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廌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1/3）

译宣州任满后，先生也请求外放，担任齐州签判。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调任泉州。徽宗即位，提拔为监察御史。外出任和州知州，一年多后，主管祠禄。后来任汉阳军知军，再次请求主管祠禄。后来任舒州知州，又任濠州知州。罢官回家，家住在历阳。宣和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先生天性聪颖，有处理繁难政务的才能。当时朝廷修建奉祠馆，百姓困苦于征发调遣，所到之处动荡不安。先生历任数个郡守，处理起来从容不迫，百姓不劳累而事务得以完成。所著有《易说》、《诗二南义解》、《中庸义解》、《论语孟子杂解》各一卷。（云按：《杨龟山集》中有先生的墓志，称除了《易说》等书外，还有《廌山集》十卷，考证《年谱》也相符，但久已没有完整版本。世间流传的，是搜集各书，合编为四卷。）

译廌山遗文

《易经》这部书，包罗万象，而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顺应人的本性与天命罢了。阴阳的消长，刚柔的进退，仁义的兴衰，天地人三才的大道，都源于《易经》而会归于天理。人所遭遇的是时势，所依托的是道义，所达到的是功用，懂得这三者，天下的道理就明白了。这道理，向上体现在天文上，向下体现在地理上，中间隐含在人的心中。然而百姓迷惑已久，不能自己领悟，在利害的领域中盲目行动，而不知道崇尚什么。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这就是《易经》之所以创作的原因。伏羲画卦象而八卦形成，文王重卦而六爻具备，周公为之系辞，孔子阐释其义理。从伏羲到孔子，《易经》的书就没有遗漏任何深意了。大概是要引导天下人走上中正的道路，而关键在于适应时势的适宜举措。安居时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而玩味占卜，用来研究内心则思虑精微，用来应对事物则事业成功，上天且会帮助，人们且会赞同，哪里还会有凶险灾祸呢！所以说：“这是兴起神妙的器物，以指导百姓的使用。”又说：“依据阴阳二气来辅助百姓的行为。”这是四位君子（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用心之处。（《孙莘老易传序》。）

（梓材谨按：谢山《序录》说“从各书中搜得他的精粹言论之一二”，知道这本书的原稿必定有《廌山粹言》，而现在失传了。暂且收录他的遗文一条。）

附录

游酢初出仕时，县里有疑难案件，十多年没有判决。游酢代理县政，一问就查清了实情并释放了当事人，干练得像老成的官吏一样，人们佩服他的明察。（云濠按：这条是杨文靖说的话。）

程颐说：游酢不是昔日的游酢了，他本来资质颖悟，性情温厚。又说：游酢读《西铭》，已经能不违背心意。如果在言语之外能确立一种意旨，就能说道中庸了。

又说：游酢、杨时先前都学过禅，已经知道向内寻求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来到这里，却恐怕他们不会改变。

游酢问谢良佐说：“先生对于外物，一切都能放下吗？”谢良佐对胡安国说：“这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提问了！”胡安国说：“怎么回答他呢？”谢良佐说：“实在向他说明，是从上面做工夫来的吗？”胡安国说：“怎么做工夫呢？”谢良佐说：“凡事必须有根。屋柱没有根，拆了就会倒。树木有根，虽然剪去枝条，不久又会发芽。比如人想要富贵，要它做什么呢？必须有用处。寻找要用处的病根，把它斩断，就没事了。”（《上蔡语录》。）

吕祖谦说：游酢后来又学了禅。大观年间，我写信问他道：“儒家认为顺应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些伦常，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佛家抛弃这些，那么凭什么达到圣人的境界呢？您既然跟随二程学习，后来又与各位禅师交往，对这两家的议论必定没有滞碍，敢问它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游酢回答说：“佛书所说的，世俗儒生也没有深入考察。往年曾听程颐说，我所攻击的是〇。然而〇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总之，这件事必须亲身到达那个境地，才能辨别它们的同异。不然，难以用口舌争论。”游酢说前辈往往没有看过佛书，所以诋毁得如此厉害，而他们用来破除外物的方法，自己却不以为然。

朱熹记载先生祠堂说：先正忠肃公与先生交往，谈笑议论，书信文章，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至今还能背诵。他从容举止之间，又能一并领会他深微的意旨，使听者恍然，好像将要再次见到那个人一样。

问游酢记载程先生的话中：“一物不包罗，不是中；一事不做，不是中；一息不存，不是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偏颇罢了。”朱熹说：“这就是这个说法中‘中’字不妥当。‘中’字的意义不是这样。他说‘偏’字，却是一偏。一偏就不周全，却不妨碍。像游酢记载这话，不亲切，不像程先生平时说话，因为他夹杂了王安石学派的思想。当时王安石学派盛行，熏染得很广。”

◆廌山讲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国（另见《武夷学案》。）

忠肃陈了斋先生瓘（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廌山门人胡、周三传。

文清吕东莱先生本中（另见《紫微学案》。）

侍郎曾先生开

曾开，字天游，是曾吉甫的哥哥。他的祖先原是赣人，迁居河南。崇宁年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跟随游酢学习，每天读《论语》，从言语中寻求道理而得不到，就反过来从内心探求。每当有所领悟，就高兴得忘记吃饭。先生天性孝顺友爱，对九族厚道，对朋友诚信。在朝廷遇事，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师友渊源，大概有所本来的原因。

录事陈先生侁

陈侁，字复之，长乐人。进士。（云濠按：先生曾担任洪州录事，死在任上。）与陈瓘交好。陈瓘被贬到岭南，先生写信祝贺他，共几千字，因此获罪。先生有志于伊洛之学，于是跟随游酢学习，得到治气养心、修身接物的要领，所以虽然因为陈瓘的缘故被谴责，也不改变他的节操。晚年让他的两个儿子与王信伯交往，所推崇的只有游酢先生。（补。）

译教授江琦先生（另见《武夷学案》。）

◆曾氏家学（胡氏、周氏传承四代。）

译知军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虚，（云濠按：谢山《学案札记》中有言“曾正中字致虚”，另一条又言“曾中节致虚”，都与此处记载不同，暂且留待考证。）他是吏部尚书曾楙的孙子。绍兴年间，他多次升迁担任南康军知军，勤勉处理各种政务，笃信仁德贤能之人。先生继承了他从祖曾天游、曾吉甫两位先生的学问，并且与吕东莱是表亲，又跟随张南轩学习。

（梓材谨按，这篇传记是从《南轩学案》移入此处，因为先生本来承袭家学。）

◆陈氏家学

讲官陈唯室先生长方

陈先生少方（二人均见于《震泽学案》。）

卷二十七 和靖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和靖学案（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和靖学案表

尹焞 吕和问 李缯 （儿子）季札（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材从子。） 吕广问

（伊川门人。） 吕本中（另立《紫微学案》。）

（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再传。） 吕稽中

吕坚中

吕弸中 （儿子）大器

（儿子）大伦

（儿子）大猷

（儿子）大同（均见于《紫微学案》。）

冯忠恕

祁宽

王时敏

刘芮（另见《元城学案》。）

徐度 林宪

陆景端 林光朝（另立《艾轩学案》。）

虞仲琳

高材 （儿子）公亮（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高选

韩元吉 （儿子）淲（另见《清江学案》。）

邢纯

程暐

蔡迨 （儿子）武子

蔡仍

徐正夫

黄循圣

沈晦

□伯充

罗靖

罗竦

（以上二人均为吕氏讲学时的朋友。）

滕恺

（节夫学侣。）

（私淑）高闶（另见《龟山学案》。）

苏（另见《吕范诸儒学案》。）

张绎

冯理（均见于《刘李诸儒学案》。）

王苹（另立《震泽学案》。）

（以上均为和靖讲学时的朋友。）

和靖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和靖尹肃公在洛学中最为晚出，但坚守其师说最为纯正。五峰认为他是程氏后起的龙象，东发认为他是不失其师传的人，确实并非过分赞誉。于是撰写《和靖学案》。（梓材按：这一卷黄氏原本中有作《和靖学案语略》，现移至和靖传后。）

◆伊川门人（胡、邵再传。）

肃公尹和靖先生焞

尹焞，字彦明，又字德充。祖父尹源字子渐，与弟弟尹洙都很有名望，世代居住在洛阳。叔父尹材也以学问品行显赫，游学于司马温公、邵康节门下。（梓材按：此处原有“温公入相，材以遗逸荐为学官康节所谓洛中三贤之一也”二十三个字，因为已在《涑水学案》中为尹材立传，故删节。）先生既然出身于世代德高望重的家庭，年少时就听闻长者的教诲。二十岁时，作为举子，通过苏季明得以拜见伊川先生。绍圣元年，科举策问中有“元佑邪党”的题目。先生说：“唉，还可以谋求官禄吗！”没有答题便退出，告诉伊川先生说：“焞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伊川先生说：“你有母亲在世。”先生回家告诉母亲陈氏，母亲说：“我知道你是以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是以俸禄奉养我。”伊川先生听说后说：“贤德的母亲啊！”大观元年，谏官范致虚攻击他是程颐的羽翼。靖康元年，先生五十五岁，种师道推荐他的学问品行可以担任讲说之职，召他到京师，赐号和靖处士，放还家乡。第二年，金兵攻陷洛阳，全家被害。先生死而复生，辗转迁徙到长安的山谷中。刘豫僭越称帝，以礼聘请先生，先生不去，夜间渡过渭水，流离颠沛到达蜀地。张浚公宣抚川、陕，将他安置在馆舍。张公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是孟子的至理名言。”先生说：“不是这样，好善优于天下，才是至理。”大概是规劝张公不要自以为是。绍兴五年，侍讲范冲公举荐先生代替自己，高宗对侍臣说：“从前召见程颐，从布衣直接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尹焞可以依照先例，命令宣抚司资助他前往行在。”先生屡次推辞不得，在伊川先生墓前设祭，才上路。他的辞表中说：“对时局有所补益，还未能做到；不辱没师门，则已做到。”到达九江时，谏官陈公辅上疏攻击程学，先生停止前进，上奏说：“焞师从程颐将近二十年，学问专一，自信甚笃。如果让焞滥竽充数位列经筵，他所阐述的，不过是听自老师的言论。舍弃所学，是欺骗君父。”当时张公入朝为相，上章再次推荐，诏令江州资助他入京觐见，先生极力推辞。高宗说：“知道你是跟随程颐学习，等待你来讲学，不敢有其他意图。”加授秘书郎。绍兴八年，任命为秘书少监

译每当去讲席的前一天，必定沐浴更衣，把要讲解的书放在案桌上，穿着朝服再次拜礼，在燕室中斋戒。学者问他原因，先生说：“我的话如果能被采纳，那么天下人就能蒙受恩惠；如果不能，就会相反。想要用所说的话感悟君主，怎么能不恭敬呢！”

有一天，高宗问先生说：“商纣王也是君主，孟子为什么称他为‘独夫’呢？”先生说：“这不是孟子的话。武王誓师时说：‘独夫纣，大肆作威。’”高宗又说：“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也可以把君主看作仇敌吗？”先生说：“这也不是孟子的话，《尚书》说：‘爱护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敌。’”

高宗对丞相赵鼎说：“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张九成，九成说：‘才德不足以成为君主，就是独夫。’不如尹焞说得明白。”

先生进献《论语》的注解，高宗又对赵鼎说：“尹焞平日所行的，完全是一部《论语》。”赵鼎说：“陛下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

高宗又问先生：“您的纯厚，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先生说：“臣只是一生不敢做过错事。”高宗笑着表示赞同。

高宗喜欢读黄山谷的诗，先生说：“这个人的诗有什么好处？陛下看它有什么用！”

不久先生请求离职，高宗对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尹焞学问渊源深厚，足以作为后学的楷模。班列中有老成持重的人，也是朝廷的气象。”

先生被任命为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仍然侍奉经筵。后来改任试大理少卿，代理礼部侍郎。

秦桧独揽相权，极力主张和议，先生上疏说不可行，又写信给秦桧，秦桧大怒。

先生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后，说：“职责在于劝讲，却没有什么阐发，应当离职，这是一。贪恋宠荣，于是改变了平素的操守，应当离职，这是二。不衡量自己的本分，言及国家大事，见识迂腐浅陋，应当离职，这是三。因病请求离职，反而获得超升，应当离职，这是四。国家典制和《礼经》规定，七十岁退休，应当离职，这是五。”

奏疏呈上后，先生被任命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升迁一级后退休。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先生在会稽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病重时，门人提到要写遗表，先生说：“我的一部《孟子解》，就是遗表。”

程颐曾说：“尹彦明将来必定在世上有所作为。”又说：“我死后能保持正道不迷失的，是尹氏的儿子。”

程门学者中，杨时和先生最后去世。

先生穷居讲学，不肯稍自贬低屈从；拱手敛足，即使是醉酒后也未曾移动别处。

在平江多年，使用的东西只有一把扇子，用完就放在架子上。

凡事严谨整齐，有常规。

一个僧人看到后说：“我不知道儒家所说的周公、孔子是怎样的，恐怕也不过如此罢了！”

先生在经筵时，常常自己感到不安，说：“只讲两行书，怎么能做得致君泽民的功业呢！”

所以急着请求离职。

然而先生在世上的作为，本来就没有完全施展。

所著有《论语》、《孟子解》。

（云濠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先生著有《孟子解》而没有《论语解》。他的门人王时敏另外编撰他的著作为《和靖集》八卷。）

译百家谨按：尹和靖在程门弟子中，天资最为愚钝，但用志最为专一。他曾自述：“我比不上张思叔。比如凡是请教问题没有理解，反复请教三四次，仍然没有收获，时间久了才有所领悟。像张思叔那样，先生刚一说，他就点头领会，往往能探求到精妙之处。然而我虽然愚钝，日后在持守方面，张思叔恐怕比不上我。”伊川先生认为他说得对。朱子说：“和靖简直是十分愚钝的人，但他只在‘敬’字上做工夫，最终能够有所成就。”又说：“和靖不看其他书籍，只是持守得好。他的《语录》中关于持守涵养的地方，格外亲切。由此可见，学问不在于多，只在于功夫专一、志向专一。”林拙斋《纪问》记载：“尹和靖先生在家时，整天恭敬严肃。家人问起饥渴饮食之事，他才应答，否则不说话。”可以想见他专心致志、静修度日的样子。后来林拙斋之后有吕东莱，陆子正之后有林艾轩，都是闻名于世的大儒。

和靖说

求学的人千万不可以把富贵当作大事！富贵是偶然得来的东西，一旦心思被它牵动，就无法做学问了。

“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所”，这是孟子在说心，不是在说性。

有一天我侍坐在伊川先生身边，请教说：“我看曾子‘三省’，不过是真诚罢了。”伊川先生说：“没想到贤者能看到这个精微之处。”孟子说三乐的地方，极值得玩味。一归于天，二归于己，三归于人。称王天下果然是在外物上。

《乡党》这一篇，门人弟子写出了一个圣人的德行仪容，求学的人应当潜心研读。

《中庸》从“仲尼祖述”以下，到“无声无臭，至矣”，说的是孔子的大。《乡党》一篇，从头到尾说的是孔子的小；子思说：“天地广大，人还有遗憾。所以君子说大，天下没有能承载的；说小，天下没有能分割的。《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说的是上下明察。”

（梓材谨按：这条与《乡党》云云，原本是一条，现在分为两条。）

我过去在涪陵千佛寺居住，题匾坐处为三畏斋。到这里，又取旧匾挂在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后来看到别人编纂《伊川师说》，说到“三畏”的地方说：“畏天命，不辜负所赋予的；畏大人，也是自我敬畏；畏圣人之言，以自我增进德行。”我不觉心中惭愧了好几天。大概平日用这个命名书斋，自以为有深刻体会。而且如“畏圣人之言”，只是说道的所在而已，又何曾推究到这一步。于是知道伊川凡是言语必定推究用于自身。从此，也应当稍微戒除轻易为人解释圣言。畏大人时，比如端庄而坐，也是自我敬畏。

我过去在伊川门下，有学者来问：“六十四卦，以我看来，都不需要，只要《乾》、《坤》就够了。”伊川说：“要在谁的分上使用？”那人说：“在圣人的分上使用。”伊川说：“在圣人的分上，一个字也不需要。”

读圣人的书，必须有所自得。比如《论语》、《孟子》，从小就知道是孔子、孟子的书，不敢说那不是真知。要像不知道有孔、孟，却知道是孔、孟的说法，这才是所谓的真知。

（梓材谨按：原本《和靖师说》二十四条，现在另标《和靖文集》的一条，移为《附录》的五条，移为《祁氏师说》的二条，移为《王氏师说》的八条。）

和靖文集

程先生的《遣书》，虽然通过讲说流传，也通过诵读解释而显得浅陋。况且他所论所趋，不无差误，岂止无益，害处更甚。《进论语序》。

慈溪黄氏说：程门传承，只有先生最得其正，其余大多沾染异端言论。先生这话，大概是有感而发。

宗羲按：和靖只在“敬”字上做工夫，所以能有所成就。晦庵说他只明白了一半，大概因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和靖用了敬的一半，缺少了致知的一半。我认为知没有达到，仍然是敬没有尽到的地方。以《识仁篇》论之，防范检束似乎是用敬，穷究思索似乎是致知，但说“心如果不松懈，有什么防范”，那么防范检束是敬的作用，而不能依赖防范检束作为敬。说“存养久了自然明白，何须穷究思索”，那么致知的功夫就在敬内，又可知了。现在粗略地把敬看作防范检束，没有转身之处，所以不得不以穷理来帮助，功夫如何能守约？如果和靖的地位，说他未到充实是可以的，但在师门血脉上，固然绝无走样。

附录

先生因为苏■见到伊川，此后半年，也得以阅读《大学》、《西铭》。

伊川教人，专以“敬直内”为本，先生独能努力实行。先生说：“伊川先生教导，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如果用此理，那么百事不敢轻为，不敢妄为，无愧于屋漏了。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往年伊川先生从涪陵回来，焞天天见他。一天读《易》，到‘敬以直

译在“内”处，于是问道：“如果不学习、不利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应当不再有什么计较了吧？”伊川非常赞同，并且说：“不容易见到这样的见解。还是继续涵养，不要轻易说出来。”

译明道先生曾说：“天下的事，不过是感应罢了！”先生初次听到这话，便去问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当自己去体认。”先生说：“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来；感动他们，他们就会和顺，这也是感应吗？”伊川先生说：“是的。”

先生曾向伊川先生请教，说：“我认为动和静是同一个道理。”伊川先生说：“试着打个比方。”恰好听到钟声，先生说：“比如钟没有被敲击时，声音本来就在里面。”伊川先生高兴地说：“暂且继续涵养！”

讨论动静的界限，听到寺庙里敲钟，和靖先生说：“说到静，就多了一个‘静’字；说到动，也是如此。”伊川先生点头表示赞同。和靖先生常说：“动和静只是一个道理。阴阳、死生也是如此。”

伊川先生与和靖先生讨论义与命，和靖先生说：“命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说的。如果是圣人，只有一个义。”伊川先生说：“这是什么意思？”和靖先生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会去做，哪里还需要命呢！”伊川先生非常赞赏他。

温州的鲍若雨与同乡十人跟随伊川先生学习，伊川先生派他们去拜见和靖先生。第二天，伊川先生说：“大家说你吝啬学问，不把学问教给他们，是真的吗？”先生说：“我认为各位是来先生门下受业的，我怎么敢擅自替先生说话。万一有差错，就会误了他们的一生。”伊川先生点头表示赞同。

当初逃难到蜀地，停留在涪州，涪州是伊川先生研读《易经》的地方，开辟了三畏斋居住，当地人不认识他的面貌。

先生曾说：“做学问的人，是为了学习做人。”又对人说：“让心虚静闲适，自然就能见到道。”

先生在朝班任职时，朝廷官员在郊外迎接天竺观音，先生也一同前往。有人问：“为什么要迎接观音呢？”先生说：“众人都去迎接，我怎么敢违背众人。”又问：“那么要拜吗？”回答说：“本来就要拜。”问的人说：“是不得已而拜呢？还是真心诚意地拜呢？”回答说：“他也是贤者。见到贤者，就真心恭敬地拜他。”

邢叔端一天回来，对先生说：“府中的各位公卿说先生官阶已到四品，虽然穿小衫，自然应当用红鞓带。”先生笑着说：“我已经退休，自然没有官职，哪里会有这种事！黑带不够，又要红鞓带；红鞓带不够，又要兼金。孟子说：‘人年少时羡慕父母，懂得喜好美色就羡慕年轻女子，有了妻子儿女就羡慕妻子儿女，做官就羡慕君主，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就内心焦灼。’心只有一个，移来移去，到了内心焦灼的地步，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

李泰发说：和靖的学问，真是所谓洁净精微。（补。）

朱子说：和靖每天看一部《光明经》，有人问他，他说：“母亲命令不敢违背。”这样就是平时缺少了“引导父母于道”这一节，才导致如此。

黄东发说：和靖虽然也因为母亲命令诵读佛书，但绝口不曾谈论禅宗，这是道统中“硕果仅存”的人。

祖望谨按：慈溪黄氏极其尊崇先生，认为他能坚守师门学说而不改变。唯独他评论先生辞官时说：“上天造就人才，分量各不相同，像先生这样的人，确实德行有余。经历生死患难不变，只是兢兢业业地保全自身没有过错，如果处在太平盛世，作为朝廷的仪表，表彰激励风俗，就可以了。南渡是什么时候？忠臣勇将被废弃不用，坐视中原倾覆。一时的大臣，正连年催促，强行征召先生，以粉饰太平。建武年间投戈讲艺的实情，恐怕不是这样。但这哪里是先生乐于听到的呢！所以他的《第十五辞免状》中有说：‘如今国运尚且艰难，中原尚未恢复，进退人才，应当明确缓急。应当先任用俊杰，以救济艰难。白发书生，对事功有什么益处！’唉！这是先生痛心的话，哪里是寻常的辞免之辞，读来令人叹息！”这是黄氏颇为先生不擅长经世致用而感到惋惜。我却认为不然。先生的才能，未必能应对万变，但如果高宗真的任用先生为宰相，必定不会斥逐赵忠简、张忠献、李庄简以及韩、刘各位骁将而杀害鄂王，那么对于恢复中原有什么困难呢！朱了之评论龟山，与黄氏评论先生大致相同。钦宗何尝能任用龟山！如果能任用他，那么龟山就能任用李忠定、种忠宪，而对于攘除敌寇恢复国土有什么困难呢！只是任用他不稳固，而只想把他放在朝列，希望太平自然到来，这才是可以叹息的。

◆和靖讲友

博士苏先生■（另见《吕范诸儒学案》。）

张思叔先生绎

冯东〇先生理（并见《刘李诸儒家学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苹（另为《震泽学案》。）

◆和靖门人（胡、邵三传。）

吕节夫先生和问

吕和问，字节夫，是文靖公夷〇的从曾孙。弟弟吕广问字仁夫，主管婺源簿，奉养先生一同前往，又有维扬的罗靖仲恭、竦叔恭也来投奔，于是李仲参父子得以跟随他学习，而滕户曹恺南夫也受学于他。（参看《朱子文集》。）

知州吕仁夫先生广问

吕广问，字仁夫，是和问的弟弟，南渡后才定居在宁国的太平。先生自幼俊拔能文

译他二十岁时就被荐举进入太学。考中宣和七年进士，被任命为宣州士曹掾。多次被征召主管机宜文字。不久被罢免，隐居在黄山的角落，安适自得，好像对世事毫无兴趣。凭借流寓恩荫担任西京中岳庙监。被选任主持德安府事务，招集安抚流亡百姓，修建校舍来教育他们的子弟。官职升至代理礼部侍郎，被授予集贤殿修撰，担任池州、徽州知州。先生年轻时家境贫寒，兄弟侍奉双亲极为孝顺，聚集同族数百人，没有闲言碎语。宾客来访，粗茶淡饭，讲论道德义理，整天也不厌倦。

译文清吕东莱先生吕本中（另编为《紫微学案》。）

吕稽中，字德元，是吕本中的同辈兄弟。张浚担任川陕宣抚使时，征召他担任计议官。尹和靖进入蜀地，先生依附于他，尹和靖对他说：“我老了！这件事应当托付给你。”有学者前来请教，尹和靖就让他们去问先生，说：“（先生）与我没有什么不同。”尹和靖去世后，先生为他撰写墓志铭。

县令吕景实先生吕坚中

吕坚中，字景实，是吕本中的同辈兄弟。他担任祁阳县令时，胡致堂为他撰写学宫记，称赞他多年来在尹和靖身边勤勉侍奉，如今让他尝试处理政事。先生与冯忠恕、祁宽一同记录尹和靖的言论。

驾部吕仁武先生吕弸中

吕弸中，（梓材案：弸中原本写作朋中，是错误的。）字仁武，是东莱郡侯的第三个儿子。多次升迁至驾部员外郎。曾经跟随他的兄长师从尹和靖。他是吕东莱的祖父。

知军冯先生冯忠恕

冯忠恕，字贯道，是汝阳人。他的父亲冯东〇处士冯理与尹和靖在洛阳一同求学，到了那里必定住在一起。靖康初年，尹和靖被召赴京城，先生跟随他游学。绍兴年间，先生担任黔州节度判官，尹和靖寄居涪州，先生于是完成了全部学业。后来担任梁山军知军。

隐君祁先生祁宽

祁宽，字居之，是均州人。（云濠案：均州一作均阳。）南渡后寄居庐山，隐居不做官。尹和靖撰写《论语解》，称赞先生与王、吕各位先生对这部书很有贡献。枢密使王庶与他交好。

祁氏师说

先生说：“初次见到伊川先生时，他教我看‘敬’字。我请求进一步指教，伊川先生说：‘专一就是敬。’当时虽然领会了这句话，但不如近来体会得更加亲切。”祁宽问：“什么是专一，希望先生好好开导。”先生说：“敬有什么形影呢，只要收敛身心就是专一。比如人到了神庙中致敬时，内心收敛，再也容不下丝毫杂事，这难道不是专一吗？”又说：“从前有个叫赵承议的人跟从伊川先生学习，他天性不太聪慧，伊川先生也让他看‘敬’字，赵承议请求进一步指教，伊川先生说：‘整理衣冠、端正容貌罢了。’赵承议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在赵承议的话下有个醒悟的地方。

（梓材谨案：这段前后统载于《伊川学案》。百家案说：‘这条是祁居之所记，里面称‘先生’，那就是尹和靖。’现在一并归于此。）

先生曾经写了几句话解说《易经》说：“《易经》的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显，只是担心对道理理解不精，错失时机，就会对道理感到昏暗。圣人即使复活，恐怕也不会改变我的话。”祁宽问他，先生说：“我看‘《易经》是逆推的’，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还没有到达《泰卦》上六爻时，就要知道《泰卦》即将达到极点；还没有到达《否卦》上九爻时，就要知道《否卦》将要倾覆。”

隐君王先生王时敏

王时敏，字德修，是上饶人。有《师说》三卷，记录尹和靖的言论。尹和靖去世后，先生为他立了继承人。他教导人说：“做学问的要认识一个‘愧’字和一个‘耻’字。”有一天问难纷纷，先生说：“不必多问，只管去实行。比如理解‘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只管说这样是‘精’，那样是‘一’，最后‘中’却看不见。”朱子曾经写信向先生询问尹和靖的学问。

王氏师说

先生每次与王时敏讲书，必定穿戴整齐，有时穿深衣。讲完后就说：“尽诚待人接物的是我，能理解我的大概在于你们吧！”有时引用吕与叔《中庸》后的话说：“各位如果有志，今天的讲学还有希望。如果没有志，那么我这样喋喋不休毫无益处，不几乎是在侮辱圣人的言语了吗？”

先生说：“做学问的不可没有师友。师道严厉，必须是朋友。看《易经》《兑卦》，全在说朋友。您且看樊迟问仁，孔子告诉他‘爱人’；问智，告诉他‘知人’。孔子从头到尾都说了，当时樊迟没有进步，所以又告诉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是没有进步。等到退下来见到子夏，并且用舜、汤的事例来说，然后才释然不再问。朋友的收获，可以说是很多了！”于是说：“我从前跟从伊川先生问得不切中要害，只是不回答。如果要切切偲偲（切磋勉励），那是朋友。”

王时敏想学习读《孟子》，问说：“《孟子》不知道谁解释得好？”先生说：“没有超过赵氏的。您且看赵氏的注。”于是说：“我被旨意解释《孟子》，《孟子》每段自己说得很明白，现在不再解释，只是给每段作一个说明，提取其要点罢了。”

王时敏因为侍坐，谈到《孟子》，先生说：“近来读得怎么样？”回答说：“几天来读到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先生大声说：“像这样就可以了！”接着说：“完全做到这些，就是圣人。”

先生对王时敏说：“贤弟在这里，饮食恐怕粗糙。”王时敏起身谢罪说：“王时敏是农家子弟，本来没有食禄的份。现在来分先生的禄食，大大僭越，哪里还问它的粗糙。”先生大笑说：“‘士有志于道，而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的，不值得与他商议’。现在

译士大夫喜欢讲究饮食，这也就是所说的“保养身体细微之处，这是小人的做法”。于是指着他的左右侍从说。

译有新科进士来拜见先生，退下后，先生为时敏讲解《论语》第七篇。吕宪又送给改任官职的邢叔端一些文字，邢叔端全家非常高兴。先生说：“人心本来就不满足。秀才希望考中解元，考中解元希望考中进士；穿绿袍的希望穿绯袍，穿绯袍的希望穿紫袍。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常常忧愁不安’。”接着说：“前辈们各自不同。欧阳修考中进士后，放弃了他原来的学业，跟从伯祖刘敞学习古文。近来像谢显道、杨中立，都是因为考中进士后才来归附伊川先生。”时敏回家后告诉吕丈，吕说：“先生是长者，说话有益。我的祖父侍讲在家时，也有新科进士来拜见，是亲戚，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过了很久他说：‘我打算把《三经新义》编成门类，以便学者使用。’侍讲说：‘你还打算参加科举吗？’那人非常惭愧。”

吕紫微写信询问佛教“轮回”的说法，先生对时敏说：“居仁拘泥于生死轮回，我已经写信开导他，引用潮汐来比喻轮回。你日后见到他，代我向他问安，问他，今生既然做了中书舍人，后世还要做宰相，这种轮回的说法，是佛家贪图便宜罢了。”不久吕紫微再次来信说：“既然没有轮回，人为什么还要努力行善而不作恶呢？”先生笑着说：“只在这里就显露了私心！《经》说：‘天地之性，人为最尊贵。’人生在天地之间，本性非常善良，什么时候教过你作恶，来轻视他呢！从太虚中得来，还归太虚，我在哪里呢！”

先生喜爱洁净，地上有污秽，一定要清除，曾说：“我只有这些克制不掉。”时敏问：“孔子告诉颜回‘克己复礼’，如果不是合乎礼的视听言动，也需要这样克制吗？”先生说：“是的。”接着说伊川先生也是这样，一件黄衲道服，即使破了也保持洁净，曾说：“衣服不追求奇异，追求洁净；食物不追求奇异，追求精细。”

（云濠谨案：各条所说的“先生”，都指和靖先生。因为德修与韩尚书元吉同师和靖先生。韩尚书的儿子韩淲著《涧泉日记》，说德修：“是我先父的朋友，跟从吕居仁学习。吕居仁推荐他给尹和靖。”《江西通志》说：“曾经跟从东莱吕氏游学。”指的是大东莱吕祖谦。《儒林宗派》认为是小东莱的门人，是错误的。）

提刑刘顺宁先生芮（另见《元城学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睢阳人，是太宰徐处仁的儿子。太宰在政府任职，晚节不保，先生独自刻苦治学。曾问和靖先生：“我有求学的意愿，但不知道如何提问。”和靖先生说：“如果真有这种意愿，回去自己寻求，就有足够的老师。”又曾拿苏氏“战栗”的说法提问，和靖先生生气地说：“解释经典而想要新奇，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在吴兴的弁山，曾与汪文定公劝谏皇帝上光尧尊号，擅长典章制度之学。

