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　九峰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3/4）

译写一千五百字，增加到两千、三千乃至四千字。用一整天的力气这样写，持续一两个月才停止。一定要这样练习，将来才能写得又多又快，运笔如飞，且字形永不走样。另外，还要自己看着写十遍。之所以选用《千字文》和智永的楷书字体，都有深意，这里来不及详细论述，等到将来有余力时，自然可以扩充推广。因为儒者其他方面的功夫很多，所以习字只用这种方法。双钩悬腕，让左侧而右倾，虚掌实指，意在笔先，这是口诀。想要考究字义，就查阅《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韵会》等书，以求得音义、偏旁、点画及六书之正统。每次考究三五个字或十几个字，选择切近实用的字先考究。凡是抄书的字，偏旁必须依照《说文》翻刻楷书的体例，字的骨肉间架气象则效法智永，如果不是写诗帖，就不能完全使用智永的风格。

第一，学习《小学》时，不要让学生天天作诗作对，白白耗费精力。如今世俗的教育，十五岁之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都是这个弊端。只让学生在习字演文的时候，将已讲解过的《小学书》作为口义，用来学习演文。每句话先逐字训释，然后通解一句的意思，再通结一章的大义。连续不断地这样做，明理与演文，一举两得。再让学生记忆对仗类的单字，使其知道虚实死活字的区别。再记忆同类的首长、天永、日字等，只要在临放学时，当面嘱咐一对便行，使其略知对偶的轻重虚实就足够了。这正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务内与务外、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野。此心先入者为主，终生不可改变，这不仅妨碍功夫，最可怕的是夺去志向，朱子反复告诫，务必警惕。

第一，单数的夜晚，研读《大学》。已经读过的《大学》，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节求其主旨。每一节，要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通达。又必须以虚心为本，每正文一节，先考究《章句》明白透彻，然后摘取《章句》的主旨，来解说上面的正文，每句话都要说得精确成文。抄录记述旨要，又考究《或问》明白透彻，以参证《章句》。如果遇到解说性理深奥精微之处，不计数目地看，一定要晓得，记得烂熟，才停止。仍要参看黄勉斋、真西山的《集义》、《通释》、《讲义》、《饶双峰纂述》、《辑讲》、语录，金仁山的《大学疏义》、《语孟考证》，何北山的《句读》、《批抹画截表》，王鲁斋、张达善的《注音考》，胡云峰的《四书通通证》，赵氏的《纂疏》、《集成》、《发明》等书籍，诸家说法有异处，标贴出来以待思考询问。如果引用经史先儒的话，以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关之处，必须检寻看过。凡是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开看、合起来看，要分析得极其精细，合起来无不贯通，抛开书本，能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在身心上体认得出，才算烂熟。朱子反复教导：“先要熟读，必须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明白了，还不能就说懂了，更须反复玩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必贪多，《论语》只看懂一章、两章、三章就够了，只要有所自得。凡是先说的，要极其精通，其后未说的，一节比一节容易，功夫就不难了。只要记得《大学》读完，接着是《论语》，接着是《孟子》，接着是《中庸》，《小学》只令玩索。《小学》的灯火，从中秋开始，到端午停止。如果学生多，参考的书难以遍及，就参差安排双日、单日的夜晚以便之。

第一，双数的夜晚，加倍诵读平日已读过的书。加倍诵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标记起止，以待后夜续读。加倍诵读熟书，必须缓而又缓，思而又思。详见读册首条。凡是温书，一定要加倍诵读，才刚放下看读，永远没有再加倍诵读的日子，前功尽废，务必警惕。如果防止误读之处，宁愿把书放在案上，纠正疑处，再加倍诵读。加倍诵读熟书时，必须先加倍诵读本章正文完毕，用眼睛看着本章正文，加倍诵读尽本章注文，就思考玩味本章的理趣。此法不仅得到解释本章深意的缘由，且避免经文与注文混记无别的祸患。如果加倍诵读时遗忘，急用〇数补之。凡是已读过的书，一一整齐地放在案上，周而复始，把日程和书日张贴在墙上，夏夜沐浴后，露坐无灯，自可加倍诵读。

第一，随双日、单日的夜晚，附带诵读玩索性理书。性理读完，接着是治道，接着是制度。如果《大学》失时失序，应当补《小学书》的，先读《小学书》数段，仍详细看注解，字字句句自己要说得通透才停止。《小学书》读完，读程氏《增广字训纲》（此书囊括性理，语约而义备，如医家的脉诀，最便初学），接着看《北溪字义》、《续字义》，接着读《太极图》、《通书》、《西銘》，并看朱子的《解》，以及看何北山的《发挥》，接着读《近思录》（看叶氏《解》）、《续近思录》（蔡氏编，见《性理群书》），接着看《读书记》、《大学衍义》

译《程子遗书》、《外书》、《经解》、《文集》、《周子文集》、张载的《正蒙》、《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等书，无论是浏览还是诵读，都必须详细玩味、深入思考，以求透彻理解、融会贯通；必须切身体会、观察，以求自然领悟性理的要旨。书目全部记载于此，阅读者自然遵循轻重先后的顺序。有值得记录的，仍然分类摘录。至于治国之道，也可参见真德秀的《西山读书记》、《大学衍义》。

一、以前的日程安排，依照顺序分配每天的内容，确定具体项目，制作空白表格，刊刻印版，让每个学生各自准备一本册子，作为用功的依据。第二天早晨，在老师面前检验，亲手划去已完成的部分，老师再亲手在册子上标注当天讲授内容的起止范围。这样每天就有固定的守则，心力整齐而从容，积累日子成为月份，积累月份成为年份，师生双方都能尽到责任，成效自然可见。将其施行于学校的公共教育中，尤其便于主管官员约束考察。

小学阶段读经、习字、练习文章，必须分配不同的日子。（例如小学用的册纸有一百张，用七十五张印刷读书日程，用二十五张印刷习字和读文日程，可以使用二百天。）读经必须用三天，习字和练习文章只用一天，根本原因和意图在于：这期间读书的日子，是因为小学阶段需要练习写字、练习口头解释和短文，想要让他们学会写作的门路，有不可推迟的缘故。

至于大学阶段，只印刷读经的日程。等到《四书》的本经和传注都读完，制作下一卷的工程时，才印刷分配日子阅读史书的日程。读完，再印刷分配日子阅读文章的日程。读完，再印刷分配日子写文章的日程。其先后次序，分配日子的轻重，绝对不可混乱。人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读完十几个册子，就能成为大儒了，谁能抵挡呢？以后也必须自己填写以自我约束，那么岁月就不会虚度了。现在将已经刊定的空白表格样式附在下一卷，学者如果真能刊印，每天填写册子，功效自然显现。

译《小学书》读完。

接着读《大学》经文和传文的正文。一、读书、背诵温习、讲解、习字、作文都按前面的方法。

接着读《论语》正文。

接着读《孟子》正文。

接着读《中庸》正文。

接着读《孝经》刊误本。一、读书、背诵温习、讲解、习字作文都按前面的方法。

接着读《易经》正文。《六经》正文依据程子、朱子、胡氏、蔡氏的句读，参考廖氏以及古注陆氏《音义》、贾氏《音辨》、牟氏《音考》。一、读书、背诵温习、讲解、习字作文章都按前面的方法。

接着读《尚书》正文。

接着读《诗经》正文。

接着读《仪礼》和《礼记》正文。

接着读《周礼》正文。

接着读《春秋经》和《三传》正文。

前面从八岁开始，大约用六七年功夫，那么十五岁之前，《小学书》、《四书》及各经正文就可以全部读完。既然每小段看读一百遍，背诵一百遍，又通背大段，早上背诵温习册首书，晚上按顺序通背温习已读的书，遵守这些规定，绝对没有不熟记的道理。

从十五岁立志求学的年纪，就应当崇尚志向。做学问以追求大道为志向，做人以成为圣人为志向。从此依照朱子的方法读《四书》注，或者十五岁之前用功失时失序的，只从这时开始，就读《大学章句》、《或问》，仍然兼补《小学书》。

读《大学章句》、《或问》。一读书、背诵温习所读字数分段，看读一百遍，背诵一百遍，都按前面的方法。一、夜间玩味思考背诵已读的书，玩味思考阅读性理书，都按前面的方法。

必须确守朱子读书法六条：居敬持守志向。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合自身体察。着紧用力。

必须以身承担道义，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恭敬与道义夹持，知行并进，才可以谈做学问。不然，就不真诚没有实质，虽然勤奋也没有益处。朱子告诫学者说：“学者书不记熟，读可以记，义不精细，思可以精，只有志向不立，真是没有用力的地方。只如现在的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都是志向不立的毛病。必须反复思量，究其毛病起处，勇猛奋起，不再做这种人，一跃而出，见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话，方才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逐渐向上，大有事在，各位勉力吧，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箴》、西山《夜气箴》应当熟玩体察外，有天台南塘陈先生《夙夜箴》说：“鸡鸣醒来，思虑渐渐驰骋，何不在这中间，淡泊以整饬它。或者反省旧过的过错，或者梳理新的收获，次第条理，了然默记。根本既已确立，天将亮才起身，洗漱穿衣戴帽，端坐收敛身形。提振此心，明亮如日出，严肃整齐，虚明静一。于是打开书本，面对圣贤，夫子在座，颜回、曾参先后。圣师所言，亲切敬听，弟子问辩，反复参订。事到这就回应，就验证于行为，天命赫然，常目在之。事应已毕，我则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止息思虑。动静循环，惟心是监，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勿二勿三。读书之余，间或游泳，发舒精神，休养情性。日暮人疲倦，昏气易乘，斋庄正齐，振作精神。夜深就寝，齐手敛足，不作思维，心神归宿。以夜气养之，贞则复元，念兹在兹，日夜勤勉。”过去金华鲁斋王先生认为，此《箴》甚切中肯綮且实用，用来教导上蔡书院诸生，使每人写一本，放在座位右边。又说：“以夜气养之，足以证明西山的错误。”

《大学章句》、《或问》读完。

接着读《论语集注》。

接着读《孟子集注》。

接着读《中庸章句》、《或问》。

接着抄读《论语或问》中符合《集注》的部分。

接着抄读《孟子或问》中符合《集注》的部分。

接着读本经。

治《周易》。抄写法，完全依照《古易》十二篇。不要抄《彖传》、《象传》附在每段经文之后。先手抄四圣经传正文，依照《古易》读之。另用纸依次抄每段正文。其次比正文低一字，抄所主朱子《本义》。其次比正文低一字，抄所主程子《传》。那些连解《彖传》、《象传》的，必须截在《彖传》、《象传》正后抄。其次比正文低一字，节抄所兼用古注疏。其次比正文低二字，附节抄陆氏《音义》，其次节抄胡庭芳所附《朱子语录》、《文集》，何北山《启蒙》、《系辞发挥》，朱子孙鉴所集《易》遗说，去掉重复的。其次比正文低二字，节抄董氏所附《程子语录》、《文集》 。其次比正文低三字，节抄胡庭芳所纂诸家解及胡云峰《易

译那些见解精确且对朱子《本义》有所补益的学说。正文的分段，以朱子《本义》为准。每段正文抄录了各家学说后，仍要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继续抄录。研读《易经》的纲领，以及前代儒者的各类图表和学说，抄录在卷首；其中出自《启蒙》的图表，不可移动。研读方法：朱子《本义》、程子《传》中所节录的古注疏，都依照研读《四书》的惯例，全部填入读经用的空眼簿中，如前法所述。必须要求先读完《五赞》、《启蒙》及《发挥》，接着读完《本义》，然后读完程子《传》，最后才读所节录的古注疏。所附抄录的内容，也要玩味研读其中应当研读的部分，其余的只需熟看参考。程子《传》、古注疏与朱子《本意》在训诂、释义上的相同与不同，以玩味探究至精熟为限度。不同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笔批注涂抹。每卦做成一册。

研读《尚书》。抄录方法：先亲手抄录全篇正文来研读。另用纸张抄录正文的一段。接着比正文低一字，抄录所主从的蔡氏《传》。再比正文低一字，节录抄写所兼用的古注疏。再比正文低二字，附节录抄写陆氏《音义》。再比正文低二字，节录抄写朱子《语录》、《文集》中涉及此段的内容。再比正文低三字，节录抄写金氏《表注》及董氏所编纂的各家学说，以及那些见解精确且对蔡氏《传》有所补益的学说。正文的分段，以蔡氏《传》为准。每段正文抄录了各家学说后，仍然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继续抄录。《书序》及朱子所辨析的内容，附抄在每篇的末尾。研读《尚书》的纲领及前代儒者的各类图表，抄录在首卷。研读方法：蔡氏《传》及所节录的古注疏，都依照研读《四书》惯例，全部填入读经空眼簿中，如前法所述。所附抄录的内容，也要玩味研读其中当读的部分，其余只需熟看参考。必须要求先读完蔡氏《传》，然后读古注疏。古注疏与蔡氏《传》在训诂、释义上的相同与不同，以探究至精熟为限度。不同的地方，用异色笔批注涂抹。每篇做成一册。

研读《诗经》。抄录方法：先亲手抄录《诗经》全篇正文来研读。另用纸张抄录《诗经》正文一章，音义协音，都依照朱子。接着比正文低一字，抄录所主从的朱子《传》。再比正文低一字，节录抄录所兼用的古注疏。再比正文低二字，附带节录抄录陆氏《音义》。再比正文低二字，截录抄录朱子《语录》、《文集》中涉及本章的内容。再比正文低三字，节录抄录辅氏《童子问》、鲁斋王氏《诗疑辩》，以及那些见解精确且对朱子《传》有所补益的学说。每段正文抄录了各家学说后，仍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继续抄录。《诗小序》及朱子所辨析的内容，附抄在每章的末尾。研读《诗经》的纲领及前代儒者的各类图表，抄在卷首。研读方法：朱子《传》及所节录的古注疏，依照研读《四书》惯例，全部填入读经用空眼簿中，如前法所述。所附钞录的内容，也要玩味研读其中当读的部分，余下只需熟看参考。必须要求先读完朱子《传》，然后读古注疏。古注疏及朱子《传》在训诂、释义上的同异，以玩味探究至精熟为限度。不同之处，用异色笔批抹。每篇做成一册。

研读《礼记》。抄录方法：先亲手抄录每篇正文来研读。另用纸张抄录正文一段。接着比正文低一字，节录抄录所用的古注。再比正文低一字，节录抄录疏文。再比正文低一字，附带节录抄录陆氏《音义》。接着比正文低一字，节录抄录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中相关的内容。接着节录抄录朱子《语录》、《文集》涉及此段的内容。再比正文低二字，节录抄录黄氏《日钞》、陈氏栎《详解》，卫氏《集解》中见解精确且对正经古注疏有所补益的内容。正文分段，以古注为准。每段正文抄录了各家学说后，依然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继续抄录。因为治礼必须先读《仪礼经》。研读《礼记》的纲领及前代儒者的各类图表以及杨氏《仪礼图》，抄在首卷。研读方法：所节录的古注及疏文，依照研读《四书》惯例，全部填入读经文空眼簿中，如前法所述。所附录的内容，也要玩味研读其中当读的部分，剩余只需熟看参考。古注疏是否符合经义，以玩味探究至精熟为限度。不符合的地方，用异色笔批抹。每篇做成一或二三册。

研读《春秋》。抄录方法：先亲手抄录正经，每一年作为一段来研读。读完全经后，另用纸张抄录当年的经文一段。接着比经文低一字，节录抄录所允许使用的《三传》、胡氏《传》等学说中符合经之本义的部分。再比经文低一字，节录抄录《三传》、胡氏《传》等未符合的部分。再比经文低二字，附带节录抄录陆氏《音义》，再比经文低二字，抄录程端学所著的《辨疑》、《或问》。凡是有助于正经、《三传》、胡氏《传》的各家学说，已在成书中详细记载。每段正文抄录了各家学说后，依旧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继续抄录。研读《春秋》的纲领及前代儒者的各类图表抄在首卷。研读方法：凡是所节录的《三传》、胡氏《传》，都依照研读《四书》惯例，全部填入读经文用空眼簿中，如前法所述。所附录的内容，也要玩味研读其中当读的部分，其他只需熟看参考。《三传》、胡氏《传》是否符合经义，以玩味探究至

译衡量。那些不符合的，用不同颜色的笔批注涂抹。每年编成一卷，每个公府编成一册或两三册。

译此前从十五岁起，研读《四书》经文、注疏、《或问》、本经传注以及性理诸书，严格遵守读书法六条，大约花费三四年功夫，日夜专心研习，全都是为了求取修身治己的实学，而不让丝毫计较功利、谋求私利的心念扰乱它，这样恭敬与道义就能确立，存养与省察的功夫就能严密，学者终身的大根本也就树立起来了。

《四书》和本经既然已经明白，从此每天阅读史书，仍然在每五天内专门分出两天加倍温习玩味《四书》经文、注疏、《或问》，以及本经传注，加倍温习各经正文，夜间阅读、玩味、温习性理书，都按照前面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本来应当接着阐明经义。现在因为学习写文章不能太迟，于是先读史书，其次读韩愈的文章，其次读《离骚》，其次学习写文章，然后按顺序阐明各经，阅览者可以详细知晓。）

阅读《资治通鉴》。阅读《资治通鉴》并参考《资治通鉴纲目》，两汉以上参考《史记》、《汉书》，唐代参考《唐书》、范祖禹的《唐鉴》。每次阅读一卷或半卷，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虽然不必像读经那样规定遍数，也要虚心反复熟读。至于某一件事的始末，一个人的姓名、爵位籍贯、谥号、世系，都应当仔细考求并强行记忆。又必须分项详细观看，比如当时君臣心术德行的明暗，治国之道的得失，纲纪的修明或废弛，制度的因袭或变革，国家根本的虚实，天命人心的是否离合，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刑罚赏赐的得当或滥用，国家用度的奢侈或节俭，赋税征敛的轻重，兵力的强弱，外戚宦官的尊崇或抑制，百姓生活的安乐或忧患，风俗的淳厚或浇薄，外族夷狄的叛乱或归服，像这类项目，写下来贴在眼前，以备逐项思考玩味当时的得失。如果当天所读内容中没有这些项目，也必须通观前后进行思考，就像我亲自站立在那个朝廷，亲身承担那些事务，每件事都用我从《四书》中得到的道理来对照，思考其得失，应当如何论断，应当如何处置。有所心得或值得记录的，用册子随时抄录。然后参考诸儒的论断、管见、《纲目》、《凡 例》、尹氏《发明》、金履祥《通鉴前编》、胡三省《古今通要》之类，来检验学识的深浅。不可以先看他人的议论，就像矮人看戏场一样没有益处。然而也不可以先立定主见，不虚心接受。诸儒喜欢议论的也应当记录。仍然要阅读《资治通鉴释文》，校正其音读。读完之后，又通览前三五天所读内容一遍。一、在六天内分出三天加倍温习玩味《四书》经文、注疏《或问》、本经传注、各经正文以及温习史书，夜间阅读、玩味、温习性理书，如前法。（《四书》既然明白，胸中已经有了权衡标准，从此什么书不可以看呢！）

《资治通鉴》读完。

其次读韩愈的文章。读韩愈的文章，先抄录阅读朱熹《文章正宗》中韩愈议论、叙事两种文体中兼具华美与质朴的七十多篇，要认清这两种文体分明之后，最得力。以朱熹《考异》为正，以谢叠山批点所扩充的内容为表，自己熟读一篇或两篇，也必须百遍诵读成诵，因为一生依靠这个作为写文章的骨干的缘故。读完之后，必须反复详细观看。每篇先看主旨，以识别一篇的纲领，其次看其叙述的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绎证明、开合、关键、开头腹部、结尾、详略、浅深、次序。既在大段落中看篇章之法，又在大段落中分小段落看章节之法，又在章节之法中看句子之法，在句子之法中看字词之法，那么作者的心意，就不能逃脱了。譬如树木，通篇观看则从根到表皮，主干生出枝条，枝条生出花朵叶子，大小次第相生而成为一棵树。又折断一根主干或一根枝条来看，则又各自有枝条花朵叶子，犹如一棵树一样，未曾有丝毫杂乱。这样就可以识别文章的法度了。看其他文章都应当这样看，久了自然就会掌握方法。今天学习写文章能这样看，那么将来写文章就能这样写，也自然能这样修改了。然而又应当知道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是指篇篇都有法度；无法，是指篇篇法度各不相同。之所以这样，就像自然造化赋予万物，都是自然而然，不是区区摹拟所能达到的。有意去写文章，已经落入第二等了。在我经史熟悉，剖析事理精微，有学问有见识有才华，又能积累道义以培养正气，这些都是作为文章的根本了。不写则已，一写就充沛自然了。只是想要追求语言的工巧，不得不这样阅读观看罢了，并不是说仅仅遵循这些步骤就能写文章了。果真能这样下功夫读书，将会看到超越韩愈，何止是与他并肩而已！况且像朱熹《或问》以及文集里的文字，都是使用欧阳修、曾巩的法度，试着看欧阳修、曾巩，曾有朱熹那样的议论吗！这不是妄言，如果能这样读书，那么就是学习天下第一等的学问，写天下第一等的文章，做天下第一等的人，在于我自己罢了，不容易跟世俗之人说这些。从此看其他文章，想要识别文体有许多样罢了。这是最次要的事，看一遍就够了，不必诵读。学习写文章的次第，详细记载在后面。一、在六天内分出三天加倍温习玩味 《四书》经文、注疏《或问》、本 经传注、各经正文以及温习史书 ，夜间阅读、玩味、温习性理书 ，如前法。

韩愈的文章读完。

其次读《楚辞》。读《楚辞》。以朱熹《楚辞集注》为正，详细考究其音读训诂义理。

译必须熟读成诵，因为要依靠这些作为写古赋的骨干和基础。从此以后，其他的赋只看而不必读了。学习写赋的步骤在后面列出。第一，每天加倍温习、玩味、探究《四书经》、《注》、《或问》，以及本经的传注、各经的正文，温习史书，晚上闲暇时阅读、玩味、温习性理之书，依照前面的方法。性理之书学完后，其次考察制度。制度类的书籍大多兼论治国之道，有不可分割的部分，详细参见各经的注疏、各史的志书、《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郑夹漈的《通志略》、甄氏的《五经算术》、《玉海》《山堂考索》、《尚书中星闰法详解》、林勋的《本政书》、朱子的《井田谱》、夏氏的《井田谱》、苏氏的《地理指掌图》、程氏的《禹贡图》、郦道元的《水经注》、张主一的《地理沿革》、《汉官考职源流》、陆农的《师礼书》、《礼图》、陈祥道的《礼书》、陈旸的《乐书》、蔡氏的《律吕新书》及《辩证律准》《禋典郊庙奉祀礼文》、吕家的《两汉精华》、唐家的《汉精义》《唐精义》、陈家的《汉博议》《唐律注疏》《宋刑统》《大元通制》《成宪纲要》《说文》《五音韵谱》《字林》《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戴氏的《六书考》、王氏的《正始音》、陆氏的《音义》、牟氏的《音考》、贾氏的《群经音辩》、丁度的《集韵》、司马光的《类篇》《切韵指掌图》、吴家的《诗补音》及《韵补》《四声等子》、杨家的《韵谱》。先选择制度中重大的项目，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 geography、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教育、贡举等，按照《山堂考索》所载历代沿革进行分类，在考核其本末得失之后，用朱子的意见以及后世大儒的议论来裁断，如朱子的《经济文衡》、吕成公的《制度详说》。每件事类抄录，仍要留出空白纸张，以便后续添加，并且自己撰写论述。这些都是学者应当穷究事理的事情。以孔夫子的圣明，尚且必须问礼问乐然后才能知晓，怎么可以将其视为名物度数的细枝末节而忽略呢！平时如果真能深入探究、反复比较，以求其所以然，一旦在朝廷任职，或许可以避免礼官不懂礼、乐官不懂乐的讥讽，而调和胡、阮、李、范、马、刘、杨家不能统一的议论是可以决断的，禘袷庙制可以像韩愈、朱子那样由我自己决定，岂止是可以追溯源流。至于论及吕成公、钱学士的百段锦，不过是写成策论段落，作为科举应试的资料罢了。《通鉴》、韩文、《楚辞既然已经看过读过之后，大约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时，仍然在每天早饭前循环加倍温习、玩味、探究《四书经、《注》、《或问》、本经的传注、各经的正文，温看史书、温读韩文、《楚辞之外，用两三年的功夫，专心学习写文章。既然有了学识，又懂得文体，有什么文章不能写呢！

译学习写文章。学习写文章的方法，阅读韩愈文章的方法前面已经讲过。既然知道了篇章、章节、句子、字词的正统写法，然后再通读韩愈全集，并选读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的文章风格，这样才知道如何展开文章的框架。因为这三家都是遵循韩愈文章的步调，明白通畅、平实朴素，学习他们的文章则文风纯正统一，大概有望成为大家。其他如柳宗元的文章、苏洵的文章，也都不可不看。其余各家的文章，不需要杂乱地看。这是从韩愈文章学起逐渐展开的方法，看这些要识别文章风格的优劣；其中在说理方面短处极多，也可以作为“道理不明却侥幸擅长写文章”的警戒。如果想要叙事雄浑深邃、典雅刚健，能够承担史笔的任务，应当直接学习《史记》、《汉书》。先读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以及汤汉所选编的，然后熟读班固、司马迁的全史。这是撰写记载流传后世的文字，不可不学。年轻人学习写文章，先能展开气势充沛，后来想要收敛简练古朴很容易。如果一开始就学习简练古朴，后来想要展开写大篇，就难了。如果还没有忘记科举考试，想学习策论，以我平日从《四书》中得到的为本，再坚守平日所学的文章法则，再略看汉唐策论、陆贽的奏议、朱熹的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的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习陈述利害就掌握了。况且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经下功夫，也不担心没有回答问题的依据。虽然今日事务的得失，也必须详细探究。想学习经问，直接以《大学》、《中庸》、《或问》为法则，平日既然读了《四书注》，以及阅读性理文字，又不担心没有根本。想学习经义，也仿照《或问》的文体，用朱熹《贡举私议》中作经义的方法作为骨干。当今科举制度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代注疏，这是采用朱熹《贡举私议》的说法。查《贡举私议》说：“让应试人各自专攻两家以上，将来回答经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其他说法，以辨别其是非，那么治经的人不敢不妄牵己意，而必有依据了。”又说：“让治经的人必须遵守家法，命题的人必须依据章句，回答经义的人必须通贯经文，列举众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判断，应当更改试卷的格式，明确写出问目的文字，而疏通上下文，大约三十个字以上，其次列出所治之说，而论述其意，其次又旁引其他说法，而用自己的意见反复辨析，以求最恰当的结果，只让直接论述圣贤本意，与其施用的实际，不必像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的文体，每道题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旧例经义禁止引用史传，是王安石末流的弊端，都应当有办法纠正。”这是《私议》的说法。我私下认为现在考试中经义，既然用张庭坚的体例，也不得不稍微放宽一些，考试的人这也是不思虑得很严重啊。张庭坚体例已经具备冒、原、讲、证、结，只是没有像宋末所谓的文妖经贼的弊端罢了，致使屡次科举所录取的程文，不曾有一篇能完全依照今制，明确举出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的。这都是考官不能推明设科初意，预防末流轻浮浅薄虚妄衍生的弊端，致使科举相承，以中为式。今日乡试经义想要像初举方希愿《礼记》义那样，不可能了。科举制度明白，不拘格律，大概是想要学者直接写胸中所学，奈何暗中用冒原讲证结格律，死守而不改变？怎能得到士人务实学，得实材为国家用，而为科举增重呢？因此写下私论于此，以待能陈述于上位者取用。如果朝廷商议修定学校教法，以辅助宾兴之制，那么此弊就消除了。假如《尚书》经义仿照张体，以蔡《传》的说法为终篇主意，如《传》辞已经精紧而括尽题意，就用它作为起；或略而泛，就以其意自做，次略衍开；次入题以结之；次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经文而归重此题；次反复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次结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如《易经》，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说又发明其异者而论断之又援引以证之结之次兼用注疏论其得失而断之证之结之。平日既然熟读经传，又不担心没有根本了。这也姑且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写平日所得经旨无不可者。元设科条制既云作义不拘格律则自可依《贡举私议》法此则最妙。如不得已用张庭坚体亦须守传注议论确实不凿不浮可也。想学习古赋读《离骚》已见前更看读《楚辞》后语并韩柳所作句法韵度则已得之。想获得着题命意间架辞语缜密而有议论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大体近世文章视古渐弱其运意

译那么其严密细致之处，只需在《文选》、《文粹》、《文鉴中》观看便可见到。想要学习古代体制的制、诰、章、表，应阅读《文章正宗》中的辞命类，并选看王临川、曾南丰、苏东坡、王龙溪、周平园以及《宏辞总类》等体裁。四六章表应以王临川、邓润甫、曾南丰、苏东波、王龙溪、周平园、陆放翁、刘后山以及《宏辞总类》为范式。至于四六表体，如今纵然不能尽览诸家全集，选抄也须得到旧本《翰苑新书》来观看，这样既能看见诸家的体裁，又能一并获得其编定的事例材料，作为撰写科举文章的方法。（采用西山法。）

译阅读近世经义问答类文字，九日折算为一日。

阅读近世经义文字，九日折算为一日。

阅读古代辞赋，九日折算为一日。

阅读制诰、章表，九日折算为一日。

阅读策论，九日折算为一日。写作其他文体也是如此。文体既已熟练，便逐渐增加写作的天数。大体上，写作所需的素材积累与格式掌握，在于平时的功夫。到了动笔写作之日，拿到题目就大胆确立主旨，随即安排文章结构，将平日所见的素材，一气呵成地写出来，然后再逐步修改即可。这样笔力才不会衰竭。写作以主旨为将军，文章的转折开合，就像行军必须听从将军号令一样；句子是副将，字是士兵，素材是器械，应当让士兵跟随将军行动。所以苏东坡回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到儋耳求取作文秘诀时说：“只要有主旨罢了。写作的素材，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只有主旨足以统摄它们。”正是这个意思。如果全篇的主旨和结构没有确定，临场时逐段模仿，用尽心力，也写不出好文章。务必戒除！一、仍然要在每日早饭前加倍温习《四书》经文、《注》、《或问》、本经的传注、各经的正文，温习史书。夜间考究制度书籍，温习性理书籍，如前法。专门用两三年工夫学习作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者二十四五岁，从此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三场考试的文章既已写成，再逐步通晓其余经典，以及写作古文。其余经典应当合读合看的书籍，前面已经提及。我私下认为，通晓《四书》和本经，必须采用朱子的读书方法，必须专用三年功夫，夜间只兼看性理书籍，并且不得夹杂其他书籍，必须用读经时留下的空白日子来填写自我考核的记录。看史书和学习作文，必须在三年之外进行。所写的经义，必须完全依据科举制度的条规，推明其所主张、所采用、所兼用的学说。又必须选择朋友，举行蓝田吕氏《乡约》中的条目，使德行学业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劝，那么学者平时都知道崇尚实际行动，惟恐得罪于乡里的评价，那么读书就不流于空谈，而士风就淳厚了。必须像这样，然后才可以向上符合科举制度中“经明行修”的要求，乡里称赞其孝悌，朋友信服其信义，或许贤才兴盛而教化兴起，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古代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化万民并选拔他们，没有不经过教化就可以选拔的。当今圣朝科举制度明经，主要依据程、朱的学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此开导有志于道的人，这确实是今日学者的大幸，难道汉、唐、宋的科举科目所能企及万一吗？只是由于当今学校教法尚未确立，不过是跟随老师所知道、所能做的，作为教与学的标准。凡是读书，刚拿起书卷，就已经揣摩如何写科举文章，那么就是没有明白道理就计算功利，没有端正道义就谋求利益，起初不过是因循苟且，失去先后本末的适宜罢了，哪里知道这实际上是儒者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所在，其对士风的危害，竟然如此之大。唉！先贤教导人的格言大训，为什么被置于无用的境地呢？我敢私下写在这里，等待负责教养的人取用。

上述分年日程，完全依据朱子的意思修订。这样读书和学文都完备了，才二十二三岁，或者二十四五岁；如果加紧课程，又未必等到这个时候；即使前面所说的失去时机、次序混乱的人，也不过再增加两三年罢了，大体上也在三十岁前都能完成。世上那些急于求成、走捷径，失去先后本末次序的人，虽然说是读书作文却到老一无所成，可以由此观察了。这种方法似乎迂腐空泛，但收获是可以预期的功效，就像播种后收获一样。前面所说的学文之后，再通晓一部经典，是出于不得已。刚能作文之后，就补学一部经典，不可迟缓，必须亲手抄写阅读。其他经典的抄写方法和阅读方法前面已经提及，其余经史子集、音义旁证等书，另见书目，现在不详细记载。读经之后，应当通读一遍全史。看张载、邵雍、三胡、张栻、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程朱门人的书各一遍。

编修程积斋先生端学

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是程若庸的弟弟。泰定年间进士，调任仙居县丞，未赴任，改授国子助教。当时隐士张临慎任司业，先生与他讨论文章，意见不合，还未等到考核，就注籍代理。平章素来听闻他的名声，留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学士虞集推崇信服他。出任筠州幕僚后去世。先生与同乡孙友仁，感慨《春秋》这一部经，没有统一的说法，〇搜求前代解说《春秋》的，共一百三十家，折衷异同，深思二十多年，作《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所以论说《春秋》的精妙，没有比得上先生的。（梓材案：黄氏本，此处后面接着说：“儿子程徐，至正年间，因明晓《春秋》而知名。”而全本没有这句话。）

春秋或问

有人问：“‘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天王’的‘天’字，前代儒者认为是孔子所加，您却认为是鲁国史官原有的，也有说法吗？”回答说：“我听说程子说：‘《春秋》依据鲁国史书，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益的。’《周礼·司服》中说‘凡丧事为天王服斩衰’，那么‘天王’这个称呼，由来已久了。诸侯国的史书称天王，没有什么奇怪的，何况《春秋》

译大义，本来不在于把“天”加在“王”字之上，然后才算是尊崇周王。凡是那些讥刺诸侯、大夫僭越礼制的地方，都是尊崇周王的大义，所以我断定这并非孔子所加。有人问：“张氏诸儒认为‘宰’就是太宰，孔子责备他奉命赠送妾母的赗赠，特意将冢宰贬低到上士、中士的等级，并且直呼其名，以加重他的罪责，你凭什么知道不是这样呢？”回答说：“这正是‘一字褒贬’这种曲解经义的弊端，怎么能随声附和而赞同它呢？况且先儒中也有不赞同这种说法的人啊！吕朴乡曾说：‘《春秋》中周朝的大夫不称名，有爵位的就称其爵位，像单伯、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没有爵位的就称其字，像家父、荣叔之类就是这样。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名的道理了。’因此，经书中记载‘宰’有三种情况：鲁隐公元年，‘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只称名而不称氏，这是士；鲁桓公四年，‘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问’，称氏及字，这是任命的大夫；鲁僖公三十年，‘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称官职而不称名氏，这是三公。起初派士，接着派大夫，最后派三公，天子日益衰微，诸侯日益强盛了。这其中的旨意，不也非常明白吗！凭借天王的尊贵，却向下为诸侯的妾母送赗赠，何必直呼使者的名，然后才知道这是不对的呢。”

译有人问：“‘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说：‘这是为了加重其罪恶。从辛未到辛巳只有十一天，在十天内夺取了两座城邑，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后来谈论《春秋》的人，都不使用日月来记事。比如取郜取防的意义，如果不使用日月，那么实际情况怎么能够明白。如果只说在这个月取了郜和防，必定不能知道在一个月之内，十一天内，两次夺取了城邑。’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这种论点看似正确，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日月是记录事情自然的方法。如果日月不可以使用，《六经》和各种史书就将被废弃了！正因为它们有用，所以才不能废弃。《春秋》并不是不想全部记载日月，但是旧史有详略之分，有缺漏的文字。没有日月的，不能随意增加；有日月的，也不能随意删去。没有日月而增加就是伪造，有日月而删去就是混乱，所以《春秋》记事，有记载日月的，也有不记载日月的。《公羊传》、《谷梁传》看到有日月和不有日月的情况，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找不到，于是编造言辞，有的牵强附会，有的以此类推，自己知道不通顺，就付之不言，所以日月的体例，成为了《春秋》的蛀虫。现在壬戌打败宋军，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这是鲁国史官记录事情自然的方法，得到了日期而事情更加详细，鲁隐公的罪恶更加彰显；如果得不到日期，既然打败了宋军，又取了郜和防，他的罪恶也不能掩盖，并不是圣人特意记载日期来加重其罪恶，也不是谨慎其事而记载日期。如果说圣人特意记载日期来加重其罪恶，以谨慎其事，那么其余没有记载日期的，都是没有很大的罪恶，都是没有很大的谨慎吗？这就是不记载日月的原因。如果连月份也不记载，那么事情都没有罪恶，都不谨慎吗？所以说看似正确而实际上错误。”又问：“张氏认为两座城邑不属于鲁国的版图，所以记载‘取’来彰显其没有名分，对吗？”回答说：“‘取’字，善恶通用。取城邑说是恶，《诗经》说‘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也是恶吗？况且‘取’字，是旧史的文字，不是孔子所安置的字，《春秋》的创作，其自然的妙处与天地等同。天生长万物，并不是对万物进行雕琢，《春秋》也不是对每个字进行安排，它的意义在于一句话之间，而不是在一个字上体现意义。一字褒贬，是末世沿袭的陋习。朱子说：‘当时大乱，圣人据实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个字之间寻求褒贬，恐怕不对。’可以说是善于阅读《春秋》了，可惜他没有时间著述。”

有人问：“‘夏五’没有月份。先儒有人说：‘这是存疑。怀疑而不增加，体现圣人的谨慎。所以他自己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的缺文。’又告诉别人说：‘多听，对可疑的地方存疑，谨慎地说其余的，那么过错就少了。’而世上有人用私意改易古书的，何不以此作为鉴戒，可以了。那么《春秋》为什么说它是创作的？它的意义断自圣心，或笔或削，彰显圣人的大用。它的言辞则是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加的。’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这就是《谷梁传》的说法，而增加了言辞。《谷梁传》的辩论，孙氏、高氏已经完备了，这里不再论述。我私下认为，‘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大概是说事情不可知的情况。如果事情明显可见，孔子怎么能够不正视呢！‘多闻阙疑’，孔子教导人存疑那些道理可疑的地方。如果道理断然可以言说，孔子也会让人谨慎言说吗？如果‘夏五’而没有月份，是事情明显可见，道理断然可以言说的，而不是改易古书的意思，孔子难道会漠然置之吗。如果说孔子笔削，可以删减而不能增加，应当连同‘五’字一起去掉，也不损害这件事的意义。孔子必定不会记录断烂不可读的文字作为后世的训诫。秀岩也说：‘胡氏的说法，越严密越疏漏。圣人创作《春秋》，本来是说空谈不如行事。如果旧史真的有‘夏五’的文字，那么也删去罢了，保留而不增加意义，有什么恰当的呢？这必定是秦、汉以后，传抄者有所脱漏，像《左氏传》成公二年夏天有‘之’字的情况一样。一定要为之解说，那就错了。’”

有人说：“‘公及齐、宋、陈、卫、郑、许曹会王世子于首止’，‘诸侯盟于首止’，张氏等儒者认为，再次称呼首止，是极大的赞美。对吗？”回答说：“不对。会见王世子在夏天，又与世子为会盟诸侯在秋天，又诸侯自己结盟，会盟既不同，又有两三个月的差距，所以不得不再次提及地点，这是书法当然，有什么大美！桓公知道拥戴世子是义，却不知道要挟君主是不义；先儒知道桓公对王有功，却不知道假仁是不义，正是《孟子》所说的‘久假不归，恶知其非有’。我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呢？古代真正有德的人，对自己要求厚而责备别人薄。桓公多内宠，家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乱，他之所以正王位的嫡嗣，果然从自身推及吗？圣人怎么能够虚美呢？昔日汉高帝爱赵王如意，想换太子，张良出谋，让四皓辅佐太子上朝，朱子评论说：‘张良这样做，不仅不……’”

译（他们）没有空闲为高祖的爱子考虑，也没有空闲为汉家的江山社稷考虑了。』这件事正与之相似，而首止会盟之事，恐怕更加严重。唉！权谋术数的计策兴起，大人感化君主的正道便不再显现，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内心悲痛、含蓄隐晦地记载此事的原因。

译有人问：“‘卫国杀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以前的儒者说，公子瑕没听说有什么罪就被杀了；元咺拥立他做国君，所以卫侯忌恨而杀了他们。然而不把卫剽和他们同等看待，是因为公子瑕能坚守节操，不被国人所厌恶，所以《春秋》用‘公子’来称呼公子瑕，并且用‘及’字连接。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是被《左传》中‘元咺回国’、‘拥立公子瑕’这句话迷惑了。刘氏早就辩驳过这种说法的荒谬了。假如公子瑕是被元咺拥立而不推辞，怎么能说是无罪呢？怎么能说是守节呢？说他不被国人所厌恶，也不过是推测之辞罢了。公子瑕如果自立为君，那么已经三年了，即使他像尧、舜那样仁德，孔子也会纠正他僭越窃位的称号，怎么能因为不被国人所厌恶就去掉他的称号，特意加上‘公子’呢？这里用‘及’字，是书写史实的常规，并不是因为无罪才用‘及’字。”又问：“高氏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在卫侯回国之前，如果不责备卫侯，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祸患，都是晋文公造成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两个人的祸患，固然有晋文公的原因，但孔子不过是依据旧史记载的先后顺序来记录，并不是卫侯回国后杀了元咺和公子瑕，孔子特意改变先后顺序，把罪责归于晋文公。现在看经文的事理，以及《左传》的事迹，是卫侯杀了元咺和公子瑕之后才回国，卫侯虽然没有大罪，但在道义上却未尽善。”又问：“叶氏又说，拘捕卫侯称‘人’，不认为是霸主征讨，是为了判定晋侯的罪责；恢复卫国加上名字，是为了判定卫侯的罪责；从晋国回来用‘复’字书写，是为了判定元咺的罪责；拥立超过一年不称‘君’，是为了判定公子瑕的罪责。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被一字褒贬的错误观念所迷惑。这四个人，固然都有罪，但卫侯的罪较轻，而公子瑕的罪无法考证，读《春秋》的人应当从事情本身去观察，不能从一字中寻求意义。《春秋》中拘捕诸侯大夫的都称‘人’，不能说这是判定晋侯的罪责。曹伯襄无罪，恢复国家也称名字，不能说这是判定卫侯的罪责。诸侯大夫回国的大多用‘复’字书写，不能说这是判定元咺的罪责。公子瑕实际上没有做国君，所以称‘公子’，不能说这是判定公子瑕的罪责。这四个人的事情，像日星一样昭著，然而不从大体上去探求，却在一字之间去探求，那么这四个人的罪责，反而得以隐藏了，这不是学习《春秋》的方法。”

有人问：“‘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以前的儒者说，凡是崩、薨、卒、葬，是人道始终的大变故，不因为合乎礼制是常事就不记载。如果有失礼而严重危害王法的，圣人就会删削不记载以显示大义。是这样吗？”回答说：“崩、薨、卒，在宋公卒时已经说过了。说圣人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以显示大义，则没有辩驳过。所谓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以显示大义，是指晋文公召周天子以诸侯之礼相见这件事吗？这是《三传》的妄说，而以前的儒者误信了它。《春秋》整部书，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如果圣人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那么就会拿着危害王法较轻且小的事情来显示大义，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危害王法最严重的莫过于弑君，其次莫过于以诸侯之礼对待天子，其次莫过于灭国取邑，其次莫过于专断征伐生杀，《春秋》都一一记载了，为什么唯独对召周天子这件事避讳呢？况且后世的儒者，看传文而说圣人删削了它，假如《春秋》没有《三传》，那么删削的事情就无从知道了。那么，圣人预先知道《三传》将要出现，而先写经文来等待它吗？《春秋》的大义，像日星一样光明，《三传》只是它的辅助罢了，而其中晦暗不明、旨意破碎、文义破裂的地方，数不胜数，学者不从经文中探求，却从传文中探求，难怪会有这种说法了。唉，可惜啊！”

有人问：“‘楚子灭了萧国。’以前的儒者说：‘借讨伐贼人之名而进入陈国，《春秋》因为讨伐贼人的道义重要，所以末尾减轻而记载为‘入’；厌恶背叛自己而进入郑国，《春秋》因为退兵的情由可恕，所以末尾减轻而记载为‘围’，这是与人为善的德行，到了这里灭了无罪的国家，即使想赦免他，也不能了，所以传文说萧国溃败，经文用‘灭’字记载，断定了他的罪责。’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圣人未曾诬蔑人的恶行，也未曾妄称人的善行，所以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呢？’如果有赞誉的，一定是有所考察的。对于赞誉尚且有所考察，对于毁谤难道肯诬蔑吗！楚国对于陈国，只是进入而已，实际上未曾灭掉。怎么知道的呢？楚国进入陈国后，陈国又出现在《春秋》中，那么就不是灭掉，这是确定的。圣人怎么能诬蔑楚国灭掉陈国呢！对于郑国，只是围困而已，实际上未曾进入。《左传》的话，违背经文太远了。学习《春秋》的人，不信经文而信传文，所以有这样的言论。现在它灭了萧国，确实夷平了它的社稷，夺取了它的土地，《春秋》不记载它灭国又记载什么呢？《左传》的话，又与经文违背，说萧国激怒楚国，而楚国围困萧国，萧国自己溃败。黄氏论说这是楚人的话，说得对。学习《春秋》的人，又信传文而怀疑经文，想探求它的说法而不得，所以褒贬凡例的说法，纷纷兴起，而《春秋》的本义就晦暗了。”

有人问：“‘吴子派札来聘问。’《三传》认为札贤德，您已经辩驳过并且闻名了。然而泰山、康侯、张氏等儒者矫正《三传》的弊端，而认为去

译您说“公子”被去掉是表示贬斥，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您又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写或不写‘公子’，史官有固定的法则，并非孔子特意去掉的。如果《三传》认为这是褒扬，而季札以名字出现，那么楚国的椒、秦国的术也应以名字出现；如果诸儒认为这是贬斥，而季札去掉了氏，那么楚国的椒、秦国的术也应去掉氏。这样一来，褒贬的说法就两不相容了。况且季札让国导致动乱，是在三十年之后，孔子怎么能预先去掉‘公子’来贬斥他呢？《春秋》是针对这件事来论述这件事的意义，未曾因为这件事来评判其他事情的善恶。宁喜是弑杀国君的人，《春秋》仍然记载说：‘晋国人抓获了宁喜。’孙林父是驱逐国君并且叛乱的人，《春秋》仍然记载说：‘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都没有去掉他们的氏。楚国的公子婴齐、公子贞、公子壬夫，攻打宋国、攻打郑国、扰乱中原的人，《春秋》没有去掉‘公子’。公子翚、公子庆父，是弑君的贼人，《春秋》记载说：‘公子翚迎接新娘’，‘公子庆父逃奔到莒国’，也没有去掉‘公子’。季札不过是因让国导致动乱，《春秋》却去掉‘公子’以示贬斥，这轻重失当是多么不合适啊！朱熹说：‘《春秋》端正义理、阐明大道，尊崇王道、轻视霸道，尊重君主、抑制臣下，亲近华夏、疏远夷狄，这是它的大义。而用爵位、氏、名、字、日、月、土地等作为褒贬的手段，像法家那样苛刻严酷，那是传注者穿凿附会的说法。’朱熹虽然来不及详细研究《春秋》，但他正大光明的议论，也可以看出来了。张氏亲自承受朱熹的教导，受托传授《春秋》，却也提出这种穿凿附会的说法，难道不违背他的老师吗！」

译有人问：“《春秋》记载‘公侵齐’。张氏认为，这是因为阳虎掌权时没有军政制度，用兵没有法度，所以用‘侵’字来记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侵’就记作‘侵’，‘伐’就记作‘伐’，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选用措辞，难道因为用兵没有法度就把‘伐’改成‘侵’吗？如果确实是‘侵’，为什么要这样措辞呢？如果‘侵’而有法度，可以改记作‘伐’吗？这都是褒贬随意、予夺无度的弊病，是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彻底扫除的。”

有人问：“《春秋》记载‘公至自夹谷’。任氏、师氏等儒者认为，不记‘至自会’而记‘至自地’，是因为这是孔子的会盟，不同于一般的会盟，以礼义取胜而地名不可淹没，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二年，‘公至自唐’，是因为与戎人结盟。文公十七年，‘公至自谷’，是因为与弑君贼人结盟。定公八年，‘公至自瓦’，是因为与晋军会合。并没有看到他们是以礼义取胜的，为什么都记作‘至自地’呢？”

◆畏斋门人（■、徐四传）

蒋敬之先生宗简

蒋宗简，字敬之，明州人。程氏从江东归来，先生执礼拜他为弟子，留在他的住所旁几年，凡是天人性命的根本，古今治乱得失的道理，无不参究，于是放弃了科举之学。不久去世。

（梓材谨案：《成化四明志》记载：“先生是宋尚书猷的六世孙，幼年曾在天台受经于翁伯章，后来师事程氏，每天与同乡郑觉民、王厚孙讲明正学。”）

教谕乐仲本先生良（附从弟衍）

乐良，字仲本，定海人。年少时就有大志向，潜心研究圣贤之学。师事程敬叔，程敬叔称他为老友。至正年间，以贤良被征召到京城，与黄溍、王祎、揭傒斯的交往，讲明道术，相处非常愉快。看到元朝政治纲纪废弛，就归隐在大浃、小浃之间，在那里建屋，与从弟平江学正衍、永嘉县丞复在其中读书，以山水自娱。洪武初年，被征召为定海学教谕，循循善诱，考核考试有方法，当时的英才如张信、陈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参《宁波府志》）

孝子戚砺斋先生秉肃

戚秉肃，号砺斋，嘉兴人。年少时有气节，不与乡里人同流合污。他的哥哥在浙东做官，因此他在程敬叔门下受学，得到了他的为学方法。家住在白纻溪上，偏僻远离城市，水竹幽深茂盛，他非常喜爱。每天穿着破旧的衣服帽子，在田畦里浇灌蔬菜，在深渊里钓鱼，并告诫妻妾煮糙米杂野菜作为供给。有人劝他做官，他说：“你不是了解我的人。”每天拿古人的书，研究其中的成败得失。内心有所领悟，就高声歌唱以自适。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始丰徐大章曾经记载过他的事迹。（补）

台臣王先生楚鳌（父起宗）

王楚鳌，父亲起宗，曾经任建平县令，为程畏斋在赤岩建屋，让先生在那里受业。先生出入朝廷台阁，最终成为当时著名的臣子。

徐先生仁

徐仁，师事程敬叔，去世时，向黄文献溍请求撰写墓志铭。（补）

◆仲本门人（■、徐五传）

侍讲张先生信

张信，字诚甫，定海人。二十岁时补为诸生。洪武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三年，升任侍讲、拾遗补阙，刚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参《宁波府志》）

陈先生韶

陈韶。

卷八十八 巽斋学案（全氏补本）

巽斋学案（全祖望补本）

巽斋学案表

（刘氏门人） 谢翱

（晦翁再传） （梅边同调）

刘辰翁 （子）尚友

罗开礼

张千载

（并文山讲友）

欧阳新 （子）必泰

（巽斋学侣）（子）逢泰 （孙）龙生 （曾孙）玄（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附师田口）

尹谷

邢天荣

董景舒

（并忠叟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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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斋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巽斋尊崇晦翁，不知从何而来。考察沧洲的弟子，庐陵有欧阳谦之，确实曾经跟随学习，巽斋是他的后人吗？他的遗书宗旨，无法考证，但巽斋的门下有文山，径畈的门下有迭山，可以看出宋儒讲学没有辜负国家。撰写《巽斋学案》。（梓材案：这一卷学案，是谢山特别设立的，黄氏补本也根据《序录》来补充。但考察巽斋是刘月涧的门人，月涧则是江古心的学侣，而《序录》怀疑他是欧阳希逊的后人，认为是晦翁再传，是可以的。）

◆刘氏门人（晦翁再传）

著作欧阳巽斋先生守道

欧阳守道，字公权，吉州人。起初名巽，自己认为改名应试不对，祭祀时必定称巽。年少时孤苦贫穷，没有老师，自力于学。年纪不到三十，就因德行被乡郡儒者推崇。淳佑元年考中进士，授雩都主簿。调任赣州司户，守江文忠公建立白鹭洲书院，首先聘请先生为诸生讲学

译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请他担任岳麓书院副山长，先生初次登台讲学，阐发孟子端正人心、继承三位圣人学说的观点，求学的人心悦诚服。（梓材案：此处原有“宗人仲齐至，又荐必泰于当权者”九十余字，现在改为仲齐父子，在后面另立传记。）吴子良请求先生返回吉州。文忠入朝担任国子祭酒，推荐他担任史馆检阅，召试馆职，授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在轮对时进言说：“要使家家富裕、人人富足，必须让朝廷内外臣民不再像从前那样有谈论求利的风气，然后才行。”因为进言被罢免。先生步行走出钱塘门，只有两箱书而已。度宗即位，特别下旨赐予祠禄。少傅吕文德奉诏举荐贤才共九十六人，先生也在其中。添差通判建昌军，他向朝廷谢恩说：“史书记载大将军不推荐士人，如今大将军推荐士人了，而我凭什么能从大将军那里得到这样的举荐呢。幸好曾经蒙受召见，提拔充任三馆的属官，将来如果有人认为我因被弃置而无所依托，投靠权贵，损害国家体面，那么我就无法辩解了，希望仍然赐予祠禄就足够了。”升任著作郎，去世时，家中没有一文钱。著有《易故》、文集。（从黄氏补本中录入。）

译附录

文天祥祭祀先生的文章说：“先生的学问，如同布匹、粮食，追求对世道有用，而不以高谈阔论来标榜自己于一时。先生的文章，如同水有源头，如同树有根本，对臣子讲依从忠诚，对儿子讲依从孝顺，不枝蔓离题。先生的心地，纯真如同婴儿，宁愿让人说我迂腐，宁愿让人说我可欺。先生的品德，慈爱如同父母，常常担心有人受寒，常常担心有人挨饿，而宁愿自己无立锥之地。他待人接物，如同和风拂物，如同美酒醉人，等到义愤形于脸色，如同秋霜夏日，有不可侵犯的威严。他的性情，如同盘中之水般宁静，如同佩戴玉饰般从容，等到奔赴他人的急难，如同雷电风雨，交替爆发而奔驰。他修身，如同履薄冰，如同捧着满水，如同处女般自洁，等到为人处世，发自诚心，能摧折山岳，阻碍金石，即使诽谤兴起、诋毁到来，也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天子认为他贤能，士大夫认为他是善类，海内认为他是名儒，而学者以他为师。凤凰高飞千仞，远远增加击打而去，为何一旦凋零而不再支撑。以先生仁爱之心，却来不及治理一郡，来施行他的恩惠慈爱。以先生能文之才，却来不及登上两制高位，来仿佛盘诰的遗风。以先生的论议，却来不及参与国家的大政令。以先生的学术，却来不及朝夕在皇帝左右进献纳谏而议论思考，反而自幼学习，到老仍纷乱如麻。即使孔、孟圣且贤，尚且不免与世道有差错。先生官至二品不算小，年六十五不算夭折，有子有孙，又对此有什么遗憾呢！死就死罢了，所以不死的是，他的文章在名山大川，昭示百世而有什么可疑！”

◆巽斋学侣

讲书欧阳先生新（附子必泰）

欧阳新，字仲齐，是巽斋先生的同宗族人，以及儿子必泰，先前寓居长沙。听说巽斋到来，前往拜访。起初还未相识，交谈后意气相投，巽斋便向吴子良请求，以礼聘请先生为岳丽书院讲书。先生讲授《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一章，巽斋起身说：“长沙自有仲齐，我为何还要到这里。”过了一年，先生去世，巽斋痛哭流涕，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又向当权者推荐必泰。（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按：《湖南通志》记载：先生的父亲安时，从庐陵迁徙到浏阳的马渡，于是成为浏阳人。先生以经学著称。元代因曾孙玄官而追赠中奉大夫，追封冀国公。又按：张文穆起岩为《欧阳龙生神道碑》中，称先生的字为仲斋，荆溪吴公以礼聘请为讲书，因此寓居长沙云。）

◆巽斋门人（晦翁三传）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是吉水人。刚满二十岁，宋理宗亲自提拔他为进士第一。考官王应麟上奏说：“这份试卷古义如同龟镜，忠肝如同铁石，敢为得到人才而祝贺。”历任直学士院，多次因台谏议论而被罢免。援引钱若水的例子退休。咸淳九年，起用为湖南提刑，因此拜见已故宰相江文忠公。文忠公一向认为先生志节奇特，谈到国事，脸色严肃地说：“我老了。世道的责任，大概在你身上吧？”江上报危急，诏令天下勤王。先生捧着诏书涕泣，于是起兵，各路豪杰都响应，有军队万人。事情上报，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保卫京城。他的朋友劝阻他，先生说：“我也知道会这样。只是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难，征召天下兵马，没有一人一骑入关的。我对此深恨，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的。义气胜者谋略立，人多者功业成，这样，那么社稷还可以保全。”德佑初年，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元兵到来，奉命出使军前，被拘禁，逃到真州，泛海到温州。益王即位，拜为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败被俘，囚禁在燕京四年，不屈服，死在柴市，享年四十七岁。衣带中有赞语说：“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取义，只有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以后，大概没有愧疚。”（从黄氏补本录入。）

御试策

臣听说，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天地的道，就是圣人的道，分开来说，那么道自是道，天地自是天地，圣人自是圣人，合起来说，那么道是一贯不息的，天地是一贯不息的，圣人也是一贯不息的。臣请追溯其本源来说。茫茫天地，广阔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没有端倪，人心仁义礼智的性尚未赋予，人心刚柔善恶的气尚未禀受。在这个时候，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那么太虚无形，冲漠没有迹象，而先有此道。未有万物之前，道就存在，这是道的本体。既有万物之后，道就运行，这是道的功用。它的本体微妙，它的功用广大，就在人心而道在人心，就在五行而道在五行，就在阴阳而道在阴阳，就在无

译穷尽太极，道便存在于无极太极之中；贯通显与微，兼摄费与隐，包容小与大，连通物与我。为什么会这样呢？道在天下，就像水在地中一样，地中没有不是水的地方，天下没有不是道的地方。水是永不停息的流动，道是永不停息的作用。天因为清澈明朗，所以日月星辰遵循它们的轨道；地因为宁静安谧，所以山川草木顺应它们的常态；人极因为昭示光明，所以君臣父子安守他们的伦理。流行于古今，纲纪于造化，哪一件事不是由这道而来的呢？如果有一天道停止了，即使是天、地、人三才也不能独自存在。道的永不停息，其功用本来就是这样。圣人体现了天地永不停息的精神，天地凭借这道而永不停息，圣人也凭借这道而永不停息。圣人确立永不停息的本体，就收敛于修身；推行永不停息的作用，就发散于治理百姓。确立永不停息的本体，就寄托在致知以下的工夫中；推行永不停息的作用，就显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上。确立永不停息的本体，就根本于精神心术的细微之处；推行永不停息的作用，就通达于礼乐刑政的显著表现。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像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一样。道在天地间，长久且永不停息，圣人对道，难道可以片刻停止吗？论述永不停息道理的，没有比得上《周易》和《中庸》的。《周易》的道理，到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圣人论述效法天道，就归结为自强不息；《中庸》的道理，到了“溥博渊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人论述配享天地，就归结为不息则久。难道不是因为《乾》卦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就是那永不停息的道，所以效法天道的人，也凭借这永不停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无疆，就是那永不停息的道，所以配享天地的人，也凭借这永不停息。以永不停息的心，行永不停息的道，圣人就是永不停息的天地。陛下临朝执政，希望治理好国家，到现在已经多年了。以前永不停息的岁月，就像太阳从早晨到中午；现在永不停息的岁月，就像太阳到了中午正中，这正是勉力行道大有功效的时候。陛下不要说，几十年间，我所担当宇宙、把握天地，未曾不凭借这道，到了今天，道的验证却如此，显得迂阔且遥远。依我看来，道就像百里的路程，今天大概到了六七十里的时候。进取于道的人，不可以中途废弃；行走于路途的人，不可以中途止步。勤勉努力而不停止，那么走到六七十里，本来就是到达百里的阶梯。不然，自己止步于六七十里之间，那么百里虽然近，怎么能一步到达呢！道没有浅显的功效，推行道的人，怎么能因为深奥而认为迂阔？道没有速成的验证，效法行道的人，怎么能因为迟缓而认为遥远？只有永不停息，才能穷尽道的功化；只有永不停息，才能穷尽道的验证。气机动荡于天地人三极之间，神采灌注于万物之外，都要从陛下这一颗心开始。臣没有时间远举例子，请拿仁宗皇帝的事向陛下陈述。仁宗是永不停息的天地，康定年间的诏书说：“恭敬勤勉，抑制畏惧。”庆历年间的诏书说：“不敢荒废安宁。”皇佑年间的诏书说：“远念做君主的艰难，深思居位的沉重。”庆历永不停息的心，就是康定永不停息的心；皇佑永不停息的心，就是庆历永不停息的心。当时仁宗以道德感动天心，以福禄胜过人力，国家安宁，边疆平静，好像可以停止了，然而还没有停止。至和元年，是仁宗三十三年，当时他站立在露天仰望上天，以畏惧天象的变化；打碎通天犀，以拯救百姓；让贾黯担任吏部选官的职务，提拔公弼作为殿柱般的名臣，以厚待人才，以昌盛士风；采纳景初减少用度的建议，听从范镇关于新兵的谏言，以充裕国家财政，以增强兵力；以至于讲解《周礼》，减轻赋税、宽缓刑罚，而诚恳地以盗匪赋税为忧；选拔将帅，严明纪律，而急切地以西戎北狄为虑。仁宗的心，到了这里而永不停息，就与天地一样悠久了。陛下的心，就是仁宗的心。范祖禹有话说：“想要效法尧、舜，只要效法仁宗。”臣也说：“想要效法帝王，只要效法仁宗。”效法仁宗，就可以达到天德，希望陛下加以圣心关注。

译我听说，帝王践行大道的本心，只是始终不懈怠罢了。尧的谨慎戒惧，舜的敬畏小心，禹的勤勉不懈，汤的恐惧战兢，文王的永不停止，武王的心无二致，成王的不懈怠，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三坟》年代久远，《五典》中还有可以论述的内容，我曾根据《五典》所载的事迹来推究。在那个时候，日月星辰的顺行，是因为大道而顺行；鸟兽草木的驯服，是因为大道而驯服；九项功绩的有序，是因为大道而有序；四方蛮夷前来称臣，是因为大道而来称臣，百官因大道而兴盛，万事因大道而安康，普天之下，直到海边的百姓，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拜受帝王大道的恩赐了，垂衣拱手，在朝廷之上安逸自在，这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尧、舜却不是这样，当时考核政绩的法度，在三年时加重，没有哪一年敢懈怠；颁布历法的命令，在四季时严格，没有哪个月敢懈怠；凛然敬畏一日二日的告诫，没有哪一天敢懈怠。这还可以理解，在权力交接之际，尧任命舜，竟然说：“真诚地坚守中正之道。”所谓“坚守”，就是战战兢兢地保持而不敢稍有放纵的意思。体味这句话，那么尧的不懈怠就可以看出来了。《河图》出现了，《洛书》显现了，关于坚守中正的说法还没有听说过，而尧独自提出，尧的话显得多余了。而舜任命禹，又增加了“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这三句话。在危险微妙、精纯专一之间极尽审慎，那么那种战战兢兢保持的念头，比尧更加强烈，舜的心不懈怠又是何等程度啊！因此尧的道德教化，不仅验证在他在位的七十年间，舜的道德教化，不仅验证在他在位的五十年间，读“万世永远依赖”这句话，那么唐、虞之后，几千百年间，天得以成为天，地得以成为地，人得以成为人，都是尧、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么功业教化为何如此深远，验证效果为何如此迟缓呢！降世称王，并非本来比称帝更辛劳，淳朴之风日渐消散，风气日渐开放，人心的机巧日益精巧，世事的变迁不停息，而圣人用来维系世事变化的手段，也与之相伴随而不休息。风俗不像结绳记事时那样淳朴，治理不像画卦时代那样古老，军队不得不誓师，诸侯不得不会盟，百姓不得不以政令凝聚，士人不得不以礼仪凝聚，内外治理不同，不得不以《采薇》、《天保》那样的治理来治理，以至于建立六典设置官职，那些所说的治理、政令、礼仪、教化、刑罚、事务，无非是扶持世道而不让它陷入困境罢了。从形势来论，夏朝的治理不如唐、虞，商朝的治理又不如夏朝，周朝的治理又不如商朝。称帝之所以称帝，是多么安逸！称王之所以称王，是多么辛劳！恐惧战兢，不如那些非分之心居于黄屋的人来得舒适。始于忧虑勤劳，不如恭敬自守南面称尊的人来得安稳。然而从内心来看，舜的敬畏小心，就是尧的谨慎戒惧，禹的勤勉不懈，就是舜的敬畏小心，汤的恐惧战兢，就是禹的勤勉不懈，文王的永不停止，武王的心无二致成王的不懈怠，哪一样不是谨慎戒惧、勤勉不懈、恐惧战兢的推演呢？大道散布在宇宙之间，没有一天休息，帝王践行大道，也没有一天休息。帝王的心，就是天地的心，难道可以说称帝的人安逸，而称王的人辛劳吗？我希望陛下寻求帝王的大道，一定要寻求帝王的心，那么今天的功业教化验证效果，或许可以与帝王同等看待了。

我听说，不懈怠就是天，懈怠就是人；不懈怠就是理，懈怠就是欲；不懈怠就是光明，懈怠就是阴暗浑浊。汉、唐的君主，天资聪敏，地位崇高，如果稍微有进取大道的念头，那么六位五帝、四位三王也没有难以做到的。奈何天不足以制约人，而天反而被人所制约；理不足以驾驭欲，而理反而被欲所驾驭；光明不足以战胜阴暗浑浊，而光明反而被阴暗浑浊所战胜，因此勇于进取大道的人少，受阻于求道的人多，汉、唐之所以不如唐、虞、三代，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虽然如此，这是对不知道大道的人说的，其中也有号称知道大道的人。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也不能说不是知道大道的人，然而也有可议论之处。前代儒者曾经评论汉、唐的君主，以公私义利的多少来判定治乱。这三位君主的心，往往不纯粹属于天，不纯粹属于人，而在天人之间出入；不纯粹属于理，不纯粹属于欲，而在理欲之间出入；不纯粹属于光明，不纯粹属于阴暗浑浊，而在光明阴暗之间出入。因此专门致力于道德教化，虽然足以陶冶后代太和之风，然而用黄老之术限制，那么雁门、上郡的警报就不能避免；对外施行仁义，虽然足以达到建元年间富庶的盛况，然而用多欲遏制，那么轮台年间的悔恨就不能免除；四年施行仁政，虽然足以开启贞观升平的治理，然而用近效描绘，那么纪纲制度曾不足以作为再世凭借。大概有一分道心，就足以成就一分事功；有一分人心，也就足以招致一分事变，世道兴衰的分数，也系于理欲消长的分数罢了。然而我曾思考，汉、唐以来，成为大道累赘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杂伯，二是异端。当时的君主，有志于求道的，不陷入这一种，就陷入那一种。暂且就这三位君主来说，文帝的内心，被异端所累；武帝

译唐太宗的心志，被杂驳的霸术所拖累。汉武帝在大道上毫无所得，效法《六经》，统一圣人的真谛，却不足以克服他对神仙方术和土木工程的私欲，以及战争和刑罚的残酷。他的心志荒淫，唐太宗全然不知宫廷内部的羞耻，以及将相的夸耀，晚年远征辽东，最终不能克制他血气方刚的暴戾，他的心志骄傲。杂驳霸术的念头，反复不定，这本来不足以谈论那恒久不息的大业。至于汉文帝，稍微具备帝王的资质，稍微具备帝王的格局，完全以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天下，而晁错等人刑名法术的学说，从未动摇过他的心志，这是不被杂驳霸术所拖累。假使他能把二三十年的恭俭之心，转而用于追求大道，那么后元时期的气象，将会迅速接近商、周，进而接近唐、虞。奈何帝王的纯心，又夹杂了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汉文帝只能成为汉、唐的贤明君主，而不能跻身于帝王的行列。唉！汉武帝、唐太宗被杂驳霸术所拖累，君子本来不敢期望他们成就帝王之业；汉文帝不被杂驳霸术所拖累，却不能不被异端邪说所拖累，这才是非常可惜的。臣希望陛下借鉴汉、唐的得失，务必借鉴汉、唐的心志，那么今日的功业教化所验证的效果，将会超过汉、唐好几个等级了。

