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1/2）

译《宋元学案》

（第一卷至第二十五卷）

卷首 宋元儒学案序录

第一卷 安定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第二卷 泰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第三卷 高平学案（全氏补本）

第四卷 庐陵学案（全氏补本）

第五卷 古灵四先生学案（全氏补本）

第六卷 士刘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第七卷 涑水学案（上）

第八卷 涑水学案（下）

第九卷 百源学案（上）

第十卷 百源学案（下）

第十一卷 濂溪学案（上）

第十二卷 濂溪学案（下）

第十三卷 明道学案（上）

第十四卷 明道学案（下）

第十五卷 伊川学案（上）

第十六卷 伊川学案（下）

第十七卷 横渠学案（上）

第十八卷 横渠学案（下）

第十九卷 范吕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第二十卷 元城学案（全氏补本）

第二十一卷 华阳学案（全氏补本）

第二十二卷 景迂学案（全氏补本）

第二十三卷 荥阳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第二十四卷 上蔡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第二十五卷 龟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卷首 宋元儒学案序录

黄祖望谨按：宋代学术的兴盛，以安定先生和泰山先生为开端，程颢、程颐、朱熹两位先生都持此观点。安定先生深沉潜默，泰山先生高明通达；安定先生笃实厚重，泰山先生刚健有力，各自契合了他们天性禀赋所接近的特质。但就他们竭力承担道统传承这一使命而言，则是相同的。安定先生似乎比泰山先生更为纯正醇厚。小程子进入太学时，安定先生正担任师长，一见便觉得他非同寻常。太学讲堂上的收获，难道不盛大吗！于是撰写《安定学案》。（第一卷）。

泰山先生与安定先生同窗十年，但所达到的境界各有不同。安定先生如同冬日里的太阳；泰山先生如同夏日里的太阳。所以像徐仲车那样，宛然具有安定先生的风格；而泰山先生的高足是石守道，用来振奋顽固懦弱之人，那种巍峨的气象，加倍有力。这也可以看出两家学术渊源没有混乱。于是撰写《泰山学案》。（第二卷）。

朱熹推究学术本源，除了安定先生、泰山先生之外，高平范魏公也是其中之一。高平先生一生纯粹完美没有瑕疵，而引导张横渠进入圣人的境界，尤其有功。孝宗皇帝曾应朝臣的请求，打算将范公与欧阳兖公一同配享太庙，后来没有实现。如今终于实行了，范公的名声因此不朽。于是撰写《高平学案》。（第三卷）。

杨文靖公曾说：“佛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只有韩愈、欧阳修两位公确立得定。”解说的人认为他是通过文章来体现道。能够体现道的文章，不是圣人的门徒也做不到。欧阳兖公的冲和安静，大概是天资接近道，稍加学习，便有所收获。假使他遇到圣人并拜其为师，那成就岂可限量！于是撰写《庐陵学案》。（第四卷）。

安定先生、泰山先生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也在海上讲学，他们的收获虽然未能达到纯粹精深的境界，但已经略见大体了，这本来就是安定先生、泰山先生的同流。宋人追溯引导源头的功劳，唯独不及四先生，似乎有所缺失。有人说：“陈烈也曾师从安定先生。”不知依据何在。于是撰写《古灵四先生学案》。（第五卷）。

庆历年间，学术正统四方兴起。齐、鲁之地有士建中、剑颜辅佐泰山先生而兴起。浙东有明州的杨、杜五子，永嘉的儒志、经行二子，浙西有杭州的吴存仁，都与安定先生的湖学相呼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也是古灵四先生一类的人。关中的申、侯二子，实际上开启了张横渠的先声。蜀中有宇文止止，实际上开启了范正献公的先声。他们筚路蓝缕，开辟山林，都是序录者所不应遗漏的。于是撰写《士刘诸儒学案》。（第六卷）。

小程子说：“我看人很多了！不杂驳的，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人罢了。”所以朱子有“六先生”的名目。然而对于司马光，略微嫌其格物不够精微；对于邵雍，略微嫌其持敬有所欠缺，《伊洛渊源录》中于是将他们排除在外。（现在版本补入了邵康节，并非朱子的原本。）草庐因此敢断言司马光还在“不着”、“不察”之列。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是荒谬的！于是撰写《涑水学案》。（第七卷、第八卷）。

邵康节的学问，自成一家。有人说《皇极经世》只是京房、焦延寿的末流，但邵康节可以列入圣门的原因，正不在此。这也如同司马光造九分的原因，不在《潜虚》一样。于是撰写《百源学案》。（第九卷、第十卷）。

周濂溪的门下，二程子年少时曾游历其中。后来伊川、洛学的收获，实际上并不源于周濂溪，这在高足荥阳吕公那里已经明确说过，他的孙子吕紫微又重申了这一点，汪玉山也这么说。现在看二程子终身不太推崇周濂溪，甚至没有将他列入马、邵的行列，可以看出二吕的话不假。朱熹、张南轩开始确实认为二程子的学问出自周濂溪，从此后世尊崇他，而怀疑的人也接踵而至。然而虽然怀疑，但都未

译曾经考察并引用二吕的话作为证据，却始终没有依据。我认为周敦颐确实进入了圣人的境界，而二程并没有传承他的学问，那么一定要强行将二者沟通融合，实在没有必要。于是撰写了《濂溪学案》。（第十一卷、第十二卷。）

译大程子的学问，前代儒者认为他接近颜回，大概是天生完满的器质。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所以世间有人怀疑小程子的言论似乎伤害了我，却唯独对大程子没有非议。撰写《明道学案》。（第十三卷、十四卷。）

大程子早逝，假使没有小程子，那么洛学的道统就要中途衰落了！蕺山先生曾说：“小程子境界宏大但尚未化境，然而阐发义理有超过他哥哥的地方。”确实如此！撰写《伊川学案》。（第十五卷、十六卷。）

横渠先生勇于探求大道，他的学派门户虽然与伊洛学派稍有不同，但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他论述天人关系的言论，偶尔有不恰当的地方，〇洲稍加疏证，也是横渠的忠臣啊！撰写《横渠学案》。（第十七卷、十八卷。）

庆历年代以后，还有多位杰出的儒者，虽然在道统上或许没有参与，但从未不在学术上有功劳，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是一辈；吕汲公、王彦霖是另一辈；丰相之、李君行又是另一辈。推崇议论的人怎敢忽视他们呢！撰写《范吕诸儒学案》。（第十九卷。）

涑水先生的弟子，大多没有传承下来。其中著名的，刘忠定公得其刚健，范正献公取其纯粹，景迂得其数学，而刘、范尤为杰出。忠定的《语录》、《谭录》、《道护录》现在都没有完整版本，但大致可以考察得知。撰写《元城学案》。（第二十卷。）

范正献公的老师是涑水先生，他的本集可以作为依据。他师从程氏，则出自鲜于绰的讹误。《伊洛渊源录》既然怀疑这一点，却又沿袭旧说，是错误的。陈默堂回答范益谦说：“以前从龟山那里听说，才知道先给事（范正献公）的学问与洛学相同。”那么他不是弟子就明显了。撰写《华阳学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先生曾让景迂续成《潜虚》，景迂推辞不敢，然而《易玄星纪》的谱系，足以继承师门了。景迂又私下尊崇康节，可惜他晚年喜好佛教。然而元城也不免如此。吕成公说：“景迂虽然驳杂，但他的学问有不可废弃的地方。”撰写《景迂学案》。（第二十二卷。）

荥阳先生年轻时，不专事一师。起初师从焦千之，是庐陵的再传弟子。后来师从安定，师从泰山，师从康节，也曾师从王介甫，最终归宿于程氏。汇集增益的功劳，非常广大。然而晚年又学习佛教，这是申公家学不够纯正的害处。总之，荥阳先生可以作为后世老师的，终究得力于儒家。撰写《荥阳学案》。（第二十三卷。）

洛学的魁首，都推崇上蔡，晦翁认为他英明特出超过杨时、游酢，大概是上蔡的才华高吧。然而他堕入葱岭之处，决裂也超过杨时、游酢。有人说：这是江民表的书写误入《上蔡语录》中。撰写《上蔡学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欢龟山，伊川喜欢上蔡，大概是他们的气象相似。龟山独自享有高寿，于是成为南渡后洛学的大宗，晦翁、南轩、东莱都出自他。（五峰、紫微都曾师从龟山门下。）然而龟山夹杂异端学说，也不亚于上蔡。撰写《龟山学案》。（第二十五卷。）

廌山游肃公在程门与谢良佐、杨时鼎足而立，但遗书唯独没有流传，他的弟子也不振作。五峰有话说：“定夫是程门的罪人。”多么晚节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从各种书籍中稍微搜求到他精粹言论的一二。撰写《廌山学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肃公在洛学中最为晚出，但坚守老师的学说最为纯正。五峰认为他是程氏后起的龙象，东发认为他不失老师传授，确实不是过誉。撰写《和靖学案》。（第二十七卷。）

兼山作为将门之子，知道仰慕程门，最终死于王事。白云高蹈终身，和靖所记载的党锢后事，恐怕未必真实。郭门的学问虽然孤行，但从谢艮斋到黎立武，绵延不绝。撰写《兼山学案》。（第二十八卷。）

洛学传入秦国依靠三吕，传入楚国依靠上蔡在荆南任教，传入蜀地依靠谢湜、马涓，传入浙江依靠永嘉的周、刘、许、鲍几位先生，而传入吴地依靠王信伯。信伯极受龟山赞许，而晦翁最贬低他，后来阳明又最推崇他。我读信伯文集，颇能启发象山的萌芽，贬低他的人因此，推崇他的人也因此。象山的学问，本来无所承袭，东发认为远出于上蔡，我认为兼出于信伯。大概程门已有这一种了。撰写《震泽学案》。（第二十九卷。）

程子弟子中最著名的，刘、李各位先生因为早逝，所以他们的源流没有广泛；晋陵周氏兄弟也被和靖赞许；后来马伸、吴给以大节显现。也有不称职传承薪火的，如邵溥的委曲求全接受伪命，李处廉的因墨守成规而败坏。至于邢恕，则是古公伯寮一类的人吧！撰写《刘李诸儒学案》。（第三十卷。）

关学的兴盛，不亚于洛学，但再传弟子为何如此稀少呢？也

译难道因为完颜氏的动乱，儒学就因此中断了吗？《伊洛渊源录》对关学记载简略，只因为三吕和苏氏曾经登程门受业，才将他们列入书中，其余关学人物都失传了。我除了范侍郎范育之外，从《宋史》中找到了游师雄、种师道，从《胡文定公语录》中找到了潘拯，从《楼宣献公集》中找到了李复，从《童蒙训》中找到了田腴，从《闽书》中找到了邵清，等到阅读《晁景迂集》，又找到了张舜民，又从《伊洛渊源录》的注文中找到了薛昌朝，略微为关学补全了失传的人物。于是撰写了《吕范诸儒学案》。（第三十一卷。）

译世人只知道永嘉诸子传承了洛学，却不知道他们也兼传了关学。考察所谓的“九先生”，其中六人直接师从程门，其余三人则是私淑弟子。而周浮沚、沈彬老又曾师从蓝田吕氏，这难道不是横渠先生的再传弟子吗？鲍敬亭等七人，其中五人直接师从程门。朱熹撰写《伊洛渊源录》，多次写信给陈傅良（止斋）搜集相关事迹，应当没有遗漏，然而许横塘（许景衡）的忠茂，竟然没有被列入其中，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是朱熹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将他们合为一卷，以记载我们浙江学派的兴盛，实际上就始于这里。而林竹轩，是许横塘的高足，他的学问也颇有开启象山学派之意。于是撰写《周许诸儒学案》。（第三十二卷。）

《百源》（邵雍）弟子中承受秘密传授的，叫王豫，叫张，都早逝，所以没有传下来。伯温虽然接受了辟咡负剑的教导，但所得似乎较浅。东发认为《渔樵问答》是伯温所作，其中也有名言，可惜《闻见录》沉溺于轮回之说。我又广泛搜求，得到杨、周等数人。于是撰写《王张诸儒学案》。（第三十三卷。）

私淑洛学而取得大成就的，胡文定公就是其人。胡文定从谢、杨、游三位先生那里探求学统，但他却说：“三位先生义理上兼有师友之谊，但我从遗书中自得的东西更多。”那么后世儒者因为朱子的话，竟将胡文定列入谢氏门下，这是错误的，现在将他剔除出来。南渡后昌明洛学的功劳，胡文定几乎与杨龟山相当，因为朱熹、张南轩、吕东莱都是他的再传弟子。（朱熹、吕祖谦都曾师从胡籍溪。）于是撰写《武夷学案》。（第三十四卷。）

私淑洛学而未纯正的，是陈了斋、邹道乡。唐充之、关止叔，又次一等。陈了斋兼私淑司马光（涑水）、邵雍（康节），学徒最多，建炎之后多归于杨龟山门下。于是撰写《陈邹诸儒学案》。（第三十五卷。）

大东莱先生是荥阳（吕氏）的正统嫡传，他不专事一师，也是家风如此。自元祐年间的各位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游酢）、了翁（吕希哲）、和靖（吕大临）以及王信伯等人，都曾跟随他学习，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其德行。而沉溺于禅学，这又是家门中的流弊吧！于是撰写《紫微学案》。（第三十六卷。）

上蔡（谢良佐）的门人中，汉上朱文定公最为著名。三《易》象数的学说，未曾见于上蔡的口述，而汉上却详细阐述。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长凭借洛学在宋室中兴时得到任用，汉上实际上是接连而出，但世间传承他学问的人稍微少些。于是撰写《汉上学案》。（第三十七卷。）

豫章（杨时）在杨门中，所学虽然纯正，但所得确实较浅，应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至延平（李侗）就深奥了，再传至晦翁（朱熹）就广大了，豫章于是成为别子（旁支）。弟子使老师增光，真是厉害啊！于是撰写《豫章学案》。（第三十九卷。）

（梓材谨案：默堂、豫章都师从伊川，与震泽相同。只是震泽先师从龟山而最终师从伊川，默堂、豫章则师从伊川而最终师从龟山，所以列在此处。）

龟山弟子中以风节光显的，没有比得上横浦（李光）的，而驳杂的学问也以横浦为最。朱熹斥责他的书，比作洪水猛兽之灾，这可以忽略吗？然而横浦辅佐圣门之功，正不可磨灭。于是撰写《横浦学案》。（第四十卷。）

武夷诸子中，致堂（胡安国）、五峰（胡宏）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学问又分为二派。五峰不满意他哥哥的学问，所以致堂的传承不广。然而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时，致堂独自洁白不染，也已经很贤德了，所以朱子也多采纳他的观点。于是撰写《衡麓学案》。（第四十一卷。）

绍兴年间的诸儒，造诣没有超出五峰之上的。他所作的《知言》，吕东莱认为超过《正蒙》，最终开创了湖湘的学统。现在豫章因为朱熹的缘故在泽宫受祀，而五峰却空缺，这不是公正的评论。于是撰写《五峰学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刘子翚）、籍溪（胡宪）、屏山（刘勉之）三位先生，是朱熹曾经师事的。白水师从元城，兼师龟山；籍溪师从武夷，又与白水同师谯天授；只有屏山不知师从谁。三家之学大致相同，但似乎都不能不杂有禅学，所以五峰规劝籍溪的话很详细。当时闽中还有支离先生陆佑，也与三位先生为学侣。于是撰写《刘胡诸儒学案》。（第四十三卷。）

中兴两位宰相，丰国赵公曾师从邵雍（邵子文），魏国张公曾师从谯天授。丰公所得较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但伊、洛之学，从此得以昌明。魏公因为曾使用陈公辅而招致诽谤，有人于是怀疑他阻塞了伊洛之学，与丰公有异同，未必是这样。陈公良翰，芮公煜的弟子，也是我们道统的疏远辅佐者。于是撰写《赵张诸儒学案》。（第四十四卷。）

伊洛之学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于婺州，独自崛起，他的言论无不与伊洛相合，朱熹采纳了他。又有襄陵许吏部，得到中原的文献，别成一家，萧三顾则曾师从伊洛，但不肯完成学业，自以其所学孤行，也是狷介之人吧。

译叙述《范许诸儒学案》。（第四十五卷。）

译玉山汪文定公年少时受到湍石先生的赏识，他的本师是横浦先生，又曾跟随紫微先生学习。然而横浦、紫微二人都信奉佛教，而汪文定公却纯粹地遵循正道，这正是他作为能继承并光大师道的弟子之处。撰写《玉山学案》。（第四十六卷。）

和靖先生的高足，如吕氏、王氏、祁氏，都没有可见的门人传承。只有盐官陆氏能够将其学说传给艾轩先生，于是红泉、双井之间，学派兴起。然而我阅读艾轩先生的著作，似乎他也从王信伯那里有所收获，大概是因为陆氏也曾跟随王信伯游学。况且艾轩先生的宗旨，源自和靖先生的反而较少，源自王信伯的反而较多，实际上是早于槐堂三陆而兴起的。只是槐堂贬斥伊川先生，而艾轩先生没有这样做，所以晦翁先生对艾轩先生没有贬低的言辞。整个宋代，艾轩先生的学问，自成源流。撰写《艾轩学案》。（第四十七卷。）

杨文靖公经过四代传承而得到朱子，朱子学问广博宏大，精微透彻，综合罗致百代之精华！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并非不显得高峻严正，但最终不能掩饰其偏颇。然而善于研读朱子著作的人，应当寻求各家学说，以收取去短取长的益处。如果墨守成规而摒弃一切，那就不是朱子的学问了。撰写《晦翁学案》。（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

南轩先生像明道先生，晦翁先生像伊川先生。假使南轩先生能长寿，他的造诣更不知会达到何种境界。北溪等诸子一定要说南轩先生是从晦翁先生那里转变过来的，这就像说横渠先生的学问属于程氏一样。想要尊崇自己的老师，反而诬蔑了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撰写《南轩学案》。（第五十卷。）

小东莱先生的学问，心态平和，气息平易，不逞口舌之快与诸公争辩，大约在于陶冶同类型的人以逐渐化解他们的偏颇，具有宰相的气度。可惜他早逝，晦翁先生于是日益与人苦苦争辩，甚至诋毁婺学。而《宋史》的浅陋，竟将小东莱列入《儒林传》。但后世的君子终究不认为这样恰当。撰写《东莱学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学派的渊源很远，那些认为程门袁氏的传承是别派的说法，是从艮斋薛文宪公开始的。艮斋的父亲在武夷山求学，而艮斋又自成一家，这也是入门弟子兴盛的表现。他的学问主张礼乐制度，以求实现事功。然而看艮斋用“参前倚衡”来谈论持敬，那么根本大法未曾不整齐严谨。撰写《艮斋学案》。（第五十二卷。）

永嘉诸子，都在艮斋先生的师友之间，他们的学问从艮斋先生那里流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先生最被称为纯正严谨，看他的所得，似乎比艮斋先生更加平实，占得了稳固的地位。撰写《止斋学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先生比止斋先生稍晚出现，他的学问起初相同而最终相异。永嘉的功利之说，到水心先生这里才被彻底洗刷。然而水心先生天资高，放言抨击古人多有过激之处，他自曾子、子思以下都不免受到批评，不仅仅像象山先生那样诋毁伊川先生。但确实也有卓然不群、前人未曾道出的见解，不能用片面的看法将其抛弃。乾道、淳熙年间的老辈学者去世后，学术的汇聚，总归为朱、陆两派，而水心先生在其中坚持己见，于是号称鼎足而立。然而水心先生擅长文章，所以弟子多流于辞章。撰写《水心学案》。（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

永嘉学派以经制谈论事功，都推究本源认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学派则专门谈论事功而没有所承袭，其学问更加粗莽浅陋，晚年节操尤其有愧于心。撰写《龙川学案》。（第五十六卷。）

三陆先生的学问，梭山先生开启它，复斋先生发扬它，象山先生完成它。梭山先生是一个朴实的人，他的言论都切近实际，对日常生活有补益。复斋先生却曾从襄陵许氏入手，喜好讨论之学。《宋史》只说复斋先生与象山先生和而不同，考察包恢的话，那么梭山先生也是如此。现在不能全部传下来，真是可惜。撰写《梭山复斋学案》。（第五十七卷。）

象山先生的学问，先确立其根本，本于孟子，足以针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只是象山先生天分高，出语惊人，有时失于偏颇而不自知，这是他的毛病。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张无垢以至于林艾轩，都是其先驱，到象山先生而大成，而其宗派传承也最广。有人因其偏颇而更加甚之，像世上那些食古不化、随声附和，自以为能辅佐朱子的人，竟诋毁象山先生为异端，我是不敢相信的。撰写《象山学案》。（第五十八卷。）

朱、张、吕三位先生讲学时，最同声相应的是清江刘氏兄弟。他们敦厚笃实、平和，他们的学生也多在东南。近来有人妄称子澄是朱门弟子，这是错误的！撰写《清江学案》。（第五十九卷。）

永嘉诸先生讲学时，最同声相应的是说斋唐氏。但他不太与永嘉学派相互切磋，令人不解。有人说永嘉之学，是说斋先生倡导的，恐怕未必如此。撰写《说斋学案》。（第六十卷。）

三陆先生讲学时，最同声相应的是平阳徐先生子宜、青田陈先生叔向。陆氏的谱系竟引平阳先生为弟子，这又是错误的！撰写《徐陈诸儒学案》。（第六十一卷。）

西山蔡文节公是朱门领袖，然而他的律己

译吕象研究象数之学，大概是承袭了家中的家传。可惜《翁季录》已经失传了。这里记述《西山蔡氏学案》。（第六十二卷。）

译嘉定年间以后，能够光大师门传授，成为既有理论体系又有实际用处的儒者，勉斋黄文肃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玉峰、东发论述道统，在三先生之后，只有勉斋一人而已。撰写《勉斋学案》。（第六十三卷。）

庆源辅氏，也是沧洲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遗著散失，世间辑录的《语溪宗辅录》，不过是其中的糟粕罢了。撰写《潜庵学案》。（第六十四卷。）

永嘉地区学习朱子之学的，从叶文修公和潜室开始。文修的书已无法考证，《木钟集》尚且有留存。从此以后，永嘉的学者逐渐背离了艮斋那一派。撰写《木钟学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在沧洲学派中，也是优秀的人物。再传之后有立斋，是嘉定以后宰相中最杰出的人，声望几乎与司马光（涑水）相当，他的学问传给了车氏。当时天台的学者都沿袭篔〇、荆溪的文统，车氏能够纠正它。撰写《南湖学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孙，都作为朱学的捍卫者，而文正的《皇极》又自成一家。撰写《九峰学案》。（第六十七卷。）

沧洲的诸子中，以北溪陈文安公为后出。他极力维护师门，多有阐发，但也有持异同之见而失之过当的地方。撰写《北溪学案》。（第六十八卷。）

朱门传授，在南方兴盛，李敬子、张元德、廖槎溪李果斋都是资深老辈，其余也多是中等偏下的士人，保留他们以附属于青云学派罢了。李、张诸子的书，我没能看到。撰写《沧洲诸儒学案》。（第六十九卷、七十卷。）

（云濠谨案：这条底本在“附青云”句下说：“续《伊洛渊源录》的人牵强附会诸儒门下，全都归入朱子门下，令人可笑，现在都已厘正。”﹛@

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跟随止斋、岷隐学习的。然而像彭忠肃公的节操气概，吴文定公的功勋名声，二游、文清、庄简公的道德器量，以至于胡盘谷等人，都是岳麓学派的巨擘。再传之后得到漫塘、实斋。谁说张氏之后弱于朱氏呢！撰写《岳麓诸儒学案》。（第七十一卷。）

宣公居住在长沙的二水之间，而蜀中反而疏远。然而自从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将学问传入蜀地，二江的讲舍不下于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在岷江、峨眉山间砥柱中流，蜀学的兴盛，终究出于宣公的绪余。撰写《二江诸儒学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学派的学者，自成公去世，忠公继承他，由此代代相传没有断绝。它与岳麓学派的影响，并称为克世。长沙陷落，岳麓的学生扛着兵器登上城墙，死去的十有八九，可惜姓名大多无法考证。而明招的学生历经元到明没有断绝，是四百年文献所寄托的地方。撰写《丽泽诸儒学案》。（第七十三卷。）

象山的门人，必定以甬上四先生为首，因为他们是本干、淳等老一辈。而破坏其教化的实际上是慈湖。然而慈湖的话不能全部听从，但他的行为可以效法。黄勉斋说：“《杨敬仲集》都是德行之人的言论，但没有听闻大道。”我因此选取其中最精粹且平易的部分，以志去短集长之意，那么本来有质询圣人而不谬误的地方。撰写《慈湖学案》。（第七十四卷。）

慈湖与絜斋，不能相提并论。慈湖泛滥夹杂，而絜斋的话有法度，东发先我说了。撰写《絜斋学案》。（第七十五卷。）

杨、袁的年辈晚于舒、沈，而他们的传授反而兴盛，难道是因为舒、沈的名位低于他们吗？唉！这也有道理。然而舒、沈的平实，又超过杨、袁。四先生中，沈先生师从复斋，《宋史》混在一起排列。撰写《广平定川学案》。（第七十六卷。）

槐堂的学问，在吾甬上最兴盛，而江西反而不及。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黄、邓等人，现在他们的绪言渺茫了！甬上的西边，还有严陵，也是一大支派。撰写《槐堂诸儒学案》。（第七十七卷。）

康节的学问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授，牛氏父子自称有所授受，世人不敢相信。张行成疏通其中的错误，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很看重他。其后如祝子泾，又稍有不同。至于廖应淮等人，则更加荒诞了。康节本出于希夷，其后终于流变为应淮，所谓“必复其始”的人吗？撰写《张祝诸儒学案》。（第七十八卷。）

从淳熙到嘉定，疏附先后诸家的，有丘忠定公、刘文节公、楼宣献公等人，虽然不入诸先生的学派，但都能运用先圣之道，而柴献肃公尤其纯正。撰写《丘刘诸儒学案》。（第七十九卷。）

嘉定以后，私淑朱、张之学的，是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的精粹，而去其驳杂。世人称颂他，将他与西山并列，有如温公、蜀公

译不敢有所偏颇。〇洲则说：“鹤山先生的卓越超群，不是西山先生那种依附门户、随波逐流的人所能企及的。”我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于是记述了《鹤山学案》。 （第八十卷。）

译遥望西山先生，其学脉直接继承朱熹，然而他晚年的节操为何如此委曲求全呢！东发先生对朱学最为尊崇信奉，却对西山先生不满，《理度两朝政要》中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宋史》中也有含蓄的批评。此处记述《西山真氏学案》。（第八十一卷。）

勉斋先生的学问传承，得到金华学派而更加昌盛。评论者说北山先生极像和靖先生，鲁斋先生极像上蔡先生，而金文安公更是明体达用的儒者，是浙学的中兴之主。此处记述《北山四先生学案》。（第八十二卷。）

双峰先生也是勉斋先生的一支传人，经过多次传承而得到草庐先生。评论者说双峰先生晚年多有不同于朱熹之处，因此诋毁他。我认为这不足以贬低双峰先生，只是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此处记述《双峰学案》。（第八十三卷。）

鄱阳汤氏三位先生，学问导源于南溪先生，传承宗法于西山先生。而晦静先生由朱学转入陆学，传给东涧先生；晦静先生又传给径畈先生。杨氏、袁氏之后，陆学达到一次兴盛。（方回认为东涧先生晚年才开始尊崇陆学，这是错误的。）此处记述《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第八十四卷。）

四明地区的学问多属陆氏学派，深宁先生的父亲也师从史独善以承接陆学。而深宁先生继承家训，又师从王子文以承接朱学，师从楼迂斋以承接吕学。他又曾与汤东涧交往，东涧也是兼治朱、吕、陆之学的学者。深宁先生调和各家，不专尊一师。《宋史》只夸耀他辞章学业的繁盛，我略微嫌弃深宁先生的，正是因为他科举习气未尽！如果仅仅因为他的《玉海》著作稍少就认为足以穷尽他的底蕴，那就太浅陋了！此处记述《深宁学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地区专宗朱氏学派的，以东发先生为最。《日钞》一百卷，是他亲身实践、自得之言，渊源出自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欢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西各位弟子，支离破碎、乖谬抵牾、固陋浅薄无所不有，能够从中振作起来的，北山师徒为一支，东发先生为一支，都是浙江人。这也足以报答先贤对浙学的深切关怀之意了！此处记述《东发学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都属陆学，到静清先生才开始改而尊崇朱学，渊源出自莲荡■氏。然而曾听说深宁先生不喜欢静清先生解说《易经》，因为他喜好新奇，那么似乎未必完全同于朱学。他所传承的是程畏斋兄弟，则是纯粹尊崇朱学的。此处记述《静清学案》。（第八十七卷。）

巽斋先生尊崇晦翁，不知从何而来。考证沧洲先生的弟子，庐陵有欧阳谦之，确实曾跟随学习，巽斋先生是他的后人吗？他的遗书宗旨，无法考证得知。然而巽斋门下有文山先生，径畈门下有迭山先生，可以看出宋代儒者讲学没有辜负国家。此处记述《巽斋学案》。（第八十八卷。）

勉斋先生的传承，还有从鄱阳流入新安的，即董介轩一派。鄱阳的学问，始于程蒙齐、董盘涧、王拙斋，而大多在董氏门下完成学业。然而除了许山屋之外，逐渐流变为训诂之学了。此处记述《介轩学案》。（第八十九卷。）

河北的学问，传承自江汉先生，有姚枢、窦默、郝经，而鲁斋先生是其大宗，元代实际上依赖他们。此处记述《鲁斋学案》。（第九十卷。）

（云濠谨案：底本关于鲁斋说：“当元之时，至与二程、横渠、南�并加公爵，从祀朝廷，则似少过焉。”静修先生也出自江汉的传承，又别为一派。蕺山先生曾说：“静修颇近乎康节。”此处记述《静修学案》。（第九十一卷。）

草庐先生出自双峰先生，固然是朱学，其后也兼主陆学。因为草庐先生又师从程氏绍开，程氏曾建造道一书院，想要调和两家。然而草庐先生的著作，终究还是接近朱学。此处记述《草庐学案》。（第九十二卷。）

径畈先生去世后陆学衰落。石塘胡氏虽然由朱学转入陆学，未能振兴。中兴陆学的，江西有静明先生，浙东有宝峰先生。此处记述《静明宝峰学案》。（第九十三卷。）

继承草庐先生调和朱、陆之学的，是郑师山先生。草庐先生多偏向陆学，而师山先生则偏向朱学，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原因。此处记述《师山学案》。（第九十四卷。）

元代立国，无可称道之处，只有学术尚未衰败，上面虽然轻视它，下面却自行趋向它，这就是洛学、闽学恩泽宏大的表现。如萧勤斋、同矩庵等人，他们也是许衡、刘因的门徒吗？此处记述《萧同诸儒学案》。（第九十五卷。）

元祐之学，被二蔡、二惇禁止，中兴后丰国赵公放宽禁令。和议兴起，秦桧又禁止，绍兴末年又放宽禁令。郑丙、陈贾忌恨晦翁，又开启禁令，从而一变成为庆元党禁。这是两宋治乱存亡的关键。嘉定以后，表面尊崇而暗中摧残，儒术也逐渐衰微了。他们的事迹已散见于各位先生的传记中，又仿效大事表的意思，记述《元祐》、《庆元党案》。（大致以《道命录》为底本。）直到晚宋如周密等人，凡是诋毁谩骂各位

译儒者都依附他。（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

译王安石《淮南杂说》刚问世时，见到的人以为是《孟子》。苏洵的文章刚问世时，见到的人以为是《荀子》。不久之后，争论纷纷大起。《三经新义》经历了几十年才最终被废止，而蜀学也就因此成为了对立的学派。对于上下《学案》的编纂者来说，不能不探究其本末源流。况且王安石想要阐明圣人之学却掺杂了禅宗，苏氏出于纵横家之学却也掺杂了禅宗，可见佛教（西竺）扩大其影响的能力真是厉害啊！于是记述《荆公新学》及《蜀学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

关中、洛阳沦陷于金人（完颜氏），百年间听不到学术正统的传承，这真是令人叹息啊！李屏山文章雄健却沉溺于异端邪说，敢于说出肆无忌惮的话，把司马光以来大儒的著作，任凭他狂放之舌肆意攻击，令人齿冷。然而也不必与他辩论，只是略举其主旨，让后世学者看到后嗤笑他。当时河北的正统学术正在兴起，没有狂风怪雾，就无法显现出皎洁太阳的光明啊。于是记述《屏山鸣道集说略》。（第一百卷。）

卷一 安定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安定学案表

胡瑗 程颐（另编为《伊川学案》。）

（高平讲友）范纯佑

范纯仁（并见《高平学案》。）

徐积 江端礼

马存

吕希哲（另编为《荣阳学案》。）

吕希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钱公辅

孙觉 邢居实

（附弟览。）李昭〇

傅楫（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滕元发

顾临

汪澥（另见《荆公新学略》。）

徐中行 （子）庭筠井（曾孙）日升

郑伯熊（另见《周许诸儒学案》。）

（子）庭槐

（子）庭兰

刘彝 （子）淮夫（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邹夔

邹棐 （弟）括

钱藻

苗授

欧阳发（另见《庐陵学案》。）

朱临 （子）服

翁仲通 （子）彦约

（子）彦深

（子）彦国

杜汝霖 （孙）陵（曾孙）旟（另见《丽泽诸儒学案》。）

（曾孙）〇（曾孙）斿（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曾孙）旞

（曾孙）（另见《沧诸儒学案》。）

莫君陈 （子）砥 （孙）伯虚

张坚

祝常

管师复（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管师常（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庐秉

林晟 （子）玉胜 （孙）俊民

（子）用 （孙）朝价

游烈

徐唐

（附师吴果。）

饶子仪（另见《泰山学案》。）

陈舜俞

周颖

翁升

江致一

陈敏

盛侨

倪天隐 彭汝砺

吴孜

张巨（另见《庐陵学案》。）

田述古 吕好问

吕切问（并见《荥阳学案》。）

潘及甫

莫表深

陈高

陈贻范（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安焘

朱光庭（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

赵君锡（另见《高平学案》。）

（节孝同调）

（私淑）罗适

（附师）朱绛

吴儆（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以下安定续传。）

汪深（另见《象山学案》。）

孙复（另编为《泰山学案》。）

石介（另见《泰山学案》。）

阮逸（并安定学侣。）

陈襄（另编为《古灵四先生学案》。）

杨适（另见《士刘诸儒学案》。）

（并安定同调。）

安定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按：宋代学术的兴盛，安定、泰山是开创先河者，程、朱二位先生都认为是这样。安定深沉潜默，泰山高明卓越，安定笃实厚重，泰山刚健有力，各自符合其天性禀赋所接近的特点。但就他们努力肩负起道统传承这一点来说，则是一样的。安定似乎比泰山更加纯正。小程子进入太学，安定正担任老师，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讲堂上的收获，难道不盛大吗！于是记述《安定学案》。（梓材按：全氏《序录》原本在卷首，可以看见全书的脉络，现在又分别列在各《学案》的开端，使学者得以看见每卷的要领。就像《周易序卦传》本是十翼之一，后来解说《易》的人往往分列在各卦之前一样。）

◆高平讲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译胡瑗，字翼之，是泰州如皋人。七岁擅长写文章，十三岁通晓《五经》，便以圣贤的标准来期许自己。邻居的父亲见到他后觉得他非同寻常，对胡瑗的父亲说：“这个孩子是杰出的人才，不是普通的孩童！”家里贫穷无法自给，他前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一同求学，刻苦攻读，饮食清淡，整夜不睡觉，一坐就是十年没有回家。收到家书，看到上面有“平安”二字，就把它扔进山涧中，不再展开，是怕扰乱心神。他凭借经学在吴中地区教授学生，范仲淹喜爱并敬重他，聘请他担任苏州教授，范仲淹的几个儿子也跟随他学习。景佑初年，朝廷修订雅乐，范仲淹推荐胡瑗，他以平民身份在崇政殿应对。被授予试秘书省校书郎，被征召为丹州军事推官，历任保宁节度推官。滕宗谅任湖州知州，聘请他担任教授。胡瑗倡导阐明正统的学问，并以身作则。即使是盛夏酷暑，他也一定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严格遵循师生礼仪。他看待学生如同看待自己的子弟，学生们也爱戴敬重他如同父兄。他教导人的方法，条款细则完备。设立“经义”、“治事”两个斋舍：经义斋则选择那些心性通达、有器量格局、能担当大事的人，让他们讲明《六经》。治事斋则每人专治一事，又兼治一事，比如治理百姓以安定他们的生活，研习武备以抵御寇盗，修筑堤坝以利农田，研究历法算术以明晰数理等。他教授学生二十多年。庆历年间，天子下诏到苏州、湖州，采纳他的方法，将其定为太学的法令。召他担任诸王宫教授，他推辞说有病不去。不久担任太子中舍，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皇佑年间，重新铸造太常寺的钟磬，派驿马召胡瑗与阮逸，同太常寺官员在秘阁商议，于是主管制作音乐的事。授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音乐制成后，升任大理寺丞，赐给绯色官服和银鱼袋。嘉佑初年，提拔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然专门掌管太学事务。各地的士人归附他，以至于学校容纳不下，在旁边扩建军营住房来扩大校舍。不久他生病，以太常博士的身份退休。东归的那天，弟子们为他送行的帐幕绵延百里不断，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的事。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谥号文昭，朝廷下诏资助他的家属。他所著有的《易》、《书》、《中庸义》、《景佑乐议》。（云濠按：谢山《学案札记》：“《安定易传》十卷。”又按：《四库书目》收录《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两卷，其余书籍散佚。）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当时礼部录取的士人，胡瑗的弟子常常占十分之四五，他根据学生才能的高低来修饰培养他们，人们遇到他，即使不认识，都知道是胡瑗的弟子。在湖州求学时，福唐人刘彝前往跟随他学习，被称为高材弟子。后来熙宁二年，神宗问：“胡瑗与王安石谁更优秀？”回答说：“臣的老师胡瑗用道德仁义教导东南地区的诸生时，王安石正在考场中修习进士的学业。臣听说圣人的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的关系，仁义礼乐的规范，历代不可改变的，是它的体。《诗》《书》史传子集，垂范后世的，是它的文。推行于天下，能够润泽百姓，归于皇极的，是它的用。国家累朝选拔人才，不以体用为根本，而崇尚声律浮华的词藻，因此风俗轻薄。臣的老师在宝元、明道年间，尤其担忧这种弊端，于是用明体达用的学问传授给诸生。日夜勤勉劳累，二十多年，专心致力于学校教育。始于苏州、湖州，终于太学，出自他门下的学生不下几千人。所以如今学者明白圣人的体用，将其作为政教的根本，都是臣老师的功劳，不是王安石能比的。”皇帝说：“他的门人现在在朝廷做官的是谁？”回答说：“像钱藻的渊博笃实，孙觉的纯正明达，范纯仁的直率温和，钱公辅的简约诚信，都是陛下所知道的。那些在外地，用明体达用的学问，教导四方百姓的，大概有几十人。其余在政事、文学方面稍优于常人的，数不胜数。这是天下四方所共同知道的。”皇帝很高兴。明朝嘉靖年间，配享孔庙，称“先儒胡子”。

译百家谨案：先生在太学时，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来考校诸生。先生得到伊川的答卷，大为惊奇，随即请求相见，任命他担任学职，对他格外赏识。伊川对先生的尊敬礼遇也到了极点。对于濂溪，虽然曾经跟随他学习，却常常称他的字“茂叔”；对于先生，则非称“安定先生”不可。伊川又曾对人说：“凡是跟随安定先生学习的人，那种醇厚和易的气质，一望便知。”又说：“安定先生的门人，往往懂得考究古制、爱护百姓，让他们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论语说

朋友是辅助仁德的责任，不可以选择不对的人。所以孔子曾说：“我死后，子夏会日益进步，子贡会日益退步。”这是因为子夏喜欢与胜过自己的人相处，子贡喜欢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不只是听到孔子的道理，凡是听到别人的善言善行，都应当如此。（子路唯恐有所遗漏。）

命是禀受于天，性是命在我身上的体现。在我身上的要修养它，禀受于天的要顺从它。愚笨、迟钝、偏颇、粗野，都是指出其短处而让他去修养的。（愚、鲁，偏颇、粗野。）

公叔文子与大夫僎一同被举荐到朝廷，孔子说“可以谥为‘文’”；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孔子称他为“窃位”。由此看来，君子以推荐贤才为己任。（臧文仲窃位。）

子贡的话，是说得过分了。孔子本来就是向别人学习后才成为孔子的。（子贡说孔子高不可及。）

慈溪黄氏说：子贡是为了驳斥毁谤孔子的人，所以极力这样说。安定先生担心后学对孔子期望太高而自认为不可学习，所以又这样解释。

冉求有从政的才能，所以说“可以让他做宰”；等到他聚敛财富不合正道，所以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如果赞美管仲的功绩，就说“他的仁德，他的仁德”；至于鄙视管仲的僭越，就说“如果管仲懂得礼，谁不懂得礼呢”。（孔子称赞冉求可以让他做宰，又鄙视他为“小子”。）

古人用人看重德行，不看重他是否有言论，言论与德行两者都能得到。现在的人两者都失去了。（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

凭一时的才能取人，而不追究他平生的品行。（孔子见互乡童子。）

春秋说

不记载“王师在郑国战败”，因为王者在天下无敌，记载“战”就意味着王者可以被敌对，记载“败”就意味着诸侯可以抵御，所以说“伐”而不说“败”。茅戎记载“败”，是因为王师并非王的亲兵去征讨而失败，所以记载它。（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王讨伐郑国。）

蔡季是蔡桓侯的弟弟。弟弟季应当继位。“归”是美辞。当时多有弑君夺位之事，表明季没有恶行。称字，是诸侯之弟例行的记载方式。（桓公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诸侯讨伐卫国以接纳公子朔，天子不先去救援，朔最终被诸侯接纳，天子的威权命令就尽失了。先师说：这还胜过不救援。记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是因为王法在此尚且还在施行。大势既已去，怎么能一定胜利呢！（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

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讨伐贼人就可以知道了！（庄公十二年，宋万出奔陈国。）

妇人，是顺从丈夫的。庄公亲自到齐国迎亲，夫人不跟随庄公而至，是失妇道。大夫宗妇，是同宗大夫的妻子，不是说大夫与宗妇。觌，是拜见夫人。用币，是因为贽礼不过榛、栗、枣、修，现在妇人却用男子的贽礼，是庄公以夸耀奢侈而失礼。（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拜见，用币。）

伯姬是妇人中的伯夷。（襄公三十年，宋伯姬去世。）

活着时记载“王”，表明实际上是嗣君。死后称“子”，是因为正位未满一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去世。）

附录

先生世代居住在安定，流寓于陵州。父亲胡讷任宁海节度推官，先生随任生于泰州宁海乡，这是先生的故居。人们称他为安定先生，是追溯他的根源。

先生在太学时，起初人们不信服。他让已做官的门生盛侨、顾临等人分别担任执事，又让孙觉讲解《孟子》，中都的士人渐渐跟随他学习。每天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确，众人都大为信服。《五经》的不同见解，弟子记录下来，称为《胡氏口义》。

先生在太学时，每次公私考试结束，掌仪率领诸生在肯善堂集合，合奏雅乐歌唱《诗经》。到了夜里，才散去到各斋，也自己歌唱《诗经》奏乐，琴瑟之声传到了外面。

先生曾召对，按例须到阁门练习礼仪。先生说：“我平生所读的书，就是事君的礼仪，何必练习！”合门奏报皇上，人们都说山野之人必定失仪。等到登对，却大得圣旨。皇上对左右说：“胡瑗进退周旋，都符合古礼。”

先生初任直讲，有旨意专掌一学之政，于是推诚教育众多士子。也甄别人才，所以喜好经术的，喜好谈兵战的，喜好文艺的，喜好节义的，让他们按类群居讲习。先生也时时

译召见他们，让他们论述所学的知识，为他们确定其中的义理。有时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让每个人应对回答，以此判断其是否恰当。有时就当时的政事，让他们进行权衡裁断。所以每个人都乐于跟随他学习，并且取得了成效。朝廷中的名臣，往往都是先生的学生。

译（梓材谨按：此处下面有一条“番禺大商子”，已移至后文为其人立传。）

徐积初次拜见先生，头姿略微歪斜。先生严厉地喝道：“头姿要端正！”徐积猛然自我反省，不仅头姿要端正，内心也要端正，从此不敢有邪念。

神宗皇帝为先生画像题赞说：“先生的道，继承了孔子、孟子的宗旨；先生的教化，推行于苏州、湖州之间。师道尊严，如同泰山耸立在群峰之中；法度严明而令人信服，如同四季更替运行于无穷。先生在太学讲学，使四方人士欣喜仰慕，不远千里而纷纷归从；被召入天章阁，辅佐先帝每日侍奉，进献万言而竭诚尽忠。通过经义治事，来适应士人的任用；通过议礼定乐，来启迪陛下自身。推崇根本与实质，复兴古代淳厚的风气；倡导阐明正道，开启后世学者的蒙昧。瞻仰先生，谁不思念您？您确实是文教的模范，为后世所钦敬推崇！”

先生的孙子徐涤说：先祖治家非常严格，尤其谨慎区分内外之别。儿媳妇即使父母健在，如果不是在节令或初一十五，也不允许回娘家省亲。有遗训说：嫁女儿必须嫁给比我家优越的人家，娶媳妇必须娶不如我家的人家。有人问缘故，他说：“嫁女儿给比我家优越的人家，那么女儿侍奉婆家必定恭敬谨慎。娶媳妇不如我家的人家，那么媳妇侍奉公婆必定恪守妇道。”

陈右司说：胡先生在迩英阁，专门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作为论说。（补录。）

晁公武说：安定先生的《易解》非常详尽，大概是门人倪天隐所编纂，所以序言开头称“先生曰”。（补录。）

又说：《渐卦》中“鸿渐于陆”，先生采纳了范谔昌《易坠简》的说法。（补录。）

又说：程正叔的解说，与胡翼之颇为相似。（补录。）

薛艮斋在《与朱晦翁书》中说：以安定先生的传授来教化，大概不出于章句诵读，与近世高明自得之学相比，其效果远远不及。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才是真实确实的话。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承蒙教诲涉及此点，所以敢说出来。子路说“何必读书”，孔子厌恶他的巧辩；子夏必定称之为学，不能说他不善言辞。这两者难道没有说法吗？愚昧的人何不稍加思考！我曾说翼之先生之所以教化人，得之于古代的“洒扫、应对、进退”。懂得其中道理的是徐仲车。其余门徒能立足于世，这都是举其一端。王安石用宰相的标准来期许他，只是窥见了他的余绪罢了。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众人不足以了解。况且君子之道没有精粗、大小之分，所以致力于广大的人必定穷尽精微，追求极高明的人必定践行中庸。拘泥于一方，终究是徒有法度、徒有善心。汉儒的浅陋，有所谓“章句”、“家法”；异端之教，有所谓“不立文字”。考察政事在于方策，人存在才能举荐，礼仪威仪，待人而行，智者观察，不待辩论就明白了。

（梓材谨按：此条自〇洲原本所录艮斋的《浪语集》移入。）

陈直斋说：王晦叔问张南轩说：“伊川先生让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易》，为什么呢？”南轩说：“因为这三家不论互体罢了。”总之，这三家对于象数，扫除得几乎干净，不只是如所说的互体而已。（补录。）

黄东发说：先生阐明体用之学。师道的建立，从先生开始。然而他起初在泰山读书，十年不归，等到开始教授，日夜勤勉辛劳，二十多年，人们才开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难如此。

百家谨按：先生的学问，实际上与孙明复开启了伊洛之学的先河，而且同学始终友善。有人说先生在太学时，与明复避而不见，这是邵氏《后录》的错误，正与“主痈疽、寺人”的谈论相同。

◆安定学侣

殿丞孙泰山先生复（另见《泰山学案》。）

直讲石徂徕先生介（另见《泰山学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年间进士，官至太常丞。皇佑年间，与安定先生共同掌管乐事，升任尚书屯田员外郎。著有《易筌》。（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按：先生与安定共同掌管乐事，一起讨论乐理，可以作为安定先生的学侣。余姚翁氏注释真德秀《困学纪闻》说安定先生门人，不知依据何在。）

◆安定同调

忠文陈古灵先生襄（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助教杨大隐先生适（另见《士刘诸儒学案》。）

◆安定门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颐（另见《伊川学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纯佑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均见《高平学案》。）

节孝徐仲车先生积

徐积，字仲车，山阳人。三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因为父亲名叫石，终身不使用石器。跟随安定先生学习，厌恶华丽的衣服而不以为耻。参加科举进入京城，带着母亲一同前往。等到考中进士，同榜进士共同赠送百金为他祝寿，他拒绝了。神宗朝多次召见应对，因耳疾不能前往。元佑年间，任扬州司户参军。母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雪夜伏在墓侧，哭声不绝。当时甘露降下，树木成

译连理。朝廷大臣推荐他担任孝廉，任楚州教授。徽宗初年，改任宣德郎。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梓材案：原本此处下面有一段《东坡志林》的内容，现在因为其与传记文体不符，移至后面的《附录》中。）政和六年，赐予谥号节孝。有《文集》三十一卷。（云濓案：先生另有《节孝语录》，被收录进《四库全书》。）

译荀子辩

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加工的结果。”“古代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它偏险而不端正，悖乱而不可治理，所以为此兴起礼义，制定法度，用来矫正修饰人的情性使之端正，用来疏导教化人的情性使之走上正道。使人们的行为都符合事理，契合大道。”

辩驳说：荀子的观点是错误的。况且人的本性既然是恶的，又怎么知道恶是可以矫正、善是可以作为的呢？矫正本性的“矫”，就像矫正木材的“矫”，那就是像把弯曲的柳木矫正成杯盘之类的器具一样，这与告子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我认为礼义，是用来充实那些尚未充足的善；法度，是用来矫正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恶。

荀子说：“凡是本性，都是天生形成的，不可通过学习获得，不可通过人为努力达成。”

辩驳说：如果按照这样的论述，那么上层的教化可以废除，下层的求学可以抛弃，又哪里用得着礼义呢？我认为上天能赋予人的本性，但不能完成人的本性，只有人自己能完成其本性。这样，就与孔子的意思相合。孔子说：“成就本性并使之恒存，这是通向道义的门户。”

荀子说：“现在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能够看见的明亮不离开眼睛，能够听见的聪慧不离开耳朵。眼睛明亮、耳朵聪慧是不可以学习的，这很明显。”

辩驳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学习呢？婴儿的本性，还不会爬行。既然会爬行了，还不能行走，必须左右扶持，还说“暂且慢慢来”这样的话。然而最终能够去楚国、去秦国、去天下各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说是学习罢了。至于耳目，又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起初，眼睛不能视物，耳朵不能听声。然而明亮可以洞察秋毫的末端，聪慧可以辨别五声的和谐。最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说学习罢了。什么东西不可以学习呢？

百家谨案：正因为耳目具有聪明，所以圣人依据明亮，接着制定规矩，用来制作方圆平直之物；依据聪慧，接着制定六律，用来校正五音，从而有了视听方面的学问。正因为本性是善的，圣人制定礼义法度，从而有了恢复本性的学问。

荀子说：“现在人的本性，饿了想要吃饱，冷了想要温暖，劳累了想要休息，这是人的情性。现在人饿了，看见长辈却不敢先吃，是因为将要有所谦让；劳累了却不敢请求休息，是因为将要有所替代。儿子对父亲的谦让、弟弟对兄长的谦让，儿子替代父亲、弟弟替代兄长，这两种行为，都是违背本性且悖逆情性的。所以顺从情性就不会谦让，谦让就悖逆情性。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就很明白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加工的结果。”

辩驳说：饿了想要吃饱，冷了想要温暖，劳累了想要休息，这是人情的常态，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避免。至于儿子对父亲的谦让、弟弟对兄长的谦让，子代父劳、弟代兄劳，这两种行为都出于人的本性，怎么会违背本性且悖逆情性呢？有这种本性就有这种行为，没有这种本性就没有这种行为，哪有本性恶却能做到孝悌的呢？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百家谨案：饱暖安逸，固然属于人的性情。然而自己已经饱暖安逸，却看见父兄饥饿劳累，试问此时的子弟，也不知道他们的心能否安宁。想要饱暖安逸，是人之情；那对父兄劳累感到不安的心，是性之善；谦让和替代父兄，是顺乎性之善的表现。

荀子说：“凡是礼义，都是产生于圣人的后天人为，并非原本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陶工和土制成瓦，那么瓦产生于陶工的后天人为，并非原本产生于人的本性。工匠砍削木材制成器具，那么器具产生于工匠的后天人为，并非原本产生于人的本性。”

辩驳说：想要实行其实质的人必须先端正其名分，名分端正了教化就能推行。礼义的人为与弄虚作假的“伪”，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吗？在人身上发生的必然都称为“伪”，那么什么事不说“伪”呢？说本性恶的人，本意是为了推崇礼义。现在却把礼义加上“伪”的名号，这是想要推崇它反而贬低它了。为什么不这样说：“陶工依据土制成瓦，工匠依据木制成器具，圣人依据人制成礼义”呢？何必说“伪”呢。

百家谨案：荀子固然不认识本性，实际上是因为不认识礼义。本性就像土，而礼义不是瓦；本性就像木，而礼义不是器具。况且本性不可以用土木来比喻！本性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此心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即仁义礼智的道理。而此心不能不应对万事，于是圣人取此心恭敬的本性而制定经曲之礼，取羞恶的本性而制定咸宜之义。所以礼与义就是本性。说“顺从其本性而制定礼义”，其中的“顺”与“为”字都是多余的。至于土和木，何曾天然就有瓦和器具，却用来相互比拟呢？由先生的辩驳，不足以驳倒荀子。

荀子说：“微薄希望美好，狭窄希望宽广，贫穷希望富有，低贱希望尊贵，如果内心没有这些，必然向外追求。所以富有而不希望钱财，尊贵而不希望权势，如果内心已经有了这些，就不会向外追求。由此看来，人想要做善事，是因为本性恶。”

辩驳说：荀子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考虑孟子的意思呢？孟子把仁义礼智称为四端。所谓“端”也是微小的，那称为“仁”的，难道就足以用来实行仁了吗？那称为“义”的，难道就足以用来实行义了吗？

译关键在于对他进行养育并使之壮大。这就是所说的：微薄者希望美好，狭隘者希望宽广，贫穷者希望富有，低贱者希望尊贵，这是因为内心有所不足，所以必然向外追求；怎么能说富有的人就不希望得到财富，尊贵的人就不希望得到权势，只要内心充实就不向外追求呢？所以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他的善行还不够充足，并且有可以充实的资本、可以行善的资质，何必等到本性邪恶之后才去行善呢？本性邪恶却要去行善，就像抱着水往山上爬一样艰难；本性善良而去行善，就像水流动趋向湿润之处、火刚开始燃烧趋向干燥之物一样，难道不是顺应自然吗？

译百家谨按：天下没有没有实物却可以强行造作出来的道理。就像荀子所说，和土制成瓦，砍削木头制成器具，也必定要有这些泥土和木头，然后才能制成瓦器和木器，难道没有泥土和木头，陶工和木匠就能凭空造出瓦器和木器吗？况且荀子说“人想要行善，是因为本性为恶”，却不知道如果本性真的是恶的，怎么会有想要行善的念头呢？只要有想要行善的念头，就足以验证人心是善的了。先生说“为什么不考虑孟子的意思”，似乎有些迂腐。他既然主张性恶，怎么会顾念孟子呢！

荀子说：“如果人性本善，就会摒弃圣王，废弃礼义；如果人性本恶，就会推崇圣王，重视礼义。”

辩驳说：一阴一阳，是天地的常道。男子有家室，女子有归宿，是人伦的常道。君主必定有百姓，百姓必定有君主，这是治理天下的基础。不然，怎么治理天下呢？圣王的兴起，难道仅仅是因为人性恶吗？所以，人性本善，得到圣王就会更加治理得好，得到礼义就会更加兴盛，怎么能说“摒弃圣王，废弃礼义”呢？人性本善而得到礼义，就像草木萌芽得到滋润的雨水一样，蓬勃生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荀子说：“大凡人的本性，尧、舜与桀、跖是一样的；君子与小人的本性也是一样的。”

辩驳说：如果天下的本性只有恶，尧、舜、桀、跖也只是恶罢了，这是说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本性为善的人。从未有过一个本性为善的人，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那些所谓的圣人，又是凭什么成为圣人的呢？

荀子说：“尧问舜，人的情欲是怎样的。舜回答：人的情欲非常不好，有了妻子儿女，对父母的孝心就会减退；满足了嗜好欲望，对朋友的诚信就会减退；爵位俸禄盈满，对君主的忠诚就会减退。”

辩驳说：荀子记载尧、舜的言论，我不清楚。至于有了妻子儿女而对父母的孝心减退，这说明在没有妻子儿女时，曾经有过孝心。满足了嗜好欲望而对朋友的诚信减退，这说明在没有满足嗜好欲望时，曾经有过诚信。爵位俸禄盈满而对君主的忠诚减退，这说明在爵位俸禄未盈满时，曾经有过忠诚。这说明天下的本性，从未没有过孝心，从未没有过诚信，从未没有过忠诚，而人的本性确实是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因为外物侵害了它。学习荀子的人，对我的话怎么看呢？

百家谨按：荀子的学问，与告子极其相似，但有区别。陶工和土制成瓦，木匠砍削木头制成器具，这是杞柳制成杯盘的说法；礼义是人为的，这是义在外面的说法；认为本性为恶，就是食色是本性、生来如此就是本性的说法。但是告子用杞柳比喻本性，用杯盘比喻义，是认为人生来所有的本质，只有知觉，而知觉中没有礼义。想要在我身上得到理，必须向天地万物中去寻求，使它与我的知觉合而为一，然后才是成为圣人的功夫。却不知道这知觉随感而通，不失其宜的，就是礼义。然而告子的东流、西流，也只是说本性没有善恶，必须再向外寻求理。而荀子则直接把人欲横流的当作本性，竟然说本性为恶，反而把礼义当作矫正本性的虚伪之物了。唉，本性之道难以言说啊！孔子明确说求之于己，孟子明确说本性为善、万物皆备于我，程子明确说本性就是理，朱子明确说虚灵不昧、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那些告子、荀子把礼义当作外在的，人们都知道是异端，还可以说；想要明确做儒家的人，不认识我的本性就是礼义，却狂吠着想要把沿门乞火当作秘旨，凡是有所反求诸己的人，就胡乱诋毁为禅宗，这就不可以说了。

辩习

本性是善的吗？回答说：是善的。用善的本性，而习染却有善有恶，为什么呢？是因为外物诱惑于外，欲望攻心于内，好恶不正当而邪情奸诈夹杂其中。修养它而不充实，那么本性就不牢固，何况从未有一天修养它呢。能够自我修养的人很少了，于是有君师的教育、礼义的教化，用来修养本性、增长善端而端正习染。习染不正当就恶了，恶不停止那么本性就被扰乱，而说本性不善，这与伤害禾苗而说禾苗不长有什么区别呢！人们也知道禾苗吗？事物有禾苗，如果没有外物的伤害，那么禾苗没有不长的。禾苗枯槁，是外物伤害了它。所以善于养护禾苗的人，必定去除伤害禾苗的东西。去除杂草，是因为厌恶它伤害禾苗。善于修养本性的人，必定去除伤害本性的东西。去除恶习，是因为厌恶它伤害本性，那么本性是善的，习染有善有恶。习染长久不变，然后善恶才确定。最终成为君子，最终成为小人，都是所采取的道路，所以习染不可不慎重。善于习染的人，即使父亲是瞽瞍、鲧，也会舍弃父亲而向他人学习。本性是善的，习染有善有恶，所以习染不可不慎重。

语录

先生说人应当先修养他的气，气完备则精神完整，他写的文章就刚健而敏捷，处理事务就有果断，这就是所谓先确立大的方面。所以凡是人的文章，必定像他的气。班固的文章，可以说新颖美好，然而体格和顺，不如太史公的严谨。近世孙明复和石徂徕的文章，虽然不如欧阳修的丰富新颖美好，然而自有严毅可畏之处。

同僚之间，不可不和睦。和睦那么事情就没有违背逆乱，下属就不能做奸邪之事。一定要和睦，没有比分担过错而不掠取美名更好的了。

想要寻求圣人的道，必定要在它的变化中。所谓的变化是什么？大概尽中道的人，是圣人；而中道不足以穷尽，圣人所以

译一定要观察事物的变化。因为变化时纵横交错、反复无常，不固守旧有的常规，却都符合大道，这不是贤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孔子说“不能与他通权达变”，孟子“厌恶他固执一端”。

译研究《诗经》的人必须讨论它的大体宗旨。那些章句细碎之处，不值得谈论。况且《诗经》何必将二《南》分为《国风》，而《雅》又有大小之分，另外还有《颂》呢？大概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二《南》讲述文王的教化，从闺房床席之间开始端正，以至于人们受到感化。大概《风》是治理家庭的开始，《小雅》是治理国家政事的开始，《大雅》是治理天下的开始，《颂》是成就功业的开始，这叫做“四始”。

《艮》卦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本分”，正是用来告诫在位者的。至于求学的人，则没有什么不可思考的，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因为他们没有职责在身，可以践行自己的志向。如果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本分”，那就是将自己抛弃于浅陋的学问之中了。

杨子称赞孟子的“不动心”说：“贫贱富贵，不能动摇他的心。”这大错特错了。古代那些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人，难道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心吗？而世俗中那些匹夫之勇的人，难道不是以生死不动心吗？如果这样，那么孟子的不动心，就只是常人的水平了。大概孟子修养达到了极致，万物都具备于我，而各种变化都清晰地显现在胸中，所以即使面对齐国卿相那样显赫的地位，也不动心思去经营谋划就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他的修养达到了极致。

“志，是气的主帅；气，是身体的充塞。”这话精微深奥，求学的人应当思考它。大概意思是说，志在于心，而心是有知觉的，有知觉那么所喜爱的也有节制，所厌恶的也不过分；即使超过而逾越了节制，也知道自我反省。至于气，则是冥然无知的，只能用来充养四肢。如果放纵它不停止，那么喜怒就会被气所驱使，必定会达到过分逾越节制的程度。这是小人的行为。如果是君子，那么通过学习能够端正、能够真诚，所以志能驾驭气，而喜怒不过分。只有小人被气所鼓动，在喜怒的时候，不知道容貌神态的变化，以至于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不觉得自己冒犯了别人，甚至到了杀人、杀身的地步，这都是被气所驱使而不能驾驭气的缘故。所以说：“坚守自己的志向，不要暴戾地放纵自己的气。”求学的人能不知道这个吗！

百家谨案：志与气原本不是两样东西，志就是气中精明的那部分。持志、不暴戾，并没有两种不同的功夫，所以孟子只说养气，而持志就在其中了。先遗献说：“如果离开气来谈论持志，未免是捉拿虚空了。所以古人说九容，只是不暴戾自己的气。不暴戾自己的气，志哪有不在其中的呢？”

安定先生认为《中庸》始于情性。大概情有正与不正，欲望也有正与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和小人。如果“天地的情可见”，“圣人的情见于言辞”，难道能说是情不正吗？如果“我欲仁，仁就来了”，难道是不正之欲吗？所以凡是说情都是不正的，是错误的；说圣人没有情的，也是错误的。圣人难道像土木一样吗！“强哉矫”，大概矫是强的极致，大木弯曲是它的本性。能够矫正而变得端正，难道不强吗！

百家谨案：离开情就没有所谓的性，只看这情恰好还是不恰好罢了。存于内心而自然，发于外部而符合节度，气血即是义理，子刘子所说的“中和皆是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主宰存于其中，肆意欲望妄行，那就是小人的肆无忌惮了。凡是人生而有情，情中正的部分就是性。性是从情中看出来的。那些佛教徒的情不依附于事物，是无情，这不是圣人的道理。先生说圣人并非无情，非常正确。但解释“强哉矫”，说矫正本性的弯曲而使之端正，则不对。所谓“强哉矫”，乃是矫正流俗。如果本性生来就是直的，哪里需要矫正呢？先生辩驳荀子，恐怕不免仍然蹈入荀子的学说。

“道，自道也”，暂且用“道路”的道来说：凡是穷尽天下，周遍八方极远之地，人迹所到之处，都可以到达，那么道难道不是六通四辟的吗？然而有直路有岔路都是道，所以必定在于人的选择并去践行。

训诫求学者的文章

各位想要成为君子，却让自己劳累，耗费自己的钱财，这样还不成为君子，还可以理解；不让自己劳累，不耗费自己的钱财，各位为什么不成为君子呢？同乡的人轻视你们，父母厌恶你们，这样还不成为君子，还可以理解；同乡的人荣耀你们，父母希望你们成为君子，各位为什么不成为君子呢？

附录

先生三岁丧父，早晚匍匐在地，寻找父亲非常哀痛。太夫人让他读《孝经》，他就流泪不能停止。这时太夫人带着他到陕西西部的娘家，侍奉母亲非常孝顺。一天，穿上公服去见贵官，忽然自己思考说：“见贵官尚且必须用公服，哪有朝夕见母亲而不穿公服的呢？”于是裹着头，穿上公服，早晨去问候母亲。娘家的妇女们大笑他，先生更加恭敬，久而久之她们也不再笑了。先生曾说：“我持敬，从此开始。”又一天，为母亲准备饭食，先经过一家卖肉的，打算买肉，于是到市场买其他东西。回来路上有便道，稍微近一些，也有卖肉的，打算买肉。于是自己想：“我已经有所许诺，却忽然改变，岂不是欺骗自己的初心吗？”最终绕远路到原来卖肉的地方。先生曾说：“我践行诚信，从此开始。”

成年后，徒步跟随安定先生学习

译安定门下弟子超过千人，（他）用别的房间安置他们，派遣婢女照料他们的饮食和洗衣。严寒时节只穿单薄的皮衣，把米扔进浆水瓮里，到中午只吃几块罢了。安定让他的弟子给他送饭，他不接受。将要离开时，接受了一顿饭才走，说：“先生的命令，不能始终违背。”他常说：“我在安定门下，得到的很多。他的话还在耳边，一个字也没有违背。”

译两位叔父商议分家，先生涕泪横流地劝阻他们，但未能成功。于是先生向叔父请求，只取走了自己想要的剩余书籍十箱、破旧房屋几间罢了。叔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先生侍奉叔母如同侍奉母亲，送终时各项礼仪无不周全完备。侍奉母亲谨慎严肃，没有重大变故绝不离开母亲身边。每天准备太夫人喜爱吃的食物，都亲手调味。有时像孩童嬉戏或唱歌来使她高兴。所以太夫人虽然住在穷巷，但奉养充足美好，没有片刻不快乐的时候。

太夫人去世，先生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雪夜中号哭伏地，呼唤询问太夫人是否寒冷，如同生前一样，因此疲惫不堪昏倒在地，手脚都冻裂了，也不顾惜。翰林学士吕溱曾到墓前探望，得知情况，流着泪说：“可见鬼神幽明之间并无阻隔。”乡里人敬仰先生如同神明，有争讼纠纷，必定到他那里裁决，不再去官府。每年甘露降落在坟地，必定持续超过一个月。墓左边有棵杏树，两根树枝连合在一起。至孝的感应竟然如此。

先生养狗，繁殖到几十只，不送给别人。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不忍心让它们母子分离。”

（云濠谨案：谢山在《学案札记》中说：“崇教孝女的事迹，见于《徐节孝集》，也见于吕缙卿的《叔夏集》，庄绰的《鸡肋编》采录了它，确实是淮阴节妇。”）

《东坡志林》说：仲车，是古代的独行君子，于陵仲子也不能超过他，然而他的诗文却怪异放达，像玉川子一样，这是第一点反差。他耳聋得很厉害，在地上写字，才能开始通晓言语，整天面对墙壁坐着，不与人交往，而四方事情没有不详细知道的，即使是新近且秘密的事，没有不预先知道的，这是第二点反差。

吕紫微《童蒙训》说：徐仲车教导门人，多在空中写一个“正”字，并且说：“在安定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字，用之不尽。”（补。）

汪玉山在《书节》孝行状后说：节孝先生曾经对苏东坡说：“有功的人很多，但唯独称颂大禹，是因为他不矜夸不炫耀。有才的人很多，但唯独称颂周公，是因为他不骄傲不吝啬。”苏东坡接受并把它写在简策上。又曾经对鲁直说：“治理政事，考虑不厌倦周密就少有过失，和睦同僚则事情能办成。”鲁直谢恩说：“站立时参在面前，坐着时倚在车衡上，哪一天会忘记它！”（补。）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师氏三德。朱子说：“至德作为道的根本，明道先生以此为本。敏德作为行的根本，温公以此为本。孝德用来知晓逆恶，赵无媿、徐仲车这类人以此为本。”（补。）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侍制吕先生希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谏院钱先生公辅

