善曾经把原静后来论述学问的几条意见刊入《后录》中，我起初很不愿意他这样做。近日朋友们看到这些文字，却因此多有省悟，这才知道古人相互辩论追问，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更是想要共同向天下阐明这门学问。大概这几条意见，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肯下功夫的人，也时常会对此产生疑问，但如果没有原静，也没有人愿意如此坦率地吐露心声。即使想要如此坦率吐露，也不能像他这样曲折详尽。因此，原静这一问，对同志们的好处，实在不小。以后只要有可以相互启发的内容，不要吝惜随时寄给我，那就太好了，太好了。最近收到施聘之的信，他的志向卓然，超出同辈。往年我曾私下对他这个人感到惊奇，如今果然与世俗不同。闲暇时曾与他书信往来吗？如果大事今年冬天能够办成，就可以没有其他牵绊。像施聘之这样的人，不妨时常聚会。穷困居住，独自相处，没有朋友相互切磋砥砺，这是最大的祸患。你的家乡有一位叫韦商臣的朋友，听说他做工夫笃实，尤为难得，也曾一起讲学吗？

回复甘泉 【丙戌年】

虽然音信稀疏，但您的道德之声无日不在耳边听闻，所以启发我、消除我鄙陋之处的事情很多。之前承蒙您告诫我那个狂生的事，刚听到时非常震惊。他虽然愚昧悖逆到了极点，也不应该立刻达到那种地步。后来仔细询问其中的缘故，确实也有原因。最近他又来到这里，我才得知实情。原来这个人向来沉迷于老庄和佛教，被朋友们攻击激怒，于是高傲自大，用来夸耀自己的愚昧并发泄愤恨。大概也不过是怪异荒诞、妖邪妄诞，就像近世方士呼风唤雨、较量蛟龙的说法之类，而听的人不加考察，又跟着加以渲染罢了。最近我已经和他彻底断绝关系，而这个人深深地悔恨自责，好像无处安放自己的身体。依赖他资质尚可，或许从此能够改过自新，也未可知。在学术断绝、道义丧失之后，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来到我这里，我就接受他了。忠信明敏的资质，是绝对不可得的，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是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的，却又难免陷溺到这种地步，能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龚生前来拜访，自称向来深受教诲，他的资质非常纯正谨慎，可惜没有可以让他进步的地方。如今他又远道而来寻求陶冶铸造，从此应当能看到他的成就了。

回复魏师说 【丁亥年】

师伊到来，详细听到了您日新月异的功夫，又收到了您的来信，志向心意恳切，喜悦安慰无尽。您所说的放任情欲、任意而为，把它当作良知，以及刻意去做，不依据本来的良知，却自称是良知，既然已经察觉识别了这些弊病，那么意和良知，应当分别明白。凡是应对事物产生念头的时候，都叫做意。意有对有错，能够知道意的对与错的，就叫做良知。依从良知，就没有不对的了。您所怀疑的拘泥于体面、受限于事势等弊病，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不够诚切专一。如果能够诚切专一，自然就没有这些弊病了。凡是做事不能谋划好开始，以及有轻忽苟且的弊病，也都是致知的功夫不够诚一，也是因为没有透彻地见到良知。如果透彻地见到了，那么在体面和事势之中，没有不是良知的妙用。除了体面和事势之外，也没有别的良知了。怎么还能被体面所局限、被事势所阻碍呢？如果已经被私意所动摇，就不再是良知的本来面目了。现在的同志们，虽然都知道良知无所不在，但一涉及应酬应对，便又把人情物理与良知看作两件事，这确实不能不加以明察。