译什么是天灾异象的到来？是百姓的怨气招致的。上天看问题凭借百姓的眼睛，上天听声音凭借百姓的耳朵，上天所明察畏惧的凭借百姓的明察畏惧，百姓心中的安危喜乐，就是上天据此产生喜怒的原因。熙宁年间发生大旱，当时河、陕地区的流民进入京城，监门郑侠画了流民图进献，并且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是拿着胜利捷报的图来呈上，估计没有一个人把父母妻子迁移困顿、惊慌失措、供给不足的状况画成图进献的。陛下阅览臣的图，实行臣的建议，如果十天内不下雨，请求治臣欺君之罪。”皇上因此废除了新法中的十八件事，京城下了八天大雨。天人之间的感应，中间容不下一粒谷种，记载在经史中的这类事情很多。陛下认为现在的百姓生活怎么样呢？现在的百姓生活困苦啊！自从琼林、大盈库的财富积累在私人储藏中，百姓就困苦；自从建章、通天台频繁进行营建修缮，百姓就困苦；自从献助之事接连出现在豪门大户家中，百姓就困苦；自从和籴之法不回避街巷中的贫苦下户，百姓就困苦；自从各地的贪官暴吏把我们的百姓看作家里的鸡圈里的猪，随意啃食吞啖，百姓就困苦。唉！东南地区的民力已经枯竭了。《尚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吗？看不见就要谋划。”现在还能说看不见吗？《尚书》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现在还能说小吗？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为这些百姓，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也想要各自实现父母妻子的快乐，然而拿着斧头，磨利刀锋，日夜想着如何斩断他们命脉的人，到处都是，那么冬雪吝惜瑞兆，蛰雷延误时节，月亮侵犯木星，星星坠落变成石头，以至于土雨地震之类的变故，多次记载而不止一次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希望陛下保持不懈怠的心，急切寻求安抚百姓的方法，那么百姓生活和谐了，天灾异象或许因此就能消弭了。

什么是人才的缺乏？是士人的风气败坏导致的。臣听说，困顿时所涵养的，显达时所施行的，年幼时所学习的，壮年时所践行的，今天在家里修养的，就是将来在皇帝朝廷上行事的。建国初年的各位老臣，曾经把厚植士人风气作为首要事务，宁愿录取落韵的李迪，也不录取穿凿附会的贾边；宁愿录取直言的苏辙，也不录取险怪诡异的刘几；建立学校一定要推崇经术，恢复乡举一定要参酌品行才艺，后来国子监采纳湖学的做法，建立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斋舍，让学者根据名称去探求实质，当时像程颐、徐积、吕希哲都出自其中。唉！这就是元祐年间人物产生的根源。士人风气的厚薄，最关系到人才，从古以来，说法就是这样。陛下认为现在的士人风气怎么样呢？现在的士大夫家庭，有了儿子就教育他，当他年幼时，就教他断句，选择那些不违背当时喜好、不触犯有司忌讳的内容，让他熟读背诵。等他长大后，把字体写得细小工整作为精巧，把文章写得长篇累牍作为丰富，在乡校参加考试靠的是这个，在科举中评定文章靠的是这个，获取高官厚禄和车马靠的是这个。父兄所教导的，师友所讲解的，只有利益罢了。那些能够卓然超脱于流俗的人，能有几个呢？心术在没做官之前就已经败坏，那么做官之后的气节就可以想见了，用这样的人去统领郡县，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卓茂、黄霸那样的人呢？用这样的人去镇守一路，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苏章、何武那样的人呢？用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担任高官，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汲黯、萧望之那样的人呢？奔竞于权势要津之路的人，不足为怪；趋附于权贵之门的人，不足为怪；像牛马一样被束缚，像狗蝇一样苟且钻营，患得患失，无所不为的人，不足为怪；悠悠风尘，萎靡偷安的习俗，清高的芬芳消散，浑浊的渣滓横流，上天赋予人的本性，秉持常道的美德，萌芽于牛羊斧斤相继砍伐的冲要之地，能有几个呢！要厚植现在的人才，臣认为改变现在的士人风气之后才可以。臣希望陛下保持不懈怠的心，急切寻求培育士人的方法，那么士风一旦纯正，人才或许因此就能得到了。

为什么说“兵力薄弱，是因为国家财政匮乏”呢？恭敬地查阅国史，治平年间，派遣使者招募京畿、淮南的士兵，司马光说：“边境将领请求增兵没有穷尽，朝廷招募士兵没有停止，仓库中的粮食布帛有限，百姓的膏血有尽头，希望停止招募禁军，训练原有的士兵，自然可以防备抵御。”臣听说，古今天下能够避免弱小的，一定不能避免贫穷，能够避免贫穷的，一定不能避免弱小，一种利益兴起，一种祸害潜伏，没有同时遭受两种祸害的。现在的兵力和财力就同时遭受祸害了，自从东海筑城而调遣淮兵防守海边，那么两淮的兵力就不够了；自从襄、樊收复，合并荆兵来筑城襄樊，那么荆湖的兵力就不够了；自从腥气沾染汉水，冤血溅在宝峰，正规军和忠义军因战死迁徙而空了一半，那么川、蜀的兵力又不够了；江、淮的兵力又抽调进入蜀地，又抽调充实荆地，那么下游的兵力更加不够了；荆湖的兵力又分派策应，分派镇抚，那么上游的兵力更加不够了。国家所依靠来自卫的，是兵力，而现在的兵力，不足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怎么能不弱小呢！扶持它的弱小回归强大，那么招募士兵的策略，今天确实是不得已的。然而招募刚刚兴起，调度转运更加紧急，问主管农业的大农官，大农官没有钱财，问主管户籍赋税的版曹官，版曹官没有钱财，问主管军饷的饷司官，饷司官没有钱财，除了岁币银绢之外，没听说有统一的策略为军队粮食做打算的，这就是弱小了，而又难免贫穷。陛下从内心又新设了一个安边太平库，专门供给军队，这是宋太祖积累缣帛以交换贼人首级的心思啊，

译仁宗皇帝拿出钱帛，是为了资助军事用度。在转换使用之间，风气立刻变得不同，以前虚弱的军队可以变得强大了。然而，运送粮草、供给军饷，花在军队上的费用有多少呢？而那些华丽的宫殿寺庙，照耀着湖光山色，修建土木的费用，却像漏壶一样流失不尽。军队驻扎如云，砍柴做饭，花在军队上的费用有多少呢？而那些穿着霓裳羽衣，耗费金银、装饰翡翠，宫廷的费用，却像尾闾一样深不可测。登记士兵名册，每月供给衣粮，花在军队上的费用有多少呢？而那些衡量珍珠、搬运玉石，宠幸妃嫔、恩赐外戚的费用，却像滥觞一样泛滥成灾。大概天下的财富，如果专门用来供给军队，那么财富就不会有不足的时候，只是加上那些无用的开支，再加上那些多余的开支，财富才开始像瓶空而罍耻那样匮乏。像这样，即使想要充实军队，又怎么能够供给军队呢！臣希望陛下保持不懈怠的心志，急切寻求节约财用的方法，那么财政就会充足，兵力或许因此可以强大起来。

译什么叫做敌寇的警报？是因为盗贼与之勾结的缘故。仔细查阅国史，绍兴年间，杨么在洞庭湖作乱，接连占据几个郡县，大将王𬳽无法制服他。当时伪齐挟持金国使者李成侵犯襄、汉地区，杨么与李成暗中勾结。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开始任命岳飞负责上游地区的防务，不久之后驱逐了李成，擒获了杨么，荆湖地区得以平定。臣听说，外部的敌寇，不能成为中国的大患，但他们入侵时，必定要等待内部发生变故；内部的盗贼，也不能成为中国的大患，但他们起事时，必定会招致外部的侮辱。如果盗贼发展到与敌寇勾结，那就是心腹之大患了。现在所谓的敌人，固然令人畏惧，然而他们逼迫我的蜀地，蜀地主帅就策划在泸水建立功勋；窥探我的淮地，淮地主帅就奏报在维、扬取得胜利。敌人狼子野心，固然不能因为一次胜利就停止，但如果使他们不能得逞而归，那么中国的技艺，并没有完全低于他们，他们仍然畏惧中国有能人。唯独旧日的海疆在天一隅，逆贼在此筑巢，已经好几年了，飓风瞬息万变，一叶扁舟即可渡过，他们未必不日夜谋划进攻浙江的计划，然而未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水战，不熟悉水性，害怕我的唐岛有李宝在的缘故。然而洞庭湖，烟水沉寂，而浙江右边的湖泊，波涛汹涌，区区妖孽，况且被认为有杨么那样的趋势了。从京师的老人那里得知，都认为这些寇贼出没迅速，往来快捷，驾船如飞，运舵如神，而我们的水军比不上他们。东南的长技，没有比得上水军的，我们在金山战胜兀术靠的是这个；我们在采石矶杀死逆亮靠的是这个，而现在这些人反而凭借它来制约我们，太不威武了！万一他们采用了杨么的计策，那么前日李成在荆地不得志，未必今日在浙地也不得志。过去听说山东连年饥荒，官吏贪图专卖的利益，掏空苏、湖的根本来资助他们，朝廷大臣还说是互相交换，怎么知道没有为他们乡人指路的人，一旦有一人登岸，万事就会像瓦片一样碎裂。又听说魏村、江湾、福山三个寨子的水军，兴贩盐课，来资助逆贼，朝廷大臣还说是用守卫的军队，做商贾的事情，用防守开拓的士兵，打开乡人的道路。忧虑时局、认识治道的见解，往往像这样。肘腋间的蜂虿，怀袖里的蛇蝎，这可以忽视吗！陛下近来命令发运使兼任宪官，合并兵权财权而统一其权力，这是打算消灭敌人、早饭前就能取胜的图谋了。然而驻守海道的不是没有军队，控制海道的不是没有将领，徒有王𬳽数年的辛劳，没有听说岳飞八天的捷报，子太叔平定苻泽的盗贼恐怕不像这样。长此以往，臣担心会为李成打开地道。臣希望陛下持不懈之心，急切寻求平定寇贼的方法，那么寇难一旦清除，边防或许因此可以放宽了。

臣听说，天长久而不坠落是因为运行，地长久而不塌陷是因为转动，水长久而不腐臭是因为流动，日月星辰长久而常新是因为运行，天下凡是长久不息的事物，都是因为长久不息。《中庸》所说的不息，就是《大易》所说的变通，《大易》所说的变通，就是用来验证《中庸》所说的不息。变通的长久，固然始于不息的长久，大概不息是心，变通是事，心不息，所以事也不息，游于六合之内，而纵论于六合之外，生于百世之下，而追想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运没有端绪，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尽。天地之所以变通，固然自其不息者为之，圣人长久于其道，也是效法天地罢了。天地以不息而长久，圣人也以不息而长久，外在不息而说长久，都不是所以长久的原因。臣曾经读《无逸》一书，看到享国长久的有四位君主，而其中三位君主最为长久。臣寻求他们长久的原因，中宗的心严恭敬畏，高宗的心不敢荒废安宁，文王的心不沉溺于安逸，不游猎于田猎。这三位君主，都是无逸罢了。他们的无逸，就是臣所说的不息。一无逸而其效果如此，那么不息者，不是所以长久的原因吗？陛下行道，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暂时了。宝庆、绍熙以来，则涵养此道，端平以来，则发扬此道，嘉熙以来，则把握此道。从嘉熙到淳佑，从淳佑到宝佑，十余年间，无非是持循此道的岁月。陛下处在此时，庭燎未亮，臣知道您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道您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道您丙枕无寐，圣人的运，也可以说是无息了。然而既往的无息者易，方来的无息者难，久而无息者易，愈久而愈无息者难。昕临大廷，百辟星布，陛下的此时心固然无息了；暗室屋漏之隐，试一警省，那么也能无息吗？日御经筵，学士云集，陛下的此时心固然无息了；宦官女子之近，试一循察，那么也能无息吗？无息于外者，固然不能保证其无息于内；无息于此者，固然不能保证其无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辍، 那么无息的纯心就间断了。如此，那么陛下虽然想要长久则征，臣知道《中庸》、《九经》的治未可以朝夕见也；虽然想要通则久，臣知道《系辞》十三卦之功未可以岁月计也。在渊蜎蠖濩之中，虚明应物的地方，这全在陛下自斟

译斟酒时，要亲自持杯。如果片刻之间不能连续斟酒，那么长久以来积累的功业就都废弃了，这难道不可以警惕吗？这难道不可以畏惧吗？

译我听说，公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有一天的阻塞，因此使之复苏并疏通的，是宰相的职责。然而扶持公道的，是宰相的责任，而主持公道的，是天子的本分。天子如果侵夺宰相的权力，那么公道就完了。三省、枢密院，被称为朝廷，是天子用来谋划大政、颁布大令的地方。政令如果不从门下中书省发出，前人称之为斜封墨敕，这不是盛世应有的现象。建国初期，三省的纲纪非常端正，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核驳正，尚书省执行命令，皇宫与政府的事务，没有一项不统辖于宰相，所以李沆还能焚烧立妃的诏书，王旦还能阻止节度使的任命，韩琦还能拿出空白敕令来驱逐内侍，杜衍还能封还内降诏书以裁减侥幸得官者，这是因为宰相的权力尊贵，公道才开始有所依托而确立。现在陛下为公道所做的考虑，没有不周全的。用告诫夤缘攀附来约束外戚，是以公道来要求外戚；用裁制约束来告诫内廷宦官，是以公道来要求内廷宦官；用舍弃法律而使用成例来告诫群臣，是以公道来要求外朝官员，雷霆扫开阴霾，星辰太阳照亮幽暗，天下人对此，都佩服陛下的英明。然而有人说，近年来，朝廷上的任免，在道义上有所不安，在法律上有所不便的，全都以圣旨的名义施行，不仅各机构的升迁补任，向上烦扰皇帝的笔墨，而且统帅越级提拔，阁职超迁，也是通过攀附而得到恩泽；不仅奸赃得以洗清，向上劳烦皇帝的恩赦，而且选人通过门路进入仕途，奸猾胥吏逃避刑罚，也是通过钻营而拜受宠命；甚至民间琐碎的诉讼，皂隶卑贱的求取，都直达内廷，完全由宫中直接下达。这些是什么微末的小事，而陛下却亲自过问，大臣几乎成了奉承风旨的官员，三省几乎成了奉行文书的官府，我担心天下的公道从此就阻塞了。景佑年间，废除内降诏书，所有诏令都经由中书、枢密院，仁宗皇帝之所以主持公道就是这样的。现在进言的人仍然以事情应当偶尔出自皇帝圣断为说辞。唉！这也是韩绛对仁宗皇帝说的话。“我本来不害怕自己直接处理，不如先让大臣们充分考虑后再施行”。仁宗皇帝之所以开导韩绛，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又拿韩绛的话启发君主来夺取中书省的权力，这是什么用心啊！宣和、靖康年间，创立御笔手诏的命令，蔡京坐在东廊，专门以奉行御笔为职责。后来，童贯、梁师成掌权，导致天地分裂长达数代，这是可以借鉴的！我希望陛下重视宰相的权力，端正中书省的体制，凡是内批，必须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同先朝旧例，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宗庙社稷就太幸运了！

我听说，直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有一天的衰败，因此使之光明并张扬的，是君子的责任。然而扶持直道的，是君子的责任，而主持直道的，是君主的事。君主如果到了阻抑君子气节的地步，那么直道就完了！如果不正直，道就不能显现，君子是直道的倡导者。直道一旦由君子倡导，前人称之为凤鸣朝阳，以此作为清朝的庆贺。本朝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王旦），有鹘击台谏（赵抃），有铁面御史（包拯），军国大事，没有一项不能由君子进言，所以司马光还能诛杀守忠的奸恶，刘挚还能折服李宪的专横，范祖禹还能定罪宋用臣，张震还能弹劾龙大渊、曾觌，这是因为君子的气节伸张，直道才开始有所依附而行。现在陛下为直道所做的考虑，没有不到位的，每月有供课，是以直道来期望谏官；每日有轮札，是以直道来期望廷臣；有转对，有请对，有非时召见，是以直道来期望公卿百官。江海容纳污秽，山泽隐藏疾病，天下人对此，都佩服陛下的气量。然而有人说，近年来，外朝的议论，对自己有所不协调，对情感有所不忍的，全都以圣意决断，不仅言论涉及皇帝，向上烦扰节贴，而且小小的赏罚，小小的废置，也都搁置不报；不仅事关朝廷，向上烦劳调停，而且小小的抨击，小小的纠劾，也都宣谕不止；甚至意图涉及微不足道的宦官，言语侵犯琐碎的姻亲，不顾公共舆论，反而斥退谏臣。这些是什么狐鼠之辈，而陛下却亲自庇护他们，御史遭到和事佬的讥讽，台吏加重了完结报告的负担，我担心天下的直道从此就受阻了。康定年间，欧阳修因言事被贬出京，不久就被召回任谏院；至和年间，唐介因言事被贬，不久就被任命为谏官，仁宗皇帝之所以主持直道就是这样的。现在进言的人仍然以台谏势力日益专横为疑惧。唉！这不符合富弼忠于仁宗皇帝的心意。富弼谦卑地对待士人，宁愿以宰相身份接受台谏的风旨，富弼的自我修养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不了解富弼的心意，反而启发君主厌恶君子的言论，这是什么用心啊！元符年间，设置看详理诉所，士大夫获罪的有八百多家。后来，邹浩、陈瓘离开朝廷，没有一个人敢为天下伸张一句正义，这是可以借鉴的！我希望陛下壮大正人的气节，培养公论的锋芒，凡是因直言被贬的人，都召回他们到御史台任职，如同先朝旧例，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社稷就太幸运了！

西润书院释菜讲义

《易经》说：“君子增进道德，修习事业，忠信是用来增进道德的，修饰言辞确立诚信，是用来安守事业的。”内心真诚叫做忠，以真实无妄叫做信，没有虚妄叫做诚，

译这三者本质上是同一道理。所谓德，不过是忠信罢了。言辞是德行的外在表现，那么确立这种忠信，就在于修饰言辞。德是从内心来说的，业是从行事来说的；德是总括而言，一种善行，固然就是德；从一种善行直到没有一种不善，也是德。德有等级差别，所以说“进”。忠信，是指内心的真诚，一个念头真诚，固然就是忠信；从一个念头真诚直到没有念头不真诚，也是忠信。忠信之心，越是持守涵养就越充实，所以说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辞，就是谨慎修饰言辞。言辞不可以胡乱发出，所以要谨慎修饰，因此修辞是用来确立真诚的，诚就是上面说的忠信。居，有坚守的意思，大概一个言辞的真诚，固然就是忠信，如果用一个妄言夹杂其中，那么我的事业就会立刻毁坏，德行也随之丧失。所以从修饰一个言辞，直到没有言辞不修饰，那么坚守如一，没有间断，这就是“居业”的意义。德与业就像形与影，德是存于内心的，业是德表现于外部的。上面说“进”，下面说“修”，业的修饰，是用来作为德的外在表现的。上面说“修业”，下面说“修辞”，言辞的修饰，就是业的修饰。用进德对应修业，那么修是用力，进是自然的进步。用进德对应居业，那么进是未见其停止，居是坚守不变。正因为坚守不变，所以未见其停止。辞的意义有两方面，发于言语就是言辞，发于文章就是文辞。“孔子以四件事教导学生：文献、品行、忠、信。”虽然好像分成了四项，但文献和品行怎么能够离开忠信呢？有忠信的品行，自然就有忠信的文献；能写出忠信的文献，才是不失忠信的品行。孔子说：“言语要忠信，行为要笃敬。”那么忠信，就是增进德行的意思。言语忠信，就是修辞立诚的意思。没有行为笃敬而言语不忠信的，也没有言语不忠信而可以谈论行为笃敬的。天地间只有一个“诚”字，再怎么颠扑也不会破碎。观察德行，只看人的言辞，一句诚实，就是一种德行；句句诚实，就是德行进步而不可阻挡。人对于自己的言辞，怎么可以不谨慎口中所说出的话而苟且为之呢！唉！圣人的学问渐渐疏远，人为的虚伪交互产生，而言语没有根据的情况非常严重了。荒诞虚妄而不切实际叫做“大言”，轻浮游荡而没有根据叫做“浮言”，像水渗透一样肤浅地接受叫做“游言”，违背天道而背弃情理叫做“放言”，这几种人，他们的言语不发自内心，而有害于忠信，不值得讨论。最可怕的是那些号称能言善辩的人，最终和他们交谈，出入于性命道德的奥妙之中，看起来像是忠信之人。考察他们的私生活，却本来有行为像猪狗一样而不加掩饰的，而在文章上也是如此，滔滔不绝地写出来，无非是贯穿孔孟，连接伊洛，言辞严厉义理正当，使人读起来，肃然起敬、收敛衣襟都来不及。然而外表如此，内心却不是这样，实际上却是空谈欺骗。先儒说，这样的人无缘成为好人，因为他们没有行善的基础。外面一幅门面虽然好，里面却是踏空，永远不足以行善。大概因为他们认为圣贤的法语，只能借来作为议论的辅助，而让他们切实地体现在自身上，却说：“这是迂阔的，怎么能便利我的私欲呢？”因此心口相反，所说的和所做的像是出自两个人。唉！圣贤千言万语，教人存心养性就是为了存养这个真实，难道只是用来供人口头讲说而已吗！世俗的学问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使质朴实在的道理衰微，浮华虚伪的意念盛行，而风俗的不振也就随之而来。那些陷入恶行而不知道回头的人，已经以虚妄终了一生，而未来的英才，习惯于父兄的教导，良心善性，也逐渐浸染淹没而堕落到不忠不信的境地。从前有人说过，现在天下已经沉溺了！我们这一党的士人，还庆幸没有完全沉溺在波颓澜倒的冲击中，整理衣冠，聚集在这里，寻求救溺的策略，那么该怎么办呢？唉！也应该知道努力了。有人说：“至诚没有停息，不停息就长久，积累起来自然如此，难道是突然早晚就能达到的吗！现在有个人，平生没有什么可议之处，而一天警觉醒悟，想在诚的学问上立刻下工夫，那么以前的虚妄还可以赎罪吗？”回答说：“没有妨碍。司马光五六岁时，一个婢女用热水剥胡桃皮。司马光骗他的姐姐说：‘是自己剥的。’司马光的父亲责备他说：‘小孩子怎么能说谎话！’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话。那么司马光脚踏实地，做成九分好人，大概是从五六岁时，一次觉悟奠定了基础，还难免有一句话的瑕疵。杨时跟随司马光五年，得到一句话叫‘诚’，请问具体条目，说：‘从不说谎话入手。’杨时自述：‘起初我很轻视它，等到退下来自我检点，每天的行为和所说的话，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七年后才成功。’那么杨时造成一个言行一致、表里相应的人，大概是从五年跟随之久，七年持养之熟。在此之前，杨时还难免有自相矛盾的羞愧。人只怕不知道方法罢了，有能一天豁然醒悟，完全改变心志，追求不欺骗不虚妄，日积月累，坚守不懈，那么所有人为的虚伪，向外无处施展，向内无处藏匿，自然就会消磨泯灭，不能成为我的毛病，而纵横妙用，无非是这个诚，《乾》卦中的君子就在这里了。”有人说：“诚，是道的极致，而你直接以

译用忠信来教导他们，反而把它当作进入大道的开端，这种说法确实显得不够妥当。」回答说：「诚这个概念，各自有所指涉，前代儒者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比如周敦颐所说的『诚，是圣人的根本』，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诚，是天的法则』，这是就真实的理而言的。比如所说的『圣，不过是诚罢了』，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天下至诚』，这是就人真实地具备此理而言的。司马光、杨时的所谓诚，其主旨在于不欺诈、无虚伪，这正是求学之人确立心志之初所应当从事的，并不是就诚的最高境界而言的。然而求学之人如果从司马光、杨时所说的诚出发，那么由《乾卦》中的君子，进而达到《中庸》中的圣人，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一样，有什么遥远的呢？我愚钝，哪里足以谈论诚呢？如果不自我反省考察，就会不知不觉陷入人为虚伪的恶行，这怎么能不与志同道合的人极力讨论其终极目标，以求从流俗中自拔呢？我请求践行这些话，各位请永远奉行而不厌倦。」

译正气歌并序

我被囚禁在北方的朝廷，坐在一间土屋里。屋子宽八尺，深约四寻，单扇门低矮狭小，窗棂短窄，地势低洼而幽暗。正值这夏日，各种污浊之气汇聚在一起，雨水从四面汇集，漂浮在几案上，这时便是水气；泥土半干半湿，蒸腾发酵，沥出湿气，这时便是土气；天气忽晴忽阴，风道四面堵塞，这时便是日气；屋檐下刚生火做饭，助长了酷热，这时便是火气；仓库里的粮食腐烂堆积，陈腐之气逼人，这时便是米气；人们肩并肩挤在一起，腥臊污垢，这时便是人气；有时厕所积臭，尸体暴露，有时腐鼠恶气混杂而出，这时便是秽气。接连遭受这几种气，抵挡的人很少不生病的。而我以孱弱的身体在其中起居，已经两年了，仔细想想，这大概是有所修养才导致这样的结果。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修养的是什么气呢？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那污浊之气有七种，我的正气只有一种，用一种正气对抗七种污气，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何况浩然之气，乃是天地间的正气。于是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之间有一股正气，杂乱地赋予万物以形体。向下表现为江河山岳，向上表现为日月星辰。在人身上称为浩然之气，充沛地充满苍穹。当国家道路清明平坦时，它蕴含和气，显现在朝廷之中。时局艰难时，节操才显现出来，一个个载入史册。在齐国，是太史简的直笔；在晋国，是董狐的史笔。在秦国，是张良的椎击；在汉朝，是苏武的节杖。它是严将军的头颅，是嵇侍中的鲜血。它是张睢阳咬碎的牙齿，是颜常山伸出的舌头。有时是辽东帽，清高的操行如冰雪般坚厉。有时是《出师表》，鬼神也为之哭泣其壮烈。有时是渡江的船桨，慷慨激昂吞没胡羯。有时是击贼的笏板，逆贼的头颅被击破。这正气所激荡之处，凛冽威严，万古长存。当它贯穿日月之时，生死又何必谈论。大地依靠它而确立，天柱依靠它而尊贵。三纲实际上维系着命运，道义是它的根本。

唉，我遭遇国难，作为臣子实在无力挽救。像楚囚一样戴着帽子，传车将我送往穷北之地。鼎镬烹煮如同饴糖般甘甜，求死却不可得。阴暗的牢房里鬼火闪烁，春天的庭院里天色昏暗如墨。牛和骏马同在一个马槽，鸡栖在凤凰的食物上。一旦遭受雾露侵袭，注定成为沟渠中的枯骨。像这样经过两个寒暑，百种毒气自然退避。唉，这潮湿泥泞的地方，竟成了我的安乐国。难道有什么巧妙的办法吗？阴阳邪气不能伤害我。只因为这耿耿正气存在，仰视浮云洁白。我的心悠悠悲伤，苍天何时才有尽头。哲人日益远去，典范在往昔。在风檐下展开书卷阅读，古道照亮了我的容颜。

附录

王炎午祭丞相文说：“唉！扶持危局，文山与诸葛亮，相位相同，而您以死守节。倡导义举，奋勇杀敌，文山与张巡，杀身成仁没有不同，而您执掌国政。名相与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能两全。事情谬误，自身被执，道义应当勇敢决断，祭公催促您赴死，童子更换席子。怎么知道天意，保佑忠臣，怜惜人才，留下您一死，如同易水金台。乘着众人捐躯，壮士或许如此，长久不变，如雪松霜柏。唉，文山，山高水深，难以挽回的是天意，不辜负的是忠心。常山的头发，侍中的鲜血，日月隐藏光芒，山河改变颜色。生前为名臣，死后为列星，不然那刚劲之气，化为风雷。干将莫邪，或许寄托在良冶手中，出世则神异，入土不腐。今夜是何夜，北斗转向，银河倾斜，中间有光芒，不是您吗！”

博士刘须溪先生辰翁（附子尚友）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是庐陵人。巽斋的弟子。因为进士对策，说“济邸无后可悲，忠良被杀可伤，风节不竞可憾。”贾似道厌恶他，将他列为丙等。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担任濂溪书院山长。后来因为江文忠公万里的推荐，授予太学博士，坚决推辞。宋朝灭亡后，逃到方外。儿子尚友，继承他的学问。（从黄氏补本录入。）

侍郎邓中斋先生光荐

邓光荐，字中父，是庐陵人，文丞相的门友。年少时负有奇气，以诗闻名于世。考中进士。江文忠多次推荐他都不就任。后来客居文氏门下，赞助招募勤王军队，带着家眷进入福建。一门十二口，同时死在贼人的火中，于是跟随皇帝到厓山。没过几天，厓山溃败，先生两次投海，辗转不死，敌人将他救起。元帅张宏范改变脸色对待他。后来与文丞相一起被送往燕京，到建康时，将丞相囚禁在驿站中，而让先生寄居在天庆观，得以跟随道士回归。丞相作诗三章送别。丞相曾经给他的弟弟写信说：“邓先生是真正了解我内心的人，我的铭文应当托付给他。”（参考《吉安府志》。）

（云濠谨案：吉州人文纪说：“文宋瑞、邓中义、刘会孟都出自巽斋门下，文山、须溪他们的名字很显赫。”中义应该就是中父，父讹误为乂，又讹误为义罢了。《万姓统谱》又写作中甫，说：“多次升官至礼部侍郎、权直学士。”大概是随至厓山时所授予的官职吧？）

◆文山讲友

教授罗水心先生开礼

罗开礼，字正甫，是永丰人。袁州教授。江上战事兴起，文丞相征召他知永丰，倡导义举以支撑大节，联合邹氏军队，驻扎在永丰。吉州、赣州的军队溃败，元兵追到空坑，丞相侥幸逃脱大搜捕，先生坐在隐岩中，被囚禁在吉安。不屈服，八天不吃饭而死。丞相为他制作丧服，痛哭祭奠他。（同上。）

（云濠谨案：解学士序《罗氏族普》写作：“用理，字正甫，是水心先生。景

译定中，被太学举荐。不屈时，年纪已经八十岁了。」）

译张先生千载

张千载，字毅甫，是庐陵人。他与文天祥是朋友。文天祥显贵时，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出仕。等到文天祥被俘北上，经过吉州时，张先生流泪与他相见，说：“丞相前往北方，千载也一同前往。”前往后，就寄居在文天祥囚所附近，三年间供应饮食没有短缺。又秘密制作了一只木匣，文天祥就义那天，就将他的头颅藏在匣中，背负着他的尸骨南归，交给他的家人安葬。参见《辍耕录》。

◆仲齐家学

学录欧阳先生逢泰

欧阳逢泰，字忠叟，是欧阳仲齐的次子。他以儒家学术和品行，成为一方的师表，跟随他学习的人常常有数百人，科举及第的人接连不断。被推荐担任潭州学录，安抚司发公文让他管理学田，使被淹没的土地恢复原来的数额，士人的俸禄因此有余，庐陵的罗子远担任教授时，依靠他的辅助很多。晚年，他潜心研究《太玄经》，撰写《律历统元图书》数十卷，因为得了消渴病，尚未痊愈就去世了。元至元初年，朝廷征召他的孙子玄官，追赠他为中顺大夫，追封为渤海伯。（参见张文穆文。）

◆忠叟讲友

知州尹务实先生谷

尹谷，字耕叟，是长沙人。性格刚直严肃，起初在郡学任职，士人朋友都敬畏他。中年考中进士。调任常德推官，担任崇阳县知县，所到之处廉洁正直，名声很好。遭遇母亲丧事，在家教书，不改变儒生的朴素本色。太阳未出时，就讲授经典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士人即使有才华但不谨慎检点的，也被排斥不予理睬。学生们在盛夏也必须穿戴整齐，端正地坐一整天，夜里吹灭蜡烛后才允许摘下头巾帽子，早起必须戴上帽子才走出帷帐。走在市场上，市井百姓看到他们举止有礼，互相说：“这一定是尹先生的学生。”询问后果然如此。晚年进入李庭芝的幕府，因被推荐提拔为衡州知州，在家等待任命。潭州城遭受兵祸，主帅李芾以礼相待，让他担任参谋，共同谋划防御策略。李芾率领百姓死战，援军不到，先生知道城池危急，召来弟弟岳秀让他出城，以保全尹家的祭祀。自己则堆积柴草关上门，穿着朝服面向朝廷方向拜别后，先取出历任官职的任命文书烧毁，随即放火自焚。全家老少都死了。李芾听说后，命令用酒祭奠他说：“尹务实，是个男子汉，先我赴义了。”务实，是先生的自号。起初，潭州的士人把在学宫学习作为重要事情，州学生每月考试积分高的，升为湘西岳麓书院学生，积分再高的升为岳麓精舍学生，潭州人称他们为三学生。战事发生时，三学生聚居在州学，仍然不废弃学业。先生死后，数百名学生前往哭祭。城破后，很多人感激他的义举而死。（参见史传。）

邢先生天荣

董先生景舒（合传。）

邢天荣、董景舒，都是潭州人。宋朝以词赋选拔士人，末年，只有福建、浙江的赋文独步四方。这两位先生与同郡的尹谷、欧阳逢泰等人写赋，体裁力求典雅，每写出一篇，士人都争相学习，因此湖湘的赋文与福建、浙江的赋文不相上下。（同上。）

◆文山门人（晦翁四传。）

上舍王梅边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是安福人。是上舍生，恰逢文天祥举兵起义，于是拄着拐杖去拜见。不久因母亲去世在家守孝，而文天祥被俘，先生写了祭文来催促他早死。隐居不仕。号梅边先生。著有《吾汶■》。（参见《姓谱》。）

（梓材谨案：先生祭丞相文，自称为“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

◆梅边同调

参军谢晞发先生翱（另见《龙川学案》。）

◆邓氏门人

张珪，字公瑞，是定兴人，淮阳献武王宏范的儿子。至元十六年，献武王平定广海，宋朝礼部侍郎邓中父光荐将要投水自尽，献武王救下他并以礼相待，命令先生跟随他学习。邓中父曾赠送他一编书，题名为《相业》，对他说：“熟读这本书，以后一定依赖它的作用。”历任中书平章政事。丞相拜住问：“宰相的体统什么最重要？”先生说：“没有比端正君主的心更重要的，没有比广开言路更紧迫的。”又拜为中书平章政事。泰定元年，皇帝开始开设经筵，命令左丞相与先生主持，先生推荐翰林学士吴澄等人，以备顾问。从此坚决辞官，仍然被封为蔡国公，掌管经筵事务。又拜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四年去世。曾自号澹庵。（参见史传。）

（梓材谨案：谢山《学案札记》：“张珪，是功臣宏范的儿子，中斋的弟子。”中斋大概是中父的号。）

◆忠叟家学

教授欧阳先生龙生（附师田□。）

欧阳龙生，字成叔，是忠叟的儿子。跟随醴陵田氏学习《春秋三传》。参加国学考试，以《春秋》中第二名。至元丙子年，侍奉父亲回到浏阳。左丞崔斌召见他，他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居住在山中十七年。浏阳有文靖书院，祭祀龟山杨时，荒废已久。部使者到来，谋划恢复旧貌，任命先生为山长，升堂讲授《孟子》“承三圣”章，说龟山传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问，以及豫章、延平、紫阳朱子，实在继承了道统，他的功绩可以配得上孟子。山林中的老儒，听说讲道复兴，甚至感动流泪。任期届满，改任本州教授。调任道州路教授，朔

译希望率领众位学生去拜谒濂溪祠。祠的东边是西山精舍，用来祭祀蔡元定，先生曾修缮过这座祠庙。先生去世时享年五十七岁，凭借儿子蔡玄的爵位，被追封为渤海郡侯，又加封为冀国公。（参见张文穆的文章。）

译文公欧阳圭斋先生玄（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王氏门人（朱熹五传弟子。）

刘省吾，庐陵人。是王炎午的门人。欧阳玄、揭傒斯跟随他学习《吾汶■》。（参见《遗民录》。）

卷八十九 介轩学案（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

介轩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介轩学案表

董梦程 （族弟）董鼎 （族子）董真卿（见下文《双湖门人》。）

（盘涧的侄子。） 沈贵■ 胡方平（见上文《介轩门人》。）

（勉斋、蒙斋的门 范启

人。） 程若庸（另见《双峰学案》。）

（朱熹、江氏再传弟子。） 胡方平 （子）胡一桂 董真卿 （子）董僎

许月卿 江凯

（附汪炎昶。）

程荣秀

齐鲁瞻

（山屋的讲学朋友。）

董琮

程正则 程时登 许瑶

（都是盘涧的门人。）

（朱熹再传弟子。）

余季芳 （子）余芑舒 （孙）余济 （曾孙）余仲敬

（与介轩志同道合。） 王希旦

朱洪范 胡斗元 （子）胡炳文 程仲文

（附老师胡师夔。） （附族子胡淀。） 陈廷玉

王偁 张以忠

郑四表

赵谦

（详见《明儒学案》。）

曹泾 （子）曹希文

（都是朱熹的续传弟子。） 马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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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轩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案：勉斋的学术传承，还有从鄱阳流入新安的一支，即董介轩这一派。鄱阳的学问，始于程蒙斋、董盘涧、王拙斋（王柏），而多数人最终在董氏门下完成学业。然而自从许山屋之后，逐渐流变为训诂之学了。因此撰写《介轩学案》。（黄百家案：黄宗羲原本称为《新安学案》，全祖望才改为《介轩学案》。）

◆黄程门人（朱熹、江氏再传弟子。）

州判董介轩先生梦程

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鄱阳县人，是盘涧先生董铢的侄子。起初跟随盘涧和程正思学习，后来跟随勉斋（黄干）学习。开禧年间进士，官至朝散郎、钦州判官。著有《诗经》、《尚书》二经注以及《大尔雅通释》。（补修。）

（云濠谨案：黄宗羲原传记载：“官至朝奉大夫，知钦州，著有《尚书》、《毛诗训释》。”全祖望说：“查考诸书都说介轩师从勉斋，同时也继承了盘涧的学问。”）

◆盘涧门人（朱熹再传弟子。）

董复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兴县人。是盘涧的弟子。学者称他为复斋先生。著有《书传疏义》、《复斋集》。（补充。）

程古山先生正则

程正则，号古山，是盘涧的徒弟。程时登拜他为师。（补充。）

◆介轩同调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兴县人。少年丧父，勤奋力学，淳祐丁未年考中进士。对吏部说：“我受慈母教诲，希望阐明家学。追求荣禄，实在不是我的本心。即使侥幸获得功名，我的志向也是回家奉养母亲。”吏部大臣将此事上报。皇帝下诏答复说：“推辞功名请求奉养母亲，这是臣子的良心。想要激励孝廉之风，应当顺从他的愿望。特授九江司法一职以荣耀他。”先生回家后，讲学授徒，与董介轩一起发扬光大朱子的学术，弟子称他为桃谷先生。著有《桃谷尚书义》、《桃谷集》等。（补充。）

◆晦翁续传

朱小翁先生洪范（附老师胡师夔。）

朱洪范，号小翁，是朱熹的从孙。胡孝善的父亲、易简居士胡师夔，实际上是将《易》学传授给先生的。（参见《戴剡源集》。）

主簿曹宏斋先生泾（附儿子曹希文。）

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八岁时就能通读五经。咸淳戊辰年丙科进士，授昌化县主簿。博学知名，马端临曾经拜他为师。入元后，担任紫阳书院山长。享年八十二岁。著有《讲议》四卷、《书■》、`《文■》、《韵■》、《俚■》各五卷，其余如《服膺录》、`《读书记》、《管见》、`《泣血录》、`《过庭录》、`《课余杂记》、`《曹氏家录》、`《古文选》等书藏在家中。儿子曹希文，（黄百家案：《安徽通志》作仲埜，应当是他的字。）能著书，有《诗文讲义》两卷、`《通鉴日纂》二十四卷。（参见《姓谱》。）

◆介轩家学（朱熹、江氏三传弟子。）

董深山

译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阳人，是介轩的族弟。（云濠案：一作介轩的门徒。）他在自序中说：“我出生得晚，未曾听闻大道，仰赖族兄介轩亲自从勉斋、盘涧那里受学，所以我得以通过再传而私下效法他们。”他的别号是深山。他所著的《尚书辑录纂注》六卷，草庐极力称赞它。他搜集采撷各家学说极为广博，不固守单一师承的说法，对《尚书》是有功劳的。（云濠案：另一版本说：“著有《四书疏义》、《书诗二经训解释》、《孝经大义》。深山书院将他列入祭祀。”）儿子叫真卿。

译◆介轩门人

沈毅斋先生贵■

沈贵■，字诚叔，德兴人。是董介轩的高足弟子。著有《正蒙疑解》、《四书》以及诸经解说。学者称他为毅斋先生。

胡玉斋先生方平

胡方平，号玉斋，婺源人。早年向董介轩学习《易经》，随后拜沈贵■为师，精研《易经》的宗旨，沉潜反复钻研二十多年，然后著书阐发朱熹的意思。他说：“朱熹谈论《易经》，打开书卷之初，先有一层象数，然后《易经》才可阅读。《启蒙》四篇，大概是为了阐明象数，作为阅读《本义》而设置的吧！象出自《河图》、《洛书》而体现于卦画，那么向上足以概括太极的道理，而《易经》不至于沦落为没有实体；数推演于蓍草策数，而通达于变化占卜，那么向下足以济助生人的事务，而《易经》不至于荒废于无用，于是《本义》这一本书，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晰明了。”儿子胡一桂。

提举许山屋先生月卿

许月卿，字太空，婺源人。起初跟随董介轩游学，后来向魏鹤山受学。考中淳祐甲辰年进士。被授予濠州司户参军，历任本州教授、临安府学教授、干办江西提举常平仓事。被召试馆职，罢官归乡。不久，又被召用，但元军已经攻下钱塘。先生深居在一间屋子里，只写下“范粲寝所乘车”几个字，五年不说话而去世，大概是至元二十三年，享年七十岁。谢迭山曾经题写在他门上说：“要看今日的谢枋得，就是当年的许月卿。”先生在朝时，当权者有人告诫他和平不要过于刚强，先生说：“大臣宰相以此取士，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和平用来顺从我，难道不能和平用来顺从别人；不要过于刚强用来顺从我，难道不能不要过于刚强用来顺从别人。靖康年间士大夫大多由此道，许某只是一个许某，决不能违背正道来侍奉别人。”当时人称他为山屋先生。

宗羲按：新安的学问，自从山屋一变而为风骨节操，大概朱熹平日刚毅之气凛然不可侵犯，就知道这是嫡传了。那些认为风骨节操是意气未融，而以屈曲随俗为得的人，真是邪说诬民啊！先师曾说，东汉的风骨节操，一变而至道，他对此有所见吧！

◆山屋讲友

县令齐先生鲁瞻

齐鲁瞻，字兴龙，徽州人。考中宝祐进士。不知其官爵。（云濠按：饶州德兴有齐兴隆，字昕翁，景定进士，蒲圻县令。元兵南下，佩印而归。）曾与许山屋谈论《易经》，陈定宇称赞他。

◆古山门人（晦翁三传）

太学程先生时登

程时登，字登庸，乐平人。德兴程正则跟随董盘涧学习，以私淑朱熹，先生跟随他游学。（云濠按：《谢山札记》说，时登与马端临交好。）著有《周易启蒙辑录》、《大学本末图说》，《中庸中和说》、《太极通书》、《太极通书》、《西铭互释》、《诸葛八陈图通释》、《诸葛八陈图通释》、《臣鉴图》、《孔子世系》、《深衣翼》、《感兴诗讲》、《古诗订义》、《闰法赘》、《文章原委》。咸淳年间进入太学。宋朝灭亡后不仕。（补。）

◆余氏家学

余息斋先生〇舒

余〇舒，号息斋，桃谷之子。深山董氏父子与新安胡玉斋父子致力于朱子之学，先生与之相和。（云濠按：梨洲原传云：“息斋也是介轩、深山的学侣，当时称为宿儒四家，曰双湖胡一桂、定宇陈栎、其一即先生、其一为王希旦。”）每天读书闲暇时，就整理衣襟端坐，对弟子说：“读书须虚心熟读，其味无穷。及早领悟身心间的事，自有受用。”他的诗说：“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有源。养得心原身事毕，春花秋共忘言。”被征辟补授学录，不就。临死时，口吟东坡“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之句，以告后人。所著有《读蔡书传疑》、《书传解》、《解》、《读孝经刊误》、《集》。（修。）

余谷云先生济

余济，字心渊，息斋之子。少承家学。元初，屡次征辟不就。曾有诗说：“白首黄尘送隙驹，那知静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叶，万西风一点无。”可以知道他的存心了。所著有《谷云集》。（补。）

征君余静学先生仲敬

余仲敬，号静学，息斋之孙。世传朱子之学，绝意仕进。江、淮兵起，里中豪杰也欲举事，共谘之，以为不可，遂止。避乱深山，流离颠沛，讲不辍。尝遇山贼，亦知为而舍之。其于理学经济之道，靡不究，而以主静为本。尝曰：“未有憧憧往来，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荐于朝，屡次

译朝廷征召，他不应召。他所著的作品有《读书日录》、《静学先生文集》。

译◆余氏门人

隐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号葵初，是德兴人。他隐居修习道德学问，自认为本是宋朝人，不愿出仕做官。他曾说：“我出生在宋朝，不可忘记自己的本源。在元朝长大，也曾蒙受其恩惠。既不属于元朝也不属于宋朝，我该何去何从呢？只是饿了就吃饭，累了就睡觉，不饿不累的时候，就阅读古代圣贤的书籍并为之作注解。”先生以桃谷余先生为师，并与息斋是同门师兄弟。他著有《易通解》、《尚书通解》和《五经日记》。（补录。）

◆小翁门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声远，是婺源人。他从朱熹的曾孙朱洪范那里学习《易经》，因孝顺善良而被尊称为孝善先生。他曾说：“《乾》卦专门谈论善，这是本性；《坤》卦兼谈善与不善，这是情感。《乾》卦那种善行天下的境界，我赶不上；《坤》卦那种积累善行的境界，我或许可以勉力去做。”（参考《姓谱》。）

◆曹氏门人

教授马竹洲先生端临

马端临，字贵与，是乐平人。他的父亲马廷鸾，在宋朝咸淳年间担任右丞相。当时休宁的曹泾精通朱熹的学问，先生跟随他游学，师承渊源有自。凭借父荫补任承事郎。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他撰写《文献通考》，从唐尧、虞舜一直到南宋，补充杜佑《通典》的缺漏，历时二十多年才完成。元仁宗延佑四年，派遣真人王寿衍寻访有道德学问的人士，到达饶州路，将他的书录抄进献朝廷。皇帝下诏命人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并让先生亲自携带所著书的底本，前往饶州路校勘。元英宗至治二年，才最终完工。在此之前，留梦炎担任吏部尚书，他与先生的父亲在宋朝同为宰相，召见先生，想任用他，先生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等到父亲去世后，稍被起用担任慈湖、柯山两所书院的山长，在台州路任教。三个月后，因年老在家去世。（从黄氏补本录入。）

文献通考自序

从前荀子说：“想要观察圣明君王的制度，就看那些清晰显明的东西，那就是后王的制度。”君子审察后王的道统，进而议论百王之前的情况，就像恭敬地参拜并商议一样。那么考察制度，审察法度，广博见闻并强记不忘，本来就是通儒的职责。在《诗经》、《尚书》、《春秋》之后，只有太史公司马迁号称良史，他创作了本纪、列传、书、表。本纪、列传用来叙述治乱兴衰，书、表用来叙述典章经制，后来执笔撰写史书的人，最终没有改变这种体例。然而自从班固之后，断代为史，没有会通因循的道理，读者对此感到遗憾。直到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选取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将《十七史》的本纪叙述，汇集为一书，然后学者翻开书卷，古今之事便都在其中。然而司马光的书，详细记载了治乱兴衰，却略写了典章经制。这不是因为他的智慧有所不及，而是因为简册浩如烟海，著述自有其体例要点，形势上不可能两者兼得。我私下认为，治乱兴衰，是不相因循的。晋朝得国不同于汉朝，隋朝丧邦不同于唐朝，每个朝代各有史书，足以概括一代的始终，无需参稽互察。典章经制，是实际相因循的。商朝沿袭夏朝，周朝沿袭商朝，继承周朝者的增减损益，百世都可以预知，圣人大概已经预先说过了。于是从秦汉，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税选举的规制，以及官名的更改，地理的沿革，虽然最终不能完全相同，但起初也不能立刻不同。比如汉朝的朝仪官制，本是秦朝的规制；唐朝的府兵租庸调，本是周朝的制式，它们变通张弛的缘故，如果不融会错综、推究始末，本来就不容易说清楚。那些不相因循的，还有司马光的成书；而那些本相因循的，却没有这样的书，难道不是后学应当用心研究的吗！唐朝杜佑开始编写《通典》，始于上古，直到唐朝天宝年间，凡是历代因革的缘故，清晰可考。后来宋白曾续写此书至后周显德年间。近代魏了翁又曾编写《国朝通典》。然而宋朝的书成而传习的人少，魏了翁曾嘱托他人却未完成。现在行于世间的，只有杜佑的书罢了。天宝以后，大概就缺失了。像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详洽，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时代有古今，叙述有详略，那么在细节之间，不够明白完备，而在取舍之际，颇为欠缺精审，不免有遗憾。大概古代依据田制征收赋税，赋税是米粟之类，不能分析在田制之外。古代依据土地出产进贡，贡品是包篚之类，不能混杂在税法之中。至于叙述选举，则秀才孝廉与铨选不分；叙述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混淆；叙述军事，则完全遗漏赋税调度的规制，而只谈及成败。诸如此类，难免有小瑕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书各有志，而《通典》没有记载。司马迁、班固两部史书，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后汉书》以后就没有了，然而历代封建王侯未曾废除。王溥编写唐及《五代会要》，首先设立帝系一门，以叙述各帝在位时间的久近，传授的始末，其次及于后妃皇子公主的名氏封爵，后来编撰会要的人仿效它，而唐以前则没有这样的书。凡是这两者，大概是历代统记典章所系，而杜书也未涉及，那么也就

译这是集著述之大成的作品。我自从年轻时便有志于编纂整理，但世事多艰令人忧心，闲暇时间很少，吹竽已感生涩，汲水的绳子也不曾修缮，哪里还敢以文章自命不凡。从前孔子谈论夏、殷两代的礼制，而深深慨叹文献不足以为证，解释的人说：“文，指典籍；献，指贤人。”生活在千百载之后，却想要评论百载之前的事，如果没有史传的真实记录完整存在，可以查考，没有儒家先贤的遗言离现在不远，足以提供讨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凭空臆造说法。我私下自思，继承父业，家中藏有《三坟》《五索》等古籍，书架上的收藏，在庭院中向父亲请教的问答，对于文献，大概还算接近吧。常担心一旦散佚失落，无法托付给后来的智者。因此忘记自己的固陋，便加以考评，广泛搜求，远承前绪，门类分别汇合，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都仿照《通典》的成规。从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中未曾完备的，分离其门类中未曾详尽的。从天宝以后，到宋嘉定末年，则接续而成。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则是《通典》原本没有论述，而采撷诸书来完成的。凡是叙述事情则以经史为本，而参酌历代的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确实而有证据的采纳，乖异传闻可疑的不收录。这就是所谓的“文”。凡是议论事情则先取当时臣僚的奏疏，其次及近代诸儒的评论，以至于名流的闲谈，稗官的记录，凡是任何一句话，可以订正典故的得失，证明史传的是非的，则采录。这就是所谓的“献”。那些记载在史传中而可疑，查考先儒的论辨而未恰当者，精心深思，悠然有所得，则私下将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命名这本书为《文献通考》，分为二十四门，共三百四十八卷。每一门著述的成规，考订的新意，则各自用小序详细阐述。从前江淹曾说：“修史的困难，没有比得上志的，确实因为志是典章制度所系，不是熟悉典故的人不能写作。”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称究悉旧事，但他们所著的两部史书，都有纪传，而不能作志，是看重这件事啊。何况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而想要以末学陋识，执笔窜定其间，即使穷尽老迈耗尽气力，刺目剖心，又能有什么发明！只是辑录见闻，以备遗亡罢了。后来的君子，如果能够删削繁芜，增广缺略，怜悯我仰屋苦思的勤勉，而使我免于覆车的羞愧，大概有志于稽古的人，或许可以考据了。

译（梓材谨按：先生的传记及自序，黄氏补本将其列入《胡熊诸儒学案》，因为他与程登庸交好，且同属朱学一脉，故附在此卷。）

◆深山家学（朱子、江氏四传。）

董先生真卿（见下文《双湖门人》。）

◆毅斋门人

胡玉斋先生方平（见上文《介轩门人》。）

隐君范求迩先生启

范启，字弥发，又字求迩，籍贯不详。他博学穷理，是沈毅斋的高足。他品格高尚，不喜欢追求仕途。宋理宗末年，曾被征召但不起用。他的著作有《鸡肋漫录》、《管锥志》、井观杂说》。

山长程徽庵先生若庸（另见《双峰学案》。）

◆玉斋家学

乡举胡双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是胡玉斋的儿子。他生来聪颖，喜爱读书，尤其精通《易经》。十八岁时，在景定甲子年考中乡试。参加礼部考试未中，便退而讲学，掌握了朱子学的正统源流。他曾入福建，广泛拜访名士。建安人熊禾（字去非）当时正在武夷山中读书，胡一桂与他上下议论切磋。回来后著书立说，远近的人都以他为师，号称双湖先生。（据《百家记》。）

《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启蒙翼传序》

朱子对于《易经》，有《本义》，有《启蒙》。其书本是古经，其训解主要依据卜筮，用以阐发四位圣人创作经典的最初宗旨。至于专门论述卦画蓍策，则以《河图》、《洛书》为首，以考察古今变化为终，用以开启蒙昧，作为阅读《本义》的阶梯，大抵都是《易经》的传注。先父担心我愚钝不敏，已经作了《启蒙》、《通释》来教诲我。我不自量力，又作了《本义附录纂疏》以继承先父的志向。如今在重新增补编纂之余，又完成了《翼传》四篇，实在是因为距离朱子时代才一百多年，而继承学问的人逐渐失去了真意，比如《河图》、《洛书》已经厘正了，却还有承袭刘牧谬误的；《本义》已经恢复古制了，却还有沿袭王弼混乱之说的；卜筮的数理清晰如丹青，却还有崇尚玄虚旨意的。像这样的情形，难道能容忍吗！所以，《河图》、《洛书》的象数明确了，天地自然的《易》理就彰显了。《卦》、《爻》与《十翼》的经传区分清楚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就辨别清楚了。夏、商、周的《易》虽然不同，但主旨都在于卜筮。古《易》的变化虽然艰难，但最终不能超越古法。传授注疏虽然纷繁不一，但专门主张理义。哪里比得上从卜筮上推究理义来得实在呢？然后举出要点来阐发其义理，而辞、变、象、占，尤其应当讲明。通过筮法来考察其法则，而《左传》等书都应当具备。通过辨析疑点来审察其是非，而《河图》、《洛书》应当作为急务。凡此种种，本来都是为了辅翼朱子的《易》，通过朱子的《易》，来参透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至于《易纬》、京房、焦延寿的玄虚之说，以及《经世皇极内篇》等著作，除了邵雍专用先天卦外，其余都是《易》的支流余裔。如果知道其大概，那么将它们列入《外篇》固然适宜，而朱子的《易》卓然不可及，也就显而易见了。此外还有一说，朱子曾说：“《易》只是卜筮之书，本来不是用来设教的。”然而现在凡是读一卦一爻，就像得到了筮占的结果，观察象玩味辞，观察变玩味占，又探求其理之所以然，并施之于身心家国天下，都有用处，这才算是善于阅读。因此，在《乾》、《坤》卦中应当认识君臣父子的名分，在《咸》、《恒》卦中应当认识夫妇的区别，在《震》、《坎》、《艮》、巽》、《离》、《兑》卦中应当认识长幼的次序，在“丽泽兑”中应当认识朋友的讲习。以至于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应当在《颐》卦中有收获；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应当在《损》、《益》卦中有收获。不谄媚不亵渎，以谨慎上下之交；安顿好自身然后行动，改变心意然后言语，确定交往然后求取，作为保全自身的道理，应当在《大传》中有收获。由此类推，随读随受用，这就是君平依忠依孝的微妙意旨了，虽然每天端策筮占，其根本所在，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

《文王作易爻辞辩》

冯厚斋解释《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时说：“‘箕’字，蜀本作‘其’字。这是继承统绪而处于应当明扬之时的情景。‘其’指大君处于应当明扬之时而传位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也就处于明夷之境了。”又说：“文王创作《爻辞》，将君象移至《上六》，用‘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来比喻，《明夷》的主君《六五》，在下而承受它，是《明夷》主君之子的形象，儿子继承《明夷》的治理，利于坚守正道，光明不可以再次昏暗。后世因为它是‘箕’，就附会到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上。甚至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而非文王。大概箕子被囚禁为奴，是在文王被囚羑里之后，当时文王正在演《易》，箕子的光明尚未昏暗。李隆山深以为然，说班固、司马迁只说文王演卦。”又说：“人更三

译圣人之道，历经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只提及伏羲、文王、孔子，从未涉及周公。马融、陆绩、王肃、姚信才开始有周公创作《爻辞》的说法，这种说法在经典中从未见过。孔颖达开始引用韩宣子见到《易象》和鲁国《春秋》从而知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事例，作为周公创作《爻辞》的确凿证据。如果说周公创作了《爻辞》是可以的，那么《春秋》难道也要归属于周公吗？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我却认为，将《爻辞》归为文王所作，固然自有依据，况且孔子只说：“《易经》的兴起，是在文王与商纣王那个时代吧？”因此其言辞危惧，从未提及周公，那么所谓的“言辞”，怎么知道不是卦爻之辞呢？我本来就已经对此产生怀疑了。然而考察箕子被囚禁为奴，确实是在文王被囚于羑里之后，文王绝无预先言说的道理。而《随卦》中的“王在西方祭祀”，《升卦》中的“王在岐山祭祀”，又确实类似太王、文王的事迹。夏、商两代的君王，没有在岐山祭祀的。朱熹解释为占卜祭祀山川的意义，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也正是这两位君王作为诸侯时的事。由此看来，那么《爻辞》未必确实是文王所作，而韩宣子见到《易象》的言论，确实可以证明。隆山辩解鲁国《春秋》的说法，大概是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罢了。韩宣子的本意，是见到《易象》就知道周公的德行，见到鲁国《春秋》就知道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周朝称王，就像能够成为《春秋》时代君主那样，意义非常明显。如果厚斋因为蜀本中“其”字的错误，就怀疑天下所有的版本，反而修改并跟随它，尤其是不可以的。前汉的赵宾正是蜀人，解释《明夷卦》六五爻的“箕子”为“荄兹”，那么蜀本中的“箕”字起初并没有写成“其”字，况且厚斋说父亲处于昏暗的时代而传给儿子，所以他的儿子也遭遇明夷之难。历考前代，只有尧、舜年老时舜、禹摄政，这才是明德相继。夏、商两代的君王，没有见到父亲在世而儿子即位的。只有夏桀、商纣可以充当明夷卦的君主，他们肯立刻传给儿子吗？冯氏见到后世北齐末代君主、北宋徽宗、钦宗而有这种说法，认为文王创作《爻辞》，是取这个意义吗？《爻辞》中称帝乙、箕子，自然是一类，况且《明夷卦》中箕子的称呼，又有孔子《彖传》作为证据。《彖传》中“利于艰难守正，箕子以此行事”的言辞，与《爻辞》中“箕子遭遇明夷利于守正”的言辞，正好相应，怎么可以牵强附会蜀本中一个字的错误，来证明《爻辞》不是周公所作呢！我因此不能不辩驳，以消除读者的疑惑。

译《文言》辨正

有人怀疑《文言》不是孔子所作，大概是因为第一节与穆姜的话没有差异。朱熹《本义》认为：“怀疑古代就有这样的话，穆姜引用它，孔子也采纳了。”这个看法是对的。然而朱熹仍然认为只是怀疑古代有这样的话，起初并没有明确肯定地说。我曾经妄加议论说：“如果真像有人怀疑的那样，那么何止《文言》，即使《大象》也可以说不是孔子所作。为什么呢？八卦取象虽然很多，但其要点则是天、地、山、泽、雷、木、风、水、云、泉、雨、火、电、日。现在考察文王的《彖辞》，除了《震》卦取象于雷之外，《离》卦虽然取象于日，却从未取象于火。周公的《爻辞》，除了《巽》卦取象于木、《离》卦取象于日之外，虽然三次取象于雨，也从未专门取象于《坎》卦。其他情况则没有听说过。直到孔子为《易》作传，才开始列出八卦的象，而六十四卦的《大象》，从此才各自有了确定的归属。像这样，那么在孔子之前，凡是引用《易》的人，不应该有相同的说法，是可以的。但是《左传》所记载的卜筮之辞，大多取用八物的象，这些都在孔子之前，而引用《易》来占卜的人却是这样。如果这样，那么《大象》也可以说不是孔子所作；或者说孔子之前原本就有；说孔子所作，是不对的。现在想要知道它确实是孔子所作而没有疑问，将用什么说法来证明呢？我曾经反复思考而得到了说法。《春秋》，是孔子删削修订的经典；《左传》，是《春秋》的传注，孔子为《易》作传，实在是在作《春秋》之前，绝笔于获麟之事，这不仅是《春秋》的绝笔，也是其他经典的绝笔。左丘明出生在孔子之后，尊崇信奉孔子的《春秋》，才开始为之作传。由此看来，是说《易》取用了《左传》呢？还是说《左传》取用了《易》呢？更何况《左传》所记载的当时言语，其事则大概如此，其文多出于左丘明自己的创作。比如吕相的《绝秦书》，现在看它的文法，都是左丘明的笔法。而穆姜这个人，淫乱邪恶迷惑昏乱，怎么能自知其过，而有这样正大的言语呢？像‘弃位而姣’等话，决断知道不是出自她的口。像这样，那么四德的说法，是左丘明本文的言语，作为穆姜的话，是明显的了。至于占辞，大多取用八物，也不是当时史官的话，实在是左丘明根据孔子的《大象》来修饰文辞，一时来不及详细审视，就把孔子所作的《象》，当作孔子之前的人的话了。又如《国语》记载司空季子为晋文公占卜得国的话，又不只是取用八物，而且有涉及《坎》卦劳卦的说法，像这样那么连《说卦》也可以说不是孔子所作，可以吗？大抵生活在当今时代，阅读古代圣人的书，只应当以经证经，不应当以传证经。如果经有可疑之处，其他经典没有证据，搁置不论是可以的。何况孔子的《十翼》，其篇目可以数清，现在竟然因为传文，反而对经产生怀疑，可以吗？我因此知道《文言》、《大象》确实是孔子所作，而左丘明所引用的，不足以使人迷惑，所以不得不辩正。”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的称号，始于《周礼》“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而没有指明其名，其次则见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的议论。秦距离古代不远，三皇的称呼，这或许差不多。汉代孔安国为《尚书》作序，才开始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顼、高辛、尧、舜为五帝，不知道究竟依据什么。大概《孔子家语》从伏羲以下都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大皞、帝炎帝、帝黄帝，也足以表明先秦未曾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到了宋代五峰胡氏，直接断定孔子《易大传》以伏羲、神农、黄帝、堯、舜为五帝，不信传而信经，他的论断才开始确定。

◆山屋门人

江雪矼先生汪凯（附汪炎昶。）

汪凯，字伯几，婺源人。是许月卿的学生。不求仕进。所居处号称雪矼，有涧泉林木的胜景，与他的朋友汪炎昶赋诗饮酒，上下古今，以此相互娱乐，大概是宋代的遗民。

提举程先生荣秀

程荣秀，字孟敷，休宁人。年轻时游学于方氏门下，因睦州内附，将要让他进入仕途，他极力推辞而离去。于是跟随山屋许氏学习《周易》，学成后，以讲授为事，不是程、朱的书，大概不喜欢。延佑年间，被起用为明道书院山长，历任平江学录，嘉兴教授，以浙江儒学副举致仕。

◆程氏门人（晦翁四传。）

许先生瑶

许瑶，是时登的弟子。（补。）

◆孝善家学

山长胡云峰先生炳文（附族子胡淀。）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亲孝善先生胡斗元，从朱子的从孙小翁那里得到《书》、《易》的传授。先生笃志于家学，又潜心于朱子之学，上溯伊洛，以达到洙泗渊源，无不推究。（云濠案：一本说：“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数术无不推究。”）仁宗延佑年间，因推荐为信州道一书院

译山长，调任兰溪县学正，没有赴任。至大年间，他的族孙淀建立了建明经书院，用来安置来自各地的求学之人，儒学之风兴盛，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他居住的地方面对山峦，世人称他为云峰先生。著有《易本义通释》、《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四书通》、《大学指掌图》、五经会义》、《尔雅韵语等书。（修。）

译《周易本义通释》序

宇宙间都是自然的《易》，《易》都是自然的天。天不能亲自画卦，假借伏羲来画；天不能亲自说话，假借文王、周公、孔子来说，那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画的卦、所说的话，都是天意。《易》通过象数来表达，而天意就具备在其中；《易》起源于卜筮，而天意就寄托在其中。朱子说得好：“伏羲的《易》自然是伏羲的《易》，文王、周公的《易》自然是文王、周公的《易》，孔子的《易》自然是孔子的《易》。”唉！这就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天意所在。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比较并等同起来，那就不是天意了。《易》的解释有上百家，那些支离破碎、违背文义的不足一提，那些牵强附会、取象立说的尤其错误。大凡可见的，都叫做象，它们或巧妙或笨拙，或严密或疏漏，都是天意。《易》的取象是统一的，如果过于巧妙且严密，那就不是天意了。只有邵雍在先天图中阐明了画卦，程颐在后天图中推演了卦辞，朱子的《本义》又融合了邵雍、程颐而统一起来，这是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中会通天意的人。学问必有统绪，大道必有传承，追溯其传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非朱子不能阐明；概括其统绪，凡是各家讲解《易》，非《本义》不能统一。然而这统绪和传承，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也是天意。我这本书融会各家的格言，解释《本义》的要旨，后来的学者，或许由此而对《本义》有所心得，那么也将对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天意有所心得。

《四书通》序

《四书通》为什么而作呢？担心读者得到了言辞却没有通晓其意。《六经》是天地，《四书》是运行于天地的日月，是朱子平生精力所汇聚，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之心所寄托的。这本书推究到极处，穷尽了天地万物的奥秘，而其根本都是日常伦理的美好；合起来看，穷尽了至大的道理，而分析起来，极尽至细微之处。言语看似很近，却蕴含着至深远的意思；事情都很实在，却概括了至精妙的道理，学者如果不曲折畅达而旁通，就不容易说懂得滋味；如果不长期用力，而一旦豁然贯通，就不容易说穷尽了道理。我老了，潜心于此已有五十多年，说通了吗？没有。只是可惜那些粗疏的注解，有的泛泛而谈，有的错谬，将使学者在取舍之际如何决断呢？这就是我不能不汇集其相同之处而辨别其不同之处的原因。

百家谨案：云峰对于朱子所注的《四书》用力尤深。饶双峰从事于朱学，但言论多与朱子抵触，云峰因此深入纠正其错误，作《四书通》，全部采纳纂疏集成，违背朱子的删去，有所发挥的则附己说于其后。

祖望谨案：云峰早年，有《二爻反对论》、《二爻相易论》、《二十四气论》，晚年才成《通释》。又精通六书之学。明儒赵古则的渊源大概出于此。

◆双湖门人（朱、江五传）

董先生真卿

董真卿，字季真，鄱阳人，是深山先生董鼎的儿子。师从双湖、勿轩。著有《周易会通》十四卷，明代杨士奇称为集大成之书。儿子董僎。

◆云峰门人（晦翁五传）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不知其官爵籍贯，是云峰胡氏的弟子。所著有《大学释旨》。