钱公辅，字君倚，武进人。年轻时跟随安定先生学习。考中进士甲科，历任知制诰。英宗即位，他上陈《治平十议》，又作《帝问》一篇文章呈上。王畴任翰林学士不久，被提拔为副枢密使，先生认为他声望浅薄，不起草任命诏书，被贬为滁州团练使。起用为广德军知军。神宗即位，历任谏院知院。宰相富弼对他说：“皇上求治如同饥渴，正依靠你们同心协力来成就。”他回答说：“朝廷所做的事是对的，天下谁敢不服从。所做的事是错的，公辅想要附和，是做不到的。”王安石向来与他交好，得志后，主张薛向改革盐法，将滕甫外放到郓州。先生多次在皇帝面前说薛向应当罢黜，滕甫不应当离开，违背了王安石的意愿，被罢免谏官职务，外放为江宁府知府。皇帝想召他回来，王安石阻挠，改任扬州知州。因病请求担任祠禄官，改任提举崇福观。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龙学孙莘老先生觉（附弟孙览。）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刚成年，就跟随安定先生游学。安定先生的门弟子有上千人，将其中老成持重的人分为经社，先生年龄最小，却端庄地处在他们中间，众人都推崇佩服。考中进士，调任合肥主簿。当年大旱，州官督促百姓捕捉蝗虫，先生说：“百姓正为粮食艰难，如果用米来交换蝗虫，这就是既除害又获利。”太守很高兴，将他的说法推广到各县。嘉佑年间，晋升为馆阁校勘。神宗提拔他至右正言。皇帝将要大力革除积弊，先生说“革除得当，悔恨才会消失”，皇帝称赞他说得好。曾经从容谈到知人之难，先生说：“尧认为知人很难，最终享受了知人的容易。希望观察《诗》、《书》中所任用的人，不急于小功近利，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了。”皇帝告诉他想任用陈升之而罢免邵亢，先生立即上奏如皇帝所言。皇帝认为他迎合旨意，削去两级官职。先生连续上章请求离去，说：“去年有被罚金的御史，今年有被贬秩的谏官。没听说被罚金贬秩，还可以居位的。”于是任越州通判。改任通州知州。熙宁二年，诏令任谏院知院，同修起居注，任审官院知院。王安石早与先生交好，骤然引用他，想援引他作为新法的助力，而先生持异议，王安石发怒，于是派他巡视畿县散发常平钱的利弊。先生上疏说：“陈留没有散发一文钱，由此可见百姓实在不愿意，希望恩赐停止。”反复出任广德军知军。历任苏州知州，改任福州，接连改任亳州、扬州、徐州，任应天府知府。入朝任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哲宗即位，屡次迁升为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绍圣年间，因元佑党籍被削去官职。徽宗初年恢复官职。

译所著书籍有《文集》、《奏议》、《春秋传》。谢山在《学案札记》中提到孙莘老著有《易传》。他的弟弟孙览，字传师，也曾历任龙图阁直学士，担任太原知州。因在葭芦城筑城有功而受赏，加官枢密直学士。因得罪当时的宰相，遭到贬谪。

译百家谨按：先生的《春秋经解》多主张《谷梁传》的观点，同时参酌《左氏传》、《公羊传》以及汉、唐各家学说。对于义理有不妥帖之处，则补充自己在安定先生那里所听到的见解以及自己独到的领悟。晁公武称赞他的议论最为精辟，这话确实不错！起初，王安石与先生交往甚好，除了《三经义》之外，原本打算注解《春秋》以推行天下，见到先生的注解后，心里知道再也无法胜过他，于是废弃了这部经典，并且诋毁它说它是“断烂朝报”。这开始是由于嫉妒刻薄，最终发展到肆无忌惮。先生既然与王安石意见相左，接连遭到贬斥，却不把它放在心上。王安石退居钟山时，先生远道去拜访故旧；等到王安石死后，先生又为他撰写祭文。唉，学问与德量的差异竟然如此之大！

（梓材谨按：谢山《学案》稿本中，将古灵先生的弟子以先生列为第一，这说明先生又在陈氏门下。）

附录

游定夫说：莘老年轻时就喜爱《易经》，用《易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用《易经》来立身处世于朝廷。无论是进是退，是说话还是沉默，是顺从还是违背，都要占问《易经》之后才行动。

章敏滕先生元发

滕元发，字达道，起初名叫甫，是东阳人。他是范文正公的外甥。跟随安定先生学习，安定先生的门人多达千人，先生的文章常常排在首位。他以进士第三名的成绩被授予评事，任湖州通判。孙沔当时镇守杭州，一见他就觉得惊奇，说：“这是名臣啊。将来会成为贤能的将领。”传授给他治理繁剧政务和镇守边疆的要领。多次升迁后担任户部判官。英宗召他应对，在宫中写下了他的姓名，但还没来得及任用。神宗即位，正寻求非凡的人才加以提拔。先生入朝觐见，姿态风度雄健爽朗。神宗问天下治乱的原因，他回答说：“治乱的道理，就像黑白、东西一样分明。之所以发生变色、易位的情况，是因为朋党扰乱了朝政！”神宗说：“你知道君子和小人的朋党吗？”他回答说：“君子没有朋党。拿草木作比喻，缠绕依附在一起的必定是蔓草，而不是松柏。朝廷如果没有朋党，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也能成就大业。否则，即使是上等的圣人也不能治理好国家。”神宗感叹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啊！”于是任命他为右正言，晋升为知制诰，多次升迁担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即将被重用。先生性格疏朗通达，不猜疑，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像家人父子一样，言语没有文饰，坦诚地显露内心。皇帝也知道他的忠诚，事情无论大小，人无论亲疏，都拿来问先生。有时半夜降下手诏，使者往来频繁，先生随事解答，不自嫌避讳。而执政者正在推行新法，担心先生阻挠他们而皇帝又信任先生，于是阻挠先生，并且制造诽谤。皇帝虽然眷顾先生，但最终还是因此让他出任郓州知州。调任齐州，再次调任邓州。皇帝的眷顾尚未减退。先生的妻族有人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小人于是趁机落井下石，竟然想杀他。皇帝知道先生无罪，只是削去职务贬谪到筠州。相传还有后续的命令，先生谈笑自若，说：“上天知道我的正直，皇上知道我的忠诚，我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上书为自己辩白说：“乐羊没有功劳，诽谤的书信装满了箱子。即墨有什么罪过，毁谤的话天天听到。”皇帝看了之后释然，下诏让他担任湖州知州。先生离开朝廷已久，但内心仍系念王室，著书五篇，一是《尊主势》，二是《本圣心》，三是《校人品》，四是《破朋党》，五是《赞治道》，呈献给皇帝。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先生上疏说：“只要把熙宁二年以来所推行的新法全部废除，民心就会和顺，天意也就化解了。”哲宗即位，调任真定、河东，治理边疆威严凛然，威势行于西北，评论的人认为他果然是贤能的将领。晋升为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去世，谥号章敏。安定先生去世后，先生多次削减自己的俸禄来救济他的儿子。等到先生担任湖州知州时，祭祀安定先生的墓，哭得极其悲痛。（修。）

学士顾先生临

顾临，字子敦，是会稽人。在安定先生门下学习，精通经学，擅长训诂。皇佑年间，考中“说书科”，担任国子监直讲，升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神宗因为先生喜欢谈论军事，下诏编撰《武经要略》，并且召见询问军事。他回答说：“军事以仁义为根本，动静之间的关键，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可轻率。”于是分条陈述十件事献上去。代理湖南转运判官，提举常平仓。议事时违背了执政者的意愿，被罢免回家。改任同判武学，多次升迁担任直龙图阁、河东转运使。元佑二年，提拔为给事中。朝廷正致力于黄河改道工程，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学士苏轼说：“顾临资质方正，学问有根基，应该留在身边以弥补缺失。”谏议大夫梁焘也说：“都漕的职位，在外难道没有合适的人选吗？在朝中像顾临这样的人，恐怕不容易得到。”都没有得到回复。先生到任后，请求顺着黄河的水势使其向东流。又以给事中的身份被召还。历任龙图阁学士、定州知州，调任应天府、河南府。转运使郭茂恂迎合当时宰相的意图弹劾先生，削去职务担任歙州知州。又因为依附党人被贬斥到饶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徽宗即位，追复他的官职。

司成汪先生澥（另见《荆公新学略》。）

隐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是临海人。曾经游学京师，范忠宣公认为他贤能，向司马文正公推荐他，说这个人神清气和，将来如果不成为国家的栋梁，必定成为儒家的宗师。通过福唐人刘执中得以在安定先生门下执经受业，熟读精思，刻苦攻读，生活清苦，夏天不用扇子，冬天不用火炉，夜里不

译安心高枕超过一年。于是回家，修缮了一间小屋，整天端坐，他所达到的境界，别人无法揣测。父亲去世，他赤脚在墓旁结庐守孝，亲自耕种供养母亲，拿出剩余的财力安葬内外亲属以及乡里贫穷无后的人，共十多次丧事。晚年从事教育，远近来求学的人摩肩接踵。他的教学方法，一定从洒扫、应对、格物、致知开始，一直达到治国、平天下，使人们不丧失本性、不逾越次序才罢休。他的朋友罗适持节担任本路长官，举荐他代替自己，又率领监司以遗逸的身份推荐他。崇宁年间，郡守李谔又以八行的名义推荐他。有一天，他前往黄岩，会见亲友，把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毁，头裹幅巾，手拄藜杖，在委羽山中往来。陈忠肃公陈瓘被贬到台州，与他结交并友好相处，说他与山阳的节孝先生徐积齐名，称他为“八行先生”。

译知州刘先生彝。

刘彝，字执中，闽县人，师从安定先生学习，安定先生称赞他善于治理水患，凡是所建立的纲纪规制，大多出自他的努力。考中进士，担任邵武县尉，调任高邮县主簿。改任胊山县令，县中百姓记录他的事迹，称之为《治范》。熙宁初年，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属官，因进言新法不便，被罢免。神宗选拔水利官员，任命他为都水丞，任两浙转运判官。任处州知州，撰写《正俗方》，训诫斥责崇尚鬼神的习俗，将巫师改为医生。加官直史馆，接替沈起任桂州知州。当时王安石掌权，追求边境战功，沈起以平定蛮族为己任，不允许交趾人互市，交趾人因此疑惧。刘先生接替沈起，恰逢交趾率领军队内犯，接连攻陷钦、廉、邕数个州，被贬为平民。元佑初年，再次以都水丞的身份被召，途中去世。著有《七经中义》、《洪范解》、古礼经传续通解》、《明善》、《居易》两集。儿子刘淮夫，多次升迁至朝散大夫，以孝顺悌弟著称，有贤德品行。

祖望谨按：东莱先生曾说：“执中起初对抗荆公，后来却为他所用。”《宋史》于是将他与沈起、沈括合传。这是他晚节令人惋惜之处！

学士钱先生藻

钱藻，字醇老。吴越王钱元瓘的儿子钱俨入朝，任昭化节度使，镇守和州，生下钱昭慈，钱昭慈生下钱顺之，先生是钱顺之的儿子。（云濠案：先生家在苏州。）考中明经科进士，又考中贤良方正科。英宗时担任秘阁校理，三次上书请求慈圣光献太后将政权归还天子。熙宁年间，多次升迁至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以慈爱宽恕、简约宁静为根本，不追求智谋的名声，不希求世俗的宠幸。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元丰五年，去世。先生刻苦磨练治学，对于书籍没有不深入探究的。体现在文章辞藻上，宏大奔放、俊逸雄伟，名声震动一时。为人清廉谨慎很少有过失，严守法度。在朝廷任职不矫揉造作、高傲自大，也不随声附和。身处权势利禄之中，淡泊如水。神宗曾向刘彝询问安定先生的学问及其门人，刘彝首先称赞先生学问渊深笃实。神宗一向知道先生贤德且贫困，赐给丧葬费五十万，追赠太中大夫。

庄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党人。父亲苗京，曾镇守麟州以抵抗赵元昊。先生年少时师从安定先生学习，凭借父亲的恩荫，担任三班奉职。后来跟随王韶夺取镇洮，多次立下战功，官至果州团练使。升迁至容州观察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升威武军留后。元佑初年，授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改镇保康，任潞州知州。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庄敏。先生平时温和恭顺，遇到事情则坚持己见，不随意苟同。（参考史传。）

大理欧阳先生发（另见《庐陵学案》。）

著作朱先生临（附儿子朱服。）

朱临，字正夫，浦江人，他的祖先家住在吴兴。先生师从安定先生学习《春秋》，安定先生撰写《春秋辩要》，只有先生所得最为精妙。晚年喜好唐代陆淳的学问，认为孔子去世一千多年，解说《春秋》的没有超过陆淳书的。凭借吕申公的推荐入仕，历任光禄寺丞。请求归乡，以著作佐郎的身份退休。地方长官徐仲谋修建亭子，列出诏书中的褒奖话语来表彰他。所著《春秋说》二百多篇。儿子朱服，字行中，熙宁年间进士。元丰年间担任御史，章惇想接见并任用他，他不答应，随即弹劾章惇。绍圣初年，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庐州知州。因为与苏东坡交好，被贬谪，安置在兴国。（修。）

开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济可，崇安人。幼年时作《竹杖》诗，先辈刘滋深深赞赏他。后来师从安定先生，擅长《春秋》。考中进士，调任山阴县尉，升迁武平县令，签书兴化军判官，又任黄岩县令。所到之处兴修陂塘湖泊，控制遏制盗贼。武平简陋不知学问，先生建立学校教导百姓。在黄岩允许百姓输纳钱款代替米粮，百姓免于流离饿死。因为父母未能得到赡养而退休，多次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儿子翁彦约、翁彦深、翁彦国。

杜兰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兰溪人。在安定先生门下受业。《六经》都通晓，尤其精通《易经》，学者尊崇他为宗师。李公择常常敬仰称道他不止息。到曾孙杜旟，字伯高，兄弟都是世家子弟，擅长古文。

进士莫先生君陈（附儿子莫砥。）

莫君陈，字和中，归安人。年少时师从安定先生学习，志向坚定努力实践，不喜欢做官。考中嘉佑年间进士，不赴任调职。熙宁年间，新设置大法科，先生考中首选，非常受到荆公的器重。治家严整，无论大小事务，面对他都如同面对神明。儿子莫砥，任永嘉知县，恩惠仁爱惠及百姓，百姓立祠祭祀他。孙子莫伯虚，任常州知州。（修。）

庶官张八行先生坚

张坚，字适道，诸暨人。家境贫寒但笃志好学，努力以圣贤自任。听说安定先生在苏州、湖州教授学生，背着书箱徒步前往跟随他。早晚研习体味，以至于忘记睡觉吃饭。不到一年，完全掌握了《六经》的深奥道理。辞别归乡，开门招收弟子，跟随学习的人很多。常常对弟子们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只要自信能够超过古人，那么精一的道统就在我身上。”后来凭借八行科举得官，不久改任京官。贫穷不

译能够自给自足，长啸吟咏，神态如常，当时的人称他为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译祝常，字履中，是常山人。他跟随胡安国学习，品行端正刚毅，从未在言辞神色上对别人有所宽借。他考中进士，王安石非常器重他。当时朝廷下诏解释《三经》义理，先生屡次提出正确的义理，反复辩论诘难，于是触怒了王安石，被外放担任平阳令。最终官至殿中丞。著有《蓬山类苑》、《元浩》、《清高集》等论著。

隐君管卧云先生师复

助教管先生师常（二人均见于《古灵四先生学案》。）

龙学庐先生秉

庐秉，字仲甫，是德清人。光禄卿庐革的儿子。未成年时就享有俊才的名声。他曾拜谒蒋希鲁的厅堂，坐在池边亭子里，蒋希鲁说：“池沼大致舒适，遗憾的是林木尚未成景罢了。”先生说：“亭台池沼如同爵位，时机到来或许会有。林木若不培植根株就不能成材，这很像士大夫树立名节。”蒋希鲁欣赏品味他的话，说：“您必定是优秀的人才。”他考中进士甲科，多次升迁担任制置发运副使，加授集贤殿修撰、知渭州。他抗击西夏首领有功，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元祐年间，任荆南知州。刘安世弹劾他，被降为待制，提举洞霄宫，去世。著有《文集》。（参考史传。）

文学林先生晟（附其子林玉胜、林用，孙林俊民、林朝价。）

林晟，字美中，是福清人，林倜的后代。年轻时就有文名。跟随胡安国学习。元祐年间选拔文学假官副馆阁校对御前书籍，先生参与其中。他的儿子林玉胜尚且年幼，提问辩难不停，能协助先生校勘事务，馆中人称他为“济南生”。次子林用，因推荐担任承事郎，刚要铨选注官，蔡攸提举秘书省，推荐他担任校勘，他极力推辞。蔡攸托他的亲戚龙图阁学士许份去拜访他，他便假装疯狂，归隐于岩山，与各位儿子讲学论道。所著有《经济要览》。林玉胜的两个儿子，林俊民、林朝价，都以精通经学闻名，人们称林氏为世代治学之家。

职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晋老，是邵武人。一向以孝节著称。跟随胡安国学习。官至职方员外郎。邵武人的经学研究，实际上是从先生开始的。

徽君徐先生唐（附其师吴果。）

徐唐，字守忠，是宁化人。未成年时，向乡先生吴果学习《春秋》，不到两个月，诵读分析如流水般流畅。县令认为他奇特，让他师从盱江李觏。李觏说：“胡瑗先生在上庠讲授《春秋》，你何不前去请教。”于是他背着书箱到京师，质疑问难，广泛涉猎群经，其他学子都感到折服。于是被欧阳修知晓，推荐他，神宗召见让他讲解《易经》。嘉祐三年，遭遇母亲丧事，在墓旁结庐守孝不出。

饶凌云先生子仪（另见《泰山学案》。）

县令陈先生舜俞

陈舜俞，字令举，是嘉兴人。（云濠案：先生世代居住在乌程。）记忆力强且博学，跟随胡安国学习。考中进士，嘉祐年间制科第一。熙宁初年，以屯田员外郎身份任山阴知县。恰逢青苗法推行，他不奉行命令，上疏自我弹劾，被责罚监管南康军酒税。在贬谪之地，每天与太傅刘凝之（梓材案：刘凝之曾任颍上令，弃官。此处称太傅，不详。）骑着两头小牛，穷尽泉水岩石的胜景。自号白牛居士。乡人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白牛镇青风里。诗和画都流传于世。（云濠案：先生年轻时师从胡安国，长大后师从欧阳修并结交司马光。著有《庐山记》若干卷；《都官集》三十卷，现存《永乐大典》本十四卷。）

校书周正介先生颖

周颖，字伯坚，是江山人。跟随胡安国学习，以品行道义著称。与赵抃交往，赵抃担任谏官时，先生写信给他说：“应当以公心侍奉君主，以平心对待万物。不要以难以推行的事勉强君主，不要以私人的喜怒败坏贤良士大夫。”赵抃将信进呈，神宗很高兴，想任用他，没有实现。熙宁初年，朝廷下诏举荐节行材识之士，太守胡逿以他的名字推荐，召见赐予进士第，授校书郎。王安石问新法怎么样，回答说：“歌谣很盛行。”王安石高兴，询问歌词，先生高声朗诵说：“市易青苗，一路萧条。”王安石不高兴，外放他担任乐清县令。先生气度雄豪，行事像张乖崖，门人私谥他为正介。有《正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是慈溪人。跟随胡安国学习《易经》。考中元丰进士，出仕以廉洁谨慎著称。元符年间，上书议论政事，切中时弊。当权者正以党禁禁锢贤良士大夫，将先生列入初等籍，从此沉沦于选调之中。

谢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说：“我们家乡远在海角，隋、唐以前，儒林记载缺略。宋代奎娄星示瑞，大儒的教化遍行天下，我们家乡的翁南仲开始跟随胡安国学习，高抑崇、赵庇民、童持之跟随杨时学习，沈公权跟随焦竑学习。四明得以登上学录的人，从此日渐增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一

江致一，字得之，是休宁人。跟随胡安国学习，宣和年间乡试首选。靖康年间，伏在宫阙上书，请求斩首蔡京、童贯等六个奸臣，恢复李纲的宰相职位，声震中外。不久授承信郎。

州守陈先生敏

译陈敏，字伯修，是无锡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他在安定先生门下求学，安定先生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说：“这是无锡的英才啊！”熙宁初年，他考中进士。徽宗在位时，蔡京等人在朝中掌权，将司马光等贤臣斥为奸党，命令各州郡都树立党人碑。先生当时任天台知州，说：“诬蔑司马公，就是诬蔑上天！”副职官员立起石碑，先生将其砸碎，随后辞官回家。

译司业盛先生侨

盛侨，爵位和籍贯不详。胡瑗在太学讲学时，先生已经出仕，胡瑗让他担任堂长。《中庸讲义》一卷，是先生所著，见于《宋史》。陈襄曾经推荐他。

（梓材按：先生是嘉兴人。楼钥为《盛夫人墓志》写道：“盛氏世代是余杭人。有一位叫盛蟠的在吴越国做官。钱氏归顺宋朝后，才居住在严州的建德，后来又迁居到嘉禾，于是安家在那里。”又写道：“元祐年间，孺人的伯祖父盛侨以名儒的身份担任国子司业。”那么先生的爵位和籍贯就可以考证了。）

县尉倪千乘先生天隐

倪天隐，字茅冈，桐庐人，是陈襄妹妹的丈夫。陈襄有三位妹妹，大姐嫁给了刘执中，二姐嫁给了先生，两人都师从胡瑗；而小妹嫁给了郑闳中，与陈襄合称“四先生”中的两位。学者称先生为千乘先生。他所著的《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云�案：现在《周易口义》十二卷，是吴玉墀家藏本，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另外《系辞》上下及《说卦》三卷，晁公武只记载了他的《上下经》，而没有记载《系辞》、《说卦》，只有《宋艺文志》有记载。但是既然列出了《易传》十卷，又列出《口义》十卷，这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胡瑗讲授之余，想要著《传》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先生将其阐述出来。因为不是他老师的亲笔，所以不敢称为《传》而命名为《口义》。流传到后世，有的称为《传》，有的称为《口义》，其实并不是两本书。先生官至县尉，晚年主持桐庐的讲席，弟子多达千人。他为桐庐县令叶安道作《题名记》，告诫他要师法善人、厌恶恶人，不要成为石碑的耻辱，当时人们传颂此事。他的高足弟子有彭汝砺。（修。）

吴先生孜

吴孜，萧山人。有《尚书大义》两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嘉祐、治平年间，有名经苑。吴孜把自己的住宅改为学宫，太守张伯玉到来，穿着便服坐在堂上。先生击鼓宣布学规，张伯玉谢罪，安然接受惩罚。陈襄曾经推荐他。

直讲张先生巨（另见《庐陵学案》。）

百家按：胡瑗先生起初在苏州、湖州讲学，后来担任直讲，朝廷命令他专门主持太学的政务。先生推诚教育，甄别人才，喜欢崇尚经术的，喜欢谈论兵战的，喜欢文艺的，喜欢崇尚节义的，让他们按类别群居讲习。先生时常召见他们，让他们论述所学，为他们确定义理。或者自己提出一个义理，让每个人各自应对，判断其可否。或者就当时的政事，让他们进行折衷评判。所以人们都乐于跟随他并取得成效。欧阳修诗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材。”王安石说：“先选取先生作为梁栋，依次收拾桷与榱。”大概是根据先生的教法，穷究经术以博古，处理事务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恰当。自从濂、洛之学兴起，树立宗旨作为学问，平庸之辈反而容易逃避，这是语录之学盛行而经术荒废了。当时胡瑗的学者遍布天下，现在广泛搜索，仅得到三十四人，（梓材案：黄宗羲原本，罗适以私淑列入门人，而范纯佑、吕希纯、苗授、庐秉有目无传，张巨也是如此，所以说得到三十四人。然而杰出者都在这里了。）

签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是安丘人，迁居河南。游学师从胡瑗，被称为高足弟子。四次被乡里推荐而未中，于是隐居二十多年，穷究经术讲学。先生淳朴静默简易，不炫耀外表，胸中坦荡没有阻碍。与人交往，倾尽真心不怀疑，时间越久越亲近。等到与他不合，毅然离去不能动摇。他读书，只读《易》、《中庸》、《论语》、《扬子》，偶尔涉及《老子》、《杨子》，反复诵读，探求其深旨，其余不太在意。司马光、邵雍、二程先生都住在洛阳，先生跟随他们学习。司马光最喜爱范纯夫。范纯夫每天拜访司马光，司马光多召先生一同前往，讲明大义。他对于各位大儒，未曾稍微自我贬低。晚年笃好《易》，亲手为之作注，严寒酷暑，匆忙间未曾废卷。有人想索取他的书献给朝廷，他不肯拿出。孙抃留守西都，以他的名声上闻，诏令授予襄州司户。先生说：“老了！不能胜任吏职。”最终没有赴任。孙抃守郑州，请求让他担任本州教授，准许了。授予太学正，充任广亲北宅教授。任期届满，担任通利军签判，去世。先生品行敦厚确凿。友人张云卿赴选，他的妻子病死，先生为他料理丧事。他在北宅时，昌王去世，借先生的官职撰写行状，按惯例赠送白金百两，先生说：“不是我的文章，敢接受赏赐吗！”坚决推辞。当官不随便，但也不做得太过分。最与虔州李潜交好，他们的学问品行大概相似。右丞吕好问兄弟严肃对待前辈，也以这两人为首。先生的话说：“道，说的一定可行，行的必定可说。现在学者拘泥于章句，不知道妙处在日用中。”刘斯立撰写了他的行状。陈端诚说：“田明之《说易要》说无应。易中上下敌

译刚柔相互应和的情况非常多，怎么能说没有应和呢？只是不能像王安石那帮人那样固执地认定罢了。（补。）

译（梓材谨按：谢山原稿中，此传末尾有“端诚名正，也是元祐年间通达的儒者”十一字。现在在《陈邹诸儒学案》中为端诚立传，此处删节。）

进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宪臣，是扬州人。他立志于文章和品行。胡安定在吴兴倡导学问，先生背着书箱跟随他学习，把自己的文章呈给安定，安定高兴地说：“你不是普通的学生可比。”于是补任学职，并把妹妹嫁给他为妻。庆历年间考中进士，不知道他官职做到了什么程度。（补。）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智行，是邵武人。泰山孙氏弟子孙说的儿子。听说安定在霅上讲授学问，前往拜师。安定一见就觉得他奇特，说：“很有器量和见识，所达到的境界不容易估量。”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至光禄丞、饶州知州，被称为守法循良的官吏，杨文靖公极力称赞他。著有《如如集》。（补。）

医学陈先生高

陈高，字可中，是仙游人。建州知州陈阐的侄子。年轻时游学于湖学。元符年间，考中进士，被召试，授任太学录。祭酒龚原、司业傅�推荐他潜心研究经术，尤其精通《易经》，升任博士。政和年间，开始设立医学，授任太医学司业。多次上密封奏章，因为言辞切直触怒了当时的宰相蔡京，慷慨坚决地请求退休。（补。）

州判陈先生贻范（另见《古灵四先生学案》。）

枢密安先生焘

安焘，字厚卿，是开封人。小时候机警聪慧。十一岁时，在乡里从师学习，羞于与一群孩童为伍，听说有老先生聚集门徒，便前往拜师，老先生说：“你正在学习诵读算数，还不能跟随我学习。应当大家一起测试省试题目作一首诗，中选，才安置你。”先生没有难色。诗写成后，排在众学生之上，由此知名，考中进士。元丰初年，高丽新开通使节，假授先生左谏议大夫前往回报。高丽迎接慰劳，馆舍饮食的待遇等同于契丹的礼数，派近臣说：“国王对待使者非常尊敬，出自诚心，不像对待契丹那样，只是为了苟且避免边境祸患罢了。”先生笑着回答说：“尊重中华，侍奉大国，礼节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罕见到来所以加此待遇。朝廷与辽国通好很久，难道还会在这里计较厚薄吗！”使者回来，皇帝认为他懂得礼节，就授予所假授的官职，兼任直学士院。元祐年间，多次升迁至门下侍郎。因营救常安民获罪，章惇诬陷他们内外勾结，出任郑州知州。调任大名。徽宗即位，恢复枢密院知院职务。因年老避让职位，任河南知府。崇宁元年，因叶湟州事件，议定他的罪过，降为端明殿学士，再次贬为宁国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汉阳军。湟州收复后，又降为祁州团练副使。鄯州收复后，又移任建昌军。过了两年，恢复通议大夫。回到洛阳，去世。五年后，全部恢复他的官职。（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邵氏闻见录》说：“胡先生判国子监，安厚卿枢密坐在席下。厚卿患有黄疸病，凡是聚集站立在廊下，登上堂听讲解，人多病就发作。先生派人搀扶他回去，调护非常周到。”那么先生在胡门，确实是安定非常厚待的人。）

学士朱先生光庭（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进士□先生□□

某先生，是番禺大商人的儿子。安定任国子监祭酒时，派他到京师就学，所携带的千金，挥霍殆尽，身体瘦弱病危，客居在旅店。恰逢他父亲到来，怜悯而不责备，带他去拜见安定，告知缘故。安定说：“这应当先警醒他的心，然后再用道理教导他。”于是取出一卷书说：“你读这个，可以知道养生的方法。知道养生，然后才可以学习。”一看，是《素问》。没读完，就惶恐害怕损害性情的过错。自己痛悔自责。安定知道他已经醒悟，召来教诲他说：“知道爱惜身体，就可以修养身心。从今天开始，应当洗心向道，依次阅读圣贤的书。既通晓其义理，然后写文章，那么你就能成名。圣人不看重没有过错，而看重改正过错。努力勤勉于事业！”先生聪颖善于学习，考中上等第而归来。

（梓材谨按：这段本列在安定《附录》中，因为君子大改过，所以移来为他立传。）

◆节孝同调

徽猷赵无媿先生君锡（另见《高平学案》。）

◆安定私淑

提刑罗赤城先生适（附师朱绛）

罗适，字正之，是宁海人。年轻时跟随乡里的先进朱绛学习。后来与徐中行、陈贻范交好，得以听闻胡安定的教诲，于是以私淑弟子自称。考中治平进士，任桐城尉，调任泗水，改任著作郎，任济阳县知县，调任江都。政治教化大行，百姓知道他是长者，不忍心欺骗他。每次到郊外巡视，召集老人，询问疾苦和愿望，为他们废除不合理的政令。升任推官。两浙苏、秀发生水灾，朝廷商议赈济抚恤，任命先生为提点刑狱。后来调任京西北路。曾经与苏文忠公讨论水利，凡是兴复的工程有五十五处。离开后，百姓思念他，建立生祠祭祀他。

（云濠谨按：先生别号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一百卷。《直斋书录解题》说：“治平二年进士，在四明跟随楼郁学习。”可见先生本是楼氏门人。直斋又说：台地士人中闻名于世的

译从先生开始。又有《伤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在桐城任县尉时，当地百姓迷信巫术，不相信医药，于是先生施药救人，很多人因此痊愈。他召来医生参校药方书籍，刻在石碑上以拯救迷信的民俗。

译◆节孝门人（安定再传弟子）

江季恭先生端礼

江端礼，字子和，又字季恭，圉城人。师从节孝先生学习，对《春秋》研究精深。黄山谷评价他的文章像尹师鲁，张文潜也很欣赏他。而他驳斥柳子厚《非国语》的文章，则是苏东坡所赞许的。他曾搜集整理节孝先生的遗著。三十八岁时去世。

推官马先生存

马存，字子才，乐平人。元佑三年考中进士。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壮美英毅，奇崛之气横溢，不可拘束。他所写的各种史论，曾说：“东晋人把父母之邦委弃给胡人，遭受残暴杀戮和侮辱，一百多年间，没有奋发以振兴中华的气概，又怎能有奇士呢？”又说：“北魏占据中原，用礼义文采的精华来喂养禽兽般的饥民，这叫做不幸，不是我一个人能与之争辩的。”又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只是能运用天下的气势罢了。”至于论及外患，则略去东南而专指北方。省试时论杨雄，他说：“王莽篡位，龚胜因清高而死，鲍宣因刚烈而死，杨雄此时正撰写《美新》来宣扬王莽的盛况，读起来让人胸中愤懑，好几天都不愉快。唉，杨雄啊，宁可死，怎么忍心写这样的文章！”苏东坡主持科举考试，认为他奇特出众，将他列为高等。他在殿试对策中，首先驳斥灾异说的曲解，将其归结为人事，当时士人习尚新经之学，以穿凿附会、放诞不羁为高，先生对此毫无沾染。他担任镇南节度推官，又调任越州观察推官。早年去世。马碧梧说：“子才跟随节孝先生学习最久，他的文章雄健直率，雅正相似。唉，怎么能让那些论晋、魏的话，在炎宋、绍圣初年就被听到呢！”（补录）

◆莘老门人

邢先生居实

邢居实，字惇夫，阳武人，是邢恕的儿子。师从莘老学习。他的父亲是程门叛徒，但先生并非如此。他所尊崇的宗师是司马温文正公、吕申正献公，与他交游的是苏东坡、黄涪翁、陈无咎兄弟。二十岁时去世，遗言希望黄鲁直为他写行状，孙莘老写墓志铭，陈无咎写文章序言。莘老还没来得及写就去世了，由景迂代写。著有《呻吟集》。

舍人李乐静先生昭〇

李昭〇，字成季，巨野人。年轻时与晁补之齐名，被苏东坡所知遇。考中进士，任徐州教授。孙莘老任太守时，对他非常礼敬，经常从容讲学，以及古人修身处世的关键。多次升迁至提点京东刑狱，因元符党争被夺官。徽宗即位，召任左司员外郎。韩忠彦任用他为起居舍人。被陈次升弹劾，出任沧州知州。崇宁初年，罢免主管鸿庆宫，于是被列入党籍。闲居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寄情于书法、图画，储存在十个袋子里，命名为“燕游十友”。晚年任歙州知州，推辞不去。靖康初年，又以起居舍人召用，但已去世。绍兴初年，追赠徽猷阁直学士。（参考史传）

卷二 泰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泰山学案（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泰山学案表

孙复 石介 姜潜（见上《泰山门人》）

（高平讲友） 马默

何群 冯正符

（父尧民） 莫说（见上《泰山门人》）

苏唐询

杜默

徐遁

高拱辰

赵狩

孟宗儒

文彦博（附师史照）

刘牧 黄黎献

吴秘 郑史（别见《王张诸儒学案》）

（私淑）徐庸

范纯仁（别见《高平学案》）

吕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朱光庭（别见《刘李诸儒学案》）

张洞

姜潜 刘挚 （子）跂 （孙）长福

（父居正） （曾孙）荀（别见《衡麓学案》）

（曾孙）芮（别见《元城学案》）

（子）蹈

梁焘

晁说之（别为景迂学案）

祖无择

饶子仪

李缊

（附曹起）

莫说 （子）表深（别见《安定学案》）

朱长文 胡安国（别为《武夷学案》）

范纯仁（别见《高平学案》）

吕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并徂徕学侣）

李世弼（泰山续传）

（子）昶

李谦

马绍（附师张播）

吴衍

胡瑗（别为《安定学案》）

（泰山学侣）

士建中

刘颜（并为《士刘诸儒学案》）

（并泰山同调）

祖望谨案：泰山与安定，同学十年，而造诣各有不同。安定，如冬日之日；泰山，如夏日之日。所以像徐仲车，宛然有安定风格；而泰山的高弟是石守道，以振

译如果性格愚钝懦弱，那么那种高峻威严的气象，反而更加有力。这也可以看出两家学术渊源没有混乱。记述《泰山学案》。（梓材按语：这一卷与《安定学案》，是谢山所编修的，〇洲本原稿都藏在庐氏家中。又按语：泰山的著述，没有比《春秋尊王发微》更重要的，所以从黄氏补本中摘录它。）

译◆高平讲友

殿丞孙泰山先生复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四次参加开封府的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便退居泰山，研习《春秋》，撰写了《尊王发微》十二篇。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在山东一带很有名气，从石介以下，都亲自奉行弟子之礼，拜他为师，称他为富春先生，起身坐下时必定搀扶他。后来石介担任学官，作《明隐篇》向朝廷进言说：“孙明复先生蕴藏周公、孔子的道统，并非只求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他四次应试却得不到一个官职，在泰山南麓筑室而居，聚集门徒著书立说，种竹种栗，大概是有所等待。古代的贤人中有隐居的，都是躲避乱世而隐居。那些所谓的隐士，是有匹夫之志、坚守固执节操的人所做的事，是圣人不赞同的。先生并不是隐士。”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进言说先生精通经术，应该在朝廷任职，于是任命他为国子监直讲，召入迩英殿担任祗候说书。杨安国进言说先生讲解的内容多与先儒不同，罢免了他。徐州人孔直温因狂谋被捕治罪，搜查他家时，得到有先生姓名的诗作，先生因此获罪被贬。过了很久，翰林学士赵抃等人进言说：“孙复的行为是世人的楷模，经学是众人的老师，不适宜让他辅佐州县。”于是恢复他直讲的职务。不久升任殿中丞。六十六岁时去世，朝廷赐给十万钱作为丧葬费。先生生病时，韩琦向仁宗皇帝进言，选派书吏，供给纸笔，命令他的门人祖无择到他家中，所得到的著作有十五篇，抄录收藏在秘阁。（云濠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称所得书十五卷。考证《四库全书总目》称内府藏本为十二卷，而《中兴书目》另有《春秋总论》三卷，合计为十五卷。）

百家谨案：先文洁公说：“宋朝兴起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石先生才开始以师道阐明正统之学，接着濂溪、洛学的兴起。所以本朝理学虽然到伊洛学派才达到精微，但实际上是从这三位先生开始的，所以朱熹有‘伊川不敢忘记三位先生’的话。我既抄录研读伊洛之书，又以徂徕、安定的笃实之学作为终结，以推究其发源之处，以显示归根复命的意旨，使我的子孙不要蹈袭那些末流谈论虚空的过失，而回归到笃行实践的实处。”大概先生应试不中，退居泰山，聚集门徒著书，以治经为教。先生与胡瑗同学，而《宋史》说胡瑗治经不如孙复。胡瑗的经术已经精妙了，先生又超过了他。可惜他的书世间流传很少，其大略可见于石介所作的《泰山书院记》。

春秋尊王发微

《诗经》到《黍离》而衰降，《尚书》到《文侯之命》而断绝，《春秋》于是开始编撰，从隐公开始。

周平王直到隐公时才去世。活着时还可以期待，死了还有什么作为呢？《春秋》从隐公开始，是因为天下再也没有真正的王了。（以上出自《总论》。）

想要治理末流必须端正根本，想要严肃终结必须纠正开始。元年书写“王”，是用来端正根本的；“正月”，是用来纠正开始的。根本既已端正，开始既已纠正，然后以大中至正的法度来施行诛罚和奖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凡是书写“盟”的，都是厌恶这种行为。附庸国的君主，还没有资格列于诸侯，所以称字以区别他们。（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克”，是凭借力量战胜的言辞。郑伯纵容共叔段养成恶习，以至于动用军队，这是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所以说“郑伯克段于鄢”来互相讥讽。（郑伯克段于鄢。）

祭伯，是天子的卿大夫。不称“使”，是因为不是天子的命令。不是天子的命令，那就是出奔。不说“奔”，是因为不是出奔，祭伯是私自前来，所以说“祭伯来”以表示厌恶。（祭伯来。）

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事，不得会合诸侯。凡是书写“会”的，都是厌恶这种行为。（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莒，是小国。“入”，是带兵进入。莒是小国，带兵进入向国，在隐公、桓公时期，征伐用兵，国家无论大小，都专断行事。（莒人入向。）

隐公的夫人。夫人是小君，与国君一体，所以记载这件事。子，是宋国的姓氏。（夫人子氏薨。）

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不是诸侯可以专断的。诸侯专断，尚且说不可，何况大夫呢！我看隐公、桓公时期，诸侯无论大小都专断行事，宣公、成公以后，大夫无论内外都专断行事，没有王道的情况太严重了！孔子于是记录这些，正是用王法来纠正。凡是侵、伐、围、入、取、灭，都是诛罚罪过。郑人，是地位卑微的人。（郑人伐卫。）

正月书写“王”的有九十二次，二月书写“王”的有二十次，三月书写“王”的有十七次。（隐公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是世袭的卿大夫。说“武氏子”，是因为父亲去世还没有安葬。（武氏子来求赙。）

“遇”，是不期而会。不期而会叫遇。《诗经》说“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就是这个意思。诸侯守护天子的土地，除非朝觐献享，不得越过国境。这里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厌恶他们放纵自己，出入没有法度。（隐公四年

译（鲁庄公与宋庄公在清地相遇。）

庄公不称氏，是因为他尚未受命。（翚率领军队。）

译称“人”来记载杀州吁，是声讨贼臣叛乱。文中说“在濮地”，是因为桓公被杀到此时已过了八个月，憎恶卫国臣子公孙滑不讨伐贼人，致使州吁出入放纵作恶。（卫国人杀了州吁于濮地。）

诸侯的君位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不是国内百姓所能擅自拥立的。（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观看捕鱼，不是诸侯该做的事。天子巡行诸侯国，诸侯朝见天子，没有不是为公事而行的，行动必定有所作为。隐公怠慢废弃国家政务，在棠地观看捕鱼，可以说是没有正事做了。（隐公五年，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考”是落成之意。元年宰咺送来助丧的财物，是不合礼制的。隐公因此为仲子的宫庙举行落成祭祀，这更是过分了。宗庙有固定的制度，所以公、夫人的庙宇落成都不予记载。（考仲子之宫。）

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舞蹈用八佾。孔子不敢直接斥责，所以借减少使用六佾，来显示其僭越天子的意图。（初献六羽。）

公子彄，就是臧僖伯。他是孝公的儿子。（公子彄去世。）

郑国人来向我们表达诚意，是为了平息鲁桓公四年公子翚会合诸侯攻打郑国所结下的怨恨。“平”是消除怨恨的说法。（隐公六年，郑国人来求和。）

长葛是郑国的城邑，由天子分封，不是宋国人可以夺取的。宋国人前年攻打郑国，包围长葛，这次又夺取它，所以史书既说“伐”、又说“围”、还说“取”，详尽列举其恶行以声讨它。（宋国人夺取长葛。）

记载媵妾，是为了与庄公十二年媵妾归于酅地相联系。（叔姬归于纪。）

城邑宫室，高低大小都有天子的制度，不可随意兴建。因此，筑一座城，修一个马厩，建一座门，修一个苑囿，无论是否合乎时令，都详细记录。所谓“时”，是指周历的十二月，即夏历的十月，不在这个时间就是不合时令。合乎时令的，其过错较小；不合时令的，其过错较大。这是圣人爱惜民力、重视工程兴建、惩戒僭越违制的深远用意。（隐公七年，夏季，在城丘筑城。）

说“伐”，是用兵之意。楚丘是卫国的土地。特别指出楚丘，是责备卫国不能救援危难。记载“以归”，是憎恶凡伯没有死守职位。（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祊是郑国的城邑，由天子分封，不属于鲁国土地，所以说“来归”。定公十年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地，都是这个意思。先说“归”而后说“入”，是因为郑国不应归还，鲁国也不应接受。郑国人归还，鲁国人接受，两者的罪过是一样的。“入”是接受的措辞。（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

不称姓氏，是因为尚未受命。（无骇去世。）

隐公与公子翚倾尽国力共同憎恶宋国，又在十天内夺取了两座城邑，所以君臣一同被记载以表达憎恶。（隐公十年，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合齐人、郑人攻打宋国。）

齐、晋、宋、卫不曾来朝见鲁国，是因为齐、晋强大，宋、卫与鲁国势均力敌。滕、薛、邾、杞来朝见，是因为它们奔走不暇，土地狭小贫瘠，兵众寡弱，不能与鲁国抗衡。（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

水不能向下滋润万物了。从前圣王在位，五件事修明而常理有序，吉兆就会应验，所以说：“严肃则及时雨应验，治理则及时晴应验，明智则及时暖应验，谋略则及时寒应验，圣明则及时风应验。”如果圣主不出现，五件事废弃而常理败坏，灾祸就会应验，所以说：“狂妄则常雨应验，僭越则常晴应验，怠慢则常暖应验，急躁则常寒应验，蒙昧则常风应验。”春秋时代多灾异，是因为圣王不出现。然而从隐公到哀公，天下的灾异很多，如果全部记载则写不完，所以孔子只详细记载日食和国内灾异，国外灾异则有时举一例，或举齐、郑、宋、卫的例子，这样天下的灾异就可以推知了。（桓公元年，秋季，大水。）

弑君之贼，诸侯都可以讨伐，宣公十一年楚国人杀陈夏征舒就是例子。这里说“隐公会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憎恶他们不讨伐贼人。（桓公二年，会于稷。）

凡是日食，人君都应当警戒恐惧，修养德行，以消除灾祸。（桓公三年，发生日食。）

当时文姜扰乱鲁国，骊姬迷惑晋国，南子倾覆卫国，夏姬败坏陈国，上下效仿，到处都是这样，不可能全部列举。所以从隐公以下，国内妇女出入踪迹，都详细记录，以惩戒和警戒，作为万世的法则。（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这是齐侯送姜氏，隐公在讙地接受她。隐公在讙地接受姜氏，不写讙地，是不认可隐公在讙地接受姜氏。所以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以纠正其名义。（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桓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一年说“有年”，意思是未曾有过丰收年。记载此事，是彰显桓公治理国家不能勤勉安抚百姓、致力于农业到了这种地步。（有年。）

狩，是冬季打猎。天子、诸侯四季必须打猎，大概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演练武备而教导百姓作战，哪里只是为了纵情游乐、追逐禽兽呢！然而禽兽多了就会伤害五谷，不可不捕捉，所以借打猎来捕捉，上以供宗庙祭祀的鲜肉，下以消除庄稼的祸害。所以打猎必须合乎时令，杀戮必须符合礼制。打猎不合时令叫做荒废，杀戮不合礼制叫做暴虐。荒废妨碍农事，暴虐灭绝生物。这是圣人的深切告诫。（桓公四年，春季正月，

译鲁庄公在郎地打猎。

这里记载“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是文字缺失。大概是在甲戌日之下遗漏了事件，况且诸侯没有在同一天内两天都去世的情况。（桓公五年，陈侯鲍去世。）

译桓王率领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这是因为郑伯背叛了周王。经文之所以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是为了不让天子亲自率领军队。查考桓公十四年，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军讨伐齐国；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都使用了“以”字，由此可知这里不使天子亲自领兵的道理。为什么不让他亲自领兵呢？因为天子没有敌手，郑伯不足以与天子抗衡，所以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桓王伐郑”，以此来尊崇桓王。尊崇桓王，是为了更加彰显郑伯的罪恶。郑国是同姓诸侯，紧邻王畿之内，桓王亲自率领三国军队讨伐它，郑伯却抗拒不服，这郑伯的罪过真是不可饶恕。（“从王伐郑”）

雩，是求雨的祭祀，在巳月举行的常规祭祀，所以经文中没有六月举行雩祭的记录。在午月和申月举行雩祭，如果不是常规情况就会记载。称为“大”雩，是因为向上帝求雨。天子向上帝求雨，诸侯向山川百神求雨。鲁国是诸侯，向山川百神求雨，符合礼制；向上帝求雨，不符合礼制。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僭越礼制的很多，通过鲁国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诸侯纷纷僭越的情况了。然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不敢直接斥责。如果有灾异非常、改制不合时宜的情况，就记录下来，以彰显他们僭越天子之礼的罪恶。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次献祭六羽；这一年秋天举行大雩；桓公六年八月壬午日大阅；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利就免除牺牲；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祀的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了就不郊祀；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这类情况都是如此。唉，其中的旨意真是微妙啊！（“大雩”）

这与桓公二年记载“来朝”、三年记载“会郕”的旨意相同。（桓公六年，鲁公会见纪侯于郕。）

八月举行大阅，是不合时宜的；大阅本身，也是不合礼制的。大阅，是仲冬时节检阅车马，八月举行显然不合时宜。大阅、大搜，是指天子的田猎。（“大阅”）

称“人”来杀人，是为了讨伐作乱的人。（蔡人杀陈佗。）

《春秋》的法则，诸侯不直接写名字。直接写名字，是极大的厌恶。这一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师，把蔡侯献舞抓回；僖公十九年宋人抓住滕子婴齐；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国；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都是这种情况。桓公是大逆不道的人，诸侯都可以杀他。谷伯绥、邓侯吾离不能去讨伐他，反而拱手来朝见，所以直接写出他们的名字。（桓公七年，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见。）

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是因为地位卑微。（桓公八年，秋，伐邾。）

这一年记载“王”，是因为王没有十年不记载的。十年没有王，那么人伦道义就灭绝了。（桓公十年，春王正月。）

来在郎地作战，不说入侵讨伐，是不认可齐、卫、郑对我用兵。郎，是鲁国的土地；地点以鲁国为准，那么鲁国参与作战就可知了。不写出主事者名字，是因为三国无故对我用兵，非常不道德，所以以三国自行作战来行文。（“来战于郎”）

柔不称氏，是鲁国内部尚未任命的大夫。蔡叔，是蔡侯的弟弟。查考诸侯的母弟尚未任命为大夫的都称字。这一年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庄公三年纪季带着酅地进入齐国，这类情况都是如此。（桓公十一年，在折地结盟。）

再次提到丙戌，是多余的文字。这次结盟与卫侯晋去世是同一天，而且经文中没有一天记载两次的情况，由此可知这是多余的文字。桓公十二年，丙戌，卫侯晋去世。

这是鲁公和郑伯讨伐宋国。不写“公”，是为了避讳。地点以宋国为准，那么宋国参与作战就可知了。不写出主事者名字的原因，是不认可鲁公和郑伯讨伐宋国，所以以鲁、郑自行作战来行文。凡是鲁公独自承担其事就避讳，这一年与郑师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作战；桓公十七年与齐师在奚地作战；庄公九年与齐师在干时作战，这类情况都是如此。（“战于宋”）

齐国因为在郎地的战斗没有在鲁国得逞，趁着宋、郑的仇怨，所以率领卫、燕与宋国讨伐鲁国。鲁国亲近纪国并亲近郑国，所以让纪侯、郑伯与齐师、卫师、宋师、燕师作战。凭借四国的军队，不写地点，是因为战在鲁国境内。（桓公十三年，春二月，鲁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大败。）

孔子作《春秋》，专门掌握笔削大权，删减增补，以成就大中至正的法则，难道旧史中缺漏的日月，他不随之刊正吗？这里说“夏五”，没有“月”字，是后人传抄时的脱漏罢了。（桓公十四年，夏五。）

查考桓公十二年与郑师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地作战。宋国人怨恨郑突背叛自己，所以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州。“以”字，是请求出兵而使用之意。意思是四国本来不出兵，宋国因为力量薄弱不足，请求四国的军队来讨伐郑国罢了。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师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四国跟随宋国讨伐郑国，帮助

译不守正道，他的恶行也就显而易见了。（宋国攻打郑国。）

译周天子派遣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是因为诸侯的贡赋没有缴纳，周王室财政匮乏的缘故。（桓公十五年，周天子派遣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先前记载说“郑忽出逃到卫国”，现在记载说“郑国世子忽返回郑国”，是为了表明忽是世袭的嫡长子，应当继承君位。（郑世子忽返回郑国。）

这些都是小国的国君。（邾国人、牟国人、葛国人来朝见。）

蔡季记载为“从陈国回到蔡国”，是因为桓侯去世，蔡季应当继位，当时篡夺君位的现象很多，为了表明蔡季没有恶行，所以称“回到蔡国”，这与许叔的情况不同。（桓公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鲁国史书忌讳记载出奔，对国君和夫人出奔都称为“孙”。这一年夫人孙于齐，闵公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昭公二十五年公孙于齐，都是如此。（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

周天子将女儿嫁给齐国，鲁国受命主持婚事，所以派遣单伯去迎接王姬。不记载“前往京师”，是因为不认可鲁公派遣单伯前往京师迎接王姬。鲁桓公在齐国被杀，周天子命令庄公与齐国主持婚事，这是不合礼制的。庄公以亲仇为由可以推辞，但他没有推辞，是不孝。所以《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单伯迎接王姬。）

奖赏是用来鼓励善行的，惩罚是用来惩戒恶行的。善行不奖赏，恶行不惩罚，天下就会混乱。桓公是弑君篡位的人，庄王生前不能讨伐他，死后又追赠他爵位，由此可以看出庄王作为天子的样子了。（周王派遣荣叔来鲁国赐给桓公命服。）

卫侯朔在齐国，所以溺会合齐国军队讨伐卫国，谋划拥立朔回国。（庄公三年，溺会合齐国军队讨伐卫国。）

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纪国没有臣子和后代，所以齐侯安葬了纪伯姬。齐侯无道，驱逐了纪侯却安葬了纪伯姬。活人驱逐他，死人安葬他，齐侯的欺诈真是厉害啊！（庄公四年，齐侯安葬纪伯姬。）

这是诸侯讨伐卫国拥立朔的事件。不记载“拥立朔”，是因为不认可诸侯讨伐卫国拥立朔。朔的恶行极重，国人驱逐他，他逃奔到齐国，所以周天子不让他返回卫国，第二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就是证明。鲁公与诸侯联合出兵，不顾王命，讨伐卫国拥立朔，所以贬低诸侯称为“某人某人”。将诸侯称为“人”，那么鲁公的罪恶也就显而易见了。（庄公五年，鲁公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讨伐卫国。）

卫侯朔得以进入卫国，天子的威命已经穷尽了，鲁公与诸侯的罪行罪不容诛。所以记载“伐”、“救”、“入”，以彰显他们的罪恶。（庄公六年，卫侯朔进入卫国。）

这是卫国的宝物。记载齐人归还它，是因为齐国本是出兵讨伐卫国的主力，所以卫国宝物先落入齐国手中。齐人归还它，鲁人接受它，两者的罪恶是一样的。（齐人来归还卫国宝物。）

恒星，是常年可见的星。常年可见的星却看不见了，这是很大的异象。陨，是坠落。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说坠落的星星很多。（庄公七年，半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春秋》中用兵很多，没有记载“军队返回”的。这里记载“军队返回”，是厌恶他与强大的仇敌作战，覆灭同姓国家，过了很久才返回。（庄公八年，秋天，军队返回。）

查考隐公四年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这里不记载地点，是因为齐人在国内就杀了他。称“人”来杀，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庄公九年，齐人杀了无知。）

这是报复干时之战。特意称“公”，是厌恶他讨伐齐国拥立纠，在干时战败，不自悔过，又在这里打败齐军。庄公十年，鲁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楚国自从方叔薄伐之后，进入春秋时期祸害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圣王不再出现的缘故。（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群公受命主持王姬婚事的很多，只有元年和这一年记载，是厌恶鲁公忘记杀父之仇，再次与齐国结为婚姻。（庄公十一年，王姬嫁到齐国。）

周礼规定，九命的诸侯可以担任方伯，有权专征诸侯。像五霸那样，都不是受命的方伯。召伯赐给齐侯命服，尹氏策命晋侯，《春秋》都不予记载，所以孟子说他们是“三王的罪人”。又说：北杏之会，只有桓公记载爵位，是孔子哀伤周道断绝。桓公入主中原，趁着天子衰微，将要称霸诸侯，于是会合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这里，首次谋划大举行动。想要严厉责备的人，必须先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所以北杏之会，只记载桓公的爵位以表示尊重。（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会合于北杏。）

桓公贪图土地广阔，倚仗兵力众多，驱逐胁迫，以强力压制诸侯。害怕他们不完全顺从，就用会盟来约束他们，用盟誓来要挟他们，用威势来震慑他们，用武力来束缚他们。有不顺从的，轻则侵犯讨伐，重则拘捕灭国。其实他是假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罢了。所以这一年灭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五年伐郑，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卫，三十年降邓，闵公元年救邢，二年迁阳，都称“人”来严厉责备他。（齐人灭遂。）

鲁公没有参加北杏之会，桓公灭了遂国后，害怕被讨伐，所以在这里结盟。（鲁公会合齐侯，在柯地结盟。）

这是鲁公派遣单伯会合讨伐宋国。桓公率领诸侯讨伐宋国，本来没有约定会合。鲁国自己畏惧齐国，所以派遣单伯会合讨伐宋国。三国称“人”，唯独单伯

译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大夫不能被称为“鲁国人”的缘故。（《春秋》庄公十四年，单伯参与讨伐宋国。）

译楚军入侵蔡国，齐桓公还未能拯救中原国家。（秋七月，楚军入侵蔡国。）

齐桓公死后，文姜在鲁国感到不安，所以前往齐国。（庄公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不记载朔日，也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朔日和日期都弄错了。（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发生日食。）

查考僖公二十六年，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达酅地，没有追上，先记载“侵”而后记载“追”。这里不记载侵伐，是为了表明没有察觉敌军到来，敌军已离去才去追击。史书这样记载，是讥讽国内没有军事防备。（鲁公在济水西面追击戎人。）

记载“媵”，是因为接着发生了其他事情。公子结矫诏专权结盟，所以用“遂”字来憎恶他。查考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襄公二年，仲孙蔑在戚地会见晋国的荀罃、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以及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接着修筑虎牢城，孔子都讥讽他们，为什么唯独赞许公子结呢？如果认为到达鄄地就是出境，从而得以专权，那么公子遂从京师前往晋国、仲孙蔑从戚地修筑虎牢城，难道不是出境吗？况且秋天与齐侯、宋公结盟，而冬天齐人、宋人、陈人却对鲁国用兵，这难道是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吗？陈国被称为“人”，是因为媵妾本不该记载，所以简略提及。（庄公十九年，公子结为陈国女子送嫁到鄄地，接着与齐侯、宋公结盟。）

赦免重罪，是不合正道的，是扰乱法度、改变常规的行为。（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赦免重罪。）

《春秋》的道义，不是天子不得专断杀人。这里说“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是讥讽专断杀人。因此二百四十二年中没有天王杀大夫的记载，记载诸侯杀大夫的有四十七次，为什么呢？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诸侯不得专断任命。大夫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得专断杀害。大夫尚且不得专断杀害，何况是世子和同母弟弟呢？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其卿、大夫、士都由国君专断任命，有罪无罪都由国君专断杀害，这是非常无视天子的表现！所以孔子记录这些，以声讨他们的罪恶。称君、称国、称“人”，虽然有轻重之分，但专断杀人的罪责是一样的。（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楚国十年在莘地打败蔡军，初次见于经书。十四年入侵蔡国，十六年讨伐郑国，都称“荆”。这里称“人”，是因为他们修习礼仪前来聘问，所以稍微提升他们的称呼。（庄公二十三年，楚国人前来聘问。）

鲁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是图谋违背姜氏的意思。鲁公在两年之中，纳币、观社，以及在谷地与齐侯相遇，接连违犯非礼之事，现在又在扈地结盟，真是过分了！（鲁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鲁公亲自到齐国迎亲，不等夫人就回来了，失去了为夫的准则。妇人，是顺从丈夫的；夫人不跟随鲁公进入，失去了为妇的准则。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怎么能治理国家？这不是供奉先公而延续后嗣的做法。不混乱还等什么！（庄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隐公二年记载“纪裂繻来迎娶女子”，这里不记载“迎”，是因为天下日益混乱，婚礼日益败坏，迎亲的不是大夫。迎亲的不是大夫，所以不记载“迎”。僖公二十五年季姬嫁到鄫国、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庄公二十五年，伯姬嫁到〇。）

不记载姓名，是脱漏了。（庄公二十六年，曹国杀了他们的士大夫。）

凡是国内女子直接说“来”的，是憎恶她们没有正事而来。（庄公二十七年，〇伯姬来。）

查考八年，军队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先记载“围”而后记载“降”。这里直接记载“齐国人使鄣投降”，是憎恶齐国强行胁迫，并且显示鄣国微弱，不能抵抗齐国的程度。（庄公三十年，齐国人使鄣投降。）

庄公连年大兴土木，现在又一年之内三次筑台，妨害农业、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庄公三十一年，春，在郎地筑台；夏四月，薛伯去世，在薛地筑台；秋，在秦地筑台。）

戎捷，是讨伐山戎所获得的战利品。齐侯来献戎捷，是不合礼制的。（齐侯来献戎捷。）

桓公未能率领诸侯前往，所以还称“人”。（闵公元年，齐国人救援邢国。）

不记载庆父弑君，是因为国内忌讳弑君，所以弑君的贼人不记载。不记载地点，是因为道义与隐公相同。（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鲁公去世。）

公子庆父、夫人姜氏，是同恶的人。夫人逃到邾国，所以庆父出逃到莒国。（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庄公十年楚军在莘地打败蔡军，初次见于经书。十四年侵入蔡国称“荆”，二十三年前来聘问，初次提升称“人”，二十八年讨伐郑国称“荆”。现在说“楚国人讨伐郑国”，是因为他们兵众地大，逐渐与诸夏相通，恢复其旧封，与小国相比。所以从此十数年，侵伐用兵，都称“人”。（僖公元年，楚国人讨伐郑国。）

逃到邾国不贬斥，这里贬斥；逃到邾国不贬斥，是因为不以儿子讨伐母亲；这里贬斥，是为了正王法。（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

这次会盟是诸侯在楚丘筑城。不记载诸侯，是因为桓公怠于

译救助患难，诸侯们的做法并不一致。那么这种做法好吗？不好。与其在国家灭亡后再去保存它，不如在国家尚未灭亡时就加以救助更好。（僖公二年，修筑楚丘城。）

译桓公担忧楚国已久，所以在元年会师于柽地，二年结盟于贯地，三年会师于阳谷以谋划对付楚国。当时楚国正强盛，蔡国与楚国是同盟国，所以先侵犯蔡国；蔡国已经溃败，于是进军驻扎在敌国边境。（僖公四年，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

桓公救援邢国、为邢国筑城，都记载为“某国军队某国军队”。这次联合鲁、卫、陈、郑等七国国君侵犯蔡国，进而讨伐楚国，史书称其爵位，因为他们能制服强大的楚国，所以都称其爵位。（同上。）

桓公已经与陈侯向南制服了强大的楚国，回国后却反过来逮捕了陈国的辕涛涂，他的恶劣行径由此可见。（逮捕陈国的辕涛涂。）

国内记载用“及”，国外称“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与江人、黄人讨伐陈国。）

伯姬是鲁国的女子，来朝见她的儿子，是因为她的儿子来朝见。诸侯来朝见尚且说是不可以的，杞国的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不合礼制可想而知。（僖公五年，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称“人”来逮捕，是厌恶晋侯。五等爵位的制度，虽然各国在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方面有差别，但都是天子任命的，南面称孤，都是诸侯。如果有罪，方伯向天子请示，天子命令逮捕才逮捕，不能擅自逮捕。有罪尚且不能擅自逮捕，何况无罪的人呢？春秋时代，诸侯无论大小，只依靠武力，有力气能逮捕就逮捕，不再向天子请示，孔子因此记录，以王法来纠正，有时称侯以彰显其恶，有时称“人”以剥夺其爵位。称侯以彰显其恶的，是说虽然不是王命，但逮捕得有其罪，处罚较轻，所以只彰显其擅自逮捕的恶行。如二十八年晋侯进入曹国，逮捕曹伯，交给宋人，成公十五年晋侯逮捕曹伯，押回京师之类就是。称“人”以剥夺其爵位的，是说既不是王命，又逮捕不得其罪，处罚较重，所以剥夺其爵位。如这一年晋人逮捕虞公，十九年宋人逮捕滕子婴齐之类就是。（晋人逮捕虞公。）

出行超过三个季节。（僖公六年，公从伐郑回来。）

小邾子，是邾国的别封，所以称“小邾子”以区别。（僖公七年，夏，小邾子来朝见。）

说“郑世子华”，是因为齐人讨伐郑国未停，郑伯害怕，想向齐国求和，所以先派世子华在宁母受盟。（在宁母结盟。）

禘，是天子的重大祭祀。夫人，是成风。不说“风氏”，是因为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出嫁没有庙见，不能参与祭祀。僖公已经即位，想尊崇他的母亲，所以趁着这次秋禘，用夫人的礼仪将她致于太庙，让她参与祭祀。妾母称“夫人”，是最大的僭越，所以不说“风氏”以贬低她。查考庄公元年夫人文姜逃到齐国，贬去“妾氏”，这里不说“风氏”，其贬低之意可知。（僖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用致夫人的礼仪。）

译用来彰显他们的罪恶。（僖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译四国杂乱地跟随夷狄包围中原国家，其贬抑之意自然显现。（僖公二十七年，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国外的大夫前来报丧，不符合礼制。（文公三年，王子虎去世。）

先说“伐楚”而后说“以救江”，是厌恶不能救援江国。楚国人包围江国，阳处父率领军队不急忙前往救援，反而先攻打楚国，想要让楚军引兵自救从而使江国的包围解除，这不是救援患难的军队，所以第二年楚国人灭掉了江国。（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从此以后，国君朝见强国都亲自前往，是厌恶他轻易离开宗庙，远行朝见强国。（文公四年，国君从晋国回来。）

这是国君到齐国迎接妇姜。不写“公”，是为了避讳。不写“逆女”，是因为在齐国已经完成了婚礼。因为在齐国完成了婚礼，所以不写“公”以避讳。（夏天，到齐国迎接妇姜。）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闰月很多，唯独这里记载“不告月”，说明平时是告知的。既然没有告知闰月，仍然在宗庙朝拜，不合礼制就显而易见了。（文公六年，闰月没有告知月份，仍然在宗庙朝拜。）

于是修筑郚城，是加重劳役百姓。（文公七年，于是修筑郚城。）

公孙敖前往京师，是去吊丧。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文公不能诛杀他，公孙敖得以放纵自己，文公的过错也就可见了。不写到达的地方，是因为举出京师更为重要。（文公八年，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

楚国再次强盛。楚国自从城濮战败后，不敢对郑国用兵。现在攻打郑国，是因为晋文公已经去世，中原国家不再振作。（文公九年，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子拘捕宋公，攻打宋国，此后二十年再次贬称“人”。到这里称爵位，是因为他仰慕道义，派遣椒再次前来修好聘问，所以进用他。椒，是楚国人；没有受命，所以不称氏。（楚子派遣椒前来聘问。）

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这是正确的。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周王室衰微，典礼错乱，秦国人不如周王室。查考四年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五年春天正月，周王派遣荣叔来送含玉和赗礼；三月辛亥日，安葬我国小君成风，周王派遣召伯来会葬。这一年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赶不上时事了。说它正确，是因为妾母称夫人，本来不正确，妾母称夫人从僖公开始，天子不能纠正而秦国人能纠正，所以说“秦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秦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

晋国自从令狐之战后，三年没有出兵，其厌战之心也就可见了。而秦国人不顾惜人命，见到利益就行动，又兴起这场战事，这是夷狄的做法，所以说“秦伐晋”以贬斥他们。（文公十年，秦国人攻打晋国。）

查考庄公八年军队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从此进入齐国成为附庸。这次来投奔，是被齐国逼迫的。（文公十二年，春天正月，郕伯来投奔。）

两国的仇恨已经换了一代人，两国的战争本来可以停止了。而秦康公、晋灵公仍然追寻旧怨，残害百姓以逞私欲，这是彰显父亲的不德。所以孔子自从令狐之战后，不再称其名其将帅。（秦国人、晋国人在河曲交战。）

率领军队修筑城池，是畏惧莒国。郓，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和郓。）

孛，是彗星的一类。偏向一边叫彗，光芒四出叫孛。（文公十四年，有星孛进入北斗。）

舍没有超过一年，称“君”，是孔子痛恨乱臣贼子到了极点，嫌恶未过一年与已成之君不同。所以诛杀一个公子商人作为万世的警戒。（齐公子商人弑杀他的国君舍。）

单伯，是鲁国大夫。子叔姬，是昭公的夫人，舍的母亲。舍已经被弑杀，鲁国派遣单伯去探望子叔姬，所以商人拘捕子叔姬。单伯到这里仍然被看见，大概是因为他的子孙世代如此。（齐国人拘捕子叔姬。）

“毁泉台”，是厌恶劳役百姓。修筑它劳苦，毁坏它也劳苦。既修筑它，又毁坏它，可以说是劳苦了。（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

“宋军大败，抓获宋华元”，是厌恶郑公子归生与楚国勾结，既打败宋军，又抓获其主帅，可以说是过分了。（宣公二年，宋军大败，抓获宋华元。）

陈国依附楚国，所以晋赵盾、卫孙免侵犯陈国，陈国人请求讲和。（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犯陈国。）

仲遂虽然去世，仍然应当追究纠正他的罪过。宣公不能纠正仲遂的罪过，就应当为他废除绎祭。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恩没有断绝。（宣公八年，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时去掉钥。）

敬，是谥号；嬴，是姓氏。“下雨，不能安葬”，是讥讽没有准备。安葬既然已经定了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经文说“己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是己丑日丧事已经出发而遇到下雨。况且雨下得多久不可得知，假设如果下十天一个月，难道可以停柩在路旁不前行吗？查考礼制，天亮时安葬，中午时虞祭。这里说“庚寅日中午时才能安葬”，安葬没有准备就可见了。（安葬我国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藏。）