给马子莘 【丁亥年】

接连收到您寄来的信，确实慰藉了我倾慕渴仰之情。仔细观看来信，您的字画文采，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根本旺盛而枝叶茂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草花之中，千瓣的花没有果实，花繁盛的，果实就稀少。近来子莘的志向，难道没有稍微有所沉迷吗？这也是不能不反省的。良知的学说，过去也曾详细讲解过，不知道近来能否更加莹澈明白？程明道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师承，但‘天理’这两个字，却是自己体认出来的。”良知就是天理，体认，是说实实在在地拥有于自身，不像世人那样凭空想象讲说。近来的同志们，没有不知道用良知来说事的，但也没有见到能够实实体认的人，所以尚未免于疑惑。大概有人认为良知不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必须借助于穷究搜索来增益它；又有人认为仅仅致良知，未必能符合天理，必须用良知去讲求所谓的天理，并执持它作为一定的准则，然后才可以遵循而没有弊病。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实加体认的功夫，而真正见到了良知的人，就不能辩明他们的话似是而非。莆田本来多贤人，除了国英和志道等几位同志之外，一起切磋砥砺的，还有几个人？良知之外，更没有别的知；致知之外，更没有别的学。在良知之外寻求知，是邪妄的知；在致知之外做学问，是异端的学问。道义丧失千年，良知的学问长久以来成为累赘。现在的朋友，知道用这件事每天相互讲求的，大概是空谷中的足音吧？想念虽然深切，没有机会见面，一吐胸怀。临别写信，心中怅惘，说不尽。

给郑启范侍御 【丁亥年】

我愚昧不自量力，痛惜这门学问不被讲求，而私下有志于发明它，自认为能力薄弱，希望得到天下的豪杰一起扶持砥砺，或许才能有所成就。所以每当听到海

译那些内心高洁明达、忠信且刚毅的人，我立刻心生欣慕喜爱，不亚于骨肉至亲。因此对于启范，虽然未曾有一面之识，但心意相通、精神契合，已如白头之交，也有好几年了。每当收到他的书信阅读，其中竟有提及我这个不才之人的地方，便让我羞愧得满脸通红、背后出汗，局促不安。古代的君子，以有名无实为耻。我对于启范，只期望能互相切磋琢磨，他却不去考察我的实际德行，而是过分地赞誉于朝廷，将来如果我的表现与赞誉不符，将使启范成为失言之人，这怎么可以呢？我这个不才之人，志向虽然急切于求学，但本性原本迂阔狂妄、疏漏谬误，招致非议和诽谤，是理所应当的。近来又听说两三位君子因为我的缘故，在险恶如熔化金属、销蚀骨骼的环境中，相互愤争、极力辩白，甚至冒着刀锋而不顾，我怎么能承受得起这份情谊呢？两三位君子的用心，难道不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吗？谁能玷污他们呢？但我自我反省，又怎敢说自己问心无愧？那么我这个不才之身，恐怕就要成为遮蔽两三位君子光芒的轻云薄雾了，这怎么可以呢？我病体懒散放纵，日久已成了废人，还能勉强支撑的，只适宜在山林之下读书讲学罢了。两广的职务，绝对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已经上疏恳切辞谢，如果一定不获批准，恐怕将来终究会成为知己的忧虑。言语无法表达谢意，只能自我鞭策，以期不辜负相知之情，或许这样才能算是报答吧。

译○致毛古庵宪副 【丁亥年】

很快收到了您的书信惠赠，承蒙您不嫌弃我，信中流露出的谦卑自抑之意，更足以让我仰见贤者修身进德、勤勉不懈的功夫，欢喜庆幸之情，难以言表！没有机会促膝长谈，陈述我的浅见，以求您的指正，令我向往思慕之情难以抑制。大凡我所说的“致良知”学说，与现在人们所说的“体认天理”学说，本来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稍微有些直截与迂曲的区别罢了。拿种植树木来打比方，“致良知”是培育根本的生机并使其通达于枝叶；“体认天理”是使枝叶的生机茂盛并试图将其回归到根本。然而，培育根本的生机，自然就能通达于枝叶；想要使枝叶的生机茂盛，又怎么能舍弃根本而另外在枝叶之间寻找生机来使其茂盛呢？兄长您具有忠信近道的资质，本来就超出同辈之上，近来听胡、王二人详细谈论兄长平日的功夫，也都说笃实恳切，不像世间那些追逐名声、远离正道而只在表面支离破碎的人。只要像这样不停地用功，自然应当循序渐进地有所成就，这就是所谓“殊途同归”，又何必改换门庭、另求所谓的为学方法呢？只希望兄长您在平日用功见效的地方不断进步，不停止，好比前往京城的人，起初在偏僻的州县，难免要经过旁门曲径，如果立志前往而不松懈，没有不能到达通衢大路的。我病体咳嗽发作，不能多写，寄去我拙作末尾论述学问的一篇文章，也颇为阐发我的见解，闲暇时希望您能告知我您的看法。