隐君陈先生廷玉

陈廷玉，字伯圭，德兴人。师从胡云峰。元朝末年不仕。擅长诗歌。

王先生偁

王偁，字伯武，□□人，是胡云峰的高材弟子。（补。）

（梓材谨案：《江南通志》说先生与云峰同邑，那么也是婺源人。《通志》又记载他著书极博。朱枫林升素以博洽著称，凡有疑惑，必定说：“去问伯武。”）

◆季真家学（朱、江六传）

董先生僎

董僎，季真的儿子。季真著《易会通》，曾担任检阅参校的职务。（参《周易会通跋》。）

◆王氏门人（晦翁六传）

张先生以忠

张以忠，师从王伯武。（补。）

◆张氏门人（晦翁七传）

郑先生四表

郑四表，天台人，师从张以忠。（补。）

◆郑氏门人（晦翁八传）

教谕赵考古先生谦（详见《明儒学案）。

卷九十 鲁斋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鲁斋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鲁斋学案表

赵复

（程学、朱学续传。）

许衡 （子）师可

（江汉所传。） （子）师敬

姚燧 孛朮鲁翀（别见《萧同儒学案》。）

耶律有尚

吕域

刘宣

贺伯颜

徐毅

白

译梁栋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礼

赵矩

刘季伟

韩思永

高凝

苏郁

姚炖

译孙安

刘安中

孛怜吉

畅师文

王宽

王宾

姚枢 （侄子）燧

（侄子）敦（均见于《鲁斋门人》。）

窦默

（附老师谢宪。）

（均为鲁斋讲学时的朋友。）

刘德渊 董朴

（附老师乐舜咨。）

张文谦

（均为鲁斋志同道合者。）

杨奂 郝经（见上文《江汉学侣》。）

（雪斋学侣。） 姚燧（见上文《鲁斋门人》。）

王粹

郝经 （弟弟）庸（另见《静修学案》。）

（均为江汉学侣。） 苟宗道

砚弥坚 （儿子）禹功

（附老师王登、刘仁卿。） （儿子）禹谟

刘因（另立《静修学案》。）

（江汉同调。） 滕安上（另见《静修学案》。）

刘因（另立《静修学案》。）

（江汉别传。）

鲁斋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河北的学术，传承自江汉先生，有姚枢、窦默、郝经，而鲁斋是其中的大宗，元代实际上依赖它。记述鲁斋学案。（梓材按：这一卷学案，梨洲本称为《北方学案》，谢山定《序录》时改称为《鲁斋学案》，而以江汉先生为先，曾取法于《高平学案》。）

◆程朱续传

隐君赵江汉先生复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元军攻打宋朝，屠戮德安。姚枢在军前，凡是儒、道、释、医、卜筮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救活他们带回去，先生在其中。姚枢与他交谈，认为他奇异不凡，而先生不想活，月夜投水自尽。姚枢发觉后追赶他，正走在堆积的尸体间，看见有解开头发、脱掉鞋子呼天抢地哭泣的人，就是先生，急忙拉他出来。到了燕京，用所学教授学生，跟随的有一百多人。当时，南北不通，程朱的书籍没有传到北方，自从先生才开始传播。姚枢与杨惟中建立太极书院，设立周子祠，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君子配享，选取遗书八千多卷，请先生在其中讲授。先生认为周敦颐、二程之后，他们的书籍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于是推原伏羲、神农、尧、舜所以继承天道确立准则，孔子、颜回、孟子所以垂范于世建立教化，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发明道统并继承延续的道理，作《传道图》，并把书目条列在后面。姚枢退隐苏门，以传授他的学问，由此许衡、郝经、刘因都得到他的书籍并崇敬信奉，学者称他为江汉先生。世祖曾经召见他说：“我想攻取宋朝，你可以引导我吗？”回答说：“宋朝是父母之邦，没有引导别人的军队来屠杀父母的。”世祖认为他合乎道义，不强求他。先生虽然在燕京，常怀有对长江、汉水的思念，所以学者因而这样称呼他。（修。）

百家谨按：自从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北方成为异域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宋朝诸儒相继出现，但声威教化不能相通。自从赵江汉以囚徒身份南下，我们的道统进入北方，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而徒，得以听闻程朱的学问以扩大其传播，由此北方的学术兴盛起来，如吴澄的经学，姚燧的文学，指不胜屈，都文质彬彬、郁郁葱葱了。

◆江汉所传

文正许鲁斋先生衡

许衡，字仲平，河内人。七岁入学校，老师教他章句，他问老师：“读书做什么？”老师说：“为了考取功名罢了！”他说：“仅仅如此吗？”每次接受书本，就问其中的旨意义理，老师理屈而辞去。像这样的老师有三个。流离失所，世道混乱，他爱好学习不停止，人们也渐渐跟随他。到苏门拜访姚枢，得到伊洛、新安的遗书，于是回来对他的学生说：“以前的传授，太轻率了，现在才开始听到进学的次序。如果一定要跟随我，应当率领大家抛弃以前所学的，从事《小学》中的洒扫应对，作为增进德行的基础？”众人都说：“好。”于是互相讲习诵读，学生们出入非常谨慎。客人来见到他们，感动得内心触动，都渐渐被熏陶而出来。世祖在秦中为王时，召他担任京兆提学。世祖即位，召他到京师，任命为国子祭酒。不久称病辞职回家。至元二年，任命安童为右丞相，让先生辅佐他，于是上书谈论立国的规模。四年又回家。五年再次被召，到七年又回家。第二年，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于是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炖、孙安、刘中十二人分别担任各斋的斋长。很久之后回家。十三年，制定授时新历，以原官职统领太史院事务，历法完成后回家。十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司徒，谥号文正。皇庆二年，配享孔子庙庭。学者根据他所署名的斋号，称他为鲁斋先生。先生曾说，“纲常不可在天下灭亡，如果在位的人不能承担它，那么在下的

译承担，所以在动乱离散的时局中，坚定地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等语。

鲁斋遗书

谨慎思考，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都要有一个“思”字。君子有九种思考，思考能使人明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要思考纯正无邪。眼睛望见山，就称它为青色，可以吗？正因为有了认知，所以才能思考。

译有人说：“心中思虑繁多，该怎么办？”回答说：“不知道所思虑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是确实追求应当知道的知识，即使千思万虑也是可以的。如果是私欲萌生，就应当立即斩断，这在于自己觉察罢了。人心虚灵，没有像枯木死灰那样完全不思虑的道理，关键在于在可以思虑的地方精思。”

仁是四德的首领，元是善的首领，前人解释元为“广大”，确实是有道理的。心胸不广大，怎么能做到爱敬？怎么能做到教化思虑无穷、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仁与元都包含四德，并且并列并称，所谓合在一起不混杂，分开也不离散。仁，是性的极致和爱的原理。爱，是情的发动和仁的作用。公，是人用来实现仁的途径。元，是天用来体现仁的极致。仁，是人心本来固有的，但私欲有时会遮蔽它，使人陷入不仁。所以有仁德的人必须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能公正，公正就能行仁，行仁就能爱人。如果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爱就不能充满全身。至于知觉，是仁的作用，也是仁者所兼有的。元是四德的首领，所以兼有亨、利、贞；仁是五常的首领，所以兼有义、礼、智、信。这就是仁者必然具有知觉，但不能直接把知觉称为仁的原因。

（梓材谨按：下面有一条，移入《南轩学案》。）

凡事都要一一省察，不要追逐外物而迷失。即使在千万人之中，也要常知道自己，这是持守恭敬的大致要领。

日常生活中如果不自我鞭策，就会产生怠惰之心。怠惰之心产生，不仅会导致悠悠荡荡无所成就，放纵邪僻的行为也会随之而来。

耳目的闻见，与心所发出的念头，各自按类别呼应，好像有种子一样。今天所输出的，就是前日所输入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没有细微的差错，不可不谨慎。

有人问：“穷究事理直到天下的万物，必然有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以及它们应当如此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理吗？”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是解释‘穷’字。之所以如此和应当如此，这是解释‘理’字。之所以如此是本原，应当如此是末流；之所以如此是命，应当如此是义。每一件事，每一个物，都必须有所以如此和应当如此。”

天地间要心胸开阔，不可拘泥于气质，局限于个人的贫贱忧戚；不可过度沮丧。身居高位如公卿宰相不可骄傲，应当知道自从有天下国家以来，有多少圣贤在这个位置上。身为平民不必感到羞耻，应当知道自古以来的志士仁人，有多少屈服并安于贫贱的人。没有人不自得，有什么值得欣喜或悲伤的呢！

凡事在事理之间有两件事，有由自己决定的，有不由自己决定的。由自己决定的有义在其中，不由自己决定的有命在其中，归结到义和命罢了。

急切努力，但不要急于求成；循序渐进，但不要敢怠惰，不只是做学问如此，日常行事之间都应当如此，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圣人是因为人心本来固有良知良能而加以扶持接续。人心本来就有这样的意思，爱亲敬兄，和悦的四端，随感而现，圣人只是加以发扬推扩，就他原有的本领上进，不是把人心上原本没有的强行安排给他。后世却把良知良能断送了，反而把人性上原本没有的强行安排裁接，如同雕虫小技，因此学校废坏，败坏了天下的人才。等到去做官，对于世事人情，完全不知道深浅，不知道什么是天理民彝，像这样，百姓从哪里找到方向？怎么养得成风俗？至于风俗人伦，本来没有学过，他们本性已经坏了，怎么教化得了人！

称赞别人的善行，适宜就其初心而言；议论别人的过失，适宜就其心而言。因为人的初心，本来没有恶，被物欲驱使，所以失去正理，起初很微小，最终以至于不可救药。仁人虽然厌恶他远离道义，但也未曾不怜悯他昏昧无知，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议论一定要从他开始失误的地方说起，使那人听了，足以自我革新而没有怨恨，而我们的言语，也自然是长厚切要的言语；善行既然显著，就随之赞美，不必再探求隐微之处，作为一定的论断，在别人听来乐于自我勉励，在我方则是有了实际的验证，而又没有日后的弊端。

天地阴阳精气形成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轮廓生成，只是最精纯的气，到处便如此光明。阴精没有光，所以远近随着日所照耀。日月运行有度数，人身气血周流，也有度数。天地六气运转也是这样，到东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运行到哪里就主宰一时。日行十二时也是如此，万物都跟随它，转过去就不属于它了。

附录

先生小时候与一群孩子玩耍，就完全遵守坐作进退周旋的礼节，孩子们不敢冒犯。一共换了三位老师，在战乱中都遭遇灾难而没有后代，每到岁时，设立牌位祭祀他们，终身如此。

稍大一些，更加嗜学，但遭遇世乱，而且贫穷没有书。曾经跟随占卜的人游历，见到《尚书疏义》，请求借宿，亲手抄写后带回家。后来避难到徂徕山，才得到王弼的《易注》，夜里思考白天诵读，言谈举止必定衡量于义理然后才发表。

曾经在暑天过河阳，非常口渴，路边有梨，众人争着摘来吃，先生独自端正地坐在树下。

译有人问他，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拿取，是不义的。”有人又说：“这些东西没有主人。”他说：“梨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就没有主人吗？”他辗转经过鲁国，停留在魏国，人们见他很有德行，渐渐地跟随他。

译家境贫寒，父亲让他担任郡里的从事。他看到州县官吏四处催逼，杂乱无章，感叹道：“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弃官离去。

凡是丧葬、祭祀、嫁娶等事，必定依据古代礼制，以此倡导风俗，求学的人逐渐增多。家中贫困，亲自耕种，粮食成熟就吃粮食；不成熟就吃糠秕和野菜，处之泰然；有多余的就分给族人以及贫困的学生。别人有所馈赠，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合乎道义，也不接受。姚枢曾被召入京城，因为雪斋居住着先生，命令看守的人安排馆舍，先生拒绝接受。庭院里的果实成熟，烂掉掉在地上，童子经过，也不看一眼就离开。

庚申年，皇帝即位，先生应诏北上，到达上都，入宫觐见。皇帝问他的学问，回答说：“孔子。”问他的见解，回答说：“虚名无实，误导了圣上的听闻。”问他的才能，回答说：“勤勉从事农务，教导儿童。”问科举怎么样，回答说：“不能。”皇帝说：“你主张务实，科举虚妄荒诞，我不采用。”留任七月后返回燕京。

平章王文统凭借谈论利益而进身，姚枢、许衡等人入宫侍奉，每当谈论治乱兴衰，必定以道义为根本，王文统对此感到忧虑。窦默又在皇帝面前每日指责王文统学术不正，于是皇帝怀疑先生与窦默内外勾结，于是上奏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先生为太子太保，表面上表示尊崇礼遇，实际上排斥使他们疏远。窦默因为屡次攻击王文统没有成效，想借东宫之位避祸，与姚枢一同接受任命，将要入宫谢恩，先生说：“这不符合道义。况且按照礼制，师傅与太子分坐东西两侧，师傅坐下，太子才坐下，你们估计能恢复这种礼仪吗？如果不能，师道就从我这里废弛了。”于是他们一同怀揣诏书站在殿下，五次推辞才得以免除，改任先生为国子祭酒。第二年，称病辞职回家。

皇帝因为先生多病，命令他每五天到省台一次。四年后允许他回家。过了一年，再次召他赴京城，与太常徐世隆制定朝仪。朝仪制定完成，皇帝亲临观看，非常高兴。又下诏与太常刘秉忠、右丞张文谦制定官制。先生考察古今分合统属的顺序，列举省、部、院、台、郡、县以及后妃、储君、藩王、百官所关联统属的制度制定成图表，上奏皇帝。命令召集公卿议论省、院、台行文移文的体例，先生说：“中书辅佐天子总揽国政，院、台应当具呈。”当时商挺在枢密院，高鸣在台，都不高兴，想定为咨禀，于是大声说话来动摇先生说：“台、院都是宗亲大臣，如果一旦违逆，祸患不可预测。”先生说：“我讨论的是国家制度，与他人何干！”于是将这话质询于皇帝面前。皇帝说：“我的意思也与衡相合。”不久，阿合马统领尚书省六部事务，大臣多阿谀依附他，先生每次议事，必定正色毫不退让。他的儿子忽辛有同签枢密院的请求，先生坚持上奏说：“国家事权，只有兵、民、财三者。现在他的父亲掌管民与财，儿子又掌管兵，不可以。”皇帝说：“你担心他造反吗？”回答说：“他即使不造反，这也是违背常理的做法。”阿合马因此怀恨在心，极力推荐先生应当在中书省，想借机陷害他。不久任命先生为中丞，先生屡次入宫辞谢。皇帝命令左右搀扶先生出去，到达门槛，回来上奏说：“陛下命令臣出省吗？”皇帝笑着说：“是出殿门罢了。”

跟随皇帝巡幸上京，列举阿合马专权欺君、败坏政治、危害百姓等事，没有答复，于是称病，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皇帝怜悯，召他的儿子许师可入宫，告诉举荐官员自代。先生上奏说：“用人，是天子的重大权柄，臣下泛泛议论其贤能是可以的，如果授予职位，就应当由皇帝决断，不可以让臣下有施恩的开端。”皇帝长久想开设太学，恰逢先生请求罢免更加坚决，于是听从他的请求。十三年，下诏王恂制定新历。王恂说历法家知道数术而不知道道理，应当让衡专门统领，于是以前官兼任太史院事。召到京城，先生说：“冬至是历法的根本，而寻求历法根本在于验证节气。现在使用的宋代旧仪器，自从从汴京迁到大都，已经乖谬，加上年代久远，规环不圆。”于是与太史令郭守敬等人新制仪象圭表。十七年，历法完成，上奏皇帝，赐名曰“授时历”，颁行天下。

丞相安童一见先生，对同僚说：“你们自认为不相上下，其实是什百与千万的差别，这难道是箭矢所能射中的吗？”王盘气概一世，很少认可别人，唯独见到先生说：“先生是神明啊！”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附《张文忠宣传》后。）

先生入太史院，恩宠眷顾更加隆重，皇帝每次北还，必定询问安好，生病则赐药赐杖。至此入宫觐见，都跪奏，皇帝让先生起来，赐坐慰劳询问。

病重，医生诊脉说：“偏阴偏阳叫做疾病，现在六脉都平和，先生大概会稍微痊愈吧？”先生说：“久病而脉象平和的，治不好。我大概将不起床了！”恰逢仲春祭祀，勉强支撑病体奠献。撤去祭品后，拄着拐杖在门口说：“我心怦怦跳动。”闭目坐着，过了很久，说：“死生有什么差别？人的精神能有几多？世事何时穷尽？”于是发出感叹，唱朱子所写的歌，安然去世。先生曾经告诉儿子许师可说：“我平生被虚名所累，终究不能辞官，死后千万不要请求谥号立碑，只写许某之墓，让子孙知道这个地方，就足够了。”

先生的著述，有《小学大义》，是在京兆教学者时口授的话；有

译《读易私言》是五十岁以后所作的；名为《孟子标题》的书，曾经用来教导他的儿子师可；名为《四箴说》、《中庸说》、《语录等书，是杂糅众人之手编纂的，并非完整的著作。

译先生自从得到《小学》一书，便以这本书作为引导学人的主要教材。他曾对他的儿子说：“《小学》和《四书》，我像敬奉神明一样敬重信服，能够弄明白这两本书，即使不研读其他书籍也可以了。”

先生自从前往学校任教，家中事务全部委托给儿子处理，凡是来学校拜访的宾客，他都一概谢绝。他曾经说：“如果在学校中应酬人事，学生们的学业必定会受到荒废。”他每天让仆人准备早饭和午饭，因为年老体弱多病，太阳西下后就不再进食。

先生讲解经书，不追求章节数量多，只注重恳切周到、细致深入。看到学人有疑问，他就喜形于色。他又曾说：“教导人与用人正好相反，用人应当用他的长处，教导人应当教他的短处。”他又说：“学者谋求生计，是最先要务，如果生计不足，就会妨碍做学问的道理。那些四处钻营、妄图进身，以及做官谋取私利的人，大概也是生计窘迫所致。士人君子应当以务农为生。商人虽然追逐末业，如果处世不失义理，或者用来暂时渡过难关，也是可以的。”

王鹿庵为先生画像并写赞语说：“气质温和而意志刚强，外表圆融而内心方正，顺应时势屈伸，与大道一同翱翔。有时在太行山脚下亲自耕作，有时在中书省堂上判案理政，穿着粗布衣服、住在茅草屋中不觉得荒凉，佩戴玉饰、穿着官服不觉得荣耀。如同空船在江湖中漂流，如同晴云卷舒自如，与千古圣贤为友，谁能与他为伴呢？管幼安、王彦方、元鲁山、阳道州，大概是不同时代而精神相通的人。”

□□□说：“许文正公表彰朱子的学说，天下喜欢简易之说的人，知道达不到他的高明境界，便窃取他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虚妄粗率，从而不能进入圣贤的境界。”（补。）

黄宗羲谨按：虞集《送李彦方诗序》说：“许文正公表彰程、朱的学问，这是天下人心风俗所系，不可诬蔑。近来晚学小子，不肯细心读书穷究事理，妄引陆子静的学说来欺骗自己、放弃自己，以至于更改《论语》的章句，直接斥责程、朱的学说为非，这也不是真正看到了陆氏学说的长处，只是用来掩饰自己猖狂不学以欺骗世人罢了，这在王制中是绝对不容许的。”

黄宗羲又按：《退斋记》，我本来就怀疑是静修讥讽鲁斋而作的，但不敢明确说出。看虞集作安敬仲《默庵集序》说：“从前，天下统一，南北会合，士大夫中本来有得到朱子之书而尊崇信奉、加以表彰的人，如今他的话覆盖四海，家家户户收藏并遵循其道，他的功劳确实不小。而静修说：‘老子之学，是用权术欺骗世人而使自己免于祸患的。暗中采用这种学说的人，没有不是以一身之利害，来衡量天下之休戚，最终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然而他们特别立于万物之外，不承担责任，却自认为拥有孔孟的时义、程朱的名理，而人们不知道夺取他们的地位。’看他考察于细微之处的辨析，如此精微。”用虞集的话来考证，他所指的许文正公无疑。大概是指文正公自请罢免中书执政、就任国子监而言吧？

谢山《题文正集后》说：“文正公自请罢免中书政事、教授国子监，所以静修用‘欺世自免’来讥讽他，这也可见他所得于江汉之传的学问，大概不完全与文正公相合。虞集又说：‘文正公遗书，对于圣贤之道，志向非常深远，他的门人从文正公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尽述文正公的心意。后来那些随声附和的人，认为修辞申义是玩物丧志，认为辨疑答问是躐等，认为无猷为是涵养德性，认为深中厚貌是变化气质，对外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对内蛊惑昏暗学者的心思，而说文正公的学问，果真出于此吗？’这又是指当时学派的流弊。总之，文正公在北方复兴绝学，他的功劳不可磨灭，而他生平所达到的境界，则仅在善人有恒之间，读他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传了几代就衰落了。静修所说的‘欺世自免’，是从他辞官就任之间，窥见他的微小瑕疵，然后才知道君子用世的艰难。”

◆鲁斋讲友

文献姚雪斋先生枢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云濟案：先生后来迁居洛阳，所以一本作洛阳人。）年少时努力学习，内翰宋九嘉赏识他有辅佐君王的谋略。后来跟随中书杨惟中南伐，结识名儒赵复，从而传授程、朱之学。弃官居住在辉州时，许鲁斋在魏州，来到辉州，抄录程、朱所注的书，于是依附先生居住。世祖在潜邸时，召见他，以客礼相待。询问治国之道，他以治国平天下的大经，汇总为八目，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人，好善，远佞。接着谈到救时之弊，分条陈述。跟随出征时，以不杀一人为规约，辅佐世祖平定天下，多次升迁至翰林学士承旨。七十八岁去世，谥号文献。

（梓材谨按：先生号雪斋，见《程雪楼文集题�》。）

附录

濂溪周子的学问未到河朔，杨惟中在蜀、湖、京、汉用兵，收集伊洛诸书，载送京师，回来与姚枢谋划建立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子配享，请赵复为师，选拔俊秀有见识的人为道学生，从此河朔才开始知道道学。

译蒙古人伊啰斡齐在燕京任职，只知从事贿赂之事，因为枢是幕僚之长，也将贿赂分给他，枢全部拒绝，于是辞职离去。他带着家人前往辉州苏门山，修建家庙，另外设立房间供奉孔子以及宋代儒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位君子的画像，刊印《小学》、《四书》以及诸经的传注来惠及后学，读书弹琴，好像打算这样度过一生。

译文正窦汉卿先生默（附老师谢献子。）

窦默，字子声，是广平肥乡人。幼年时酷爱读书。族祖窦旺，担任郡功曹，想让他学习刑名律令之学，他不肯顺从，立志完成儒家的学业。金朝末年，在战乱中辗转迁徙，靠行医来维持生计。到了德安，孝感县令谢献子传授给他伊川、洛学的性理之书，先生自己认为过去未曾学习，而学问从此开始。中书省杨惟中奉诏招集儒士，先生刚刚北归，隐居在大名，与姚枢、许衡早晚讲习学问，以至于废寝忘食。过了很久，回到肥乡，用经学教授学生，因此闻名于世。世祖还在潜邸时，派遣使者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先生首先列举纲常作为回答。并且说：“失去这些就无法在世上自立了。”又说：“帝王之道，在于诚意正心，心既然端正，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后来世祖即位，任命先生为翰林侍讲学士，加封昭文馆大学士。八十五岁去世，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号文正。（修。）

（梓材谨按：《元史》先生本传说：“起初名叫杰，字汉卿。”又说：“辗转客居蔡州，遇到名医李浩，传授给他铜人针法。”还称他“为人和蔼平易，平时不曾品评人物，与人相处，温和得像位儒者。至于讨论国家大计，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辩，人们说汲黯也不过如此”云云。）

◆鲁斋同调

征君刘道济先生德渊

刘德渊，字道济，是内丘人。生来相貌古朴，刻苦好学。中统年间，三府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就任。曾经著书数万言，剖析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数百条，全都与朱子《通鉴纲目》相合。许鲁斋非常敬重他。（参考《畿辅通志》。）

忠宣张颐斋先生文谦

张文谦，字仲谦，是沙河人。蒙古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事，先生担任左丞。王文统向来残忍苛刻，而先生唯独以安定国家、便利百姓为务，王文统想设法陷害他，先生于是请求出任大名宣抚使。到任后，免除常赋的十分之四，商酒税的十分之二。后来拜为枢密副使。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追封魏国公，谥号忠宣。（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元史》先生本传称他“与太保刘秉忠同学”，又说“早年跟随刘秉忠，深入探究术数；晚年结交许衡，尤其精粹于义理之学”云云。）

（云濠谨按：先生号颐斋，见于《王秋涧集》。）

附录

鲁斋先生奉旨教授怀孟路子弟，张仲謙由大名宣抚复入中书，初次拜见先生，多次请求行弟子礼，先生拒绝并制止了他。张仲谦屡次触犯宠臣，受到谴责，至此派人来求教。先生写信说：“吊唁的人在家门，庆贺的人在里巷，一盛一衰，谁知道它的初衷呢？君子存守诚心，克制私欲以顺应道义，开始时似乎很难，最终知道很容易。可以托付的是命运，可以凭借的是上天，人没有轻率的行为，事有偶然的情况。舍弃禾苗不除草，固然有害，帮助它拔苗助长，危害更大。既然因脸色而惩戒，又因声音而发作，天道没有别的，不过是磨砺你使你成功罢了。”

◆雪斋学侣

交宪杨紫阳先生奂

杨奂，字焕然，是奉天人。早丧母亲，哀痛毁伤如同成人。金朝末年，曾经撰写万言策，指出时弊，想要阻止却未能成功。元朝初年，隐居在鄠县，讲学授徒，学者称他为紫阳先生。因耶律楚材推荐，担任河南廉访使，约束法令一律简易。在官十年，在燕京行台请求退休。世祖还在潜邸时，派驿马召他参议京兆宣抚司事务，多次上书，获准后返回。去世，谥号文宪。所著有《还山集》。（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先生是姚牧庵的岳父，牧庵为先生文集作序说：“紫阳先生比先世父少师文献公年长十五岁，在朋友中，少师唯独敬畏而不敢直呼其名，说话必定称先生”。又说：“先生《酅国世家》传以及平生嗜学，著述丰富，与当时士人服膺为‘关西夫子’的，有遗山、江汉、西庵三位先生的碑铭之集序言。”又《跋张梦卿所藏紫阳墨迹》说“曾听说他幼时，文章已奇特古朴，吟唱‘白水满长干，紫阳阁底清风细’的诗句，于是号称紫阳。起初名叫焕，改为奂，后来受太宗简文判误将‘奂’判为‘英’，不敢私自更改，于是就用名英云”。

◆江汉学侣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是右北平人。杨中令当政，商议如何传承道学的绪脉，必定寻求人来担任老师，聚集书籍以求其学。于是在燕都筑院贮藏江、淮书籍，建立周子祠，将《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刻在墙壁上，聘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先生辅佐他，选拔有识度的俊秀子弟为道学生。（参考《郝陵川集》。）

（梓材谨按：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后来只名粹，出身于辽代世家。《中州集》称他“十八九岁时，作诗便有高远的意趣。性格专一固执，世事不拖累他的学业，所以同辈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又说“正大末年，凭借门第资历叙任为南

译阳酒官，流寓襄阳。襄阳城破，他独自北归，在燕地寄食度日。

译文忠郝陵川先生经

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人。在金朝末年，他避乱迁居河南。战乱中躲藏在地窖里，母亲被战火烟熏灼而死。当时先生才九岁，他用蜂蜜调和寒菜汁灌入母亲口中，母亲随即苏醒，人们认为这很奇异。后来迁家到顺天，守帅张柔邀请他到家塾，教导自己的儿子们。家中藏书万卷，任他随意搜求阅览。他上溯洙泗（孔子）之学，下追伊洛（程朱）之书，经史子集，没有不深入研究的，毅然以辅佐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从此藩镇将领纷纷征召，他都不就任。元世祖因大弟开府金莲川，征召先生入朝，咨询治国安民的道理。等到世祖即位，任命先生为翰林侍读学士，充任国信使出使宋朝，告知即位消息，并且寻求盟约。有人为先生担忧危险，先生说：“南北交战，兵祸连绵已久。圣明的君主一视同仁，沟通两国的友好关系，即使我冒着不可测的危险，如果能够平息战乱，使百万生灵免于刀兵之灾，我的学问就有用了。”于是出发。到达后，贾似道将他拘禁在真州，过了十六年，宋朝以礼送他回国，不久去世，谥号文忠。著有《春秋外传》、《易外传》、《后汉书》、《陵川文集》共几百卷，都是被拘禁时所写的。（补。）

（梓材谨按：先生在为元遗山写的墓志铭中说：“先生和我父亲同师从于先祖父，我又侍奉先生多年。”又为浑源刘先生写哀辞，说曾经侍奉先生。那么先生依次师从于元好问、刘因的门下。又阅读他给朱熹（紫阳先生）论学的书信，大概曾经向杨氏问学。又有《与汉上先生论性书》以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那么他又同时承接了江汉地区的学术传承。）

司业砚郧城先生弥坚（附带记载其师王登、刘仁卿，儿子禹功、禹谟。）

砚弥坚，字伯固，应城人。砚姓的起源无法考究，他的老师最初给他取名叫弥坚，他的父亲只取名叫坚，所以先生在官府任职时称弥坚，自称叫坚，大概是不忘记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七岁时，在黄氏家塾学习。十六岁，跟随乡先生王景宋学习。王景宋名登，凭借进士出身，官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参军，为人卓越奇特。先生学习得其大概，慷慨有志于建功立业。十八岁，又跟随袁州刘仁卿学习议论。乙未年，元军攻取汉上地区，先生与江汉先生赵复都作为名士被大将招致北上。戊戌年，诏令考试儒士，先生在西京应试中选。家在真定，登记为儒籍，专门以教书为业。先生通晓各种经书，善于讲解，士人拿着经书跟随他问疑的人日益增多。先生用圣贤的宗旨教导他们，恳切明白，不纠缠于章句。容城刘因、中山滕安上都跟他学习经书。燕南宣抚使及部使者赞赏他的品行道义，又共同推荐他，提拔为本部教授，共十多年，循序渐进地教育，始终不倦。至元二十四年，被召为国子司业，律己严格而有礼，多次用阳城忠孝的道理训导学生。住了一年多，因病辞职回家。先生学问纯正，文章质朴实在，致力于阐明道术以推行教化，从少到老，清贫刻苦严肃，士人都佩服他的学问，推崇他的品行。著有《郧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儿子禹功、禹谟，都精通经学。禹功，任冀州儒学教授。（参考《苏滋溪集》。）江汉别传

文靖刘静修先生因（另见《静修学案》。）

◆鲁斋家学（江汉再传。）

文简许先生师可

许师可，字可臣，是鲁斋的长子。由河东按察副使，历任卫辉、襄阳、广平、怀孟路总管，最终官至通议大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先生志趣端正，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有文集。（参考《鲁斋遗书》。）

承旨许先生师敬

许师敬，字敬臣，是鲁斋的第四子。官至参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先生明晓经学务求真诚，学问崇尚节操气概，能够继承父亲的风范。（同上。）

◆鲁斋门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是姚枢的侄子。十三岁时，在苏门见到许鲁斋，十八岁，才开始在长安师从许鲁斋。写文章效法韩愈，鲁斋告诫他说：“弓箭是用来对付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也将用来对付主人。文章固然使士子显达的利器，然而先前有能名震一世的人，将如何应对别人的役使呢！不是合适的人却给他，与不是合适的人却拒绝他，罪过是一样的。”鲁斋多次担任国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从太原驿站来到馆舍。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七十六岁去世，谥号文。先生由穷究事理获得知识，反求诸己加以实践，是当世著名的儒者。至元以后三十年间，名臣世袭功勋，显赫的德行，必定得到先生的文章才能传信于世。先生也慷慨自任，说：“文章以道义衡量轻重，道义以文章衡量轻重。再有班固那样的人出现，表彰古今人物，九品中必定把欧阳修列为第一等，那么距离圣贤也就只差一级而不远了。然而我看先生的文章，类似宋宣献公，那又是为什么呢？”自号牧庵。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耶律先

译耶律有尚，字伯强，是东平人。他在许衡（许鲁斋）门下求学，被称为最优秀的弟子。他深研性命义理之学，仪态容貌和言语谈吐，一举一动都合乎规范。至元八年，被征召担任太学斋长。许衡辞官归隐后，任命先生为助教，随后让他主持太学的教务。后来他出任秘书监丞，外放担任蓟州知州。自从先生离开太学后，太学的教务颇为荒废，朝廷商议认为除了先生之外，没有人能够继承许衡的衣钵，于是任命他为国子司业。后来升任国子祭酒。他前后五次在太学任职，作为师表的表率长达数十年，天下人都尊崇他，就像尊崇许衡一样。他八十五岁时去世，谥号为文正。

译文穆吕先生域

吕域，字伯充，河内人。吕先生跟随鲁斋先生学习。鲁斋先生担任国子祭酒时，举荐吕域为伴读，辅助完成教育培养的工作，他的功劳很大。至元十三年，吕域被提拔为陕西道按察使知事。还未赴任，改任四川行枢密院都事。升任奉训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至元三十年，担任华州知州。仁宗即位，召他入朝拜为翰林学士。不久退休。七十八岁去世，追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东平郡公谥号文穆。

祖望谨按：《鲁斋列传》中所记载的十二位伴读中没有吕先生的名字，难道就是吕端善吗？

忠宪刘先生宣

刘宣，字伯宣，太原人。担任中书省掾史。闲暇时跟随国子祭酒许鲁斋讲习阐明理学。（云濠案：谢山底本中有记载：“江西按察使刘伯宣，是河东人。鲁斋的高足弟子，为人方正严肃。”）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劝谏朝廷不要征伐交趾、日本。调任行台御史中丞。被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陷害，自刎而死。追封彭城郡公，谥号忠宪。

惠愍贺举安先生伯颜

贺伯颜，本名胜，字贞卿，又字举安，伯颜是他的乳名，因乳名行于世，他是太师上都留守仁杰的儿子。幼年跟随鲁斋先生学习。仁杰镇守上都，被世祖倚重信任，贺先生初入宫担任宿卫。因有功劳，拜为集贤学士，兼任司天监职务。极力揭发桑哥的奸恶，升任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兼任大都护、典属国。仁杰去世后，立即拜为上都留守，继承父亲的职位。不久加封左丞相，仍然留守上都。上奏揭发丞相帖木迭儿的贪婪污秽，使其被罢免。英宗即位，帖木迭儿再次担任丞相，诬陷贺先生有罪并将其杀害。帖木迭儿事情败露后，贺先生的冤屈才得以洗雪。追赠太傅、秦国公，谥号惠愍。（补。）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赵城人。（云濠案：梨洲本传记载：“父亲徐德举，担任提举太原盐铁使。”）年轻时师从许文正公。他清廉方正刚劲正直，被征召为同知檀州事，很有声望。世祖提拔他为监察御史。他上奏说：“江南新近归附不久，应当抚恤流亡百姓，以稳固民心。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免除地税，以厚待德意。检查核实灾荒损伤，应当按时开仓放粮，舍弃山泽的利益，申明酒禁，以修治荒政。鳏寡孤独应当有供养，百姓的疾苦应当派遣使者询问。当今各项政务姑息养奸，中书省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而宰相失去体统，六部的僚属，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于是陈述省台治理的要领，以及宪司的事宜：“监管治理的官吏，应当加以警戒，不能因为别人的诬告而升降官员。察官中那些在行枢密院、行大司农司、行通政务院及尚书省通过核算受赏进官的人都可以罢免。”又因为日食地震，请求罢免各地方行省。又说：“四川妄自挑起边患，交趾白白耗费王师，那些献计以求取功名制造事端的人，应当不要听从。官军子弟，靠优厚待遇承袭爵位，不曾懂得军事，应当另外商议立法。增加国子监的员额，重视教官的选拔，以振兴学校。整治宗庙，以尊崇祭祀典礼；修撰国史，以保存旧制事实，设立朝班，不能完全没有流品等级的区分，密封陈述意见，不要让投机者将其作为进身的计谋。”其他如选用官吏，减少钱粮费用，审理婚姻田产诉讼，马禁、水利、盐钞等各种法令，那些弊端应当改正的，前后上奏七十多疏。世祖驾崩，向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密封奏章说：“四海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先帝突然离世已经五天，如果不早日确定大计，万一开启奸邪觊觎之心，实在令人寒心。皇孙在朔漠统军，恳请派遣使者迎接，回归确立正统。”成宗即位，首先请求确立东朝尊号，于是说：“陛下正虚心寻求治国之道，而大臣不肯承担责任，宰相人数太多，议论不一，应当立即任用旧臣伯颜。治国不在于高远，只应当尊崇遵守旧制，其要领有四：亲近贤人，远离奸佞，信用、奖赏必定惩罚罢了。”又请求建立储君，和睦宗室藩王，选拔台谏官员，教习亲军，不要征讨西南夷，而专门防备北边。赦免不可频繁，共二十多疏。多次升迁至河东、山西廉访佥事。审阅所管辖地区的监狱囚犯，发现他们的冤情，释放五百多人。召入朝担任徽政院长史。旧例台察对徽政院的事务一无所问，徐先生指出其错误，有人诋毁他，他就辞职离去。不久多次升任治书侍御史。大臣构陷御史郭章，徐先生为他辩白，有人阻挠他，他又辞职离去。召还，授任陕西、汉中道廉访使。入朝担任刑部尚书，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访使后来入朝担任刑部尚书、签枢密院事。仁宗即位授任燕南、河北道廉访使。召入朝，参议中书省事。不久，拜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他推辞归乡，去世。追赠中书右丞、平阳郡公谥号文靖。所著有奏议五卷、诗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栋

白栋，字颜隆，太原人。是许文正公在国子监任教时的伴读。官至按察副使。见于《道园集》。（补。）

清献王本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云濠案先生后来居住在苏州。《姑苏志》记载“字元俞”。）

译父亲积翁，起初在宋朝做官，担任福建制置使。元军进入福建时，积翁将八个郡的地图和户籍献给元世祖，被授予中奉大夫，多次升迁后担任刑部尚书，又调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他奉命出使日本，到达日本边境时，遇害身亡。元武宗时期，追封他为闽国公，谥号忠愍。先生凭借父亲的功劳被任命为平江路治中，当时年仅十七岁。他处理事务时剖析透彻，行动都能切中要害，同僚官吏都惊讶得不敢欺骗他。后来多次升迁，担任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去世后，谥号清献。先生为官五十多年，所到之处政绩声誉显著，治理郡县的功绩，即使是古代的循吏也无法超越。当时南方人凭借政事名声闻名天下且官位达到台宪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他幼年留在京城，拜许鲁斋为师后，就知道自己应当追求的方向。中年时，尤其致力于根本之学，自号本斋。著有诗集三卷。（补。）

译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籍贯不详。他去世时，鲁斋先生痛哭失声，发出了“丧予”的感叹。

斋长王先生遵礼

王遵礼，字安卿。鲁斋先生为他作名字说曰：“王氏之子，过去曾跟随我游学，还没满一年，就迁居到燕然，到现在大概有八年了。近来他又来到我的门下，体态容貌更加魁伟，而他的礼节恭敬谨慎，与平时没有两样。我赞赏他内心趋向厚道，想有所教导，因为他请求更改以前的名字，于是作说文来为他命名。”又说：“如果真能凭借他已知的，去扩充他未知的；凭借他已能的，去推演他未能的，那么将来他在修身侍奉父母的时候，将不止像今天的王生这样。”（参见《鲁斋遗书》。）

（梓材谨按：先生改名为遵礼，且说迁居燕然，大概就是汴梁人王梓，鲁斋兼任祭酒时，征召为斋长，而《学案》原表与万氏《儒林派》都分开列传，是错误的。）

县尹赵先生矩

赵矩，字义臣，大都人。鲁斋弟子。任南乐县县尹，劝课农桑，培养士人，被称为循吏。（补。）

宪副刘存斋先生季伟

刘季伟，秦地人。号存斋。官至四川宪副，与牧庵是同门师兄弟。（参见《姚牧庵集》。）

斋长韩先生思永

韩思永，大名府人。

学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内人。官职做到翰林侍读学士。（参见《姚牧庵集》。）

附录

鲁斋先生作字说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化学生，他给学生取的名，取《易经》卦象《鼎》中‘凝命’的‘凝’字，希望学生能以此厚道自我成就，以正道自我坚守，就像鼎那样屹立。虽然如此，这是本体，还未适应实用。希望学生博览群书，约束于礼，日益笃行于人道之常，就像鼎祭祀天帝、养育百姓的用途，不仅仅作为法器而已。父子君臣的关系，是天的命令，也是人的正道，距离古代已经很久，天下的风俗，日益趋向淡薄，像风一样吹拂，像波浪一样荡漾，一去不复返。其中能够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群，不被流俗所动摇，况且又借助学问的力量，以进益于道，那么他的厚道就不只是徒然的厚道，他的正道也不只是徒然的正道，本体具备，功用施行，而在出仕隐居、困顿显达时没有不适宜的，这也算是贤人了！”

斋长苏先生郁

苏郁，大名府人。

佥事姚先生炖

姚炖，河内人，也是姚文献的侄子。常任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司佥事。（参见《许圭塘集》。）

斋长孙先生安

孙安，河内人。

斋长刘先生安中

刘安中，秦地人。

（梓材谨按：以上七位先生，都是鲁斋兼任祭酒时所征召的弟子，分别在各斋，担任斋长。）

郡王孛怜吉〇先生

河南王孛怜吉〇，曾经师从鲁斋学习。

文肃畅先生师文

畅师文，字纯甫，南阳人。师从鲁斋，而与牧庵为友。至元年间，陈述时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学士，追封为魏郡公，谥号文肃。（补。）

知州王先生宽

秘监王先生宾（合传。）

王宽、王宾，唐县人，是文肃公王恂的儿子。都跟随鲁斋游学。（补。）

（梓材谨按：《元史》文肃本传说先生兄弟“在家学中继承了星历的传授”。一个由保章正，历任兵部郎中，知蠡州；一个由保章副，多次升迁至秘书监。）

（云濠谨按：秘监，字子立。见《苏滋溪》。）

◆雪斋家学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佥事姚先生炖（并见《鲁斋门》。）

◆道济门人

修撰董龙冈先生朴（附师乐舜。）

董朴，字太初，顺德人。从小记忆力强，成年后，师从乐舜、刘道济，幡然醒悟，有了求道的志向。世祖至元十六年，因被推荐担任陕西知法官。不久被召为太史院主事，推辞没有赴任。仁宗皇庆初年，年过八十，以翰林修撰的身份退休。去世时八十五岁。他的治学，从孔子、孟子的微言大义，以及先儒用来开端阐发幽深道理的，无不研究透彻其旨意。中山王结说：“董朴的学问，造诣既深，充实涵养交相达到；清静而通达，温和而耿介，是君子啊。”家靠近龙冈，学者因此称他为龙冈先生。（从黄氏补本录入。）

◆紫阳门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经（见上《江汉》。）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见上《鲁门》。）

◆陵川家学

郡守郝先生庸（别见《静学案》。）

◆陵川门人

祭酒苟先生宗道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是郝伯常的门人。伯常出使宋朝，先生二十岁时跟随前往担任书佐。等到回来，最终以儒学闻名。官至国子祭酒。（补。）

◆郧城门人

文靖刘静修先生因（别为《静学案》。）

文穆滕

译东庵先生安上（另见《静修学案》。）

牧庵先生的门人

文靖孛朮鲁先生翀（另见《萧同诸儒学案》。）

卷九十一 静修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订）

译静修学案表

刘因（字梦吉） 乌冲（砚郧城门人） 郝庸（江汉别传） 李道恒 刘君举 李天箎 林起宗 杜萧 （私淑）安熙 （弟）煦 李士兴 苏天爵 杨俊民 滕安上 王文渊 （子）复 （孙）秉钧 （静修讲友） （孙）秉彝 （子）构

静修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静修先生也出自江汉的传承，又别开一派。蕺山先生曾说：“静修颇为接近邵雍（康节）。”于是撰写《静修学案》。（全祖望按：《静修传》，黄宗羲原本附在《北方学案》中，谢山（全祖望）的《序录》才开始单独列为《静修学案》。）

江汉别传

文靖刘静修先生因

刘因，字梦吉，雄州容城人。起初跟随国子司业砚弥坚学习训诂疏释的学说，便感叹说：“圣人精微的义理，大概不止于此。”后来在赵江汉那里又得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的著作，才说：“我本来认为应当有这样的学问。”至元十九年，皇帝下诏征召他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教导近侍子弟。不久，因母亲生病辞官回家。至元二十八年，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坚决推辞不去就职。皇帝说：“古代所谓不召而至的臣子，大概就是这类人吧！”至元三十年去世，享年四十五岁。追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封为容城郡公，谥号文靖。学者称他为静修先生。

黄百家谨按：元代的学者，只有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而已。草庐之后，至于鲁斋、静修，大概是元朝赖以立国的支柱。这两人之中，鲁斋的功劳很大，数十年间彬彬有礼号称名卿才大夫的人，都是他的门人，于是国人开始知道有圣贤之学。静修寿命不长，影响范围不广，但是当时虞集（邵庵）评论说：“文正（许衡）去世后，后来那些随声附和的人，认为修辞申义是玩物丧志而苟且于文章，认为辨疑答问是越级求进而姑且困住师长，认为无所作为是涵养德性，认为深沉厚重是变化气质，对外使天下人的耳目聋盲，对内迷惑学者的思想，虽然这是流弊使然，也是鲁斋所见只具备粗浅之处，所以一世靡然而从之。至于静修，天分极高，俨然有曾点的气象，本来不可以用功效来轻易评判优劣。”

静修文集

我自幼读书，听闻大人君子的余论，虽然其他没有所得，至于君臣的大义，自认为看得很明白，姑且用日常近事来说。凡是我们要得以安居暇食，以实现生聚之乐，都是君主所赐予的。因此，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有的出力服役，有的贡献智能，也必定各有自我效忠的方式。这是理势的必然，自万古以来不可改变，就是庄子所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活了四十三年，未曾效尺寸之力，来报答国家养育生成的恩德，而恩命接连到来，还敢傲慢不出，贪图高尚的名声来自我取悦，从而得罪于圣门中庸的教化吗！况且我立心，自幼到长大，未曾有一天敢做崖岸卓绝、高难继的举动。平时交友，只要有一日的交情，都知道我的心意。只是有的人从传闻中得知，不求真实，只从踪迹近似的地方观察，所以有隐士高人的名目，只有合下（当时）也知道我未曾以此自居。以前，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我，我就与使者同行；再奉旨令教学，也实时应命。后来因为老母中风，请求回家省视，不幸病重，竟遭丧制，于是不再出仕，起初哪里有意于不仕呢？现在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时新政，虽然前日隐晦之人，也将出而仕了，何况我平昔并非隐晦之人呢！何况加上不次之宠，处以优崇之地呢！因此，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卧空齋，惶恐待罪。私下认为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但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如果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且踪迹高峻已不近人情了！因此即日拜受，暂留使者，候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还，望合下（您）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始终成就我。（《上宰相书》）

（全祖望谨按：黄宗羲所录《静修文集》二条，现在移入《濂溪学案》一条。）

附录

欧阳文公为像赞曰：“没有曾点的狂放，却有沂水风雩之乐；具备仲由的勇武，却没有北鄙鼓瑟之声。在裕皇的仁德中，见到不可留的四皓；在世祖的谋略中，遇到不能致仕的两生。唉！麒麟凤凰，固然不是宇宙常有的，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成春秋》，那么他的志向不欲遗世而独往是明显的了！也将跟随

译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开太平于来者的人吗？

译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起初，许衡接受朝廷征召时，路过真定，有人对他说：‘您一被征召就立刻起身赴任，是不是太匆忙了？’许衡回答说：‘不这样做，道义就无法推行。’等到刘先生不接受集贤院的任命，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这样做，道义就无法尊贵。’”

谢山在文靖公《退斋记》后写道：“许文正公、刘文靖公，是元代北方的两位大儒。文正公出仕元朝，而文靖公则没有。据我考察，两位先生都不是宋朝人，出仕元朝并无妨害。然而从元朝开创的格局来看，其不足以有所作为是可以预见的，那么不出仕的人从此就远离了。文正公配享孔庙而文靖公没有，确实不能说不是一种委屈。但是我读文靖公的《退斋记》，其中说：‘世上有挟持老子之术去行事的人，以个人的利害来衡量天下的休戚，最终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然而他们特立于万物之外，不承担责任。而那些人却以孔孟的时宜之义、程朱的名教之理自居，毫不怀疑，别人也不知道去驳斥他们，这是用权术欺骗世人，并用权术使自己免于祸患。’这番话，不知道所指为何。等到读了杨佥事杨俊民所作的祠记，其中说：‘文正公得时行道，大力弘扬文风，众人尊崇他如同尊崇伊洛学派。先生斥责他说：‘这是老子的权术。’’将祠记的话结合起来看，那么所指的，就是文正公。难道当时文正公辞去左丞之职，担任祭酒，大概是因为看到道义难以推行，所以暂且想以儒官的身份自安，所以文靖公因此诋毁他吗？总之在当时一定确实有所见，但现在无法考证了。文正公出仕元朝，世人多有非议，我大概不完全赞同。从文靖公的话来看，就知道如果不是推行道义的时候，就一定不应该出仕，也不应该选择地方居住。既然立于朝廷，就应当推行道义，不仅仅以阐明道义为止。不能推行道义却想阐明道义，不如居住在民间而有道义更好。这是文靖公的意思，而不是后世的议论。那么，文靖公真是高洁啊！孙征君孙奇逢最推崇表彰文靖公的学问，却没有涉及这一点。正好校勘《元儒学案》，因此表彰此案附在后面，以保存先儒意见不同的缘故。”

又在文靖公《渡江赋》后写道：“刘文靖公的《渡江赋》，前人议论它的很多。琼山认为他是庆幸宋朝灭亡，因此废黜他配享孔庙，后渠则认为他是想要保存宋朝。夏峰极力主张后渠的观点，但议论的人终究对琼山的说法不能释怀。我认为，两家都不对。各位大概只是读了他的赋，而没有取他的文集来考证，所以不能定案。明代儒者读书的疏漏，大抵都是这样。许文正公与文靖公都是元朝人，他们出仕元朝又有什么妨害呢？议论的人竟然用夷夏之说来衡量他们，这是不知道天所立之君的道理。哪有身为元朝人，却自己依附于宋朝的呢？真是妄言。文正公出仕元朝，文靖公则没有，为什么呢？文靖公大概知道元朝不足以有所作为。其建国的格局无可取之处，所以洁身而退。不然，文靖公已经接受了集贤院的任命，并不是完全不想出仕的人。渡江之举，宋朝理亏而元朝理直，文靖公哀伤宋朝被奸臣所误，留下使者以挑起战争衅端罢了。苏天爵认为哀伤宋朝是对的。哀伤宋朝固然不是庆幸其灭亡，也不是有意想要保存它，所谓置身事外而言罢了。我请征引他的诗来证明。他的《忆郝伯常》说：‘一檄期分两国忧，长缨不到越王。’最后说：‘飞书寄与平南将，早遣楼船下。’这是指责宋朝无故拘捕使者。只根据这一点来说，他的言辞颇为严厉，几乎像是庆幸宋朝灭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题理宗南楼风月图》说：‘试听阴山敕勒歌，朔风悲壮山河。南楼烟月无多景，缓步吟奈尔何。’又说：‘物理兴衰不可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理宗自题有‘并作南楼一夜凉’之句。‘才到天中万国明’，则是艺祖的诗。）他的《题理宗诗卷》说：‘己未天王自出师，眼前兴废想当时临江酾酒男儿事，谁向深宫赋诗。’这三首诗，都是以痛惜晚宋君主不体恤国事，自取灭亡，而不是庆幸其灭亡的言辞。他的《题理宗缉熙殿砚诗》说：‘使君持送缉熙砚，捷音才山中人。四十三年如电抹，此砚曾经复春。’《题度宗熙明殿古墨诗》说：‘松风含哀生砚滴，似诉优游亡国。今惟有哀江南，宝气不受鹅溪。’《书事诗》说：‘唱彻芙蓉花正开，新声又听茶哀。秋风叶落踏歌起，已江南席卷来。’这是哀伤到了极点！哪里是庆幸呢？至于他的《书事诗》又说：‘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这是尚论陈桥之事的非议，而哀伤天道的循环报应。这与伯颜‘得国小儿，失国小儿’的话，正自不同，所以《过东安赵氏先茔》说：‘今古区区等如此，五陵哀雁入云。’至于说：‘张、朱遗学有经纶，不是清误世人。白首归来会同馆，儒冠宋师臣。’这似乎是赞美家铉翁之徒而作。又说：‘风节

译南朝的气运苦于无法伸展，逆流而上直欲到达昆仑。世宗一死，千年后才得以相见，这里是黄河最上游的渡口。』这似乎是斥责留梦炎之流而作的诗。他的《咏海南鸟》说：『精卫有情，衔着太华山的土石；杜鹃无血，飞到了天津。声声啼叫能滴落金铜人的眼泪，不信吴地的人都是木头人。』所有这些，都是文靖置身事外，平心静气论事的作品，无论是保存还是庆幸，都与他无关。至于他不肯出仕元朝的心意，也都体现在诗中。他的《咏四皓诗》说：『智慧脱出了暴秦的罗网，义气感动了英明君主的面容。山林中枯槁的人真是鄙陋，抟风而上的或许可以比肩。怎能得到六只黄鹄，让五位老人相互追随攀援。』四皓固然曾经进入汉廷，希夷先生也曾朝见宋太祖，但都不出仕，文靖以此自比。又说：『孺子确实可以教导，从容不迫地济助时世的艰难。出仕与隐居如今误了我，可惜啊没有早点返回。』借四皓辅佐汉惠帝，最终却未能安定汉室来寄托情志，以此表明自己不应当留下，所以《题严光诗》说：『保全名节成为高风亮节，这也是天子的恩德。中庸之道长久被荒废，矫激并非天民的本性。』他的话都平和中正，以求出仕与隐居的适宜，然而他伤时的情怀，却屡次显现。《和归园居诗》说：『人生在丧乱的时代，没有君主想要为谁出仕。沧海横流，飘荡岂是由自己决定的。』《和拟古诗》说：『忍受饥饿等待竹实，淡泊放荡如今何去何从。歌唱灵凤的谣曲，以猛虎的诗篇作结。』《和杂诗》说：『太玄难道没有知觉，不觉世运紧迫。请问王莽的大夫，怎比得上成都的街陌。』又说：『西山霍原的宅第，古迹还可以查考。重吟豆田的谣曲，愁云落在崩塌的山崖。』那么他讥讽时政的谬误，而思虑隐晦以自保，是明显的。然而他的《和归园居诗》又说：『乾坤固然没有败坏，杞人已经哀鸣。虽然知道无济于事，怎敢就忘记情怀。』《和拟古诗》又说：『客人从关、洛而来，高论听未结束。接连称颂古代的英杰，执掌国政或从军征战。生在这个时代并不坏，你为何坚守贫贱穷困。急忙呼唤斟满醇酒，延请客人进入无何有之乡。』那么文靖难道是忘世之人，只是困厄于那个时代罢了。他的《和咏贫士》说：『渊明年老懂得世事，抚今追昔如同素琴。岂有江州刺史，既已到来却不一起饮酒。』这是警惕霍原之祸，而所以勉强接受征召书的原因。大概文靖不在元朝出仕，本不是因为宋朝，虽然也曾讥讽扬雄，羡慕管宁、陶潜，但与那些人有故国故君之分的人不同。况且文靖的先世都曾在金朝出仕，所以哀悼金朝的诗也很多。《和归园居诗》说：『陵谷变迁如浮云，家世如同残局。区区寸草之心，依然怀抱朝日的温暖。』《题金太子墨竹》说：『策书纷纷缺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我也飘零感慨白发，哀歌对着这吟咏双蓬。』《早发濡上》说：『别家忘记再宿，桑田沧海问何年。』《过奉先》说：『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诗卷』说：『知音有铜狄，逸史访金源。』『上冢』说：『故国无家仍是客，病躯未老误称翁。』『登中山城』说：『陵迁谷变横流地，卵覆巢倾倒死节臣。耄老诸孙生气在，九泉精爽凛然犹新。』这是说他从伯祖死于贞佑之事。『雄州诗』说：『洒落规模余显德，承平文物记金元。』又《题金太子墨竹》说：『手泽明昌秘阁收藏，当年缇袭为谁留下。露盘流尽金人泪，应笑翔凤不解愁。』『跋遗山墨迹』说：『遗墨数篇君珍惜，注家参校有待他年。』这些都是他哀悼金朝的作品，品味起来似乎超过哀悼宋朝的，大概是因为他的先世曾经臣事金朝。文靖生于元代，见宋、金相继灭亡，而元朝又不足以辅佐，所以南悲临安，北怅蔡州，集贤院虽勉强接受任命，最终仍像破鞋一样抛弃离去，这才是实情。琼山、后渠所说的，不都成了梦话吗！」

译◆静修讲友

文穆滕东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礼，中山人。年轻时孤苦无依，能够自我磨砺，研习心性义理之学。被举荐担任中山教授，后被召入朝任国子丞，升任太常丞。拜为监察御史，不久因京师发生地震，他上书数百言，言辞反复深切，随后以病为由辞官离去。不久又任国子司业，没过多久去世，追赠昭文馆大学士，谥号文穆。有《东庵集》流传于世。（参见《姓谱》。）

（梓材谨按：姚牧庵为先生撰写的墓碣文中说，“母亲李夫人抚育你并教导说：‘你天性开朗，记忆力超群，况且你是金朝名士赵灿的孙子，不能因为贫穷而荒废学业。’于是拜西岩为师”等语。先生所著还有《易解》、《洗心管见》。许衡曾为先生作《退斋记》，那么先生又号退斋。）

◆静修门人（赵、砚再传弟子。）

秘书乌存斋先生冲

乌冲，字叔备，祖籍大宁。先生随亲属在汴京做官，便定居在那里。他通晓经学，品行端正，志趣高洁，深居简出。五十二岁时去世，追赠承事郎、秘书监秘书郎。起初，许衡凭借高明的资质，亲身践行圣贤之学，跟随他的人日益增多。先生刚过二十岁，身为公卿之子，却拿着经书恭敬地坐在师席旁，态度严肃如同贫寒士子，治学清苦，听到老师的教诲，白天诵读晚上思考，甚至废寝忘食。父亲去世，他能实行古代的丧礼。母亲去世，悲哀超过前次丧父。他家日益贫困，常常晚食，有时食物都不充足，但他神情淡泊自在。他在居室门上题写“存斋”二字，闭门教授学生，讲解经书训诂，谆谆教诲不知疲倦，远近的学者争相归附。真定的安敬仲想拜见许衡，未能如愿，先生把所听到的许衡的教诲全部告诉了他。（参见《苏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泽州人，是文忠公郝经的弟弟。跟随刘静修学习《尚书》、《诗经》。郝经被拘禁在宋朝，先生进入宋朝，问明罪责后返回。最终官至颖川守。（补。）

李先生道恒

李道恒，□□人。许衡再次被召入京时，命令先生进京，呈递铺马圣旨。（补。）

刘先生君举

刘君举，字季贤，南丰人。学识渊博，修养德行，以尧、舜君民之道为己任。起初，受广平王公王盘的举荐。后来王盘应诏入翰林院，刘君举就用诗句劝勉他说：“节义高千古，功名重一时。”接着听说许衡在容城讲学，他便抛弃以往所学，跟随许衡学习三年，对于真诚与虚伪的辨别，有了确定的见解。等到他回家时，许衡送别他，有“伊洛于今道亦高”的诗句。

李先生天篪

李天篪，吉水人。承袭了刘静修的理学道统。有《诗经》、《尚书》经疏流传于世。

隐君林鲁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内丘人。许衡的弟子。隐居教授学生。所著有《志学指南》、《心学渊源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诸图》、《孝敬图解》、《小学题词》，阐发鲁庵家的学说。（补。）

提举杜先生萧

杜萧，河南儒学提举，许衡的门生。许衡去世时，他撰写了墓志铭。（补。）

◆静修私淑弟子

隐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〇城人。听闻刘静修的学问，心中向往仰慕。将要登门拜师时，许衡已经去世，于是跟随许衡的门人乌叔备请教其学说纲要。他性格简静温和平易，致力于下学功夫。在家教授学生近几十年，前来求学的人大多有所成就。去世后，乡人在城西立祠祭祀他。门人苏天爵为他辑录遗文，虞伯生作序说：“假如先生能见到刘氏，用高明的见识开阔他的胸襟，用奋发激励他的意志，那么刘氏的学问，在当时应当会更加昌盛光大。”（修。）

（梓材谨按：《儒林宗派》将先生列在乌氏门下，然而看他给乌叔备的信，仅称叔备为尊兄，大概是他自居为许衡的私淑弟子，对于乌氏只是学友罢了，不能直接说是乌氏的门人。）

◆东庵门人（郧城再传弟子。）

隐君王贞孝先生文渊（附子王复、王构，孙王秉钧、王秉彝。）

王文渊，字巨卿，安喜人。幼年失去父亲，能够自立。家境贫寒，被府尹推举选拔为吏，执法廉洁公平。过了很久，代理府尹职务，便辞去吏职离去。滕司业安上在家教授学生，先生降低身份前去跟随他学习。司业嘉奖他的志向，告诉他古人治学的方法，先生更加刻苦勉励，尊重听闻的知识并付诸实践，声望日益增高。司业去世后，他便闭门不出，考究经书，订正史书，夜以继日。这时，母亲年事已高，先生侍奉她更加谨慎；与弟弟王贞极其友爱，训导子孙非常严格，家庭之间严肃有序。喜欢写诗，风格纡徐冲淡，得韦应物、柳宗元之体。当代公卿听说他的名声而敬重他，路过中山时，有的拜访他的住所，听到他的言论并观察他的内心，不敢以他的名声推荐他入仕。最终没有做官，终其一生，享年六十岁。乡人诔称他为贞孝先生。儿子王复、王构，孙子王秉钧、王秉彝，都世代继承他的学问。（参见《滋溪文集》。）

◆默庵家学（赵、砚三传弟子。）

隐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〇城人，是默庵的弟弟。他们家父子兄弟互为师友，尊崇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心性义理之

译求学读书，务必深入沉浸，以探求其中的义理。默庵去世后，他侍奉父亲极为孝顺，深得父亲欢心，抚养默庵的孤儿如同自己亲生的一样。凡是向他求学、提出疑问的人，他都根据学生的资质进行教育，使每个人都各有所得。乡里有人患了重病，对先生说：“我死后请不要火化我的身体，有幸托付给您保全先人留下的遗体。”先生答应了。那人死后，他的家人想要火化他，先生百般劝说开导，甚至流下眼泪，最终让那人得以按礼制安葬。事后他说：“我辜负了别人的托付，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亡者！”他言行如此忠厚笃实。当时山西、陕西的官府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出仕。他自号素庵。有一卷文章，收藏在家中。（修。）

译◆默庵的门人

隐君李先生士兴

李士兴，〇城人。幼年跟随默庵学习，在弟子中唯独他最早得到赏识，与同门杨俊民、苏天爵广泛探求、深入钻研，勤勉不懈。先生阐发五伦之道，心存三畏之念，甘于隐居而不乐于仕途进取，居住在乡里时常有训诫教化，人们争相以他为师。后来苏天爵在当时显达，默庵已经去世，苏天爵写信给先生，让他建立乡贤祠，先生选择地点建立祠堂，每年按时祭祀。

参政苏滋溪先生天爵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最终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前辈凋零谢世，先生独自承担保存一代文献的重任，常常收集一个时代的文章，选编成《元文类》一书。晚年，又将以阐释经义为己任。学者根据他的居所，称他为滋溪先生。

佥事杨先生俊民

杨俊民，字士杰，真定人。向乡里的隐君子安敬仲学习。安氏的学问，以建安为祖，以魏国为宗。先生精通《易经》，笃守老师的学说，曾经得到何北山、王鲁斋的书籍，以及他们的句读、音韵、训诂之法，担任博士时，与吴正传师道同僚，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离开去做御史，吴正传为他写了《静思斋记》。（参见《吴礼部集》。）

（云濠谨案：先生担任河东廉访佥事时，撰写《静修祠堂记》，称默庵为“先师子安子”，自称“滹川学者”。）

卷九十二 草庐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草庐学案表

吴澄 （孙）当

（程徽庵、戴泉 元明善

溪、程月岩门 虞集 陈旅

人。） （附师傅古直。）

（双峰再传。） 王守诚

（勉斋、宏斋、南 苏天爵（另见《静修学案》。）

溪三传。） 刘霖

（晦翁、清江四 李扩（见上文《草庐门人》。）

传。） 陈伯柔（见上文《草庐门人》。）

（象山私淑。） 熊本（见上文《草庐门人》。）

乌本良（另见《静明宝峰学案》。）

（众仲讲友。）

贡师泰 郑桓（另见《师山学案》。）

鲍恂

蓝光

夏友兰

袁明善

黄极 （子）宝

李本

（祖荣。）

（父伯源。）

（从父季渊。）

李栋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杨准

李心原

皮溍

解观

黄盅

潘音

赵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扩

陈伯柔

黄冔

危素（另见《静明宝峰学案》。）

包希鲁

熊本

（父绍。）

丁俨

许晋孙

饶敬仲

郑真（另见《深宁学案》。）

杜本 张理

（道园讲友。）

王科 （子）梁（见上文《草庐门人》。）

虞汲 （子）集（见上文《草庐门人》。）

（并草庐讲友。） 孛朮鲁翀（另见《萧同诸儒学案》。）

欧阳玄（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贡奎 （子）师泰（见上文《草庐门人。》）

（父士瞻。）

黄泽 赵汸 倪尚谊

（附李溉之。）

武恪

（并草庐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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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庐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草庐出自双峰，本是朱学，后来也兼主陆学。大概草庐又师从程氏绍开，程氏曾建造道一书院，想要调和会通两家。然而草庐的著书，终究更接近朱学。记述《草庐学案》。（梓材案：这一卷大多沿袭黄氏旧本，现在并入九江学派。）

◆程戴门人（双峰再传。）

文正吴草庐先生澄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二十岁时，参加乡试中选，但在礼部试中落第。过了五年元朝建立，程巨夫在江南求贤，起用先生到京师。先生因母亲年老辞官回乡。程巨夫请求将先生所著的书放在国子监。左丞董士选推荐授予应奉翰林文字。到任后便离去。授任江西提学副提举，任职三个月，又因病离去。至大元年，召任国子监丞。升任司业。对学者说：“朱子在道问学方面功夫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如果不本于德性，那么其弊端必定偏向于语言训释之

译所以学习必须以道德本性为根本，才或许能够有所收获。」议论的人于是认为先生是陆氏之学，这并非许氏尊崇信奉朱熹的本意，然而也没有人知道朱熹、陆九渊究竟是怎样的。先生有一天推辞离去。不久，被征召为集贤直学士，但没有成行。英宗即位，升任翰林学士，晋升为太中大夫。泰定元年，担任经筵讲官。至治末年，请求退休回家。先生曾经说：「道的根本源于上天，圣人贤人继承它，尧、舜以上，是道的开端；尧、舜以下，是道的通达，洙水、泗水、鲁地、邹地，是道的利益；濂溪、洛阳、关中、闽地，是道的正固。分开来说，上古时期伏羲是开端，尧、舜是通达，禹、汤是利益，文王、武王、周公是正固吧！中古的道统：孔子是开端，颜回、曾子是通达，子思是利益，孟子是正固吧！近古的道统：周敦颐是开端，程颢、程颐、张载是通达，朱熹是利益，谁又是今天的正固呢？」他自我期许就是如此。元统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封为临川郡公，谥号文正。起初，先生居住的几间草屋，巨夫题名为草庐，所以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

译百家谨按：幼清师从程若庸，是朱子的第四代传人。考察朱子的门人多习惯于习得现成的学说，真正精通经术的很少。草庐的《五经纂言》，对经术有功，其成就可与建阳学派相承接，不是北溪等人所能比及的。