仲孙蔑，是公孙敖的孙子。（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京师。）

根牟，是小国。内部灭国叫“取

译这一年夺取了根牟，成公六年夺取了鄟，襄公十三年夺取的是邿。（秋天，夺取了根牟。）

译崔氏，是齐国的大夫。记载“氏”字，是为了表明其世代传承。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诸侯、大夫的职位都实行世袭制。《春秋》在隐公元年记载“尹氏”，是为了讥讽天子的大夫世袭，所以这里记载“崔氏”，是为了讥讽诸侯的大夫世袭。（宣公十年，齐国的崔氏出逃到卫国。）

这是楚子杀陈国夏征舒的事。经文称“楚人”，是赞许楚国进行讨伐。陈国夏征舒弑杀了他的国君，天子不能诛杀他，诸侯不能讨伐他，而楚国做到了，所以孔子赞许楚国的讨伐。（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国夏征舒。）

楚子攻打宋国，是因为宋国攻打陈国。（宣公十三年，楚子伐宋。）

郑国与楚国交好。（宣公十四年，晋侯伐郑。）

生杀的大权，是天子所掌握的，因此《春秋》认为非天子不得擅自杀人。王札子，是臣子。王札子作为臣子，在朝廷上杀死了召伯、毛伯，周定王不能禁止，还有什么比这更专擅的呢！所以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以谴责他的罪恶。（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秋季中期的蝗虫还没有消失，冬天又生了幼虫，重重地造成灾害。（冬天，蝗虫产卵。）

不记载葬礼，是为了贬斥他。吴、楚两国僭越称王，罪恶深重，是王法所应诛讨的，所以都不记载葬礼以贬斥他们。（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去世。）

臧孙许，是臧孙辰的儿子。（成公元年，在赤棘结盟。）

王者地位至尊，天下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不是茅戎所能打败的。周定王平庸昏暗，没有周宣王的功业，王室军队被茅戎打败，这是极大的罪恶。所以孔子用“王师自败”的文字来记载，是为了保全周王室的尊严。（王室军队在茅戎战败。）

汶阳的田地，是鲁国的土地，齐国人侵占了它。现在鲁国跟随晋国，所以重新取回它。不说从齐国取回，是为了表明这本来就不是齐国的土地。（成公二年，取汶阳田。）

“来归”，是弃夫而来归。（成公五年，〇叔姬来归。）

虫牢之盟，是郑国服罪。周天子去世，晋国召集诸侯在虫牢结盟，对天子之丧毫不顾念，太过分了。（在虫牢结盟。）

武宫，是武公的宗庙，其毁坏已经很久了。宗庙有固定的规制，所以不说“建立”。这里说“二月辛巳建立武宫”，不合礼制是显而易见的。（成公六年，建立武宫。）

宣公九年取根牟，这一年取鄟，襄公十三年取邿，都是小国。（取鄟。）

吴国国君原本是本爵，初次在经文中称为“吴”，是厌恶他僭越称王。（成公七年，吴伐郯。）

吴国乘楚国攻打郑国之机，所以进入州来。州来，是小国。（吴入州来。）

汶阳的田地，是齐国侵占的鲁国土地，所以成公二年出兵于齐国取回它。晋侯派韩穿来说要把田地归还给齐国，这是不正当的。鲁国的土地，是天子所封赐的，不是晋侯所能支配的。晋侯派韩穿来说要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这是鲁国的命运受制于晋国。所以说“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以谴责这种行为。（成公八年，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

成公虽然即位八年，并没有勤王有功绩。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命令，这是滥赏。（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命令。）

孙林父在七年逃奔到晋国。经文说“从晋国回到卫国”，是由晋侯而得以回归。卫国大夫由晋侯而得以回归，那么卫国的情形可以知道了。（成公十四年，卫国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诸侯大夫不敢去迎接吴国国君。吴国国君在钟离，所以互相约定在钟离会见吴国国君罢了。（成公十五年，在钟离会见吴国国君。）

郑国与楚国勾结，晋侯两次假借王命、三次会合诸侯去讨伐郑国，却不能使郑国屈服，霸业不振可以知道了。（成公十七年，成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侯、齐人、邾人伐郑。）

国君的卿佐，是国家的股肱。晋厉公无道，一天之内杀了三位卿，这是自取祸患的做法，所以列举他们的名字以彰显他的罪恶。（晋国杀其大夫却锜、却犨、却至。)

楚国军队侵犯宋国，是为了救援郑国。（襄公元年，楚国公子壬夫率军侵宋。）

成公的夫人。（襄公二年，夫人姜氏去世。）

叔孙豹，是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如宋。）

季氏在四月修筑其所食邑的城墙，其专权可以知道了。（襄公七年，修筑费邑城墙。）

成公前一年在鄬地会合诸侯，没有到的，是因为成公从鄬地去晋国朝见。（襄公八年，春王正月，成公如晋。）

盗，是微贱的称呼。盗贼一天之内杀了三位卿，所以列举他们的名字，是厌恶郑伯失于刑政。（襄公十年，盗贼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鲁国作为次国却设立三军，扰乱了圣王的制度。（襄公十一年，春王正月，设立三军。）

天子不亲自迎亲，娶后则由三公去迎接。刘夏，是士。王后是天下之母，让微贱的人去迎接，可以吗？所以说“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以彰显其罪恶。（襄公十五年，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

晋国在湨梁之会刚刚退兵，就拘捕莒子、邾子带回去，又不归还给京师，这不是尊崇诸侯的做法。（襄公十六年，晋人拘捕莒子、邾子带回去。）

三年之中，君臣对鲁国用兵四次，齐国的无道也

译可以知道了。（鲁襄公十七年，齐侯攻打我国北边边境。）

诸侯没有按次序排列，这是前文已列举名号、后文只举总称的写法。（鲁襄公十九年，诸侯在祝柯结盟。）

译诸侯的土地，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不可以擅自夺取。经文用“取”字，是为了谴责鲁国。

修筑西郊的外城，修筑武城的城墙，是因为害怕齐国。

经文记载“邾国的畀我来投奔”，是为了谴责鲁国。谴责鲁国先前接受了邾国叛逃者的封邑，现在又接纳邾国的叛逃者。所以这一年冬天，臧孙纥出逃，邾国也接纳了他。

这是栾盈率领曲沃的军队进入晋国，战败后逃往曲沃的事。经文说“栾盈再次进入晋国，进入曲沃”，意思是栾盈再次进入晋国，触犯君命应当被诛杀，曲沃的大夫不应该接纳他。记载他“进入曲沃”，是为了表明曲沃的大夫接纳了他，应当治罪。

“次”是驻扎停留的意思。经文既说“救”，又说“次”，是为了谴责不能紧急救援患难。国君命令救援晋国，叔孙豹畏惧齐国，废弃君命而停留，所以说“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来谴责他。

这是孟庄子。

不称“其大夫”，是因为栾盈出逃到楚国，应当被断绝关系。称“人”来杀害他，是遵循讨伐贼人的措辞。

羯，是仲孙速的儿子孟孝伯。

晋国两次会合诸侯，将要讨伐齐国，齐国人害怕，杀害庄公以求和解，晋侯答应了他们，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结盟就是这件事。庄公又违背澶渊的盟约，对晋国、卫国用兵，确实不讲道义。然而齐国人杀害庄公以求和解，这是极大的悖逆，晋国不能讨伐他来平定齐国的动乱，凭什么作为诸侯的宗主呢？难怪大夫势力日益炽盛，从此最终无法制服了。所以先记载崔杼弑君的事，以彰显他的罪恶。

献公出逃到齐国时，孙林父驱逐了他。宁喜杀害剽来迎立献公，所以孙林父害怕，进入戚地叛变。

先记载“辛卯日卫国宁喜弑杀他的国君剽”，后记载“甲午日卫侯衎返回卫国”，是为了表明衎是等待弑君后才返回的。查考十四年卫侯衎出逃到齐国，前年进入夷仪，如今宁喜弑杀剽四天后衎就返回卫国，这等待弑君而后归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称国君来杀害世子，是表示对此事的极度憎恶。

隐公、桓公时期，天子失去正道，诸侯专权。宣公、成公时期，诸侯僭越君命，大夫专断国政。到了宋国的会盟，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为什么呢？自从宋国会盟之后，诸侯日益衰微，天下的政事都由大夫专断。所以二十九年修筑〇城，三十年会盟于澶渊，昭元年会盟于虢，诸侯中没有出席的。由此可知天下的政事都由大夫专断。

宁喜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献公杀害他并非因为他有罪。

没有结冰，是因为当时气候温暖。

国君留在楚国达七个月之久。

共，是谥号。本国的女子不记载葬礼，记载葬礼的都是异常情况。庄公四年齐侯安葬纪伯姬，三十年安葬纪叔姬，这一年叔弓到宋国安葬共姬就是这种情况。

襄公的太子，是未满一年的国君。称名，是因为襄公尚未安葬。不称“薨”也不记地点，是降低已成之君的规格。

国君不能以礼自重，从而招致困窘和侮辱。

对待昭公不如对待季孙，这也是晋侯的过错。

陈哀公有两个儿子：太子偃师，次子留。哀公的弟弟招和大夫过都喜爱留，想立他为君。哀公病重，他们就杀害太子偃师而立留。留是庶出的儿子，偃师是嫡长子。招凭借叔父的亲近关系，不顾宗庙社稷的重任，杀害嫡长子而立庶子，导致楚国灭陈，这都是招造成的。所以说“陈侯的弟弟招杀害陈世子偃师”来极度谴责招的罪恶。

这是公子招杀害大夫公子过的事。经文说“陈国人杀害他们的大夫公子过”，是不认可公子招杀人的行为。所以用陈国人自行讨伐的措辞来记载。

十月壬午日，楚国军队灭掉陈国。这里说“安葬陈哀公”，像陈国没有被灭的措辞，是为了保存陈国的名分。九年的“陈国发生灾祸”与此相同。

这一年没有“冬”字，是脱漏了。

般是弑君悖逆的人，诸侯都有权杀他。楚子称名，是因为楚子暴虐无道，贪图蔡国的土地，不是以弑君的罪名杀般。四月丁巳日，楚子虔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十一月丁酉日，楚子灭掉蔡国，抓获蔡世子有带回去，把他杀了祭庙。这是暴虐无道，贪图蔡国土地，不能按讨伐贼人的例子看待，应当治他诱杀蔡侯般的罪。

搜，是春季田猎。五月，是不合时宜。当时又有夫人的丧事。

会盟于厥慭，是想救援蔡国而不能。

译首先说“归”，是为了表明公子比没有参与谋划。后来说“弑”，是为了判定公子比的罪行。（《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

译大夫被拘捕后来到鲁国；来到鲁国就称名，不称氏，因为他是以前来过的。（昭公十四年，春，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

宋、卫、陈、郑四国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宋、卫、陈、郑四国在同一天受灾，这是特别令人惊异的事。（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发生火灾。）

鄸是公孙会的封邑。说“从鄸出逃到宋国”，是为了区别于从国都出逃。（昭公二十年，曹国的公孙会从鄸出逃到宋国。）

卫侯的母兄被盗贼杀害，说明卫侯没有刑罚政令。所以说“盗贼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以彰显他的罪恶。（盗贼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

凭借天子的尊贵，三个月就安葬，这还不如诸侯的做法。（昭公二十二年，安葬景王。）

称“王”，是为了明确应当继承王位的人。称“子”，是为了表明他是未满一年的君主。称“猛”，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王的儿子。不称“崩”不称“葬”，是降低已成之君的地位。（王子猛去世。）

《春秋》记载的战事，写战败的很多，但没有略去诸侯军队而不详细叙述的。这次六国的军队被略去而不详细叙述，是轻视他们。说“胡子髡、沈子逞灭亡”，是深切厌恶这两国的国君不得好死，都用“自灭”来表述。（昭公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灭亡。）

鲁国忌讳说“奔”，都说“孙”。驻扎在阳州，是因为不能进入齐国。（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出逃到齐国。）

齐侯夺取郓地，是为了安置鲁公。不说安置鲁公，是因为第二年记载“鲁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这里安置鲁公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齐侯夺取郓地。）

住在郓地，是因为鲁公被季孙意如拒绝，不能进入鲁国。（昭公二十六年，鲁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

谋划迎回鲁公却没有成功。（在鄟陵结盟。）

鲁公前年两次去齐国，都没有受到礼遇，所以去晋国。说“在干侯”，是因为不能进入晋国。鲁公既在齐国不受礼遇，又不能进入晋国，困窘受辱到了这种地步。（昭公二十八年，鲁公去晋国，驻扎在干侯。）

季孙意如，是驱逐君主的贼人。晋侯不能讨伐并诛杀他，既让荀跞在适历会见意如，又让荀跞到干侯慰问鲁公，这是做什么呢？这晋侯的恶行也可以看出来了。（昭公三十一年，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鲁公。）

周，从天子的角度说叫“王城”、“成周”，从诸侯的角度说叫“京师”。（昭公三十二年，修筑成周的城墙。）

不写“正月”，是因为定公尚未即位，不承认季氏所奉行的正朔。当时季氏专权，昭公死在干侯，到了岁末年初，定公又未即位，所以略去不写，这是为了贬斥强臣而保全公室。（定公元年，春王。）

《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私自拘捕，何况大夫呢。宋国的仲几参加修筑成周，韩不信是陪臣，没有天子的命令，在天子身边拘捕仲几，太严重了。所以说“晋人拘捕宋国的仲几于京师”，以表示痛恨。（晋人拘捕宋国的仲几于京师。）

译卫灵公去世后，辄已经即位，但（史官）仍然称昔日的世子蒯聩应当继承君位，憎恶辄贪恋国家、背叛父亲，违背扰乱人伦常理以致灭绝天性，孔子纠正名分并记载此事。（《春秋·哀公二年》记载，将卫世子蒯聩迎回戚地。）

译闰月期间丧事不计算在常规期限内，安葬齐景公；这是不符合礼制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闰月的只有鲁文公六年没有报告月份，以及这一年安葬齐景公，这都是讥讽他们改变了常规。况且三年的丧期，练祭、祥祭各自有规定的月份，由此可知这不符合礼制。（鲁哀公五年，闰月，安葬齐景公。）

吴国攻打我国，是因为邾子益投奔我国的缘故。直接说“攻打我国”，是因为军队兵临都城。（鲁哀公八年，吴国攻打我国。）

田，指的是井田制。赋，指的是财赋。鲁宣公奢侈放纵，开始实行十分抽二的田税。到了鲁哀公，情况更加严重。鲁哀公不守正道，既对田地征收十分之二的税，又对财物征收十分之二的赋，所以说“用田赋”。意思是把田地作为征收财赋的标准。（鲁哀公十二年，春天，实行田赋。）周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这是为了表示对这种异常现象的厌恶。（冬天十二月，出现蝗虫。）

这是为了报复雍丘之战。两国军队覆没以互相报复，其罪恶竟至于此。（鲁哀公十三年，春天，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

吴王正在会盟，越国趁其没有防备而攻入吴国。（越国攻入吴国。）

光芒向四方散射叫做孛。不说明出现的天区位置，是因为它出现在早晨。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进入北斗，鲁昭公十七年有星孛进入大辰。这里不说明出现的天区位置，是因为它出现在早晨就可以知道了。（冬天十一月，东方出现星孛。）

睢阳子集（补遗。）

孔子之后，被称为大儒的，有孟轲、荀卿、扬雄。到了董仲舒，却忽略而不提及，为什么呢？董仲舒对策时，推崇阐发孔子学说，抑制罢黜百家，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的都断绝其传播途径，不让它们一同发展，这可以说是尽心于圣人之道了。在暴秦之后，圣人之道由晦暗重新变得光明，这是董仲舒的功劳。（《董仲舒》。）

史书称汉元帝年少时就喜好儒学，等到即位后，提拔任用儒生，把政事委托给他们，所以贡禹、薛宣等人相继担任宰相。但元帝被文义牵制，优柔寡断，导致汉宣帝的基业衰落了。唉！从前汉宣帝曾因为元帝说任用儒生会扰乱国家而发怒，这也是思考得太不周全了。假使元帝能够采纳萧望之、刘更生的谋略，哪里会有衰败灭亡呢？大概是因为任用儒生却不能把政事委托给他们罢了。（《书汉元帝赞后》。）

国家沿袭隋、唐的制度，专门通过诗赋选拔人才，所以天下的士人都致力于声律对偶之间，探究圣贤学问精髓的人百中无一二。如果不是卓然特出、不随波逐流的士人，谁能舍弃那些而选择这个呢！

专门固守王弼、韩康伯的学说去探求《周易》，我没有见过他们能穷尽《周易》的。专门固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的学说去探求《春秋》，我没有见过他们能穷尽《春秋》的。专门固守毛苌、郑康成的学说去探求《诗经》，我没有见过他们能穷尽《诗经》的。专门固守孔安国的学说去探求《尚书》，我没有见过他们能穷尽《尚书》的。（以上出自《与范天章书》。）

文章，是道的运用。道，是教化的根本。所以必须先在心中领悟，然后才能形成言语。从汉代到唐代，凭借文章流传于世的人很多。但大多宣扬杨朱、墨翟、佛教、老子的虚无报应之事，沈约、谢灵运、徐陵、庾信的妖艳邪僻之辞。始终坚守仁义，不背叛不混杂的，只有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四人。（《与张洞书》。）

《左传》说：“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荒芜而不治理，这也是士人的耻辱。”唉，仁义不能施行，礼乐不能兴起，这是儒者的耻辱啊！仁义礼乐，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王道由此兴盛，人伦由此端正。舍弃根本，那么还能做什么呢？唉，儒者的耻辱，始于战国时期。杨朱、墨翟在前扰乱，申不害、韩非在后混杂。汉代、魏晋以后，情况更加严重。佛教、老子的信徒横行中国，他们以生死祸福、虚无报应作为事端，千万种名目，欺骗我的百姓，灭绝仁义，屏弃礼乐，从而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天下的人，愚昧者众而贤明者寡，害怕生死祸福报应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无不争相信奉并竞相追随。看他们结成群伙，纷纷扰扰，遍布天下，于是他们的教化与儒家并驾齐驱，鼎足而立。唉，真是奇怪啊！抛弃君臣之礼，断绝父子之亲，灭绝夫妇之义。儒者如果不以仁义礼乐为心也就罢了，如果以此为心，能不鸣鼓而攻之吗？如今的人，与人争吵，稍微占不到上风，尚且认为是耻辱，何况用夷狄诸子的法度扰乱我们圣人的教化，其耻辱就更大了。唉，圣人不再诞生，怪异混乱无法平息。戴着章甫冠，穿着逢掖衣，不知道这是耻辱，反而尊崇他们，能不成为罪人吗？从汉代、魏晋以来一千多年，其源流已经深厚，其根本已经牢固。如果不在其位，不能剪除这类人，那该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办呢！（《儒辱》。）

附录

先生退居泰山南麓，枯槁憔悴，须眉皓白。前任宰相李文定公李迪镇守〇地，见到先生，感叹说：“先生年已五十，独自居住在一室之中，谁来侍奉左右？如果不幸因风雨饮食生病，怎么办？我妹妹的女儿非常贤惠，可以侍奉先生。”先生坚决推辞。李文定说：“我的女儿不嫁给先生，

译不过是一位官员的妻子罢了。先生德行高尚，名震天下，若能幸娶李氏为妻，没有比这更荣耀显贵的了。」先生说：「宰相的女儿不嫁给公侯贵戚，却执意嫁给我这个隐居山谷、年老体衰、连粗劣食物都吃不饱的人。相国的贤德，古来未有。我怎敢不答应！」他的女儿也安于清贫淡泊，侍奉先生极尽礼节，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认为她贤德的。（《渑水燕谈》。）

译范仲淹在睢阳主持学校时，有个姓孙的秀才来求取游学的资助，拜见范仲淹，范仲淹赠给他一千钱。第二年，孙生又经过睢阳，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又赠给他一千钱。范仲淹于是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奔波于道路之上？”孙生神色忧伤地说：“母亲年老，没有用来供养她的财物。如果每天能得到一百钱，美味的食物就足够了。”范仲淹说：“我看你的言辞神态，不像是个乞丐。你两年来奔波劳碌，所得有多少，却荒废学业太多了！我现在给你补一个学职，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钱来供养母亲，你能安心于学业吗？”孙生非常高兴。于是范仲淹教他学习《春秋》，孙生专心好学，不分昼夜。第二年，范仲淹离开睢阳，孙生也辞别回家。十年后，听说泰山脚下有位孙明复先生以讲授《春秋》教导学者，道德高尚超群。朝廷征召他到京城，才知道他就是昔日那位求取游学资助的孙秀才。（《杨公笔录》。）

孙祖望谨按：这段记载稍显可疑，应当再行考证。孙明复先生向李文定公讲学时，年龄已经五十岁了，推测他比范仲淹稍长，未必反而向范仲淹学习《春秋》。（梓材按：孙明复生于淳化三年壬辰，范仲淹生于端拱三年己丑，实际上范仲淹比孙明复大三岁。）况且本传记载范仲淹确实推荐孙明复进入国子监，那么这里所说的朝廷征召他，范仲淹才知道这件事，不是太荒谬了吗！

欧阳修说：孙明复先生研究《春秋》，不被传注所迷惑，不制造诡辩来扰乱经义。他的言论简明易懂，明辨诸侯大夫的功过罪责，以此来考察时世的兴盛与衰败，进而推知王道政治的治乱，在把握经文的本义方面收获很多。（补。）

王得臣说：孙明复著《春秋尊王发微》，认为凡是经书所记载的，都是违背古制、扰乱常理的事情才予以记载，所以说“《春秋》没有褒奖”，这与谷梁子所说的“常事不记载”的意义相同。（补。）

朱熹说：近来谈论《春秋》的人，都计较利害得失，大义却未曾见到。如唐代的陆淳，本朝的孙明复等人，虽然未能深入理解圣人经典，但看他们推演论述治国之道，令人肃然起敬，终究能领会圣人的意旨。（补。）

百家谨按：石介《泰山书院记》说：“从周代以前来看，贤人中显达的，是陶朱公、傅说、伊尹、吕望、召公、畢公等人。从周代以后来看，贤人中困顿的，是孟子、扬雄、文中子、韩愈等人。然而比较他们的功业德行，困顿并不比显达逊色。韩愈之后三百年，贤人中困顿的又有孙明复先生。孟子、扬雄、文中子、韩愈都把自己的道传授给弟子；传授给弟子后，又著书立说；他们的书广泛流传，他们的道大放异彩。孙明复先生也把自己的道传授给弟子；传授给弟子后，也将著书立说；将使他的书广泛流传，他的道大放异彩。于是他在泰山南面修建学舍讲堂，聚集先圣的书籍装满屋子，与众多弟子居住在一起。当时跟随他学习的显贵人物，孟子有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人，扬雄有刘歆、桓谭等人，文中子有越公等人，韩愈有裴度、郑絪、张弘靖等人。门人中优秀的高材生，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克等人，扬雄有侯芭、刘棻等人，文中子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房玄龄、魏徵等人，韩愈有李观、李翱、李汉、张籍、皇甫谧等人。如今跟随先生学习的显贵人物，有王曾、蔡抗、李淑、孔道辅，现在的李迪、范仲淹、明镐、张方平、士熙道、祖无择；门人中优秀的高材生，有石介、刘牧、姜潜、张洞、李绾。足以与千百年间的人物相媲美，谁说先生困顿呢！伟大啊，圣贤之道没有困顿与显达的区别。孟子、扬雄、文中子、韩愈，都在没有官位或担任小官时困顿，而孟子在《七篇》中显达，扬雄在《法言》、《太玄》中显达，文中子在《续经》、《中说》中显达，韩愈在《原道》、《论佛骨表》等十余万言中显达。先生曾经认为，尽孔子之心的经典是《周易》，尽孔子之用的经典是《春秋》，这两部大经，是圣人的极致笔法，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所以撰写《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怀疑四凶不被驱逐，十六位贤相不被举用，所以撰写《尧权》。防止后世的篡夺，诸侯的僭越逼迫，所以撰写《舜制》。辨明注家的错误，端正世子的名分，所以撰写《正名解》。赞美出处得当，明确传位的嫡系，所以撰写《四皓论》。先生的著述，上宗法周公、孔子，下比拟韩愈、孟子，这也是显达，先生哪里缺少呢！石介喜爱先生的道，推崇先生的作为，请求将这篇记刻在石头上，嵌在讲堂的西壁。”另外石介给祖无择的信中说：“从周代以前来看，圣人中困顿的只有孔子；从周代以后来看，贤人中困顿的只有孙明复先生。”如今先生的书不能全部见到，但凭借石介的学问却如此尊崇他，就可以知道先生了。唉，师道难以言说啊！看重学问，那么看待老师必然尊崇；轻视学问，那么看待老师自然轻忽。所以欧阳修为先生撰写墓志铭说：“鲁地多学者，其中尤其贤能且得道的是石介。从石介以下，都以弟子身份侍奉他。孔道辅听闻先生的风范，就……”

译（人们）见到他，（他）穿着礼服，手持手杖和鞋子，侍立在（先生）身旁；先生坐下时，他就站着；先生起身、坐下或行礼时，他就搀扶着他。等到（先生）前去答谢时，也是这样。鲁国人向来就推崇这两个人，从此开始懂得师生之间的礼节，没有不赞叹的。唉，从徂徕山先生事奉老师的严谨来看，即使没有见到先生的著作，难道就不能知道先生的道义是尊贵的吗？

译◆泰山学侣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另立《安定学案》。）

◆泰山同调

评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刘子望先生颜（合立《士刘诸儒学案》。）

◆泰山门人

直讲石徂徕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考中进士，历任郓州、南京推官，笃志好学，有志向节操，乐善好施，疾恶如仇，喜好名声，遇事奋起敢为。因议论赦免诏书，被罢官担任镇南掌书记。代替父亲石丙远任职，任嘉州军事判官。遭遇父母丧事，面容污秽，赤脚行走，亲自耕种于徂徕山下，安葬了七十具无人收殓的尸体。以《易经》教授门徒，鲁地人称他为徂徕先生。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学士，跟随他学习的学者很多。他常担忧文章流弊，认为佛、老之学是蛀虫，撰写《怪说》三篇及《中国论》，说去除这三者，才可以有所作为。又撰写《唐鉴》，以警戒奸臣、宦官、宫女，直指当时弊政，无所忌讳。庆历三年，吕夷简被罢免宰相，夏竦被罢免枢密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都担任谏官。先生高兴地说：“这是盛事啊！”于是作《庆历圣德诗》，大致说：“众贤被进用，如茅草被拔起；大奸被去除，如脚镣被解脱。”众贤指杜衍等人，大奸指斥夏竦。泰山先生（孙复）看到后说：“你的祸患从此开始了！”先生心中不安，请求外放，判濮州。还未赴任，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一岁。恰逢孔直温谋反，搜查他家，得到先生的书信。夏竦想借此报复，并且中伤杜衍等人，于是说石介诈死，向北逃往契丹，请求开棺验尸。诏书下达，当时杜衍在兖州，将此事告诉属官，龚鼎臣愿意以全族性命担保石介必死无疑。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如果石介逃跑，诛杀其家属并非残酷。如果不死，国家无故剖开他人坟墓，拿什么示后世？况且石介死必有亲属门生会葬，如果召问众人没有异议，也足以应诏。”于是数百人共同担保，才免去开棺。石介的子弟被监管在其他州，也得以返回。先生家原本贫困，妻子儿女不免受冻挨饿，富弼、韩琦二人共同买田来赡养他们。有《徂徕集》流传于世。（云濠案：《徂徕集三十卷。谢山《学案札记》：《徕易解》五卷。陈直斋说：所解释的只有六十四卦，也没有大的发明。）

（梓材谨案：《宋史·范忠宣传》说：“范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復、石介、李觏之徒，范纯仁都与他们交游。”可知胡、孙、石、李四位先生都在范文正公门下，而先生与盱江（李觏）辈行较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后，那么列在范文正公门人之下是可以的。）

春秋说

称“人”是贬义；但称人不一定都是贬义，地位卑微者也称人。称爵位是褒义，但称爵未必纯粹是褒义，含有讥讽的也称爵。继承君位不记载即位，而桓公、宣公却记载。即位时妾母不称夫人，而成风却称夫人。失去土地的君主称名，而卫侯逃往楚国却不称名。未逾年的君主称子，而郑伯讨伐许国却不称子。会盟以主持会盟者为先，而瓦屋之盟却以宋国为先。征伐以主持军事者为首，而甗之战却以齐国为后。同母弟是一样的，有的称名以显示其恶，有的隐去以彰显其罪。天王是一样的，有的称天以彰显其过失，有的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是为无王而作，谁说隐公贤且谦让而始于他呢！（以上《总论》。）

子叔姬先记载被俘，次记载归来，不同于郯国、〇国之比。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待其国君之母，天子不能讨伐，诸侯不能征讨。季孙行父两次出使晋国，诸侯为此在扈地会盟，都无能为力而退兵，只得到单伯到来、子叔姬归来而已，而兴兵侵犯鲁国的并未停止。由此看出晋国霸业的不振，由此看出诸侯中有弑君者而无人讨伐，由此看出齐国的强横和鲁国的衰弱。（文公十四年，齐人执子叔姬。）

翚弑隐公，接着弑子赤。桓公即位，迎娶夫人派翚；宣公即位，迎娶夫人派遂。这两个人，在国内被视为贼，而桓公、宣公却视为忠臣。所以终桓公、宣公之世，翚、遂都称公子，没有异议。（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齐迎娶夫人。）

礼有轻重先后的不同。以祭祀看绎祭，则祭祀为重而绎祭为轻；以绎祭看卿佐的丧事，则绎祭为轻而卿佐的丧事为重。有国者应当考虑其相称。（壬午，仍然举行绎祭，《万》舞入宫去掉钥匙。）

内取外邑都叫取，如取郜、取防、取訾婁。外归鲁地都叫归。如济西、龟阴及讙、闳、汶阳田，是鲁地，齐人归还给我们，应当说归，现在却说取，大概是因为凭借晋国的力量而取得的。归是齐国的本意；取是我方所得，并非齐国的本意。后来齐国又事奉晋国，所以八年派韩穿来说归还给齐国。然而这一年齐国归还我田记载为取，八年齐国取我田却记载为归，取之自晋，归之自晋，以此显示鲁国

译国家的命运受制于晋国罢了。所以虽然是我的田地，却不能安然自得地占有它，那就像是寄存在那里一样。所以齐国归还我的田地，史书用“取”字，好像是从外部夺取来的；齐国夺取我的田地，史书用“归”字，好像那是齐国所有的。（《春秋》成公十年，记载晋国夺取汶阳田地。）

译您这次出行，国内有侨如的祸患，国外不被霸主接纳，所以处境危险而招致祸患。（成公二十六年，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经文中不写“及”，是因为鄫国属于鲁国内部。鄫国有自己的国家却私下归属于鲁国，鲁国私下收编鄫国，这都是不臣服的明显表现。（襄公五年，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

成公九年举行蒲地会盟，本打算联合吴国，但吴国没有来，所以成公十五年诸侯的大夫在钟离会盟。前三年悼公在鸡泽盟会，派荀会去迎接吴国国君，吴国又没有来，所以这一年派鲁国先在善道会盟。凡是这些情况，都是鲁国前往会盟。等到秋天在戚地会盟，将吴国列入诸侯序列而不再特别区分，是因为吴国前来会盟。凡是将吴国列入序列的，是吴国来会盟我们；特别区分吴国的，是我们前往会盟吴国。（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国孙林父在善道会盟吴国。）

日食的变异，起因于日月交会。有虽然交会但不发生日食的情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发生了三十六次。有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的情况，这一年以及二十四年，三年内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两次。各位儒者认为历法中没有这种规律，或者是传抄错误。然而汉代也有频繁日食的情况，高帝三年以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日、十一月晦日就是例子。天道极其遥远，无法得知。后世执着于推算的方法，依据交会的度数来探求，也已经很难了。（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发生日食。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

徂徕文集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是万世常行、不可改变的道。佛、老用妖妄怪诞的教义败坏扰乱它，杨亿用淫巧浮伪的言辞支离破碎它。（《怪说》。）

慈溪黄氏说：徂徕先生学问纯正、见识卓越，驳斥邪说，捍卫正道，上承韩愈而通达于孟子，真是百世的老师。杨亿不过是文词浮靡，他的危害本来不至于与佛、老相等，而先生也如此严厉地驳斥他，大概是因为宋朝兴起八十年，浮靡的风气刚刚兴起，所以感到奇怪。假使先生生活在当今之世，看到那些借儒者的名义来宣扬佛、老学说的人，驳斥起来又该怎样呢？

狗守在我的门户，猫捕捉我的老鼠，鸡知晓天时，对人有功，吃人的食物是可以的。那些白吃饭不做事、空占职位的人，难道连狗、猫、鸡都不如吗！（《责素飧》。）

天地间必然不存在的事物有三样：没有神仙，没有炼金术，没有佛。大凡穷尽天下资源来供奉的，是一个人。没有比一个人更尊贵的，天地间如果有的话，寻求它没有得不到的。秦始皇寻求成仙，汉武帝寻求炼金术，梁武帝寻求成佛，勤奋也到了极点，而秦始皇远游而死，梁武帝饿死，汉武帝炼金术没有成功。所以我才知道这三样必然不存在。（《辨惑》。）

郑康成注释《文王世子》说：“文王因为忧虑勤政而减损寿命”，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文王享年九十七岁，难道是减损寿命吗？忧虑勤政天下，是圣人的心意。安逸享乐一身，是普通人的情感。后世君主都沉溺于安逸享乐，寿命不长，这是康成的罪过。（《忧勤非损寿论》。）

您的来信说士熙道认为天下人有感应是错误的，甚至说：“人自是人，天自是天，天人不相与。断然地践行大中之道，践行就有福，背离就有祸，并不是有感应。”能够践行大中之道，就是行善，善行降下福报，这是人以善感动天，天以福响应善人。不能践行大中之道，就是作恶，恶行降下灾祸，这是人以恶感动天，天以祸响应恶人。这就是所谓的感应。而说不是感应，我未能理解。人也是天，天也是人，天人之间，距离不容一根头发。只是天阴柔地处于人之下，不如国家明明白白地设置爵位、赏赐、刑罚来向人展示善恶。《尚书》说：“天的工作，人代替它。”《易经》说：“兼有三才而两两相对。”文中子说：“三才之道不相分离。”又《乾卦》说：“先于天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行动而奉行天时。”杨雄说：“天开辟于上，地开辟于下，人开辟于中。”天与人果真不相与吗？熙道通晓天地人，所以谈论人必然谈论天，谈论天必然谈论人。文中子说：“《春秋》大概以天道终结吧！《元经》大概以人事终结吧！”天与人相互关联的关头，非常可畏，所以君子要防备。谈论人而遗漏天，谈论天而遗漏人，都没有穷尽天人的道理。（《与范奉礼书》。以上出自〇洲原本。）

捋起袖子想要操持万丈长戈，力量与熙道一起攻击浮夸之人。（《上孙先生书》。）

有非常的事情，然后才有非常的人。有非常的人，然后才有非常的功绩。如今元昊猖狂，也是非常的事情。谋求非常的事情，建立非常的功绩，没有比阁下更合适的了。然而建造大厦不靠一种材料，维系泰山不靠一根绳索。（《上韩密学经略书》。）

日月，是天的眼睛。御史，是天子的眼睛。（《上李杂端书》。）

符合天下的公义，即使是亲近的人，人们不认为是私心。使用一人的私心，即使是疏远的人，人们不认为是公义。（《上王沂公书》。）

从前郭代公做太学生时，家信送到，寄来四十万钱作为学习费用。有穿丧服的人叫门

译文中说：“五代祖先未葬”，代公便立即命令用车一次性将遗骨运走，没有留下任何一具，也不询问他们的姓氏。代公在那一年断绝了粮食，无法完成祭祀之礼。柳河东在还是平民时，坐在酒肆中，有一位书生在他身旁，说自己贫穷无力安葬亲人，柳河东便回家中搜寻，得到白银一百多两、铜钱数万，赠给了书生。因此，代公的富贵功业，在唐朝极为显赫；河东的文章声名，在本朝光彩照人。

译我侥幸生逢与孔子、孟轲同时代的人，居住也侥幸遇到与孔子、孟轲同乡的人，那么就是坐着就能遇见孔、孟，亲眼见到圣贤，不必隔着数千百年去寻找他们而拜为师，也不必奔走万数千里去求得老师而学习。

经常看到我写的文章，我的文章确实不足以打动人心。然而我的心能专心于正道，不敢半步背离圣人，我的文章就没有违背道理、有害教化的，这也算是鄙陋之人固执地有一点长处。信中又说我的字怪异且奇异，古代没有，现在也没有，被天下人非议。这确实是我的毛病。这是做不到的。然而永叔说我与人特异，似乎不了解我。我确实也有与众人不同的地方，但不是永叔所说的那样。现在天下人信奉佛、老，他们的门徒喧哗不止，附和响应，我独自挺立坚持我们圣人的道。现在天下人崇尚杨亿，众人吵吵嚷嚷，一唱百和，我独自坚定地坚守我们圣人的经典。这就是我与众人不同的地方。然而也不是特意为了在人之上，道本来就是这样。

写文章的道理，就像太阳运行有轨道，月亮运行有次序，星星运行有轨迹，水流出有源头，最终都归于大海。

《咸》、《章》、《韶》、《夏日》，是最美妙的音乐，如果不演奏给夔、师旷这样的乐官听，而演奏给粗俗鄙陋的人听，怎么能审察它的声音而知道它的音律呢？飞兔、騕褭，是骏马，如果不让它们在王良、伯乐面前驰骋，而卖给市井之人，怎么能审察它的俊逸而知道它的优良呢？现在天下大道阻塞，我常常希望韩愈、孟郊这样的大贤人出现，为他们清除荆棘，驱赶狐狸，使大道开辟而没有荒凉。往年我在汶上任职，开始结识士熙道；今年春天来到南郡，又遇到孙明复。韩愈、孟郊这样的人于是产生了。

周夷王走下殿堂，祸乱因此兴起。鲁宣公征收田赋，祸乱因此兴起。秦国废除阡陌，祸乱因此兴起。秦襄王太后临朝听政，祸乱因此兴起。秦始皇废除分封制，设置郡县，祸乱因此兴起。秦、汉时期美人的名号多达四十等，祸乱因此兴起。汉武帝多次在后宫宴饮，奏请多由宦官主持，祸乱因此兴起。不回到初始的状态，祸乱就不会停止。

孔子是圣人的极致，吏部（韩愈）是贤人的杰出。孔子的《易》、《春秋》，自从圣人以来没有过。吏部的《原道》、《原仁》、《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从诸子以来没有过。唉，达到了极致啊！

大道大坏，由一个人来保存。天下国家大乱，由一个人来扶持。古人说“大厦将倾，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这是抛弃大道而忘记天下国家啊。倾倒而不支撑，坐着看它倾倒，这也是不聪明的人啊。说“看到可以前进就前进，衡量力量而行动”，那是保全身体苟且偷生的人吧！

天地的治理叫祸福，君主的治理叫刑罚奖赏，都随着善恶而散布。人们不通晓天地君主的治理，固执地坚守小慈爱，践行小仁义，不肯除掉一个奸人，惩罚一个有罪的人，都说“保存阴德”，其大意认为不杀一个人，不伤害一个物，就是天地神明所保佑的。况且天地能覆盖承载但不能明确显示祸福给人，树立君主，委任他刑罚奖赏。人君能刑罚奖赏但不能亲自执行下面的升降，委任臣子，辅助他的威权。违背天地君主，却说“保存阴德”，祸患就降临了。

附录

守道做举子时，寄居在南都学习，他安守贫困刻苦学习，世上没有比得上的。王渎听说他穷困，于是宴请宾客，用盘餐赠送给他。石介推辞说：“甘甜酥脆的食物，也是我的愿望。但每天享用就可以，如果只一顿，那么明天就没有接续。早晨享用膏粱，晚上厌恶粗粝，这是人之常情啊。我所以不敢接受赐赠。”就把食物还回去，王渎更加敬重他。

景佑二年，编录五代及各国后妃。当时征召先生任御史台主簿，还没到任，就议论不应该寻求伪国后妃，因此被罢免。欧阳文忠写信责备杜祁公说：“主簿在台中不是言事官。石介的脚还没踏入台门门槛，已经因为言事被罢免，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了。估计石介的才能不止做主簿，可以直接做御史。石介被斥逐而另举，也一定选择贤人。贤人本来喜欢辩论。这样，一定得到愚昧昏暗懦弱沉默的人才停止。”杜祁公不能采纳。

欧阳公为他写墓志铭说：先生不是隐士，他做官曾经在朝廷任职。鲁地人不称他的官职而称他的德行，认为他是徂徕山的鲁地望族，先生是鲁地人所尊重的，所以根据他居住的山来配合他有德行的称呼，叫徂徕先生。他遇到事发愤，写作文章，极力陈述古今治乱成败，以指摘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没有忌讳。世俗颇惊骇他的话，因此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其嫉恨他，一起出力，一定要把他挤死。先生安然，不迷惑不变，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我的勇气超过孟轲了！”

《吕氏家塾记》说：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

译阳永叔开始创作古文，用以改变西昆体的文风，求学的人纷纷跟随他。那些还写杨亿、刘筠风格文章的人，石守道尤其憎恶他们，认为这是孔门的大害，于是写了《怪说》三篇来排斥佛教、道教以及杨亿。因此，新近进学的后辈，不敢再写杨亿、刘筠风格的文章，也不敢谈论佛教、道教。

译杜默说：夏英公因为《庆历诗》中斥责自己，对石先生恨之入骨。石先生曾向富文忠公上奏记，责备他应当推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夏英公想借此机会倾覆富文忠公及范文正公等人，于是派女奴暗中偷学石先生已成的书稿，将“伊、周”改为“伊、霍”，又伪造石先生替富弼起草废立皇帝的诏书，散布流言让皇帝听闻。富弼、范仲淹非常恐惧，恰逢听说契丹攻打西夏，便请求前往边境。得到任命后，路过郑州，拜见吕夷简。吕夷简问为何匆忙出京，范仲淹回答说负责经略两路，事情办完就回来。吕夷简说：“您此行正是踏入危机，哪里还能再回朝廷？如果想经略西事，不如在朝廷中更为便利。”范仲淹十分惊愕。八月，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富弼、范仲淹离开朝廷后，攻击他们的人更加急切，皇帝心中不能没有疑虑了。石先生也感到不安，于是请求外放，担任濮州通判。

李端叔《姑溪集》说：起初，夏竦在枢密院任职，深深怨恨石介讥讽自己，一定要报复他。滁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被杀，搜查他家，得到石介的书信。当时石介已经去世，夏竦任宣徽南院使，说石介诈死，是富弼派石介勾结契丹起兵，约定以一路军队作为内应，请求开棺验尸。诏书下达兖州。当时兖州知州是杜衍，对僚属说此事，没有人敢回答。掌书记龚鼎臣愿意以全族性命担保石介必定已死。提刑吕居简也说无故开棺，拿什么示警后人，具状上奏，这才得以免除。

孙氏《鸿庆居士集》说：夏竦既然在仁宗面前谗害石先生，说石介没死，向北逃往契丹。幸好吕居简任京东转运使，具状向中使担保，仁宗才醒悟夏竦的谗言。等到夏竦死后，仁宗将要去浇奠，吴奎对皇帝说：“夏竦多诈，现在也死了。”仁宗怅然若失。到了他家，浇奠完毕，犹豫很久，命令大宦官去掉夏竦脸上的蒙布而观看。世人说剖棺与去掉面幕，作为君主的疑虑，是一样的。这也是所谓的“报应”吗？（以上出自〇洲原本。）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挽救时局没有比培养力量更好的，明辨道义没有比平复心气更好的。石介凭着愤恨嫉妒、不能忍耐的心意，发出偏激放纵、过于激烈的言辞，激怒了原本可以行善的人的心，坚定了已经陷入邪道的人的敌意，众人一起攻击他，所以挽回没有一丝一毫，而伤害败坏堆积如山。悲哀啊！然而从求学者的角度说，则可见他明辨善道，立志果断，殉道为重，轻视自身，自认为《易经》大过上六爻辞适合他的责任，那么他的节操有值得取法的地方。（补。○梓材案：谢山《学案札記》残句有“攻过不如养德”六字，不知是谁的说法，与水心这条开头两句话相似，暂且附记在这里。）

谢山《读徂徕集》说：徂徕先生严正的气节和正直的性情，确实是泰山学派的第一高座，只是他分析道理有不够精到的地方。他论学术统绪，说“不作符命，自投于阁”来赞美杨雄，却不难改窜《汉书》的话来掩饰他的丑行。他论政治统绪，说“五代大坏，瀛王救之”来赞美冯道，却竟然忘记他“长乐老人”的谬误。想要崇尚节义却取法这两个人，“一言以为不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忠烈文先生彦博（附师史照）

文彦博，字宽夫，介休人。年轻时与张〇、高若讷跟随颍昌的史照学习，史照的母亲认为他们非同寻常，说：“这是贵人啊！”对待他们非常优厚。考中进士，官至同平章事，封为潞国公。神宗朝，屡次升任太尉。请求退休，以太师身份致仕，居住在洛阳。元佑初年，司马温公推荐先生是宿德元老，应当起用来辅助自己，宣仁太后任命他平章军国重事，任职五年，再次致仕。绍圣初年，章惇掌权，言官弹劾先生依附温公，诋毁先烈，降为太子少保。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先生历经四朝，担任将相五十年，名声传遍四方夷狄。平时待人接物谦卑下士，尊崇道德乐于行善，唯恐来不及。他在洛阳时，洛阳人邵康节及程明道兄弟都以道义自重，他像对待布衣之交一样接待他们。崇宁年间，被列入元佑党籍。后来特别命令从党籍中除名，追复太师，谥号忠烈。（参看史传。）

（梓材谨案：王定国《闻见录》认为先生兄弟是泰山门人，那么颍昌史氏只是他幼年学习的老师罢了。）

附录

《吕氏杂志》说：凡是与交游的人，书写其父祖知名于世者的名字，必须避讳其名讳。文潞公与故旧亲切接待，一坐席间不曾触犯其父的名讳。

（梓材谨案：这条从《荥阳学案》〇洲原本移入。）

运判刘长民先生牧

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衢州西安人。十六岁，考进士不中，说：“有关部门难道冤枉我吗！”于是买书闭门研读，等到再次科举，就成为举首。调任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论公事，被州将排挤，几乎不能免祸。等到后来的州将范文正公到来，先生大喜说：“这是我的老师啊！”于是拜他为师。文正公也多次称赞先生，勉励他做实学，因此得以跟随学说于泰山之门。年终，将要举荐京官，先生把机会让给同官中有亲且年老的人，文正公叹息，答应他说：“我不能不成全你的美德。”等到文正公安抚河东，举荐先生可以治理剧县，于是担任兖州观察推官。

译改任大理寺丞，在大名府任职。在此之前，当地盗贼众多，先生便利用盗贼的同党去搜捕驱逐他们，一旦有盗贼作案就能抓获，后来于是再也没有做盗贼的人了。朝廷下诏召集强壮的男子，在他们手上刺字编入义军，许多人惊恐害怕不知该怎么办，一起想要逃跑。先生向他们说明诏书的意图，讲述利害关系，大家都接受了刺字，高兴地说：“刘君没有欺骗我们。”任建州通判。富弼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出使河北，上奏推荐先生掌管机密文书。保州士兵作乱，富弼派先生去安抚视察，先生从长垣出发，三天就抵达城下，平定了叛乱。恰逢富弼被罢免离去，先生于是前往建州。接连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任庐州通判。朝廷放松茶叶专卖，派先生到江西商议平均税收，上奏朝廷得以批准，人们都感到便利。授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修缮险要关隘，招募壮丁以减少戍守士兵，迁移粮仓以便运输，考核属官的政绩次序，杜绝行贿受贿。任职两年，凡是关乎利弊的事情没有不兴办或废除的，于是调任荆湖北路。到任一个多月，去世。家中贫困无法办理丧事，从棺椁等物品，都是由荆南的士人提供。先生既擅长学问，又擅长才能，又受到范仲淹、富弼两位公卿的赏识，当时的士大夫争相称赞他。先生也慷慨激昂地自认为应当得志。不久却命运坎坷流落，埋没在平庸之人中间。快要老了，才稍微出仕被世所用，好像将要有所作为，却随即去世，选拔人才的人为此感到惆怅。先生又从范谔昌那里学习《易经》，范谔昌师承许坚，许坚师承种放，实际上与邵雍出自同一源头。他的门人有吴秘、黄黎献。吴秘将先生的著作呈报朝廷，黄黎献为之作序，有《卦德通论》一卷，《钩隐图》三卷，《先儒遗论九事》一卷。

译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另见《高平学案》。）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立《荥阳学案》。）

学士朱先生光庭（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进士张先生洞

张洞，字明远，任城人。考中进士。石徂徕曾写信给先生说：“明远起初师从刘子望学习，后来又向泰山孙先生传授道义，对《春秋》的理解最为精微。近来看到他写的十几篇论著，非常好，摒弃了《春秋》三家传说的异同，而独自会通于经文，我早已诚心诚意地信服并牢记在心了。明远才三十二岁，就已经能够铲除杂草、采摘精华，超脱红尘、接近苍穹。探求学问不知疲倦，智慧见识日益通达。将来在《春秋》方面，他将成为诸子的老师。明远要努力啊！”又有《与韩密学书》，其中说：“泰山布衣孙明复，沛县布衣梁逵，太平布衣姜潜，任城布衣张洞都有文武才略，仁义忠勇，筹划谋略，可以担当大任。现在边境敌寇内侵，如果得到这四个人，确实有助于成就阁下的功业。”

百家谨案：《宋史》中有《张洞列传》，字仲通，祥符县人，官至工部郎中，是另外一个人。

县令姜至之先生潜

姜潜，字至之，奉符县人。跟随泰山先生学习《春秋》，也跟随石徂徕学习。多次被推荐担任国子直讲、韩王宫伴读。拜见宗正赵允弼，官吏引导他快步走向庭院，他不回答，呼马想要离开，于是以宾客之礼相见。神宗听说他贤能，召他在延和殿应对，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他回答说：“有《尧典》、《舜典》在，只看陛下施行它们的道术如何。”担任陈留县县令，几个月后，条例司弹劾祥符县拖欠青苗钱，先生知道难以避免，称病离职。县里的人到府衙请求挽留他，没有成功。《宋史》将他列入《隐逸传》，是不对的。先生不喜欢别人作诗，曾说：“损害心气，招致悔恨。”这也是名言啊。（修。）

龙学祖先生无择

祖无择，字择之，上蔡县人。进士高第，历任直集贤院。当时封孔子后代为文宣公，先生说：“前代所封的爵位叫宗圣、奉圣、崇圣、恭圣、褒圣。唐开元年间尊孔子为文宣王，于是用祖先的谥号加在后嗣身上，不符合礼制。”于是商议改为衍圣公。出任袁州知州，首先建立学宫，设置学生。各郡国的弦歌诵读之风，从此开始兴盛。历任龙图阁学士，担任郑州、杭州知州。神宗即位，晋升为银台司，与王安石同知制诰。王安石曾经推辞润笔费，放在院子的房梁上，等到因母丧离职时，先生将其用作公务费用。王安石厌恶他，暗示监司寻找先生的罪过，逮捕治罪，没有贪污的情状，被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不久恢复光禄卿、秘书监、集贤院学士的官职，主管西京御史台。调任信阳军知军，去世。先生年轻时跟随泰山先生学习，等到去世，搜集整理遗文以流传后世。以言语、政事闻名于朝堂。有《文集》若干卷流传于世。（云濠案：先生遗文最初名为《焕斗集》，各家书目都称为《龙学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谨案：史书记载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王安石曾经推辞润笔费，放在院梁上。王安石因母丧离职，无择将其用作公务费用，王安石听说后厌恶他。等到无择担任杭州知州，王安石掌握政权，于是暗示监司寻找无择的罪过。明州知州苗振因贪污闻名，御史王子韶奉命在两浙地区查办他的情况，事情牵连到无择。王子韶是个小人，请求内侍逮捕无择到秀州监狱。案件审结，没有贪污的情状，只查出他借贷官钱，接待部属百姓以及乘坐船只超过规定而已，于是被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查《邵氏闻见录》：“择之担任杭州知州，王介甫因为以前的事情怨恨他，秘密告知监司寻找择之的罪过。监司秉承旨意，以贪污滥费上报朝廷，派遣御史王子韶查办，拘捕择之下狱，严刑拷打没有所得，因赠送宾客酒三百小瓶，被责罚为节度副使安置。同时有明州知州光禄卿苗振，监司也趁机观望，揭发他的赃罪，朝廷派遣崇文院校书张载查办。张载字子厚，就是所谓的横渠先生，全部平反了冤案，罪行只处以罚金。他们的幸运与不幸竟然如此不同。”先生所犯的罪与史书记载不同，而苗振的事情与先生起初毫不相干，却把查办苗振的事也归于王子韶，都不符合事实。先贤遗献说：“择之向穆伯长学习文章，是宋代古文的开端。现在流传的虽然不多，也可以看出他的师承法度。”

饶凌云先生子仪

饶子仪，字符礼，临川县人。跟随泰山先生和胡安定学习经书。父母去世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杨杰传授给他星历等书籍，没有不深入研究的。结庐凌云，命名为葆光，闭门著书。临江知州王说想要迎接他到军中讲学，郡守刘公臣说：“我们州有这样的人才，让他去别处，可以吗！”于是迎接他回来，亲自率领诸生听讲。崇宁初年，诏令举荐怀才抱艺、隐居乡野的士人，郡里用先生应诏。所著《编年史要》，忠肃公陈瓘为之作序，说它事实确凿、旨意明察，对圣经有补益。又有《周易》、《论语解》以及《诗文集》。

县尉李先生缊（附曹起。）

李缊，字仲渊，邛州人

译他是阁学士李绚的弟弟。考中进士后，被调任为兖州奉符县的县尉。同门师兄弟姜潜居住在奉符县的太平镇，某年六月七日的夜晚，大水涌至，姜潜几乎没能幸免，先生（李缊）借来县里的弓手去营救他。上级官员以私自役使百姓的罪名治他的罪，徂徕先生（石介）为此写了《朋友解》，大致说：“李缊与姜潜的友谊非常深厚，姜潜遭遇的祸患不小，李缊虽没有足以庇护姜潜的权势，但凭借本县县尉的职权，略微施加援手是足够的，如果还退缩顾虑自身，不为姜潜出一分力，忍心安逸地坐着旁观，这确实是禽兽都不会做的事。东邻失火，西邻即使烧焦头发、烫烂额头也要去扑灭。婴儿掉进井里，路人放下担子，趴在地上跑去救援。姜潜遭遇的水灾，比东邻失火更严重；姜潜即将面临死亡，就像婴儿掉进井里一样。李缊年少时受到已故兄长李公（曾任龙图阁学士）的教诲，长大后拜泰山孙明复先生为师，又亲近仰慕士建中并与石介交往，懂得周公、孔子的道，知晓仁义忠信，况且与姜潜交情深厚，难道还不如禽兽吗？难道还不如西邻的路人吗？”此外还有《上范经略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有罪但又有才能的有两人：前任兖州奉符县尉李缊，宿州临�县令曹起。两人都通过进士科考取功名。曹起也曾侍奉刘子望，李缊也曾侍奉孙明复，能够懂得圣人的道，乐于践行名节，喜好履行仁义，担任一官职能做到勤勉且廉洁，善于养育百姓、约束官吏，百姓颇受其福。两人又都有才能，怀有志节，仰慕忠义，懂得军事、熟悉作战。”多次称赞他们，不一而足。

译通议大夫莫先生

莫先生，是邵武人。以穷究经义为要务。从闽地边陲数千里之外，带着干粮徒步来到京城，跟随泰山先生游学。后来又跟随徂徕先生游学，阐明了道学。回家后不再谋求做官。因为儿子莫表深受朝廷器重，被追赠为通议大夫。（补录。）

正字朱乐圃先生长文

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人，人们称他为乐圃先生。嘉佑年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秘书省正字，兼任枢密院编修文字。因脚伤未能继续做官，以著书立说为事业。跟随泰山先生学习《春秋》，领悟了《春秋发微》的深奥意旨。撰写《通志》二十卷，《尚书》有《赞》，《诗经》有《说》，《易经》有《意》，《礼记》有《中庸解》，音乐方面有《琴台志》，大概自成一家之言。（从黄氏补本录入。）

◆徂徕学侣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另见《高平学案》。）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立为《荥阳学案》。）

◆徂徕门人（泰山再传弟子。）

县令姜至之先生潜（见上文《泰山门人》。）

转运使马先生默

马默，字处厚，成武人。家境贫寒，徒步前往徂徕，跟随石先生学习。考中进士，担任须城县令，被知州张方平赏识，后来被推荐为监察御史里行，遇到事情就直言进谏，无所顾忌。张方平告诫他说：“难道不怕连累举荐你的人吗？”先生说：“承蒙您深知我，所以我以此报答。”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修订了《配岛法》。改任广西转运使，上呈平定蛮族的策略。司马光担任宰相，询问恢复乡差衙前法如何，先生说：“不可。像常平仓这样的制度，自汉代以来就是良法，难道应该全部废除吗？去掉那些害民的部分就可以了。”后来因为依附司马光而被罢免官职，退休回家。（补录。）

处士何安逸先生群

何群，字通夫，西充人。酷爱古代学问，喜欢激扬议论。虽然从事进士学业，但这并非他的喜好。庆历年间，徂徕先生在太学，各地前来求学的学生有数千人，先生也从蜀地来到。正当讲官召集学生讲学时，徂徕先生说：“学生们知道何群吗？何群每天想着践行仁义罢了，不知道饥寒切身之苦。”众人都对他敬仰注视。徂徕先生于是让先生住在自己家中，让弟子推举他担任学长。先生更加自我磨砺，著书数十篇。与人交谈，从未屈意顺从，同舍的人称先生为“白衣御史”。先生曾说：“现在的士人，言语轻率，举止懈怠放肆，是因为他们的衣冠不如古人那样严谨。”于是请求恢复古代的衣冠。又上书说：“三代选拔人才，都是从乡里推举，先考察品行义行。后世专门以文章辞藻来选拔。文章辞藻中危害大道的，没有比赋更严重的，请求废除。”徂徕先生赞美他的说法。恰逢谏官御史也说用赋选拔人才，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下诏让两制官员商议，都认为：进士科始于隋朝，历经唐朝，数百年间将相多出自于此，并非不能得到人才。而且祖宗实行已久，不可废除。先生听说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痛哭，取出平生所作的八百多篇赋烧毁。讲官看到先生的赋既多又工整，认为他不通情理，将他从太学除名。先生直接回家，于是不再参加进士考试。嘉佑年间，龙图阁直学士何剡上表称颂他的品行义行，赐号安逸处士。先生去世后，赵清献公担任益州知州，上奏说先生的遗稿对时政有益，希望诏令果州抄录上报，说这不是像茂陵书那样引起天子奢侈之心。奏章被搁置没有批复。（参考史传。）

通议莫先生说（见上文《泰山门人》。）

苏先生唐询

苏唐询，跟随徂徕先生学习《易经》。他告假回家时，徂徕先生曾写诗赠送给他说：“灶火或许经年断绝，书籍依然终日寻索。”读这首诗可以想象他笃实的行为。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师雄。徂徕先生称赞他的诗可以与石曼卿相提并论。

徐先生遁

徐遁，不详其官爵籍贯。

（梓材谨按：欧阳修为徂徕先生写的墓志铭说：“将要安葬时，他的儿子师讷和他的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请求写铭文。”这是先生为徂徕弟子的证据。）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是徂徕先生的什么人。徂徕先生曾写诗，希望他像韩退之有李汉那样。

赵先生狩

赵狩，跟随徂徕先生和士建中学习，后来跟随泰山先生学习。忽然与方士交往，学习养生术，徂徕先生作《可嗟》责备他。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原本是道士。跟随徂徕先生学习《春秋》，于是抛弃道士的巾服，请求成为儒生，徂徕先生给他改名为宗儒。

百家谨按：《十七史》以来，只有《儒林传》。到了《宋史》另外设立《道学》一门，排在《儒林传》之前，用来安置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张栻以及程朱门下的几个人，以示尊崇。于是世上谈论学问的人动不动就说周、程、张、朱，而其他儒者就被轻视了。先遗献说：“以邹、鲁的兴盛，司马迁只写了《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孔子列传》而已，从未加上《道学》的名称。”《儒林传》也是为传经而设，用来安置那些不足以成为弟子的人，就像传述孔子的弟子一样。历代沿袭，也是这个意思。

译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诸子的道德虽然显盛，但与孔子相比，仍然处在弟子的行列，将他们列入儒林，正是恰当合适的。如今没有缘故地将他们单独列出称为《道学》，对于周、程等人未必能增加他们的分量，却违背了大一统的原则。贯通天、地、人之道的人称为儒。以鲁国而言，儒者仅有一人，儒这个名号原本就不轻贱。儒者，是成就德行的名称，就像说贤人、圣人一样。道学，是以道为学问，尚未成就其名，就像说立志于道。立志于道，可以作为一种名号吗？想要推崇反而使其轻贱，称呼名号却违背了本义，这是元朝人的浅陋之处。况且这部传记是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而设立的，将他们的门人附在后面。程氏的门人，朱熹最推崇吕大临，认为他高于其他各位；朱氏的门人，以蔡沈为第一；这些人都不被收录。其错乱荒谬，无知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后来关于性理的各类书籍，都尊崇《宋史》。谈论宋代儒者必定以周敦颐为首，不再考虑到在他之前还有胡瑗、孙复等人。百家按语：先贤文洁公说：“本朝的理学，实际上是从胡瑗、孙复、石介三位先生开始的。”朱熹也说程颐有不忘这三位先生的话。即使考察先代儒者的观点，也不会有谬误。

译◆长民门人

黄先生黎献

黄黎献，师从长民学习《易》。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略例义》卷，《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提刑吴先生秘

吴秘，字君谟，瓯宁人景佑元年考中进士，历任侍御史、知谏院。因议论朝政，被外放任濠州知州，提点京东路刑狱。请求闲职，改任同安知州。著有《周易通神》一卷。当今世人所称的长民《周易新注》十卷，大概是将黎献的三卷及吴先生的《通神》一卷都收录在内。其中的《记师说》一卷，《指归》一卷，《精威》一卷，又不知是谁所作，大概是其门人的笔迹。其后有徐庸。

祖望谨案：皇甫泌《易书》中有《记师说》一卷，《精微》一卷，应当就是这十卷中的两卷。皇甫泌称从常山抱犊山人那里受学，三衢也有常山，即长民，只是故意避讳以神化其学说罢了。

◆长民私淑

集贤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云濠按：弘治《衢州志》说：“他的祖先本是汴人，在衢州做官，因此定居于此。”）直集贤院。著《周易意蕴》，也是长民的学问，应当是私淑弟子。

祖望谨案：先生是皇佑年间的人。他论述《易》的九篇文章，祖述刘长民，兼以陆秉为本。

◆至之门人

忠肃刘先生挚（父居正。）

刘挚，字莘老，东光人。小时候，父亲居正督促他读书，早晚没有片刻间断。十岁丧父，由外祖父家抚养，到东平求学，因此定居在那里。考中嘉佑年间甲科进士，历任南宫县令。韩魏公推荐他任馆阁校勘。王荆公也器重他，提拔他为御史里行。入朝觐见神宗，神宗问：“你是跟从王安石学习的吗？王安石极力称赞你的器量见识。”回答说：“臣年少孤独自学，不认识王安石。”退朝后，上疏陈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义与利，言语触犯荆公。荆公想将他流放到岭南以外，神宗贬他为衡州监盐仓监。过了很久，出任滑州知州。哲宗即位，召任吏部郎中，提拔为侍御史，上疏弹劾蔡确、章惇的过错罪恶。执掌宪台数月，百官敬畏忌惮。元佑初年，提拔为御史中丞，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仆射。自从辅政到担任宰相，修明严正的宪法，辨明邪正。然而性格刚直，最终被朋党奇中伤，罢免任郓州知州。调任青州。绍圣初年，再次贬为光禄卿，在蕲州居住。四年，贬为鼎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因病去世。绍兴初年，追赠少师，谥号忠肃。先生喜爱读书，到老不曾放下书卷。家中藏书多亲自校对，有的亲手抄录。经学方面对《三礼》尤其精粹。晚年喜好《春秋》，考察诸儒的异同，辩明其得失，多能通达圣人的经意。常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不值得看了。”（参考史传。）

左丞梁先生焘

梁焘，字况之，须城人。凭借父荫任太庙斋郎。考中进士，历任官职检详枢密五房文字。元丰年间久旱，上书议论时政，奏疏呈入没有回复。内侍王中正率兵出边境，求取赏赐不依法度，先生争辩不得，请求外放，出任宣州知州。不久，提点京西刑狱。哲宗即位，如同任工部郎中，多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因辱骂同僚，外放为集贤殿修撰、潞州知州。正值饥荒，不等命令就发放常平仓的粮食赈济百姓。流民听说后，来的人络绎不绝，先生安置他们有条理，百姓不诉苦。第二年，以左谏议大夫召还。刚上路，百姓拉着车辕不让走，越过太行山到达河内才停止。到达后，上书说：“皇帝年轻，未专断朝政，太皇太后保佑圣主，在帘帷后制定政令，奸人容易欺瞒蒙蔽。希望端正纪纲，严明法度，采纳忠言，讲求仁术。”两宫嘉许采纳。进升御史中丞。改任权户部尚书，不拜受，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郑州知州。十天后，入朝任权礼部尚书，为翰林学士。元佑七年，授尚书右丞，转左丞。因病罢免为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改为颍昌府知府。绍圣元年，任郓州知州。朋党论起，哲宗说：“梁焘每次提出中正的言论，他的开陈排击，都出于公议，我都记得。”因此最后被责罚，最终因司马温公党羽被黜免任鄂州知州。三年，再次贬为少府监，分司南京。第二年，第三次贬为雷州别驾，安置在化州。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先生自从入朝，一心想着引荐人才。在鄂州，作《荐士录》，详细记载姓名。客人有的看到他的书，说：“您所栽培的桃李，顺应时势而发，只是不向人开放罢了！”先生笑着说：“焘出入侍从，位至执政，八年之间所推荐的人，任用不完，惭愧很多！”他喜好贤才乐于行善就是这样。（同上。）

（梓材谨案：刘子卿《明本释引用先生的话说：“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而归因于天意，是不可以的。”又说他的老师是孙泰山门人姜至之。可见先生是姜氏的门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说之（另立《景迂学案》。）

◆通议家学

知州莫先

译生，字表深（详见《安定学案》）。

◆乐圃门人

译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国（另见《武夷学案》。）

◆安逸门人（泰山学派的第三传。）

主簿冯先生正符（父亲是尧民。）

冯正符，字信道，遂宁人。他的父亲冯尧民，字希元，是蜀地德高望重的儒者。冯正符师从何群学习，三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便凭借经学在梓州、遂宁一带教授生徒。他闭门苦读十年，对诸多儒家经典多有解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宁年间，太守何郯将此书呈献给朝廷，但过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复。冯正符推测是因为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所以被贬抑。不久，中丞邓绾推荐他，得以被召试于舍人院，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也厚待他，授予他晋原主簿的官职。冯正符研究《春秋》致力于通达经书旨意，不追求浮华辞藻。他辨析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的穿凿附会和怪诞虚妄，最为详尽细致。邓绾被贬守虢略，冯正符与陈亨甫都因被指控附会权贵而罢官。李巽岩辩解说：“冯信道的学问，得自安逸处士何群。安逸的学问很高深，国史中有他的传记。冯信道的师承渊源如此，那么说他是为了仕途而附会权贵的人，或许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而言罢了。况且王安石废弃《春秋》，而冯信道的学问却对《春秋》特别详尽。邓绾，是严事王安石的人，却能拿着这本书向朝廷进言，起初并没有说这是宰相所不喜欢的。这也可见当时的风俗还淳厚，士人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不因利禄的缘故而停止著述，而邓绾也比一般人高出一等了。那么冯信道应当与何群一起被载入国史，而邓绾则是偶然相识却恰好连累了他的人。冯信道没有子孙，他的书被书商擅自更改了姓名，归于李陶字唐父名下。唐父师从司马光，最为贤能且通晓经义，但这本书并非他的论述，不知情的人妄加托名罢了。”我看了李巽岩的话，惋惜冯先生的书没有流传下来，又感叹《宋史》竟然没有将冯信道连带写在何群的传记之后，现在将其著录于《学案》中，使得冯信道可以追溯祖源至石介（徂徕先生），尊奉何群（泰山先生），以显示何群的学问是有传承的，李巽岩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补。）

◆提刑门人

主簿郑扬庭夬（另见《王张诸儒学案》。）

◆忠肃家学

朝奉刘学易先生跂

刘跂，字斯立，东平人。是刘忠肃的长子，与他的弟弟刘蹈一同考中元丰二年的进士，官至朝奉郎。绍圣年间，跟随刘忠肃到被贬谪的地方。宋徽宗即位，下诏让刘忠肃的家属返回。凭借刘跂的请求，刘忠肃得以归葬故乡。刘跂又控诉文及甫的诬陷，于是文及甫等人被贬。刘跂擅长写文章，遭遇党争之事，仕途坎坷，居家避祸，以长寿终老。（参考史传。）