（云濠谨案：先生曾著《却扫编》三卷，陆游《剑南集》中有该书的跋语。）

（梓材谨案：先生又有《国记》五十九卷，陈振孙说：“该书详细明了，颇为得当，但在世上不大流行。鄞县学宫有魏王府的旧书，传抄得来。”这是我们鄞县藏书的最早者。）

监税陆子正先生景端

陆景端，字子正，本是海宁人，后来居住在吴地。父亲陆韶之担任察官，以风流文采被当时人所推崇。先生在和靖先生门下学习，学问精深，品行清白。横浦先生极力称赞他，他在担任监税时，曾写信托付给常中丞同说：“说税场体例多贪婪，这位郎官却能独立其间。中丞试着把他引到座末，问他利害，就会知道他的存心了。”先生官位所至，无可考证。晚年将和靖先生的学问传给林艾轩，见于《宋史》艾轩传中，但遗漏了他的名字。我读施彦执《北窗炙輠》才得到他的名字，因而一并得到他解说经书的言论两条，非常高兴而传录下来。（补。）

（梓材谨案：谢山在《艾轩学案序录》中说陆氏也从信伯游学，所以先生也是震泽的门人。）

附录

施氏《北窗炙輠》说：子正对我说：“孟子论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伊川先生则将‘至大至刚以直’为句，下面只说‘养而无害’。王安石则将‘至大至刚’为句。以伊川先生的断句，只能形容浩然之气，对‘直’字毫无作用。以王安石的断句，‘直’字才有力。”我非常喜欢他的说法。

又说：子正论述《易经》说：“‘习坎，有孚惟心亨’，没有理解其说法。偶然一天白天睡觉，听到隔壁两个脚夫要渡江，其中一个说：‘钱塘江很险，你托付得了这颗心吗？’我于是抚胸起身说：‘这就是“有孚惟心亨”的说法。’旧说君子虽然处于险境但心常亨通，其实不然。”非常与我契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国任先生材（合传。）

节推高德举先生选（合传。）

虞仲琳，余姚人，担任永嘉教授。和靖先生说：

译虞君在乡里的议论非常美好，对于此道相信得极为笃定，每次相见，大多谈及此事。同乡的高材字国任、高选字德举，都登门拜师于和靖先生。

译（梓材谨按：《孙烛湖集》中说：“我们乡里有一位古代君子，名叫高国任，后来拜入和靖尹公、思斋高公的门下。”思斋应当是息斋，这是传抄时的错误。）

（云濠谨按：高先生选和他的弟弟迈都在绍兴年间考中进士。高先生曾任武当军节度推官。）

尚书韩南涧先生元吉

韩元吉，字无咎，开封人，是少师韩维的玄孙。他师从和靖尹焞，与朱熹为友，吕祖谦是他的门人。他迁居上饶，前面有南涧水，因此自号南涧翁。他多次升迁，担任建州知州，大力兴办学校。后被召入朝任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封颖川郡公。在符离之战时，韩元吉写长信给魏公（张浚），说不可轻举妄动，大意说：“求和固然不是上策，但今天的和议与以前的和议不同。至于决战，哪里是说打就能打的。现在旧军队疲惫尚未恢复，新军队弱小尚未训练，所依赖的是一两个大将，他们的权谋智略，平时并不显露，此前曾在尉桥战败，最近又在顺昌受挫，何况渡过淮河向北，千里迢迢去攻打敌人呢！这不是韩信、乐毅那样的人是做不到的。如果这样，那么坚守尚且有余力，然而敌人再来进攻，怎么能不战呢？如果战而胜，长江、淮河可以守住；如果战而不胜，谁来防守呢？所以我希望朝廷把求和作为商议的策略，把坚守作为自强的计策，把决战作为日后的打算。自从金贼完颜亮死后，他们曾经先派使者来我国，现在又接连写信给我们。他们是真心还是欺诈，固然难以知晓，而我们自己也应当在信与诈之间对待他们。”魏公没有听从。他著有《南涧集》。他编纂《河南师说》，把和靖尹焞列在卷首。

（云濠按：先生著有《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他的儿子韩淲，另见《清江学案》。（补录。）

（梓材谨按：先生的儿子韩淲在《涧泉日记》中说：“张子韶在道山书院时，家父得以拜入他的门下。”这说明先生曾经师从横浦先生学习。）

安抚使邢先生纯

邢纯，字叔端，是和靖尹焞的门人。他担任浙东安抚使时，和靖依附于他，因此和靖在会稽去世。

县令程先生暐

程暐，（梓材按：先生是程颐的孙子）。是和靖的门人。他担任桐庐县令时，和靖曾依附于他。县令蔡先生迨（附带其子蔡武子。）

蔡迨，字肩吾，许昌人，是文忠公蔡齐的孙子，流落四川、蜀地。韩南涧掌管铨选时，通过文章卷宗访求他，韩元吉认为他奇特出众，不仅推荐了他，还作《鼎说》送给他。他议论从容，有世家风范和典章法则。他担任桂阳县令时去世。他的儿子蔡武子，也才俊爽朗，喜好文学。（参见《涧泉日记》。）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合传。）

黄先生循圣（合传。）

蔡仍与蔡迨称为“二蔡”，以及徐正夫、黄循圣，事迹不可考证。有人说：他们都曾在虎丘师从和靖。（补录。）

直阁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钱塘人，是翰林学士沈遘的孙子。宣和年间考中进士，廷试第一，授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金人攻打汴京时，借给事中身份跟随肃王赵枢作为人质前往斡离不军中。金人再次攻打时，与他一起南撤。京城陷落，张邦昌伪称皇帝，请求金人放回冯澥等人，因此得以返回，正式任命为给事中。高宗即位后，历任信州、明州、处州知州，调任婺州知州。又任宣州、建康、镇江知州，两浙西路安抚使。不久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起用为广西经略使，兼任静江府知府。晋升为徽猷阁直学士，召赴行在（皇帝所在之地），授衢州知州，改任潭州知州。提举太平兴国宫，去世。大概他的胆识气魄超过常人，不能完全遵循法度，然而他担任官职的才能也是不可掩盖的。（参见史传。）

附录

朱熹说：我记得几年前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的《易传》哪里最切要？’尹和靖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里是最切要的地方。’”后来朱熹拿这个问题问李先生（李侗），李先生说：“尹和靖的说法固然好，但必须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才能说这话。如果学者没有仔细理会，就这样告诉他，岂不误导他！”我听后感到震惊，才知道以前空谈没有实质，完全无济于事，从此读书更加详细。

（梓材谨按：朱熹的这段话，可知沈元用对于和靖，确实在答问之列，所以补录他的传记。）

□先生伯充

伯充，姓氏失传，曾经向和靖询问学问的要领，和靖说：“只要闲邪存诚。”过几天他又问，和靖也说“闲邪存诚”而已。

过几天他又问，和靖严肃地责备他说：“你要这么多言语做什么！只是想作为谈资罢了。如果就这样做下去，自然会有所领悟。”

附录

林拙斋《纪问》说：伯充曾经作小诗，表达他想求学问的意思，贴在墙壁间。舍人（指和靖）看见后，说：“不要只是做口头文章！”

◆二吕讲友

教授罗仲恭先生靖

罗叔恭先生竦（合传。）

罗靖，字仲恭，他的弟弟罗竦，字叔恭，原籍开封，迁居江都。私下仰慕并学习程氏之学。南渡初期，东莱吕祖谦

译和靖的弟子在婺源讲学，先生兄弟恰好前往跟随学习，彼此学术渊源相合，共同阐发河、洛学派的精微义理，婺源人称他们为“四先生”。仲恭曾经担任过教授一职。我读周少隐的《太隐仓稊米集》，发现其中与两位罗先生唱和的诗非常多，并且详细记述了他们躲避战乱、遭遇贼寇、遭受毁损等事情。李似之的《竹溪集》中也有与两位罗先生往来的诗作。然而追究起来，却不知先生私下仰慕并学习程氏之学，是从谁那里开始的。而查考地方志，竟然没有涉及他们的记载。如果不是朱子的文章，先生兄弟的事迹就要完全湮没无闻了。（补。）

译◆节夫的学生和学友

司户滕溪堂先生滕恺

滕恺，字南夫，婺源人。年幼时聪慧好学。县簿吕广问的兄长吕和问，是尹和靖的高足，客居于此，先生与他结为师友。绍兴五年考中进士，调任信州司户参军。因漕司公文委派考核南康军，借道回乡，迎接母亲来奉养，在途中去世。朱熹称赞他才智杰出，远远超过同辈，非常惋惜他。（参见《姓谱》。）

◆和靖的私淑弟子

宪敏高息斋先生高闶（另见《龟山学案》。）

◆节夫的门人（胡瑗、邵雍四传。）

隐君李钟山先生李缯

李缯，字参仲，婺源人。断绝了科举的念头，在钟山建屋居住。朱熹曾与程洵拜访他，讲论时极力称赞他的文章，死后为他立碑。著有《论语》、《西铭解》。儿子李季札，跟随朱熹学习。（参见《江南通志》。）

◆仁武的家学

仓部吕先生吕大器

奉议吕先生吕大伦

吕先生吕大猷

吕先生吕大同（均见《紫微学案》。）

◆惇立的门人

林雪巢先生林宪

林宪，字景思，鲁地人。起初寓居吴兴，后来寓居临海。跟随徐惇立游学。擅长写诗，学习韦苏州的风格。尤延之、杨廷秀曾极力称赞他。著有《雪巢小集》两卷。先生非常贫穷，寄居在贺氏家中，但推辞贺氏赠送的田地不接受，这便有所得于尹和靖的教诲了。（补录。）

◆子正的门人

文节林艾轩先生林光朝（另立《艾轩学案》。）

◆国任的家学

高先生高公亮（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南轩的家学

庶官韩□泉先生韩淲（另见《清江学案》。）

◆南轩的门人

成公吕东莱先生吕祖谦（另立《东莱学案》。）

◆钟山的家学（胡瑗、邵雍五传。）

李先生李季札（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卷二十八 兼山学案（全氏补本）

兼山学案 全祖望补本

兼山学案表

郭忠孝 子雍 谢谔 欧阳朴

（伊川门人。） 孟程

（安定、濂溪再传。） 左揆

曾震 （子）克己

（子）克允

（子）克宽

（子）克家

曾机

曾雩

黎立武

（二郭续传。）

蒋行□

邵伯温（另见《百源学案》。）

（兼山同调。）

兼山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兼山身为将门之子，仰慕程门学问，最终为国事而死。白云先生高蹈终身，尹和靖所记载的党锢之后的事情，恐怕未必真实。郭门之学虽然孤立独行，但从谢艮斋到黎立武，传承绵延不绝。故述《兼山学案》。（梓材按：兼山、白云父子及谢先生的传记，黄氏补本附列于《伊川学案》，谢山则另立《兼山学案》。）

◆伊川门人（胡瑗、周敦颐再传。）

提刑郭兼山先生郭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从小程子那里学习《易经》、《中庸》。凭借恩荫补授官职，又考中进士，不忍心离开双亲身边，多在河南管库间任职。宣和年间，任河东路提举，触怒宰相王黼，被免职。靖康初年，被召任军器少监。入朝应对，斥责议和，陈述追击的策略，说“兵家忌讳深入敌境，如果不能打击其撤退，日后怎能抵御其来犯”，又分条呈上十余条战守策略，未被采纳。改任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布置保甲。金人侵犯永兴，与经略使唐重分守城池，城破，与唐重一同殉难。追赠太中大夫。儿子郭雍。

附录

朱熹《伊洛渊源录》说：郭立之忠孝，是宣徽使郭逵的儿子，事迹见于《伊川年谱》。祁宽记载尹和靖的话说：“忠孝每次拜见伊川，问《论语》，伊川都不回答。有一天，对他说：‘你从事于此多少年了？所问的都是大问题，暂且须要切问近思！’”《外书》说：“郭忠孝议论《易传序》说：‘易就是道，又从什么道呢？’有人拿这话问伊川，伊川说：‘人随着时势变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顺从道。’”现在看忠孝所著的《易书》，专门论述互体、卦变，与《易传》完全不同。然而他的儿子郭雍辩驳《年谱》所记载的事情很详细，不知谁对谁错。

黎立武说：杨氏说：“不偏不倚叫做中，恒常不变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游氏说：“从德行来说叫做中庸，从性情来说叫做中和。”郭氏《中庸说》认为：“中是人道的大本，用它来施用于天下国家。”又说：“极尽天下的至正叫做中，通达天下的至变叫做庸。”大概兼山深通《易经》，所以得出了《中庸》的意义。兼山登程门，始终践行中庸之道，体用之说，实在是得到心传面授的。程子曾为《中庸》作注，到

译于是焚烧文稿，嘱托兼山将书籍流传后世。由此可知，游氏、杨氏从老师那里所获得的，不过是老师早年的见解罢了。

◆兼山同调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温（另见《百源学案》。）

译◆兼山家学（胡、周三传）

隐君郭白云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是郭兼山的儿子。他幼年便承传父亲的学问，隐居在峡州，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夔州知州任清臣、湖北主帅张孝祥推荐他，朝廷征召他出仕，他不应召，被赐予“冲晦处士”的称号。宋孝宗深知他的贤能，问侍讲谢谔说：“郭雍学问很好，以前曾见过程颐吗？”谢谔奏答：“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曾经侍奉程颐，郭雍所传的学问大概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于是皇帝命令所在州郡每年按时致礼存问。淳熙年间，封他为颐正先生，又命令部使者去询问先生想说的话，当时他已八十三岁。学者记述他的话如下：“《易经》贯通天、地、人三才，包罗万理。伏羲氏的八卦画得自于天，文王的六十四卦重卦得自于人。伏羲的画对应天，天代表君道，所以五爻在人间对应君主。文王的重卦对应地，地代表臣道，所以二爻在人间对应臣子。以上下两个卦分别来看，情况是这样的。若合六爻而言，则三爻、四爻都对应人道，所以称为中爻。《乾》卦的‘元亨利贞’，起初说是四德，后来又说‘乾元是开始而亨通的，利贞是性情’，又看‘利于牝马之贞’、‘利于君子之贞’，这就是把四德分为两种含义。《乾》是阳物，《坤》是阴物。从《乾》这一卦来说，元亨属于阳类，利贞属于阴类。这就像春夏秋冬虽然是四季，但从阴阳来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天所说的元亨利贞，就像确立天道中的阴与阳之类。地所说的元亨利贞，就像确立地道中的柔与刚之类。人所说的元亨利贞，就像确立人道中的仁与义之类。又如《坤》卦的六五，《坤》虽然是臣道，但五爻实际上是君位，虽然以柔德居之，不妨碍它成为君主，就像《乾》卦的九二，虽然有君德，也不妨碍它成为臣子。所以《乾》有两个具有君德的位置却没有两个君主，《坤》有两个具有臣德的位置却没有两个臣子。六五以柔德居尊位，是谦下之君。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下。谦下本是《坤》的德行。黄色，是中色，也是最美的颜色；裳，是下身的衣服；这是以最美的德行而谦下待人。他的阐发精到如此。去世时，享年九十七岁。

郭氏传家易说自序

《易》道在远古混沌时代晦暗不明，伏羲氏开始画卦才使之显明，历经数千年，大致体现在圣人的行事中，但没有著述流传。文王重卦之后，然后才焕然成章，这就是文王被称为“文”的原因。到了《春秋》时代，大道不行，只有卜筮在世间流行，孔子于是作《易传》，大显其道，然后天下人才重新知道文王的《易经》是阐述大道的书。所以自开天辟地以来，竭力举起并阐明此道的，只有三位圣人罢了。看这三位圣人的用心，用来晓谕天下万世，也可以说是极致了。自从孔子去世，微言大义再次断绝。到了秦、汉之间，此道大受压抑。汉朝兴起，诸儒只能训诂大义，有的又归于阴阳家流派，大大失去了圣人言《易》的宗旨。正始年间，王弼（字辅嗣）一切革除旧说，用高尚的言辞来解释《易》。然而王弼祖述虚无之学，他的言辞虽然华美，却对天下国家没有用处。于是《易》成了空谈，又不再是三位圣人所说的《易》之道了。虚无之学，流弊至今，最终无法纠正，这就是大道所以不明亮的缘故吧！大概自汉朝以来，学者以利禄为心，通晓经书只想获取高官厚禄罢了，要求他们践行圣人之道，本来就不可能听到。宋朝兴起一百多年，有明道、伊川两位程先生、横渠张先生出现，鉴察前世儒者的弊端，竭力清除千余年的利禄之学，直接以圣人为师，以复兴此道为己任，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豪杰之士吗！他们在孟子之后的功绩，介于圣智与巧力之间。先父跟随伊川先生学习二十多年。我出生时，横渠、明道早已去世，我四岁时伊川先生也去世了。只听到先父说，先生的道，他的所学、所行，以及用来教授学生的内容，大多见于《易》与《春秋》、《中庸》、《论》、《孟》等书中，因此门人都对此尽心竭力。况且自周公去世，大道不行，过了五百多年才得到孔子。孔子去世，一百多年才得到孟子。距离圣人的时代如此不远，而道之难以显明也已经很严重了！何况在孔子去世一千五百多年后，三位先生想要竭力恢复圣人之道，其困难可想而知！那些先知先觉的士人，旷世难有，要使百世之后听到的人无不奋起，难道不是三位先生的力量吗！我愚钝无闻，甘愿与草木一同腐朽很久了。但重念先父的学问，几乎将要泯灭，先生的道，也因此而息灭，只怕没有东西留给子孙。于是潜心考察《易》的象数，来记述旧闻，用以在家传习，使人们不忘记先生的事业。道虽然不足，志向则有余了。孟子所说的“嘐嘐然说，古人啊，古人啊”的人，我大概接近了吧？

传家易说总论

上下两经，自《序卦》起已分开，其由来尚早！传者说现在的《周易》，是孔子所传的文王《易》。“易”是体常尽变、其用不穷的意思。经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译长久。」这是说，常道走到尽头，必定接着变化，因此能够通达而长久。所以《易经》以变通为义理。大体上，道适应变化就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就能通达长久，这才是《易经》。如果不适应变化，就不能使用，那就不是《易经》了。太极之道，起初并不存在，而《易经》能够使其存在并加以运用，这是伏羲、文王的功劳。因此，《易经》是应用，是应用之道的书。举起来加以应用，大小不同，这在于人。然而，通过变化使之通达，然后才能穷尽其利。因此，论及它的道，从未依附于圣人以及书的有无，只是圣人深切担忧后世，恐怕不再听闻，所以阐明它的道并记载在这里。自从伏羲画八卦，卦的名称就确立了；文王将其重叠为六十四卦，然后《易经》的名称才出现。《易经》的名称出现，然后才称这个道为《易经》之道。这就是说，卦名始于伏羲，而《易经》之名始于文王。卦也好，爻也好，圣人只是画出来、重叠起来、命名罢了。因为画出来、重叠起来、命名，所以被称为创作《易经》的圣人。创作《易经》，就是创作这本书。这本书中的道，存在于天地尚未形成之初，不是伏羲、文王所能创作的。后世的圣人又依据文王的《易经》，加上“周”字作为标题，用来区别夏、商两代。夏代称为《连山》，商代称为《归藏》，而不命名为《夏易》、《商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易经》这个名称。《连山》以《艮》卦为首，主要命名山川，是大禹的功绩；《归藏》以《坤》卦为首，是成汤废除夏朝天命，创造“攻自鸣条”之义的体现。所以孔子说：“我想观察殷代的道，因此前往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乾》。”《周易》以《乾》卦为首，是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却以臣服侍奉殷商的道理。所以《系辞》开头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的位置就确立了。”这是文王《周易》的言辞。（《易经》。）

译皇道的简约胜过帝道，帝道的简约胜过王道。并非圣人在其中有意为之，只是顺应时势罢了。文字契约的产生，始于八卦，而后世之所以不胜其烦，大概是因为天地有万古不变的一定之体，而人类则生生不息、无穷无尽，所以从简单到繁复，这是人事发展的必然之理。上古之时，天道胜过人道，人们只知道有天，而不知道其他。所以伏羲氏开始画八卦，他的意思好像是说：道本为一，排列开来分为三，这样就是天，这样就是地，这样就是人。天道主要覆盖万物，所以画在上面；地道主要承载万物，所以画在下面；人道主要裁成辅相，所以画在中间。于是伏羲以裁成辅相之道自任，从而配享天地，这就是伏羲画卦的道理。然而天道不因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因地广而大于人，人道也不因人微而小于天地，所以三画都没有差别。究其极致，三者混而为一，复归于太极，所以称之为卦。那么卦就是太极的一体罢了。无论是八还是六十四，称为道或称为事，大小不同，但对于太极而言，名称虽变而实质存在。不像三才之分太极，名称和实质都改变了。因此圣人以三才为经，太极便分；以八卦为纬，太极便复。一经一纬，六十四卦由此完备，天下的能事也就穷尽了。所以太极是《易》的本体，而《易》是运用太极的名称。太极之道，当它浑然一体时，万物不能破坏它，人怎能运用它呢？等到伏羲将其划分并分为三才，分离为八，文王将其重叠并分为六，分离为六十四，然后天下后世才能用它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可以议论。如果不是天下的至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八卦的时代，天道纯全，所以卦名必须包含三才的意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作为八卦的名称，以及将八者总称为卦的原因，这九个字，不能用平常浅显的意义来解释。因为它们出自上古的语言，只有文王、孔子能够通晓。虽然孔子根据卦的才德来解释，知道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巽为入，终究没能穷尽其义。而后世有人说“卦就是挂”，这样的话，怎能完全表达圣人的意思呢！大体上《易》的意义容易通晓，而卦的意义难以把握。卦，就是画，就是象，大概是从道一变而为画，进而形成象，画和象具备就形成了卦，使得万世之后，又能由卦知道象，由象知道画，由画明白道，这就是圣人的意思。然而终究没有人知道上古之时，卦是什么训释。乾、坤等八个字出自伏羲，卦这一个字出自伏羲之后的圣人命名。其余五十六卦以及《易》与元亨利贞，都命名于文王，共六十一名，可以用意义来解释。卦名有的具备三才，有的在人物，有的在道德，有的寄托时事，命名不同，都可以考察而知。因为这是中古的语言，后世所通晓的。上古、中古的名称，于是明显可见。就知道伏羲的画，只有八卦，而文王重卦，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伏羲氏之前，有声而无画；伏羲之时，有画无字，〇就是乾；文王之时，画字都有，六十四卦的画就是六十四卦的字；后世用易字来阐明，所以在画之下又加字来阐明。况且伏羲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为一，所以三画而成一卦。画有奇偶，所以有乾坤；穷尽变化，所以有六子。乾坤六子，伏羲最初不能增减。天以此显示，就以此阐明。所以伏羲的画，得天而明天；文王的重，得人而明人。得天者，也知道地道和人道的一体，所以三奇为乾而地道存在，三偶为坤而天道存在，一奇一偶终究不能成卦。得人者，知道太极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无地，人无法生存，所以以伏羲的画在上为天，文王的重在下为地，天地设位而后圣人在其中成就功能。天有气，地有形，人得天之气而生，得地之形而成，必须兼有三才而两两相对，然后人因天地而生。这就是文王重卦的意义。揲蓍者分而为二以象征两，然后挂一以象征三，大概是因为重卦的意义。况且伏羲的画为天，天是君道，所以五在人为君。文王的重为地，地是臣道，所以二在人为臣。以上下二卦分别来说如此。合六爻来说，则三、四都是人道，这就是所谓的中爻，《系辞》说：“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可完备。”所以穷尽人事的变化，以二、三、四、五为主，初上只是终始罢了。然而终始也是位，所以说“六位时成”，“六位成章”。

伏羲氏画卦之初，其画虽然具备三才，但卦的天地未分，没有九六、六位的区别。文王重卦之后，然后天地分而有九六，人道成而确立六位，这是周公阐明六爻的意义。什么叫天地分而有九六？《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这是天地的生数。合一、三

译五与四相合为九，这是天数。天的本体是乾，所以乾称为九。二与四相合为六，这是地数。地的本体是坤，所以坤称为六。这是在排列六爻之后，圣人阐明九、六含义的宗旨。因此，在揲蓍的方法中，老阳数为三十六，除以四象而得到九；老阴数为二十四，除以四象而得到六。所以九是乾爻，三十六是乾的策数；六是坤爻，二十四是坤的策数。这是后世圣人推演九、六之道的结果。伏羲开创了天、地、人三才的精微道理，独自画出天卦，才知晓三才本是一体之道。因此，必定在文王重卦之后，天地上下两卦都已具备，然后九、六才能产生。九、六产生之后，大衍筮法才得以确立。这是圣人创作《易经》的次序。为什么说人道成就而确立六位呢？一卦的卦象，虽然具备三才，但在六画形成之后，圣人认为道在于成就人的能力，想要将其应用于天下万世，所以舍弃天地而专门阐明人道，因此六爻都是人的位置，其爻辞都是人事。所以文王的治理，如同天的承载，而周公的礼乐法度鲜明完备，这都是尽到了人道。这是圣人确立六爻的意义。《系辞》说：“二爻多赞誉，四爻多恐惧。”“三爻多凶险，五爻多功绩。”这是后世圣人用人道来阐明六爻的说法。因此，有了卦画然后才可以重卦，重卦之后才有九、六，有了九、六然后才有六位，有了六位然后才可以系联爻辞，以及《彖传》、《象传》、《文言传》。所以在刚画卦、重卦、确立九六的时候，都统摄阐明三才；等到确立六位、系联爻辞以及《彖传》、《象传》之后，一律以人道为主，人道到这里才完全显明。这是四位圣人始创终成的道理。然而在周公之前，画卦的时候，爻的含义已经包含在卦画中，不再重复显现。到了周公将爻列在下面并系联上爻辞，《易经》这才开始完备。而阐明其道、传播其教的是孔子。所以必定是一位圣人画卦，一位圣人重卦，一位圣人确立爻位，一位圣人垂示教化，这样道的内涵就没有剩余的了。如果让伏羲重卦，那就不是伏羲了，而是三王的道理；如果让文王确立爻位，那就不是文王了，而是周公的道理。圣人顺应时势的意义，大概不是这样的。所以从太极开始，伏羲象征三才之道，文王穷尽三才之义，周公确立三才之事，孔子阐明三才之教，都是顺应时势的意义。然而孔子对于文王，就像文王对于伏羲一样，周公只是终结了文王的一项事业罢了。所以古人单独称颂“三圣”，就是因此。（《爻》。）

译《系辞》说：“《彖》是阐述卦象的。”又说：“《彖》是才德。”《乾》卦的卦象，就是六爻皆阳；《乾》卦的《彖辞》，是阐述六爻皆阳的意义。《乾》卦的才德，就是宏大刚健；《乾》卦的《彖辞》，就是阐述宏大刚健的意义。所以观察《彖辞》，那么一卦的意义就理解过半了。然而前代儒者把文王的《卦辞》当作《彖辞》，大概是认为孔子不应当自己说“观察《彖辞》就理解过半”这样的话。这完全不对。孔子的《彖辞》，正是论述一卦的卦象并解释文王的卦辞。如果没有孔子的《彖辞》，那么卦象与文王的卦辞就无法贯通了。因为文王的卦辞，旨意深奥隐晦，是出于忧患的言论，即使让有智慧的人观看，难道能理解过半吗？必须观察孔子的《彖辞》，然后一卦的意义才有理解过半的道理。孔子作《彖辞》，本是为了垂示法则给后世，希望学者先尽心于《彖辞》，然后才能明白重卦的卦象并贯通文王的卦辞。那么“理解过半”这句话，乃是孔子自己阐明作《彖辞》的意图，以及指示学习文王《易经》的关键方法。（《彖》。）

《系辞》说：“《易》就是卦象。”又说：“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意旨。”大概因为《易》的意旨无法完全穷尽，所以有卦象来穷尽它。意旨无法穷尽，如果只玩味卦辞，都是空话罢了，这样就不能训导天下后世，而创作《易》的道理就断绝了，这就是圣人设立卦象的宗旨。经文说：“看见的就称之为象。”那么使《易》道可见的，无非都是卦象。所以卦象并非只有一种意义，四位圣人的卦象各不相同。卦的三爻，是伏羲的卦象；重叠为六爻，是文王的卦象；接着分为六个位置的刚柔，是周公的卦象；在《乾》卦中从“天行健”到“天德不可为首”，是孔子的卦象。三爻、六爻的卦象，以卦为主；六个位置刚柔的卦象，以爻为主；孔子的卦象，以辞为主。所主不同，但其穷尽意旨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卦辞有不能穷尽的就求之于爻，爻有不能穷尽的就求之于卦，那么《易》的意旨就没有剩余的了。那么卦象，难道只是天、地、马、牛而已吗！天地牛马，是有乾坤卦象的事物，但乾坤的卦象并不止于天地牛马而已。所以知道《易》这本书，它的意旨和卦辞都从卦象中产生，没有忘记卦象而能懂得《易》的。像首腹马牛之类，有时可以忘记，这些是卦象的末节。

欧阳修说《彖》、《象》、《文言》混杂在卦中的，是从费直开始的；王弼作注，也使用《彖》、《象》相杂的经文。考察《费氏传》说：“只是用《彖》、《象》、《系辞》上、下两篇、《文言》来解说上、下经。”观察现在的《易经》，那十篇并没有全部混入卦中，那就明确不是费直的做法了。孔颖达说孔子的《象辞》在六爻经文之后，以及王弼认为《象辞》本来解释经文，应当靠近经文，意思容易明白，所以把分爻的《象辞》各自附在相应的爻下来说，就像杜预注《左传》，把经文的年份与传文相附。观察这些，那么《小象》本来就已经在卦中了，王弼又把它混杂在爻中了。至于《彖》与《大象》、《文言》，终究无法考证。（以上《象》。）

《易》有《彖》，用来阐明成卦的才德；有《象》，用来穷尽创作《易》的意旨。又作《文言》，用来解释一卦的卦辞，然而唯独著录在《乾》、《坤》两卦中，因为卦辞在圣人那里，是道理容易明白的。学者考察《彖》、《象》，是智慧可以达到的。孔子说：“举出一个角，不能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又说：“端木赐啊，告诉你过去的，就知道未来的。”大概有不推究其言外之意的人，言语终究无法穷尽。学者观察《乾》、《坤》两卦的《文言》，触类旁通加以推广就可以了。（《文言》。）

伏羲画卦，起初没有《系辞》；文王、孔子的言论，都是《系辞》。所以孔子说“系上卦辞来断定吉凶”，“系上卦辞来穷尽言语”，那么卦辞、爻辞都是《系辞》。现在唯独把这两篇称为《系辞》，大概是因为卦辞、爻辞，是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两篇，是孔子的《系辞》。又在《十翼》之中，唯独这两篇泛论大道，是各卦的统要，与《彖》、《象》、《文理》的言辞不同，所以唯独称为《系辞》，用来尊崇孔子的言辞，与文王同等。观察其言论，广大而完备，变通而神妙，精微而精深，都是《彖》、《象》、《文言》、序卦、说卦所不能穷尽的，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如果没有这两篇，那么《易》道就断绝了。

何晏说上篇阐明微，下篇阐明几；或者认为上篇论述《易》的大理，下篇论述《易》的小理；孔颖达说上下篇没有不同的意义，只是以编重大，所以分开。现在观察上篇，从“天尊地卑”到“存乎德行”，篇章依次排列，事理大小，都有条理，不可紊乱。下一章的言论，都是前一章没有穷尽的。到了“存乎德行”，那么《易》道就完备了。下篇重新兴起这个说法，前

译后来依次排列，又如同上篇那样。这说明最初就是分为两篇，并非后人随意妄加分割。

译各位儒者对《系辞》分章的看法不一，孔颖达确定上篇为十二章，下篇为九章。然而章节有大有小，有的可分有的不可分，似乎不止这二十一章。所以有文意未断而强行分章的，也有仅有一两句而文意已断、不相连续的，怎能拘泥于二十一章呢？

上篇所讲的，多是《易》道的大义，以及其精微神妙的作用。下篇多讲卦义，以及上篇未讲完的、粗略显浅的说法，又是不可不阐明的。那么上下两篇大致就有区别了。况且上篇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高低陈列，贵贱的位次就确立了”，因为有这样的话，所以下篇可以说“八卦排列，卦象就在其中；因而重叠，爻辞就在其中”了。上篇说“乾以平易可知，坤以简约能成”，直到“平易简约而天下的道理就获得了”，因为有这样的话，所以下篇可以说“乾确实地向人显示平易，坤顺从地向人显示简约”了。孔颖达说：“‘天地的道理，以正固可观；日月的道理，以正固明亮’，这难道又是《易》的小事吗？”然而正固可观、正固明亮，只是借天地日月来阐明吉凶正固取胜的言辞，并不在《易》的本义之中，又不像“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的意义配日月，平易简约的美德配至德”那样，属于《易》的道理。观察这几层意义，那么两篇的精粗，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以上关于《系辞》。）