草庐精语

所谓性理之学，既然知道了我的本性，都是天地的道理，就应当用功去认识我的本性，去涵养我的本性。能够认得四端（仁义礼智的萌芽）的显现，叫做“知”。既然认得在日常用事之间，随着四端的显现，加以保护持守，不可伤害它，这叫做“养”。仁的显现，没有比爱父母、爱兄弟更切近的，在此处扩充，就成为能孝能悌的人，这就叫做不伤害本性。义、礼、智都是如此。有一件不该做的事却做了，这就叫做伤害了义。在应当恭敬谦让的时候却不恭敬谦让，这就叫做伤害了礼。知道某事是对的，某事是错的，却不加以分辨清楚，仍旧糊涂，这就叫做伤害了智。现在不从身上切实地学习，却只在文字上钻研刺探，说某人论性如何，某人论性如何，这不是善于学习的人。孔子、孟子教人的方法不是这样的。比如想要去燕京的人，查看行程的节次，当天就雇船买马起程，两个月之内，就可以到达燕京，那么宫阙是怎样的，街道是怎样的，风沙是怎样的，习俗是怎样的，全都了然于心，不必问人。现在不寻求到达燕京，却只把曾经到过那里的人的记录，逐一去推敲参互比较，看到他人记录的不同，反而更加增添疑惑混乱，大概是因为没有亲自到那个地方，而只凭别人的话，那么越寻求就越不能得到真实了。

从没有天地之前，到有了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罢了。本来只是一气，分开来说，就叫做阴阳。又在阴阳中细分，就成为五行。五行就是二气，二气就是一气。气之所以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有理作为主宰。理，并不是另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作为气的主宰者就是理。没有理之外的气，也没有气之外的理。人禀受天地之气而形成形体，有此气就有此理，所有的理就叫做性。此理在天地，就是元亨利贞。它在人成为性，就是仁义礼智。性就是天理，难道有不善的吗！但是人出生时，禀受的气有清有浊的不同，形成的资质有美有恶的不同。气极清、资质极美的为上圣，大概因为此理在清气美质之中，本然的真性，没有被污染败坏，所以尧、舜的本性最为至善，而孟子说性善，必定称引尧、舜来证实它。气极浊、资质极恶的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气或清或浊，资质或美或恶，多寡比例，有万千不同。只因为气浊而质恶，那么理在其中，被其拘碍污染而不再是本然的样子了。这就是性不能都善而有万千不同的原因。孟子说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本然的理来说的，然而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是因为气质有浊恶而污染了本性，所以虽然与告子辩论，最终不足以解除告子的疑惑。至今人们读《孟子》，也见其没有能驳倒告子而使他心服，大概孟子只论说了理的没有不同，不曾论说到气的有不同之处，是他言论的不完备。不完备，是说只说了一面而不完备，所以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这是指孟子论性而言的。至于荀子、扬雄认为性是恶的，认为性是善恶混杂的，以及世俗人说人性宽厚、性褊狭，性迟缓、性急躁，都是指气质的不同为性，而不知道气质中的理叫做性，这是他们见解的不明白。不明白，是说他们不懂得“性”字，所以说“论气不论性不明”。这是指荀子、扬雄、世俗论性的人而言的。程子“性即理也”一语，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的错误，所以有大功。张载说：“有了形体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反求，那么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所以气质之性，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这话最分明，而观看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话，反而被迷惑，以为性有两种。大概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个“性”字只是一般，不是有两等性，所以说“二之，则不是”，是说人的本性本是禀受天地的理，因为有了人的形体，那么所禀受的天地之性，局限在本人气质之中，所谓“有了形体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就是这意思。气质虽然有不同，而本性的善则是一样的，只是气质不清不美的，其本性不免有所污染败坏，所以学者应当用反求的功夫。反求就像商汤、周武王那样反求，反求是说反求于自身而学习，以至于变化那不清不美的气质，那么天地之性，浑然全备，都存在于气质之中，所以说“善于反求，那么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气质的作用小，学问的功夫大，能学习的人，气质可以改变，而不能污染败坏我们天地本然的性，而我们的本性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气质污染败坏了，所以说“气质之性，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

想要下工夫，只有“敬”这一个字是紧要的方法。

学者的功夫，就应当先在用处着力，凡所应对接物，都应当专一。专一，那么这

译心中有了主宰，那么在暗室屋漏等隐秘之处，自然不会有邪僻的念头。如果所做的事都遵循天理，像这样积累久了，就没有一件事不是专一于主的，那么在应对交往时，心就能专一而不二。能做到这样，那么在事物尚未接触之时，就能把握得住，心就能没有杂念了。如果在行动时不能修养本性，那么在静处时又怎么能存养本心呢！

译智慧，是心灵的灵明，是智力的运用，没有超出德性之外的。所谓德性之知，所谓闻见之知，难道说知识有两种吗？闻见，是用来推致知识的。孔子说：“多听，保留疑问；多看，避开危险。”又说：“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看，把它记在心里。”大概闻见虽然从外部获得，但所闻所见之理却具备在心中，所以外部的事物被穷究，内部的知识就被推致。这是儒家内外合一的学问，本来不像那些只知记诵的人，在外部博览，而在内部一无所得；也不像佛教徒，专门在内部探求，而对外部事务不闻不问。现在设立真知、多知的名目，而把闻见之知排除在德性之知之外，这是想要纠正记诵者追求外物的过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流入了异端。圣人的门徒，一方面说多学，另一方面说多识，鄙薄孤陋寡闻，而认为多问少知是贤明的，何尝不是想要多知呢！记诵之徒，虽然有所闻有所见，但实际上从未真正获得知识。从前朱子在《大学或问》中曾经论述过，说：“这里以反省自身、穷究事理为主，并且要穷究其本末是非的极致，因此知识越广博，内心越清明。那些以迎合外物、夸耀广博为务，而不核实其表里真假虚实的人，因此见识越多，内心越闭塞。”

太极与这气并非两样东西，只是主宰这气的便是太极，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在气中主宰它。

元亨，是诚的通达，是春生夏长的时节，是阳的动，在这里可以看到太极的作用。利贞，是诚的复归，是秋收冬藏的时节，是阴的静，在这里可以看到太极的本体。这是造化的本体与作用、动与静。至于朱子所说的本然未发的，是实理的本体；善应不测的，是实理的作用。这是就人身上来说的，与造化的本体与作用、动与静又不同。因为造化的运行，动到极点就静，静到极点就动，动与静互为根本，年年有常道，万古不变，其动与静各有定时。至于人心，有时与外物接触，有时不与外物接触，起初没有定时，有时动多静少，有时静多动少，不像天地那样动与静有固定的常度。

太极本来没有动与静、本体与作用的区别，然而说到太极，则包含动的作用与静的本体在其中。因为阳的动，而指出动中之理为太极的作用；因为阴的静，而指出静中之理为太极的本体，太极实际上没有本体与作用的分别。

如果说只在五经中探求，而不反省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买椟还珠。这是极正确的论断。我不才这一生，切切担心自己落入这个窠臼。学者来这里讲问，我每每先让他们专一持敬，以尊崇德性，然后让他们读书穷理，以追求学问；有几条自我警戒反省的话，又挑选几本书，以开启学者格物致知的端绪，这大概是想要先反省自己的内心，然后才在五经中探求。

百家谨案：草庐曾经说学问必须以德性为本，所以他为《陆子静语录》作序说：“道在天地间，古今如一，应当反省于自身，不必向外探求。先生的教导以此为主，难道不是极其简单、容易而切实吗！不探求于自身，而探求于别人的言论，这是先生所深深痛惜的。”议论的人于是认为草庐是陆氏之学。

先儒说：“道也是器，器也是道。”这是说道与器虽然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别，但合一无间，从未分离。

理在气中，原本不相分离。老子认为先有理而后有气，横渠张载指责他“有生于无”的错误，晦庵先生指责他“有无为二”的错误。他的“无”字是说理字，“有”字是说气字。

百家谨案：理在气中这一句话，也必须善于看待。一气流行，往来反复，有条不紊。从它流行的本体称为气，从它有条不紊称为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理在气中。

仁，是人心，恭敬则存，不恭敬则亡。

圣人与天合为一体。

人这一身，心是主宰。人这一心，敬是主宰。以敬为主宰，则心常虚，虚则外物不能侵入。以敬为主宰，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外泄。

百家谨案：虚实之说，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成为身体，难道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意思吗！身体不是身体，它所主宰的是心。心不是心，它所具备的是性。性不是性，它所源自的是天。天之所以为天，我之所以为身体，那么我的身体，不是人，而是天。

庸，是常而不易的道理，然而不可以一定不变去探求。庸以中为体，中以时为用。过去的过分，现在就是不及。别人的不及，这里就是过分。随时屡次变化而不可恒常的，是中。道理常而不易，正因为它屡次变化而不可恒常的缘故。一定不变，怎么能常而不易呢！铢两不变，是秤的常道，如果固定了秤砣，那还有什么用呢？那么秤砣的前后移动无常，正是秤之所以有常道的原因。时中之谓庸，大概就是这样。

有人问立的含义说：“定住脚叫做立，动脚就不是立了。”这是一个含义。可以与立者，是说行到此处，立定脚跟，不再移动，所以先儒用坚守牢固来解释它。三十而立，立于礼的立，与此相同。竖起之

译所谓“立”，如果放倒了就不是“立”了，这是另一个含义。《孝经》中所说的“立身行道，名立于后世”；《左传》中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所说的“其言立”中的“立”，都与这个含义相同。

译恭敬是心的专一。

以天理为主则坚定，顺从人欲则柔弱。坚定，是指世间所有的利害祸福、富贵贫贱，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心志。柔弱，则外物的诱惑即使轻微如毫毛，心就已经为之动摇了。

百家谨案：所谓水不能浸湿，火不能焚烧，这就是天理，不仅仅是坚定而已。

学习，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极致？就是心。上天赋予我的，我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都在这里。不追求这个而去追求别的，那所学的是什么学问呢！圣人门下的教化，针对每个人不同，顺应每件事不同，虽然不直接说心，但无非都是关于心的。孟子开始直接指出要先确立那大的方面。唉，这多么重要啊！这多么极致啊！邵雍说：“心是太极。”周敦颐说：“纯粹的心志至关重要。”张载说：“心清净时，视力明亮听力灵敏，四肢不需要束缚而自然恭敬。”程颢、程颐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想要人们把已经放逸的心约束回来，使之回到自身。”这些都是得到了孟子正统传承的人。

我观察孔子四位弟子谈论志向，而圣人唯独赞许曾点，为什么呢？三位弟子都谈论将来能够做到的事，而曾点只谈论当下能够做到的事。期望寄托在未来，不如安心于当下。这道的本体，充满而没有丝毫缺失；这道的功用，流逝而没有片刻停歇，如果对此有所体悟，那么出仕为王或优游自得都是顺应天性。安于自己的本分而行事，不对外界有所贪求，孔子的快乐，体现在粗茶淡饭之中，颜回的快乐，即使身处简陋的巷弄、饮食粗劣也不改变。邵雍说：“在朝廷就做朝廷的事，在林下就做林下的事。”他懂得曾点的快乐啊。凡人都应当立志成为圣人，退让一等而成为第二等，这就等同于自暴自弃。

始终如一地守信，内心公允而外表诚信，然后才能无愧于古人务实的学问。

孔子是生来就知道、安于践行的圣人，未曾不思考。思考而不得就不罢休，这是子思继承圣人道统的原因。子思传给孟子，凭借心官能够思考的能力，先确立那大的方面，实际上阐发了前代圣人未曾传布的奥秘，到了汝南周敦颐，直接指出思考是圣功的根本，有以上承接孟子的传承，而关中的张载、河南的程颢程颐，他们的学问不约而同，可见他们真正得到了孔子传心的印证。

看见小孩掉进井里，心中不忍，这心是从哪里萌发的？听到犬马呼唤自己，能够愤怒地不接受，这心是从哪里兴起的？世人茫茫然，像没有眼睛的人，坐在没有蜡烛的屋子里，金玉满堂，却昏昧地不知道自己有这些宝物。如果能够感应前代圣人已经说过的话，探求我们心中共同拥有的东西，而一旦有所觉悟，就像眼翳顿时除去，烛光四处通达，左右前后，至宝全部显现，都是我们本来具有的，用之不尽。

概括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这十种情感，归结于礼、义、仁、智这四种本性，所以是用本性来规范情感，而不让情感来主导本性。

恭敬则心存在，心存在而一动一静都出于正道。仁义礼智这些从天赋予的，大概就能在心中获得而不丢失了吧！

从前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晚上必定禀告上天；司马文正公一生所做的，都可以告诉别人。如果想要日日更新吗？每天反省，事情中可以禀告上天、可以告诉别人的就是对的；那些不能禀告上天、不能告诉别人的就是错的。错了就迅速改正。昨天的错误，今天不再犯。每天反省，每天改正，这就叫做日日新，又日新。

纯粹符合天理的真实叫做诚，顺从人欲的虚妄叫做不诚。只有能够用天理战胜人欲，一个念头不妄加思虑，一件事不妄加行动，仰起头无愧，低下头无羞，大概就能达到诚了吧！探究物理的人，大多不切合人伦日常；分析经义的人，也与身心性情无关，像这样广博地学习，就不再像孔子所教导、颜回所学习的那样了！

孔子门下的弟子问孔子的志向，孔子说使老人安适、年轻人怀念而信任朋友。这是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适当的安置。这三类人，希望他们没有一个得不到适当的安置，所以说圣人的心就像天一样。至于让自己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而看待别人是否得到适当的安置，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这就是杨朱为我之学，是圣贤所深深排斥的。

时代不同，做那个时代所能做的事罢了；地位不同，做那个地位所应当做的事罢了。

（梓材谨案：下面有一条，移入《象山学案》。）

仁，是人心，然而体现在事物中而没有不在的。专一于心，而不致力于周全事物，就会无所执着，而或许流于空虚。圣贤教导人，让他们随着事物用力，等到达到极致时，没有一件事不是仁，而本心的全德就在这里了。

凡是丧事，礼制规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些丧服，是形式；不饮酒，不吃肉，不住内室，是实质。内心有实质，而外表用形式来装饰，这就是情感与形式的相称。只穿丧服而没有实质，那就与不穿丧服一样。虽然不穿丧服而有实质的，叫做心丧。心丧的实质，有隆重而没有减杀；丧服形式的减杀与隆重，是古代的道理。

三纲二纪，是人伦的大纲。五常的道理，君是臣的纲，其中有分别的是义；父是子的纲，其中有亲情的是仁；夫是妻的纲，其

译有分别就是智慧。长幼之间的纲纪，以次序为礼；朋友之间的纲纪，以责任为信。这两种纲纪，也不超出三纲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有父子关系，所以有兄弟关系，进而扩展到宗族，按年龄先后排序的，是一家之中的长幼秩序；因为有君臣关系，所以有上下关系，进而扩展到同伴，按等级区分尊卑的，是一国之中的长幼秩序；因为有兄弟关系，所以从同室兄弟扩展到宗族，互相帮助的，是同姓的朋友；因为有上下关系，所以从同僚扩展到同伴，互相规劝纠正的，是异姓的朋友。列举三纲，二纪就在其中，所以统称为纲常。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原因，就在于拥有这种纲常之道。

译道是上天赋予我的，是我自身本来就有的，不需要到身外去寻求。有志向并努力进取，有所见闻和心得，就可以立刻确立。

阅读《四书》有方法，必须穷究其中的道理而有切实的领悟，不是仅仅诵读学习文句而已；必须谨慎笃实自己的行为而有实际的践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耳之间而已。朱子曾经说《大学》有两个关键，格物是梦与觉醒的关键，诚意是人与兽的关键。切实领悟就是格物，实际践行就是诚意。物既已格，就从梦中醒来而达到觉醒，否则即使处在应当觉醒的时候，仍然像是在做梦。意既已诚，就从兽转变为入，否则即使列身于人群之中，也还是兽。号称读《四书》却没有脱离梦境、难免沦为兽类的人，大概不少，能不畏惧吗！格物在于研究精微，诚意在于慎独，如果能够这样，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儒者，可以规范世俗，可以垂范后世，成为百代的老师！

朱熹、陆九渊两位老师所传授的道，是一样的。而两家平庸低劣的门人，各自树立派别旗帜，互相诋毁，直到今天，求学的人仍然迷惑。唉，道没有传承而人容易迷惑难以明白，真是严重啊！作为人的子孙，想着自立就可以了。家族姓氏的或微贱或显赫，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能够自立吗，即使微贱也会逐渐显赫；不能自立吗，即使显赫也会逐渐微贱。兴盛衰败兴起更替又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只有自立才是宝贵的！

不因为外物而改变天性中的爱。

人的出生，是因为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体，因为天地之理赋予而有本性。心，是形体的主宰，是本性的外在包罗。这个心，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传授下来，一直到孔子，他们的道是相同的。道之所以为道，具备在心中，难道有离开心而寻求道的吗！而孔子教导人，不曾直接说出心体，大概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没有不是这个心的作用，在它们的作用处，各自符合道理，而心的本体就在这里了。操持舍弃、存在消亡，只在于心，这是孔子的话。这些话没有记载在《论语》中，而是从《孟子》的传授中得知，就知道孔子教导人，不是不说心，只是一时的学者还不能和他们谈论，而谈论有所不及罢了。孟子传授孔子的道，而担忧学者失去了他们的本心，于是开始明确指出本心来教导人。他说：“仁，就是人心。放失了自己的心却不知道寻求，可悲啊！”又说：“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寻求放失的心罢了。”又说：“耳目的器官不思考而被外物蒙蔽。心的器官则思考。先确立那大的方面，那么那小的方面就不能夺取它。”唉，真是至极啊！这是陆九渊之学所从出的地方。孟子说心而称它为本心，是因为它是万理的根本，就像草木有根本，而苗茎枝叶都由此生长一样。现在的人谈论陆九渊之学，往往说以本心为学，而问他为什么，就不能知道陆九渊之所以为学是怎样的。是本心这两个字，只是习惯于听到它的名称，而没有穷究它的实际。陆九渊之学，不是可以用言语传授的，何况可以用名称来寻求呢！然而这个心，人人都有，反过来求之于自身，就是这样。以心为学，不只是陆九渊如此，尧、舜、禹、汤、文王、武周、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诸子，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单独指出陆九渊之学为本心，学者不是了解圣人之道的人。应对交往，千变万化，没有一样不是本心的显现，在这里看到天理的当然，这就叫做不失去本心，不是专门离开事物，寂静不动，来固守自己的心而已。

（梓材谨案：这里下面有两条，其中一条移入《濂溪学案》，其中一条移入《伊川学案》。）

读书之所以可贵，是想让它因为古代圣贤的话，来明白这个理保存这个心而已。这个心不保存，这个理不明白，而口诵圣贤的话，它与街谈巷议、民间歌谣一样没有益处。

读书应当知道书之所以成为书的原因，知道了就一定喜好，喜好了就一定快乐，既然快乐了书就在我心里。如果达到这个境界，即使不读书，也可以了。

宋朝三百年，礼遇儒臣，崇尚经书训诫，即使是末世，家法还没有衰败。

孝难道容易做到吗！圣门中以孝闻名的人，是曾子。他的门人曾经问：“夫子可以算是孝吗？”而曾子用“我怎么能算是孝”来回答。曾子的父亲，是圣门的高弟，乐于道仅次于颜回。曾子侍奉父母，极其孝顺了，而孟子仅仅认为他可以。难道是说曾子的孝有余吗！因为儿子所能做的，都是他所应当做的，所以曾子终身战战兢兢，惟恐或许给父母带来羞辱，等到启手足的时候，然后自己欢喜可以免于过错，在这里看到孝行的艰难。

古今人谈论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浅难易。程颐说“性静者可以为学”，与诸葛亮说“非静无以成学”，这个静字稍易，夫人都可以勉励做到。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与庄子说“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这个静字则难，不是用功圣贤学者，不能做到。《大学》“静而后能安”的静，正与周敦颐、庄子所指无异。朱熹用心不妄动来解释它，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孟子的学问，先穷理知言，先集义养气，所以才能动心

译《大学》的教化，在于穷究事理、明辨言辞，从而知道应当止步的界限；汇集正义、涵养正气，从而确立坚定的志向，这就是能够保持内心宁静的原因。能够保持宁静的人，即使应对千变万化的事物，这颗心也常常如同静止的水面，这正是周敦颐所说的“动而无动”的意思。安心于现状，就按照自己本分的位置去行事，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感到自在满足。

译（梓材谨按：此处以下有一条，移入《濂溪学案》《太极图》之后。）

安葬于墓地，体魄得以安宁；供奉于宗庙，神魂得以凝聚。为人子女对父母尽孝，不过这两方面罢了。为什么呢？人生在世，精神与形体相合；人死后，精神与形体分离。因为精神与形体分离为二，所以对于那可见却疑似无知的形体，谨慎地安葬它，不忍心看到它消亡；对于那不可见却疑似有知的神魂，勤勉地寻求它，仿佛能看到它存在。安葬它而不忍心看到它消亡，这是安葬的道理；寻求它而仿佛能看到它存在，这是祭祀的道理。安葬的日子，送别形体前往墓地；安葬之后，迎接精神返回家中。正当迎接精神返回家中时，在十天之内，祭祀五次也不算多，只是担心精神没有聚集。等到除去丧服将神位迁入宗庙时，在一年之内，祭祀四次也不敢疏略，只是担心精神或许会散失。家中有宗庙，宗庙中有神主，祭祀的礼仪，在家中进行而不在墓地举行。墓地，是亲人体魄安藏的地方，而神魂的聚集并不在那里，按时去探望省视，省视的礼仪并不是祭祀。

诸经序说

《易经》，是伏羲时代的《易经》。过去在伏羲时代，开始画出八卦，进而重叠为六十四卦。当时，《易经》有图而没有文字。后来的圣人依据它创作了《连山》、《归藏》、《周易》，虽然都源自伏羲的图，但它们的取用大概各不相同。三部《易经》中两部已经失传，只有《周易》独自留存，世间的儒生诵读学习，只知道有《周易》罢了。伏羲的图，很少得到传授，而淹没在方技家之中，虽然它的说法都见于孔子的《系辞》、《说卦》，但读者没有察觉。到了宋代邵雍才开始得到并阐发它，于是人们才知道有伏羲的《易经》，而学习《易经》的人不再认为始于文王、周公。现在在《易经》这一部经书中，首先揭示此图，置于经文开端，作为伏羲的《易经》，而后以三部《易经》跟随其后，大概是想要让学者知道《易经》的根本源头，不至于寻流逐末，而蒙昧其来源罢了。

《连山》，是夏代的《易经》。《周官》记载太卜掌管三部《易经》，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经卦都是八个，其变卦都是六十四。有人说神农创作《连山》，夏代沿用它，因为它以《艮》卦为首，所以叫《连山》，现在已失传。

《归藏》，是商代的《易经》。孔子说：“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乾》。”解说的人认为《坤》、《乾》就是《归藏》。有人说，黄帝创作《归藏》，商代沿用它，因为它以《坤》卦为首，所以叫《归藏》，现在已失传。

《周易》，《上经》、《下经》两篇，由文王、周公创作；《彖辞》、《象辞》、《上系辞》、《下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十篇，由孔子创作。秦朝焚书，《周易》因为用于占卜而独自留存。《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大概是《经》二篇、《传》十篇。自从魏晋诸儒将《彖》、《象》、《文言》分入《经》中，《易经》就不再是古本，注释疏解传诵的，苟且沿袭，直到今天。宋代东莱吕氏开始考证以恢复其旧貌，而朱熹沿袭他，只是文字缺漏衍文谬误，没有全部校正。现在重新修订，比旧本更为精善，虽然对大义不能有所增减，但对于辅助遗留的经典，也不无小补。共十三卷，现在留存。（以上出自《易序录》。）

谢山《读草庐易纂言》说：“草庐撰写《易纂言》，屡次脱稿才最终完成。他自己说：‘我对于《易经》，用功很久，下语尤其精当。它的象例都是心中自得，大致符合文王、周公《系辞》的意思。’又说：‘我对于《尚书》对世人的功劳还小，我对于《易经》对世人的功劳最大。’等到我仔细观看他的书，比如把《大传》所解释的各卦爻辞作为《文言传》的错简合并为一篇，删去《震》卦《彖辞》中‘震来虩虩’八字作为爻辞的重出，在《序卦传》中增加‘履者礼也’一句，都未免有武断的过失。而《坤》卦第二爻以‘大不习’句，《师》卦初爻以‘以律不臧’句，《小畜》卦第四爻以‘去惕出’句，《履》卦上爻以‘考祥其旋’句，都没有见到其依据。如果将《屯》卦初爻的‘盘桓’改为‘盘桓’，《师》卦《象辞》的‘丈人’改为‘大人’，《否》卦第二爻的‘包承’改为‘包羞’，而把‘亿丧贝’作为后世意钱的游戏，那么经师家难道会相信吗！那么草庐所谓的自得，大概也就是他的自用。世间所传的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子，实际上源自草庐。”

又《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书》说：“草庐在诸经中，自负其《易纂言》的精妙，而《外翼》则很少提及，所以揭曼硕奉诏撰写《神道碑》不列入此书，而《元史》本传也都失载。考证《草庐年谱》，至治二年壬戌年，前往建康，制定王氏义塾的规制。十月回家，《易纂言》完成。”

译天历元年戊辰，《春秋纂言》完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请求主持乡试的考校工作，（他）以生病为由推辞没有前往，《易纂言外翼》完成。草庐在《易》学中自称：“多次脱稿才最终定稿，但仍有未尽之处，于是有了《外翼》的著作。”又考证《草庐行状》，《外翼》共十二篇，分别是卦统、卦对、卦变、卦主、变卦、互卦、象例、占例、辞例、变例、易原、易流，这就是该书的卷目次序。姚江黄梨洲征君著《学易象数论》，其中引用了草庐的《先天互体圆图》，这在《纂言》中并没有，应当就是十二篇中的一篇。征君对于书籍，没有不涉猎的，不知道是他见到了这本书而引用呢？还是辗转出自各家所援引依据呢？草庐的《易》学，我不喜欢。至于用圆图来运用先天互体的体例，创制隔八缩四等各种方法，用六十四卦互相生成十六卦，用十六卦互相生成四卦为止，这是汉、魏诸儒所没有的，但实际上支离破碎不可信。总之，宋人误信先后天方圆各种图，认为出自伏羲、文王之手，而不知道那是陈抟、邵雍的学问的缘故，而《行状》说草庐在《易》学上自得的奥妙，不是学者所能立刻知晓的，而通晓其类别规律来探求的，都在《外翼》中具备。这固然出自弟子推崇其先师的话，但可惜完整的书不能见于今天，从而一一为之辩正。《草庐行状》，是虞学士道园所作。《年谱》，是危学士云林所作。

译（云濠谨按：草庐的《易纂言外翼》，谢山因为没见到完整的书而感到惋惜。朱竹垞在《经义考》中说：“曾在昆山叶氏处见到，但也不清楚具体的篇目。只有《四库书目》经部易类中记载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面注明是《永乐大典》本。”）

《尚书》二十八篇，是汉代伏生口授的，这就是所谓的《今文尚书》。伏生，原本是秦朝的博士。焚书时，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兴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向伏生寻求《尚书》，丢失了数十篇，只得到了二十八篇，伏生便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寻求能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想召见伏生，当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能行走。于是下诏让太常派遣掌故晁错前往受学。伏生年老，说话让人难以听清，就让他的女儿转述来教导晁错。齐地的口音大多与颍川不同，晁错不懂的大约有十二三处，只是大致根据他的意思连缀诵读罢了。这二十八篇，是伏生口授而晁错凭意思连缀诵读的，其中缺失、错误、颠倒的地方固然很多，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古《书》。汉、魏几百年间，各位儒生所研究的，不过就是这些。当时用来对应二十八星宿，大概是不知二十八篇之外还有书。东晋元帝时，有豫章内史梅𫖮增加了伏生《书》二十五篇，称为孔氏壁中的古文，郑冲传授给苏愉，苏愉传授给梁柳，梁柳的内兄皇甫谧从梁柳那里得到，传授给臧曹，臧曹传授给梅𫖮。梅𫖮于是上奏呈献这本书。现在考察传记所引用的古《书》，出现在那二十五篇之内的，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甫等人并指为“逸书”，那么汉、魏、晋初的各位儒生曾经没有见过。所以现在特别拿出伏氏二十八篇如旧，作为汉儒所传，确实可信，而晋代晚出的《书》，另外列在后面，以等待后来的君子选择。

《书》二十五篇，是晋代梅𫖮上奏呈献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尚书》。《书》有今文、古文的区别，为什么呢？晁错所受伏生的《书》，用隶书写成，隶书，是当时通行的字体，所以叫今文。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墙壁中藏的书，都是科斗文字，科斗文，是仓颉所造的字，所以叫古文。然而孔壁中真正的《古文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张霸伪造《舜典》、《汩作》、《九功》九篇、《大禹谟》、《益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谟》、《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称为《古文书》。汉《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篇者，就是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以及武帝时增加的伪《泰誓》一篇。《古经》十六卷者，就是张霸伪造的《古文书》二十四篇。汉儒所研究的，不过伏生《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罢了。张霸伪造的《古文》虽然存在，但辞义芜杂鄙陋，不足以被世人看重从而行骗。等到梅𫖮二十五篇的《书》出现，凡是传记所引用的《书》语、各家指为“逸书”的，收集无遗，既有证据，而且其言论大体合乎情理，比起张霸伪造的《书》来相差甚远了。将伏氏《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混杂上新出的《书》，总共五十八篇，加上《书序》一篇，共五十九篇，有孔安国的传及序，世人于是认为是真正的孔壁所藏。唐初各位儒生接着为之作疏义。从此以后，汉代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的《尚书》止于二十九篇的，废弃不再流行，只有这孔壁传的五十篇单独流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𫖮所增加的混淆，谁还能辨别！我私下曾阅读，伏氏书虽然难以完全通晓，但辞义古奥，它是上古的《书》无疑；梅𫖮所增加的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然没有一个字没有根据，但平缓卑弱，很不像西汉以前的文章。千年的古书，最晚才出现，而字画几乎没有脱误，文势几乎没有抵触，不也很可疑吗？吴才老说：“增加的《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诘屈聱牙。四代的书，作者不一，乃至出自二人之手，却定为两种文体，这也难以说通了。”朱仲晦说：“《书》，凡是容易读的都是古文，哪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损一字呢？”又说：“伏生所传的都难读，为何伏生偏偏记得那些难的，而容易的全不能记呢？”又说：“孔《书》到东晋才出现，此前各位儒生都没见过，非常可疑。”又说：“《书序》，伏生时没有，其文很弱，也不是前汉人的文字，只是后汉末人的。”又说：“《小序》决不是孔门旧作，安国《序》也不是西汉文章。”又说：“西汉文字重厚，现在《大序》格调极其轻浮。”又说：“《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之间人作，假托安国之名罢了。”又说：“孔《传》并《序》都不像西京文字，气象与

译《孔丛子》同样是同一人所伪造的伪书，大概是因为其中的言论多与《古文尚书》相互印证，且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的缘故。既然吴氏、朱子所怀疑的情况如此，顾澄怎敢对此疑点提出质疑，却坚决不敢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本《尚书》，那么是非之心便不可蒙蔽了。因此，现在将这二十五篇单独编为一卷，以区别于伏生所传的《尚书》。而原本分别冠于各篇篇首的《小序》，则合并为一篇，置于卷末；孔安国的《序》也一并附在后面；并借此说明其中可疑之处，这并非顾澄个人的私见，而是听从前代儒者所说。全书共四卷。现今尚存。（以上出自《书序录》。）

译谢山在《读草庐书纂言》中说：“宋代人多怀疑《古文尚书》，其中专门推崇今文经学的，是从吴澄（草庐）开始的。这本书问世后，人们才断定《古文尚书》是伪书，并想要废弃它，这不能说不算是吴澄的过错。近代诋毁《古文尚书》的人日益增多，甚至说应当选取吴澄的书列入学校以选拔人才，这也话说得太过了！朱彝尊（竹垞）也不相信《古文尚书》，但不敢公开直言，却说吴澄的著作不过是权宜之辞。唉！既然是权宜之辞，怎么能轻易用它来训诫后世呢！”

《诗经》中的《风》、《雅》、《颂》共三百十一篇，都是古代的乐章。其中六篇没有歌词的，是笙诗，旧时大概有乐谱来记录它们的音节，现在已失传。其余三百五篇，则是歌词。乐器有八类，人声最为珍贵，所以音乐中有歌唱，歌唱中有歌词。地方音乐中的歌唱叫作《风》，其中的诗歌是国中男女表达情思的言辞，是人心自然的快乐，所以先王采集它们编入音乐，配上弦乐歌唱。朝廷的音乐歌唱叫作《雅》，宗庙的音乐歌唱叫作《颂》，在宴饮、朝会、祭祀时使用。因为这种音乐应用于这些事，所以根据这些事而创作这些歌词。那么，《风》是先有诗而后配乐，《雅》、《颂》是先有乐而后作诗，诗歌与音乐的先后顺序不同，但它们作为歌词这一点是相同的。经典遭遇秦朝焚书，音乐失传而《诗经》得以保存。汉代儒生用义理来解说《诗经》，既然不知道《诗经》本是音乐，那么他们所解说的义理，又怎么能知道诗人命辞的本意呢！从汉代以来，解说三百篇义理的人，都依据《诗序》。《诗序》不知道始于何人，后人又加以增补。郑玄说《序》原本是一篇独立的著作，毛亨将其分开置于各篇之首。起初它独立成篇时，《诗》是《诗》，《序》是《序》，《序》中不符合经文本旨的地方，学者还可以考证发现。等到把它分开置于各篇之首，那么还没读经文，先读《诗序》，《序》就好像是诗人所命的题目，而《诗》文反而像是根据《序》而作的，于是读者必定在《序》中寻求《诗》的含义，又有谁敢在《序》之外寻求《诗》的含义呢！宋代儒生颇有察觉其错误的人，但没有人能断定。直到朱熹才深刻斥责其错误并摒弃它，然后足以洗刷千年的谬误。我曾经因此舍弃《序》而读《诗》，那么即使不烦劳训诂，意思也自然明白；又曾经强行让《诗》去符合《序》，那么即使曲解巧说，义理也愈发晦涩，这说明《序》对《诗》的危害很大，而朱熹对《诗》的功劳非常大。现在依据朱熹所定的，去掉各篇的《序》，使它们不混淆《诗》的正文，学者得以通过《诗》来求索《诗》，而不被《序》的解说所迷惑。至于《诗》篇的次序，文王的二南中夹杂着平王以后的诗；成王的《雅》、《颂》中也有康王以后的诗；变雅中或许有类似正雅的言辞，现在既然无从考证，不敢擅自更改。至于变风强行编入乐歌，未必都有用处；变雅或许模拟乐辞，未必都是为音乐而作，它们与《风》、《雅》合编，大概是因为同类附载罢了。《商颂》是商代的诗；《七月》是夏代的诗，都是异代的诗，所以放在《颂》诗、《风》诗的末尾。《鲁颂》是其臣子作为乐歌来颂扬其君主，不能称为《风》，所以归入《颂》。周公居东时的诗，不是模拟朝廷乐歌而作，不能称为《雅》，所以附在《豳风》中。（《诗序录》。）

《春秋经》十二篇，《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的文字各不相同。从前朱熹在临漳郡刻印《易》、《书》、《诗》、《四书》，《春秋》一经只用《左氏传》的经文，而说《公羊》、《谷梁》二经所以不同的地方，大多是人名的地名，而不是大义所系，所以不能全部具备。我私下认为三《传》的得失，前代儒生已经说过了。记载史事，《左氏传》比《公羊》、《谷梁》详细；解释经文，《公羊》、《谷梁》比《左氏传》精微。大概《左氏传》必有依据的书籍，而《公羊》、《谷梁》多是传闻的说法，况且人名地名的不同，或许是由于语音字画的错误，这类情况一律遵从《左氏传》就可以了。然而有考证于义理，确实发现《左氏传》错误，而《公羊》、《谷梁》正确的，那么又怎么能偏袒一方呢！唉！圣人笔削鲁史，在一字之微上极其谨慎，三家距离孔子不久，文字的脱漏错误尚且不能纠正，还指望他们能领悟圣人的微意吗！汉代儒生专门守旧，固守残缺，不合于公正，谁又能贯通异同，有所取舍。直到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人，才开始相信经文驳斥传文，以圣人的书法，编纂成条例，得其义者十之七八。自汉代以来，未曾听说有人先于他们。看赵氏所定的三《传》异同，用意严密了，可惜他的取舍未能完全恰当。间或曾经再次审订，以成就其完美。其中不关乎大义的，赵氏在三家中遵从多数，现在则如朱熹的意思，专门以《左氏传》为主。倘若义理有不然的，就遵从正确的，《左氏传》虽有事迹，也不遵从，一律以义理为准。唉！属辞比事，《春秋》教

译现在打算依据啖助、赵匡、陆质三家的遗留学说，广泛参考其他各家的观点，并参以我个人的浅见，使人们知道圣人的笔法有一定的法则，而这部经典没有不通达的条例，不敢随着文句随意生发义理，从而亵渎圣人的言语。只是有这个志向却没有空闲来完成，所以先校正其史实的文辞像这样。至于圣人所选取的义理，则等待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研讨。

译谢山在《读草庐春秋纂言》中说：“草庐先生所著的诸经著作，以《春秋纂言》最为出色，可惜他在开篇解释‘春王正月’时，仍然沿袭陈止斋、项平甫两家的错误，大概是稍微想与胡安国的《春秋传》立异，却仍然失之偏颇。”

《仪礼》十七篇，汉代高堂生得到后传授给瑕丘的萧奋，萧奋传授给东海的孟卿，孟卿传授给后仓，后仓传授给戴德、戴圣。大戴、小戴以及刘向《别录》所传的十七篇，篇目次序各不相同。关于尊卑吉凶的先后伦次，只有《别录》最为优长，所以郑玄采用它，如今流传于世。《礼经》残缺之余，唯独这十七篇是完整的书，连唐代韩愈尚且觉得难以读懂，何况比他差的人呢！自从宋代王安石推行新经义，废黜这部经典，学者更加罕见传习。朱熹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说三《礼》体制宏大，未能整理妥当。晚年想要完成这部书，对此极为恳切，《经传通解》就是他的分类草稿，打算等丧祭之礼完毕后加以删定，但没有福分赶上，于是成为万世的缺典。每次伏案阅读都为此惋惜。我私下认为，《乐经》既然已经亡佚，经典仅存五部。《易》的《彖传》、《象传》本来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传共同构成《十翼》，位于上下经两篇之后，但后人将它们插入卦爻之中。《诗》、《书》的序，本来各自成编，位于《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但后人将它们冠于各篇之首。《春秋》三经、三传，起初都单独流行，《公羊》、《谷梁》配合《经》，由来已久，最后注解《左氏》的人又将《传》分开以附于《经》的年下。为什么《传》文、《序》文与《经文》混淆，这不仅不足以尊崇《经》，而且在文义上多有阻碍，历经千百年没有人非议，也没有人纠正。直到东莱吕祖谦对于《易》，才开始依据晁氏本定为《经》两篇、《传》十篇。朱熹对于《诗》、《书》，各自去除篇首的小序，合并为一，置于《经》后；《春秋》一经，虽然来不及详细校勘，但也剔出《左氏》经文，并在临漳刊印。于是，《易》、《诗》、《书、《春秋》都恢复了孔子的旧貌。五经之中，没有被诸儒弄乱的，只有二《礼经》。然而三百三千（指礼的条目），不存的恐怕十之八九了。朱熹补其遗缺，那么在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领，而在其下分别疏解。脱稿之后，必定会有所科别，决不仅仅像现在的本子那样。如果执守现在的本子为定本，那么《经》的章节，却把后记、补、传分列在其左侧，这与《彖》、《象传》附于《易经》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没有吗？《经》的篇目，却把传篇、记篇、补篇交错置于其间，这与《左氏传》附于《春秋经》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没有吗？既然《易》、《书》、《诗、《春秋》四经有幸得以纠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被弄乱，这难道是朱熹对待《经》的态度吗！只知道尊崇信奉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这难道是朱熹对后学所期望的吗！唉，从朱熹以来，到现在将近百年，以我的不才，还幸得私下学习他的书，因此忘记自己的僭妄，就依据朱熹所分的《礼经》，重新加以整理。其《经》后的记，依照《经》的章节次序排列其文，不敢割裂，完全沿袭旧貌，附于篇末。其十七篇的次序，都依照郑玄本，不再夹杂其他篇目，希望十七篇《正经》，不至于混杂在二戴的《记》中。有《经》篇的，分离出来作为《逸经》。礼各有义，则是《经》的《传》，将戴氏所存的，兼刘氏所补的，合并作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最后，都分别成卷而不相混淆。此外全部归入戴氏的《记》。朱熹所辑的，以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也参酌取舍以去除重复，名叫《朱氏记》，与二戴并为三部。凡是周公的典制，那些没有坠失的，大概都包举而无遗漏。造化的运行不息，那么上天所秩定的，未必永远废坏，如果有议礼制度考文的人出现，所损益的，大概百世可知。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礼不会凭空施行，存诚主敬，致知力行，下学而能上达，多学而能一贯，从而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本心，使我的朱熹之学，末流不至于沦为汉儒学者那样。澄也不敢自暴自弃，志同道合的人尚且勉励我吧！

《仪礼逸经》八篇，由澄编纂次序。汉朝兴起，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后来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上报朝廷，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宫，而各位博士不肯应对。

译最终未能确立。孔颖达、郑玄所引用的《逸中溜礼》、《褅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章。唐代初期这些篇章尚存，但众儒生却不以为意，于是导致它们最终失传。真是可惜啊！如今所编纂的八篇中，有两篇取自《小戴记》，有三篇取自《大戴记》，有三篇取自郑玄的《注》。《奔丧》、《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本来是从《逸礼》三十九篇中得到的四篇。而像《投壶》这类篇章，则没有考证清楚。我怀疑《古礼》中散佚的篇章非常多，不止三十九篇。《投壶》、《奔丧》两篇的篇首与《仪礼》各篇的体例相同。《公冠》等三篇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大概是因为撰写《礼记》的人删取其中的要点编入《礼记》，不再是正经的完整篇章了。《投壶》在《大戴记》和《小戴记》中不同，《奔丧》与《逸礼》也不相同，由此可知这两篇也经过删削，只是不像《公冠》等篇那样严重罢了。五经的文字，大概都不完整，但它们确实是《礼经》的正篇，所以不能因为它们不完整就将其排斥在《礼记》之外，因此特意编纂为《逸经》，以接续在十七篇之后。至于《中溜》以下三篇，其经文已经亡佚，而篇名仅见于注家只言片语中尚未磨灭的痕迹，也一定要搜集整理而不敢遗漏，这也是“我爱其礼”的意思啊。

译《仪礼传》十篇，由陈澔编纂整理。查考《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中则有《冠义》、《昏义》；《仪礼》中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中则有《乡饮酒义》、《射义》；至于燕礼、聘礼等也都是如此。这些篇章大概是周末汉初的人所作，用来解释《仪礼》，而被戴氏抄录收入《礼记》中的。现在将这些篇章正视为《仪礼》的传注，所以不将其归入《礼记》，而是依照《仪礼》的篇目次序，汇集为一编。文中有不合次序的地方，颇为更动修正，例如《射义》一篇，交替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射礼，杂乱无章，将其厘定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采用清江刘原父所补的内容，并依据朱子的观点加以考订详述。于是《仪礼》的经文，从第一经到第九经，各自有了对应的传注。只有《觐义》缺失，然而《大戴礼记》中的《朝事》一篇，实际上是解释诸侯朝觐天子以及诸侯之间互相朝见的礼仪，所以用来补充觐礼的含义，从而构成这十篇《仪礼传》。

《周官》六篇，其中《冬官》一篇缺失，汉代《艺文志》将其列在礼家，后人称为《周礼》。汉文帝曾召见魏文侯时的老乐工，因此得到了《春官大司乐》的篇章。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喜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汉武帝寻求遗书得到它，藏于秘府，礼家的诸儒都没有见过。哀帝时，刘歆校理秘府书籍，才著录在目录中，大致用《考工记》来补充《冬官》的缺失。刘歆的门人河南杜子春能通晓其读音。郑众、贾逵从杜子春受业。汉末马融将学问传给郑玄，郑玄的注本，现在流行于世。宋代的张载、程颐非常尊崇信奉它。王安石又作了《新义》。朱子说这部经是周公所作，但当时施行，恐怕未能完备，后世的圣人即使再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的。至于肆意排斥诋毁的言论，那是愚陋无知之人的行为。《冬官》虽然缺失，用《尚书》中的《周官》来考证，《冬官》司空掌管邦土，却混杂在《地官》司徒掌管邦教的之中，现在选取掌管邦土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大概这样《冬官》就不会亡失，而将《考工记》另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

《小戴记》三十六篇，由陈澔编排次序。汉朝兴起，得到先儒所记录的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减合并为八十五篇，小戴氏又增删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因而为之作注，总共四十九篇，精粗杂记，无所不有。秦朝焚书之后，零星搜集，所谓存留十分之一于千百之中，虽然不能都纯正，但先王的遗制，圣贤的格言，往往依靠它们得以保存。只是这些篇章出自先儒著作全书的很少，大多是记录者旁搜博采，抄袭截取残篇断简，汇集编成，没有再加以编排次序，读者常常抱怨其杂乱无章。唐代魏郑公为此作《类礼》二十篇，不知道那本书究竟如何，而不可得见。朱子曾与东莱吕氏商讨三《礼》的篇目次序，想要取《戴记》中有关于《仪礼》的附在《经》后，那些不隶属于《仪礼》的，仍然别为《记》。吕氏没有来得及回答，而朱子也没有来得及做，幸好其大纲见于文集，还可以考证。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其条例与前所商讨的又不同了。其中所附《戴记》几篇，有的删削本篇的文字，而补以他篇的文字。现在不敢这样做，所以只在各篇之中分类梳理，以类相从，使上下章节文义连贯，章节的大旨，标识在左边，使读者开卷了然。至于篇目次序，《大学》、《中庸》程子、朱子已经表彰，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固然不容再夹杂在《礼》篇中，而《投壶》、《奔丧》，实在是礼的正文，也不可混杂在《记》中。那《冠义》、《昏义》、《乡饮酒仪》、《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是解释《仪礼》的，别辑为《传》，附在《经》后。此外还有三十六篇，称为《通礼》的有九篇，《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在其中；《《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在其中。称为《丧礼》的有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述丧事，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是丧礼的意义。称为《祭礼》的有四篇，《《祭法》一篇记述祭祀，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是祭祀的意义。称为《通论》的有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

译《缁衣》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文辞典雅纯正，与其他篇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认为它们应置于全书之末。唉！自汉代以来，这本书已经流传一千多年了，其篇章错乱混杂，直到朱熹才想要加以订正，却未能完成，难道对后人没有期望吗！我斗胆采纳他的见解，加以修订完成，使篇章文句井然有序，先后始终颇为严谨审慎，将来研习礼学的君子，在此考证信实，或许会有所借鉴吧！这不仅仅是为了做戴圣的忠臣而已。

译谢山在《读草庐礼记纂言》中说：“《礼记》是草庐晚年所完成的著作，大概是承接朱子未竟的遗绪而加以阐发，用功最为勤勉。然而我曾听王震泽说：‘四十九篇虽然出自汉儒之手，但既然已经辑录成书，流传既久，就不应擅自割裂颠倒。’这话多么有见识啊！即使朱子再生，也一定会对此心悦诚服。草庐所编纂的，以卫正叔的《集说》为底本。我年轻时曾删订正叔的言论，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后来拿《纂言》来对照，发现已有先我而为之的人了。古人著书，各有渊源，就是这样的。”

《大戴记》三十四篇，是由澄编排次序的。查《隋书·经籍志》记载《大戴记》有八十五篇，现在该书缺失前三十八篇，从第三十九篇开始，到第八十一篇结束，应当是四十三篇，中间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以及第六十一，这四篇又缺失，第七十三篇有两篇，总共四十篇。根据说是八十五篇，那么末尾又缺失四篇；有人说只有八十一篇，都无法考证。我私下认为，大戴类聚这些记载，大多被小戴所选取，后人将剩余的篇章合并，仍然称为《大戴记》，已经收入《小戴记》的，不再收录，却缺失了篇目，因此这本书冗杂泛泛，远不如小戴的书，大概那是精华，而这是糟粕罢了。然而其中偶尔存有精妙的语句，不可丢弃遗漏。它与《小戴记》重复的，是《投壶》、《哀公问》。《投壶》、《公冠》、《诸侯迁徙宗庙》、《诸侯衅宗庙》四篇既然已收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收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记》已经选取，那么在那边应当保留，在这里应当删去。此外还有三十四篇。《夏小正》相当于《月令》。《明堂》相当于《明堂位》。《本命》以下的《杂录》，事理文辞大多与《家语》、《荀子》、贾谊、傅毅等人的著作相出入，并非专为记载礼仪而设。像《礼运》以下的各篇，《小戴记》文字多有缀补，而这里都是完整的篇章，所以篇中的章句很少更改，只是文字错误，参互考校，未能完全订正，尚且等待喜好古代博学之士来完善。（以上出自《三礼序录》。）

《汉书·艺文志》说：“《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今文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传授它，各自成为名家。经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古文不同。”《隋书·经籍志》说：“《孝经》，是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拿出它。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一同出土，孔安国为之作传。刘向用颜本比对古文，删除了繁复惑人的部分。而孔安国的本子，在梁朝亡失。到了隋朝，秘书监王劭访得《孔传》，河间的刘炫，于是叙述其得失，在民间讲习，逐渐传到朝廷。儒者都说这是刘炫自己伪造的，不是孔子的旧本。”邢昺《正义》说：“《古文孝经》，隔代亡失。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在京城集市上从陈人处得到本子，送给著作郎王劭，王劭拿给河间的刘炫看，并让他校定。刘炫于是将《庶人》章分为两章，将《曾子敢问》章分为三章，又多了《闺门》一章，共二十二章，因而撰写了《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唐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论说：“《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得到的颜芝本，到刘向以此校勘古文，定为十八章。那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壁，没有流行，于是亡失了原本。近来的儒者随意穿凿更改，伪造《闺门》一章，文句凡俗鄙陋，又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另分为一章，以凑足二十二章之数。”朱子说：“《孝经》只有篇首六七章是本经，其后都是传文，都是齐、鲁间的儒生摘取《左传》等书的语句编成的。传文又颇失其先后次序。”澄按：孔子的遗言，只有《大学》、《论语》、《中庸》、《老子》所述，纯正而不混杂，此外传记诸书所载，真伪混淆，难以完全相信，《孝经》也是其中之一。我详细考察《孝经》这本书，起源于孔子、曾子一时的问答之语，今文出于汉初，说是曾氏门人记录的旧本，已经不可确知。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壁中得《古文孝经》，认为是秦时孔鲋所藏。昭帝时，鲁国的三老才将它献上，刘向、卫宏大概曾亲手校勘。魏、晋以后，该书亡失，世间通行的，只有《今文孝经》十八章而已。隋朝时，有声称得到《古文孝经》的，其中与今文增减异同，大都不过一两个字，而文势还不如今文通顺，用许慎《说文解字》所引，以及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又都不符合，决非汉代孔壁中的古文。宋代大儒司马光酷爱尊崇相信它，朱子《刊误》也依据古文，未能识破其用意。现在看邢氏《疏》的说法，那么古文是伪作，就清楚了。又看朱子的论述，那么即使是今文，也有可疑之处。现在特意依据朱子《刊误》，用今文古文校勘其同异，定为此本，以等待后

译这就是君子所说的。（《孝经序述》。）

译◆草庐讲友

太学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纯，乐安人。南宋末年，被推荐补入国学。草庐先生曾说：“像子纯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儒和资深学者，少得如同晨星。”

编修虞井斋先生汲

虞汲，蜀地人，是郡庵的父亲。曾担任黄冈县尉。南宋灭亡后，他从海上返回，隐居在临川的崇仁，以礼义忠信著称，乡里人都信任他。与吴伯清结为朋友，吴伯清称赞他的文章清丽而纯正。晚年稍出山担任教授，有识人的眼光，在众学生中赏识鲁参政子翚、欧阳承旨原功，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以国史院编修的身份退休。（参见《赵东山集》。）

（梓材谨按：先生后来被追赠为四川参政，是沧江先生刚简的后代。沧江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任礼部尚书〇，次子任兵部侍郎〇。兵部侍郎有三个儿子，次子从龙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先生。尚书没有儿子，便让先生继承宗族事务，大概是作为从孙来继承从祖的。《道园行状》称沧江先生为曾祖，实际上沧江先生确实是先生的曾祖。）

（云濠谨按：赵东山为《雍公行状》中，称先生为尚书之孙。欧阳圭斋在《雍公神道碑》中却说：“尚书没有儿子，而从祖渠州有六个儿子，长子兵部直宝文阁〇有三个儿子，次子朝请郎通判惠州从龙的儿子虞汲，年长且贤能，于是让他继承后嗣，这就是井斋先生。”说的就是先生。）

◆草庐同调

文靖贡云先生奎（父亲是士瞻。）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父亲士瞻，（梓材按：《万姓统谱》写作士浚，现在根据《马石田集》校正。）努力学习，磨砺节操，南宋灭亡后，便不再做官。曾创办义塾以接待四方学者，乡人非常尊敬他。晚年才生下先生。先生天资聪颖敏捷，容貌仪态端庄稳重，十岁就能写文章。长大后更加广泛地综合研究经史。在元朝做官，担任齐山书院山长，历任江西儒学提举，阐发性理之学，学生们都恭敬聆听，毫不懈怠。升任集贤直学士。去世后，谥号文靖。（参见《姓谱》。）

山长黄资中先生泽（附李溉之。）

黄泽，字楚望，他的祖先是资州内江人。父亲仪可，多次科举不中，跟随兄长骥在九江做官，蜀地发生战乱，无法回去，于是定居在那里。先生生来就有非凡的资质，慷慨激昂地以阐明经学、弘扬道义为志向，喜好苦思冥想，屡次因此致病，病好后又继续思考，久而久之，好像有所领悟，于是作《仰高钻坚论》来勉励自己。蜀地人研究经学，必定先依据古代注疏，先生对于名物度数，考订精密审慎，而在义理上完全宗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撰写了《易春秋二经解》、《三礼祭祀述简》。元成宗大德年间，代理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后来调任洪州东湖书院，接受教导的学生越来越多。起初，先生屡次梦见孔子，以为是偶然现象，不久又梦见孔子亲手授予他所校订的《六经》，字画如同新写的一样，由此深受感动启发，开始醒悟过去所解释的多是盲从旧说而错误，于是作《思古吟》十章，极力阐述圣人德容的盛大，上达文王、周公。任期届满回家，闭门教授学生以奉养双亲，不再做官。曾说道：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经籍残缺不全，传注家大多牵强附会，近世儒者又各自凭才识去探求，所以议论虽然很多，但经书宗旨却更加晦暗，必须积累诚心、钻研精微，有所领悟进入，然后才能窥见圣人的本意。于是列出《六经》中一千多条疑难问题，展示给学者。不久便完全领悟了失传的宗旨。自称每当在幽静闲适、寂寞无聊、疾病困顿之时有所心得，时间久了，就豁然开朗，无不贯通。从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袭而下，凡是邃古之初，万物变化的本源，典籍所不能详尽记载的，都清晰明白如同揭开蒙昧，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然后从伏羲、神农以来，下至春秋末年，帝王的德行和王道，都好像亲身处于其中、亲眼目睹其事。于是《易》、《春秋》传注的错误，《诗》、《书》未决的疑问，《周礼》非圣人书的诽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晓的，都冰消瓦解，各自归于条理。近代深思苦学的学问，推举他为第一。吴草庐曾观看他的著作，认为平生所见通晓经学的士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然而先生向来谨慎持重，不曾轻易与人谈论。学士李溉之奉命出使经过九江，愿意行弟子礼受教一经，先生推辞说：“凭您的才华，花费一年的功夫，什么经不能通晓，不过是用笔传授其义理罢了。至于我，是在经历百艰万苦之后，才能有见解，我不是邵雍，不敢以二十年林下之期来期待您。”李溉之叹息离去。有人问先生：“如此保守秘密，难道不怕没有传人吗？”回答说：“圣经的兴衰，上关天运，难道是区区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起初，先生在家时，郡守和寓居的官员中还有能敬重先生的，以学校宾师的礼节对待他，每月供给米六斛、钞三十千。这是建国初期贤明的太守，设立此制以奉养前代无处归宿的寓公。先生恭敬谨慎地奉持，以粗茶淡饭侍奉双亲，欢然自得。又过了十多年，双亲相继去世，先生年近六十。多次遭遇荒年，家人采集野果草根充饥。巡视地方的蔡副使，核查学粮的名册，说先生只是一个老儒罢了，将每月俸禄削减三分之二，先生安然自若，毫不在意，只是认为圣人之心不明，而

译经学失传，如同自己犯了罪一样，是最大的悲痛。至正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从黄氏补本录入。）

译九江经说

《周易》起源于数，依据数来设立卦，依据卦来确立象，依据象来产生意，依据意来生成辞。所以孔子说：“《易》就是象，确立象来穷尽意。安居时观察它的象并玩味它的辞。”圣人论述《易》作为教化的意义就是这样，《易》不可废弃象，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象学失传，汉代儒者只是零星地搜集那些浅陋的内容，不足以领会圣人的本意，于是王弼“忘象”的说法兴起，到了邢昺更是想要忘记卦象、抛弃爻画。虽然近代大儒相继出现，理学大为昌明，但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忘象辩》）

象有一卦的象，有一爻的象，有的就近取之于人身，有的就远取之于万物，有的通过六爻相互推演，有的依据阴阳消长而形成象，这些学者还可以探求。然而有象之外的象，就不是思虑意想所能达到的了，何况用设立条例的方法来寻求呢？李鼎祚在王弼抛弃之余进行编缀，朱震后来出现而更加精密，丁易东继承他而更为详细，但圣人确立象的奥妙终究无法显现。（《象思》）

象学既然明了，就依据象来领会意，依据意来领会辞。阴阳消长有一定的契机，上下贵贱有一定的分别，善恶吉凶有一定的法则，位置得当之处，孔子无法独自言说，那些不属于卦和爻细微之处，文王、周公本来也不认为它们重大，然后才知道三圣人的《易》，只是一个整体罢了。如果舍弃象而寻求，那么人人都有自己的《易》，不期求不同却自然不同。（《辨同论》。以上为《易说》）

《春秋》有鲁国史官的书法，有圣人的书法，而近代竟然有采用夏历季节、冠以周历月份的说法，这是史官书法和圣人书法都丧失了。（《元年春王正月辩》）

解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脱离史实来论事，不离开传文来探求经文，不单纯用褒贬来怀疑圣人，斟酌时宜以取中道，这是实义。尊王贱霸，尊君卑臣，内华夏外夷狄，都是古今通行的义理，然而人人自以为是，家家自成一家之言，而《春秋》始终没有定论，所以一切断定为虚辞。（《笔削本旨》）

解说《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认识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苛刻琐碎的说法自然就会退居一旁了。那些认为《春秋》只是记录实事的人，那么《春秋》就只是一部直笔史书可以修撰，这也算不上了解圣人。（以上为《春秋说》）

《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弃失传的原因，大致相似，如果通晓其中一种，就可以触机而悟了。大概古代占筮的书，就是卦爻类比事物取象，悬空其义理，用来判断吉凶，都是自然的道理，乃是上古圣神所做的事。文王、周公作《易》，特意取一二条确立辞句以阐明教化。自从九筮之法亡失，凡是筮人所掌管的，都再也无法看见，而象义隐微，于是成为百世不通的学问了。鲁国史书记事的法则，确实有周公遗留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从韩宣子的话可以看出。圣人依据鲁史修撰《春秋》，该写就写，该删就删，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那么一定有与史官书法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说它的文字是史官写的，这部经本来就不出自史官。现在鲁史的旧文也无法再看见，所以朱熹认为不知道哪些是圣人所写，哪些是圣人所删，而《春秋》书法也成为历代不通的义理了。（《易象春秋说》）

六官所掌管的，都是修习唐、虞、夏、商已经实行的事务，虽然有因袭变革、增减损益，或者更加详密，但大体不能相差太远，不是周公创立的制度。古今风俗事物的体制不同，学者不深入考察世道的变化，却随意指出其中一二古老遥远可疑的地方，认为不是圣人的书，这不难辨明。唯独其分封诸侯的制度，与《孟子》不合，这是应当讨论的。大概《孟子》所说的，是依据殷代的制度，《周官》则是周家的制度。计算武王兴起周朝时，殷代的诸侯还有一千多国，既没有功劳增加土地，也没有罪过削减土地，这应当保留其原有的封地，百里以下的分为三等。如果按照《孟子》的说法，那么周公、太公有大功勋，以及其他功臣，应当封爵，以及并建宗亲，作为藩屏，怎么可以用百里的法则来限制呢！自然应当采用周制。诸侯厌恶其有害于自己而去除其籍册。这本书当世的学者很少能看见，那么周家一代的制度，即使《孟子》也有不能详述的地方。（《周礼说》）

祭祀的法度，虞、夏、商、周都以禘、郊、祖、宗为四种重要的祭祀。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享，就是圆丘方泽。郊祀上帝，以后稷配享。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祈求谷物，四时在四郊祭祀五天帝以迎接节气。祖祭喾以后稷配享，尊崇始祖所从出的源头。宗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总配五天帝。其后则祖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宗祭武王于明堂，以配享五帝。凡此，都是郑玄的义理，所以《周礼》《大司乐》注将圆丘、方泽、宗庙称为三禘，大概天神、地祇以及始祖所从出为三大祭，都是五年一次的禘祭。郊祭次于圆丘，社祭次于方泽，宗祭次于祖祭，都是每年常举的祭祀。东迁之后，土地狭小财力匮乏，大礼于是废弃，所修行的只有郊社二

译祭祀，所以有圆丘、方泽两次禘祭，传记中也很少提及，这不是浅薄的见闻所能涉及的。《周礼》中有“祭祀天则遍祭上帝，祭祀地则遍祭四方”的文字，天地主宰唯一，所以称为“祀”；上帝、四方神灵不止一个，所以称为“旅”。王肃想把圆丘当作郊祭，可以吗？《司服》篇说，君王“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如此。”既然说“也如此”，那么五帝的祭祀与昊天上帝就不是同一场祭祀了。王肃想把它们混为一谈，可以吗？《孝经》称严父配享上天，又说“在郊祀中以后稷配享天，在明堂宗祀中以文王配享上帝”；《易经·豫卦》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推崇功德，殷勤地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上帝也是天神。王肃想废除五天帝而用五人帝来代替，可以吗？昆仑是地的顶点，神州是地的中心，都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地神主宰昆仑、神州，并非设立这两场祭祀，而是向两处求神。大地神灵深不可测，不知道神灵在那边呢？还是在这边呢？所以向那边求神，也向这边求神。郑玄认为方泽祭祀昆仑，北郊祭祀神州。北郊在经典中没有记载，错误地分成了两处，王肃由此把昆仑、神州合并为一场祭祀，于是把北郊当作方泽，可以吗？如果郑玄知道乐舞九变的祭祀是禘祭，却不提及高辛氏（喾），又认为禘祭小于袷祭，这就是他的失误了。所以断定说，郑玄的学说深刻但不完整，王肃的学说明白但实际浅薄。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采用他的说法，合并圆丘、方泽两处祭祀于南郊，历代没有沿袭，而《周礼》中关于天神、地示、人鬼最盛大的祭祀，于是成为古今无法决断的疑案了。

译姜嫄踩了上帝的足迹，心感欣喜而生了后稷，周人特意为他立庙祭祀，称之为“閟宫”。君子认为，圣人的出生，与常人不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意义。何况在人类初生、元气化育的开端，五天帝的精气感应而成为帝王的祖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五帝感应而生的祭祀，在上古流传已久，并非纬书凭空捏造的说法。况且《河图》、《洛书》中蓍草推算的数理，都属于纬书的文辞，难道可以废弃吗？（《辩感生帝》。）

二社是用来祭祀水土谷神的，并配以句龙和后稷，并不是祭祀大地。按照礼制，天子、诸侯、群百姓、大夫以及庶民都设立社坛，所以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置社的名称，其意义高低不同，像这样却称之为大社的祭祀，可以吗？商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商朝，都毁坏前朝的社坛，这是羞辱它。遇到旱灾或水灾，就更换社稷，这是责备它。君王以父亲侍奉天，以母亲侍奉地，难道可以责备、羞辱吗？《周礼》规定君王祭祀社稷和五祀时穿希冕，因为社稷与五祀同等，使用第五等级的礼服，不能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相比，那么社坛不是祭祀大地，就很明白了。传文说：“头顶皇天，脚踏后土。”这说明后土就是大地。《周礼》规定，大祝、大封首先告祭后土，大军旅、大会同适宜在社坛举行，又建国时首先告祭后土，那么后土就不是社坛了。《舜典》说：“向上帝举行类祭，向六宗举行禋祭，向山川举行望祭。”六宗是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和大地，所以它的祭祀在上帝之后，山川之前。《周礼》规定，四望与五帝在郊外同设祭坛，又与祭祀大地使用同样的玉器，又与山川使用同样的祭服，那么四望就是祭祀大地的四方。又有分乐所祭祀的五土之神。祭祀大地的礼仪，不止于方泽，而想要用社坛来代替，可以吗？《周礼》以圜丘对应方泽，以天神对应地示，以苍璧礼敬天对应黄琮礼敬地，以祭祀天旅祭上帝对应祭祀地旅祭四望，《尚书》及《礼记》却多以郊祭对应社祭，大概是因为郊祭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仪专门针对圜丘方泽，〇祭祀天神地示，其意义广远，分为四种祭祀，就很明白了。天地之道，高深玄远，大神大示不可烦渎，所以每年的事务在郊外祈求，而水土的变故则在社坛责备，这是古人设立祭祀的深意。胡氏家学，不相信《周礼》，所以专门立意如此立说。（《辩胡仁仲说》。）

赵东山说：“先生的意思是认为，圣人制定礼仪，远近、亲疏、高下、贵贱都有自然的次序，必须通达其本源，然后才能懂得礼仪的含义。大概圜丘所祭祀的，是整体圆转的天，总括南北极、黄赤道、日月星辰所依附的而言，所以主祭在北郊，而说天神都降临，这是总祀天神。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因为它在上而为主宰，所以叫上帝；分主五方，所以叫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就叫六宗，都是天神分祀的对象。方泽所祭祀的，是整体承托大地的地，总括山林川泽极天所覆盖的而言，所以主祭在昆仑，而说地示都出现，这是总祀地示。大地有四方，望着它的方向祭祀叫望，五岳四渎的祭祀叫山川，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的祭祀叫五土，水土的祭祀叫社，都是地示分祀的对象。所谓自然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

《大传》说：‘君王禘祭其始祖所从出的帝，以其祖配享。诸侯祭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视其君，在袷祭时及其高祖。’这是以禘与袷相对而言，那么禘和袷都是合祭，通观上下文可以看出。大概诸侯的袷祭，如同天子的禘祭，诸侯祭及其太祖，大夫士祭及其高祖，是有庙无庙的主人都存在，而又上溯及其太祖、高祖，所以叫袷。天子则在七庙，及祧庙之上，更祭及其所从出的帝，所以叫禘。如果说禘祭其祖所从出的帝，反而不及有庙无庙的主人，寂寥简短，不符合人情了。所以程子说：‘天子叫禘，诸侯叫袷，其礼仪都是合祭。’《尔雅》说：‘禘，是大祭。’如果不大合昭穆，怎么能称为大祭呢？字书训释说：‘禘，就是谛，审谛昭穆。’如果不是合祭，怎么会有昭穆呢？大概后稷有庙，郊祭既已祀帝，喾虽然配天而无庙，不可缺略人鬼的享祭，所以五年一次禘祭，则后稷率领有庙无庙的主人，共同享祭于喾，所以使子孙都能见到祖先。又因为世次久远，见到始祖的功德尤为盛大，何况后稷的庙毁。庙，数十世的主人都藏在那里，难道可以在享祭喾的时候屏弃他们吗？大概禘和袷之所以相互混淆，是因为天子诸侯的制度不明，先儒有的推演天子的礼仪来解说诸侯，有的推演诸侯的礼仪来解说天子，不知道诸侯的礼仪有袷无禘，天子的禘礼必定兼有袷，虽然其意不主合食，而率领子孙共同尊崇一祖，自然应当合食了。《礼》说：‘天子单独祭祀礿，合祭禘、合祭尝、合祭烝。’那么天子合祭，随时都用。（《辩赵伯循说》。）