（云濠谨按：先生著有《学易集》二十卷，见于《直斋书录解题》。晁说之为先生撰写墓志铭，称他晚年建造学易堂，乡人称他为学易先生，他的文集名字大概取自于此。晁说之又称先生是孙明复、石守道的门徒。吕祖谦《吕氏诗话》说先生刚考中进士，到亳州任职，见到刘攽所引用的典籍都是他所不知道的，才开始有意读书，后来与孙明复、石守道不相上下。）

奉议刘先生蹈

刘蹈，是刘斯立的弟弟，都是刘莘老的儿子。以文学闻名，自处非常简朴，人们不知道他是宰相的儿子。

（梓材谨按：此条从司马光《涑水记闻》移入作为传记。又按：先生是刘忠肃的次子，官至奉议郎。他去世时，刘忠肃写文章祭奠他，称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修身待人接物，一概以至诚为本，面对横逆不与人计较，面对忧乐不惊动内心”等语。）

宣教刘先生长福

刘长福，是刘学易的儿子，也是芗林向侍郎的姻亲。曾官至右宣教郎。儿子刘荀。（参考《胡五峰集》。）

（梓材谨按：先生的儿子刘子卿在《明本释》中说朱汉上道：“他的学问尊崇程氏，先父受他的《易》学。”可见先生是朱汉上的门人，而不是最终只做到宣教郎的人。）

知军刘先生荀（另见《衡麓学案》。）

提刑刘顺宁先生芮（另见《元城学案》。）

◆泰山续传

进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须城人。从母家学习孙明复的《春秋》，得其宗旨。金贞祐初年，三次参加廷试都没有考中，因恩荫授予彭城主簿。又请求参加考试。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在李彦的榜下，查看应试的士人没有这个人，于是改名叫李彦。父子一同赴试，他的儿子果然凭借《春秋》考中第二甲第二名，而先生考中第三甲第三名。父子褒贬各异，而先生于是不再做官。（从黄氏补本录入。）

◆李氏家学

尚书李先生昶

李昶，字士都，李世弼的儿子。初出仕，授予孟州温县丞。蒙古军队攻下河南，他奉养双亲回到故乡。行台严实征辟他授予都事，升任经历。因双亲年老请求罢官，不被允许。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闭门教授学生，当时的名士李谦、马绍、吴衍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元世祖伐宋，驻扎在濮州，听说先生的名声，召见询问治国用兵的要领。先生论述治国则以任用贤能、制定法律、致力于根本、清除源头作为回答，论述用兵则以讨伐有罪、拯救百姓、不喜好杀戮作为回答，深得赏识和采纳。等到即位，召他到开平，

译皇帝向他咨询国家大事，先生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毫无保留。当时征调赋税繁重，行省征收赋税，即使是拖欠赋税的农户也不宽贷，先生写信给当时的宰相说：“只查验现有农户应当缴纳的赋税，尚且可能不够。如果再命令他们包补逃亡和死亡农户的欠税，必定会导致百姓生活艰难。”行省听从了他的意见，得以免除拖欠赋税农户的赋税。中统二年春天，内部祸乱平定，先生上表祝贺，趁机进献讽谏，皇帝称赞他很久。曾经在闲居时，皇帝望见先生，总是收敛神色说：“李秀才来了。”特别授予他翰林侍讲学士，兼任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议官。先生分条陈述十二件事，革除积久的弊政。至元二年，被罢官在家居住。五年，被起用为吏部、礼部尚书，不久请求退休回家。丞相安童上奏征召他，他没有赴任。八年，被起用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不久退休。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所著书籍有《春秋左氏遗意》、《孟子权衡遗说等》。（同上。）

译（梓材谨按：以上两篇传记，黄氏补本将其合并为一篇，列于《李张诸儒学案》。现在因为李谦推崇泰山学派，所以附在此处。）

◆尚书学派的门人

集贤殿大学士李野斋先生谦

李谦，字受益，是郓州东阿人。起初求学时，每天能记诵数千字。写赋很有声望。担任东平府教授。当时教授没有俸禄，向来向儒户征收银两作为束修（学费），先生推辞说：“我家幸好不是非常贫穷，难道可以聚敛财物来自我增殖吗！”翰林学士王盘将他的名声上报，世祖召他担任应奉翰林文字。升任左谕德，在东宫侍奉裕宗。陈述十件事，分别是：正心、睦亲、崇俭、几谏（及时劝谏）、戢兵（收敛兵戈）、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除弊端。裕宗去世，又命令他在潜邸（未即位前的府邸）辅佐成宗，成宗所到之处都带着先生随行。转任侍读学士。世祖曾经在便殿赐座，给众臣饮酒，说：“听说你不喝酒，能为我勉强喝一点吗？”赐给他一斗蒲萄酒，说：“这酒很容易醉人，恐怕你承受不住。”随即命令三位近侍扶着他出去。因为脚病，辞官回到东平。成宗即位，召他到上都，升任学士。回家后，又召他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七十一岁时，请求退休。仁宗即位，召他到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上疏陈述九件事，皇帝嘉奖并采纳。升任集贤殿大学士。回家后，在家中去世。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风，不崇尚浮华巧饰，学者推崇他，号称野斋先生。有《野斋文集》流传于世。（参考史传。）

右丞马先生绍（附老师张播。）

马绍，字子卿，是金乡人。跟随上党人张播学习，又游学于李士都门下。曾经担任单州知州，百姓刻石颂扬他的德行。多次升官至中书左丞。有进言的人，平章事想要治他的罪，先生说：“国家引导人们进言，现在治他的罪，难道不与诏书相违背吗？”于是停止治罪。执政数年，当时人们称赞他贤能。仕途最终做到河南行省右丞。有诗文数百篇。（参考《姓谱》。）

吴先生衍

吴衍。

卷三 高平学案（全氏补本）

高平学案（全祖望补本）

高平学案表

戚同文（附老师杨悫，门人宗度、许骧、陈像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王■砺、滕涉。）

范仲淹 （儿子）纯佑

（睢阳所传。） （儿子）纯仁 （孙子）正平

（孙子）正思

李之仪 韦许

（儿子）纯礼

（儿子）纯粹

富弼

张方平

张载（另见《横渠学案》。）

石介（另见《泰山学案》。）

李觏 （孙子）立节 （儿子）勰

（儿子）勴

胡埜

徐唐（另见《安定学案》。）

曾巩（另见《庐陵学案》。）

刘牧（另见《泰山学案》。）

范纯仁（见上文《高平家学》。）

吕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都是盱江学派的伙伴。）

胡瑗（另见《安定学案》。）

孙复（另见《泰山学案》。）

周敦颐（另见《濂溪学案》）

（都是高平讲学的友人。）

韩琦 （儿子）忠彦 （六世孙）冠卿

（六世孙）宜卿（都见《清江学案》。）

赵君锡

欧阳修（另见《庐陵学案》）

（都是高平同调的人。）

高平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朱熹推究学术本源，除了安定学派、泰山学派之外，高平范魏公（范仲淹）也是其中之一。高平一生纯粹没有瑕疵，而引导横渠（张载）进入圣人的境界，尤其有功。孝宗曾经因为朝臣的请求，打算将范仲淹与欧阳兖公（欧阳修）一起配享文庙，后来没有实现。现在终于实行了，范公的功绩是不灭的了。撰写《高平学案》。（梓材按：《高平学案》，是谢山（全祖望）特别设立的，但底稿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文正（范仲淹）三传弟子韦深道（韦许）的一篇传记罢了。现在用史传参补，并将忠宣（范纯仁）以及门人李端叔（李之仪）的传记移到《安定学案》以充实内容。谢山曾经设立《盱江学案》，但定本中没有，大概已经并入这一卷。又按：安定、泰山等儒者都受到高平的表彰，而高平实际上发源于睢阳戚氏，所以仿照谢山论述元儒《鲁斋学案》推原江汉的做法，也先叙述睢阳学派。）

◆高平学派所出

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老师杨悫，门人宗度许骧、陈像舆、高象先、郭城范、王砺、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云濠按：一作“字文约”。）是宋朝楚丘人。世代为儒生。幼年丧父，祖母带他在外祖父家抚养，以孝顺闻名。祖母去世，昼夜哀号，几天不吃东西，乡里人为之感动。起初，听说同县人杨悫教授学生，每天经过他的学舍，于是向他学习《礼记》，随即就能背诵，每天诵读一卷。杨悫觉得他奇异而留下他，不到一年，全部背诵了《五经》，杨悫就把妹妹嫁给他。从此更加

译更加勤奋刻苦地读书，多年不曾解衣带休息。当时正值晋朝末年丧乱，他断绝了求取官禄仕途的念头。并且希望看到天下统一，于是取“同文”作为自己的名字。周悫曾经劝勉他出仕，先生回答说：“长辈不仕，同文也不仕。”周悫依附在将军赵直的家中，遭遇疾病不起，将家事托付给先生，先生便为他安葬了三代人的多具棺柩。赵直于是更加厚礼相待，为他建造房屋聚集门徒，求教的人不远千里而来，考中进士的有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都登上了台阁高位，而高平的范文正公也是从他的门下出身。先生质朴纯真，崇尚信义。有人遭遇丧事，尽力救济他们。宗族邻里中贫困的人，周济供给他们。冬天常常脱下自己的衣裘给受冻的人。不积聚钱财，不经营居室。有人劝勉他，他总是说：“人生以有义为贵，哪里需要这些呢！”因此深受乡里推崇信服。有不遵循孝悌之道的人，先生一定用善道开导他，与他交往的，都是一时的名士。乐于听闻别人的优点，从未说过别人的短处。与宗翼、张昉、滕知白结为朋友。生平不曾到京城去。长子孟维担任随州书记，迎接先生去奉养，先生最终在汉东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喜好写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杨徽曾经因为出使来到郡中，一见便相友善，多有唱和。杨徽之曾说陶隐居号称坚白先生，先生纯粹质朴正直，以道义自富，于是他的门人追尊他号为正素先生。

译谢山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说：“在宋代真宗、仁宗两朝时期，是儒学丛林的草创阶段。当时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学说刚刚萌芽尚未显露，而睢阳的戚氏在宋地，泰山的孙氏在齐地，安定的胡氏在吴地，共同阐发阐明正统的学术，从世俗中自我超拔。（按：袁燮撰写《四明教授厅壁续记》说：‘本朝设立学校，遍布全国。从庆历年间开始，那些卓然成为后学师表的人，如南都的戚氏、泰山的孙氏、海陵的胡氏、徂徕的石氏，聚集当时的俊秀人才，共同讲学，涵养造就的功绩，也已经很深厚了。’这是谢山所依据的。）又恰逢贤人在朝，安阳的韩琦、高平的范仲淹、乐安的欧阳修都卓然对大道的纲要有所见解，相互提携，于是学校遍布四方，师儒之道得以确立。而李挺之、邵古叟等人共同用经术来调和。评论者认为他们是周敦颐、二程的先驱。”又说：“睢阳的学术传统，到范仲淹时发扬光大。那么薪火相传，幸好不要因为年代久远而衰替。”又在《答张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说：“戚同文在睢阳讲学，学生就在他的住所作为学习的地方。祥符三年赐予匾额，晏殊延请范仲淹主持教学。”

◆睢阳所传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邠州人，后来迁徙到江南道，于是成为苏州吴县人。先生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随母姓，取名朱说。少年时就有志向和操守。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于是感动哭泣，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依从戚同文学习，昼夜不停。冬天疲惫不堪，用水洗脸。食物不够，以至于用稀粥来充饥。考中进士，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接母亲回来奉养。恢复原姓，更改名字。升任大理寺丞，调任监楚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被推荐为秘阁校理。不久通判河中府，调任陈州。当时正在修建太乙宫和洪福院，在陕西购买木材。先生进言说：“昭应宫、寿宁宫，上天的警戒不远。应当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免除积欠的债务。”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仁宗认为他忠诚。章献太后去世，召他担任右司谏。当年发生严重的蝗灾和旱灾，江、淮、京东地区尤其严重。先生出巡安抚江、淮地区，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并且禁止百姓淫祀。奏请免除庐州、舒州的折役茶税，江东地区的丁口盐钱，并且分条上奏救济弊端的十件事。恰逢郭皇后被废，争辩不能成功，出任睦州知州。一年多后，调任苏州知州。苏州发生大水，百姓田地无法耕种，先生疏浚五条河，引导太湖的水流入大海，招募百姓兴修工程。工程未完成，不久调任明州知州，转运使上奏请求留下先生完成工程，皇帝准许。历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任用的人多出自他的门下。先生上呈《百官图》指出升迁的次序，并且说越级提拔的人不应完全委任给宰相，吕夷简忌恨他。后来讨论建都之事，又与吕夷简意见不合，于是撰写四篇文章进献，大体上讥讽切责时政，并且用张禹来比喻吕夷简。吕夷简上奏说：“范仲淹离间陛下与臣下的关系，所引用的人都是朋党。”先生对答更加切直，因此被罢免，出任饶州知州。一年多后，调任润州知州，又调任越州知州。元昊反叛，召他担任天章阁待制、永兴军知军，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晋升先生为龙图阁直学士作为副手。吕夷简再次入朝为相，皇帝告知先生，让他消除以前的怨恨。先生叩头谢恩说：“臣以前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对吕夷简没有怨恨。”延州各堡垒大多失守，先生自请前往，升任户部郎中兼延州知州。多次因边防战功晋升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在泾州开府。先生作为将领，号令严明，爱护抚慰士兵，对前来归附的各羌族首领推心置腹，所以贼寇也不敢侵犯。元昊请求议和，召他拜为枢密副使。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能胜任事务，谏官欧阳修等人说先生有宰相的才能，请求代替王举正，于是改任参知政事。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命令他担任陕西宣抚使。尚未出发，又任命为参知政事。恰逢王伦侵犯淮南，皇帝打开天章阁，召集两府大臣条陈对策。先生上奏十件事：一是明确升降标准，二是抑制侥幸得官，三是精选贡举人才，四是选择长官，五是平均公田，六是重视农桑，七是修习武备，八是推行恩信，九是重视命令，十是减轻徭役。所说的切中时弊，皇帝全部采纳，制定为法令。起初，先生因为触犯吕夷简，被放逐数年。士大夫们持论两人谁对谁错，互相指责为朋党。等到陕西用兵，天子因为先生是士人望所归，破格提拔。等到吕夷简罢相，召他回朝，倚重他来治理国家，朝廷内外都期望他的功业。而先生以天下为己任，裁减侥幸滥授，考核官吏，侥幸得官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诋毁逐渐流行，而朋党的议论渐渐传到皇帝耳中了。恰逢边境有警报，先生又请求巡视边防，于是任命先生为河东、陕西宣抚使。麟州新遭大寇，议论的人多请求放弃它，先生为它修筑旧堡垒，招回流亡百姓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等到离开时，进攻的人更加急迫，先生也自请罢免，于是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他在中书省所施行的措施，也渐渐被阻止罢免。因疾病请求

译邓州。升任给事中，调任荆南，邓州百姓拦阻使者请求留任，先生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准许了。不久调任杭州，又升任户部侍郎，调任青州。恰逢病重，请求调任颍州，未到任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安葬后，皇帝亲自书写碑文，题为“褒贤之碑”。先生广泛通晓《六经》，尤其擅长《周易》，求学的人多来请教，他拿着经书讲解从不疲倦。并将自己的俸禄分给四方游学的士人，士人多出自他的门下。曾诵读自己的志向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议论国事时，时常感动得流泪。当时的士大夫崇尚刚正的风骨节操，是从先生倡导开始的。史传称先生内心刚强而外表温和，博爱且乐于行善。喜欢施舍，在乡里设立义庄，用来赡养族人，乡里的人都乐于称颂他的名字。去世那天，听到消息的人没有不叹息的。所著《丹阳集》若干卷，《奏议若干卷》。（云濠案：《丹阳集》二十卷，奏议十七卷。）儿子四人：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后来配享孔子庙庭。称为“先儒范子”。（参看史传。）

译易的义理

《家人》卦阳刚端正于外，阴柔端正于内，阴阳端正而男女各得其所，这是君子治理家业的时候。对内明察，礼制便彰显；对外顺从，孝悌便显现。礼制彰显而家道端正，孝悌显现而家道成就。圣人将要成就其国家，必定先端正其家庭。一个人的家庭端正了，然后天下的家庭才能端正。天下的家庭端正了，然后孝悌之风才能大兴，哪里还有不安定的呢！

《升》卦地中生长树木，其道向上行进，这是君子以德行晋升的时候。高以下为基础，树木起初生于地中，其上升之远可想而知。圣人每日增进其德行而达到至尊之位，贤者每日推崇其事业而达到公侯之尊，以顺道而升进，万物不抗拒，所以卦爻没有凶险灾祸。

艮卦止息之道，必定因时势而保存。时势不可前进，就停止；高不可过于亢奋，就停止；地位不可侵犯，就停止；欲望不可放纵，就停止。停止得当时，有什么灾祸呢！所以说：“时势要求停止就停止，时势要求行动就行动。动静不违背时势，其道光明。”不是君子，谁能做到这样呢？

女子生来就知道要出嫁，必定逐渐等到适当的时候，然后才有归宿。君子学习就知道要出仕，必定逐渐成就德行，然后才有地位。所以升高必定从低处开始，到达远方必定从近处开始。《乾》卦阳刚逐渐进展而达到在天之位，《坤》卦阴柔逐渐进展而达到坚冰之象。天地尚且不能超越，何况人呢！

附录

晏殊留守南京时，范公遭遇母亲丧事，晏殊请求让他掌管府学。范公常住宿在学舍中，训导督促学生夜间功课。学生们读书、睡觉、饮食，都立下时刻规定。范公往往暗中到斋舍窥探，看见先睡觉的人，就责问，那人胡乱回答，范公就取书问他。那人不能回答，就惩罚他。出题让学生作赋，范公必定先自己作，想要知道难易以及应当用意的地方，也让学者以此为标准。因此跟随他学习的人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记闻》。）

范公担任参知政事时，告诫儿子们说：我贫穷时和你母亲供养我的父母，你母亲亲自做饭，而我的父母饮食未曾充足。现在得到厚禄，想要供养父母，父母已经不在了，你母亲也已早逝，我最恨的是，忍心让你们享受富贵之乐吗？我吴中的宗族很多，对我固然有亲疏之分，然而我的祖宗看待他们，都是子孙，本来没有亲疏之分。如果祖宗的心意没有亲疏之分，那么饥寒的人我怎么能不体恤呢？自从祖宗以来，积累德行百余年才在我身上显发，得以做大官。如果独自享受富贵而不体恤宗族，将来怎么在地下见祖宗呢，现在有什么脸面进入家庙呢？于是恩赐的俸禄赏赐，常常分给族人，并置办义田义宅。（《小学外篇》。）

钱君倚《义田记》说：范文正公平生喜欢施舍，选择亲近而贫穷、疏远而贤能的人全都施舍。当他显贵时，置办靠近城郭常年丰收的田地一千亩，称为义田，用来供养救济同族的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嫁娶婚丧都有资助。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主管财务并按时出纳。每天每人吃一升米，每年每人给一匹绢。嫁女给五十千钱，再嫁给三十千钱。娶妇给三十千钱，再娶给十五千钱。丧葬给再嫁的数目，幼者给十千钱。族中聚居的九十口人，每年收入供给稻米八百斛，用收入供给聚居的人，充沛有余而无穷尽。做官在家等待接替的人给予供给，做官在外任职的人停止供给。这是大概情况。

吕紫微《童蒙训》说：范子夷说，他的祖父做外任官时，写信给京城的人，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私下议论是非曲直，获取小名声，招致大祸患，这不同于担任言官。相见时正当讨论修身立身的事。

（梓材谨案：吕紫微每每恳切关注范氏家学，所以将他所引用的话分别记录。）

汪玉山给朱子的信说：范文正公一见张横渠，认为他奇特，传授他《中庸》。如果说跟随他学习，那是不可以的。

（梓材谨案：张横渠对于范仲淹，虽然不是跟随学习，但论其学问的来源，不能不追溯到范仲淹。）

谢山《跋范文正公年谱》说：范公显贵后，用金帛报答朱氏的抚育之恩，足够了。至于回赠继父以太常博士，并用恩荫补朱氏儿子做官，则在道义上不恰当，不能因为他是大贤而曲意庇护。

◆高平讲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另编为《安定学案》。）

殿丞孙泰山先生复（另编为《泰山学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颐（另编为《濂溪学案》。）

◆高平同调

忠献韩赣叟先生琦（附儿子韩忠彦。）

韩琦，字稚圭，安阳人。父亲韩国华，任右谏议大夫。先生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第二名，正当唱名时，太史奏报日下出现五色云，左右都祝贺。历任升迁为监左藏库。外调为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任命为右司谏。当时王随、陈尧佐为宰相，韩亿、石中立任参知政事，先生连续上疏指责他们的过错，四人同日罢免。又请求停止内降诏书，抑制侥幸。王沂公高兴地对先生说：“谏官本来应当这样！”先生更加自信。元昊反叛，任命为陜西安抚使。晋升为枢密直学士，副职夏竦任经略安抚、招讨使。谋划进攻

译韩琦将两条计策上奏，仁宗采纳了进攻的计策，下诏让鄜延、泾原两路共同出征。大将任福不服从命令，在好水川战死，韩琦上章自我弹劾，被贬任秦州知州，不久又恢复原职。没过多久，回到原来的职位，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扎在泾州。韩琦与范仲淹在军中时间长久，名声显赫于当时，人心归附他们，朝廷倚重他们，所以天下人称他们为“韩范”。元昊称臣，韩琦被召任枢密副使。当时皇上急于求治，亲手写诏书给宰相杜衍说：“我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都是内外享有声望的人。有可以施行的政策，应当及时上奏。”韩琦分条上奏七件事，朝廷稍微采纳了一些。他又献上九件事，大致是想防备西北，选拔将帅，严明监察，充实财利，遏制侥幸得官，提拔有才能的官吏，罢退无才之人，谨慎授予官职，去除冗食，说：“这几项举措，诽谤必定随之而来，希望委任给辅政大臣，听任他们处置。”皇帝全都嘉奖采纳。于是韩琦宣抚陕西，讨平群盗。回来后，陈述西北四条计策。恰逢尹洙与刘沪争论水洛城之事，韩琦偏袒尹洙，朝中舆论不以为然，韩琦于是请求外任，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扬州知州。接连调任定州，兼任安抚使，晋升为大学士，又加官观文殿学士。授武康军节度使、并州知州，又任相州知州。嘉祐元年，被召任工部尚书、三司使。未到任，迎接任命为枢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集贤殿大学士，升任刑部尚书。六年闰八月，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为仪国公。至和年间，皇上生病不能上朝，内外惊恐，臣下争着以确立继承人巩固根本为由进言，包拯、范镇尤其激烈急切。积累五六年的时间，犹豫不决没有实行，进言的人也稍微懈怠。到了这时，韩琦趁间隙怀揣《汉书·孔光传》进献说：“成帝立弟弟的儿子，那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陛下呢！”皇帝于是立宗实为继承人。宗实，是英宗原来的名字。第二年，英宗继位，任命韩琦为仁宗山陵使，加官门下侍郎，封为卫国公。门生亲信有时从容谈及定策之事，韩琦一定严肃地说：“这是仁宗的圣德神断，皇太后的内助之力，臣子有什么参与的呢！”英宗突然得病，太后不高兴。一天，韩琦单独进见皇上，皇上说：“太后待我没有恩德。”韩琦回答说：“自古圣帝明王，不在少数，然而唯独称颂舜为大孝，难道其余的都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常事，不值得称道。只有父母不慈而子女不失孝，才值得称颂。只怕陛下侍奉得还不够周到罢了，父母哪有真正不慈爱的呢！”皇帝大为感悟，拜韩琦为右仆射，封为魏国公。英宗驾崩，韩琦奉诏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担任英宗山陵使。韩琦执政历经三代，有人指责他专权，韩琦坚决辞位，被任命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朝应对，皇帝哭泣说：“侍中一定要离去，今天已经下达诏令了。”赐给兴道坊宅院一处。熙宁元年七月，再次请求判相州以归乡。王安石掌权，派出常平使者散发青苗钱，韩琦急切地进言。皇帝怀着他的奏疏给宰相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不忘王室。我起初认为可以利民，现在竟然害民到如此地步！”这时新法几乎被废止。王安石复出，坚持之前的意见更加坚决，于是韩琦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的职务，只领一路。六年，回来判相州。到任后的第二年，改任永兴节度使，未及拜任就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前一晚，大星陨落在治所。皇帝痛哭流涕，篆写他的碑文说“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常让他的儿子或孙子一人在相州做官，以守护坟墓。韩琦见识气量英伟，厚重可比周勃，政事可比姚崇。他所建议的，只看道义所在，没有偏私之心。常处在危疑之际，有人劝他自保，韩琦叹息说：“这是什么话！人臣尽力事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成败，是天意，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不成功，就停止不做呢！”生平屈尊结交士人，尤其以奖拔人才为急务。王安石有盛名，有人认为可以任用，韩琦唯独不以为然。等到韩琦任相州知州，辞别皇帝，神宗问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说：“王安石做翰林学士则有余，处在辅弼的位置则不可。”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们又称他们为“富韩”。徽宗追封他为魏郡王。儿子五人，长子忠彦。（参考史传。）

译（梓材谨按：谢山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说，韩忠献公与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都在大道的总体轮廓上有卓越的见解。欧阳文忠公自有《学案》，韩琦、范仲淹二人齐名，所以将韩忠献公的传记列在范仲淹之后。）

附录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虽然屡次驳回韩琦反对新法的奏疏，等到韩琦去世，皇帝和太后震惊哀悼，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对他思念不已，称他为社稷之臣。

（梓材谨按：这是晁景迂初次见到钦宗时说的话，见于《邵氏闻见后录》。）

《元城谈录》说：韩魏公镇守北门时，朝廷官员判决命令，守卫的士兵不服从，被押送到府衙。韩公问：“你辱骂长官，是真的吗？”回答说：“确实有。”韩公说：“你是禁军，既然被派在那里，就有上下级之分。”判决由市曹处斩，韩公神色毫无变化。吕公（吕夷简）镇守北门时，有一个士兵像刚才那样被押来，吕公问话后，也判处斩首，却震怒地掷下笔。吕公气质雄杰，不容忍奸恶，并非傲视他人。韩魏公性情平和，毫无严厉苛刻之处。

又《语录》说：欧阳公否定《系辞》，韩魏公与他同在政府任职很久，没有事不谈论，唯独不与他谈论《系辞》。

（梓材谨按：汪玉山在《与吕逢吉书》中说：“欧阳公认为《系辞》不是孔子所作，韩魏公终身不曾与他谈论《易》。”这与上述说法大致相同。）

《晁氏客语》说：韩公对欧阳永叔说：“凡是处理事情，只要自己站得稳，任凭闲言碎语。”

胡文定说：本朝的卿相，应当以李文靖、韩忠献为首位。

文忠欧阳永叔先生修（另见《庐陵学案》。）

◆高平家学

主簿范先生纯佑

范纯佑，字天成，吴县人，是文正公的长子。他天性英明悟性高，有所自得，崇尚节操品行。十岁时能阅读各种书籍，写文章已有声望。文正公任苏州知州时，首先建立郡学，聘请胡安定（胡瑗）为老师。安定制定的学规非常严密，学生数百人，大多不遵守教导，文正公为此担忧。先生尚未成年，就主动请求入学，排在学生末尾，完全遵守学规，其他学生跟随他，于是再不敢违犯。从此苏州的学风成为各郡的表率。宝元年间，西夏叛乱，文正公接连在关陕任职，都统领军队。先生与将士混杂相处，深入考察，挖掘隐秘，了解他们的才能优劣，因此文正公用人没有失误而屡次立功。文正公统帅环庆路，商议修筑马铺砦，砦靠近西夏边境，西夏害怕被扼住要冲，侵扰破坏工事。先生率兵迅速占据该地，西夏大军到来，边战斗边施工，几天就建成，一路依靠它得以安定。先生侍奉父母孝顺，不曾离开父母身边，不应考科举。等到文正公因事被罢免，先生不得已，凭借父荫担任将作院主簿，又任司竹监。因为不是喜欢的年岁，就辞去职务，跟随文正公到邓州。患病昏聩废弛，卧病许昌。富郑公（富弼）任淮西知州，路过探望他，他还能感慨地谈论忠义。问富公来的目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回答说：“公事。”先生说：“公事就可以。”他患病十九年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参考史传。）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

范纯仁，字尧夫，是文正公的次子。凭借父荫担任太常寺太祝。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为远离亲人不去赴任。改任长葛县，又推辞。当时胡安定（胡瑗）与孙泰山（孙复）、石徂徕（石介）、李盱江（李觏）都客居在文正公门下，先生跟随他们学习。（梓材按：楼攻媿在《忠宣文集》序中说：“大概先生天资诚实坚定，专心学问，承袭文正公的亲传，又广泛学习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江李泰伯三位先生，得益于师友的帮助，写出的文章，根基在于《六经》，切合论事，没有冗长的语句而全都出于正道。”据此，孙、石、李三位先生对于忠宣公，都在师友之间。大概泰山与安定是他的老师，而徂徕、盱江特别算是他的朋友吧？）每次讲习，直到半夜才睡觉，把灯放在帐中，帐顶被熏得像墨一样黑。父亲去世后，才开始出仕，以著作佐郎任襄城县知县，历任侍御史。商议濮王典礼时，先生说应该像王�等所议。接着与御史吕�等人轮流上奏，不被听从，先生交还所授官告，在家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后亲手写诏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先生说：“陛下以成年君主临朝，为什么让命令出自后宫？恐怕日后成为权臣假托的地方。”不久下诏停止追尊，起用先生就职，先生请求外放，于是任安州通判。改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被召还朝，拜兵部员外郎，兼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财利，民心不安。《尚书》说：‘怨恨岂在于明显，看不见时要图谋。’希望陛下图谋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皇帝说：“什么意思？”回答说：“杜牧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就是这个意思。”皇帝说：“你善于论事，为我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于是作《尚书解》进献。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皇帝急切于求治，多次延见咨询疏远的小臣。先生说：“小人知道小的而忘记大的，贪图近利而忽视长远，他的话不可不考察。”又论说：“王安石想求取近功，忘记了他旧有的学问。崇尚法令就称

译商鞅谈论财政用度，就背离了孟子的学说。他轻视老成持重的人，认为他们是因循守旧；抛弃公众的舆论，认为那是流俗之见。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视为不贤，把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视为贤才。应当迅速召回进言的人，罢退王安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期望。」皇帝没有听从，于是先生请求罢免谏官职务，改任国子监判官，离去的决心更加坚定。执政大臣派人晓谕挽留他说：「已经拟定授予你知制诰的职位了！」先生说：「这话为什么传到我这里呢？进言不被采纳，即使万钟的俸禄也不是我所愿要的。」凡是先生所上的奏章，言辞大多激烈切直，皇帝全部没有交付外朝讨论。先生将奏章抄录呈送中书省，王安石请求加重贬谪先生，皇帝没有听从，任命先生为河中府知府。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先生告诫州县不得仓促推行新法，王安石大怒，将先生降职为和州知州。又调任邢州。还未到任，加官直龙图阁、庆州知州。经过京城入宫对答，皇帝说：「你的父亲在庆州建立了威名。你跟随父亲时间很久，兵法一定精通，边疆事务一定熟悉。」先生知道皇帝有建功立业的心思，回答说：「臣是儒生，不曾学习兵法。先父守边时，臣还年幼，不再记得。况且今日的事势，应当有所不同。希望另外谋求帅臣。」环州种古拘捕熟羌人作为盗贼，流放到南方，经过庆州时呼喊冤屈，先生将此事交给属吏处理，认定他们不是盗贼。种古为了逃避罪责而诬告，皇帝下诏让御史在宁州审理。先生被逮捕，数万百姓拦在马前哭泣，无法前行，甚至有人跳入河中。案件审结，种古因诬告被贬，同时也给先生加上其他过错，罢黜为信阳军知军。调任河中知府。哲宗即位，恢复直龙图阁、庆州知州。召入朝廷，历任给事中。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执政，打算全部废除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先生说：「去掉那些过于严苛的可以了。」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右仆射、中书侍郎。先生在朝任职，致力于以宽宏博大的态度开启皇帝的意旨，以忠诚笃实的风气革除士人的习气。王觌进言触怒皇帝旨意，先生担心朋党之风将炽盛，与文彦博、吕公著在帘前辩论，未能解决。先生说：「朝臣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区分。彦博、公著都是历朝旧臣，岂能雷同欺瞒皇上。昔日先父与韩琦、富弼共同执掌庆历年间的政事，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当时流言蜚语指责他们为朋党，相继被外放。造谣诽谤的人公开庆贺说‘一网打尽！’这件事距今不远，陛下应引以为戒。」于是抄录欧阳修的《朋党论》进献。吴处厚上奏蔡确的《车盖亭诗》，认为是诽谤讥讽，朝廷议论想将其置于刑法，只有先生与王存认为不可以，极力争辩。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上交章弹劾先生结党蔡确，先生也极力请求罢免。第二年，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任颍昌府知府。历任右仆射。因入宫谢恩，宣仁太后说：「有人说你必定先引用王觌、彭汝砺，你应当与吕大防同心协力。」回答说：「这两人确实有士人的声望，臣最终不敢为了保住职位而遮蔽贤才。」宣仁太后病重，召见先生说：「你的父亲仲淹可称为忠臣。在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只劝明肃太后尽到母亲的道义；明肃太后去世，只劝神宗皇帝尽到儿子的道义。你应当效仿他。」先生哭泣说：「怎敢不竭尽忠诚！」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所用的二三大臣都出自中宫，侍从、台谏官也多不由进拟。先生说：「陛下刚亲政，四方拭目以观，天下的治乱实际上根本于此。」又有一群小人竞相排斥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先生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身体，功绩诚心，天地鬼神共同鉴察。议论的人不体恤国事，多么刻薄啊！」于是将仁宗禁止议论明肃太后垂帘听政之事的上奏呈上。李清臣在殿试策问中，提出绍述的说法。苏辙上奏辩驳，引用汉昭帝变法的事。哲宗震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比先帝！」苏辙下殿待罪，众人不敢抬头看。先生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低的词句，苏辙的话大概不是诽谤。况且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右丞邓润甫越次说：「先帝的法度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先生说：「不是这样。法度本来没有弊端，有弊端就应当改正。」皇帝稍微平息了怒气。苏辙平时与先生有分歧，至此才信服，谢罪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啊！」皇帝既然召章惇为相，先生坚决请求离去，于是出任颍昌府知府。调任河南，又调任陈州。吕大防等人被流放到岭南，恰逢明堂大赦，章惇提前阻止此事，先生上疏为之申辩，并且说：「臣曾被吕大防排斥，陛下亲眼所见。臣的激烈切直，大概是仰报圣恩罢了。」章惇不高兴，诋毁先生为同罪，接连贬谪到永州安置。当时先生因病失明，安然上路。听说儿子们怨恨章惇，必定发怒制止他们。赴贬所途中，江上行船翻覆，扶先生出来，衣服全湿，看着儿子们说：「这难道是章惇造成的吗！」徽宗即位，虚设相位，接连授予观文殿大学士，屡次赐予优诏、茶乐。因病请求归乡，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忠宣。先生平易宽厚，不以声色加于人。道义所在，则挺立不屈。从布衣到宰相，廉洁俭朴始终如一。在洛阳与司马光等贤人举行真率会，粗米饭一顿，酒喝几杯而已。所得俸禄赏赐，都用来扩充义庄，赈济贫乏。种古的案件，先生没有丝毫芥蒂，并且念及先世的情谊推荐提拔他。曾说：「我平生所学，得之于『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常告诫子弟说：「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不愁达不到圣贤的地位。」又说：「《六经》

译圣人做事，懂得一个字就践行一个字，必须在仓促匆忙、困顿流离时都坚守于此。」有人请教，（他）说：“只有节俭可以辅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行。”（梓材案：邹道乡称引范丞相的话，作“只有节俭可以成就廉洁”，第二句相同。）有《文集》五十卷流传于世。（云濠案：陈直斋《书录解题称先生著有《言行录》二十卷，《弹事》五卷，均已散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编》一卷，现今尚存。）子正平、正思。正平能够继承家学。（从黄氏原本移入。）

译（梓材谨按：■洲原本中，忠宣公及李端叔的附传都编在《安定学案》里。如今查阅谢山修补的稿本，韦深道的传标题为《高平》。韦深道是忠宣公的再传弟子，那么忠宣公、李端叔两人的传都应当归入《高平学案》，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将他们的传一并移入。）

附录

先生任襄城知县时，长兄纯佑长期患有精神疾病，先生侍奉照料他如同孝子一般。朝廷召先生去编校秘阁书籍，先生以兄长患病为由推辞不去。富弼责备他说：“台阁清要的职位，别人哪里容易得到，何必苦苦推辞呢？”先生说：“富贵自有天命。”

文正公在睢阳任职时，派先生到姑苏去取五百斛麦子。先生当时还很年轻，返回途中，船停在丹阳，遇见石曼卿，询问他寄居这里多久了。石曼卿说：“已经两个月了。有三口人的丧事还埋在浅土中，想安葬他们然后北归，却没有可以商量的人。”先生把所载麦子的船交给他，自己单人匹马从长芦抄近路离去。回到家，拜见文正公后起身侍立，过了很久，文正公问：“在东吴见到故旧了吗？”先生回答说：“石曼卿因为三口人的丧事尚未安葬，正滞留丹阳。当时没有郭元振那样的人，无处可告。”文正公说：“为什么不把麦船给他呢？”先生说：“已经给他了。”

襄城的百姓向来不从事养蚕织布，没有人种植桑树。先生因此对于罪行较轻的犯人，根据他们种植桑树的多寡和茂盛程度来免除他们的刑罚。百姓思念不忘，称那片桑林为“著作林”。

旱灾很久不下雨，先生预料将来一定会缺乏粮食，于是登记境内所有的客船，召集船主并晓谕他们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吃，你们这些商贩只把五谷储存在佛寺中。等到缺乏粮食时，我替你们主持售卖。”众商贾听从命令，运输贩卖不停止。各县发生饥荒，但本境内的百姓却不知晓。

先生从陕西转运副使被召还朝廷，神宗问他说：“你在陕西长期主管漕运，一定精通边疆事务。城墙、军队、粮草储备情况如何？”先生回答说：“城墙大致完好，军队大致修整，粮草大致齐备。”皇帝惊讶地说：“你的才能如此，是我所倚赖的，而你办事都说‘大致’，为什么呢？”先生慢慢回答说：“‘大致’是说尚未精良，这样就足够了。我希望陛下不要对边疆事务过于用心，恐怕边疆大臣观望形势，邀功生事，与塞外结下仇怨，残害百姓，耗尽财力，浪费爵位赏赐。这不仅成为今日眼前的祸害，还将给将来留下意外的忧患。希望陛下探究孟子交往邻国的道理，修养孔子招徕远方的德行，使好生的恩德普及远方，他们将会爱戴陛下如同父母。即使他们的首领桀骜不驯，想要侵犯侮辱我们的疆土，他们的部众也不会为他们所用。”

环庆发生大饥荒，先生刚到任时，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先生想打开常平仓和封存的粟麦来赈济灾民，州郡官员都想等待奏请得到圣旨后再发放。先生说：“人七天不吃东西就会死，怎么可以等待批复呢？各位只要不参与，我宁愿独自承担罪责。”

先生被任命为给事中，当时哲宗、宣仁太后共同执政。司马温公入朝为相，首先改革差役法。先生对他说：“这件事应当仔细研讨并缓慢推行。不然，会增加百姓的疾苦。况且宰相的职责在于举荐人才，变法不是首要之事。”温公有所建议请求，先生又说：“宰相应当虚心采纳众人的议论，不必谋划都出于自己。谋划出于自己，那么谄媚阿谀的人就会趁机迎合，而正直的人士就会收敛才华退避。”先生与温公虽然志向相同，但遇到具体事情时，不随便苟同，不看重小利，思前想后，斟酌矫正，大都像这样。

温公想让进士由朝官保任后才能参加科举，又想更改贡举法。先生说：“举人很难得到朝士的相识。士族靠近京城还可以，贫寒偏远地区的士人尤其困难了。况且现在的朝士未必能超过京官和选人，京官和选人未必能比得上布衣，白白让他们寻求举荐，未必有益。既然不想废除文章取士，那么杂文、四六的科目不如设在众人的考场中，不必另外设立一个科目。《孟子》恐怕不可轻易废除，它就像《六经》中的《春秋》一样。”温公听从了他的意见。

先生被任命兼任侍讲，他对人说：“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心。君主的学问，应当端正心意、真诚意念，以仁德为本体，使邪僻浮薄的学说没有机会进入，然后发布号令，成为宗庙社稷的福分。哪里是追求章句通解，来助长口舌的辩才呢？”等到在经筵进讲时，必定反复阐明其义理，归结到君主可以施行而后停止。

元佑三年，有个叫吴处厚的人把蔡确《题安州车盖亭诗》呈上，认为这是诽谤讥讽。宣仁太后看到后，愤怒地说：“蔡确把我比作武后，应当重重贬谪。”吕汲公吕大防任左相，不敢说话。先生请求从轻处罚，不被听从。起初商议把蔡确贬到新州，先生对吕汲公说：“这条路荆棘丛生已七八十年，我们这些人开辟它，恐怕自己也不能免罪。”吕汲公不敢说话，先生因此请求罢免政事。

西边有儒将凭借威势斥责边境并向先生请示，先生亲手回答说：“大车与柴车竞逐，鸾凤与鸱鸮争食，连城的宝玉与瓦石相碰，君子与小人角力，不仅不能取胜，而且不应该取胜。不仅不应该取胜，即使取胜也是不对的。”

百家谨按：先生只有这几句话，真是圣人之言啊。圣人的根本原则，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那些以开拓边疆为事，致使百姓肝脑涂地而不顾惜的人，是罪不容死的。先生既继承了文正公的家学，又得到了安定、泰山学派的传授。

译他的学问以忠信为根本，以《六经》为修习功夫。至于他侍奉君主，始终用端正心志、真诚意念来纠正那些不正的念头，劝勉君主仁爱万民，不要开启边境的战端。百家曾感叹：先生父子之间，是古今以来纯粹洁白、在学问中很难见到的人。先生病重时，神志清醒不乱，几个儿子侍奉在旁，他口述遗表，大意说：“我曾以天下之忧为先，期望不辜负圣人的学问。这是先父教导儿子的原因，也是微臣凭借它来侍奉君主的依据。”又说：“如果宣仁皇后的诬陷诽谤没有澄清，导致韩琦的忧国勤政不能彰显。这都是权臣为了发泄私愤，并非神宗皇帝认为理所当然。”直到“没有追究流放之人的过往罪过，全都凭借圣恩特别录用，还让生死之人仍受污点瑕疵”，又说“没有解除边境的严峻形势，几乎耗尽国库的积蓄，有城池必须防守，得到的土地难以耕种”，共八件事，命门人李之仪按次序整理。先生直到死都尽忠如此。（梓材按语：以上《附录》与黄氏的案语，也是从《安定学案》移入这一卷的。）

译邹道乡说：范丞相平生所推荐引荐、奏对朝廷的，只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周易》。他曾经说：“人做了好事，不值得再说。一说出来便不合宜了。”

《吕舍人官箴》说：范忠宣公镇守西京时，曾经告诫下属官员在征收租税时，不要搞“两头探”。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不要让百姓探听官员何时开始征收，等候缴纳；官员也不要探听缴纳者有多少，然后才进场征收。这就叫两头探。只要自己早早进场等待百姓，自然就没有百姓拖延滞留的弊端。”（黄氏补本。）

汪玉山《与吕逢吉书》说：忠宣公的主张，专门想要消解合并党派，兼收并用，却不知道这种形势也有难以做到的地方。君子与小人的势力，决不能两立。元祐晚年，吕微仲驱逐了刘莘老的门生，却引荐李清臣、邓温伯、蒲宗孟进入从班，忠宣公的说法大致施行了。然而首先倡导绍述之说的人，正是李、邓二人，其流毒危害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曾子开说范公的言行在元祐年间，必定没有绍圣年间大臣报复的祸患。然而即便蔡确不被诛杀，日后复出，难道会在惇、卞之下吗？只是不应当以写诗的罪名治他罢了。况且惇、卞在元祐年间，有的在大郡休养，有的优游奉祠，所以宽贷他们已经很厚了，他们略无感激恩惠、悔改过错的意思。由此可知，专门用优柔态度对待小人，是不合道理的。如果说忠宣公另有意图，那是不可以的。他再次拜相，极力辩驳台谏的诬蔑欺罔，刚正不阿。罢相后，还请求宽恕元祐年间的那些人，以至于遭到贬谪。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希望更加谨慎地谈论此事。

祖望谨按：东莱先生也认为范尧夫参用熙宁、元丰年间小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恭献范先生纯礼

范纯礼，字彝叟，是文正公的第三个儿子。凭借父亲的荫庇担任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担任陵台令，兼任永安县令。永昭陵修建时，京西转运使在一路上配发木石砖瓦及工匠，只有永安县不接受命令。使者将此禀报陵使韩琦，韩琦说：“范纯礼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一定会有说法。”后来众人质问他，先生说：“陵寝都在县境之内，一年四季修缮治理没有空闲的日子，现在却与各县平均摊派赋役。何不留下这些工匠，让他们供奉常时的使用呢？”韩琦认为他的回答正确，回到朝廷后，任用他为三司盐铁判官。凭借比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遂州知州，泸南有边境战事，调度苛刻繁杂，先生一概以静待之，辨别可以具备的物资，不向百姓征收。百姓在庐舍中画像供奉他如同神明，命名为范公庵。升任户部郎中，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进升给事中。张耒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因病未能上朝，却命令他先任职。先生批驳敕令说：“臣僚没有因为疾病请假，不上朝参，却先视事的。”听到的人都很震惊。御史中丞弹劾执政，将要取代他的位置，先以暗示先生，先生不同意，于是调任先生为刑部侍郎，然后才发出任命。转任吏部，改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出任亳州知州。徽宗即位，凭借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担任开封府知府，前任尹以苛刻严厉治理，先生以宽厚处理。不久拜礼部尚书，升任尚书右丞。吕惠卿告老还乡，徽宗询问执政，执政想要允许。纯礼说：“惠卿曾经辅佐朝政，那个人固然不值得重视，但应当顾全国家体面。”曾布上奏说：“议论的人大多担忧财用不足，这不是急务，希望陛下不要为此忧虑。”先生说：“大农官报告匮乏，国库空虚，却说不足忧虑，这不是当面阿谀吗？”于是从容劝谏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推崇元丰而贬低元祐的。以臣看来，神宗立法的本意固然良好，官吏推行时或许有失当之处，并非一定都怀着邪念谋取私利。”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系于用人。君主想要得到英杰的心，固然应当不拘一格提拔。一定要等待推荐然后任用，那么守正特立之士将终身晦暗了。”左司谏江公望议论继承先帝遗志应当执守中道，不可拘泥于一偏。徽宗出示他的奏疏，先生称赞说：“希望陛下让内外知晓，使人们知道圣意所向，也足以革除小人趋利的情态。请求褒奖升迁江公望，以鼓励后来者。”先生深沉刚正，曾布忌惮他，激怒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要任命你为承旨，范右丞不同意。”王诜发怒。恰逢王诜接待辽使，先生主持宴会，王诜诬陷他擅自斥责御名，被罢免为端明殿学士、知颍昌府，后提举崇福宫。崇宁年间，开启党禁，贬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徐州，后徙任单州。五年后，恢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参考史传。）

安抚范先生纯粹

范纯粹，字德孺，是文正公的小儿子。凭借荫庇升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因子。因事出任滕县知县，升任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年间，担任陕西转运判官。当时五路出兵讨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路，因为刘昌祚迟到，想要按律诛杀他。昌祚忧愤患病卧床，他的部下都很愤慨。先生担心两军不协调，导致生变，劝高遵裕前往问候昌祚的病，困难于是化解。神宗责备诸将无功，谋划想要再次出兵。先生上奏说：“关陕军力单薄枯竭，公私大大困顿，根本令人担忧。”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

译副使。吴居厚担任京东转运使，多次进献多余的赋税。神宗打算用徐州的大钱二十万缗资助陕西，先生对他的同僚说：“我们辖区虽然紧急，难道忍心再取用这些民脂民膏的剩余！”随即上奏说：“本路得到钱财确实有利，但从徐州到边境，劳顿耗费非常巨大。”坚决推辞不接受。入朝担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吴居厚败落，朝廷任命先生以直龙图阁的身份前往替代他，彻底革除了他的苛刻政令。当时苏轼从登州被召还，先生与苏轼共同提出募役法的建议，苏轼在讲庭对先生讲论，先生派遣将领曲珍去救援，说：“本道首先建立应援牵制的策略。臣子的道义，是舍身报国，不要说邻路遭受寇患，不是我的职责。”曲珍当天急速奔驰三百里，在曲律击败敌人，攻入横山，西夏军队逃遁离去。元祐年间，授任宝文阁待制。再次任职，被召为户部侍郎。又外出任延州知州。绍圣初年，哲宗亲政，当权者想要挑起边境战端，御史郭知章于是弹劾先生元祐年间弃地的事，贬为直龙图阁。第二年，又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熙州知州。章惇、蔡卞经略西夏，怀疑先生不与他们共事，改任邓州知州。历任河南府、滑州。不久因元祐党人的身份被夺去官职，任均州知州。徽宗即位，起用任信州知州。不久因言官弹劾被免职，任金州知州。又贬为常州通判，安置在鄂州，禁锢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恰逢赦免，恢复掌管祠禄。很久以后，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提举太清宫。党禁解除，恢复徽猷阁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先生深沉坚毅有才干谋略，才能适应时务需要。凡是条陈疏奏时事，议论都恳切详尽。（同上。）

译附录

邹道乡说：范德孺在太原任职时，每次发放官吏和军士的粮饷，都从同一个仓库支取。即使粮食潮湿变质，军士们也不抱怨。

◆高平门人

文忠富彦国先生弼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他笃志好学，气度宏大。起初参加科举考试时，穆伯长对他说：“进士科不足以完全施展你的才华，应当通过大科来闻名于世。”结果他在礼部考试中落第。他向西返回途中，范文正公追赶他说：“有旨意要通过大科选拔人才，你可以赶快回去。”于是富弼参加了茂才异等科的考试。他担任河阳判官，后任绛州通判。庆历年间，他再次出使契丹。因促成和平协议，被任命为枢密使，封为韩国公。后来他与文潞公吕彦博共同担任宰相，天下人称他们为“富文”。元丰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岁。先生早年就有成为三公辅弼的声望，名声远播至夷狄。辽国使者每次到来，必定询问他的近况安好与否。他处理事务周全细致，不到万无一失绝不行动。当他敢于直言时，奋不顾身。他忠义的本性，年老时更加坚定。在家闲居十二年，片刻未曾忘记朝廷。死讯传来，朝廷追赠他为太尉，谥号文忠。（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先生最初封为郑国公，起初名字空缺。晏元献公担任南京判官时，范文正公暂代主持西京国子监事务，晏公委托他选拔博士。范文正公说：“监中有两位举子，富某、张为善，都有文采德行，可以选拔。”晏公问谁更优秀，回答说：“富某修谨，张为善疏俊。”晏公选取先生担任博士。范文正公主持国子监事务，而先生与张文定公都是举子，因此得以成为范文正公的门人。又按：《吕与叔集》记载，先生退休居家后，专门研习佛老之学，吕与叔曾写信给先生，可见先生的学问，不如范文正公那样纯正。）

附录

神宗想要任命富弼为宰相，富弼以疾病为由推辞，退居洛阳，经常亲手写疏章论述天下重大的利害得失，神宗必定亲手写札子回复他。曾经因为王安石有所建议，富弼却说道：“如果这样，那么富弼手疏中称‘老臣无处告诉，只能仰望屋梁暗自叹息’的情况，马上就要到了。”富弼去世，神宗亲自撰写祭文。

（梓材谨按：这是晁景迂初次见到钦宗时的言论。）

刘器之说：富郑公八十岁时，在座屏上写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谨按：此语出自《晁氏客语》，谢山将其节选录入《景迂学案》。这里是为郑公立传而移用。）

《元城语录》说：富郑公出使敌国，用言语劝谕说：如果发动战争，国家将遭受祸害，而臣子却能享受利益。老苏对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这种想法吗？”东坡回答说：“严安也有这种想法，但不像这样明白。”老苏笑着认为他说得对。这是因为严安劝谏不要用兵时说：“这是臣子的利益，并非天下的长远策略。”前辈读书，必定能在实际中运用。

陈唯室《步里客谈》说：富文忠年轻时，有人辱骂他，他装作没听见。有人告诉他，他说：“恐怕是骂别人。”那人说：“指名道姓骂你。”他说：“天下哪里知道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

文定张乐全先生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年少时聪明颖悟，超出常人。他先考中茂才异等科，担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考中贤良方正科，选拔升迁为著作佐郎，任睦州通判。当被召试馆职时，仁宗说：“这不是再次考中制科的人吗！”命令他直集贤院，不久判西京。入朝觐见，留任判尚书都省。多次升迁担任参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陈州。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去世时，享年八十五岁。追赠司空，谥号文定。先生慷慨激昂，有气节。既然告老还乡，议论政事更加急切。至于用人、兴狱等事，尤其反复陈述。并且说：“我快要死了。见到先帝在地下，有借口可以交代了。”平时不曾因言语迎合外物，因脸色取悦他人。镇守蜀地时，得到眉山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非常器重他们，常推荐苏轼担任谏官。晚年得到神宗赏识，王安石正掌权，他傲然不屈，因此声望在当时很高。（参考史传。）

（云濠谨按：楼攻媿在先生《上范文正公书》的跋文中说：“范文正公在睢阳讲道，乐全因文章受到赏识。晏元献公想要选拔两位博士，其中一位是富文忠公，另一位是乐全。乐全虽然没有成婚，但都是范文正公所推荐，当时大概称为善云。”）

附录

《元城语录》说：东坡陷入御史狱，张安道上书营救他，他的儿子不敢投递。后来东坡见到信，也吓得吐舌变色。大概因为安道的信中说：“他确实是天下的奇才。”这难道不会激怒皇帝吗？但应当说“本朝未曾杀害士大夫”。

献公张横渠先生载（另见《横渠学案》。）

直讲石徂徕先生介（另见《泰山学案》。）

说书李盱江先生觏

李觏，字泰伯，南城人，学者称他为盱江先生。他俊辩能文。考中茂才异等科，未中。因父母年老，以教授为生，学生常有数十百人。皇佑初年，范文正公推荐他担任试太学助教，他进献《明堂位定制图》。嘉佑年间，根据国子监的奏请，召他担任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不久去世。先生曾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他的门人邓润甫在熙宁年间进献他的《退居类稿》、《皇佑续稿》以及《后集》。

译请求让他的儿子参鲁做官，下诏任命他为郊社斋郎。（参见史传。）

译（梓材谨按：庐氏所藏的《学案》原稿，在先生门人孙介夫的传记中标注为《盱江》，可知谢山曾设立《盱江学案》。查阅原稿《序录》，《士刘诸儒学案》条目下有“江楚则有李觏”一句，后来定稿刊印本又删节了这句话，大概是将《盱江学案》并入《高平学案》的缘故。又按忠宣传说，石介、孙复、李觏、谢良佐都曾拜入文正公门下。先生与石介等人辈分稍晚，将他视为文正公的门人是可以的。）

盱江文集

《考工记》说“周人明堂，度量九尺的筵席”，这是说堂基的长度和宽度，并非指立室的数目。“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这是说堂上的情况，并非指室中的情形。东西方向的堂各深四筵半，南北方向的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是室二筵”，这是说四堂中央有方圆十筵的土地，从东到西可以建造五室，从南到北可以建造五室。十筵中央方圆二筵的土地，既然作为太室，接连建造其余的室，就不能让十二个方位各自对应其时辰，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以及四个角落空缺处，各留出方圆二筵的土地，环绕贯通，用来作为太庙，太室正处在中央。《月令》所说的“中央土”、“居住在太庙太室”，说的就是这太庙之中有太室。太庙之外，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上，各画出方圆二筵的土地与太庙相通，作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个太庙；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个方位上，各画出方圆二筵的土地作为左个、右个。《大戴礼记·盛德记》说：“明堂共有九室，每室四面有户八牖，总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偏室加上太室共九室，每室四面各有门，门旁夹着两扇窗。《白虎通》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门、九室、十二坐。”四个太庙前面各设一门，通向堂上，门旁夹着两扇窗。左右两个偏室，实际上都是室，但因为分别处在左右，形状像夹房，所以有个的称呼。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实际上是祭祀文王配享上帝的位所，称之为庙，从义理上讲是理所当然的。土德分主四季，在五行中最尊贵，所以天子在这个时节居住在太室，用祭祀天地的位所来尊崇它。四仲之月，各得一个季节的中间，与其他月份不同，所以又在子、午、卯、酉四个方向取二筵土地，借用太庙的名称来听朔。《周礼》只说基址而没提室，《大戴礼》只说室而没提庙，考证《月令》则完备了。然而如果没有《白虎通》，也无法知道窗和门的制度。聂崇义所说的秦人《明堂图》，其制度有十二阶，是古代遗留的法度，应当也采纳了它。《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有五门。”现在考察《明堂位》：八蛮的国家，在南门之外；九采的国家，在应门之外。当时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南门之外的人面朝北以东为上，应门之外的人也面朝北以东为上，这说明南门之外还有应门。既然有应门，那就不能没有皋门、库门、雉门。明堂是四季所居之处，四面相同。南面既然有五门，那么其余三面也都各有五门。郑玄注《明堂位》却说“正门叫做应门”，他的意思大概是把南门改称为应门；又看到王宫有路门，其次才有应门，现在明堂没有路门的名称而只有应门，便认为没有重门，而南门就是应门。况且路寝之前名叫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不是路寝，而是改变其内门的名称为东门南门，其次有应门，这有什么妨害义理呢？四夷的君主既然在四门之外，而外面没有重门，那就是排列在郊野道路之间，这难道是朝会的礼仪吗？王宫是常居之地，尚且设置五门来限制内外；明堂是效法天地，尊崇祖先配享天帝，却只用一门来标示，难道相称吗？至于它建置的地方，淳于登说：“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己之地。”《玉藻》说“在南门之外听朔”，郑玄的注也与这相合。称“明”，适宜在国都的南面；事奉天神，适宜在城门之外。现在图中以九分当作九尺的筵席，东西的堂共九筵，南北的堂共七筵，中央的土地从东到西共五室，从南到北共五室，每室二筵，这是取自《考工记》。一个太室，八个左右个，共九室，每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牑，这与《大戴礼记·盛德记》相合。九室四庙，共十三位，这是本于《月令》。四庙的正面各设一门，门夹两窗，这就是八窗四门，这是考证于《白虎通》。十二阶，这是采自聂崇义《三礼图》。四面各五门，这是斟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明堂定制图序》。）

大传说：“别子为祖。”注解说：“别子指的是公子。如果是刚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当作祖先。”又说：“继别为宗。”注解说：“别子的嫡系后代。族人尊崇他，称为大宗。这就是宗子。”又说：“继祢者为小宗。”注解说：“父亲的嫡子。兄弟尊崇他，

译这就叫做小宗。」又说：「有百世不迁移的宗，有五世就迁移的宗。百世不迁移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奉继承别子所从出的祖先，就是百世不迁移的。尊奉继承高祖的，就是五世就迁移的。」注解说：「迁移，就是变更的意思。继承别子的，是别子的嫡系后代。继承高祖的，也是小宗。先说继承父亲（祢）的，是依据别子子弟的儿子而言。因为高祖和父亲都有继承人，那么曾祖、祖父也都有。那么小宗有四个，加上大宗一共五个。」解说的人说：别子指的是公子，即诸侯的庶子。如果详细区分来说，那么正妻所生的是嫡子，妾所生的是庶子。如果仅仅依据正统身份来说，那么正妻的长子是嫡子，其余次子以下以及妾所生的，统称为庶子。诸侯的嫡子、嫡孙继承世代成为国君，而庶子不能祭祀先君，所以自己和他的后世子孙以他为始祖。说「如果是刚开始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指的是不是国君的亲属，或者是异姓刚开始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也可以称为别子，自己和他的后世子孙以他为始祖。别子的嫡子世代继承别子作为大宗，族人尊敬他，即使是五世以外，都为他服齐衰三月的丧，为他母亲、妻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百世不迁移」。别子的庶子不能祭祀别子，就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作为小宗，这就是所谓的「继承父亲的是小宗」。继承父亲，就与亲兄弟同宗；又他的嫡子继承祖父，与同堂兄弟同宗；又他的嫡子继承曾祖，与再从兄弟同宗；又他的嫡子继承高祖，与三从兄弟同宗。那些庶子都不能继承父亲，各自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作为小宗。这是从高祖之后到玄孙，共四代。就这第四代小宗的三从兄弟而言，那么这个人就有四个小宗了。尊奉继承父亲的，是亲兄弟；又与他共同尊奉继承祖父的，是同堂兄弟；又与他共同尊奉继承曾祖的，是再从兄弟；又与他共同尊奉继承高祖的，是三从兄弟。这样四个宗就完备了。又与这四个宗共同尊奉大宗，这就是五个宗。对于小宗，各自按照本来的丧服等级来服丧；亲兄弟，服齐衰一年；同堂兄弟，服大功；再从兄弟，服小功；三从兄弟，服缌麻。到了第五代，继承高祖父亲的人与四从兄弟没有丧服关系，不再为他们做宗，这就是所谓的「五世就迁移」。如果世代数目还少，那么小宗或许只有三个，或许两个，或许一个。说「小宗四个」，大概是极而言之，不一定都是这样。（《五宗图序》。）

译常语

有人问：“伊尹废黜太甲，有这回事吗？”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君主怎么可以废黜呢？古时候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事务，听从冢宰（宰相）指挥三年。成汤去世后，在二十五个月期间，伊尹主持政事，太甲居丧守孝，这本是常理。太甲不住在亳都而住在桐宫，是为了靠近先王的墓地，让他思念先王。称之为‘放逐’，是警示他的意思。所以在第三年的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都，到第二十六个月才恢复吉礼。那么太甲作为君主，何曾有一日被废黜过呢！”

有人说：“伊尹放逐太甲而天下安然，周公屏退成王而国内有流言，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有继承王位的趋势；管叔、蔡叔，是他的至亲，容易产生怨恨。用怨恨来助长猜疑，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请问如果太甲不能始终保持诚信的德行，成王没有看到《金滕》之书，那么伊尹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太甲贤明，不得不改正。成王也贤明，不得不醒悟。太甲、成王如果真的不贤明，那么成汤、武王就不会把国家托付给伊尹、周公，伊尹、周公也不会接受成汤、武王的托付。”

有人说：“知人大概是不容易的。周公不了解管叔、蔡叔，怎么了解成王呢？”回答说：“事情有小有大，有缓有急。监管武庚的国家，任用人才，这是常事。天下的政事很多，譬如日月，尚且有照不到的地方。以新建立的周朝来谋划继承人的问题，其用心是怎样的呢？尧不了解四凶，是可以的；至于丹朱，难道有不了解的吗？”

有人说：“从汉朝到唐朝，谁是王谁是霸？”回答说：“是天子的称号，怎么会有霸呢？皇、帝、王、霸，是人的称号，不是道的名目。自王以上，是天子的称号，只是他们自称罢了。帝也称皇，《尚书》说‘皇帝清问下民’就是这样。王也称帝，《易经》说‘帝乙归妹’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优劣之分，那么文王、武王比帝乙差吗？霸，是诸侯的称号。霸就是伯，是用来统领诸侯的。这难道是天子所能做的吗！道有纯粹有驳杂，人的称号不可以随意改变。世俗见古代的王者纯粹，那么诸侯中纯粹的也叫作行王道；见古代的霸者驳杂，那么天子中驳杂的也叫作行霸道；这是悖理的。宣帝说汉朝的制度‘本来是以王道和霸道杂糅的’，就是由此而来。人本来有父亲是士、儿子是农夫的情况，如果说天下的士都实行父道，说天下的农夫都实行子道，可以吗？父亲虽然是农夫，不失其为父；儿子虽然是士，不失其为子。世俗谈论王霸的人，也是这样。至于所谓的父道是有的，就是慈爱；所谓的子道是有的，就是孝顺。所谓的王道是有的，就是安定天下；所谓的霸道是有的，就是尊崇京师。这不是纯粹与驳杂的意思。”

有人说：“诗人以后稷、先公导致王业艰难，他们不是诸侯吗？”回答说：“武王得到天下后，诗人歌颂他们世世代代修德，始于后稷、公刘，一直到太王、王季、文王，所以这样说。在商朝还没有灭亡时，谁会有这种说法呢？如果纣王能悔过，武王得不到天下，那么文王作为西伯，不过是霸者中最盛大的而已。西伯的霸业纯粹，桓公、文公的霸业驳杂。夏商周三代的王业纯粹，汉、唐的王业驳杂。”

有人问：“鲁国使用天子的礼制，怎么样？”回答说：“成王因为周公的功勋劳绩，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周公尊贵，所以祢祭文王、郊祭后稷，都仿照天子的礼制但不完备。周公以上，使用天子礼制是可以的。《鲁颂》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用赤色的牺牲献祭，既献祭又适宜，降下的福泽已经很多。’难道有非礼而歌颂的说法吗？周公以下，就是僭越了。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的宫室，初次献祭六羽，鲁公问众仲，开始使用诸侯的礼制。”

有人说：“地方七百里，有这回事吗？”回答说：“确实如此。”“那么孟子为什么说比百里还节俭呢？”回答说：“《閟宫》歌颂僖公恢复周公的疆域，而说‘公交车千乘，朱英录滕’。千乘之地，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零，山陵、林麓、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街巷不包括在内，这怎么比百里还节俭呢？世俗怀疑《周官》所说的五百里，是因为它太大了。这也是没有思考罢了。诸侯对于天子，不像敌国那样，大国进贡一半，次国进贡三分之一，小国进贡四分之一。诸侯拥有土地，天子征收赋税，譬如一个郡而已。鲁国七百里，开方计算是四十九，大概占王畿的一半。现在的大郡，不也有占京畿一半的吗？”

有人问：“圣人的道，本来不容混杂，为什么您不统一呢？”回答说：“天地之间，是一种东西吗？还是万物呢？养育人的不是一种东西，缺少一种就会生病。圣人的道，譬如朝廷。朝廷，难道是一种人吗？处理得当有礼，所以能统一。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贵者在上，贱者在下；亲者在先，疏者在后。府史胥卒，工匠商贾牧圉，各有居所而不相混乱。这就是所谓统一的原因。别人的不统一，就是集市罢了，整天纷纷扰扰而没有定

译其次就是杂了。之所以称之为杂，是因为世俗之人厌恶它的杂，便拘泥于单一，这就像是想用一种东西来供养天下所有的人。如果只取白色而排斥其他色彩，那么人们就都穿白衣素服了，这哪里值得观赏呢？其归宿不过是诸子百家罢了。”

“请问，圣人没有高尚的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圣人的行为必定符合礼制。符合礼制就没有所谓的高尚了。那些显得高尚的行为，是超出礼制的，与常人不同，所以才能那样显赫。孔子侍奉父母没有异于常人的称颂，居丧守孝没有异于常人的传闻，在朝廷任职没有异于常人的节操，为什么呢？因为他安于礼制。超出礼制的行为，不是圣人做的，而是矫饰世俗的人所为。”

“请问，圣人会有过错吗？”回答说：“孔子说：‘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去研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这难道是没有过错吗？”有人说是：“这是孔子的谦逊。”回答说：“仲虺赞美成汤改过不吝惜，难道是成汤谦逊吗？世俗的议论者就说圣人没有过错，颜回没有贰心，还替他们找借口，只是让君主以有过错为耻，而不愿意听到过错罢了。”

译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没听说他更改过法度。沈犹氏不敢在早晨给羊喝水，公慎氏休弃了他的妻子，慎溃氏越境迁居，鲁国卖马牛的人不预先定价，必定早早摆正等待（孔子）到来。世俗的议论者不说端正自身，只是大声喧哗地指责别人的法度，这也不是孔子的本意。

孔子伟大啊，我怎么能称颂他呢！颜渊说：“仰望它越发觉得高深，钻研它越发觉得坚实，看它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仰望它越发觉得高深，我认为它就像北极星，考察它、校正它，舍弃它就没有方向了。钻研它越发觉得坚实，我认为它就像磐石，凭借它、依靠它，舍弃它就没有安身之处了。看它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我认为它就像鬼神，产生万物、收敛万物，舍弃它就没有众生了。别人的学说，假使说它好，有它也可以，没有它也可以。孔子的学说，片刻也不能离开。听不到它，就是没有耳朵；看不到它，就是没有眼睛；不谈论它，就是没有嘴巴；不学习它、不思考它，就是没有心灵和精神。这样还可以做人吗？我对于这道，夜里诵读，白天研读，头发斑白也不知道疲倦，直到我这一生结束为止。

