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　九峰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4/4）

译（梓材谨按：这篇传记原本在《安定学案》中，因为郑侠最终沾染了新学的风气，所以移入本卷。）

朝奉郎郑一拂先生侠

郑侠，字介夫，福清人。被调任为光州司法参军。任期届满，来到京城，恰逢王安石掌权，询问他听到的情况，先生于是详细陈述了青苗法、免役法以及用兵的害处。王安石不回答。先生又多次写信论述此事，也没有得到回复。先生监安上门。熙宁六年七月不下雨，直到七年三月，流民堵塞道路。先生将所见所闻全部绘成图画，呈献给皇帝。神宗反复观看这幅图。第二天，又下诏自责并征求言论。过了三天，下了大雨。辅政大臣入朝祝贺，皇帝把先生呈进的图状给他们看，众奸臣切齿痛恨。王安石离职，吕惠卿执政，先生又上疏论述此事。吕惠卿上奏说先生诽谤讥讽，将先生编管到汀州。后来改移到英州。哲宗即位，先生才得以返回家乡。元符七年，再次被贬谪到英州。徽宗即位，赦免了他，仍然恢复原来的官职，又被蔡京剥夺。宣和元年，去世。乡里人在他的门巷悬挂匾额称为郑公坊，州县都在学校中祭祀他。绍熙初年，下诏追赠为朝奉郎。（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先生《言行录》说：“王安石在金陵守丧时，我曾经跟随他学习。”可见先生本来就在王安石门下，却能超越他的老师。陆游书写先生的逸事，说先生晚年居住在福清，自号一佛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擅长写文章，尤其长于歌诗。起初侍奉王安石，受到器重。后来又与苏东坡交往，声誉更加显赫。考中进士，历任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年间，担任太学正，通判常州，被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仓。徽宗初年，入朝担任户部员外郎，兼任编修国史，有人弹劾他学术反复无常，被派去提举两浙路刑狱。张商英掌权，引荐他为礼部员外郎，晋升为起居郎，拜为中书舍人。在此之前，考试三道题目，最终由宰相上马时作为候补，先生提笔立刻写成，不加修饰，张商英读后击节赞叹。刚过一个月，因为起草御史辛义的责罚诏书词句不当，被罢免为显谟阁待制、明州知州，有人又弹劾他包藏异心，非议辟雍，认为他不臣服，被剥夺职务，提举洞霄宫。恰逢赦免，恢复职务，去世。（同上。）

（云濠谨按：刘氏《明本释》谈到王安石时说：“吕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杨畏、蔡肇都是门人中显达的人。”）

正字陈先生祥道

陈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年间，担任太常博士，最终官至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同前。）

谢山《陈用之论语解序》说：“王安石六艺之学，各有传承者。考察各家著录，耿南仲龚深父的《易》，陆佃的《尚书》、《尔雅》，蔡卞的《诗》，王昭禹、郑宗颜的《周礼》，马希孟、方〇、陆�的《礼记》，许允成的《孟子》，其渊源都在，而陈祥道的《论语》，很少有人知道，只见于昭德晁氏《读书志》罢了。王安石曾经亲自解释《论语》，他的儿子王雱又加以引申，最终由陈祥道完成。长乐陈氏兄弟，深通礼乐，至今被推崇，至于他们得到王安石的传授，唯独在《论语》。昭德说‘绍圣以后，科举考场都遵循这本书’，那么它确实曾经颁行于学官。有人说：‘这本书原本出于道乡邹公，而假托于祥道。’我认为：‘道乡是伟人，岂肯袭用阮逸等人的做法呢！各家为王安石之学者，多受《字说》牵制，祥道的瑕疵唯独少，令人欣喜。况且王安石父子的《论语》不传，而这本书独自留存，已经很幸运了。我在家，仔细校勘，想寻找精通经学的有力人士，取王安石的《周礼新义》、王昭禹的《周礼解》、郑宗颜的《考工记注》、陆佃的《尔雅新义》以及这本书合刊，以展现熙宁、元丰之学的概貌，不让蔡卞的《诗》单独流行，但未能实现。经师的作品，留存于今天的很少，虽然有的不纯粹，也应当尽力保存。”

许先生允成

许允成，王安石门人，著有《孟子新义》十四卷。王安石喜爱《孟子》，亲自为之作解，他的儿子王雱与先生都有注释，崇宁、大观年间，科举考生尊崇它。（参考晁氏《郡斋读书志》。）另附

参政吕吉甫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晋江人。考中进士，担任真州推官。任期届满进入京城，拜见王安石，讨论经义，意见多相合，于是定交。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吉甫正在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对皇帝说：“惠卿的贤能，岂止是今人，即使前代的儒者也不易相比。学习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只有惠卿而已。”等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让他担任检详文字，事情无论大小，必定与他谋划，凡是所建请的章奏都是他的笔迹。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院校理，判司农寺。司马光劝谏皇帝说：“惠卿奸巧不是好人，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背负谤名的，都是他做的。王安石贤能但固执，不熟悉世务，惠卿替他

译谋略的主持者，而王安石极力推行，所以天下人都指责他们是奸邪之人。近来提拔任用不循常规，大大不能使众人满意。」皇帝说：「吕惠卿进言应对明辨犀利，也像是美好的人才。」司马光说：「吕惠卿确实有文学辩才，但用心不正，希望陛下慢慢考察他。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呢？」皇帝沉默不语。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媚阿谀的人，对您现在确实有顺从适意的快感，一旦失去权势，必定会出卖您来求取自己的利益。」王安石不高兴。恰逢吕惠卿因父亲丧事离职，守丧期满，被召为天章阁待制，同修起居注，晋升为知制诰，判国子监，与王安石之子王雱一同修撰《三经新义》。又任谏院知院，任翰林学士。王安石极力推荐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郑侠上疏弹劾吕惠卿结党营私、蒙蔽圣听，吕惠卿大怒，又厌恶冯京与自己意见不同，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厌恶吕惠卿奸诈谄媚，当面侮辱他，于是吕惠卿乘势一并陷害这三人，三人都获罪。王安石因为王安国的缘故，开始与吕惠卿产生嫌隙。吕惠卿既然背叛了王安石，凡是能危害王氏家族的事没有不做的。御史蔡承禧弹劾他的罪恶，他被外放为陈州知州。很久之后，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延州知州。元丰五年，加授大学士，任太原府知府。被斥责改任单州知州，第二年又复任太原府知府。右司谏苏辙分条上奏他的奸恶，于是被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次被责罚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在建州安置。绍圣年间，任大名府、延州知州。拜授保宁、武胜两军节度使。宋徽宗即位，改任节度使镇守南面，调任杭州，又任大名府知府，退休。崇宁五年，起用为杭州知州。因儿子的缘故获罪，被责罚为祁州团练副使，在宣州安置，再次移居庐州。恢复观文殿学士，任醴泉观使，退休。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参考史传。）

译仆射蔡元长京

蔡京，字元长，是仙游人。考中熙宁三年进士，调任钱塘县尉，多次升迁至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经是中书舍人，按照旧例，入朝任职以先后为序，蔡卞请求排在蔡京之下。兄弟二人共同掌管起草诏命，朝廷认为这是荣耀之事。元丰末年，蔡京任开封府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限期五天完成，同僚们认为期限太紧迫，只有蔡京如约完成。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您这样奉行法令，有什么不可行的呢！”不久，台谏官员弹劾他挟持邪说败坏法度，他被外放为成德军知军，历任成都知府。绍圣初年，入朝代理户部尚书。章惇再次变更役法，设立讲议司，很久不能决断。蔡京对章惇说：“采用熙宁年间已成之法施行就行了，何必讲议呢？”雇役法于是确定下来。差役和雇役两种方法不同。十年间，蔡京两次处理此事，轻而易举地成功，有见识的人由此看出他的奸诈。蔡卞被任命为右丞，推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蔡京觊觎执政之位，曾布忌惮他，只晋升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即位，罢免他为端明、龙图两阁学士，出任太原知府，皇太后命令皇帝留下他完成修史工作。谏官陈瓘弹劾他勾结近侍，他被外放为江宁知府，拖延不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接连弹劾他的罪恶，他被剥夺职务，居住在杭州。不久，宫妾、宦官一致称赞他，起用为定州知州。崇宁元年，调任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互相敌视，谋划引荐蔡京来辅助自己，再次起用他为翰林学士承旨。韩忠彦被罢免，蔡京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不久代替曾布担任右仆射。徽宗对他说：“神宗创立法制，先帝继承它，两次遭到变更，国家的大政方针尚未确定。我想上承父兄的志向，您用什么来教导我？”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晋升为左仆射，于是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人为僚属。采用冯澥、钱遹的建议，再次废黜元佑皇后。废除科举法，命令全部更改盐钱法，祖宗的法度荡然无存。多次升迁至司空，封为嘉国公。当时元佑年间的群臣被贬谪流放得差不多了，蔡京仍不满意，命令评定罪状，以司马光为首，目为奸党，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又亲自书写为大碑，颁布到各郡国。起初，元符末年因日食征求言论，进言者多涉及熙宁、绍圣年间的政事，于是又将范纯仁以下列为邪党。凡名列在两籍中的共三百九人，都禁锢他们的子孙，不得在京城及近郊做官。晋升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改封魏国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在西方，其长横贯天空。皇帝因为进言者毁谤党碑，将他所建立的一切全部罢免。蔡京被免职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因南丹归附，越级拜为太尉、太师。大观三年，台谏官员接连弹劾他的罪恶，于是退休。改封楚国公，初一、十五朝见。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再次出现在奎、娄二宿之间，被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京城，再次辅政，改封鲁国公，每两天到都堂处理一次政务。蔡京担忧进言者议论自己，于是伪造御笔密进，请求徽宗亲笔书写下达，称为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罪论处。事情无论大小，都借机施行，甚至有不像皇帝手书的，群臣都不敢说话。后来又更改官名，以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总管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确都为王，省吏不再设立限额，达到五品官阶的数以百计，有人身兼十几份俸禄。公议更加不赞同，皇帝也厌恶轻视他。宣和二年，命令他退休。宣和六年，以朱勔为借口，再次起用三省。蔡京至此四次当国，眼睛昏花不能处理事务，全部由小儿子蔡绦决定。不久，剥夺蔡绦侍读职务，蔡京也退休。钦宗即位，边境战事日益紧急，蔡京全家南下，做自保打算。天下人指责蔡京是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人开始极力上疏揭露他的奸恶，于是让他以秘书省分司西京，接连贬为崇信、庆远节度副使，安置在衡州，又迁徙到韶州、儋州。走到潭州时去世，享年八十岁。天下人仍以没有正法为恨事。（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是蔡京的弟弟。与蔡京同年考中进士，调任江阴主簿。王安石将女儿嫁给他，于是跟随王安石学习。元丰年间，张璪推荐他为国子直讲，历任同知谏院、侍御史。在任不久，都以王安石执政有亲属嫌疑为由辞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晋升为给事中。哲宗即位，升任礼部侍郎。出使辽国回来，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宣州知州，调任江宁府，历任扬州、广州、越州、润州、陈州五州知州。广州珍宝聚集，他一无所取。等到调任越州，夷人清理他的离去，用蔷薇露洒衣送他。绍圣元年，再次担任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起初，王安石将死，后悔自己所作的《日录》，命令侄子王防焚毁，用其他书代替。到了这时，蔡卞从王防家取来上交，于是删削事实，文饰奸伪，全部更改所修的实录、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都遭受严厉谴责。升任翰林学士。绍圣四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专门依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迫同僚。凡是中伤好人，都秘密上疏建议，然后请求皇帝亲笔批付外面施行。章

译王惇虽是极大的奸臣，但王元度仍在他的权术之中。评论的人认为王惇的奸恶容易看清，而王元度的居心难以察觉。宋徽宗即位后，任伯雨上言说“王元度的罪恶超过王惇”。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江宁府知府，接连贬为少府少监，在池州分司任职。刚过一年，起用为大名府知府，调任扬州，提拔为枢密院知院。当时蔡京担任宰相，王元度以礼辞谢，不被允许。他一心认为岳父王氏所做的事最为恰当。兄长晚年显达且职位在自己之上，导致自己不能拜相，因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政事时常不合。蔡京在皇帝面前诋毁王元度，王元度请求离职，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任河南府知府。因妖人张怀素之事获罪降职。不久加官观文殿学士，授昭庆军节度使，入朝任侍读，晋升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改任镇东军节度使。政和末年，请假回乡扫墓，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宋高宗即位后，追究他的责任，贬为宁国军节度副使。绍兴五年，再次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同上。）

译文节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考中进士，调任泾县主簿，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年间，同知太常礼院。被派往高丽出使，听到命令后，恐惧之色显露在脸上，推辞不去。神宗发怒，责罚他监管杭州楼店务。一年多后，任秀州通判，又知太常礼院。元佑初年，历任秘书少监，晋升为中书舍人。言官上疏指责他行为虚伪，士人舆论鄙视他，认为他不配玷污朝廷班列。于是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出任苏州知州，又先后改任宣州、湖州、润州、杭州、亳州五州。绍圣初年，任成都府知府。途经京城，恰逢哲宗亲政，章惇掌权，林希于是被留任。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修撰《神宗实录》兼侍读。当时正推崇绍述（继承神宗新政），全面罢黜元佑年间的群臣，林希都暗中参与谋划。一天，起草罢免官员的诏令后，把笔扔在地上说：“坏了名节了。”后来升任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提拔为同知枢密院。被罢免后任亳州知州，改任杭州知州。不久任太原府知府。徽宗即位，调任大名府知府。被剥夺职务任扬州知州，改任舒州知州。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资政殿学士，谥号文节。（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亲周辅。）

蹇序辰，字授之，双流人。父亲蹇周辅，字皤翁，年轻时与范镇、何郯以平民身份交往。两次参加进士考试，任宜宾、石门两县县令。多次改任后升为刑部侍郎，被罢免后任利州、庐州知州，去世。蹇周辅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神宗曾命令他撰写《答高丽书》，多次称赞写得好。他做官吏时深文周纳、苛刻严峻，所以年老时获罪。蹇序辰考中进士几年后，以泗州推官的身份主管江西常平事。改任京西路，多次升迁为龙图阁待制、扬州知州。徽宗即位，中书省上言说他类似元佑年间的章奏文书，附会言辞，指斥为诽谤讥讽。下诏将他与安惇一并除名勒令停职，放归乡里。蔡京做宰相，又拜为礼部、刑部侍郎，任翰林学士，晋升为承旨。有人进言他在先帝丧期以音乐自娱，被贬谪任汝州知州。两年后，调任苏州知州。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江州。改任永州。恰逢赦免，恢复官职中奉大夫，于是去世。蹇序辰也有文采，善于迎合，深文周纳、苛刻严峻，像他的父亲一样。（同上。）

侍郎杨子安畏

杨畏，字子安，祖先是遂宁人，迁居洛阳。杨畏多次提点夔州路刑狱。元佑初年，请求奉祠归乡洛阳。他害怕得罪司马温公，称赞司马温公的盛德。司马温公去世后，他又说司马温公“不知道理”。吕正愍大防、刘忠肃挚做宰相，任用他为工部员外郎，提拔为殿中侍御史。他协助吕正愍攻击刘忠肃十件事。刘忠肃被罢免，苏子容颂做宰相，他又攻击苏子容。苏子容被罢免，杨畏想让苏文定辙做宰相。宣仁太后召范忠宣纯仁，杨畏攻击范忠宣。杨畏本来依附苏文定，知道苏文定不做宰相，又诋毁苏文定。他倾轧危殆、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升任礼部侍郎，推荐章惇、吕惠卿可以担任大任。廷试时，策问有绍述的意思，考官把主张元佑的人排在上面，杨畏重新考校，全部将他们降等。章惇入朝做宰相，杨畏派亲信暗中结交他。章惇到来，调任杨畏为吏部。不久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真定府知府。天下人称他为“杨三变”，说他进身于元丰年间，显达于元佑年间，升迁于绍圣年间。不久被削职任虢州知州，被列入元佑党籍。任郢州知州，又任集贤殿修撰、襄州知州，改任荆南，提举洞霄宫。不久，任邓州知州，再次请求奉祠，主管崇禧观。蔡京做宰相，将他从党籍中除去。不久又任宝文阁待制，去世。（同上。）为新学者

进士马先生希孟

马希孟，（云濠案：一作晞盂。）字彦醇，庐陵人。熙宁癸年考中进士。著有《礼记解》七十卷。陈振孙说：“也是宗奉王安石的人。”