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为天子诸侯

译这是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公死后，成王和伯禽亲自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来祭祀周公。成王是贤明的君王，鲁公是贤明的君主，必定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根据《鲁颂》中“白牡骍刚”来推究，这是记载礼制的人的过错。禘祭，是殷代诸侯最隆重的礼仪，周公制定了“不是天子就不行禘祭”的法度，所以用袷祭来代替它。成王因为周公对王室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命令鲁国用殷代诸侯最隆重的礼仪来祭祀周公，以显示不把周公当作臣下的意思，所以祭牲使用白色的牡牛。白牡，是殷代的祭牲；骍刚，是鲁公的祭牲，这又可以看出鲁公以下的人，都在太庙中合祭，而礼制的等级起初未曾敢与周公相同。又根据《春秋》来推究，这也不是每年的常规祭祀。成王斟酌礼制的意旨大概就是这样，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有祭祀文王作为自己祖先的礼仪。在群公的庙里行禘祭，那是后世才开始僭越的。然而晋国也有禘祭，大概是因为晋文公对王室有功勋劳绩，想要效仿鲁国的禘祭并向天子请求，所以得以使用。至于东周的诸侯，为作为自己祖先的天子建立庙宇，称为“周庙”，像鲁国和郑国就是这样。然而只称为“周庙”，不敢把它称为祖庙；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那么子孙也不敢在庙里参与享祭，只是单独祭祀自己的祖先罢了。祭祀使用在位者的俸禄，也就是使用诸侯的礼仪罢了。如果鲁国既然得以在周公的庙里行禘祭，那么“周庙”也应该行禘祭，禘祭必定有配享，那么本来适宜在文王庙里以周公配享。如果依据赵氏的说法，那么鲁国本来没有文王庙，只是在周公庙里祭祀文王，届时临时设立文王的神主和尸来接受祭祀。这在礼制的意旨上实在不相符合。如果认为有文王庙，那就是从文王庙迎请尸进入周公庙，让父亲去就儿子，让尊贵者降临卑下者，必定不是这样。鲁国的郊祭和大雩祭，是在周平王时期，鲁惠公请求的，因此得以郊祀苍帝，而三望虽然僭越，但还不敢完全与王室相同。（《辩成王赐鲁天子礼乐》。以上内容出自《戴记说》。）

译古人重视声教，所以采集诗歌来观察教化影响的深浅。然而现在《诗经》三百篇中，有出自太师采集的，如《周南》、《召南》就是。有记录在史官那里，而非太师采集的，如《豳风》以及周大夫所作的诗就是。其余各国风诗，大多是东迁以后的作品，大都是各国史官自行记录。当周朝兴盛时，美刺之诗不兴起；《汉广》、《江沱》等诗，虽然是展现诸侯的美好，但风化的本源，实际上系于周朝。后来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的善恶都与周朝无关，所以不通过美刺，都称为变风，因为它们不系于《二南》，而各自形成风气。《周礼》记载，君王巡狩时，太史、太师同车。而且他们官属所掌管的事务，都有世代奠定的系统之说。在采集诗歌的时候，太师掌管此事，而太史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等到巡狩之礼废除，太师不再采集诗歌。此后，各国的诗歌，都是该国史官自行记录，用来考察风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如果《左传》在高克的事情上说“郑人为之赋《清人》”，在庄姜的事情上说“卫人为之赋《硕人》”，必定有所依据。所以《大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道理，痛感人伦的废弛，哀叹刑政的苛刻，吟咏性情，以讽谏上级，通达事变，而怀念旧俗。”这是说诗的人不可不辨别采集诗歌的时代背景。《黍离》降为《国风》，这时王室的恩泽还没有枯竭，所以人民忠爱他们的君主，还能像这样。后来，听的人已经玩忽，说的人也厌倦，于是互相遗忘，那么即使是《国风》，也不可再见到。到了这时，那么自书契以来，文治的系统开始断绝了。以时代来考察，《国风》止于《泽陂》，在周顷王的时候，相当于鲁文公的时候，所以说“王者的教化熄微而诗亡”，所以说诗的人还要评论他们的时代。（《诗说》。）

（梓材谨案：楚望及东山，黄宗羲补本另外列为《九江学案》，而谢山《序录》没有，因为楚望是草庐最推崇的，并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起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草庐任江西儒学副提举，推荐他进入国学。明宗在潜邸时，选拔他为说书秀才。等到出镇云南，先生在军中。明宗想起兵陕西，先生劝谏说：“太子此行，对国家来说是君命，对家族来说是叔父的命令，怎么可以违背呢？此行未必不是福气。如果向京师发射一支箭，史书必定记载太子谋反，不可后悔了。”左右的人厌恶他的话，打发他回去。居住在陋巷，教导子弟，文宗知道他的名声，任命为秘书监典簿。任期届满，遭母丧。再次任命为中瑞司典簿，改任汾西县尹，都不就任。有人劝他做官，先生说：“以前为了亲人委屈自己，现在亲人已经死了，还做什么官！”至正年间，朝廷重新选拔守令，浙帅泰不华举荐他为平阳沁水县尹，也不赴任。近臣又推荐他授予经郎，先生于是假装哑巴，不与人交往。生平喜欢读《周易》，终日端坐。有人问：“先生的学问以什么为本？”回答说：“以敬为本。”著有《水云集》若干卷。（从黄宗羲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先生传，黄宗羲补本列在《李俞诸儒学案》，现在因为草庐推荐他进入国学，附入这一卷。）

◆草庐家学（双峰三传。）

廉访吴先生当

吴当，字伯尚，草庐的孙子。幼年继承祖训，精通经史百家之言。草庐去世后，四方跟随学习的人都到先生那里完成学业，凭借推荐从国子助教历任官职至翰林直学士。顺帝至元年间，江南盗贼兴起，大臣有说先生世代居住在江右，熟悉民俗，而且他的才能可以胜任政事，特别授予江西廉访使，收复建、抚两郡。当时参政朵歹正驻兵在这里，嫉妒先生屡次获胜，功劳在自己之上，于是捏造流言，说先生与盗贼勾结。诏令解除兵权。不久被除名。在此之前，先生平定盗贼的功绩报告，从广东海道没有到达京师，而朵歹的公文先到，所以朝廷责备先生，贬官。等到得到功绩报告，知道他是诬陷，又拜为江西参政。命令还没有下达，而陈友谅已经攻陷江西。先生戴黄冠，穿道士服，闭门不出，每天以著书为事。友谅派人征召他，先生以死自誓，被拘留在江州一年，始终不屈服。归隐庐陵的谷坪。著有《周礼纂言》及《学言稿》

◆草庐门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复初，清河人。读书看过就能记住，各种经典都有师法。当时虞集以治经闻名于世，先生说：“集所研究的，只是朱子所确定的，非常不广泛。”官至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至治二年在任上去世。赠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文敏。起初，先生任江西省掾，吴草庐在郡学讲学，先生询问《易》、《书》、《诗》、《春》奥义，感叹说：“与吴先生交谈，如同探索深渊大海。”于是终身执弟子礼。

学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

译此人客居崇仁。官职做到奎章阁侍书学士。至正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先生的文章被当世人所尊崇，而他的学术渊源则来自父亲吴汲。他与草庐先生是朋友，先生以契家子弟的身份跟随草庐先生交游，因此得到了他的真传。

译道园文集

许文正公的遗著，对于圣贤之道、五经之学，其志向可谓深远。他的门人从文正公那里所得到的，还不足以完全体现文正公的心意。然而后来那些随声附和、盲目追随的人，认为修饰辞藻、阐明义理是玩物丧志，认为辨析疑难、回答问题是躐等求进，认为无所作为是涵养德性，认为深沉忠厚是变化气质，对外使天下人的耳目变得聋盲，对内使求学者的思想变得昏昧，对上辜负国家，对下辜负天下，却还说文正公的学问，果真出自于此！（《送李扩序》。）

（云濠谨按：先生自题其书名为《道园学古录》，大概是由他的门人分类编辑而成，其中应制文十二卷，在朝文二十四卷，归田文三十六卷，方外文八卷。又按：先生也号邵庵，袁清容为他作了《邵庵记》，见《清容居士集》。）

参政贡玩斋先生师泰

贡师泰，字泰甫，宣城人，是文靖公贡奎的儿子。在国子监学习，成为诸生。泰定四年，初次做官，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被任命为绍兴路总管府推官，治理政事的成效在诸郡中排名第一，又回到翰林院。多次升迁，历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调任户部尚书，分管福建地区。被召为秘书卿，走到浙江海宁时，生病去世。先生性格豪放洒脱，相貌雄伟，既然以文章闻名，而在政事上尤其擅长，所到之处政绩往往显著。尤其喜欢接待引荐后辈，士人中贤能的人，不论认识与否，都加以推荐，因此士人的赞誉一致，都归向他。有诗文若干卷流传于世。（参考史传。）

（云濠谨按：先生号玩斋。《万姓统谱》记载他官至浙江参知政事，将家迁到乌程。《四库书目》著录《玩斋》十卷、《拾遗》一卷，《提要》称赞他本来以政事留名，而年少时继承父亲的家学，又师从草庐先生，与虞集、揭傒斯等人交游，所以文章也有渊源。）

学士鲍西溪先生恂

鲍恂，字仲孚，崇德人。曾经师从草庐先生学习《易经》。洪武初年，因为精通经书被召授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坚决推辞回到家乡。学者称他为西溪先生。

都事蓝先生光

蓝光，字仲晦，江西人。在草庐先生门下受业。起初担任安南路主事。江西陷落后，先生进入福建，转任行省照磨，不久升为检校，改任都事。当时八郡骚扰，陈参政正从事兴办劳役，先生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拂袖而去。全福建内附后，先生穿着深衣、包着头巾，隐居教书，过了三十二年去世。擅长诗文，考据古代制度尤其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兰

夏友兰，字幼安，乐安人。侍奉母亲以孝顺谨慎闻名。跟随草庐先生学习。大德年间，建立鳌溪书院，捐献田地五百亩来供养学者，行省向朝廷推荐他。三次在潜邸拜见仁宗，赐予书院匾额，授予会昌州同知，推辞不受。

袁楼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诚夫，临川人。归来侍奉吴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门下，自号楼山。所著有《征赋定考》一书，援引经传，论述井田水利的方法非常完备，是经世致用的书，邵庵为之作序。又有文集藏在家中。

征君黄西斋极（附子宝。）

黄极，字建可，乐安人。以师礼侍奉草庐先生。元统年间，南台推荐他穷究义理之学，恪守贫素之风，廉洁正直不阿谀，不求显达，征召他不起用。所著有《西斋集》。儿子黄宝，字仲瑶，精通经史，与何淑、张洁、王翊并称乐安四杰。明永乐年间，派遣使者征召他，也不起用。

李先生本（祖荣，父伯源，从父季渊。李先生栋（合传。）

李本，字伯宗，临川人。在草庐先生门下学习。祖父李荣，至元初年，担任行军令史。宜黄南坑盗贼起事，调兵捕治，商议划定地域用军队歼灭他们，李荣据理力争说不可。当时归附不久，守吏大多想用威势制服众人，军中又贪图他们的子女金帛，计策都出于此，听到李荣的话变了脸色，主将发怒，拉弓射李荣，李荣说：“杀我来活万人性命，可以。”兵官惭愧醒悟，把箭收进箭袋，说：“现在该怎么办？”李荣说：“盗贼是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如果是良民，难道不知道逃避死亡。按兵不动，用诚意晓谕他们，盗贼可以擒获。”主将听从了他，抓获盗贼首领四人，其余散去，乡民于是安定。孙子澹轩为他立碑。父亲李伯源，担任宁都学正。草庐先生去世后，来求学的人都依附李家，先生与堂弟李栋讲明濂、洛之学。住所建有环翠亭、君子堂，虞邵庵都为之作记。李栋的父亲李季渊，曾经三次割股疗母疾，都痊愈了，郡人以孝称颂他。

征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符会。（云濠按：谢山底本《札记》说：“字好谦，见《姓谱》。”）金溪人。自从游历草庐先生门下，闭门潜心研究经史，草庐先生称赞他写文章达不到古人水平就不停止。济南张起岩在江南行台，征辟他担任宪司掾；京兆贺某在相位时，想推荐他进入史馆，都没有就任。至正年间

译当地发生寇乱，最终遭受了祸患。他著有《鸣阳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译黎仲基，名载，以字行世，是临川人。他家三代办理丧事都不用僧人道士。先生性情端庄持重，曾经在郡学拜谒草庐先生，草庐先生高兴地说：“一年中所接待的人，没有比得上你的。”郡里以明经博学的理由推荐他，湖广左丞章伯颜征召他担任太平路儒学教授。蕲州、黄州盗贼起事，他常常用奇策辅佐章伯颜在江上取胜。归来后在瓜园建造房屋。洪武初年，再次被推荐但不起用，去世。有《瓜园集》十卷、《语录》 eight 卷。

国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远，（云濠按：《江西林志》作黄伯远。）是金溪人。年轻时跟随草庐先生学习，考中进士，授任国子博士。元朝灭亡后，回到故乡隐居。王英曾经作《六贤咏》，说的是葛元〇、刘杰、朱夏、陈介黄冔以及先生。

王西斋先生梁

王梁，是乐安人，字纯子。以草庐先生为师。曾经修筑汪陂，灌溉田地千顷，县令燮理、溥化，郡守杨友，都对他加以礼敬。有《西斋■》藏在家中。

杨玉华先生准

杨准，字公平，是泰和人。行为修养高洁，曾经向吴文正公学习，文章高古，很被虞集、揭傒斯推崇赞许，危素尤其敬服他。号玉华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是吉水人。以草庐先生为师，通晓《五经》，坚守朱子之学，尤其善于推演阐述其学说。

通判皮先生溍

皮溍，字昭德，是清江人。曾经跟随草庐先生游学，得其要领。凭借父亲南雄总管的荫庇补任邵阳丞，廉洁且有惠民政绩。任期届满回家，三次征召才起用，担任平江路通判，流通货币，公私都感到便利。

举解先生观

解观，是吉水人。天历年间乡试中举，参与编修《宋史》。有《四书大义》流传于世。

（梓材谨按：《春雨堂集》记载先生初名子尚，字观我，参加科举时改名观，吴文正公改他的字为伯中。称他著有《宋书》一千卷、天文星历一卷、地理若干卷、推演八阵图注《武经刑书考》一卷。又称他作《万分历》，推算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疑通释》。）

（又按：先生深通《易经》。《经义考》叙述草庐《易纂言》有观生作跋，说先生著此书将近四十年，壬戌年秋季书成，第二年春天观生请求刻印。又说：“抄写不到一半，恰逢特旨派遣使者召入翰林院，观生随侍到郡城，集合志同道合的人分卷抄写完毕。”观生恐怕也是先生的名字。）

教谕黄先生盅

黄盅，字子中，是万载人。向临川吴草庐学习，草庐先生惊奇于他意志坚定，把女儿嫁给他。至正丁卯年，在乡试中举，授任龙泉县学教谕。曾经题写他的读书堂为“大本”。有虞道园的记文。

隐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声甫，是新昌人。出生刚十岁宋朝就灭亡了，听到长老谈论崖山之事，就流泪哭泣。长大后，读《夷齐传》，击节愤慨叹息。跟随吴草庐学习，草庐先生因被推荐征召想要出行，先生劝止他，他不听从，于是先生归隐。在南洲山中建造房屋，自命名他的书轩为《待清隐居》。

编修赵先生宏毅（附子恭。）

赵宏毅，字仁卿，是晋州人。好学，曾经跟随吴草庐游学。担任国史编修官。元朝气数已尽，明军攻入城中，先生感叹说：“我现在只有一死来报国罢了。”于是与妻子解氏都自缢而死。他的儿子恭担任中书管勾，也与妻子诀别说：“我的父母已经死了，还敢爱惜生命吗！”于是穿着公服面向朝廷拜别后自缢而死。

王先生祁

王祁，〇城人。早年向临川吴草庐先生学习。有所收获后，仍然东归在乡里教授，士人多依赖他而成就。

李先生扩

李扩，是归德人。向草庐先生受业。又跟随道园学习写文章。（补。）

陈先生伯柔

陈伯柔，是崇仁人。吴文正公、虞文靖公开设讲学时，先生以同乡子弟的身份在他们门下受业，研究经学则推本于文正公，修辞则取法于文靖公。他游历江东时，文靖公曾经赠给他文章，其中的话认为伯柔有志于圣贤之学，而二程子的学说起初没有同异，并且极尽归于天德王道之论，大概他对先生的期望非常深切。（参《王忠文集》。）

编修黄先生冔

黄冔，字殷士，是金溪人。博学明经，善于写文章，尤其擅长诗歌。凭借左丞相太平的奏请，授任淮南行省照磨，未赴任，改任国子助教，升任太常博士，转任国子博士，升任监丞，提拔为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八年，京城已经攻破，先生感叹说：“我凭借儒学出身，屡次蒙受国家恩惠，担任国子师，在禁林代言。现在即使不杀我，有何面目见天下士人呢！”于是投井而死，享年六十一岁。有诗文流传于世。（参史传。）

承旨危云林先生素（别见《静明峰学案》。）

文忠包先生希鲁

包希鲁，字鲁伯，是进贤人。向草庐先生学习。他的教导

译一个人应当先注重德行，然后才讲求文艺。（云濠案：先生著有《点四书凡例》。）等到他去世，门人私下追谥他为文忠。（补。）

译熊万初先生本（父亲熊绍。）

熊本，字万卿，又字万初，临川人。父亲熊绍，是进士。先生年幼时聪慧颖悟，经史典籍看一遍就能背诵，父子之间以师友相称。十八岁时，就闭门讲授学问，郡中的优秀士人多跟随他学习，当时的名士如孙澹轩辙、熊天佣朋、龙麟洲仁夫、揭文安傒等都互相推崇赞誉，有的甚至不拘辈分，结为忘年之交。吴文正公在崇仁山中倡导道学，先生背着书箱徒步前往跟随学习，摘录经书中疑难的七十二条，反复诘问辩难，文正公一一作答，都切中要害，先生为此高兴得睡不着觉。闲暇时讨论《古文尚书》，滔滔不绝数千言，引证精当切要，文正公非常器重他。南宋末年，刘须溪以文辞闻名一代，人们争相模仿，先生唯独怀疑其怪诞偏僻，于是探究其根源，向虞文靖公请教，文靖公也器重他。先生从此以讲学著文为务。至正癸巳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著有《读书记》二十五卷、《经问》四十卷，《读史衍义》若干卷、《旧雨集五十卷，此外还有《朝野诗集》五百余卷、《吴山录三十卷、《仁寿录》一百卷。《吴录》即记录在吴门问难所得的内容。《仁寿录》则是手抄文靖公的文章。（参看《宋文宪集》。）

酒务丁先生俨

丁俨，字主敬，新建人。游学于吴草庐门下，草庐以礼相待，为他撰写了“主敬”字说。范〇曾拍着他的背说：“有美君子，如金如玉，我比不上他。”母亲生病，他侍奉汤药，两个月不解衣带。等到母亲去世，他哀痛毁损身体，几乎断气。亲手编撰《金闺彝训》八卷，以及《小溪集》四卷、《寓兴十卷。被任命为龙兴酒务大使，恰逢兵变未能上任，在家中去世。（参看《南昌府志》。）

州判许先生晋孙

许晋孙，字伯昭，建昌人。延佑二年进士。初出仕后，跟随草庐游学，常以入门晚为遗憾。多次升迁至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详细见于黄晋卿所作的墓志铭。将死前一个月，梦见作诗说：“至道难闻岁年晚，圣贤不作后世乱。”早上告诉别人说：“我这首诗辞意非常悲凉。”不久便病倒。（补。）

饶先生敬仲

饶敬仲，是草庐的弟子。（补。）

（梓材谨按：草庐为周氏所作的墓志铭中说：“饶宗鲁，是临川喜好修养的士人。”又说：“他的儿子约，跟随我在京师，听到丧讯才回去。”大概这就是先生，而敬仲是他的字。

教授郑先生真（另见《深宁学案》。）

◆道园讲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学识渊博，善于写文章。曾被召到京师，不久，归隐于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听到他的名声，等到即位，用币帛征召他，他不赴任。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身份推荐他，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到了杭州，称病坚决推辞，并写信给丞相说：“将万事合为一理，将万民合为一心，将千载合为一日，将四海合为一家，才可以谈论制礼作乐，从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于是没有赴任。先生沉静寡欲，没有疾言遽色的表现。与人交往，尤其笃守道义，平时书册不曾离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没有不通晓研究的，尤其擅长篆书和隶书。著有《诗经表义》、《六书通编》,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参看史传。）

（云濠谨按：虞道园为先生作《思学斋记说：“我最初在京师认识杜伯原先生，他博识多闻，我心里喜爱敬重他。偶尔跟随他游学，他应对无穷，充沛自如。”又说：“不久，他离开隐居在武夷山中。他的朋友詹景仁大力资助他，使他更能随心所欲地追求所愿学的学问，而我没能跟随他。延佑庚申年，我居丧，在临川，原派人来告诉我：‘我著书以求《皇极经书》的宗旨，你快来一起讲论。’并且说：‘我用“思学”命名斋居已经很久了，你为我作记。’”可见先生是道园的讲友，也曾研习邵雍的学问。又按：先生的祖先从京兆迁徙到天台。）

◆王氏家学

王西斋先生梁（见上文《草庐门人》。）

◆虞氏家学

学士虞邵庵先生集（见上文《草庐门人》。）

◆虞氏门人

文靖孛朮鲁先生翀（另见《萧同诸儒学案》。）

文公欧阳圭斋先生玄（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贡氏家学

参政贡玩斋先生师泰（见上文《草庐门人》。）

◆资中门人

隐君赵东山先生汸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曾在九江黄楚望门下受业。先生潜心研究《春秋》，楚望告诉他：“穷究经书的关键，在于深思罢了。然而如果不彻底领悟传注的失误，也就不知道如何思考。”请问深思的方法，楚望说：“应当以一事为

译按礼制，女子有五种情况不娶，其中一种是丧父的长子。注解说：“因为无人接受命令。”近代解释的人说：“大概是丧父而没有哥哥的人。”丧父而没有哥哥的女子很多，有什么罪过而被人如此断绝婚约呢？这不符合先王的本意！暂且由此思考，或许两三年，或许七八年，如果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就会知道先儒解说经典，那些已经通行的，未必都恰当；那些尚未通行的，也未曾不可以深入思考。”先生退下后思考，丧父而无兄的女子，确实不应当与违背伦理、犯法或患病的女子一同被世人抛弃。过了很久，才找到合理的解释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类人，所以说无人接受命令，注解并没有失误。如果是丧父而无兄，那么期功之内的亲属都可以主持婚事了。”先生曾将此见解向黄楚望请教，黄楚望说：“你能这样探求，很好。然而六经中的疑难义理，像这样的很多，应当致力于完善并谨慎思考，不要轻易发表。”于是传授《春秋》的要旨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先生思考了一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黄楚望为他调换说法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先生大概从此开始通达《春秋》笔削的权衡。（云濠按：过氏《庭训分省人物考》说：“先生师从黄楚望，又写信拜访临川虞集，求见草庐吴澄的道学渊源。”）晚年，隐居东山，著述直到年老也不疲倦，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传》、《属各十五卷，《左氏补注》十卷，《师》三卷。他的门人倪尚谊续成《春秋集传》。

译《春秋集传》自序

《春秋》是圣人治理天下的著作。书成一年之后孔子就去世了，当时最优秀的弟子，大概只有少数人得到了他的传授。历经战国、秦、汉直到近代，解说《春秋》的学者将近数百百家，其中真正深知圣人创制本源的，只有邹地的孟子罢了。因为孟子说：“王道衰微而《诗》亡，然后《春秋》才作。”这是孔、孟传授《春秋》学说的微言大义。周朝虽然失去了政令，但先生所倡导的《诗》、《书》、《礼》、善的教化在民心之中并未泯灭，所以善行有赞美，恶行有讽刺。等到极点时，三纲失去秩序，上下互相遗忘，怨愤讽刺之作不再产生，那么文、武、成、康治理天下的道统就完全湮灭无余了。世道变化如此，如果《春秋》不作，那么人心将到哪里去归宿呢？所以说：“《诗》亡然后《春秋》作。”隐公、桓公时代，王室日益卑微，齐桓公的霸业开始兴起，这是《春秋》开始记载的原因。定公、哀公时代，中原日益衰败，晋国的霸业逐渐废弛，这是《春秋》结束记载的原因。当时天命仍在周朝未改，但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桓公、文公的功绩，不可歪曲，所以圣人详细记载，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古代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一国的事情。《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即策书，事情是否被记载，有周公遗留的法度，由太史掌管，不是普通人所能议论的。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一旦取来太史所掌管的史书加以修订，鲁国的君臣难道能不感到疑惑吗？然而该怎么办呢？凡是史官所记载的，有笔有削，史官不记载的，不加以增补，所以说：“其文则史。”史官主要在于如实记录罢了。《春秋》志在拨乱反正，该笔就笔，该削就削，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这不是史官所能达到的，所以说：“其义则某窃取之矣。”这就是创制的本源。然而自从孟子以来，很少能推究这个说法来论述《春秋》的，大概其失误是从《三传》开始的。左氏看到了史实，他所阐发的都是史例，所以常常依据史例来解释经文，这是不知道笔削之中有义理。公羊、谷梁看到了经文，他们所传授的，还有经文的遗义，所以常常依据经文来生发义理，这是不知道其文辞是遵循史法的。后世学者，舍弃《三传》就没有师承，不能统一。那些兼取《三传》的，就主观臆断没有依据，流于偏颇失去中道。那些厌倦于寻绎考证的，就想完全舍弃《三传》，直接探究遗留的经文，分异乖离，不知统纪。直到永嘉的陈君举，才开始采用两家的说法，参酌左氏，用他不记载的来印证他记载的，用他记载的来推究他不记载的，算是掌握了学习《春秋》的要领。然而他的蔽病，就在于把左氏所记录的当作鲁史的旧文，而不知道策书有体例，夫子所依据以加笔削的，左氏也没有见到。左氏书首所载的不书之例，都是史法，不是笔削的义理。公羊、谷梁所说的常事不书，乃是笔削的一个义理，不能通用于全经。陈氏对于左氏所记录而经文不记载的，常常用常事不书的法则来断定，甚至认为是夫子所削去的，这与圣经不合的地方也很多了，这是因为不考察孟子而昧于创制的本源。我曾经论述过，策书的体例有十五条，而笔削的义理有八条。策书的体例：一是，国君举动必记载，非国君命令不记载。二是，国君即位，不行即位礼不记载。三是，纳币，迎娶夫人，夫人到来，夫人归宁，都记载。四是，国君夫人去世，不成丧礼不记载，安葬不用夫人礼则记载为卒，国君被弑则避讳而记载为薨。五是，嫡子出生则记载，公子大夫在位去世记载卒。六是：国君女儿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迎、女归、娣归、来媵、送女、卒葬、来归都记载，如果是大夫妻子则只记载来迎。七是，按时祭祀按时打猎，如果过时越礼则记载，军赋改作超过制度也记载，这是史官记录内部事务的。八是，诸侯有命告则记载，崩薨不赴告则不记载，即使涉及灭国，灭国不告败，胜国不告克，不记载。九是，即使是霸主的战役，命令不及鲁国，也不记载。十是，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嫁给诸侯，即使告也不记载。十一是，诸侯的大夫出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就记载，这是史官记录外部事务的。十二是，凡是天子的命令，无不记载，王臣在诸侯国办事，就用内部的辞令记载。十三是，大夫已受命则书名氏，未受命则只书名，地位低微者名氏不记载，只记载其事，外部地位低微者书人。十四是，将领尊贵士兵少称将，将领卑贱士兵多称师，将领尊贵士兵多称某帅师，国君亲自率领不言帅师。十五是，凡是天灾物异无不记载，外部灾害告则记载，这是史官通录内外事务的。笔削的义理：一是，保存策书的大体。凡是策书大体，曰天道，曰王命，曰民

译凡是这类记载在史册上的，都不加删削。《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史册的大体原则，我不予改变，认为它如同鲁国的《春秋》一样。第二点，借助笔削来行使权变。《春秋》拨乱反正、治理世事，因此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以此互相彰显其义理，记载的是用笔，不记载的是用削。笔削的大致情况有五种：有的省略相同之处以保留差异，例如公出行不记载“至”之类；有的省略常规以阐明变故，例如释放囚犯不记载“朝正”、女子回娘家不记载“归宁”之类；有的省略彼方以显示此方，例如以“来归”为义则不记载“归”，以“出奔”为义则被杀不记载之类；有的省略正确以彰显错误，例如诸侯有罪以及勤王复辟不记载之类；有的省略轻微以阐明重大，例如不关乎天下大事的不详细记载。第三点，改变文辞以示义理。《春秋》虽然有笔有削，但所记载的都沿用主人的辞令。然而有事同而文辞不同，有文辞相同而事情不同的情况，如果这样，赏罚就没有章法，是非就不明显，于是有了改变文辞的方法，旨在让学者通过文辞的异同详略来探求，从而辨别嫌疑、明确是非。第四点，辨析名分与实际的界限。这也属于改变文辞。正统必须记载“王”，诸侯称爵位，大夫称名和氏，四方边远地区即使强大都称“子”，这是《春秋》的名分。诸侯不尊王而霸主兴起，中原没有霸主而荆楚横行，大夫专权用兵而诸侯离散，这是《春秋》的实际。于是有去掉名分以保全实际的情况：征伐在诸侯，那么大夫领兵不称名氏，中原有霸主，那么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掉名分以责备实际的情况：诸侯不尊王那么正统不记载“王”，中原没有霸主那么诸侯不排列君位，大夫领兵省略其通常称呼则称“人”。第五点，严谨区分华夏与夷狄。这也属于改变文辞。楚国到了东周时期，僭越称王、扰乱华夏，所以霸主的兴起，以抵御和排斥夷狄为功。自从晋国霸业中衰，楚国更加侵凌中原，甚至假借讨伐贼寇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只知道有楚国罢了，所以《春秋》记载楚国的事，没有不表达其严厉的；而记载吴、越和徐国的事，也一定与中原使用不同的辞令，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大义。第六点，用特笔来正名分。笔削不足以完全表达义理，而后有了改变文辞。然而祸乱既已到了极点，大的名分不明，即使改变文辞仍不足以完全表达义理，而后圣人加上特笔，以此来正名分。改变文辞虽然有增减，还说是史官的常规辞令，如果是特笔，那么辞意卓异，不再是史官的常规辞令了。第七点，依据日月来阐明类别。上下内外没有区别，天道人事反常，前六种情况尚不能完全显现，于是又借助日月的法则，区分并辨别它们。大致以日为详细，那么不以日为略；以月为详细，那么不以月为略。以日为常规，那么不以日为变；以不日为常规，那么以日为变。严重时以不月为异常。以月为常规，那么不以月为变；以不月为常规，那么以月为变。严重时以日为异常。旨在让学者通过连缀辞令、比较事件来探求，那么笔削、变文、特笔各自以类别明确，而日月又互为经纬，没有细微之处不显现的。第八点，辞令遵从主人。主人，指的是鲁君。《春秋》本是根据鲁国史书编成的，孔子作经，只用笔削来显明义理，除非有所是非正误，都沿用史官旧文，而所纠正的，也不多见，所以说辞令遵从主人。这八种，实在是制作《春秋》的权衡标准，然而圣人议论而不争辩。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善行被记载就是褒扬，恶行被记载就是贬斥，其褒贬都是千万世人心的公论，圣人哪里会有私心呢！辞令足以阐明义理就可以了。因此，知道保留史册的大体原则，而治理内部的人，常常与外部不同，那么称孔子为法书的人，不足以谈论《春秋》了。知道借助笔削来行使权变，而治理外部的人，常常与内部不同，那么称其为实录的人，不足以谈论《春秋》了。知道一经的体要，议论而不争辩，那么凡是说《春秋》赏人的功劳，罚人的罪过，灭人的家族，废人的爵位，褒扬而称字，贬斥而称名的人，也不足以议论圣人了。所以学者必须知道史册的体例，然后笔削的义理才可以探求，笔削的义理既然明白，那么凡是凭借虚妄辞令解说经义的人，那些苛刻深刻、辩驳急切的言论，都不攻自破，然后《春秋》治理世事的大道才可以得以阐明。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孟子的遗言还在，那么又怎么能追求圣人的心意于千百年之上呢！我自从早年听到资中黄先生论述《五经》的旨意要点，对于《春秋》以探求书法为先，于是思考了十多年，终于在孟子的言论中有所心得，依据他的说法来考证《三传》及诸家陈氏的书，详细知道其得失异同的原因，于是辑录成书，名叫《春秋集传》，共十五卷。还担心学者沉溺于所听到的，不能没有疑惑，另外撰写《属辞》八篇，揭示其隐微之处，传给志同道合的人。

译《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

《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史事的书籍，圣人对其加以删改，以寄托拨乱反正的权变之道，只有孟子能够识破其中的深意。自从《春秋》三传失去了它的宗旨，《春秋》的大义便不再明晰。《左传》对于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变，大致具备了始末，而且诸侯赴告的情状、史策书写的体例，也偶尔有所体现，那么它所载的事迹与文辞，大概是有据可考的；它的过失在于不知道通过笔削来体现大义。《公羊传》和《谷梁传》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来阐发大义，不能说它们没有师承，然而它们不知道这些文辞是史官的体例。所以三传的得失虽然不同，但学习《春秋》的人，必定从《左传》开始。然而自从唐代啖助、赵匡以来，解说《春秋》的人无不主张兼取三传，而对于《左传》的取舍尤其详细，按理应当有所阐发，但《春秋》的大义却更加晦暗。为什么呢？凡是《春秋》的写作，是因为诸侯没有尊王，大夫没有尊君，所以上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的盛世相比，下也与秦汉以来天下制度统一于一人的情况不同。礼制丧失、音乐流散、逐渐衰微的原因，都不能用后世一概而论的法度来衡量。而近代解说《春秋》的人，大抵都用后世的事情来概括，那么他们从《左传》中选取的内容也就疏漏了。况且他们解说经书的大旨，不出褒贬和实录两个方面。然而崇尚褒贬的人，文辞苛细、条例严密，出入没有标准，这本来就不是用来论述圣人的方法；那些认为《春秋》只是实录的人，仅仅是史官的工作，又怎么能用来谈论《春秋》呢！因此解说虽然很多，但各家各人见解不同，他们的过失比起三传更加严重，没有能够因为孟子的话而反过来探求本源的人。直到资中黄先生的教导，才说《春秋》有鲁史的书法，有圣人的书法，必须先考证史法，然后圣人的法度才可以探求，至于它的本源脉络，都包含在《左传》中，这是因循孟子的话而深入思考，也已经很精妙了。我自从开始求学，就选取《左氏传》、《注》等书，伏案研读数年，然后才知道鲁史的旧章，还依赖《左传》保存了梗概。既而在两传之间反复推敲，出入于百家学说十余年，又知道三传之后，解说《春秋》的人，只有杜预、陈傅良是有依据的。然而杜预在序言中说自己所著的书，自己知道不能错综经文以穷尽其变化，那么他专门修撰《左氏传》来解释经书，不过是姑且尽一家的言论。陈傅良将两传贯通于《左传》，用他所记载的，来证明他所不记载的，差不多善于探求笔削的宗旨，然而不知道圣人的法度与史法不同，那么还是不免于两传的弊病。只是《左氏传》经过唐宋诸儒诋毁之后，几乎无一言可信，想要让人潜心于此而不疑惑，很难啊！我偶尔探究它的得失，并且选取陈傅良的章指，附在杜预《注》之下，去短集长，并补其所不及，希望史文与经义，互相显现端绪，有志之士得以由此窥见圣人述作的本源。凡是传中所叙述的事迹，大多是列国简牍的遗存，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记载的，其中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宗旨，注疏有未完备的地方，我颇加采录孔颖达的疏来阐发并贯通它。那些牵强附会、粗俗浅陋的，有不能逃脱后世儒者议论的，我也都列出他们的说法，以穷尽是非的公正。如果对于经书不能理解，就对传产生怀疑，务必用一概而论的说法来解释经书，而没有依据来支持他的说法，这哪里是杜预、陈傅良所能比拟的呢！所以三传之外，不可以没有辩证，至于这两家其他的说法，固然来不及涉及了。

（梓材谨案：谢山原稿标题有《东山学案》的条目，《序录》中没有，并且丢失了部分文字，这里从姚江补本增入。）

◆邵庵门人（双峰四传）

监丞陈先生旅（附师傅古直）

陈旅，字众仲，莆田人。起初跟随乡先生傅古直游学，出仕为闽海儒学官。到达京师，虞集见到他所写的文章，感叹说：“我年老将要退休，把斯文托付给你。”朝夕以道义学问互相讲习，推荐授予国子助教，历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应奉翰林文字、国子监丞，去世时享年五十六岁。

祖望谨案：陈众仲的学问，是其祖先从赵南塘那里得到的。

左丞王先生守诚

王守诚，字君实，阳曲人。跟随邓文原、虞集游学。泰定元年进士，累官至参议中书省事，出为河南省参知政事晋升左丞。

参政苏滋溪先生天爵（另见《静修学案》）

乡举刘先生霖

刘霖，安福人。跟随邵庵学习。至正丙申年在乡试中举，没有做官。（补）

李先生扩

先生伯柔

熊万初先生本（并见《草庐门人学案》）

◆众仲讲友

乌春风先生本良（另见《静明宝峰学案》）

◆玩斋门人

参政郑先生桓（另见《师山学案》）

◆杜氏门人

提举张先生理

张理，字仲纯，清江人。考中茂才异等，历任泰宁教谕、勉齋书院山长，最终官至福建儒学副提举。著有《易象图说》三卷、《大易象數钩深图》三卷。后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为他的书作序。（从黄氏补本录入。梓材谨案：此传黄氏补本列于《李俞诸儒学案》。《闽书》记载先生曾经跟随杜

译清碧在武夷山，完全掌握了他的学问，将他从《易经》中领悟到的道理，推演成十五幅图，用以阐明天道自然的景象，因此被收录在此。）

译《易象图说》自序

《易经》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效法它们。”河图、洛书，是天地阴阳的象征；《易经》，是圣人用来描摹天地阴阳神妙的著作，所以一动一静，形成阴爻（──）和阳爻（—），奇偶相生，动静互变，演化出四象，上下左右相交，于是《易经》的卦画就产生了。用圆圈画天，用圆圈画地，用圆圈画水，用圆圈画火，用圆圈画泽，用圆圈画山，风依附于泽，雷依附于山，卦画用来表现象征，象征用来确立名称，名称用来彰显意义，意义用来端正言辞，言辞通达而《易经》的著作就形成了，将要顺应性命之理，探究礼乐的根源，成就变化而运行鬼神，这些都要不出河图、洛书的象征与数理罢了。河图中代表天的圆圈，是一；河图中代表地的横线，是二；河图中间的部分，是五行（古“五”字）的运行。阳数一、三，是参天（三称为参）；阴数二、四，是两地（二称为两）。参天数为九，是阳的作用。两地数为六，是阴的作用。洛书的横排三数，是卦的体。洛书的井字九宫，是卦的位。洛书的纵横十数，是卦的合。（乾九坤六合为十，坎七离八合为十，震七巽八合为十，艮七兑八合为十。）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十数，是河图、洛书的枢纽。以十重叠为二十，则左右前后，是河图四正的体。以十交叉为二十，则四正四隅，是洛书九宫的纹理。顺行而向左回旋的，是天的圆形，浑仪历象由此制定；逆行而向右分布的，是地的方形，封建井田由此开启。用圆包容方，用方局限圆，那么就能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逾越，曲成万物而不遗漏。只有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身体上半部分同于天，身体下半部分同于地，头圆足方，腹阴背阳，离卦之目外明，坎卦之耳内聪，口鼻有山泽之象，声气有雷风之象，所以天下的道理得以确立而人在其中成位，由此可知《易经》即我的心，我的心即《易经》，所以推演而绘成图，分章为六位而三才完备，叙述为六节而四时运行，合成为六体而身形具备，经作为六脉而神气完整，表作为六经而治教确立，协作为六律而音声和谐，官作为六典而政令修明，统作为六师而邦国太平，因此因位以明道，因节以叙德，因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经以考核礼制，因律以正乐，因典以平政治，因师以慎刑罚，而大易八卦的体用就完备了。（以上八图，现在附在《外篇》中。）八卦相互交错、摩擦、激荡，因而重叠它们，变化而贯通它们，推演而施行它们，于是六十四卦圆方变用的图就出现了。圆形的用来效法天，方形的用来效法地，变化的用来顺从道，应用的用来和合义，然后蓍草策数来综合其数理，变占来阐明其筮法，分挂揲归，交重反变，全都作为图来显现其象征，作为解说来铺陈其意义，虽然这些言论不本于先儒传注的宗旨，或许差不多接近圣人作《易经》的大意，改正并订正它，恳切地请求并审定它，这是深切期望于志同道合的人。

◆赵氏门人（资中再传）

倪先生尚谊

倪尚谊，是赵东山的门人。赵东山的《春秋属辞》成书后，又修改《集传》，使其归于统一，至正二十七年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先生用《属辞》的义例加以印证，用平时从赵东山那里听到的加以质询，参互考据，补全了它。（参见《东山行状》。）

（云濠谨案：先生有《春秋集传》后序）

卷九十三 静明宝峰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订）

静明宝峰学案（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订）

静明宝峰学案表

陈苑 祝蕃 危素

（慈湖、曾潭续传） 李存 何琛

张翥

（象山四传）

涂几

（附邹矩）

张率

王埏

徐震

上官岊

李絅

刘礼

危素（见上文《蕃远门人》）

舒衍

吴谦

曾振宗

闵甲

赵偕 陈麟

（节斋孙） 桂彦良 （从子）宗儒

（慈湖三传） （从子）宗蕃

（象山四传） 乌本良

乌斯道 （子）熙

向寿 （子）朴

李善

罗拱

方原

王桓

叶心

李恒

郑原殷

冯文荣

王真

顾宁

罗本

翁旭

洪璋

徐君道

译方观

裘善缉

翁昉

岑仁

王慎

童惠

王权

高克柔

顾勋

王直

裘重

周士枢

译郑慎

茅甫生

胡舜咨、李孝谦（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桂乌讲学的朋友。）

时观

王约

（都是宝峰讲学的朋友。）

杨芮（另见《慈湖学案》。）

（宝峰的同窗。）

静明宝峰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杨简（号慈湖）去世后，陆九渊的学说就衰落了。石塘胡宏虽然由朱熹之学转入陆九渊之学，但未能振兴。使陆学中兴的，江西有陈静明，浙东有赵宝峰。因此撰写《静明宝峰学案》。（全祖望案：这一卷的《序录》原稿题为《陈赵二先生学案》。又按：黄宗羲本《金溪续传》，将陈静明与门人祝蕃、李存二先生附在《金溪学案》中，自黄宗羲开始将陈静明、赵宝峰单独列为学案。）

◆杨傅续传（象山四传。）

隐君陈静明先生苑

陈苑，字立大，江西上饶人。人们称他为静明先生。年轻时研习儒学，不随世俗庸碌。曾经有人传授他金丹术，他不相信。后来读到陆象山的书，高兴地说：“这难道不足以启发我的智慧吗？又难道不足以增强我的实践吗？还要去别处寻求什么呢？”于是尽数搜求陆象山及其门人如杨敬仲、傅子渊、袁甫、钱子是、陈和仲、周可象等人所著的经学等书籍来阅读，更加欣喜。（全祖望案：黄宗羲原传作“所著《易》、《书》、《诗》《春秋》、《礼》、《孝经》《论语》等书”。）越知道越多，越实践越多。有人批评他违背当时崇尚的风气，他回答说：“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当时，科举考试正采用朱熹的学说，听到陆氏学说的人，都讥讽非议，诋毁贬低，更有甚者想要中伤他，而先生发誓至死也不后悔，彻底洗刷训诂支离破碎的习气。跟随他游学的人，往往有所醒悟，从此人们才开始了解陆氏的学说。先生一生刚方正大，对于人情事理，没有不通晓熟练的。对强暴者无所畏惧，对奸邪者无处可逃，虽然沉浮于乡里巷陌之间，却毅然以昌明古道为己任。一生困苦，却始终执着于学术异同的辨析。没有千金的财产、一命的官爵，却有忧虑天下后世的心。别人认为对的，他不随便附和；别人认为错的，他不随便反对。他的高足弟子有祝蕃、李存、舒衍、吴谦，被称为“江东四先生”。先生去世后，祝蕃详细地撰写了他的行状，现在失传了。（全祖望案：原传说：“至顺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元代的儒者如草庐许衡调停朱熹、陆九渊之间，石塘胡宏由朱入陆，师山吴澄由陆入朱，如果要说笃信并固守，以继承陆九渊学脉的，只有陈静明、赵宝峰罢了。（修。）

黄宗羲案：陆氏的学说，流传于浙东，而江西反而衰落了。到了元代，许衡、赵复在北方倡导朱熹之学，所以士人只知道朱熹之学，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理解朱熹之学，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作为凭借，不得不从事罢了，那么没有人谈论陆氏学说，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陈静明竟然能在残破的典籍中独自领悟，兴起这些人，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

◆节斋续传（慈湖三传。）

隐君赵宝峰先生偕

赵偕，字子永，是忠惠公赵与〇的后代，慈溪人。学者称他为宝峰先生。志向崇尚敦厚朴实，不做矫饰，曾经学习科举文章，说：“这是富贵的阶梯，不是身心修养的益处。”于是放弃不再学习。等到阅读杨慈湖的遗著，恭敬沉默地反省自己，领悟到“万象森罗，浑然一体，吾道一贯”的意思，说：“道就在这里，何必去别处寻求呢！”于是坚定地自信三代时期的治世可以复兴，而百家之说可以统一，于是隐居在大宝山的山脚下。同乡的优秀人士乌本良等都跟随他，每天举出遗留经典中的言论，来裁制狂妄简略的言行。有人劝他做官，他说：“我本是宋朝的宗室子弟，不是不想做官，只是不可以做官。况且现在也不是推行大道的时机。”但他曾说：“孔子以道设立教化，而没有一天心中忘记天下”，所以虽然身处山林，时常有忧虑世事的表情。慈溪县令陈文昭拿着经书请教学业，行弟子之礼，先生将治理民事的方法告诉他，陈文昭因此得到了慈溪百姓的民心。曾经借马易之进入大都的机会，托话给危素说：“从前所说的圣贤治国的政务，可以实行吗？”元代末年动乱，方国珍占据浙东，逼迫先生做官，他不赴任。遗留的文章有《宝云堂集》，因为战乱兵火而不完整。嘉靖年间，他的后代人文华，将其辑录为两卷。先生的学说，以静虚为宗旨，然而其中落入禅门的地方，本来就是杨慈湖的余习，但就其立身行己而言，自然可以作为师表。（补。）

（全祖望谨按：黄宗羲与郑南溪讨论《明儒学案》的条目时说：“杨文元公的学说，明初传授的人还很多。在我们家乡，桂文裕公彦良、乌先生春风、向县令献县朴，是其中的显著人物，这是慈湖四传的嫡系，应该补入《逊志学案》之前。”大概黄宗羲有意修补《明儒学案》而没有时间，经常在《宋元儒学案》的末尾补充附入。而且所谓四传的嫡系，都在宝峰门下，也可以看出宝峰是三传了。）

宝云堂集

凡是日夜的行为，如果害怕迷失而复归，那么在早起和入夜的时候，适宜静坐以凝聚精神。

黄宗羲

译谨按：静坐之法本源于李侗（延平先生），而宝峰尤其推崇此法。然而这种方法接近禅宗，并非延平先生的宗旨所在。

译大凡日夜静坐之后，如果随即就寝，无非是践行此道。如果不是此道，就不随即就寝，大概就不会失去虽然睡眠却如同不眠的妙处。

大凡体悟到此道，融会贯通之后，不可放纵懈怠。所珍视的，是清静安泰的妙境，还担心散失，应当通过静坐来安定它。

大凡除了应当处理的事务之外，一定要进入庄重的斋室静坐。

大凡行走、站立、坐着、躺卧，虽然未能达到专一精纯，也必定要有所持守。虽然在应酬交错之间，未能做到没有间断，只要不忘记即可。（以上出自《示叶伯奇》。）

人如果不大明尧、舜之道，那么百姓日常所用之心，怎么能深信唐、虞、三代的政治可以在今日施行呢？（出自《代李元善赠友》。）

万物有存亡，道心无生死。（出自《题修永斋》。）

人没有固执和必求，自然安适；有意追求安适，便不安适。人没有刻意追求动或静，自然闲适；有意追求闲适，便不闲适。（出自《安闲吟》。）

祖望谨按：关于无动无静的说法，陷于异端，不如“无固必”的说法精纯。

治县权宜（为陈令文昭所作。）

末世处于最艰难的仕途之时，处理最难以治理的事务，不胜掣肘。上下左右，无不陷我于不义。所幸山林间通晓古今的人不少。应当每天清晨到县衙处理完政务后，抽出空闲时间前往学宫，会集贤士，从容讲明政务的得失、人物的善恶，以及将各种簿册所记载的内容，讨论其是否得当，根据公议决定，大概学校就能对政务有所资助，政务确实出自学校，不至于流于虚文。而且亲近君子的时间多，亲近小人的时间少，虽然不长期坐在县衙，其功效也多了。

言路不通，是由于不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那么官吏百姓中阿谀奉承的人，就能肆意施展奸邪。这不仅是断绝了君子进言的路，而且成为小人隐藏过错的窟穴。如果确实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那么进献忠言的人就多，不仅错误的事情得以改正，那些奸吏邪民欺骗我的罪行也无法隐藏，孔壬之徒就不值得畏惧了！现在应当设置一册簿籍记录自己的过错，询问同僚及吏员贴书，乃至乡都里正、儒释道中有公论的人，用木柜封固放置在学堂，让进言的人将意见密封投入柜中，每五天开启一次，邀请公正无私的人共同考核。我的过错如果确实，勇于改正而不吝惜，当众责备自己并谢罪，然后追究吏员贴书的罪责。

现在各房司吏，俸禄很薄，不足以维持廉洁；各房贴书，完全没有俸禄来代替耕作，不得不行诈徇私以维持生计。我作为一个孤立的君子，处于众多小人之中，无所见闻，凭什么行事呢？应当访求忠直之士，作为耳目。但忠直之士，或许因为避嫌嫌疑利害，不敢尽情直言，所以必须咨询众人，使言论不出一人之口，嫌疑不产生，那么忠直之士就可以尽情直言了。

同僚佐吏以及各吏员，是我的股肱，但现在无不掣肘。因此用礼聘请各都隅知礼识字的里正，每半月轮流在县衙，洁净一间房舍，恭敬地接待他们。每天所办理的公事，咨询他们后施行，如果他们不通晓或不知道，就让他们转问见识高明的人。然而各里正既然没有俸禄供养，又有奔走的费用，凡是有科差赋税，应当酌情优待抚恤。

端正衣冠，庄重视听，威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不仅吏卒恭谨，不敢放纵懈怠，而且内心静明，可以明辨是非。

顺从上意随俗则道义废弛，违逆上意违背习俗则自身危险。不忠而谄媚固然不可，不敬而傲慢也不可。

以礼驾驭官吏百姓，一定要使他们整齐而不喧哗。各吏员进退有规矩，站立必定端正。百姓诉讼者也如此。各吏员有失礼节者，用簿册记录，每半月考核一次，违反者处罚责罚，大概公庭严肃，诸事井然有序，而且内心静正，可以明辨是非。

对于言语不可苟且。

各房事务各置一册簿籍，责任有所归属。

学校用来阐明人伦。现在的学校，虽然崇尚虚文，但天定的秩序和伦常，是人心所不能磨灭的。学校不能家至户到，应当先体察各都隅，某人在人伦上端正，某人在人伦上不端正，全部知道他们的姓名，各用一册簿籍记录，虽然不按照古代彰善瘅恶的意思，任用善人来教化恶人，但窃取其意来施行。善人用礼奖励，如果有过失错误，以及有官事，酌情优待抚恤。有不这样做的，责任各主社，让他们逐一教训。如果确实能改过不吝，也记录在彰善簿上。如果不听从，里正晓谕利害，或者让他们到学校听提调。学校官员教戒再三，仍然不率化，就让他们服劳役以羞辱他们。如果依然怙恶不悛，就严加刑罚，惩一戒百。确实能使其天然的血亲之爱顿时兴起，良心的本源，何止影响一县！四方有兴起的人，这叫要道，而且足以使没有诉讼。如果等到他们有诉讼，即使判决不失误，也已经违背和气，不教化而用刑罚，怎么感动人心呢！

凡是施行刑罚，不凭好恶，只凭义理所在。

考察贫富以平均赋役。

设置句销簿，以便检阅，不至于遗忘丢失。

听信言语就相信行为，是古人所告诫的。现在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没有厚禄来代替耕作，不得不外借公论，内怀私欲，以维持生计。又何况我难免有好恶的偏见，未能完全没有玩弄人的毛病，难以凭一时的言辞神色

译在决定任用或罢免官员时，应当设立一本簿册，勤勉地考察他们的行为并记录下来，以此作为选拔或淘汰的依据。

译如今主管官员对于凡是告状不实的人，只是不接受其诉状，却不追究他们欺骗官府的罪责，导致胡乱告状的现象非常多。这种风气非常不可助长。各都进行体察核实公事时，里正不畏惧罪责，不据实上报，而主管官员在处理各都体察核实的事务时，竟然不过问上报结案的情况，有始无终，反而让吏贴和里正徇私舞弊、投机取巧，导致胡乱告状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如今凡是有人告状，除了所告内容极其明显、确实的，立即受理诉状外，设立一本“杜妄告簿”，凡是疑似不实的，全部登记在册，以备我在清静中参详。责令地位较高的里正亲自多方体察核实，据实上报，如果虚假，就重治欺骗官府的罪责，里正不据实体察核实的，处以同罪，这样自然可以平息。

以上各项权宜之计，共需使用十种簿册，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一曰愿闻过，二曰采公论，二曰谨礼节，四曰彰善，五曰瘉恶，六曰均赋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一曰谨句销。拘泥于当今的选官制度，私下施行上古的遗意，难道不难吗！既受资历限制，又没有长期任职，又不允许各自征召属员，况且没有厚禄来劝勉士人，以及在职的平民，没有足以代替他们耕种的人，却想要实行不可行的事，要求人做不可要求的事，虽然竭尽全力从事，稍有可观之处，但怎能足以展现盛德之治！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君子必定有坚定的见解。

祖望谨按：先生有《与许尹书》，大意大致相同。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除《宝云堂集》、《治县权宜外，共有十一条，如今将其中的识李可道事一条移入《可道传后，又示子弟二条，其中一条移入《象山学案》，另一条移入《慈湖学案》。）

◆宝峰讲友

时是斋先生观

时观，字子中，慈溪人。至元二十六年，与王子复祭宝峰文说：“子复王约，是先母的侄子，时观是童年时的同窗好友。”又说，“在山水之间翱翔，一同登杨夫子之门墙，得以阅览圣书，忽然觉得自己光明正大，都自知其非”等。（参《宝云堂集附录》。）

（梓材谨按：先生号是斋，见《乌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约

王约，字子复，慈溪人。与宝峰是中表兄弟，一同师从慈湖之学，以布衣身份终老。他的言论略见于祭宝峰文。（补。）

◆宝峰学侣

征君杨小隐先生芮（另见《慈湖学案》。）

◆静明门人（象山五传。）

经历祝蕃远先生蕃

祝蕃，字蕃远，玉山人。又迁居贵溪。跟随静明学习最早，稍长后，颇不羁。不久感到悔悟，再次跟随他，痛加自我刻厉。久而有所省悟，大喜大信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风雷流行成形，万物显露生长，无不是教化。”从此片刻不废内观，笃信陆氏本心之学。凡是江西有志之士，先生就引导他们登堂入室。（云濠案：梨洲原传说：“因此购买陆氏师友遗书，特意抄录广泛传播，期望以此发明此道。朋友知道向往仰慕的，援引他们共同进步，得一善，跃然如出诸己。”）静明门下，一时推举他为都讲。他侍奉老师尤其谨慎，以茂才异等荐举为某州高节书院山长。重修象山讲堂，率领同志舍菜祭祀。寻求文安的后人并资助他们，还为他们娶妻。多次升迁至饶州教授。（云濠案：原传说：“以《易》中乡举，授饶州南溪书山长，调集庆学正。”）不久，湖广平章买住征召他，苏参政天爵一见器重他。海北宪使卜咱儿因罪被流放，厚贿请求改流近地，他拒绝了。播州宣慰入朝谢恩，他的礼物说：“不是用来怀柔远方人的。”不久升迁为浔州总管经历，因同知保童杀害无辜，请求主帅推问，立即审讯藤州。保童行贿，拖延不立即赴辩，最终因赦免而脱罪，而先生死于邸舍。先生雄于文，如今遗集不传。静明高座四子，首先推举蕃远，其次及仲公，而遗集一传一不传，则是命运。（修。）

君李俟庵先生存（附门人何。）

李存，字明远，一字仲公，安人。学者称为俟庵先生。生有异禀，年轻时仰慕古人，认为无所不通才是大儒，慨然对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道家、法家、佛家、诸名家之书都用心研究。又学习古文辞。侍奉父母以孝，抚育亡兄之子以慈，资助孀妹以及她的孤儿。一天，朋友舒衍告诉他所听说的静明的话，他不相信。舒衍坚持邀请他，他才前往请教。静明告诉他说：“不要多言，心虚而口实耳。”未契合，又前往请教。静明告诉他说：“不要多言，心恒虚而口恒实耳。”于是日夜省察，开始相信力行之难，每日孜孜究明本心。焚毁他所著书内外十一篇，说：“不要使误天下后世。”曾应科举，不利，就打算隐居，跟随他学习的人满斋舍。守令

译礼为经学宗师，且主持考试事务三次。因高蹈隐逸、隐居丘园而被推荐，中丞、御史等人接连上奏章请求征召他。著作郎李孝光举荐他代替自己，宰相打算任命他为翰林，但没有成功。他修缮讲堂，命名为竹庄，常对求学的人说：“圣贤著书立说留下训诫，是为了让先觉者唤醒后觉者，这难道是口耳相传、断句读文的小事吗！正统的学问不明，人心日益陷入苟且偷安，非常令人恐惧。如果没有陈子，我最终恐怕要沦为小人的同伙了。”有人请求学习写文章，他就说：“唐尧、虞舜时代所具备的道理，夏商周三代可以不再多言；三代所具备的道理，汉、唐可以不再多言。在六经出现之前，这些道理并没有隐藏，前代圣人只是加以描绘形容罢了，哪里能有所增减呢？对义理大道昏昧无知，却炫耀辞藻声律，还能称之为文章吗？”先生神态古朴，面容清癯，衣冠言笑都不苟且，忧国忧世的神情，显露在眉宇之间，他谦恭温和，与世无争，即使是孩童也都望而生敬。危素曾经问：“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什么呢？”回答说：“思考那本来无需思考的东西罢了。”不久战乱兴起，学生何琛迎接他到临川，两年后去世。他的著作有《俟庵集》。（修。云濠按：《俟庵集》，诗十一卷，文十九卷合共三十卷。由先生的儿子卓编纂。）

译俟庵文集（补遗）

人心日益衰败，风俗严重败坏，父亲欺诈儿子，丈夫欺骗妻子，那些修饰辞藻、卖弄口才的人被称为有才华，拘泥于权术计谋的人被称为实用，分章断句、解释字义的人被称为最高明的教化，文字隐晦、深究细察的人被称为最高明的治理。唉！那些志向高尚、希望君主和百姓都能达到尧舜境界的人，难道没有感慨吗！即使是动物，只要不丧失它们的天性，马能供人骑乘，牛能供人役使，狗能看守门户，猫能捕捉老鼠。至于偶尔丧失本性而失职的，人们都知道抛弃它们，然而这种情况在千万中也难有一二。人却丧失了做人的根本，大家都安于这种状态而不醒悟其错误，这还不如动物，不更是可悲吗！

道理根植于人心之中，何曾有一天完全泯灭，但不通过学习就不能自我明了。学问之所以能像细线一样绵延不绝，依赖于遗留下来的经典，而经典的义理却被训诂之学所遮蔽，近世尤其盛行。近来得到纯庵周先生的《论语解》，才知道有简易的学问，然而十多年间终究没能掌握其要领。现在才稍有自己领悟的实质，没有什么可疑的，头顶天脚踩地，至死也没有二心。（以上出自《上陈先生书》）

如果说伊尹、周公的事业，孔子、孟子的学问，在古代可行而在今天不可行，那么自己去做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家也可以，自己去做黄帝、老子那样的道家也可以，在道义上不应该含糊其辞、借用他们的名义，仅仅作为谋取仕进的资本。如果说只说他们的言论而不认同他们的心志，这难道符合言行一致的道理吗！

这颗心如果得到了端正，那么所谓的《尚书》就是这颗心的行事，《诗经》就是这颗心的咏歌，《易经》就是这颗心的变化，《春秋》就是这颗心的是非判断，《礼记》就是这颗心的周旋合乎节度。至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信任朋友、救济贫困，都是这颗心的推展。

在文艺的末节上耗费精神，即使侥幸被选拔，软弱的人成群结队，拱手在文书末尾署名，只是为了保住禄位；强硬的人骄傲自大；奋起螳螂般的手臂去抵挡车轮，不足以建立事功，他们的高尚也不过是脱鞋、挂冠罢了。

这颗心的灵明不可欺骗。（以上都出自与友人的书信）

在太学任教，只应当竭尽诚意，勤勤恳恳，用忠孝之道告诫他们，使他们自我尊重，不要自暴自弃。即使他们不信从、不听从，我的诚意也不改变、不动摇。人心都有灵明，难道没有万一感悟的可能吗！

任凭他千思百想，我只有一个至诚。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互相欺压，不要互相欺诈，这也是身心安逸、日益精进。古今天下，只有至诚最能感人。《咸》卦的六爻，都没有大吉，由此可见感人之难。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就不足以感人。对上侍奉天子，对下接待仆役，面临危难生死之际，都应当如此。（以上出自《与危太朴》）

士人去世超过一个月才安葬，丧礼的规格根据家庭贫富而定。躲避贫贱，追求富贵，这是后世术士的说法。（出自《与张孟循》）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生平始末不详。李仲公说：“存生活了三十三年，虽然略微涉猎古代经史传记，但不知道留给后人的究竟是什么，只是窃取糟粕，用来修饰自己浅陋妄诞的言论。大言不惭地谈论，喧嚣地生活，却不反省。戊申年，友人舒衍对存生说：‘我过去赞同你的学问，近来因为祝蕃的话，跟随陈先生学习，才知道你所学的学问是末流琐碎的。焦心竭神，蒙蔽也太严重了，如果不改变计划，将会误惑自身。不仅误惑自身，必将误惑天下后世的人。’存生心里暗笑他。后来他又说，存生又笑他，连续几十次也不停止。虽然存有疑惑，但早上答应晚上就忘了。后来一起住宿，舒衍裹着被子说：‘相士说你寿命不长。如果无所闻道而死，太可惜了！至道所在，人本来不容易相信，但好比涉水，我曾经先涉过了。’存生于是大起疑心，早晚思考，以至于感动哭泣，但最终耻于向人请教。壬子年夏天，才开始登门拜见先生，但还因为想要满足自己的请求，跪拜行礼，并且心中愤恨，即使对他说话，也不领会。秋天，再次来拜见，才稍微知道努力的方向。第二年，才深信不疑。”看仲公的自述，就知道先生闻道之早了。（补遗）

吴先生谦

吴谦，字尊光，安仁人。生平始末不详，但与祝蕃、李存齐名。安于箪瓢陋巷的清贫，以道自安。他的母亲是文安四世的孙女，先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外家学问的人了。（补遗）

宗羲按语：祝蕃、李存、舒衍、吴尊光志同道合，行为相合，人们称他们为“江东四先生”。他们都出自陈氏门下，金溪的道统，因此得以光大。所以学术在当今与古代，担心的是不够纯正，不担心的是不流传。如果纯正了，即使昏暗侵蚀、败坏腐烂了很久，只要一人提倡，就明亮得像青天白日，这就是所谓此心此理相同的意思。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翚，安仁人。善于治家。乡里中的老学者舒衍、吴谦都在他的宾客席位上，先生因此得以登门拜见静明先生。曾经带着仆人去市场取货，回来走到半路，仆人告诉他误多拿了货，先生就责骂并退还给他。有人留下货物就离开，偶然把货物遗落在路上，先生又把货物还给他而不收取报酬。庄户缴纳租税已经离开，恰逢数量有多余，先生叫回来退还给他。曾经亲手抄写《易经》一卷佩戴

译他来到山水之滨，在休息的时候，必定出来诵读。夜晚则孤灯独坐，将卦象陈列在面前，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有一天，他突然告诉志同道合的人说：“我对《易经》很有心得，处理事务、待人接物，都以此作为根本。”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的宗旨，如今豁然开朗了。”他卧病在床时，拱手而卧，舒衍前去问候他，他说：“我的心境淡泊宁静，与平时没有两样。”第二天，他洗漱后便去世了。（补。）

译学长闵先生甲

闵甲，字仲鲁，是覃怀人。曾在静明门下求学。后来居住在扬州。仲公称赞他神情清静平和，品质方正刚直，讲解经书通常详尽明白、铺陈流畅，使得听者心中的鄙陋与吝啬之气都消散了。金陵的统帅聘请他主持学宫，跟随他学习的人非常多。（补。）

◆宝峰门人（慈湖四传）

秘监陈文昭先生麟

陈麟，字文昭，是温州人。凭借进士身份担任慈溪县令。慈溪有一位叫赵宝峰的人，私下仰慕杨文元公的学问，在山中讲道，先生跟随他，以弟子之礼请教疑难问题。先生尤其精通《易经》。他做官吏时，善于通达下情，从士绅先生、寄居的官员到百姓父老，时常咨询访问，因此得以了解境内一切隐蔽潜伏的事情，用来相互参考。又仿效古法设置缿筩，中间空虚而在上方开孔，放在庭院中，让百姓有想说的话，把信投进去，而抹去写信人的姓名，由此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不周全知晓的，而胥吏之类的人不敢施展奸诈。大岚三女峰每年进贡茶叶，就是所谓的十二雷茶，有关部门借此成为祸害，先生计算其常规额度，按平价购买。山中的百姓，因为苏鸣鹤乡有界塘与姚江相接，每当大雨连绵，江水大涨，堤塘就溃决，鸣鹤乡成为水患之地。先生在堤塘五尺外，用木桩和竹笼加固，加上泥土并用石头砌护，从此没有水患。转运司禁止沿海私自贩卖盐的人，用杖刑并戴上脚镣流放，先生向转运司进言，允许百姓相互贸易。高士大隐杨先生的墓在南山，年代久远，坟冢被夷平，先生校正其墓地范围，树立石碑标记。先生尤其重视教化，慈溪的百姓，渐渐变得知耻且归服。评论的人认为他是自古以来慈溪第一循吏。当时，沿海遭受战乱，山泽之间也有盗贼窃发。先生与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迈里古思、同知余姚州事秃坚一起，训练百姓为兵，以保卫境内。凡是盗贼兴起，就诛杀他们，百姓依赖他们得以安宁。有诏书升任先生代理浙东副元帅，仍然统领慈溪，而方国珍已经全部攻破昌国、奉化，进入鄞县，派人要求先生相见。先生想要拒绝，叹息说：“我不忍心使百姓陷入危险。”单人匹马前去拜见，劝谏他勤王。方国珍留住他不让他回去。有人劝先生暗中回归自守，先生想到力量不能对抗，就解散了他的军队。方国珍心里想要臣服他，用军队胁迫他，先生神色严肃地责备说：“我不愿意让两虎相争，使百姓陷入水火，所以只身前来。杀我，并不是勇敢。”方国珍惭愧谢罪，但最终畏惧他，把他安置在海上的岱山。先生就自称脚有病，拄着拐杖，穿着道士的冠服，治理田地修缮园圃，种植放牧自给自足。方国珍常常派人侦察他，认为他真的废退了，就不再加害。海上原本有岱山书院，先生重新振兴它，与山中的子弟讲学，举行乡饮酒礼，父老因此命名那个台为陈公台。沿海各山的酋长劫掠，唯独相互告诫说：“不要登上这座山，恐怕惊扰陈公。”朝廷正任用尚书贡师泰督理福建的盐税，任用先生为户部主事作为副手，不久命令他担任瑞安州知州。方国珍留住他不让他回去。扩廓也听说先生的名声，秉承制命授予他秘书监丞参与军务，他也不赴任。总共被拘禁在海上年达十年，移入鄞县，又过了三年方国珍灭亡，于是向南游历福建，最终死在福建，君子为他哀伤。（补。）