常语辩

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我认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五霸率领诸侯侍奉天子，孟子却劝诱诸侯做天子。如果有良知的人，一定知道这是逆还是顺。孟子处在周显王时期，那之后还有一百年秦国才统一天下。唉，孟子是残忍的人，他把周王室看作不存在一样。

余隐之说：孟子游说各国君主让他们施行王政，是想让他们去除暴虐，施行仁义，从而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施行仁义而得到天下，即使是伊尹、太公望、孔子游说他们的君主，也不过如此。那五霸，是假借仁义来行事，表面上尊崇周王室，暗地里却想用武力称霸天下。孟子不忍心百姓死于战争，于是用王者仁义的道理告诫他们。如果当时的君主不施行仁义而得到天下，孟子也会厌恶，难道还会劝诱诸侯做天子吗！

朱熹说：“李氏指责孟子劝诱诸侯做天子，正是因为他不懂得因时制宜。余隐之的辩驳已经抓住了要点，只是缺少阐发因时制宜的意思。”又说到“施行仁义而得到天下，即使是伊尹、太公、孔子游说他们的君主，也不过如此”，这话也不完全妥当。不如说：“施行仁义而天下归附，是理势的必然，即使想推辞也做不到。”

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他的仁德啊！他的仁德啊！”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到现在还受着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而孟子却说：“凭借齐国来称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功业像那样卑微。所以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事。”唉，这就像看见别人的伤口而笑着说：“为什么不趁机杀了他，财物就可以得到了。”虽然，那是别人的伤口。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是拯救父祖啊。而孟子非议他们，怎么办！

余隐之说：孔子说管仲“他的仁德啊”，是说管仲类似仁德而不是真正的仁德。又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右开了”，是说管仲有抵御夷狄的功劳。至于说他器量狭小、奢侈僭越、不懂礼，是说管仲不能谋划大事、成就远大的志向。那奢侈僭越、不懂礼的人，怎么能算是仁德呢？他之所以能多次会合诸侯，是假借仁义来行事，以成全他的不仁罢了，这正合曾西所不愿做的。从前成汤以七十里的土地作为小国的诸侯，伊尹辅佐他，从而称王天下。齐国以千里的土地而任用管仲，管仲得到君主的专任，执掌国政很久，功业像那样卑微，小孩子都羞于提及，何况大贤人呢？喜好功利的人一定喜欢管仲，仁德的人不做。管仲急于图谋霸业，借周王室作为资本罢了。说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像拯救父祖，我不相信。

朱熹说：孔子对于管仲，肯定他的功业而贬低他的器量。邵雍也说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懂得这一点的人，可以和他讨论桓公、管仲的事了。孔子说“他的仁德啊”，是因为当时王者不兴起，中原衰落，夷狄横行，诸侯的功业没有像管仲那样的，所以赞许他有仁者的功业。也不过是比这稍好一些罢了。至于对学者立心求道而言，那么其规模宏大深远，自有定论，难道说像管仲那样就止步了吗？曾西以之为耻而不做，大概也有说法。李氏又有拯救伤口的说法。我认为桓公、管仲拯救周王室的伤口而私吞其财，作为子舍的储藏。所以周王室虽然稍微振兴，而齐国也逐渐强大了，哪里是诚心恻隐而拯救它呢！孟子不赞同管仲，或许是因为这个。余隐之认为管仲不能辅佐桓公称王天下，恐怕不对。齐桓公时周德虽然衰落，天命没有改变，革命的事还不可以做。孟子说“凭借齐国称王就像翻转手掌”，是说自己当年的形势，并且表达自己的志向，不是针对管仲说的。

伟大啊，孔子作《春秋》。把周王室从千仞深的沟壑中拉出来，使天下清楚地知道没有两个天子。削去吴、楚的葬礼记载，避开他们僭越的称号。隐讳贸戎之战，是说没有人敢抵挡。没有孔子，就没有《春秋》；没有《春秋》，就

译京城不被尊重。作为臣子，不应当这样啊！唉，孟子大概也听说过这件事吧？在首止的会盟中，特别会见了周天子的世子，这是为了尊崇他。在盟誓时再次列举诸侯，尊崇世子而不敢让他参与结盟。在洮地的盟誓中，王使身份低微，却排在诸侯之上，这是为了看重王命。齐桓公真是美好啊，他对君臣之礼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假使让孟子来谋划，那么桓公就会安然自在地坐在天子的位置上了。世子、王使连逃亡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和诸侯争先后呢！

译我隐之说：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周天子不能自立，以至于走下殿堂去会见诸侯。在那时，周天子只是空有其位罢了。孔子周游列国，拜访了七十二位国君，不曾劝说他们尊崇周王室。等到公山弗扰召请他时，孔子才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是圣人洞察事理萌芽的表现。唉，洞察事理萌芽真是神奇啊！如果只是一味劝说诸侯尊崇周王室，诸侯就不能随心所欲，那么强大的诸侯必定会生变，这反而是加速周王室的灭亡。这种先见之明，难道是浅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吗？有人问：“齐国、晋国尊崇周王室，不是吗？”回答说：齐国、晋国的志向在于霸业，不得不尊崇周王室。孟子距离孔子的时代又有一百多年，那么周王室的微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管仲的功业可以做，孔子就会去做。孔子不做，孟子怎么能做呢？孔子作《春秋》，寄托一王之法，端正天下的名分，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孟子用王者仁义的道理劝说诸侯，使他们知道有君臣父子的伦理，从而杜绝僭越篡弑的祸患，这正是符合《春秋》的宗旨，只是学者没有深入研究罢了。又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者。”孟子并非不想让当时的君主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难道还想让诸侯安然处于天子的位置吗？齐桓公对于管仲，学习之后才以臣礼相待，专任贤才，固然无愧于商汤、周武王。可惜齐桓公没有王者的气量，管仲没有辅佐王者的才能，只是互相谋划依托周王室来号令天下，成就了霸者的功业罢了！作为君主内部混乱丑恶，作为臣子丧失礼制奢侈僭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首止的会盟，尊崇周王世子，再次召集诸侯而不敢参与盟誓，洮地的盟会，将王使排在诸侯之上以尊崇王命，君臣的礼节固然尽到了，但他们的志向在于图谋霸业，不得不如此。“盗亦有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朱熹说：孔子尊崇周王室，孟子不尊崇周王室，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不同罢了。齐桓公不得不尊崇周王室，也是迫于大义，不得不这样。孔子将其记载在经书中，是为了向万世阐明君臣的大义，并非专门为了赞美齐桓公。孔子和孟子如果互换位置，做法也是一样的，李氏没有思考这一点。隐之因为孟子的缘故，必定认为孔子不尊崇周王室，又好像那些公卿因为孔子的缘故，必定认为孟子不应该不尊崇周王室。掌握了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道理，就两者都得到而互不违背了。

有人问：“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您为什么谈论呢？”回答说：“衣裳之会十一次，记载在《春秋》里，不是孔子修订的吗？《木瓜》是《卫风》里的诗，不是孔子删定的吗？‘正而不谲’，出自《鲁论语》，不是孔子说的吗？孔子多次谈论，他的门徒虽然不谈论，也没有缺憾。唉，霸主难道容易对付吗？假使齐桓公能有善终，管仲能不奢侈，那么文王、太公何须羞愧呢！《诗经》说：‘采蔓菁采萝卜，不要只取根茎。’大概是圣人的意思。”

我隐之说：周王室衰微，王者的赏罚不能行于天下，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因此不明，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我的老师担忧这种情况，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以代替王者的赏罚，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贬斥恶的，诛讨奸佞谄媚者于死后，发扬潜德者的幽光，所以《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畏惧。看那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会盟的没有国家没有的，只有齐国的会盟以尊崇王室为辞，孔子多次记载它。抵御戎狄而封卫，卫国人思念他，作了《木瓜》的诗，孔子选取了它。讨伐楚国，责备包茅之贡不入，询问昭王南征不返，孔子有“正而不谲”的话。孔子多次谈论这些，是因为这时没有人能尊崇王室，所以推崇他们罢了。然而因为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业止于霸主，这是孔子的门徒不谈论他们的原因。比拟人必须同类。说“假使齐桓公能有善终，管仲能不奢侈，文王、太公何须羞愧”，太过分了！

朱熹说：《春秋》记载齐桓公的功绩，大概是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及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还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及。”假使当时没有端木赐的问话，那么现在的议论者必定会有优劣之分了。《诗经》收录《木瓜》，就是《春秋》记载功绩的意思，也是认为卫人的情意好，难道认为齐桓公的事迹完全值得效法吗？李氏诋毁孟子，而极力推崇齐桓公，尊崇管仲，甚至将文王、太公与他们相比，颠倒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因为不认识圣贤所传本心的本体，所以不知道王道的大，而容易被功利的浅薄所触动。

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仁人在天下无敌，以至仁讨伐不仁，为什么血流成河呢？”回答说：“是纣王一个人坏呢，还是众人坏呢？众人都好而只有纣王坏，那么除去纣王早就有了，不待周朝。作为天下逃犯的庇护主，聚集罪恶的渊薮，跟他同流合污的人可以一下子数清吗？纣王灭亡后逃犯去哪里呢？想要抗拒周朝的人可以数清吗？血流漂杵，不值得过多指责。”有人问：“前面的士兵倒戈，攻击后面的人，向北逃跑。所以荀卿说被杀的都是商人，不是周人。那么商人不抗拒周朝，是确定的了。”回答说：“如果都向北逃跑，哪里用得着攻击呢？”又说：“世人喜好奇异真是厉害啊！孔子

译难道他不是我老师的门徒吗？众人议论纷纷，各执一词，幸好有孔子存在，我才能借此探求真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出自孔子之手，这谁不知道呢？孟子说了一句话，人们都背离了他。背离得太过分了，所以今人竟然拿孟子的话来裁断《六经》。唉，相信孟子却不相信经典，这就像相信别人却怀疑父母一样啊。

译我隐之说：《鲁语》中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经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我没有学过。”孔子的意思由此可见了。有客人问陶弘景注释《周易》和《本草》哪个在先，陶弘景说：“注释《周易》出错，不至于杀人；注释《本草》出错，就会有人因此不得好死。”世人认为这是知理的话。唐子西曾经说：“陶弘景懂得《本草》却不懂经书。注释《本草》出错，它的祸患迅速而轻微；注释六经出错，它的祸患迟缓而重大。”前代的儒臣引用经书错误导致国家危亡，祸患甚至达到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地步。《武成》篇说“血流漂杵”，这是武王自我夸耀的言辞。当时敌军倒戈攻击后方，杀伤固然很多，不止一处，难道真到了血流能漂起木杵的地步吗？孟子深虑战国时期的君主以此作为借口，所以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而认为血流漂杵不足以夸耀，这难道是示教训诫的本意吗？经书注释带来的祸患，正是这类情况。反而把孟子视为背离经义，这也是迷惑了。说《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出自孔子之手，人们应当相信。《诗经》难道不是孔子删定的吗？《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相信这话，那就是周朝没有遗留的百姓了。请拿这个说法作为证据。

有人说：“孟子的本心，认为天下积乱已久，诸侯都想自立为雄，如果劝他们臣服侍奉周朝，谁能高兴呢？所以高举仁义的旗帜，而以商汤、周武王作为诱饵，希望他们迅速采纳，以此来拯救百姓罢了。”我说：“孟子不肯弯曲一尺而伸直一寻，说以顺从为正的是妾妇之道，他肯屑于这样做吗？况且仁义又难道是迅速售出的东西吗？‘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本来就知道有周王室的存在。上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夏桀、商纣那样，周王室难道成了桀、纣吗？兴盛之后必有衰败，像循环一样。圣王的后代不能没有昏乱，尚且依靠臣子扶持挽救罢了。天下的土地，方圆百里的有多少？如果家家都可以实行仁义，人人都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么六尺高的孤儿，可以托付给谁呢？孟子自以为喜好仁义，我知道他很不仁义。”

我隐之说：商汤居住在亳，是小国。伊尹辅佐商汤，让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夏桀虽然无道，但他是天子，是君；商汤有道，但他是诸侯，是臣。伊尹为什么不劝商汤率领诸侯去朝见夏桀呢？使者往来，以至于五次就任，观察时势察知变化，大概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得已采取讨伐夏朝的举动，使商汤达到王道，固然不是盛德之事，后世没有人非议他，因为他能亲身实行仁义，顺应天意人心。如果不是伊尹那样的圣人，怎么能承担这个责任呢？周文王在丰，也是小国。文王对于纣王，与商汤对于夏桀，事情体例是相同的。它们不同的地方，只是时势罢了。看他得到太公而尊为师，讨伐崇国、遏莒、戡黎，虽然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然侍奉殷朝，也是因为历数未归，得以尽到臣子的节操。到了周武王，则明显有剪除商朝的志向。况且商纣罪恶贯盈，又超过夏桀，而十位贤臣辅佐他，即使想率领诸侯遵循文王的道路去侍奉纣王，也不可能了。这就是兴起牧野之战并建立王业的原因。孟子对于各国，劝说他们实行仁政，不过是说治理岐山的事罢了；劝说他们成为商汤、周武王，不过是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罢了；劝说他们实行王道，不过是让百姓生养死葬没有遗憾罢了；从未劝说他们去讨伐某国、诛杀某人、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而称王。像孟子这样的人，真是圣人的门徒啊！通晓通变之道，懂得因时制宜，不肯弯曲一尺而伸直一寻。无奈当时的君主都认为他迂阔于事，最终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仁义之道没能得以施行以救济百姓，所以不免后世纷纷议论。唉，劝说他的君主成为商汤、周武王，被认为是不仁，反而把齐桓公、管仲视为仁，谬误如此，怎么能得到有道之士来纠正曲直呢？

朱子说：辩论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李氏所说的“家家可以实行王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么六岁的孤儿可以托付给谁呢”，这三句话应当略微与他辩论。我认为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相传的道。从周公往上，上而为君，从孔子往下，下而为臣，本来家家都可以获得并实行。商汤、周武王恰好遭遇夏桀、商纣，所以不幸而有征伐诛讨之事。如果生在尧、舜的时代，难道会左临洞庭、右靠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从之心吗？他们在九宫群后之列，济济一堂而和谐，可以知道了。这样，那么人人都成为商汤、周武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孟子说：纣王距离武王时代不久，他的旧家遗俗，流风善政，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比、胶鬲，都是贤人，相互辅佐，所以很久之后才失去天下。凡是土地没有不是他的，一民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兴起，所以困难。齐国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有锄头，不如待时。”现在的时势就容易了。”现在的学者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实行王道。孟子劝说诸侯实行王道，并不是夺取王位。”回答说：

译践行王道罢了，那么何必担心像纣王那样失去天下呢？何必忧虑善政能否存续呢？何必畏惧贤人的辅佐呢？哪怕是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是纣王所有，这有什么妨碍诸侯践行王道呢？」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要拆毁明堂，是拆毁它呢，还是不拆毁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道的君主所居住的殿堂。大王如果想要施行王道，就不要拆毁它了。」施行王道而居住在明堂，这难道不是取得王位又是什么呢？对于君主和亲人，不能有丝毫的恶意念头，不容许半点杂念夹杂其中，然而学者们却纷纷强行寻找借口来辩解！」

译余隐之说道：如果不谈论王道，连砍柴的人都能嘲笑他，谁说学习成为士人，反而不知道道理呢？所谓王道，就是仁义。君主实行王道，是用仁义来安定天下。君主实行霸道，是用欺诈和武力来使天下臣服。孟子用仁义来劝说他的君主，不还是比劝说君主崇尚欺诈和武力好吗？况且天下是不能用欺诈和武力得到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天下。如果假借仁义来行事，民心尚且得不到，何况能统治天下呢？仁义之道，是万世常行的，天下共同遵循的，百姓日常使用的。现在竟然说“从天子到平民都可以实行王道”是错误的，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看那些回应学者言论的话，都是增减其词句，而非议孟子，君子是不采纳的。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用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个礼。”鲁国自从文公废除了朝享的祭祀之礼，而孔子不取消那只羊，是想让后世的人看到那只羊还能识别那个礼。羊没有了，礼也就没有了。孟子想要不毁坏明堂，他的意思也是这样的。明堂在泰山脚下，是周天子巡狩朝见诸侯的地方。它正好在齐国境内，并不是齐国建立的。保留它不算僭越，也可以看到王政的大端。如果认为诸侯不使用就毁掉它，那么后世的君主不仅不知道王政，还会认为后世不能再实行王政了，这就是孟子劝告齐国不要毁坏它的原因。而说孟子劝齐宣王住在明堂，夺取王位，这难道不是烛理不明，而严重诬陷孟子吗？

朱熹说：李氏这段的意思，不是说天子和平民不可以并行王道，只是说孟子所论述的文王与纣王的事情是不对的罢了。应当辩驳说：“孟子的时代，有相信并实行王道的，必定能得到天下，他的形势与文王不同，并不是说文王想要夺取纣王的王位而不能。”人人都可以实行王道，前面已经辩驳过了，只是孟子时代实行王道的人必定能得到天下，他们因时制宜的不同，又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隐之的辩驳，似乎没有击中李氏的失误。

学者又说：“孟子权变地诱导诸侯，使他们趋向仁义。仁义通达，就会尊崇君主、亲近亲人，周王室自然恢复。”回应他们说：“只说仁义而不说王道，他们听信并实行仁义，本来就知道尊崇周王室了。如果说仁义可以称王，他们听信了，就会假借仁义来图谋称王，只怕实行得太晚，还顾得上周王室吗！唉，现在的学者，盲从附和太严重了，肯定孟子而否定《六经》，喜好王道而忘记天子。我认为天下可以没有孟子，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不可以没有天子。所以作《常语》来端正君臣之义，来阐明孔子之道，来防止后世的祸乱。人们知道，不是我的利益；人们不知道，不是我的害处。哀悼学者们的迷惑，姑且再说这些话。”

余隐之说道：泰伯说：“天下可以没有孟子，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天道，不可以没有天子。”唉，这真的是泰伯的说法吗？如果他的说法实行，对理义和教化的危害就太大了。我请求改说：“没有《六经》就不行，而孟子尤其不可没有。没有天子就不行，而王道尤其不可没有。”试着说说：《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经，是用来记载帝王之道的，是治理天下的成法，固然不可没有。孟子则辟驳杨朱、墨翟，抵御邪说，放逐淫辞，使邪说的人不能兴起，然后异端平息，正道彰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事业不坠，这就是孟子尤其不可没有的原因。经书说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来统治天下，史书说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这可以没有吗？所谓王道，就是天子所实行的，《六经》所记载的，孟子所论述的，谁说它可以没有呢？没有王道，那么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伦废弃而天理灭绝了。世上的学者，稍有见识，不会说这样的话。难道是好事者假设淫辞，托名贤者来流传于世吗？学者应当谨慎思考！

朱熹说：李氏辩驳学者所谓“孟子用权变诱导诸侯”的说法，孟子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李氏设问的过错，应当略加辩明。“天下可以没有孟子，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王道，不可以没有天子”，隐之的辩驳已经得到了要点。我又认为有孟子然后《六经》的作用才明了，有王道然后天子的地位才确定。有《六经》而没有孟子，那么杨朱、墨翟的仁义就会流行了；有天子而没有王道，那么夏桀、商纣的残暴就会祸害了。所以曾经比喻说：《六经》像千斛的大船，而孟子像运船的人；天子像管理百姓的官吏，而王道像官吏师长的法令。现在说《六经》可以没有孟子，天子可以没有王道，这就是船没有人，官吏没有法令，将有什么用呢？李氏自以为哀悼学者们的迷惑而说这些话，却不知道他自己的迷惑也很严重啊！

运判范长民先生牧（另见《泰山学案》。）

◆盱江学侣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见上文《高平家学》。）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为《荥阳学案》。）

◆韩氏家学

仆射韩先生忠彦

韩忠彦，

译字师朴，安阳人。是忠献的长子。徽宗时期，凭借吏部尚书的身份被任命为门下侍郎，晋升为左仆射，封为仪国公。与曾布不和，多次被贬降为磁州团练副使。后来恢复太中大夫的官职，以宣奉大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曾被列入元佑党籍。（参见史传。）

译◆韩氏门人

徽猷阁直学士赵无愧先生君锡

赵君锡，字无愧，洛阳人，是文定公赵安仁的孙子。母亲去世后，他侍奉父亲从不离开左右，晚上就睡在父亲身旁。凡是被褥的厚薄、衣服的冷暖、药品的精粗、饮食的可口与否，以及梳头剪指甲、整理衣冠系带等事，凡是《礼记·内则》中记载的，没有一件不是他亲自操办的。等到他考中进士，因为父亲在堂，不愿做官。他父亲每次出门，他必定搀扶着上下车，甚至混杂在仆役御者之中。他曾跟随父亲拜见文潞公，潞公对他的仪容举止感到惊异，询问后得知缘由，便告诉自己的儿子们，让他们以赵君锡为榜样。等到赵君锡改任宗正丞，当时朝廷增设各宗学讲书教授官，而各院自行准备钱款作为每月的供给，贫穷的人有时不能按时缴纳，宗师就发公文督促收取。赵君锡说：“国家在太学供养天下的士人，尚且不计较费用，哪有教育宗室，现在却让他们自行缴纳束脩的道理！”朝廷下诏全部听从他的建议，由官府供给。赵君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立即上疏劝谏哲宗亲自主持讲学，广泛咨询询问，作为亲自处理政务的开端。他任河南府知府，后调任应天府。趁着清明节出郊祭祀，他备齐祭品祭奠杜衍、张升、张方平、赵抃、王尧臣、蔡抗、蔡挺的墓，邀请这七家的子孙在旁边陪祭，当时的人传颂他的风范义举。绍圣年间，他被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去世。绍兴六年，追赠徽猷阁直学士。（参考史传。）

◆忠宣家学（高平再传）

县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是忠宣公的次子。学问品行很高，即使是平常的言语，也必定引用《孝经》、《论语》。忠宣公去世，朝廷下诏特别增加恩泽，让他的子孙做官，范正平把官职推让给年幼的弟弟。绍圣年间，他任开封县尉，查勘外戚向氏的坟墓，触怒了蔡京。等到蔡京掌权，弹劾范正平伪造父亲的遗表，又说李之仪所写的范纯仁行状，虚妄地记载中使蔡克明传达两位皇帝殷切期待之意，于是逮捕范正平和李之仪、蔡克明一同到御史台受审。范正平将要出发时，他的弟弟范正思说：“讨论行状时，兄长正在操办丧事。参与撰写删改的，是我范正思。兄长有什么罪呢？”范正平说：“当权者意在针对我，况且我是长子。”于是入狱。拷打非常痛苦，众人都想诬服。只有蔡克明说：“旧制，凡是传达圣旨，都要在御前接受底本，请盖御宝，出来后，在内东门登记在册。”于是从蔡克明家中找到永州传达圣旨的底本，上面有御宝；又查验内东门的登记簿，都相符。那遗表中的八件事，众儿子因为涉及朝廷大事，以防后患，不敢上奏，而是封好送往颍昌府印寄军资库，从颍昌取来，也是实情。案件于是解除。范正平被羁管在象州，李之仪被羁管在太平州。范正平家属死去的有十多人，恰逢赦免，得以回到颍昌。唐君益任太守，将他的居所题表为忠直坊，取的是朝廷所赐“世济忠直”碑额的意思。范正平告诉他说：“这是朝廷所赐，刻在金石上，挂在墓道旁，以此荣耀范氏子孙，是可以的。如果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作为往来的景观，来耸动庸俗之人，是不可以的。”唐君益说：“这是官府的事，你何必干预呢。”范正平说：“先祖先父的功名，是人们所知道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必定有忠信之人。将来不仅我家会被人嘲笑，您也会受到责罚。”最终撤去了坊名。范正平退隐闲居很久，更加精通诗歌，尤其擅长五言诗，著有《荀里退居编》。他高寿而死。（参考史传。）

（梓材谨案：吕紫微《童蒙训中》多处引用范正平的话。谢山《学案札记》说，北宋宰辅范文正公家登上《学案》的有三世六人。除了文正公、四个儿子外，范正平是其中之一。然而范正平的弟子范默也以学问品行著称，因此一并收录。）

范子夷说

孔子是圣人，却只做过陪臣。颜回是大贤，却箪食瓢饮。后世的人远远比不上孔子和颜回，却常常感叹仕途不顺，这是多么愚蠢啊！

做事必须发自内心。如果矫饰节操去做，难免会有变故。秉持诚心虽然有时会有失误，也不会掩盖使人不知道，只要改正就行了。

附录

吕紫微《童蒙训》说：范子夷能继承家学，曾说他们家的家学不轻视小官，担任一个官职就想着尽心处理这个官职的事务，仅此一点就是学习圣人了。如果认为州县的职务只是徒劳于人，不是用来学习圣人的方法，那就错了。

又说：忠宣公当权时，子夷当时按例应入远地任职，不肯利用父亲的恩例请求调任近地，最终被授任远地。后来任祥符县尉，正值绍圣初年，与宦官争打量地界不屈服，等待罪责而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是忠宣公次子范正平字子夷的弟弟。

（梓材谨案：子思应当是子默。考证《忠宣文集》、《补编》中子夷传说：“弟弟范正思，字子默，学问品行也被士林推崇。在忠宣公丧期，哀痛过度，因此生病，脱去丧服后十年不调任。”由此可知范正思的大概情况。写作子思的，是因为陈了斋的说法而错误。）

附录

陈右司说：范子思所知所守，超过他的哥哥，范氏家学便有施展的地方。

◆忠宣门人

朝请大夫李姑溪先生仪

李之仪，字端叔，沧州人。考中进士三十年，才跟随苏文忠公在定州幕府任职。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原州通判。元符年间，监管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弹劾他

译曾受苏轼征召，被诏令勒令停职。徽宗初年，提举河南常平。因替忠宣公撰写遗表、作行状获罪，被编管至太平，于是居住在姑熟。过了很久，调任唐州。最终官至朝请大夫。先生擅长写文章，有《姑溪集》若干卷。（云濠按：《姑溪前后集》共七十卷。可惜他晚年亲近一名妓女并生了儿子，再次被郭功父揭发，在品行上有所不掩。）

译◆盱江门人

书记孙介夫先生立节

孙立节，字介夫，是宁都人。他在盱江门下求学，并与南丰先生结为好友。他经学造诣深厚纯正，曾撰写《春秋传》，泰山先生看到后赞叹道：“我能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都被他阐发出来了。”皇佑五年考中进士。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他说：“我条例司的官员，非得到像您这样明察敏锐的人不可。”先生笑着说：“相公说错了。立节不是做这种官的人。”快步走出门去。后来担任镇江军掌书记。他的两个儿子，孙勰、孙勴，都很有名望。

征君徐先生唐（另见《安定学案》。）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另见《庐陵学案》。）

◆李氏门人（高平三传。）

征君韦独乐先生许

韦许，字深道，是芜湖人，李端叔的弟子。他不从事科举考试，在湖边建屋，题匾为“独乐”。黄山谷、陈了翁都看重他。元佑年间各位大臣被贬谪时，士大夫们畏惧灾祸，即使是平时亲近的人，也不敢互相问候。先生每次遇到他们，就尽力为他们解决急难。政和年间，有很多推荐他的人，还没来得及任用。绍兴初年，宰相推荐他，高宗任命他做官，并且说：“当今谁还知道元佑年间有韦许这个人呢！”韦许虽然接受了任命，但因为陈了翁所赠的称呼，自称湖阴居士，终身没有改变。

◆孙氏家学

知州孙先生勰

孙勰，字志康，是宁都人，孙立节的儿子。有父亲的风范，读书广博通达。年纪未满二十岁，就师从苏东坡，始终不背离所学，坚守正道不屈不挠。元佑三年考中进士，做官以刚强正直闻名。任湖广岳州知州，寓居在东部，不久去世。著有《文集》四十卷。（参考《姓谱》。）

隐君孙先生勴

孙勴，字志举，是孙立节的小儿子。涉猎经史，尤其擅长诗歌。跟随哥哥孙勰师从苏东坡交游。气节凛然，不肯出仕做官，台府举荐遗逸人才他不回应。选择在延春谷定居，苏东坡给他的住所题匾为竹林隐居。七十岁时，无病而逝。（同上。）

◆孙氏门人

教授胡环中先生埜

胡埜，字德林，是宁都人。孙介夫的学生。方正典雅喜好古学，端庄凝重耿介独特，在长春谷讲学，藏书万卷，自称环中居士。因八行科被推荐，政和八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婺州教授。睦州寇乱到来时，官吏逃跑，先生感叹道：“先祖以勇武显赫，我因八行起家。怎么能对上辜负朝廷，对下愧对先祖！”城池陷落不投降，全家殉难。事情上报朝廷，朝廷授予他两个侄子官职。著有诸经讲义。

韩先生宜卿（另见《清江学案》。）

卷四 庐陵学案（全氏补本）

庐陵学案（全祖望补本）

庐陵学案表

欧阳修（高平同调）（儿子）发

（儿子）棐

焦千之 吕希哲（另为《荥阳学案》。）

吕希绩

吕希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刘敞 （儿子）奉世

王回（见上文《庐陵门人》。）

江端礼（另见《安定学案》。）

刘攽

刘恭（刘氏续传。）

陈舜俞（另见《安定学案》。）

丁〇

张巨

胡宗愈

王安石（另为《荆公新学略》。）

曾巩 （弟弟）肇

李撰 （儿子）弥逊

（儿子）弥大

（儿子）弥正

陈师道

苏轼

苏辙（另见《苏氏蜀学略》。）

徐无党

（另附）蒋之奇 郑耕老

（庐陵续传。）

尹洙

吕公着（另为《吕范诸儒学案》。）

梅尧臣

（均为庐陵讲友。）

苏洵（另为《苏氏蜀学略》。）

（庐陵学侣。）

庐陵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杨文靖公曾说：“佛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只有韩愈、欧阳修两位公树立得稳固。”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因为通过文章见到了大道。那能见到大道的文章，不是圣人的门徒也写不出来。兖公的冲和安静，大概是天资接近大道，稍加学习，就有所收获。假使他遇到圣人并师从于他，那成就岂可限量！于是撰写《庐陵学案》。（梓材案：这一卷《学案》也是谢山特别设立的。底稿残缺，也多用史传参补。）

◆高平同调

文忠欧阳永叔先生修

欧阳修，字永叔，是吉州庐陵人。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守节，亲自教导他学习。家里贫穷，用荻草在地上画字学习书法。幼年聪敏过人，等到成年，卓然有声望。宋朝兴起将近百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沿袭五代余习，雕琢骈偶，污浊不振。先生得到韩愈的遗稿，刻苦钻研深奥的道理，甚至忘记寝食，一定要并驾齐驱追赶并和他并列。考中进士，两次在国子监考试，一次在礼部考试，都是第一名，擢升甲科，调任西京推官。开始跟随尹洙交游，写古文，议论当世事务，互相为师友。与梅尧臣

译与朋友交游，作歌诗相互唱和，于是凭借文章名冠天下。入朝担任馆阁校勘。范文正公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被贬，在朝廷中很多人议论救他，司谏高若讷却独自认为应当罢黜他，先生写信责备他，说他不再知道人世间有羞耻的事。高若讷把信呈给皇帝，先生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调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征召他掌管书记，先生笑着推辞说：“当初的举荐，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一同退隐，不一同进用是可以的。”过了很久，又任校勘，升任集贤校理。庆历三年，任谏院知事。当时仁宗更换任用大臣，韩琦、范仲淹都在位；增加谏官人数，任用天下的名士，先生首先被选中。每次进见，皇帝延问，执政大臣咨询应当施行的措施。既然多有张弛，小人纷纷感到不便。先生担心好人一定不能取胜，多次为皇帝分别陈述。起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时，先生与尹洙、余靖都因为为范仲淹直言而被驱逐，被目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先生于是作《朋党论》进呈。先生议论政事切直，人们视他如仇敌，皇帝唯独嘉奖他敢于直言，当面赐给五品官服，回头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从哪里能得到！”同修起居注，于是任知制诰。按旧例，必须考试后才能任命，先生凭借特诏免试任命。保州发生兵乱，以龙图阁直学士任河北都转运使。辞别皇帝时，皇帝说：“不要做久留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回答说：“臣在谏官职位，得以议论政事，现在越职而言，是罪过。”皇帝说：“只管说！不要以内外为隔阂。”贼寇平定，胁从的两千人分属各郡。富弼任宣抚使，担心后来生变，打算在同一天诛杀他们。与先生在内黄相遇，半夜屏退旁人告诉他缘故。先生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何况是胁从的人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一郡不服从，发生的变故就不小了。”富弼醒悟而停止。正当这时，杜衍等人相继因党议被罢免，先生慨然上疏争辩。于是，邪党更加忌恨先生，借他孤甥张氏的案件，罗织罪名，左迁知制诰、知滁州。调任扬州。颍州。恢复学士，留守南京，因母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召判内铨，当时在外十二年。皇帝见他头发白了，慰问甚至。群小畏惧而谗毁他，出知同州，皇帝采纳吴充的话而作罢。升任翰林学士，让他修《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主命令四位贵臣陪宴，说：“这不是常规。因为您名望重，所以这样。”知嘉佑二年贡举，当时士子崇尚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先生极力排斥压制，凡是这样的就黜落。事情完毕，向来轻浮的人窥探先生出来，聚集在马前喧哗，街上的巡警不能制止。然而考场中的习气，从此就改变了。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唐書》完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先生任翰林八年，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多次升迁至参知政事。皇帝将要追崇濮王，命令有关部门商议，都说应当称皇伯，改封大国。先生引用《丧服记》，说：“‘为别人所后的人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抹去父母的名称，以表明服制可以降而名称不可抹去。如果本生的亲人改称皇伯，考察前代，都没有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仪上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书的议论，不与众人相同。只有蒋之奇的说法符合先生的心意，先生推荐他为御史，众人目为奸邪。蒋之奇担忧，想自我解脱。先生的妻弟薛宗孺对先生有怨恨，制造帷薄不实的诽谤摧辱他，蒋之奇立即上章弹劾先生。神宗刚即位，想深深保护他，让他诘问蒋之奇，问从何而来，蒋之奇理屈，获罪被黜。先生也力求退隐，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县。第二年，升任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调任蔡州，接连请求谢事，皇帝总是优诏不许。等到守青州，又因请求停止散放青苗钱，被王安石所诋毁，所以求归更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退休。五年，去世，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先生起初在滁州，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即使刀斧在前，触发也不顾。放逐流离，以至于再三，志气自若。刚被贬夷陵时，无以自遣，于是取旧案反复观看，且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望天空叹息说：“以荒远小邑，尚且如此，天下可知！”从此，遇事不敢忽视。学者求见，所谈未尝及文章，只谈吏事，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但他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言简而明，诚信而通达，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天下一致尊奉他为师。奖引后进，如恐不及。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布衣隐居，不为人知，先生就游扬声誉，说必显于世。凡经赏识，都成为闻人。好古敏学，凡是周、汉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搜集，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确凿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

译文法严谨，言辞简练，多采纳《春秋》的遗存要旨。（云濠按：先生所著还有《毛诗本义》十六卷、《左传节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归田园录》二卷。）东坡为其文集作序说：“论述大道像韩愈，议论政事像陆贽，记载史事像司马迁，诗歌辞赋像李白。”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知人之言。后来他配享孔子庙庭，被称为“先儒欧阳子”（参看史传。）

译《易童子问》

童子问道：“‘《乾》卦，元亨利贞’，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各种解释杂乱不一，应当以圣人的话为准。《彖传》是圣人的言论。”童子说：“那么《乾》卦没有四德，而《文言传》不是圣人写的吗？”回答说：“这是鲁穆姜说的话。发生在鲁襄公九年。”

童子问道：“《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它的流传很久了，世人对此没有疑问，唯独我对此有疑问。大概圣人取象，是为了阐明卦义，所以说‘天体运行刚健，是《乾》卦’；但担心人们拘泥于卦象，所以又用人事来加以说明，所以说‘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六十四卦都是这样的。《易经》中缺失的文字很多。”

童子问道：“《乾》卦说‘用九’，《坤》卦说‘用六’，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和八的原因。《乾》卦的爻是七，九就会变化；《坤》卦的爻是八，六就会变化。《易经》用变化来进行占卜，所以用它们来命名爻辞。阳气过于亢盛就会招致灾祸，数到九就必然变化，所以说‘看见群龙没有首领，吉祥’。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数穷尽就会变化，这是天道的常理，所以说‘天德不可以为首领’。阴柔的变动，多会陷入邪道，圣人借其变化来警戒，所以说‘利于长久守正’。”

童子问道：“《屯》卦的《彖传》、《象传》，与卦义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我不知道。”童子说：“《屯》卦的卦辞说‘不宜有所往’。《彖传》说‘在险难中行动，大为亨通且守正’，行动而大为亨通，难道不是有所往吗？《象传》说‘君子因此治理国家’，不有所往而能治理国家吗？”回答说：“处于《屯》卦时代的人，不宜有所往，这是指普通人。治理《屯》卦时局的人，在险难中行动并治理国家，这是指大人物和君子，所以说‘利于建立诸侯’。”

童子问道：“《象传》说‘山下流出泉水，是《蒙》卦，君子因此果断行动以培育德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蒙》卦，是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处于《蒙》卦的人，果断地自信自己的行动来培育德行罢了。蒙昧有时会被启发，担心的是不果断地自我修养以涵养德行而等待时机。”

童子问道：“《象传》说‘云上升到天上，是《需》卦，君子因此饮食宴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需》卦，是等待的意思。事情有期限而时机将要到来。云已经在天上，恩泽将要施降，君子的时机将要到了。稍微等待一下，饮食来保养身体，宴安和乐来涵养心志，这是等待的道理。”

童子问道：“‘《师》卦，贞丈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军队要由老成持重的人来主持正义。它的《彖传》说：‘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可以称王了。’”童子说：“请问‘可以称王了’，谁能担当得起呢？”回答说：“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这两位王者，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他们的行为毒害天下是很严重的。然而他们基于顺应民心而消除祸害，就像用毒药让人眩晕以去除疾病一样，所以它的《彖传》又说：‘行险而顺，以此毒害天下，而民众顺从。’”童子说：“那么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是正义的吗？”回答说：“凡是军队必须由老成持重的人主持正义，这是周文王的志向。以此毒害天下而称王的，是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以顺天应人为心，所以孟子说‘有商汤、周武王的心，就可以了。’”童子说：“‘吉〇咎’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解说《易经》的人认为‘〇咎’，本来是有咎害的；就像说：‘善于补救过错’一样。唉，举出军队成功的例子，没有比称王更大的了，然而不免毒害天下，仅仅得以补救过错而无咎害。由此可见用兵不是圣王所致力追求的，而商汤、周武王也不值得推崇。”

童子问道：“‘地上有水，是《比》卦，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王弼的传注说：‘万国通过亲附而建立，诸侯通过亲附而亲近。’说得对。大概王者对于天下，不可以独自亲附，所以建立万国，让诸侯做君主，使他们的民众各自亲附自己的君主，而万国的君主共同亲附于王，那么看待天下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

童子问道：“《同人》卦的《彖传》说‘只有君子才能沟通天下的意志’，《象传》又说‘君子因此分类族群辨别事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沟通天下意志的，是《同人》卦。分类族群辨别事物的，是《同物》卦。使天下相同，不能用一个标准，必须使各自得到它们的相同之处。人区分其类别而相同其欲望，那么意志就沟通了；物安定其族群而相同其生存，那么各自就跟随其类别。所以君子对人就沟通其意志，对物就分类其族群，使各自得到它们的相同之处。”

童子问道：“‘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地道改变盈满而流向谦虚，鬼神损害盈满而福佑谦虚，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圣人，是急于处理人事的人，很少谈论天人之际，只有《谦》卦的《彖传》大致具备了这种说法。圣人，是人，只知道人罢了。天地鬼神不可知，所以推测其〇。人，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直接陈述其情状。用人的情状来推测天地鬼神的〇，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只要修养我们的人事罢了。人事修养好了，就与天地鬼神相合了。”

童子

译子问说：“‘雷从地下奋起，象征《豫》卦，先王因此创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在这里可以看出圣人的用心所在。圣人以天下人的忧虑为忧虑，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他的快乐，只是用来献给上帝和祖先罢了，他自身并不参与享乐。众人的安乐，只是安乐他们自己罢了。圣人是以天下为心的，所以把天下的忧虑当作自己的忧虑，把天下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

译童子问道：“《观》卦的《象传》说‘先王以此省视各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圣人处于百姓之上，向下观察民众，各自根据他们的地域、顺应他们的习俗来教化他们，百姓只知道各自安于生活，却不知道圣人顺应他们的缘由，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童子说：“顺应百姓，是先王难以做到的吗？”回答说：“后来的君王中，不违背百姓意愿的很少啊。”

童子问道：“‘《剥》卦，不利于有所前往’，《彖传》说‘顺从并停止，这是观察卦象的结果；君子崇尚消长盈虚，这是天道的运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剥》卦，是阴气剥蚀阳气。这是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亡的时候。所以说‘不利于有所前往’。君子在这个时候停止行动，与《屯》卦的‘不要前往’是不同的。《屯》卦的时代，众人适宜不要前往，而君子却是行动以治理天下的时候。《剥》卦，是君子停止而不前往的时候。剥尽则复归，否极则泰来，消亡必有生长，盈满必有虚亏，这是天道。因此君子崇尚它，所以顺应时势而停止，也有进取的时候。”

童子问道：“‘《复》卦，可以看到天地的心意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天地的心意体现在动上。《复》卦，是一阳在下方初动，天地生育万物的根本就在于此，所以说‘天地的心意’。天地以生育万物为心意。它的《彖传》说‘刚健返回，动而顺行’，就是这个意思。”童子说：“那么《象传》说‘先王在冬至日关闭城门，商旅不行，君王不巡视四方’，这难道不是静止吗？”回答说：“冬至日，是阴阳初复的时候，它的到来非常微弱。圣人安静下来以顺应这种微弱，等到它兴盛，然后有所作为，不也很适宜吗！”

童子问道：“《大过》卦的卦辞说‘利于有所前往，亨通’，它的《象传》说‘君子因此独立不惧，避世而不烦闷’，这是前往呢？还是避世呢？”回答说：“《易经》不是单一体系的书，卦象也不是为一个人设立的。《大过》卦，是弯曲败坏的时代，可以大有作为了。当物极必反，容易发力的时候，所以前往必定亨通。然而有认为不利益而不作为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前往的人利于亨通，避世的人独立而无烦闷。”

童子问道：“《坎》卦说：‘习坎’，它的《彖传》说‘习坎，是重重险阻’，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坎》卦，是依据重重险阻的卦象来告诫人们谨慎习惯。习惯高山的人可以追赶猿猴，习惯深渊的人甚至能游泳出没以此为乐。既然险阻可以习惯，那么天下的事没有不可做的。因此圣人在这里告诫人们不要习惯恶行而不自知，诱导人们习惯善行而不疲倦，所以它的《象传》说‘君子因此保持德行，习惯教化之事’。”（上卷。）

童子问道：“‘《咸》卦，娶妻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咸》卦，是感应。它的卦象是刚下柔上，所以它的《彖传》说‘男下女，所以娶妻吉祥’。”童子又说：“那么男女是同类的吗？”回答说：“‘男女背离而心意相通’，是说各自背离同类。大凡柔与柔为同类，刚与刚为同类。如果说感应必定同类，那么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成为《咸》卦吗？所以必定是二气交感，然后才成为《咸》卦。事物同类，自然相同，有什么可感应的呢！只有异类相合，然后才显现出感应。铁、石，是无情之物；而用磁石吸引针，即使隔着物体也能响应。《彖传》说‘观察它所感应的，万物的真情就可以看见’，说的就是这类情况。”童子又说：“那么‘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这果然是异类吗？”回答说：“天下广阔，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差异不胜枚举。而能统一感动他们，这是王者之所以伟大，圣人之所以有能力的缘故。”

童子问道：“‘《恒》卦，利于有所前往，终则有始’，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恒》卦所说的，是长久，所谓‘穷尽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长久于其道’的人，是知道变化的。天地升降而不停息，所以说：‘天地的道理长久而不止’。日月往来，与天同行而不停息，所以说‘日月得天而能长久照耀’。四季更替，循环而不停息，所以说‘四季变化而能长久成就’。圣人，是崇尚消长盈虚而知道进退存亡的人，所以说‘圣人长久于其道而教化成就’。”

童子问道：“‘《遯》卦，亨通，小利于贞正’，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遯》卦，是阴气进升而阳气退避。退避，是预见在先。阴气进升到《否》卦则不再进升，是有利的。退避，是阴气进升而未盛，阳气能预见而退避，还能小利于正。”

童子问道：“‘明入地中，《明夷》卦，君子因此顺从众人，用晦暗而显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日，是君王的象征，而下入于地，君道晦暗而天下昏暗了。万物伟大，各自得到其随从，那么君子向晦暗而进入休息。天下昏暗而思光明，那么君子出来而面对众人。商纣的晦暗，周道的光明。因其晦暗，发扬其光明，所以说‘用晦暗而显明’。”童子说：“那么圣

译人们尊重他吗？」回答说：「不尊重。圣人非议武王而尊重文王。」

译童子问道：“‘《家人》卦，利于女贞’，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利于君子的正道吗？”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彖传》不是说过：‘女子在内部守正，男子在外部守正’吗。”童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说‘利于女贞’呢？”回答说：“家庭之道主要在于内部和睦，所以女子在内部守正，那么整个家庭就端正了。凡是家庭中的祸患，没有不是从女子那里开始的，这就是用来警戒的原因。唉，事情没有不因为守正而有利的，也没有不守正而能获利的。圣人在解释卦象时，是随着具体事情来阐述的，所以在《坤》卦就说‘利于牝马的贞正’，在《同人》卦就说‘利于君子的贞正’，在《明夷》卦就说‘利于艰难中的贞正’，在《家人》卦就说‘利于女子的贞正’。”

童子问道：“《睽》卦的《彖传》，与卦辞的意义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我不知道。”童子说：“《睽》卦的卦辞说‘小事吉’，《彖传》却说‘睽卦时用的意义太伟大了’。”回答说：“小事有背离就吉祥，大事有背离就凶险。凡是这里背离的，必然在别处有契合。大地背离于下而上升，天空背离于上而下降，那么上下相交就成为《泰》卦，这叫做小的背离而大的契合。假如天地背离而上下不相交，那就是《否》卦了。圣人因为小的背离而通达大的利益，所以说‘天地背离而它们的事情相同，男女背离而他们的志向相通，万物背离而它们的事情相类’。它的《象传》又说‘君子因此求同而存异’。”

童子问道：“行走在危险艰难中叫做《蹇》，解除危难渡过险阻叫做《解》。这两个卦的意义相反，而卦辞相同，都说‘利于西南’，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圣人在这两个卦上，卦辞虽然相同但意义却不同，各自在它们的《彖传》中已经说过了。《蹇》卦的《彖传》说‘前往能得到中道’，《解》卦的《彖传》说‘前往能得众心’，就是这样。西南，是坤卦，坤道的特点是顺从，凡是处于艰难困境的人，只有顺从然后才能免除祸患。然而顺从如果过于柔弱，就会陷入邪道。必须顺从而不失去正道，所以说‘前往能得到中道’。解除危难的人必须顺从人们的愿望，所以说‘前往能得众心’。”

童子问道：“‘《损》卦，减损下面来增益上面’，‘《益》卦，减损上面来增益下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上面是君主，下面是百姓。减损百姓来增益君主，是减损。减损君主来增益百姓，是增益。古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童子又说：“《损》卦的《象传》说‘君子因此惩戒愤怒、堵塞欲望’，《益》卦的《象传》说‘君子因此见到善行就追随，有了过错就改正’，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唉！君子，天下都系挂在他身上，这不是一身的减损增益，而是天下的利害。君子自身的减损，就是愤怒和欲望；自身的增益，就是追随善行和改正过错。然而放纵愤怒和欲望的人，难道仅仅是一身的减损吗，天下会有遭受其害的人。追随善行和改正过错的人，难道仅仅是一身的增益吗，天下会有蒙受其利的人。”童子说：“君子也有过错吗？”回答说：“商汤、孔子，是圣人，都有过错。君子与普通人相同的地方，是不免有过错；他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是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商汤、孔子不免有过错，那么《易经》所说的损益，难道仅仅是一身的损益吗！”

童子问道：“‘夬，不利于立即用兵’，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是说这样做太过分了。去除小人不能除尽。大抵君子，是养育小人的。小人的势力增长，那就有害了，不可以不除去。小人的势力已经衰微，君子的利益遍及天下了，那么一定要让小人受到恩赐而知道君子值得尊敬。所以不能让小人危害君子，一定要用君子来养育小人。《夬》卦，是刚决柔的卦。五个阳爻一个阴爻，决断它虽然容易，但圣人不希望它决断尽净，所以它的《彖传》说‘所崇尚的就会穷尽’。小人兴盛时就决断他们，衰微时就养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君子带来的利益，所以它的《象传》说‘君子因此施予禄位给下属’。小人已经衰微，君子已经兴盛，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不可以不警惕，所以它的《象传》又说‘居于德行之中也要忌讳’。”

童子问道：“‘《困》卦亨通，贞正的大人吉祥，没有灾祸’，它的《彖传》说‘危险中带有喜悦，困顿而不失去所亨通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因亨’，意思是困顿到了极点然后亨通，这是事物的常理。这就是所谓的‘《易经》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困顿而不失去所亨通的地方’，是指在困顿中也能亨通，只有君子能做到。所说的‘危险中带有喜悦’，是指在危险中而不恐惧。只有内心有所坚守，就不恐惧外部的危险，只有不恐惧，就不失去所亨通的地方，说的是身体虽然困顿但志向却亨通。所以说‘这大概是君子吧’，它的《象传》又说‘君子因此舍弃生命以实现志向’就是这个意思。”童子又说：“请问‘贞正的大人吉祥，没有灾祸’，古代的人谁可以担当得起呢？”回答说：“周文王在羑里的囚禁，箕子在明夷时的处境。”

童子问道：“《革》卦的《彖传》说‘商汤、周武王革命，顺从天意而顺应人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没有比臣子讨伐君主更大的逆行了。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就不是君主了。所以用至仁之德去讨伐夏桀、商纣的罪恶，这是上天想要诛杀而人民想要去除的，商汤、周武王诛杀并去除了他们，所以说‘顺从天意而顺应人心’。”童

译子又说：“那么，这是正当的吗？”回答说：“正当，是常规的道理，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启就是这样。权变，是非常时期，必然有非常的变化，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所以《彖传》说‘《革》卦的时势伟大啊’，是表明它很难啊。”童子又说：“商汤、周武王的事，圣人看重吗？”回答说：“孔子深切思念文王而不停止，他对这里厚道，那么对那里薄情就可以知道了！”童子又说：“顺从天意、顺应人心，难道不是最高的称赞吗！为什么说薄情？”回答说：“圣人在《革》卦中称赞他们，只是恰好符合那件事罢了。如果《乾》、《坤》是君臣的正道，在《乾》、《坤》中称赞商汤、周武王，可以吗？圣人在《坤》卦中，以踩到霜为警戒，以黄色下裳为吉祥。”

译童子问道：“‘《革》卦是去除旧的，《鼎》卦是采纳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有什么值得问的！《革》卦说去除旧的，不用多说就能明白；《鼎》卦说采纳新的，《易经》里没有这样的辞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用新的代替旧的，所以叫做‘革’，就像商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商朝一样，所以它的《象传》说‘汤武革命’，就是这样。那么用新的变革旧的，本来就是一件事。把它分属两个卦的，是谁呢？”童子又问：“那么《鼎》卦的意义是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已经说过了：‘用木顺从火，是烹饪的意思。’”

童子问道：“《震》卦的辞句说‘震惊百里，不丧失匕鬯’，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震，就是雷。震惊百里，是震的大表现。处于大震动的时候，众人都震惊，而唯独能不失守持、不丧失祭祀器具的人，可以担当大事了。所以它的《彖传》说‘震惊百里，惊动远方而畏惧近处；不丧失匕鬯，出外可以守护宗庙社稷，作为祭祀的主持者’，这是说可以托付以大事。”童子说：“‘郭公’‘夏五’，是圣人用来传述疑点的。《彖传》的缺文，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圣人怀疑就传述疑点。至于《震》卦的《彖传》，虽然辞句有缺失，但意义还在，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童子问道：“《艮》卦的《象传》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艮》卦，是君子停止而不作为的时机。时机不可作为时就停止，等待可以作为的时候再作为。所以它的《彖传》说‘时机停止就停止，时机行动就行动’。在这个时候，处在职位上的人应该怎么做呢？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罢了。然而职位所管辖的事务，不敢废弃。《诗经》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鸡鸣声却不停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童子问道：“‘《归妹》卦出征凶险’，《彖传》说‘归妹，是天地的重大意义，人的始终’，卦辞凶而《彖传》辞吉，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结合两姓、具备六礼而嫁娶得正的，这是《彖传》所说的‘妹’。如果婚嫁不依礼制而随人去的，就是卦辞所说的‘征凶’。”童子说：“请问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咸》卦的辞句说‘娶女吉利’，它的卦象是艮在下而兑在上，所以它的《彖传》说‘上柔下刚，男谦下于女，所以吉利’。《渐》卦的辞句说‘女子出嫁吉利’，它的卦象是艮在下而巽在上，上柔下刚，以男谦下于女，都与《咸》卦相同，所以又说‘女子出嫁吉利’。《归妹》卦的卦象不是这样，兑在下而震在上，上刚下柔，以女谦下于男，正好与《咸》、《渐》相反，所以那两卦吉利而这卦凶险。所以它的《彖传》说‘征凶，位置不当’，是说兑在下震在上。”童子说：“娶妻一定要男谦下于女吗？”回答说：“夫妇是用来端正人伦的，礼义是用来培养廉耻的。所以娶妻的礼节，从纳采到亲迎，没有不是男谦下于女而且有渐进过程的。所以《渐》卦的《彖传》说‘《渐》卦的进取，女子出嫁吉利’，就是这样。为什么《归妹》以女谦下于男而前往，能不凶险呢！”

童子问道：“《兑》卦的《彖传》说‘顺从上天而应合人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兑》卦，是喜悦的意思。‘用喜悦引导百姓，百姓忘记劳累。用喜悦冒犯危难，百姓忘记死亡’。喜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能使百姓忘记劳累和死亡的，如果不是顺天应人，就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小恩小惠不足以取悦人，私爱也不可以求得喜悦。”

童子问道：“《萃》卦，是聚集的意思，它的辞句说‘王到达宗庙’。《涣》卦，是离散的意思，它的辞句又说‘王到达宗庙’。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谁说《涣》卦是离散的呢？《易经》里没有这样的辞句！”童子说：“那么请问《涣》卦的意义。”回答说：“我怎敢妄加臆测呢！《涣》卦的卦辞说‘利于涉越大河’，它的《彖传》说‘乘木船有功’，它的《象传》也说‘风行水上，是《涣》卦’。而人们说话时，冰融化、汗湿透都叫涣。那么涣，是流行、通达的意思，与乖戾、分散的意义不同。唉，王者富有九州四海万物之象，没有比《萃》卦更大的，可以建宗庙了。功德流行，通达天下，没有比《涣》卦更大的，可以建宗庙了。”

童子问道：“《节》卦的辞句说‘苦节，不可贞’，是因为节制过度痛苦而不得其正呢？还是事物受到节制而不能忍受其痛苦呢？”回答说：“君子之所以对自己节制，是因为爱护万物，所以它的《彖传》说‘用制度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就是这样。节制，是万物所利的，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所谓‘苦节’，是节制太过，对自己不可长久，即使长久也不可施于人，所以说不可正。”童子说：“请问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与众不同以获取名声，崇尚艰难而自我苛刻的人，都是苦节。这样的人就是鲍焦、于陵仲子之流。这两个人都是痛苦的。”

童子问道：“《小过》卦的《象传》说‘君子行为过于恭敬，丧事过于悲哀，用度过于节俭’”

译这三种情况，是指什么呢？」回答说：「这三种情况，如果用在修养自身上，即使有些过分，也没有害处。但如果用在治理他人上，就必须符合中正之道，不可以有小的过失。因为仁爱超过了爱护，祸患就由此产生；刑罚超过了威严，动乱就由此兴起。由此类推，就可以明白了。」

译童子问道：“《既济》卦的《象传》说‘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人之常情，身处危境时思虑就深远，安居太平时意志就懈怠，而祸患常常产生于懈怠疏忽之中。因此君子在事情已经成功之后，也要想到祸患并预先加以防范。”

童子问道：“‘火在水上，是《未济》卦，君子因此谨慎地辨别万物，使它们各居其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未济》卦的卦象，火本应居下却反而居上，水本应居上却反而居下，这两种事物各自失去了应有的位置而不能相互济助。所以君子谨慎地辨别事物的适宜性，把各种事物安置在它们适宜的位置上，使它们相互发挥作用，以此来济助那未能成功之事。”（中卷。）

童子问道：“《系辞》不是圣人写的吗？”回答说：“何止是《系辞》！《文言》、《说卦》等以下的篇章，都不是圣人写的；而且众说混杂混乱，也不是一个人的言论。过去学习《周易》的人，亲自选取这些材料来辅助讲解，而解说并非出自一家，所以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他们选择不精当，以至于损害了经文并迷惑世人。然而那些附托于圣经的说法，流传已久，无法追究它们的来源并核实其真伪，所以即使是有智慧的人，有的贪图其杂博的辩说，沉溺于其华丽的辞藻，有的认为辨析疑误、纠正错误是君子所谨慎对待的事，因此从未在意过这些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远远落后于众儒之后，而且学问没有师承传授，之所以敢于作为且决断不疑，是因为圣人的经典还在，可以用来质证。童子说：‘请问大概情况。’回答说：‘《乾》卦初九爻辞说“潜龙勿用”，圣人在其《象传》中说“阳在下也”，难道不是说文辞已经显明而意义已经完备了吗？而撰写《文言》的人又说“龙德而隐者也”，又说“阳在下也”，又说“阳气潜藏”，又说“潜的意思是，隐藏而未被看见”。《系辞》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可大则贤人之德业。”它论述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用来成就德业的原因，可以说详尽而完备了。所以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其意义就在这里穷尽了。不久又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隤然示人简矣。”又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凶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常简以知阻碍。”《系辞》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意思是六爻兼含三才之道。其言辞虽然简约，但其意义无所不包。又说：“《易》这本书，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含三才而加倍，所以是六。六者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而《说卦》又说：“确立天的道，叫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仁与义。兼含三才而加倍，所以《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交替使用柔刚，所以《易》六位而成章。”《系辞》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系上爻辞以明吉凶。”又说：“辨别吉凶在于爻辞。”又说：“圣人看到天下万物的变动而观察其会通，以推行礼仪典章，系上爻辞以断定吉凶，所以称之为爻。”又说：“《易》有四象，用来显示。系上爻辞，用来告知。用吉凶来定夺，用来判断。”又说：“设立卦象以穷尽真情与虚伪，系上爻辞以穷尽其言辞。”这些说法虽然很多，归结其主旨，只在于系辞以明吉凶罢了，一句话就足够了。以上几种说法，只是大概。其余辞句虽然小有差异但主旨相同的，不胜枚举。说这些说法出自各家，而前人杂取来解释经文，所以选择不精当，这不足为怪。说这些说法出自一人，那就是繁衍丛脞的言论了。如果竟然认为这是圣人的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的文章，《易》、《春秋》就是。其言辞越简略，其意义越深远。我不知道圣人的作品，会繁衍丛脞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辨析其非圣人之言罢了，对于《易》义，还没有害处。而又有害经惑世的情况了。《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主也。这就是乾的四德。”又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这就又不是四德了。说这两种说法出自一人吗，那大概不符合人情吧。《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是效法它们的。”所谓的《图》，就是八卦的文辞。神马背负着它，从黄河出来，授予伏羲。大抵八卦，不是人为的，是天降的。又说：“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路，与地面的适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那么八卦

译，这是人为的作为，《河图》并不参与其中。这两种说法，已经不能相容了，而《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周易》时，幽深地赞助神明而产生了蓍草，参详天三地二而依据数理，观察阴阳的变化而确立卦象。』那么卦象又是从蓍草中产生的了。关于八卦的说法如此，这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如果说这三种说法出自同一人之手，那大概不符合人之常情吧。人之常情往往担心自己的偏见被认可，而立论的人没有不自信其说的，他们想要将学说流传给后世，唯恐异说攻击它。难道肯自己制造两三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来使世人疑惑，让人不相信他的书吗？所以说：不符合人之常情。这五种说法，自相矛盾，尚且不能认为是出自一人之口，怎么能认为是圣人的作品呢？童子说：「对这五种说法，也有值得采纳的吗？」回答说：「《乾》卦没有四德，河图、洛书不出现《图》《书》，我过去已经说过了。至于元亨利贞，圣人在《彖传》中已经说过了。我知道自从尧、舜以来使用卜筮罢了，而孔子没有讲述其起源，我敢随意猜测吗！」童子说：「这五种说法，都没有值得采纳的了。那么那些繁冗琐碎的言论，以及自相矛盾的说法，它们的书都可以废弃吗？」回答说：「不必废弃。古代学习经书的人，都有大的传注。现在《尚书》、《礼记》的传注尚存。这所谓的《系辞》，在汉初被称为《易大传》，到了后汉才称为《系辞》。俗话说：『做赵、魏的老仆则优秀，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系辞》被称为《易大传》，那么比《尚书》、《礼记》的传注优秀得远了；被称为圣人的作品，那就是僭越伪托的书了。大概让学者知道《大传》是诸儒的作品，而敢于取其正确而舍弃其错误，那么三代末期，距离圣人不远，老师名家的家学，长者先生的余论，混杂其中的，未必对学问没有益处。如果认为是圣人的作品，不敢有所选择而全部相信，那么危害经书、迷惑世人的就多了。这不可以不辩明。我难道是喜欢辩论的人吗！」童子说：「请问四德。」回答说：「这是鲁穆姜所说的。当初，穆姜占卜，遇到《艮》卦变为随卦，而说『《随》卦，元亨利贞』，在襄公九年。过了十五年孔子才出生，又过了几十年才开始赞《易》。那么四德不是《乾》卦的德行，《文言》不是孔子的话了。」童子说：「有人说左氏传《春秋》时，窃取孔子的《文言》，以附会穆姜的说法，这是左氏的过错。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那个左氏，为什么要传《春秋》？难道不想让他的书被世人相信吗？竟然拿孔子晚年所著的书作为孔子未出生之前的说法，这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做。大概当左氏传《春秋》时，世人还不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所以使用它而不怀疑。那么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的，是出于近世吧！」童子说：「请问八卦的说法，有人说伏羲已经接受《河图》，又俯仰观察天地，观察取法人物，然后画成八卦。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会通其意义则是一致的。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曲解学问的士人牵强附会以求通其说，而成就其一家之学罢了。他们的错误在于妄自认为《系辞》是圣人的话而不敢非议，所以不得不曲为之说。《河图》出现时，八卦的卦象已经具备了吗？那么伏羲接受它罢了，还做什么呢？八卦的卦象不具备，必须依靠人力来制作，那么不足以称为《河图》了。它说观察天地、观察鸟兽、取法于自身、取法于万物，然后才开始制作八卦，大概『开始制作』，是说以前没有的话。考察其文义，其创意创始，其辛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那么所谓的《河图》，在其中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已经接受《河图》，又必须有所作为而确立卦象，那么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人物者，都详细说到了，而唯独遗漏其本始所受于天的，不说取法于《河图》，这难道近于人之常情吗？考察现在的《系辞》，两种说法分离隔绝，各自为言，意义不相通。而曲解学问的士人牵强附会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危害岂止小哉！古代言语虚伪而善辩、顺从错误而润色的人，杀之无赦。呜呼，做这种说法的人，是王制所应该诛杀的。童子说：「请问『生蓍』『立卦』的说法，有人说圣人已经画卦，必定用蓍草来占卜。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考察其文义可知。它说『从前圣人创作《周易》时』，是说开始创作《周易》的时候。又说『幽深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参详天三地二而依据数理，观看阴阳的变化而确立卦象，发挥刚柔而产生爻』，是说在此之前没有蓍草，圣人将要创作《周易》时，感于神明而蓍草为之产生，圣人得到它，于是依据数理而确立卦象。这是说从前创作《周易》确立卦象的起始如此罢了。所以汉儒说伏羲画八卦由数理起始，是用此说的。其后学者知道幽赞生蓍的怪异，其意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的意思，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理起始的意义害于二说，则

译认为已经画好了卦象，再用蓍草进行占卜，是想牵强附会地调和两种说法使之贯通。然而考察文义，难道是这样吗！如果说已经作好了卦象再用蓍草占卜，那么“大衍”的说法就错了。大概学习《易经》的人没有不想尊崇这部书的，所以务必制造奇特的说法来神化它。等到这些说法自相矛盾，就勉强牵合却无法贯通。”童子说：“请问更多道理。”回答说：“开导未通晓的人，不能直接涉及最高深的道理，必须指着具体事物、依据事实来说。我之所以知道《系辞》以下的篇章不是圣人写的，是因为它们的言论繁冗琐碎且自相矛盾。这里只是略举容易明白的例子，其余的无法一一列举。其中说‘推原初始，返归终结，所以知道生死的道理’，又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散的灵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类话，对照孔子平生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了。其中说‘聪明的人观察彖辞，就能理解大半了’，又说‘八卦用形象告知，爻辞和彖辞用情理陈述’这类话，用常人的情理去推测圣人，就可以知道了。其中用《乾》《坤》的策数三百六十，来对应一年的天数，却不知道七、八、九、六这些数字相同，而《乾》《坤》并没有固定的策数，这即使是占卜的人也可以知道。至于‘何谓’、‘子曰’这类词句，是讲师的话。《说卦》、《杂卦》，是占卜者的占书。这些又不待辩驳就可以知道。然而这些还都是小问题。至于那些言论偏离圣人的中道，推演天下的最高道理却行不通，那么深思的人可以自行领悟。”童子说：“已经听从教诲了，岂敢不努力！”（下卷。）

译（梓材谨按：谢山《学案札记》说：“欧阳公《易童子问》三卷。根据这条记载补入。又按《序录》杨文靖说：‘佛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只有韩愈、欧阳修两位先生能够确立正道。’文忠公《本论》中、下篇，足以与韩愈的《原道》、《谏迎佛骨表》等篇章一起流传千古，所以一并收录。）

文集

佛教成为中国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了，世间那些卓越清醒而不迷惑且有能力的人，没有不想铲除它的。曾经试图铲除，却又再次大规模聚集。攻击它暂时击破却更加坚固，扑打它未能消灭却更加炽盛，以至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难道是真的无法铲除吗？大概也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罢了。医生对于疾病，一定要推究疾病产生的根源，并治疗受病的部位。疾病侵袭人体，是因为正气虚弱而邪气侵入。那么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击疾病，而是致力于调养正气，正气充实了疾病自然消除，这是自然的效验。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产生的根源，并治理受患的部位。佛教属于夷狄，距离中国最远，而有佛教本来也已经很久了。尧、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传入。等到三代衰落，王政缺失，礼义废弃，之后二百多年佛教才来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趁着礼义缺失废弃的时候而来，这是受患的根本原因。弥补缺失，修明废弃，使王政清明而礼义充满，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法对我们百姓施加影响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从前尧、夏商周三代治理政事，设立井田制度，登记天下的人口，计算人口数量并都授予田地，凡是人力能够胜任耕种的，没有不拥有田地而耕种的。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区别征赋的等级，以督促那些不勤勉的人，使天下的人力都耗尽于农田，而没有闲暇做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且懈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牺牲酒醴来滋养他们的身体，弦匏俎豆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他们不耕种休息力量的时候用礼来教化他们。所以借着田猎而制定搜狩之礼，借着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借着死葬而制定丧祭之礼，借着饮食聚会而制定乡射之礼。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混乱，又借此来教化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伦的大纲，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着他们的欲望而制定制度。用色彩纹饰来美化，是为了让他们愉悦，使他们容易趋向；顺着他们的性情而节制，是为了防止他们，使他们不过分。然而还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立学校来讲解阐明。所以上自天子郊外，下至乡里，没有不设立学校的。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让他们互相告知劝导那些愚笨懒惰的人。唉，多么完备啊！大概三代治理政事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意图非常精细，治理百姓的措施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手段非常周全，诱导百姓的方法非常深厚。勤勉地施行并普及于万物，逐渐浸润而深入人心。所以百姓出生以后，不在农田用力，就在礼乐之间从事；不在家里，就在学校之中。耳闻目见，无非是仁义，乐于趋向它，不知道疲倦，终身不见奇异之物，又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道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传入，就是指有这样的制度。等到周朝衰落，秦朝兼并天下，完全废除了三代的制度而王道中断，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强维持，他们治理的措施不完备，防范百姓的渐次不周全，佛教在这个时候趁机出现。一千多年之间，佛教的信徒日益增多，我们所做的日益败坏。井田制最先废除，而兼并游惰的奸邪兴起。其后所谓的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是用来教化百姓的措施，相继全部废除，然后百姓中的奸邪之人有空闲而做其他事情，善良之人茫然不见礼义惠及自己。奸邪之人有多余的精力就想着做邪僻之事，善良之人不见礼义就不知道趋向什么，佛教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正鼓吹其雄辩荒诞的学说而牵引人，那么百姓不得不跟随而归附了。何况王公大人往往倡导并驱使他们，说“佛教是真正可以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附呢！幸而有一个不迷惑的人，正愤怒地说：“佛教是什么东西？我将拿着武器驱逐它！”又说：“我将用言论来排斥它。”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难道是一人一日所能做到的！百姓沉溺酣醉深入骨髓，不是口舌所能战胜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明根本来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孟子担忧这件事，而专门谈论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胜利，那么杨朱、墨翟的学说就废除了。汉朝的时候，百家并起，董仲舒担忧这件事，而退修孔氏之道，所以孔氏的道理明了而百家平息。这就是所说的修明根本来战胜它的效验。现在身高八尺的男子，披甲持戟，勇冠三军，然而见到佛教就拜，听到佛教的学说就有畏惧羡慕的诚心，为什么呢？他们虽然强壮，但内心茫然无所坚守而这样。一个普通的士人，渺小柔弱，进退畏怯，然而听到有人诽谤佛教就义形于色，不仅不为之屈服，还想驱逐它，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别的，是因为学问明达而礼义熟练，内心有所坚守来战胜它。那么礼义，是战胜佛教的根本。现在一个普通的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不为之屈服，假使天下人都懂得礼义，那么就能战胜它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译《论》中。）