侍郎方先生悫

方悫，字性夫，桐庐人。生性极其孝顺，父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参加乡荐时，向朝廷进献《礼记解》。下诏赐予上舍出身，并将他的书颁行天下，学者都宗奉他。做官以刚直廉洁著称。（云濠案：先生是政和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家中设置万卷书堂，虽然年老，手不释卷。朱文公曾说：“方氏的《礼记解》尽有说得好的地方，不能因为他是新学而废除它。”

孟先生厚（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远。著有《周礼详解》，采用王安石的说法并加以详细阐释。（参见《周礼订义》。）

谢山《题王昭禹周礼详解跋》说：“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当时用来取士，而祖述他的学说写成书的，有耿南仲、龚深父的《易》，方性夫、陆农师的《礼》，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书。散见于各种书中的，都是其纯正的部分。只有王光远的《周礼》至今完好无损，因此得以完备地看到王安石用《字说》解释经书的概况。王安石的《周礼》现存于今天的只有五官，缺少地官、夏官两种，得到王光远的书，足以补充它。我曾经嘲笑孔颖达对郑康成依顺附和太过，现在看这本书也是这样。”

郑先生宗颜

郑宗颜，著有《考工记注》一卷。（参见万历《内阁书目》。）

门下耿希道南仲

译耿南仲，字希道，是开封府人。他与余深同一年考中进士，担任提举两浙常平官，历任太子詹事。宋钦宗即位后，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免去签书枢密院事的职务。因为他是东宫旧臣，赐给一处宅第，升任尚书左丞、门下侍郎。金人再次进犯京师，李纲等人认为不可议和，极力阻止，耿南仲却主张议和，所以战备和守备措施都被废止。康王起兵入京护卫，两位皇帝北行，耿南仲便与文武官吏一起劝进。宋高宗即位后，轻视他的为人，罢免其职务，改任宣州知州。不久，言官弹劾他主张议和、贻误国家的罪行，被贬责到临江军居住。又降职授予别驾，安置在南雄，走到吉州时去世。建炎四年，恢复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衔。

译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号初寮，是曲阳人。考中进士。宣和年间，多次升迁至翰林学士、尚书左丞。金人归还燕地时，任命初寮为燕山府路宣抚使。因为郭药师将要叛变，他极力请求罢免职务。靖康初年，被贬官。初寮写文章，丰润敏捷超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初寮官至太保，也是从新学入手的。他的为人，详见《景迂学案》。）

◆龚氏门人庐陵三传。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太学沈石经先生躬行（另见《周许诸儒学案》。）

◆陆氏家学

陆元钧先生宰

陆宰，字符钧，是陆佃之子，陆游之父。陆佃撰写的《春秋后补遗》，是先生所作。（参考《直斋书录解题》。）

（梓材谨按：《宋史·艺文志》记载陆佃《春秋后传》二十卷，又记载先生《春秋后传补遗》一卷。朱彝尊《经义考》都说未见。）

◆陈氏家学

侍郎陈先生旸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是陈祥道的弟弟。考中绍圣年间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宋徽宗初年，进献《迓衡集》以劝导继承神宗遗志，得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说他所著的《乐书》二十卷，贯通完备，请求援引他哥哥进献《礼书》的先例给予札记。书献上后，升任太常丞。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的身份提举醴泉观。曾因事被夺职，不久又恢复。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参考史传。）

◆元钧家学（庐陵四传。）

中大陆放翁先生游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是陆佃之孙。母亲梦见秦观而生下他，所以用秦观的字为名，而用其名作字。绍兴年间已考中浙漕锁厅第一，有关部门却首推秦桧之子，将先生置于末位。等到南宫考试第一，又因秦桧的暗示被黜落，大概是因为厌恶他喜欢谈论恢复中原。绍兴末年，赐进士出身。向曾几学习诗歌，又曾跟随张浚交游，完全了解西北事务。官至中大夫，于是退休，发誓不再出仕。后来韩侂胄坚决想让他出山，宋光宗赐给韩侂胄南园，先生为此作记说：“天下知道您的功劳却不知道您的志向，知道皇上倚重您却不知道您如何自处。”您的自处，与皇上对您的倚重，本来就不相称，大概是寄托了微妙的辞意。（参考《四朝闻见录》。）

陆务观语

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大概是“恕”吧？这是圣门的一字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圣门的三字铭。

（梓材谨按：这是从谢山节录的王应麟《困学纪闻》移入的。）

◆和甫续传

宝文王复斋先生厚之（另见《象山学案》。）

王学余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纯甫（另见《屏山鸣道集说略》。）

卷九十九 苏氏蜀学略（全氏补本）

苏氏蜀学略 （全祖望补本）

苏氏蜀学略表

苏洵 （子）苏轼 （孙）苏迈

（庐陵学侣。） （孙）苏迨

（孙）苏过

（从孙）苏元老 张浚（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黄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晁补之 李植

（父李中行。）

秦观

张耒

李荐

王巩

李之仪（另见《高平学案》。）

孙勰（另见《高平学案》。）

孙勴（另见《高平学案》。）

蔡肇（另见《荆公新学略》。）

李格非

（子）苏辙 （孙）苏迟

（孙）苏适

（孙）苏逊

苏友龙（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颍滨续传。）

张耒（见上《东坡门人》。）

锺棐

钟〇 李纯甫（另见《屏山鸣道集说略`。）

家勤国 （子）苏愿 （苏学余派。）

（附师刘巨。）

家安国

家定国

（并与二苏为讲友。）

吕陶

（东坡同调。）

李之纯 （从弟）李之仪（另见《高平学案`。）

（颍滨同调。）

任孜 （子）任伯雨 （孙）任象先 （曾孙）任尽言

（附兄任质言。）

（孙）任申先 （五世孙）任希夷（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任汲

（并与老泉为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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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蜀学略序录

（梓材谨按：此卷《序录》，统见于上卷《荆公新学略`。）

译◆庐陵学侣

文公苏老泉先生洵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县人。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才异等科的选拔，都没有考中。他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全部烧毁，闭门更加努力地读书，于是通晓了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提笔片刻就能写出几千字的文章。嘉祐年间，他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到了京城，欧阳修得到他写的二十二篇文章，非常喜爱他的文辞，认为贾谊、刘向也不过如此。文章发表后，公卿大夫争相传阅，当时的学者竞相模仿苏氏父子写文章。因为父子三人都很有名，苏洵被称为老苏。朝廷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去，被任命为试校书郎。这时，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显赫，欧阳修劝苏洵与他交往，王安石也愿意结交苏洵，苏洵说：“我了解这个人，他是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于是写了《辨奸论》。十年后，王安石执政，他的话果然应验了。苏洵既然被授予官职，恰逢太常寺修纂建隆年以来的礼书，于是任命他为文安簿，与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太常因革礼》。仁宗皇帝下葬时，主张从厚葬，公私都感到不安，苏洵对韩琦说：“从前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不忠。不如顺承先帝恭俭的德行，缓解百姓眼前的祸患。”韩琦感谢他，削减了过于奢侈的部分。礼书修成后，还未上报，苏洵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特别追赠他为光禄寺丞。苏洵晚年喜好《易经》，说：“《易经》的道理很深奥！使其混乱不明的，是那些儒者用牵强附会的说法扰乱了它。去掉这些，圣人的旨意就显现了。”他撰写《易传》没有完成。著有《谥法》、文集若干卷。（参考史传。云濠按：先生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译（梓材谨按：《张乐全文集》记载先生的墓志铭，题称为文安先生，文安是担任主簿的县名。他的谥号是文，见于宋文宪文集。）

老泉文集

圣人的道，凭借礼而使人信服，凭借《易经》而使人尊崇；信服它便不可废弃，尊崇它便不敢废弃。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不被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而《易经》使它幽深。百姓初生之时，没有贵贱，没有尊卑，没有长幼，不耕种也不饥饿，不养蚕也不寒冷，所以百姓安逸。百姓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而圣人却设立君臣制度，让天下尊贵者役使卑贱者；设立父子制度，让天下尊者役使卑者；设立兄弟制度，让天下长者役使幼者；养蚕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率领天下百姓去劳作。一个圣人的力量，本来不足以胜过天下众多百姓，但他之所以能够剥夺百姓的快乐，用他们所厌恶的劳苦来替代，而天下百姓也愿意放弃安逸去接受劳苦，欣然拥戴他作为君主和老师，遵循他的法制，这是礼的作用。圣人最初制定礼时，解释说：“天下如果没有贵贱、尊卑、长幼，那么人与人互相残杀就不会停止。不耕种而吃鸟兽的肉，不养蚕而穿鸟兽的皮，那么鸟兽与人类互相吞食就不会停止。有了贵贱、尊卑、长幼，人就不会互相残杀。吃自己耕种的食物，穿自己养蚕织成的衣服，那么鸟兽与人类就不会互相吞食。”人喜好生存胜过喜好安逸，厌恶死亡胜过厌恶劳苦，圣人剥夺他们的安逸和死亡，给予他们劳苦和生存，这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趋利避害。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在天下被信服而不可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虽然如此，显明就容易通达，容易通达就容易轻慢，轻慢就容易废弃，圣人担心他的道被废弃而天下重归混乱，于是才推崇《易经》。观察天地的形象来确立爻，贯通阴阳的变化来确立卦，考察鬼神的情状来确立卦辞，探索于茫茫之中，搜寻于冥冥之内，从小学习它，直到白发苍苍也不能穷尽其本源，所以天下人看待圣人，如同神那样幽深，如同天那样高远。尊崇他的人，他的教化也随之被尊崇，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在天下被尊崇而不敢废弃，是因为《易经》使它幽深。大凡人们之所以信服某人，是因为他内心没有什么不可测度的；人们之所以尊崇某人，是因为他内心有所不可窥探的。因此礼没有什么不可测度，而《易经》有所不可窥探，所以天下人信服圣人的道并尊崇它。不然的话，《易经》难道是圣人刻意追求新奇怪异来夸耀后世吗？圣人不借助天下最神妙的东西，就无法施行他的教化。占卜和筮占，是天下最神妙的，而占卜是听命于天，人不参与其中的；筮占，是由天决定，而由人来经营的。龟甲，是漫无纹理的东西，烧灼荆木来钻凿它，方圆曲直，任凭它怎样变化，人有什么参与的呢？圣人说：“这只是纯粹的天技罢了。”天技哪里能施行我的教化呢？于是选取筮占。筮占之所以有时为阳，有时为阴，一定是从分为二开始的。挂一，我知道它是一而挂起来的。揲之以四，我知道它是四而揲分的。归奇于扐，我知道它是一、二、三、四而归集的，这是人为的；分为二，我不知道它分为几而分的，这是天定的。圣人说：“这是天人参与其中的，是道。”道可以施行我的教化了，于是据此创作《易经》，以神化天下的耳目，而他的道于是被尊崇而不被废弃。这是圣人运用他的权变，来掌控天下人的心，从而使他的道达到无穷尽的境界。（《易论》）

人的情感，安于他们习惯做的事，没有缘故就改变他们的习俗，那么情势必然不会顺从。圣人最初制定礼时，不利用那些可以使人危亡困辱的情势来压制他们的内心，而只是想要使他们轻易地抛弃旧俗而乐于接受我的法度，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没有缘故就让他们侍奉君主，没有缘故就让他们侍奉父亲，没有缘故就让他们侍奉兄长，他们起初，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不侍奉君父兄是不行的，从而立刻顺从我的，我是用羞耻心来压制他们的内心。他是我的君主，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长，圣人说：“他作为我的君父兄，与我有什么不同呢？”于是让他的君主、父亲以及兄长坐着，而自己站在旁边，并且低头屈膝在他们面前行礼并拜倒，率领天下人让他们拜他们的君父兄。如果没有缘故就让他们拜君主，没有缘故就让他们拜父亲，没有缘故就让他们拜兄长，那么天下人将会嘲笑，认为这是迂腐怪异而不顺从，而君父兄又不可以得不到臣子弟的拜礼而白白做君父兄，于是圣人又有办法，来压制他们的内心而使他们愿意拜君父兄。那么，圣人究竟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是让他们感到羞耻罢了。古代的圣人，想要用礼法来治理天下百姓，所以先治理自身，使天下人都相信他的话，说：“这个人，他的话是这样，这必定不能不这样。”所以圣人说：“天下有不拜君父兄的人，我不与他并列！”而使天下人也说：“他将不与我并列。”于是相继拜他们的君父兄，以求与圣人并列。虽然如此，圣人必定想要天下人拜他们的君父兄，为什么呢？这是他的微妙权术。他是我的君主，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长，圣人拜礼不用于世间，我们与他都坐在这里，都站在这里，

译大家并肩走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同，我一旦发怒，挥动手臂举起木棒去攻击驱赶他，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常常把我们当作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出自己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圣人知道人们安于安逸而厌恶劳苦，所以让地位尊贵的人安逸，地位卑贱的人劳苦；而且又知道坐着是安逸，站着并且跪拜是劳苦，所以让他们的君主、父亲、兄长坐在上面，让他们在下面站着并且跪拜。第二天，他们心中会有愤怒产生，慢慢自我思考，一定会说：“这是我以前坐着接受跪拜并且让他们站在下面的人，圣人本来就让安逸而让我劳苦，这是比他们卑贱，挥动手臂举起木棒去攻击驱赶他们，我心里不安。”雕刻木头做成人的形状，早晚对着它跪拜，后来把它劈开当作柴火，仍然忌讳它。它起初是木头，已经对着它跪拜了，尚且不敢把它当作柴火，所以圣人用这种细微的权术，让天下人尊敬他们的君主、父亲、兄长，而权术又不能告诉别人，所以先用羞耻心来引导。唉！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君主、父亲、兄长才得以安享他们的尊贵而延续至今。现在的普通男女没有不知道跪拜他们的君主、父亲、兄长的，却说跪拜、起身、坐、立是礼仪的细枝末节，不知道圣人起初教导人们跪拜、起身、坐、立是如此劳苦，这是圣人忧虑而创作《易经》来神化他的教化的原因。

译礼制在初创之时，推行艰难却容易实行；一旦实行之后，维持容易却难以持久。天下人尚不知君主为何为君主、父亲为何为父亲、兄长为何为兄长，圣人便确立了君、父、兄的地位；天下人尚没有区别对待君、父、兄的礼仪，圣人便规定了拜、起、坐、立的规范；天下人尚不肯顺从地跟随圣人进行拜、起、坐、立，圣人便以身作则，使不遵礼者感到羞耻。唉！这真是艰难啊。天下人厌恶死亡已经很久了，圣人召唤他们说：“来吧，我来让你们生存！”后来他的法度确实能让天下人得以生存，天下人看到过去如此危险，现在如此安定，那么应当顺从谁呢？所以在当时，虽然推行艰难却容易实行。实行之后，天下人看待君、父、兄就像看待头与脚一样，不需要分辨就能识别；看待拜、起、坐、立就像看待睡觉吃饭一样，不需要告知就能去做。虽然如此，一百人顺从，一人不顺从，其局势也不会立刻导致死亡。天下人不知道起初没有礼制就会死亡，却看到现在没有礼制也不会导致死亡，便说：“圣人在欺骗我们！”所以在当时，虽然维持容易却难以持久。唉！圣人用来胜过天下人趋乐避劳的，只有关于生死的说法罢了。如果关于生死的说法不被天下人信服，那么关于趋乐避劳的说法就会出来胜过它；趋乐避劳的说法占了上风，圣人的权威就丧失了。酒里有毒，肉里有砒霜，然后人们才不敢饮食；药能决定生死，然后人们才不敢忌讳苦口。去掉毒，撤去砒霜，那么酒肉的权威固然胜过药。圣人初创礼制时，大概也预先知道局势必然如此，说：“用真诚告诉人，然后人才会相信。”幸好当今之时，我用来告知人们的道理确实如此，事实也确实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可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而天下人知道其中的事实，事实如果有不必然如此的情况，那么我的道理就不足以驳倒天下人的口舌，这是言语告知所达不到的。言语告知所达不到的地方，必定有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引导的方法，于是观察天地之间，得到那最神妙的机理并窃取它来制作音乐。雨，我看到它使万物湿润；日，我看到它使万物干燥；风，我看到它使万物摇动。隐隐谹谹被称为雷的，它有什么用呢？阴气凝结而不消散，万物窘迫而不能顺利生长。雨不能湿润的，日不能干燥的，风不能摇动的，雷一震，凝结的便消散，窘迫的便顺利。被称为雨的、日的、风的，是用形体发挥作用；被称为雷的，是用神妙发挥作用。没有比声音更神妙的运用了，所以圣人依据声音来制作音乐。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是礼；礼所达不到的地方，乐却能达到。纯正的声音进入耳朵，人们便都有侍奉君主、父亲、兄长的心，那么礼，本来就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圣人的学说又怎么会不被信服呢？（《乐论》。）