二 【丁亥年】

人在仕途，比起退隐山林时，其用功的难度要增加十倍。如果没有良友时时警醒启发、磨砺督促，那么平日所立的志向，很少有不被潜移默化地改变，松懈地一天天走向颓废萎靡的。近来我和诚甫谈论，在京师互相交往的人少，你们二位必须预先约定，彼此只要发现对方稍有情绪波动的地方，就必须提起“致良知”的话头，互相规劝切责。大凡人说话正说到痛快处，就能果断地忍耐沉默；意气正处在发扬处，就能收敛得住；愤怒和嗜欲正处在沸腾处，就能豁然地消化掉。这不是天下的大勇者做不到的。然而，当真切地体认到良知时，这种功夫自然就不难了。因为这些毛病，良知本来是没有的，只是因为良知昏昧闭塞才产生的。如果良知一经提醒，就像太阳一出，鬼魅自然消散一样。《中庸》说“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所谓的知道羞耻，只是以不能致得自己的良知为耻。现在的人大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别人为耻，以意气不能压制别人为耻，以愤怒嗜欲不能随心所欲为耻。却不知道这些毛病，都是遮蔽自己良知的事情，正是君子应该深感羞耻的。现在反而以不能遮蔽自己的良知为耻，这正是以不该羞耻的事情为耻，而不知道以该羞耻的事情为耻，难道不是很悲哀吗！各位都是我平日所深知厚待的人，我微薄的心意，爱莫能助，只希望各位都成为古代的大臣。古代所谓的大臣，并不称赞他有什么智谋才略，只是一个“忠信专一没有其他技艺，宽宏大量能包容一切”罢了。各位的智谋才略，自然是超然出众的，所不能自信的，只是未能致得自己的良知，未能完全具备“忠信专一、宽宏大量”的气度罢了。如今天下的局势，像沉疴积疾，所指望能起死回生的，实在在于各位君子。如果自己身上的病痛不能去除，怎么能治愈天下的病痛呢？这是我一片诚挚的心意，所以不能不为各位竭尽所言。各位每次相见时，希望以此意互相规劝切责，必须克制去除私欲，真正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切实地安顿救济天下，挽回三代那样的治世，才是不辜负如此圣明的君主，才能报答如此知遇之恩，不枉为了这一件大事来到世间一遭。我病卧山林，只能调理药饵，苟延残喘，但对于各位的出处进退，也有痛痒相关之处，不知不觉间絮絮叨叨说到这个地步，希望您能体谅此情。

○致黄宗贤 【丁亥年】

所托付的文字，因为通家之谊，加上兄长道义骨肉般的关爱，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以前的约定，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近来人事日益纷扰，常常从早晨忙到深夜，没有片刻稍作休息，精神骤然衰退，往往整天顾不上吃饭。兄长如果见到这种情况，也会不忍心，以此责备我了。圠来的消息，昨晚才听到，承蒙告知，确实如此。所谓很难决定去留，恐怕是因为毁誉之心还在。现在暂且只讨论纂修这一件事，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如果纂修并非完全不对，那么北上赴任也并非不可。升官和差遣委派，事情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况且议礼本来是各位从头到尾负责的事情，中间万一还有未尽事宜，正好可以借此润色调和。以现在的事势来看，元山因为眼疾未能亲自从事，方霍恐怕也不能立即出来。如果你们二位再不去，那么朝廷的意旨更加孤立，而元山的志向也就荒废了。务必洁身自好的人，是杨朱为我主义下的君子之心，不肯如此固执。大凡人的出处进退，就像人喝水一样，冷暖自知，不是别人所能代劳的。高明的人自己裁度决定吧。北上经过越地，还需要见一面，不一一详述。