译从前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写了一篇著作来坚持他的论点。我起初喜爱他的观点，等到看到世人皈依佛教，这才知道荀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人的本性真是善良啊！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父子亲情，断绝夫妇关系，这与人的本性极为违背，又有像蚕食虫蛀一样的弊端，然而百姓都相继归附他们，是因为佛教有行善的说法。唉，如果能让我们的百姓清楚地知道礼义才是善，那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继跟随呢？为什么教导和晓谕他们却达不到效果呢！佛教的学说，人们耳熟能详，深入人心已经很久了，至于礼义的事情，则未曾听说或看见。现在如果对众人喊道：“禁止你们信奉佛教，而实行我们的礼义！”百姓将会惊恐而逃跑。不如循序渐进地推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趋向礼义就可以了。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灾更加猛烈。等到禹治水，采用疏导的方法，祸患就平息了。祸患深重、势力强大，就很难与之对抗，不如顺其势而引导，去除祸患就容易了。现在尧、舜、三代圣王的政治制度，其学说尚且流传，其具体设施都还在。如果真能研究并修明它们，勤奋地推行并逐渐浸润百姓，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那么礼义就会充盈于天下，佛教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了。《传》说：“事物不能同时强大。”这是自然的趋势。何必说“烧毁他们的书籍”和“拆毁他们的居所”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间，所谓的徐戎、白狄、荆蛮、淮夷等就是这类。三代衰微后，这类人侵扰中原，所以秦凭借西戎占据宗周，吴、楚两国都僭越称王，《春秋》记载“用鄫子”，《传》记载伊川被发，孔子也以不穿左衽衣服为幸事。当时，佛教虽然还没有来到中国，但中原几乎就要变成夷狄了。由此说来，王道不明而仁义废弃，夷狄的祸患就会到来。等到孔子作《春秋》，尊崇中原而轻视夷狄，王道才重新彰明。如今九州百姓无不右衽戴冠束带，成为祸患的只有佛教罢了。战胜佛教的方法，并没有非常高深难行的学说，遗憾的是人们忽视而不去做罢了。郊祀天地，以及宗庙、社稷、朝廷的礼仪，都是天子的大礼，现在都举行并实行了。至于所谓的搜狩、婚嫁、丧祭、乡射等礼仪，这是郡县官吏的事情，在于讲明并颁布它们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奋推行，逐渐浸润，就不能深入人心并形成教化。自古圣王的政治，必须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显现仁政。现在的议论者将会说：“佛教来了千多年，有力的人尚且无可奈何，何必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是以一日之功不能迅速成就，就放弃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成功的事业，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孔子感叹制作殉葬木偶的人不仁，是感叹开启了这种渐习而最终导致用人殉葬。那么信奉佛教的人，不就像制作殉葬木偶的人更严重吗？佛教刚来的时候，没看到它的祸害，就引进它。现在危害已经显著，不需要等待先觉者的明智就能看见，然而安然不以为怪，这是为什么呢？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气数穷尽就会变化，这是常理。现在佛教兴盛很久了，趁着它穷极的时候，可以反转并改变它，并不难。从前三代的政治，都是圣人的事业。等到时间久了，必然有弊端，所以三代的制度都改变其质朴或文饰来互相补救。即使佛教是圣人创立的，等到它有弊端时，尚且要补救，何况它不是圣人创立的呢！奸邪之士被世人信任，他们虽然是小人，必定有长处来获取信任，所以古代的君主被迷惑，以至于国家混乱灭亡而不醒悟。现在佛教的法门，可以说是奸邪了。它的学说，也有迷惑人的地方，使得世间的君子虽然看到它的弊端却不思考补救。难道它又善于迷惑人吗？还是人们没有找到补救的方法呢？补救它，不如修明根本来战胜它。舍弃这个而另有所为，即使有孟贲、夏育的勇力，孟轲的辩才，太公的阴谋，我看到他们的力量还未施展，言论还未说出，计谋还未实行，就已经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大，难以与之对抗，不循序渐进地去做，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说：修明根本来战胜它。（《本论》下。）

附录

吕紫微《童蒙训》说：荥阳公曾说。年轻时和叔祖父一起拜见欧阳公，到了客舍，和叔祖父商议见欧阳公时叙说契阔之情、请求接纳拜师的言辞。等到拜见欧阳公，叙说契阔之情后，就端正站立接受拜礼，如同对待子侄的礼节。欧阳公退下后，对叔祖父说：“看欧阳公的礼节，才知道我们这些人不如前辈远矣！”

施德操说：欧阳公谈论《易经》，认为《文言》、《系辞》都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当时《易》学老师写的。韩魏公心里知道他说得不对，但从未与他争辩，只是对欧阳公终身不谈《易经》。

汪玉山《与吕逢吉书》说：欧阳公作《濮议》，说范尧夫、傅钦之、吕献可、赵大观看都是诬谤英宗以获取直名。后来章惇把这封信送入宫中。欧阳公如果有知，应当在地下悔恨惭愧了。由此知道文字不可不谨慎。

吕东莱《与周子充书》说：欧阳公常以平心自许。《濮议》写成，大概在治平之后，言辞语气尚有余怒。由此知道临事之难。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以经书为正而不沉溺于章句笺注，这是欧阳氏的读书法。然而其中细节很多，回

译不容易说。用他的学问来考察，虽然能够相信经典，但失去事理真相的地方却不少。

译又说：欧阳修曾说“文学只能修饰自身，政事才能惠及他人”，这才领悟到那些穷尽精力、苦心思索于学问文辞的人，不过是想要装饰自己的外表，圣贤的事业，并不是用来要求他们的。

又说：欧阳修的五篇策论，是为三代井田、礼乐制度而发的，似乎是在感叹先王的道统不能在后世施行。然而他的本意并不认为汉唐是错误的。岂止是不认为错误，甚至直接说唐太宗的治理几乎等同于三王，这就更不必多说了。

王厚斋说：欧阳修认为《河图》、《洛书》是怪异虚妄的。苏东坡说：“它们记载于《易经》，出现在《论语》中，是不可诬蔑的。”曾巩说：“因为不是平常所见，就果断地认为不对，这是把天地万物的变化都局限于耳目所及的范围，也可以说是过分了！”苏东坡、曾巩都是欧阳修的门生，而议论却不轻易苟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庐陵讲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学识广博，深研《春秋》，写文章严谨庄重。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起居舍人。唐末以来，文风逐渐衰败，先生与穆伯长倡导古文，以矫正当时崇尚的浮华文风，从此文风稍有改变。（参考《姓谱》。）

正献吕晦叔先生公着（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员外梅先生尧臣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擅长写诗，以深远古淡为旨趣，间或出奇巧之笔，起初不为人所知。凭借侍读梅询的荫庇，担任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时，特别赞叹赏识他，邀请他唱和，整个府衙的人都为之倾倒。欧阳修也自认为不如他。大臣们屡次推荐他应任职于馆阁，召试后，赐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多次升迁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参与编修《唐书》，尚未上奏便去世了。宝元、嘉佑年间，仁宗在郊庙举行祭祀，他常献歌诗。又曾上书谈论军事，注解《孙子》十三篇，撰写《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中贫寒，喜欢饮酒，贤士大夫多与他交往，时常带着酒到他家拜访。他善于谈笑，与人和睦相处。（参考史传。）

◆庐陵学侣

文公苏老泉先生洵（另见《苏氏蜀学略》。）

◆庐陵家学

大理欧阳先生发

欧阳发，字伯和，庐陵人，是欧阳修的大儿子。年轻时师从胡瑗，完全继承了胡瑗关于古乐钟律的学说，不从事科举学业，欧阳修认为他继承了欧阳修（文昭公）的学问。凭借父亲的荫庇，官至大理寺丞。著有《古今系谱图》、《宋朝二府年》、《年号录》。

（梓材谨案：大理寺丞欧阳发的传记本在《安定学案》。考查《宋史》先生本传：“去世时四十六岁，苏轼哭悼他，说他继承了欧阳修的学问，是汉代蔡邕、晋代张华一类的人。”应当参照范忠宣公的例子，移入《庐陵学案》，以显示欧阳氏的家学渊源。）

直阁欧阳先生棐

欧阳棐，字叔弼，是欧阳修的二儿子。博览群书，记忆力强，擅长文辞。十三岁时，看到欧阳修写《鸣蝉赋》，侍立在一旁不肯离开。欧阳修抚摸他，说：“你将来能写出像我这样的赋吗？”于是写下来送给他。凭借荫庇，任秘书省正字，考中进士乙科，调任陈州判官，因父母年老而未出仕。欧阳修去世，他代写遗表，神宗读了很喜爱，以为是欧阳修自己写的。服丧期满，才开始担任审官主簿，多次升迁至职方员外郎、襄州知州。曾布执政时，他的妻兄魏泰倚仗权势来到襄州居住，郡县官吏都不敢怎样。这时，欧阳棐指出州门东边官邸的废址是天荒地，请求收回。官吏准备好文书送到，先生说：“谁说州门东边有天荒地呢！”拒绝了。众人一起说：“魏泰在汉南横行已久，可以拒绝吗？”先生坚持不给。魏泰大怒，向曾布进谗言，欧阳棐被调任潞州知州，不久又被罢免。元符末年，回朝，历任吏部、右司郎中，以直秘阁身份任蔡州知州，奉诏废除覆折之令。不久，因被列入党籍而被废黜，十多年后去世。（参考史传。）

附录

吕荥阳说：朝廷奖赏任用进言的人，固然是美好的意图，然而也不能不审慎。欧阳叔弼最为沉静沉默，自从吕公着执政以来，常担心他不来。而刘器之攻击他，认为他奔走权门。刘器之是贤者，尚且有此失误，何况其他人呢！

◆庐陵门人

秘阁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强，颍州焦坡人。跟随欧阳修学习，被称为上等弟子。当时同门的士人如曾南丰、王深父都以文学闻名，而先生最得于亲身践行。欧阳修任颍州知州，吕公着任通判，吕公着每天与欧阳修讲学，他在众弟子中，唯独敬重先生，邀请他到馆舍，让儿子吕希哲等人以师礼侍奉他。耿直不苟且，整天端坐，不曾随意谈笑。学生有不到场的，就召来坐下，当面严厉责备，毫不宽容。后来吕希哲兄弟虽然跟随胡瑗、泰山、康节、伊川等公游学，然而他们的学问之所以能成就，内在是因为吕公着及其夫人督促考核很严格，外在则是先生的力量。吕公着回京城，带着先生一同前往，欧阳修曾赠诗给他，所说的“有能掇之行，可谓仁

译“者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他因被举荐为遗逸，担任秘阁校理、知无锡。吕希纯任待制、知颍州时，在城南建造住宅让先生居住，颍州人称它为焦馆。

译侍读刘公是先生刘敞

刘敞，字仲甫，新喻人，学者称他为公是先生。考中庆历年间进士，殿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是他的内兄，他因亲属嫌疑自行列名在后，于是被定为第二名。任蔡州通判，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郎。夏竦去世，朝廷赐谥号文正，先生上疏驳斥，三次上奏，改谥号为文庄。当时正商议制定大乐，让宦官参与其中，先生劝谏说：“国家事务没有比乐更重的。如今儒生满朝，辩论有余，却让像赵谈这样的人参与，我担心会被袁盎嘲笑。”任度支判官，调任三司使。吴充因典礼之事获罪，先生趁机应对，极力论辩。皇帝说：“吴充能胜任官职，京也不会有其他过错。中书省厌恶他太直率，不能相容罢了。”先生回答说：“陛下宽仁好谏，而中书省却排挤驱逐进言的人，这是蒙蔽君主的英明，阻止君主的善政。”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奉命出使契丹，顺州山中有奇异野兽，像马，却吃虎豹，契丹人不能识别，问先生，先生说：“这就是所说的驳。”为他讲述其声音形状，并背诵《山海经》、《管子》中的记载来开导他们，契丹人更加叹服。出使回来，请求任扬州知州，调任郓州。当时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用诡僻之说迷惑众人，文潞公向朝廷推荐他，赐五品官服。先生与欧阳修都说：“龙昌期违背古制，背离正道，学问不正却广博，是王法所必须诛杀的。没让他立刻遭受少正卯那样的刑罚，已经算是幸运了，又何必赏赐呢！请求追回诏书，不要让有识之士窥探朝廷的深浅。”龙昌期听说后，害怕不敢接受赏赐。先生因议论与众人相违，请求任永兴军知州，拜翰林侍读学士。先生侍奉英宗讲读，每每指陈事理依据经典，借此讽谏。当时两宫正有小人在间进谗言，进谏的人有时揭发得过于直率。先生进讲《史记》，讲到尧把天下授予舜时，拱手进言说：“舜，地位极其卑微，尧禅让帝位给他，天地享用他的祭祀，百姓拥戴他。没有别的道理，只有孝悌友爱的德行光耀上下罢了！”皇帝惊惧改容，知道他是用义理来讽谏。先生患眩晕病，请求休假。皇帝固然看重他的才能，每次宴见其他学士，必定询问先生安好与否。皇帝吃新橙子，命令赐给他。病稍好，又请求外任，任汝州知州，不久改任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宁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岁。先生学问渊博，从佛老、卜筮、方药、山经、地理志，都探究知晓大概，尤其精通天文。曾经得到先秦彝鼎数十件，铭文奇奥，都案验阅读，借此考证知晓三代制度。尤其珍惜这些器物，常说：“我死后，子孙用这些来祭祀我。”朝廷每当有礼乐之事，必定到他家中去取决。先生写文章尤其丰富敏捷，掌管外制时，将要下班，恰逢追封王子、公主九人，他立马却坐，片刻之间九篇制诰写成。欧阳修每当对书中有疑问，折简来问，先生对着使者挥笔回答不停手，欧阳修佩服他的博学。先生擅长《春秋》，著书四十卷，在当时流行。（参看史传。）

公是先生弟子记

欧阳修问：“人的本性必定是善的，那么孔子说上智与下愚不可改变，可以吗？”刘先生说：“可以。愚智不是善恶。虽然有下愚的人，不妨碍他行善。善，就是亲近亲人、尊重尊长罢了。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强？’子贡回答说：‘赐听说一件能推知两件，颜回听说一件能推知十件。’那么也有听说十件只能推知一件、听说百件只能推知一件、听说千件只能推知一件的人了。愚智的不可改变就是这样。”

欧阳修说：“认为人性为善，道不可废。认为人性为恶，道不可废。认为人性善恶混杂，道不可废。认为人性上者善，下者恶，中者善恶混杂，道不可废。那么学者即使不谈性也可以。”刘先生说：“仁义，是性；礼乐，是情。认为人性是仁义，就像认为人情是礼乐一样。没有人情，就无法制作礼乐；没有人性，就无法阐明仁义。性是仁义的根本；情是礼乐的根本。圣人只希望道通达于天下，因此重视根本。如今根本在性却不说，是想疏导水流却堵塞源头，吃果实却砍伐树根。不以道不明为言，而以言不及为说，这不能阐明道却迷惑于言道，不能因无言而迷惑于有言。”

（云濠谨案：《公是先生弟子记》在《四库书目》中列入《子部》《儒家类》，言语多有可采之处。现在特别选取他与欧阳修问答的两条，也可以看出他学问的一斑。）

谢山《公是先生文钞序》说：我曾经说文章不本于《六经》，虽然其人才力足以凌厉一时，但总没有醇古的味道，其言论也必定夹杂机变权术。至于其虚矫恫喝之气，末流或许一折而入于时文。宋代诸家，庐陵、南丰、临川，是所谓深于经学的。而都心折于公是先生。大概先生于书无所不窥，尤其笃志经术，多自得于先圣。所著的《七经小传》、《春秋五书》，在经苑中无人能抗衡。所以他的文章雄深雅健，摹仿《春秋》《公羊》、《谷梁》两家，大、小《戴记》，都能

译神态酷似。当时先生也自恃才华超群、独步一时，傲视同侪。虽然欧阳修尚且因他不读书而讥笑他，但欧阳修却不敢怨恨他。世人有人说先生最终因此得罪了欧阳修，如今查考墓志铭，才知道并非如此。（梓材按语：黄庭坚在题跋先生法帖时说：“刘侍读是欧阳文忠公的门人。”黄庭坚曾见过先生，这话应当符合事实。看章学诚所说，大概先生对于欧阳修，只是登门受教而未从内心折服罢了。《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吕公著终身敬重刘原父的学问，可知先生在当时被看重到了这种程度。又按：先生的弟弟刘敞，也是先生被欧阳修推荐，才得以列入欧阳修门下的。）

译舍人刘公非土先生攽

刘攽，字叔赣父，是公是先生的弟弟，学者称他为公非先生。他与公是先生同年考中进士。在州县任职二十年，才担任国子监直讲。欧阳修与赵概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历任曹州、兖州、亳州、襄州、蔡州的知州。孙觉、苏轼等人称赞他“博闻强记，擅长写文章，政绩堪比古代的循吏，身兼多种才能，坚守道义而不改节”，于是被召拜为中书舍人。著书一百卷，尤其精通史学。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他专门负责汉代历史的编修。（参见史传。）

附录

刘静春说：我家的原父、贡父两位先生，才华高超，学识渊博，风骨节操令人敬畏。可惜他们与关学、洛学的学者同时代，却没有一同讲学。

（云濠谨按：原父即邍父，贡父即赣父，“邍”与“赣”是古今字。）

县令陈先生舜俞（另见《安定学案》。）

正言丁先生度

丁度，字公点，苏州人。嘉祐年间进士，以经学倡导后进，尤其擅长《易经》和《春秋》，写文章自成一家。官至太常博士。元祐年间担任左正言，五次上奏章弹劾何正臣审理案件残酷，巧言诬陷，刻薄深重，比罗织罪名还要严重。党锢之事记载于国史。著有《文集》二十卷。（参见《姑苏志》。）

直讲张先生巨

张巨，字微之，晋陵人。嘉祐年间考中明经科，被推荐为国子监直讲。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后，他便辞职离去，当时的舆论对他评价很高。先生曾经跟随胡瑗学习，后来又与蒋之奇、胡宗愈、丁度在欧阳修门下一起研习《易经》，著有《易解》十卷。

简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晋陵人，是胡文恭的侄子。考中进士甲科，担任光禄丞。胡文恭请求外放杭州，英宗询问他的子弟中谁可以继承他的职位，胡文恭推荐了先生，于是召先生到学士院考试。神宗即位后，他多次升迁至同知谏院。王安石任用李定为御史，先生说：“御史不是通过推荐获得的，这大概完全出于执政大臣的私意。如果大臣违法，还有谁敢进言呢？”苏颂、李大临拒绝起草任命诏书，因此被贬，先生又为他们争辩。王安石发怒，将他外放担任真州判官。元祐初年，他以吏部右司郎中的身份晋升为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中丞相，请求删改差遣法。哲宗曾经询问朋党的弊端，他回答说：“君子指责小人为奸邪，那么小人就会指责君子为结党。陛下如果能选择中立的人加以任用，那么党争的祸患就会平息了。”第二天，他撰写《君子无党论》进呈。被拜为尚书右丞。于是谏议大夫王觌议论他不应当担任此职，而刘安世、韩川、孙觉等人联合攻击他，朝廷态度犹豫不决。过了一年，将王觌外放润州，但弹劾他的人更加有力，于是罢免他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后调任成都府，蜀地百姓安居于他的政令之下。被召为礼部尚书，转任吏部。去世时，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简修。（参见史传。）

文公王临川先生安石（另见《荆公新学略》。）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

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出生时就聪慧敏锐，读书几百字，脱口就能背诵。十二岁时，试着写六篇论说文，提笔而成，文辞非常雄健。刚成年，名声就传遍四方，欧阳修见到他后觉得他非同寻常。考中嘉祐二年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被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升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担任实录检讨官。外放担任越州判官，升任齐州知州，多次调任襄州、洪州、福州，最后调任明州、亳州、沧州。先生凭借才名，长期在外调任，世人颇认为他仕途坎坷，命运不济。当时年轻后辈锋芒毕露，先生看待他们却淡泊如水。经过京城，神宗召见，慰劳询问非常宠爱，于是留任三班院判官。上疏议论国家经费，皇帝说：“曾巩认为节约用度是理财的关键，世上谈论理财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皇帝认为《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各自成书，打算合并为一，加授先生史馆修撰专门负责此事，不派大臣监督总领。不久未能完成，恰逢官制改革，拜为中书舍人。当时从三省到百官，选拔任命全部更新，除授文书每天多达十几份，每个人的职责都在诏书中明确体现，典章简约而详尽。不久掌管延安郡王的笺奏。按惯例应由翰林学士担任，这时特别委托给他。刚几个月，遭遇母亲丧事离职。又过了几个月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先生生性孝顺友爱。父亲去世后，侍奉继母更加周到，在家庭衰败单弱的环境中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做官、求学、婚嫁，全靠他的力量。平生酷爱读书，家中藏书多达两万多卷，亲自校对，即使白发苍苍也不厌倦。又收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多卷。所著文集叫《元丰类稿》（云濠按：《四库书目》收录《元丰类稿》五十卷，其《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都已散佚。他的文章开合驰骋，应用无穷，然而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归结起来必定止于仁义，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能超过他。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说先生为人，品行义节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不被重用。（参见史传。）

附录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曾巩不依附王安石，流落外任，急切地想向君主进言，他的言辞都显得谄媚而哀伤。总之，他的文章与见识都未

译通达大道。

问：“南丰说：‘有认知的明察，却不能喜好它，是不可以的，所以要加上诚心去喜好它。有喜好它的心，却不能以它为乐，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要加上极致的意趣去以它为乐。’用功的地方是在诚心和极致意趣上吗？”陈潜室说：“这是沿用《论语》的意思，从致知上发源，都是前代儒者没有说到的。南丰屡次谈到这一点，远远超越其他各位了。但他关于‘乐’的说法，语言不够精当。‘乐’是达到极致的意思，是他‘知’和‘好’的功夫做到之后，自然显现的境界罢了。如果用一件东西去取乐，那就不是真正的‘乐’了。”（《木钟集》。）

译文忠苏东坡先生苏轼

文定苏颍滨先生苏辙（均见于《苏氏蜀学略》。）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王先生笃行孝悌友爱，质朴正直、平和宽恕，仓促之间必定考察古人的行为，而不做小廉曲谨之事来博取名誉。他由进士出身担任卫真县主簿，因政见不合，称病自行免职。他作《告友》说：“古代所说的天下通达的大道有五种，以其名义推行而人伦得以确立，其名义废弃则人伦消亡。然而父子、兄弟之亲，是天性；夫妇之结合，是人情；君臣之服从，是众心。即使想要自我废弃，道理和形势也维持着它。只有朋友这一关系，普天下之人没有不可相同的，也没有不可相异的。相同与相异在于我，那么道义最终归于何处呢？这就是它逐渐废弃的原因。亲爱并非出于天性，结合并非出于人情，服从并非出于众心；群体中相同，分别中相异；有善行不足以共同荣耀，有恶行不可共同受辱。大道施行时，公正于道义的人可以达到；往下而言，能够达到的很少了。因此圣人推崇它，将其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中，统一作为通达的大道。人拥有四肢，用来构成身体，一个肢体不健全，就称为残疾。而人伦缺失，怎么能治理世间呢？姑且寻求那些肯指出我的过错并乐于听到我的过错的人，与他做朋友吧！”他退居颍州，很久不肯出仕，朝廷中多有推荐他的人。治平年间，任命他为忠武军节度推官、南顿县知县，命令下达后去世。王先生在颍川时，与处士常秩交好。熙宁年间，常秩呈上他的《文集》，补任他的儿子王汾为郊社斋郎。（参看史传。）

（梓材谨按：焦秘阁传中说：“同门如曾南丰、王深父，都以文学闻名。”所以将王先生排在曾南丰之后。）

教授徐先生无党

徐无党，永康人。跟随欧阳永叔学习古文辞，永叔曾称赞他的文章日益进步，像水涌山出；又说他在驰骋文思之际，非常人的笔力所能达到。他曾注释《五代史》，精妙地领会了良史的笔意。皇佑年间，以南省第一人的成绩考中进士，官至郡教授。另附

文穆蒋颖叔之奇

蒋之奇，字颖叔，宜兴人。考中进士。元佑初年，多次升迁担任翰林学士，兼任侍读。因获罪被责守汝州，调任庆州。徽宗即位，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崇宁元年，任杭州知州。因放弃河、湟之事被夺去职务，降为中大夫，因病告老还乡，提举灵仙观。三年，去世。他曾列入元佑党籍。后来记录他陈述绍述之言，全部恢复官职。谥号文穆。（参看史传。）

（梓材谨按：谢山为《文穆端研记》说：“文穆在熙宁、元佑、崇宁年间被推为博闻强识的儒者，曾在禁林，记录各种典章文物的旧事，称为《逸史》，多达数百卷。这也是北宋的一位魁儒。可惜他受知于庐陵，因担心‘奸邪’的名声，转而弹劾庐陵，如同美玉掩盖不住瑕疵罢了。”）

◆焦氏门人（庐陵再传）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庶官吕先生希绩

待制吕先生希纯（均见于《范吕诸儒学案》。）

◆刘氏家学

佥枢刘先生奉世

刘奉世，字仲冯，新喻人，刘邍父子。他天资简朴庄重，有法度。由进士历任官职至枢密直学士、佥书院事。因列入党籍多次被贬，谪居沂州、兖州。因赦免回归，复任端明殿学士。他擅长吏治，崇尚安静。文辞典雅丰富，最精通《汉书》之学。他常说：“家世只知道侍奉君主、内心反省无愧、依赖士大夫的公论而已。得失，是常理，譬如寒暑加于人，即使善于养生的人也不能不生病，正需要安然处之。”（参看史传。）

◆刘氏门人

县令王先生回（见上文庐陵门人。）

江季恭先生端礼（另见《安定学案》。）

◆曾氏家学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开，南丰人，是南丰先生的弟弟。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龙图阁学士。因列入党籍，被安置在汀州数年，回到润州去世。王先生天资仁厚，而容貌端庄严肃。自幼努力学习，博览经传，写文章温润有法度。他调任黄岩县主簿时，邵安简公听说他贤能，聘请他担任州学教授，四方之士闻风而至，讲授经典没有空座。后来历任十一个州，大多有善政。（云濠按：王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尚书讲义》八卷，《迩英殿故事》一卷、《元佑外制》十二卷、《庚辰外制》三卷、《内制》五卷，又有《曾氏谱图》一卷。杨龟山撰写了他的行状。）绍兴初年，谥号文昭。（参看史传。）

◆曾氏门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约，吴县人。师从南丰先生，官至袁州通判。他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任务，有文翁、常兖的风范。（云濠按：王先生著有《毛诗训解》二十卷、《孟子讲义》十

译文靖公为他撰写墓志铭。）他的儿子有弥逊、弥大、弥正。

　　正字陈后山先生陈师道

译陈师道，字履常，又字无己，彭城人。他勤奋好学，意志苦坚。十六岁时，带着文章去拜见曾子固，曾子固对他极为惊奇，许诺等文章著成时，留他受业。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新学盛行，陈师道内心不认同这种学说，于是断绝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念头。曾子固主持修撰五朝国史，得以自行选择属官，朝廷认为让平民担任此职难以推行。元祐初年，苏文忠（苏轼）、傅献简（傅尧俞）、孙莘老（孙觉）推荐他的文章和品行，起用他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的推荐，担任太学博士。有人弹劾说他在职期间曾越境去南京拜见苏轼，改任颍州教授；又议论他并非科举出身，罢官归家。调任彭泽县令，他没有赴任。他家中一向贫困，有时甚至整天不生火做饭，妻子儿女流露出怨怒之色，他也不加理会。过了很久，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由友人邹浩为他收敛。先生高尚耿介，有节操，安于贫困，乐于道义，在诸经中尤其精通《诗经》和《礼记》。他写文章精深典雅奥妙，喜欢作诗，自称学习黄庭坚。到了他诗作的高妙之处，有人说超过了黄庭坚。然而稍有不如意就立刻烧毁，现在留存下来的才十分之一。世人只喜欢诵读他的诗文，至于他深奥的学问和极高的品行，或许没有人听说过。起初，他游历京城，过了一年未曾去过一次权贵之门。傅献简想结识他，先问秦少游，秦少游说：“这个人不是那种拿着名帖，低眉顺眼，在公卿门前守候的人，恐怕很难请得来。”傅献简说：“这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将去见他，担心他不肯见我。你能替我引荐给陈君吗？”知道陈师道贫穷，怀揣金子想送给他，等到见面，听他谈论义理，更加敬畏，不敢拿出金子。章惇在枢密院任职，打算向朝廷推荐他，也委托秦少游去延请。先生回答说：“承蒙来信告知章公降低身份屈尊，以礼相招。我不才何德何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是侯公曾经欺骗过我吗？公卿不礼遇士人，由来已久，如今却特别显现，而且亲自施于我身，幸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我虽然不足以列入士人之列，也应当跟随在侯公之后，顺应谦下的风气来成全公的名声。虽然如此，有一件事在此，希望公日后功成身退，戴头巾向东归去，师道应当驾着劣马，乘着小车，在上东门外等候公，也不算晚。”等到章惇担任宰相，又表达心意邀请他，最终也没有前往。在颍州做官时，东坡任知州，对他极其厚待，想把他列入门弟子之中，而先生作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的诗句，他坚守节操就是这样。学者称他为后山先生。（参考史传。）

附录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陈师道所师从的只有曾巩，甚至与孔子并称。然而他说“求学想要快捷而坚守要迂缓，见识想要先觉而持守要后发”，对道理的体认未尽透彻，而执着的意志非常坚定，可惜啊！

魏鹤山《师友雅言》说：后山的诗“仰看一鸟过，虚负百年身”，很有深意。

◆李氏家学（庐陵三传。）

侍郎李筠溪先生弥逊

尚书李先生弥大（合传。）

李弥逊，字似之，吴县人，通判李撰的儿子。二十岁时，以上舍生身份考中大观三年进士，调任单州司户参军，多次升迁至起居郎。因为上封事言辞恳切，被贬为卢山县知县，改任奉嵩山祠，被废黜隐居八年。宣和末年，任冀州知州，金人侵犯河朔地区，各郡都加强警戒，先生率领勇士拦截斩杀金兵很多。靖康初年，被召为卫尉少卿，出任瑞州知州。第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乱，他单人匹马招降了周德。当时李纲驻扎在建康，先生与他谋划，诛杀首恶五十人，安抚其余党羽，全郡安定。改任淮南转运副使，后来奉命管理兴国宫祠，任饶州知州。被召对问话，首先上奏“应当坚定法度规模，排斥奸邪言论”。辅臣中有不高兴的人，让他以直宝文阁的身份任吉州知州。辞别皇帝时，皇帝说：“不久就要召你回来了。”七年秋天，升任起居郎。先生自从政和末年因上封事被贬，将近二十年，等到再次担任这个职务，直接在皇帝面前论事，刚直恳切如初。冬天，试任中书舍人，上奏六件事，说：巩固藩镇以抵御外侮，严禁卫队以尊崇朝廷，训练兵卒以壮大国势，节省财用以储备军粮，改变民心以巩固根本，选择守帅以责求实效。当时皇帝驻跸之地未定，有旨意准备船只供给士卒以渡送宫人，先生退回奏章说：“事情虽然微小，担心损害大体。”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试任户部侍郎。秦桧再次担任宰相，只有先生和吏部侍郎晏敦复面露忧色。八年，上疏极力请求外放，诏书不允。赵丰公罢相，秦桧专权，赞同皇帝决策与金人议和。胡忠简（胡铨）上疏请求斩杀秦桧，范如圭、曾开高声驳斥秦桧，都遭到贬谪驱逐。先生于是请求对答，说金使请求议和，想要实行君臣之礼，有极大的不可。皇帝下诏让朝臣大议。秦桧邀请先生到私宅说：“政府正有空缺职位，如果议和没有异议，应当用两地职位来酬谢你。”先生回答说：“弥逊承受国家恩德深厚，怎敢见利忘义。今日之事，只有一走可以报答相公。”第二天再次上疏，言辞更加切直。秦桧大怒，先生称病。九年春天，再次上疏请求归隐田园，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任端州知州，改任漳州知州。十年，归隐于连江西山。十二年，秦桧追究仇视以前直言进谏的大臣，唆使言官弹劾先生与丰公、王庶、曾开四人一同阻挠和议，于是先生被罢免职务。十余年间，不与当权宰相通信，不申请考核升迁，不请求恩荫子弟，不叙封爵位，以此终老。二十

译绍兴三年，去世。朝廷念及他的忠诚节操，下诏恢复他敷文阁待制的官职。著有《奏议》三卷、《外制》二卷《议古》三卷、《诗》十卷。云濠按：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他的弟弟弥大，字似矩，曾任刑部、工部、户部三部尚书。参见史传。

译祖望谨按：先生在同辈兄弟中，最以风骨节操著称。至于他讲学的事，本来并没有听说过。我考察他料理胡邦衡家事后，赠送给远谪之人的话语，说“有天命，有君命，不选择地方而安心处之”，说“只有君子在困厄中不失去自己的操守，所以能通达”，说“有名节的人尚且未能达到道的境界，更应当进一步”，说“没有自我才能成就大事”，说“上天将要任用他，必定会有所挫折”，说“建功立业树立名声，不是通晓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说“学习必须明悟本心，记忆、询问、辩论、解说都是次要的”，那么先生讲学的造诣是深厚的。他归隐连江时，张忠献公为他置办田产住宅，他极力推辞不接受。

吏部李先生弥正

李弥正，字似表，是通判的儿子。官至吏部郎兼史馆职务。上书触怒秦桧，被指为赵忠简公的党羽，废置二十年。

◆庐陵续传

机宜郑先生耕老

郑耕老，字谷叔，莆田人。绍兴十五年中进士，任明州教授。因被推荐召见，孝宗提拔他为国子监簿，添差福建安抚司机宜文字著有《诗》、《易》、《中庸》、《鸿范》、《论》、《孟》的训释。（参见《闽书》。）

读书说

立身以努力学习为先，努力学习以读书为根本。现在选取《六经》以及《论语》、《孟子》、《孝经》来统计字数，《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十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十七字，《春秋左氏传》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两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计四十八万九十字。暂且以中等资质为比例，如果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读完。或者因为天资稍钝，只有中等资质的一半，每天诵读一百五十字，也只需九年就可以读完。如果能够熟读并温习，使它们入耳入心，长久不忘，全在于每日积累的功效罢了。乡间谚语说：“积累蚕丝成寸，积累寸成尺。寸尺不停止，最终成为一匹。”这话虽然微小，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后生们努力吧！

（梓材谨按：此说也有作《欧阳公读书法》的，他列举各经，先《孝经》，次《论语》一万一千七十五字，次《孟子》，次《周易》二万四百七字，次《尚书》，次《诗》三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礼记》万九千一十字，次《周礼》，次《春左传》。先后顺序、字数略有不同。又说：“九经正文，总共不超过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儿童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超过五年，大致可以上口。”可见先生的说法大概是本于欧阳公，只是字数有差异罢了。又他辟佛也与欧阳公相同，所以将《水心文集》的一段移在后面，并特别为他立传。）

附录

叶水心为他写墓志铭说：谷叔曾著《仁义》、《礼乐》、《扶中截流》等论，推明圣人之道，归结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厌。而佛教徒以寂灭无为扰乱它，这是性命道德的蛀虫。

◆刘氏续传

县令刘先生恭

刘恭，字伯协，南城人。绍熙元年中进士，任瑞安县知县。象山曾写信，陈述郡县官员贪婪残暴的危害，以此告知上级长官。先生说：“他们家世正兴盛，如果极力陈述，恐怕触犯他们的怒气；况且居住在这个地方却不是他们的大夫，或许在名分上不安。”象山回答说：“向来我微薄的用意，不在于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定争辩，即使是区夫也不可侵犯。”先生又以“道广大，何所不容”为借口，象山以“不知务”来警示他。

（梓材谨按：此传谢山稿底列于《象山门人》。然而象山与他的书信，一次称他为“门下”，再次尊称他为“来示”，又自谦说“敬虚心以俟教”，那么先生只是象山的讲学朋友，起初并未登象山之门。考察《杨诚斋集》，先生任新吉守时，诚斋给他写信说：“近世人物之盛，没有比得上江西的。江西人物之盛，又没有比得上刘氏的。公是、公非两位先生都因道学闻名，如古文篇章何必减损《原道》，如弟子所记何必减损《法言》，如西垣训词何必减损西京。家传正学之派，心传斯文之脉，不在执事而在谁呢？”据此，那么先生固然承袭二刘家的学问，不必附属于陆门了，所以移入于此。

卷五 古灵四先生学案（全氏补本）

古灵四先生学案（全祖望补本）

古灵四先生学案表

陈襄 孙觉（另见《安定学案》。）

（安定同调） 吴道

张公谔

章衡

傅楫 （从子）希龙

陈贻范

管师复

管师常 林石 沈躬行（另见《周许诸儒学案》。）

译陈砥

吕逢时、钱景臻

黄颖、其子公坦

译刘淮夫

郑穆

陈烈

周希孟

刘康夫

潘鲠

曾伉

刘彝（另见于《安定学案》。）

（以上均为古灵先生的讲学朋友。）

章望之

吴师仁（均见于《士刘诸儒学案》。）

司马光（另立为《涑水学案》。）

张载（另立为《横渠学案》。）

（以上均为与古灵先生志趣相投的人。）

刘夔

曹颖叔

蔡襄

（以上均为公辟先生的学伴。）

古灵四先生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当胡瑗（安定先生）、石介（泰山先生）并起之时，福建的四位先生也在海上讲学，他们的收获虽然未能达到精纯深奥的境界，但已大致窥见儒学的根本，这确实是安定、泰山一派的同流。宋代人追溯学术源流，唯独没有提到这四位先生，似乎有所缺失。有人说：“陈烈也曾拜安定先生为师。”不知此说依据何在。于是撰述《古灵四先生学案》。（全祖望按：《古灵学案》是黄宗羲特别设立的。称“述”是谦辞。黄氏补本仍将其归入〇洲名下，是不对的。又按：其表将古灵先生列为安定先生的门人，也没有依据。）

◆安定同调

忠文陈古灵先生襄

陈襄，字述古，侯官人。学者称他为古灵先生。当时，学者正沉溺于雕琢辞藻的文章，以辞藻华丽互相夸耀，所谓知晓天道、穷尽人性的学说，都被指斥为迂腐空阔，士人也无人讲求。先生独自立志于传道，与同乡陈烈、郑穆、周希孟结为朋友，气质古朴，品行高洁，以天下重任为己任。听到的人起初都嘲笑他，先生不为所动，亲身践行更加笃定，学者也渐渐被感化，多跟随他游学，于是闽海之间就有了“四先生”的名号。虽然有狂放傲慢、不可约束的人，也不敢在他的门前失礼。不久，四先生的名声传遍天下，有从远方来求学的。先生以进士身份担任浦城县簿，县里缺令，先生代理县令事务，断案明察果决，没有人能因私事干扰他。他首先兴建学校，为诸生讲学，跟随的人有五百多人，其中章衡最终成为名臣。部使者安积来到该县，先生向他陈述十件事，安积认为正确，都予以施行。因政绩升任仙居县令，仙居是山区县，不知学习，先生兴建学校、考核诸生如同在浦城时一样。有问难的人，趁先生听讼的闲暇，进入公堂请教。偶尔出行巡视，遇到山谷中有小学，就下车为童子们讲解经书。跟随求学的人逐渐增多，管师复兄弟最终成为名儒。升任著作佐郎、知河阳县，仙居百姓攀车拦路，几乎使他不能出境。当时富弼（富郑公）统帅河阳，一见先生，以厚礼相待。先生兴建学校、考核诸生如同在仙居时一样。有人向富公诽谤说：“这是骗取子弟们的学费罢了！”富公将这话告诉先生，先生说：“自我反省觉得理直，何必嫌忌别人的议论！”有人劝先生停止讲学，回答说：“因为我是官员，致使诸生不能听闻大道，这是我的耻辱。”讲学更加努力。富公时间久了更加认为他奇特，入朝为相，推荐先生为太常博士，召试秘阁校理，不久判祠部。译经僧法护上奏，请求度十名僧人，赵〇也请求在列子庙中三年度一名道士，先生坚决不执行，并且请求禁止宫闱近侍妄自陈请乞求。因此被解除祠部职务，编校昭文馆书籍。不久以祠部员外郎知常州，再次兴建学校、考核诸生如同在河阳时一样。当时承接着安定先生湖学之后，东南讲学之风稍衰，先生重新振兴它，派顾临主持，每天早晨亲自前往，与诸生讲解经义，同时裁决吏事，于是毗陵的盛况，堪比湖学。常州运河横截震泽，积水不能向北流入长江，成为吴下民田的祸害。先生根据运河的丈尺，对应民田的步亩，分派挖掘，深度宽度有制度，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于是削去望亭古堰，震泽积水才得以向北流，田患因此消除。升任司封员外郎，任开封府推官。将出发时，得到公库杂收的无名钱数百万，于是用来偿还积年未清的官债。入朝任三司判官，出使辽国。不久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等职。先生推荐可任太学师长的四人，小程子（程颐）是其中之一。不久罢免谏院职务，兼任侍御史知杂事。旧例，左右史依次知制诰，而台杂则迁任三司副使。于是有旨意说等知制诰空缺时，召试，先生推辞说：“陛下以道义驱使臣，怎敢不听从命令，怎敢计较资历地位，以此作为轻重。况且知杂的职务，对上辅助朝政，对下肃清台纲，怎会顾惜宠禄在后呢。如果有顾惜回避之心，自身尚且不端正，怎能端正别人。”于是允许追回并停止前命。于是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先生极力进言青苗法不便，五次上奏都没有回复。他进呈第四道奏状说：“臣观察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奏请，无不引用经典作为言论，而实际上是借贷给百姓以获取利益，这不过是管仲、商鞅的权术。臣希望陛下做尧、舜那样的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不希望陛下做霸主。陛下富有中国，疆域万里，内无强臣敌国的忧患，外无西戎、北狄的灾难。四海九州的赋税，供用并不不足。不在此时与庙堂大臣坐而论道，以推行王道政治，反而琐碎地从事均输、举贷

译关于这件事，我私下里感到惋惜！」他的第五道奏状说：「误导陛下的是王安石。误导王安石的是吕惠卿。王安石凭借强硬的辩才在前迷惑陛下，吕惠卿策划诡诈的计谋在后暗中助势，所以即使陛下圣明至极，也不能没有疑惑。近来中丞吕公着等人，都因不称职请求贬谪降职，我独自谦卑不敢请求的，是还希望以犬马般的忠诚，一旦使圣意醒悟，允许将青苗法的施行交由百官共同商议。如果我们的话不对，甘愿接受远窜的惩罚；如果是对的，那么请求将王安石、吕惠卿贬斥，以谢天下。」又说：「刘述、刘琦、钱顗等都因进言被贬降，范纯仁因此待罪。朝廷上下的情势，如此乖违悖逆，我非常担忧。请求免除他们的罪责，以彰显大有包容的德行。又请求召还范纯仁，以满足人们的期望。」又说：「中丞吕公着因当面进言被罢职外放，王安石增改诏书文辞，暴露宣扬他的话，想要中伤他，尤其失于事理体统。右正言李常待罪，两个月没有批复，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又说：「韩绛因为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而成为参知政事，这是以利禄进身，自古以来任用大臣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又说李南公、李定不可任用，王子韶是小人。于是神宗下诏，召先生试任知制诰，而他所上的奏章都被留在宫中不予下发。先生推辞说：「我所说的话不能开悟圣心，正等待不称职的罪责，不知贬谪何处，召试知制诰不是我敢担当的。王安石正派人催促先生接受任命，看到奏章非常恼恨，议论让先生出任陕西转运使。皇上说：「陈襄精通经术，适宜在讲筵任职。」于是又命令他修撰起居注，直舍人院，兼任天章阁侍讲，先生坚决推辞。神宗赐下手诏说：「你因为进言未遂，不接受知制诰的任命，并且请求外放。我仰慕你的经术，深深惋惜你远去，特意让你恢复旧职，希望你在经席左右，逐渐熏陶道义。你的奏章尚且想要坚决推辞，难道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吗？退还你的奏章，应当立即就职。」先生不敢再推辞。第二年，最终任用为知制诰。王安石终究想让他外放，皇上不允许，下诏让他直学士院。王安石厌恶他不止，因为起草河北诏书说「水不润下」，中书省修改了它；又赦文中出现「奉祠紫宫」的话，犯了忌讳。先生请求外放，于是出任陈州知州。不久，调任杭州知州。先生因为杭州的学校不兴盛，再次修建聚讲场所如同在常州时一样，并且修缮六井水利。不久又出任陈州知州，他在陈州讲学如同在杭州时一样。熙宁八年，召还朝廷，任银台知事，升任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第二年，兼任侍讲。又过一年，任命为郊祀礼仪使，详定郊庙礼乐制度。元丰二年，判尚书都省。神宗正有意大力任用他，而先生生病了。第二年，去世。妻子儿女询问遗言，他索要笔写下「先圣先师」四个字。追赠给事中。后来屡次追赠少师，谥号忠文。所著书籍有《易义》、《中庸义》、《古林集》二十五卷。（云濠按：先生所著书籍还有《州县提纲》。其《古林集》二十五卷，是由先生的儿子陈绍夫所编。《居易录》称为二十卷，大概是没有见到完整的版本。）先生的一言一行，都以古人为准则，喜怒不形于色。王安石退位时，先生在讲筵，推荐司马光以下三十三人，神宗认为很好但不能全部任用。元祐年间的著名大臣，都在其中。南宋南渡后，高宗得到他的草稿，下诏展示给天下，作为推荐人才的法则。

译祖望谨按：宋仁宗在位时期，安定先生从南方兴起，泰山先生从北方兴起，天下的读书人追随他们如同云聚，而正统的学术从此开始发端。闽海地区的古灵先生比安定先生稍晚，但他勤勉不懈地讲论大道，则与安定先生不相上下。安定先生的门下，先后有一千七百多名弟子，泰山先生不及此数，而古灵先生的弟子也超过千人。安定门下的孙莘老、管卧云等人，都是同时师从古灵先生的。当时，濂溪已在南方兴起，涑水、横渠、康节以及明道兄弟也在北方兴起，直接登上了圣人的殿堂。古灵先生所达到的境界虽然稍逊于他们，但他倡导大道的功绩，确实是安定、泰山之后的第二人，与程颢、程颐、张载相比，算是先驱者了。所以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学案》，并将郑氏、陈氏、周氏三位先生并列记载在后面。

古灵先生文集

隐居以求实现志向，古人崇尚这种行为。然而有圣人的隐居，有贤人的隐居，有耿介之士的隐居。圣人的隐居，是顺应天命以等待时机，时机未到就潜藏，时机来到就奋起，蜿蜒曲折，没有人能知晓其中的神妙，舜和伊尹就是这样。贤人的隐居，是涵养正气以积蓄德行，日常言行平常，身处贫贱而快乐，颜回和曾参就是这样。耿介之士的隐居，只是洁身自好而不拖累于世俗，足以自我修养却不足以忧虑天下，长沮和桀溺就是这样，这是君子所不做的。（《与章表民》。）

后辈士人来到这里，也是早晚不停，有所勉励。然而前进时认为是正确的，退却时又产生疑惑，所以我每天为此担忧，恐怕他们不能达到远大的境界。（《与陈砥》。）

喜好善行的人，只怕有所听闻不到。喜好做善事的人，只怕有所听闻。（《答黄殿丞》。）

不背离经典而运用权变，不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

看非正当的颜色，叫做不明；听非正当的言论，叫做不聪。所以君子不因为耳目亲近小人，不因为小人扰乱视听。（以上《与安度支》。）

圣人的经典，等待人来传承。应当阐明大义，评判各家不同的说法，以昭示后学，不应该有所谦让。（《答许太博》。）

我其他方面无一二处能达到古人，至于喜好别人的善行，乐于听闻自己的过错，则似乎有这一点。（《答周有终》。）

君子担心自己不能立身，不担心不能写文章。德行达到了，言语也就达到了。（《与元屯田》。）

常担忧近世的士人，沉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道先王礼义的大义。上自王公，下至士人，他们选拔人才，没有不认为擅长辞章的人是有才能的，认为恪守经典践行道义的人是迂阔的。天下的士人习以为常，已经蒙蔽了他们的耳目，而不能纠正了。我自任职以来，以兴办学校培养士人为首要任务，以通晓经典笃实行为为第一选择，以此来等待有志之士。那些四方远道而来的学者，对此也有期望。我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不足以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希望能得到先生共同以德行、道艺来教导。（《与顾临》。）

大凡人生来与万物一起生长，长大后与万物一起变化，终身与万物一起浮沉，以此来追求达到圣人的境界，难啊！孔子对颜渊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然后“天下归仁”。

现在有人裸着身体倒着走，看见的人说：“这是疯狂迷惑丧失心智的人！”至于学者丧失了他的本心，不仅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指着他说，难道不应该大大地自我惊惧，持守遵循并修身反省吗？（以上《答徐洪》。）

距离圣人越来越远，老庄、杨朱、墨翟的学说遍布天下，所以后来学习孔子的人，见闻多了就容易，谨慎选择就难。自从韩愈以来，已经两百多年了。季甫近来对我们儒家有功，您谨慎地折中评判。（《答周公辟》。）

君子所贵在身上的，只是道罢了。不随便求利，不随便进取，不随便获取，只以道义为停止的标准。（《答元屯田》。）

行动与停止取决于天，进取与退却取决于自己。（《与富相公》。）

古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安葬时希望他回归，祭祀时希望他安宁，附祭时希望他存在而不被遗忘，哭泣时有倚庐，侍奉时有祖庙。在墓旁建庐，不是古制。（《答刘太博》。）

古代的圣贤存养他们的心，看待天下的百姓如同看待自己的子女。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不能安于自身，说：“上天借我的手来养育他们，我怎么忍心不顾呢！”所以禹、稷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伊尹五次就任于桀，太公七十岁归附周朝，孔子奔波于诸侯各国。他们难道不知道养心治气安逸快乐的乐趣，一亩宅地可以终身欣然而忘记天下吗？现在的做官的人，给他们俸禄就接受，至于百姓有死亡危苦就听之任之，又怎么知道敬畏天命而怜悯人的穷困呢？近来看到钦之在河阳，他的议论确实很好，然而还不知道他的仁德。现在将有百姓社稷来施政，我在这里观察。钦之努力吧！（《与傅察推序》。）

在宽广的正道上行走，在至义的源头养心，在《诗》、《书》的和声中游泳，在《易》、《春秋》的微妙中潜沉，用文艺来广博，用礼法来约束，而归结于诚，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境界了！（《送管师常序》。）

好学以竭尽心力，诚心以竭尽万物，推究万物以竭尽道理，明晓道理以竭尽

译本性，调和本性以穷尽神妙。（《送章衡序》。）

祖望谨按：古灵先生在南方的山岭间崛起，使正统的学问兴盛光大。虽然他的言论还有不够圆融和谐的地方，比如这五句话就是如此，然而他的大旨已经贯通了关学和洛学的门径，与石介、孙复等人相比，则更加精微细致了。

译不要追求虚名，不要逾越次第去求学，不要急于奔走竞争。

君子的道，用端正来持守它，用通达来践行它。端正是道的常理，通达是道的变通，两者互相配合才能成就。什么是端正？回答说：中庸就是。什么是通达？回答说：顺应时势的义理就是。用仁德来安身，用义理来行事，端正就在其中了；用智慧来变通，用礼制来调和，通达就在其中了。君子懂得这四点，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平常言语讲求诚信，平常行为讲究谨慎，鸡鸣就起床，勤勉地持守而不失守，这种善于持守的状态，就叫做端正。万物相互感应而产生真情与虚伪，万物相互交往而产生利益与损害，所以道有否塞与亨通，时有危险与平易，而用屈伸、言语与沉默的变化来济渡，就叫做通达。

真诚达到高明博厚而不停息的地步，然后才能安定。明达达到广大精微而不迷惑的地步，然后才能应对。

聪明不足以自我倚仗，权势不足以自我私占。

圣人首先获得真诚，真诚就明达了。贤人，是思考真诚的人，因为明达而后真诚。保存那些被称为端正而公正的，去除那些被称为邪恶而自私的，这叫做选择善道；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保持警惕谨慎，这叫做慎独。并且固执地坚守它，这叫做明达则真诚。

我怜悯你们县里的百姓不知道求学，父子兄弟之间不孝顺友爱，乡邻之间不互相慰问救济，心里只汲汲于争夺财利，以至于亲身触犯刑律，被鞭打流血还不知道停止。无奈我奉行天子的教条，不能私自宽恕，每惩罚一个人，就像割伤自己的皮肤头发一样痛苦。而你们不知道我的心意，反而互相煽动，制造诉讼形成案件，自以为能干，使我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这究竟是什么心肠！然而这并不是你们百姓乐于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不知道读书的缘故吧。十户人家的小城，一定有忠信的人。你们父老回去告诉子弟，让他们来求学，我将选择明师来教导他们。

作为我的百姓，父亲要义，母亲要慈，兄长要友，弟弟要恭，儿子要孝，夫妇要有恩爱，男女要有分别，子弟要求学，乡里有礼，贫穷患难时亲戚互相救助，婚姻死丧时邻居互相协助，不要懒惰农桑，不要做盗贼，不要学赌博，不要喜好争讼，不要用恶欺凌善，不要用富吞并贫，走路的人互相让路，耕种的人互相让田界，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这样就形成了礼义的习俗。

设立学校，不是用来教人写辞章来获取利禄的，应当让求学的人首先明白《周官》中三物的要旨，使他们能够内心有所自得并体现在各类事务上，然后才可以谈论做官。

古灵语

人不能被别人所包容。

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是我们这类人的职责。

世上想要让君主像尧舜一样的人，不如寻求大贤并推荐他。

祖望谨按：王偁撰写《陈古灵传》，诋毁陈襄迂阔，我心里私下觉得奇怪，认为王偁不应该乖谬到这种地步。等到读了程俱的《北山小集》，才知道这话本于《绍圣实录》，而王偁没有审察就把它当作事实了。北山说：“陈襄所推荐的三十多人，他们的学问都不认同当时所建立的（新法）。陈襄的品行，由此可以知道了。”北山又说：“陈襄的美德，因为壬午年的诏书而更加彰明。”（梓材按：“壬午”应当作“壬子”。）

熙宁年间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贤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司马光，一向有品行实绩，忠诚刚直，以道义自任，博通书史之学，可以备顾问。

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吏部郎、知许州的韩维，器质方正庄重，学问也纯正，懂得尽心性理之说，内在得道，可以应对外务。

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户部副使、提举崇福宫的吕公着，道德纯正明达，学问有本源，侍奉君主以进贤举善为己任。（以上三人都是股肱心腹之臣，不应当长期在外。）

秘书监、集贤院学士、知杭州的苏颂，擅长史学，本朝典故，大多熟悉通达，可以充任编撰之职。

右司谏、直集贤院的孙觉，通晓经术义理之学，端正良善诚信厚道，可以镇抚浮薄激厉的世风。

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知齐州的李常，性情品行纯正，兼治经术，可以与孙觉相比。

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和州的范纯仁，器识通达明达，忠义骨鲠，足以成就大事。（以上三人可以充任侍从。）

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河中的苏轼，豪俊端正，虽然不擅长经术，然而百家之书无所不览，文辞美丽，尤其通晓政事。

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权知青州的曾巩，文辞典雅，与苏轼各成一体。（二人可以备作文翰。）

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注起居注的孙洙，博学能文，所坚守的也端正，兼明世务，可以充任史臣。

秘书丞、集贤校理的王存，学问品行

译素来品行端正，方正庄重且有操守，不被权势利禄所改变。

太子中允、判武学顾临，才华豪迈、意气刚正，兼具见识谋略，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可以托付危难之事。

译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林希，年少时就有文采和德行。

孙祖望谨按：这三十三人中，只有此人晚年节操未能善终。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师中，人们多称赞他有才能，可以担任边防主帅。

兵部员外郎傅尧俞，依据道义决定去留，有古代诤臣的风范。

太常博士、河东提刑胡宗愈，文章纯正，行为谨慎，同时精通经学。（以上三人，因进言事理而未获宽恕复职。）

前著作佐郎王安国，才识器度磊落，虽因罪被废黜，仍不忘进取学问。

太子中允、应天签判刘挚，性情品行端正纯正，辞章学问渊博深远。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研习经学且有德行，不妄求进身，可以充任台阁之职。

太子中允、监西京洛河竹木务程颐，性情品行端正纯正，明晓义理，可以备任风宪之职。

太子中允、权发遣淮南西路运判刘载年少时研习经术，兼有文采和德行，可以备任台阁之职。

殿中丞、充秦凤熙河路句当公薛昌朝，才能与资质都很美好，持守端正刚直，可以安置于台阁。

著作佐郎、崇文校书张载，修养心性，追求大道，不妄求仕进，西方学者中，仅此一人而已。

兴国军掌书记苏辙，学问与文章似乎不及苏轼，但沉静厚重超过他。

前台州司户、今召试馆阁孔文忠，性情品行淳朴精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吴贲，以孝行闻名，研习经学，尤其尽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吴恕，器量见识醇厚深沉，学问通晓义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县林英，温和而不盲从，刚直而不屈服。

都官员外郎、监泗州仓孙奕，为士人的品行在乡里著称，节操信义在朋友间可信，所到之处都以善政闻名，可以担任一路长官。

著作佐郎、监扬州粮料院林旦，通达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监衡州盐仓邹何，操守品行端正，吏治才能通达敏锐。

大理评事唐垧，性情虽然轻浮，但才识明敏，因进言事理被贬，如今监杭州龙山税，流落远方。

前监安上门、英州安置、勒停郑侠愚直敢言，发自忠义，希望陛下怜悯，让他得以生还。

孙祖望谨按：古灵先生讲学，以诚明为主旨。他在朝廷任职，尤其以推荐贤才为急务。如今看他品评这三十三人，自司马光、申公、韩琦、范纯仁、刘挚、王珪等大臣，没有不符合其性行情形的。他说张载则是“西方学者，仅此一人而已”，对苏轼则说“不擅长经术”，由此即可见先生学问的纯正，所以全部录下。他生平向当权者推荐的人才尚多，如今都附载在后面。

与陈安抚荐士书（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通经学，负有文武之道，且实用不迂腐，虽然年老，仍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贤明，笃信古学。

颍州司法刘彝，其政绩与学问，通达体要。

合肥主簿孙觉，才质老成，经学有所本源，文辞简练精粹。

扬州孙处，高洁耿介，喜好古学且志在道，安于贫困不仕，文辞必达于理。

衢州江山县周颖，刚毅忠义，孝顺友爱，不畏强暴。

越州萧山县吴孜，勇于行义，年少时习声律之学，后来约束心性于义理，甘受贫困以奉养双亲。（这两人即陈烈、郑穆。）

孙祖望谨按：他的《与韩丞相荐士书》（十七人）说：“知绵州龙安县刘载，虔州推官吴赟，前沣阳令、监泰州如〇盐倉盛侨，松阳令余京，上虞令丁⁇，江宁府监上元县管师常，長垣主簿孙路。（以上都是文行经术之士。）沂州防御推官宋希望，叶县尉吴道，郓州观察推官許安世，监池州酒务杨国宝，前经州观察推官王岩叟，明州鄱县尉陈颐。（以上都是强志力行之士。）左军巡院判官黃颢，节度推官曾华旦，大理寺承黄默，松溪令贾易。（以上都是干能之士。）”他的《与蔡舍人荐士书》（八人)说：“太学直讲胡瑗，进士吴孜、管師常、任原、倪天隐、张京，明經顾临，又友人陈烈。”这些都是古灵先生尚未显达时所推荐的人。等到修起居注，就推荐常秩；担任侍御史，就推荐陈烈；领国子监事，就推荐常秩、陈烈、程颐、管师常;知杭州，就推荐吴师仁;担任枢密直学士，又推荐陈烈;他考试士人，就推荐陆佃。而他推荐三十三人最在后。能留心天下人才，没有超过先生的了。其中多是讲学的儒者，自胡公、二程、张载之外，盛侨、吴孜、刘彝、顾临、周长、倪天隐，都是安定弟子;杨国宝、贾易，都是伊川弟子;而孙觉、管师常，则是先生的门徒而最终在安定门下完成学业的。只有常秩、林希辜负了先生的举荐。先生又曾以徂徕的忠义经术，请求授予其子官职。

（梓材谨按：先生所推荐的还有礼祠客膳

译四部主簿黄庭佥，见于《黄豫章外集》。）

◆古灵讲友

祭酒郑闳中先生穆

译郑穆，字闳中，是侯官人。“四先生”之一。他纯正谨慎，喜爱学习，读书到了忘记梳洗的地步。进退举止必定遵循礼法。门徒有上千人。他凭借进士身份担任寿安县主簿，被召入朝任国子监直讲，不久又编集贤馆的书籍，累官至太常博士，以集贤校理的身份通判汾州。熙宁三年，被召任岐王侍讲，又担任嘉王侍讲。神宗对古灵说：“像郑穆这样的德行，才配在君王身边辅佐啊。”他在馆阁任职三十年，而在王府任职十二年，如果不是公事，不去拜访执政大臣的门庭。讲解经书时，凡是能起到劝诫作用的，必定反复摘取诵读，两位王爷都对他恭敬有礼。元丰三年，他以朝散大夫的身份知越州。在此之前，鉴湖干旱，百姓便在湖中种田，绵延百里，官府登记并征收赋税。后来连年水灾泛滥，百姓拖欠官府的租税将近一万缗，先生全部上奏请求免除。任期未满便请求退休，管理杭州洞霄宫。元佑初年，被召拜为国子祭酒，每次坐在讲席上，无论寒暑都不间断，即使是童子，也必定穿着朝服延请接待，以礼送迎，求学的人尊崇他的德行而信服他的教化。老朋友张景晟去世，留下五百两白金，托付他的孤儿。先生说：“抚恤孤儿，是我的本分，金子对我有什么用处！”退还金子并抚养他的儿子。三年后，扬王、荆王都请求他担任讲官，他解除祭酒职务，以直集贤院的身份担任荆王府侍讲。荆王去世，他又担任扬王府翊善。太学诸生请求他留任，有诏书让他继续担任祭酒，兼任徐王府翊善。四年，拜给事中，兼任祭酒。次年，升任宝文阁待制，兼任的官职如故。第二年，请求退休，诏书让他提举洞霄宫退休。太学诸生数千人向宰相呈递状纸请求挽留，范淳夫给事中说：“郑穆虽然年过七十，精力依然强健。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有不能推辞的，就赐给他几杖。祭酒处于师长的地位，正应该由老成持重的人担任，希望不要轻易听从他离职。”于是引用唐代韩愈挽留孔戣的旧例。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公卿大夫各自作诗赠行，太学师生在汴京东门之外为他饯行，围观的京城百姓像墙一样密集。范淳夫的诗说：“顾我言非韩吏部，多公节似孔和尚。”第二年，去世。先生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古灵评价他“在道上造诣深厚，心地仁厚，气质纯正，勇于行义，文章博雅而雄壮。”范淳夫也说：“闳中真是长者。元佑年间盛世，群贤都在朝廷，担任祭酒的，前面推举先生，后面推举颜复，都是真正的儒者。”

直讲陈季甫先生烈

陈烈，字季慈，是侯官人。求学的人称他为季甫先生。他天性耿介独特，笃行孝悌友爱。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五天水米不进。从壮年到老年，供奉祭祀如同父母在世时的礼节，早晚起居和每月初一、十五从未停止。一天，他在梦中穿着丧服在中庭哭祭父母，哀声震动户外，家人听到，而先生还没有醒来。他曾经对古灵说：“我陈烈今天纵然得到尊荣，父母却见不到了，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他无意于世俗功名。他力学卓绝，平日端庄严肃，整天不说话。即使对待童仆，也如同面对贵宾。乡里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他必定被邀请后才行动。跟随他学习的人有数百人。父兄训诫子弟，必定举出他的言行来规劝。庆历初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被录取，于是不再赴礼部应试。有人劝他做官，他说：“伊尹坚守道义，成汤三次用币帛聘请他。吕望持守诚信，文王用车载他回去。如今天子仁圣喜好贤才，有汤、文之心，难道没有像伊尹、吕望那样的先觉者吗！”仁宗因为大臣的推荐，多次下诏征召，他都不起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从此众人接连上章论荐，先生志向没有丝毫改变。古灵常常对人说：“世人大多认为季甫是洁身自好不做官的一类人，不对。大概他的志向在于孔孟之道，不肯苟且进取罢了。”嘉佑年间，诏书授予他本州教授，他不接受。而福建提刑王陶上奏说先生“因为妻子林氏疾病丑陋消瘦，将她送回娘家，十年不探望。陈烈，是个贪婪欺诈的人。已经下达的命令，请求赐予削夺”。司马温公在谏院，上奏说：“我一向不认识陈烈，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只是看到国家常常担忧士人不修名节，所以举荐陈烈来奖厉风俗。如果陈烈平生的操守出于诚实，虽然有迂阔的行为，不符合中道，也还是守节之士，也应当保护保全他。希望委派公正的官吏，通晓儒术、识大体的人去核实。如果只是夫妇不相安和，就让他们离异并洗刷他的过错，或许以后还能舒展眉头。如果再次败坏名教，就严加刑罚诛杀，并治举荐者的罪，以表明至公。”于是王陶的奏章没有实行。第二年，欧阳公又推荐他的品行，授予国子直讲，他最终没有出仕。过了很久，诏书允许顺从他的志向，以宣德郎的身份退休。在此之前，古灵在御史台举荐先生代替自己，称他的道已经达到大贤的境界。然而先生的行为过于拘谨，所以最终大多怀疑他是矫揉造作，都是王陶这一类人。元佑初年，又诏书授予他本州教授，他不接受俸禄，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劣食物，处之泰然。稍微有多余，就用来周济贫困的人。七十六岁去世。

附录

有人问：“陈烈实行古礼，率领子弟匍匐去吊唁蔡君谟，被世俗讥笑，太不近人情。”张横浦说：“现在取《乡党》篇中的话，‘誾誾侃侃，踧踖与与’，脸色严肃脚步急促，难道不是奇怪的样子吗？只是世俗用人眼看人罢了！”（梓材谨案：此条〇洲所删节）

译《横浦心传》原本收录在《横浦学案》中。现在因为文中提及陈季甫的事迹，便将其移录到这里。

译助教周公辟先生希孟

周希孟，字公辟，是侯官人。在四位先生中，古灵先生最为有名，郑闳中也在朝廷显达，而周先生与陈季甫唯独没有出仕做官，然而他们彼此相互敬重。周先生精通《五经》，尤其对《周易》研究精深。他的弟子有七百多人，知州刘夔、曹颖叔、蔡襄都亲自到学舍询问经义。各部使者相继向朝廷推荐他，皇帝下诏赐予粟米和布帛，授予将仕郎的官职，试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充任本州学教授，他三次上表极力推辞，朝廷不允许。他特别排斥佛教的学说。去世后，门人曾伉等人在五福寺中祭祀他的遗像。他所著有的《易义》、《诗义》、《春秋义》一书，如今都已失传。按：古灵先生引用周先生解说《大有》卦九四爻辞，指出前代儒者将“彭”解释为“旁”是错误的：“彭，意为盛大。九四爻的卦象是离明，能够知晓九三爻的专断，不随从那种盛大的态势，专心致志地奉侍六五爻。”将“彭”解释为“盛大”，大概是从周先生开始阐发的。