人的嗜欲，喜爱的程度有超过生命的，愤怒怨恨有不顾惜性命的，于是礼的权威又穷尽了。礼的法度说：“好色是不可以做到的。作为臣子、儿子、弟弟，不可以对君主、父亲、兄长有怨恨。”假使天下人都不好色，都不怨恨君主、父亲、兄长，这难道不好吗？假使人的情欲都淡泊而没有思虑，温和平易而优柔，以此来从事这些事务，那么天下本来也就大治了。但人的情欲又不能都这样，好色的心在内心驱使他们，是非不平之气在外部攻击他们，热烈地产生，不顾利害，趋向死亡而后已。唉！礼的权威只限于生死。天下的事情，不到可以换取生存的程度，人们就不敢冒死来违背我的法度。现在，人的好色之心和是非不平之心勃然在内心发作，认为可以换取生存，却先以死亡来对待自身，那么生死的机枢本来就已经丧失了。生死的机枢丧失，那么礼就没有权威了。仅仅举起没有权威的礼，去强迫人们做他们不能做的事，那么混乱就更严重而礼就更败坏。现在我告诉人们说：“一定不要好色，一定不要怨恨你的君主、父亲、兄长。”他们就会顺从我的话，而忘记内心自有之情吗？不能。他们既然已经不能纯粹使用我的法度，就会完全抛弃而不顾。我的法度既然已经被完全抛弃而不顾，那么人的好色之心和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之心，就会毫无阻隔，易内窃妻的变故，以及弑杀君主、父亲、兄长的祸患，必定反而公然行于天下。圣人担忧，说：“禁止人的好色以至于淫乱，禁止人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以至于叛乱，祸患产生于对人要求太详尽。”好色不绝而怨恨不禁，那么他们反而不至于混乱，所以圣人的道理，在礼上严格而在《诗》上通达。《礼》说：“一定不要好色，一定不要怨恨你的君主、父亲、兄。”《诗》说：“好色而不以至于淫乱，怨恨你的君主、父亲、兄长而不以至于叛乱。”用严格来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来保全天下的中等人。我看《国风》，婉转柔媚最终坚守正道，是好色而不以至于淫乱的；《小雅》，悲伤咒骂而君臣之情最终不忍舍弃，是怨恨而不以至于叛乱的，所以天下人观看后说：“圣人本来允许我好色，而不责怪我怨恨我的君主、父亲、兄长。允许我好色，不淫乱就可以了；不责怪我怨恨我的君主、父亲、兄长，那么他即使虐待我，我公开讥讽而公开怨恨他，让天下人明确知道，那么我的怨恨也就得当了，不叛乱就可以了。”背离圣人的法度而自弃于淫乱叛乱之地的人，不是决绝不能做到的。决绝产生于不能自制，人不能自制其忿怒，然后忍心抛弃自身，所以

译《诗》的教化，不使人的情感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桥之所以比船安稳，是因为有桥的缘故。但洪水大至时，桥必定会断，而船却不至于必然沉没，所以船是用来弥补桥所不及之处的。唉！礼的权变，在容易通达之处穷尽而有《易》来补充，在后世人们不信礼时穷尽而有乐来补充，在强制人时穷尽而有《诗》来补充。唉！圣人考虑事情真是详尽啊。

译风俗的变迁，是由圣人主导的。圣人根据风俗的变迁而运用权变，圣人的权变施用于当世。然而风俗的变迁日益剧烈，以至于无法再恢复原状，幸好又有圣人出现，继承其后并维系它，那么天下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如果不幸之后没有圣人，风俗变迁到了尽头而没有可以回归的地方，那就罢了。从前，我曾想观察古代的变迁却不可得。在《诗经》中看到了商朝和周朝，但记载不详细。等到阅读《尚书》，这才看到尧、舜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相互变迁如此急遽。从尧到商，其变迁都能得到圣人来继承，所以没有忧患。到了周朝，天下的变迁就到了尽头。由忠厚变为质朴，由质朴变为文饰，这是形势使然。等到文饰之世又想变回忠厚，这就像想把江河的水引到山上去一样。人们喜好文饰而厌恶质朴与忠厚，就像水不肯避开低处而流向高处一样。他们起初不曾文饰，所以忠厚质朴而不推辞，现在每天用太牢（牛羊猪三牲）这样的丰盛食物喂养他们，却想让他们再吃豆类的粗食吗？唉！之后没有圣人，风俗变迁到了尽头而没有可以回归的地方，也就罢了。周朝之后没有王者，是必然的。他们起初制定风俗，本来就不容许为后来的人做打算，而又恰好遇不到圣人，所以后来没有王者，也是必然的。在尧的时代，把天下举荐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后又传给禹。在尧还没有把天下传给舜的时候，天下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推测当时的百姓，没有不认为这是极大的怪事的。然而，舜和禹接受并居于这个位置，安然自得，好像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所有的，他们的祖先已经为此积累了数十代，不曾向百姓说明他们应当得到天下的原因，也没有用利益来取悦百姓。他们只是公开丹朱、商均的不肖，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的百姓认为我应当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也就不等待援引天命来神化自己，赞誉自己来巩固地位了。商汤讨伐夏桀，大声疾呼地列举他的罪行并告诉世人，好像在说：“他有罪，我讨伐他是应当的。”后来又担心天下的百姓不喜悦自己，于是又大声疾呼地用言语来安抚他们说：“万方如果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我一人如果有罪，不要牵连万方。”好像在说：“我这样成为你们的君主，你们可以认可我罢了。”唉！这已经显得轻薄了。到了周武王，又自己宣扬他的先祖都有显赫的功绩，已经接受天命而死，他们的大业没能完成，现在我秉承他们的遗志，举兵向东讨伐，而东方的士女拿着丝帛来迎接我，纣王的军队倒转兵器来接纳我。唉，这更加过分了！好像在说：“我家应当做天子已经很久了，百姓渴望我迅速进入商朝竟然是这样啊！”伊尹在商朝，就像周公在周朝一样，伊尹摄政三年而没有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周公却纷纷急于为自己辩白不是篡位，这本来就是由于风俗的变迁而后运用权变。权变运用而风俗形成，我安坐而镇守它，谁又能知道风俗的变迁而不再恢复呢？

赏赐，是天下的公义；是非，是个人的私见。地位所在，那么圣人就用他的权变作为天下的公义，而天下因此受到惩戒和勉励；道义所在，那么圣人就用他的权变作为个人的私见，而天下因此受到荣耀或羞辱。周朝衰微的时候，地位不在孔子而道义在他那里，孔子用他的权变来评判天下的是非是可以的。而《春秋》赏赐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诛灭人的家族，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书写其名，大夫有时书写其字，不遵循固定的法则，只遵循自己的心意，不只是说这是非，而是加上赏罚，那么孔子实际上就是说：“我可以赏罚人了。”赏罚人，是天子诸侯的事，孔子担忧天下的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事而作《春秋》，而自己却做了这件事，他凭什么责备天下呢！地位，是公义；道义，是私见，私见不能胜过公义，那么道义就不能胜过地位。地位的权变得以赏罚，而道义的权变不过于是非。道义在我这里，而不能做有地位的人的事，那么天下人都说：“地位是不可僭越的，就像这样。”否则天下谁不说：“道义在我这里，那么道义就是地位的贼寇。”有人说：“孔子难道真的赏罚了吗？”回答说：“只是说赏罚罢了，有什么伤害呢？”有人说：“我不是君主，不是官吏，拉着路人告诉他，某人做善事，某人做恶事，是可以的。接着说，某人做善事，我赏赐他；某人做恶事，我诛杀他，那么有人不笑我吗？”孔子的赏罚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这样，那么凭什么足以成为孔子呢？凭什么足以成为《春秋》呢？回答说：孔子作《春秋》，不是说这是孔氏的书，也不是说我作的，赏罚的权变不给自己。说这是鲁国的史书，是鲁国作的。有善行而赏赐他，说是鲁国赏赐的；有恶行而惩罚他，说是鲁国惩罚的。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孔子作《易》的《系辞》，讲孝道称为《孝经》，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么孔子是私有的。而《春秋》，是鲁国用来命名史书，而孔子寄托其中，那么孔子是公有的。用鲁国史书的名义来公有，那么赏罚的权变本来就在鲁国了。《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广到天下，是天子的权变。鲁国的赏罚不出国境，而把天子的权变给它，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子的权变在周朝，孔子不得已而把它给了鲁国。武王

译周武王去世时，天子的位置本应在成王，但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而代理天子的职位，用来赏罚天下，以保全周王室。周朝东迁时，天子的权柄本应在平王，但平王昏庸，所以孔子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居住在鲁地的人应当效法周公，不得已而假借天子的权柄，用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所以把天子的权柄给予了鲁国。那么，假借天子的权柄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是可以的。孔子希望鲁国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却没有实现，那么把天子的权柄给予齐、晋又是为什么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崇周王室，实际上是想使他们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子肯定他们的行为却不认同他们的用心。周公心存王室，虽然他的子孙不能继承他的志向，但孔子思念周公而允许鲁国假借天子的权柄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了周公那样的用心，然后才可以推行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这就是他不把权柄给予齐、晋而给予鲁国的原因。孔子也知道鲁国国君的才能不足以推行周公那样的事业，但他心里认为，当今天下没有周公，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把天子的权柄给予周公的子孙，是为了表达思念周公的意思。我看《春秋》的法则，都是周公的法则而又对内详略对外简略，这个意思，是希望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并且先治理好自己然后才治理别人，这是很明显的。孔子叹息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而田常弑杀了他的国君，孔子就沐浴斋戒请求讨伐，那么，天子的权柄，孔子本来就是明确地给予了鲁国。子贡等人不理解孔子的意思，读经书却记载“孔某去世”。孔子已经告老退休了，大夫告老退休去世，不记载，而孔子独自被记载，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私心偏爱一个孔某吗！唉！孔子认为这是鲁国的史书，而子贡等人却认为是孔氏的史书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判断而没有赏罚权柄，那也是史官的体例应当如此。后世效法孔子作《春秋》的人，我感到困惑。《春秋》拥有天子的权柄，天下有君主，那么《春秋》就不应当作；天下没有君主，那么天下的权柄，我不知道该给予谁！天下的人，哪里有像周公后代那样可以给予权柄的呢？给予权柄而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不给予权柄而自己拥有就会僭越，不给予权柄，自己也不拥有，而没有给予的对象就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是混乱呢？是僭越呢？还是离散呢？

译附录

林竹溪在《鬳斋学记》中说：“老泉给欧阳公写信，好像说：‘近来修养内心，庆幸大道即将成就，可以再次被当世的贤人君子所看见。’又说：‘这个人离去，即使大道成就，也不足以作为荣耀。’又说：‘暂且修养内心，使大道大有成就，等待时机有什么妨害呢？’又说：‘大道既然已经大致成就，果然会有所发扬的。’我曾经认为，将‘为己’和‘为人’的训诫参合起来，恐怕是不可以的。”

◆老泉讲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汲（合传。）

任孜，字道圣，眉山人。凭借学问和气节被乡里推崇敬重，与苏明允相当。多次升迁至光禄寺丞。与弟弟任汲在蜀地闻名，东坡当时称他们为大任、小任。任汲，字师中，任黄州通判，郡人为了他建造了师中庵、任公亭。后来任泸州知州。不主张开边议和。（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秦淮海为泸州写的墓表说：‘与兄长号称二任，而苏先生洵尤其与他们交情深厚。’可见先生兄弟都是老苏的朋友。）

◆老泉家学

文忠苏东坡先生轼

苏轼，字子瞻，是老泉的长子。出生十年，老泉在外做官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的事迹，就能说出其中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叹息，先生请求说：“轼如果成为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等到成年，博览经史，写文章每天数千言，喜好贾谊、陆贽的文章。后来读《庄子》，感叹说：“我过去有所感悟，嘴上没能说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符合我的心意。”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得到先生的《刑赏忠厚论》，怀疑是门客曾巩所作，只列为第二；又凭《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考中乙科。授予福昌县主簿。欧阳修认为他才华见识兼备，推荐他进入秘阁。制策考试，进入三等。英宗在藩邸时就听说他的名声，想依照唐朝旧例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华，是远大的器量，关键在于朝廷培养他。现在如果骤然任用，天下的士人未必认为合适，暂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还不知道他能否胜任，如果苏轼有不能胜任的地方呢？”等到考试两篇论，又进入三等，获得直史馆的职位。王安石执政，一向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四年，王安石想变革科举、兴办学校，诏令两制、三馆商议。先生上议说：“性命之说，子贡都听不到，现在的学者，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空泛而没有恰当之处且不可穷尽；看他们的样子，超然无着而不可亲近，这难道是真正能做到的吗？大概是中等资质的人，安于放纵而乐于虚妄罢了。陛下又何必用他们呢？”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个，得到苏轼的议论，心意释然了。”召问：“用什么帮助我？”先生说：“追求治理太急，听信言论太广，提拔人才太锐。希望用安静来镇定。”当时王安石创立新法，先生上书论述条例司、青苗等法不利于百姓，并且说：“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与贫。”王安石愤怒，唆使御史诬告他的过错，彻底查究也没有所得。先生请求外放，判杭州。调任密州知州，再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先生筑堤阻挡。又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事情不利于百姓，用诗寄托讽喻。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取表中的言语，并搜集他所作的诗作为讥讽诽谤的证据，逮捕他到御史台狱，想置他于死地。神宗怜悯他，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先生与农夫野老在溪山间交往，在东坡筑室，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多次升迁至翰林学士，随即兼任侍读。每次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关键处，没有不反复开导的。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言，总是点头认可。曾经在便殿对答，宣仁后问说：“你现在担任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待罪翰林学士。”说：“为什么这么快就到这里？”回答说：“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说：“不是。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读你的文章，必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来不及进用你罢了。”先生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与哲宗也哭泣。过了一会儿命令坐下赐茶，撤去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院。积累因为议论政事，被当权者所怨恨。先生恐怕不被容纳，请求外放，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疏浚西湖治理水井，百姓受到利益。召为翰林承旨，又因为才华请求外放，出知颍州。调任扬州。不久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任侍读。随即兼任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宣仁后去世，哲宗亲政。先生请求补外，出知定州。当时国事将要变化，先生不能入朝辞行。已经出发，上书说：“不要进用好利之臣，轻易改变政令。希望虚心遵循道理，区别邪正。”绍圣初年，御史议论先生掌管内外制诰时，所作的词命，讥讽斥责先朝。于是以本官知英州，随即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居住三年，淡泊无所牵挂

译苏辙，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著书以自娱。宋徽宗即位，调任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调往永州。经过三次大赦，回来担任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的官职。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先生与弟弟苏辙，自幼继承家学，自己说：“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在应当行进的地方行进，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言辞，都可以书写并诵读。他的文章风格浑厚包容、光芒四射，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大概也没有能超越他的了。老泉（苏洵）撰写《易传》未完成，嘱咐他阐述自己的志向。先生完成了《易传》，又撰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撰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云濠案：《郡斋读书志另外增加了《应诏集》十卷，合称为“东坡七集”。）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世人尚未认识他们，先生对待他们如同朋友，从未以老师自居。从参加科举到出入宫廷担任侍从，忠诚的规劝和正直的言论，表现出刚正的大节。只是被小人排挤，不能在朝廷中安身。郁闷无聊到了极点，转而逃避到禅宗之中，这也是通达之人的局限啊。多次追赠为太师，谥号文忠。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擅长写文章。（参见史传。）

译苏氏易解

朱子说：“《乾》卦的彖辞，阐明了性命之理，与《诗经》（《烝民》、《维天之命》）、《尚书》（《汤诰》、《太誓》）、《中庸》、《孟子》相互印证，而《系辞传》中的言论也如同符契般契合。苏氏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却想按照自己主观臆测的说法来解释，又害怕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所以常常用‘不可言说’、‘不可看见’这类说法来穿插其中，务必要做出那种闪烁不定、恍惚迷离、让人无法捕捉的样子，使读者感到茫然，即使想要反驳他，也无从下手。他不知道性命之理非常明白，而阐述它的道理极其简单。现在将要阐述它，却先说不可言说；已经指出了它，却又说不可看见，这足以迷惑那些未曾治学的庸人。从求学者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恰好证明了他们未曾看见、未曾知晓吗？然而道统衰微，学术断绝，世人对此颇为迷惑，所以我为此辩驳，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而其他关于生死鬼神不合于理的言论，也一并附在此处。”