○答复以乘宪副 【丁亥年】

这门学问在世间不明久矣，而旧有的见闻和习气遮蔽缠绕，一旦突然听到我的学说，没有不非议诋毁、怀疑议论的。然而

译这颗心的良知光明清晰而不昏暗，从古至今始终如一。只要肯平心静气，用我的学说反求诸己，也没有不彻底明白的。然而如果不能就此振奋志向、进步，勇敢摆脱旧有的束缚，反而还在其中犹豫观望，那么旧有的见闻和习惯又会随之牵制、遮蔽和阻塞它。这是近来同道中人中往往都有的毛病，不知道分别后你的心意又是如何。

从前有一个十户人家的村子，都荒废了自家的百亩田地，每天只在市场上辗转买米，靠赚取其中的差价来维持早晚的饮食。邻村的农夫劝他们说：“你们早晚辗转买米，劳顿耗费没有尽头，何不耕种三年就有余粮吃一年，耕种几年就可以积累财富而富裕了呢？”其中两个人听从了劝告，放弃买米而去耕田。村里其他人都竞相非议阻止，连家里的老人小孩也全都归咎指责说：“我们早上不买米就没有早饭吃，晚上不买米就没有晚饭吃，早晚都保不住，怎么能等到秋天才吃饭呢？”其中一个人努力耕田不顾忌他人，最终成了富家；另一个人不得已又放弃耕田去买米，竟然穷困挨饿了一辈子。

现在天下的人都在市场上辗转买米，忽然有放弃买米而去耕田的人，难道能免于非议和指责吗？关键在于深信不疑，努力耕田而不顾忌，才能有所成就。两次收到你的来信，都有迈往直前、相信不疑的志向，让我非常欣慰。派人回来顺便告知，稍微表达切磋交流的诚意，你不会认为这是迂腐吧。

译○回复伍汝真佥宪 【丁亥年】

来信收到，见您思念之深，令我感激又惭愧，感激又惭愧。彼此之间的情意，哪里需要等到今天才说呢？士洁的怨恨，大概是不合事理的了。我数年忧居，身陷困境，落井下石的人纷纷不断。我自己尚且不敢抬头正视，何况能为别人辩白是非呢？古人说：“怎样止住诽谤？回答说：不去辩解。”人的是非毁誉，就像水的湿润、火的炽热，时间久了必然显现，怎么能永远掩盖事实呢？所以，有那件事不可辩解，没有那件事不必辩解。没有那件事而去辩解，是自招诽谤；有那件事而去辩解，是增加自己的恶名，而激怒他人。这都不是修身平物的方法。如今皇上圣明无比，洞察隐微，在位的各位公卿都兢兢业业地守正奉法。京师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所以二位今日之事，只宜安静自处，听任事态发展，顺受罢了。天下事往往多有求荣而反受辱，求得而反失去的，旁观者看得很清楚，等到亲身遭遇，则像盲人走路而不觉悟。为什么呢？因为荣辱得失的忧患在心中交战，所以迷惑而不能自定。我并非徒然说这些迂阔的话，来宽慰二位的心。二位只要看这几年来我如何自处？当时如果不自修自忍，只一开口与人辩解，那么被排挤侮辱的祸患，必将四面而至，岂止比今天多几倍呢？当时各位从旁静观事态，岂不洞见各位的事，与我休戚相关？所以今天的话，不仅是对二位表达恻隐之爱，也是自爱。幸请将此意转达。士洁北行，暂且不要前往，因为去了必有后悔。急切之言，请勿见怪，请勿见怪。