知州刘先生彝（另见《安定学案》。）

◆古灵同调

光禄章先生望之

宫教吴先生师仁（均见《士刘诸儒学案》。）

文正司马涑水先生光（另立《涑水学案》。）

献公张横渠先生载（另立《横渠学案》。）

◆公辟学侣

侍郎刘先生夔

刘夔，字道元，是崇安人。考中进士，历任陕西、广东、潭州知州，所到之处都有廉洁的名声。累积升官至枢密直学士、郓州知州，开仓赈济饥民，百姓依赖他得以保全性命，盗贼屏息不敢作乱。后来任建州知州，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参考《姓谱》。）

（云濠谨按：先生所著有《春秋褒贬志》五卷，见于郑氏《通志》。）

龙图曹先生颖叔

曹颖叔，字力之，是亳州谯县人。考中进士，累积升官至右司郎中、陕西都转运使。自从庆历年间铸造大钱在陕西流通，百姓盗铸不止，先生请求停止各郡铸造铁钱，规定三枚铁钱当一枚铜钱使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晋升为龙图阁学士、永兴军知州，在任上去世。（参考史传。）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谟，是仙游人。考中进士，担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议论政事离开朝廷，余靖上疏救他，尹洙请求与范仲淹一同被贬，欧阳修写信给高若讷，这三人都因此被遣贬。先生作《四贤一不肖诗》，京城人争相传抄。契丹使者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驿。后来仁宗更换辅政大臣，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以及王素为谏官，先生又作诗祝贺。三人联名推荐他，皇帝也任命他担任谏院知事。晋升为直史馆。兼任修撰起居注，更加尽职议论政事，无所回避退缩。历任开封府知府，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再次担任福州知州。郡中士人周公辟、陈季甫、陈述古、郑闳中因品行道义著称，先生备礼招揽他们，用经学教导诸生。被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三司使，随即请求外放杭州，拜授端明殿学士前往。去世时，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吏部侍郎。先生擅长书法，在当时排名第一，仁宗尤其喜爱。乾道年间，赐谥号忠惠。（同上。）

（梓材谨按：欧阳公为先生写的墓志铭说：‘只担任福州知州，又担任泉州知州。往日闽地人多好学，但专门用赋来应对科举。公得到先生周希孟，用经术传授，学者常达数百人。公亲自到学舍，拿着经书讲问，作为诸生的表率。延见处士陈烈，以术礼尊奉他。而陈襄、郑穆正以德行在乡里著称，公都屈尊礼遇他们。’这比史传记载更为分明。）

◆古灵门人

学士孙莘老先生觉（另见《安定学案》。）

县尉吴先生道

吴道，字真常，是浦城人。师从古灵先生，跟随他到河阳。古灵先生赞赏他的志向节操，认为他能修身治性，不被外物迷惑，让他担任河阳学舍的都讲，于是游学太学。考中进士后担任叶县县尉。古灵先生曾向韩琦推荐他，说他知无不为，刚直不阿，可以委任以难事。

张先生公谔

张公谔，是闽县人。他在古灵先生门下，被赏识的程度与吴道相当。河阳都讲一职，其中一位是张公谔，而吴道作为副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是浦城人。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盐铁判官、同修起居注。出任汝州、颍州知州，回朝后判太常寺。出任郑州知州，上奏废除原武监，放宽四千二百顷牧地给百姓。再次判太常寺，知审官西院。出使辽国，宴射时连发箭矢射中靶心，辽国人认为他文武兼备，对待他不同于其他使臣。归来后，编纂历代帝系，名为《编年通载》，神宗阅览后认为很好，赐给三品官服。判吏部流内铨。不久，提拔为知通进银台司、直舍人院，拜授宝文阁待制。元佑年间，加授集贤学士。（从黄氏补本录入。）

祖望谨按：古灵先生弹劾李定，未获施行；李定提拔为中允，三位舍人拒绝签署公文，而章子平却签署了。见《元城语录》。

附录

《元城语录》说：王安石推荐李定时，

译陈襄弹劾他，尚未执行。不久他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任命文书，辞职并罢免了他；接着轮到李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苏子容，又封还了。重新上奏再次下达，多达七八次，都落职奉朝请，名声赫然显赫。这是祖宗的恩德，百余年间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杀三人而执简如初有什么区别？后来他代理官职修起居注，章衡执行了。贤与不贤在此可见。

译龙图阁待制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是仙游人。他年轻时自我刻厉，跟随孙莘老学习，后来又跟随陈古灵求学。考中进士后，历任太学博士。四年后，因被举荐担任太常博士。升任侍讲、翊善。后来因为邹道乡（邹浩）获罪而被贬。徽宗即位后，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在朝廷任职一年多，每次都以遵守祖宗法度、保持安静自然为进言内容。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博州知州，去世。（从黄氏补本录入。）

州判官陈先生贻范

陈贻范，字伯模，是临海人。治平四年考中进士。他常游历胡安定的门下，又拜陈古灵为师，并与罗提刑（罗适）成为朋友。历任宗正丞。通判处州时，百姓感念他的德行，有“道不拾遗，月照处州城”的民谣。著有《庆善集》。（参考《台州府志》。）

（云濠谨案：先生著有《千题适变录》十六卷，见于《宋史·艺文志》。）

隐君管卧云先生师复

管师复，是龙泉人。陈古灵在仙居讲学时，先生和他的弟弟管师常不告诉父母，奔走而来。他们闭门住在官舍中，穿粗布衣，吃粗食，听到古灵善言善行，必定努力践行并增进修养。每当与人交谈提到父母年老，就泪流满面无法抑制。他友爱弟弟。为人仁勇且正直，喜好古道且重义。朋友中有暴戾不改正的人，先生能使其屈服，甚至使其哭泣。陈古灵因此让他担任仙居都讲，聚集众学子让他教导。学生们畏惧先生的纠察弹劾，没有敢违背规矩的。陈古灵北上做官，先生又跟随胡安定求学，他的名声日益显盛，然而没有做官进取的意愿。神宗因大臣的举荐，召见他，问道：“听说你擅长写诗，有什么心得？”回答说：“‘满〇白云耕不破，一潭明月钓无痕’，就是臣的心得。”朝廷授予官职，他不接受。学者称他为卧云先生。著有《白云集》。

助教管先生师常

管师常，是管师复的弟弟。品行端正坚定，精通经术。管师复在陈古灵处学习后回来，仙居的弟子失去了斋长，陈古灵让先生担任此职。他仪容举止庄重严谨，即使退食休息，也不脱去冠带，横放经书夜间静坐，如同面对古人，终年如一日。陈古灵高兴地说：“先生不琐碎地纠察弹劾，而是修身自律来劝勉他人，这更加高尚。”后来跟随胡安定求学，更加留心民事，适合当时的时务。因被举荐担任太学正。陈古灵掌管太学时，曾举荐他担任助教。后来他监江宁府上元县事，陈古灵又常向韩忠献公举荐他。先生深谙《大易》、《春秋》的宗旨，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

陈先生砥

陈砥，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是陈古灵在仙居讲学时的优秀弟子，曾与管氏兄弟齐名。

隐君吕先生逢时（附门人钱景臻）

吕逢时，字原道，是仙居人。陈古灵担任县令时，他首先执弟子礼拜师。仙居人知道求学的，从此开始。进入太学，与郑獬成为朋友。驸马都尉钱景臻拜他为师，想奏请授予他官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罗适以孝廉被举荐，他不就职，隐居白岩山终身。

县令黄先生颖（附子公坦）

黄颖，字伸实，是莆田人。元佑年间，因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被举荐，他不赴任。孙莘老担任中丞时，举荐他，担任长泰县知县。他喜好讲学，每天早晨处理公事，就进入学校与学生们讲解经书，直到傍晚才回家，就像陈古灵在浦城各县时一样。职田所产的谷物，可剩余三百石，全部用来供给耕种的百姓。兼任代理龙溪县知县，他兴办学校如同在长泰时一样。因病去世，两县的百姓争相赠送助丧财物，他的儿子黄公坦都谢绝退还，议论的人认为他父子两代都不愧对师门。

（云濠谨案：先生的儿子黄公坦，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官至通直郎。见于《福建通志》。）

朝散郎刘先生淮夫

刘淮夫，字长源，是闽县人，刘彝的儿子。先生是陈古灵的外甥，年轻时跟随他学习，对父母孝顺。元丰年间，担任台州判官，屡次被举荐。再经历一个考核期，就可以改任官职，因为父亲被召赴京城，不忍心离开，于是没有等到任期届满，请求随侍前往。父亲去世后，监江宁府酒务，念及母亲年近九十，想回阳羡，虽然非常贫困，不再顾惜俸禄，立即请求以朝散郎的身份退休。（云濠案：《安定学案》执中附录子长源传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挽留他，都未能成功。母亲去世后，没有房屋可住，没有田地可食，但他守节非常坚定，未曾有丝毫向人求助。东南地区的士大夫都称他为孝子，先生总是惶恐地说：“这是人子应当做的，没什么值得称道的！”邹忠公举荐他，他始终不出仕。

◆公辟门人

教授刘先生康夫

刘康夫，字公南，是闽县人。刘彝的侄子。年轻时跟随周氏学习。熙宁年间，五路设置学官，因被举荐主持番禺教育。曾进献《志述》二十七篇，其中的文章都是辅翼《六经》言论的。元佑年间，特奏名，还未唱名，就去世了，郑监门侠为他撰写墓志铭。

奉议郎潘先生鲠

潘鲠，字昌言，是齐安人，跟随周氏学习。元丰年间考中进士，授予蕲水县尉，升任和州防御推官，担任江州瑞昌县知县，升任吉州军事推官，

译他以奉议郎的身份退休。张耒为他撰写墓志铭说：“齐安有一位君子，名叫潘昌言。他的学问纯正，他的言辞典雅。他在家对孝悌之道十分笃实，他做官时恩惠下属、爱护百姓。真是位君子啊！”著有《春秋断义》十二卷、《讲义》十五卷，《易要义》三卷。

译曾先生伉

曾伉，是周公辟的门人。熙宁二年，应三司条例司的请求，派遣先生以及程伯淳（颢）、刘执中（彝）、卢仲甫（秉）、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王宽廉八人前往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等方面的利弊。（参见《资治通鉴》。）

◆傅氏家学（古灵再传）

县令傅先生希龙

傅希龙，是仙游人。他是傅楫的侄子，担任漳浦县令。因为不依附蔡京、蔡卞，被列入邪等，傅楫说：“没有辜负我的学问！”

◆管氏门人

隐君林塘奥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是瑞安人。年少时就有志气操守。起初学习进士考试的声律，后来他说：“古人的学问不是这样的。”于是专心钻研各种经典。听说括苍的管师常精通《春秋》，便前往拜师学习。遭遇父亲丧事，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不吃任何草木滋生的食物。临川王氏的《三经新义》推行时，先生唯独不趋附新学，以《春秋》教授乡里人。后来《春秋》被当时朝廷禁止，他便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建造房屋亲自耕种，修建萱堂来奉养母亲。有人劝他做官，他不回答。他讲论古今，一定先注重实践而后才谈文章，说：“根本没有确立，枝节又有什么用呢？”县里的官员刚上任，都来拜见，对他执弟子礼。母亲去世时，已九十多岁，他白头守孝如同父亲去世时一样，人们认为这很难做到。建中靖国年间，他无病而逝。周行已在《沈子正墓铭》中说：“河南程正叔、京兆吕与叔、括苍管深之与介夫，都传授古道，是名世的宗师。只是这本书写成后没有示人，所以世间没有流传。”学者称他为塘奥先生。（云濠按：谢山《札记》，先生著有《塘奥集》、《三游集》。）

（梓材谨按：管卧云附弟弟传并及门人林塘奥传，黄氏原本在《安定学案》中。后来谢山特别设立《古灵学案》，并且为二管各立一传，所以在安定卷中删去卧云原传而将林氏传移入此卷。）

◆林氏门人（古灵三传）

沈石经先生躬行（另见《周许诸儒学案》）

陈襄，字述古，是侯官人。学者称他为古灵先生。当时，学者正沉迷于雕琢辞藻的文章，以辞藻华丽互相夸耀，所谓知天尽性的学说，都被指为迂阔，士人也都不讲求。先生唯独有志于传道，与同乡陈烈、郑穆、周希孟结为朋友，气质古朴行为高尚，以天下重任为己任。听到的人起初都嘲笑他，先生不为所动，亲身实践更加坚定，学者也渐渐被感化，多跟随他游学，于是闽海一带就有了“四先生”的名号。虽然有狂放傲慢不可约束的人，也不敢在他的门前失礼。不久，四先生的名声传遍天下，有从远方来受教的。先生以进士身份担任浦城县簿，县里缺令，先生代理县令事务，断案明决，没有人能因私事干扰他。他首先兴办学校，为诸生讲学，跟随他学习的有五百多人，其中章衡最终成为名臣。部使者安积来到该县，先生以十件事陈述给他，安积认为正确，都予以施行。因升迁担任仙居县令，仙居是山区县，不知道学习，先生兴办学校、考核诸生像浦城一样。有问难的人，趁先生听讼的空闲，进入公堂问学。偶尔出行巡视，遇到山谷中有小学，就下车为童子们讲经。跟随学习的人渐渐增多，管师复兄弟最终成为名儒。升迁为著作佐郎、知河阳县，仙居百姓攀车遮道，几乎不能出境。当时富郑公统帅河阳，一见先生，厚待他。先生兴办学校、考核诸生像仙居一样。有人向富公诽谤说：“这是骗取子弟们的学费罢了！”富公告诉先生，先生说：“自我反省觉得理直，何必嫌忌别人的言论！”有人劝先生停止讲学，回答说：“因为我是官员，致使诸生不能闻道，我以此为耻。”讲学更加尽力。富公久而久之更加惊奇他，入朝为相，推荐他为太常博士，召试秘阁校理，不久判祠部。译经僧法护上奏，请求度化十名僧人，赵〇也请求在列子庙中三年度一名道士，先生坚决执行不允，并且请求禁止宫闱近臣妄自陈乞。因此被解除祠部职务，编修昭文馆书籍。不久以祠部员外郎身份知常州，再次兴办学校、考核诸生像河阳一样。当时承接安定先生湖学之后，东南讲学稍衰，先生再次振兴它，由顾临主持，每天早晨亲自前往，与诸生讲经义，同时裁决吏事，于是毗陵的盛况，可与湖学相比。常州运河横截震泽，积水不能北流入江，成为吴下民田的祸害。先生以运河的丈尺，对应民田的步亩，分派浚治，深度宽度有制度，不到一个月完成，于是削去望亭古堰，震泽积水才得以北流，田患由此消除。升迁为司封员外郎，担任开封府推官。将要出发时，得到公库杂收无名钱数百万，用来偿还积年未清的官债。入朝为三司判官，出使辽国。不久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等。先生推荐可以担任太学师长的四人，小程子是其中之一。不久罢免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旧例，左右史依次知制诰，而台杂则迁三司副使。于是有旨令候知制诰空缺，召试，先生推辞说

译陛下以道义驱使臣下，臣怎敢不唯命是从，岂敢计较资历地位，以此作为轻重标准。况且知杂御史的职责，对上辅助朝政，对下整肃御史台的纲纪，哪里会顾惜宠禄排在后面呢。如果有顾虑回避之心，自身尚且不能端正，怎能端正他人。」于是皇帝允许追回并停止之前的任命。

这时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先生极力进言青苗法不便，五次上奏都没有得到回复。他在第四道奏章中说：「臣观察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奏请，无不引用经典作为言论依据，但实际上却是借贷给百姓以谋取利益，这不过是管仲、商鞅的权术罢了。臣希望陛下做尧、舜那样的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不希望陛下做霸主。陛下拥有中国，疆域万里，内部没有强臣敌国的祸患，外部没有西戎、北狄的灾难。四海九州的赋税，供给使用并不匮乏。不在这个时候与庙堂大臣坐而论道，施行王道政治，反而琐碎地从事均输、借贷之事，臣私下为此感到惋惜！」

第五道奏章说：「误导陛下的是王安石。误导王安石的是吕惠卿。王安石凭借强硬的辩才在前迷惑陛下，吕惠卿策划诡诈的计谋在后暗中助势，所以即使陛下极其圣明，也不能没有疑惑。近来中丞吕公着以下的人，都因不称职请求责罚降职，臣独自谦卑不敢请求的，还希望以犬马般的忠诚，一旦使圣意醒悟，允许将青苗法交给百官集体商议。如果臣等人的话不对，甘愿接受远窜的惩罚；如果是对的，那么请求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

又说：「刘述、刘琦、钱顗等都因进言事理被责罚降职，范纯仁因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张悖逆到了这种地步，臣非常担忧。请求免除他们的罪责，以彰显大有包容的德行。又请求召还范纯仁，以满足众人的期望。」

又说：「中丞吕公着因面陈之言被罢职外放郡守，王安石增改诏书文辞，暴露宣扬他的话，想要中伤他，尤其失于事理体统。右正言李常待罪，两个月没有批复，必定不是陛下的本意。」

又说：「韩绛因为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长官而成为参知政事，这是以利进身，自古以来进用大臣未曾有过。」

又说李南公、李定不可任用，王子韶是小人。于是神宗下诏，召先生试任知制诰，但所上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予下发。先生推辞说：「臣的言论不能开悟圣心，正等待不称职的罪责，还不知道贬谪何处，召试不是臣敢担当的。王安石正派人催促先生接受任命，看到奏章非常恼恨，商议外放先生为陕西转运使。皇上说：「陈襄精通经术，应该在讲筵任职。」于是又命令他修撰起居注，直舍人院，兼任天章阁侍讲，先生坚决推辞。神宗赐下手诏说：「卿因进言事理未遂，不接受知制诰的任命，而且请求外补。朕仰慕卿的经术，深深惋惜卿远去，特意恢复旧职，希望能在经席左右，逐渐切磋道义。来奏尚且想要坚决推辞，难道是不完全了解朕的心意吗？退还卿的来章，应当立即就职。」先生不敢再推辞。

第二年，最终任用为知制诰。王安石始终想外放他，皇上不许，下诏让他直学士院。王安石厌恶他不止，以起草河北诏书说「水不润下」，中书省修改了它；又赦文中有「奉祠紫宫」的话，犯了俗忌。先生请求外放，于是任知陈州。不久，调任杭州。先生因为杭州的学校不兴盛，再次修筑聚讲场所如同在常州时一样，并且修筑六井水利。不久又任知陈州，其讲学情况如同在杭州时一样。

熙宁八年，召还，任知银台司，升任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第二年，兼任侍讲。又过一年，任命为郊祀礼仪使，详定郊庙礼乐。

元丰二年，判尚书都省。神宗正有意大用他，而先生生病了。第二年，去世。妻子儿女询问遗言，他索要笔写下「先圣先师」四个字。追赠给事中。后来屡次追赠少师，谥号忠文。所著书籍有《易义》、《中庸义》、《古靈集》二十五卷。（云濠按：先生所著书籍还有《州县提纲》。其《古靈集》二十五卷，是先生的儿子陈绍夫所编。《居易录》称为二十卷，大概是没见到完整版本。）

先生一言一行，都以古人为法则，喜怒不形于色。王安石退位时，先生在讲筵，推荐司马光以下三十三人，神宗认为很好但不能全部任用。元佑年间的名臣，都在其中。南渡后，高宗得到他的草稿，下诏示天下，作为推荐人才的法则。

译祖望谨按：宋仁宗时期，安定先生从南方兴起，泰山先生从北方兴起，天下的士人追随他们的人像云一样聚集，正统的学术从此开始发端。闽海古灵先生比安定先生稍晚，但他勤勉不懈地讲论道义，则与安定先生不相上下。安定先生的门下，先后有一千七百多名弟子，泰山先生不及他，而古灵先生的弟子也超过千人。安定门下的孙莘老、管卧云等人，都是同时师从古灵先生的。当时，濂溪已经在南方兴起，涑水、横渠、康节、明道等兄弟也在北方兴起，直接登上了圣人的殿堂。古灵先生的造诣虽然不如他们，但他倡导道义的功效，确实仅次于安定、泰山，比起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算是先驱者了。所以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学案》，并将郑氏、陈氏、周氏三位先生并列列在后面。

古灵先生文集

隐居以求实现志向，古人崇尚这种行为。然而有圣人的隐居，有贤人的隐居，有耿介之士的隐居。圣人的隐居，是顺应天命而等待时机，时机未到就潜藏，时机到来就奋起，蜿蜒曲折，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神妙，舜、伊尹就是这样的。贤人的隐居，是涵养正气以蓄积德行，平常的言语行为，身处贫贱却快乐，颜回、曾参就是这样的。耿介之士的隐居，只是洁身自好而不拖累世俗，足以自我修养但不足以忧虑天下，长沮、桀溺就是这样的，这是君子所不做的。（《与章表民》。）

后辈进士来到这里，也是早晚不停地有所勉励。然而前进时认为是正确的，后退时又产生怀疑，所以我每天为此担忧，恐怕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与陈砥》。）

喜好善行的人，只怕有所不知。喜好做善事的人，只怕被人知晓。（《答黄殿丞》。）

不背离经典而运用权变，不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

看不是端正的颜色，叫做不明；听不是端正的言语，叫做不聪。所以君子不因为耳目亲近小人，不让小人扰乱视听。（以上《与安度支》。）

圣人的经典，等待人来传承。应当阐明大义，评判各家不同的说法，以展示给后学，不应该有所推让。（《答许太博》。）

我其他方面没有一二处达到古人的水平，至于喜好别人的善行，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则似乎有这一点。（《答周有终》。）

君子担心自己不能立身，不担心不能写文章。德行达到了，言语也就达到了。（《与元屯田》。）

常担忧近世的士人，沉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道先王礼义的大义。上自王公，下至士人，他们选拔人才，没有不以擅长辞章为能干的，把坚守经典、践行正道的人视为迂阔。天下的士人习惯如此，已经蒙蔽了他们的耳目，而不能纠正了。我自任职以来，以振兴学校、培养士人为首要任务，以通晓经典、笃实行为为第一选择，以此来等待有志之士。那些四方求学的人不远千里而来，他们也对这里有所期望。我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不足以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希望能得到先生共同以德行、道艺来教导。（《与顾临》。）

大凡人生来与万物一起生长，成长中与万物一起变化，终身与万物一起浮沉，以此来追求达到圣人的境界，难啊！孔子对颜渊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然后“天下归仁”。

现在有裸着身体倒着走的人，看到的人说：“这是疯狂失心的人！”至于学者丧失了他的本心，不仅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指出他，难道不应该大大地自我惊惧，持守遵循而修身反省吗？（以上《答徐洪》。）

距离圣人越来越远，老庄、周、杨、墨的学说遍布天下，所以后来学习孔子的人，见闻多则容易，谨慎选择则难。自从韩愈以来，已经二百多年了。季甫近来对我们儒家有功，您谨慎地折中评判吧。（《答周公辟》。）

君子所贵在身上的，只是道罢了。不随便求利，不随便进取，不随便获取，只以义为准则。（《答元屯田》。）

行动与停止取决于天，进取与退却取决于自己。（《与富相公》。）

古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安葬时希望他们回归，祭祀时希望他们安宁，附祭时希望他们存在而不被遗忘，哭泣时有倚庐，侍奉时有祖庙。在墓旁建庐，不是古制。（《答刘太博》。）

古代的圣贤存养他们的心，看待天下的百姓如同看待自己的子女。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不能安于自身，说：“上天借我的手来养育他们，我怎么忍心不顾呢！”所以禹、稷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伊尹五次就任于桀，太公七十岁归附周朝，孔子惶惶然奔走于诸侯之国。他们难道不知道养心治气、安逸快乐的乐趣，一亩宅地可以终身欣然而忘记天下吗？现在的做官的人，给他们俸禄就接受，至于百姓有死亡危苦就听之任之，又怎么知道敬畏天命而怜悯人的穷困呢？近来看到钦之在河阳，他的议论确实很好，然而不知道他的仁德。现在将有百姓社稷来施政，我在这里观察。钦之努力吧！（《与傅察推序》。）

在大道上行走，在至义的源头养心，在《诗》、《书》的和谐中游泳，在《易》、《春秋》的微妙中沉潜，用文艺来广博，用礼法来约束，而归于真诚，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吧！（《送管师常序》。）

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究事物以穷尽道理，明晓道理以穷尽

译本性，调和本性以穷尽神妙。（《送章衡序》。）

祖望谨按：古灵先生在南岭一带崛起，弘扬光大正统的学问。虽然他的言论中还有不够圆融贯通的地方，比如这五句话就是如此，但他的主要旨意已经与关学、洛学的要义相通，与石介、苏辙等人相比，则更为精微深入了。

译不要追求虚名，不要超越次第去学习，不要急于奔走竞争。

君子的道理，用端正来持守它，用通达来践行它。端正是道的常理，通达是道的权变，两者相辅相成。什么是端正？回答说：中庸就是。什么是通达？回答说：顺应时宜的意义就是。用仁来安身，用义来行事，端正就在其中了；用智来变通，用礼来调和，通达就在其中了。君子懂得这四点，所以能保全自身。平常言语要守信，平常行为要谨慎，鸡鸣就起床，勤勉地持守而不丧失，这种善于持守，就叫做端正。万物相互感应而产生真情与虚伪，万物相互交往而产生利益与危害，所以道有闭塞与通泰，时有危险与平易，而用屈伸、言语与沉默的变化来济助，就叫做通达。

真诚达到高明博厚而不停息，然后才能安定。光明达到广大精微而不迷惑，然后才能应对。

聪明不足以自我倚仗，权势不足以自我私享。

圣人先获得真诚，真诚就光明。贤人，是思考真诚的人，因为光明而后真诚。保持那所谓端正而公正的，去除那所谓邪恶而私利的，这叫做选择善；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保持警惕谨慎，这叫做慎独。并且固执地坚守，这叫做光明就真诚了。

我怜悯你县百姓不知道做学问，父子兄弟不互相孝顺友爱，乡党邻里不互相慰问救济，他们的心只汲汲于争夺财利为事，以至于自身触犯刑律，遭受鞭打流血而不知道停止。无奈奉行天子的教条，不能私自宽恕，每惩罚一个人，就像割伤自己的皮肤头发一样痛苦。而你们不知道我的心意，反而互相煽动，制造诉讼形成案件，自以为能干，使我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这到底是什么心思！然而并不是你们百姓乐于这样做，大概是不懂得读书的缘故吧。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忠信的人。你们父老回去告诉子弟，让他们来学习，我将选择明师来教导他们。

做我的百姓，父亲要义，母亲要慈，兄长要友，弟弟要恭，儿子要孝，夫妇要有恩，男女要有别，子弟要学习，乡里要有礼，贫穷患难时，亲戚要互相救助，婚姻死丧时，邻居要互相协助，不要懒惰农桑，不要做盗贼，不要学赌博，不要喜好争讼，不要用恶欺凌善，不要用富吞并贫，走路的人要让路，耕田的人要让田界，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这就是礼义的习俗了。

设立学校，不是为了教人写文章来获取利禄，应当让求学的人首先明白《周礼》三物的要点，使他们有所心得于心而表现于事物，然后才可以谈论做官。

古灵语录

人不可以被人所包容。

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是我们这类人的职责。

世上想要让君主成为尧舜的人，不如寻求大贤而进用他。

祖望谨按：王偁写《陈古灵传》，诋毁他迂阔，我心里暗自觉得奇怪，认为王偁不应该乖谬到这种地步。等到读了程俱的《北山小集》，才知道这话本于《绍圣实录》，而王偁不审慎就把它当作事实了。北山说：“襄所推荐的三十多人，他们的学问都不认同当时所建立的（新法）。襄的品行，由此可以知道了。”北山又说：“襄的美德，因为壬午年的诏书而更加显明。”（梓材案：“壬午”应当作“壬子”。）

熙宁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贤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司马光，一向有品行实绩，忠诚刚直，以道义自任，博通书史之学，可以备顾问。

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吏部侍郎、知许州的韩维，器质方正厚重，学问也纯正，懂得尽心性理之说，内在得道，可以应对外务。

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户部副使、提举崇福宫的吕公著，道德纯正光明，学问有本源，侍奉君主以进贤汲善为己任。（以上三人都是股肱心腹之臣，不应当长期在外。）

秘书监、集贤院学士、知杭州的苏颂，擅长史学，本朝典故，大多熟悉通达，可以充任编撰之职。

右司谏、直集贤院的孙觉，通晓经术义理之学，端良信厚，足以镇抚浮薄急功近利的世风。

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齐州的李常，性情品行纯正，兼治经术，可以比作孙觉。

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和州的范纯仁，器识通达明达，忠义刚直，足以成就大事。（以上三人可以充任侍从。）

祠部员外郎、直史馆、代理河中府的苏轼，豪迈俊逸端正，虽然不擅长经术，但百家之书无所不览，文辞美丽，尤其通晓政事。

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代理洪州的曾巩，文辞典雅，与苏轼各成一体。（二人可以备作文翰。）

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注的孙洙，博学能文，所坚守的也端正，兼明世务，可以充任史臣。

秘书丞、集贤校理王存，学问品行

译素来庄重，为人持重而有操守，不因权势利诱而改变志向。

太子中允、判武学顾临，才华豪迈、气节刚正，兼具见识谋略，乐于听取批评意见，可以托付危难之事。

译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林希，年少时就有文采和德行。

祖望谨按：这三十三个人中，只有这个人晚年节操不能始终如一。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师中，人们多称赞他有才能，可以担任边疆统帅。

兵部员外郎傅尧俞，依据道义决定去留，有古代诤臣的风范。

太常博士、河东提刑胡宗愈，文章纯正，行为循礼，兼通经术。（以上三人，因进言未被宽恕而恢复官职。）

前著作佐郎王安国，才器磊落，虽因罪被废黜，仍不忘进取学问。

太子中允、应天签判刘挚，性情品行端正纯厚，辞章学问渊博深远。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研习经学且有德行，不妄求进身，可以充任台阁之职。

太子中允、监西京洛河竹木务程颐，性情品行端正纯厚，明晓义理，可以备任风宪之职。

太子中允、权发遣淮南西路运判刘宰，年少时研习经术，兼有文采和德行，可以备任台阁之职。

殿中丞、充秦凤熙河路勾当官薛昌朝，才质俱佳，持守端正刚直，可以安置于台阁。

著作佐郎、崇文校书张载，修养心性，事奉大道，不妄求仕进，西方学者中，仅此一人而已。

兴国军掌书记苏辙，学问和文章虽然不如苏轼，但沉静厚重超过他。

前台州司户、今召试馆阁孔文忠，性情品行淳厚精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吴贲，以孝行闻名，研习经学，尤其尽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吴恕，器量见识醇正深厚，学问通达义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县林英，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刚直而不屈服。

都官员外郎、监泗州仓孙奕，品行在乡里著称，节操信义在朋友间传颂，所到之处以善政闻名，可以担任一路长官。

著作佐郎、监扬州粮料院林旦，通达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监衡州盐仓邹何，操守品行端正，吏治才能通达敏捷。

大理评事唐垧，性情虽然轻浮，但才思明敏，因进言被贬，如今监杭州龙山税，流落远方。

前监安上门、英州安置、勒停郑侠愚直敢言，出于忠义，希望陛下怜悯，让他得以生还。

祖望谨按：古灵先生讲学，以诚明为主旨。他在朝廷任职，尤其以推荐贤才为急务。如今看他品评这三十三人，自司马光、申公、韩琦、范纯仁、刘挚、王安石等大臣，没有不符合他们性行特点的。他评价横渠先生则说“西方学者，仅此一人而已”，评价东坡则说“不擅长经术”，由此即可看出先生学问的纯正，所以全部记录下来。他生平向当权者推荐的人才还很多，如今都附载在后面。

与陈安抚荐士书（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学精通经学，具备文、武之道，而且实用不迂腐，虽然年老，仍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贤明，笃信古学。

颍州司法刘彝，他的政绩与学问，通达根本要点。

合肥主簿孙觉，才质老成，经学研究渐有本源，文辞简练精粹。

扬州孙处，高洁耿介，喜好古学且志在求道，安于贫困不仕，文辞必定达到义理境界。

衢州江山县周颖，刚毅重义，孝顺友爱，不畏强暴。

越州萧山县吴孜，勇于践行道义，年少时习得声律之学，后来约束心性于义理，甘受贫困以奉养双亲。（这两人即陈烈、郑穆。）

祖望谨按：他的《与韩丞相荐士书》（十七人）说：“知绵州龙安县刘宰，虔州推官吴贲，前沣阳县令、监泰州如〇盐仓盛侨，松阳县令余京，上虞县令丁〇，江宁府监上元县管师忠，长垣县主簿孙路。（以上都是文采德行、经术之士。）沂州防御推官宋希元，郏县尉吴道，郓州观察推官许世安，监池州酒务杨国宝，前泾州观察判官王岩叟，明州鄞县县尉陈颐。（以上都是意志坚强、力行之士。）左军巡院判官黄皓，节度推官曾华旦，大理寺丞黄漠，松溪县令贾易。（以上都是干练能事之士。）”他的《与蔡舍人荐士书》（八人）说：“太学直讲胡瑗，进士吴孜、管忠、任原、倪天隐、张京，明经科顾临，又友人陈烈。”这些都是古灵先生尚未显达时所推荐的人。等到他修撰起居注时，就推荐常秩；担任侍御史时，就推荐陈烈；统领国子监事时，就推荐常秩、陈烈、程颐、管忠；知杭州时，就推荐吴师仁；担任枢密直学士时，又推荐陈烈；他考试士子时，则推荐陆佃。而他推荐这三十三人最晚。能留心天下人才，没有超过先生的了。其中多是讲学儒者，自胡公、二程、张先生之外，盛侨、吴孜、刘彝、顾临、张颖、倪天隐，都是安定先生的弟子；杨国宝、贾易，都是伊川先生的弟子；而孙觉、管忠，则是先生的门徒而最终在安定先生门下完成学业的。只有常秩、林希辜负了先生的举荐。先生又曾以徂徕山人的忠义经术，请求授予其子官职。

（梓材谨按：先生所推荐的还有礼祠客膳

译四部主簿黄庭佥，见于《黄豫章外集》。）

◆古灵讲友

祭酒郑闳中先生穆

译郑穆，字闳中，是侯官人。“四先生”之一。他为人纯正谨慎，喜爱学习，读书到了忘记梳洗的地步。进退举止必定符合礼法。门徒有上千人。他凭借进士身份担任寿安县主簿，被召入朝担任国子监直讲，不久编集贤馆书籍，累积官职至太常博士，以集贤校理的身份通判汾州。熙宁三年，被召入朝担任岐王侍讲，又担任嘉王侍讲。神宗对古灵说：“像郑穆这样的德行，才足以辅佐君王啊。”他在馆阁任职三十年，而在王府任职十二年，如果不是公事，不去拜访执政大臣的门庭。讲解经书时，凡是能起到劝诫作用的，必定反复摘取诵读，两位王爷都对他恭敬有礼。元丰三年，以朝散大夫的身份出任越州知州。在此之前，鉴湖干旱，百姓因此在湖中种田，绵延百里，官府将其登记并征税。随后连年水灾泛滥，百姓拖欠官府租税将近万缗，郑穆全部上奏免除。任期未满便请求退休，管理杭州洞霄宫。元佑初年，被召入朝任命为国子祭酒，每次坐在讲席上，无论寒暑都不间断，即使是童子，也必定穿着朝服迎接，以礼送迎，学者们尊重他的德行而信服他的教化。老朋友张景晟去世，留下五百两白金，托付孤儿。郑穆说：“抚恤孤儿，是我的本分，金子有什么用！”退还金子而抚养他的儿子。第三年，扬王、荆王都请求让他担任讲官，他解除祭酒职务，以直集贤院的身份充任荆王府侍讲。荆王去世，又担任扬王府翊善。太学诸生请求他留任，皇帝下诏让他继续担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第四年，任命为给事中，兼任祭酒。第二年，升任宝文阁待制，兼任官职如故。第二年，请求退休，皇帝下诏让他提举洞霄宫退休。太学诸生数千人呈状向宰相请求挽留，范淳夫说：“郑穆虽然年龄超过七十，但精力仍然强健。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有不能谢恩的，就赐给他几杖。祭酒处于师长的地位，正应当由老成持重的人担任，希望不要轻率听从他离去。”于是引用唐代韩愈挽留孔戣的旧例。没有回复。于是公卿大夫各自作诗赠别，太学师生在汴京东门之外为他送行，围观的京城百姓像墙一样密集。范淳夫的诗说：“顾我言非韩吏部，多公节似孔。”第二年，去世。郑穆的著述没有流传下来，古灵评价他“在道上深造，心地仁爱气息纯正，勇于行义，文章广博而雄壮。”范淳夫也说：“闳中真是长者。元佑年间的盛世，群贤都在朝廷，担任祭酒的，前推郑穆，后推颜复，都是真正的儒者。”

直讲陈季甫先生烈

陈烈，字季慈，是侯官人。学者称他为季甫先生。他天性耿介独特，笃行孝悌友爱。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五天水米不进。从壮年到老年，供奉祭祀如同父母在世时的礼节，起居早晚从未停止。一天，梦中穿着丧服在中庭哭祭父母，哀声震动了门外，家人听到，而先生还没有醒来。他曾对古灵说：“我陈烈今天即使得到尊荣，父母却看不见了，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他无意于仕途。努力学习卓尔不群，平日端庄严肃，整天不说话。即使对待童仆，也如同面对贵宾。乡里有冠婚丧祭之事，被邀请后才前往。跟随他学习的人有数百人。父兄训诫子弟，必定举出他的言行来规劝。庆历初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中选，于是不再赴礼部应试。有人劝他做官，他说：“伊尹坚守道义，成汤三次用币帛聘请。吕望持守诚信，文王载他一同归来。如今天子仁圣喜爱贤才，有汤、文之心，难道没有像伊尹、吕望那样的先觉者吗！”仁宗因为大臣的推荐，多次下诏征召，他都不起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的学问还没有完成。”从此交章论举，先生的志向没有丝毫改变。古灵常对人说：“世人多认为季甫是洁身自好不做官的一类人，不对。大概他的志向在于孔、孟之道，不肯苟且进取罢了。”嘉佑年间，下诏授予他本州教授，他不接受。而福建提刑王陶上奏说先生“因为妻子林氏疾病丑瘦，遣送回家，十年不探望。陈烈，是贪婪欺诈的人。已经下达的命令，请求赐予削夺”。司马温公在谏院，上言说：“我向来不认识陈烈，不知道他究竟如何。只看到国家常常担忧士人不修名节，所以举荐陈烈来奖励风俗。如果陈烈平生的操守出于诚实，虽然有迂阔的行为，不符合中道，仍然是守节之士，也应当保全他。希望委派公正的官吏，通晓儒术、识大体的人核实。如果只是夫妇不相安和，就让他们离异而洗清他的过错，希望他日后能舒展眉头。如果再败坏名教，就严厉赐以刑诛，并治举荐者的罪，以彰明至公。”于是王陶的奏章没有施行。第二年，欧阳公再次推荐他的品行，任命为国子直讲，他终究不出任。很久以后，下诏允许顺从他的志向，以宣德郎的身份退休。在此之前，古灵在御史台举荐先生自代，称他的道已经达到大贤的境界。然而先生的行为过于拘谨，所以最终多有人怀疑他是矫饰虚伪，都是王陶这一类人。元佑初年，再次下诏任命他为本州教授，他不接受俸禄，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劣食物，处之泰然。稍有余钱，就用来周济贫困的人。七十六岁时去世。

译士建中，赵狩（另见《泰山学案》）。

译（私淑弟子）李缊（另见《泰山学案》）

刘颜（儿子）庠

（附师高弁。）曹起（附见《泰山学案》。）

（与泰山先生志同道合。）张洞（另见《泰山学案》。）

王开祖

丁昌期（儿子）宽夫

（儿子）廉夫

（儿子）志夫

吴师仁（弟弟）师礼

杨适 王说（见下文《鄞江家学》。）

杜醇

王致（侄子）说（儿子）珩（孙子）勋（曾孙）正己

（侄子）该（儿子）瓘

周师厚（儿子）锷（见上文《西湖门人》。）

（儿子）铢

史简（儿子）韶（见上文《西湖门人》。）

丰稷（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袁毂（见下文《西湖门人》。）

汪洙（儿子）思温（孙子）大猷（另见《龟山学案》。）

姚孳

俞伟

陈摅

楼郁（儿子）常（玄孙）钥（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与安定先生志同道合。）丰稷（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袁毂（儿子）灼（玄孙）燮（另立《絜斋学案》。）

罗适（另见《安定学案》。）

周锷

史诏（孙子）浩（另见《横浦学案》。）（曾孙）弥忠

（曾孙）弥巩

（曾孙）弥林（均见《慈湖学案》。）

舒亶

章望之

黄晞

（与古灵先生志同道合。）

侯可（孙子）仲良（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申颜

（关学的先驱。）

宇文之邵

（蜀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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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刘诸儒学案

祖望谨案：庆历年间，学术流派四方兴起。齐、鲁之地有士建中、刘颜辅佐泰山先生而兴起。浙东有明州的杨、杜五子，永嘉的儒者志、经行二子，浙西有杭州的吴存仁，都与安定湖学相呼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也是古灵先生一类的人。关中的申、侯二子，实际上开启了横渠先生的先声。蜀中有宇文止止，实际上开启了范正献公的先声。筚路蓝缕，开辟山林，这些都是序录者所不应遗漏的。因此撰写《士刘诸儒学案》。（梓材案：此卷《学案》也是谢山特别设立的。吴存仁应当是吴师仁。）

◆泰山同调

评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郓州人。（云濠案：谢山《札记》说：“是大名府魏县人。”）他是泰山先生的孙辈，同时讲学兴起，泰山先生所推重的人中，先生排第一，而石徂徕排第二。泰山先生赠给徂徕的诗说：“攘臂欲为万丈戈，力与熙道攻浮伪。”又曾向范文正公推荐他。而徂徕傲视一切，他所信服的人，除了泰山先生外，只有先生。他的文集《与蔡副枢书》中，极力推荐先生。先生所著述的，如《道论》用来阐述帝王之道，《原福》用来探究祸福的根本，《原鬼》用来阐明鬼神的道理，《随时解》用来著述守正背邪、舍近求远的学说，都是纯正儒者的言论。后来他以进士身份被授予评事，治理魏县。不知他的官爵最终止于何处。（云濠案：《札记》说是校书郎。）

祖望谨案：先生曾经因为泰山先生五十岁还未娶妻，谋划为他购买田宅以安置家室，其古道热肠可以想见。至于规劝徂徕，说他未达到中正之道，尤其切中他的弊端。这是伊洛学派以前躬行实践的君子，而世间没有流传。祖望编修《学案》，姑且为他补写传记，使他不致默默无闻。

主簿刘子望先生颜（附师高弁）

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幼年丧父，喜好古学，学习不局限于章句训诂，拜高侍御弁为师。考中进士，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身份担任龙兴县知县，因事获罪被免职。很久之后，被授予徐州文学。居住在乡里，教授数百人。采集汉、唐的奏议编成《辅弼名对》，冯元、刘筠、錢易、蔡齐上奏此书，被任命为任城主簿。发生饥荒时，发放大户人家积存的粮食，救活了数千人。李文定迪担任〇州、青州知州时，都征辟他作为从事。去世。著有《儒术通要》、《经济枢言》等几十篇。石徂徕看到他的书，感叹说：“恨不在弟子之列！”儿子庠。（参考史传。）

◆安定同调

进士王儒志先生开祖

王开祖，字景山，永嘉人。学者称他为儒志先生。皇佑年间进士，不仕，闭门著书，跟随他学习的人常有数百人。又因推荐被召试贤良方正科，未赴任而去世。先生见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编》说：“《复》

译“性”是“情”的居所；《〇妄》是“诚”的根源。又说：“学者脱离本性而谈论情感，怎么能不认为情感是恶的呢？”又说：“假使孔子在当时被任用，那么《六经》的道理反而不如现在这样显著。”又说：“从孟子以来，道学就不明晰了。如今我将阐述尧、舜的大道，论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之道，堵塞淫邪的途径，开启皇极的大门。我是敬畏上天的人，哪里是不得已呢！”他的言论就是这样。这时伊洛学派尚未出现，安定、泰山、徂徕、古灵等几位先生刚刚兴起，而先生的言论实际上远远与他们相呼应。永嘉后来问学之风的兴盛，大概是以他的言论为基础开始的。可惜他寿命只有三十二岁，未能看到他的最终归宿，这真是令人惋惜啊。

译儒志编

仪容不欺骗草木，幽暗处不欺骗鬼神，言语不欺骗孩童，行动不欺骗愚昧之人。

目光凝聚于鼻端，心神游移于腰带之间，这是控制心念的方法，并非治理心性的方法。坐着时看见心存在于室内，行走时看见心立于车舆之上，这是治理心性的方法，并非涵养心性的方法。

半夜在幽静的室内休息，我内心清明的状态便回来了。孝悌忠信，便在此时产生。

舜和周公坐着等待天亮，急切地践行道义而不敢忘记。

心动则气息阻滞，心向外思虑则气息昏沉耗散。

情感本源于本性则端正，背离本性则邪僻。

君子的道始于《复》卦，成于《泰》卦，极于《夬》卦。小人的道始于《姤》卦，成于《否》卦，极于《剥》卦。

君子的德行，无不源于真诚。真诚，那么事物到来时就像照镜子一样清晰。

君子有天下的私心，小人有自身的公心。

胶柱鼓瑟不能求得五音的和谐，方轮驾车不能到达千里的远方。拘泥于平庸言论的人没有通权达变的谋略，固守刻板见解的人没有超越常人的功绩。

蜡烛，拿着它的人不如跟随它的人看得清楚。下棋，下棋的人不如旁观的人看得详尽。人的智慧，对别人长处看得清，对自己短处看不准。评判别人的是非容易，评判自己的是非困难。李翱说：“凡是考虑自己的事情就不明察，判断别人的事情就一定明察。”这是因为对自己有私心而对别人公正。言论不实行则言论隐没，知识不实行则知识隐没。

道充实的人需要等待时机来运用，事物干枯的人需要润泽来滋养。需要等待时机的人是养育他人的，需要润泽的人是受他人养育的，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丁经行先生昌期（附子宽夫、廉夫的、志夫。）

丁昌期，是永嘉人。学者称他为经行先生。永嘉师道的建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继承者是塘奥先生林氏，是安定先生、古灵先生的再传弟子；而先生参与其中。他家世代以笃实的行为著称，到了先生，尤其精通经术，曾建造醉经堂来讲学。三个儿子：宽夫，是乡贡进士；廉夫，被举荐为八行；志夫，是进士。兄弟喜好古学，清高修身，互相以师友相待，各自将所得向父亲请教，不随意苟同，说：“这道理是天下共有的，不可在家庭中有偏私。”尤其排斥佛教的说法，丧葬祭祀无不依据古礼。

宫教吴先生师仁

吴师仁，字坦求，是钱塘人。陈古灵担任郡守时，以遗逸的身份向朝廷推荐他。元佑初年，被召为太学正，升任博士。后来担任吴王宫教授，去世。先生行为纯正，器量见识高远，曾在太学学习，名声在士大夫中传播。参加科举未中，退居乡间，安于贫困坚守道义。每次教导学者以诚明义理之学，不从事异端学说，士风因此向他看齐。（参考《两浙名贤录》。）

（梓材谨案：谢山《学案序录稿底》及刊本都写作“杭之吴存仁”。〇查阅简策，古灵时期杭州的乡先生只有名师仁者，“存仁”的“存”应当是笔误。）

助教杨大隐先生适

杨适，字安道，是慈溪人。隐居在大隐山。为人醇厚耿介，议论辩博平正。别人有善行就称赞，不善行就像没听说过一样。做学问重在自身践行，唯恐被别人知道。毁誉荣辱不使他的心动摇，别人无法亲近或疏远他。大概自比于仲元、叔度一类人。乡人敬畏他，互相交谈不用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大隐先生”。衣食仅够自给，不合道义的馈赠一介不取。亲自耕种供养父母，分赈济族中贫困者。邻居偷了他的庄稼，有人告诉他，先生脸色凝重地说：“他穷困潦倒而谋求生存罢了。不要治他的罪！”盗贼听说后惭愧悔改，此后没有敢欺侮他的。善于谈论治国之道，探究历代治乱的根本。孙威敏公杨沔从谏官出任浙东、浙西刑狱案，想见先生，先生不肯见。先生到越州时，范文正公范仲淹守越州，听说后，去见他，用车把他接到府中，先生淡泊无求，范仲淹更加认为他贤能。先生治经不固守章句，排斥佛教、老子的学说，诗歌卓越超迈，仪容伟岸，衣冠严整。起初与钱塘林逋交友，后来与同郡王致、杜醇结交，后辈没有不以他为师的。退居乡间四十年，德行越来越高，名声传到京城。仁宗下诏寻求遗逸，太守鲍柯将他的名字上报，赐给他粟帛。太守钱公辅又推荐他，授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州里派遣从事送达诏书袍笏，用车马随从迎接他，先生推辞不接受，逃走了。享年七十六岁。遗令在石圹前刻字说“宋隐人之墓”。熙宁二年，荥阳张峋写文章表彰他。（参考《四明文献集》。）

学师杜石台先生醇

杜醇，是越地的隐君子。居住在慈溪。做学问是为了自己，隐居不求别人知道。孝悌友爱在乡里著称，耕种养蚕钓鱼放牧来供养父母。通晓经术行为修洁，学者把他作为楷模。庆历年间，鄞县开始建立学校，县令王文公安石请先生做老师，他的信中说：“上天有这道，本来就是要公之于众。我先得到了，却不推广给别人，使别人和我一样拥有，这不是天意，而且我心里不忍。希望先生留下听从并赐临，安石也能有所听闻。”先生引用孟子、柳宗元的说法来推辞。再次写信强行起用他说：

译孟子说喜欢做别人老师的人，是说内心没有却装作有的，这难道是先生所说的吗？那些宗元哪里懂得道理！韩愈都不愿意做老师，那谁还能做老师呢？天下的读书人又将向谁学习呢？先生这才开始就任。慈溪县令林肇设立学校，又起用先生做老师，先生也坚决推辞，王安石写了《师说》来勉励他。两个县文风的兴盛，是从先生开始的。先生谈论《诗经》《尚书》不知疲倦，写的诗质朴而清丽，当时人们认为他的学问品行适合做别人的老师。（同上。）

译谢山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说：考察这五位先生，都隐居在草庐之中，不追求显达。而当时到浙江任职的州郡长官，如范文正公、孙威敏公，都提着衣襟请求拜见，唯恐错失他们。其中关系最亲近的，是王文公。至于陈、贾两位宰相，并非能够推崇贤才、礼遇士人的人，却也懂得以五位先生为重。当文公的新法推行时，大隐、石台、鄞江三位先生已经去世，西湖、桃源两位先生尚在人世，却不愿出山，去迎合功名仕途的机遇。他们的年高德望日益崇高，教化成就更加广泛，几十年以后，我的家乡于是被称为邹、鲁那样的圣贤之乡，粗布衣民变成了士大夫，他们的功绩是多么伟大啊！

处士王鄞江先生王致

王致，字君一，鄞县人。他与同郡的杨、杜两位先生是朋友，都凭借道义教化乡里，读书人子弟尊敬他们如师，称这三个人都为先生。他曾与州郡长官谈论政事，王文公王安石回信说：“不在其位，而爱民之心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可以称为仁了。”他七十岁时，乐于道义，安于贫困，妻子拾取遗落的谷穗，儿子捡拾掉落的柴火，胸怀浩然没有烦闷，乡人没有不推崇他的品行。（参见《四明文献集》。）

谢山在《辩鄞江墓志》中说：鄞江先生极受荆公（王安石）看重，他的墓志铭由荆公撰写，然而没有收录在荆公的文集中，只有旧志引用其中的话，说“四明地区著书立说的士人，从先生开始”罢了。直到闻〇泉撰写《鄞县志》，才全部录入了墓志全文。我怀疑其内容冗杂蔓衍，不像荆公的文风。等到看他所记载的门下弟子，除了丰稷、袁毂、周师厚等人之外，又提到游学的有张机、张邵、张郯、张祁等人。考察张郯、张祁都是张邵的弟弟。张邵是徽宗宣和三年的进士。建炎初年，他代理礼部使节出使金国，补任他的弟弟张祁为明州观察推官，于是定居在那里。张邵在绍兴十三年从金国归来，二十五年死在广德。而鄞江先生死于至和二年。张邵兄弟能够游学于他的门下，年龄最少也不低于二十岁，而从至和到宣和，总共六十七年才考中进士，又过了八年才出使金国，滞留十四年才回来，又过了十二年才去世，难道他们长寿到这种地步吗？以丰尚书这一辈人的年龄推算，相差几乎三代，却说他们是同门，不是太荒谬了吗！有人说：“桃源先生是鄞江先生的侄子，张邵兄弟或许曾经跟随他学习，而误以为是鄞江先生。”这在时代上相差不太远，然而即使这样说，也可以知道墓志铭是依托伪作。

（梓材谨按：《鄞江墓志》说：“皇上听说他的德行，召他拜为校书郎，命令到达时先生不起。”谢山认为这篇墓志是依托荆公之作。只是荆公《文集》中悼念先生的诗题为《悼王处士》，所以只用“处士”来标注他。）

正议楼西湖先生郁

楼郁，字子文，从奉化迁居到鄞县，在城南择地居住。他志向节操高尚严正，做学问以穷究事理为先，被乡人所尊崇。身处贫困简陋之中，屡次空乏却自得其乐。庆历年间，诏令郡县设立学校，延请乡里有文学、品行道义的人做老师。先生在县学掌管教育数年，又在郡学教授，前后三十多年。学问品行笃实美好，被士人朋友所信任，当时的英才都在他的座下。门人中知名的，有清敏丰公稷、光禄袁公毂、天台的罗公适。他考中进士，调任庐江主簿。自认为俸禄不足以奉养双亲，断绝了仕途进取的念头，最终以大理评事的身份在家去世。有《遗集》三十卷，追赠正议大夫。子孙都相继通过科举入仕。五世孙楼钥，德行文章，是当时的名臣，官至参知政事。（参见《四明文献集》。）

谢山在《五先生书院记》中说：五位先生的著述没有流传到今天，所以他们的精微言论也缺失了。虽然如此，排斥奸佞、抨击宦官，正直的言论令人敬畏，这是丰清敏的刚直节操；急流勇退，如荷花明月、苹草清风，这是周银青的孤高标格；两代兰草发芽，陔南的孝道没有衰替，这是史冀公父子的纯孝；婴儿快乐养育，以姓氏为字，这是陈将乐、俞顺昌的深厚仁德；杀虎的威势，等同于驱赶鳄鱼，这是姚夔州的奇异政绩；像于公那样审理案件，百姓自然没有冤屈，这是袁光禄的神明智慧；一部《春秋》，以继承绝学，这是汪正奉的丰富蕴藏；金橘不知，萧然诗叶，这是望春先生的清贫。即使是辜负师门如舒信道这样的人，他本人不值得称道，而文辞终究属于甬上的名笔。那么五位先生的渊源就可以知道了！

◆古灵同调

光禄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年丧父，喜欢问学，志向气度宏大奔放，写文章辩驳广博，擅长议论。起初凭借伯父章郇公的恩荫，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监杭州茶库。过了一年，称病辞职。他参加贤良方正科的考试，章郇公在相位，因为避嫌而排挤他，于是上书议论时政，共万余字，没有得到答复。遭遇母亲丧事，悲痛过度以致消瘦。服丧期满，漫游在江淮之间，经历艰苦，急切地谋求衣食，不后悔。别人劝他做官，他不答应。他的哥哥章拱之任晋江县令，得罪了郡守，郡守发怒，诬陷他贪污，被贬官。先生号啕哭泣，极力向朝廷申诉，当时郡守正显贵，事情很久得不到公正。先生申诉不停，奏章上了十多次，案件审理了几年，朝廷为此再次弹劾郡守，终于洗清了哥哥的冤屈，恢复官职如前。先生于是不再做官。因恩荫升迁为太常太祝、大理评事。翰林学士欧阳修

译韩绛，知制诰吴奎、刘敞和范镇一同推荐他的才能，宰相打算稍加任用他，任命他为建康军节度判官，他没有赴任。又任命他担任乌程县知县，催促他接受任命，他坚决推辞，于是以光禄寺丞的身份退休，去世。先生喜欢议论。他尊崇孟子的性善论，排斥荀子、扬雄、韩愈、李翱的学说，撰写了《救性》七篇。欧阳修论述魏、梁为正统，先生认为不对，撰写了《明统》三篇。江南人李盱江撰写《礼论》，认为仁、义、智、信、乐、刑、政都出自于礼，先生驳正他的说法，撰写了《礼论》一篇，他的议论大多超过常人。他曾经向北游历齐、赵之地，向南泛舟湖、湘之间，向西到达汧、陇地区，向东穷尽吴、会一带，山水名胜之处，没有不去的。有诗歌、杂文数百篇，编集为三十卷。

译助教黄聱隅先生晞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年轻时精通经学，藏书数千卷，许多学者都跟随他游学。他自号聱隅子，著有《欷歔琐微论》十卷。他认为，“聱隅”是事物的名称；“欷歔”是叹息的声音；“琐微”是叙述的言辞。石徂徕在太学任职时，派遣学生以礼聘请召见，黄先生却跑到邻居家躲藏起来不肯出来。枢密使韩魏公韩琦上表推荐他，任命他为太学助教并退休，黄先生接受任命后当晚就去世了。他是关学的先驱。

殿丞侯华阴先生可

申先生颜（合传。）

侯可，字无可，他的祖先是太原人，后来迁居华阴。年轻时豪放不羁，以气节自喜。成年后，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爱好，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无论严寒酷暑，从未荒废学业。他知识广博，记忆力强，对于《礼》的制度、《乐》的形声、《诗》的比兴、《易》的象数，以及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学、算术等学问，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从陕西往西，许多人推崇他的学问，先生也把教育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主持华州学宫的教育将近二十年。两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放弃了仕途。孙威敏公征讨侬智高，邀请先生参与军事谋划，凯旋后论功行赏，先生任巴州化成县知县。巴地风俗崇尚巫术而轻视医生，先生用义理教导他们，巴地人因此被感化。当地娶媳妇大多向女方索取财物，以至于有人年老都无法嫁出去，先生为他们制定了婚礼规范，又减少了官府征收丝帛的赋税。调任耀州华原县主簿，他严厉抑制富人的兼并行为，诛杀奸诈的胥吏。以大理评事的身份签书仪州判官。韩忠献公镇守长安时，与先生谋划渭源的土地。到达那里后，用朝廷的恩德晓谕当地的首领豪强，第二天他们就到军门归顺，没有耗费一支箭，于是修筑熟羊城来安抚他们。曾经率领几十骑兵巡视边境，突然与敌人相遇，就把骑兵分成四队，命令他们高举旗帜，绕着山缓缓行进。敌人以为有大军引诱他们，就避开了。因为韩忠献的推荐，升任殿中丞、泾阳县知县。商议恢复郑白渠的水利工程，得到批准，但进谗言的人构陷他，被罢官离去，未能完成他的施政。在元丰己未年去世。有一位申颜先生，是位君子，不合乎法度的话不说，不合乎礼仪的事不做，关中的人无论老幼，见到他，坐着的一定会站起来。他与侯先生是莫逆之交，但两人都很贫穷。侯先生未做官时，曾经与申先生交换衣服外出，筹措食物来供养两家，有和无都平均分配。申颜先生曾说：“我一天也不能失去侯无可。”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侯无可能指出我的过错啊！”申颜先生生病，侯先生徒步千里，为他求医，还没赶到申先生就死了，眼睛没有闭上。有人说：“这是在等待侯先生才闭眼吗！”还没入殓，侯先生赶到了，抚摸他，他的眼睛才闭上。申颜先生曾经想安葬他的祖先但未能实现，等到他死后，没有儿子，侯先生拿出所有财产，还不够，就卖掉衣服来补充，最终完成了他的遗愿。天气寒冷，侯先生父子还只穿着单衣，忽然有人赠送白金。他对儿子说：“申颜先生的妹妹将要出嫁，赶快把这笔钱资助她！”他喜好道义就是这样。他去世时，告诫儿子不要用佛教仪式。侯先生的姐姐嫁给了程家，是明道、伊川两位先生的母亲。所以明道先生为侯先生写了墓志铭。侯先生的孙子，就是荆门先生仲良。

祖望谨案：吕舍人吕本中说：“关学尚未兴起时，申颜先生大概是安定先生、泰山先生那样的人物，不久张氏兄弟（张载兄弟）使关学发扬光大。”那么申颜先生对关中的功劳，也已经很多了。而侯先生与他成为生死之交，看他们的学问，不是腐儒那种无用的学问，但《宋史》仅仅把他们列入《义士传》中，所以我特意表彰他们。蜀学的先驱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绵竹人。考中进士，任文州曲水县令。神宗即位征求意见，他上疏说：“公卿大夫，是百姓的表率，应当首先用节义廉耻的风气来引导他们。凡是设立建置，一定要与大臣共同商议以扩大善政，号令威福则应专断。”奏疏呈上后没有答复，他感叹说：“我不可以再做官了！”于是退休，以太子中允的身份回家。当时年龄不到四十岁，在学问上自我勉励，不改变志向，每天与朋友享受经史、琴酒的乐趣。退居十五年去世。司马温公说：“我听说志向不能实行，就把俸禄地位看得像锱铢一样轻；道义不同，就把富贵看得像土芥一样贱。现在在宇文之邵身上看到了！”范蜀公也说：“宇文之邵职位低而言论高，学问丰富而行为笃实，比我小二十一岁却比我先辞官，让我感到遗憾！”他被两位贤人推崇就是这样的。（参见史传。）

◆士氏门人

赵先生狩（另见《泰山学案》。）

◆士氏私淑

县尉李先生缊（另见《泰山学案》。）

◆刘氏家学

知州刘先生庠

刘庠，字希道，是刘子望的儿子。八岁就能作诗，蔡齐把儿子嫁给他。考中进士，任高密广平院教授。英宗征求直言，先生上书议论时事，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即位，升任殿中侍御史，任右司谏，他说：“中原抵御戎狄的策略，守信是最上策。”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河东转运使，晋升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调任真定知州，又任河东都转运使，被召任开封知府。先生不肯屈从侍奉王荆公。王荆公想见他，告诫接待宾客的人说：“今天客人来不要接纳，只有刘尹来，就告诉我。”有人

译有人对先生说：“何不前去拜见他！”先生说：“去见他又能说什么呢？自从他执政以来，没有一件事合乎人情。倘若问到青苗法、免役法，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呢？”最终没有去。上奏议论新法，又与蔡确争论廷参礼仪，于是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历任渭州知州。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参见史传。）

译◆刘氏门人

县令曹先生起（附见于《泰山学案》。）

进士张先生洞（另见于《泰山学案》。）

◆吴氏家学

直阁吴先生师礼

吴师礼，字安仲，钱塘人，是吴师仁的弟弟。他在太学上舍生考试中获赐第，历任官职至右司员外郎。他擅长书法，宋徽宗常就文字之学向他咨询，他回答说：“陛下刚即位之初，应当立志于大事。臣不敢用末流技艺来回答。”最终官至直秘阁、知宿州。他在太学求学时，他的哥哥吴师礼担任太学正，坚守《春秋》之学。其他学官中有厌恶他的人，列举《春秋》中的疑难问题向诸生提问，吴师礼全都用哥哥的说法来回答。学官大怒，击鼓召集众人坐在堂上质问，吴师礼引用《春秋三传》作为依据，意气自如。江公望当时在旁边，心中暗自高兴，后来便与他结为朋友。（参考史传。）

◆杨氏门人

银青王桃源先生说（见下文《鄞江家学》。）

◆鄞江家学

银青王桃源先生说（附其子王珩。）

王说，字应求，鄞县人。是鄞江先生的侄子。他师从鄞江先生学习，与弟弟王该都很有名，在乡里教授学生三十多年。熙宁年间，因特别恩赐补任州长史。他没有田地来维持生计，没有麻桑来制作衣服，却怡然自得。子孙世代继承他的学问。他的儿子王珩，字彦楚，大观三年考中进士，官至宗正少卿。（参考《四明文献集》。）

（云濠谨按：宋景濂《守斋类稿序》说：“过去在宋朝时，桃源王应求也是鄞县人，与叔父王致招、楼郁、杨适、杜醇等各位先生，在妙音院树立孔子像，讲论经史，倡导有用的学问，学者都尊崇他们。王应求所著只在于立言，其他方面则无暇顾及，所以有《五经发源》五十卷，奏议、书信、诗文二百十一篇。推荐的人列举他的事迹，召他任明州长史，王应求推辞了。等到他去世后，朝廷敕建桃源书院，追赠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紫金鱼袋。”）

（梓材谨按：谢山《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说：“五先生倡导道义，其中三位都终身为平民，即使做官的也不显达，而先生唯独获得皇帝亲笔御赐，这确实是特殊的恩遇。”又按：王一辰《甬上三补耆旧传》在先生传记中说：“师从叔父鄞江先生及杨先生适，与杜先生醇、楼先生郁为友。”可见先生又是大隐的门人。

县令王望春先生该（附其子王瓘。）

王该，字蕴之，是桃源先生的弟弟，学者称他为望春先生。考中庆历六年进士。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与他友善，以诗歌互相唱和。他与哥哥齐名。任邓城县令时，官舍旁有佳木，叶子长达一尺左右，每当写得一诗，就取叶子书写在上面。他去世后，归乡的行囊空空如也，只有脱落的叶子很多。他的儿子王瓘，字符圭，元丰年间进士，喜欢藏书，以文章著称。（参考宝庆《四明志》。）

提举王先生勋（附其子王正己。）

王勋，字上达，是桃源先生的孙子。政和八年进士。任广南市舶提举，一分钱的利益都归公家，家人不知道舶货的名称。等到他去世，商人率领二百万缗钱作为赙赠，他的儿子王正己推辞说：“我的父亲以廉洁正直闻名。虽然贫穷，还能背负棺木回乡。”不愧为廉叔度。清白的家风，确实是桃源先生的家训。王正己最终官至太府卿。（参考《四明文献集》。）

◆鄞江门人

运判周先生师厚

周师厚，字敦夫，鄞县人，师从王鄞江学习。皇佑五年进士，官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当时役法刚刚实行，先生上言说四方风俗不同，又有劳逸轻重的区别，不应当一概赋税，朝廷议论认为他是对的。章惇听说溪峒蛮人骚扰辰州、沅州，提议输送常平仓的粮食以备战备边，先生坚持认为不可，说：“溪峒蛮人动静无常，常平仓每年的收入有定额，应当让边防士兵广泛屯田才方便。”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参考延佑《四明志》。）

冀公史先生简

史简，鄞县人。因为后代显贵，被封为冀公。他是鄞江先生的高足。侍奉母亲极其孝顺，最早开启了越国公的先例。有人说他做官时使用杖刑，这是错误的。越国公是西湖先生的高足，两代人与丰清敏同门。参考《鲒埼亭外编》自注。

清敏丰相之先生稷（另见于《范吕诸儒学案》。）

朝奉袁公济先生毂（见下文《西湖门人》。）

正奉汪先生洙（附其子汪思温。）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父亲汪元吉任县从事，被范文正公所知；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以他廉洁公平推荐给转运使孙威敏沔。先生用《春秋》在乡里教授学生，乡人称他为汪先生。他的儿子汪思温，以上舍生身份任雄州教授，调任余姚县令，修筑堤坝疏浚湖泊，百姓信任喜爱他。宋钦宗让诸王就学，选择他担任赞读。（参考《鄞县志》。）

（梓材谨按：谢山《五先生书院记》自注说：“汪正奉讲授《春秋》实际上与孙明复齐名，容斋称赞他‘丰沛而不施’，而近代的志书妄称他官至阁学。”）

知州姚先生孳

姚孳，字舜徒，以字行世，慈溪人。幼年开

译先生聪慧颖悟，学问如同早已扎根。熙宁九年考中进士，担任桃源县令，查访百姓疾苦并加以救济。郡守依仗权势欺凌下属官吏，所属各县深受其苦，先生毅然据理力争，郡守因此稍微收敛。邻近郡县有人申诉冤屈，必定请求部使者，希望能交给先生裁决。先生捐出钱财修缮孔子庙，督促考核各位士子，大家一致趋向正道。乡里有老虎为患，先生写文章在社坛祈祷，过了三天，老虎倒在祠堂旁边。考核政绩列为天下第一，被任命为提举成都府路常平等事。辞别皇帝时，神宗告诫他：“你在桃源任职，有爱民之心。”先生退朝后拜见丞相，论述蜀地道路的利弊，请求利用义仓的储备，设置官吏制定法律，收养鳏寡老幼，死者提供衣裳，由官府负责殓葬；每年遇到饥荒，偶尔有被遗弃的婴儿，请求雇佣乳母喂养他们。丞相为此上奏施行。先生遭遇父母丧事未能赴任。守丧期满，改任湖南，神宗再次告诫他：“居养安济、漏泽园等事，是为朕向百姓施行实实在在的恩德。你先前有过言论，所以再次任命你。”后来由江东副职升任直龙图阁、夔州知州，兴办学校鼓励农耕，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去世那天，夔州百姓停止集市聚集痛哭。死讯传到桃源，百姓便来到先生的祠堂，争相拿出钱财祭奠。