文裕桂清溪先生彦良

桂彦良，名德称，以字行世，号清溪，是慈溪人。（梓材案：《儒林传》记载先生是故庆元府判叶同的儿子。出生的夜晚，火光像流星一样，母亲认为不吉利，抛弃不养育，桂氏抚养他当作儿子，所以跟随桂姓。）元朝乡贡进士，担任包山书院山长，改任平江路学教授，罢官回家。张士诚、方国珍交替征召，他不就职。洪武年间，征召他到公车，奏对后，授予太子正字。皇帝曾经拿出御制诗，先生在皇帝面前，诵读的声音响彻殿外。左右的人惊愕，皇帝嘉奖他的朴实真诚。于是从容进奏说：“帝王的学问，都记载在经书中，典谟训诰，希望圣上留意。诗，不是急务。”皇帝非常认同。皇帝曾经从容问说：“人有过错，怎么办？”先生回答说：“过错，即使是圣贤也不能避免，不害怕改正，是君子的道理。”又问：“仁者有厌恶吗？”先生回答说：“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喜爱人，能厌恶人。仁者的心没有私欲，所以好恶得其正。”皇帝大喜。当时选拔国子监学生蒋学等人为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人为编修，在文华堂学习。命令先生以及宋濂、孔克表做他们的老师。先生蒙受皇帝知遇，知道没有不说的。每次侍奉皇帝，一定以二帝三王为根本，而以孔、孟为折衷，主要致力于阐明圣学，感化君心。至于历代治乱，启发教导不倦，诚意恳切至极。凡是他所说的，没有不契合皇帝心意的，以至于把他的话语书写张贴在便殿。又对各位大臣说：“这是彦良与我讨论到的程度，你们应当亲近儒者。”升任晋王府右傅。皇帝亲自写文章赐给他。先生入朝谢恩。皇帝说：“江南的儒者，只有你一人。”回答说：“臣不如宋濂、刘基。”皇帝说：“宋濂，只是文人罢了。刘基严峻狭隘，不如你。”先生到了晋王府，制作《格心图》献给晋王。后来更改王府官制，改任左长史。朝见京师，上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皇帝说：“彦良所陈述的，通晓深邃的事理体制，对治国之道有裨益”

译世人常说儒生拘泥于古法而不通晓时务，像彦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达的儒者了。」不久后他请求告假回乡，去世后，朝廷追赠谥号为文裕。（梓材按语：前代明代有《应谥名臣录》，先生名列其中。文裕这个谥号可能是私人所赠。先生在乡间与王子复讨论学问，以存养心性为根本。教导子弟，必定先从孝悌忠信开始。与人交往，时间越久越显恭敬。）他的著作有《清节集》、《清溪集》、《山阴集》、《拄笏集》、《老拙》集。（参考《慈溪旧志》。）

译（云濠谨按：谢山在《横溪南山书院记》中说：“我们家乡的学术，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并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先生、乌高士春风先生、向献县遵博先生，都出自宝峰赵氏的传授，尊奉慈湖陆九渊为宗主。”这是先生为赵氏门人的证据。）

乌春风先生本良

乌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年少时好学，与弟弟斯道互相为师友。他穷究经书，博览史籍，精通诗词和书法，隐隐成为一县的名望人物。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寒，无法供养母亲，当时弟弟斯道刚满二十岁，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年幼，全靠先生供养，于是先生离开家乡到钱塘去教书。他每天与秋云徐先生、众仲陈先生切磋古今学问，学业日益广博。当时杭州的大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先生说：“我原本是为了母亲和弟弟的衣食生计尚未达成，哪有空闲顾及婚事。”后来等到两个弟弟稍长，两个妹妹也都出嫁完毕，才结婚，人们因此敬重他。县里有王相山、赵宝峰、时子中三位先生，得到慈湖陆九渊的遗书，研究阐明心学，先生和他的弟弟跟随他们讲习贯通，于是完全放弃科举之业而学习心学，说这就像处在春风之中，就用“春风”命名他的书斋，人们称他为春风先生。（参见《天启慈溪志》。）

县令乌春草先生斯道（附儿子熙。）

乌斯道，字继善，是春风先生的弟弟，号春草斋。文章崇尚得体精要，尤其擅长诗歌，寄托深远，清新洒脱超脱尘俗，一扫元代人过于巧饰的弊端，宋濂题评他说：“春草的作品，俊逸洁净如明月珠，汹涌澎湃如春江涛，与兄长齐名，所以当时称他们为‘二乌’。”他尤其精通书法。明初，因推荐起用为永新县令，有惠民的政绩。所著有《秋吟■》，有《春草集>流传于世。儿子熙，字缉之，也以诗文闻名。（同上。）

隐君向乐斋先生寿

向寿，字乐中，慈溪人。求学的人称他为乐斋先生。生性安静诚笃，八岁时丧母，哀痛极深。稍长后，精心思考，努力学习，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宗奉慈湖陆九渊，是赵宝峰的门人。与同县的王相山、时子中在湖边讲学，攻修身明道的学问，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他曾说自先文简以来，家世世代代是宋朝臣子，以侍奉元朝为耻，有张良不忍心忘记韩国的情意。他尤其著述很多，每当论及为政的要旨，就略去汉、唐而本于夏、商、周三代。有《从政章》十一篇流传于世。他八十岁时，忽然得病，临终前坐起，叫来儿子朴，命令他说：“大丈夫做官不忠于君主，危难时不献出生命，所学的是什么？”说完便去世了。后来朴在靖难之役中赴死就义，都是先生启发了他。（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符善，东平人。游历到慈溪，在宝峰门下讲学，遭遇战乱，于是没有回去。（云濠按：我们县的《天启志》记载，先生的父亲李灏，在元朝做三山巡检，于是定居在那里。先生著有《崇阳■》。）别人虽然侮辱他，他也不怨恨。他常说：“三代的政治，可以施行于今天，绝无高远难行的地方。”（补。）

祖望谨按：宝峰曾说，元善因为大士观音解脱的训诫，如同脱去桎梏，见闻圆融，没有分隔，不胜喜悦，那么他作为异端学说就太严重了，怎么能施行三代的政治呢？

罗常明先生拱

罗拱，字彦威，慈溪杜湖人。宝峰为他作《常明斋铭》，因此称他为常明子。（补。）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渊，慈溪杜湖人。他的母亲翁氏守节受苦。他在宝峰门下学习，与罗彦威齐名。（补。）

县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彦贞，慈溪人。跟随宝峰游学。洪武年间，因通晓经书、学习古学而推荐给朝廷。太祖在便殿召见他，问：“先生在乡里，喜好和厌恶是怎样的？”回答说：“臣在乡里，好人就喜好，不好的人就厌恶。”一句话说中了皇帝的心意，皇上称他为老学士，命令他与尚书魏杞山、钱惟明、学士宋濂讲论治国之道。过了一年，授予国子学正的官职。不久，任河南卢氏县知县，先生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尽心尽职，处理政务毫不懈怠。他经常到民间，教导耕种劝勉纺织，与百姓交谈像家人父子一样。百姓中有兄弟互相争吵而打官司的，先生自责说：“教化不明，伦理败坏，是管理百姓的人的过错，百姓有什么罪呢。”于是连续几天不上堂听政，百姓于是自己悔改请求责罚，兄弟于是和好，百姓更加信任他。皇上正想重用他，而先生已有退隐的念头，于是辞官回家。在此之前，先生在家居住，乡人有不平之事，无论大小，都取决于先生，于是称他为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在家中。（参见《天启慈溪志》。

叶先生心

叶心，字伯奇，慈溪人。宝峰教导他静坐。（补。）

（云濠谨按：《宝云堂集》中有《送叶伯奇入官》诗。）

李先生恒

李恒，字可道，慈溪人。宝峰说他听到蛙声而悟道。（补。）

附录

宝峰记述李可道的事说：“可道白天静观，已经见到虚明的妙处，但闭上眼睛及夜间，就不这样了，始终二而不统一。忽然夜间悟到蛙声，无边无际都在眼中，前后昼夜，

译虚空澄澈、混融无碍，自然而然，不是意识所能达到的。」

郑先生原本姓殷

译郑原殷。

冯先生文荣

冯文荣。

王先生真

王真。

顾先生宁

顾宁。

罗先生本

罗本。

（梓材谨按：《戴九灵集书画燕集诗序》中说：“沈师程的朋友罗彦直。”罗先生拱字彦威，那么彦直大概是先生的字。）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观

方观。

裘先生善缉

裘善缉。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慎

王慎。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权

王权。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顾先生勋

顾勋。

（云濠谨按：《宝云堂集》中有宝峰题顾宏可《梅花诗》，怀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重。

周先生士枢

周士枢。

郑先生慎

郑慎。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谨按：《宝云堂集》附录记载门人祭宝峰先生的文章，从乌春风、本良直到先生共三十一人。谢山在《学案》中标题并列他们，大概慈溪籍的人居多。）

◆桂乌讲友

县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会稽人。曾跟随父亲在慈溪做官，因为该县以“三孝乡”闻名，又有倡导道学的杨文元公，于是定居在灵山的曲水。先生学识渊博，才华丰富，擅长写诗。与他交游的，有金华戴良、蛟川丁鹤年、同乡乌斯道、桂彦良，大都是名士。洪武初年，与桂彦良一起因贤良文学被征召。担任燕王傅，不久调任仪真县令。回家后教授子弟，与宾客饮酒赋诗，闲暇时带着两三个学生休息在山石之间。（参考《宁波府志》。）

◆蕃远门人（象山六传。）

承旨危云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朴，一字云林，金溪人。在祝蕃远门下求学，被称为高座弟子。他请教学业后告退时，蕃远必定目送他，对侍者说：“将来能传承我的道并实行的人，大概就是这个人吧！”他也向李仲公求学，李仲公对待他就像蕃远一样。先生在元朝，多次升迁至承旨。国家灭亡，打算殉难，没有成功。在明朝做官，也担任学士，被贬居和阳而死，君子为他惋惜。（补。）

谢山为危学士《云林集》作跋说：“竹垞根据《贝清江集》，很怀疑学士晚年不曾奉命守祠，只是因为他儿子于幰在安庆当教授，好事者于是附会而成。查考，潜溪为学士写墓志铭，称洪武三年冬，监察御史王著等人，弹劾公是亡国之臣不应当任用，公因此获罪免职。诏令出居和州，过了两年死。当时北平旧官，难道只有学士一人，在朝的台臣，为什么唯独受到抨击？这是为了顺应皇帝旨意，很明显。学士因为国史不死，固然不明轻重之义，然而他在刀剑仓皇之下拿出累朝实录，功劳也不小。于是史局开设，并没有听说有一人过问，可以想象当时皇帝眷顾的衰落，黯然失色，所以潜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的话。教授名〇，也见于潜溪墓志铭中。《清江集》作于幰，或者是他的儿子。”再跋说：“学士曾受业于草庐。等到我读《胡仲子集》，才知道他又成为祝先生蕃远的高弟，那么学士对于槐堂，其统绪本来就不止一家。仲子称蕃远遇事不顾利害，对人开诚布公，所到之处以讲学为己任，指授有师法，尤其属意学士，与他谈话，有时整夜不睡，离开就目送他，认为‘振兴我教的，一定是这个人’，大概学士被他的师友期望如此。我又见学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也称学生。唉！学士〇向乡里的硕儒请教学业，而大节最终不能自持，难道不是言有余而行不足吗？蕃远对学士的期望落空了！”

◆俟庵门人

承旨张蜕庵先生翥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年轻时，自负才俊，豪放不羁，喜欢踢球，喜爱音乐，不把家业放在心上，他的父亲为此担忧。先生突然改变态度说：“大人不要担忧，儿子改行了。”于是谢绝宾客，闭门读书，昼夜不倦。向江东大儒李存先生求学，得到他的道德性命学说。在扬州游历，学者上门很多。至元末年，以隐逸被推荐。至正初年，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不久退居淮东，起用为翰林编修，参与宋、辽、金三史的修撰。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以侍讲兼任祭酒。勤于诱导后进，去除高傲，不徒以师道自尊，学者乐于跟随他。有以经义请教的，必定列举众说，为他折衷，满足他的所得才停止。不久以翰林学士承旨致

译出仕。当孛罗帖木儿进入京城时，让先生起草诏书，削夺扩廓帖木儿的官职爵位，并且讨伐他，先生不听从。身边的人有人为此感到恐惧，先生回答说：“我的手臂可以砍断，但笔不能由我执掌。”于是命令其他学士来起草。孛罗被诛杀后，下诏任命先生为河南平章，仍然以承旨的身份退休，终身享受俸禄。先生曾经向仇远学习诗歌，他的近体诗和长短句尤其精妙。等到先生去世，国家也迅速灭亡，没有儿子，他的文集没有流传下来，只存有诗三卷。先生曾经收集兵乱兴起以来殉节死难的人的事迹编成书，叫做《忠义录》。（补录。）

译（云濠谨按：先生著有《蜕庵集》四卷，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又按：金代明昌、承安年间也有一位张翥，字仲扬。刘祁在《归潜志》中称他的诗多浮华艳丽。各书将二人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

涂先生几（附传邹矩。）

涂几，字守约，是宜黄人。擅长词赋，继承了《离骚》《九歌》的遗韵。他在李仲公门下求学，李仲公向他讲述《乾》《坤》二卦简易的道理，他有所领悟，感叹道：“先生的道，我无法完全知晓。浑浑噩噩，千古之道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浩浩荡荡，万古之道似乎存于我的身后，而先生用一颗心将它们贯通。吴文正公所说的：‘陆九渊的学问，如同青天白日，明亮清晰不可遮蔽’，到了先生这里不是更加光明了吗？”洪武初年，他曾拟进呈十九篇关于时事的策论，因病未能实现。他的著作有《东游集》、《涂子类》。他的同乡邹矩，字符方，与先生齐名，也通过先生传承了李氏之学。明初，担任南城训导，有文集传世。

张先生率

张率，字孟循，是安仁人。以师礼侍奉李仲公，李仲公曾对他说：“朋友之间讲习学问，应当把彻底改正旧习作为第一要义，追求速成，不是善于学习的人。胸襟如果不正当，却急于形成见解，这真是所谓借给强盗兵器、送给盗贼粮食啊。”

税使王先生埏

王埏，字景达，本是蜀地涪城人，后来居住在安仁。他端庄诚恳、沉静温和，很少言笑，喜怒不形于色。担任道州永明税大使。他生病时，李仲公多次前去探望。他去世的那晚，李仲公勉励他不要有牵挂，先生欣然点头后去世。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辀，是上饶人。李仲公称赞他“庄重而不拘泥，沉默寡言却有才干，也曾被虞集所赏识”。

上官先生岊

上官岊，字伯升，是上饶人。李仲公曾教导他：“先使内心宁静，内心宁静那么视听言动都能合乎正道。使内心宁静在于减少欲望。”

李先生絅

李絅，字伯尚，是临川人。李仲公曾教导他：“先根本后枝末，先内在后外在，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求知的心。”

刘先生礼

刘礼，字孟中，是临川人。在李仲公门下求学。（以上都是补录。）

承旨危云林先生素（详见上文《蕃远门人》。）

◆清溪家学（慈湖五传。）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学桂先生宗蕃（合传。）

桂宗儒，字文薮，是慈溪人，长史桂从的侄子。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后，授予蕲州同知。他的弟弟桂宗蕃，也富有文学才华，一同参与编修《大典》，即将完成时，授予官职，因病请求回乡。（参考《慈溪县志》。）

（梓材谨按：谢山《石坡书院记》说：‘文修刚直。’文修可能就是文薮，是传写时的差异。

◆乐斋家学

县令向先生朴

向朴，字遵博，是慈溪人，乐斋的儿子。推崇慈湖之学，行事务求实践。努力学习以奉养双亲，不求显达。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命令督府都事张允直访求江南人才，先生应诏，被授予献县县令。当时正值战乱之后，他开辟荆棘，清除瓦砾，教导百姓从事农桑，与百姓同甘共苦，使流亡的人恢复生计。靖难之役爆发，献县处于军事要冲，没有城墙，先生召集民兵，用勇武道义激励他们，想要以此作为保障，最终死于难中，献县百姓哀悼他。（参考天启《慈溪志》。）

◆仲子门人

处士李先生孝谦（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卷九十四 师山学案（全氏补本）

师山学案 （全祖望补本）

师山学案表

郑玉 （弟弟）琏

（夏大之、吴朝阳、洪复翁门人。） （族孙）忠

郑潜 （儿子）桓

鲍颎（见上文《师山门人》。）

（融堂三传。） 鲍元康

（慈湖四传。） 鲍深 （儿子）颎

（象山五传。） （儿子）葆（并见《师山门人》。）

（晦翁续传。） 鲍浚

鲍淮

鲍颎

鲍观

鲍偕

鲍葆

汪自明

王友直

洪斌

洪杰

洪宅

吴虎臣

鲍同仁 （儿子）深

（儿子）浚

（儿子）淮（并见《师山门人》。）

鲍叶 （儿子）观

（儿子）偕（并见《师山门人》。）

危素（另见《静明宝峰学案》。）

（并师山讲友。）

唐仲实

（附师钱水村。）

（师山学侣。）

王廷珍

胡默 鲍颎

洪斌（并见《师山门人》。）

程文 王友直（见上文

译《师山门人》。）

（与师山志趣相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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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山学案序录

黄宗羲郑重考证：在草庐之后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是郑师山。草庐多偏向陆九渊，而师山则偏向朱熹，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于是撰写《师山学案》。（全祖望按语：这一卷是黄宗羲特别设立的，其原稿尚存。）

译◆夏吴门人（融堂三传）

隐君郑师山先生玉

郑玉，字子美，徽州歙县人。年幼时聪敏悟性高，喜爱学习，长大后，深入思考六经，尤其精通《春秋》，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却勤于教导学生。前来求学的门人众多，住的地方都容纳不下。学生们一起在那地方建造了师山书院来安置他。先生写文章，不刻意雕琢锤炼，流传到京城，揭傒斯、欧阳玄都加以称赞赏识。至正十四年，朝廷任命先生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派遣使者赐给他御酒和名贵的丝织品，渡海征召他。先生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出任，并上表进言说：“名位和器物，是祖宗留给陛下，让陛下与天下贤者共同享有的，陛下不能私自给予他人。待制的职位，臣没有这样的才能，不敢接受。酒和丝织品，是天下用来供奉陛下的，陛下可以私自给予他人，酒和丝织品，臣不敢推辞。”先生既然不做官，就居家，每天以著书为事，所著有《周易纂注》。（云濠按：先生著有《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师集》八卷、《遗文》五卷、《附》一卷。）

（梓材谨按：《慈湖学案洪隐君传》说先生曾在淳安求学，曾说：“朝阳先生，是我的老师。复翁、大之二先生，是我所依靠并侍奉的。”朝阳是吴先生暾，大之是夏先生溥，复翁就是隐君震老。）

师山文集

往年，我懵懂地在句读文辞之间用心，却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容游历，饱览吸收，日子久了，好像有所收获。用以前所听到的来对照检验，往往不符合，这才知道道理存在于天地之间，不是真正积累力量、持久努力，心意融会贯通，不可以恍惚想象，匆忙地取舍。

自从孟子去世后，《诗》、《书》从秦火的劫难中幸存，残缺破损，没有一部是完整的，加上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习气，破碎支离，唐代文章的弊端，浮夸委靡，虽然有董仲舒、韩愈之类的人，或许知道理应当如此，但最终不知道道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以佛、道两家的学说，得以乘虚而入，用似是而非的言论，装饰空虚无为的学说来诱惑我们的百姓，高明的人落入明心见性的圈套，低下的人落入祸福报应的末流，而我们儒家没有恢复古人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的学问，只是用口舌辩才，最终不能取胜，使得天下人如同饮酒醉倒、生病发狂一样，长达一千四百年。贞元会合的气运，散开后又聚集，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现。河南两程夫子相继而起，一起使道学昌明并更加宏大。到了我们新安的朱子，尽取群贤的书籍，分析其异同，归于最恰当之处，集其大成，使得我们的道如同青天白日，康庄大道，千门万户，无处不可见，而天地的奥秘，圣贤的精妙，发挥得毫无保留。然而从此以来，三尺高的孩童，就谈论忠恕，眼睛还没认识字，也听说性与天道，一变而成为口耳之学的弊端。大概古人的学问，是以所达到的深浅，作为所见的高低，所说的都是实事；今人的学问，是心神游荡在千里之外，而身体原本不离家，所见虽然远，但都是空话，这难道是朱子教化世人的本意吗？他们得罪于圣门而辜负朱子太深了！

我们这一派今天只应当潜心研读圣贤的书籍，进退俯仰，一切都遵循其节度，久了我的心与之合一，自然有所收获，不可以先确立一种说法，积存在胸中，作为自己的见解，而使私意得以积累兴起，或许可以防止邪念、保持真诚，即使有小失误，随时救正，不至于大错，像这样死而后已，以期望能够进入道的境界。

近时的学者，不知道根本所在，先确立异同，尊崇朱子就诋毁陆子，偏袒陆子就非议朱子。这些都是学术风俗的败坏，实在不是好的气象。陆子静高明不如明道，缜密不如晦庵，然而他简易光明的学说，也未尝不是有见地的言论，所以他的门徒传承久远，施行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没有颓堕不振的习气。但他的教导都是略去下工夫，而没有先后的次序，而他所见的，又不免有知者过之的过失，所以用来自我修养虽然有余，但学习他的人有弊端。学者自然应当学习朱子的学问，然而也不必诽谤象山。

以恭敬为主，以谨独为要，那么工夫就没有间断，而自强不息，即使是圣人的纯粹也不停止，都由此进步。（以上《与王真卿》）

天地是一部《易》，古今是一部《易》，我的身体也是一部《易》。以天身来论，心是《易》的太极；血气是《易》的阴阳；四肢是《易》的四象；进退出处的正当与不正当，吉凶存亡所由应的，是《易》的作用。就近取之于身，《易》没有不尽的，即使没有书也可以。

译《周易大传附注序》。

译《春秋》对夏、商、周、汉四代的制度进行增减损益，成为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典范，从而彰显圣人的宏大功用，体现天地的道理而没有遗漏，具备帝王的法则而有实证，其功绩足以遏制泛滥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明白这一点，帝王的治世就可以恢复。如果六经中没有《春秋》，大概都成了空谈罢了。（《春秋经传阙疑序》）

道之外没有文章，背离圣贤之道去写文章，不是我所说的文章。文章之外没有道，背离《六经》的文字去寻求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余力稿自序》）

士人君子生活在天地之间，只有出仕与隐退是一件大事，所以观察他出仕与隐退的节操，人的贤良与否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在出仕与隐退的关头，祸患的到来，常常有无法避免的，只能听任天命罢了。（《送徐推官序》）

陆九渊的资质高明，所以喜好简易；朱熹的资质笃实，所以喜好深奥细密。各自顺着资质所接近的方向，所以进入的途径不同。等到达到最高境界时，仁义道德，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同样尊崇周公、孔子，同样排斥佛教、道教，根本的大道，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后来的学者，不寻求他们相同的原因，只寻求他们不同的原因。江东的人指责江西派说：“这是怪诞学说的流行。”江西的人指责江东派说：“这是支离破碎的学说。”这难道是善于学习的人吗！朱熹的学说，是教导人们为学的常规；陆九渊的学说，是才高独得的精妙。两家的学说，又各自不能没有弊病。陆氏的学问，其流弊在于，像佛徒谈论空无、说道精妙，擅长粗疏草率，而不能尽到推究知识的功夫。朱氏的学问，其流弊在于，像俗儒拘泥于章句训诂，以至于颓废懒惰，而无法收到力行的效果。但这难道是两位先生垂教之罪吗，大概是学者的流弊罢了！（《送葛子熙序》）

程颐说：“敬，是圣学得以开始和终结的原因。”秦、汉以来，并非没有学者，却说孟子死后，千年来没有真正的儒者，为什么呢？不知道在此处用力，而沉溺于训诂辞章的习气，所以虽然成为专门名家，却不足以称为学问，皓首穷经，却不足以知道，是儒者的罪人。近世的学者，忠恕的宗旨，不待呼唤就应答；性与天道，岂必年老才听闻，然而出口入耳，弊病更加滋长，这又是秦、汉以来诸儒的罪人。（《王居敬字序》）

为学的道理，用心于支流余裔，而不知道大本大原在哪里，我看他能达到道的人很少了。《太极图说》、《西铭》，大概是这道的根本原由吧！《太极》的学说，是通过理来阐明气；《西铭》的创作，是通过气来阐明理。太极生出阴阳，阴阳生出五行，难道有理之外的气吗？天地充满我的形体，天地统帅我的本性，难道有气之外的理吗？天地如此广大，人物如此繁多，谁能出于理气之外呢！这两本书的话虽然简约，而天地万物没有不具备的了。（《跋太极图西铭》）

当今的官吏，强势的不过制造事端来树立声名，弱势的不免废弃政事来收买恩惠。（《也先脱囚碑》）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为王处士在后立传。）

附录

先生曾经对学者说：“这道的精妙，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备于本性分内；不在高虚广远之际，而施行于日常行为之中。用这个来穷究事理，用这个来修养自身，用这个来治理百姓，用这个来觉悟后人，大概可以无愧于古人了。”（《行状》）

◆师山讲友

州同鲍先生同仁

鲍同仁，字国良，歙县人。历任会昌州同知，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政绩。先生天性聪慧灵巧，旁通针灸之术。（参《姓谱》）

（云濠谨案：《江南通志》记载先生著有《通玄指要赋注》二卷、《经验针灸法》一卷。）

鲍先生叶

鲍叶，字君茂。见师山所作的《亦政堂记》。（参《师山文集》）

承旨危云林先生素（另见《静明宝峰学案》）

◆师山学侣

征君唐白云先生仲实（附师钱水村）

唐仲实，名桂芳，歙县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生来就有早慧，十五岁时，师从钱水村学习《诗经》，完全掌握了其学问。当时危太朴、郑师山都负有识鉴人才的声誉，都屈尊与他交往。被推荐担任崇文学谕、南雄学正，都没有就任。戊戌年，明太祖驾临歙县，延访老成硕德，守臣邓愈以其名上报。召见时，首先询问平定天下的要道，他回答以不嗜杀人的话，太祖大喜。于是极力陈述筑城的劳苦，立即下令罢免劳役。赐给尊酒、粟米、布帛，抚慰后离去。事迹记载于御制《五伦书》。所著有《武夷小品》、《白云集略》流传于世，学者称为白云先生。（参《歙县志）

（梓材谨案：《歙县志·古迹》记载，“三峰精舍在槐塘，是唐白云所建。常与危太朴、郑师山在此堂讲论。前面对三峰耸秀，所以得名。”）

◆师山同调

处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

译子真，是祁门的一位隐士。师山在他的墓志铭中写道：“子真读书只领会大意，认为圣贤撰写经典，其深意在于言辞之外，哪里是那些拘泥于字句注解的人所能把握的根本宗旨，关键在于真正体认，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加以印证。”

译胡石丘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自号石丘生。师山先生在他的文集序言中说：“孟成的文章奇特峻拔且富有气势，诗歌深远精妙而没有瑕疵，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但是奇特峻拔的文风适宜变得平易，深远的意境应当使之明白晓畅，这又在于孟成长期积累功夫，时机到了自然就会脱胎换骨。我曾经把这话告诉孟成。后来他的学生洪斌亲手抄录了孟成所作的诗文若干卷，我就把对孟成说的话也告诉了他，这也是朋友间忠告的道理。”（参见《师山遗文》。）

礼部程黟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从小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家境贫寒，勤奋刻苦自我勉励。等到成年，携带书籍外出游学，历经四个寒暑，深入钻研六经，广泛考证诸子百家，学业日益精进，于是带着策论进入京城。平章〇公、翰林虞公、欧阳公、揭公都推崇赞许他，但他安守本分、恬淡退让，不追求仕途进取。其中虞公、揭公对他赏识尤深。他参与修撰《经世大典》，书成之后，按例授予各路儒学教授，暂任黄竹岭巡给。任期届满，调任怀孟教授。遭遇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孝。辛巳年，科举制度恢复，浙江行省征召他担任掌卷官。等到他回来，又遭遇父亲去世，再次在墓旁结庐守孝，整个丧期未曾食用酒肉。后来再次担任临清漕运万户教授，考核期满，御史台和翰林院共同举荐他，担任编修官。他的家学秉承程朱理学的宗旨，文章具有《史记》、《汉书》的风格。再次被授予助教，后拜为监察御史，弹劾不法不避权贵。与待制余阙结为忘年交。丞相贺公想破格提拔他，他因年老请求退休，被授予礼部员外郎，奉命斋戒赏赐江浙行省丞相达公。当时浙东所属郡县一半归方氏控制，浙西归张氏控制，徽州、饶州、衢州、信州以及江西都不是元朝领土，于是寄居在绍兴钱清的僧舍中。有一天，张氏派遣使者致礼，他坚卧床榻不予理睬。不久军队四面聚集，他便前往杭州，寄居在贡宪使师泰处，于是卧病在床。张氏担任平章的人前来拜访，他盖着被子面朝里躺着，不予回视。又迁居到西山僧舍，病情更加严重，对师泰说：“我这就用死来拖累你了。”去世时享年七十一岁。著有《蚊雷小■》、《师音集》、黟南生集》，在西湖书院刊刻。（参见《新安文献志》。）

◆师山家学（融堂四传）

县尹郑先生琏

郑琏，字希贡，是师山的弟弟。慷慨激昂，有远大的志向和谋略。自从遭遇战乱，追随师山在患难中，不避艰险。鲍仲安起兵起义，先生参与其中。邓愈悬赏捉拿师山，先生抢先前往赴难。既然无法逃脱，师山挺身而出，对先生说：“你应当委屈自身以保全家族。”先生哭着答应了他，然而终身不再做官。

（梓材谨按：先生在元朝，官至歙县尹。潘从善为他写墓志铭说：“至正十三年，因收复婺源州的功劳，受任太白渡巡司。十六年，攻克收复黟县、祁门二县，元帅李诚将他的功劳呈报枢密院，升任行军都镇抚。这一年我转任浙江职务，县里缺乏安抚百姓的官员，元帅八尔思公推荐先生担任歙县尹。”）

训导郑溪西先生忠

郑忠，字以孝，是师山的族孙。小时候跟随师山学习。戊戌年的灾难中，师山留下遗戒对他说：“我的死，是为了给天下树立节义，给万世树立纲常，这在于你们应当自我勉励。做臣子尽忠，做儿子尽孝，以不辱没亲族为足，何必区区悲伤怀念呢？”先生后来因荐举担任歙县学训导，自号溪西渔。

州同郑樗庵先生潜

郑潜，字彦昭，歙县人。与师山不同宗谱，但以叔父之礼侍奉师山。师山曾称赞他“聪敏悟性高且坚定笃实，是我们乡里子弟中的千里马。”又说：“我曾经有后生无可交谈的感叹，得到郑潜后便释然了。”官至监察御史、泉州总管。入明朝后任□州同知。著有《白沙■》、《樗庵集》。儿子郑桓，官至河南参政，也享有当时的名声。

◆师山门人

鲍先生元康

鲍元康，字仲安，歙县人。年少时喜欢读书，除了经籍之外，各种史书、诸子百家以及山经地志、岐黄医书、孙武吴起兵法、道藏佛典无所不研究，而尤其以修养品行、践行道义为先。后来向师山学习，就说：“以前所学的，都是错误的，我现在知道了。”于是每天从事于《六经》、《四书》的学习，而尤其尽心于《易经》，每天读一卦，周而复始，有所心得就笔记下来。并且说：“程朱的学说，谨慎询问则简略，大概是引而不发，学者应当尽心玩味，使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互出入，字字有所归宿，才算有所心得。”曾经对人说：“自从我见到郑先生，在体认道理上，认识了所谓宏大广阔的样子，在应对事务上得到了经权之道。”在此之前，他的父亲鲁卿善于经营生计，仲安代替他继承家业说：“先人打算积累有余以接济他人，元康怎敢不好好继承呢。”于是将他每年的收入分为十分，三份作为家用，三份用于供应贡赋及官府公用，两份储存起来以防备水旱灾害，一份用来赈济宗族邻里各有差等，一份用来等待亲友中有患难的人，设立社仓而不收取利息。休宁有务官因为欠

译他让两个女子去当歌妓以筹措资金，用尽各种办法将她们赎回；朱子祭祀用的百亩田地被族人盗卖，他用一万五千多贯中统钞将其赎回，其他善举更是无法一一列举。红巾军兵临饶州，他召集乡勇来保卫州县。不久，官军弃城逃跑，于是他将乡里的贫民登记造册，按人口发放粮食，让他们带着老人和小孩全部进山躲避。当时师山正陷入困境，先生对众学生说：“家业破败还可以重新经营，老师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他倾尽家产来救助师山，师山才得以脱险。这一年，官军来收复新安，先生和他的侄子朱深、师山的弟弟朱琏都起兵响应。他们出入山谷，因积劳成疾，昏迷中说胡话时还反复喊着“杀贼”，最终去世。仅仅过了三天，红巾军再次到来，先生的家于是被攻破。起初，师山门下的弟子日益增多，先生为他们修建书院来安置他们，师山说：“继承我主讲席位的人，就是你了。”等到先生去世，师山痛哭失声。

译（梓材谨按：谢山在此卷《札记》中说：“还有鲍安。”然而查考《师山文集》及其他书籍，都没有提到鲍安，大概他就是鲍仲安。）

山长鲍先生深

鲍先生浚（合传。）

鲍先生淮（合传。）

修撰鲍先生颎（合传。）

鲍深，字伯原，是鲍仲安的侄子。他的父亲鲍同仁，与郑师山是求学伙伴，官职做到会昌州同知。鲍先生与弟弟鲍浚、鲍淮都跟随郑师山学习，品行学业与鲍仲安相当。郑师山被官府通缉时，鲍仲安去行贿疏通，鲍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城中，主动承担此事，于是郑师山得以脱险。郑师山被朝廷征召，鲍先生代理师山书院山长，教导众学生。郑师山到四明后返回，路过淳安，打算停留在那里，鲍先生迎接他并让他回家。元兵再次攻占新安，鲍先生与鲍仲安率领义兵响应，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郑门二鲍”。鲍仲安死在军中，鲍先生主持他的丧事，在战乱中取出他的灵柩并安葬。明军攻下徽州，邓愈再次通缉郑师山。鲍先生先让郑师山逃走，让自己的儿子鲍颎代替他入狱。鲍颎遭受上百次拷打，估计无法幸免，郑师山于是挺身而出。鲍先生早晚都在狱中，照料郑师山的饮食。郑师山自己招供后，鲍先生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如同丧父丧母一般，痛心于无法救他的老师。鲍颎，字尚褧，年少时跟随父亲在郑师山门下讲学，同时也拜入石丘先生胡默的门下。洪武初年，因被推荐而起用，历任翰林修撰、耀州同知。他无罪而死时，鲍先生还在世，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天道难以相信啊。

（梓材谨按：《万姓统谱》记载鲍尚褧说：“跟随乡先生张子经、胡孟成、郑彦昭等先生学习。”可见他跟随学习的老师不只是郑师山、胡石丘。）

附录

新安再次陷落，元军又来到，鲍伯原被抓获。元军主帅想杀他，鲍伯原从容地说：“我是山林中的遗民，保卫家乡，将军为什么不安抚我们反而要杀我们呢？”主帅于是释放了他。

鲍先生观

鲍先生偕（合传。）

鲍观，字以仁，是鲍仲安的侄子。他的父亲鲍叶，也是郑师山的老朋友。鲍先生与弟弟鲍偕都跟随郑师山学习，孝顺友爱在乡里著称。他曾建造厅堂来奉养双亲，郑师山给它取名叫“亦政”。郑师山将要去世时，鲍观流泪说道：“观希望能得到先生一句话来自我警示，那么尊重所听到的教诲，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就好像还在您身边侍奉一样。不然，我死了也不能闭眼。先生幸好怜悯我。”郑师山提笔写道：“我用‘亦政’来命名你的厅堂，是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在家树立典范，在乡里教化风俗，这也是治理政事罢了，何必一定要吃君主的俸禄，管理百姓的事务，才算是治理政事呢？你们兄弟要努力啊！”郑师山去世时，鲍观周旋照料最为尽力。

鲍先生葆

鲍葆，也是鲍伯原的儿子。郑师山被囚禁时，他每天侍奉在侧。一天，他请求说：“先生一向喜爱灵山的秀丽，最近得到西山的一块钓石极佳，应当等先生事情平定后，在那里建造草堂来讲学。”郑师山感叹说：“我快要死了，你好好去做吧！”曾经考察建德、淳安之间，东阳的郭氏、吴氏、何氏都以富家子弟的身份兴起于学问，交游于东莱、同甫、说斋、止斋、水公等先生门下，父子兄弟在讲舍中往来不绝，可以说是一时的盛况。郑师山的讲学，也依靠鲍氏的力量。然而东阳的各位子弟还在太平之时，而鲍氏遭遇丧乱。他们历经百死千难，来保卫他们的老师，大概有古人的风范。后世那些对师友关系冷淡的人，足以感到感动和羞愧啊！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是歙县人。郑师山去世时，将孤儿汪逢辰托付给他。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温，是婺源人。起初，郑师山在黟南讲学。不久，黟南县令协助郑师山教学，外出就讲授学生，回家见郑师山就执行弟子礼节，跟随了六年，郑师山爱他如同骨肉。郑师山遭遇灾难，从开始被囚禁到就义，王友直没有一天离开过。当时黟南避居在越中，郑师山将所著的《春秋阙疑》托付给他，让他回去请黟南作序并传布。然而《新安文献志》没有记载这个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合传。）

洪先生宅（合传。）

洪斌，字节夫，是歙县人。率领他的弟弟叫洪杰，字仲德；叫洪宅，字季安，都跟随郑师山学习。郑师山曾经登上天目山，住在狮子寺，盘桓在玉立亭上，目睹云海的奇观，看见城南覆船山深邃险峻，是一郡最胜的地方，从此每年夏天携带书籍到山中避暑，洪先生因此在眠云石下建造了招隐草堂，郑师山与黟南各位先生在那里赋诗。洪先生也曾拜石丘先生胡默为师。

吴先生虎臣

吴虎臣，字道威，是歙县人。他是郑师山先生的妹夫，因此跟随他学习。家住在县南，那个地方叫富登，有一块石头突兀地伸出江面，气势好像飞入江中，郑师山每次经过那里，就坐在上面钓鱼，徘徊不愿离开，人们因此称为“郑公钓台”。淮西守将余阙听说后，用篆书书写“郑公钓台”寄给他，鲍以仁等人于是建造草堂，作为讲学的地方。

◆国良家学

山长鲍先生深

鲍先生浚

鲍先生淮（并见《师

译山门人》。）

◆君茂家学

鲍先生观

鲍先生偕（并见《师山门人》。

译◆石丘门人

鲍先生颎

洪先生斌（二人均见《师山门人》。）

◆黟南门人

王先生友直（见《师上山门人》。）

◆樗庵家学（融堂第五代传人。）

参政郑先生桓

郑桓，字居贞，歙县人，是同知郑潜的儿子。先生跟随父亲在福建做官，师从贡泰甫。明朝初年，以博学大儒的身份与唐仲实等人被召入宫应对，最终官至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后来因牵连进方孝孺党案而死。（参考《姓谱》。）

◆樗庵门人

修撰鲍先生颍（见上文《师山门人》。）

◆伯原家学

修撰鲍先生颎

鲍先生葆（二人均见《师山门人》。）

卷九十五 萧同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萧同诸儒学案 （全祖望补本）

萧同诸儒学案表

萧〇（萧勤斋） 孛朮鲁翀 （子）远

（附师萧克翁。） 窦伯辉

吕思诚 和希文

（附翟彝。）

第五居仁

贾仲元（二人均见《〇庵门人》。）

同恕 第五居仁

（二人均属晦翁续传。） 贾仲元 石伯元

韩择

侯均

（二人均与勤斋同调。）

赵世延

（与〇庵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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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同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元朝建立国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有学术尚未衰微，上层虽然轻视它，下层却自发地趋向它，这就是洛学、闽学恩泽广博的缘故。像萧勤斋、同〇庵这些人，大概也是许衡、刘因一类的人物吧！于是撰写《萧同诸儒学案》。（梓材按语：这一卷也是谢山特别设立的，用来归附那些师承不详的元代儒者。）

◆晦翁续传

贞敏萧勤斋先生〇

萧〇，字惟斗，陕西奉元人。从幼小时起，性情极其孝顺。起初出任府史，言语与当权者不合，便引退。在南山读书三十年。制作了一件皮衣，从身体中部以下，等到躺下时，就靠着床榻玩味诵读，毫不间断，来他门下请教学业的人日益增多。世祖分封秦王，征辟先生与韩择一同侍奉秦王府，先生以生病为由推辞。授予陕西儒学提举，没有赴任。省宪大臣在他家中设宴，派随从史官先到先生住所。当时先生正在打水浇园，随从史官本来不认识他，让他饮马，先生姑且像平常一样应答。过了一会儿，先生穿戴好冠带出来迎接客人，随从史官害怕，伏地谢罪，先生也完全不介意。后来多次以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集贤待读学士的身份征召，都不出仕。武宗即位，任命为太子右谕德，先生带病到京城，入宫觐见东宫，书写《酒诰》进献，因为朝廷当时崇尚饮酒。不久解职离去。有人问他原因，他说：“礼制规定，东宫面向东，师傅面向西，这种礼制现在可行吗？”再次任命为集贤学士、国子祭酒，疾病发作，坚决辞官回家。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赐谥号贞敏。先生教导人，一定从《小学》开始。写文章，立意精深，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侯均曾说：“元朝统治天下百年，只有萧惟斗是识字的人。”所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以及《勤斋文集》流传于世。（从黄氏补本录入。）

文贞同〇庵先生恕

同恕，字宽甫，祖先是太原人。五代祖迁居秦中，于是定居奉元。家族世代从事儒业，同居二百口人，没有闲话。先生十三岁时，凭《书经》在乡校中夺得魁首。世祖至元年间，朝廷开始设立六部，选拔名士担任吏属，关陕地区推荐先生到礼部，先生推辞不去。仁宗即位，在他家中任命为国子司业，三次征召，都不出仕。西台侍御史赵世延，在奉元设立鲁斋书院，让先生主持教学事务，先后来的学者数以千计。延佑年间开设科举，再次主持乡试，人们佩服他的公正。六年，召为左赞善大夫。第二年，称病回家。文宗天历初年，任命为集贤待读学士，以年老推辞。他的学问由程颐、朱熹追溯至孔子、孟子，务求融会贯通事理，以便利于践行。平时，即使是大热天，也不脱去冠带。祭祀时斋戒严肃周到。曾说：“养生如果有不周全的地方，事情还可以补救，追念祖先如果不真诚，就是欺骗神灵，能逃避罪责吗！”藏书数万卷，将住所题匾为〇庵。当时萧惟斗住在南山下，也以道德高尚闻名当世，进城时，一定住在先生家中，士人评论称他们为萧、同。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追封京兆郡侯，谥号文贞。所著《〇庵集》二十卷。

◆勤斋同调

征君韩先生择

韩择，字从善，与萧惟斗是同乡。他教导人，即使是中年以后，也一定让他们从《小学》开始。有人怀疑这是超越节度、勤苦过度，先生说：“人不知道学习，到老还是童心未泯。况且童蒙时期应当知道的，到白头还不知道，可以吗？”世祖曾经召他进京，不出仕。他去世时，门人穿缌麻服丧的有一百多人。

博士侯先生均

侯均，字伯仁，也与惟斗是同乡

译他年少时丧父，只与继母一起生活，靠卖柴火来供给奉养。积累学问四十年，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精通掌握的。每当读书，必定熟练背诵才停止。他曾说：“人读书如果不到一千卷，最终对自己没有益处。”名声震动关中地区，因被推荐而起任太常博士。后来因为上疏违背了当时宰相的心意，不等朝廷回复就回家了。（同上。）

译◆〇庵同调

文忠赵先生世延

赵世延，字子敬，祖先是雍古族人，居住在云中北边。祖父按竺迩，幼年丧父，由外祖父朮要申抚养，被过继给赵家，因此改姓赵。后来定居在成都。先生天资聪颖出众，喜爱读书，潜心研究儒家的体用之学。二十岁时，世祖召见，让他进入枢密院御史台学习政务。历任平章政事。至顺元年，下诏与虞集等人编纂《皇朝经世大典》。至元改年号时，任命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封鲁国公。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谥号文忠。先生历经九朝，在行省和御史台任职五十多年，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并以忠义来统摄，以清廉耿介来坚守，以文学来修饰，凡是军国利弊、百姓安危，知道的一定毫无保留地进言，而对于儒家的名教，尤其恳切重视。（参考史传。）

◆勤斋门人

文靖孛朮鲁菊潭先生翀（附带老师萧克翁、儿子远。）

孛朮鲁翀，字子翚，是顺阳人。相貌魁梧，不随便言笑。父亲居谦，被征召为江西的属吏。先生稍长，就勤奋学习，跟随新喻人萧克翁求学。后来又跟随萧贞敏游学。（梓材按语：以上二十八字，从黄氏补本本节录入。）他的学问以性命道德为根本，文章典雅，深合古法。多次升迁至集贤直学士，兼任国子祭酒。当时学生们一向仰慕先生，至此，私下互相庆贺。先生认为古代教育必须有学业，退学必须有居所，于是建造了四间房屋，供学者居住。学生们积分考核，有六年未能及第授官的，先生到来后，都让他们参加考核并授予官职。去世，封南阳郡公，谥号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儿子远，字明道，凭借父荫调任秘书郎，转任襄阳县尹。尚未赴任，南阳贼寇起事，明道以忠义自我激励，倾尽家财招募壮丁，得到一千多人，与贼寇抵抗作战，不久贼寇大举到来，于是被害。

（梓材谨按：先生传记原先列入《北方学案·鲁斋门人》中，但不详细记载师承，黄氏补本则详细记载，所以合并订正，录入本卷。）

忠肃吕先生思诚（附带翟彝。）

吕思诚，字仲实，是平定州人。母亲冯氏，梦见文昌星而生下他，眼睛有神光，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长大后，跟随萧勤斋学习经学。后来进入国子学做陪堂生。考中泰定元年进士，授予同知辽州事，改任景州蓨县尹。刻制孔子像，命令社学祭祀。有个叫翟彝的人，从他祖父开始因为河南战乱，被掠卖为奴，每年缴纳丁税和粮食以免除劳役。先生知道翟彝努力学习，召见他的主人与他约定，终翟彝一生缴纳粮食三十石，仍然代替他缴纳赋税，翟彝得以成为良民。多次升迁为国子监丞，升任司业，拜监察御史大夫，外任广西廉访司佥事。调任浙西。达识帖睦尔当时任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行省大臣有嫌隙，唆使先生弹劾他们，先生说：“我作为天子的耳目，不做台臣的鹰犬。”不听从。后来听说行省平章应吉贪污受贿，浙地百姓多怨恨他，先生上奏疏陈其罪，将他流放到海南。又召为国子司业，历任河东廉访使。不久，召为集贤侍读学士，兼任国子祭酒。官至光禄大夫、大司農。去世时六十五岁。先生三次担任祭酒，一律效法许文正的旧制，学生们顺从教化，后来多成为名士。曾经认为古代注疏太繁琐，魏鹤山删减得太简略，打算折中二者以成书，未能实现。有文集若干卷、《两汉通纪》若干巻。谥号忠肃。（参考史传。）

静安第五先生居仁

贾先生仲元（并见〇庵门人。）

◆〇庵门人

静安第五先生居仁

第五居仁，字士安，□□人。幼年跟随萧惟斗学习。二十岁跟随同氏受学，博通经史。亲自率领子弟努力从事农业，学徒满门。曾经在田间行走，遇到偷窃他桑树的人，先生就避开他。乡里人推崇他的品行道义，大多被感化信服。在他门下学习的人，都学问明达、品行修养良好。去世那天，门人私谥为静安先生。（从黄氏补本录入。）

贾先生仲元

贾仲元，□□人。向萧贞敏公、同文贞公学习，一切出于正道。（参考《王忠文集》。）

◆菊潭门人（勤斋再传。）

博士窦先生伯辉

窦伯辉，中山人。师从国子祭酒孛朮鲁先生。有一间读书的厅堂，名叫“醉经”，实际上是祭酒所命名的。年纪老了而学习不疲倦。多次升迁为郡博士，所到之处以经术教授子弟。（同上。）

◆忠肃门人

侍郎和先生希文

和希文，平定人。学问品行超过常人。洪武年间，被提拔任用，在职勤勉能干。官至刑部侍郎。（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先生任赞善时，北归奉养母亲，宋景濂作序送他，说：“先生是吕忠肃公的高材弟子。在前朝时，在成均馆学习，通晓《诗经》的传疏，累计考试八分，遭遇外艰（父亲去世）而离职。在太行山中奉养母亲，饮水著书以为乐。”又说：“徐魏公听说他的名声，推荐并起用他，提拔为刑部郎中。不久，升任太子赞

译善大夫。」）

◆贾氏门人（〇庵再传弟子。）

乡贡石先生伯元

译石伯元，京兆人。曾考中乡贡进士，为陕西第一名。不久隐居不仕。他的学问师从贡仲元。他所著的《周易演说》，认为《易》的道理不能通过传注来探求，如果在传注中寻求《易传》，那么《易》的道理就越来越不明朗。于是他把诸儒的学说全部抛弃不予省察，只取河图、洛书两幅图来玩味探究，有一天忽然领悟，仿佛心中领会了它的义理，精神契合了它的宗旨，于是提笔写成书，每卦都有解说，专门以阐明卦象为要点，并非随意空谈而已。至于《河图》、《洛书》的数理，重卦、变卦、揲卦的方法，又作了十二幅图来发挥其要旨。（参见《王忠文集》。）

卷九十六 元佑党案（附《绍兴学禁》）

元佑党案 （全祖望补本）

元佑党案表

曾任宰相者七人：司马光（另见《涑水学案》）、文彦博（另见《泰山学案》）、吕公着（另见《范吕诸儒学案》）、吕大防（另见《范吕诸儒学案》）、刘垫（另见《泰山学案》）、范纯仁、张耒（另见《苏氏蜀学略》）。

曾任执政者十人，内除郑雍、李清臣：梁焘（另见《泰山学案》）、王岩臾（另见《范吕诸儒学案》）、王存、傅尧俞（另见《涑水学案》）、赵瞻（另见《涑水学案》）、韩维（另见《范吕诸儒学案》）、韩忠彦（并见《高平学案》）、范百禄（另见《范吕诸儒学案》）、胡宗愈（另见《庐陵学案》）、苏辙（另见《苏氏蜀学略》）、刘奉世（另见《庐陵学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内除杨畏：苏轼（另见《苏氏蜀学略》）、范祖禹（另见《华阳学案》）、王钦臣、姚〇、顾临（另见《安定学案》）、赵君锡（另见《高平学案》）、马默（另见《泰山学案》）、孙巩（另见《涑水学案》）、孔武仲（另见《濂溪学案》）、王汾、孔文仲（另见《濂溪学案》）、朱光庭（另见《刘李诸儒学案》）、吴安持、钱勰、李玄纯（另见《苏氏蜀学略》）、孙觉（另见《安定学案》）、陆佃（另见《庐陵学案》）、龚原（另见《荆公新学略》）、欧阳棐（另见《庐陵学案》）、吕希哲（另见《荥阳学案》）、刘唐老、晁补之（另见《苏氏蜀学略》）、黄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黄隐（另见《涑水学案》）、毕仲游。

余官三十九人：秦观（另见《苏氏蜀学略》）、岑象求（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又侍从官二人：汤馘、孙谔。

又余官四人：杜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范柔中、邓考甫、江公望。

司马康（另见《涑水学案》）。

又曾任执政一人：蒋之奇（另见《庐陵学案》）。

宋保国（另见《荆公新学略》）。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吴安诗。

又余官九人：邓忠臣、马涓（另见《范吕诸儒学案》）、尹材（另见《涑水学案》）、李深（另见《范吕诸儒学案》）、李之仪、范正平（并见《高平学案》）、苏■（另见《范吕诸儒学案》）、周锷（另见《士刘诸儒学案》）、李昭〇（另见《安定学案》）。

译（附弟弟仲愈。

荆公新学略》》。）

常安民（另见又不在碑目三人：

。）

鲜于侁

《范吕诸儒学晁说之（另为《景

译安焘（另见《赵彦若案》、《迂学案》、《安定学案》）。

赵〇

孙平仲（另见《濂溪学案》）。

孙升

李周（另见《涑水学案》）。

李勉（附见《范吕诸儒学案》）。

家愿（另见《苏氏蜀学略》）。

王巩（另见《苏氏蜀学略》）。

刘安世（另见《元城学案》）。

张保源

汪衍

韩川

余爽

贾易

郑侠（另见《荆公新学略》）。

吕希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常立

曾肇（另见《庐陵学案》）。

程颐（另见《伊川学案》）。

王觌

唐义问

范纯粹（另见《高平学案》）。

余卞

李格非（另见《苏氏蜀学略》）。

吕陶（另见《苏氏蜀学略》）。

商倚

王古

张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陈次升

李祉

丰稷（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陈祜

谢文瓘

任伯雨（另见《苏氏蜀学略》）。

邹浩（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陈郛

张舜民（另见《范吕诸儒学案》、《陈邹诸儒学案》）。

朱光裔

苏嘉

陈瓘（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龚夬

吕希绩（并见《范吕诸儒学案》）。

欧阳中立（另见《涑水学案》）。

吴俦

元佑党案序录

祖望谨按：元佑时期的学术，被二蔡（蔡京、蔡卞）、二惇（章惇、曾布）所禁止，南宋中兴后，丰国公赵公（赵鼎）放宽了禁令。和议兴起，秦桧又禁止它，绍兴末年又放宽了禁令。郑丙、陈贾忌恨朱熹，又开启了禁令，从而演变为庆元党禁。这是两宋治乱存亡所关涉的大事。嘉定年间以后，表面上尊崇它而暗中摧残它，儒术也就逐渐衰微了。他们的事迹已经散见于各位先生的传记中，我又仿效《大事表》的体例，记述《元佑党案》、《庆元党案》，直到晚宋如周密之类的人，凡是诋毁辱骂儒者的都附在后面。（梓材按：《元佑党案》、《庆元党案》是谢山（黄宗羲）特别设立的，其原稿已不存在，现在依照《序录》加以修补完善，使阅读者可以考察两宋道学兴衰的缘由。这一卷先谱列元佑党籍，将绍兴年间攻击专门治学者的人附在后面。）

元丰八年乙丑

元佑元年丙寅

元佑二年丁卯

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

宣仁太后、高氏共同听政。

二月，修撰《神宗实录》。

潞公（文彦博）、申公（吕公著）同时担任宰相。

五月，当时的宰相王珪去世，蔡确、韩缜担任宰相。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以宗正丞的身份召程颢，未出发便去世了。

伊川（程颐）到达京师，授予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

诏令苏辙、刘攽编次神宗御制的文集。

台谏官孙觉、刘挚、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接连弹劾蔡确、章惇的罪行。闰月，蔡确被罢免。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人推荐程颐。

二月，伊川被差遣代理管理西京国子监，伊川请求归隐田园。

四月，诏令潞公十日一次在都堂议事。

七月，任命吕公著为尚书左丞。

三月，章惇被罢免。任命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命令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

八月，孔文仲弹劾伊川。

十一月，任命伊川为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

诏令伊川为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

十二月，开设经筵。

四月，韩缜被罢免。

申公（吕公著）担任宰相。

伊川接受经筵的任命。

温公（司马光）请求起用文潞公（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这个月，已故宰相王荆公（王安石）去世。

六月庚辰日，因为吕惠卿是罪恶的首犯，将他流放。

伊川受命兼任修撰国子监太学条制。八月，差遣他判登闻鼓院。

九月，温公（司马光）去世。

这一年，调任杨龟山。当时徐州司法参军因守丧离职。

译元佑三年戊辰年，元佑四年己巳年，元佑五年庚午年。

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宣仁太后临朝理政。

二月，伊川先生的父亲请求退休，章惇五次……潞公、申公、汲公、许公一同……潞公、汲公一同担任宰相。

译皇上没有批准。

吕公著拜相。

程颐因父亲去世离职。

四月，吕公著恳请辞职。孔文仲去世。

二月，吕公著去世。

二月，韩琦致仕。

三月，赵瞻去世。

四月，诏令讲读官在经筵讲经。

吕大防、范纯仁都拜相。

四月，孙固去世。

自司马光去世后，王安石的党徒多造流言，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范纯仁畏惧他们，想参用他们的党羽，以平息旧怨，称之为调停。

转任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当时元祐之治比肩嘉祐之盛。不久，党争议论复兴，胡宗愈进献《君子无党论》。

六月，范纯仁出知颍昌府。

这一年，李端伯去世。

十一月，傅尧俞去世。

十二月，颁布《元祐敕令式》。

范镇去世。

元祐六年辛未

元祐七年壬申

元祐八年癸酉

宣仁太后临朝。

宣仁太后临朝。

宣仁太后临朝。

二月，刘挚拜相。

三月，吕大防上呈《神宗实录》。

三月，任命程颐为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

正月，范祖禹上呈《仁皇训典》。

十一月，刘挚罢相。

施行元祐《观天历》。

六月，苏颂拜相。

蔡确死于新州。

这一年，赐进士马涓第一。

七月，诏令修撰《神宗史》。

三月，苏颂罢相。

六月，中书省上呈《元祐在京通用条贯》。

七月，范纯仁复相。

九月，宣仁太后崩。

十月，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事。

十一月，杨畏上疏说神宗立法更制以垂万世，请求讲求运用成继述之道。

十二月，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为遥郡团练使。

绍圣元年甲戌

绍圣二年乙亥

绍圣三年丙子

二月，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章惇专政。

章惇专政。

正月，诏令国史院增补先帝御集。

二月，罢除富弼配享。

三月，来之邵上疏罢免吕大防。

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有诛杀元祐诸臣的议论，尹焞不回答而退出，从此绍述之论大兴。

范淳夫请求恢复，召程颐还经筵。

四月，章惇拜相，任命曾布为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右正言曾布请求改元，以顺天意，明绍述范纯仁请求罢相，任命蔡卞为国史修撰。

这月，章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追复蔡确原官，重修《神宗实录。

五月，听从张商英之言，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

邓润甫死。

七月，剥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

王岩叟赠官。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

十二月，安置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劲与吕大防等。

绍圣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元符二年己卯

章惇专政。

章惇专政。

章惇专政。

哲宗心恶元祐宰执。

三月，同文馆狱起，蔡京与安惇同讯，极意罗织远锢。

二月，命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赵瞻、傅尧俞、苏轼、梁焘于循、雷、化、永、新五州。又安置刘奉世、王觌、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武仲、王钦臣、吕希哲、吕升卿、董必尽杀元祐流人。

谏官范祖禹、刘安世杀内子不叙。

四月，梁焘卒于化州。

七月，复窜郑侠，除秦观名，编管雷州。重得罪者八百

译纯、希绩、姚等三十家。

吴安诗、秦观等十七人通范淳夫祖禹卒于化州，隋、峡、衡、蔡、亳、单、饶、均、池、信、和、金等十一月，除元佑余党及特旨行遣者并与量移。

译光、衢、连、横等州居住。王汾和孔平仲被罢免官职。张耒、晁补之和贾易都被任命为监管官。

朱光庭、孙觉、赵〇、李之純、杜纯、李周、孔文仲都被追夺官职并贬谪。

降任潞公为太子少保。

伊川被追毁自出身以来的所有文书，放归乡里。

闰月，张君说因上书诋毁先朝而被处死。

苏轼被流放至昌化军，范祖禹、刘安世被流放至高州、宾州。

三月，命令蹇序辰编纂司马温公等人的事迹及臣僚的奏章，每人为一卷，共一百四十三卷呈上，士大夫因此无人能逃脱灾祸。

四月，再次追贬温公至朱〇、申公至昌化、王岐公至万安，都担任司户参军。

汲公在虔州去世。

五月，潞公去世。

十一月，伊川被送往涪州编管。

十二月，刘忠肃在新州去世。

元符三年庚辰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 崇宁元年壬午

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 正月，许公去世。赵挺之建议 三月，仪公被罢免。

二月，晋升章惇为特进，封为申国 绍述，再次攻击元佑旧臣，罢免范 五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再次

公。 纯礼、丰稷、任伯雨、陈熵 被追夺官职并降等。

以韩仪公忠彦为门下侍郎， 、江公望、傅揖出、吕希纯 伊川被追夺所恢复的官职，依旧致仕。

黄履为尚书右丞，叙复党人 、晁补之。 命令三省登记贬降的四十四人

，范许公以下，刘奉世、吕 二月，章惇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姓名，不再给予在京差遣。

希纯、王觌、吴安诗、韩川 五月，苏子容去世。 敕令张贴于朝堂，并登记元佑、元符党

、唐义问并分司邓、光、唐 十一月，再次召蔡京为 人新旧合计五十余人。

、和、澧、随、安州，吕希 翰林学士承旨。 闰六月，曾布出任润州知州。

哲、希绩、吕陶、陈佑并宫 十二月，诏令恢复邢恕、吕嘉问 七月，蔡京任宰相，禁止元佑法度，

观，苏轼、苏辙、刘安世、 、路昌衡、安惇、蹇序辰官 创设讲议司，由蔡京亲自统领。

秦观、程颐移廉、衡、英、 观。 九月，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臣

峡等州，王古、杨畏、王钦 僚奏章姓名，分为正邪，各为

臣、范纯礼、纯粹、晁补之 三等，中书奏报：正上锺世美

和、润、襄、兖、亳、信、 等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

张耒河中府，刘唐老武 ，正下许奉世等三十二人，

胜军，邹浩、黄隐、黄庭坚 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

、贾易、王回并与监当差， ，邪上梁宽等四十一人，邪

郑侠任便居住。 中赵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

四月，伊川恢复宣德郎，任便 王巩等三百十二人。立党人

居住。 碑于端礼门：文臣任宰执文

仪公任宰相，许公等十九人再叙 潞公等二十四人，任待制以

。 上苏文忠等三十五人，余官

曾布任宰相。 秦观以下四十八人，内臣张

五月，皇上采纳仪公的建议，元佑臣 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

僚，生者蒙恩，宜甄别死者， 四人，皆御书深刻其罪状，

诏令恢复文潞公、王岐公、司 列为奸党。十月，追贬李清

马温公、吕申公、汲公、 臣、黄履，流放曾肇以下十七

刘忠肃、韩维、梁焘、孙 人至远州，贬韩仪公忠彦、

固、傅尧俞、赵瞻、郑雍

译梁焘、曾布、范纯礼，以及王岩叟、范祖禹、赵彦若、顾临、赵君锡、李之纯、吕大中、鲜于侁、孔文仲、姚〇、盛陶、赵〇孙觉、杜纯、朱光庭、李之纯、吕大忠、孔文仲、武仲、姚〇、赵〇、孙觉、杜纯、朱光廷、李周、张茂则、高士英、升凡生前所任官职、退休待遇、遗表恩泽，全部予以追夺。贬刑恕为均州官。安惇、蹇序辰被削去官籍，遣送回乡。

译十二月，恢复伊川通直郎的官职，代理西京判官。国子监提举方宙请求归还先前被夺走的伊川田产，尚未实行。

崇宁二年癸未 崇宁三年甲申 崇宁四年乙酉

蔡京专权。 蔡京专权。 蔡京专权。

正月，流放任伯雨等九人。 六月丁巳日，下诏将元符年间的奸党全部列为 正月，蔡卞出任河南府知府。

四月，范致明弹劾伊川入山著 元佑年间的奸党，共计三百零九人， 三月，赵挺之拜相。

书，觉察三十日，伊川被追缴 皇上亲自书写并刻石于文德殿东壁 五月，解除对党人父兄子弟的禁令

出身以来的文字，削去官籍。 。又命令蔡京书写并颁布天下。 。

八月，颁布党人姓名，下发至监司 八月，蔡京进呈《神宗史》。 六月，赵挺之罢相。

长官厅刻石，共计九十七人。 十二月，安惇去世。 九月，召回被流放的贬谪者，依次

十一月，言官弹劾伊川聚众传 迁徙到近地。

授，请求禁止，朝廷依从。 十一月，章惇去世。

这一年，有禁止元佑学术政事的法令，凡二十四年，直到金人包围京师才废止。

崇宁五年丙戌 大观元年丁亥 大观二年戊子

正月，因星象变异，毁掉元佑党人 正月，蔡京再次拜相。 三月，依据详细赦免文书，审查到孙

碑，刘挚以下二百零七人 五月，下诏从今以后凡是统领一路及监 固等四十五人，下诏除孙固、

分别恢复官职。 司职务的，不要任用元佑学术及异 安焘、贾易之外，其余全部从党籍中除名。

伊川恢复承务郎，依旧退休。 议之人充任。 又审查

二月，蔡京罢相。 七月，伊川去世。 到叶祖洽等六人，下诏全部从党籍中除名。

三月，下诏党人允许到京畿各县。伊 八月，曾布去世。 六月，再次依据赦令，审查到韩维

川在余官中列为第二等二十三人 ，不久以通直郎退休。 等九十五人，下诏全部从党籍中除名。

政和元年辛卯

十一月，凡上书邪等及曾经

入籍的人，都不允许参加学官考试。

大观三年己丑 大观四年庚寅 政和元年辛卯

六月，蔡京罢相。 三月，下诏上书邪下等人，可 十一月，凡上书邪等及曾经

七月，下诏被贬入籍的人，除元佑奸 依照无过失者的先例，今后改官升任 入籍的人，都不允许参加学官考试。

党及得罪宗庙者外，其余全部录用 。并免除检举。

。 闰八月，下诏警戒朋党。

政和二年壬辰 政和三年癸巳 政和四年甲午

蔡京再次拜相。

正月，制书规定上书邪等人一律不担任监司。

十二月，苏辙去世。

政和五年乙未 政和六年丙申

政和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己亥 宣和二年庚子

正月，应元符末年上书邪中等 王黼从中书侍郎加特进少宰 六月，蔡京罢相。

人，依照无过失者的先例。 兼中书侍郎。

九月，禁止群臣结党。 十二月，召杨时担任秘书郎。

宣和三年辛丑 宣和四年壬寅 宣和五年癸卯

王黼专权。 王黼专权。 王黼专权。

正月，邓洵武去世。 二月，陈瓘在楚州去世。 五月，杨时担任崇政殿说书

十二月，上书邪上等人特别给予 。

磨勘。 七月，禁止元佑学术，凡是举人

传习元佑学术者，以违反制度论处

。

宣和六年甲辰 宣和七年乙巳 靖康元年丙午

十一月，王黼罢相。 四月，蔡京罢相。 正月，金人侵犯边境。

十二月，蔡京依前太师领三 刘安世去世。 任命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省事。

译十二月，钦宗即位。

张邦昌担任宰相。

二月，下诏规定元祐年间的学术政事以及元祐党籍的相关法令不再施行。龟山

译兼任祭酒。

七月，废除禁止上书言事的禁令。

种师道推荐尹焞，称其学问品行足以担任劝讲之职，朝廷召尹焞到京城，尹焞不愿留下，朝廷赐给他“和靖处士”的称号。

蔡京在潭州去世。

十月，种师道去世。

谢山在《宋元佑党籍碑跋》中说：“《元佑党人碑记》，世人所见的，都是广西重新刻石的本子。这个刻本是已故宰相梁公焘的曾孙梁律重新刻立的，由吉州人饶祖尧作跋。其中注明已故的有六十多人，这是广西本所没有的。宦官之后，另外书写王珪的名字，接着写道：‘为臣不忠，曾任宰相章惇’，这也与广西本不同。王丞相虽然身为臣子，本不应与章惇并列，应当以梁律刻的碑为正确。”