○给陈惟浚 【丁亥年】

江西的聚会，极其匆忙，还指望能同船十天，从容一谈，没想到进入省城后，人事纷杂，等到登船时，惟浚已经走了。沿途很不痛快，到达梧州后，就赶赴南宁，日不暇给，也想派人相约来此，早晚稍有空闲时，可以闲谈。而这里的风土极其不同，炎热瘴气尤其难当，家人到了这里，没有不生病的，我的咳嗽病，也因热大作，痰痢肿毒交攻，估计惟浚也绝不可以住在这里，又作罢了。最近收到聂文蔚的信，知道他已进入漳州，在患难困苦之余，用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应当每天都有进步，养之以福，正在此时，不可空放过。圣贤论学，无不可用的工夫，只是致良知三字，尤其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近来同志，也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而能于此实用功的，极少，都是因为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多未有得力处。虽然北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但也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罢了。其中也有肯精心体究的，不觉又转入旧时窠臼中，反而被文义所牵滞，工夫不得洒脱精一，这是君子之道所以鲜少的原因。此事必须得师友时时相讲习切劘，自然日新。自出山来，不觉便是一年，山中的同志结庐相待的，还有数十人，时有书信来，都令人感动。而地方重务，势难轻易脱身，病躯又日益狼狈如此，不知天意究竟如何。文蔚信中所论，迥然大进，真有一日千里的气势，可喜可喜，颇有所询，病中草草回答，大略见时可取视之，也有所启发。

○寄给安福各位同志 【丁亥年】

各位朋友开始举行惜阴会，当时只怕只成空话。近来听说远近豪杰闻风而至的，以百数。这可以见良知的相同，然而斯道大明的契机在此，也可以由此推测了。喜悦安慰岂能言尽？收到虞卿及各位同志寄来的信，所见比旧日又加亲切，足以验证功夫的进步，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功夫，应当不会有其他歧路的迷惑了。明道先生说：“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这对于有志于圣人而未能真得圣人之学的人，可以这样说。如果今日所讲的良知之说，乃是真正圣学的嫡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没有不到的，只怕我们尚有一善成名之意，不肯专心致志于此罢了。在会各位同志，虽未及一一面见，固已在千里之外神交，相见时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送几条疑问，也都明切。中间的疑惑，在子茂也是更需要诚切用功，到融化时，连同他的疑惑也都释然沛然，不再有阻碍，然后才是真得。凡工夫只是在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单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谈，也不能一一列出姓名，幸以意会而已。

○回复何廷仁 【戊子年】

我的病势日益狼狈，自到广州城，又增水泻，日夜数次，不得止。现在两足不能坐立，稍定即越岭而东了。各位朋友都不必相候，果有山阴之兴，就须早鼓钱塘之舵，得与德宏、汝中等辈一

译大家聚会在一起，彼此一定会有益处。我这点微末之身养病，原本离开已有三个月，十天后必定能得到旨意，也就随即乘船向东出发。纵然不能实现归隐田园的愿望，也必定能回到阳明，与各位朋友也必定能见面告别，而且日后还有相见的期望。你千万不要再迟疑，白白耽误时光。总之，即便跟随船只同行，沿途官吏送迎请谒，断然也不会有片刻的空闲，应当明白这个意思。信到之后立即拨开杂务，德宏、汝中等人也可以催促他们尽早筹划北上。卧床潦草书写，九月十六日。

译○给德弘、汝中 【丁亥年】

家中事务依靠廷豹纠察纠正，而德弘、汝中又相互在中间熏陶切磋，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绍兴书院中的同道们，不知近来意向如何？德弘、汝中既然担此责任，应当能够振作精神、接引后学，有所兴起。会讲的约定只要不废弃，其间纵然有一两个人懈怠松弛，也可以因此相互扶持，不至于完全倾覆。余姚又得到应元等朋友振作鼓舞，想必日益不同。老夫虽然走出山林，也常常以此自我宽慰。各位贤才都是日行千里的好脚力，哪里等待我这点微末之力来警示策励？姑且以此表示鞭策之意罢了。近日已抵达肇庆，距离梧州不过两三天即可到达。刚进入繁杂的事务中，未能多谈，千万要体谅！绝兴书院及余姚各会中的同道贤才，不能一一列出名字，望能谅解。