《说卦》，论述八卦的道德以及其象义、情性。那么六十四卦也有这些吗？大概六十四卦各自包含在《文言》、《彖传》、《象传》、《杂卦传》之中了。至于万物的象类，如《履》卦象征虎，《渐》卦象征鸿，《中孚》卦象征鸣鹤，《小过》卦象征飞鸟，《井》卦象征井，《鼎》卦象征鼎，都是如此。其卦象无法尽数言说，所以在这几卦中略作阐明。《系辞》说：“说到天地之间，就完备了。这就是它难以言说的原因。所以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关于《说卦》。）

孔颖达说：“六十四卦，两两相配，不是覆卦就是变卦。覆卦，从表里观看，就形成两卦，《屯》、《蒙》、《需》、「讼》之类都是这样。变卦，反复看只成一卦，就用变卦来对应，《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这八个卦都是这样。”这大概是卦变反对的象，先天之学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虽然出于变象，难道没有次序吗？所以圣人用来排列次序。八卦的次序有两种：“帝出乎震”一章，是八方方位的次序。“乾，天也”一章，是成卦先后的次序。先在上篇排列八卦，所以在此排列六十四卦。八卦的次序体现包牺氏的道，六十四卦的次序体现文王的道。道极难阐明，圣人将其判分为三才，分离为八卦，使有眼睛的人可以看到，有耳朵的人可以听到，也就算极好了。于是又为之解说，为之排列次序，三才八卦的道理，细微之处也不遗漏。然而谈论《易》的人尚且有时滞留在空泛的言论中而扰乱正道，或沉溺于术数的应用，不明白三圣人的大旨，这是学者应当深深警戒的。（关于《序卦》。）

卦的性情以及其德行的不同，八卦见于《说卦》，六十四卦见于《杂卦》。孔子对于包牺氏的道，在《说卦》中详尽论述，都是文王未曾阐明的，所以不得不详细。对于文王的道，则具备在《序卦》、《杂卦》之中，其卦象则在各卦的《大象》、《小象》中，而《系辞上》、《系辞下》则兼统它们。（关于《杂卦》。）

附录

叶水心为蒋行简作志说：郭白云说“艮是限制”。然而艮有止而无限制。如果担心其未达到无欲的境界，而用限制来制止，那么或许可以，但这不是止的正道。

◆白云门人（胡、周四传。）

学士谢艮斋先生谔

谢谔，字昌国，是新喻人。年幼时敏捷聪慧且诚恳朴实，过目不忘，有志于圣贤之学。考中绍兴年间进士，代理乐安尉。境内盗贼很多，先生逐条呈上二十条策略，大旨是让盗贼互相纠举并以信用的赏罚随之，群盗全部散去。调任吉州录事参军。起初，吉州死囚用粗布包裹，先生请求取官府废弃的木材做棺材来收敛他们。吉州死囚不再暴露尸骨，从此开始。陈氏控告其童仆偷窃财物藏在百姓家中，供词颇为夸大事实，统帅龚茂良发怒，想定罪。先生列举其不实之处，陈氏得以免罪，而茂良也因此了解先生。干道四年，庐陵饥荒，老幼万余人守在城门请求开仓赈济，官吏不知所措。先生树立五色旗，分区域发放粮食，顷刻间就安定下来。任分宜县知县，县里欠郡府十万缗钱，而每年常赋之外，又征收月椿钱二万缗，先生请求监司免除，未得到答复，因遭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三次升迁至监察御史，最终请求免除分宜的月椿钱，并秀州的华亭也减少了。极力陈述义役的便利。湖州安吉税绢，过去用粗丝，名叫屑绢，官府想更改，先生说安吉已缴纳绸，又缴纳绫，应当稍微放宽其绢的征收，得以如旧。升任殿中侍御史，说：“士大夫习惯贪婪放纵而废弃廉洁谨慎，习惯刻薄而少有宽厚，

译习惯于奢靡浪费而以节俭为耻，习惯于轻率鲁莽而缺乏详审，习惯于欺诈虚伪而少有真诚，习惯于隐瞒包庇而忘却忠诚纯朴，应当像成汤制定官刑那样来警戒他们。」淳熙年间，每缗钱如越州、广德军的和买。又陈述议论说：「已经发生的恶行容易看见，尚未发生的奸邪难以知晓。奸邪，是潜藏于心而晦暗不明的。」皇上颁布赈济七策。当时孝宗重视言路，曾说：「学术端正则议论端正，议论端正则公正无私。」于是因为先生恬静正大，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次年，兼任侍讲。先生上奏说：「帝王之学，以考察古事为先。《六经》都是古书，而《尚书》最为首要，可以验证后世的得失。」皇上说：「君主不学习，就会自我懈怠。如唐太宗功业并非不高，遗憾的是不学习。」先生于是进言：「事情无论大小，在于确立根本、补救弊病罢了。陛下常说持守中道，如果真正持中，那么自然根本确立而弊病消除。」皇上说：「我最喜爱伊尹、傅说所学，掌握了侍奉君主的道理。」先生说：「伊尹、傅说固然贤善，然而如果没有成汤、武丁的信任任用，又怎能达到大治？」曾经趁傍晚应对，谈及边防事务，皇上有关于抓住机会的谕旨，先生回答说：「机会虽然不可错失，也要戒慎轻举妄动。」皇上再三称赞说得好。一天与先生讨论人性，皇上说：「我常喜爱孔子『相近』以及『上智下愚不移』的说法，简明而易于明白。知道您曾经师从郭雍，在此有所心得。郭雍曾见过程颐吗？」回答说：「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曾经侍奉程颐。当时郭雍尚年幼，大概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传授罢了。」于是加赐郭雍为颐正先生。光宗即位，进献十箴，第一说：「功业成就艰难，其败坏或许容易；兢兢业业地保持，常恐失落。」第二说：「大道非常简易，在于尊崇所闻；帝王之学，不是技艺也不是文辞。」第三说：「畏惧天的威严，立德最为重要；水旱雷风，是天的仁爱。」第四说：「存心公正，是治理的起源；毫厘之私，祸患波及千里。」第五说：「胡乱奖赏不能劝善，胡乱惩罚不能使人畏惧；赏罚的大权，以胡乱为禁忌。」第六说：「贪婪的官吏虐待百姓，戒慎在于不要听信；奖赏廉洁以激励，比号令更快捷。」第七说：「百姓的疾苦，幽远难以知晓；每日探访每月询问，还恐怕有遗漏。」第八说：「财富在天下，用义理来治理；未曾听说苛刻聚敛，其罪责在于官吏。」第九说：「动乱的发生，不只是夷狄；奸邪谄媚，尤其危害国家。」第十说：「自身治理完善，可以治理外部；重视驾驭轻视，轻视则动乱为害。」又论述治理天下必须有家法，才是长久之计。当时李皇后尚未有显著的过失，而先生似乎有默默识破其细微之处的能力。又请求举荐德高望重之人以耸动百姓听闻。又陈述「二节三近」之说：「应当节制的是，宴饮和胡乱花费。应当亲近的是，执政大臣、旧学名儒、经筵列职。」升任御史中丞。恰逢薛叔似等人补任卿监，于是进言：「寿皇重新设置补阙拾遗之官，用意深远，现在名义上迁升而实际上废弃，不是新政所应当的。」暂代工部尚书，极力请求祠禄；以焕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又推辞，得到批准，奉祠。绍熙五年，去世。先生慈祥孝友，辅以学问之力，志在仁德，勇于道义，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不苛责他人，即使是仆役也以忠恕之道对待。曾说：「我自从得到颐正先生简易的学说，终身使用不尽。」他在言路任职，务持大体，不轻易指责他人过错，而名望德行厚重，人们自然信服。杨公诚斋很少许可人，他所敬重的人，除了晦庵、南轩之外，必定说是艮斋先生。这时伊洛之学盛行，各有门户。先生是郭氏世袭嫡传，却不言说而亲身践行。弟子数百人，根据才能教导，而未尝与世上讲学之人争辩异同，然而学者无不称为艮斋先生。周益公曾经在孝宗面前推荐先生，皇上说：「这就是所谓的艮斋吗？」回答说：「陛下怎么知道？」皇上说：「朕看到他的《圣学渊源》五卷而知道。」他的文章得欧阳修、曾巩之法，所著有《艮斋集》四十卷，《诗》、《书解》各二十卷，《论语解二十卷，《左氏讲义》三卷，《柏台》《谏垣奏议》各五卷，《经�总录》三卷，《孝史》五十卷，其他百余种。晚年曾居桂山，学者有时也称为桂山先生。朱子曾经拜访他，看到他的破屋萧然，叹息认为不可及。

译艮斋先生语录

《艮》卦，是圣人的静止之道；《妄》卦，是圣人的行动之道。

人确立志向，要以成为圣贤作为自己的期许。丝毫私心杂念不介入胸中，然后才能与圣贤相似。

有直言规劝，有委婉规劝。直言规劝，进言的人难以开口，接受的人尤其难以承受。委婉规劝则容易。

《无逸》篇中“继位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鉴”这个字，是帝王治理功业的根本。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将警戒的言辞作为常道，所以治理清明的时候多，动乱的时候少。

艮斋二铭

仁义忠信，大概没有固定不变的名目。由近处推及远处，就会勇于践行。

出门万里，路途平坦广阔。运用震动来进取，这就叫做妄动。

知州蒋先生行简

蒋行简，字仲可，是永嘉人。与薛公艮斋是同事，在岳父孙汝翼的军幕中也曾经听闻袁氏的学问，但后来归属于郭氏学派。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担任滁州判官。完颜亮南下入侵，他督运天长粮草，有人报告敌军到了，同行的人想要抛弃粮草逃跑，先生说：“不要匆忙逃跑，赶紧烧掉它们！”敌人看见大火燃起，没有前进。不久有人以擅自焚烧粮草弹劾他，制置使刘锜说：“这才是真正懂得用兵的人。”他担任海盐县知县，太守对他说：“县里败坏很久了，应该上缴给州府的经费总数高达巨万。得到有才能的县令，或许能补足吧？”先生严肃地拒绝了他。不久一切开支都节省了，旧欠竟然补齐，而新收的钱款也有剩余。到了晚年，剩余的钱超过一万。通判巡视各县得知此事，催促他出具收据，先生说：“这是夏税钱，是继任者的事！”通判说：“上司正以善于理财推荐你，你何必留钱给后人呢？”先生惊骇地说：“善于理财，难道是美名吗！”通判惭愧而停止。他回朝，向皇帝呈上自己所著的《枢言》五十篇。他担任兴国通判，遭遇大旱和瘟疫，他动用常平仓的储备来救济灾民，施舍医药，曾经半夜住在村舍里。多次升迁，担任沅、辰、沣、靖、峡五个州的知州。王、周两位丞相都知道他的惠民政绩，想留他担任郎官，先生推辞说：“重视内朝而轻视外任，是当今的陋习。我老了，不能胜任朝见皇帝的职务。”他担任常德府知府，入朝应对，对光宗说：“百姓困苦憔悴，令人哀怜。果州、阆州的大军钱粮比其他郡县特别沉重。峡州的茶租，摊派给客户；兴国的马料，分摊给五等户。衡州、袁州每年征收曲引，赣州、吉州比较赃罚收入，江东地区白收板帐，湖南加倍折收冬苗。夏绢和买，已经不是正赋，又有军衣和买。糯米科折，只是为了省务，又有覆纽价钱。这类情况闻一知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现在大官没有不说州县窘迫的，以臣所见，确实有窘迫的县，却没有窘迫的州。官员贪吝公事，视同己物，狼心不满足，即使给他几个州，窘迫的状况依然如故。臣想选择通晓民事的朝臣，先在一路考察财赋的来源，哪些是经常性的，哪些是横征暴敛，哪些是新增开支，全部论奏免除。”光宗点头同意，命令送交中书省，恰逢留正去职，没有实行。不久他担任处州知州，因为得罪权贵，被贬降两级职务罢免。议论的人说，如果先生入朝应对的话得以实行，不仅是一方的利益，而且连一个州也不能伸张他的志向，可悲啊！起初，郭白云隐居长阳，先生将要出峡，邀请他在白羊相见，询问从兼山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道理。郭白云说：“所得在于艮。艮，是界限。界限确立，内外不逾越。上天赋予我的，在界限之内，不可超出；人的欲望，在界限之外，不可进入。”先生感谢教诲。有《白羊问答》。

◆艮斋门人（胡、周五传）

县令欧阳先生朴

欧阳朴，是新喻人。艮斋的高足弟子，担任衡阳县知县，曾经撰写《艮斋事实》的人。

孟先生程

孟程，是丰城人。年轻时笔力豪放俊逸，艮斋告诫他说：“诗词只是游士的雄才罢了！”先生随即改学经术，最终成为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是永新人。嗜学好学，艮斋为他作《务本斋铭》。

司户曾东老先生震

曾震，字东老，是吉水人。年轻时不玩弄权术不妄为，艮斋非常称赞他。晚年通过集英殿考试获得官职，艮斋勉励他说：“官职没有小的，政事没有不可做的，君臣的道义不可废弃。”多次调任广州司户而死。所著有《群玉集》。

（梓材谨按：杨诚斋为先生写墓志铭说：“曾是他的姓，括是他的名，禹任是他的字。另一个字伯贡。后来改名震，字东老。”据此，那么伯虞名机的应当就是他的弟弟需的原名，大概伯虞仍然使用原名行事。）

曾静庵先生机

曾机，字伯虞，是吉水人。艮斋曾经称赞他说：“沉静敏捷少言，不事张扬。”多次考试没有遇到机会，他说：“学问不增长，是我的过错。增长了而不成熟，又能怪谁呢！”所居住的地方对着玉笥诸峰，怡然自得地饮酒赋诗，题写居所名为静庵。周益公为他写铭文说：“不出户庭，能定能应。”晚年得了末疾，对来询问的人说：“大自然用生命使我劳碌，用疾病使我安逸。”所著有《静庵集》十卷。最被称为艮斋的高足弟子。

曾先生雩

曾雩，与需都是东老震的弟弟。东老建造文友、咏归两堂，广泛招揽明师，亲自率领两个弟弟和他们

译子询问学业。杨诚斋称赞他们父子兄弟，研习书画浓烈深厚，诵读吟咏声如琴瑟，和谐美好。只是先生早逝。（参见《杨诚斋集》。）

译（梓材谨按：需盖是静庵改的名字。谢山稿本在艮斋传简末标注说：“三曾兄弟应当是弟子。”除了司户、静庵之外，另一位就是这位先生。）

◆东老家学（胡安国、胡宏、胡宏之弟胡宪的再传弟子。）

曾先生克己

曾先生克允（合传。）

曾先生克宽（合传。）

曾先生克家（合传。）

曾克己、曾克允、曾克宽、曾克家，是曾几的儿子，都喜爱学习。（参见《杨诚斋集》。）

◆二郭续传

司业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是新喻人。考中进士第三名，历任国子司业。在担任秘书省官员时，阅览官修书籍，喜爱二郭氏的《中庸》。郭氏游学于程门，新喻的谢尚书艮斋在武夷山做官时，曾经传授他们的学问。先生通过谢艮斋追溯郭氏，以继承其学术传承。号元中子。

（云濠谨按：《江西通志》记载，先生是咸淳四年的进士，多次升迁至文华阁待制。在临川主持考试时录取了吴澄，当时人称他善于识人。自号寄翁，学者称他为所寄先生；与文天祥、邓光荐交好。建立金凤书院，以教育后学。）

卷二十九 震泽学案（全氏补本）

震泽学案 全祖望补本

震泽学案表

王苹 陈长方

（伊川、龟山门人。） 陈少方

（安定、濂溪、明 杨邦弼

道再传。） 章宪

（陆学之先。） 章悊

周宪

范如圭（另见《武夷学案》。）

曾几（另见《武夷学案》。）

陆景端（另见《和靖学案》。）

施庭先 方翥（见上文《震泽门人》。）

宋宜之

曾逮

方翥 （侄子）耒（另见《刘胡诸儒学案》。）

（附翁深父。）

林光朝（另立《艾轩学案》。）

陆九渊（另立《象山学案》。）

（都是次云的讲学朋友。）

（附）晏明中

陈戌

尹焞（另立《和靖学案》。）

张绎（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都是震泽的讲学朋友。）

吕本中（另立《紫微学案》。）

李子勉

（都是震泽的学侣）

震泽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洛学传入秦国，依靠的是三吕；传入楚国，依靠的是上蔡在荆南执教；传入蜀地，依靠的是谢湜、马涓；传入浙江，依靠的是永嘉的周、刘、许、鲍几位先生；而传入吴地，依靠的是王信伯。信伯极受龟山的赞许，而晦翁最贬低他，后来阳明又最推崇他。我读信伯的文集，发现它开启了象山的萌芽。贬低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推崇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象山之学，本来没有师承，东发认为它远源于上蔡，我认为它兼源于信伯。大概程门中已有这一种学问了。于是撰写《震泽学案》。（梓材按：此卷谢山原稿称为《平江学案》，后来确定《序录》时，改称为《震泽》。）

◆程杨门人（胡安国、程颐的再传弟子。）

著作王福清先生苹

王苹，字信伯，世代居住在福州福清，他的父亲迁居到吴地。先生师从伊川，在同门杨龟山等人中属于后辈，而龟山最赞许他，认为师门后来有所成就的，只有信伯。（云濠按：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震泽年轻时师从龟山，以平民身份进入中秘。皇帝下诏说：“你的学问有师承，亲自听闻了道的要领。”又说：“努力践行你的志向，不要辜负老师的话。”大概是指龟山。）高宗亲征，驻扎在平江，守臣孙佑推荐他的学问品行，召见时，他回答说：“百姓分散时听从他们则显得愚昧，聚合时听从他们则显得圣明。古语说‘谋划听从众人，就符合天心’，因为众人所认同的，本来就有至公的道理。现在亲征诏书下达，而四方百姓非常和悦，是因为它符合人心。陛下如果推延这种心意体现在用人上，那么用人必定符合人们的期望；推延这种心意体现在政事上，那么政事就不会违背人情。”又说：“君主的喜好厌恶应像天一样，不在其中掺杂私心，喜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恶行，憎恶一个人要知道他的善行，使朝廷不缺乏人才，这是重要的道理。汲黯在赣地，汉武帝常常厌恶他妄加指责，等到与严助讨论时，必定认为他是社稷之臣。宇文士及的谄媚，唐太宗常常与他交谈到深夜，等到在众人聚集时，就把他看作谄媚之人。两位君主不被好恶所蒙蔽，所以能完全了解臣下的贤与不贤。希望陛下考察忠奸作为取舍的标准。”又说：“陛下留意《春秋》，我认为帝王之学应当与世俗儒者的学问不同。世俗儒者的学问，往往对经世的大法不加考察。帝王之学，在于付诸事业。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地方。”皇上对辅臣说：“王苹出身草野，而议论像是一直在朝廷做官的人，这是通儒。”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金兵撤退后，应诏陈述意见，上奏三件事，一是正心诚意，二是辨别君子小人，三是消除朋党

译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上奏说：“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理代代相传，如同符节相合一般契合。所传的并非圣人的道理，而是圣人的本心；所传的并非圣人的本心，而是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本心与圣人的本心没有差异，万种善德都已具备。所以想要传承尧、舜以来的道，不过是扩充这颗本心罢了！”他参与编修《神宗实录》，兼任史馆校勘。中书舍人朱震、宝文书阁直学士胡安国、徽猷阁待制刘焞都推荐他代替自己，而胡安国极力推荐，认为他学问有师承渊源，见识通达世事，让他担任谏官进言献策，必定对国家有益。他任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不久奉命主管祠禄。秦桧厌恶他，因其侄子秦谊犯法受牵连而被剥夺官职。过了很久，又恢复主管台州崇道宫祠禄。先生为人朴实简静沉默。颓然自适，仿佛与世俗相忘。他未曾著书立说，直到晚年才撰写《论语集解》，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云濠按语：先生另有《易传》，见于尹和靖书信中，当时曾在我们的县里刻版印刷。）他在同门师兄弟中，大概仅次于尹和靖，所以尹和靖寓居虎丘时，与先生最为投契。他的才气远远不及吕文定，然而像范伯达、曾吉甫这样吕文定的高足弟子，都恭敬地向先生请教，由此可知他学问造诣的精纯，比起李汉上的夹杂驳杂，大概远远胜过。吕居仁跟随程门众多宿老游学几乎无遗漏，也极力推崇先生。只有朱子说他是“不过认识伊川一面，而所记载的都错了”，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译震泽记善录

问：求取知识的要领是什么？答：应当从切近处思考。并且要体察探究“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叫做中”的道理。又说：不要被“中”字所阻碍，只看未发动时是怎样的状态。

“听说伊川先生说过：不偏不倚叫做中，恒常不变叫做庸。”答：这不是伊川先生的话。如果不是，那就是他早年的说法。从前伊川先生曾批注程叔的《中庸说》说：“‘不偏倚叫做中’，这话还不够精当。”我亲自问伊川先生为什么不够精当，伊川先生回答得很简略，说：“中是没有偏倚依托的。”大概必须四方都无偏倚，才能说是不偏倚。

“伊川先生说颜回不是以道为乐，那么他究竟以什么为乐呢？”答：心上一点不留滞。如果有所乐，就会有所偏倚。功名富贵固然不值得乐，道德性命也没有可乐之处。庄子所说的“最高的快乐是没有快乐”。

祖望谨按：“至乐无乐”的说法，似乎不能用来解释伊川先生的话。

问：“‘大哉乾元’是喜怒哀乐未发动的时候吗？”答：“元”已经是万物生长的开始。

问：“鬼神是阴阳的功用，不是世俗所说的鬼神。然而像‘显明处有礼乐，幽暗处有鬼神’，‘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都是把鬼神和人分开来说的。”答：“显明的就是礼乐，幽暗的就是鬼神。针对不同的事理使用不同的名称，并不是把鬼神和人看作两回事。”

问：“把孔子、孟子的话中切要的地方加以思索，怎么样？”答：必须玩味咀嚼。从前有人以此问伊川先生，伊川先生回答说：“如果看一遍就有收获，终究不会融会贯通。”大概我们的道不像佛、道两家，一见到就走向空寂。{@ 如果没有见解，且暂时放过。思考不可太苦，太苦反而离得越远。

学者体察探究，切不可以文义来解释。张思叔所说的“劝君莫作聪明解”就是这个意思。

问：“伊川先生说‘人之生也直’就是‘天命之谓性’。谢显道说‘顺理叫做直’，那就是率性的事情了。”答：“伊川先生说的是上一折，显道说的是下一折。”

问：“‘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似乎没有差别等级。”答：“司马牛忧虑没有兄弟，所以用这句话来拓宽他的心意。大概言语有抑扬顿挫。”

问：“‘仁，人心也’，却又说‘以仁存心’，为什么呢？”答：“读书不可拘泥于文义。‘以仁存心’，只是说能够体认仁罢了。”

人心本来没有思虑，大多是记忆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这才知道事情不曾拖累心，而是心自己拖累于事情。康节诗说：“过去的事都归闲散指点，未来的事都是另外应付。”所以君子的思虑不出其本位。

学者必须下学而上达。洒扫应对，就是道德性命的道理。《礼记》说：“凡是替长者打扫的礼节，一定要把扫帚加在簸箕上，用袖子束住退后，灰尘不沾到长者，用簸箕自己面向而收进。”试着体察探究此时此心是怎样的。尧、舜揖让的心，就是群臣德让的心，就是百姓顺从和睦的心。况且洒扫的是谁？应对的是谁？其中的道理微妙啊！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家恭敬，办事严肃，对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学者只是说过去，试着用这些话去实践，去体察探究，就知道上达的道理了。圣人的道没有本末，没有精粗，贯通上下，只是一个理。

“人如果不仁，憎恨他太过分，就会作乱。”不只是他愤怒，我的心已经先乱了。

伊川先生四十岁以后，记忆力更加精进。现在的人年长就健忘，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

祖望谨按：信伯大体上像和靖，后辈中延平也颇接近他，然而他的言辞气势所缺少的是精粹。他的细微差错之处，是因为接近禅宗。我用朱子的话仔细核对他的语录，因此列举其中可疑的地方在后面。

问：“浩然之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吗？”答：“通达没有间隙，岂止是充满于天地！”

祖望谨按：这话错了！或许是门人记录的失误。

问：“怎样是‘万物皆备于我’？”先生端正容貌说：“万物皆备于我。”我在言语之下有所醒悟。

祖望谨按：这也近乎禅宗指点的话语。

尽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需要存养了。其次则是想要存心养性以侍奉天。

震泽文集

老子说“做学问日益增加，修道日益减少，减少又减少，以至于无”，想必对此深有理解。对于道既然已经获得，那么圣人之所以斋戒，之所以退藏于密，之所以和顺于道德的，都不过如此。所谓密，如果意、必、固、我有一样还存在，就不密了。像佛教说鬼神窥探不见的，就是密。（《答吕舍人居仁》。）

（梓材谨按：谢山所节录的《震泽记善录》二十五条，《震泽文集二条》，现在把《文集》一条移到李子勉传后，《记善录》三条移到《附录》，又一条移到陈齐之《附录》，一条移入《明道学案》二条移入《伊川学案》。）

附录

先生从前在洛阳，晚上坐着，张思叔诵读“逝者如斯夫”，范

译元长说：“这也就是道体无穷无尽。”思叔说：“如果这样说，就不太好了。”先生说：“道需要涵泳体悟，才能有真正的自得。”

译范伯达说：“‘天下归仁’，只是万物都归于我的仁德。”先生指着窗户问道：“这还算是归于仁吗？”范伯达沉默不语。

祖望谨按：这话也接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的说法。

宗杲《祭中书吕舍人吕公文》说：“深明造道，游戏大千。”先生说：“释氏只是将此理拿来游戏，再无用处。吾儒则不肯就此罢休。”（以上出自《记善录》。）

胡五峰《与曾吉甫书》说：河南学派门下，得其指归的人零落殆尽。现今存活的人，叩问他们所安守的，也似乎规矩宽纵，不加严谨，后学将凭借什么来端正呢？如王学士说佛“实见道体，只是差之毫厘，所以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如果佛氏实见道体，那么途径怎么容得有差错呢？伊川说他们“略见道体”，如今王氏却将“略”改为“实”，岂不迷乱学者！

（梓材谨按：这是谢山所录《五峰文集》《与曾吉条》的上半截，移入此处。谢山原稿在“王学士”旁注云“王谓信伯”。）

汪玉山说：王信伯理会经旨，全不费力。曾说：“龟山《中庸解》有过当之处。且如‘中庸不可能’，说：‘有能，斯有为之者，则与道二了。’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达德有三，而其所以行的只有一个而已，不必以一为诚。”

林拙斋《纪问》说：天游曾称赞王信伯对释氏有见地，后来我因见到信伯，问他，信伯说：“不是对释氏有见地，乃是见地类似释氏。初见伊川，让他看《论语》，且略通大义，于是退下来看它。很久，既对大义粗略通晓了，又前往求教，让他去玩索其意味。又退下来读它，读了又时时静坐，静坐又忽然读，忽然有个入处，于是前往伊川处吐露，伊川认可了。”我于是问他所入处如何，当时正对着饭食，信伯说：“当此时，面前樽俎之类，全见从此中流出。”

又说：信伯曾见陈齐之壁间有温公画像，正好在宾客座位背后，信伯很久不肯坐，必须让他撤去画像才坐。后来与一位士人谈及此事，说：“不仅是背对画像坐不便，这也不是书室中玩赏之物。”

祖望谨按：伊川之学，在洛中传得最盛，其传入闽地靠龟山，传入秦地靠诸吕，传入蜀地靠谯天授辈，传入浙地靠永嘉九子，传入江右靠李先之辈，传入湖南由上察而文定，传入吴地靠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师弟的渊源力量似乎稍浅狭，然而吴人自安定以来，得以重接学统的，不是他的功劳吗？黎洲先生曾以著作《语录》不得为恨，如今我幸得见到。

◆震泽讲友

肃公尹和靖先生焞（另见《和靖学案》。）

张思叔先生绎（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震泽学侣

文清吕东莱先生本中（另见《紫微学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录

震泽《送李子勉序》说：子勉，是我的畏友，刚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虽然忤逆大臣，拂逆流俗，曾不加以顾惜。然而有为而为之，不如无心而悉当；直前不顾，不如应对从容。士不可以不弘毅。足以有容，足以有所执守，才能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这是弘毅之所以不可偏颇的原因。我曾有意于此而未能做到，姑且与子勉一起共进。

◆震泽门人（胡、程三传）

教授陈唯室先生长方

讲官陈先生少方（合传）

陈长方，字齐之，本是福州长乐人，广平游氏高弟游侁的儿子。绍兴进士，江阴军学教授。因为母亲是吴中林氏女，于是居住在吴中，跟随王信伯游学。隐居步里，闭门研究经史，以教学者。他的学说主张直指以开人心，使学者归于自得。所著的书有《步里客谈》、《尚书传》、《春秋》传》、《礼记传》、《两汉》论》、《唐论》、《上蔡语录辩证》。学者称他为唯室先生。信伯门下士以先生为上座。上蔡语录》多佛语，先生读后，知道那是江表民语，共若干条。当时有抄录上蔡、表民语合为一卷的，于是一并作为上蔡的书而人们不知道。他的《步里客谈》，明末尚有其书，而今亡佚了。弟弟少方，字同之，也跟随信伯游学，时称“王门二陈”。孝宗朝仕至东宫讲官。

步里客谈

太史公有侠气，所以在赵奢、穰苴、张仪、苏秦、刺客等作传更得手。因为未曾窥探圣贤门户，所以五帝、三王、孔、孟的纪传虽然补缀事迹，也未尽善。

译（梓材谨按：谢山所记录的《步里客谈》三条内容，如今将其中一条移入《高平学案》，另一条移入《龟山学案》。）

译附录

《震泽记善录》记载：陈齐之自己说，起初对“逝者如斯”这句话感到疑惑，每次见到前辈学者必定请教，人们都各自以他们的见解告诉我。等到请教先生时，先生却说：“如果我说给你听，只是说出我个人的理解，你反而自己一无所得。”齐之后来作诗说：“闲花乱蕊竞相红绿，谁相信春光不停留？如果问这果真能懂得那流逝之物，就必须处处都能相应契合。”大概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有所自得。

舍人杨先生邦弼

杨邦弼，字良佐，本是建宁浦城人，是文公杨亿的四世孙。绍兴十二年考中进士第三名，初任太学博士。过了一年，任信州通判，不久以大理寺官员身份出任湖南转运使，不致力于搜刮聚敛，很能把握大局。多次升迁至起居舍人，出使金国，最终官至中书舍人。先生因为跟随王信伯游学，居住在吴中的震泽，探究义理的极致趣味，仅次于唯室陈氏。吴中建立三贤祠，让唯室与先生配享著作郎。

隐君章复轩先生宪

章先生悊（合传。）

章宪，字叔度，本是浦城人，他的父亲章甫起初迁徙居住在吴地的黄村，龟山先生为他撰写墓志铭。先生起初跟随龟山先生学习，后来跟随王信伯游学，之后又跟随吕紫微。隐居不做官，操守品行高洁，余力从事文学创作，都有法度规范，朱汉上尤其看重他。深通《春秋》。学者称他为复轩先生。在信伯的门人中，唯室兄弟早逝，其中能传承其学说的没有比先生更好的了。《复轩集》十卷，曾文清公为其作序，现在已失传。他祭奠信伯的文章说：“滔滔不绝的学问，谁能穷尽边际？谁能达到中和？谁能融合内外？谁能摆脱章句束缚，在行事中体现？学问得其本源，深入观察其流变，如同站在平地上，来评判这市场。”大概是有心得的话。先生有个弟弟叫章悊，字委明，也在龟山、信伯、吕紫微的门下。吕紫微曾说：“叔度兄弟学习很勤奋，而向我求教的要求很高，他们将会大有成就！”