译县令俞先生伟

俞伟，字仲宽，鄞县人。元祐初年，任南剑州顺昌县令。福建人生育子女多的家庭大多不抚养，建州、剑州尤其严重。先生撰写《戒杀子》一文，召集父老乡亲列坐在廊下，用俸禄置办美酒，亲自斟酒，让他们回去劝告乡人，救活的婴儿数以千计，生下的孩子多取“俞”字为名。朝廷为此制定法令，在一路推行。先生被派往其他郡县任职，返回家乡时，有数百名儿童在郊外迎接。监司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下诏奖赏慰谕，提升他的官阶。任期将满即将离去时，他拿出粮食赈济那些卧床生病的人。（参见延祐《四明志》。）

县令陈先生摅

陈摅，字君益，鄞县人。绍圣年间，任南剑州将乐县令，推崇学校教育，奖掖进士一类的人才，政风崇尚和乐平易。在此之前，当地百姓家只抚养一个儿子，富裕家庭不过两个儿子，其余的全部抛弃。先生到任后，用天性亲情晓谕百姓，用法令重申禁令，对违犯者严厉追究，从此百姓无不抚养子女，男孩取“陈”为名，女孩取“陈”为姓。后来他在任上去世，百姓思念仰慕，建祠祭祀他。遇到干旱求雨，往往灵验。邻近地区遭遇淫雨或大旱，到祠下祈求神灵，都能实现愿望。监司认为他对百姓有功，于是向朝廷请求，赐予庙额叫“旌福”。（参见宝庆《四明志》。）

◆西湖家学

知军楼先生常

楼常，是楼正议的儿子。治平年间进士，任兴化军知军。（参见《鄞县志》。）

◆西湖门人

清敏丰相之先生稷（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朝奉袁公济先生毂（附带其子袁灼。）

袁毂，字容直，又字公济，鄞县人。曾在开封府考试一次，在乡试中考试两次，都获得第一名。嘉祐六年考中进士。他博览群书，擅长辞藻。历任邵武军知军、杭州通判。他在开封府考中举首时，苏文忠（苏轼）位居第二。等到他任通判，苏文忠任太守，两人相处愉快，唱和的诗篇很多。调任处州知州，最终官至朝奉大夫。他的儿子袁灼，字子烈，元祐年间进士，任光禄丞、军器少监，外放任婺州知州。有个武臣叫曹宗，是当时宰相蔡京的党羽，在乡里作恶。袁灼将他逮捕入狱，曹宗死在狱中，袁灼因此被贬官。后来起用任随州知州。宣和末年，被召任仓部郎。当面奏对时，极力劝谏皇帝清心省事，居安思危。言辞非常切直，被贬任泗州知州。最终官至朝议大夫。（参见宝庆《四明志》。）

提刑罗赤城先生适（另见《安定学案》。）

银青周鄞江先生锷

周锷，字廉彦，鄞县人，周师厚的儿子。元丰二年进士，初任桐城县尉，感慨地说：“学问优秀就出仕。我过去所学习的，不过是科举罢了。”于是更加深入研习六经、诸子、百家之说，全部著论阐明其本义。在桐城任职时，推辞不去赴任，于是游历颍昌，拜访他的舅舅范忠宣公范纯仁。路过洛阳，见到文潞公、司马温公，都器重他。在京师时，上书谈论徐禧在永乐城失守的过失，国子祭酒丰相之推荐他。给事中范淳夫也极力推荐他。后来任南雄知州，因议论边防事务触怒当时的宰相，被列入党籍，随即退休在家。（参见延祐《四明志》。）

谢山《书乡先生宋中大夫家传后》说：宋大夫被列入元祐党人名单之一。宋大夫的舅舅范丞相忠宣公范纯仁、右丞范纯礼、待制范纯粹，以及宋大夫初娶时的岳父胡右丞胡宗愈、再娶时的岳父王学士王觌，表兄弟范开封范正平，九族之中，被列入禁锢名单的有七人。又读陈忠肃公陈瓘《与兄书》说：“章氏的议婚最终没有成功；农师非常恳切，也不敢接受。自从到任以来，尤其觉得家中不可无人主持，瑞奴等人孤苦伶仃更加可怜，不免议定同年周户曹的妹妹。他家清贫，那人年长。贫穷就不骄傲，年长就通晓事理。全家喜好行善，所以答应婚事。”户曹就是宋大夫。唉！仅从忠肃公的书信，就可以看出宋大夫一门的贤德；而他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的典范，难道还少吗？范文正公因为不依附新法触怒荆公，而忠宣公的出身，司马侍郎忠洁公司马朴，温公的族中，握节死于金人的，也是同辈。宋大夫胡氏的私谊，则是僚属邓考功。忠臣也在党禁之中，可谓同辈兴盛啊！

越公史八行先生诏

史诏，字升之，鄞县人，父亲是冀公史简，母亲是叶氏夫人，是遗腹子。身材高大秀美，下巴丰满，年少时就有志向。曾与丰清敏、舒中丞在乡先生楼郁门下受业，以孝行闻名，遇到大比考试就推辞回避。曾说：“没有母亲的节操，就已经没有史氏了。发誓终身母子不相分离。”有人说：“辟举荐举，是为了荣耀母亲。”先生说：“朝廷设立科目，是想得到任用，怎敢窃取作为自己的荣耀呢？如果参加科举，那么最初的志向就违背了。况且欺骗亡亲、欺瞒君主，是士君子所不做的。”大观二年，皇帝下诏举荐八行人才，乡人推举先生应命，于是与母亲避居在县东大田山。郡守派人前往，强迫他上路，他发誓不起身。乡人称他为“八行先生”。（参见《宁波府志》。）

中丞舒懒堂亶

舒亶，字信道，鄞县人，号懒楼。官至中丞。是楼正议的高足，本属于正统学问。只是因为依附荆公，于是

译他属于吕惠卿、蔡确这一类人，竭力与苏轼作对，实在可惜啊。

译◆周氏家学（鄞江先生的再传弟子。）

银青周鄞江先生锷（见于上文《西湖门人》。）

进士周先生铢

周铢，是师厚的次子，鄞江锷的弟弟。崇宁二年考中进士。兄弟二人一同隐居，乡里人仰慕他们。（参考延佑年间《四明志》。）

◆史氏家学

越公史八行先生诏（见于上文《西湖门人》。）

◆侯氏家学

侯荆门先生仲良（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汪氏家学（鄞江先生的三传弟子。）

庄靖汪适斋先生大猷（另见《龟山学案》。）

◆八行家学

忠定史真隐先生浩（另见《横浦学案》。）

文靖史自斋先生弥忠

华文史独善先生弥巩

史和旨先生弥林（一并见于《慈湖学案》。）

◆西湖续传

宣献楼攻媿先生钥（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袁氏续传

正献袁絜斋先生燮（另立《絜斋学案》。）

卷七 涑水学案（上）

涑水学案（上）（全祖望补写本）

涑水学案表

司马光 （儿子）康 （孙子）植（另见《百源学案》。）

（与古灵先生志同道合。）（侄子）宏 （儿子）朴 （孙子）通国

刘安世（另立《元城学案》。）

范祖禹（另立《华阳学案》。）

晁说之（另立《景迂学案》。）

欧阳中立

樊资深

田述古（另见《安定学案》。）

尹材 （侄子）焞（另立《和靖学案》。）

张云卿

李陶

邢居实（另见《安定学案》。）

牛师德（另见《百源学案》。）

（私淑弟子）陈瓘（另立《陈邹诸儒学案》。）

唐广仁（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黄隐 （曾孙）黼

陆贺 （儿子）九思

（儿子）九〇 刘尧夫（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儿子）九韶

（儿子）九龄（一并见于《梭山复斋学案》。）

（儿子）九渊（另立《象山学案》。）

朱松（另见《豫章学案》。）

李焘 （儿子）壁

（均为涑水学说的后续传承者） 子〇 （一并见于《岳麓诸儒学案》。）

邵雍（另立《百源学案》。）

张载（另立《横渠学案》。）

程颢（另立《明道学案》。）

程颐（另立《伊川学案》。）

陈舜俞（另见《安定学案》。）

（均为涑水先生的讲学朋友。）

刘恕（儿子）羲仲

刘攽（另见《庐陵学案》。）

（均为涑水先生的学侣。）

吕诲

范镇（另立《范吕诸儒学案》。）

吕公着（另立《范吕诸儒学案》。）

李常（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赵瞻

傅尧俞

孙固（儿子）朴

李周

（均为涑水先生志同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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涑水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小程子曾说：“我看人很多了！不杂驳的，只有司马、邵、张三人罢了。”所以朱子有“六先生”的名目。然而对于涑水先生，稍微嫌他格物不够精微；对于百源先生，稍微嫌他持敬有所欠缺，《伊洛渊源录》中于是将他们排除在外。草庐因此敢于说涑水先生还在“不着”、“不察”的行列。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是荒谬的！于是撰写《涑水学案》；（梓材按：《涑水学案》，〇洲原本的稿子已经遗失。谢山补定，分为两卷，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这里特意采录《迂书》，并用《疑孟》、《潜虚》来补充。至于谢山所补写的门人小传，其手稿尚存。）

◆古灵同调

文正司马涑水先生光

司马光，字君实，是陜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任天章阁待制。先生七岁时，庄重严肃如同成人。听到讲授《左氏春秋》，喜爱它；回家后给家人讲解，立刻明白了它的大意。一群孩子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登上水缸掉进去淹在水中，先生拿着石头击打水缸，打破了它，水涌出，孩子得以活命。后来京城、洛阳一带的人把它画成图画。仁宗宝元初年，考中进士甲科，年纪刚满二十，生性不喜欢华丽奢侈，在闻喜宴上唯独不戴花。同僚说：“君王的赏赐不可违背！”于是才戴上一枝。历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野兽，称之为麒麟，先生说：“真假不可知，况且不是自然来到，不足以作为祥瑞，希望退还他们的进献。”又作赋来讽喻。修撰起居注，判礼部。不久，同知谏院。仁宗身体不适，国家继承人未确立，谏官范公镇首先发起议论，先生在并州听说后接着上书，并且写信劝范公以死力争。到了这时，又当面进言：“臣昔

译通判并州时呈上的三道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实行。」奏疏再次呈上，皇帝深受感动，于是立英宗为皇子。升任知制诰，坚决推辞，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即位，诏令两制官员集会商议濮王的礼仪，先生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议定后呈上，与大臣们的意见不同。六名御史极力争辩，都被贬斥；先生请求与他们一同被贬，皇帝不允许。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提拔为翰林学士，先生极力推辞。皇帝说：「你有文学才能，为何推辞？」回答说：「臣不能写四六骈文。」皇帝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也可以。」最终没能推辞，上疏论述君德，说是仁、明、武；论述治道，说是官人、信赏、必罚。他的论述非常完备。并且说：「臣平生力学所得，全都在这里了。」先生常担忧历代史书繁杂，君主不能全部阅览，于是编写《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高兴，命设置机构继续编写此书。到这时，神宗将其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作序授予他，让他每天进读。河朔地区旱灾受损，执政大臣认为国家用度不足，请求南郊祭祀不要赐给金帛。先生说：「救灾节用，应当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与王安石争论不休。恰逢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常兖辞让俸禄的事例责备两府大臣，两府大臣不敢再推辞。王安石掌权，推行新法，先生预先上疏论述其利害。在迩英阁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皇帝说：「汉朝坚守萧何的法律不变，可以吗？」回答说：「难道只有汉朝如此吗。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坚守禹、汤、文、武的法律，虽然到现在存在也可以。」侍讲吴申认为先生的话是对的，皇帝也想任用先生，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假托批评君主的名声，内心怀着附和下属的实情。如果在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倚仗他作为靠山。韩信树立汉朝的赤色旗帜，赵军士气丧失。现在任用司马光，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赤色旗帜。」王安石因为韩魏公上疏，在家卧病请求退位，皇帝于是任命先生为枢密副使。先生推辞说：「陛下只是用禄位来荣耀我，不采纳我的言论，是用大官职私相授受给不合适的人。陛下如果真的能废除新法，即使不任用我，我也受赐很多了。」上疏多达七八次，皇帝仍然不答应。王安石起复视事，先生才得到请求，于是请求离去，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调任许州知州，催促入朝觐见，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到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求言诏书下达，先生感动哭泣，想沉默又不忍心，于是又陈述六件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皇帝想再次任用先生，蔡确阻止。皇帝认为《资治通鉴》优于荀悦的《汉纪》，多次催促完成全书。等到完成，加封资政殿学士。在洛阳居住十五年，天下人认为他是真正的宰相，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君实。皇帝驾崩，赶赴朝廷哭丧，卫士望见，都用手加额致敬。所到之处，百姓拦路聚集观看，说：「公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派使者询问应当先做什么，先生请求开放言路。诏书张贴在朝堂。有大臣不高兴的，设定六句话，说「像这样的，罪无赦免」。太后拿给先生看，先生说：「这不是求谏，而是拒谏。」修改诏书实行。先生又上奏修身、治国的要点，其条目各有三条，就是仁宗朝所陈述的，而英宗、神宗初立时，曾经以此进献，现在又重申其说。起用为陈州知州，经过京城，留任门下侍郎。元佑初年，病发。当时青苗、免役、将官的法令还在，先生写简信给吕申公说：「光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愚笨的儿子。只有国事没有托付，现在托付给您。」于是论述免役法的五害，请求直接下敕令废除。又设立十科荐士法。都被采纳。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废除青苗法，恢复常平法。这时两宫虚心听取意见。辽、夏使者到来，必定询问先生的起居，敕令边吏说：「中国任用司马为相了，不要轻举妄动，开启边衅！」海内百姓得以脱离新法的痛苦，欢喜如同重生，君子称赞他有旋乾转坤的功劳。先生自见言行计从，想以身殉社稷。宾客怜悯他身体瘦弱，说应当稍微节制烦劳，先生说：「死生，是命。」为此更加努力。病重，不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而都是朝廷天下大事。这年九月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与皇帝亲临丧礼，赐给一品礼服，赙赠特别丰厚，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城人罢市前往吊唁，卖衣来致祭，巷哭以送车。岭南封州父老也相率具祭。四方都画像祭祀，饮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俭正直، 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他的哥哥太中大夫旦年将八十，侍奉他如严父，保护他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言。自称：「我无过人之处，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天下敬信。陜、洛间化其德، 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 曰：「其微言، 不能出吾书；其诞، 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 他著述二十种، 五百余卷。

译（云濠按：先生遗留的文章名为《传家集》。苏东坡为先生撰写行状，称《文集》八十卷之外，还有《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注太玄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水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又有《潜虚一卷》，未能完成。谢山《学案札记》说：“《温公易传三卷》，又有一卷。”）绍圣初年，御史周秩弹劾他诬蔑诽谤先帝，章惇、安卞请求发掘坟墓、砍断棺材，皇上下诏剥夺了赠官和谥号，仆倒我所立的石碑。章惇进言不止，接连追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恢复太子太保的官职。蔡京专权，又降为正议大夫。也撰写了《奸党碑》，命令各郡国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工安民推辞说：“司马相公，海内都称赞他正直。现在称他为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想要治他的罪，他哭着说：“请求免除在石碑末尾刻上‘安民’二字，恐怕得罪后世。”听到的人都感到惭愧。靖康初年，恢复赠官和谥号。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朝嘉靖年间，祭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儿子康。（参考史传。）

译司马光《迂书》

树木，种下它一年就砍伐，只够做柴火罢了。三年后砍伐，就足以做屋椽。五年后砍伐，就足以做柱子。十年后砍伐，就足以做房梁。这难道不是收获的功效越深远，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吗？

有人说：“士人，应当使国家美好，使百姓得利，功业施于当时，恩泽惠及后世。难道仅仅拘谨地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过失就完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说的。智与愚、勇与怯、贵与贱、富与贫，是天定的本分。君明臣忠、父慈子孝，是人伦的本分。僭越天定的本分，必定招致天灾；丧失人伦的本分，必定招致人祸。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劳天下，周公辅佐君王成就太平，孔子用《诗》《书》礼乐在洙水泗水间教化，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安于简陋的巷居，虽然德行功业、出仕隐居的差异如此之大，何曾舍弃本分而妄自作为呢！”

言语不可不慎重。你没看见钟鼓吗？钟鼓，敲击它然后才发声，声音铿锵宏亮，人们不觉得奇怪。如果不敲击自己就响，谁不认为它是妖邪呢？可以说话却不说话，就像敲击钟鼓却不发声一样，也就成了废弃的钟鼓了。

有人说：“蘧伯玉五十岁才知道四十九年的错误，是真的吗？”回答说：“何止是这样！古代喜好学习的君子，有直到临死才知道自己生前所为有错误的，何况五十岁呢。道，像山一样越攀登越高，像路一样越行走越远，求学的人也只是尽自己的力量而停止罢了。如果不是圣人，谁能穷尽它的高远呢！”

《易经》说：“穷尽事理，竭尽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世上高谈阔论的人竞相说些幽深偏僻的话来欺骗人，使人踮起脚伸长脖子也达不到，昏乱迷惑也不能理解，于是尽力去追求却最终放弃，其实它哪里遥远呢？是与非，是理；才与不才，是性；遇与不遇，是命。

迂叟侍奉双亲，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能做到不欺骗罢了。他侍奉君主也是这样。

宽容而疾恶如仇，严厉而推究情理，这是好的政治。宽与猛。

有人问：“您能没有心机吗？”迂叟说：“不能。至于回转心念，大概可以吧。”“什么叫回转心念？”回答说：“去掉恶念而遵从善念，舍弃错误而遵从正确。有人知道却不能改变，认为像控制烈马、像转动巨石一样困难。静下心来思考，这在于自己罢了。就像转动门轴，有什么困难呢！”

说话如果没有益处，不如不说。做事如果没有益处，不如不做。我早就知道这个道理，遗憾的是没能实行。

求学的人，是用来求治心的。学问虽然多但心没有治好，为什么要求学呢！

小人治理外物，君子治理内心。

有人问：“您杜绝四种毛病，为什么从‘不凭空揣测’开始？”迂叟说：“吉凶悔吝，没有不是产生于事情的。事情的发生，没有不是根源于意念的。意念必然来自欲望。欲望既然确立在这里，于是就有顺从和违背。顺从就有喜悦、快乐、喜爱，违背就有愤怒、悲哀、厌恶，这是人的常情。喜爱实际上产生贪婪，厌恶实际上产生残暴；贪婪和残暴，是最大的恶。因此圣人消除它们的萌芽，堵塞它们的源头，恶从哪里产生呢！”有人说：“没有作恶的意念，已经听到了。请问圣人也没有行善的意念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做善事，难道有意在其中吗？事情来了就用礼义去应对罢了！礼，就是履行，遵循礼那么事情没有不行的。义，就是适宜，坚守义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圣人持守礼义来等待事情，不刻意求善而善就来了。圣人难道有意在其中吗！”有人说：“不固执、不绝对，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在自己身上叫固执，在别人身上叫绝对。圣人出仕隐居、说话沉默，只以义为准则，无可无不可，怎么会固执！成败祸福，系于命运所遭遇的，谁能知道呢，怎么会绝对！”有人说：“那么为什么以‘不自以为是’结束呢？”回答说：“有意念、有绝对、有固执，就有自我；有自我就有私心，私心实际上产生蒙蔽。没有意念、没有绝对、没有固执，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有公心，公心实际上产生明察。”

人情如果厌恶自己拥有的，羡慕自己得不到的，没得到就羡慕，已得到就厌恶，厌恶而追求新的，那么作恶就没有不做的了。

用正道来治心，用清静来保全自身。进退合乎义，得失听天命。守道在于自己，成功在于天。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无非是顺应自然。

有人说：“庄子的文章，别人写不出来。”回答说：“君子的学习，是为了道呢？还是为了文采呢？只有文采胜过而道不能达到的，君子厌恶它。这就像朽坏的屋子涂上丹漆，不能居住；干涸的井盖上锦绣，不能踩踏；乌头浸在饴糖里，不能品尝。而你偏偏喜欢它吗？”有人说：“庄子的辩才，即使是当世的老学者，也不能自我解脱。”回答说：“那么他是巧言令色的人！尧所畏惧的，舜所难以对付的，孔子所厌恶的。这是混淆黑白的青蝇。而你偏偏取悦它吗？”

有人说：“有个人在这里，别人指出他的过错并告诉他，他就高兴，怎么样

译问道：“这是什么人？”回答说：“是君子。”有人又问：“那还不如没有过错，别人就不会指责他了吗？”回答说：“君子是遵循中正之道行事的人，所以有了过错，别人就能指出他的过错。至于那些不中不正的人，整天所做的都是过错，又怎么能一一指出呢？”

译弯身曲背、逢迎谄媚，不足以称为恭敬；放声大哭、泪流满面，不足以称为悲哀；穿着破旧、吃着粗劣，不足以称为节俭。这三样用来欺骗别人或许可以，但要感动别人则还差得远。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别人，大概只有真诚吧！欺骗别人的人，转眼之间，别人必定会知道；感动别人的人，时间越久，别人越会信任他。（《三欺》。）

司马光怀疑孟子（附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辩》。）

孟子说他所愿学习的是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有什么比孔子更优先的呢？孔子周游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道义不合而离开，这难道不是“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借口生病推辞，这难道不是“不是自己的朋友就不结交”吗？阳货在鲁国执政，孔子不肯做官，这难道不是“不站在坏人的朝廷上”吗？做定公、哀公的臣子，这难道不是“不嫌弃污浊的君主”吗？做管理仓库的小吏，做管理畜牧的小吏，这难道不是“不轻视小官职”吗？全世界没有人了解他，不怨恨天，不责怪人，这难道不是“被遗弃也不怨恨”吗？喝冷水，枕着胳膊，乐趣就在其中，这难道不是“身处困境也不忧愁”吗？在乡里，恭顺得好像不会说话，这难道不是“随和地与人相处而不丧失自我”吗？所以君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就隐居，侍奉大夫中贤能的人，结交士人中仁爱的人，这不是狭隘；和谐而不盲从，隐居世间而不烦闷，这不是不恭敬。只要没有失去中道，即使是孔子也是这样做的，怎么能说“君子不这样做”呢？

辩说：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不这样做。”推究孟子的话，并不是要挑剔伯夷、柳下惠的毛病，而是清高和随和的弊端，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大概是因为一味追求清高，其流弊必然导致狭隘；一味追求随和，其流弊必然导致不恭敬。弊端如此，君子怎么会这样做呢！如果能够达到中道，即使是圣人也会这样做。看我们孔子的行为，该清高时就清高，该随和时就随和；出仕、隐退、久留、速去，只要合乎时宜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时中”，这是圣人的“时”，怎么能把伯夷、柳下惠与他相提并论呢！有人说“伯夷以清高来规范行为，柳下惠以随和来规范行为，补救时世的弊端，不得不这样”，这也不是了解伯夷、柳下惠的人。如果有心去规范行为，那么清高和随和，怎么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随和，大概是出于天性的自然，特立独行而不改变，于是达到了极致，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圣之清”、“圣之和”的原因。孟子本来曾称他们为“百世之师”，担心后来的学者羡慕他们的清高和随和而失去中道偏向一端，于是立言深刻补救随和的弊端，对名教大有功劳。怀疑他们的人错了。

朱熹说：“看我们孔子的行为，该清高时就清高，随和时就随和，出仕、隐退、久留、速去，合乎时宜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时中，这是圣人的时，怎么能把伯夷、柳下惠与他相提并论”这四十九个字，我想删去，而补上：然而这不需要另外寻找证据，是非就明白了。暂且就用司马光所引用来说明的来讨论，已经很清楚明白了。按照司马光的说法，难道不是我们夫子一个人身上兼具了这两个人的长处吗？那么该清高时而不是一味清高，所以清高而不狭隘；该随和时而不是一味随和，所以随和而未曾不恭敬。所谓“圣之时”，就像四季的运行，温暖、凉爽、寒冷、炎热各自按照顺序，不像伯夷的清高只是一味寒冷，柳下惠的随和只是一温暖，而不能相通。由此说来，那么司马光所引用来说明的，反而是帮助孟子而不是攻击孟子。又说：“如果有心去规范行为”到章节末尾，我想删去，而改为：假如伯夷、柳下惠有心去规范行为，那么当时勉强修养还来不及，还怎么能成为圣人的清高和随和呢？他们的清高和随和，大概是得之于不思不勉的自然，所以特立独行，终身不变，这就是孟子之所以直接认为他们是圣人而与孔子相同的原因。又担心后来的学者羡慕他们的清高和随和而偏向一端，于是立言来补救末流的弊端，又说“我所愿学习的，就是孔子”。他抑扬开导，非常深切，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陈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大概是因为兄长不按照正道侍奉君主而得到的；认为兄长的住宅是不义的住宅，大概是因为兄长不按照正道从别人那里获取而建造的。陈仲子大概曾经劝谏过他的兄长，但兄长不采纳。陈仲子的志向，认为我已经知道它是不义的了，然而还吃它住它，这是口头上否定而身体享受它，所以避开它，住在於陵。於陵的住宅和粮食，是自己编织草鞋、妻子绩麻而得到的，不是不义的，难道还要追问建造者和种植者是谁吗？因为所吃的食物，是兄长接受的馈赠，所以吐出来，难道是因为母亲做的就不吃，妻子做的就吃吗？君子责备别人，应当探究实情。陈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中行，也是狷介者有所不为。孟子批评他，太过分了吧！

辩说：陈仲子不住不义的住宅，不吃不义的俸禄，谁能非议他！住在於陵以彰显兄长的过错，与妻子同住而离开母亲，别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却说“陈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实在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陈仲子的兄长不是不友爱，是谁让他避开的？陈仲子的母亲不是不慈爱，是谁让他离开的？怎么能说“难道是他所愿意的”！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万

译锺的俸禄，世代都有，不知道他为何劝谏他的兄长，认为用这俸禄供养家室是不义的，因而既不食用也不居住。称仲子是“狷介之士有所不为”，避开兄长、远离母亲，这能算是狷介吗？孟子极力驳斥他，是因为远离母亲就是不孝，避开兄长就是不恭敬。假如仲子的做法得以推行，那么天下的人就不知道道义在何处，认为兄长可以避开，母亲可以远离，这对教化的危害就太大了。孟子的言论，大概是“履霜坚冰至”的警戒吧！

译朱熹说：司马光说：“陈仲子曾经劝谏他的兄长，但兄长不采纳，然而他仍然吃着兄长的食物，住在兄长的房子里，这是嘴上反对而身体却享受其利，所以他避开了。”又说：“陈仲子是狷介之士，有所不为。”我认为，嘴上反对而身体享受，只是一时的不避嫌疑；狷介之士的不为，是个人的小节。至于父子兄弟，是人伦的大纲，天地的大义，一旦背离，那就和禽兽夷狄没有区别了。即使再谨小慎微，坚守小节，又能施展在哪里呢？这就是孟子彻底否定陈仲子的本意。隐之（李觏）说：“陈仲子的兄长并非不友爱，是谁让他避开的？陈仲子的母亲并非不慈爱，是谁让他离开的？”我认为，即使母亲不慈爱、兄长不友爱，也没有逃避离去的道理。看看舜为天下人树立法度的例子，就知道了。

孔子是圣人；定公、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动身前往；经过国君的座位，脸色变得庄重，脚步加快。经过空着的座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召见时不去反而去别处呢？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理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君臣之义，是人伦的大纲。孟子的德行，与周公相比如何？他的年长，与周公相对于成王相比如何？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去朝见诸侯；等到成王长大归还政权，周公面向北方叩头，敬畏地侍奉他，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不同。怎么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德行和年长，就可以轻慢他呢？孟子说：蚳蛙担任士师，在其位就不能不说话，说了不被采纳就不能不离开；自己没有官职职守，没有进言的责任，进退就可以从容有余地。孟子在齐国，齐王以师礼对待他。所谓老师，是引导人向善而挽救其恶的人，怎么能说没有官职职守、没有进言的责任呢？如果说他是为了贫困而做官，那么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几百人，在齐国靠俸禄生活，这不是守门打更的小吏所能比拟的。《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是白吃饭的！”贤人的作为，是百世的法则。我担心后来的人凭借自己的长处来骄慢君主，无所事事却贪图禄位的人，都援引孟子来自比，所以不得不提出疑问。

辩驳说：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该去见您，但患有寒疾，不能吹风。早晨我将临朝听政，不知道能否让我见到您呢？”探察齐王的意思，从未懂得以尊重德行、乐于道义为事，反而倚仗万乘之尊，不肯先向贤者屈身，所以用生病推辞，想让孟子屈身先见他。孟子知道他的意思，也用生病推辞，并不是骄慢他。身体可以屈从，但道义怎么能屈从呢？这与“君主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动身”是不同的。孟子又说：“天下有共同尊崇的三种：在朝廷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长更尊贵的，辅助世道、治理百姓没有比德行更尊贵的。”尊重有德之人，敬重老人，是从古以来君主通行的道理。君主所贵重的只是爵位，怎么能轻慢年长和德行呢？至于伊尹对于太甲，周公对于成王，这是大臣辅导幼主，不能与共同尊崇的道理一概而论。孟子说蚳蛙担任士师，职责所在应当进谏，进谏不被采纳就应当离开，做臣子的道理应当如此。但作为君主的老师，就不同了。《礼记》说君主不对臣子行使臣道命令的有两种情况，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尊师的礼节，诏令天子也不面向北方。这不是说有官职职守、有进言责任吗？他的进退难道不从容有余地吗？孟子以道义自任，一言一行从未稍微违背道义，意思是君主尊重德行、乐于道义如果不这样，就不值得与之有所作为。而说“凭借自己的长处骄慢君主，无所事事却贪图禄位”，是过分的。

朱熹说：司马光说：“孔子是圣人；定公、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孔子不等车驾好就动身前往；经过国君座位，脸色庄重，脚步加快。经过空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召见时不去而去做别的事呢？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君臣之义，是人伦大纲。孟子的德行，与周公相比如何？他的年长与周公相对于成王相比如何？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朝见诸侯；等到长大归还政权，面向北方叩头，敬畏侍奉，与侍奉文王、武王无异。怎么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年长德行，就可以轻慢他呢？”我认为孟子本来就要朝见齐王，而齐王用生病要挟他，于是孟子推辞不去。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由我去朝见齐王，那是尊重尊贵者。尊重尊贵者，是义，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齐王召见我，那就不是尊重贤者的礼节了。像这样而去，在义上有什么恰当的呢！”如果他与孔子不同，孟子自己已经详细说过了，恐怕司马光也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孟子“共同尊崇”的意思，我认为“达”是通达的意思。三者不相冲突，就各自伸张其尊贵而不屈从；一旦相冲突，就通观其轻重所在而给予最高的尊崇。所以在朝廷之上，即使像伊尹、周公那样忠圣且年长，也只侍奉嗣王，辅佐幼主，不敢以年长德行凌驾于上。至于讨论辅助世道、治理百姓的责任，那么太甲、成王本来就在伊尹、周公面前拜手叩头了。这种交替屈伸以达到极致尊崇的道理，与孟子的话没有不同，所以说通观其轻重所在而给予最高尊崇，只有懂得权衡的人才能知道。官职职守、进言责任，只是一个职位的操守，其进退去留，取决于某一件事的得失，某一句话的听从与否。如果作为老师，就不同于此了。然而难道不问道义是否施行就吃俸禄吗？看孟子最终导致做臣子而离开，齐王用万钟俸禄挽留他而不可

译得到了，就可以看出其出处的大致情况了。

译孟子知道燕国可以讨伐，但必定要等待能够施行仁政的人才能去讨伐它。齐国没有仁政，讨伐燕国不是它的职责。假使齐国的君臣不向孟子谋划，孟子不去预知这件事也是可以的。沈同既然用孟子的话劝齐王讨伐燕国，而孟子说的话还有顾虑而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怎么能够不告诉齐王而制止他呢？军队作战的事情，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系于其中，如果行动不适宜，那么百姓受残害而国家危险，仁爱的人怎么忍心坐视它最终败坏呢！

辩解说：沈同问燕国是否可以讨伐，孟子回答说可以讨伐，是说燕国的君臣擅自把国家当作私产而私自给予和接受，他们的罪过可以讨伐。沈同也没有说过齐国将要讨伐燕国，怎么可以揣测他的心意，预先告诉他齐国没有善政，不可以讨伐燕国呢？况且说话不可不谨慎，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了。他想讨伐别人的国家，不曾与自己谋划，如果逆探他的心意而阻止他的计谋，恐怕不免招来祸患。有人说：他劝齐国讨伐燕国，孟子已经曾经自己阐明他的说法，意在激劝齐宣王，使他感悟而施行仁政罢了。孟子回答问话的时候，抑扬高下，没有不有法度的。读他书的人，应当寻求他立言垂训的意思，而探究他的本末，就可以了。

朱熹说：圣贤的心，像明亮的镜子和静止的水，来的人就照见他们。然而也只是照见面对我的人罢了，本来不能探察背后而预先照见。沈同的问话，出于私心而没有涉及公义，问燕国而没有涉及齐国。只因为出于私心而问燕国，所以燕国可以讨伐，是孟子所应当知道的。只因为没有出于公义而问齐国，所以齐国不可以讨伐，是孟子所不应当回答的。司马光怀疑孟子坐视齐国讨伐燕国而不劝谏，孙奭认为孟子恐怕不免招来祸患所以不劝谏。司马光的怀疑固然不恰当，而孙奭又大大失当。看孟子说：“夺取它而燕国百姓喜悦，就夺取它；夺取它而燕国百姓不喜悦，就不要夺取。”那么燕国可以夺取不可以夺取，取决于百姓是否喜悦罢了。假使齐国能够诛杀暴君、慰问百姓，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那么怎么不可以夺取呢？

《经》说：“面对不义，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向父亲争辩。”《传》说：“爱护儿子，用义理正道来教育他。”孟子说：“父子之间不互相要求为善。”这是不劝谏不教育啊。可以吗？

辩解说：孟子说：“古代的人交换孩子来教育。”不是说他们不教育。又说：“父子之间不互相要求为善。”父亲做不义的事就争辩，这不是要求为善的意思。《传》说“爱护儿子，用义理正道来教育他”，难道是自我教育吗？为什么不拿我们的孔子来观察：孔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告诉他“不学《诗》就无法说话，不学礼就无法立足”。孔鲤退下后学习《诗》和礼，不是孔子亲自用《诗》、礼来训导他。陈亢高兴地说：“问一个问题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诗》，听到了礼，又听到了君子疏远他的儿子。”孟子的话，正与孔子不约而同，这也是有所承受而说的吧！

朱熹说：儿子虽然不可以不向父亲争辩，看《内则》、《论语》的话，那么他们的劝谏是委婉的。孙奭的说法已经详尽，再发出这个意思尤其好。

告子说：“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就像水没有东与西的区别。”这是告子的话失当。水没有东与西的区别，说的是平地。假使土地东高而西低，或者西高而东低，难道决开疏导所能导致的吗？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说的是中等的人。瞽瞍生了舜，舜生了商均，难道熏陶感染所能改变的吗？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这是孟子的话失当。丹朱、商均，从幼年到成年，每天所见到的是尧、舜，不能改变他们的恶，难道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吗？

辩解说：孟子说：“人性的善，就像水向下流。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的。”大概是说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系辞》说：“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它的是善，完成它的是性。”那么孔子曾经有过性善的话了。《中庸》说：“上天赋予的叫做性。”《乐记》说：“人生下来是安静的，这是天的本性。”人的本性禀受于天，何尝有不善的呢？荀子说性恶，扬雄说善恶混杂，韩愈说性有三品，都不是懂得本性的人。伏羲生于卵胎，龙寄居在蛇腹，难道是常理吗？本性是一样的，人与鸟兽草木，所接受的初始都是均等的，而人是最灵明的。由于气质习性的不同，所以有善与恶的区别。上古圣人本来禀受天地刚健纯粹的本性，生下来就神灵，后世的人有的善有的恶，有的圣有的狂，各自随着气质习性而成，它们的由来很远了。尧、舜的圣，是本性；丹朱、商均的恶，难道是本性吗？孔子不是说：“只有上智和下愚不能改变。”不是说不可改变；气质习性渐染很久，而想要改变下愚成为上智，没有看见他们立刻能做到的。怎么可以因为这个就说人的本性有不善呢！

孟子说“白羽毛的白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如同白玉的白”，告子应当回答说：“颜色相同了，本性却不同。羽毛的本性轻，雪的本性弱，玉的本性坚。”而告子也都认为对，这就是招来“犬、牛、人”之难的原因。孟子也可以说是用辩论战胜别人了。

辩解说：孟子说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白玉的同异，大概是为了难倒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告子只知道生之谓性，说人之所以

译人，有天生善良、天生邪恶的。却不知道百姓生活丰厚，因外物而有变化，所习染的不谨慎，便随波逐流于生死之间，而他们所禀受的也就随之不同，所以有犬、牛、人性的不同，但其本性未曾不善。就像水一样，它的本源未曾不清，之所以浑浊，是因为泥土搅动它罢了。澄清了泥土，水就恢复清澈了。说水的本性自有清浊，可以吗？孟子并非为了辩论胜过别人，而是担心人们不了解本性而残害仁义，泯灭天理，不得已才进行辩论。《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是说万物的本性都相同，只有人最为尊贵罢了。关于本性的学问如果不明白，人哪里知道自尊自重呢？这就是孟子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的原因。

译朱熹说：这两章我不是很明白，恐怕沈隐之的辩驳也有没讲清楚的地方。

礼制规定，国君不与同姓的人同乘一辆车，与异姓的人同乘一辆车，是嫌他们太亲近而失礼。作为卿大夫，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异姓，都是人臣。人臣的道义，如果劝谏国君而不被采纳，离开是可以的，殉死也是可以的，怎么能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就敢篡夺君位而居其位呢？孟子的话过分了！国君有大过错没有比得上商纣王的，纣王的卿士没有比王子比干、箕子、微子更亲近且尊贵的了。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凭着纣王那样的大过错和三子那样的贤德，尚且不敢篡夺君位，何况过错不及纣王而贤德不及三子的人呢？如果让后世有皇亲国戚的大臣，劝谏国君而不被采纳，就废黜国君而取代他，说：“我采用孟子的话。这不是篡位，是合乎道义的。”这可以吗？有人说：“孟子的本意，是想让齐王感到恐惧。”这又不对。齐王如果听到孟子的话而恐惧，就会更加忌恨厌恶他的皇亲国戚，听到劝谏就诛杀他们；皇亲国戚听到孟子的话，又会起来效仿。那么孟子的话不足以纠正骄横国君的过错，反而正好成为篡位作乱的借口。这可以吗！

辩驳说：道在天下，有正道有变通。尧、舜的禅让，汤、武的征伐，都是变通。有人说尧、舜不慈爱，汤、武不仁义，这都是圣人不幸而处于变通的情况。禅让这件事，尧、舜实行就尽善尽美，子之、燕哙实行就不好了。征伐这件事，汤、武实行就尽善尽美，魏、晋实行就不好了。伊尹流放太甲，霍光改立昌邑王，难道是不得已吗！做人臣的，不是不知道正道的美好。有人说：“遵循正道则天下危亡，遵循变通则天下安定，那么哪个可行呢？”如果以安定天下为最大目标，就一定说遵循变通可行。只有这最难处理，不是通达的儒者不能明白。伊尹、霍光是异姓的卿，擅自废立君主，后世尚且不能不非议他们，何况是皇亲国戚的卿呢？纣王无道，像微子、箕子、比干这样的皇亲国戚不忍心坐视商朝灭亡而断绝宗庙祭祀，反复劝谏而不被听从，改换国君的位置，谁有非议他们的！有的离开，有的做奴，有的劝谏而死，孔子称赞他们说“商朝有三位仁人”，用“仁”来赞许他们，大概是因为在大义上还有所欠缺吧。三仁固然仁德，但商朝国运断绝怎么办！季札辞让君位而导致动乱，孔子因为他来聘问，贬低他而只写名字，以此作为法则。《春秋》阐明大义，书法非常严谨，可以借鉴。国君有大过错，皇亲国戚的卿反复劝谏而不被听从，就改换他的位置，这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有所不得已。如果进退废立出自群小阉宦，而当国的大臣不参与，哪里用得着那些卿呢！所以公子光派专诸杀死他的国君僚，《春秋》记载吴国弑君，不称人名而称国名，是将罪责归于大臣。这经世致用的考虑很深啊。这孟子的话，也符合《春秋》的遗意吗？

朱熹说：沈隐之说三仁在大义上有欠缺，这恐怕不对。大概三仁的事不期望相同，只是各自安守正道以奉献给先王罢了。以三仁的心，实行孟子的话，谁说不可。但因为不期望相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方面来论断。况且圣人讲仁义，不曾全部列举，讲仁则义就在其中了。现在只看见他们被称作“仁”而没提到“义”，就认为三子还有偏颇，恐怕是见识蔽塞了。这篇大意已经端正，只有这几句不妥当。

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其道，不是为了礼貌和饮食。从前伊尹离开汤去投奔桀，难道能迎接他以礼相待吗？孔子栖栖皇皇，周游天下，佛肸召他，想去，公山弗扰召他，想去，他们难道是为了礼貌和饮食吗？急于推行道啊！现在孟子的话说：“虽然还没实行他的话，迎接他有礼就前往，礼貌衰微就离开。”这是为了礼貌而做官。又说：“早上不吃，晚上不吃，国君说：‘我大的不能实行其道，又不能听从他的话，让他在我的土地上挨饿，我感到羞耻。’周济他，也可以接受。”这是为了饮食而做官。一定这样，是不免于出卖先王的道以推销自己。古代的君子做官，大概不这样。

辩驳说：孔子在鲁国、卫国，开始以礼接待他，就做官；等到不被国君喜悦，就离开。难道能说不是为了礼貌而做官吗？做鲁国司寇，不被任用；跟着祭祀，燔肉没送到，不脱冕就走了。难道能说不是为了饮食而做官吗？进以礼，退以义，得到得不到，说是有命，谁说孔子栖栖皇皇，不是为了礼貌和饮食呢？孟子说“迎接他有礼就前往，礼貌衰微就离开”，又说“早上不吃，晚上不吃，周济他，也可以接受”，这些话，不曾违背我们孔子的行为。如果说不是为了饮食，那么应当羡慕伯夷、叔齐就可以了，又何必做官呢？圣贤固然不专门为了饮食，他们所说的为了饮食，是为了礼貌罢了。而说古代的君子能辟谷吗？不顾廉耻而苟且容身吗？诵读孟子的话而不衡量其轻重的可否，什么说法不可疑！

朱熹说：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上面以言论是否被实行作为去就的标准，这是做官的正道，其

译其次，以对方礼节的衰败与否作为去留的标准；再其次，到了不得已而接受他的赏赐，这难道是君子的本意吗？大概在这个时候，全天下没有人能实行我的主张，那么有能以礼节接待我并周济我困窘的人，难道不比那些（不实行我主张的人）好吗？因此君子认为还是可以前往。然而孟子是贯通上下两种情况来说的，如果是君子自身的处世态度，则在于自己的选择。孟子在他接受赏赐的节度上，又曾经深入论述说：“饥饿到不能出门，那么周济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为了免于死亡罢了。”由此看来，司马光对于孟子的观点就可以没有疑惑了。而程颐所辩驳的，引用孔子的事情作为证据，恐怕是不正确的。

译所谓“性之”的，是上天赋予的；“身之”的，是亲身践行的；“假之”的，是外表拥有而内里实际没有的。尧、舜、汤、武对于仁义，都是天性具备且亲身践行的；五霸，则是勉强为之罢了。仁，是用来治理国家、使诸侯臣服的手段，皇、帝、王、霸都使用它，只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程度上的大小、高下、远近、多寡罢了！所谓“假之”，是指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连国家都难以保全，何况称霸呢？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还，终究也不是自己拥有的。

辩说：仁作为一种道，有生命的事物都具备，有本性的人都能获得，只是看如何践行罢了。尧、舜对于仁，是生来就知道，顺从本性去践行；汤、武对于仁，是学习后才知道，体悟仁道去践行；五霸对于仁，是遇到困难后才知道，心里认为不靠仁就无法治理国家、使诸侯臣服，于是借用仁去践行，其实并非真正的仁。如果说“皇、帝、王、霸都使用仁，只是区别在于大小、高卑、远近、多寡之间”，这是什么见解呢？孟子说：“尧、舜是性之，汤、武是身之，五霸是假之。假之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拥有的呢？”这正符合《中庸》所说的“有的安于仁道而行，有的为了利益而行，有的勉强而行，等到成功时是一样的”。孟子的意思，是为了勉励君主行仁罢了。可惜五霸借用仁道却不能长久！

朱子说：程颐以五霸为困知勉行者，我认为这是七十弟子的事情，不是五霸所能达到的。假借的情状，与勉强践行固然不同，但五霸对于仁义，也只是习惯听到它的名称罢了，哪里是真正懂得的人呢？司马光说：“假借，是指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形式具备而实质跟从，国家尚且难以保全，何况称霸呢？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还，也终究不是自己拥有的。”我认为当时诸侯对于仁义，形式和实质都丧失了，只有五霸能具备形式罢了，这也是彼善于此的说法。又有大国，凭借强力辅助，窃取仁义的名号来号令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假使有王者兴起，用仁义的实际措施来施行，那么微弱的火光，早就熄灭了！孟子说“长期借用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拥有的”，只是说当时的人不能察觉他们假借的情状，就认为他们真正拥有罢了。这正是司马光所疑惑的，反而因此指责孟子，不也是错误吗！

《虞书》称赞舜的德行说：“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舜能以孝道使之和谐，渐渐向善，不至于作恶。”人们看重舜，是因为他能以孝道和谐亲人，使他们渐渐向善而自我约束，不至于作恶。像这样，舜作为儿子，瞽瞍必定不会杀人了。如果不能阻止祸患发生，致使瞽瞍杀人，被官吏逮捕，舜就抛弃天下，偷着背起父亲逃跑，连狂妄之人都不会这样做，难道舜会这样做吗？这不过是街谈巷议的说法，大概不是孟子的言论。况且瞽瞍已经被皋陶逮捕，舜怎么能偷他呢？即使背着父亲逃到海边，皋陶表面上逮捕他以正法度，内里却放纵他给舜，这是君臣互相勾结，作假欺骗天下，怎么能算是舜和皋陶呢？再说舜已经是天子了，天下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即使他想遵循海边居住，百姓难道会听任他吗？这是皋陶逮捕瞽瞍，合乎法度而失去了舜，所失去的更多了。所以说：这不过是街谈巷议的说法，大概不是孟子的言论吧。

辩说：桃应的提问，是假设的事情，并非说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桃应的意思，大概是说法律是天下的大公，舜制定法律，皋陶遵守法律，假如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逮捕他，是法官职责所在应当做的。舜不敢禁止，是不以私人恩惠废黜天下的大公法律。“有所接受”这句话，就像将领一样，军营之外的权力就专断，君主的命令有所不接受，法官遵守法律也是如此。因为法律是先王的制度，与天下人共有，做法官的人接受法律于先王，不能为了一个人而私用。舜既然不能偏私他的父亲，如果把他置于法律之下，就失去了做儿子的道理；如果置之不问，就废除了天下的法律，宁可一并抛弃天下，愿意偷着背起父亲逃跑，居住在海边，快乐地度过一生，更忘记了自己是天子的尊贵。当时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既然设置了问题，如果孟子不回答，那么道理就不明白。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的富有、天子的尊贵，不能交换侍奉父亲的孝道，于是回答说天下可以忘记而父亲不可暂时舍弃，以此来阐明父子之道。这对于名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朱子说：龟山先生曾说：“本来没有这样的事，这只是论述舜的心罢了。”我认为“逮捕他罢了”，不是透彻了解皋陶心意的人不能说这样的话。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显示圣贤所处的境地，无处不用尽极致，所谓“止于至善”啊。程颐的辩说，专门以父子之道来说，却好像实有此事，在义理上不够明晰。

卷八 涑水学案（下）

温公潜虚

万物都起源于虚，产生于气，气凝聚形成形体，形体接受本性，本性辨别名分，名分确立行为，行为等待天命。所以虚，是万物的府库；气，是生命的门户；形体，是实质的具象；本性，是精神的赋予；名分，是事务的区分；行为，

译人的努力，是人的职责；命运，是时机的遭遇。

译梓材谨按：朱熹《跋张氏潜虚图》与晁公武《读书志》都说《潜虚》多有缺漏的文字，没有缺漏的，是泉州本。吴礼部《潜虚后序》说最初得到全本，后来又得到孙氏、许氏的缺本。大概司马光的本子没有成书，现在也无法审察哪些是缺漏的，只能录下全文，而张敦实的十论也一并录在后面。

气图（黠校者按：图见本页下方。）

〇

焱

∥

荧

十

冢

〇 末 〇 本 〤 〇 〇 刃 〇

基

∣

原

┬

委

张敦实说：五行在天地之间，具备自然之气，所以有自然的象与自然的数。天一居北为水，地二居南为火；天三居东为木，地四居西为金；天五居中为土。在《虚》中则有原、荧、本、〇、基。至于水一得到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到土五而成七，木三得到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到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相合而成十，这生数十五，成数四十，生成之数五十五，所以具备天地终始的道理，成就变化而运行鬼神。所以五行更生，得到土来辅助它，以前的原现在有了委，以前的荧现在有了焱，以前的本现在有了末，以前的〇现在成了刃，以前的基现在成了冢了。

体图（黠校者按：图见本页下方）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第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理万，少以制约众，这大概就是纲纪吧！纲纪确立而治理的器具就完备了。心驱使身体，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手指操控万物。如果有人不为之驱使，那么治理的道理就出问题了。卿屈从一，大夫屈从二，士屈从三，庶人屈从四，地位越卑微，屈从越多，这是为了顺从；屈从虽然多，不超过一半，这是为了正当。正当顺从，是〇坠的大义。

张敦实说：天地之数，阳奇阴偶。阴阳和合而刚柔有体，这就是五位所以相得而各有配合的原因。天一与地六相得，相合而生水，有原而有委；地二与天九相得，相合而生火，有荧而有焱；天三与天八相得，相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与地九相得，相合而生金，有〇而有刃；天五地十相得，相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从五行生成分开来说则有五，合起来说则有十，所以一等至十等，总共五十五体。体有左右，辨别宾主；有上下，辨别尊卑。左右上下，交替纯阳交替屈从，以兴起天下的治理，以成就天下的事业，所以能像纲在纲上，像手臂驱使手指，没有尾大不掉的祸患。

∣∣王

原原

左右

∣∥ 公

原荧 荧荧

左右 左右

∣〇 〇〇岳

原本 荧本 本本

左右 左右 左右

∣〇 〇〇 〇〇牧

原〇 荧〇 本〇 〇〇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〤 〇〤 〤〤率

原基 荧基 本基 〇基 基基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 〇┬ 〤┬ ┬┬侯

原委 荧委 本委 〇委 基委 委委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〇∣ 〇〇 〤〇 ┬〇 〇〇卿

焱原 荧焱 本焱 〇焱 基焱 委焱 焱焱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〇∣ 〇〇 〤十 ┬十 〇十 〇〇大

末原 末荧 本末 〇末 基末 委末 焱末 末末夫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〇∣ 〇〇 〤○ ┬○ 〇○ 〇○士

刃原 刃荧 刃本 〇刃 基刃 委刃 焱刃 末刃 刃刃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译〇十 〇十 十十庶

冢原 冢荧 冢本 冢〇 基冢 委冢 焱冢 末冢 刃冢 冢冢人

译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性图（黠校者按：图见下页，此处为图表符号，略去）

水的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水

火的五行属性：火、木、金、土、水、火

木的五行属性：木、金、土、水、火、木

金的五行属性：金、土、水、火、木、金

土的五行属性：土、水、火、木、金、土

水的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

火的五行属性：火、木、金、土、火

木的五行属性：木、金、土、火、木

金的五行属性：金、土、火、木、金

土的五行属性：土、水、火、木、土

大凡性的次序，首先排列十个纯阳之象。十个纯阳之象既已透彻，其次降低一等，其次降低二等，其次降低三等，其次降低四等，最后配合而成，性就完备了。始于纯阳，终于配合，这是天地的规律。

张敦实说：五行的性质，都通过相生来相继，通过相克来相成。虚始于十个纯阳，其本体确立而不改变。其次降低一等，所以水与火配合；其次降低二等，所以水与木配合；其次降低三等，所以水与金配合；其次降低四等，所以水与土配合。从降低一等到降低四等，其下方也依次降低来相配合。最后五行生成。大体不出于此。

名图

一六置于后方，二七置于前方，三八置于左方，四九置于右方，总共以五十五行〇序。印刷并观察它，星宿运行遵循度数。仰视则为〇，俯视则为陆。仰视得到十数。《元》、《余》，是万物的始终，所以没有变化。《齐》，是中间，包罗斡旋万物，所以没有固定位置，〇至之气起于《元》，转而循环三百六十四变，一变代表一日，然后授予《余》而终结，以此来步测〇轨，经历〇岁纪。人的生成本源于虚，虚然后成形，形然后成性，性然后发动，动然后生情，情然后成事，事然后成德，德然后成家，家然后成国，国然后成政，政然后成功，功然后成业，业终则返回虚了。所以万物治理于《元》，显著于《裒》，存留于《齐》，消减于《散》，终结于《余》，这五者是形的运化。《柔》、《刚》、《雍》、`昧》、《昭》，是性的分别。《容》、《言》、《虑》、`聆》、《觌》，是动的官能。《繇》、《懠》、《得》、《罹》、《耽》，是情的〇（恤）。《〇》、《却》、《庸》、《妥》、《义》，是事的变易，《讱》、《宜》、《忱》、《〇》、`戛》，是德的途径。《特》、《偶》、`昵》、《续》、《考》，是家的纲纪。《范》、《徒》、《丑》、`隶》、《林》，是国的纲纪。《禋》、《准》、《资》、`宾》、《〇》，是政的实务。《〇》、《乂》、《绩》、`育》、《声》，是功的工具。《兴》、《〇》、《泯》、`造》、《隆》，是业的显著。作为在上位的人将要做什么呢？养育他们、教化他们、治理他们罢了。养育他们，所以人依赖他们而生存；教化他们，所以人依赖他们而明智；治理他们，所以人依赖他们而安定。像这样，所以人们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信任他们如同占卜，畏惧他们如同雷霆，因此功业成就而名声显赫。作为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养育，那么人们就会背离叛乱；养育而不能教化，那么人们就会混乱；教化而不能治理，那么人们就会混乱抗拒。这三样都丧失了，却祈求有功业，可能吗！

张敦实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体而立名，不过五十五。《齐》在天地中间，包罗斡旋万物，所以有名而无位。冬至之气起于《元》，转而循环三百六十四变，变代表一日，然后授予《余》而终结。一六居后，在天则是斗、牛、女、虚、危、室、壁的星宿分野。三八居左，在天则是角、亢、氐

译房、心、尾、箕的星宿分野。二七居前，在天对应井、鬼、柳、星、张、翼、轲的星宿分野。四九居右，在天对应奎、娄、胃、昴、毕、觜参的星宿分野。从《泯》到《昧》共十一个名称，位于北方而属水。从《容》到《〇》共十一个名称，位于东方而属木。从《蠢》到《考》共十一个名称，位于南方而属火。从《徒》到《乂》共十一个名称，位于西方而属金。《昭》是一块土地，处于报德的方位，在丑位分王。《却》、《庸》、《妥》是三块土地，处于常阳的方位，在辰位分王。《范》是一块土地，处于背阳的方位，在未位分王。《绩》、《育》、《声》、`兴`、《〇》是五块土地，处于〇通的方位，在戌位分王。《齐》是中央的土地，处于大中的内部，在天对应北极的方位啊！

译行图 变图 解图

元

（元，是开始。夜半，是一天的开始。（谨慎于迈出脚步，稍有偏差就会相差千里，（谨慎于迈出脚步，稍有偏差就会相距遥远。）

朔，是月初。冬至，是一年的开始。好学，是智慧的开始。

力行，是道德的开始。用人，是治乱的开始。）

裒

（裒，是聚集。气聚集而成物，

宗族聚集而成家，圣贤聚集而成国）

初（进而又退，等待其诚信，利于守正。）（聚集不可苟且，必须进中有退

。）

二（人〇而繁多，兽猛而耗尽。）（人〇而繁多，善于以道聚集众人。）

三（百毒聚集，胜者为主，是万物的蛊害。）（百毒聚集，只危害人。）

四（羽毛鳞介，各自跟随其同类。）（羽毛鳞介，按伦理聚集。）

五（菟丝缠绕，依附草木而断绝根本。）（菟丝缠绕，不知巩固根本。）

六（八音和谐鸣响，神祇倾听。）（八音的聚集，感动人与神。）

上（云回归于山，冰融化于川。）（云归冰融，聚集到极点必然分散。）

柔

（柔，是地的德行，

是臣下的准则。天是刚健的，不违背四时；君

是刚健的，不拒绝好的谋略

；金是刚健的，顺从人的

作为。所以刚健而

不柔和，没有能成功的。）

初（马牛服役，左右耗尽气力。）（马牛服役，是臣下的本分。）

二（蘧蒢戚施，盗跖的祈求，

或得到鞭打。）（盗跖的祈求，无所不为。

或施行鞭打，被君主所知。

。）

三（牙齿刚硬必然缺损，长久存在的是舌头。）（牙齿缺损舌头存在，长久刚硬必然危险

。）

四（飞石落下，用幕布抵挡。）（飞石落下，强力不能支撑

。）

五（至柔如水，滋养万物没有止息。）（至柔如水，不与万物相违

。）

六（蒲草为梁柳木为毂，屋椽倾斜车轮脱辐。）（蒲梁柳毂，承受重力的能力微弱

。）

上（悬挂的旒旗靡乱委顿，政令不在自己手中。）（旒旗靡乱，君道不正

。）

刚

（刚，是天的道理，是君

的坚守。地是柔和的，负载

山岳；臣是柔和的，正直

直言；水是柔和的，冲毁悬崖

穿透石头。所以柔和而不刚健，未

有能站立的。）

初（偃王没有骨气，不能自立。）（人有骨气，才能自立

。）

二（不能忍受小辱，自缢于沟渠。）（自缢沟渠，是小人的决断

。）

三（目怒耳塞，拔树撞石。

一跌倒就趴下，成为蝼蚁的食物。）（一跌倒就趴下，不再振作

。）

四（金与玉为轴，经历险阻不翻覆。）（金与玉为轴，能承载重任

。）

五（高洁自守，其要〇咎。）（其要〇咎，是因为欲望少

。）

六（精金百炼，有折断没有弯曲。）（有折断没有弯曲，本质不改变

。）

上（欧冶铸剑，利于加锡。）（利于加锡，过于刚硬则

折断。

雍

（雍，是和。天地万

物的本性，不刚则柔，

不暗则明。通达而施行

，大概在于和吧！）

初（不飞不潜，出门交往有功。）（出门交往有功，崇尚和谐。）

二（柳下惠不改变他的节操，伯夷怨恨

因此稀少。）（夷清不偏，惠和不流

。）

三（玉质金声，利于陈列于帝庭。）（玉质金声，有美好的德行

。）

四（狺狺〇〇，无处施展而适应。搏沙

混杂砾石，舒展席卷荆棘。）（狺狺〇〇，无可奈何

。）

五（卖者减少，求者增加，最终趋于平

。）（鬻减求增，增加少的减少多的

。）

六（盐梅不

译如果味道不合适，汤羹就会被丢弃不吃。（盐梅调配不当，本性就有偏差。）

上（天地融洽，万物和谐。）（天地融洽，万物和睦。）

昧（满足于自身，不知道外界的美好。）（满足于自身，因此愚昧。）

译（晦，昏暗的意思。太阳的昏暗，

昼夜由此形成；月亮的昏暗，

弦月望月由此产生；君子的昏暗，

与时代一同前行。）

二（太阳隐藏光芒，等待在东方。）（太阳隐藏光芒，德行尚未显耀。）

三（铁眼石耳，踏进深渊。）（铁眼石耳，无法引导。）

四（黑暗中行走失足，有人用蜡烛引导。）（有人用蜡烛引导，能够接受教诲。）

五（没有相位的盲人，关门居家。）（关门居家，没有偏离正道。）

六（不练习就砍削，毁坏材料破坏质朴。）（不练习就砍削，难免招致罪过。）

上（木偶守着金子，众多盗贼前来侵犯。）（以昏暗居于上位，必定会有盗贼。）

〤〇

昭

（昭，光明的意思。天地的光明，

没有不洞察的；日月的光明，

没有不照亮的；人君的光明，

是官员和君主的才能。悲痛中有罪过，

勤勉中有功绩。）

初（擦亮镜子，拂去灰尘，看见自己的形象。）（擦亮镜子拂去灰尘，用来自我观照。）

二（随侯珠照亮黑夜，不如油脂蜡烛。）（珠子能照亮黑夜，但不能长久。）

三（观察穷尽秋毫，事物惊骇而逃跑。）（观察穷尽秋毫，是事物所惊骇的。）

四（凿开缝隙偷取光线，志向只有勤奋，争着给予蜡烛。）（凿开缝隙偷取光线，善于借助光明。争着给予蜡烛，于是光大。）

五（沿着墙走不跌倒，拿着蜡烛却跌倒。）（拿着蜡烛却跌倒，依赖光明而懈怠。）

六（太阳依附于天空，万物鲜明。）（太阳依附于天空，没有不照亮的。）

上（在灰烬中保存火种。）（在灰烬中保存火种，善于养护光明。）

容

（容，容貌的意思。尊卑有礼仪，

军国有仪容，舍弃它则混乱。）

初（修饰并贯穿，长久就安定。）（修饰容貌有常规，长久就贯穿。）

二（包着头发平等待人，不如快点死去。）（包着头发平等待人，不可忍受看见。）

三（脸上有装饰。）（脸上不装饰，本质不变。）

四（粗布衣服锦缎内衬，君子培养美德。）（粗布衣服锦缎内衬，不自我炫耀。）

五（像圭像璋，以和顺以庄重。）（以和顺以庄重，是容貌的美善。）

六（朱红色外面紫色内里，衣服久了必定破损。）（朱红色的破损，内里显露。）

上（弯曲树木的垂挂，甜瓜的累赘。）（树木垂挂瓜累赘，贵在下贱。）

〇〇

言

（言，言辞的意思。有雷有风，

天心开始通达。有号令有命令，

君心没有隐藏。有话语有言辞，

内心才宣发。）

初（壶袋的口，可以用来接受。哑巴的食物，稻粱的贼害。）（稻粱的贼害，言辞不可停止。）

二（人不了解我，赠送金子而怀疑。）（赠送金子而怀疑，人不信任。）

三（不巩固关口，祸患溢出浮于天。）（祸患溢出浮于天，不可收拾。）

四（天信任其时节，万物有所期待。）（万物有所期待，素来信任。）

五（平常言辞谨慎，必定顾及行为。）（平常言辞谨慎，用来建立诚信。）

六（适时言辞有利，上下所依赖。）（上下所依赖，其利益广大。）

上（言辞源于德行，不思考而得到，

万世的法式。）（言辞源于德行，不是意料之中的。万世的法式，符合道理。）

〇〤

虑

（虑，思考的意思。圣人无思，

自然合乎适宜。贤者的思考，

以求得其时。临事不思考，

不能研究细微。学道不思考，

不能造访精微。）

初（秋毫差错机关，箭不可追回。）（秋毫差错机关，不可不谨慎。）

二（旁看千里，回顾百世。）（旁看回顾，所虑深远。）

三（澄清源头正本，执掌天地的关键。）（澄清源头正本，万术尽善。）

四（林甫月室，愠怒进入笑容出来，

不是自身的益处。）（不是自身的益处，最终自己受害。）

五（万物之神，出天入尘。）（出天入尘，无不运转。）

六（谋利忘记睡眠，商贾的责任。）（谋利忘记睡眠，思虑不远。）

上（孔子从心，不逾越规矩。）（孔子从心，从容中道。）

〇┬

聆

（聆，听的意思。天下其耳，

舜通达四聪。听而不闻，

是谓耳聩。闻而不择，

是谓心聋。所以王

二（黈纩弗彻

译舜的听力敏锐，通达四方。（舜听力敏锐通达四方，是因为他的听力没有被遮蔽。）

听德之人只有听力敏锐，学习之人不遵循礼制就不听。（听德之人只有听力敏锐，学习之人不依礼就不听。）

三（甜言蜜语悦耳，却使人沉溺于深渊。）（甜言蜜语悦耳，不可被其取悦。）

译四（逆耳忠言，只利于自身。）（逆耳忠言利于自身，不可厌恶。）

五（谦卑地听取顺从之言，辨别其利弊。）（辨别利弊，取决于内心。）

六（像蚂蚁一样只听到声音，只听信近便之言。）（只听信近便之言，是因为心识不及耳闻。）

上（圣人无所选择，恶声不入耳。）（恶声不入耳，是因为耳朵不顺应非议。）

〇〇

觌（视）（起初粉饰光泽的光辉，掩盖〇埋藏机巧。）（愚昧者不知道，是被眼睛诱惑所致。）

觌，看的意思。天高其目，（愚昧者不知道，明智者能识微察秋毫。）

舜明四目。看却看不见，

这叫作目盲。看见却不加选择，这叫

作心盲。所以王者看得远

只因为明智，学者不合礼法不看。）

二（项楚，姚虞，外形相似内心不同。）（外形相似内心不同，明智不在于眼睛。）

三（驾车击毂，自己遮住眼睛，（自己遮住眼睛，就不能看见。）

墙途犹覆。）

四（老虎视耽耽，其心潭潭。）（其心潭潭，是审慎其所视。）

五（蘧〇戚施，俯仰相互怀疑。）（俯仰相互怀疑，是任从偏见。）

六（漆器象箸，因细微知显著。离（看细微如同巨大，是明辨清晰。）

娄之目，视细犹巨。）

上（凝旒十二，只遮蔽眼睛，同（凝旒的遮蔽，是不使用眼睛。）

仁一视。）

∥〇

繇（喜）初（凯风怡怡，万物熙熙。）（凯风怡怡，怒气消散。）

万物熙熙，无疾惫也。）

（繇，喜悦的意思。天地同春，

万物忻忻。圣贤相逢，二（悦之匪人，涉于幽榛，车陷轮。）（悦之匪人，是徇其所爱。）

四海归仁。）

三（爰笑爰语，神清心与弗（不丧失其斧，是未失准则。）

丧其斧。）

四（闻谤而喜，反求诸己。）（闻谤而喜，是以从道。）

五（喜怒以律，爱恶不失，（大人元吉，是不失律。）

大人元吉。）

六（赏溢于喜，重器是委或颠而毁。）（赏溢于喜，是爱人从政。）

上（爵禄锡予，饰喜之具。（爵禄饰喜，是不虚拘。）

惜印吝金，人委而去。）惜印吝金，是人失望。）

〇〇

懠（怒）初（匪怒之遒，必理之求（必理之求，是先虑后断。）

（懠，怒的意思。天地之怒，拔刃难收。）

风霆横飞。王者之怒，

爰整六师，君子之怒，

暴乱是夷。小人之二（自怒自解，人不之畏。）（自怒自解，是威已玩。）

怒，适为身菑。）三（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快心一朝，是忘后患。）

失不可招。鯸〇之浮，乌鸢求。）

四（雷霆赫赫，乱是用息（雷霆赫赫，是以止乱。）

狼贉死国。）

五（有众有形，怒然后兴。）（无形而怒，只取嫚。）

六（忍之少时，福禄无期。）（忍之少时，乃免难。）

上（雷风既息，继以沛泽。）（风息而雨，群物澣。）

〇十

得（欲）初耳目鼻口，外交中诱，惟心之咁。外交中诱，心不君也。

（得，欲望的意思。牝牡饮食，

禽兽之识。官爵财利，

仆隶之志。欲仁求仁二（以礼制心，成汤之德。（不徇货色，是智之事。）

入自圣门。）汉高入关，弗徇货色。）

三（圣人徇理，百物不废（其心无累，过不留。）

其心无累。）

四（豨腹饕饕，为人益膏。豨腹饕饕，贪欲不厌。）

五（守常知足，不危不辱。不危不辱，又何求。）

六（不学无义，惟饮食、牝（禽兽之毙，犹可食。）

牡之嗜，禽兽之毙。）

上（鸱争腐鼠，鹓雏弗顾。腐鼠弗顾，乃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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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忧）初（饱食无忧，襟裾马牛。襟裾马牛，人必有忧。）

（罹，忧的意思。知命乐天，

无忧则贤。

译安于天命，

有忧患则能成圣。至于

处世

行事，则有其常理。起初

（巨船航行，逆风激浪，

（先哭后歌，忧患之后便有喜悦。）

于忧患勤勉，最终

渡过大江大河，先哭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