二 【戊子年】

地方事务幸好已经平息，相见渐渐可以期待了。近来不知同道聚会如何？难道法堂前如今已长满一丈深的草了吗？想那卧龙之会，虽然不能大有益处，也不宜就此荒废冷落，姑且保留形式，日后或许能兴起，也未可知。余姚得到应元等朋友相互倡导作为，益处不小。近来有人从家乡来，听说龙山的讲学至今没有废弃，也非常可喜。信到时望代为传话，更加相互勉励。九十弟与正宪等人不知早晚能来亲近吗？他们或许自己绝望，暂且诱导扶持接引他们，想必与人为善的心意，不需要多说了。汝佩、良辅去苏松之行如何？胡惟一今年在我弟弟处设帐教书如何？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孩子们或许不能听从教导，也望相互扶持。送信的人走得匆忙，百件事不能尽述，各位同道不能尽列姓名，都致此意。

三 【戊子年】

德弘、汝中的信来，看到近日功夫有进步，足以欢喜欣慰。而余姚、绍兴的各位同道又能相聚讲学，切己奋发，兴起日益勤勉不懈，我们道统的昌盛，真有如火燃烧、泉水涌出的契机了！欢喜庆幸该是何等程度呢？欢喜庆幸该是何等程度呢？这里地方已经全部平定，只因两三个大贼巢，是两省盗贼的根源渊薮，长期成为百姓祸患，心里也不忍不铲除，又拖延了二三个月，如今也了结了。十几天内就应当踏上归途了。守俭、守文两位弟弟近来承蒙夹持启迪，想必也渐渐有进步。正宪尤其极其懒惰，如果不痛加针砭，他的毛病不容易去除。父子兄弟之间，情势既迫切，责善反而困难。这个责任在于师友之间，想必平日骨肉道义之爱，不需要多嘱咐了。书院规制近来听说颇加修葺，这也值得欢喜。寄去银子二十两，资助工费，墙垣未坚固完整以及需要整理完备的，酌情处理。其余情由当面说不久。

○大学问

《大学》，以前的儒者认为是成人的学问。请问成人的学问，为什么在于彰显光明的德性呢？阳明先生说：成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他看待天下如同一个家，看待中原如同一个人。至于区分形体而分你我的人，是小人。成人之所以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是主观臆想的，他心中的仁爱本来就是这样，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是成人，即使是小人的心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是他们自己轻视自己罢了。所以看到小孩掉进井里，必定会有惊惧怜悯之心，这是他的仁心与小孩为一体。小孩还是同类。看到鸟兽哀鸣颤抖，必定会有不忍之心，这是他的仁心与鸟兽为一体。鸟兽还有知觉。看到草木被摧折，必定会有怜悯之心，这是他的仁心与草木为一体。草木还有生机。看到瓦石被毁坏，必定会有顾惜之心，这是他的仁心与瓦石为一体。这种一体的仁心，即使是小人的心也必定有，这是根源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明昭著不昏暗的。所以称之为明德。小人的心已经分隔狭隘了，而他的一体之仁还能如此不昏暗，是因为他还没有被欲望触动、被私欲遮蔽的时候。等到他被欲望触动，被私欲遮蔽，而利害相争，忿怒相激，就会残害万物、败坏同类，无所不为，甚至有骨肉相残的，而一体之仁就丧失了。所以如果没有私欲的遮蔽，即使是小人的心，而他的一体之仁也如同成人。一旦有私欲的遮蔽，即使是成人的心，而他的分隔狭隘也如同小人。所以做成人学问的，也只是去除私欲的遮蔽，以自明其明德，恢复天地万物一体的本来面目罢了，不是在本质之外有所增益。问：那么为什么在于亲民呢？答：明明德，是确立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亲民，是通达天地万物一体的作用。所以明明德必定在于亲民，而亲民是用来明其明德的。所以亲近我的父亲，以及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人的父亲，然后我的仁心才真正与我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与天下人的父亲为一体。真正与他们为一体，然后孝的明德才开始明了。亲近我的兄长，以及别人的兄长，以及天下人的兄长，然后我的仁心才真正与我的兄长、别人的兄长与天下人的兄长为一体。真正与

译达到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然后弟子的明德才开始真正彰显。君臣、夫妇、朋友，乃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没有不实实在在地去亲近它们，以此来通达我与万物一体的仁爱，然后我的明德才开始没有不明亮的地方，从而真正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就叫做在天下弘扬明德，这就叫做家齐、国治、天下平，这就叫做尽性。