周先生宪

周宪，字可则，永丰人。跟随吕紫微游学，最终在王信伯门下完成学业。《震泽记善录》，是他编纂的。先生的《自序》说：“我在吕公门下供职洒扫，大要在于分辨是非邪正，阐明进退出处，严格辞受取予的道义，并亲身践行以尽人性。所说的内容都详细记载在《童蒙训》、《春秋说》中，所以不再收录。吕公病情日渐加重，于是写信嘱托著作先生（王信伯）说：‘周宪秀才质朴敦厚令人喜爱，有志于此道，应当蒙受提携进步。’还没来得及实行吕公就去世了。曾文清公又写信重申吕公的意思，让他实行，于是我在先生门下受业。两年后回家，见到曾文清公，他命令我记录，当时我还不敢。如今三十年了，遗忘的越来越多，追溯其言论的一二，以展示给志同道合的人。”

祖望谨按：朱子不认为这本录子妥当，而明代王文成公极力称赞它。总之，其中也有可取之处。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几（并见《武夷学案）。

监税陆子正先生景端（别见《和静学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盐官人。隐士施德操的侄子。（云濠案：应当是“族侄”。）德操与横浦先生是讲学的朋友，而先生师从王信伯，林艾轩曾经称赞他。

附录

施彦执《北窗炙輠》说：我曾经喜爱族侄庭先讲解《诗经》，他认为：“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感叹叹息；如果言语足以表达，也就只这样罢了。感叹叹息不足以表达，所以咏唱歌曲；如果感叹叹息足以表达，也就只这样罢了。咏唱歌曲不足以表达，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如果咏唱歌曲足以表达，也就只这样罢了。正因为无法舍弃它，所以独自为之舞蹈。”

又说：庭先看到我的书里记载王信伯初次拜见伊川先生的事，认为侍立七十多天，只得到“不为血气所迁”这一句话。庭先认为七十多天不说话就可以了，关键不在于这一句话。这只是庭先独具眼力的地方，但只这一句话也不是客套话。

宫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师从信伯，曾经记录他的言论。

侍郎曾习庵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是文清公曾几的次子。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曾经师从信伯学习，他记录信伯的话说：“‘老师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朋友不仅仅在于讲习学问。精神气貌之间，自然有相互激发的地方，这才是善于亲近师友的人。’我因此观察《乡党》一篇所记载的动容周旋，然后知道众弟子侍奉夫子，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学者称他为习庵先生。有《习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云先生翥附翁深父

方翥，字次云，莆田人，是元寀的孙子。通过施庭先侍奉王信伯，于是有所心得，艾轩说他先于我闻道。起初，艾轩曾经仰慕嵇康、阮籍的为人，先生笑着说：“应当寻求一等人物，可以共同出于舞雩之下的。像这样的人，恐怕站不稳。”艾轩感到惊惧。有位隐君子叫翁深父，先生常常前往跟随他。以进士身份任闽清县尉，到任三百天就离去，从此闭门闲居在风烟无人之

译（他）隐居起来。不久有人推荐他，朝廷召他担任秘书省正字，任职九个月，因听传闻议论政事被罢免，于是请求外放。先生鄙弃一切章句之学，大体上与艾轩相同。他也不肯著书立说，偶尔有所吟咏，也是出于偶然，艾轩认为他的诗属于孟浩然一类。周教授伯忱见到他，也认为他是豪杰之士。他去世时，艾轩为他接受吊唁。

译附录

堂兄方略担任广东转运副使，建造万卷楼，藏书一千二百箱，对方先生说道：“次云先生才德出众，不出家门十年，就能将我的藏书全部铭记于心了。”方先生考中进士后，十八年没有涉足仕途，将这些书全部读完。

他恭敬地侍奉盐官施庭先，并与陆九渊、林谦之结为朋友。朱熹路过莆田，拜访方先生，对他非常尊敬。

林竹溪在《鬳斋学记》中说：次云先生曾说：“我的文章像雨一样，有时则四处流淌，有时则点滴全无。”

◆次云的讲学朋友

文节公林艾轩先生林光朝（另见《艾轩学案》。）

文安公陆象山先生陆九渊（另见《象山学案》。）

◆施氏门人（胡安国、程颐的四传弟子。）

正字方次云先生方翥（见上文《震泽门人》。）

◆次云的家学传承

县令方先生方耒（另见《刘胡诸儒学案》。）

□□□□

晏先生晏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陈先生陈戌

陈戌，字可行。

（梓材谨按：晏、陈两位先生，谢山稿本附载于《震泽学案》中，不详其籍贯和师承，暂且附录以待考证。）

卷三十 刘李诸儒学案（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定）

刘李诸儒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刘李诸儒学案表

刘绚

李吁

侯仲良 胡寅（另见《衡麓学案》。）

胡宁（另见《武夷学案》。）

胡宏（另见《五峰学案》。）

刘立之

朱光庭

朱右（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邢恕 （子）居实（另见《安定学案》。）

（均为程颢、程颐的门人。）

（均为胡瑗、周敦颐的再传弟子。）

张绎

马伸 何兑 （子）镐（另见《晦翁学案》。）

吴给

周孚先

周恭先

晏敦复

袁溉 薛季宣（另见《艮斋学案》。）

（附师薛翁。） 蒋行简（另见《兼山学案》。）

焦瑗 沈铢 （子）焕（另见《广平定川学案》。）

（子）炳（另见《广平定川学案》。）

舒烈

孙允 （子）枝（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沈镗

沈铭

高闶（另见《龟山学案》。）

赵敦临（另见《龟山学案》。）

童大定（另见《龟山学案》。）

周纯明

孟厚

冯理 （子）忠恕（另见《和靖学案》。）

范棫

谢湜

李参

谯定 刘勉之

胡宪（合编为《刘胡诸儒学案》。）

张浚（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冯时行 李舜臣 （子）心传 高斯得（另见《鹤山学案》。）

（子）道传

（子）性传

张行成（另见《张祝诸儒学案》。）

翟霖

赵彦道

唐棣

畅大隐

范文甫

畅中伯

李处遁

林大节

张闳中

邵溥

李处廉

（均为程颐的门人。）

（均为胡瑗、周敦颐的再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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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程子的弟子中最著名的，刘、李等公因早逝，其学术源流未能广泛传播；晋陵周氏兄弟也得到和靖先生的赞许；后来马伸、吴给以大节著称。也有不配继承其学术衣钵的，如邵溥的委曲求全、伪托命意，李处廉因贪污而败露。至于邢恕，则是古公伯寮一类的人吧！于是撰写《刘李诸儒学案》。（梓材按：程子的门人，除了荥阳、上蔡、龟山、廌山（和靖）、兼山、震泽各自设立《学案》外，其余并入本卷，作为《刘李诸儒学案》。）

◆二程门人（胡安国、周敦颐的再传弟子。）

博士刘质夫先生刘绚

刘绚，字质夫，祖先是常山人，后来迁居河南。祖父刘舜卿，任虞部郎中；父亲刘师旦，任朝散大夫。先生凭借祖父的荫庇担任寿安县主簿，后调任潞州长子县令。督促百姓缴纳拖欠的赋税，如期完成，直到离任也没有鞭打一个人。当年大旱，府衙派遣官吏视察灾情，免除的赋税只有十二三，先生极力争辩未果，退回告示，请求更改。富弼感叹说：“刘绚，是古代的县令啊！”元祐初年，侍郎韩维、枢密使王岩叟相继因他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而推荐他，担任京兆府教授，后又担任太学博士。去世时，享年四十三岁。先生天资聪慧纯粹，长大后温和恭敬，从幼年时就侍奉二程，向他们求学。所学有根本和枝节，所知道的达到深奥精微的境界，知道适可而止，勤勉不懈。

译不知道其他情况了。他天性孝顺悌爱、乐于行善，不被异端邪说所迷惑；内心日益庄重沉稳，没有内心交战困扰的毛病。程颢曾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敏捷的倒是有的，但难以保持。至于这个人所达到的境界，我没有怀疑！”他年轻时通晓《春秋》，师承程氏，专门用孔子、孟子的言论来判定经书的本意，撰写传注尚未完成。患病后，他对李端伯说：“每当昏沉烦闷时，只要端正心意，气息就下沉。平时持守涵养，气息可以忽视吗！”同舍的吕与叔前来探望病情，先生说：“生死是常理，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挂念连累了我的亲人罢了！”

译附录

先生去世后，伊川先生哭着说：“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传下来了！我生在百世之后，立志要在道统断绝之后阐明此道、振兴此学，虽然力量微薄而责任重大，却不畏惧其艰难，大概也是有所期望的。我认为如果能使知晓此道的人广泛，那么致力修行的人就会众多，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跟随我学习的人很多，但像您这样信念坚定、收获丰富、践行果断、操守牢固的人却很少。正依靠您尽力相助，却不幸突然去世，使我悲痛于传承学问的艰难。那么我所惋惜您的，哪里仅仅是师生情谊呢！”

程子说：“刘质夫才气充沛。”侯仲良说：“明道先生平和简易，只有刘绚大概有点像他。”

谢上蔡说：“各位留意《春秋》之学，很好；以前听程先生说，必须广泛阅览各家的学说。他的门人中只有刘质夫最能领会先生的旨意。”

校书郎李端伯先生传

李吁，字端伯，缑氏人。考中进士。元佑年间，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去世。先生与刘质夫在才具、器量、志向、崇尚方面颇为相同。伊川先生说：“端伯虽然相聚时间不长，没见到他的操守品行，但才识聪颖领悟力强，自然令人难以忘怀。”又说：“明道先生的语录，只有端伯的记录没有错误。其他人大多只是照着当时说的话记录，不敢改动，或者遗漏忘记一两个字，意思就大不相同。端伯却领会了其中的意旨，不拘泥于言语，往往记录得都很准确。”先生去世后，追悼他说：“自从我们兄弟倡导阐明道学，能使学者效仿并信服跟随的，李吁和刘绚是有功劳的！”

附录

吕正字祭先生的文章说：“您的胸襟，宏大开阔，在孔门弟子中寻求，像子贡那样通达。您与人交往，洞察其真情，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当时没有争执。您处理事务，如同驾驭六根缰绳，随着曲调舞蹈交错，屈伸如意。我在四方寻求朋友，回头看所得到的很少，志向相同但才能不足，或者才能高超但志向与之违背。您敏捷而且刚强，我心中与您契合，以为您会有长寿，来树立这个世道。唉，怎么办，皇天降下灾难，让您中途夭折，使得您不能尽展才华。”

朱子《伊洛渊源录》说：“李校书曾经记录二程先生的言论一编，名为《师说》，伊川先生称赞它，而祭文中也有传承道统的说法。大概除了刘博士之外，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评价。”

侯荆门先生仲良传

侯仲良，字师圣，河东人，是二程先生舅舅华阴先生侯无可的孙子。有人想聘请先生到家中做馆客，先生前往，看到墙壁上挂着佛像，几案上堆积着佛书，他的家人又常常吃斋素食，想让先生也这样做，先生于是离开。有人问他，先生说：“粗茶淡饭，是士人的本分。如果吃了他们的食物，就不对了。我听说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有人父亲在世，自己却在祖母忌日请僧人吃饭，召请先生，先生不去。有人问他，先生说：“主持祭祀的是父亲，而儿子代劳，就是没有父亲了。我为什么去呢！”胡文定《与杨大谏书》中说：“侯某去年春天从荆门溃散的士兵和战马中脱身，在漳水边与我相聚，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他安于羁旅困苦，坚守节操不变，确实前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贯通而不穷尽；商讨时事，则细微之处都能察觉。因此派遣儿子侯宏跟随他学习。”

附录

尹和靖说：“伊川先生认为侯子的议论，只适合隔着墙听。”

朱子评论侯子《论语》说：“详细品味这些话来检验这本书，我认为他的学问大体明白刚正，而没有深潜缜密、沉浸浓郁的意味，所以在精微曲折的地方不免疏略，有时有缝隙。不能从言语中理解而求之于心，是因为他的见解和存养有这种气象，不仅仅是文字的瑕疵。”

承议郎刘先生立之传

刘立之，字宗礼，河间人。曾在晋城做官，担任承议郎，叙述明道先生事迹的人。他的父亲与二程先生有旧交。先生早年丧父，几岁就被二程家收养，娶了二程叔父朝奉郎的女儿。郭白云称赞他登门最早，精通吏事。（参见《伊洛渊源录》。）

（云濠谨案：宋代名叫刘立之的有两人，一个是临江人，字斯立，尚书主客郎中，是公是、公非两位先生的父亲。）

学士朱先光庭传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嘉佑二年进士，调任万年县主簿。文潞公举荐他参加制科考试，恰逢仁宗皇帝驾崩，停止考试。遭遇丧事。守丧期满，担任修武县令，改任垣曲县令，因枢密院大臣推荐被召见应对。吕汲公任陕西路安抚使，征辟他担任签书判官。司马文正公推荐，被召任左正言。历任左司谏、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外放担任亳州知州，又被召任给事中。后来担任潞州知州，升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先生受学于泰山先生，被告知为学的根本在于忠信，终身努力践行。（云濠案：范内翰为先生写的墓志说：“神宗问治理什么经，公回答年少时跟随孙复学习《春秋》。”又说：“起初受学于安定先生，被告知为学的根本”等等。此传似乎误将两者合并。）后来在洛阳跟随二程先生学习，听说格物致知是进道的门径，正心诚意是入德的方法，深信不疑。他担任谏官时，奋不顾身，为了捍卫师门，于是成为洛党首领。大概是杰出地超脱于流俗的人。

译（梓材谨按：黄氏原本中，先生的传记收录在《泰山学案》里；而在后补本中，又有一篇传记收录在《伊川学案》里。同一个人不记载两篇传记，因为先生是程门的大弟子，所以在《泰山学案》中只列出他的名目，而将传记与《附录》一并归入此处。）

译附录

簿万年，多次代理县政，县里的人称他为明镜。

神宗召见并询问，他说：“陛下即位以来，变革法度。臣下执行时，或许不符合圣意，所以有便利也有不便利的地方。如果能去除那些不便利的，那么天下就能普遍蒙受福泽了！”

司马光推荐他担任左正言，他首先以辨别大臣忠奸为言，又请求天子在闲暇时与儒臣讲习，罢免提举常平官，不散发青苗钱，广泛储备物资，防备水旱灾害，在太学设置明师以培养人才，议论奏报没有虚度时日。

太皇太后嘉奖他的公正正直，告诉他朝廷政事的缺失，应当安心直言，不要畏惧回避。他感念知遇之恩，知无不言。当时进退大臣，增减政事，机密地启发劝谏，大多被施行。

刘挚被罢免宰相守郓州，他封还任命诏书，认为刘挚是有功的大臣，不应当没有罪名就被罢免，如果言官指责他是结党，他愿意被斥退而不推辞。后来郑雍攻击他，他被外放担任亳州知州。

伊川哭他说：“自从我们兄弟倡导学问之初，众人正感到惊异，你当时年纪尚轻，唯独相信而不怀疑。笃力学问，努力践行，直到年老，志向不改变如金石，行为可以质对神明。在朝廷在家庭，面对百姓面对事务，仓促之间动静举止，全都出于至诚。上论古人，哪里容易找到他的比类，这是忠直王臣的节操，凛然循吏的风范。认为应当在当时大有作为，必定能得到长寿；上天为何如此艰难，竟然止步于此。七八年间，志同道合共同求学的人相继去世，（原注：刘质夫、李端伯、呂与叔、范巽之、杨应之相继去世。）现在你又离去，使我在这世上踽踽独行，忧虑道学缺乏援助。那么我哭你，哪里仅仅是朋友之情而已！”

胡文定说：“自从熙宁、元佑、靖国年间，事变屡次更替。在那时，固然有名声盖过天下，身居高位，能够实行所学的人。然而考察他们的事迹，还有遗憾！像张天祺、朱公掞等人，可以说奋不顾身，尽忠许国，但议论也过分了。由此知道道理不容易穷尽，义理不容易精微，言论不容易知晓，心思不容易穷尽，圣贤的事业不容易达到啊。”

宗羲按语：朱子说，“公掞的文章有尺度，是看得明白。”然而考察苏子瞻的策问，有“想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有司不尽职，或许至于苟且；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理解他的意思，流入苛刻”。公掞担任左司谏，就上奏说：“学士院不识大体，说仁祖、神考不值得效法，请求治他们的罪，以警戒不忠的臣子。”这种举动，与孔文仲实在相差百步、五十步之间。洛党、蜀党相持，让小人收渔人之利，只是见识不明罢了。

尚书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阳武人。他的行事详细记载在《宋史》及邵伯温《辩诬》等书中。说：“邢和叔后来也沾染禅学。他为人明辩有才，后来更通晓世事。他在学问上，也是日积月累而至的。”又说：“谢良佐曾问：‘涪州之行，知道他的由来，不过是族子和故人罢了。’伊川说：‘族子至愚，不值得责备；故人情厚，不敢怀疑。（原注：族子指程公孙，故人指邢恕。）孟子既然知道天命，何必责怪臧氏！’于是问：‘邢七虽然作恶，但必定不至于倾覆先生吧？’伊川说：‘是的。邢七也有信给颐，说多次在权宰处提及。不知道身为言官，却说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倾覆还是不倾覆，只应当救还是不救。’便在其中又问：‘邢七长久跟随先生，想必都没有知识，后来极其狼狈。’先生说：‘说全无知识则不可以，只是义理不能战胜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参见《伊洛渊源录》。）

附录

《上蔡语录》说：邢七说一天三次点检，伯淳先生说：“可悲啊！其余时间做什么？大概放三省的说法错了，可见没有用功。”又常常在别人面前说同样的话，伯淳先生责备他，邢说：“无可说。”先生说：“无可说，便不得不说？”

◆伊川门人

张思叔先生绎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起初以文章闻名乡里，一旦认为科举之学不足以作为，恰逢小程子从涪州归来，当时先生已三十岁，于是前往受业。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感叹说：“人如果能这样，就没有不可为之事！”未及做官就去世了。伊川曾说“晚得二士”，指的是先生与和靖。

张釆谨按语：思叔大约英气多，所以有得孟子这两句。

附录

施氏《北窗炙輠》说：张思叔，是伊川的高弟。本是一个酒家保，喜欢写诗，虽然拾取俗语为之，往往有理致。谢显道看到他的诗而觉得奇异，于是召他相见，到了之后眉宇果然不凡。显道就对他说：“为什么不读书去？”思叔说：“我是下贱人，怎敢读书！”显道说：“读书人人有分。看你的眉宇，应当是吾道中人。”思叔于是问：“读什么书？”说：“读《论语》”于是

译回去后，买《论语》来读。读完后，便去见显道说：“我已经把《论语》读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显道说：“去拜见程先生。”思叔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敢去拜见程先生呢！”显道说：“只管去！先生门下，不分贵贱高低，只要有志于学问的人，先生就传授给他。”思叔于是去拜见伊川先生，显道也事先向伊川先生推荐了他，伊川先生便将他留在门下。有一天，思叔侍坐在一旁，伊川先生问他说：“《礼记》上说：‘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中正；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中正；有所喜好，就不能保持中正；有所忧患，就不能保持中正。’那么‘中正’究竟在哪里呢？”思叔于是从这番话中有所领悟。后来，在伊川先生的学生中，最能得其真传的只有思叔。如今《伊川集》中有伊川先生写的祭文十多篇，只有思叔祭文的文理极其精微，远远高出其他各位之上。

译张横浦说：顺从就是吉利，违逆就是凶险。并不是在顺从的道理之外另外存在吉利，在违逆之外另外存在凶险。张思叔是伊川先生的高足弟子。有人问：“对于不仁的人，憎恨他太过分，为什么说是祸乱？”思叔说：“这祸乱在于我，不在于他。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拘泥固执地把憎恨他人作为心思，那么我的内心就已经紊乱了。并不是在内心之外另外存在祸乱。”这就是顺从则吉、违逆则凶的意思。

侍御史马东平先生马伸

马伸，字时中，东平人。绍圣四年的进士，历任西京法曹。因为张绎请求拜见伊川程子，当时学术禁令正兴起，伊川坚决推辞。马伸往返十次，态度更加恭敬，毅然回答说：“假如我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有什么遗憾！”从此每逢公事闲暇的日子，一定去拜访请教，最终接受了《中庸》一书回家。靖康初年，孙传因为马伸品行卓越而推荐他，朝廷召见他并提拔为监察御史。金人攻陷汴京，拥立张邦昌，众人只是唯唯诺诺。马伸与御史吴给约定秦桧共同起草奏章，请求保全赵氏宗室，恢复嗣君皇位。同院的官员没有肯连署名字的，只有马伸独自拿着奏章前往。而银台司查看奏章上没称臣，拒绝接受。马伸甩袖斥责他们说：“我今天不爱惜一死，正是为了这件事！”随即把奏章递交尚书省以展示给张邦昌。那奏章大致说：“相公不幸，被迫于强盗，承受了伪帝的名号。之所以忍受片刻死亡而假装听从，您的心意大概是说：与其名义上谦让于人而实际上灭亡赵氏宗庙，哪如名义上接受于自己而实际上保全赵氏以归还给您！忠臣义士没有立即赴死，也是因为相信相公必定能拥立赵氏孤儿。如今金人北归，康王在外，国家已有归属。应当立即派遣使者通报问候，清扫宫廷，率领群臣共同迎接并拥立他。然后归罪于司法官，在宫阙前等待命令。这样，那么圣明的君主必定能明察相公，忠诚地保全国家，道义上并非苟且偷生，况且会宽恕过错而记录功劳。否则，九庙神灵在上，绝无成功的道理。我马伸绝不能做宋朝的叛臣，请求先死在闹市，以表明此心。”张邦昌收到奏章后气恼受阻，第二天，商议迎接孟皇后垂帘听政，追回伪诏，派遣使者前往迎接康王。康王即位后，提拔马伸为殿中侍御史，安抚荆湖、广南地区。所经过的州县，考察官吏的贤良与否以及百姓的利弊疾苦并上报。于是先上奏孙觌、谢克家“品行操守不正，应当加以远地流放”；又上奏黄潜善、汪伯彦的罪恶：“搜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辜负了倚重信任，陛下隐忍不肯斥退驱逐，中原遗民本来已经绝望，两位圣上回归的日期在什么时候呢？”奏疏呈入，被留在宫中。第二天，改任卫尉少卿，马伸辞谢不接受，称病等待命令。两位宰相非常愤怒，一定要杀他，指责他言辞不实，降职监管濮州酒税，濮州逼近敌境，马伸安然穿着丧服前往，死在路上。天下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悲痛惋惜。第二年，广陵陷落，黄潜善、汪伯彦才开始因为误国被流放诛杀，于是召马伸任卫尉少卿，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不久加官直龙图阁。后来因为胡文定胡安国的建议，追赠谏议大夫。马伸天资纯正笃实，学问渊源深厚，勇于践行道义，而蕴藏深厚。每天早晨起床，一定整理衣冠端坐，诵读一遍《中庸》，然后出去处理事务。曾经说：“我的志向在于践行大道。如果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所拖累；把妻子儿女挂在念头上，就会被妻子儿女所牵制，而大道就无法践行了。”山东已经扰乱，家还留在郓州。曾经说：“孔子说‘志士不忘记可能死在沟壑，勇士不忘记可能丧失头颅’，今天是什么日子，沟壑就是我的死所了。”门人何兑任辰州通判，通过邮报送信，秦桧自陈保全赵氏的功劳，其他人没有参与，何兑就直接取来马伸的事迹状文送达尚书省。秦桧大怒，把何兑下放到荆南诏狱，定罪削去官职，流放到真阳。秦桧死后，才放还，恢复他的官职。

待制吴先生吴给

吴给，字敦仁，□□人。曾经担任左司郎官。见《建炎时政记》。（梓材谨案：先生是伊川门人，官至徽猷阁待制，《道命录》有记载。）

盐场周先生周孚先

周孚先，字伯忱，晋陵人。（云�案：《伊洛渊源录》作毗陵人。)与弟弟伯温都跟随伊川学习。伊川曾经说先生兄弟气质纯正明澈，可以进入大道。后来都通过乡荐进入太学。先生调任四明盐场，改任建德尉，不去就职，后来请求奉祠。伯温最终担任坑冶官。

坑冶周先生周恭先

周恭先，字伯温，是伯忱的弟弟。初次拜见伊川，伊川说：“从事学习觉得有所收获吗？学者要求自得。”先生问怎样可以自得，伊川说：“‘思考称为睿智，睿智成就圣德。’必须是在思考推究之间获得它。”又问颜子如何学习孔子达到如此深邃的境界，伊川说：“颜子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的，只是得到一种善就恳切地牢记在心，以及能够屡次达到空明的境界罢了。”兄弟通过乡荐进入太学，气质没有什么不同，尤其笃信大道。初任官职，授任坑冶干官。常常以沽名钓誉为戒，对子孙说：“我死后，不要写志文碑铭，以加重我的不德。”终身淡泊进取。（修。）

侍郎晏先生晏敦复

晏敦复，字景初，临川人，是元献公晏殊的曾孙。年轻时跟随小程子学习。考中进士，累积官职代理吏部侍郎，请托求情不行，选拔综合公平允当，凡是四种选官格法，多有裁定。任命为给事中，在职两个月，议论驳斥

译二十四件事，人们都畏惧他。正式任命他为吏部侍郎。秦桧刚被任命为宰相，诏令下达，朝中官员互相庆贺，先生却面带忧色说：“奸臣当权了！”等到秦桧提倡委屈自己、答应议和的说法，先生极力争辩，又与张焘等在朝廷上争辩。秦桧派亲近的人晓谕他说：“如果能勉强顺从，两府的高位早晚就能得到。”先生说：“姜和桂的性子，到老越辣。终究不会为了自身打算，而误了国家。”最终没能使他屈服。先生平时沉静沉默好像不会说话，等到在朝廷上议论政事，刚直严峻毫无顾忌。皇帝常常称赞说：“你可以说是不辜负你的祖先了！”

译进士袁道洁先生溉（附老师薛翁。）

袁溉，字道洁，汝阴人。年轻时曾在河南向二程先生求学。考中进士，免除贡举，避乱隐居在州西的山中。建炎初年，群盗劫掠山中，先生又避居到金、房山谷之间。王彦卿就在他的住所向他请教李靖的兵法，先生推辞不告诉他，于是辗转迁徙到山南。当时进士们大多在宣抚司参加类试，有人劝他参加考试谋求官职，先生说：“官职不可以苟且求得！”于是移居富顺，邻居薛翁靠卖香维持生计，邻里没有人清楚他的行踪举止，先生拿着名帖去拜见他，薛翁傲慢辱骂不予回应，先生心中已经对他产生怀疑。过了几天多次登门拜访，薛翁高兴而接见了他。先生与他纵论《六经》，薛翁说：“你的学问已经广博，但缺乏要领。经典是用来承载大道的，言语是用来阐明大道的，为什么要说得那么多呢！”先生恭敬地接受教诲。薛翁很高兴，于是把自己所学的传授给他。从此先生的学问更加纯粹，接近古意。从关隘到夏口，岳飞岳开府想要延请他到幕府中，先生见面后便离开了，对了解情况的人说：“岳公是武人却拘泥于古法，难以避免祸患啊！”于是定居在荆州，往来于夷陵、秭归等郡。与士大夫交谈，循循善诱，人们知道他是品德高尚的君子。生病发作，死在二圣寺，享年七十岁，没有儿子。先生的学问，从《六经》百家，下到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没有不通晓的。对《易》、《礼》尤其精深，不曾轻易向人展示。乐于行善孜孜不倦，大概是天性如此。与枢密使王庶原本交好，枢密使家中有伊洛学派的遗书，先生想要传抄却未能做到。不久枢密使去世，先生不远千里，跟随他的几个儿子传抄记录，抄写完毕后立刻离开。靖康之后，天下兵荒刚刚兴起，乡社义兵到处聚集保卫，先生多次用奇计打败贼寇。大概先生在需要人才的时候，文章智略都足以资助世用，却百无一施，最终穷困而死，这真是可悲啊！薛艮斋季宣，是他的高足弟子，曾经为他作传，并且说：“先生用所学编纂了一部文字，共四类，叫理，叫义，叫事，另一类忘记了。”（参考《薛浪语集》。）

（梓材谨按：此传本是艮斋所作的先生传。年轻时在河南向二程求学，则依据《艮斋学案》主一案语。但考察《吕范诸儒》《苏季明传》说“到二程那里受学”，二程指的是小程子，大概以明道为大程，就以伊川为二程。这里的二程也是指小程子。）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东人。曾经游历伊川门下，因避乱来到鄞县。高宪敏公、赵庇民、童持之等人用他们所得的学问共同印证他，他所说的多与杨氏相合，于是日益向他请教学业，而我们家乡的洛学于是日益兴盛。《史忠定集》说：先生以布衣身份进入钱塘，声名满朝。丞相赵丰公正振兴洛学，已经起用和靖先生，汉上的各位老儒，想要推荐先生，先生极力推辞不可，丰公以最高礼节对待他。不久先生来到大涵山麓居住，居民纷纷传颂。先生在家必定修饰仪容，即使见到妻子儿女也不稍显懈怠，外出与人接触，举动必定符合礼制，后辈大多疏远他，而习于夷狄居住风俗的人甚至讥笑他，但先生不顾及。不久渐渐有跟随他的人，远看庄重严肃，近处温和亲切，于是内心折服。等到详细叩问他的议论，则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开始都愿意依附讲席，而相信丰公的赞誉不假。等到先生去世，弟子遵循他的礼法，如同先生健在时一样。即使极其尊贵显赫的人，他们的仪容举止庄重恭敬，衣冠端正严肃，人们见到他们，不问就知道是先生的弟子。补

进士周先生纯明

周纯明，字全伯，澶渊人，是都官长孺的儿子。长孺师从康节先生，早逝，康节先生抚养先生如同儿子，教他读书，因此向伊川先生为他求娶妻子。康节先生去世后，先生跟随伊川先生完成学业。嫡母去世，又有所生母亲的丧事，对于穿什么丧服有疑问，伊川先生也未决断。康节先生的儿子伯温去问司马温公，温公回答说：“《杂记》说：‘有三年丧期戴练冠的，就用大功的麻布替换它。’又说：‘有父亲的丧事，如果丧期未满而母亲去世，除去父亲的丧服时，穿除去丧服的礼服，事情完毕，再穿丧服。’‘即使是伯父叔父兄弟的丧事，如果正值父亲的丧期，除去伯父叔父兄弟的丧服时，都穿除去丧服的礼服，事情完毕，再穿丧服。”这是先有丧事而又重叠丧事的，都应当分别穿丧服。《曾子问》说：‘“同时遭遇丧事，怎么办？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孔子说：“安葬时，先轻后重；祭奠及虞祭时，先重后轻。”’这就是所谓的‘遭同月’。现在律令规定嫡母继母慈母养母都服齐衰三年，那么固然应当同服，但设立牌位应当在别处。大概《丧服小记》说‘妾祔于妾祖姑’，是因为尊卑不可混淆。”伯温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遵照执行。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师从伊川先生，又学习王氏之学。科举学业特别精通，独自居住一室，粪秽不打扫。曾经献书给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孟厚起初说得似乎不错，后来必须无事生非。”一天，伊川先生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看看尹焞、张绎呢？朋友之间最好讲学。”然而三公年龄相仿。先生见

译和靖说：“先生让厚来拜见二位先生。如果彦明是您愿意见的，那么思叔是不是不必见呢？”和靖说：“只要没有见思叔的念头，也就没有见焞的念头了。”伊川先生下葬时，门人害怕牵连党祸，没有人敢去，只有先生与尹氏、张氏、范棫、邵溥前去送葬。

译冯东〇先生理

冯理，字圣先，汝州人，自己号东〇居士。陈恬叔易为他撰写墓志铭，尹和靖再在后面题跋。他的儿子冯忠恕跟随尹和靖学习，是《涪陵记善》中记载的人物。尹和靖称：冯东〇拜见伊川先生时，说：“二十年来聆听先生的教诲，如今有一件奇特的事。”伊川问他是什么事，他说：“夜间静坐，房间里有光亮。”伊川说：“我也有一件奇特的事。”冯东〇请问是什么，伊川说：“每次吃饭必定吃饱。”（参见《伊洛渊源录》。）

范先生棫

范棫（云濠案：一作范域。）洛阳人，是程子的门人。（参见《儒林宗派》。）

（梓材谨案：《二程遗书》中伊川祭文后记载尹氏说：“先生下葬时，洛阳人害怕被划入党籍，没有敢去送葬的，所以祭文中只有张绎、范域、孟厚以及尹焞四人。半夜，有穿素衣骑白马的人到来，一看是邵溥，于是将他的名字附在后面。大概邵溥也有所畏惧，等到傍晚才出城，因此迟到”云云。）