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生长，从而统摄天道。这是在论述“元”。元这种德行，是不可见的，所能看见的，只是万物凭借它开始生长罢了。天道的德行不可尽言，只有“元”能够统摄它。

朱子说：“四德中的元，就像四时中的春天，五常中的仁，是天地造化发育的开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所以说‘万物资始’，是说万物取资于它的开始。把它存留并观察在心目之间，其形态明显昭著，未曾不可见。然而只有懂道的人才能认识它，所以苏氏没有看见罢了。不知道这是自己的毛病，反而以自己看不见为理所当然，而说真正没有可见的道理，这不是迷惑得太厉害了吗！”

云气运行，雨水施降，各类事物流动运行。这就是“亨”的原因。

太阳光明终始照耀，六个爻位按时位形成，按时驾驭六龙以治理天道。这就是“利”的原因。

朱子说：“这是说圣人体会元亨的作用，并不是在说利。”

乾道变化，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这就是“贞”的原因。

朱子说：“这是兼说利和贞，而下句是对它们的总结。”

于是利于贞。这是将利和贞并在一起说。

朱子说：“这是总结上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文字，与‘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驾驭天道’不相承接。苏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正，就是直。当万物变化时，各自顺其情欲，无所不至。反过来遵循它，各自直顺其本性，以至于达到天命。这就是“贞”的原因。

朱子说：“各类事物流动运行，无不是乾道的变化，而在其中，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之气，这就是乾之所以为利且贞的原因。这是天地化育的根源，不知道还要反过来归于何处？又有什么本性可以直顺，有什么天命可以达到呢？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保合太和’这一句就没有用处了。”

古代的君子，担心本性难以看见，所以用可见的事物来说明本性。用可见的事物来说明本性，都是本性的相似物。

朱子说：“古代的君子，尽其心就能知道本性，未曾担心它难以看见。他们谈论本性，也未曾不直接指出来，不仅仅是说它的相似物罢了。况且本性，难道有一物与它相似，而可以取此来比喻彼吗？那么，苏氏所见的，起初只是看见了它的相似物，而不知道本性未曾有所相似。”

君子每天修养善行以消除不善，不善者每天减少，有不可消除的部分。小人每天修养不善以消除善，善者每天减少，有不可消除的部分。那不可消除的部分，尧、舜不能增加，桀、纣不能逃避，这就是本性所在的地方。又说：“本性所在的地方，差不多知道了，而本性终究不可言说。”

朱子说：“苏氏这番话，最接近道理。前章所说的本性的相似物，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说‘不善每天减少，而有不可消除的部分’，似乎是指本然的至善。说‘善每天减少，而有不可消除的部分’，似乎是指良心的萌芽。以这个作为本性所在的地方，似乎是对的。而苏氏起初不知道本性从何而来，善从何而立，那么他的意思似乎不是这样，只是借用佛教‘非幻不灭，得无所还者’的说法来立论，以侥幸万一猜中罢了。这是不考察继善成性的缘由，以及梏亡反复的危害，而说人与犬羊的本性没有区别，可以吗？他之所以反复感叹本性不可言说，大概是因为未曾看见所谓本性，所以无法言说罢了。”

圣人认为还有本性存在于我心中，那么就是还有这颗心。有了这颗心，就是虚伪的开始，于是又推究其极致，而假借说天命。命，就是命令，君王的命令叫令，上天的命令叫命。本性的极致，不是命，无法命名，而寄托在命上罢了。

朱子说：“苏氏认为‘本性存在于我心中，就是虚伪的开始’，这是不知道本性的真实。认为‘本性的极致，不是命而假借名字’，这是不知道命的实质。像这样，就是人生来无故有了这个大虚伪的根本，圣人又为他算计隐讳，虚伪地设立名字来弥缝，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大概是因为未曾深入考察《系辞传》、《诗经》

译《尚书》、《中庸》、《孟子》的学说，用来阐明这一章的意义，却沉溺于佛教“天地未形成时，此性已然存在”的说法，想要在天地产生物种之前谈论本性，又担心那所谓天命没有依托之处，于是提出这种说法来安置它，使得两者互不冲突罢了。假如他真正懂得性命之理，却想要在天地产生物种之前谈论它，本来也有正当的途径，必定不会说出这种支离破碎、荒诞逃避的言辞。”

译生死寿夭，没有不是命运决定的，命运从未离开过我，而我却从未察觉。圣人对于本性，达到了极致，也不过是不自觉知罢了，因此称之为命运。又说：“命运与本性，并没有天与人的区别，在那不自觉知的地方，就称之为命运。”

朱子说：“按照苏氏的说法，那么命运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命运没有容身之处，那么圣人所说的达到命运极致的人，也就更没有地方安放了，所以苏氏提出这种说法来自我迷惑，又用来迷惑世上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罢了。难道命运在我身上，我却不自知，这就能称为圣人吗！苏氏又引用《文言》中关于‘利贞’即性情的文字，附会他的学说，这都不是经典的本意，现在不再辩驳。”

圣人超出于万物之上，万国安宁。到了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万物自然安定。

朱子说：“这是说圣人体现了利贞的德行。苏氏的说法没有毛病，但他对章句的解释还有未尽之处。”

一阴一阳交替运行叫做道，继承道的就是善，成就道的就是性。阴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即使有师旷、离娄那样聪明的人，也没有谁能得到它们的端倪。阴阳交合然后产生万物，万物产生然后有形象，形象确立而阴阳就隐没了，凡是可见的，都是万物，而不是阴阳。然而说阴阳是不存在的，可以吗？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此，指着产生万物的东西而称之为阴阳，与看不到阴阳的端倪而说它不存在，都是迷惑。

朱子说：“阴阳充满天地之间，它们的消长开合，终结和开始万物，触目所及，有形无形的，没有不是阴阳的。而苏氏认为‘形象确立而阴阳隐没，凡是可见的，都是万物，而不是阴阳’，这失掉了道理！通达阴阳根本的人，固然不指着产生万物的东西而称之为阴阳，也不在万物形象见闻之外另外寻求阴阳。”

圣人知道道难以言说，所以借阴阳来说它，说一阴一阳交替运行叫做道。一阴一阳，是指阴阳尚未交合，而万物尚未产生的状态。比喻道的相似之处，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阴阳一旦交合就产生万物，其初始状态是水。水，是虚无与实有之间的界限，开始离开虚无而进入实有。老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上善若水。”又说：“水接近于道。”圣人的德行，虽然可以命名，但不局限于一物，像水那样没有固定形状，这是善中最高级的，接近于道，但不是道。至于水尚未产生，阴阳尚未交合，空旷中没有一物，但不能说它不存在，这才是真正道的相似之处。

朱子说：“一阴一阳，往来不息，概括道的全部而言，没有比这更显著的了。而苏氏认为是借阴阳来比喻道的相似之处，那么就是道与阴阳各自成为一物，借这个来类比那个。阴阳的开端，只是动静的机枢罢了，动到极点就静，静到极点就动，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没有独立而孤立存在的，这就是一阴一阳之所以为道的原因。现在说‘一阴一阳，是指阴阳尚未交合，而万物未产生’，‘空旷中没有一物，但不能说它不存在的，是道的相似之处’，那么，道究竟是什么呢？这都是不知道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因，而想用虚无寂灭的学问，揣测模仿来说它，所以他的说法如此。”

阴阳交合产生万物，道与万物接触而产生善；万物产生而阴阳隐没，善确立而道就不见了，所以说：“继承道的就是善，成就道的就是性。”仁者见到道就称之为仁，智者见到道就称之为智，仁与智，是圣人所说的善。善，是道的继承，但指着善而说它就是道则不可以。现在不认识那个人却认识他的儿子，通过儿子来见到那个人是可以的，但说儿子就是那个人则不可以，所以说：“继承道的就是善。”学习道而从它的继承者开始，那么道就不完整了。

朱子说：“‘继承道的就是善’，是说道所产生的一切无非是善，这就是所谓的元，万物得到它而成就，就各自端正其性命了。而所谓的道，本来依然如故，所以顺着本性而行，就没有哪里不是道。这就是天人没有两种道，幽明没有两种理，而一以贯之的原因。而苏氏说‘阴阳交合产生万物，道与万物接触产生善；万物产生而阴阳隐没，善确立而道不见’。‘善，只是道的继承罢了。’‘学习道而从它的继承者开始，那么道就不完整。’他的话多么荒谬啊！况且道外没有万物，万物外没有道，现在说‘道与万物接触’，那么就是道与万物成为两样，截然各居一方，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这不是很荒谬吗！”

以前在《孟子》中认为性善，认为已经极致了，读了《易经》之后才知道它还没有达到极致。孟子对于性，大概只看到了它的继承者罢了。善，是性的功效，孟子没有见到性，而只见到性的功效，就把所见到的当作性。就像火能煮熟东西一样，我没有见到火，却指着天下的熟食当作火，熟食只是火的功效罢了。

朱子说：“《孟子》说道性善，大概是探究其根本来说的，与《易经》的宗旨没有丝毫差异，不仅仅是说性的功效而已。苏氏急于建立自己的学说，不仅不考察《易经》，又不详细研究《孟子》，所以他的话悖谬到如此地步！”

请问性与道的区别。回答说，难以言说，可以说它们的相似之处。道的相似之处是声音，性的相似之处是听觉。有声音然后才有听觉吗？有听觉然后才有

译声音是邪恶的吗？这两者究竟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呢？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弘扬人。”又说：“使道神妙而明达，关键在于人。”本性，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成就道了。

译朱熹说：“子思说：‘遵循本性叫做道。’邵雍说：‘性是道的形体。’这与《大传》这一章的主旨相互呼应，首尾相承。谈论性与道，没有比这些话更显著的了。苏氏的言论，曲解比喻，巧言善辩，想要说明道的相似之处却做不到，哪里比得上圣贤的言论，直接揭示而没有隐藏呢？从前孔子顺着公孙龙的辩论说：‘几乎能让臧有三只耳朵了。然而说两只耳朵很容易，而且确实如此；说三只耳朵很难，而且确实不是。是跟随容易且正确的呢？还是跟随困难且错误的呢？’这话似乎有些相似！”

仁爱的人看到它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看到它称之为智，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就稀少了。目光注视于无形之物的人，或许能看到其意图所在，所以仁爱的人把道当作仁，意图存在于仁；智慧的人把道当作智，意图存在于智。贤能的人存有意图却产生虚妄的见解，愚昧的人日常使用却不知道，因此君子之道，通过本性成就的很少了。

朱熹说：“苏氏不知道仁和智根源于本性，反而把仁和智当作虚妄的见解，这是佛教和道家的说法。圣人的言论，难道曾经有过这样的吗！如果说他们看不到全貌，那或许还可以。又说‘君子之道，通过本性成就的很少了’，文义也不对。”

推究事物的开始，返归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关于生死的学说。人之所以不知道生死的学说，是因为感到惊骇罢了。推究开始，返归终结，使人明白而不惊骇。

朱熹说：“人不穷究事理，所以不知道生死的学说，不知道生死的学说，所以不能不惊骇于生死的变化。苏氏反而说因为惊骇而不知道其学说，失去了主旨。穷究事理，就是推究其开始所从出的地方，就知道它之所以生的原因；返归其终结所归去的地方，就知道它之所以死的原因。像这样，凡是顺应生存而安于死亡的道理，大概是有道的，难道仅仅以明白而不惊骇为奇特吗！苏氏对于原始反终说得非常简略，无法知道他的意思，然而以不惊骇来验证，就知道他沉溺于坐亡立化、去来自在的说法以为奇特，而对于圣人的意图则蒙昧了。”

精气凝聚成为物，游动的魂魄成为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状况。物，就是鬼。变化，就是神。鬼常常与体魄在一起，所以称为物。神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所以称为变化。精气构成魄，魄就是鬼；志气构成魂，魂就是神，所以《礼记》说：‘体魄下降，知气上升。’郑国的子产说：‘他使用的物资很宏大，他汲取的精气很多。’古代的通达之人已经知道这些了。一个人有两种知觉，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有魄的，有魂的，为什么呢？众人的志向，不出于饮食男女之间，以及所有养生所需的物资，物资丰厚的，他的气就强盛；物资简约的，他的气就微弱，所以气胜过志而成为魄。圣贤则不然，用志统一气，清明存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灵，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穷困到平民百姓，也没有任何增减，所以志胜过气而成为魂。众人死后成为鬼，而圣人成为神，并不是有两种不同的本质，而是志所趋向的不同罢了。

朱熹说：“精气聚集则魄聚集，气聚集则魂聚集，这就是人和物的形体。至于精气枯竭魄下降，则气散魂游而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下降的是屈曲而没有形体，所以称为鬼；游动的是伸展而不可测度，所以称为神，人和物都是这样，并没有圣人和愚人的区别。孔子回答宰我的问题，说得非常详细。苏氏大概没有考察这些，所以错了；子产的话，或许是另一种道理，而不是这里所说的意思。”

（梓材谨按：东坡的《易解》与颍滨的《老子解》，就是谢山《序录》所说的苏氏之学混杂于禅宗的，所以特别著录。朱熹将这两部《解》与张无垢的《中庸解》、吕氏的《大学解》一并驳斥，称为《杂学辩》，而友人台溪何镐为此作跋。）

附录

汪玉山《答李仲信》说：“文章对于事情，一定要追求真实；对于道理，一定要追求正确。东坡说贾谊应当先结交周勃、灌婴，使他们不忌恨，然后举天下惟所欲为。贾谊痛哭的时候，灌婴已经死了，周勃已经封国去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先结交他们，而实际上想要夺取他们的权力，这不是正确的道理，致使王安石得以借口。”

又《与朱元晦》说：“东坡早年也排斥禅学，后来却沉溺其中，说他不知道道是可以的，一概与王安石同贬，恐怕太过分了。论法的人一定要推究其情由。”

刘刚中问东坡是什么样的人，朱熹说：“天性放逸，完全不从心体上打点，气象上理会；喜怒哀乐，发泄为嬉笑怒骂，要不至于悍然无忌，他的大体尚且好罢了，‘吃饭时大口咀嚼而询问是否不用牙齿咬断’，我对于东坡，应当是没有罪过的。”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以文章作为论说，从苏氏开始，而科举迎合世俗的学问，烂漫放逸，没有真实的道理，不可收拾。”

车玉峰《脚气集》说：“东坡万言书，前面说时事都很好，至于厚风俗、存纪纲的地方，就淡泊枯槁，大概他的本源处欠缺，所以如此。”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东坡《答王定国诗》：‘千万不要怨恨诽谤谗言，这是我得道的资粮。淤泥生长莲花，粪土长出菌芝。依靠这些善知识，使我枯

译荑。』这正是尹和靖所说的：『困顿穷厄、挫折压抑，能够坚定人的意志，而使人仁德成熟。』《诗经》说：『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

译又说：“‘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苏东坡晚年，所达到的境界很深了。”