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止于至善’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回答说：“至善，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准则。上天赋予的本性，纯粹而极善，那灵明昭著而不昏昧的，都是至善的显现。对的就肯定，错的就否定，轻重厚薄，随着感应而应对，变化不定，然而也都自然具有天然的中正。这才是人类常道和事物法则的极致，不容许在其中稍有揣测、增减。稍有揣测、增减，那就是私意和小聪明，而不是至善了。如果不是做到慎独的极致，专一而精纯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后来的人，只因为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却运用私智去在外边揣测度，认为每件事物各有固定的定理，因此蒙蔽了是非的准则，支离破碎，人欲放肆而天理消亡，明德亲民之学于是大乱于天下。

大概从前的人，本来也有想要弘扬自己明德的了，然而只因为不知道止于至善，而放纵私心追求过高，因此流于虚妄空寂，而没有家国天下的实际施行，这就是佛、道二教的流派了。本来也有想要亲近百姓的了，然而只因为不知道止于至善，而沉溺私心于卑下琐碎，因此流于权谋智术，而没有仁爱悲悯的诚意，这就是五霸功利之徒了。这都是不知道止于至善的过错。

所以，止于至善对于明德亲民，就如同规矩对于方圆，尺度对于长短，权衡对于轻重一样。所以，画方圆而不遵循规矩，就违背了法则；量长短而不遵循尺度，就失去了标准；称轻重而不遵循权衡，就失去了准绳；弘扬明德亲近百姓而不止于至善，就丧失了根本。所以，止于至善来亲近百姓并弘扬自己的明德，这就叫做君子的学问。

译说：“知道应达到的境界而后意志坚定，意志坚定而后能心气宁静，心气宁静而后能身心安适，身心安适而后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而后能有所收获。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人们只因不知道至善就在我们心中，却向外去寻求，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固定的准则，从而在万事万物之中去寻求至善，因此导致支离破碎、错杂纷乱，而不知道有确定的方向。现在既然知道至善就在我们心中，而不借助于向外寻求，那么意志就有了确定的方向，而没有支离破碎、错杂纷乱的祸患了。没有支离破碎、错杂纷乱的祸患，那么就不会妄动而能保持宁静了。心不妄动而能保持宁静，那么在日常起居之间就能从容闲暇而身心安适了。能够安适，那么凡是念头的一起、事物的一感，它是至善呢？还是不是至善呢？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能够详细审慎地加以考察，从而能够思虑周详了。能够思虑周详，那么选择就没有不精当的，处理就没有不恰当的，至善就在这时候可以得到。”

说：“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以前的儒者把‘明德’作为根本，把‘新民’作为枝末，这是两样事物而内外相对。事情有终结和开始，以前的儒者把‘知止’作为开始，把‘能得’作为终结，这是一件事情而首尾相因。按照您的说法，把‘新民’解释为‘亲民’，那么关于本末的说法也就有不对的地方了吧？”回答说：“关于终始的说法，大致上是相似的。即使把‘新民’解释为‘亲民’，而说‘明德’是根本，‘亲民’是枝末，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应当把本末分为两样事物罢了。树木的主干称为本，树木的末梢称为末，正因为它是同一棵树，所以才称为本末。如果说它是两样事物，既然已经是两样事物了，又怎么能谈论本末呢？‘新民’的意思既然与‘亲民’不同，那么‘明德’的功效自然与‘新民’成为两回事。如果知道通过彰显明德来亲近百姓，而通过亲近百姓来彰显明德，那么‘明德’与‘亲民’怎么可以分析为两件事呢？以前儒者的说法，大概是不明白‘明德’与‘亲民’的根本是一件事，而误认为是两件事，所以虽然知道本末应当是一样事物，却也不得不分为两样事物。”