博士谢先生湜

谢湜，字持正，金堂人。考中元丰年间进士，官至国子博士。是小程子的高足弟子。著有《易记》。

谢山《答临川杂问》说：谢湜在宋代儒者中没有什么见解，《尹和靖语录》说：“蜀人谢湜拿着所著的《春秋》请程子指正，程子回答说再等二十年才可以讲论这个。”那么他应当与刘绚同时代，比胡氏辈分稍后一些。现在看他的书，也没有很精深的义理，用来作为《春秋》的一种版本罢了。谢湜曾赴京城，先到洛阳拜见程子，程子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将要去参加学官的考试。”程子说：“想为人师表却要去参加考试吗？”谢湜于是没有去。事见《遗书》。那么他应当是以布衣终老。

李先生参

李参。

（梓材谨案：先生是李端伯的弟弟，师从伊川，曾编集《程氏春秋说》，附见于《武夷学案》茅堂传。）

征君谯天授先生定

谯定，字天授，涪陵人。不喜欢佛教，后来向郭氏学习《易》。郭氏世代居住在南平，始祖在汉代是严君平的老师，大概是象数之学。先生后来到了京城，听说伊川在洛阳讲道，特意前往拜见，得以听闻精微的义理，造诣深厚，浩然归来。靖康初年，中丞吕好问向钦宗推荐他，召任崇政殿说书，他推辞不就。高宗即位，许翰又推荐他。他非常贫穷，与宦官邻居，宦官赠送他衣食他不接受；暗中留下金子离开，先生袖着金子追还给他。皇上将要提拔任用他，恰逢金兵到来，未能实现。又回到蜀地，喜爱青城大〇的胜景，隐居其中。蜀地人敬重他，不敢直呼其名，称他为谯夫子。后来将《易》学传授给刘白水勉之、胡籍溪宪，而冯时行的、张行成则得到了先生的余意。

（材材谨案：谢山《奉临川帖二》说：“有及相随从而不得列入弟子行列的，如谯定对于程门就是这样。”这是说先生在程门属于私淑之列，对于各位弟子应当分别记载。然而谢山在《刘胡诸儒》《序录》中说籍溪与白水同师谯天授，在《赵张诸儒》中说魏公曾师从谯天授，都是从先生上溯到伊洛，那么先生固然是程门的一大宗师。万氏《儒林宗派》确实将先生列为程子的门人。）

翟先生霖

翟霖，是正叔先生的学生。曾经送正叔西迁，途中投宿僧舍，坐的地方背对着塑像，正叔让他转过来靠着不要背对，于是问说：“难道因为它是塑像的徒弟，所以也应当敬重吗？”正叔说：“只要具备人的形貌，就不应当轻慢。”后来有人拿这话问龟山，龟山说：“孔子说：‘开始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因为它是模拟人形而使用它。’大概模拟人形而使用它，其流弊必然至于用人。君子无处不表达敬意，见到类似人的东西不忽视，对待人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对类似人的东西产生轻慢之心，其流弊必然至于轻忽人。”

（梓材谨案：这段本在《龟山语录》，移用来立传。）

承议赵先生彦道

赵彦道，是程氏的弟子。（参见《儒林宗派》。）

（梓材谨案：先生大概字景平，取“王道平平”的意思。有问答语，见《程氏遗书》。）

（云濠谨案：祁居之诵读尹和靖的话说：“从前有赵承议跟从伊川学习，他天性不太聪慧，伊川也让他看‘敬’字。赵承议请求指教，伊川说‘整理衣冠、端正容貌罢了。’”承议应当就是先生。）

秘书唐先生棣

唐棣，字彦思，宜兴人。（云濟案：一作毗陵人。）官任秘书丞。有《语录》一卷，见《遗书》，（参见《伊洛渊源录》。）

畅先生大隐

畅大隐，字潜道，洛阳人。《遗书》第二十五卷就是他所记录的。《遗书》说先生“学了这么长时间，才去学禅”，这是在此大概没有所得。（同上。）

范先生文甫

畅先生中伯合传。

范文甫、畅中伯二人，不详其名，见于唐彦思《录》。（同上。）

译中书舍人李先生处遯

李处遯，字嘉仲，洛阳人，事迹见于《唐录》。后来担任中书舍人，在维扬溺水而死。（同上。）

译林先生大节

林大节，不详其籍贯、姓名、品行事迹，但《遗书》中说他“虽然有些迟钝，然而所问之事便能亲身践行”，那么他也是笃实之士。（同上。）

张先生闳中

张闳中，不详其姓名。有答书，见于《伊川文集》。（同上。）

（梓材谨案：以上七位先生，大概都是伊川的弟子。）

待制邵泽民溥

邵溥，字泽民，是百源的孙子，子文的儿子。考中进士。靖康初年，任户部侍郎。高宗即位，按惯例被贬官。绍兴年间，恢复待制官职，宣抚川、陕地区。师从晁崇福。（梓材案：原文作“师事崇福十二父”，崇福大概是晁子止的堂兄咏之的道号。在崇福宫奉祠而终，所以称他为崇福。）诗文早年就有声誉。有《邵氏集》十二卷。（参看《郡斋读书志》。）

（梓材谨案：泽民曾经拜入伊川门下。谢山《学案札记》说：“大宋受命之宝，是建隆开基时铸造的。在围城之中，副留守邵溥取出并藏匿了它。张邦昌派遣使者到山东奉迎大元帅，把它作为贡品献上。”所以《序录》说他“委蛇伪命”，这就对得起师门家学了。）

县令李□□处廉

李处廉，是永嘉县令。绍兴七年，因贪赃败露，皇帝下诏免死，抄没其家产。议论的人以此攻击伊川。（补。）

（梓材谨案：这条本系谢山《学案札记》，把它作为传记，列在小程子门人的末尾，也是瑕瑜不妨并见。）

◆荆门门人（胡、周三传。）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另见《衡麓学案》。）

参议胡茅堂先生宁（另见《武夷学案》。）

承务胡五峰先生宏（另见《五峰学案》。）

◆和叔家学

邢先生居实（另见《安定学案》。）

◆东平门人

通判何龟津先生兑

何兑，字太和，武阳人，在辰阳做官。起初在南方做小吏，恰逢东平马先生以御史身份宣慰各道，一见便认为他有贤德，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属官，于是将自己在程夫子门下所听闻的《中庸》传授给他，并且详细告知自己平生出处的大节。后来东平因言事被贬谪而死，先生回乡，坚守其学问，终身没有稍变。他端正自己、端正事物，发言做事，大概没有片刻休息而不依循《中庸》的。乡人爱戴尊敬他，以至于用“中庸何公”来称呼他。对于其他经书也没有不学习的，尤其尽心于《易》，作《集传》若干卷。晚年以东平移书给伪楚斥责使者避位的节操列上史官，宰相厌恶他分夺自己的功劳，逮捕他关入诏狱，削去官籍流放荒远之地，始终不后悔，以此终老。先生曾经题写自己闲居的厅堂叫味道，大概是取《中庸》所谓“莫不饮食，鲜能知味”的意思。他的儿子叔京嘱托晦翁为他作记。（参看《朱子文集》。）

（云濠谨案：《学案》东平原传记以先生为邵武人，《邵武府志》则认为他是上麓人，重和元年进士。谢山底本札记记载何兑《龟津易传》，龟津是他的自号。易传现在失传，见于朱氏《经义考》。）

◆道洁门人

文宪薛艮斋先生季宣（另见《艮斋学案》。）

知州蒋先生行简（另见《兼山学案》。）

◆公路门人

签判沈公权先生铢

沈铢，字公权，定海人。绍兴五进士，签书镇东军判官，最终官至承务郎。曾经师从焦先生公路，以传承程氏之学，史忠定王称赞他“忠信质直，庄敬端严，仓促之间必定考察孔、孟之言。是非分明，没有曲从苟且停止的时候。在家修孝，在乡行尊。当面规劝别人的过失，退下后没有怨言”。他的高足舒烈作行状，说先生侍奉焦先生极其恭敬，后来诸生侍奉先生也像侍奉焦先生一样，即使已经极贵，然而不敢违背先生的家法。儿子焕、炳。（补。）

沈先生镗

沈先生铭（合传。）

沈镗、沈铭，是签判的弟弟。兄弟都是焦先生公路的高足。他们侍奉公路，终日拱手站立，不因为学问已成而有所假借。公路去世，内心守制三年，没有失礼。（补。）

（梓材谨案：此传自谢山所作的焦先生传分立出来。原文只说“沈签判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两位先生的名字，据《沈氏谱》补之。）

宪敏高息斋先生闶

教授赵庇民先生敦临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并见《龟山寨学案》。）

◆东〇家学

知军冯先生忠恕（另见《和靖学案》。）

◆天授门人

简肃刘白水先生勉之

简肃胡籍溪先生宪（并见《刘胡诸儒学案》。）

忠献张紫岩先生浚（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知州冯缙云先生时行

冯时行，字

译当可，是蜀地人。曾经跟随谯天授游学。绍兴年间，被任命为奉礼郎并召见应对，他进言说议和的约定不可相信，引用汉高祖分羹的故事作为比喻，触怒了皇帝旨意，秦桧于是将先生贬谪去担任万州知州，不久又给他定罪。（参见史传。）

译（梓材谨按：程沙随叙述先生曾说：“《易经》的卦象在于卦画，《易经》的道理在于应用。”先生号缙云先生，他的学问传给了李舜臣。又按，先生的文集号为《缙云集》。）

郎中张观物先生行成（另编入《张祝诸儒学案》。）

◆龟津家学（胡氏、周氏四代传承。）

县令何台溪先生镐（另见《晦翁学案》。）

◆公权家学

端宪沈定川先生焕（另编为《广平定川学案》。）

征君沈先生炳（另见《广平定川学案》。）

◆公权门人

进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县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师从沈签判公权，研习程氏之学。他的先祖是懒堂中丞舒亶。（补录。）

（梓材谨按：此传谢山兼叙懒堂，现在删节，将其立传置于《士刘诸儒》《楼氏门人》的末尾。）

教授孙先生允

孙允，鄞县人，是监岳孙吉甫的父亲。他跟随乡先生沈签判学习，学问以真实为本。在乡校担任教授十年。（参考至正年间《四明志》。）

◆缙云门人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四岁便知道读书，八岁能写文章。长大后，通晓古今，推究兴衰，洞察根本。绍兴末年，张魏公巡视江淮军队，先生应诏上书，说皇帝不出巡，无法决定大计，撰写《江东胜后之鉴》十篇呈上。考中乾道二年进士，在对策中论述金人的世仇，认为没有讲和的道理，考官厌恶他，将他黜落为下第。调任邛州安仁县主簿，有良好的治理声誉。在成都府担任教授，改任饶州德兴县知县。百姓中有母子兄弟的诉讼，多年不能决断，先生为他们陈述慈孝友恭的道理，于是母子兄弟和好如初。他偶尔到学宫讲学，县里的士人都称他为“蜀先生”。升任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初次被起用时，他必定谨慎地记录。有人说这不是执政官的任免，不应记录，先生说：“关乎治乱，怎么可以拘泥于常规！”他其他的笔削记载都类似这样。他尤其精通《易经》，曾说：“《易经》起于卦画，理、事、象、数，都因卦画而显现，舍弃卦画而谈论，就不是《易经》了。卦画从中间生起，乾坤的中画代表诚敬，坎离的中画代表诚明。”撰写《本传》三十三篇。朱熹晚年常向学者称赞他。所著书籍有《群经义》八卷、《书小传》 four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编次论》五卷、《镂玉余功录》两卷。儿子有心传、道传、性传。因性传的官职，追赠太师，追封崇国公。（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黄勉斋为贯之道传撰写墓志说：“自从宗正公以文学品行作为学者的老师，教诲诸子必定以圣贤为法则。”）

◆教授家学（胡氏、周氏四代传承。）

监岳孙吉甫先生枝（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子思家学

侍郎李秀岩先生心传

李心传，字微之，是子思先生的长子。庆元初年，在乡试中被推荐。考落第后，断绝了再次应试的念头，闭门著书。晚年因推荐担任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门修撰《中兴四朝帝纪》。刚完成其中三部，因言官弹劾而被罢免。接着修撰《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被召任工部侍郎，他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概是因为杀戮太多，赋税太重，使得百姓怨怒之气，上冲阴阳失调。”三年后，退休。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先生有史才，通晓典故，但他为吴畏斋、项平甫作传，褒贬有愧于秉笔的宗旨。大概是因为他的志向常常看重川蜀而轻视东南的士人。所著成书，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编》五卷、《颂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辩》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辩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参考史传。）

微之语录

陈莹中等人只攻击王安石坐象僭越，不知道三代典礼，大享先王时，功臣都参与享祭，那么尸象必定不会站立接受。现在不讨论其学术的乖戾，而只以坐着看君主拜跪为违背礼制，这是学术不纯正的过错。

（梓材谨按：庐氏藏底本，谢山在此条标注“入《微之学案》”，是谢山原本为先生立一《学案》，而《序录中没有，所以将其家学并入于此。）

东莱的学问很正，但在优柔细密之中，似乎有和光同尘的弊病。象山的学问虽然偏颇，但在猛厉粗略之外，却没有枉尺直寻的意思。

道命录序

嘉定十七年，诏令尚书都省说：“朕认为伊川先生继承发扬道学，是宋代儒者的宗师，虽然屡次受到褒奖荣耀，但世禄没有惠及，不符合崇尚奖赏儒先的意思。可以访求他的后代，特别予以录用。”

译美好的德行传播开来，天下人都传颂它。自从伊川先生被推荐进入经筵，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年了。我曾经搜集整理自中天以来散失的旧闻，按年代编排记录，依次呈送官府，因此得以私下考察道学的废兴，发现这与天下的安危、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每当想到惇、京、桧、侂这些人执政的时候，没有不叹息痛恨的。程子说：“周公去世，圣人的道就不能推行；孟子去世，圣人的学问就不能传承。”道就是学，学就是道，而程子却分别论述，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践行道义来通达大道，是身处高位的圣贤所做的事；通过学习来通达大道，是身处下位的圣贤所做的事。舍弃了道就不是学，舍弃了学就不是道。所以“学习道并爱护他人”，圣师以此作为训诫，阐扬道学，先贤以此为己任，从未将二者分为两途。然而近几十年来，不幸奸邪谗佞的小人设立“道学”的名目，用来排斥君子。而那些号称君子门徒的人，也不曾真正懂得什么是道，什么是学，于是往往随之自我忌讳，这怎能不令人感叹呢！孔子说：“道将要推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天命。”所以现在选取这一百四十年间道学废兴的缘故，汇集为一本书，称为《道命录》。我认为天下的安危、国家的兴衰，实际上是上天决定的，而不是惇、京、桧、侂这类人所能左右的。虽然如此，但我还有感慨：元佑年间道学的兴废，取决于司马文正公的存亡；绍兴年间道学的兴废，取决于赵忠简公的任用与否；庆元年间道学的兴废，取决于赵忠定公的去留。在那时，圣贤的道学遭受的困厄已经非常严重了，但义理存在于人心之中，终究无法泯灭。孟子说：“圣人对于天道，是听任天命；但对于人性，君子不把它归结为天命。”所以从孔子的话来看，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可以知道应当警戒；从孟子的话来看，修身守道的人可以知道应当担当。至于近世的各位公卿，有的先依附后背叛，有的起初怀疑最终相信。观察他们的行为，先依附后背叛都是出于一时的私利，而起初怀疑最终相信则是由于动心忍性，增加了自己原本不具备的能力而达到的。还有那些时而出仕时而退隐的人，义与利在心中交战，最终模棱两可、随波逐流，以求取悦于世。这就是所谓的“怎么能说他有，怎么能说他没有”的人。一定要做到见识善道明确，用心刚正，在生死祸福面前卓然不惑，对于道学，大概就差不多了！

译文节李贯之先生道传

李道传，字贯之，是子思先生的次子。（云濠按：先生从隆州迁居到吴兴。）先生成年后，研读河南程氏的著作，探究义理，以至于废寝忘食。即使在昏暗的室内，也整理衣襟端正地坐着，恭敬严肃。他考中进士后，被调任为蓬州教授。吴曦叛乱时，吴曦的党羽按照吴曦的意思胁迫先生，先生以道义驳斥了他们，于是弃官回家。吴曦叛乱平定后，朝廷下诏因先生坚守节操不屈服，晋升他两级官职。嘉定年间，多次升迁至著作佐郎。他首先进言说：“人才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学术的昌明与晦暗。现在虽然解除了对学术的禁令，但未曾明确向天下人表明解除禁令的意图。希望陛下颁布明诏，崇尚正义，选取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大学章句》、《或问》这四部书，颁行于太学，并请求让周敦颐、邵雍、程颢、程�、张载五人配享孔子庙。”当时执政者中有不喜欢道学的人，言语中侵犯先生，先生不为所动。他以著作郎的身份出任真州知州，提举江东常平。他与转运使真德秀赈济饥荒，在严冬的风雪中，即使是深远的村庄和偏僻的山谷也必定到达，依靠他们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他代理宣州知州，推行朱子的社仓法。入朝任兵部郎官，他推辞没有就任。李楠窥探当权者的旨意，请求授予他节度使镇守蜀地，于是他被外放为果州知州。他到达九江时，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赐谥号文节。先生与兄弟互相看待如同师友，所以他们一家的学问，言论和操守，都归于正道。他从蜀地来到东南，虽然没有赶上拜入朱子门下，但访求曾经跟随朱子学习的人进行讲习，全部得到遗书阅读，笃实于实践，气节卓然。对于经史没有论著，他说：“学问尚未达到境界，不敢妄作。”对于诗文不曾随意创作，他说：“学问尚未达到境界，没有闲暇。”一天他因病请假，真德秀去拜访他，卧榻屏风上，大字写着“唤起截断”四个字，由此可知他慎独用功到了如此地步。（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魏了翁在《虞先生刚简墓志》中说：“担任钤辖属官，担任华阳知县，又得以与成都的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约，豫章的李思永，延平的张子真，汉嘉的薛仲章，同郡的程叔达、李微之、贯之，唐安的宋正仲，汉嘉的邓元卿一起在义理之会中切磋。”可见先生兄弟本来就是二江诸子的学侣。）

（云濠谨按：谢山《奉临川帖子》说：“古人师生之间相从不随便，所以有辗转私淑而不妨碍成为弟子的情况。比如胡文定对于大小程子，就是私淑的杨时，谢诸公的学问，又是李文惠公对于朱子的情况。”文惠应当是文节，是传抄的错误。《四川通志》写作文靖。又按《宋史》，端州李尚书大性谥号文惠，孝宗朝与陈止斋等人因言事被罢免，然而没有说他是私淑朱子的。）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传

李性传，字成之，是子思先生的幼子。嘉定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干办行在诸军审计事。他进对说：“有崇尚道学的名声，却没有遇到其实质。”皇帝说：“实质在哪里？”先生回答说：“在于陛下格物致知，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多次升迁至起居舍人兼侍讲，上疏请求恢复古代的丧礼制度。官至权参知政事，不久同知枢密院事，不久被罢免职务。后来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提举洞霄宫。宝佑二年，依旧任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退休。去世，追赠少保。（参考史传。）

◆秀岩门人（胡、周六传。）

签枢高耻堂先生斯得（另见《鹤山学案》。）

◆朱氏续传

长史朱白云先生右（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卷三十一 吕范诸儒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订）

吕范诸儒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订

吕范诸儒学案表

吕大忠 马涓

（汲公兄。） 张瞻

吕大钧 （子）义山

吕大临 周行己

（并汲公弟。） 许景衡（并为《周许诸儒学案》）

沈躬行

谢天申（并见《周许诸儒学案》）

苏■

（并横渠、明道、伊川门人）

（安定、高平、濂溪再传）

范育

游师雄 （子）仪

种师道

潘拯

李复

田腴 吕好问

吕切问（并见《荥阳学案》）

邵清 （子）整 苏大璋

（从子）景之（另见《刘胡诸儒学案》）

张舜民

薛昌朝

（并横渠门人）

（高平再传）

吕范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关学的兴盛，不亚于洛学，但再传弟子为何如此稀少呢？也是因为完颜氏的动乱，使得儒术一并中断了吗？《伊洛渊源录》对关学记载简略，三吕与苏氏，因为他们曾经登程门而进

译至于这些人，其余的都失传了。我除了范育这位侍郎之外，在《宋史》中找到了游师雄、种师道，在《胡文定公语录》中找到了潘拯，在《楼宣献公集》中找到了李复，在《童蒙训》中找到了田腴，在《闽书》中找到了邵清，等到阅读《晁景迂集》时，又找到了张舜民，又在《伊洛渊源录注》中找到了薛昌朝，稍微为关学补全了失传的人物。于是撰写了《吕范诸儒学案》。（梓材按：黄宗羲原本将三吕及其门人单独列为《蓝田学案》，现在依照《序录》将其列在《吕范诸儒学案》的篇首。）

译◆张程门人（范、周再传）

龙学吕晋伯先生大忠

吕大忠，字晋伯。他的祖先原是汲郡人，祖父太常博士吕通葬在蓝田，于是定居在那里。父亲比部郎中吕蕡，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考中进士，先生是长子。皇佑年间考中进士，历任代州知州。辽国使者来到代州，设置馆舍，占据主位，先生与他争辩，辽使理屈，才将馆舍移到长城城北。不久辽国又派使者来，索要代北的土地，神宗打算答应。当时先生升任秘书丞，遭遇父母丧事，朝廷商议夺情起复，派常卿刘忱出使，先生推辞没有前往。刘忱已经出使回来，辽使又到了，召刘忱和先生一起入宫应对。先生说：“他们派一个使者来，就割让五百里土地。如果派魏王英弼来索要关南之地，那该怎么办？”神宗说：“这是什么话！”先生说：“既然如此，怎么可以用代北之地开启他们的贪心呢！”刘忱说：“大忠的话，是关乎国家社稷的根本大计，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执政大臣知道先生的意志不可改变，先罢免了刘忱，先生于是请求守完丧期。绍圣二年，加授宝文阁直学士、渭州知州，把秦、渭一带的事务托付给他。先生上奏对答，想要用计谋慢慢夺取横山，不追求眼前的功效。不久锺传在安西筑城，王文郁掌权，章惇、曾布支持他们，先生的意见与他们不合。绍述党祸兴起，先生被降为待制。弟弟汲公吕大防接连遭受贬谪，先生请求用自己晋升的官职来换取弟弟的量移，改任同州知州。退休。去世后，恢复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先生性格刚毅质朴正直，勇于作为。与弟弟和叔吕大钧、与叔吕大临都师从张载、程颢。伊川先生程颐说：“晋伯年老而好学，探究道理真是坚持到底。”横渠先生张载也称先生“笃实而有光辉”。上蔡先生谢良佐说：“晋伯兄弟都有见识。大概兄弟众多且显贵而都贤能的，只有吕氏了。”先生担任从官时，回乡见到县令，一定表示对故乡的恭敬；对待下属官吏像对待子弟一样；对于求学的人，当面指出他们的短处，却乐于成全别人，即使是吕大防，也从未稍加宽容脸色。曾经坐在堂上，吕大防的夫人在庭下拜见，两个婢女搀扶着她，先生生气地说：“丞相夫人吗？我只知道是二郎的新妇罢了。没有生病，何用人搀扶！”吕大防因此惭愧谢罪。先生常常劝吕大防辞去职位以避免满盈招祸。

附录

《上蔡语录》说：晋伯非常好学，起初对“仁”字理解不透，我于是说：“世人说仁，总是只往‘爱’上靠，怎么见得就是仁呢。就像‘力行近乎仁’，努力践行跟‘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却接近于仁呢？”推演这类道理详细解说，晋伯因此领悟，说：“您说‘仁’字，正像高僧讲禅一样。”

黄宗羲谨按：慈溪黄氏说：“上蔡穿着儒者的衣冠，讲说却如此！”

教授吕和叔先生大钧

吕大钧，字和叔，是吕晋伯的弟弟。嘉佑二年考中进士，授秦州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任三原县知县。调任巴西、侯官、泾阳，因为父亲年老，都没有赴任。遭遇丧事服丧期满，认为道理尚未明白，学问尚未优长，不再有仕进之意。过了很久，大臣推荐他担任王宫教授，不久监凤翔船务。元丰五年，去世。病重时，内外打扫干净，静默好像沉思。过了很久，客人来问安，交谈未完就去世了。先生为人刚直质朴，常说：“开始学习，只要实行自己知道的就行了。道德性命的境界，亲身实行久了自然就会达到。”横渠先生在关中倡导道学，寂寥无人响应。先生与横渠是同科进士兼好友，内心喜悦并喜爱他，于是行弟子礼，于是学者们纷纷知道该趋向哪里。横渠的教学，以礼为先，先生将其条列为《乡约》，关中风俗因此改变。范侍郎范育为他的墓作表说：“只有您明辨善道立志求学，本性所获得的都尽心去做，心中所知道的都亲身践行，可以说是至诚敏德的人了！”儿子吕义山。

吕氏乡约

德业相励

德，指见到善事必定去做，听到过错必定改正，能修养自身，能治理家庭，能侍奉父兄，能教导子弟，能驾驭僮仆，能严肃政教，能侍奉长辈，能和睦亲友，能选择交往的朋友，能保持廉洁耿介，能广泛施予恩惠，能接受托付，能救助患难，能引导人向善，能规劝人的过失，能替人谋划事情，能为众人聚集事务，能调解争端，能决断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尽职。

业，指在家则侍奉父兄，教导子弟，对待妻妾，在外则侍奉长辈，结交明友，教导后生，驾驭僮仆。至于读书治田，经营家业救济他人，敬畏法令，谨慎缴纳租赋，像礼乐射御书数这类，都可以去做。不是这些类别的，都算无益。

上述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聚会之日，共同推举那些有才能的人，记录在簿籍上，用来警戒勉励那些没有才能的人。

过失相规

过失，指违反道义的过失六种，违反乡约的过失四种，不修养的过失五种。

违反道义的过失，一是酗酒赌博、诬告诉讼，（诉讼指告发他人罪恶，意在害人，诬赖争讼，能停止却不停止的。如果事情涉及连累，以及被人侵损而诉讼的，不算。）二是行为举止逾越违礼，（逾越礼制、违反法律、各种恶行都是。）三是不恭敬谦逊，（轻慢年高德劭者，抓住别人短处长处不放者，倚仗强势欺凌他人者，知道过错不改正、听到劝谏反而更严重者。）四是不忠不信，（或

译替人谋划事情，却使人陷入恶行；或者与人约定，转身就违背诺言；或者凭空捏造事端，迷惑众人听信的人。第五种叫做造谣诬陷诋毁，（诬蔑别人的过错罪恶，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小的说成大的，或者写嘲笑讽刺的匿名文书，以及揭露别人的隐私，以及喜欢谈论别人过去的过错的人。）第六种叫做谋取私利太过分。（与人做交易，伤害在于苛刻聚敛的人；专门致力于进取，不关心其他事情的人；没有缘故却喜欢求取借贷的人；接受别人的托付却有欺骗行为的人。）

译违背约定的过错，有四种：一是品德与学业上不能互相勉励，二是有了过失不能互相规劝，三是礼仪风俗上不能互相成就，四是遭遇患难不能互相体恤救济。

不修身行的过错，有五种：一是结交的人不当，（所结交的人不限于是士人还是平民，只要是凶恶以及游手好闲、没有德行，被众人所不齿的人。如果是迫不得已而暂时往来的人，不算在内。）二是嬉戏玩耍、懈怠懒惰，三是行为举止没有仪态，（指进退之间过于粗疏野放以及不恭敬，不该说话时却进言，该说话时却沉默，衣冠过于华丽修饰或者完全不够整齐，不穿戴衣冠就进入街市。）四是面对事情不严肃认真，（正经事务被废弃遗忘，约定聚会迟到，面对事情懈怠懒惰。）五是费用开支不节制。

上述这些过错，同约的人各自反省察验，互相规劝告诫，小的过错就私下规劝，大的过错就当众告诫。如果不听从，那么在聚会的时候，由当月值事的人向约正报告，约正用义理教诲开导他们。如果认错请求改正，就记录在名册上等待考察。那些争辩不服以及最终不能改正的人，都允许他们退出约定。

礼俗交往

礼俗交往，有四个方面：一是尊重年幼与辈分，二是拜访请求与拜揖，三是邀请召唤与送迎，四是庆贺吊唁与赠送馈赠。

尊重年幼与辈分，共有五个等级，称为尊者，（指比自己年长二十岁以上，按照父亲辈分对待的人。）称为长者，（指比自己年长十岁以上，按照兄长辈分对待的人。）称为敌者，（指年龄上下相差不到十岁的人，年长的称为稍长，年幼的称为稍少。）称为少者，（指比自己年幼十岁以下的人。）称为幼者。（指比自己年幼二十岁以下的人。）

拜访请求与拜揖，共有三条，说：凡是少者和幼者对于尊者和长者，在年初、冬至、四季每季第一个月的初一进行辞别、拜见、祝贺、感谢，都算是礼节性的拜见。（都要准备门状，使用〇头、公服、腰带、〇笏板。没有官职的人准备名纸，使用〇头、襕衫、腰带、系鞋带。只有四季每季第一个月通用帽子、皂衫、腰带，凡是应当行礼却因生病等原因不能去的，都要先派人告知。如果遇到雨雪，尊长就先派人告知停止前来。）此外问候起居，提出疑问禀告事情，以及赴约接受召唤，都算是非正式拜见。（穿深衣、凉衫都可以，尊长命令免除礼节就免去。）尊者接受拜见不回复。（年初、冬至，准备写有自己名字的榜子，让子弟回复，按照相应的服饰。）长者在年初、冬至准备榜子回复，按照相应的服饰，其余时候让子弟用自己的名字榜子代为回复。凡是敌者，在年初、冬至辞别拜见祝贺感谢，互相往来。（门状、名纸同上，只是只穿服帽子。）凡是尊者和长者没有事情而到少者和幼者的家，只穿相应的衣服。（穿深衣、凉衫、道服、背子都可以。敌者非正式拜见也是这样。）说：凡是拜见尊者和长者，在门外下马，等候在外面的次间，然后通报姓名。（凡是去拜见别人，进门一定要问主人是否已经吃饭，是否有其他客人，是否有其他事情。估计没有什么妨碍，才命令展开名刺。如果有妨碍，就稍微等候，或者暂时退下。后面都照此办理。）主人派传话的人先出来迎接客人，客人快步走入，到达廊屋之间。主人出来走下台阶，客人快步上前，主人作揖请他升堂，礼节性拜见行四拜礼然后坐下，非正式拜见不拜。（集体拜见就集体行拜礼，少者、幼者自成一列。幼者拜时跪着扶起他，少者拜时跪着扶起并回礼一半。如果尊者和长者德行特别卓越，那么少者和幼者坚决请求接受拜礼。尊者允许就站着接受，长者允许就跪着扶起。拜礼完毕，就作揖退下。主人命令坐下，就致谢完毕，作揖坐下。）退下，（凡是相见，主人话说完不再开启新话题，就告退。或者主人有疲倦的神色，或者正忙于事情而有所等待，都可以告退。）那么主人送到廊屋下。如果命令上马，就三次推辞。允许就作揖退下，出了大门才上马；不允许，就听从他的命令。凡是拜见敌者，在门外下马，派人通报姓名，等候在廊屋下或者厅堂侧边。礼节性拜见就再拜。（稍少的人先拜，集体拜见就单独拜。）退下，那么主人请他在台阶上马。（步行那么主人送到门外。）凡是少者以下的人，就先派人通报姓名。主人穿戴好衣冠等候，客人进门下马，就快步出来，迎接作揖升堂。来回复礼节，就再拜谢。（客人制止就停止。）退下，就在台阶上马。（客人步行，就在大门外迎接。送别也是这样，仍然跟随他走几步，作揖就停止，看着他走远才进去。）说：凡是在路上遇到尊长，都步行，就快步上前作揖。尊长与他说话就回答，否则站在路旁等候。尊长已经走过，才作揖前行。或者都骑马，对于尊者就〇避开；对于长者就立马在路旁作揖，等他走过，才作揖前行。如果自己步行而尊长骑马，就〇避开。（凡是步行遇到认识的骑马的人，都照此办理。）如果自己骑马而尊长步行，望见就下马上前作揖，已经避开也是这样。走过很远，才上马。如果尊长命令上马，就坚决推辞。遇到敌者，都骑马，就分道作揖而过。对方步行而来不及避开，就下马作揖，走过才上马。遇到少者以下的人，都骑马，对方来不及避开，就作揖而过。对方步行来不及避开，就下马作揖。（对于幼者就不必下马也可以。）