又在《跋元佑党人碑》中说：“张章简公张纲在绍兴年间奉诏审阅元佑党人名籍时上奏说：‘臣等审阅党人碑刻，共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计九十八人，一个版本计三百零九人，虽然都出于蔡京的私意，但九十八人的版本，是崇宁初年所定，大多符合事实，后来蔡京又将上书言事的人以及他所不喜欢的人作为附丽之人添入党籍，冗杂至三百零九人。审阅九十八人中，除去王珪一名不应在籍，其余九十七人，大多是名望德行兼备的大臣：曾任宰相的，有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吕大房、刘挚、范纯仁、韩忠彦共七人；曾任执政的，有梁焘、王岩叟、王存、郑�的、傅尧俞、赵瞻、韩维、孙�的、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轼、刘奉世、范纯礼、陆�的、安�的共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的，有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的、顾临、赵君锡、马默、�的武仲、王汾、�的文仲、朱光庭、吴安持、钱�的、李之纯、孙觉、鲜于�的、赵彦若、赵�的、孙升、李周、刘安世、�的川、贾易、吕希纯、曾�的、王�的、范纯粹、杨畏、吕陶、王�的、陈次升、丰�的、谢文�的、邹浩、张舜民共三十五人；一般官员，有秦观、汤�的、杜纯、司马康、宋保国、吴�的诗、张�的、欧阳�的、吕希哲、刘唐老、�的补之、黄庭坚、黄�的、毕仲游、常安民、�的平仲、王�的、张保源、汪�的、余爽、郑侠、常立、程�的、唐义问、余�的、李格非、商�的、张庭坚、李�的、陈佑、任伯雨、陈�的、朱光裔、苏嘉、陈�的、龚�的、吕希绩、欧阳中立、吴�的共三十九人。所有三百零九人中，剔除九十七人，其余还有侍从官上官均、岑象求，以及其他官员江公望、范柔中、邓考�的、孙�的等六人，名望德行也显然可见。此外二百余人，姓名有不显著的，以及当时议论的是非，年代久远没有其他文字考证，难以一并列举。’此后推恩的诏令，只限于这一百零三家，这是依据张章简公的奏议。我读《元城语录》说，元佑党人只有七十八人，那么所谓九十七人的说法，已经增加了十九人了。其中据我所知，如李清臣，难道应该在元佑党人之内吗？郑雍也依附章惇，而陆�的虽然在王安石弟子中算是较好的，但终究不能说是元佑党人。杨畏的恶劣，应当超过李清臣，至于一般官员中，也有很多庸人混迹其间，那么张章简公以前碑为定论的说法，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后碑确实多贤人，但混入其中的人，也不可不予以考证。”

元佑党籍

曾任宰相的七人

文正司马涑水先生光（另见《涑水学案》。）

忠烈文宽夫先生彦博（另见《泰山学案》。）

正献吕晦叔先生公着（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正愍吕微仲先生大防（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忠肃刘莘老先生挚（另见《泰山学案》。）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

仆射韩先生忠彦（均见《高平学案》。）

曾任执政的十六人（其中除去郑�的、李清臣二人。）

左丞梁况之先生焘（另见《泰山学案》。）

端明王彦霖先生岩叟（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尚书王先生存

王存，字正仲，丹阳人。幼年善于读书，十二岁时，辞别亲人到江西拜师求学，五年后才回家。当时学者正崇尚雕琢辞藻，他独自写了数十篇古文，乡里的老先生看了，自认为不如他。庆历六年，考中进士，调任嘉兴主簿，多次升迁任密州推官。他修身洁行，自重自爱，被欧阳文忠公、吕正献公、赵康�的公所赏识。治�年间，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历任太常礼院知院。先生原本与王荆公交情深厚，荆公执政，多次引荐他议论政事，意见不合，就推辞不去。在三馆任职多年，不曾稍减节操以求进身。曾召见于便殿，多次上书陈述时政，进而涉及大臣，无所依附，都是当时的人

译难以言表。元丰元年，神宗皇帝察觉他忠诚老实且不结党营私，任命他为国史编修官，负责修撰起居注。第二年，任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兼任太常寺判官。五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出任开封府知府。晋升为枢密直学士，改任兵部尚书，又转任户部尚书。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永裕陵的丧葬费用，不到一个时辰就筹备完毕，宰相趁机再次将他调任兵部尚书。元佑初年，他回到户部任职，坚决推辞不接受。二年，授予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升任尚书左丞。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蔡州知州。一年多后，加封资政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被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当时朝中关于朋党的议论日益激烈，先生对哲宗说：“臣子结党营私，确实不可助长，但如果不加审察，就会误伤好人。”因此又与当权者意见相左，被外放任大名府知府，改任杭州知州。绍圣初年，请求退休，提举崇禧观，升任右正议大夫并退休。不久降为通议大夫。先生曾经哀叹近世的学者，身居高位做公卿，但在祭祀祖先时，却只遵循平民的礼制。等到他退休回乡建房时，首先修建了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左银青光禄大夫。先生生性宽厚，平时恭谨谦逊，不做怪异激进的行为，至于他所坚守的原则，坚定不可动摇。（参考史传。）

译献简傅先生尧俞

懿简赵先生瞻（一并见于《涑水学案》。）

少师韩持国先生维（另见于《范吕诸儒学案》。）

温靖孙先生固（另见于《涑水学案》。）

资政范先生百禄（另见于《范吕诸儒学案》。）

尚昼胡先生宗愈（另见于《庐陵学案》。）

文定苏颍滨先生辙（另见于《苏氏蜀学略》。）

端明刘先生奉世（另见于《庐陵学案》。）

恭献范先生纯礼（另见于《高平学案》。）

右丞陆陶山先生佃（另见于《荆公新学略》。）

枢密安先生焘（另见于《安定学案》。）

曾任待制以上官职的共三十五人（其中除去杨畏一人。）

文忠苏东坡先生轼（另见于《苏氏蜀学略》。）

正献范华阳先生祖禹（另立为《华阳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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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制王先生钦臣

王钦臣，字仲至，宋城人，是文公王洙的儿子。他清正高洁，有志向节操，带着文章拜见欧阳兖公，兖公对他十分器重。他凭借父荫入仕，文潞公推荐他参加学士院考试，赐进士及第。历任陕西转运副使。元佑初年，担任工部员外郎。出使高丽，回来后，晋升为太仆少卿，转任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朝应对，哲宗说：“近来阅览书诏，很不让人满意，谁可以担任学士呢？”钱勰推荐了王先生。哲宗说：“章惇不喜欢他。”于是任命钱勰为学士，王先生兼任开封府尹。改任集贤殿修撰、知和州。调任饶州，被贬斥提举太平观。徽宗即位，恢复待制官职，知成德军。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王先生平生写文章极多，所交往的都是名士，生性喜好古物，藏书数万卷，亲自校勘订正，世人称其藏书为善本。（参考史传。）

祭酒姚先生〇

姚〇，字辉中，山阴人。考中进士，历任永康县令。元佑初年，被召任左正言，上奏弹劾御史中丞赵君锡随声附和、俯仰由人，没有建树和明断。升任起居郎，改任国子祭酒。绍圣初年，言官弹劾他阿附吕大防、范纯仁，被贬知信州，再次贬为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参考《嘉泰会稽志》。）

（云濠谨按：先生名一作缅。绍圣四年，居住在衢州。）

学士顾先生临（另见于《安定学案》。）

徽猷赵无愧先生君锡（另见于《高平学案》。）

转运马先生默（另见于《泰山学案》。）

待制孔先生武仲（另见于《濂溪学案》。）

侍郎王先生汾

王汾，字□□，巨野人，是翰林学士王禹偁的曾孙。考中进士甲科，官至工部侍郎。被列入元佑党籍。（参考史传。）

舍人孔先生文仲（另见于《濂溪学案》。）

学士朱先生光庭（另见于《刘李诸儒学案》。）

待制吴先生安持

吴安持，字□□，浦城人，是同平章事吴充的次子。元佑年间，担任都水使者，升任工部侍郎。最终官至天章阁待制。（参考史传。）

龙图钱先生勰

钱勰，字穆父，是吴越王之后、知谏院钱彦远的儿子。五岁时，每天能诵读千言。十三岁，制举的学业已成。熙宁三年应试，既已通过秘阁选拔，廷对也入等第了，恰逢王安石厌恶孔文仲的策论，迁怒罢免了该科，于是未能及第。凭借父荫任尉氏县知县，授流内铨主簿。判铨官陈古灵襄曾进呈班簿，神宗称赞他。古灵说：“这不是臣的能力，是主簿钱勰做的。”第二天召对，将任命他为清要之官。王安石派弟弟和甫来见他，许诺任用他为御史。王先生推辞说：“家贫母老，不能远行万里。”王安石知道他不依附自己，任命他暂代盐铁判官，历任提点京西、河北、京东刑狱。元豐年间制定官制，王先生正在守丧。皇帝在左司郎中的名册上亲自写下他的姓名，规定须待守丧期满再授予官职。奉命出使吊唁高丽。回来后，拜为中书舍人。元佑初年，升任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身份知开封府。老吏畏惧他的敏锐，宗室、贵戚因此收敛手脚，即使是丞相府的谒吏干请，也被械治。积怨众怒，被外放知越州，调任瀛州。召回拜为工部、户部侍郎，进升尚书，加龙图阁直学士，再次知开封，处理事务更加精明。哲宗〇政，翰林院缺学士，章惇三次推荐林希，皇帝任命了王先生，仍兼任侍读。因为曾经执行过章惇的贬谪命令而推辞，恐惧而请求离职。皇帝说：“难道不是‘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硈无大臣之节’的人吗？朕本来就知道，不必回避。”曾侍奉经筵，皇帝留他谈话说：“台臣弹劾徐邸之事，言辞涉及郑雍，小人离间骨肉竟至于此。如果郑雍有请求，应当交给你用美好的诏书去慰安他。”不久郑雍的奏章到了，王先生拟写答诏。皇帝看了，认为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章惇因此极力排挤诋毁，暗示台臣全部攻击他，言论不停。被罢免知池州，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讣告未到，皇帝还在其从

译弟弟景臻问候是否安康。元符末年，追复龙图学士的官职。（同上。）

尚书李先生之纯（另见《苏氏蜀学略》。）

译龙图阁直学士孙莘老先生觉（另见《安定学案》。）

修撰鲜于先生侁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是唐代剑南节度使鲜于叔明的后裔。他性情庄重，勤奋好学。考中进士后，担任江陵右司理参军。庆历年间，全国大旱，皇帝下诏征求意见，先生推究灾变兴起的原因，又列举当时朝政的过失有四项，言辞恳切直率。后调任黟县县令，绵州通判，永兴军签书判官，升任利州路转运判官。起初，王安石住在金陵时，名声显赫，士大夫们都期望他出任宰相。先生厌恶他沽名钓誉、迎合君主，对人说：“这个人如果被任用，必定会败坏扰乱朝政。”到了这时，先生便上书议论时政，说：“值得忧虑的有一项，值得叹息的有两项，其他违背治国常理而招致民怨的，无法一一列举。”他的意思专门指向王安石。王安石大怒，诋毁他。神宗说：“鲜于侁有文学才能，可以任用。”王安石说：“陛下怎么知道他的？”神宗说：“有他的章奏在。”王安石才不敢再说话。他在地方任职九年，治所离阆中很近，亲戚众多，他对待他们毫无私心，每个人都得到他的欢心。苏轼称赞他上不损害法度，中不废弃亲情，下不伤害百姓，认为这是“三难”。后调任京东西路转运使。后来两路合并为一，任命先生为转运使。当时王珪、吕惠卿掌权，正直的人大多不被容纳。先生说：“我有荐举的权力，如果所推荐的不是贤才，那是耻辱。”所以他所推荐的都是坚守正道、不合时宜的士人。元丰二年，被召见对答，任命为扬州知州。苏轼从湖州赴京受审，亲朋好友都与他断绝交往。经过扬州时，先生前往探望。因被举荐的官吏连累，被罢免，主管西京御史台。哲宗即位，考虑到京东地区因劳役困苦，吴居厚聚敛苛虐，将他流放，又派先生出使京东。士人百姓听说他再次莅临，如同见到慈爱的父母。被召为太常少卿。拜左谏议大夫，见哲宗年幼，首先详尽地论述君子小人消长的道理。在职三个月，因病请求离职。授集贤殿修撰、陈州知州。诏令满一年后晋升为待制。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先生专心研究经术，著有《诗传》、《易断》，被范景仁、孙之翰推崇赞许。孙泰山与他讨论《春秋》，说现在的学者比不上他。他写诗平淡深奥精粹，尤其擅长《楚辞》，苏轼读他的《九诵》，认为接近屈原、宋玉，自认为赶不上他。（参见史传。）

学士赵先生彦若

赵彦若，是宗室子弟。官至翰林学士。绍圣初年，章惇掌权，厌恶元祐党人，因为先生参与修撰《神宗实录》，被贬到澄州。（参见《明一统志》。）

（梓材谨按：先生是临淄人，《宋史》附在其父《师民传》后，仅说“试中书舍人”。）

端明赵先生〇

赵〇，字公才，邛州人，考中进士，担任汾州司法参军。元祐初年，多次升迁至枢密直学士。五年，拜端明殿院士，升太中大夫。去世，追赠右光禄大夫。绍圣四年，因为他参与元祐年间放弃土地的议论，名字被列入党籍。（参见史传。）

待制孙先生升

孙升，字君孚，高邮人，考中进士，签书泰州判官。哲宗即位，担任监察御史。朝廷更改法度，驱逐奸邪，他多有建树和阐明。曾上疏说：“自从两位圣上临朝，提拔任用正直的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的士人，豪杰俊伟的人才，都被收罗任用，近世得到贤才的盛况，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君子一天天进步，小人一天天退却，正道一天天增长，邪恶一天天消减，朝廷济济一堂有周朝的风范，这是首先开放言路的成效。希望对于耳目之臣，在议论的时候，排除党附的嫌疑，杜绝小人的空隙；如果有一点疑问，那么进言的人就不安心于他的职位了。进言的人不安心于他的职位，那么沉默的风气就会盛行，而壅蔽的祸患就会产生，这不是朝廷的福气。”升任殿中侍御史。外放担任济州知州。过了一年，提点京西刑狱，被召为金部员外郎，不久拜殿中侍御史，进升侍御史。由起居郎提拔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以天章阁侍制的身份担任应天府知府。董敦逸、黄廷基搜集他的过错，改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初年，翟思、张商英又弹劾他，削去官职，担任房州、归州知州；贬为水部员外郎，分司；又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在元祐初年，曾说：“王安石享有当世学术的名声，是一代的文宗。等到进入高位，拿出他的私智，来掩盖天下的聪明，于是造成大害。现在苏轼的文章学问，中外都信服，然而德行功业器量见识，有所不足。担任翰林学士，已经极尽其任了；如果让他辅佐治理，希望以王安石为戒。”世人讥笑他失言。（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另见《涑水学案》。）

忠定刘元城先生安世（另为《元城学案》。）

待制韩先生川

韩川，字符伯，陜人，进士考中上等，历任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凭借刘忠肃挚的推荐，担任监察御史。极力论述市易法的危害。升任殿中侍御史。张舜民议论西夏事务，请求停止封册，朝廷认为这是开启边衅，罢免了他的御史职务。梁焘和张舜民争辩这件事。先生与吕陶、上

译官均认为舜民的话，确实不可实行。焘等人离去后，先生也被改任为太常少卿，但他没有接受任命，又加授集贤校理，出任颍州知州。后来晋升为侍御史、枢密都承旨，又升任中书舍人、吏部和礼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再次出任颍州知州，随后调任虢州。他与孙君孚一同受到责罚，从坊州、郢州被贬为屯田员外郎、分司，以及岷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道州。徽宗即位后，他恢复了原来的官职，出任青州、襄州知州，在那里去世。（参考史传。）

译待制贾先生易

贾易，字明叔，是无为郡人。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彭氏，靠纺织维持生计，每天给他十文钱，让他跟随老师学习。先生不忍心花掉这一文钱，每过十天，就把钱还给母亲。年龄超过二十岁，考中进士甲科，调任常州司法参军。他自认为儒者不熟悉法令，每年审理案件，只求合乎人情，说：“人情所在，法律也就在其中了。”直到离任，郡中人都称赞他断案公平。元佑初年，担任太常丞、兵部员外郎，升任左司谏。宣仁太后因他揭发他人而愤怒，想贬谪他，吕申公极力救他，于是出任怀州知州。御史弹劾他的谢恩表文有过失，改任广德军知军。第二年，提点江东刑狱，被召入朝担任殿中侍御史。改任度支员外郎，孙升认为这是降职。又改任国子司业，他不接受任命，改任提点淮东刑狱。再次入朝，担任侍御史。上书说：“天下大势令人畏惧的有五点：一是上下互相蒙蔽，毁誉不能反映真实。二是政事苟且敷衍，官员不承担责任。三是经费不足，生财不得其道。四是人才废缺，教养不得其法。五是刑罚赏赐失去中道，人心不知趋向何处。”他的言论颇为切直，但志在抨击时事困境，没有其他奇策。出任宣州知州。授任京西转运副使，调任苏州、徐州知州，加官直秘阁。元符年间，多次被贬为保静军行军司马，安置在邵州。徽宗即位，召任太常少卿，升任右谏议大夫。陈次升弹劾他是曾布的党客，改任权刑部侍郎，历任工部、吏部侍郎，未满一年转正。以宝文阁待制身份出任邓州知州，不久被列入党籍。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同上。）

待制吕先生希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另见《庐陵学案》。）

学士王先生觌

王觌，字明叟，是如皋人。考中进士。熙宁年间，担任编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喜欢久居此职，请求外任润州推官。授任司农寺主簿，转任丞。司农寺当时是重要官职，晋升任用的人多由此选拔。先生接受任命一天，就请求外任，韩绛推崇他的节操，留任检详三司会计。韩绛出任颍昌知府，征召他签书判官。因在润州公缺获罪免职，隐居多年，起用为太仆丞，调任太常寺。哲宗即位，提拔为右正言，升任司谏。先生在言官职位上，想彻底破除朋党的说法。朱公掞光庭揭发苏轼在馆职策问中的不当，吕陶辩驳说不是这样，于是引发了洛、蜀两党的争论。先生说：“苏某的言辞，不过是失于轻重得体罢了。如果详细考察同异，深入追究嫌疑，那么两派分歧就会形成，党论就会更加炽盛。学士命词失当，事情尚小；让士大夫有朋党的名声，是大患。”皇帝深以为然。不久改任右司员外郎，不久，拜任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出任润州、苏州知州。调任江淮发运使，入朝拜任刑部、户部侍郎。绍圣初年，出任成都府知府。调任河阳知府，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鼎州团练副使。徽宗即位，恢复原职，出任永兴军知军。经过京城，留任工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出任润州知州，调任海州知州，罢免主管太平观，于是安置在临江军。先生清修简淡，人们看不到他的喜怒。始终坚持正论，两次遭受贬谪放逐，毫不改变。无病而终，享年六十八岁。绍兴初年，追复龙图阁学士。（参考史传。）

安抚范先生纯粹（另见《高平学案》。）

修撰吕先生陶（另见《苏氏蜀学案》。）

尚书王先生古

王古，字敏仲，是莘县人。文正公王旦的曾孙，太常少卿王靖的儿子。考中进士。熙宁年间，担任司农寺主簿，奉命巡视淮、浙赈济旱灾，连续提举四路常平。王和甫安礼想任用他为太常丞，神宗认为他喜好异端言论，只任命他为博士。出任湖南转运判官，提点淮东刑狱。历任工部、吏部右司员外郎、太府寺少卿。绍圣初年，升任户部侍郎，详定役法。与尚书蔡京意见不合，诏令调任兵部，不久担任江淮发运使，晋升宝文阁待制、广州知州、袁州知州。徽宗即位，再次拜任户部侍郎，升任尚书，与御史中丞赵挺之共同主管放欠。赵挺之说他们蠲免太多，想耗尽天下的财富，不可任用，于是改任刑部。攻击不止，以宝文阁直学士身份出任成都知府。落入崇宁党籍，责授衡州别驾，安置在温州。恢复朝散郎，不久去世。（参考史传。）

（梓材谨案：党籍碑上三百九人中，有两个王古，其中一个在余官，《宋史》无传；《茅山记》所说“崇宁五年，为朝散郎，签书荣州军事判官厅公事”的，应当是这个人。）

待制陈先生次升

陈次升，字当时，是仙游人。进入太学，当时学官刚得到王介甫的《字说》，召集诸生训导，先生站起来说：“丞相难道是秦学吗？赞美商鞅能施行仁政，而说李斯懂事，不是秦学是什么？”因此被屏除斥退。不久考中进士，出任安丘县知县。御史中丞黄履推荐，担任监察御史。哲宗即位，派他察访江、湖。提点淮南刑狱

译狱。绍圣年间，他再次担任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他弹劾章惇、蔡卞结党营私、图谋不轨，请求收回他们擅作威福的权力。当时朝廷正在编纂元祐年间的章疏，其祸害波及士大夫阶层。先生进言说：“陛下刚即位时，首先颁布诏令，引导人们进谏；亲政以来，又张贴敕榜，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今如果因为一句话的过失，就导致谴责连累，那么之前的诏令恰恰是误导天下，后来的敕榜恰恰是欺骗天下，这不是展示大信的方式。”章惇、蔡卞趁机请求将他外放为河北转运使，皇帝说：“漕运官员容易得到，次升敢于直言，不应让他离开。”于是改任左司谏。吕升卿被派往广南察访，先生进言说：“陛下没有杀害流放之人的意图，却派遣吕升卿出使。吕升卿天性残酷刻薄，喜欢寻人过错，现在让他得逞私志、发泄怨恨，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于是停止派遣。先生多次上疏弹劾章惇，奏章都被扣留在宫中。蔡卞诬陷他诋毁先烈，拟议贬谪他监管全州酒税，皇帝认为太远，改任南安军。徽宗即位，召他担任侍御史。极力弹劾章惇、蔡卞、曾布、蔡京的罪恶，将章惇流放雷州，让蔡卞居住池州，将蔡京外放江宁。升任右谏议大夫。他进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简、节用六件事，言论多切中时弊。崇宁初年，他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出任颍昌府知府，降为集贤殿修撰，又免去修撰之职，削去官籍流放到建昌，编管于循州，都是因为弹劾蔡京、蔡卞的缘故。政和年间，因赦恩恢复原职。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先生三次担任言官，提出建议不随意附和，刘元城（刘安世）称赞他对元祐党人有功，说他能阻止吕升卿的出行。（同上。）

译清敏丰相之先生稷（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修撰谢先生文瓘

谢文瓘，字圣藻，陈州人进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履推荐他任主簿，三年不去执政府。召对，除秘书省正字、考功、右司员外郎。徽宗即位，擢升为起居舍人、给事中。崇宁元年，出任知濮州。不久整治党争之事，因元丰年间上疏及曾给吕申公写信，再调邵武军，移任处州。皇帝翻阅党籍说：“朕深知文瓘本末。”命从党籍中除名，于是任命为集英殿修撰、知济州，去世。（参看史传。）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另为《陈邹诸儒学案》。）

待制张浮休先生舜民（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余官三十九人

宣德秦太虚先生观（另见《苏氏蜀学略》。）

庶官汤先生馘

汤馘。

（梓材谨案：先生《宋史》无传记。）

侍郎杜先生纯（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谏议司马先生康（另见《涑水学案》。）

庶官宋先生保国（另见《荆公新学略》。）

谏官吴先生安诗

吴安诗，字传正，浦城人，同平章事吴充长子。在元佑时，任谏官、起居郎。（参看史传。）

龙图张先生耒（另见《苏氏蜀学略》。）

直阁欧阳先生棐（另见《庐陵学案》。）

待讲吕荥阳先生希哲（另为《荥阳学案》。）

校理刘先生唐老

刘唐老，官至秘阁校理。绍圣四年落职，监桂阳盐税务，因其为元佑奸党故。（参看《续资治通鉴》。）

（梓材谨案：先生《宋史》附见于《陈忠肃传》。）

知州晁济北先生补之（另见《苏氏蜀学略》。）

文节黄涪翁先生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司业黄先生隐（另见《涑水学案》。）

郎中毕先生仲游（附弟仲愈。）

毕仲游，字公叔，郑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曾孙。与兄仲衍同登进士第，调任寿丘柘城主簿、罗山令、环庆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元佑初年，任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共同策问者九人，乃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辈。东坡为考官，对其文章感到惊奇，擢升为第一。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河东路刑狱。召拜职方，司勋二员外郎，改秘阁校理，知耀州。徽宗时，知郑州、郓州，京南、淮南转运副使。入朝为吏部郎中，言孔子庙自颜回以下，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伯鱼、子思乃野服幅巾祭祀，为不称。诏皆追封侯爵。先生早受知于司马温公、吕申公不及用；范尧夫尤知他，当国时，又适居母丧，所以未尝得尺寸进。然而也堕入党籍，坎坷潦倒散秩而终，年七十五。弟仲愈历国子监丞、诸王府侍讲，知凤翔府，坐先生陷党籍例废黜，徽宗说：“毕仲衍被先帝知遇，可除罪籍。”以为都官郎中，擢秘书少监卒。（参看史传。）

谏议常先生安民（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郎中孔先生平仲（另见《濂溪学案》。）

宗丞王先生巩（另见《苏氏蜀学略》。）

庶官张先生保源

张保源，字澄之，□□人，元符元年，三省言其与王定国、巩累上书议论朝政，诏特勒停峡州居住。（参看《续资治通鉴》。）

朝散汪先生衍

汪衍，□□人，官朝散郎。元符元年，诏除官，勒停，永不收叙，送昭州编管（同上。）

校书余先生爽

余爽，字荀龙，分宜人，知宣州余良肱子。与兄卞皆以任子恩试校书郎。先生崇尚气节自信，不少贬以合世。应元丰诏上便宜十五事，言过剀切。元祐末，复极言，请太皇太后还政章惇憾其不附己，乃摘其言语为谤讪，以瀛州防御推官除去名，窜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罢，监东岳崇宁中，与卞俱入党籍（参看史传。）

朝奉郑一拂先生侠（另见《荆公新学略》。）

谏官常先生立

常立，字□□，汝阴人，常秩之子。始为天平推官，校书崇文。绍圣中，蔡卞荐为秘书正宇、诸王府侍讲、崇政殿说书召对，以为谏官。曾布欲倾蔡卞，贬监酒税而卒（参看《宏简录》。）

正公程伊川先生颐（另见

译《伊川学案》。）

修撰唐先生义问

唐义问，字士宣，是江陵人。他是质肃公唐介的第二个儿子。擅长写文章，参加礼部考试，因有人举荐而被召试秘阁，质肃公因避嫌而罢免了他。熙宁年间，被征召担任京西转运司管勾文字。多次升迁后任湖南转运判官。被免除官职回家。元祐年间，起用他担任齐州知州，提点京东刑狱、河北转运副使。凭借文潞公的推荐，加官集贤修撰，统帅荆南，请求废除渠阳等寨。蛮人杨晟秀因此断绝关系而叛乱，随即任命他为湖北转运使，讨伐并使其投降，将寨恢复为州。晋升为直龙图阁，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担任广州知州。章惇掌权，追究他放弃渠阳的罪责，贬为舒州团练副使。七年后，恢复原官职，担任颍昌府知府，去世。（参考史传。）

译奉议郎余先生卞

余卞，字洪范，分宜人，是校书郎余爽的哥哥。他学识广博且富有宏大的谋略，多次担任唐州判官、湖北安抚使司勾当机宜文字。因讨伐叛乱的蛮族有功，出任沅州知州。蛮族杀害了沿边巡检，他制定策略重新平定了叛乱。五溪蛮族叛乱，切断了渠阳道的交通。先生恰好出使湖北，节制各路将领。他砍伐山林开辟道路，进入渠阳，蛮族于是投降。不久朝廷下诏废除渠阳军改为砦，将居民全部迁出。绍圣初年，因弃守渠阳的罪名被治罪，免官回家。徽宗即位后，恢复奉议郎官职，主管玉隆观。不久，渠阳军恢复为靖州，又因追究前事被免职，最终在家中去世。崇宁年间，被列入党籍。（同上。）

员外郎李先生格非（另见《苏氏蜀学略》。）

博士商先生倚

商倚，字□□，淄川人。曾任太学博士。被列入元佑党籍。有诗作，见于《同文馆集》。（参考《宋诗纪事》。）

正言张先生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庶官李先生祉

李祉。

（梓材谨案：先生在《宋史》中没有传记。）

正言陈先生祜

陈祜，（云濠案：碑石刻作“祜”，史书作“佑”。）字纯益，仙井人。考中进士。元符末年，以吏部员外郎的身份被任命为右正言。他向徽宗上疏说：“有旨令臣与任伯雨议论韩忠彦援引元佑年间臣僚的事。查考贾易、岑象求、丰稷、张耑、黄庭坚、龚原、晁补之、刘唐老、李昭〇等人的才能都可以任用，只是〇接近嫌疑罢了。现在如果区分党派类别，天下的人，必定会胡乱揣测陛下驱逐元佑年间的臣子，重新兴起绍圣年间的政事。如今绍圣年间的人才在朝廷中比比皆是，一概不过问；元佑年间的人不过几十，却攻击不停，这是朝廷之上公然树立党派啊。”升任右司谏。又议论章惇、蔡京、蔡卞、郝遂、邓洵武，违背圣旨，被贬为滁州通判。蔡卞请求贬谪任伯雨等人，先生也在其中，被编管到澧州，后迁往归州。恢复承议郎官职，去世。（参考史传。）

忠敏任先生伯雨（另见《苏氏蜀学略》。）

朝请陈先生郛

陈郛，字彦圣，建阳人。考中进士。任昆山县知县，当年饥荒，所属县邑迎合部使者的意旨不敢免除赋税，先生说：“年成歉收而赋税不免除，饿死的人填满沟壑，凭什么奉行公事！”最终免除了赋税。后来担任司农丞，未曾拜谒政府官员，升任太府丞。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福建转运使。因元佑党籍获罪被废。恢复朝请大夫官职后去世。先生性格清廉刚直，做官五十年，仍然像寒门士子一样清贫。（参考《姓谱》。）

通判朱先生光裔

朱光裔，字公远，河南人。绍圣年间，任通判府事。（参考《草堂寺题名》。）

（梓材谨案：先生疑是公掞、光庭兄弟辈。）

庶官苏先生嘉

苏嘉。

（梓材谨案：先生在《宋史》中没有传记。)

忠肃陈了斋先生瓘（另为《陈邹诸儒学案》。）

谏议龚先生夬

庶官吕先生希绩（并见《范吕诸儒家学案》。）

节孝欧阳先生中立（另见《涑水学案》。）

承议吴先生俦

吴俦，建安人，是正肃公吴育的孙子。官至承议郎，名字在党籍中。绍兴五年，追赠直秘阁，让家中一人做官。（参考《续资治通鉴》。）又有侍从官二人

待制岑先生象求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人。最终官至宝文阁待制，被列入党籍。（参考《宋诗纪事》。）

待制上官先生均（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又有其余官员四人

司谏孙先生谔

孙谔，字符忠，睢阳人。父亲孙文用，因诚信厚道在乡里闻名，死后谥号慈静居士。年轻时杰出与众不同，被张文定公方平所器重。考中进士，调任哲信主簿，被选为国子直讲，陷入虞蕃案件，被免职。元佑初年，起用为太常博士，升任丞。外放为利、梓路转运判官，召回任命为左正言。绍圣年间整治元佑党人，先生说：“汉、唐朋党的祸患，其鉴不远。”蹇序辰编类章疏，先生又说：“朝廷应当显示信用，以安定天下，请像以前的诏书那样，一概不过问。”章惇厌恶他违背自己，外放任广德军知军，后迁往唐州，提点湖南刑狱。徽宗即位，恢复右司谏，升任左司谏，不久因病去世。（参考史传。）

博士范先生柔中

范柔中，字符翼，南城人。考中进士，官至宣德郎、太学博士。他的学问擅长《春秋》，著有《春秋见微》十卷流传于世，折衷《三传》，取舍各家观点，深得圣人旨意。元佑年间，上书议论政事，后被禁锢迁谪而死。绍兴初年，朝廷崇尚节义，追赠直秘阁，允许一个儿子做官。（参考《江西人物志》。）

提点邓先生考甫

邓考甫（云濠案：碑石刻作“考甫”，史书作“孝甫”。）字成之，临川人。累积官职至提点开封府界

译河渠，因获罪被免官。元符末年，朝廷下诏征求直言。先生时年八十一岁，上书说：“扰乱天下的，是新法，其末流造成的祸患，将不可胜数”等等。蔡京嫉妒他，称他诋毁宗庙，将他削去官籍，流放到筠州。崇宁年间，朝廷撤去党人碑，释放被贬逐的臣子，同类的五十三人中，有五十人得以回家，只有先生与范柔中、封觉民三人不行，于是先生死在筠州。（参考史传。）

译谏议大夫江先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升任左司谏。外放担任淮阳军知军。不久，被召回任左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的身份担任寿州知州。蔡京执政时，被编管到南安军。遇赦免后返回家乡，去世。建炎末年，与陈了翁（陈瓘）一同追赠为右谏议大夫。（同上。）又曾任执政官一人

文穆蒋颖叔之奇（另见《庐陵学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官职一人

侍郎龚先生原（另见《荆公新学略》。）

又庶官九人

考功郎邓玉池先生忠臣

邓忠臣，字谨思，长沙人。熙宁二年中进士。官至考功郎，因被列入元佑党籍而被废黜。（参见《宋诗纪事》。）

（梓材谨按：《范忠宣文集补编》中，记载先生为范忠宣公谥议跋文说：“因为复核范忠宣公的谥号，于是被列入党籍。出任彭门太守，改任汝海太守，以宫观官身份罢官回家，最终在家中去世。后来追赠为直秘阁。所居住的玉池峰，自号玉池先生。”）

台谏马先生涓（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学官尹先生材（另见《涑水学案》。）

朝散大夫李先生深（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朝请大夫李姑溪先生之仪

县尉范先生正平（均见《高平学案》。）

博士苏先生■（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银青周鄞江先生锷（另见《士刘诸儒学案》。）

舍人李先生昭〇（另见《安定学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说之（另立《景迂学案》。）

县令李先生勉（附见《范吕诸儒学案`。）

知州家先生愿（另见《苏氏蜀学略》。）

附攻元佑之学者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任左仆射。专门以继承神宗新政为事。）

安惇（字处厚，广安人。任同知枢密院事。提议审查诉理书牍。）

蔡京（字符长，浦城人。任左仆射。编定元佑党籍，自己书写碑文。）

蔡卞（字符度，蔡京弟弟。任知枢密院事。章惇引荐他居于要职。）

邢恕（字和叔，阳武人。任待制。与安惇、蔡卞谋划陷害元佑旧臣。）

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任右仆射。赞同章惇继承神宗新政。）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任尚书左丞。依附章惇。）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任中书侍郎。发布策问贬斥元佑时期的政事。）

杨畏（字子安，洛阳人。任礼部侍郎。暗中结交章惇。）

赵挺之（字正夫，诸城人。任右仆射。建议继承神宗新政，再次排挤攻击元佑时期的人。）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任尚书右丞。依附章惇，排挤攻击元佑时期的臣子。）

张商英（字天觉，新津人。任右仆射。极力攻击元佑时期的大臣。）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任同知枢密院事。）

来之邵（字祖德，延平人。任御史。）

周秩（字□□，秦州人。任京西转运使。）

翟思（字□□，□□人。□□。以上四人，章惇引荐他们居于要职。）

蹇序辰（字授之，双流人。任苏州太守。提议审查诉理书牍。）

吴材（字圣取，处州人。□。）

王能甫（字□□，□□人。□。以上二人，排斥元佑时期的贤臣。）

强浚明（字□□，钱塘人。。）

叶梦得（字少蕴，吴县人。任户部尚书。以上二人，是蔡京的门客，参与制定党籍。）

吕惠卿（字吉甫，晋江人。任参知政事。阿附新法，攻击善良正直的人。）

建炎元年丁未 建炎二年戊申 建炎三年己酉

四月，钦宗从北方归来。 十二月，黄潜善、汪伯彦同时 二月，黄潜善、汪伯彦都被罢免。

五月，高宗即位，改年号。 担任宰相。 三月，朱胜非担任宰相。

十二月，提拔杨龟山（杨时）为工部侍 四月，吕颐浩担任宰相。

郎兼内殿侍讲。选取《孟子》中论述治国之道的语句，写在座位右侧。纠正诬蔑诽谤宣仁太后的罪行，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等人的官职，子孙不允许入朝做官。

建炎四年庚戌 绍兴元年辛亥 绍兴二年壬子

五月，范宗尹担任宰相。 七月，高宗告诫张守、秦桧： 四月，赐予进士张横浦（张九成）第十一月，下诏追封赠故相吕汲

公、申公、范许公。 “党籍至今，追赠尚未完毕，程 一。

颐、任伯雨、龚夬、张

译舜民：八月，秦桧被罢免。

四人的德行名声尤其显著，应当立即予以褒扬追赠。九月，朱胜非再次担任宰相。

八月，秦桧担任宰相。

追赠伊川先生直龙图阁，征召他的孙子

译将仕郎尹焞赶赴行在。

绍兴三年癸丑 绍兴四年甲寅 绍兴五年乙卯

四月，朱胜非因母亲去世守丧而离任。 四月，范冲直史馆。五月，范冲推荐尹焞。任命尹焞为右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 二月，张浚拜相。

七月，朱胜非再次拜相。 四月，张浚出巡边疆。

九月，吕颐浩罢相。

杨时去世。

九月，赵鼎拜相。 九月，赐予进士汪应辰第一甲第一名。

十一月，邵伯温去世。

绍兴六年丙辰 绍兴七年丁巳 绍兴八年戊午

张浚、赵鼎同时拜相。 张浚、赵鼎同时拜相。 二月，任命尹焞为秘书少监，晋升为太常少卿。

朱震论述孔孟之学传承于二程。 正月，周秘弹劾董弅阻挠诏令。九日，董弅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吕祉论述君子与小人的中庸之道。 三月，秦桧再次拜相。

五月，谢良佐之子谢克念特补右迪功郎。十二月，赵鼎罢相。 六月，任命吕本中为直学士院。

陈公辅论述伊川之学惑乱天下，请求屏除。自崇宁年间以后，伊川之学被世人严禁达二十五年，靖康初年才解除禁令，至此仅十年又再次被禁。 三月，胡安国请求封爵邵雍、张载、二程列入从祀。张浚上奏，皇帝批复知晓，陈公辅、周秘、石揆共同弹劾胡安国学术偏颇，行为不修，改任胡安国提举太平观。 十月，赵鼎罢相，秦桧独揽大权。

四月，尹焞因师从程子时间长久而辞去经筵。 御史方廷实、馆职胡珵、朱松、张扩、成景夏、常明、范如圭、冯时中、赵雍都极力进言不可议和，许忻、胡铨也上疏抗争。 十一月，议和兴起，直学士院曾开与从官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照、苏符、薛徽言都极力进言不可议和。

九月，朱震去世。 尹焞到达国门，被任命为秘书郎兼说书，他极力推辞，不接受诏书。

张浚罢相，贬谪居住永州。

赵鼎再次拜相。

绍兴九年己未

绍兴十年庚申 绍兴十一年辛酉

秦桧独揽大权。 秦桧独揽大权。 秦桧独攒大权。

正月，尹焞辞去待制、侍讲，改任提举江州太平观，待制职务如故。 四月，录用伊川之孙程阳补任将仕郎。

四月，吕颐浩去世。 八月，贬谪阻挠议和者，张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怀宁军，陈刚中知安远军，凌景夏知辰州，樊光远任阆州教授，毛叔度任嘉州司户参军。

绍兴十二年壬戌 绍兴十三年癸亥 绍兴十四年甲子

秦桧独揽大权。 秦桧独攥大权。 秦桧独揽大权。

十一月，尹焞去世。 五月，张九成因赵鼎党羽之罪，安置南安军居住。 四月，秦桧请求禁止野史。

十月，何若请求申诫师儒黜除伊川、横渠之学，从此又设立专门之禁达十余年，直到秦桧死才停止。 八月，汪勃请求告诫科举主考官去除专门曲说。

十一月，朱胜非去世。

绍兴十五年乙丑 绍兴十六年丙寅 绍兴十七年丁卯

秦桧独揽大权。 秦桧独撖大权。 秦桧独揽大权。

四月，秦桧搬入赐第居住，当夜，彗星出现在东方，于是封发天下赦书，其中一项写道：“查考数十年来，学者结党营私、攻击异己，如今应当禁止浮华、黜除专门议论者，认为祖宗以来未有此例，大概是想让天下百姓都知道。” 八月，赵鼎在吉阳军去世。

六月，吕本中在上饶去世。

绍兴十八年戊辰 绍兴十九年己巳 绍兴二十年庚午

秦桧独揽大权。 秦桧独掌大权。 秦桧独揽大权。

四

译某月，赐予进士及第朱晦庵熹。九月，刘白水勉之去世。正月，将胡致堂寅贬谪到新州。十二月，将胡忠简贬谪到海南。九月，曹筠弹劾考官录取专门之

译潘舍人良贵去世。学者命令御史弹劾。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 绍兴二十二年壬申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

秦桧专权。 秦桧专权。 秦桧专权。

十一月，郑仲熊议论丰公（胡安国）建立专门之学，足以让国家担忧。

绍兴二十四年甲戌 绍兴二十五年乙亥 绍兴二十六年丙子

秦桧专权。 秦桧专权。

郑仲熊再次议论。 十月，张震请求申斥弹劾天下学校中王安石一派的学说。六月，叶伯益谦议论程学不应当被完全摒弃。诏令选拔人才不要拘泥于程颐的学说。秦桧死后，士大夫攻击伊川（程颐）的人从此稍微平息。 自秦桧专权以来，程学被世人严厉禁止共十二年，至此才解除禁令。

十月，将魏公（魏了翁）安置到永州。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三月，赐进士王梅溪（王十朋）第一。

秦桧，字会之，江宁人。任左仆射，首先倡导和议。

陈公辅，字国佐，临海人。任吏部员外郎，请求摒弃程学。

谢山在《宋史陈公辅传》后跋曰：“玉山汪悫，是文定公（胡安国）的曾孙。他在《王信伯集》的跋文中说：‘《尹和靖年谱》只记载陈公辅遭到诋毁，却没有考察他反复无常的行径。大概自从赵忠简公（赵鼎）在资善堂进用朱子发（朱震）、范元长（范冲）以来，朱震曾上奏疏，认为伊川（程颐）确实继承了孔、孟失传的学术脉络，又请求任用谢显道（谢良佐）的儿子；而尹和靖（尹焞）被召用，陈公辅被任命为吏部郎中，都是范冲推荐的。陈公辅首次对答时，议论王安石学术的危害，应当施行禁止。并且说：‘臣起初无知，难免从事王氏之学，后来心里知道它不对，于是自己感到悔恨。’于是被任命为司谏。又说：‘有现在被举荐、道义可称道却还在远方未到任的人，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多方以礼聘请。’（这是指尹和靖。）不久赵忠简离任，他所引用的人大多被罢免，只有朱震因皇上的眷顾而独存。陈公辅于是上言：‘伊川的门徒，虚伪地发表大言，都应当摒弃断绝。’于是朱震请求离职，皇上坚决挽留他。尹和靖也辞谢召命，有旨意催促他赴阙陈述，不久被任命为礼部侍郎。陈公辅既然已经违背了皇上的心意，知道不能得逞，于是又请求‘明诏众士，这次科举，将王安石的《三经义》与诸儒的学说并行，以消除偏颇的党争’。令人叹息。’按，陈公辅作为小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宋史》未能完全揭露他前后的情状，所以我特意表彰并指出这一点。”

周秘（字□□，秦州人。周秩之弟。任中丞。）

石公揆（字道任，新昌人。任侍御史。以上二人弹劾胡文定。）

汪勃（字彦及，黟县人。任签书枢密院事。请求去除专门之学。）

何若（字□□，□□人。任右正言、签枢。请求罢黜程、张之学。）

曹筠（字□□，□□人，□□。请求弹劾专门之学。）

郑仲熊（字行可，西安人。任权参知政事。议论专门之学。）

张震（字真父，□□人，□。请求申斥弹劾专门之学。）

卷九十七 庆元党案（附晚宋诋毁辱骂诸儒者）

庆元党案（全祖望补本）

庆元党案表

曾任宰执者四人：赵汝愚（另见《玉山学案》）、留正、周必大（另见《范许诸儒学案》）、王蔺。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朱熹（另为《晦翁学案》）、徐谊（另为《徐陈诸儒学案》）、彭龟年（另为《岳麓诸儒学案》）、陈傅良。

其余官员三十一人：刘光祖、吕祖俭（《东莱学案》）、叶适（另为《水心学案》）、杨方。

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壬、张致壬。

士人八人：周端朝（另见《岳麓诸儒学案》）、张〇、林仲麟、蒋传、徐范、蔡元定（另为《西山蔡氏学案》）。

译吕祖泰（另见《止斋学案》）项安世（另见《晦翁学案》）

译薛叔似（详见《艮斋学案》。）

李〇

章〇（详见《玉山学案》。）

沈有开（并见《岳麓诸儒学案》。）

郑湜

楼钥（详见《丘刘诸儒学案》。）

曾三聘（详见《沧洲诸儒学案》。）

林大中（详见《丘刘诸儒学案》。）

游仲鸿（详见《丘刘诸儒学案》。）

黄由

黄黼（详见《涑水学案》。）

何异

孙逢吉

李祥

杨简（另立《慈湖学案》。）

赵汝〇（详见《水心学案》。）

赵汝谈（详见《沧洲诸儒学案》。）

陈岘（详见《玉山学案》。）

范仲黼（详见《二江诸儒学案》。）

汪逵（详见《玉山学案》。）

孙元卿

袁燮（另立《絜斋学案》。）

陈武（详见《止斋学案》。）

田澹

黄度（详见《止斋学案》。）

詹体仁（详见《沧洲诸儒学案》。）

蔡幼学（详见《止斋学案》。）

黄灏（详见《沧洲诸儒学案》。）

周南（详见《水心学案》。）

吴柔胜（详见《晦翁学案》。）

王厚之（详见《象山学案》。）

孟浩

赵巩（详见《丘刘诸儒学案》。）

白炎震

庆元党案序录

（梓材谨按：本卷《序录》，统见于上卷《元佑党案》。）

绍兴二十九年己卯

八月，陈鲁公康伯称颂朱晦庵熹贤能，召他前往行在。晦庵推辞不出。

九月，鲁公拜相。

绍兴三十年庚辰

鲁公拜相。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

鲁公拜相。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

鲁公拜相。

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因鲁公进言，再次召请晦庵。晦庵

十二月，胡籍溪宪去世。

隆兴元年癸未

正月，史忠定浩拜相。

四月，赐进士及第吕东莱祖谦。

五月，忠定罢相。

十二月，张魏公浚拜相。陈龙川亮上《中兴论》。鲁公罢相。

隆兴二年甲申

十一月，鲁公复相。

既见，首论讲学、复雠二件事。不合意，除武学博士待次。

干道元年乙酉

二月，鲁公去世。

促晦庵就职。又以执政钱端礼等议论不合，引归。

九月，丁母忧。

干道二年丙戌

十二月，魏文节杞拜相。

干道三年丁亥

陈正献俊卿、刘忠肃珙初次执政。

晦庵差充枢密院编修官。

干道四年戊子

十月，陈正献拜相。

干道五年己丑

春，释奠先圣。大学录魏元履掞之白宰相，请罢王安石父子从祀，而追爵二程。宰相不可。

干道六年庚寅

五月，正献罢相。

八月，虞雍公允文拜相。是年赐进士郑侨第一。

干道七年辛卯

鲁公独相。

九月，雍公罢相。

干道八年壬辰

八月，梁仪公克家拜相。

干道九年癸巳

五月，晦庵主管台州崇道观。

淳熙元年甲午

二月，雍公去世。

十一月，叶衡拜相。

淳熙二年乙未

叶衡独相。

淳熙三年丙申

二月，汪玉山去世

龚庄敏行丞相事，荐晦庵，除秘书郎。

后奉祠。

除吕东莱秘书郎、国史院编修。

淳熙四年丁酉

淳熙五年戊戌

淳熙六年己亥

译六月，龚庄敏被罢免。三月，史忠定再次出任宰相，推荐并召请晦庵、东莱、张南轩栻以及曾逢择等本朝著名儒者列入从祀。孝宗南迁。张南轩没有到任。赵卫公雄执政，用范司马、二文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事例来晓谕他。

译两位文忠公配享从祀。赵卫公想将范、欧二人列入从祀，而将司马光、苏轼升于堂上，参政龚茂良、李彦颖认为不可，于是没有实行。秋天，撤去王雱的画像。

淳熙七年庚子

赵卫公单独担任宰相。

二月，南轩去世。

晦庵被任命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等待四年的空缺。

七月，被任命为直秘阁，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

九月，陆复斋九龄调任全州教授，未到任，去世。

十二月，胡忠简去世。

这一年赐予进士黄由第一名。

淳熙八年辛丑

赵卫公单独担任宰相。

二月，象山到南康拜访晦庵。

五月，任命史忠定为少师。

六月，忠定推荐薛象先、杨慈湖、陆象山、陈益之、石应之、宗昭、叶水心、袁絜斋、赵静之，以及善于赞誉张子智等十人。

七月，东莱去世。

八月，王鲁公淮担任宰相。

淳熙九年壬寅

王鲁公单独担任宰相。

正月，任命象山为国子学正。

八月，晦庵因在浙东赈济有功，晋升为徽猷阁。

淳熙十年癸卯

王鲁公单独担任宰相。

正月，晦庵被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从此闭门不出，在武夷精舍居住。

六月，陈贾弹劾道学欺世盗名，请求排斥。当时郑丙任吏部尚书，也上言说“近世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应信用”，于是有了道学的名目。

十二月，象山升任敕令所删定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王鲁公单独担任宰相。

十一月，命令峡州按时存问郭白云雍。

淳熙十二年乙巳

王鲁公单独担任宰相。

淳熙十三年丙午

魏公单独担任宰相。

十一月，任命象山为将作监丞，王给事信弹劾驳斥，改任主管台州崇道观。

十二月，陈魏公去世。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周益公必大担任宰相。

六月，梁仪公去世。

七月，晦庵被任命为江西提刑，极力推辞。

鲁公执政日久，士人多不得志。詹元善体仁率领同乡向益公请求，反复极力论述，以变通之理责问，于是上疏推荐知名而被废弃不用的士人。陈君举傅良以下三十三人，益公虽然不能全部任用，但后来也多所提拔。

十二月，郭白云去世。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五月，鲁公罢相。

诏令晦庵主管西太乙宫、并崇政殿说书。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崇福宫。辞职，依旧直宝文阁。

八月，晦庵被任命为兵部郎官，未供职。林栗弹劾晦庵奏状，叶水心恰为晦庵辩诬及论陈贾封事。

晦庵被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推辞。

十月，差遣知漳州。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留魏公正担任宰相，提拔何澹为谏官，攻击益公。

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

五月，益公罢相。

八月，王淮去世。

九月，刘子澄清之去世。

大学博士沈应元有开极力劝魏公拔用知名之士，魏公听从，从此一时善类多聚集于朝。

十二月，诏令起用象山主荆门军。

绍熙元年庚戌

魏公单独担任宰相。

正月，起用陈止斋为吏部员外郎。

晦庵被任命为秘阁修撰，奉祠。

九月，被任命为湖南转运副使，推辞。差遣知静江府，推辞。差遣知潭州。

冬，光宗身体不适，继而因疑畏得疾，于是对重华的礼节开始简略。

绍熙二年辛亥

魏公单独担任宰相。

绍熙三年壬子

魏公单独担任宰相。

十一月，罗尚书点、尤给事

绍熙四年癸丑

三月，葛邲担任宰相。

五月，赐予进士陈龙川第一名。

绍熙五年甲寅

六月，孝宗去世。

七月，宁

译宋孝宗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

黄袤、黄裳、黄度、叶适等人请求任命光宗。

六月，胡晋臣去世。

黄干被任命为建康签判，还未到任，就去世了。

授予迪功郎。

译宗朝重华宫，朱熹没有前往。八月，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侍讲。

魏杞被罢免。

赵汝愚拜相。

提拔徐谊担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韩侂胄开始掌权。

九月，张叔椿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上奏论述学术不可偏颇崇尚。

罗点去世。

十月辛卯日，朱熹入宫觐见。又约彭龟年一同请求面圣，揭发韩侂胄的奸邪。黄度想要弹劾韩侂胄，阴谋泄露，被内批斥退。闰十月，朱熹被任命为宫观官，赵汝愚独自袖着内批退还给皇上。楼钥封还诏书，邓驲当面奏请挽留，皇上答应，改任朱熹为京官祠禄。随后诏书没有下达，刘光祖又进言，陈傅良再次封还诏书，改任朱熹为宝文阁待制并外放知州。刘光祖再次上疏挽留朱熹，没有回复。楼钥再次封还诏书，有旨意说，依照已下达的命令。孙逢吉上疏，挽留朱熹。吴猎上札子请求挽留，没有回复。朱熹在朝廷任职仅四十六天。

从此，陈傅良、吴猎、刘光祖各自先后被斥退。十一月，朱熹被差遣知江陵府，再次辞谢，改任提举鸿庆宫。这一年，黄裳也去世。

庆元元年乙卯 庆元二年丙辰 庆元三年丁巳

韩侂胄掌权。 韩侂胄掌权。 韩侂胄用权。

三月，赵汝愚因右正言李沐弹劾他擅权求胜而被罢免。章颖上疏挽留他，李沐弹劾章颖附和下级蒙蔽上级，外放知州。徐谊也上疏请求挽留，徐谊被罢免。李元德、杨简又上疏挽留赵汝愚，李沐又弹劾他们，李元德、杨简都被罢免。

四月，吕祖俭又上疏挽留赵汝愚，并说朱熹、彭龟年等人不应离去，言语触犯韩侂胄，吕祖俭被诏令送往韶州安置，邓驲封还诏书。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六月，诏令杨宏中等人各送往五百里外的军州编管。刘德秀又弹劾孙元卿、袁燮、陈武，都被罢免。汪逵上札子辩白，也被罢免。刘德秀上疏，请求考核真伪以辨别邪正。

七月，何澹论说“专门之学，短拙奸诈，应当记录真实去除虚伪”。诏令在朝堂张贴榜文，于是赵汝愚引用的人一网打尽。

十一月，责罚赵汝愚永州安置，徐谊南安军安置。

十二月，朱熹被罢免待制，仍旧担任宫观官。

正月，京镗拜相，何澹同知枢密院事，从此主持禁绝伪学的达六年。赵汝愚到衡州，服药去世。

刘德秀弹劾魏杞引荐伪学之徒以危害社稷，“伪学”之称从此开始。

二月，省试知贡举叶翥等人奏论文章弊端，《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书成为世间大禁。

七月，吕祖俭被贬至筠州。

八月，胡纮论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岂可容许他们一起进用”。沈继祖依据胡纮的言论弹劾朱熹。

十二月，蔡元定被编管至道州。

先是，有诏令“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都在奏牍前声说不是伪学，如果是伪学，甘愿伏受朝典”。

二月，邵褒请求“从今以后，权臣之党，伪学之徒，不得除授在京差遣”。○梓材案：邵褒，《道命录》作赵衰然。

三月，刘三杰论说“伪学党变而为逆党，防范不可不周到”。

留魏杞送邵州居住。

六月，言官杨寅论说廷试、省试魁首两优释褐都是伪徒，不可轻易召用。

十二月，王沇请求设立伪学之籍，于是著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等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等十三人，其余官员则有刘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是年，蔡元定死于舂陵。

庆元四年戊午 庆元五年己未 庆元六年庚申

韩侂胄掌权。 韩侂�掌权。 韩侂胄掌权。

译四月，姚愈上奏论说“奸诈虚伪之徒，盗取名声、欺骗世人，请求确定国家的根本方针”。

正月，下诏令彭子寿追夺三级官职并勒令停职。

闰二月，谢深甫出任宰相。

曾无逸三次被征召，追夺两级官职。

三月晦庵在考亭去世。

译五月，命令高文虎起草诏书，晓谕告诫。

二月，下诏令刘文节罢免官职，安置在房州居住。

八月，京镗去世。

那些伪邪之徒，改变了视听。

十二月，晦庵请求退休。

五月，赐予进士真西山德秀、魏鹤山了翁。

九月，进士吕泰然（字祖泰）听到登闻鼓声而上书，论述不应设立伪学的禁令，被送往连州拘禁管理，又发配到钦州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官请求对虚伪之徒暂且授予外任祠禄，使他们修养道德、趋向正道。

晦庵依照所请，以朝奉大夫的身份退休。

嘉泰元年辛酉

韩侂胄掌权。

二月，议论者又说：“伪学之徒，未能彻底革除，希望在用人、听言的时候，防微杜渐。”贬益公为少保。

八月，李肃简祥去世。

嘉泰二年壬戌

韩侂胄掌权。

正月，言官论述：“学习伪学的徒众，倡导攻击伪学的言论，请求禁止。”

二月初一，因为张孝伯、陈景思的进言，追复赵忠定资政殿大学士的官职，党人中还在世的徐子宜谊、刘德修光祖、陈止斋傅良、章茂献颖、薛象先叔似、叶水心适、林正甫大中、詹元善体仁、蔡行之幼学、曾无逸三聘、项平甫安世、范文叔仲黼、黄商伯灏、游子正仲鸿等人，都先后恢复官职并听候安排，有的担任州郡长官、宫观提举。又删去荐举文书中不属于伪学的一条，使他们不再被人议论。

十月，任命晦庵为华文阁待制，给予退休的恩泽。

十二月，周益公恢复少傅，留魏公恢复少保，从此学禁渐渐解除。

嘉泰三年癸亥

韩侂胄掌权。

五月，陈自强拜相。

嘉泰四年甲子

韩侂胄掌权。

十二月，益公去世。

韩侂胄以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的身份平章军国事。

开禧元年乙丑

韩侂胄掌权。

七月，留魏公去世。

十二月，吴曦接受金朝任命称王。

彭子寿龟年去世。

开禧二年丙寅

韩侂胄专权。

七月，杨诚斋万里去世。

开禧三年丁卯

韩侂胄专权。

十一月三日，定下计策，韩侂胄被诛杀。

十二月，钱象祖拜相。

十月，史弥远拜相。

晦庵有旨赐谥。

诏书褒扬录用上书言事的六位士人。

赵忠定转赠太师，追封沂国公。

十二月，象祖罢相。

这一年号称更化。

嘉定元年戊辰

二月，下诏赵忠定完全恢复原官，赐予谥号。

六月，林正惠大中去世。

七月，丘忠定去世。

于是彭龟年、孙逢吉、吕祖俭依次赐予谥号。

蔡西山特赠迪功郎。

嘉定二年己巳

史弥远独揽相权。

正月，任命楼攻媿钥为参知政事。

十二月，晦庵赐予谥号文公。博士章徕议定谥号“文忠”，刘考功弥正去掉“忠”保留“文”。

嘉定三年庚午

史弥远独揽相权。

五月，追赠晦庵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

定周、邵、程、张五位先生从祀。未实行。

这一年，吕泰然去世。

嘉定四年辛未

史弥远独揽相权。

十二月，李仲贯道传请求下诏解除学禁，颂扬朱子《四书》。

嘉定五年壬申

史弥远独揽相权。

刘晦伯爚请求将晦庵的《语》、《孟集注》列入学官教材。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定六年癸酉

史弥远独揽相权。

八月，卫资政泾上奏，为张南轩请求谥号。

八月，赐予南轩谥号。博士孔炜议定谥号为“宣”，杨考功汝明复议，

译顺从他的意见。

嘉定九年丙子年 嘉定十年丁丑年 嘉定十一年戊寅年

史弥远独自担任宰相。 史弥远独自担任宰相。 史弥远独自担任宰相。

译正月，赐予东莱先生谥号。孔炜议定谥号，魏鹤山为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人议谥为“成”，丁端祖复议，先生请求赐予谥号。

朝廷听从了建议。

赐予陆象山九渊谥号为“文安”。

魏鹤山了翁为周濂溪请求赐予谥号。这一年，赐予进士吴潜第一。

十一月，任伯起希夷为二程请求赐予谥号。

嘉定十二年己卯 嘉定十三年庚辰 嘉定十四年辛巳

史弥远独揽相权。 史弥远独揽相权。 史弥远独拢相权。

六月，臧格议定周濂溪谥号为“元”，程明道为“纯”，程伊川为“正”，楼观复议，朝廷听从了建议。 三月，李诚之死于节义。

十二月，魏鹤山再次为张横渠请求赐予谥号。

嘉定十五年壬午 嘉定十六年癸未 嘉定十七年甲申

史弥远独揽相权。 史弥远独攥相权。 史弥远独揽相权。

五月，赐予进士蒋重珍第一。博士议定张横渠谥号为“达”。礼部侍郎议定在“明”、“诚”、“中”三个字中选取一个字使用。魏鹤山拟定使用“诚”字，议者认为不可。 正月，录用程伊川后人，补任程伊川曾孙观之登仕郎。

六月，诏令补任程伊川玄孙源迪功郎。

八月，宁宗驾崩，理宗即位。

○云濠案：《道命录》自注说：

国史本传称谥号为“明”，熊去非《性理群书》称谥号为“献”，

不知哪个是正确的。○梓材案：魏鹤山入朝担任太常少卿，定谥号为“明”，

然而最后定谥号为“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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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定赵子直先生汝愚（另见《玉山学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晋江人。是鄂国公留从效的六世孙。绍兴十三年，考中进士。孝宗朝被任命为给事中，兼任代理吏部尚书，进言说：“用人没有比讨论宰相更重要的。希望精选人才，共同谋划大计。”当时的宰相不高兴，外放担任绍兴府知府。后来担任四川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以简约朴素教化百姓，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同知枢秘院事。孝宗秘密告知禅位的意思，拜为右丞相。光宗接受禅位，姜特立提拔为合门事，声势逐渐兴盛。留正请求斥逐他，皇上心意还未决定。姜特立拜见他说：“皇上因为丞相在位时间久，想选拔左相，叶翥、张枃应当选择一人执政，不知道谁先？”留正上奏此事，皇上大怒，下诏让姜特立提举兴国宫。孝宗听说后，说：“真是宰相啊。”绍熙元年，晋升为左丞相。谨慎遵守法度，珍惜名位器物，丝毫不可用私情干预。引荐赵汝愚为首从班，最终与他共同执政。任用黄裳为皇子嘉王的翊善，世人称这是用人得当。拜为少傅，封为鲁国公。极力推辞。孝宗病重，多次请求车驾前往宫中。留正拉着衣襟哭泣劝谏，跟随到福宁殿门才退下。孝宗驾崩，光宗因为疾病未能主持丧礼，率领同僚请求尽早确立嘉王的储位。没有回复。随即出城，上表请求退休。宁宗即位，派遣使者召还，晋升为少保，封为卫国公。积累了几件事，失去了皇上的心意，韩侂胄趁机离间，下诏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判建康府。又因为张叔椿的言论被罢免职务。因为张釜的言论，责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都，在邵州居住。第二年，命令自便。酌情移任南剑州。下诏恢复原官职退休。嘉泰元年，进封为魏国公。开禧元年七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太师。宝庆三年，赐予谥号忠宣。（参考史传。）

文忠周平园先生必大（另见《范许诸儒学案》。）

献肃王轩山先生蔺

王蔺，字谦仲，庐江人。乾道五年，考中进士。担任信州上饶县主簿，多次升迁为武学谕。孝宗驾临太学，先生迎接法驾，站在道路旁，皇上注视并感到惊奇，命令小黄门询问姓名，由此被记住。升迁为枢密院编修官，轮对时，上奏五件事，还没读完，皇上喜形于色。第二天，告诉辅臣说：“王蔺敢于直言，应该加以奖赏提拔。”任命为宗正丞，外放担任舒州知州。不久出手诏：“王蔺刚直敢言，任命为监察御史。”升迁为起居舍人，进言说：“朝廷任命不当，台谏不全部履行职务，给事中、中书舍人开始废弃封驳，内官、医官、药官赏赐太多，升迁太容易，可以不思考警惕而纠正吗？”皇上惊惧地说：“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光明磊落，只有你一人。”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吏部。恰逢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召还担任礼部尚书，晋升为参知政事。光宗即位，升迁为知枢密院事兼参政，拜为枢密使。光宗励精图治初期政事，先生也不拘泥于形式，任命名单有时从宫中发出，不让人满意的，就扣留它，放在御座上。有人议论建立皇后家庙，极力争辩认为不可，于是应诏上

译奏疏中写道：“愿陛下先确立圣明的意志”，列举了八件事，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中丞何澹弹劾他，因此他被罢免离去。后来被起用为边帅，改任镇守蜀地，都没有就任。之后主管祠禄，出任江陵帅。宁宗即位后，改任湖南帅。台臣弹劾罢免他，他回到家乡主管祠禄。绍定七年去世。先生直言不讳，没有隐瞒，厌恶奸恶太过分，同僚大多忌恨他，最终因不合时宜而离去。有《奏议》流传于世。（参考史传。）

译（梓材谨按：《直斋书录解题》记载，《轩山集》十卷，文中提到先生担任经筵讲官时，议论宫僚攀附权贵而登上辅佐之位，阿谀奉承以谋取私利，陈说大义，凛然不可侵犯。自嘉定年间以来，先生的子孙不敢谋求仕途，也不敢请求谥号。直到端平年间才获得谥号“献肃”。）曾任待制以上官职的有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另见《晦翁学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谊（另见《徐陈诸儒学案》。）

正肃彭止堂先生龟年（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文节陈止斋先生傅良（另见《止斋学案》。）

文节薛象先先生叔似（另见《艮斋学案》。）

文肃章先生颖（另见《玉山学案》。）

文肃郑补之先生湜

郑湜，字溥之，福州人。宋光宗即位时，担任秘书郎。因轮对进言，首先请求尽到侍奉双亲的道义，以成全帝王的大孝。庆元初年，代理直学士院。当时赵忠定汝愚罢免宰相，离开京城去福州任职，先生起草诏书，因诏书中没有贬斥之辞而被免职。（参见《姓谱》。）

谢山在《答临川论庆元党籍郑湜贴》中说：“昨天询问庆元党籍中的第七人郑湜，《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我考证《福建通志》，郑湜，字溥之，（又字补之。）闽县人。乾道年间，考中进士。光宗时，官至秘书郎，所陈述的都是正直的言论。庆元初年，以起居郎身份代理直学士院。赵忠定公罢相时，郑湜起草诏书，其中有‘持危定倾、任忠竭节’等语，韩侂胄认为这是褒扬之词，大怒，将他外放为本州知州。后来担任刑部侍郎，被列入党籍。死后，谥号文肃。按：李枅曾问朱子曰：‘溥之起草赵丞相罢相的诏词，固然很好。以我看，当时如果不做，便请求出京，尤为奇特。’朱子认为，不必如此。但后来既然升迁之后，便出京，也自然很好。溥之却不肯出京，所以可疑。如果不做而立即出京，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李枅说：‘像富郑公缴还‘遂国夫人’封号的奏章，以前又何曾有此先例！’朱子笑而不答。那么溥之起草诏书之后，应当升迁一级官职，其后才被外放罢了。溥之又有与朱子讨论制止盗贼法律的言论，也记载在《语录》中。《宋史宁宗本纪》记载：‘绍熙五年七月，派遣郑湜到金国，告知禅位之事。’《金史交聘表》记载：‘明昌五年闰十月，宋翰林学士郑湜前来。’考查宋代制度，翰林学士承旨之下为翰林学士，学士之下为值学士院，承旨不常设，由资历深的学士担任，其他官员进入学士院，未任命为学士，称为值院。溥之本为值院出使金国，当时暂借学士头衔出行罢了。如同陆文安公去世时，溥之祭文以江淮总领署名，那么是以秘书郎出任总领，以总领身份入朝为值院。赵忠定罢相在庆元元年三月，次年就有伪学之禁。溥之既然被贬为外郡知州，为何能很快入朝担任侍郎？既然被召用，为何又遭禁锢？我推测或许就是起草诏书时所升迁的官职，而后人误记了。溥之在党籍中列在高等，他生平历官的详细情况，必定在其他书中有记载，《宋史》自然是荒疏简陋的。”（梓材按：谢山《奉临川帖子三》说：“郑溥之，即郑湜，闽地人，庆元党籍的首领。诸葛诚之，名千能，会稽人；陳蕃叟，即陈武，是止斋的堂弟，也是党籍中的人，其始末另有别纸详述，而他们都并非陆子之徒。”所说的别纸，即此帖。）