文定苏颍滨先生辙

苏辙，字子由，是苏洵（文忠）的弟弟。十九岁时，与苏洵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因为极力陈述时政得失，尤其对朝廷禁中的事情议论最为切直，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诏编修《礼书》，苏辙请求在京师奉养亲人。后来担任大名府推官。宋神宗即位，苏辙上书议论政事，被召到延和殿应对。当时王安石执政，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与他们辩论，多不相合。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让苏辙评议，说：“如果有不便之处，告诉我。”苏辙说：“用钱借贷给百姓，本意是为了救济百姓，然而在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犯科，即使有法律也不能禁止。”王安石说：“你的话有道理。”从此不再谈论青苗法。恰逢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的言论与王安石相合，青苗法于是得以推行。王安石召用谢卿材等人，访求各地的遗漏利益。苏辙极力陈述不可行。王安石发怒，上奏改任他为河南推官。改任著作佐郎，调任绩溪县知县。宋哲宗即位，以秘书省校书郎征召。还未到任，改任右司谏。司马光因为王安石私自设立《诗》、《书》的新义来考试天下士人，想要改革科举，另立新的格式。苏辙说：“进士明年秋天考试，时日无多，而议论不能及时决定。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其不能轻易改变。总之，急切难以施行。只有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自己见，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然废除律义，让考生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等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商议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不算晚。”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吕公著为宰相，苏辙分条议论部务，多有建议。代替兄长担任翰林学士，不久代理吏部尚书。出使契丹，接待客人的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背诵他父兄的文章以及苏辙的《茯苓赋》，遗憾没能看到全集。出使回来，担任御史中丞。自从元祐初年，革新各项政务，至此人心已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在内朝外朝，多兴起邪说来动摇在位者，执政者对此感到忧虑，想稍微引用他们，以平息旧怨，称之为“调停”。苏辙上疏斥责其错误。宣仁太后命令宰相在帘前宣读，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极中肯切。”调停之说于是停止。又上奏导河、筑堡、雇役、差役四种弊端。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位门下侍郎。绍圣初年，起用李清臣为中书，邓润甫为左丞。两人长期在外，不得志，渐渐恢复议论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来激怒皇帝。恰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题，贬低元祐政事。苏辙劝谏说：“先帝的英明谋划，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误。如果轻易改变九年已行之事，提拔多年不被任用之人，人们怀有私愤，而以先帝为借口，大事就完了。”哲宗阅览奏章，因为疏中引用汉武帝的事，不悦。削去职务，任汝州知州。再次贬为袁州知州。还未到任，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在筠州居住。又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移任循州。徽宗即位，迁徙到永州、岳州，不久恢复太中大夫。蔡京当权，又降为朝请大夫，居住在许州，再次恢复太中大夫致仕。在许州筑室，号颍滨遗老，自己作传万余言，不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像这样几十年。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谥号文定。先生性格沉静简洁，文章汪洋淡泊，像他的为人，而秀杰之气终究不可掩盖。王偁称赞他“心闲神王，学道有得”。又说：“年纪越加而道越深邃，道越深邃而世事越淡泊。”大概他的名声与兄长苏东坡相上下。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栆城文集》并行于世。（参看史传。云濠案：先生著作又有《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

苏黄门老子解

朱熹说：“苏侍郎晚年写这本书，将儒家与老子合流，以为还不够，又连佛教一起弥缝，可谓错谬了！然而他自许很高，以至于说‘当世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谈论这个’，而他的兄长苏东坡公也认为‘没想到晚年看到这样的奇特’。以我看，他可以说是无所忌惮的人吧！因此为他辩驳。而有人说苏氏兄弟以文义赞颂佛乘，大概没得到他们的本意，如《传灯录解》之类，其错误又有更严重的，不只是这本书可以辩驳。回答说：‘我所忧虑的，忧虑的是他们学习儒家的失误，而流于异端，不忧虑他们学习佛教未至，而溺于文义。他们不得已而议论这个，难道是喜好辩驳吗！实在是害怕他们扰乱我们学说的传承，而失去人心的正道罢了。如果求之于彼而得不到他们的说法，那么我又哪有空闲去知道呢？’”

孔子用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断绝并抛弃它们。有人认为不同。《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朱熹说：“道与器的名称虽然不同，然而其实是一物，所以说‘吾道一以贯之’。这是圣人之道，所以成为大中至正的极致，贯穿万世而没有弊端的原因。苏氏诵读

译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而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那么他的解说，就没有一个词句是符合原意的。求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先依据我的解说去探求，使圣人的本意明白清楚、毫无疑义，然后再依次阅读苏氏的言论，其得失就显而易见了。

译孔子对后世的忧虑很深，所以向人展示具体的器物，而将道隐晦起来。

朱子说：“道与器是统一的，向人展示器物，道就在其中，圣人怎么能把它隐晦起来呢！孔子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什么！’那么，隐晦道的，又怎么可能是圣人的本意呢！大体上苏氏所说的道，都是脱离器物来谈论的，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却给它起了个名字。”

让中等才能及以下的人坚守具体的器物，不被道所迷惑，从而不失去君子的品格。

朱子说：“像苏氏这样的话，是把道看作能迷惑人，使人不能成为君子，那么道在天下，正好成为人们的祸害了！”

而中等才能以上的人，自然能够向上通达。

朱子说：“圣人所说的通达，是兼括根本与枝末、精微与粗浅，并用一个原则贯穿起来。苏氏所说的通达，却是舍弃器物而进入道。”

老子却不是这样，立志阐明道，急于开启人心。

朱子说：“老子的学问，以无为为宗旨。果真像这话所说，那就是急切地有所作为，只怕迟缓而失去它。那么，老子的本意，苏氏也有所不能窥探的了。”

所以向人展示道而轻视器物，认为学习者只知道器物那么道就隐没了，因此断绝仁义、抛弃礼乐来阐明道。

朱子说：“道，是仁义礼乐的总称，而仁义礼乐都是道的体用。圣人修明仁义，制定礼乐，都是为了阐明道。现在‘断绝仁义，抛弃礼乐来阐明道’，这就是舍弃二和五而求十，难道不荒谬吗！”

天道不可言说，可以言说的，都是它的近似物。通达的人通过近似物来认识真道，而愚昧的人执着于近似物而陷入虚伪。

朱子说：“圣人谈论道，说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不知道这是谈论道呢？还是仅仅谈论它的近似物呢？执着于此去实行，也会有陷入弊端的地方吗？那么，道难道真的不可言说吗！只是人们自己不认识道与器从未分离，反而在昏暗沉默无形之中去寻求，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罢了。”

所以后世执着于老子的学说而扰乱天下的人是有的，而学习孔子的人没有大的过错。

朱子说：“善于学习老子的人，像汉文帝、汉景帝、曹参，也不至于扰乱天下。像苏氏的学说，那么扰乱天下是一定的了。学习孔子的人，所得也有深浅，有过错还是无过错，不能一概而论。况且像苏氏，不是不读孔子的书，而他的著作立言，迷惑误导天下后世像这样，说他没有过错，难道可以吗？”

通过老子的言论来通达道的人，不少；而在孔子那里寻求的人，常常苦于没有门路。

朱子说：“‘通过老子的言论来通达道的人，不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怎么通达的？而所通达的是什么道呢？况且说‘不少’，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通达道的人真的这么多吗？孔子循序渐进善于诱导，教诲人不知疲倦，进入德行的途径，坦荡明白，却说‘常常苦于没有门路可入’，那么他未曾一天从事于此，没有找到门路进入，是可以知道的！难怪他割裂道与器，而把仁义礼乐看作与道无关！那么，没有门路可入的话，不是能诋毁孔子的道，而断绝学习者的志向，而是用来自己陈述他不知道道而妄加议论的事实罢了！”

两位圣人，都是不得已。

朱子说：“把孔子、老聃并称为圣人，可以吗？世人讥讽太史公先推崇黄老，后推崇六经，然而太史公把孔子列入世家，而把老子和韩非同传，难道没有微妙的用意吗？他比苏氏高明多了！”

在此处周全必然在彼处简略。

朱子说：“有彼有此，那么天下应当有两种道了。”

六祖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

朱子说：“圣贤虽然谈论未发，但善的固然存在，只是没有恶罢了。佛教的话，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不能不仔细考察。”

中，是佛性的异名，而和，是六度万行的总目。

朱子说：“喜怒哀乐都符合节度称为和，而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六度万行，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然而毁弃君臣，断绝父子，把人道的开端作为大禁忌，所谓的通达之道，果真像这样吗？”

天下本来没有两种道，而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则不同，君臣父子之间，没有礼法就会混乱，知道礼法而不知道道，那么世间的俗儒，不值得珍贵。居住在山林，吃木实饮涧水，而心中存有至道，即使做人的天师也可以，但用它来治理世道就会混乱。古代的圣人，内心行道而不毁弃世间的法度，然后才可以。

朱子说：“天下没有两种道，而又区分至道、世法，那么就是有两种道了！那么，道在世间有什么用，而世间又凭借道什么呢？王氏有‘高明地修养自己，中庸地对待他人’的议论，而龟山杨公认为：‘像这样，那么道常常在天下没有用处，而经世济民的政务都是私智的穿凿。’我对苏氏也这样说。”

◆老泉门人

锺先生棐

锺先生〇（合传。）

锺棐，字子翼，虔州人。学识广博，品行笃实，是江南的杰出人才，欧阳永叔、尹

译师鲁、余安道、曾子固都了解他，但他最终未能得到赏识便去世了。苏明允从江南归来，向南游历到达虔州，先生和他的弟弟〇跟随他交游。当时苏明允还未被世人所知，纵情游历万里，住宿的人常常与他争抢座位，而先生唯独对他敬重且感到惊异。（参见《东坡文集》。）

译◆二苏讲友

家先生勤国（附师刘巨。）

监郡家先生安国（合传。）

司法家先生定国（合传。）

家勤国，眉山人。庆历、嘉祐年间，与堂兄安国、定国一同跟随刘巨游学，与苏东坡兄弟成为同门好友。王安石废除《春秋》之学，先生对此感到愤慨，撰写了《春秋新义》。熙宁、元丰年间，众人纷纷变更政令，而元祐年间的诸位贤臣矫枉过正，先生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建造房屋，并作《室喻》，二苏读后惊叹不已。（参见史传。）

（梓材谨案：《万姓统谱》记载：“安国，字复礼，起初任教授，晚年任监郡。定国，官至永康司法参军。”《宋史》著录家安国《春秋通义二十四卷》。）

◆东坡同调

修撰吕先生陶

吕陶，字符钧，成都人。蒋侍郎任蜀地长官时，延揽众多士人入学，亲自考核他们的文章，曾读到吕陶的论说文，召集众学生诵读，说：“这是贾谊的文章啊。”当时吕陶年仅十三岁，满座皆惊。从此被礼遇于宾客筵席。一天，一同游览僧舍，共读寺碑，酒兴将尽时，侍郎索要笔墨，在碑文上写了十纸，断句缺失，展示给吕陶说：“老夫不能全部记住，你替我补全吧。”吕陶随即书写献上，没有错漏一字。考取进士后，任寿阳县知县。府帅唐介征召他担任签书判官，每逢闲暇便促膝长谈，告知他立朝事君的大节，说：“你是朝廷重臣之才。”因唐介推荐，参加熙宁制科考试，元祐初年，升任殿中侍御史，首先上奏辨析邪正，说：“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分明，王道才能成就；若混杂于朝堂，则政体不纯。如今蔡确、韩缜、张璪、章�，在先朝时，便与小人内外勾结，施行害民损物的政令，致使君主的恩德无法下达百姓；在当今，则观望反复，为日后子孙谋划。安焘、李清臣又依附其间，窥视权势所在而投靠。昔日辜负先帝，今日辜负陛下，希望尽快斥逐他们，以澄清朝廷。”于是这几人相继被罢免。先生请假归乡。返回后，上奏十件事，都是关乎蜀地利害的急务。苏东坡苏轼策试馆职，被朱光庭弹劾，苏轼也请求外放郡守，争辩不休。先生说：“台谏官员应当殉守至公，不可借事权报复私怨。议论者都说苏轼曾戏弄轻视程颐，朱光庭是程颐的门人，所以借此报怨。若想加罪苏轼，何事不可，必定指斥他的策问为讥讽诽谤，恐怕朋党的弊病，将从此开始了。”因此双方都被搁置。后来以集贤院学士身份任陈州知州，调任河阳、潞州，被剥夺职务，再次贬为库部员外郎，分司闲职。徽宗即位，恢复集贤殿修撰、梓州知州，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同上）

（梓材谨案：先生曾列入元祐党籍，因他是川党羽翼，也是蜀学魁首。黄司业隐想烧毁王氏《三经》刻板，而先生攻击他，其持平公正又如此。）

◆颍滨同调

尚书李先生之纯

李之纯，字端伯，无棣人。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度支判官、江西转运副使。调任成都路转运使。成都每年发放官米六千石，减价卖给百姓，言官认为惠民损害上级，诏令下达讨论此事。先生说：“蜀地百姓依靠这个谋生已百年，怎能一旦剥夺。”事情于是停止。任期届满又留任，共数年，才回朝。神宗慰劳他说：“远方不希望频繁更换大吏，使剑外安宁，年成丰收，以彰显朝廷安抚远方的心意，你知道了吗？”任命为右司郎中，转任太仆卿。元祐初年，三次升迁至御史中丞。董敦逸、黄庆基弹劾苏轼借词命诋毁先帝，苏辙将名器私授亲信，都因担任监司而被罢免，先生上疏揭发他们的诬陷，于是改而贬黜他们。因病，改任工部尚书。绍圣年间，刘拯弹劾他阿附苏辙，出任单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端叔之仪，是他的堂弟，也列入党籍。（同上。）

◆任氏家学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孜之子。屡次升迁至右正言。徽宗初年施政，采纳正直言论，先生首先攻击章惇，接着弹劾蔡京。建中靖国改元，执政者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派人士，所以以“中”为名。先生说：“人才固然不应分党派，但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混杂并进而能致治的。唐德宗因此招致播迁之祸，建中是其年号，不可不引以为戒。”先生在谏省任职半年，上一百零八疏，大臣畏惧他多言，让他暂代给事中。调任度支员外郎，任虢州知州。崇宁党事兴起，削去官籍编管通州。被蔡卞陷害，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人十三人都南迁，唯独先生徙居昌化。在海边居住三年后返回。宣和初年，去世。绍兴初年，赠直龙图阁，加谏议大夫衔。淳熙年间，谥号忠敏。（同上。）

◆东坡家学（老泉再传）

员外苏先生迈

苏迈，字伯达，东坡长子。任仁化县知县，文章政事，颇有父亲风范，因政绩最优升任雄州防御推官。最终官至驾部员外郎。（参见《姓谱》）

译承务郎苏先生迨

苏迨，是苏东坡的次子。官职为承务郎。他和弟弟苏过都擅长写文章。（同上。）

译承务苏斜川先生苏过

苏过，字叔党，是苏东坡的小儿子。十九岁时，凭借诗赋在两浙路科举考试中解元。被任命为右承务郎。苏东坡屡次遭受贬谪，只有先生侍奉他往来同行。起初苏东坡被贬往岭南，当时先生正在为母亲守丧，有因此感动路人涕泪沾襟的。先生对于苏东坡饮食、衣物、日常起居以及昼夜寒暑所需的一切，一人承担百种劳作，却不知其艰难。父亲铺席，儿子就铺设；父亲砍柴，儿子就拾薪；父亲赋诗著书，儿子就端正衣冠起身拜见。初到海南时，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东坡曾命他撰写《孔子弟子别传》。后来定居在颍昌，自号斜川居士。去世时，享年五十二岁。他的叔父苏辙（栾城），常常称赞他的孝行，以此训诫宗族。（参见《晁景迂集》。）

少卿苏先生苏元老

苏元老，字在廷，是苏东坡的侄孙。自幼勤奋力学，擅长写文章，黄庭坚（黄山谷）对他感到惊奇。考中进士后，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当时朝廷禁止元祐年间的学术，苏东坡正处在党禁之中，先生也被罢免，提点明道宫。先生感叹说：“从前颜回依附千里马的尾巴而名声显扬，元老因为家世而获罪，难道不是一种荣耀吗！”有诗文流传于世。（参见《姓谱》。）

◆东坡门人

文节黄涪翁先生黄庭坚（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知州晁济北先生晁补之

晁补之，字无咎，巨野县人，是晁景迂先生所说的从兄。聪明强记，自幼就擅长写文章，王安国一见就对他感到惊奇。十七岁时跟随父亲晁端友在杭州任通判，见到钱塘山川风物的秀丽，写了《七述》去拜见州判苏东坡（苏文忠）。苏东坡原本想有所创作，读了《七述》后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又称赞他的文章博学善辩、俊伟卓越，远远超过常人，从此闻名。考中进士，在开封府及礼部别院考试，都获得第一名。神宗皇帝阅览他的文章说：“这是深通经术的人，可以革除浮华浅薄的风气。”担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年，任太学正，李清臣推荐他胜任馆阁之职，召试后，多次升迁为著作佐郎。章惇掌权时，外放任齐州知州，那里的群盗收敛了。因修撰《神宗实录》失实，被降职监管处州、信州两地的酒税。徽宗即位，又以著作郎召还。晋升为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争兴起，被谏官管师仁弹劾，外放任河中府知府，修建河桥以便利百姓，百姓画像祭祀他。调任湖州、密州、果州，随后主管鸿庆宫。回到家乡，修缮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却仕途进取，仰慕陶渊明（陶靖节）的为人。大观末年，从党籍中除名，起用为达州知州，改任泗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先生才气俊逸，嗜学不倦，文章温和典雅，其华丽奇卓出自天然。尤其精通《楚辞》，论述并汇集屈原、宋玉以来的赋咏作品，编成《变离骚》等三本书。安南用兵时，写了《罪言》一篇，大意是想挑选仁厚勇略的官吏担任五官郡守，以及修缮沿海各郡的武备，议论者认为他通达世务。（参见史传。云濠案：先生著有《鸡助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虚先生秦观