邀请召唤与送迎，共有四条，说：凡是邀请尊长饮食，亲自前往投递书信。（礼节微薄就不必写信。专门召唤其他客人就不能同时召唤尊长。）既然来了赴约，第二天亲自前往感谢。召唤敌者

译用书信邀请，第二天由使者互相致谢。召集年轻的人以宾客的眼光看待，第二天客人亲自前往致谢。说：凡是聚会都是同乡人，都按年龄长幼排序就座。（如果不是士人一类则不这样。）如果有亲属，则一定按辈分排序。如果有其他客人，有爵位的则按爵位排序就座。（爵位不相妨碍的按年龄长幼排序。）如果有不同爵位的人，即使是同乡也不按年龄长幼排序。（不同爵位指命士、大夫以上，如今升朝官就是。）如果是特意邀请召见，或者迎接慰劳、出城饯行，都以专门召请的人为上宾。如婚礼，则姻亲家为上宾，都不按年龄爵位排序。说：凡是宴饮集会刚开始就座时，在两柱之间另外设置桌子，在上面放置大酒杯。主人走下席位站在桌子东边，面朝西；上宾也走下席位站在桌子西边，面朝东。主人拿起酒杯亲自清洗，上宾推辞。主人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亲自拿着酒壶斟满酒，把酒壶交给侍从，于是拿着酒杯献给上宾。上宾接过酒杯，又放在桌子上。主人面朝西两次拜礼，上宾面朝东两次拜礼，起身，拿起酒面朝东跪下祭奠，于是饮酒，把酒杯交给赞礼的人，于是拜礼，主人回拜。（如果是年轻人以下作为客人，饮完酒然后拜礼，则主人跪着接受如常礼。）上宾回敬主人如前礼仪，主人于是向众宾客献酒如前礼仪，只是献酒时不拜礼。（如果众宾客中有年龄大或爵位高的人，则特别献酒如上宾的礼仪，不回敬。）如果是婚礼聚会，姻亲家为上宾，则即使年轻也回拜他的拜礼。说：凡是有远行或远归的人，则迎接送别。年轻人、年幼的人不超过五里，同等辈分的人不超过三里，各自约定在一处会面，拜揖合乎礼仪，有饮食就在饮食处享用。年轻人以下等待他回家后，又到他家探望他。

译庆贺、吊唁、馈赠、借贷，共有四条规定：凡是同约之人有喜庆之事，便去庆贺；（冠礼、生子、预荐、登科、升官之类，都可以庆贺。婚礼虽然说不庆贺，但《礼记》也说“贺娶妻”，大概只是用物品帮助支付宾客的费用罢了。）有凶丧之事，便去吊唁。（如丧葬、水火之灾之类。）每家只由家长一人，与同约之人一同前往，书信问候也是如此。如果家长有故，或与所庆贺吊唁的人不相熟识，则由家中次一等人选代替。

规定：凡是庆贺的礼仪按照常规，有赠送的礼物。（使用币帛、酒食、果实之类，大家商议根据财力确定数量，多不超过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果情分厚薄不同，就按照厚薄来定。）如果那家财力不足，同约之人便为他借来器具，并为他操办事务。凡是吊唁的礼仪，刚听说丧事（听说下葬也一样），还没有换丧服，就率领同约之人穿着深衣前往哭吊。凡是吊唁尊长，就由为首的人致辞并集体拜祭。对平辈及以下的人则不拜。主人拜谢就回拜，对年少者及以下的人就搀扶他们。（不认识死者生前的人就不去吊唁，不认识死者本人就不哭。）并且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主人已经穿好丧服，就相率剃去头发，穿素襕衫、系素带，（都用白色生纱绢制作。）备办酒果食物前往祭奠。（死者是平辈以上就拜祭后祭奠，以下就只祭奠不拜祭。主人不换丧服，大家也不换丧服。主人不哭，大家也不哭。情分重的话，即使主人不变服不哭，大家也变服哭泣。赙礼用钱帛，大家商议数量，如同庆贺的礼仪。等到下葬时，又相率送去助葬的财物。等到出殡时，就穿着素服送行。（助葬的财物如同赙礼，或者用酒食犒劳役夫，并为他们做事。）等到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都穿着常服去吊唁。

规定：凡是丧家不可备办酒食衣服来招待吊客，吊客也不可接受。

规定：凡是听说相识的人去世，或者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前往，就派遣使者去祭奠，在灵堂外的临时住处，穿上吊唁的服装，拜两次，哭丧后送别。（只有至亲密友才这样做。）超过一年，就不可以了。情分重的话，就去墓前哭祭。

以上是礼俗交往的事情，由当月值月的人主持，有期限日期的就确定日期，应当纠集督促的，就监督那些违慢的人。凡是违反约定的，就报告给约正并责问，并且记录在簿册上。

患难相恤

患难的事情有七种：一是水火之灾，（小的就派人去救，严重的就亲自前往，多率领人去救，并且去吊唁。）二是盗贼，（就近的同力追捕，有能力的向官府报案。如果那家贫穷，就帮助他出资悬赏。）三是疾病，（小的就派人去问候，严重的就为他访求医药。贫穷的就帮助他供养疾病的费用。）四是死丧，需要人办事的就帮助他操办，缺乏钱财的就赠送赙礼或借贷。）五是孤弱，（孤儿遗孤无依无靠的，如果能自食其力，就为他安排处理，稽查他的出入，或者报告官府，或者选择人教导他，并为他求取婚姻。贫穷的，合力救济他，不让他流离失所。如果有侵欺他的，众人合力为他办理。如果稍大却放纵不检点，也防备监察约束他，不让他陷入不义。）六是诬枉，（有人被诬陷过错罪恶，不能自己申辩的，形势可以报告官府的就代为诉说，有办法可以解救的就代为解救。或者他家因此流离失所的，众人共同用钱财救济他。）七是贫乏。有安贫守分但生计大大不足的，众人用钱财救济他，或者为他借贷置办产业，让他用年月偿还。

以上是患难相恤的事情。凡是有应当救恤的，他家报告给约正，紧急的话同约中就近的人为他报告，约正命令值月的人告知大家，并且为他纠集督促。凡是同约之人，财物、器具、车马、人仆都互相借给。如果不急用的，以及有所妨碍的，就不必借。可以借而不借，以及超过期限不还，以及损坏借来物品的，论处如同违反约定的过错，记录在簿册上。邻里如果有缓急之事，即使不是同约但先听说知道的，也应当救助。如果不能救助，就为他报告给同约之人并谋划。有能这样做的，也就把他的善行记录在簿册上，告知乡人。

百家谨案：朱子有《增损吕氏乡条》，将“德业相励”改为“德业相劝”。

吊说

《诗经》说：“凡百姓有丧事，匍匐着去救助。”不是说死者可以救活，而是说生者如果不救助就会死去。孝子丧亲，三天吃不下饭，哭声不断。已经病了，拄着拐杖才能起来，问话后才说话，他悲痛的心情，痛苦的意思，以至于不想活，那么思虑所及，即使是大事，也有不能周全的，何况其他事情呢？所以亲戚、僚友、乡党听说后前往的，不只是吊唁哭泣罢了，没有不为他尽力办事的。开始就送去含玉和衣物来周济他的急需，（朋友，送衣物“亲以进”，见《士丧礼》。族人互相又有含玉，见《文王世子》。）三天就一起煮糜粥来扶持他的虚弱。（亲人刚死，三天不生火做饭，邻里为他煮糜粥饮食，见《问丧》。）每次祭奠就执行礼仪，（士的丧事，朋友祭奠，见《曾子问》。）将要下葬就帮助他做事。（孔子的丧事，公西赤做志；子张的丧事，公明仪做志；原壤母亲死，孔子帮助他洗头；见《檀弓》。）看见跟随灵柩，年少的人拉引灵车的绳索，年长的人专门指挥进退。（

译吊唁并非由主人发起，四十岁的人执绋，这在《杂记》中有记载。孔子跟随老聃在巷党协助葬礼，到达堩地时发生日食，老聃说：“丘，把灵柩停在道路右边，停止哭泣以听候变故。”（这是专门关于进退举止的规定，见于《曾子问》。）下葬时，壮年人等待填土填满墓穴，老年人跟随返回哭祭。（乡里五十岁的人跟随返回哭祭，四十岁的人等待填土，见于《杂记》。）袒露左臂并赠送赗车，赗车用车辆马匹，如果是朋友则只送赗而不设奠，兄弟才设奠，奠祭只用羊，这些都见于《士丧礼》。）如果财物不足就赠送赙金，（了解死者生前的情况就赠送赙金，赙金用布匹钱币来资助费用，所以说：“不足则赙”，见于《士丧礼》。）凡是有丧事就互相协助。（司徒敬子去世，孔子担任相礼；有若去世，子游担任摈相；国昭子的母亲去世，向子张询问位次，这些都见于《檀弓》。）这就可以说是能够救助丧家了。所以去有丧事人家时的言辞，不说“愿见”而说“比”；即使是国君亲临，也说“寡君承事”；其他国家的使者，说：“寡君派遣某人，不敢以宾客之礼相待。”（见于《少仪》、《檀弓》、《杂记`》。）主人会见宾客，不论尊卑贵贱，没有不拜谢的，这是为了表示谢意，并且将自己与平常的主人区别开来。（平日会见客人，有时主人先拜客，有时客人先拜主人。）宾客会见主人，没有回答主人拜谢的，这是为了表示协助，并且将自己与平常的宾客区别开来。（见于《曲礼》。）自从先王的礼制败坏以来，后世虽然传下了名目和数量，但实行的人大多失去了其中的意义。丧主对待宾客像平常的主人，丧宾会见主人像平常的宾客。像平常的宾客，所以只停留在吊唁哭泣，而不敢参与丧事。像平常的主人，所以舍弃哀痛而去准备衣服饮食来侍奉宾客。严重的，甚至损害了送终的礼仪来答谢宾客的辛劳，废除了吊唁哀痛的仪式来宽免主人的费用。由此看来，先王礼制的本意，难道可以这样降低标准吗！现在想要引导人们回归礼制，虽然不能完全做到合乎礼制，但在刚开始丧事时哭泣，有事时设奠，（奠祭不必再亲自致礼，只是代替主人献爵罢了。）又能尽自己的力量为丧家准备尚未齐备的丧具以应其需求，停止子弟仆隶中能干的人去协助丧役，将纸币壶酒之类的奠品改为赠送衣服，将供帐馈食之类的祭品改为赗车和赙金，凡是丧家对待自己的礼节都一概以其他言辞推辞不接受，（必须用其他言辞推辞，是为了避免引起与众不同的嫌疑。）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译附录

先生年轻时学识渊博，见闻广博，没有不精通的。一天听到老师的教诲，于是改变了平素的志向，从前所学的知识，由广博归于简约，像冰融化一样豁然开朗，所以比别人用功少却收获更多。他喜爱阐明井田制和兵制，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通过这些途径，全部编写成图籍，都可以推行。

遭遇比部郎中父亲的丧事，从开始守丧到安葬祭祀，完全按照古礼所能做到的去做。而在居丧这一方面，大小细节都合乎《礼》的规定。又推广到祭祀、冠礼婚礼、饮酒、相见、庆贺吊唁等事情，都不混杂世俗习俗，条理分明而有章法。用这种态度待人接物，大家都安心并喜爱他。

百家谨案：先生是比部郎中吕蕡的第三个儿子。他侍奉横渠先生，最终在二程门下完成学业。致力于实践之学，选取古礼推演其义理，陈述其仪节，并努力实行。横渠先生感叹说秦地风俗的教化，和叔有很大的功劳，又感叹他的勇为是别人赶不上的。他担任宣义郎，恰逢讨伐西夏，鄜延转运使李稷征召他做从事。出塞后，李稷的粮饷供应不上，想返回安定取粮，派先生向经略安抚使种谔请示。种谔向来残忍，左右侍从有冒犯的立即斩首，有的先剖开肺肝，坐着的人都掩面不忍看，种谔却饮食如常。先生把李稷的话告诉他，种谔说：“我奉命行事，哪里知道粮道！万一粮饷接不上，召李稷来，给他一死罢了！”先生严肃地说：“朝廷出兵，离开边塞不远，就斩杀转运使，难道没有君父吗！”种谔说：“你想以此报复李稷，先让李稷遭祸了！”先生愤怒地说：“我委身侍奉君主，死也不推辞。只是担心您做得过分罢了！”种谔心意受挫，于是最终允许李稷返回。如果不是先生刚正不屈，正气折服种谔，李稷难免一死。那些平时高谈性命，遇事却畏缩失措的人，比起先生简直像猪狗一样！横渠先生感叹他勇为不可及，确实如此！

真西山说：和叔为人质朴厚道刚正，把圣人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所知道并相信且能力所及的，就亲身去做，不再怀疑畏惧，所以识见高的人把他比作子路。

正字吕蓝田先生大临

吕大临，字与叔，是和叔的弟弟。兄弟都考中进士，只有先生不应举，凭借门荫入仕，说：“不敢掩盖祖宗的恩德。”元佑年间，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范祖禹学士推荐他修身好学，行为像古人，可以担任讲官，还没来得及任用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七岁。起初师从横渠先生，横渠先生去世后，于是向东拜见二程先生，所以学问深厚纯正接近道，而以防范检束、穷究搜索为学问。明道先生用“识仁”的道理开导他，并且用“不需要防范检束，不需要穷究搜索”来启发他，先生默默领会，心中契合，豁然开朗，作《克己铭》来表达心意。起初，先生对群书博览精通，能写文章，到这时涵养更加精粹，言语好像不出口，谦卑好像无能的人。赋诗说：“学如元凯方成癖，文到相如始类似俳优。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子得心灵斋戒。”伊川先生称赞说：“古代的学者，只致力于修养性情，其他就不学了。现在写文章的人，专门致力于章句，取悦人的耳目，不是俳优是什么！这首诗可以说抓住了根本。”又说：“和叔承担道义，他的风力很强劲。但在深沉潜藏、缜密方面有所不及与叔。”又说：“与叔六月中从缑氏来，闲居时一定看到他严肃端正地坐着，可以说是敦厚笃实了。”

克己铭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禀受同样的气，同属一体；为什么有不仁的？是因为我有私己。确立自我与外物，私欲成为界限；胜心横生。纷乱不齐。大人存养诚敬，心中见到天帝的法则；起初没有骄吝，成为我的害虫。意志作为统帅，气作为士卒；奉天命而行，谁敢侮辱我！一边作战一边招抚，战胜私欲堵塞欲望；过去的寇仇，现在成了臣仆。当还没有克制私欲时，困窘我的居室；婆媳争吵，哪里还有其余的安宁。既然已经克制了私欲，光明通达四方；广阔无垠的八方，都在我的门内。谁说天下，不归我的仁德；痒痛疾苦，都切近我的身体。一旦达到这种境界，没有不是我的事；颜回是什么人呢，仰望他就是这样。

姜定庵说：朱子评价这篇铭文，认为不应该把己与物对立来说，没有说出本意。现在仔细玩味，“立己与物，私为町畦”，这是说未克制私欲以前的事，似乎也没有伤害。

未发问答

与叔说：“中是道所由出的地方。”程子说：“这句话有毛病。”与叔说：“论述它们的相同点，不容许再有第二个名称；分别来说，也不可以混为一件事。比如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的达道’，那么性与道，大本与达道，难道有二吗？”程子说：“中就是道。如果说道出于中，那么道就在中里面，另外成为一种东西了。所谓‘论述它们的相同点，不容许再有第二个名称；分别来说也不可以混为一件事’，这句话本来没有毛病。如果说性与道，大本与达道，可以混为一谈，就不妥当。在天叫做命，在人叫做性，遵循性叫做道。性、命、道，各有其恰当的位置。大本说的是体，达道说的是用，体用自然不同，怎么能不分为二呢？”与叔说：“既然说‘率性之谓道’，那么遵循性而行没有不是道的。这不是性中另外有道，中就是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从中而出的没有不是道，

译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也者，性也』，这话极不妥当。中，是用来形容性的体貌的。就像说天圆地方，于是就把方圆称为天地，可以吗？既然方圆不能称为天地，那么万物决不是由方圆产生的。既然中不能称为性，那么道怎么能说是出于中呢？大概中的含义，是从超过和不及之间确立名称的。如果只把中当作性，那么中与性就不相符合。子居回答说『中是性的德』，却比较接近了。」（梓材案：子居，即和叔子，传记见后。）与叔说：「不偏倚叫做中，不混杂叫做和。」程子说：「不偏倚叫做中，很好，但话语还不够明晰。不混杂叫做和，不恰当。」与叔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就是赤子之心。在它没有发动时，这颗心极其虚空，没有偏倚，所以叫做中。用这颗心应对万物的变化，没有一处不是中的。孟子说：『称量然后知道轻重，测量然后知道长短。事物都是这样，心更是如此。』这颗心衡量事物，之所以比秤和尺更加审慎，正是因为它极其虚空而没有偏倚的缘故。如果有一物存在其中，那么轻重长短都会失去中道，又怎么能像秤和尺那样呢？……大所由出』也。现在仔细思考，只是命名不恰当罢了。这颗心的状态，可以用中来形容，但不能直接指称这颗心叫做中。」程子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叫做中。赤子之心，发动了但没有偏离中，如果直接把它叫做中，是不识大本啊。」与叔说：「圣人智慧周遍万物，赤子完全没有知识，他们的心固然不同。然而推究孟子所说的，难道不是只取纯一无伪，可以与圣人相同吗？并不是说没有丝毫差异。大临前几天所说的，也是取这个意思。现在承蒙教诲，却说已经失去了大本，茫然不知所向。圣人的学问，以中为大本，即使是尧、舜相传天下，也说『真诚地执守其中』。凭借什么准则而知道过与不及呢？只求于这颗心罢了。这颗心的活动，出入没有定时，从哪里去守持它呢？只求于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罢了。在这个时候，这颗心就是赤子之心，这颗心所发出的纯是义理，怎么能不和呢？前几天敢指赤子之心为中，理由就是这样。来信说：『赤子之心可以叫做和，不可以叫做中。』大临思考，所谓的和，是指已发而言的。现在说赤子之心，是论其未发的时候，纯一无伪，没有偏倚，可以说中。如果说已发，恐怕不能说心。」程子说：「所说的『并不是说没有丝毫差异，』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能作为大本吗？推究这一句话，其余的都可以看出来了。」与叔说：「大临把赤子之心当作未发，先生把赤子之心当作已发。所谓大本的实质，先生与大临的话并没有不同，只是解释赤子之心这一句不同罢了。大临起初认为赤子之心，只取纯一无伪与圣人相同，孟子的意思也是这样，不再曲折地一一比较它们的同异，所以指它来说，不曾把已发的不同处作为大本。先生说凡是说心的都指已发而言，那么未发之前叫做无心可以吗？我认为未发之前，心体明明存在，已发才是心的作用。」程子说：「所论述的意思虽然把已发的当作未发，但寻求其言辞，却是把已发的当作未发来说。言辞不够明晰，乃是选择不够精当。『凡是说心的，指已发而言』，这本来就不恰当。心只有一个，有指体而言的，『寂然不动』就是；有指用而言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只看他的见解如何罢了！大体上论述越精微，言语越容易出差错。」

译百家谨案：此条即起于豫章、延平“看未发以前气象”的宗旨。子刘子说：“所谓未发以前的气象，就是独体中的真消息。”又说：“只是喜怒哀乐罢了，从它们蕴藏于内心来说，就称为未发；从它们表现于外来说，就称为已发。这是以表里相对而言，不是以时间先后而言。”又说：“从喜怒哀乐存于内心来说，称为中，不必认为在未发之前另有气象，这就是天道元亨利贞运行于幽深穆穆之中的状态。从喜怒哀乐发于外来说，称为和，不必认为在已发之时又有气象，这就是天道元亨利贞呈现于化育万物之中的状态。因为存与发总是一机，所以中和浑是一性。推而广之，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不如此。这就是独体之妙所以即微即显、即隐即见的原因，而慎独之学即是中和，即是位育。这是千圣相传的学脉。自从喜怒哀乐的说法在后世不明，圣学就晦暗了！”

语录

赤子之心，就是良心，是上天所赋予的本性，是人承受天地之中气的所在。它寂然不动，虚明纯一，与天地相类似，与神明合为一体。《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说的就是这个吧！此心自然端正，不待人来矫正它，而贤者能够不丧失它，不被物欲所迁动。就像秤杆的平衡，不加上重物；就像镜子的明亮，不被污垢遮蔽，这才叫做端正。只有先确立那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就不能夺取它。如果忿怒、恐惧、喜好、忧患一旦夺取了良心，那么视听饮食呼吸就随之失守，想要仅仅修身来矫正外在，就难了。

百家谨案：先遗献《孟子师说》说：“赤子之心，视听言动与心合一，没有外来搀杂，虽然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却是知能本然的体。等到后来世故日深，将习俗的知能换掉了本然的知能，便失去了赤子之心。大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过是把本然的知能扩充到极致，其体仍然不动，所以不失。只有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这是知的量。认为知道，认为不知道，这是知的体。人们以为事事物物都需要讲求，这哪里是赤子之心所能包括的。不知道赤子之心是个源头，从源头上讲求事物，那么千红万紫总不离根。如果失去了源头，只在事物上讲求，那就是剪彩做花，终究没有生机。”此说可谓穷尽了赤子之心的道理！百家因此想到前未发问答中伊川说“赤子之心不可谓中”一语，反而不如先生的话没有毛病。因为赤子之心如谷种，满腔生机尽在其中，何曾亏欠。极尽大人的能事，岂能在这谷种之外增添一物？

我心所同然的，就是天理天德。孟子说“同然”，是担心人有私意遮蔽。如果没有私意，我心就是天心。

万物之生，没有没有气的，气，是神的旺盛；没有没有魄的，魄，是鬼的旺盛。所以人也是鬼神的会合！鬼神，周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虽然寂然不动但有感应必通，虽然无形无声而有昭昭不可欺的东西。人承受天地之中气而生，良心所发的，没有不是道的。在我身上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道；在他身上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也是道。在物的分别上，则有彼我之殊；在性的分别上，则合乎内外，一体而已。这些都是人心所同然的，是我们本性所固有的。

诚，是理的真实状态，一而不可改变的。

实理不二，那么它的本体就没有杂；本体没有杂，那么它的行为就没有间断；所以至诚没有停息。

从洒扫应对，上达于天道性命，圣人未曾不竭尽全力教导人，但人所造就的自有深浅，所得的也有大小。仲尼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又说：“有鄙夫问我，我叩问他的两端而竭尽全力。”然而子贡是高弟，还没有听闻性与天道。不是圣人有隐瞒，而是人自己不能尽。就像天降时雨，百果草木都破壳发芽，其盛衰大小不齐，膏泽难道私于物吗！

吕博士说（补）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虽然难得，但言语并非虚无。必有事焉，但只要正其名而取之，就失之了。

附录

小程子说：与叔坚守横渠之说很固执。每当横渠没有说的地方都相从，刚有说了，更不肯回头。

田诚伯说：读吕与叔《中庸解》，想见其人。

朱子说：与叔可惜寿命不永。如果上天假以年寿，必定所见又不同。程子称赞他深潜缜密，资质好，又能涵养。我如果只如吕的年岁，也见不到此田地了。

宗羲案：朱子在程门中最取先生，认为“高于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以年，必理会得到”。至于他求中的说法，则深非之

译等到撰写延平的传记时，称他“整天端坐，体察未发时的情状，从而探求那所谓的‘中’。”蔡渊也说，朱子教导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情状分明，那么处理事务、应对事物自然合乎节度”，这也正是先生的学说。所以求学的人只应在根本源头上探究，不必多言，以免自生枝节。

译又说：吕与叔的文章，如同千军万马，饱满刚强。

百家谨案：先生论述选举制度，想要确立士人的规范以培养德行、勉励行为，更改学制以衡量才能、增进技艺，确定贡举之法以选取贤人、汇聚人才，设立考试之法以区分能力高低，修订征辟之法以兴起能人、储备备用，严格举荐之法以核实真相、得到真才，制定考核之法以明确责任、考察功绩。他的论述非常详尽，确实可以施行。吕氏六兄弟，吕汲公已经是名臣，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与吕晋伯、吕和叔三人同心同德，勤勉地以进修成就德行为事，并且共同讲求经世济民的实学，严厉排斥异端邪说。富弼（富郑公）退休在家，信奉佛教的说法，先生写信给他说道：“古代的三公，在内则在朝廷上议论治国大道，在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这难道不是世人所期望于您的吗？”富弼因此向他谢罪。先生严正到了这种地步！

问：“吕与叔说：‘性是一个，流行表现方面有刚柔昏明的不同，那并不是性。有三个人，都能用眼睛辨别颜色，一个住在密室里，一个住在帷帐之下，一个住在繁华的都市之中，三人所见的昏明各不相同，难道眼睛不同吗？只是随着所处的环境，遮蔽有深浅罢了！’我私下认为这话分别性和气非常明白，如果把这话用来比喻人的本性也很好。近来曾以太阳作比喻，认为大明高悬于天，万物都能看见，也是这个太阳；茅屋之下，只要有光就一定能照到，也是这个太阳。太阳的全体并没有大小之分，只是因为随着所处的环境而显得大小不同罢了。不知道也可以这样比喻人的本性吗？”朱子说：“也很好。”

叶水心在《习学记言》中说：程氏的《四箴》，只是宽缓散漫罢了，这本来就是讲学中的事。曾子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这样，怎么能够增进道业。而吕大临的《克己铭》却把不仁归咎于有私己所致，他的意思鄙陋浅薄，是佛老之下乘的观点。（补）。

博士苏先生苏洵

苏洵，字季明，武功人。在张横渠门下学习最久，后来师从二程。吕和靖起初学习科举之学，先生对他说：“你是打算考中状元后再学习吗？还是说在科举之外还有所谓的学问呢？”和靖没有领悟。有一天聚会喝茶，先生举起茶盏示意说：“这难道不是学问吗？”和靖有所醒悟，先生让他去拜二程为师学习。（梓材案：和靖没有跟随明道先生，这里的二程应当指小程先生。）元佑末年，吕晋伯推荐，他从布衣被召为太常博士。因元符年间上书被列入党籍，被编管到饶州，去世。

百家谨案：先生获罪被贬，路过洛阳，住在和靖家中，颇以被贬谪为意。和靖说：“当季明上书时，是为国家考虑呢？还是为自身考虑呢？如果是为国家考虑，应当欣然前往饶州。如果是为了进取功名考虑，那么饶州的贬谪，还算轻典。”先生豁然开朗，疑虑冰释。孙锺元先生说：“季明能在开始时成就彦明，彦明能在结束时成就季明。朋友的益处真大啊！”

附录

季明曾经以“治经是安身立命的实质，日常讲习只是空谈无益”的观点，向两位先生请教。伯淳先生说：“‘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仔细理会。能够修省言辞，自然就要立诚。如果修省言辞只是为了做样子，那就是虚伪。如果修省言辞正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诚意，那就是切身体验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实事。大道浩渺，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诚才有可以安顿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修业了。终日勤勉，无论大小事务，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是切实的下手处，‘修辞立其诚’是切实的修业处。”正叔先生说：“治经，是实学。‘譬如草木，分类区别。’道在经书中，大小远近，精粗高下，都罗列其中。譬如月亮高悬在上，没有人看不见，一个人指出来，不如众人指出来自己看见。如《中庸》这一卷书，从至理推演到事理，如国家有九经以及历代圣人的典章制度，没有不是实学的。如同登上九层的高台，从下往上才是正确的。人们担心日常讲习空谈无实，是因为自己不得要领。做学问，治经最好。如果不得要领，那么即使全部治完《五经》，也是空谈。现在有人心得通达，所得很多。有人虽然读书，却担心空虚，难免有此弊病。”

◆横渠门人（高平再传。）

学士范巽之先生范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考中进士，担任泾阳令。因奉养双亲请求回乡，跟随张横渠学习。因推荐被授予崇文校书、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告诫他说：“《尚书》称‘厌恶谗言灭绝邪行’，这是我任用御史的意思。”先生请求用《大学》诚意正心来治理天下国家，因此推荐横渠等数人。西夏入侵环庆，诏令先生巡视边防，回来进言：“宝元、康定年间，朝廷军队与西夏人三次交战三次失败，现在再次交战也是这样。难道中国之大，不足以支撑几个郡县吗？是因为不考察敌我情况，轻率举荐并骤然使用人才罢了！”因弹劾李定在父母丧期隐匿服丧，被罢免御史职务，任韩城县知县。很久之后，任河中府知府，加直集贤院，跟随凤翔，以直龙图阁镇守秦州。元佑初年，被召为太常少卿，改任光禄卿、枢密都承旨，出任熙州知州。当时又商议放弃质孤、胜如两座堡垒，先生极力争辩

译（有人）说：“熙河地区以兰州为要塞。这两座堡寨，是兰州的屏障，放弃它们则兰州就危险了。兰州危险，那么熙河地区就会有失去支撑的忧虑了！”又请求修筑李诺平、汝遮川的城寨，说：“这里是赵充国屯田的古榆塞之地。”朝廷没有答复。（他）入朝担任给事中、户部侍郎，去世。宋高宗绍兴年间，采纳他关于反对放弃土地以及推进修筑城寨的议论和策略，追赠他为宝文阁学士。

译龙图阁直学士游景叔先生师雄

游师雄，字景叔，武功人。师从横渠先生求学。考中进士，担任仪州司户参军，后升任德顺军判官。元祐初年，任宗正寺主簿。执政大臣打算放弃四寨，向先生征询意见，先生回答说：“这是先帝设立用来控制西夏人的，怎么能放弃呢？”执政者不听从。于是先生撰写了《分疆录》。后升任军器监丞。吐蕃侵犯边境，其首领鬼章青宜结趁此机会胁迫附属的羌人勾结西夏人造反，图谋分割占据熙河地区，朝廷于是选派先生与边防大臣共同筹划应对，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先生到达后，侦察得知西夏军队聚集在天都山，前锋驻扎在通远境，吐蕃即将攻打河州。先生想要先发制人，向统帅刘舜卿请求。刘舜卿说：“敌人众多而我方人少，怎么办？”先生说：“关键在于谋略，不在于人数多少。”于是将部队分为两路，姚兕率领左路，种谊率领右路，最终大破洮州，擒获鬼章。捷报传回朝廷，百官上表祝贺，朝廷派遣使者向永裕陵禀告。有人议论认为这是邀功生事，只升迁了一级官职，历任集贤校理，暂代陕西转运副使。被召入京城，哲宗慰劳他说：“洮河之战，可谓功劳卓著，只是遗憾赏赐太薄罢了。”先生回答说：“这都是遵循朝廷的战略谋划，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是将士们的功勋劳绩尚未记录，这才是令人遗憾的。”于是陈述了事情的始末。被任命为卫尉少卿。皇帝多次询问边防的利弊，先生详细陈述了自庆历年以来边防大臣施政措施的优劣，朝廷谋议的得失，以及当今抵御敌人的要点，共十六件事，命名为《绍圣安边策》，呈献给皇帝。历任邠州、河中府、秦州、陕西知州，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自从收复洮州之后，各国都入朝进贡。去世时，享年六十岁。先生的学问，以经世致用、安定边疆为主，不是那些琐碎的章句之学，蒙蔽精神，以此来把自己列入儒者的行列。所以他的志气豪迈，在事功方面多有建树。议论的人以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为遗憾。（修）

谢山《游景叔墓志跋》说：游先生的墓志铭虽然提到他与横渠先生交游，但没有说受业，怀疑他不是弟子。然而墓志铭的文章由张公舜民撰写，书法由邵公伯温书写，篆书由章公楶书写，都是元祐党人的同僚。而刻碑的工匠是安民，尤其珍贵。我正在编修《宋儒学案》，得到这个，为此高兴得多吃了几碗饭。（梓材案：《宋史》记载他师从横渠先生）。