说：“古代想要把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以至于先修养自身。用您关于‘明德’与‘亲民’的说法来贯通理解，也已经可以知道了。请问想要修养自身以至于‘致知’在于‘格物’，其功夫的次序又是如何用力呢？”回答说：“这正是在详细阐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功夫。大概身、心、意、知、物，是功夫所运用的条理，虽然也各有其用处，其实只是一样事物。格、致、诚、正、修，是条理所运用的功夫，虽然也都有名称，而其实只是一件事。什么是身？形体运用的意思。什么是心？身显露出来的主宰的意思。什么是修身？为善而去恶的意思。所以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必定在于先端正自己的心。然而心的本体就是性，性没有不善的，那么心的本体本来就没有不正的。从哪里去用端正它的功夫呢？大概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正，自从意念发动以后才有不正。所以想要端正自己心的人，必定要就意念所发动的地方去端正它。凡是发动一个念头而善的，喜好它就像喜好美色那样真切；发动一个念头而恶的，厌恶它就像厌恶恶臭那样真切。那么意念就没有不真诚的，心就可以端正了。然而意念所发动的有善有恶，如果没有办法明确善恶的区别，也将真假混杂，虽然想要使它真诚也不可能做到真诚了。所以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必定在于‘致知’。‘致’，就是到的意思。就像说‘丧事要致哀’的‘致’，《易经》所说的‘知至至之’的‘知’，‘至’就是知，‘至之’就是致。‘致知’的意思，不是像后来的儒者所说的扩充广博其知识的意思，而是致我们心中的良知罢了。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不需要思考就知道，不需要学习就能做到，所以称为良知。这是天命之性，我们心的本体，自然灵明昭觉的。凡是意念的发动，我们心中的良知没有不自知的。它是善呢？只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己知道。它是不善呢？也只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己知道。这都是与别人无关的。所以即使是小人做坏事，已经无所不至，然而他见到君子时必定羞愧地掩盖他的不善而显示他的善，这也可见他的良知有不能自己蒙蔽的地方。现在想要辨别善恶以使意念真诚，只在于致良知所知道的东西罢了。为什么呢？意念的发动，我们心中的良知已经知道它是善了，如果使他不能真诚地喜好它反而背离它，那就是以善为恶，而自己蒙蔽了知道善的良知了。意念所发动的，我们的良知已经知道它是不善了，如果使他不能真诚地厌恶它，反而去实行它，那就是以恶为善，而自己蒙蔽了知道恶的良知了。像这样，虽然说是知道了，还是不知道。意念怎么能得到真诚呢？现在对于良知所知道的善恶，无不真诚地喜好和真诚地厌恶，那么就不自欺良知，而意念就可以真诚了。既然想要致良知，难道是指那种影响恍惚、悬空无实的东西吗？这必定有实际的事情。所以致知必定在于格物。物，就是事。凡是意念所发动的，必定有它的事情，意念所在的事情称为物。格，就是正。端正它的不正以回归到正的意思。端正它的不正，就是去恶的意思；回归到正，就是为善的意思。这就叫做格。《尚书》说‘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的‘格’，实际上兼有这些意思。良知所

译知道什么是善，虽然真诚地想要喜好它，如果不在意念所指向的事物上切实地去践行它，那么这就是事物尚未被穷究，而喜好它的意念也就还不够真诚。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真诚地想要厌恶它，如果不在意念所指向的事物上切实地去去除它，那么这就是事物尚未被穷究，而厌恶它的意念也就还不够真诚。现在对于良知所知道的善，就在意念所指向的事物上切实地去践行，没有不尽力的；对于良知所知道的恶，就在意念所指向的事物上切实地去去除，没有不尽力的。然后事物就没有不被穷究的，而我的良知所知道的也就没有亏损和遮蔽，从而能够达到极致了。这样之后，我的心才感到畅快而没有遗憾，自然感到满足。这样之后，意念所发出的，才开始没有自欺，才可以称之为真诚了。所以说：“穷究事物之理而后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而后意念真诚，意念真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大概其中的功夫条理，虽然可以说有先后的次序，但其本体是唯一的，实际上没有先后次序可以区分；其条理功夫，虽然没有先后次序可以区分，但其运用的精微，本来连丝毫的缺失都不允许。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之所以能阐发尧舜的正统传承，并成为孔子学说的核心印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