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高邮人。年轻时豪放俊逸，慷慨之情溢于文词，考进士未中。意志坚定，气势旺盛，喜欢读兵家书籍。曾通过他人将诗作呈给王安石（王荆公），王安石说他的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又在徐州拜见苏东坡，为黄楼作赋，苏东坡说他有屈原、宋玉的才华，勉励他应试以奉养双亲，这才考中，调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苏东坡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他，多次升迁为国史院编修。绍圣初年，因列入党籍，外放任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弹劾他增删《实录》，被贬监管处州酒税。使者秉承风向旨意，伺察他的过失，既然没有找到，就以请假抄写佛书为罪，削职调往郴州，接着被编管横州，又调往雷州。徽宗即位，恢复宣德郎，放还，到滕州时，出游华光亭，对客人讲述梦中长短句，要水喝，水到了，笑着看了看水就去世了。先前自己写了挽词，言语非常哀伤，读者为之悲痛，享年五十三岁，有文集四十卷。先生擅长议论，文章华丽而思想深刻。等到他去世，苏东坡听说后，感叹说：“少游不幸死在途中，悲哀啊！世间难道还有这样的人吗！”（同上。）

龙图张先生张耒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幼年聪慧异常，十三岁能写文章，十七岁作《函关赋》，流传人口。在陈州游学，学官苏辙（苏颍滨）喜爱他。苏东坡称赞他的文章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先生感激知己的知遇之恩，于是跟随苏东坡交游。由进士历任太学录，因范纯仁（范忠宣）推荐，在三馆任职八年，顾全道义自我坚守，淡泊宁静。提拔为起居舍人。绍圣初年，请求外任，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润州知州。因列入党籍，调往宣州，贬谪监管黄州酒税，调往复州。徽宗即位，起用任黄州通判，兖州知州，召为太常少卿，才几个月，外放任颍州、汝州知州。崇宁初年，又因列入党籍被罢职，主管明道宫。起初，先生在颍州，听说苏东坡去世的消息，为他举哀穿丧服，进言的人以此进言，于是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五年后，获准自便，居住在陈州。先生仪表雄伟，有雄才，笔力极其健劲，对于骚体辞赋尤其擅长。当时二苏以及黄鲁直、晁无咎等人相继去世，先

译先生唯独保全士人，前来求学的人很多。他写文章以阐明事理为主，曾经著论说：“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诗人辩士的论述，大体上都是用来寄托事理的工具。”所以学习写文章的开端，最紧迫的是明白事理，如果懂得写文章却不致力于阐明事理，却想求得文章的工巧，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求学的人认为这是极有见地的言论。他写诗，晚年追求平淡，效仿长庆体，而乐府诗则深得盛唐的精髓。身处闲散困苦的境地，口中却不谈论贫穷，晚年的节操更加严正。担任南岳庙监、主管崇福宫。去世时，享年六十一岁。建炎初年，追赠集贤殿修撰。（同上。）

译乡举李先生荐

李荐，字方叔，他的祖先从郓城迁徙到华州。先生六岁时父亲去世，能够自我奋发自立，年少长大后，凭借学问在乡里享有盛名。他前往黄州拜见苏文忠公（苏轼），呈上文章以求知遇。东坡说他的文笔波澜壮阔，有飞沙走石的气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足以抵挡万人，若以高尚的节操来支撑，就没有人能抵御了。”先生再次拜谢接受教诲。他家一向贫困，三代祖先的遗骸都未能安葬，一天夜里，他抚着枕头流泪说：“我所学的是忠孝之道，而亲人却未能安葬，还学什么呢！”第二天便告别东坡，打算游历四方，以完成安葬祖先的事。东坡脱下衣服资助他，又作诗来劝勉那些崇尚风义的人。于是，没过几年，他将累世二十多具棺柩全部运回，安葬在华山脚下，范蜀公（范镇）为他立碑以赞美他的德行。他更加闭门读书，又过了几年，再次拜见东坡，东坡阅览他所写的文章，感叹说：“他是张耒、秦观一流的人物。”先生参加乡试并赴礼部应试，当时东坡主持贡举考试，却遗漏了他，先生赋诗自责。吕汲公（吕公著）感叹说：“主管考试的官员测试才艺，竟然丢失了这样的奇才吗！”东坡与范正献（范祖禹）商量说：“李廌虽然隐居山林，但他的文章有锦衣玉食的气象，将奇宝丢弃在路边角落，是前人叹息的事，我们难道没有这种过失吗！”打算一同向朝廷推荐他，没过多久，两人相继离开朝廷，未能实现。东坡去世，先生痛哭流涕，说：“我惭愧不能为知己而死，至于侍奉老师的勤勉，岂敢因生死而有所间断！”随即奔赴许昌、汝州之间，选择墓地并交给他的儿子，写文章祭祀他说：“皇天后土，鉴察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归还万古英灵之气。”言辞奇特雄壮，读者为之震惊。中年时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认为颍州是人物的渊薮，开始定居长社，县令李佐以及同乡人买宅院安置他。去世时，享年五十一岁。先生喜欢谈论古今治乱，条理清晰曲折，辩论中符合事理。在喧闹仓促之间，好像不经意，斜视而起，落笔如飞驰。元祐年间朝廷征求言论，先生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余言论述西边战事。朝廷擒获羌族首领鬼章，将要依法处置，先生深入论述利害关系，认为杀他没有益处，希望加以宽大处理。先生经世济民之学广博通达，言论能付诸实行，不能仅仅把他看作经学书生。（同上。）

宗丞王先生巩

王巩，字定国，莘县人。他是文正公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擅长诗歌，跟随东坡交游。东坡任滁州太守时，先生前往拜访他，与客人游览泗水，登上魋山，吹笛饮酒，乘着月光归来。东坡在黄楼上接待他，对先生说：“李太白死后，世间三百年没有这种乐趣了。”东坡获罪，先生也被贬谪到宾州。几年后得以返回。后来历任宗正丞，每次授官，总是被言官议论，所以最终没有显达。（同上。）

附录

（刘元城《谈录》说：“王定国多知晓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却服用林灵素的丹药，得病被烧死。”）

朝请李姑溪先生之仪

知州孙先生勰

孙先生勴（均见于《高平学案》。）

待制蔡先生肇（另见于《荆公新学略》。）

员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他年幼时，聪慧机警异常。当时有关部门正以诗赋选拔士人，先生独自用心于经学，撰写《礼记说》达数十万言，于是考中进士。绍圣年间设立机构编撰元祐章奏，任命他为检讨，他不就任，触犯了执政者的意旨，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召入朝廷任校书郎，升迁为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西路刑狱，因被列入党籍而被罢免。去世。先生擅长辞章，曾说：“文章不可以苟且写作，真诚不显现，就不能工巧。”（参考史传。）

（云濠谨案：先生曾凭借文章得到东坡的赏识。娶王氏宣徽使王拱辰的孙女。女儿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都能写文章。均见于《宋史》本传。）

◆颍滨家学

直阁苏先生迟

苏迟，字伯克，是文定公的长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请大夫、直秘阁、知婺州的身份任职。上奏减少税额，父老为他建立生祠，因此安家于此。去世后安葬在兰溪灵洞。后来追赠少傅。婺州的苏氏从此开始。（参考《金华贤达传》。）

苏先生适

苏适。

苏先生逊

苏逊，是颍滨公的儿子。颍滨公修订《春秋集解》，看着他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这是孔子不可及的地方，也是颜回叹息的原因，何况是我呢！怎么知道后世不再有能纠正我过错的人呢？对于过去的诸儒，或许差不多吧。你能传承我的学说，使后辈有所听闻，千年之后，学问或许就在于此了。”（参考《春秋集解自序》。）

◆颍滨门人

龙图张先生耒见上《东坡门人》。

◆家氏家学

知州家先生愿

家愿，字处厚，是家勤国的儿子。绍圣初年，考中进士。朝廷策问极力诋毁元祐年间的政治，先生对策只说坚守元祐年间已经施行的政策。担任普州乐至县令。元符初年，应诏论述时政，共万余言。后来被列入党籍，禁锢十年。大观年间，才开始担任双流县知县。高宗时，提拔为阆州知州，调任彭州。起初

译苏辙阅读先生的策论，说将来他一定会以正直之道闻名，到这时果然应验。（参见《姓谱》）

译◆李氏家学

朝请大夫李姑溪先生之仪（另见《高平学案》。）

◆忠敏家学

司户参军任先生象先

中书舍人任先生申先（合传。）

任象先，是忠敏公的长子。考中进士，又考中词学兼茂科，主管官员拆封查看，发现他是党人子弟，便没有上报他的名字，只将他调任为秦州户曹掾。他听说父亲被贬谪，便弃官回家奉养父亲。王安中征召他进入燕山宣抚使幕府，他勉强答应，却在途中称病返回，终身不再做官。他的弟弟任申先，以平民身份被特别提拔，直至担任中书舍人。（参考史传。）

◆少卿门人（老泉三传）

忠献公张紫岩先生浚（另编为《赵张诸儒学案》。）

◆晁氏门人

忠襄公李先生植（父亲是中行）。

李植，字元直，临淮人。幼年聪明敏捷，专心好学，两次在乡试中举。跟随父亲任中行在苏东坡门下做客，太史晁无咎见到他说：“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便将女儿嫁给他。靖康初年，高宗以康王的身份开设大元帅府。湖南转运使向子諲负责京畿地区的粮饷，当时盗贼四起，粮饷断绝，他派李植督促犒劳军队，李植最终凭借计谋将粮饷送达。高宗非常高兴，授予他承直郎的官职。他三次上表劝进，被汪、黄二人忌恨，被外放担任湘阴县知县。历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秦桧掌权时，他请求担任祠禄官以奉养亲人，寓居在长沙的醴陵，闭门不出，十九年不做官。秦桧死后，向子諲以户部尚书的身份位居近臣，谈及龙飞（指高宗即位）时的旧事，认出了先生的姓名，任命他为户部郎中。皇帝说：“他是朕的老朋友。”正打算大力任用他，他因母亲年老，屡次推辞，希望能就近奉养，被任命为桂阳军知军。遭遇母亲丧事，回乡安葬，因哀痛过度而消瘦，在墓旁结庐守孝，出现了白鹭和朱草的祥瑞。刘锜写信给他，说：“忠臣孝子，元直兼备了。”乾道二年，他以江南东路转运使兼任建康府知府和本路安抚使，以宝文阁学士的身份退休，回到湖南。当时湖文定公父子住在南岳山下，刘锜住在湘潭，他们互相往来讲论，谈到国家大事，必定忧虑表现在神色上，始终将和议视为憾事。他七十六岁时去世。有文集十卷，题名为《临淮集》，庐陵人胡铨为之作序。谥号忠襄。（参考史传。）

◆司户家学

庶官任先生尽言（附兄长质言）。

任尽言，字元受，华亭人，是任象先的儿子。与兄长任质言一同考中进士。身处下级官吏之位，议论政事慷慨激昂。秦桧死后，朝廷召汤鹏举担任台谏官，先生写启文祝贺他说：“每每惭愧自己像朱云那样请求赐剑斩佞臣，却没听说像林甫那样斫棺示众。”皇上听说后，开始罢黜秦桧的党羽，释放了赵丰公之子赵沛的罪行。（参考《姓谱》。）

（梓材谨按：先生大概是自眉山迁徙到华亭的人，著有《小丑款》。）苏学余派

翰林学士李屏山先生纯甫（另编为《屏山鸣道集说略》。）

◆舍人续传

宣献公任斯庵先生希夷（另见《沧州诸儒学案》。）

◆颍滨续传

都事苏先生友龙（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卷一百 屏山鸣道集说略（全氏补本）

屏山鸣道集说略 （全祖望补本）

屏山鸣道集说略表

李纯甫 雷渊 （儿子）膺

（王学、苏学余 宋九嘉

派。） 张〇

李经

王权

周嗣明 王德元 刘世安

（雷、宋同调。） 张居礼

郝守宁

赵秉文 张邦直

（屏山讲友。）

刘从益 （儿子）祁 郝经（另见《鲁斋学案》。）

（李、赵学侣。） （儿子）郁

张邦直（见上文《滏水门人》。）

王郁

董文甫 （儿子）安仁

（滏水同调。）

屏山鸣道集说略序录

祖望谨按：关中、洛阳沦陷于完颜氏之手，百年间听不到学术正统的声音，这真是令人叹息啊！李屏山以雄健的文章却沉溺于异端邪说，敢于说出无所忌惮的话，将涑水（司马光）以来大儒的著作，任凭他狂放之舌肆意抨击，令人齿冷。然而也不必与他辩论，只是略举其大旨，让后世学者看到而嗤笑他。当时河北的正统学术即将兴起，如果没有狂风怪雾，就无法显现出皎洁日光的明亮。因此撰写《屏山鸣道集说略》。（梓材按：这一卷与上面两卷，都是谢山（全祖望）特意设立，用来批驳禅学者的。不称“案”而称“略”，大概是表示将其排除在外的意思。）王苏余派

翰林学士李屏山先生纯甫

李纯甫，字之纯，别号屏山居士，宏州襄阴人。祖父李安上，曾考中西京进士第一名。父亲李釆，在益都府治中任上去世。屏山幼年聪慧异常，起初学习辞赋，喜爱《左氏春秋》，后来改学经学。考中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写文章师法庄子、列子、《左氏春秋》、《战国策》。并且喜欢谈论兵法，慷慨激昂，有经世济民之心。章宗南征时，他两次上疏预测胜负，奏疏都送到军中，后来大多如他所料。宰相和执政大臣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推荐他进入翰林院

译李屏山，恰逢元兵兴起，再次呈上万言书，援引宋朝历史作为佐证，言辞深切地切合当时时事，当权者认为他迂腐空泛而加以压制，因此没有回复。宣宗迁都汴京时，当时的宰相高琪独揽大权，提拔他担任左司都事。屏山审察到高琪必定失败，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离去。不久高琪被诛杀，屏山重新进入翰林院，接连主持科举考试。正大末年，因为选拔人才超过了新定的标准，被外放为坊州副职。还未赴任，改任京兆府判官。在汴京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屏山年轻时自负才华，认为功名唾手可得，写作《矮柏赋》，以诸葛亮、王猛自期。中年时，揣度自己的主张无法施行，更加纵酒放任，没有做官进取的意愿。得到官职还未等到考核，就归隐起来。每天与禅僧、士人交往，（梓材案：先生曾自作《屏山居士传》中有言：“一向喜欢提携后辈。”如周嗣明、张〇、李经、王權、雷渊、刘从益、宋九嘉，都称他为兄长。）吟啸歌唱，袒胸露臂，超出礼法之外，然而从未荒废读书。晚年喜好佛教，极力探究其深奥义理。自己分类整理文章，凡是论述性理以及涉及佛、道两家的称为“内稿”，其余应酬世务的文字称为“外稿”。又注解《楞严经》、《金刚经》、《老子》、《庄子》，以及《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称“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有数十万言。（参见史传。）

译谢山在《跋鸣道集说》中说：“屏山的《鸣道集说》，汪钝翁已经驳斥得很详细了。（云濠按：《汪尧峰文钞》中《鸣道集说序》说：‘他的学说根基于性命之理，却加以变幻诡谲的手法，大略认为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大道将分裂，所以尊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周以及佛如来为五圣人，而推崇老子、庄子、佛教的言论，认为它们能够契合我们孔、孟的思想。又推崇唐代的李习之、宋代的王安石父子、苏轼兄弟，认为他们能够暗中援引老子、庄子、佛教的言论，来证明我们孔、孟诸书的道理。于是发出雄辩怪异的言辞，委曲疏通他的见解，而探究其旨趣，往往归结到佛教。凡是宋代儒者辟佛的，都遭到他大肆抨击，从司马光以下，直到程颐、朱熹，没有能幸免的。’又说：‘大概自唐、宋以来，士大夫逐渐浸染佛教之学，借以附会经传，粉饰儒家学说的人，偶尔也有，但还没有像屏山这样纵横捭阖、敢于违背圣人规矩的。为什么维护佛教如此真诚，而剪除我们儒者的羽翼如此严厉且有力呢？其流弊，比起荀子说人性恶、墨子论短丧，恐怕更加严重。’）偶然读到湛然居士所作的序，说屏山二十九岁时阅读《复性书》，知道李习之也是二十九岁时，参访药山禅师后退出，于是发愤参访万松禅师，写了这本书。唉！屏山历数诋毁诸儒，以恣意发挥他的学说，自我成佛就够了，何必援引古人来自重呢？李习之决不是谄媚佛教的人，即使他的言论间有不纯粹之处，也不过是学问的小瑕疵罢了。佛教徒竟然为此造出这种说法来诬蔑他，而屏山援引它作为例子，真可让人一笑。」