忠宪种先生师道

种师道，字彝叔，洛阳人。年轻时跟随横渠先生学习。凭借祖父种世衡的恩荫，补任三班奉职，通过考试改换文职，担任熙州推官，暂代同谷县事。又任原州通判，提举秦凤路常平司。议论役法违背了蔡京的旨意，改任庄宅使、德顺军知军。又有人说他诋毁先帝功业，被罢免并列入党籍，被排挤废弃十年。后来被提拔为怀德军知军，多次升迁至洺州防御使、渭州知州。奉诏率领七路军队征讨藏底城，八天攻克，徽宗得到捷报，高兴地为进升官阶。跟随童贯担任都统制，被任命为保静军节度使。童贯谋划攻打燕京，让他统领所有将领，先生劝谏说：“邻居有盗贼不能救助，反而趁机瓜分他的家产，恐怕不可以吧？”童贯不听从。辽国使者来请求说：“女真背叛本朝，也是南朝所厌恶的。现在贪图一时的利益，抛弃百年的友好，结交豺狼般的邻居，埋下日后的祸患，这算是好计策吗？”童贯不能回答。先生劝谏应该答应辽国，又不听从，秘密弹劾他帮助贼寇，王黼发怒，责令他退休，而任用刘延庆代替他。刘延庆在卢沟战败，皇帝想起先生的话，召用他。不久又退休。金人南下，紧急召用他，加授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河北制置使。当时先生正居住在南山豹林谷，听到命令，立即到达洛阳。因为他年事已高，天下人称他为老种。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加赠少保，谥号忠宪。（修）

祖望谨按：横渠先生的弟子在洛阳地区很多，但除了吕大临、苏昞、范育以外寥寥无几，吕、苏、范都因为程氏而流传，而南渡后很少尊崇关学的，所以洛阳的弟子即使是中等以下的才能都得以见于记载，而张氏的各位先生却湮没无闻，令人再三感叹！我在《宋史》中得到游、种两位先生，在《晁景迂集》中得到张舜民，在《童蒙训》中得到田腴，在《程子语录》中得到薛昌朝，在《闽志》中得到邵清。而潘拯却是关中一位大弟子，竟然无法得到他的详细情况。

潘康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关中人。曾经问：“人的学习，并非意愿有差别，只是因为不知道的缘故，于是流于不同。不知道如何持守？”程子说：“还谈不上持守。持守什么事？必须先在致知。致知，就是完全知晓，穷究事理、格物就是致知。”（参见《程氏遗书》。）

（梓材谨按：此条见于《遗书》卷十五《入关语录》，是关中学者记录的伊川先生的话，有人说这是明道先生的话。又按《伊洛渊源录》《龟山志辨》说：“凡是公卿大夫中的贤者，对于当世有道之士，无不尊奉为老师，称先生有两种含义：一种如后进之于先进，或者年长，或者声望早著，心中敬仰，所以称先生；如韩愈之于卢仝，欧阳修之于孙明复就是这样。另一种，如子弟之于父兄，在家则侍立，出门则扶持，服侍勤勉至死，心丧三年，如子贡

译曾子对于仲尼的关系，就如同近世吕与叔、潘康仲对于张横渠的关系一样。」根据这一点，那么先生侍奉张横渠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译修撰李潏水先生复

李复，字履中，是长安人。（云濠按：先生世代居住在开封祥符，因为父亲在关右做官，于是成为长安人。《朱子语录》称他为闽人，大概是传抄时的错误。）学者称他为潏水先生。凭借进士身份多次升迁，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生在吕公著、范纯仁等人的后辈中，但仍然赶上了张横渠的门下。他长着紫色的胡须，眼睛修长，怀有奇特的志气，喜欢谈论军事。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也擅长写诗。崇宁年间，邢恕担任泾原经略使，图谋建立边防功劳以洗刷诬蔑宗庙的罪名，于是采纳许彦圭的建议，请求使用车战战术以及建造五百艘战船，打算直抵兴州、灵州，以控制西夏。当时先生正担任熙河路转运使，诏书下达委托他办理，先生上奏说：“奉圣旨，命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辆。我曾阅览典籍，古代军队行进固然曾经使用战车，大概是因为军队不轻举妄动，征战讲究礼法，不采取诡诈的遭遇战，多在平原广阔地带，所以战车可行。如今都在极边之地，戎狄乘势而来，即使是猛禽飞翔，也不如他们迅速。扎营驻军，各自以保全险要为利。前进时，战车赶不到期限；驻扎时为了保全险要，战车不能登上高地；撤退时敌人多来袭击追赶，争先恐后奔逃，来不及回顾，怎么能收功呢？不像古代那样可以使用。我听说这个建议出自许彦圭，彦圭通过姚麟进献说法，朝廷于是赞同，不知道彦圭非常轻率妄为。唐朝房琯曾经使用车战，在陈涛斜大败，十万义军没有逃脱的。京城附近的平地尚且如此，何况现在想用在陡峭的山坡和沟谷之间呢？另外战车比普通车宽六七寸，运输时不合车辙，牵拉不动。近来士兵典卖衣物，自己租赁牛具，整天才前进五七里，导致士兵逃亡，把战车丢弃在路上，成为各路的大患。现在请求立即停止制造。如果别的路已经制造的，请求不再牵拉前来。”又请求停止造船，上奏说：“经略使请求打造战船五百只，在黄河顺流放下，到会州西小河内隐藏存放。有旨意专门委托我监督，一年内完成。核查本路只有一名船匠，必须请求从荆、江、淮、浙等地雇佣，而且钉船的线料也不是本路出产。看邢恕的奏请，实在是儿戏！况且造船五百只，如果从今日起工料都具备，也需要数年。从蔺州驾船放到会州，大约三百里，北岸是敌境，岂能轻易行事！会州西小河是咸水，宽度不到一丈，深度只有一二尺，怎么能藏船？黄河经过会州进入韦精山，石峡险峻狭窄，从上垂直流下，高数十尺，船怎么能过去？到西安州东边，大河分为六七道，水浅沙石多，不能承载船只，一艘船所载，不过五匹马二十人，即使到了兴州，又能做什么呢？又不知道几个月才能到达。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必定被西夏嘲笑。我不敢立即按照旨意筹划，恐怕白白浪费钱物，最终误了大事。”奏疏呈上，徽宗醒悟，停止了此事。不久，先生因为议论边防事务不合时宜而被罢官。很久以后，金人侵犯关中，先生已经年老且患病，高宗因为他是旧德而强行起用他，让他担任秦州知州，城中空虚无兵，最终死在贼人手中。（修）。

祖望谨按：《宋史》没有为先生立传。洪迈特别在《容斋随笔》中记载了这两篇奏疏，称赞他的忠诚刚直，然而似乎不知道先生死节的事。如果知道的话，那么《宋史》曾经经过洪迈之手，不应该只在《邢恕传》中附带提及。我阅读《楼宣献公集》，才得知此事。先生论述孟子集义养气的宗旨，说：“行动必定遵循理，所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没有忧愁没有恐惧而气自然充沛。舍弃这个，那么明处有人指责，暗处有鬼神谴责，内心自觉惭愧，气就丧失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就气馁’。”朱熹称赞他能够领会大旨。所著有《潏水集》，现在没有流传。我从三馆中见到《永乐大典》，先生的文集就在其中，（云濠按：《潏水集》四十卷，乾道年间在饶州刻印，就是朱熹所说的信州本。后来大多散佚，现在保存十六卷，其中有经学解释，《易》象、算术、五行、律吕以及所上的奏议，诗歌则失传很久了。）非常高兴，想要抄录，但我被罢官，于是未能实现。

（梓材谨按：宋代有两个李复，一个就是先生，另一个字信仲，见于《水心集》。谢山《答临川问》说：“潏水是关中的李复，在元佑、绍圣时极被称为博学，是关中有文名的人。信仲与他同名，时代相差很远。”）

太学田诚伯先生腴

田腴，字诚伯，是安丘人，后来迁居河南。跟随张横渠学习，而与虔州的宿儒李潜交好。每三年研习一部经典，学问通晓贯通，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尤其不喜欢佛学，极力抨击轮回的说法，说：“君子的职责应当是行善。”建中靖国年间，因为曾子开的推荐，担任太学正。崇宁初年被罢免。先生的叔父田明之，是安定先生（胡瑗）的高徒，他的学问专门读经书，不研究诸子史书，认为不是圣人的话都不值得研究。而先生不这样认为，说：“广泛学习详细解说，然后才能返归简约。如果不广泛阅览，就不是广泛学习详细解说的意思。”先生曾说：“近世学者没有比得上横渠先生的，正叔（杨时）其次。”大概他坚守关学如此专一。右丞

译吕好问的兄弟对他十分恭敬侍奉。

译田先生说（吕紫微吕居仁记录）。

我用心思时，大多让意气胜过心念，每当心中产生不善的念头，就常常用意气去战胜它。自己知道这样还未能做到真正的善。

祖望谨案：这难免有刻意把持的毛病，所以算不上完善。

关于“居敬行简”的言论，仲弓并没有因为这是圣人的话就认为正确而不再追问，而圣人却认为仲弓的话是正确的。学习圣人的人，像仲弓那样就可以了。

祖望谨案：李君行的做法也是这样。

《公羊传》不了解圣人的本意，其言论多有危害。比如“母以子贵”以及“人臣无将”的说法，以至于在两汉时期尊崇丁姬、傅太后以及诛杀大臣，大概都是采用了《公羊传》的说法。

读经书自然应当先看注解，但不应当有所固执，选择其中好的观点去遵循。如果完全不看注解，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功夫，才能达到先儒所见的境界。

读书必须完全去除“某某人说某某人说”的成见，然后才能穷尽经书的意义。

祖望谨案：先生所说的叔明认为读经不必看各家注解，所以先生有前面那条说法，而又用这一条来防止那种弊端。

（梓材谨案：谢山所记录的田先生说共有六条，其中一条被移入蓝田的《附录》中。）

太学邵彦明先生邵清

邵清，字彦明，古田人。宋哲宗元佑年间，太学诸生中有号称“十奇士”的人，先生位列其中。他曾经跟随张横渠学习《易经》，于是就不再出仕。有位老朋友担任河南尹，召见他，先生说：“你是想用富贵来傲视我吗？”最终没有前往。（参考《姓谱》。）

待制张浮休先生张舜民

张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庆历年间，范文正公看到他的作品，感到惊异。他考中进士，担任襄乐县令。新法推行时，先生上书说：“宽裕百姓的政策反而使百姓穷困，加强中央反而削弱了内部，开拓疆土反而使国家萎缩。以堂堂的天下，不应当与小民争夺利益。”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很有胆识。不久，环庆路统帅高遵裕征召他掌管机宜文字。因在军中作诗讥讽诽谤，被贬谪监管郴州酒税，后来因赦免得以宽恕。元佑初年，司马温公举荐先生才气秀美特异，刚直敢言，召他参加测试，授任秘阁校理。升任监察御史，上疏论奏：“西夏强臣争夺权力，戎狄之心桀骜不驯，怎么适宜加封爵位任命官职，应当兴师问罪。”进而牵连到太师文彦博，被左迁判登闻鼓院，台谏官员纷纷上章争辩，请求免除先生的官职，朝廷没有答复。过了一年，任虢州通判，提举秦凤路刑狱。入朝任金部员外郎、秘书少监。出使辽国回来，授任直秘阁、陜西路转运使，不久知陜州。徽宗即位，韩仪忠彦任左相，授任先生为谏议大夫。在任七天，所上奏章达六十篇，极力陈述陜西的弊端和河北的困境。不久任吏部侍郎兼侍讲。当时仪公引荐范恭献公范纯礼任右丞，而召刘公安世、吕公吕希纯回到禁中任职，让先生位列九卿，朝班有了起色。门下侍郎李清臣对此怨恨，首先罢免了右丞，外放安世为定武帅，希纯为高阳帅，使他们不能入朝，又外放先生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知真定，仪公无法阻止。曾布任右相，也厌恶各位君子，范致虚于是上奏说：“河北三位统帅结党营私，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于是安世、希纯在同一天被罢免，而先生也因改任同州的谢表中说绍圣年间被逐的臣子“解除禁锢的何止一千人，计算水路陆路不止一万里”，又说“古代未曾听说过，华竟不知道他们的罪过”，因讥讽诽谤被削职知鄂州。然而李清臣也被曾布陷害，外放守北京。先生于是因被列入元佑党籍，被贬谪为楚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商州。共五年，允许自便。不久恢复集贤殿修撰，退休。他回乡后，闭门自守，不见宾客。有时独自游山，骑着一匹瘦马，头戴葛巾，身穿道服，饿了就吃一瓯粥，人们都佩服他清高的品德。绍兴年间，追赠宝文阁直学士。先生年轻时慷慨议论政事。他出使辽国时，见到耶律延禧身为皇太孙，所喜好的是名茶古画、音乐姬妾，于是著论，认为日后必定有像张义潮那样带着十三州归顺朝廷的人，不出四十年就能见到，他的文章豪迈而有理致，尤其擅长诗歌。自称年过六十，才敢谈论诗歌，百年之后，必定有知音者。自号浮休居士，有《画�集》一百卷。（云濠案：《画�集》现存八卷。）先生跟随横渠学习，见于《晁景迂集》中，其他书籍没有考证。考证横渠去世时，先生为他向朝廷乞求赠谥，认为他是孟轲、杨雄一流的人。况且景迂以及与先生交游的人，必定不会胡说。可惜《画�集》现在世间没有完整的本子。我虽然曾在《永乐大典》中见到过，但没有抄录其中关于论学的绪言。（补）。

（梓材谨案：谢山所节录的吕紫微《童蒙训》，有一条说：“崇宁年间，张公芸叟被贬后复归，闭门自守，不与人交往。时常独自游山寺，穿芒鞋，着道服，骑一匹瘦马，所到之处从容不迫，饮食只有一瓯淡粥，再无他物，人们都佩服他清高的品德。”现在检阅谢山补撰的张先生传已将其收入其中，那么这条就是采入诸《学案》而未删去的，所以在《紫微学案》中节录它。）

殿丞薛先生薛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是横渠的门人。曾经担任御史，

译论及新法。程子曾说：“天祺有天然的德行与器量，似乎有贵人的气度，只是却有气量狭小的缺点，拘谨地把事务看得太重，因过于周全细致而有所损伤，却是气度格局狭小。景庸只是才思敏捷。必须天祺与景庸互相补充，才能达到适中。”陈古灵曾在朝廷推荐先生说：“才能与资质都很美好，执法端正刚直，可以安置在中央官署。”当时先生担任殿中丞，充任秦凤、熙河路的句当。（补）。

译◆晋伯门人（范、周三传）

台谏马先生涓

马涓，字不详，南部人。他的父亲马从政，起初没有儿子，买了一个妾，询问得知她的父母去世未能安葬，因此自己卖身为奴，于是将妾送还，不要求偿还债务。后来梦见一位老者道谢说：“我是妾的父亲，已向上天禀报。愿您家富贵，子孙绵延不绝。”等到生下马涓，便用梦中的话作为他的名字。元佑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晋伯（吕大忠）担任秦州统帅，马涓进入幕府担任判官，自称状元，晋伯对他说：“状元这个称呼，是考中进士但尚未授官时的称谓。既然已经担任判官，就不可以这样自称。如今科举的风气既然没有用处，修身以完善自我的学问不可不努力。”又教导他治理政事、管理百姓的要领，马涓自认为找到了老师。后来在朝廷担任台谏官，很有声望。崇宁二年，因牵连进党争事件，被贬谪安置到吉州。（参考《姓谱》）

附录

某人说：马涓在南京任职，元城先生（刘安世）也在南京。马涓参加殿试那天，是元城先生作为详定官录取的，但马涓不修习门生礼节，元城先生微微有些不高兴。客人把这事告诉马涓，马涓说：“不是这样。省试专门设置主考官，所以有门生的称呼。殿试则是天子亲自作为座主，怎么可以称别人为门生呢。希望你以此向刘公解释。”元城先生听后认为他说得对，从此非常高兴。（补遗）

太学张先生瞻

张瞻，字景前，籍贯不详。晋伯担任秦州统帅时，张瞻的父亲担任副职，派他去听讲。等到进入太学，晋伯说：“不必去见微仲弟弟，不如去见与叔弟弟。”当时汲公（吕公著）担任宰相，而晋伯认为不必去见他，由此可知张瞻大概也是有志于实学的学者。

◆和叔家学

吕先生义山

吕义山，字子居，是和叔先生（吕大临）的儿子。范侍郎（范育）称赞他能继承家学。也曾向程门请教学业。与叔先生曾经写信给伊川先生（程颐），信中说：“大临再也不敢写信打扰先生左右，怕麻烦您回复，只让义山拿着这封信请教。我蒙昧不通，不免再三冒昧打扰，只希望您趁空闲时口头告诉义山，传授一二，那就太好了！”这说明先生能够传达程门讲学时往来的言语，他在学问上的收获可想而知了。伊川先生与与叔先生讨论“中”字，认为不能直接说它就是性，先生回答说：“中是性的德”，伊川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很接近真理。（补遗）

祖望谨按：和叔只有一个儿子，见于《行状》，那么义山就是子居无疑。程子《文集》中注释说：“子居，是和叔的儿子。另一种说法是义山的字。”既然和叔的儿子就是义山，“另一种说法”这两个字大概是门人不知道而错误添加的。胡文定公（胡安国）又怀疑他是邢子居，那就更是没有根据的话了。关中地区自从南宋南渡后，道路阻隔不通，蓝田学派于是到了无法考证的地步，现在只能列出名字在学案中，而他生平的详细情况无法考察了。

◆蓝田门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简许横塘先生景衡（并见《周许诸儒学案》）

太学沈石经先生躬行

合门谢先生天申（并见《周许诸儒家学案》）

◆景叔家学（高平三传）

运使游先生〇

游〇，是殿院游师雄的儿子。担任真定县知县。当时朝廷刚得到燕山，那里的仓库粮食和虏人都被席卷带走，燕山发生大饥荒。朝廷命令府州县输送粮食，调派牛车，各地都沸腾起来，只有先生平静无事。官吏害怕，更加进言劝谏。先生说：“暂且退下，去报告说县里的粮食已经集结，即将出发了。”官吏都叩头说：“罪过不小！况且这件事不是仓促可以办到的，现在还没有得到处分，怎么办？各县都已经出发了！”先生说：“如果各县都出发了，我再禀报。”不久各县都出发了，先生于是召集百姓说：“输送粮食的事怎么样？”百姓都说：“晚了！”先生说：“不是这样。我不征收你们的粮食，不调派你们的牛车，正是因为我自己有粮食在燕山。”百姓惊讶地说：“怎么回事？”先生说：“你们只管去！燕山本来就有粮食。你们每乡只挑选几个能办事的人，带着少量资金去购买。”百姓都茫然不解，于是拿出金银，一一为他们安排妥当，临行时，又对那些人說：“如果有剩余的钱，应当大量购买牛车回来。”百姓到了燕山，各地的粮食运输聚集，米价顿时下跌，河北等路米粮有余，于是购买缴纳。先到的人因为量兑很久不能缴纳，都卖掉牛车来维持生计，先生派去的人就用剩余的钱买下牛车，都乘着回来。后来这事传到朝廷，于是提拔先生为河北运使。（参考《北窗炙輠》）

（梓材谨按：谢山《学案》标题中有先生的名字，但没有为他立传，他的名字写作“议”，大概是依据施氏《北窗炙輠》。最近从诸味青学博星杓那里得到《游景叔墓志》石刻，大概景叔的几个儿子名字都从“立”旁。先生是景叔的第三个儿子，考中进士，那么写作“〇”是对的。）

◆诚伯门人

右丞吕先生好问

县令吕先生切问（并见《荥阳家学案》）

◆彦明家学

邵蒙谷先生整

邵整，字宋举，是彦明的儿子，自号蒙谷遗老。与堂弟景之以家学互相师友，教授学生，常常有一百多人。同乡苏在璋跟随他游学。

译（他）终身如此。先生年轻时曾跟随合沙的郑少〇学习《易经》，传授《六十四卦图说》。（参见《姓谱》。）

译教授邵景之先生（另见《刘胡诸儒学案》。）

◆蒙谷门人（高平四传。）

知州苏双溪先生大璋

苏大璋，字颙之，古田人。师从蒙谷先生学习。年少聪颖悟性高，十三岁便通晓《周易》。考中庆元年间进士，担任道州教官，以阐扬正统学问为己任。被召试馆职，授正字，升迁为著作郎。极力进言禁锢道学的错误，触怒了大臣的意旨，于是多次上章请求外放，出任吉州知州。归隐后，自号双溪。（补。）

卷三十二 周许诸儒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的）

周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祖望补定）

周许诸儒学案表

周行己 （族孙）去非（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吴表臣 （子）松年

（曾孙）〇 （潘凯） （方来（另见《水心学案》。）

王十朋（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浮沚私淑。）（从弟）伯谦

胡一桂（另见《木钟学案》。）

（节卿绩传。）

陈傅良（另立《止斋学案》。）

叶适（另立《水心学案》。）

陈亮（另立《龙川学案》。）

蔡幼学（另见《止斋学案》。）

朱伯起

（另附）木待问

林光朝（另立《艾轩学案》。）

吕祖谦（另立《东莱学案》。）

（都是公叔的讲学朋友。）

郎鹏举（附见《龙川学案》。）

张淳（另见《艮斋学案》。）

（都是景望的同调。）

李迎

许景衡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狸

（另附）萧振

谢天申

（都是伊川、蓝田的门人。）

（安定、濂溪、横渠再传弟子）

（高平三传。）

沈躬行 （从弟）琪

（伊川、蓝田、塘 （从子）大廉 从孙季丰

奥、深父门人。） （从子）大经

（安定、濂溪、横渠、荆公、管子）

（再传

高平、古灵三 （从曾孙）体仁（另见《止斋学案》。）

传。）

刘安节 （弟）安礼

刘安上

戴述 （弟）迅

鲍若雨

潘闵

陈经正

陈经邦

陈经德

陈经郛

（都是伊川门人。）

（安定、濂溪再传弟子。）

赵霄 （弟）沾

张辉 （子）孝恺 陈傅良（另立《止斋学案》。）

诸葛纯 （子）说

蒋元中

（都是周、许的讲学朋友。）

蔡元康

潘安固

（都是周、许的学侣。）

徐谊（另立《徐陈诸儒学案》。）

刘轸 （子）天益

（都是平阳续传。）

周许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世人知道永嘉诸子传承洛学，却不知道他们兼传关学。考察所谓的“九先生”，其中六人亲及程门，其余三人则是私淑。而周浮沚、沈彬老又曾经跟随蓝田吕氏游学，难道不是横渠的再传弟子吗？鲍敬亭等七人，其中五人亲及程门。晦庵作《伊洛渊源录》，多次写信给止斋寻求事迹，应当没有遗漏了，然而许横塘的忠茂，竟然不列入其人，为什么呢？我所以说这是晦庵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合为一卷，以记载我们浙江学派的兴盛，实际上始于这里。而林竹轩，是横塘的高足，他的学问也颇开启象山一派。述《周许诸儒学案》。

（梓材案：周、许诸先生原列于《永嘉学案》之一，谢山《序录》才定为《周许诸儒学案》。

◆程吕门人（胡、张再传弟子。）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学者称他为浮沚先生。年少时风度仪态秀美整齐，声音如钟，能十行并读。游学太学。当时《时新》经之说正盛行，而先生独自前往西京跟随伊川游学，持身艰苦，孤身一人待在室内，未曾窥视窗外。曾作《颜子不贰过论》说：“过错不必很大，毫末萌生于心，而天地为之感应。觉悟不必很久，片刻着于心，而天下归附其仁。”伊川也称赞他。吕与叔当时在同门，先生也师事他。丰清敏公担任司业，一天随从在堂下喧哗，先生上书规劝他，清敏因此谦逊谢罪，当时两位贤人都被称许。考中元佑年间进士，请求监管洛中水南籴埸，以便跟随学习。先生未显达时，从母有个女儿，被其太孺人所属意，曾有定亲之言而未纳采。

译到了这时，他的女儿双目失明，而京城中有权势的人想把女儿嫁给他，先生推辞说：“这是我母亲所许配的，我奉养她的志向就可以了。”最终娶了她，对她的爱护超过常人。伊川常常对人说：“我三十岁以前，也不能像他这样。然而进步太迅猛的人退步也快，应当谨慎。”后来先生曾经对一名妓女有意，秘密告诉别人说：“不要让尹彦明知道！”又说：“这似乎不违背道义。”伊川听说后说：“这怎么能不违背道义！父母的身体，却去亲近低贱的妓女吗？”谢上蔡说：“恭叔不是摆脱不开，只是立身不坚定，就放倒罢了。”胡文定说：“恭叔才识高明，只是情欲拖累太重。如果能把持得住，就能长进了。”崇宁年间，官至太学博士，请求分派到乡里任教以便奉养双亲，朝廷准许了他。不久担任齐州教授。大观三年，侍御史毛口弹劾先生师从程氏，卑鄙污浊苟且下贱，无所不为，于是被罢官回家，修建浮沚书院来讲学。宣和年间，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在郓州去世。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按：陈直斋《书录解题》称，《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巻，说先生所居谢池坊有浮沚书院。濠按：《周博士集》三十卷，出自万历《温州府志》。考察《宋史·艺文志》称《周行己集》十九巻，正好符合前后两集的数量，《温志》大概是传抄错误。《永乐大典》本《浮沚集》八十巻，见《四库书目》。）我从《永乐大典》中得以见到它，他的文章大概是学习苏轼的。先生因为偶然陷入狎邪之故，于是被谢、尹诸公所讥讽。然而考察他晚年所达到的境界，似乎已经是不远的复归，不可以这一节抹杀他。晦翁说先生学问“靠不得”，恐怕太过分了。永嘉诸先生中跟随伊川的，他们的学问大多没有流传，唯独先生还有遗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下继承他的学说，于是重新发扬光大。所以水心说永嘉之学“观察千年来已经断绝的，退而自我探求，能够兢业反省以抵御物欲的，周作于前，郑承于后”。那么先生的功劳不可埋没。（修。）

译浮沚先生语录

先生教导学生，做学问应当从格物开始。所谓格物，就是穷究事理的意思。想要穷究事理，必须从思考开始，思考到有领悟的地方才可以。如果不这样，所学习的恐怕是有限的。（补遗。）

百家按语：伊川、洛学的传承，东南地区的士人中，除了杨时（龟山）、游酢（定夫）之外，只有许景衡、周行己亲自拜见伊川先生，得其真传后返回家乡。许景衡之后，其学派不再兴盛；周行己以躬行实践之学，得到郑伯熊作为弟子，（梓材按语：郑先生是浮沚先生的私淑弟子。）后来叶适继起振兴，经学文章，质朴而有文采，其追随者非常众多。

祖望按语：浮沚先生当时与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遘、蒋元中并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他的族孙周去非是张栻（南轩）的高足弟子。

附录

先生撰写《浮沚记》说：我像浮云一样对待仕途，随意而出，自然地回归。有名声而无实位，如同普通百姓一样；有故乡而无固定居所，如同旅店一样。我在浮光山之下、古西射堂的遗址旁租了一间屋子，那里有一块很小的沙洲，被细小的水流环绕。我看我的生命如同水泡，兴起与破灭没有常态；如同浮萍，离去与停留没有定处；于是给它取名叫浮沚。它的西边建了一座阁楼，名叫沤阁；东边建了一座轩室，名叫萍轩。北边建了一间屋子，名叫桴室。室，就是窒的意思，用来堵塞我心中阴暗不善的念头。南边引船渡水，名叫筏渡。渡，就是度的意思，用来度化一切光明善良的念头。这是我的居所，因为水而形成沙洲，因为沙洲而建造屋室，因为屋室而命名，因为命名而赋予意义，都含有“浮”的含义。所以我不仅让仕途像浮云一样，而且让居所也像浮云一样；不仅让居所像浮云一样，而且让生命也像浮云一样。生命，拥有它又得到了什么？失去它又失去了什么？古代有道的人，贫穷却快乐，困顿却通达，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到，只愿意学习罢了！（补遗。）

忠臣许横塘先生许景衡

许景衡，字少伊，是瑞安人。学者称他为横塘先生。伊川先生讲学，浙东的士人跟随他学习，从许景衡开始。他考中绍圣进士，历任官职直至殿中侍御史。东南地区尚未平定时，朝廷下诏两浙、江东路暂时免除茶盐的考核比较，等贼寇平定后再恢复征收。许景衡上疏说：“茶盐是人们日常所用的，应当根据吃饭人口的多寡来决定每年税额的高低。现在遭受战乱的州县户口减半，而每年的税额却一定要与过去相比，东南地区的百姓怎么能承受得住！”他三次上疏请求，最终获得批准。燕山之役时，他极力进言童贯不可任用，并且列举了童贯数十条罪状，又说谭稹的惩罚与罪行不相称。当时因为用兵的原因，搜刮更加严重，许景衡说：“财力不足，应当节约开支；百姓已经困苦，应当厚加抚恤。元丰年间左藏库每天支出大约三十六万缗，现在花费一百二十万缗，不符合旧制的可以削减。营建修缮等各种劳役，花石纲的运输，不符合旧制的可以停止。凡是官吏以狡猾检查文书、伺候准备为名，以及伶官、技艺、待诏之类，因事增置，俸禄费用尤其多，以及没有名目的功赏，非常规的赐予，侥幸的请求，应当一概省免。常规赋税之外，又以购买粮食为名，以及其他强行摊派的，不可一一列举，监司督促责成，州县催促办理，百姓破产相继。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不应当怜悯而加以抚恤吗？”王黼、蔡京扰乱朝政日益严重，许景衡说：“尚书省近来缺少长官，而同知枢密院也很久没有任命。虽然近例由三公共同治理，但文昌是政事的根本，枢密是统领军队的地方，各有职责，怎么可以虚设职位。况且近年赏罚僭越泛滥，官吏众多，奸赃狼藉，财力匮乏百姓困苦，军政松弛，边防不严密，陕西各路地震持续一个月，京东、淮东积水损害庄稼，这正是广泛寻求辅佐大臣，整顿纲纪的时候。希望广泛考察公众舆论，慎重选拔忠贤，以填补政府的空缺。”王黼非常愤怒，恰好知洋州吴岩夫写信给执政大臣，称赞许景衡的贤能，却误送到王黼手中，因此被驱逐。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征召他，中丞陈过庭因亲属关系避嫌，改任太常少卿兼谕德。不久任命为中书舍人，他上书论述君主的心术以及时政。而耿南仲凭借旧学执政，深深厌恶刚直的人士，李光、程瑀相继被贬斥，许景衡为此争辩。恰逢耿南仲升任中书侍郎，许景衡再次引嫌，耿南仲于是诬陷许景衡视大臣的进退为自己的去留，与同僚晁说之一起被罢免。胡文定公为此争辩，没有回复。不久有诏书召他回来，但京师已被围困，道路阻塞音信断绝。高宗即位第八天，以给事中征召他，到达后任命为中丞。当时宗忠简公镇守东京，小人动摇他，许景衡极力进言不可罢免他。又说：“当今人才尚未齐备，而政事尚未确立，意图节约浮费，减轻赋役，慎重命令，严明赏罚，平定寇盗，严格武备，淘汰奸贪，抑制亲党，伸张公论，以革除往事的混乱。”浙西发生军变，提刑下达招安命令，既然投降，请求授予官职，许景衡认为作乱反而得到爵位，不是政令刑罚，罢免了他。只有关于驻跸的议论，李忠定公主张南阳，宗忠简公主张还京，而许景衡独自请求向东前往建康。黄潜善的哥哥黄潜厚担任户部尚书，许景衡极力进言不可。于是罢免了尚书的任命，只以延康殿学士统领财政，许景衡再次上疏进言。高宗非常信任任用许景衡，于是拜为右丞，进入政府，而黄潜善等人更加忌恨他。起初，许景衡认为天下正多事，应当调和同