宣献楼攻媿先生钥

正惠林先生大中（并见《丘刘诸儒学�》。）

少师黄先生由

黄由，字子由，平江人。考中进士第一名。多次升迁，代理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侍御史张岩上奏他培植伪学党羽，于是奉祠。嘉定年间，起用为浙东安抚使，仍任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去世，赠少师。（参见《姓谱》。）

侍郎黄先生黼（另见《涑水学案》。）

尚书何月湖先生异

何异，字同叔，崇仁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调任石城主簿，历任两任，知萍乡县。丞相周必大、参知政事留正以院辖官推荐他，孝宗问是否有列荐，留正等人以萍乡政绩回答，于是升任国子监主簿。升任丞，轮对进言，所说的话皇帝很喜欢，说：“君臣一体，起初不在事形〇，有所见闻，在银台司缴奏。”提拔为监察御史。先生上奏与丞相留正旧日同官，不敢供职，御札不允许引嫌，于是拜受任命。升任右正言。多次代理礼部侍郎、太常寺。太庙长出芝草，韩侂胄率领百官观看。先生说其颜色白，担心生出兵灾妖异。韩侂胄不高兴。又因为刘光祖与先生交情密切，言官于是以先生在言路不弹劾丞相留正及接受赵汝愚推荐为由，弹劾罢免了他。很久才给予祠禄。起用知夔州，兼本路安抚使。七月丙戌日，西北有星，白芒，坠地，声音如雷，先生说：“戌日酉时，火土交会，而妖星从东南冲击西北，化为天狗，蜀地恐怕

译（他）将要有兵祸吗？”于是请求担任祠禄官，以宝谟阁待制的身份提举太平兴国宫。四年后，吴曦果然叛乱。嘉定元年，（朝廷）征召他担任刑部侍郎。第二年，提拔为工部尚书。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泉州知州，顺从他的请求，授予祠禄官职，晋升为宝章阁学士，升迁一级后退休。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先生对自己要求很高，有诗歌方面的名声，所著的《月湖诗集》在世间流传。（参考史传记载。）

译献简孙先生逢吉

孙逢吉，字从之，吉州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被授予郴县司户参军。干道七年，太常寺官员黄钧向丞相虞允文、梁克家推荐他，准备任命他为学官，先生最终接受常德府教授的职位后回家。绍熙元年，升任秘书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讲。绍熙二年春二月，雷雪等灾异现象同时发生，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先生上疏陈述八件事：去除蒙蔽和谄媚，亲近讲读经史的官员，伸张亲贤驳斥奸佞，崇尚气节，节省用度，珍惜名位和器物，提拔材能武略之士，整顿军事防备。被提拔为右正言。在谏官任上七十天，上奏章二十次，言辞恳切，都是别人难以说出的话。改任国子司业，请求离职，担任湖南提点刑狱。以秘书监的身份被召见，兼任吏部侍郎。不久担任孝宗攒宫按行使。朱熹在经筵讲学，所持论调切直，小人共同感到不便，暗中激怒皇上，皇上批旨给朱熹祠禄。刘光祖与先生同在讲筵，吏员请示说：“今日轮到某侍郎讲学，他因病告假。孙侍郎排在其次，请代替他。”先生说：“平常所讲的《论语》，现在怎么立刻就有讲义呢？”过了一会儿问某侍郎的讲义在哪里，拿来观看，却是讲《诗经·权舆篇》，讽刺康公与贤者有始无终，这与驱逐朱熹的事相类似。先生欣然代替他讲学，因此在皇上面前争论得很激烈。皇上说：“朱熹的话大多不可采用。”先生说：“朱熹关于祧庙的议论与我不一致，但他所说的其他话都正确，没见到不可采用的地方。”逐渐失去皇上的心意。恰逢彭龟年弹劾韩侂胄专权僭越，先生被外放补任郡守。先生入朝上疏说：“道德崇高，陛下所敬重礼遇的没有比得上朱熹的；志节端正光明，陛下所委托信任的没有比得上彭龟年的。朱熹已经因为议论韩侂胄而去职，彭龟年又因为议论韩侂胄被贬斥，我担心贤能的人都没有坚定的志向。陛下所任用的，都是庸俗鄙陋奸邪浅薄之徒，靠什么来立国呢？”韩侂胄看到后憎恶他。赵丞相被罢免后，韩侂胄专权，先生外放担任太平州知州。请求祠禄，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起用为赣州知州，已经患病，去世，谥号献简。弟弟孙逢年、孙逢辰，都有文学品行和道义，当时称为“孙氏三龙”。（同上。）其余官员三十一人

文节刘后溪先生光祖（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忠公吕大愚先生祖俭（另见《东莱学案》。）

忠定叶水心先生适（另见《水心学案》。）

提刑杨淡轩先生方（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龙图项平庵先生安世（另见《晦翁学案》。）

文肃李悦斋先生〇

龙图沈先生有开（并见《岳麓诸儒学园》。）

忠节曾先生三聘（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忠公游先生仲鸿（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文定吴畏斋先生猎（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肃简李先生祥

李祥，字符德，无锡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担任钱塘县主簿。调任濠州录事参军。多次升迁至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国子监祭酒。赵丞相因言官弹劾去职，李祥上疏争辩，说：“不久前寿皇驾崩，两宫隔绝，朝廷内外动荡不安，留正抛弃印信逃跑，国家命运危如累卵。赵汝愚不畏灭族之祸，决断拥立陛下，风尘不惊，天下恢复安定，是社稷之臣。为何没有念及功劳的诚意，忽视体恤尊重的常典，使精忠巨节之士愤懑昏暗，拿什么来昭示后世呢？”被任命为直龙图阁、转运副使，言官弹劾罢免了他。于是太学诸生杨宏中、周端朝等人六人上书挽留他，都获罪。主管冲佑观，再次请求退休，以直龙图阁的身份退休。嘉泰元年八月去世，谥号肃简。（参考史传。）

文元杨慈湖先生简（另见《慈湖学案》。）

知州赵懒庵先生汝〇（另见《水心学案》。）

文懿赵南塘先生汝谈（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宣奉陈东斋先生岘（另见《玉山学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另见《二江诸儒学案》。）

尚书汪先生逵（另见《玉山学案》。）

国博孙先生元卿

孙元卿，字东伯，□□人。担任国子博士。

正献袁絜斋先生燮（另见《絜斋学案》。）

知州陈先生武（另见《止斋学案》。）

宗丞田先生澹

田澹，字□□，南剑人。担任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

宣献黄文叔先生度（另见《止斋学案》。）

龙图詹先生体仁（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文懿蔡先生幼学（另见《止斋学案》。）

提举黄西坡先生灏（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另见《水心学案》。）

正肃吴先生柔胜（另见《晦翁学案》。）

宝文王先生厚之（另见《象山学案》。）

直阁孟先生浩

孟浩，字养直，宜春人。干道年间考中进士，担任武宁县知县，有声誉。多次升迁担任

译湖州。因触犯权贵而被罢免。后来又被起用，官职升至直秘阁。为人廉洁耿介，一丝一毫都不胡乱索取或给予。写文章讲究法度，所著作品有《鼯技集》。（参见《姓谱》。）

译修撰赵西林先生巩（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不详，普州人。担任成都府通判。武臣三人

统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华山人。任池州都统制。

钤辖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地人。是赠太保范瑑的弟弟范璨的四世孙范寥，范寥在徽宗时立有功劳，避讳不用自己的名字，官至右武大夫，先生是他的从孙。先生通过武举考中，被裁撤，绍定八年，出任金州知州。后来担任利州路钤辖。范璨崇尚意气，乡里敬服，所以他的后代以武名闻名。（参考《氏族谱》。）

钤辖张先生致远

张致远，字不详，南剑人。担任江南兵马钤辖。士人八人

知军杨先生宏中

杨宏中，字允甫，福州人。二十岁时补任国子监学生。孝宗去世，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礼。当时赵忠定任枢密院知院，奏请太皇太后从嘉王府迎立宁宗，以完成丧礼，朝廷内外安然无事。于是任命赵忠定为右丞相，提拔年高德劭及一时知名的人士，有意实现庆历、元佑年间的治世。韩侂胄窃取国家大权，引荐将作监李沐任右正言，首先弹劾罢免赵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纮的奏章相继上呈，赵忠定被贬谪到永州。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连续上疏救争，都被斥责。先生说：“师儒能辩白大臣的冤屈，而诸生不能挽留师儒的离去，在道义上怎么可以呢？”众人没有回应，只有林仲麟、徐范、张道、蒋傅、周端朝五人愿意参与此事。于是上疏说：“自古以来国家祸乱的缘由，起初并非一种，只有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害尤其惨烈。君子被任用，杜绝邪恶不正，考察他们的用心，实在在于爱戴君主、忧虑国家。小人得志，仇视正直之人，必定要清除他们的同党，然后才能肆意妄为而没有顾忌。于是君主孤立，而国家危亡了。党锢之祸败坏汉朝，朋党之乱扰乱唐朝，大体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元佑以来，邪正相互攻讦，最终酿成靖康之变，这是臣子所不忍心说，而陛下所不忍心听的。臣私下看到近来谏臣李沐弹劾前宰相赵汝愚多次谈论梦兆，专权结党，将对陛下不利。以此加以诬陷，实在不是事实。赵汝愚请求离职，朝廷内外叹息愤慨，而进言的人却说是父老欢呼，蒙蔽圣听，竟到了这种地步。章颖极力辩白其非，首先遭到斥逐，听闻的人已经惊骇，接着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相继抗争议论，毅然请求离职，请假几个月，善良正直的人惶恐不安。一旦有外任的任命，进言的人厌恶他们扶持正论，极力排斥，同一天被罢免，六馆的士人，为此愤慨惋惜流泪。现在李沐自知邪正不能并存，而公议不站在自己一边，于是想全部清除正直之人，以便谋取私利，于是借结党之名来蒙蔽陛下的听闻。臣认为这两人的离去如果还不足以可惜，恐怕君子小人的消长之机在此一判，那么靖康已经发生的鉴戒，难道能再次出现在今天吗？陛下励精图治，正要将端正三纲来维系人心，采纳众人的议论来确立国家的方针，却骤然听信奸佞，怀疑善良正直的人，这是臣等所不明白的。臣希望陛下借鉴汉、唐的祸患，惩戒靖康的变故，精心加以思考，特别奋起英明的决断。念及赵汝愚的忠诚勤勉，明察李祥、杨简并非结党，认清李沐的奸邪，明确显示好恶，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流放李沐以谢天下，召回李祥、杨简以收服士人之心，臣即使身体投入鼎镬之中，也实在不推辞。”奏疏呈上没有得到回复，就把副本封好交给台谏、侍从。韩侂胄大怒，以不合上书之罪定罪，六人都被编管安置，以先生为首，将要流放到岭南。中书舍人邓驲上书营救他们，不被听从。右丞相余端礼在榻前跪拜达数十次，请求免除远徙。皇上怜悯答应了他，于是送到太平州编管。天下人称为“六君子”。第二年，移居福州听读。嘉泰三年，宁宗驾临太学，特别下旨释放他们。开禧元年，考中进士，任南剑州教授。韩侂胄被杀，先前因进言获罪的人全部加以褒奖录用。嘉定元年，特别提升先生一阶，也不接受。多次改任宣教郎，通判潭州。因父母年老请求祠禄，差遣任武冈军知军，还未受任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三岁。（参考史传。）

忠文周先生端朝（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县令张先生道

张道，字用叟，侯官人。最终官至泰和县令。曾与杨宏中一同上书。（参考《福建通志》。）

（梓材谨按：先生的名字，《福建通志》作“道”，道与〇，是古今字。《宋史忠义传》称先生因父亲恩荫补官，有两个儿子，与周端朝同科考中进士。）

太学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宁德人。洒脱不拘有大志。淳熙五年，太学考试第一。庆元年间，与杨宏中等六人上疏营救赵忠定，韩侂胄愤怒，送到毗陵编管。先生毅然不屈服。当时有庆元“六君子”之称。（参考《姓谱》。）

太学蒋先生传

蒋传，字象夫，信州人。先生在太学久居，忠诚刚直有名声。叩阍之事，都是他的属下。（参考《宋元通鉴》。）

朝奉徐

译先生范

徐范，字彝父，是侯官人。幼年丧父，刻苦钻研并教授学生以供养母亲。他与兄长一同在乡试中举，进入太学，从未曾用严厉的话语或急躁的神色凌驾于他人之上。赵丞相离职后，祭酒李祥、博士杨简上疏论救他，都被斥逐。同舍的学生商议叩击宫门向皇帝上书，奏疏已经写好，有一位福建士人也签了名，忽然夜间传出韩侂胄将把进言的人处以重刑的消息，福建士人害怕，请求删去自己的名字，他的朋友也劝他停止。先生说：“既然已经签了名，还有什么可变的呢？”奏疏呈上后，韩侂胄果然大怒，说他们煽动动摇国家大事，各自被流放到五百里外编管。先生被贬谪到临海，与兄长徐范一同前往，被禁锢了十多年。嘉定元年考中进士。授清江县尉。历任邵武军知军，升任国子监丞，调任太常丞，代理都官郎官，改任秘书丞、著作郎、起居郎，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朝奉大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

译文节蔡西山先生元定（另行编入《西山蔡氏学案》。）

监岳吕先生祖泰（另见《东莱学案》。）

附载攻击庆元伪学的人

韩侂胄（字节夫，安阳人。平章军国事一职。极力攻击伪学。）

京镗（字仲远，洪州人。担任右丞相。实际发起“伪学”这一罪名。）

何澹（字自然，处州人。担任枢密使。与京镗共同主持禁止伪学长达六年。）

刘德秀（字仲洪，洪州人。担任谏议大夫。首先弹劾留正引用伪学的罪行。）

胡纮（字□□，处州人。担任御史。弹劾伪学猖獗，图谋不轨。）

李沐（字□□，湖州人。担任正言。弹劾罢免赵汝愚，又弹劾留正。）

刘三杰（字□□，婺州人。担任正言。弹劾伪学党变为逆党。）

施康年（字□□，通州人。担任正言。请求严厉约束伪学门徒送葬。）

姚愈（字次愈，平江人。担任大谏。弹劾奸伪之徒盗取名声、欺骗世人。）

陈贾（字□□，舒州人。担任兵部侍郎。请求排斥道学。）

杨大法（字符范，婺州人。担任侍御史。）

张釜（字□□，镇江人。担任大谏。指责刘文节公的《涪州学记》为诽谤讥讽。）

钱象祖（字□□，钱塘人。担任参知政事。）

叶翥（字□□，处州人。担任尚书。上奏禁止《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

许及之（字深甫，温州人。担任枢密使。）

张岩（字□□，扬州人。担任侍御史。上奏黄度培植伪党。）

陈谠（字□□，兴化人。担任侍御史。）

傅伯寿（字□□，泉州人。担任侍郎。）

汪义端（字子充，黟县人。担任勃孙。中书舍人。）

高文虎（字炳如，明州人。担任直院。起草“伪徒改视改听”的诏书。）

张伯垓（字□□，秀州人。担任察院。）

糜师旦（字周卿，平江人。担任吏部侍郎。）

赵善坚（字德固，宜春人。担任婺州签判。）

林采（字□□，□□人。担任监察御史。）

沈继祖（字□□，兴国人。担任监察御史。依据胡纮的奏章弹劾朱熹。）

丁逢（字□□，常州人。担任川秦都大。）

邵褒（字□□，秀州人。担任司直。请求伪学之人不得授予在京任职。）

王沇（字□□，□□人。担任衡州知州。请求将伪学列入学籍。）

钱鍪（字□□，□□人。担任衡州知府。）

余□（字□□，漳州人。担任新州教授。上书请求斩杀朱熹。）

赵师召（字□□，□□人。担任迪功郎。）

张贵谟（字子智，处州人。担任右正言。）

黄抡（字□□，□□人。）

郑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年间担任吏部尚书。言论认为伪学不应被信用。）

林栗（字黄中，福州人。淳熙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弹劾朱熹不供职。）

王淮（字季海，金华人。淳熙年间担任右丞相。实际开启了庆元伪学之禁。）

赵彦逾（字德老，明州人。担任资政殿大学士。）

谢山在《赵彦逾传》后跋曰：“深宁先生所著的《四明七观》，极力称赞赵彦逾的清高节操。没想到大儒立言，也还有徇私之处。赵彦逾的为人，还值得称道吗！查考，赵彦逾晚年与楼钥、林大中两位参政一同被召见，右司谏王居安进言说：‘楼钥、林大中被任用，是宗庙社稷的灵验，天下百姓的福气，赵彦逾怎么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赵彦逾起初因为赵汝愚没有引入政府，于是开启了韩侂胄专政的阴谋，赵汝愚被贬斥而死，赵彦逾出力最多，是赵汝愚的罪人。陛下却让这两人一同升迁，香臭同器，这不是向天下展示趋向的方式。’奏疏已经写好，有人暗中得知，将王居安降职为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当时他担任谏官才十八天。王居安直接在殿前上奏说：‘陛下特意将我调任史官，难道不是想让我不能进言吗？两史官直接在殿前奏事，是祖宗的法度。’于是极力论辩。这足以给赵彦逾定案了。赵彦逾的儿子赵□夫，确实有清高节操，是能干大事的儿子。

宝庆元年乙酉（1225年） 宝庆二年丙戌（1226年） 宝庆三年丁亥（1227年）

史弥远专权。 史弥远专权。 史弥远专权。

八月，赐张横浦谥号为文忠。 正月，赐陆复斋九龄谥号为文达，沈定川焕谥号为端宪。 正月，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

召布衣李微之心传赴阙。

绍定元年戊子（1228年） 绍定二年己丑（1229年） 绍定三年庚寅（1230年）

史弥远专权。 史弥远专权。

译徽国公。五月，蔡九峰沈去世。

绍定四年辛卯 绍定五年壬辰 绍定六年癸巳

译弥远独揽大权。

这一年，赐予进士徐元杰第一名。

弥远去世。

十一月，召陈和仲（陈埙）担任枢密院编修官。

端平元年（甲午年）

郑忠定（郑清之）独自担任宰相。

五月，召徐文清（徐侨）担任太常少卿。

九月，召真西山（真德秀）担任翰林学士，魏鹤山（魏了翁）直学士院。

端平二年（乙未年）

三月，真西山担任参知政事。

五月，真西山去世。

六月，乔文惠（乔行简）担任宰相。

八月，下诏让赵忠定（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

十二月，知沔州高稼死节殉国。

端平三年（丙申年）

正月，下诏讨论让胡安定（胡瑗）、孙泰山（孙复）、邵康节（邵雍）、欧阳永叔（欧阳修）、周濂溪（周敦颐）、司马温公（司马光）、苏东坡（苏轼）、张横渠（张载）、程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

九月，崔与之担任宰相。

嘉熙元年（丁酉年）

八月，下诏追封赵忠定为福王。

嘉熙二年（戊戌年）

十二月，崔清献（崔与之）去世。

嘉熙三年（己亥年）

正月，乔文惠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史嵩之担任宰相。

以陈和仲担任国子司业。

嘉熙四年（庚子年）

闰月，李文清（李宗勉）去世。

淳佑元年（辛丑年）

正月，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列入从祀，周敦颐封汝南伯，程颢封河南伯，程颐封伊阳伯，张载封郿伯。

二月，乔文惠去世。

五月，赐予进士王厚斋（王应麟）第一名。

史嵩之独揽大权。

淳佑二年（壬寅年）

史嵩之独揽大权。

淳佑三年（癸卯年）

史嵩之独揽大权。

九月，史嵩之去职。

十二月，范文肃（范钟）、杜清献（杜范）担任宰相。

淳佑四年（甲辰年）

四月，杜清献去世。

六月，徐侍郎徐元杰突然去世。

十二月，游似担任宰相。

淳佑五年（乙巳年）

淳佑六年（丙午年）

四月，郑忠定再次担任宰相。

淳佑七年（丁未年）

郑忠定独自担任宰相。

淳佑八年（戊申年）

淳佑九年（己酉年）

正月，范文肃去世。

闰二月，赵葵担任宰相。

淳佑十年（庚戌年）

这一年，赐予进士方逢辰第一名。

淳佑十一年（辛亥年）

十一月，谢方叔、吴潜担任宰相。

淳佑十二年（壬子年）

谢方叔独自担任宰相。

宝佑元年（癸丑年）

谢方叔独自担任宰相。

宝佑二年（甲寅年）

八月，董槐担任宰相。

宝佑三年（乙卯年）

十月，程元凤担任宰相。

宝佑四年（丙辰年）

程元凤独自担任宰相。

宝佑五年（丁巳年）

五月，赐予进士文文山（文天祥）第一名。

八月，史嵩之去世。

宝佑六年（戊午年）

四月，丁大全担任宰相。

贾似道担任宰相。

开庆元年（己未年）

十月，吴潜再次担任宰相。

景定元年（庚申年）

四月，吴潜被罢免。

景定二年（辛酉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景定三年（壬戌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正月，加封张南轩（张栻）为华阳伯，吕东莱（吕祖谦）为开封伯，并都从祀孔子庙庭。

六月，吴潜及其子吴潜夫在循州突然去世。

景定四年（癸亥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五月，婺州布衣何基、建宁布衣徐几都被授予迪功郎。

景定五年（甲子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九月，将建宁教授谢迭山（谢枋得）流放至兴国军。

十月，度宗即位。

咸淳元年（乙丑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咸淳二年（丙寅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咸淳三年（丁卯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三月，程元凤再次担任宰相。

八月，叶梦鼎担任宰相。

咸淳四年（戊辰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十二月，程元凤去世。

咸淳五年（己巳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

三月，江万里、马廷鸾担任宰相。

译咸淳六年庚午年，咸淳七年辛未年，咸淳八年壬申年。

贾似道独揽大权。贾似道独揽大权。贾似道独揽大。

译正月，江万里被罢免。

咸淳九年癸酉 咸淳十年甲戌 德佑元年乙亥

贾似道专权执政。 贾似道专权执政。 二月，贾似道被罢免。

七月，瀛国公即位。 四月，陈宜中、留梦炎任宰相。

十一月，王爚任宰相。 五月，赐予婺州隐士何基谥号“文定”，王柏官职为承事郎。

十二月，章鉴任宰相。

九月，贾似道在南剑州被拉杀。

十一月，任命谢叠山为江西招谕使。

德佑二年丙子（正月，吴坚、文天祥和任宰相。李芾为节义而死。赵良淳为节义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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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晚宋诋毁辱骂诸儒者

周密字公谨，吴兴人。曾任义乌县令。自号弁阳老人，又号四水潜夫的。

（梓材谨按：周公谨先是齐地人，后迁徙到湖地。他的著作《齐东野语》中说：“伊洛之学在世间流行，到乾道、淳熙年间极为兴盛。其中能够阐发先贤旨意，追溯本源，论著讲解，卓然自成一家学派的，只有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新安朱熹而已。此外有横浦张子韶、象山陆九渊，也都以其学说传授，而张子韶曾参究宗杲的禅法，陆九渊又参究宗杲的门徒德光，所以他们的学说往往流于异端而自己却不知道。至于永嘉诸公，则凭借辞章议论驰骋，本来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又说：“世间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能，以此作为进取之地，也自附于道学的名声，穿着宽大的衣服，端坐着阔步走，或者抄录语录来资助高谈阔论，或者闭眉含眼装作默识心通，而叩问考察他们的所学，则对古今无所闻知，检验考察他们的所行，则对义利无所分别。这是圣人的大罪人，吾道的大不幸，于是使小人得以借口定为伪学的名目，而君子遭受玉石俱焚的祸患。”从前面的说法来看，尚为平允的议论。从后面的说法来看，不无有所诋毁辱骂。所以他的《癸辛杂识后集》说饶双峰自诩为黄勉斋门人，《杂识别集》视王厚斋为形迹拘束，说徐径畈沽名钓誉太过，且说他无所忌惮。至于他的《浩然斋雅谈》中有说：“宋朝的文治虽然兴盛，然而诸公大多崇尚性理而轻视艺文。朱氏推崇程氏而抑制苏氏，吕氏《文鉴》的取舍多含朱氏之意，所以文字多有遗落者，极可惜。”并且引用叶水心“洛学兴起而文字败坏”为至理名言，意图伸张文词以抑制道学，这与《野语》前面的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吗？）

卷九十八 荆公新学略（全氏补本）

荆公新学略 （全祖望补本）

荆公新学略表

王安石 （子）王雱

（庐陵门人。） 龚原 邹浩（另编为《陈邹诸儒学案》。）

沈躬行（另见《周许诸儒学案》。）

王无咎

晏防

陆佃 （子）陆宰 （孙）陆游

吕希哲（另编为《荥阳学案》。）

汪澥

郑侠

蔡肇

陈祥道 （弟）陈晸

许允成

（另附）吕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蹇周辅。）

杨畏

马希孟

方悫

孟厚（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王昭禹

郑宗颜

耿南仲

王安中

（均为新学者。）

李纯甫（另编为《屏山鸣道集说略》。）

（王学余派。）

王安礼 （玄孙）王厚之（另见《象山学案》。）

王安国

（均为荆公弟弟。）

曾巩（另见《庐陵学案》。）

孙侔

（均为荆公讲友。）

宋保国

（荆公学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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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新学略序录

祖望谨按：荆公《淮南杂说》刚问世时，见到的人以为是《孟子》。老泉的文章刚问世时，见到的人以为是《荀子》。不久聚讼大起。《三经新义》历经数十年才废除，而蜀学也于是成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探究其本末。况且荆公想要阐明圣学而混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也混杂于禅，西竺（佛教）之能张大其声势也太厉害了！叙述《荆公新学略》及《蜀学略》。

（梓材案：这条《序录》兼及蜀学而说，谢山认为它们并列为杂学，所以列在《学案》之后，另称为《学略》。）

◆庐陵门人

文公王临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早年就有盛名。考中进士高等，签书淮南节度判官。被召试馆职，坚决推辞。知鄞县

译每隔三天处理一次县政，修筑堤坝，疏通池塘，兴修水利，向百姓借贷粮食，规定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得以轮换，县民对此感到便利。任舒州通判时，因文潞公推荐，再次被召试任群牧判官，外放任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呈上万言书，极力陈述当世政务。授直集贤院，多次推辞，未获准许，才就职。授同修起居注，坚决推辞，于是改授知制诰。神宗即位，授江宁府知府。召为翰林学士，不久，任参知政事。先生执政后，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昇之共同统领，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新法相继兴起。自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等人极力请求罢免条例司及青苗等新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都议论王安石变法不对，依次被罢免。前宰相韩琦也上疏论说青苗法的危害，先生称病请求分司，不被允许。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制诰。他的门徒吕惠卿修撰经义。先生主持王韶夺取熙河、洮、岷、迭、宕等地，先生率领群臣入宫祝贺，神宗解下玉带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功劳。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偶尔见到神宗，流泪诉说新法的不便，且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神宗也流泪，退朝后，命令先生裁减新法，先生极力辩解，才作罢。熙宁七年，神宗因久旱，更加怀疑新法不便，于是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江宁府知府。第二年，再次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起初，吕惠卿被先生赏识，迅速提拔至执政之位。等到先生再次拜相，吕惠卿只要能中伤先生，无所不为。恰逢先生儿子王雱去世，先生请求奉祠，以使相身份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去使相，于是以左仆射身份任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改封荆国，退居金陵，开始悔恨被吕惠卿所误。哲宗即位，拜司空。第二年，去世，赠太傅。绍圣初年，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二年，陪祀文宣王庙。靖康元年，停止文宣王配享，列为从祀。后来又罢免配享神宗庙，并剥夺其封爵。起初，先生主持修撰经义训释《诗经》、《尚书》、《周官》，完成后，颁布给学官，天下称为“新义”。（云濠案：荆公著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易义》二十卷、《洪范传》卷、《诗经新义》三十卷、《左氏》一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义》一卷、《论语解》十、《孟子解》十四卷、《老子》二卷。）晚年，著《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相传习，且在科举考试中，必推崇其学说，稍有不同，就不符合标准。先生性格刚愎，遇事没有可否之分，自信所见，固执己见。至于议论变法，在朝大臣都坚持认为不可，先生传经义，出自己意，辩论往往数百言，众人都不能驳倒他。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罢免内外老臣几乎殆尽，多任用门下轻浮少年。很久以后，因旱灾引退。等到再次拜相，一年多后罢免，终神宗世八年不再召见，而恩顾不久衰微。（参《东都事略》。）

译祖望谨按：靖康年间，因为杨时（龟山）进言认为王安石不应当配享太庙，于是将王安石从配享中降格为从祀。绍兴六年，张浚独揽相权，采纳陈公辅的建议，禁止临川学派。乾道五年，魏元履请求剔除王安石父子，没有成功。淳熙四年，赵粹中又提出同样的意见。皇上根据辅臣的言论，认为虽然前后对王安石的毁誉不同，但他的文章终究无法掩盖，只是剔除了王雱，而商议提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的地位，也没有成功。

《临川文集》

仁、义、礼、信，是天下普遍通行的道理，也是王道与霸道所共同采用的。王道与霸道，它们所采用的手段虽然相同，但它们所获得的名称却不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用心不同罢了。用心不同，那么所做的事就不同；所做的事不同，那么建立的功业就不同；功业不同，那么它们的名称就不得不不同了。王道的用心，并不是对天下有所求取，所以实行仁义礼信，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应当做的罢了。用仁义礼信修养自身，并推行到政治中，那么天下没有不被教化的。因此，王道的治理，只知道在此处施行，不知道去彼处求取，而彼处自然已经感化了。霸道的用心却不是这样，他的内心并没有仁爱，却担心天下人厌恶他不仁，于是向天下人显示仁爱；他的内心并没有正义，却担心天下人厌恶他不义，于是向天下人显示正义；对于礼和信也是如此罢了。因此，霸道的用心是为了利益，而借用王道的手段来显示他想要的东西，他有所作为时，只怕百姓看不见、天下人听不到，所以说他们的用心不同。齐桓公被曹沫的刀胁迫而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想要归还土地，并不是我的本心，答应归还，只是为了免除死罪罢了。按照王道的做法，可以不归还，但桓公一定要归还土地。晋文公攻打原国，约定三天后撤退。三天后原国没有投降，按照王道的做法，即使等待它投降也可以，但文公一定要撤退军队，大概是想向百姓显示信用罢了。凡是所谓的仁义礼，也没有与此不同的，所以说它们所做的事不同。王道的大，就像天地一样，天地对万物无所劳苦，而万物各自得到它们的本性；万物虽然得到了本性，却不知道这是天地的功绩。王道对天下无所劳苦，而天下各自得到治理；虽然得到了治理，却不知道这是王道的德行。霸道的做法却不是这样，就像世间的施恩者一样，寒冷时给人衣服，饥饿时给人食物，百姓虽然知道我的恩惠，但我的恩惠也不能遍及广大，所以说它们的功业不同。王道与霸道的道理确实不同，它们用至诚来追求利益，而天下人给予它们，所以王道的做法，虽然不追求利益的归属，霸道的做法，不主要以利益为主，然而如果不借助王道的手段来接触天下，那么天下人谁会给予他们呢！（《王霸论》。）

性、情是同一回事。世上有议论的人说：“性善情恶。”这只是只认识性、情的名称，而不知道性、情的实质罢了。喜、怒、哀、乐、好、恶、欲，没有表现在外面而存在于心中，这就是性。喜、怒、哀、乐、好、恶、欲望，表现在外面而见于行为，这就是情。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作用，所以说：“性、情是同一回事。”他们说性善，没有别的，只是曾经读过孟子的书而没有探求孟子的真意罢了。他们说情恶，没有别的，只是看到天下人因为这七种情感而陷入恶行，却不知道这七种情感出于本性罢了。因此这七种情感，是人生来就有的，接触外物后才发动，发动而符合道理就是圣人、贤人，不符合道理就是小人。他们只看到情表现在外面时被外物拖累而陷入恶行，因此说“情是恶的”；“损害性的是情”，这难道没有考察到情表现在外面时因外物的感应而陷入善行的人吗！大概君子修养性的善所以情也是善的，小人修养性的恶所以情也是恶的，因此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无非是情的作用，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无非是情的作用。他们议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从君子那里探求性，从小人那里探求情罢了。从他们所谓的情来看，无非是喜、怒、哀、乐、好、恶、欲。舜的圣明，象高兴他也高兴；假如舜应当高兴而不高兴，那么哪里足以称为舜呢？文王的圣明，王勃然大怒；应当发怒而不发怒，那么哪里足以称为文王呢？举出这两件事来阐明，那么其余的可以知道了。如果废除情，那么性虽然是善的，凭什么自我彰显呢！如果真的像现在议论的人所说，没有情的人是善的，那么就像木头石头一样高尚了！由此知道性与情相互依存，就像弓和箭相互等待而使用，至于善恶，就像射中或不射中一样。问：“那么性有恶吗？”答：“孟子说：‘修养大体成为大人，修养小体成为小人。’扬子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由此知道性可以成为恶。”（《性情论》。）

世上的议论者说：“惠爱的人轻易给予，勇敢的人轻视死亡，面对财物不吝啬，面对危难不躲避，这是圣人所赞许的，也是君子的行为。”我说：“不是这样。惠爱的人重视给予，勇敢的人重视生命，面对财物不吝啬，面对危难不躲避，这是圣所厌恶的，也是小人的行为。”所以所谓的君子行为有两点：在未发动时，只是谨慎罢了；在已发动时，只是合乎义罢了。谨慎就等待合乎义才决定，合乎义就等待适宜才行动，大概是不苟且罢了。《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说行动，是贤人与不肖人区分的地方，不可以苟且；因此，君子的

译行动，如果本来可以停止，那么这就静止了。所以在道义上，有可以不给、可以不死的道理，却一定要给、一定要死的，虽然众人认为难以做到，但君子未必认为好；在道义上，有可以给、可以死的道理，却不给、不死的，虽然众人认为容易做到，但君子未必认为错。因此，崇尚艰难而轻视容易的，是小人的行为；不分难易而只以道义为准则的，是君子的行为。《传》说：“道义，是天下的准则，行为准则如果不以道义为依据，即使是圣人做不到的，也归于小人罢了。”季路的为人，可以说是贤良了，但孔子说：“由（季路）好勇超过了我，没有什么可取的。”孔子的行为，只以道义为准则，而子路超过了它，这是超过了道义，行为超过了道义，孔子不取他的才能是适宜的。勇超过道义，孔子不取，那么惠超过道义，也可以知道了。孟子说：“可以给，可以不給，给就伤害了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就伤害了勇。”大概君子的行动，一定在道义上没有疑问后才发动，如果有疑问，就不行动。《论语》说：“多见而阙疑，慎行其余，则寡悔。”说的是君子的行为，应当谨慎地处于善道，而世上有谈论《孟子》的人说：“孟子的文章，传抄的人有错误。孟子的意思，应当说‘不给伤害惠，不死伤害勇’。”唉！这大概是不思考罢了。

译仁者，是仅次于圣人的；智者，是仅次于仁者的。没有具备仁德却不明智的人，也没有明智却不具备仁德的人。那么，仁与智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他们获得仁德的途径不同。仁，是我本自拥有的，面临行动时不假思索，面临言语时不加选择，施之于事物而没有不符合仁德的，这是仁者的作为。仁，是我尚未拥有的，我能知道什么是仁，面临行动时加以思考，面临言语时加以选择，施之于事物而没有不符合仁德的，这是智者的作为。他们获得仁德的途径虽然不同，但达到仁德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孔子说：“仁者静，智者动。”为什么呢？回答说：譬如现在有两个商人，一个已经富有了，一个知道致富的方法却还没有富有。已经富有的，即使烧毁船只、折断车辆，不再从事商业也可以；知道致富方法却还没有富有的，就不能无所事事。这就是仁与智在动静上不同的原因。我的仁德，足以向上感通上天，向下渗透草木，向旁流溢四方蛮夷，而我的作用不会匮乏，那么我还追求什么呢！这就是仁者能够安静的原因。我的智慧，想要向上感通上天，向下渗透草木，向旁流溢四夷，而我的作用有时会出现匮乏，那么我可以不追求吗！这就是智者必须活动的原因。所以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是静止而利于万物的，水是流动而利于万物的，它们的动静虽然不同，但利于万物却是相同的。说“仁者寿，智者乐”，那么仁者不快乐，智者不长寿吗？回答说：智者并非不长寿，只是不如仁者长寿；仁者并非不快乐，只是快乐不足以穷尽仁者的盛大。能够穷尽仁道的，就是圣人了，然而称为仁者，却用圣人来限定他，是谈论他的教化，大概能够穷尽仁道就能教化他人了，如果不能教化，我没见过他能穷尽仁道的。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人，而孔子称赞他说“三个月不违背仁”罢了，那么能够穷尽仁道的，除了像孔子这样的人，还有谁呢？（《仁知论》。）

君子对别人的要求很少，但在辨别是非时毫不马虎。孔子责备宰予说：“对于宰予，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责备冉有说：“弟子们可以击鼓进攻他。”这两个人得罪圣人，好像应当断绝关系。等到制定科目来排列他的门徒，选取的不过几个人，对于宰予，有辞令方面的长处就选取他；对于冉求，有政事方面的长处就选取他，不因为他们的短处而废弃他们的长处。孔子难道偏袒自己的喜好吗？是因为他对别人的要求很少。管仲的功业施及天下，孔子轻视他；门徒三千人，孔子只称赞颜回好学，问其余的人，则没有好学的，闵损、原宪、曾子等人不在其中，冉求、宰我得罪圣人的情况又如此，孔子难道不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吗？是因为他辨别是非毫不马虎。对别人的要求很少，所以选取别人很宽厚，大概辨别是非毫不马虎，所以能阐明圣人的道。如果像宰予、冉求这两个人不能列入他们的长处，那么士人难以保全的就多了，怎么足以选取别人的长处呢？如果对管仲不加贬低，那么从政的人做到这样也就停止了；七十位门徒都称为好学，那么好学的人做到这样也就停止了，怎么足以阐明圣人的道呢？选取别人像这样，那么我对自己要求就重，而别人被选取就容易；阐明道理像这样，那么我与别人，他们所遵循的途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对别人要求少而不是隐藏他们的过错，不马虎地议论别人是为了求得他们的全面，圣人的道，根本在于中庸罢了，《春秋》的宗旨，难道容易超过这个吗？（《中述》。）

古人，奔波劳碌地劳累自己的身体，以求在世上施行道义，而说我是学习孔子的人，这是糊涂的！孔子起初，在鲁国谋生。鲁国动乱就前往齐国，齐国的大夫想害他，就返回在鲁国谋生。鲁国接受了女乐，三天不上朝，从道义上讲不可以留下来，那么去哪里呢？说：“卫灵公无道太严重了！他对待贤者，大概还讲礼节吧。”于是前往卫国。卫灵公不可以相处，于是来不及选择就前往曹国，从而到达宋、郑、陈、蔡、卫、楚的郊外，他的志向还像离开卫国前往曹国那样。老了，于是返回鲁国去世。孔子的行为像这样，在哪里体现他求施行道义呢？天子诸侯不以身作则推崇贤人，他们不值得有所作为是明显的，孔子如果不知道，他怎么能成为孔子呢？说：“卖出去吧！卖出去吧！我等待出高价的。”奔波劳碌地劳累自己的身体，以求在世上施行道义。这是卖身求售。子路说：“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道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大概是孔子的心意吧。那么，孔子对世上的人没有心意吗？说：“道将要兴盛，是命运；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既然由命运决定，那么对世上的人有什么办法呢！（《行述》。）

有人说：“孟、荀、扬、韩四位先生，都是古代有道的仁人，而性，是生命的大根本，用古代有道的仁人，来谈论生命的大根本，他们的言论，应该没有疑惑，为什么说法相互违背呢？我希望听您所安心的说法。”回答说：“我所安心的，只是孔子的话罢了。太极，是五行产生的根源，而五行不是太极；性，是五常的太极，而五常不可以称为性，这是我不同于韩子的地方。况且韩子把仁义礼智信五者称为性，而说天下的性，不过是恶罢了。五者称为性而

译所谓“恶”的，难道是指那五种东西吗！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太极生出五行，然后利害便产生了，但太极不能用利害来论说；本性产生出情感，有了情感然后善恶才显现出来，但本性不能用善恶来论说，这就是我不同于孟、荀二人的原因。孟子以“恻隐之心，人人都有”为依据，因而认为人的本性没有不仁的。如果按照他所说的“本性”来理解，那必须怨毒忿恨之心人人都不具备，然后才能说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而人果真都没有这种心吗？孟子把恻隐之心当作本性，是因为它存在于内心。那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恨之心，难道不是受到外物感应后才产生的吗？它们发自内心时有不同吗？荀子说：“那些行善的行为，是人为的。”如果按照他所说的“本性”来理解，那必须恻隐之心人人都不具备，然后才能说“善是人为的”，而人果真都没有这种心吗？荀子说：“陶工把土烧制成瓦器。”瓦器难道是土的本性吗？陶工不用木头来烧制瓦器，只是因为土有成为瓦器的本性，哪里能说是人为的呢？况且诸子所说的，都是我所说的“情”和“习”，而不是“性”。扬雄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仍未超出用“习”来论说“性”的范畴。古人有不把喜怒爱恶欲称为“情”的吗？喜怒爱恶欲若是善的，然后才称它为仁、义；喜怒爱恶欲若是不善的，然后才称它为不仁、不义，所以说：“有了情感然后善恶才显现出来。”既然如此，那么善恶，不过是情感形成的名称罢了。孔子说：“本性是相近的，习染是相远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那么，‘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不可改变’这句话有解释吗？”回答说：“这是指智与愚。我所谈论的，是本性与善恶。恶对于善，去做就是对的；愚对于智，有时不能勉强拥有。伏羲创作《易经》，后世圣人的言论，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最神妙的，谁能参与其中！孔子创作《春秋》，子游、子夏也不能措辞。大概伏羲的智慧，不是最精微最神妙的人不能参与；只有孔子的智慧，即使是子游、子夏也不能勉强做到，何况所谓下等的愚者呢！他们不可改变，是很明显的！”有人问：“这四位先生的说法，难道都有意于教化吗？”回答说：“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圣人的教化，只是正名罢了。”

译善于教化的人隐藏其作用，百姓顺从教化却不知教化他们的根源。不善于教化的人则与此相反，百姓知道教化他们的根源，却不真诚地顺从教化者的意图。善于教化的人施行教化时，彰显我的义与忠，天下的君臣就都义且忠了；彰显我的孝与慈，天下的父子就都孝且慈了；对兄弟施恩，天下的兄弟就都互相施恩了；对夫妇行礼，天下的夫妇就都互相行礼了。天下的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这都是我的教化，百姓却说：“我哪里依赖他呢！”这就叫顺从教化而不知教化他们的根源。不善于教化的人施行教化时，不致力于此，而是粗暴地制定制度，繁琐地设置防范，在法令诰戒之间劳苦奔波，藏在官府，公布于市场，将百姓隶属于边远荒野，必定说做臣的要像臣，做君的要像君，做子的要像子，做父的要像父，做兄弟的不要失去兄弟的本分，做夫妇的不要失去夫妇的本分，遵循这些的有赏，不遵循的有罪，乡里的老师，宗族聚落的头领，关系疏远的时常诵读，关系亲近的每日告知，如此详尽，然而仍有服从教化却依附于刑罚的人，于是用嘉石来羞辱他们，用圜土来折磨他们，更严重的抛弃他们在市朝，放逐到边远之地，最终无法停止。这就叫百姓知道教化他们的根源，却不真诚顺从教化者的意图。善于教化的人，渗透于民心，而耳目没有听闻，是用道来安抚百姓。不善于教化的人，施加于百姓的耳目，而求渗透于心，是用道来强迫百姓。安抚的意思，就像山林安抚鸟兽的羽毛，川泽安抚鱼鳖的鳞片，哪里有什么强制呢！自然如此罢了。强迫的意思，就像圈养鸟兽，池养鱼鳖，一旦失去约束，就会逃脱离去。唉！古代之所以为古代，没有别的，就是遵循前者罢了。现在之所以不为古代，没有别的，就是遵循后者罢了。有人说：“法令诰戒不足以作为教化吗？”回答说：“法令诰戒，是末节。我所说的，是根本。失去根本而追求末节，我不知道这可行。”（《原教》。）

天有过失吗？有，日食月食就是。地有过失吗？有，崩塌松弛枯竭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失，最终不累及覆盖和承载万物的是什么？善于恢复常态。人介于天地之间，本来就不能没有过失，最终不损害圣且贤的是什么？也是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考平常之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推崇向善转变，都是这种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悔改，悔改而能改正，别人却说：“这是以前从事的行为，现在从事的行为与以前不同，不是他的本性，修饰外表来迷惑世人。”这哪里是知言呢？天将五行播于万灵，人本来具备而拥有，拥有而不思考就失去，思考而不实行就废弃。一天悔恨以前的错误，充沛地思考而实行，这是失去而复得，废弃而复举，却说不是他的本性，这是率领天下将要丧失本性。况且如人有财物，被盗贼抢走，后来得到，说：“这不是他的财物，以前被盗贼抢走了！”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本来不如本性为自己所有，财物失去复得，说不是他的财物，尚且不可以，本性失去复得，说不是他的本性，可以吗？（《原过》。）

附录

神宗问王安石的学问怎么样，明道回答说：“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守约则没有。”

明道以前见皇上称赞王安石的学问，回答说：“王安石的学问不对。”皇上惊讶地问：“为什么？”回答说：“臣不敢远引，只以近事说明。臣曾读《诗经》，说周公的德行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此盛大，如王安石，他自身尚且不能自治，何足以达到这个境界！”（以上《程氏遗书》。）

司马光告诫金陵不要用小人，金陵说：“法令施行就驱逐他们。”司马光说：“错了！小人得势，岂可去除？日后将后悔。”（《元城语录》。）

（梓材谨案：元城语移此者五条其四条见后。）

韩绛自请前日谬误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皇上欣然感叹说：“你不坚持错误，很好。如果王安石就会说宰臣之道了！”

元丰末年，不得已，创立户马之说。神宗俯首感叹说：“朕于是愧对文彦博了。”王珪问原因，皇上说：“文彦博曾争国马，奏说：‘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说：“国马是王安石坚请，本非圣意。”皇上又感叹说：“王安石误朕，岂止一事！”

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施行，变色说：“这样大事，王安石竟略不得与闻。”开始渐渐有畏惧，作《前后元丰行》来谄媚皇上，大概是求保全。

先前，王安石作《诗义序》，极谄媚皇上，神宗拒绝，令另撰。

王安石与吕惠卿一帖，无令皇上知。吕惠卿既叛，王安石以帖上之。皇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王安石，王安石谕王韶，不必以尽数对。吕惠卿叛，王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者，无虑千人，远近驩喜。神宗感叹说：“百姓富家犹不肯图

译小利，国家何必如此斤斤计较！如果我再在位几年，就亲自把它除掉，不让日后议论的人纷纷扰扰。

译（梓材谨按：以上各条都是晁景迂初次面见宋钦宗时的言论，其全文记载于《邵氏闻见后录》。邵伯温说：“这也是陈莹中尊崇尧帝的心意。”现在所摘录的，字句似乎略有不同。）

□□□说：“本朝沿袭杨炎的税法，租庸调已经合并了。近来又征收义仓税，这是第二次征收租税。五等百姓，每年缴纳役钱，这是第二次征收庸税。常规劳役则征调春夫，非常时期则征调急夫，否则缴纳夫钱，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征收调税。又推行举放利息的方法，叫做常平钱、预买钱、蚕盐钱、过月钱。其余还有难以逐条列举的。朝廷所谋划的，是钱；刑罚所重视而不赦免的，是钱；公文所紧急催办的，是钱。能催缴赋税的被视为贤能，不能的被视为不贤，廉耻之心完全丧失了！”

刘元城说：“汉代大臣在君主面前评论他人的长短，都依据事实，比如匡衡说朱云喜好勇武，多次犯法逃亡，但学习《易经》颇有师道风范，就是这样。王安石也不是普通人，他质朴节俭，终身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这与司马光相同。只是学问有邪正之分，各自想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其他人却极力诋毁，说他是卢杞、李林甫、王莽那样的人，所以君主不信。这是进言者的过错。”

又说：“五帝的法度尚且不同，王安石却想用成周的法度来施行于今天。祖宗之所以不多制定法令，正是担心官吏借此骚扰百姓。王安石想要推行新法，恐怕州县官吏怠慢轻忽，所以提拔任用新进少年，以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牌、一时指挥之类，纷纷发出，权柄必定被奸臣窃取，天下想要不混乱，怎么可能呢？”

又说：“王安石‘三不足’的说法，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不仅给赵氏带来祸患，更是给万世带来祸患！君主的权势，天下没有能敌对的，臣子想要控制君主，必定思考有比这更大的东西来把握。现在却教君主不畏惧天变，不效法祖宗，不体恤人言，那么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又说：“祖宗以仁慈治理天下，到嘉祐末年，似乎舒缓不振，所以神宗皇帝必定想要变法。王安石揣知皇上心意，以一人之力承担，又有虚名，实际上强词夺理，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反复诘难，使君主听从他才罢休。等到元丰初年，君主德行已经养成，天容毅然。端正君臣名分，与熙宁年间大不相同了。”

吕荥阳说：“王安石解释经典，都随文生义，更没有含蓄之处。学者读他的书，更没有可以仔细推敲的地方，更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

晁景迂上封事说：“《三经》之学，义理必须统一为一种说法，辞章必须统一为一种体例，以此作为统一道德的标准，道德难道如此忌讳多样性吗？古人说‘宁可说孔子错了，也不愿说郑玄、服虔错了’，正是今天的祸患。援引佛老荒诞轻慢的说法以为高深，挟持申不害、韩非刻薄严酷的说法以为道理，使得士人浮华虚伪、刻薄寡恩。古人说王衍清谈的危害甚于桀、纣，导致今天祸患的，其罪又甚于王衍。他关于《尚书》的解说，如老人不可敬、祸患不足畏之类，歪曲经典、危害教化，暗中给天下带来祸患。王安礼作为臣子，说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担忧《三经义》不符合他的心意，宣谕日后应当另行刊修，那么现在治学的士人，对《三经》小心翼翼者，未必符合神宗的心意。至于他的《字说》，神宗原本留在宫中，不把它列入学官教材，近来却把它列入，破坏律法、扰乱常道尤其严重，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

又在《答袁季皋》中说：“王安石戏弄程明道说：‘伯纯纵然高不过到第十三级就停止了。’程明道回答说：‘您自己从第十三级出来，上面占据相轮，恐怕难以长久安稳。’”

杨龟山说：“王安石在皇上面前争论，有时被皇上怀疑，就说：‘我平素的品行，似乎不至于没有廉耻，为何不足以取信？’况且论事应当问是非利害如何，怎么可以凭借平素有廉耻，胁迫别人相信自己也呢？廉耻，在普通人那里值得称道；如果是君子，还自夸其廉耻，也太浅薄了！因为廉耻，本是君子应当做到的，就像人做官，说：‘我本来就不收赃。’不收赃，难道是分外的事吗？”

陈右司说：“阴阳灾异的学说，虽然儒者不可拘泥，也不可完全废弃。王安石不用它，如果为政依据它，那就是不畏惧上天的人。”

又说：“学者不只是习惯于诵读记诵、发表文章而已，将要学习古人的作为。自从王安石的学问兴起，这道就败坏了。”

吴叔扬说：“《字说》中，‘诗’字从言从寺，说是法度之言。诗本来不可以用法度拘束，如果一定要用法度来说，那么侍者就是法度之人，峙者就是法度之山，痔者就是法度之病了吗？不知道这是谐声字。”（《吕氏童蒙训》。）

刘静春说：“王安石不凭借注疏，想要修定圣人的经典；不凭借现在的法令，想要革新天下的法律，可以说是知道事务，只是出于他自己的，反而不如旧的，所以上面误导裕陵以至于今天。后来的君子，必定不安于注疏之学，必定不局限于法令之文，这两者既已端正，那么人才自然出现，治道

译自己推举。」

祖望谨按：这一条最为精妙。

译倪氏《经锄堂杂志》说：“王安石《字说》将转注、假借都视为象形象意，这正是它偏颇的原因。但如果其中解释象形象意的地方，也有合乎道理的。新法中的雇役制度，至今仍在沿用，在东南地区颇为便利，未见其害。十年前，海外四州的守臣上奏，说民间愿意采用中原的雇役法，朝廷同意了。当时有人极力反对，因此心中不服。所以说：‘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是可以的。’”

魏鹤山《师友雅言》说：“王安石错误地理解了‘膳夫’一词的含义，认为君王接受天下的供奉。后来王黼等人设立应奉司，酿成了政和、宣和年间的祸乱，以至于国家灭亡，殊不知其他经典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古人只讲恭敬节俭，解释经典怎能不严谨呢！”

又说：“‘口率出泉’，郑玄用汉代制度来解释经典，夏商周三代怎么会有口赋呢？又如‘国服为息’，‘息’字，是万物生长停歇的地方，郑玄引用王莽的法令来注解‘息’字，古人原本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土地所产原本就没有钱币。王安石错误的地方，全都是郑玄错误的地方。欧阳修、苏轼以前，从未有人指责古注，沿袭他们的错误才到了这种地步。”

又在《周礼折衷》中说：“《周礼》中‘国服’的法令，郑康成直接用王莽二分利息的解释来注解。这是郑康成自己错误地引用，导致王安石坚守认为这是成周时期的法令。当时各位老臣虽然攻击王安石，但没有人敢从郑康成那里说破，追究罪责根源。”

又说：“王安石曾以道义准则自居，却不明白道与法不可分离。比如舜为天下制定法则，可以流传后世，是因为他有道。法如果不以道为本，怎么足以称为法！道如果不施行于法中，也看不出它是道！王安石认为法不预先包含道，所以他的新法，都是商鞅的法，而不是帝王的道，见识片面，危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的《制度纪纲论》说：‘得到古人治理天下的法则，不如从法则之外去获取。’他们认为仁义道德都是法则之外的事，这都是因为王安石将道与法判为两截，后学者从而产生这种说法。哪里知道《周礼》整部书，教导忠孝，道正蕴含在法中。后世将刑法当作法，所以流于申不害、商鞅一派，用汉代制度没收家财来驾驭贫困，尤其违背情理，三代怎么会有没收臣子家财的法令呢？古时臣子离开国家，被放逐到郊外，但爵禄仍在朝廷有列，出入国家有诏令，三年后才收回他的田宅，这才叫驾驭。”

又在跋了斋《日录辩》中说：“古人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起初没有两个根本，从自身征验到考察建立质俟，起初没有两种道理。现在说‘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说‘那个人的节操品行超过常人很多’，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就是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却不能施行于天下国家，根本在于自身，而百姓尚且不合，其他可想而知。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却能在十九年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从而养成祸乱的根源，又能使绍圣以后的人坚守这种说法而不加改变，唉！”

林竹溪《鬳斋学记》说：“和靖说：‘王安石未曾废弃《春秋》。说《春秋》是断烂朝报而废弃它，都是后来肆无忌惮的人假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韩宗文，字求仁，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的要旨，王安石都一一答复。唯独对于《春秋》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大概是因为三传都不可信。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略，疑点处缺失很多。后来有印行的，名叫《易义》，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时代不远，他的话如此，很公正。现在的人都把‘断烂朝报’当作王安石的罪过，冤枉啊！但也确实是王安石有招致这种指责的地方。”

又说：“郑溪西说：‘王安石《字说》，不足以说是穿凿附会。许慎识字识文，但探求义理太过牵强，这才叫穿凿附会。王安石未能辨别文字罢了。我有三句话：‘无义之理是理的真谛，有义之理是理的失误，多义之理是理的妄诞。’这话高深啊！’”

祖望谨按：这种说法似乎不可依据。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说：“《三经新义》，全出自王安石儿子王雱所述，而王安石的门人辈都分别编纂。唯独《周礼》则亲自出自王安石之手，因为王安石生平在这本书上用功最深，自己所自负的致君尧舜的抱负都出于此，这本来是熙宁、元丰新法的渊源，所以郑重地为之。蔡绦认为政和年间秘阁所藏的，其书法如斜风细雨，定为王安石手迹。后来国学颁行的刻版，被国子司业莆田人黄隐毁坏，世间流传的遂少，仅见王氏《订义》所引用的而已。王安石解经，最有孔安国、郑玄等人的家法，言简意赅，只是牵缠于《字说》的地方，不免穿凿附会，这本来是王安石一生学术的秘密，自己不知道它成为累赘。曾经统括王安石的经学来说，《易传》不在三经之内，有人说王安石不满意而搁置，但伊川先生却独令学者学习他的书。《容斋随笔》记载《毛诗》‘八月剥枣’，王安石一听野老的话就改正自己的说法，也不是任性难挽的人。朱子对于《尚书》推崇四家，王安石在其中，并且说他不强作解事。而《礼记》的方、马数家

译这也是秉承王安石的意思而做的，直到今天《礼记》的注疏中也不能废弃。《尔雅》由陆佃编成，并将剩余的内容编为《埤雅》，既广博又精审，他那些门人所著的作品还有如此不可掩盖的成就。至于《春秋》没有设立学官，则是王安石也因为其难以解说而搁置一旁，并没有所谓“断烂朝报”的说法，这在和靖《语录》的辩驳中有所体现。我查阅《宋史·艺文志》，王安石曾作《左氏解》一卷，那么并非他不想设立学官，这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又曾与陈用之、许允成一起解说《论语》、《孟子》，既然如此，那么去掉他《字说》中支离破碎的部分而保留其精华，所谓六艺不朽的妙处，实在不可以一概而论地诋毁，何况这本书又是王安石最为注重的呢！」

译又《记荆公三经新义事》说：“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到南宋南渡之后才被废弃。元祐年间不过是说经义应当兼用注疏及各家学说，不得专门以王氏的解释为主，所禁止的只是《字说》罢了。只有莆田人黄隐担任国子司业，竟然焚毁了这些书。当时在朝廷的各位大臣不认为这样做对，弹劾他的奏章屡次呈上。查《山堂考索》所载，元祐元年十月癸丑日，刘挚说：‘国子司业黄隐，学问不足以教导他人，品行不足以使众人信服。已故宰相王安石的经学训释，比起其他儒者的义理解说，更能多得圣贤的本意，所以先帝将其立于学校，作为士人的准则。而王安石晚年的《字说》，沉溺于佛家经典，因此近来的政令禁止学者学习而已。至于他的经义，是与前代儒者的学说并存，未曾禁止。黄隐浅陋地看到安石的政事大多已被更改，妄意迎合，想要废除他的学问，每当看到学生试卷中引用，就加以排斥，这怎么能够劝勉率导学校呢！’同时吕陶也说：‘经义的解说，本无古今新旧之分，只贵在恰当。前代儒者的传注未必全对，王氏的解释未必全错。黄隐诵读记忆王氏《新义》，推崇尊重已经很久了，一旦听说朝廷议论科举，就对太学诸生说，不可再追随王氏。有人引用的，大多被黜降。诸生中有听说王安石去世，想要设斋祭奠，以报答师资之恩的，黄隐就愤怒地想要用法律制裁，尤其可鄙。’于是上官均等都请求罢免黄隐以安抚公论。由此看来，元祐年间的各位贤臣平心对待，也已经到了极致。唉！蔡京想要毁掉《通鉴》，大概是黄隐开启了这种风气，正如韩忠献所说的‘鬼怪辈坏事’。”

附传

左丞王先生安礼

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早年考中进士，被征辟为河东幕职转运使。吕公弼向朝廷推荐他，被召见应对。恰逢王安石当权，任命他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破例特别赐他座位。升任直集贤院，历任润州、湖州知州，担任开封判官。曾经陪同知府上奏事务，退朝后，独自留下询问天下大事，皇帝非常信任采纳。不久担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进言说：“自古以来宽宏大量的君主，不可以言语来治人的罪。苏轼凭借才华自我奋发，如今一旦将他置于法理，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人才。”皇帝说：“我本来就不深责他，现在为你赦免他。”不久晋升为知制诰。皇帝屡次失去皇子，采纳太史的建议，想要迁移靠近京城的百姓坟墓，大概有数万家，王安礼劝谏说：“周文王占卜世运三十年，他的政事首先在于掩埋枯骨腐肉，未曾听说迁移他人的坟墓来利于自己后嗣的。”皇帝感动而作罢。授任中大夫、尚书右丞。转任左丞。徐禧在永乐城战败，皇帝开始醒悟感叹说：“安礼每次劝我不要用兵，少设刑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了很久，御史张汝贤弹劾他的过错，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京担任江宁知府。绍圣初年，恢复官职，担任永兴军知府。第二年，担任太原知府。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为人风度仪表伟岸，议论明辨，常以治理国家为己任，但欠缺细微谨慎，因此多次招致非议。（参考史传。）

秘阁王先生安国

王安国，字平甫，也是王安石的弟弟。自幼，未曾跟随他人求学，提笔写文章，言语都令人惊叹。神宗即位，近臣推荐他的才能品行，担任武昌军节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监学生。被召见应对，神宗问：“王安石执政，舆论如何？”回答说：“只遗憾聚敛太急，识人不明罢了。”神宗沉默不语。过了很久，任命为崇文院校书，改任著作佐郎、秘阁校理。起初，吕惠卿谄媚侍奉王安石，王安国厌恶他。一天，王安石与吕惠卿在王安国家中议论新法，王安国喜欢吹笛子，王安石告诫他说：“应当摒弃郑声。”王安国说：“也希望兄长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深深怀恨在心，于是借郑侠案件陷害王安国，以诋毁兄长的罪名，将他放归乡里，一年多后去世，享年四十七岁。有文集六十卷。元祐年间，恢复秘阁校理之职。（参考《东都事略》。）

◆王安石讲学的朋友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另见《庐陵学案》。）

县令孙正之先生侔

孙侔，字少述，吴兴人。四岁时丧父，七岁能写文章。长大后，读书多有所得。文章非常奇特古朴。内在品行孤高峻洁，很少许可别人，不是他所赏识的人，即使是邻居也不与他交往。庆历、皇祐年间，与王介甫、曾子固名声传遍江淮。母亲病重，道义上不能做官。客居吴门、吴兴、丹阳、扬州之间，士大夫敬畏他。刘原父任扬州知州，推荐他居家则孝顺友爱，做官则忠诚守信，足以矫正风俗扶持世道。诏令试任秘书省校书郎、扬州州学教授，没有赴任。英宗即位，沈遘、王陶推荐他可以担任侍从，以忠武军节度推官的身份担任来安县知县。熙宁三年，韩维再次推荐他，任命为常州团练推官，都没有接受。王安石年轻时与他友好，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王安石担任宰相，路过真州，孙侔对待他如同平民百姓时一样。（参考《哲宗实录》。）

（梓材谨按：刘公是《杂录》说：“处士中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孙侔，扬州人，喜好写古文，尤其方正廉洁，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待人接物则恭敬温和。《实录》

译说他在晚年急躁易怒，以至于在酒席上骂人、对邻居发怒，真是奇怪啊！」朱熹在《刘子和传》中说，刘子和的父亲娶了长垣赵氏，实际上是吴兴孙侔先生的外孙女，她读书能写文章，生下了刘子和。又查考：林希为孙先生所作的传中说：「他跟随母亲家到了扬州，母亲亲自教导他。」又说：「在庆历、皇祐年间，与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在江淮一带闻名。孙侔起初名叫处，字正之。王安石在自序中所说的『淮水之南，有一位贤人叫正之，我得以与他交友』，指的就是正之，也就是孙先生。」）

译◆荆公学侣

庶官宋先生保国

宋保国，不知是哪里人。王安石曾经回复他的信说：“使者到来，给我看经书的解释，附带佳句，如此勤勉，我怎么敢草率对待，辜负您的来意呢？您所示的内容极好，我还有少许疑惑，想必您不久就会离开符离，希望将来肯来看我，可以深入探讨未尽之意。”（参考《临川文集》。）

（梓材谨案：先生大概是王安石的学侣，后来被列入元佑党籍，《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记。）

◆荆公家学（庐陵再传。）

龙图王元泽雱

王雱，字元泽，是王安石的儿子。他天性非常敏捷，未满二十岁，已经著书数万言。十三岁时，听到秦地士兵谈论洮、河的事情，感叹说：“这地方可以安抚并占有。如果让西夏得到，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变强，边境的祸患就会扩大。”后来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极力主张这个建议，大概就萌芽于此。他考中进士，调任旌德尉。元泽气概豪迈，轻视世人，不能做小官。他写了二十多篇策论，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又写了《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言。当时王安石执政，所用的人多是年轻人，元泽想被选拔任用，于是和父亲商量说：“执政者的儿子虽然不能参与政事，但经筵可以任职。”王安石想让皇上知道并任用他，就把元泽所写的策论和注解《道德经》刻版在市场上出售，于是传达给皇上。邓绾、曾布又极力推荐他，被召见，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多次留他谈话，受诏注解《诗》、《书》义理，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完成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病辞谢没有就任。王安石变革政事，元泽实际上引导了他。他常称赞商鞅是豪爽之士，说不诛杀持异议的人，法令就不能推行。王安石和明道程子谈话，元泽蓬头赤脚，带着妇人帽子出来，问父亲在说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挠，所以和程君商议。”元泽大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在市场上，法令就能推行了。”王安石急忙说：“孩子错了。”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特别追赠左谏议大夫。（参考史传。）

◆荆公门人

侍郎龚先生原

龚原，字深父，（云濠案：宋史列传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进士。绍圣初年，任国子司业，升任秘书少监，改任起居舍人，提拔为中书舍人。徽宗初年，任兵部侍郎。先生努力学习，以经术尊敬王安石，始终没有改变。著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十卷。（参考《东都事略》。）

直讲王先生无咎

王无咎，字补之，南城人。考中进士，任仪真主簿、天台令，后来弃官跟随王安石学习，时间久了，无法养活妻子儿女，又调任南康主簿，不久又弃官离去。他喜欢读书努力学习，寒暑行役都不曾暂时放下，所在地的学者都归附他，来来往往常有数百人。王安石执政，先生到京师，士大夫多跟他交往，但他与人很少合群，常闭门读书，只有王安石的言论与他心意相通。王安石上章推荐他的文章品行完备，坚守道义安于贫困，而长久被弃用，下诏任命为国子直讲，命令还没下达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六岁。（参考史传。）

县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临川人，是丞相晏殊的侄子。（云濠案：谢溪堂志先生墓说：“大丞相元献公，是宗武的叔祖。”那么应该是侄孙。）小时候跟随王安石学习。任崇仁簿、万载丞，行李简朴，派家奴送米才得以回家。赴任调职，死在京师。先生宽厚好学，安于义命，不以荣辱为意。著有《侯门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陆陶山先生佃

陆佃，字农师，山阴人。家境贫苦努力学习，晚上没有灯，借着月光读书。穿着草鞋跟随老师，不远千里，向王安石学习经学。进入京城，恰逢王安石当权，首先询问新政，先生说：“法令不是不好，只是推行不能像初衷那样，反而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这样。”考中甲科，授蔡州推官。被召补为国子监直讲。王安石儿子王雱掌权，喜欢进谗的人聚集在他门下，先生对待他们像平常一样。和王子韶一起修定《说文》。入朝觐见，神宗问大裘袭裘的事，先生考证礼制回答。神宗很高兴，任用他为详定郊庙礼文官。每次有所议论，神宗就说：“自王肃、郑玄以来，谈论礼制没有像陆佃这样的。”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元年间定官制，提拔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即位，清除王安石一党。王安石去世，先生率领诸生哭祭他，识者赞赏他没有偏向。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任尚书右丞。进谗的人诋毁先生，名字在党籍中，罢免为中大夫、知亳州，几个月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追复资政殿学士。先生著书二百四十一卷，在礼家、名数之说方面尤其精通，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都流传于世。（同上。）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年轻时跟随胡安

译确定学业。又在王安石门下学习。熙宁年间太学建成，他被录用为学正。又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大司成。因对学制的意见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的身份出任婺州知州，后改任颍昌等州，后来调任应天府。奉祠退休，去世后被追赠为宣奉大夫。先生从平民身份被录用进入太学，到担任学正、司业、祭酒，直至大司成，以儒学闻名长达三十年，当时的人士都推崇他。然而可惜他坚守胡瑗的学术未能始终如一，而沾染了王安石新经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