又在《跋雪庭西舍记》中说：“屏山是金代的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先生，但如今都不传，只有《永乐大典》中有他的文集。屏山援引儒学进入佛教，推崇佛教附会儒学，既然已经决堤排浪，不足为怪。他所著的《鸣道集说》一书，自周敦颐、程颢、程颐以来，无不遭到他的抨击。最近见到他为《雪庭西舍记》刻写的石本，还是这种说法。他引用陈傅良的《读史管见》，认为陈傅良《崇正辩》之作，满纸都是骂破戒的话，而实际上内心却折服于老子、佛教。唉！屏山谄媚佛教罢了，又何必要取古人来罗织罪名呢！”

《鸣道集说》

学者内部有三种弊病，外部有四种祸害。什么叫三种弊病？见识凿空穿凿而成为贼害，气质凭恃而变得亢奋，才华放荡而变得浮躁。什么叫四种祸害？学问封闭而变得堵塞，辩论喧哗而变得疑惑，文辞甘美而变得狂妄，名声禁锢而变得僵死。

（云濠谨按：汪钝翁说：“这一条深深切中学者的弊病。”所以录下它。）

自庄周以后，只有王绩、元结、郑厚和我，有时谈论儒、释的异同，众人环绕攻击，都不能使我屈服。

中国的书籍，不及西方的书籍。

学问达到佛教，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伊川等儒者，虽然号称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之心学，但都是窃取我们佛教的书籍。

（梓材谨按：刘祁《归潜志》说：“屏山因此大为诸儒所攻击。”又按：屏山作《重修面壁记》，说：“佛教说那些著而成书的，清凉大师得到它来疏解《华严经》，圭峰大师得到它来钞写《圆觉经》，无尽居士得到它来解释《法华经》，苏辙得到它来解释《老子》，吉甫得到它来注解《庄子》，李翱得到它来论述《中庸》，王安石父子得到它来讨论《周易》，程颐兄弟得到它来训释《诗》、《书》，吕祖谦得到它来议论《左氏春秋》，张九成得到它来说解《论语》、《孟子》，使得圣人之道不堕入寂灭，不死于虚无，不束缚于形器，互为表里，如同符券相合。”看这些，那么屏山所谓的“内稿”，可以窥见，真是所谓肆无忌惮的言论。

◆屏山讲友

资善大夫赵滏水先生秉文

赵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先生，滏阳人。幼年聪慧，二十岁考中进士，调任安塞主簿。历任官职至同知制诰，因言事获罪被免。起用为北京路转运判官。泰和初年，改任户部主事，升任翰林修撰。出任宁边刺史，改任平定州。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声誉。入朝任兵部郎中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谈论天象变异，当权者愤怒认为是妖言，奏章不能送达。贞佑初年，请求守卫残破的一州，皇上认为先生“是资深儒者应当在身边”，不许，于是任命为侍讲转任侍读。兴定年间，拜为礼部尚书，知集贤院。退休，虽然已经在家，朝廷恩遇如故。先生也愿开诚布公，进献《无逸直解》、《贞观政要》。天兴改元，京城戒严，皇上命先生撰写檄文，士气为之振奋。这年夏天，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云濠按：史传与墓志铭相符。《归潜志》作七十三岁，错误。）积官至资善大夫，封天水郡开国公。元好问为其墓作志，称他“不被利欲所迷惑，不沉溺于流俗，慨然以仁义道德性命为己任，所以他的文章辨析义理，极尽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喜欢观察佛、老之说，以穷究其指归，然而晚年自

译编纂诗文，凡是涉及两家的，〇不予收录，而是以中和诚等诸说置于文集之首，以此比拟韩愈、程颢，则仍有扶持教化、传承古道的意思。」所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解》一卷、删辑《论语解》、《孟子解》各十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资暇录》十五卷，诗文名为《滏水集》的，前后共三十卷。（参见《元遗山集》。云濠按：《滏水集》二十卷，另有十卷，则是其外集。）

译（梓材谨按：庐氏所藏的原稿底本，谢山原本为滏水另立学案，但百卷本的《序录》中没有收录，大概已经归并到屏山之后了。）

滏水文集

所谓道，是指什么呢？是总括精妙的本体而言的。所谓教，是指什么呢？是用来显示道的。传达道就叫做教，教有方内（儒家）的，有方外（佛道）的，但道本身是不可以用内外来区分的，说内外的人，是出于人情的私见。圣人用来阐明道的本体，穷尽事理、尽人性，谈论的是形而上的内容。圣人用来阐明道的功用，开发万物、成就事务，谈论的是形而下的内容。因此，谈论道的时候，没有彼此之分，没有大小之别，具备万物之理，贯通百家之说，圣人不将道据为己有，难道道会偏私于圣人吗？谈论教的时候，有正统的，有偏颇的，有大的，有小的，开启百代圣人，贯通万世，圣人不超出大中至正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会超出圣人吗？这是我们圣人独有的。仁，就是爱人；义，就是适宜；礼，就是体现；智，就是知晓；信，就是真诚。天下通行的道有五种，说的就是这些。五常的名目是指什么呢？这不是孔子的原话。孟子讲四端而没有提到信，虽然兼讲了五者的实质，但主要是以仁义来论述的，当时还没有五常的名目。汉代儒者认为天下通行的道没有比这五种更大的，天下人因此认同他们。扬雄讲五事，联系到道德仁义信，这是为了批驳老子而说的。韩愈以仁义为确定的名目，以道德为虚设的位置，这是为了批驳佛教而说的。他们的言论各自有恰当之处罢了。然而自从韩愈讲仁义而不提道德，王安石因此有了道德性命的学说。然而学习韩愈而未能达到境界，还不失为儒者；学习王安石而未能达到境界，其弊端必定会流于佛、老，进而演变为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性命的学说，本来就是圣人很少谈论的。探求这种学说而不得，失之于宽缓而不切实际，那么督责的法术就会盛行，这就是老子、庄子之后，之所以流变为申不害、韩非的原因吧！过于仁爱，是佛、老的教化；过于义理，是申、韩的法术；仁义结合才是孔子。孟子坚守先王之道，荀卿效法后王之法，荀、孟结合才是孔子。（《原教》。）

祖望谨按：总、妙、体这三个字，便夹杂了佛、老的意味了。

关于性的学说，很难说清楚。用什么来证明呢？上等的，夹杂佛、老来谈论；下等的，兼杂情与才来谈论。佛教则灭除情欲以回归本性，道家则归根以复归天命，这不是我所认为的性之中和。荀卿说“人性恶”，扬雄说人性善恶混杂，他们说的是情。韩愈说性有上中下三等，他讲的是才，都不是性的根本。《礼记》说：“人生下来是安静的，这是天的本性。”又说：“中，是天下的根本。”这是指性的本体。当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的私念，纯粹是天理罢了，所以说“天命之谓性”。孟子又在“中”的基础上提出性善的学说，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师承子思，这与曾子、子思所传授的不同吗？回答说：“不，不是这样。这四端是含藏而未发动的，发动了就显现出来了。好比草木萌芽，那茁壮而出的必定是直的，偶尔有不直的，是被外物阻碍罢了。只有大人能不失去赤子之心，这就是顺着本性而行，所以叫做道。人欲战胜天理已经很久了，一旦想要恢复天理的真纯，不也很难吗！所以应当致力于学习以获取知识，先明白义理的辨别，使每一个字、每一件事，都在我心中清晰明了，长期习练观察，天理日益明朗，人伪日益消减，大概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所以圣人修养道来教化天下，使他们遏制人欲，保存天理，这就是修道之谓教。孟子之后，没有得到传承，只有周、程两位先生，继承千古绝学，发掘前圣的奥秘，教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去探求，以在不见不闻时保持戒慎恐惧作为入道的关键，这是前圣所未达到的，最为优秀！他们的门徒于是认为韩愈、欧阳修等儒者不懂得道，这是喜欢夸大其辞的说法。后世儒者扶持教化，得到圣贤学说一部分的人很多，假使董仲舒、扬雄、文中子等人游历于圣人的门下，那么他们就是子游、子夏了。假使这些儒者没有见到传注的学问，难道能立刻超过毛亨、郑玄吗！听闻道有深浅，顺应时势有先后罢了。”有人说：“韩愈、欧阳修的学问失之于浅，苏氏的学问失之于杂，如果不纯粹怎么办？”回答说：“欧阳修、苏轼长于经世济用的变通，如果遵循常规，自然应当归属于周、程。”有人说：“中庸的学问，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然后才写成书，为什么不明确地告诉众弟子呢？”回答说：“《诗》、《书》、执礼，都是雅言。雅言，就是说平常所说的话罢了。至于天道性命，是圣人难以言说的，况且《易经》这一部经，孔子晚年才喜欢它，大概是谨慎言语的缘故。孟子不讲《易经》。荀卿说：‘开始做士人，最终读《礼》。’当时不曾讲《易经》。后世还说孟子不讲《易经》，所以深入言说。圣人在寻常日用之中，所说的无非是性与天道，所以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只是门弟子中有不知道的，等到子贡说：‘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子贡听闻一贯之道之后，大概就知道了，然而也还没有

译曾经认为追求高深玄远的道理才是有所得。自从王氏的学问兴起以来，士大夫们不谈道德性命就不开口，却不知道笃实厚道、努力践行的实质，其弊端以至于将世俗教化视为庸俗之学；而道学的弊端，也有以“中”作为正位、以“仁”作为种性，从而流变为佛家、道家之学而不自知，其弊端反而比传注之学更严重，这又是不可不认识的。况且中庸之道是什么道呢？是天道，是广大中正之道。礼、典、德、刑，并非人为的私意，况且你把它看作外在的，这是另外有所谓的性与天道吗？我担心那些贪慕高深玄远、空谈无所得的人，即使圣人的学问如同天道般高远，也必定要从近处开始，那么从哪里入手呢？回答说：慎独。

译祖望谨按：这一章评判得最为公允，详尽地概括了宋代儒者的得失。

苏黄门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叫做‘中’，这就是六祖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发动后都符合节度叫做‘和’，这就是六度万行的意思。”蓝田吕氏说：“寂然不动，是‘中’；赤子之心，也是‘中’。”伊川又说：“性与天道，就是‘中’。”如果按照这些说法，‘和’固然可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了。但像‘不思善、不思恶’、‘寂然不动’、‘赤子之心’称为‘中’，果真可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吗？又说‘性与天道，就是中’，为何不说‘喜怒哀乐未发’叫做性与道呢？或许有人会说万物之中都有‘中’。且不要模糊不清地谈论，请指着眼前的一件东西说明，什么才是‘中’？（就像‘权衡也是中’这类说法。）怎么能混杂佛家、道家的说法来谈论，从而阐明圣人所说的‘中’呢？有人说：‘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叫做中。’这四种情况都是已经发动而符合节度的，说这是中庸之道可以，说这是‘大中’则不可以。如果这样，那么‘寂然不动’、‘赤子之心’，都是中正吗？不是吗？

试着论述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倾斜叫做中，中，是天下的正理。不偏、不倚、正理，似乎涉及喜怒哀乐已经发动而符合节度的情况，然而在未发动之前，难道也脱离了这个吗！学者固然不可在气、形、质尚未分化之前（这是老子的观点），胞胎尚未具备之际（这是佛家的观点）去寻求，只应在日常日用中试着体会喜怒哀乐未发动时，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此心尚未显现，不能说它有；但必然有事理存在，不能说它无。果真是喜吗？果真是怒吗？喜怒尚且不可得，哪里还有过分与不及呢？亭亭当当，至公至正，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不偏倚于任何一物，像这样不称为‘中’，又将用什么来形容这个理呢？等到它发动在人伦事物之间，喜不过分，喜其所当喜；怒不过分，怒其所当怒，只是遵循本性固有的‘中’罢了。其中不符合节度的，是人欲混杂其中的缘故。那么，‘中’是‘和’未发动的状态；‘和’是‘中’已发动的状态。‘中’是‘和’的本体，‘和’是‘中’的作用，并非有两个东西，纯粹是天理罢了。所以说，天命叫做性，这就是‘中’的意思；遵循本性叫做道，这就是‘和’的意思。之所以不直接称为性与道，是因为‘中’是因没有过分与不及而确立的名称，所说的‘中’，是用来形容道与性的，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罢了。怎么知道它是天理呢？如今天地的化育，日月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四季不相替代，五行不相推让，没有一处不是‘中’。盛夏极热，以至于熔化金属，而夏至时一阴已经产生；隆冬极寒，以至于冻结大海，而冬至时一阳已经萌生，难道不是‘中’吗？圣人用来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所宜，经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重大伦理，不也是‘和’吗？由此天地得以安顿，万物得以养育，这就是圣人达到中和的道理。’问：‘那么，‘中’固然是天道，‘和’是人道吗？’答：‘天与人交互拥有。乾道的变化，各自正定性命，是‘中’；保持和谐的大和从而利于贞正，是‘和’。百姓承受天地的‘中’而生存，是‘中’；有能力的人用福泽来涵养，是‘和’。’问：‘那么，‘寂然不动’、‘赤子之心’，不是‘中’吗？’答：‘都是。正当喜怒哀乐未发动之时，不偏不倚，不是寂然不动又是什么？纯一无为，不是赤子之心又是什么？只是所从论述的角度不同罢了。但苏黄门说‘不思善、不思恶’，以及李习之‘灭除情感以回归本性，接近于寒灰槁木’，是混杂佛家而言的。’问：‘佛、老的说法都不对吗？’答：‘不是这个意思。天下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世人皆知；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人们却没有深思。道只有一个，而教化有别，有无为虚无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断也不常，不有也不无，这是释氏所说的‘中’。（《中论》有五百问。）彼此找不到对应的偶对，叫做道的枢纽，枢纽开始处于环中，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是老、庄所说的‘中’，并非我们圣人所说的大中之道。所谓大中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尚书》说：‘执守其中。’《易传》说：‘《易》有太极，极，就是中。’这不是前面所说的佛、老的中。况且即使是圣人，喜怒哀乐也有所不免，只是符合节度罢了，并非灭除情感的意思。安顿天地，养育万物，并非脱离化育、背离人伦的意思。那么圣人所说的中，是为了有所作为，从本体上说叫做不动，从纯一上说叫做赤子，从禀受上说叫做性，从共同遵循上说叫做道，从修养上说叫做教，从不变易上说叫做庸，从无妄上说叫做诚。中就是和，和就是中，其终极只是一个罢了。’（以上出自《中说》。）

所谓道，是指什么呢？不是太高深难以实行的道。如今清虚寂灭的道，绝世离伦，不切合日常应用，或许实行，或许不实行，都无所谓。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重大伦理

译可分离吗？所以说：“可以分离的就不是道。”那用来践行道的，就是“诚”。诚从不自欺开始，因此应当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保持戒慎恐惧，这是用来培养诚的方法；而诚又由学习开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五者，是学习诚的方法，所以说：“不能明晓善道，就不能在身心中做到诚。”圣人又担心人们好高骛远、空谈无获，便指着近处来开导他们，说：“不自欺，要从对待妻子儿女开始。”自身不践行道，就无法在妻子儿女中推行。让自身在家中践行道，从家推广到国，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不因高远而惊骇，不因奇特而迷惑，不分精粗大小之别，只是一心做到不自欺罢了，这就是达到诚的方法。不自欺就完全做到了诚吗？回答说：“还没有。没有虚妄叫做诚，不自欺只是次一等的。如今雷刚开始发声，冬眠的昆虫振奋，萌芽的植物通达，就像母鸟啄壳与雏鸟破壳相互感应，没有先后之分，等到十月打雷，万物就不再与之相应了，所以说：‘天下雷行，万物顺应无妄。’如果伏羲穿唐尧虞舜的衣裳，文王制定周公的礼乐，那也是虚妄的。”没有虚妄就完全做到了诚吗？回答说：“也还没有。没有停息叫做诚。天一天一夜运转三百六十五度，从古至今，未曾稍有停息。天不曾一年误过万物，圣人不曾一息违背天道。像颜回三月不违背仁德，他与文王纯粹不已相比，还是有间断的。天会有间断吗？”没有停息就完全做到了诚吗？回答说：“也还没有。辅助化育万物叫做诚。圣人竭尽心力以知晓本性，竭尽本性以穷尽万物之性。德行达到天，则鸢飞至天；德行达到地，则鱼跃于渊。上达天际，下盘大地，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这就是成就自己又成就万物，融合内外的道理。”这样可以完全做到诚了吗？回答说：“到了极致！但仍未完全。见到就恭敬，说话就守信，行动就变化，行事就成功，这还有言语行动的规律在其中。至于不行动而能变化，不做事而能成功，不发怒而有威严，这是神妙。不说话而能取信，这是天道。上天的运行，无声无息，这是文王的德行，也是孔子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译《易经》说“天尊地卑”，《尚书》说“天秩天叙”，《春秋》记载“天王”，《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这些都表明此道出自于天，都是《中庸》所说的“庸”。孟子说“经正则庶民兴”，这是孟子从子思那里传承下来的。经就是庸，是百世常行的道，不过是亲亲、长长、尊贤、贵贵罢了。而有亲亲的等级，尊贤的差别，又在于时中罢了。这就是权变用来应对时势变化的原因，吕氏论述得很详细。（见《中庸解》。）譬如五谷必定可以疗饥，药石必定可以治病，现在玉山的禾苗，八琼的丹药，虽然美好，果真可以疗饥吗？果真可以治病吗？那么那些太高深而难以实行的言论，其不能经世致用，也就明白了。那些不及的，就像吃糠饼而不具备五谷的美味一样。所以接舆的狂放，长沮、桀溺的狷介，陈仲子的廉洁，子张、子夏的过与不及，高柴的过度哀伤，宰我的缩短丧期，管仲的奢侈，晏婴的节俭，以及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狭隘与不恭敬，都不是庸。那么，伯夷、叔齐难道不对吗？圣人有时清高，清高到了狭隘，就不是庸了；有时和顺，和顺到了不恭敬，就不是庸了，其关键不过在于中罢了！（《庸说》。）

圣人并非没有喜悦，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就是如此；并非没有愤怒，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就是如此；并非没有悲哀，哀而不伤就是如此；并非没有快乐，乐而不淫就是如此。谁知道那极致的喜悦没有喜悦，天地变化草木繁茂，是圣人的极致喜悦；极致的愤怒没有愤怒，鼓动雷霆，是圣人的极致愤怒；极致的悲哀没有悲哀，寒暑不按时令则生病，风雨不节制则饥饿，是圣人的极致悲哀；极致的快乐没有快乐，鸢飞鱼跃，是圣人的极致快乐。又谁知道那乐天知命，是悲哀的最大表现；穷理尽性，是快乐的极致表现。那么，举用八元不是喜悦，诛杀四凶不是愤怒，向天号哭不是悲哀，穿着锦衣弹琴不是快乐，只是合乎理罢了，合乎理就是常道。为什么称之为和呢？大概和，是因为喜怒哀乐而命名的。譬如阳气并入阴气则喜悦，阴气辅助阳气则愤怒，这也是二气失去和谐。圣人的心，无私像天地，喜怒哀乐贯通四时，和气冲融于上下之间，那么天地怎能不安定其位？万物怎能不养育？四时怎能不到来？这就是和所达到的效果！（《和说》。）

《祖望》谨按：建炎年间南渡，学术正统也随之迁移，完颜氏一代，于是就没有人了。元好问说：“建国初年的经学，继承金陵的余波，〇可知已。晚年才得到滏水。”我起初读他的论学各篇，所得虽然浅薄，但知道所趋向的方向，大概是因文见道的人，他也是韩愈、欧阳修一类的人吗？等到读他论米芾临终事而怀疑他，那么他仍然是谄媚佛教的人。等到取《归潜志》考证，才知道滏水本来学佛，而袭用儒家，他看待李屏山，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罢了。虽然如此，他还知道畏惧名教的约束，那么终究不能与李屏山同等看待。刘从益、宋九嘉能够排斥佛教，可以说是豪杰之士，只是他们的书没有流传下来。董文甫，也是滏水之下的人，都附载在这里，姑且在晦暗之中保存一线光明罢了。

◆李赵学侣

御史刘蓬门先生从益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担任御史，因言论获罪被罢免。金朝南渡后，寄居淮阳。最被滏水、屏山看重。擅长诗文，滏水随即推荐他进入翰林院说：“我将老了而得到这位先生，有后继有人寄托的希望了。”然而尤其喜欢他的政事，说：“官业应当为本朝第一。”滏水颇想挽留先生学佛，先生不肯，曾经写诗戏谑屏山说：“谈言正自伯阳孙，佞佛真成次律师身。毕竟诸儒攀不去，可怜饶舌费精神。”屏山笑着不以为忤。著有《蓬门集》。儿子刘祁。

◆滏水同调

治中董无事先生文甫（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国华，潞州人。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担任司直，后来担任河南府治中。醇厚谨慎笃实，循循善诱当道，不喜欢高远奇异。对于《六经》、《论语》、《孟子》的书，一章一句，都深思而有心得，必定以力行为事，不徒然诵读解说罢了。他所写的文章，也都是论道的居多。晚年，自称无事老人，然而稍参杂老、佛两家。临终，预先知道死期，斋戒沐浴而逝，当时人觉得奇异。儿子安仁，传承他的学问。

◆屏山门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渊

雷渊，字希颜，浑源人。幼年丧父，以孤童身份进入太学，读书昼夜不停，虽然非常贫穷，不放在心上。跟随李屏山游学，于是知名。不久考中高等，官至监察御史，弹劾不回避权贵大臣。（参《归潜志》。）

（云濠谨按：先生别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云濠案：《归潜志》说：“跟随屏山游学。”元氏《屏山传》也说：“李经、宋九嘉都跟随他游学。”）文章有奇气

译（他）效法宋祁，与雷渊、李经齐名。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至右巡院使，进入翰林院。先生所经历的仕途，风采卓著，因不肯巴结权贵，屡次受挫。晚年患上风疾，遭遇战乱后北归，在途中因病去世，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他生性不喜欢佛教，虽然与屏山因文章而意气相投，但时常与他争论。在关中有位叫杨奂的人，去参加科举考试，写信给屏山推荐他说：“杨郎是位优秀的人才，去拜见兄长时，千万不要用佛、道之说去迷惑他。”

译（云濠案：知不足斋校勘《归潜志》说：“这三句话似乎有脱漏或错误。”）李屏山拿出他的书给人看，人们有的以此取笑，有的认为他是刚直坚守道义、不随波逐流的士人。

（梓材谨案：《金史》中先生的本传记载：“年轻时游学太学，以擅长写赋闻名。长大后跟随李纯甫读书。”又记载他“死于癸巳年的战乱”。）

太学张先生〇

张〇，字伯玉，许州人，是转运使张伯英的弟弟。刚进入太学时，就很有名声。跟随李屏山交游，高雅崇尚气节，有侠义之风，不肯屈居人下。两次科举考试都没有中第，于是放弃科举。（参考《归潜志》。）

州倅李先生经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年少时就有非凡的才能，进入太学学习。李屏山看到他的诗，在各位公卿中极力称赞。两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便拂袖归乡。（同上。）

（梓材谨案：《金史》中先生的本传说：“朝廷商议凭借他的武功任命他为州副职，后来不知他的下落。”）

王先生权

王权，字士衡，真定人，又名叫之奇。跟随李屏山交游，李屏山称赞他。为人洒脱不拘，学识广博，无所不读。（同上。）

张谷英，字仲杰，赵州人。在经义考试中取得高等第。跟随李屏山等公卿交游，写文章以数量多为胜。曾经担任南顿县令。从军数年，后入朝担任省掾、大理司直。自号无着道人。（同上。）

◆雷宋同调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是名士周德卿的侄子。先生为人有学问，擅长议论，自号放翁。李屏山曾为他作《真赞》，他与雷、宋、张、李等人不相上下。（同上。）

（梓材谨案：先生曾经担任涑水县主簿。）

◆滏水门人

翰林张先生邦直

张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年少时擅长词赋，曾经考中进士第一名。平阳南渡后，担任国史院编修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在翰林院任职五六年。也跟随赵闲闲交游。性格朴实淡泊，爱好学习，尤其擅长谈论，人们都喜爱他。赵闲闲原本注解《太玄》，先生曾说自己在关中亲自受教于他，罗子明因此与他一起讲论辩难了很久。不久遭遇母亲丧事，离开翰林院居住在南京。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他收取的学费只用来买书。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糙的食物，虽然做官，却像贫穷的士人一样。同年如雷、宋等人，都凭借声名意气互相夸耀，先生唯独恬淡退让，以学习为乐。正大初年，刘蓬门进入翰林院，先生跟随他交游。后来刘蓬门去世，先生有挽诗被各位公卿称赞。（同上。）

◆蓬门家学

进士刘神川先生祁

刘祁，字京叔，是御史刘从益的儿子。以文章与元裕之齐名，也受到滏水等公卿的赏识。继承父亲的学问，终身不谈佛教。《归潜志》就是他的作品。

（云濠谨案：《归潜志》共十四卷，以他所居住的堂名命名。谢山《鲒琦亭集外编》中有《读归潜志》，其中的议论与元遗山互相推委撰写崔立碑之事。）

（梓材谨案：先生所著还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年轻时考进士，没有中第。后来在南京考中第一名。去世时四十八岁。见《王秋涧集》。）

御史刘归愚先生郁

刘郁，字文季，是御史刘从益的次子，也是名士。中统元年，开始建立中书省，征召他担任左右司都事。

外放担任新河县尹，被召回任命为监察御史。擅长写文章，工于书法，别号归愚。去世时六十一岁。（参考《王秋涧集》。）

◆蓬门门人

翰林张先生邦直（见上文《滏水门人》。）

隐君王先生郁

王郁，字飞伯，起初名叫青雄，是大兴府人。年少时居住在钓台。家中一向富裕，财产累积千金，遭遇战乱，财产几乎散尽，先生完全不放在心上，发愤读书。当时，学者只从事科举应试文章，先生写文章一扫积弊，专门效法古人。最早被麻征君九畴赏识，后来潜心著述，不曾轻易求人知晓。离开钓台，漫游四方。又移居隐居在陉山，深入思考古代学问。正大五年，游历京师。第二年，因两科进士考试都没有中第，向西游历洛阳，纵情于诗酒，尽享山水之乐。先生平日喜欢议论，崇尚气节，自认为是儒家中的侠士。他论及学问，认为孔子之学能兼融佛、老，佛、老对世间有害，然而有从事孔子之学之心的人，学者只能空谈，而不能践行，即使想要践行，又都固执于一隅，不能周全〇。所以他曾经想要著书，推明孔子之学的本心。又分别论述言与行的不同，以消除学者的郁结。他论及经学，认为宋代儒者的见解最高，虽然都嘲笑东汉的传注，但今人只知道沿袭前人，不敢质疑，致使天然的智慧见识不具备，而经世致用的实用不宏大，比起东汉的传注更为严重。他也想要著书，专门与宋代儒者商讨订正。他论及写文章，认为近代文章被习俗所侵蚀，不能立刻洗去其陋习，如果没有绝世之人，奋然以古代作者自任，不能振兴斯文。所以他曾经想要写文章，取韩愈、柳宗元的文辞，程颐、张载的道理，合而为一，才能穷尽天下的奥妙。他论及诗歌，认为世人都知道作诗，而

译未曾有懂得学习诗歌的人，所以他们的诗都不值得观看；学习诗歌应当从《诗经》三百篇开始，其次是《离骚》、汉魏六朝诗以及唐诗，超过这些的都不予讨论，大概是因为它们尖刻、迟缓、浮泛、杂乱，没有复古的体裁。所以先生的诗，必定追求尽得古人的长处，削去后人的短处。他论及出仕与隐居，认为做官本来是为了实现志向，推行自己知道的理念，来救济百姓，如果进用而不能施行，不如隐居高处修养蒙昧，践行道义自我安适，不被世俗罗网所束缚，颇为推崇李白作为准则。先生受知遇最深的人，有樗轩完颜〇、闲闲赵秉文，以及刘从益、李献能、王若虚、麻久畴、史学优、程震、宋九嘉等人；与他交游最久的人，有李汾、元好问、杜仁杰、雷琯、刘源、杨奂、刘郁等公卿；至于心灵契合的朋友，只有李冶、刘祁二人罢了。八年，先生再次来到京师。十二月，遭遇兵祸，京城被围困，先生上书陈述政事，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年四月，围困稍微解除。五月，先生独自挺身而出，远远隐居到名山之中，不知最终下落。（参见《归潜志》。）

译（梓材谨按：神川在《归潜志》中又说：“正大初年，我的父亲任叶县令，飞伯拿着各位先生的书信来投奔，父亲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异，将他安置在门下，于是与我结为朋友。”由此可见，先生可以称为刘氏的门人。又按：《金史》先生本传记载他“挺身而出突围，被士兵抓获”，又说“他径直前行毫无防备，被部下忌恨，因而被杀”云云。）

◆雷氏家学（屏山再传）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彦正，是修撰雷渊的儿子。他幼年丧父，勤奋好学，以文章闻名。中统初年，担任监察御史，首先以端正君主的心意、端正朝廷百官为进言内容。多次升迁后担任江南浙西道按察使，退休。后被征召任命为集贤学士。去世，谥号文穆。（参考《姓谱》。）

◆周氏门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台人。在金朝大安年间，考中经童科第二名。接受官职后，又跟随常山周晦之先生学习。壬辰年，躲避战乱到达许昌，许昌人尊他为老师，出自他门下的学生前后有几百人。先生为人，和乐宽厚，与人交谈，一定以忠信为根本；对待朋友有礼貌，所结交的朋友，有的已经去世很久，逢年过节仍去慰问其家人，如同朋友还活着一样；邻居有丧事或疾病，都亲自救助慰问，不分贵贱，许昌人因此受到感化。八十岁去世。（参考《道园学古录》。）

◆神川门人（蓬门再传）

文忠郝陵川先生经（另见《鲁斋学案》。）

◆王氏门人（放翁再传）

刘先生世安

张先生居礼（合传）

郝先生守宁（合传）

刘世安、张居礼、郝守宁，都是许昌人王仲元的门人。王仲元去世后，葬在姚范村，而（他们）私下时常祭祀他。（参考《道园学古录》。）

附龙汝霖跋

《宋元学案》一百卷，道光戊戌年在浙江刊印，后来遭遇夷乱，书版被毁。道州何氏在北京重刊，随即又遭火灾。浙江版后来虽然再次刊印，但秘藏在慈溪冯氏家中，世间很少流传购买。去年儿子龙璋赴京赶考，我让他寻求此书，最终也没有得到。我年少时秉承父亲的教诲，信服并践行性理之学。私下思考，宋元以来，像闽学、洛学等儒家学派，还有专门的书籍，至于其余各位老儒，在简陋的门庭中默默修养，怀抱遗珠，订正坠失，他们精卓坚苦的成就，实在有不朽的事业，但生前不求闻名，死后没有党羽援助，只依靠黄氏这部书，搜集百分之一的内容，来传述他们的心得，却一再遭遇灾祸，遗书不能昌盛，难道没有担心道统坠落的恐惧吗！

志同道合的君子杨石泉中丞、龚云浦军门、吳诚斋方伯、苏子溪军门、儲鹤翘都转、黄云岑都转、朱宇廉访，张力臣方伯、黄子寿方伯，陶少云廉访，出资若干金钱，不足的部分由我补充，于是选取李仲云都转所收藏的何氏版本，委托王豫、胡子彝、子政分别负责校对，翻刻流传。希望借此阐发道术，甄别收录遗贤，等待后世有志于学习的人。

这本书之外，还有鄞县王氏的《补遗》一百卷，来不及刊行，何氏求得后，与所刊刻的书版一起焚毁。如果海内藏书家如果有副本，刻印附在这部书之后流传，那就更符合黄氏的志向了。

光绪己卯年七月十五日，龙汝霖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