译许景衡请求以此法来挽救时局，不久叹息说：“调和政局是做不到的。”于是请求单独进见，向皇上极力陈述，李光、汪伯彦等人更加怨恨他。恰逢朝廷商议更改纸币法令，先生说道：“国家号令失信于天下，将近三十年了，而在纸币法令上最为严重。明知不好却还要效仿，怎么办？”于是停止更改。有跟随臣子接受伪朝任命的人，宰相因为他有文采，想再次让他掌管诏令起草，先生说道：“这是极大地侮辱国家。如果这样的人都能任用，那还有谁不能任用呢？”有人建议在正月二月交替之时，正值太乙星迁移的日子，应当在宫禁中设立祭坛遥拜。皇上以此询问先生，先生说：“修养德行爱护百姓，上天自然会降下福佑，何必去迎拜太乙呢！”李光、汪伯彦等人厌恶宗泽，不停地诽谤他，先生在朝廷上辩驳说：“宗泽忠义的节操，留守的功劳，不只是我能说。东都洛阳是宗庙所在之地，向北抵抗强敌，责任不轻。如果一定要更换他，非左右大臣不可。”诽谤的人沉默不语。当初，李纲任宰相，于是确定了驻守南阳的计议。李纲离职，计议也停止，而宗泽屡次请求还都京城。先生唯独认为：“三镇尚未收复，不适宜居住在危险之地。南阳漕运不能持续，暂且应当驻守建康。”等到金人攻打汜水，高宗还在广陵，先生请求前往建康更加恳切。恰逢有传言说信王赵榛将进入洛阳，高宗害怕，于是下达还都京城的诏令。汪伯彦、黄潜善实际上主张东迁，却故意以渡江的建议来治先生的罪，让他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主管祭祀。先生听说还都之举，为此担忧，到了瓜洲，得了中暑病，船到京口就去世了。考察当时的计议，自认为李纲、宗泽向北抵抗是正确的，而东迁是怯懦，这不足以替先生隐瞒。然而汪伯彦、黄潜善原本主张东迁，等到被传闻惊惧，才开始商议还都，却借渡江的建议来倾陷先生，这是小人的丑恶行径，令人叹息。况且汪伯彦、黄潜善主张东迁，只是图自己私便，而先生则主张选择险要之地防守，他们的见解本来不同。等到仓促下达还都诏令，毫无牧守防御的准备，军情紧急到来，狼狈渡江，这才知道先生早先的谋划，虽然比李纲、宗泽稍逊，但小人应当羞愧致死。所以先生去世后，高宗思念他，说：“我自即位以来，执政大臣忠直，遇事敢于直言，没有像张懿、许景衡这样的人。”赐谥号忠简。第二年，先生的夫人胡氏请求借用所租住的官房，诏令赐给她的家。所著有《横塘集》三十卷，《四库全书》整理为二十卷，我从《永乐大典》中曾见过。（以下补。）

译先生论学诗

各位求学的人啊，要学习古人治学之道。只有古人善于教化，既有伦理纲常，又有要领关键。他们所学的是什么？是推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反省自身达到真诚，就能使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并非出于一己私利，推己及人便能施行。亲近亲人、敬重长辈，天下就能太平。

合谢生生天申

谢天申，字用休，是瑞安人。在《伊川语录》中有记载。和靖先生也对他非常器重。他因贤良方正科被推荐，担任合门官职。

祖望谨案：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记载用休名为天申，而《止斋集》中却记载名为佃，难道这个人有两个名字吗？

（梓材谨案：陈傅良在《重修瑞安县学记》中说：“起初，林介夫先生不讲授《新经》，而在乡间教授《春秋》。后来许景衡与沈躬行、谢佃以及同郡的其他儒者，曾经跨越数千里，暗中跟随程颐、吕大临两位先生问学。”这就是谢山所说的“《止斋集》名佃”的来源，由此也可以看出许、谢两位先生都曾师从吕大临。）

太学沈石经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是永嘉人。他不喜好科举应试之学，而喜好古代学术，专门讲明《礼经》中关于丧葬的制度。起初跟随塘奥先生林石学习，是胡瑗、孙复的再传弟子。后来又师从程颐，同时师从同门吕大临。他的学问以《中庸》、《大学》为根本，深信不疑并努力践行，卓然以成为圣贤为归宿。王安石废除《春秋》学，先生独自手抄古本《春秋》，收藏在家中。（梓材案：“王安石废除《春秋》”这句话，仍然沿用叶适的说法。）

谢山在《跋水心先生石经春秋诗》中说：嘉祐年间的开封石经，片纸只字都不存在于人间，甚至不如成都孟蜀的石经尚且见于藏书目录，这也是奇异的事情。读叶适的诗集，其中有诗句说：“石经《春秋》，是一代奇宝，王安石为了推行熙丰新学，废弃不用。瑞安的沈彬老拓印并收藏了它，他的孙子体仁阁用来存放，我给它取名为深明阁。”（梓材案：体仁字仲一，另见《止斋学案》。又案：杨简作《深明阁记》，说彬老是仲一的族曾祖父，那么仲一乃是彬老的从曾孙，而不是他的孙子。）诗中说：“感叹昔日洛门初刻石经，不久便遭遇焚书的灾难。”这里所指的，是开封的石经。然而我考证嘉祐年间，当时流传的石经本来就很少，不仅仅是《春秋》。叶适特别因为王安石不懂《春秋》，就以此指责他。其实王安石“断烂朝报”的说法是后人附会的，尹焞曾经辩驳过。况且王安石不懂《春秋》，但他何曾废除石经中的《春秋》呢？后世有误解叶适诗歌的人，将会再给王安石增加一条罪过，能不辩驳吗！

（梓材谨案：浮沚为沈先生父子写的墓志铭说：“洛阳程正叔、京兆吕与权、括苍郭深之以及乡先生林介夫，都传授古道，是闻名于世的宗师，学者们无法找到入门的途径。沈先生能够凭借沈躬行跟随他们学习，乡党朋友都称赞他。”据此，那么沈先生又是郭氏的门人。）

◆伊川门人（胡、周再传）

知州大刘先生安节

刘安节，字符承，是永嘉人。他酷爱学习。遇到有所不通达的地方，日夜思考，一定要弄明白才停止。年轻时与堂弟刘安上友爱相处，师从程颐。游学太学，考中元符年间进士，担任诸暨县主簿。祭酒率领下属上表请求留他在太学，没有得到回复。不久被任命为莱州教授，还未赴任，改任河东提举学事司管勾文字。被召到便殿应对，先生进言说东宫应当谨慎选择官员，即使是左右侍从奔走的人，也必须选用合适的人选，又论述节俭以及君子与小人和同的区别，皇上称赞他说得好，当天就提拔他为监察御史。自从学术禁令兴起以来，程颐的弟子中没有显达的人，直到先生与许景衡才开始被任用。不久被任命为起居郎，次年升任太常少卿。被宦官诬告弹劾，贬谪守饶州。饶州发生饥荒，他大量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又发公文命令邻近州郡不要阻止粮食流入。军粮储备不足，其他州都强行向百姓征收，先生说：“年成荒歉如此，再加重他们的困苦，可以吗！其他官府应该有可以互通有无的办法。”市民被官吏骚扰，大多逃散，先生安抚并安置他们。不久，饥饿的人吃饱了，缺乏物资的人得到救济，逃跑的人回来了。于是与他们一起治理赋税，裁减贡奉的需求，让属县提前告诫百姓，没有仓促间的骚扰。调任宣州知州，饶州的百姓拦路挽留，哭泣不忍分别，说：“我们州自从范文正公之后，才见到刘公。”刚到宣州，就发生大水灾，先生分派下属准备船只拯救溺水者，并亲自监督，早晚不停歇。远近流民数以万计到来，他开辟佛寺来安置他们。想要打开粮仓，官吏认为法令不允许，部使者也坚持反对，先生不听。发生大瘟疫，他命令医生救治，被救活的人无数。政和六年，去世。先生致力于推究事物原理、存养心性的学说，久而有所心得。对待人无论贵贱，一律以真诚相待，从未见他有过怒言怒色。至于大节，则凛然不可动摇。邹浩获罪，他与数十位关系深厚的人一同送行慰勉，朝廷震怒追捕，先生泰然自若。不久哲宗宽恕了他们，他也依然如故。宣州赈灾政绩，有诏书褒奖，先生将功劳归于监司。他对待胥吏，不靠刑罚威慑而使他们心服。曾经告诫他们说：“神明可以欺骗，但府君（指上级长官）不可欺骗。”诉讼

译有人也互相告诫说：“有什么脸面去见府君。”因此政事非常清明简约。曾经辑录《伊川语录》一卷。有人向先生询问关于伊川的事，先生说：“没见他有什么长进，只是他坚守得住而不改变，也是好手。像廉仲这类人，都把他忘了。”所著有《刘左史集》四卷，不是完整的本子。许横塘为先生写墓铭说：“温和的刘子是一块美玉，这文章有传承并加以雕琢。起初在于推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知识，沉浸涵泳、充实积累最终自然有所得。众人巧诈机智唯独他敦厚朴实，众人狭隘局促唯独他胸怀宽广，众人追逐利欲唯独他恬淡寡欲，通达无碍自然而然地快乐。”

译大刘先生的言论

尧、舜的道理，不过是孝悌罢了。天下的真理，只有一个而没有两个。至于那些异端邪说，则是有差别的。

获取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做学问的人必须达到宏大的境界。

极度的真诚可以让人踏火蹈水而不受伤害。

写文章会妨害对大道的体悟。

（梓材谨慎地考证：谢山所记录的大刘先生的言论共六条，现在移入《明道学案》的只有一条。）

给事小刘先生安上

刘安上，字元礼，是左史刘安节的弟弟。被范忠宣公赏识，与兄长一同在伊川门下受业，同乡人称他们为大刘先生和小刘先生以作区别。他考中绍圣年间进士，多次升迁至提举两浙学事。在殿试对答中称合圣意，徽宗称赞他含蓄典雅有大臣的风度，由监察御史再次升迁至侍御史。皇上曾经目送他说：“安上奏事，可以说详尽审慎！”先生当面列举蔡京的数十条罪状，退朝后又上疏陈述，而蔡京依然如故，于是再次上疏弹劾他说：“臣多次上疏列举蔡京的罪恶，虽然蒙受圣上允准，但没有立即公开诛杀。臣不敢回避再三冒犯圣听的罪责，仰求天听。三省的事务，必须由圣上决断，蔡京不等待奏报拟定，直接批示下达，这是第一条罪状。文昌旧省，是先帝英明的规划，蔡京被阴阳之说迷惑，将其全部毁坏成为废墟，这是第二条罪状。挑起边境战端，在黔南发动军队，百姓无法生存，这是第三条罪状。钱钞法令早晨颁布晚上更改，商贩无法通行，抛弃妻子卖儿鬻女，甚至有人自缢身亡，这是第四条罪状。招引凶恶奸诈之人，结成死党，这是第五条罪状。株连罗织罪名，企图钳制不同意见，这是第六条罪状。宣布赐予进士及第时，摘取言语中涉及讽刺自己的人，罢免了二十多人，这是第七条罪状。勾结后宫，私下与亲近侍从交通，这是第八条罪状。借祝寿之名经营临平的私田，假借利民之名决开兴化的谶水，这是第九条罪状。孟翊、张怀素都是他所引荐的奸邪妖逆之人，这是第十条罪状。其余积累的罪恶，无法详尽陈述。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斩下蔡京的头来向天下谢罪，斩下臣的头来向蔡京谢罪。”当时是大观二年。于是中丞石公弼、谏议大夫克公又与先生在朝廷上共同弹劾他，蔡京才开始罢相。三年后，升任右谏议大夫，又弹劾给事中蔡〇“用道家吐纳的说法，妄自尊大，在班列中闭目养神，对上轻视君父”，当时的舆论认为他伟大。不久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过了一年，被任命为给事中。不久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历任寿州、婺州、邢州知州，都有声望。后来寿州升格为府，又让先生担任太守。又担任舒州知州，奉祠。建炎二年，去世。先生在担任言官时，曾说：“我的仇怨遍布天下了！然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无所用心。”所以他的章奏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著有《刘给事集》三十卷，现在只剩下五卷，不是完整的版本。（云濠考证：薛嘉言所作的先天行状称有诗五百首，杂文三十卷，但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他的文集实际上只有五卷。大概是因为战乱毁坏之后，后人搜集整理而成的。）

祖望谨慎地考证：先生的风骨节操非常严峻！但是晁景迂作《客语》，说道乡被贬时，船夫参与其事，先生取用船夫的决定，这一定是传闻的谬误。先生兄弟同学同志，当道乡被贬时，左史送他，而先生却侮辱他，难道类似司马牛的兄弟吗？况且道乡初次被贬，在先生尚未担任御史之前，那时先生在钱塘任官，再在晋云任官，三在登州任官，都不是道乡贬谪之路所经过的地方。如果道乡再次被贬，那么先生已经是御史了，在时间上也不相符合。何况先生冒着不可预测的祸患来纠察蔡京，难道肯侮辱道乡来讨好蔡京吗？晦翁又错误地将此事归于左史，那么送道乡的人反而决定船夫的事，又是事情中必然没有的。

小刘先生的言论

天下不曾没有人才。造就并成就他们，人才就不可胜用了！

能够约束外在行为的人，就能涵养内在的修养。

拱手而立崇尚右边，这是相信孔子的行为并照着做的人。“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这是相信孔子的言语并照着说的人。这不是自己有所得。

现在长官大多以捕获功劳自列。庆幸别人的死亡，而自己获取赏赐，我不忍心这样做！

教授戴先生述（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孝顺友爱，正直诚信，年轻时擅长文章。曾经参加广文馆考试，赵挺之得到他的试卷，以为是老儒生，提拔为异等，而先生还未成年。先生是小刘先生的妹夫，于是一同游历于程门，追求为己之学。在父亲丧期，庐墓尽哀。考中元符年间进士，不喜欢担任簿监等官，推辞不得，赋《归去来》投下官牒离去。起用为临江教授。在母亲丧期，因病在倚庐，有人请求迁移到室内，先生不同意，六天后去世。周浮沚为他写墓志铭说：“明仲资质刚强明达，年少而有志气。自从跟随程氏问学，知道圣人的道理近在自身，退而隐居，心中好像有所自得。正当沉潜涵泳、充实积累，日益进步不停止，而年龄只到三十七岁，可以说是不幸啊！”先生的弟弟迅，字几仲，私下向兄长学习洛学，当时称为大、小戴先生。门人合并他们的文章为《二戴集》。几仲另有《晋史属辞》三卷。

鲍敬亭先生若雨

鲍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学者称为敬亭先生。张思叔《敬亭記》说：

译商霖跟随伊川先生学习，勤勉刻苦自我激励，早晚不停歇，是同门师兄弟中令人敬畏的朋友。伊川先生曾让他与和靖一同阐明（某事）。睦州发生叛乱时，他率领门人抵御保卫有功，有关部门上奏他的功劳，他极力推辞不接受。他所著的作品有《伊川问答录》、《敬亭集》。

**注：**

1. “口口”处原文缺失，故译为“（某事）”以保留原意空缺。

2. “畏友”指可敬畏、可信赖的朋友，此处译为“令人敬畏的朋友”以体现其德行高洁、令人敬重之意。

3. “讲明”后接宾语缺失，结合语境译为“阐明（某事）”。

译敬亭说：

先生前日教导我思考“君子和而不同”，我思考了几天，便觉得心胸开阔，其中的意味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私下有一个比喻，希望先生仔细聆听。现在有一个人，长期寄居在远方。有一天回到故乡，走到半路恰好遇到同族的兄长，都抵达了旅店，各自居住吃饭，互相看待如同路人。他难道知道那是同族的弟弟吗？这个人难道知道那是同族的兄长吗？有人告诉他说：“这是您的同族兄弟。”不久后他们高兴地相互跟随，没有二心。过去的心和现在的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罢了。现在的学者如果知道根本大道，那么看待天下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先生说：“这确实是个好比喻。”

人刚出生时，仁德本来就已经存在于内心。等到他出生后，年幼时没有不知道爱戴父母的，长大后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而仁德的作用因此表现在外面。在这个时候，只知道爱戴尊敬罢了，本来没有事物的牵累。等到情欲在内心萌生，事物在外面诱惑，追求事物的心思日益浓厚，爱戴尊敬的心思日益淡薄，本心丧失而仁德也随之丧失了。所以圣人教导他们致力于根本，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大概意思是说实行仁德必须以孝悌为根本。先生说：“这样推究很好！”

身体，是凭借父母的血气生成的。尽到它的道理，就能尊敬自己的身体，尊敬自己的身体，就能尊敬父母了。所以说：尽到它的道理，叫做孝悌。

隐君潘先生闵

潘闵，字子文，是瑞安人。与敬亭等几位先生进入洛阳跟随伊川先生学习。曾经用子夏、子张关于交友的论述提问，伊川先生说：“子张是成年人的交友之道，子夏是小孩子的交友之道。”先生回去后有所心得。他志趣高远，看到当时政事混乱，党锢之祸正猛烈，于是隐居不做官。

陈先生经正

进士陈先生经邦（合传。）

陈先生经德（合传。）

陈先生经郛（合传。）

陈经正，字贵一，是平阳人。和他的弟弟陈经邦跟随伊川先生学习。谢持正去见伊川先生时，贵一实际上做了介绍人。陈经邦考中大观年间进士，字实新。贵一、实新都有问答记录，见于《语录》。他们的两个弟弟陈经德、陈经郛也是私下仰慕学习洛学的。平阳的学术传统始于先生兄弟，完成于徐忠文公徐宏父。贵一曾经说：“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我的本性，不再知道我是我。”

（梓材谨按：谢山认为陈经德、陈经郛是洛学的私淑弟子。然而考证《温州旧志》，说陈经正与弟弟陈经邦、陈经德、陈经郛、永嘉鲍若雨都受业于二程门下，二程即伊川先生。《儒林宗派》也认为他们是程门弟子，只是把陈经郛当作陈经邦的弟弟，陈经德当作陈经郛的弟弟。许横塘为他祖先陈伟写的墓志铭说：“男孙九人，陈经德、陈经邦、陈经郛、陈经正、陈经世、陈经言、陈经纶、陈经猷、陈经辨。”那么陈经德最年长，而陈经邦、陈经郛、陈经正都是他的弟弟。横塘亲眼见过各位陈先生，并且说陈经德描述了他祖父府君的行为，告诉了他所游历的许某，那么他们同在程门而不是私淑就可以知道了。）

◆周许讲友

学正赵先生霄（附弟沾。）

赵霄，字彦昭，是瑞安人。十岁时写《猛虎行》，非常工整。少年时丧父，父亲赵豫分割家产，先生全部让给了哥哥。进入太学，与横塘等几位先生学习洛学。考中崇宁年间进士，担任济州教授，引导学生们注重亲身实践的实质，不专门从事科举，东方士人的风俗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当时被称为赵颜子。官至太学正。先生的弟弟赵沾，字彦泽，学业稍逊于他的哥哥。大观年间因八行科被举荐，以那是蔡京设立的科目为耻，极力推辞不去赴任。正值贼寇作乱时，他与县令王公济防守抵御有功。去世后，县里祭祀他。许横塘称赞他面临重大节操而不屈服，看待古人也没有惭愧之处。

学录张草堂先生辉

张辉，字子充，是永嘉人。从《六经》、诸子史家的学说，都通晓学习并辨析它们。性情笃实孝顺，居丧时悲哀过度无法自持，在墓旁建造霜露堂，居住其中。有甘露降落在庭院，学者争着请求认识他，他说：“这是自我炫耀。”与横塘等几位先生每天从事治气养心的方法，跟随他学习的学者越来越多。政和年间，被举荐八行科不去就职。政和二年上舍科考中，多次升迁担任洪州教授。因推荐担任国子学录。著有《草堂语录》，学者称他为草堂先生。

上舍蒋先生元中

蒋元中，字符中，是永嘉人。见识道义超群卓越，与横塘等几位先生学习洛学。曾经写《经不可使易知论》，太学生广泛传诵，甚至刻在石头上，而张文忠公张横浦也时常为学者诵读。正当元丰年间，太学有“永嘉九先生”的称号，即刘、许直到沈、蒋九个人。张氏、赵氏、蒋氏，怀疑没有见过伊川先生，大概是私淑弟子。然而永嘉学习洛学的还不止这些人，大概是指那些同时在太学的人罢了。

◆周许学侣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济，是平阳人。刚进入太学，感慨叹息说：“学习仅仅为了科举吗！”见到贤者的一言一行，都勤奋地访求。通过横塘等几位先生私下仰慕学习洛学。

译崇宁年间，他游历京师，对朋友说：“连日来心中不悦，莫非是我的父母不安康吗？”随即快马加鞭赶回家，果然父亲病了，不久便痊愈了。他治学以真诚端正为根本，杨时、刘安世、范纯仁都看重他。刘安世临终前，将关于生死的大道以及学问的源流向他详细告知。他曾经丢失了金子，有人从同住的学友箱子里找到了，便告诉他，他说：“这不是我的金子。”不久因具备八种德行被举荐，但还未等到朝廷回复就去世了。横塘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译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硕，是平阳人。他私下向横塘许氏学习程朱理学。曾经被推举为“八行”科的人才，但他没有应举。有一天，他在集市上行走，背柴的人不小心碰掉了他的头巾，头巾掉进了沟里，那人惊慌失措地放下担子谢罪，先生安抚他并让他离开，说：“你走吧！我自己去捡。”（以上为补录内容。）

◆浮沚门人（胡、张三传）

学士吴愖然先生表臣

吴表臣，字正仲，是永嘉人。大观初年考中进士。宋高宗时期，他多次升迁至右正言，后调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秦桧想让他出使金国商议边界问题，指着政事堂说：“回来可以坐这个位置。”先生不回答，因此被罢免官职。后来又起用他任婺州知州，不久晋升为直学士。晚年号湛然，乡里的舆论推崇他清廉简约。《宋史》说他的学问渊源来自陈了翁（陈瓘），却不知道他是浮沚先生的高足弟子。在永嘉诸公的传承中，最为显达的，就是吴先生了。（修订内容。）

通守李济溪先生迎

李迎，字彦将，是济源人。多次升迁至安抚司机宜文字、明州通判。晚年寄居在苕溪一带。他曾经自我赞誉说：“三次做官，三次被罢免，顺应机缘而晋升；一丘一壑，厌倦游历而回归。”他的高尚志趣就是这样。先生是永嘉周浮沚先生的弟子，因此得以听闻伊洛之学。他居住在苕溪时，在寺庙中，每天亲手抄写圣贤关于治心养性的学问。有《济溪老人遗稿》一卷，由周益公作序，又为他立碑。（补录内容。）

◆横塘门人

直阁林竹轩先生季仲

运副林先生叔豹（合传）

林季仲，字懿成，号竹轩，是永嘉人。（云濠案：先生自号庐山老人，曾经侨居暨阳。《竹轩集》中又自称“济南林某”，大概是因为他的祖籍在济南。）兄弟四人，都是横塘许氏的弟子，而先生与他的三弟叔豹尤其著名。他考中宣和进士，任婺州兵曹，释放了无辜的死囚。后调任仁和县令。建炎年间杭州发生兵变，先生亲自率领士兵抵御截击，立下功劳。高宗驾临永嘉，先生奉养母亲在山下躲避战乱。因为中丞赵鼎的推荐，他与吴表臣一同被召见，授予台官职位，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他请求重视地方长官的选拔，因此请求担任一个县令以效忠，并且说：“我担任郎官，请求做县令，似乎不合情理。然而官职的轻重，取决于陛下如何看待。如果以省部为重，那么郎官尊贵；如果以百姓为重，那么县令尊贵。古人有言，‘请从我开始’，现在请让我作为郎官出任县令的开始。”不久被任命为太常少卿。赵鼎罢相后，先生也被外放任泉州知州。赵鼎再次入朝为相，上奏说：“现在清议所赞许的人，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林仲仲，陛下能任用他们吗？如果不能，那么我就无处安放手脚。”于是林季仲被任命为检正官。和议兴起时，先生上疏引用夫差、勾践的事例进行争辩，遭到贬斥。很久之后，被召任婺州知州。不久又以直秘阁的身份奉祠。有《竹轩亲着》十五卷。（云�案：《竹轩亲着》现存六卷。）叔豹字德惠，考中进士，担任李纲行营使的幕僚，李纲非常倚重他。他巡察慈溪县时，鄞县投降的士绅蒋安义献出屠城计策以讨好金人，请求任明州知州，德惠从慈溪率领士兵进入，杖杀蒋安义，奸民因此安定。多次升迁至江东副转运使。（补录内容。）

祖望谨案：先生兄弟的遗书没有流传下来，但我曾经看到直阁送虞仲琳的诗说：“儒生何必苦苦读书，学到根源万物皆无。曾子当年多一个‘唯’字，颜渊终日只像愚钝。水流万壑心中无争，月落千山身影自孤。在沙头握手不要说离别，与你原本就不隔江湖。”这已经开启了象山心学的宗旨了。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狸（合传）

林仲熊、季狸，与叔豹都是竹轩的弟弟，都很有名气。（参考《直斋书录解题》。）另附

学士萧德起振

萧振，字德起，是平阳人。他是横塘许忠简公的弟子，所以年少时就在许氏门下受业。考中重和进士，任婺州兵曹。忠简公赴京时，萧振为他送行说：“您到了朝廷，希望不要推荐我。现在执政者多偏爱自己的亲信，所以您应该革除这种风气。”忠简公严肃地认为他说得对。高宗驾临广陵，东南局势动荡。有一天，婺州几百名士兵持刀闹事，萧振安抚平定了他们。任期届满后多年没有调任，执政者互相推荐，他被召对，任命为监察御史。很久之后，因为父母年老请求离职，奏章上了七次，不被允许，于是当面奏道：“我侍奉父母的日子少，侍奉陛下的日子长，希望圣上怜悯我！”于是被外放任职。不久又被召为秘书郎。当时，伊洛之学盛行，被称为程门再传弟子中最有声望的，上蔡的门下是朱震，龟山的门下是张九成、喻樗、高闶，横塘的门下是萧振，而闽人刘子翚以私淑身份兴起。（见李心传《道命录》。）不久，宰相赵鼎被秦桧排挤，于是以专门之学被诋毁，凡是尊崇伊洛之学的，都被指为赵鼎、胡寅的学说，贬斥没有间断，萧振开始稍微忌讳自己的师承，与句龙如渊等人依附秦桧，因此多次升迁至工部侍郎。他弹劾刘大中，罢免了他的参政职务，赵鼎说：“萧振的意图不在刘大中身上。”而萧振也私下对人说：“丞相大概不需要议论，应当自己决定去留。”不久，

译鼎被罢免后，然振也被外放担任台州知州，又因举荐李光党羽杨炜获罪，再次被贬谪到池州，君子们轻视他。晚年被起用担任成都府知府，颇有惠民的政绩。以敷文阁学士的身份在任上去世。（云濠案：学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补。）

译祖圣谨按：薛文宪公《浪语集》中所作的振墓志铭没有贬斥之词，而王忠文公《萧家渡诗》又颇为称颂他的名望与德行，这大概是出于同乡私情吧？现在重新加以论定，希望以此警示后世那些反复无常的人。

◆石经家学

沈嘉庆先生琪

沈琪，字东美，是沈彬老的堂弟，品行道义如同他的兄长。聚集宗族共同居住，寝舍饮食都仿效古制。学者称他为嘉庆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儿子季丰。）

沈大廉，字符简，是石经先生的侄子，传承了家族学问。绍兴年间进士，担任枢密院计议官。不久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遇事敢于直言。给事中周葵因封驳诏旨违背圣意而被罢免，先生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不久中书舍人凌景、夏相继再次争辩，都没有得到答复，先生自认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极力请求外放任职，于是以直秘阁的身份担任福建提刑。去世后，王梅溪公挽诗说：“能将一诚字，了却百年身。”九先生之后，能够世代继承家学的，推举周氏、沈氏、张氏。儿子季丰字俭光，也是躬行实践的人，陈止斋、陈宏父等人都很看重他。

论语说

“三年无改”，黄继道说：“君子不忍心让父母死去，在三年之内，对于父亲所做的事，无论恰当与否，都将没有闲暇去议论，怎忍心去改变呢？”昔日我在为先君守丧时，在哀痛苦楚中读到这个说法，认为它非常符合人情。

“宰予昼寝”，黄继道引用《礼记》中探问病情的说法，认为宰予好色而贪图安逸，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宰予固然不至于如此，圣人也不会察人细微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他昏庸懒惰没有进取心，所以责备他。

胡五峰说：范伯达也这样说。

“如有所立卓尔”，黄继道认为颜回摒弃聪明智力之后才有所得，他的论述很精妙。

胡五峰说：聪明智力怎么可以摒弃，摒弃了就陷入空无了！

（梓材谨按：谢山所节录沈元简引用黄庄定之说的七条，其中专门针对庄定说的有四条，移入《武夷学案》。）

主簿沈先生大经

沈大经，字符诚，是石经先生的侄子。通晓事物以明本性，成就自身以重品行。后进之士登门求教，都能得到他的裁断指正。在家尤其严肃，妻子儿女没有不被感化的。凭借多次科举恩荫，担任漳浦主簿，奉祀南岳祠。沈氏自从石经先生绍述正学以来，先生与其兄大廉并称为能继承世业，可惜先生未见其施展抱负。

◆大刘家学（胡、周三传。）

刘先生安礼

刘安礼，字元素，是左史的亲弟弟。师从左史，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有才华气度。宣和辛丑年睦州发生叛乱，刘教授士英纠集义兵，永嘉士子中帮助他的，鲍敬亭与先生，都辅佐谋划方略。盗贼到来，共同守城有功。朱汉上与他交情深厚。敬亭在京师生病，先生出于师友情谊，不远二千里前往探望，得了寒疾，于是去世，当时舆论为之惋惜。

◆草堂家学

架阁张先生孝恺

张孝恺，字思豫，是草堂先生的儿子，传承父亲的学问。绍兴庚辰年进士，官至架阁。是止斋先生的岳父。（以上为补录。）

◆草堂门人

诸葛先生纯

诸葛纯，永嘉人。他的父亲娶了城南张氏，让几个儿子跟随舅舅学习，所谓草堂先生，是以八行科应举的人。因此全郡的贤士大夫，往往多是诸葛氏的师友姻亲。（参见《陈止斋集》。）

◆浮沚续传（胡、张四传。）

通判周先生去非（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湛然家学

知州吴公叔先生松年

吴松年，字公叔，是湛然先生表臣的儿子。少年时擅长文章，当时人们认为他有孙觌、汪藻的文风。张忠献公对他说：“士人应当做有用的学问，不必苦心钻研辞章。”于是让他与自己的儿子敬夫交往。凭借父荫累官至明州通判。朝臣争相推荐他，任命为将作监丞、江西安抚司参议。不久担任南■州知州，以顺应天意、稳固民心为对策。先生善于审理案件，他在明州时，释放了几名死囚，在南■州也是如此。闲暇时便去学校，与诸生讲解经义。考核政绩最优入朝，政府打算让他担任郎官，孝宗因为他在治理郡县上有声望，再次命令他担任潭州知州，还未到任就去世了。先生风度神采高迈，谈论能使在座的人倾倒，超然像唐、晋之间的人物。喜好古乐道，经学明达品行修养，不竞争进取，诚实而淡泊，耿介而通达。对兄弟尤其友爱。最与王忠文公十朋、郑文肅公伯熊、艾轩、东莱等公友好。著有《江湖集》。（补录。）

◆公叔讲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文肃郑景望先生伯熊（附弟弟伯英。）

郑伯熊，字景望，永嘉人。与他的弟弟归愚翁齐名，当时人称他们为大郑公、小郑公。先生年轻时仰慕吕申公、范淳夫舅甥的为人，修身以他们为法则，而论事则仰慕贾长沙、陆宣公。不久便直接体悟到道体。绍兴十五年进士，历任黄岩尉、婺州司户

译隆兴初年，被召试任正字，授太常博士，外调为福建提举。魏王判宣州时，面向南坐受下属官吏进见，幕府呈上札子他也坐着批示可否。等到先生被任命为王府司马，便用札子开导劝谏说：“谦德未能彰显，在嫌疑之际，或许会惊骇视听。”又因魏王判罢吏员羊绾再次服役，先生引用吏人年满归乡、不得再次应募的条法。魏王不听从，先生于是自劾离去。改任江西提刑，奉祠。起用知婺州，入朝任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读，历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正当他受重用之时，每有小不合，就请求离去。以直龙图阁知宁国府，调任知建宁府，去世，后谥号文肃。当秦桧专权时，禁止人们学习赵鼎、胡寅的学问，而永嘉正是他的寓居之地，后进被迷惑的人尤其多。所以绍兴末年，伊洛之学几乎断绝，九先生的绪论也将衰歇，吴湛然、沈元简，只是晨星罢了。先生兄弟一同兴起，推究性命之理的微妙，斟酌古今的要旨，师友间的警策，只以道统中断为惧，首先在闽中刊刻程氏书籍，因此永嘉之学尊崇郑氏。大郑公臧否人物最为矜持谨慎，称方峻。小郑公喜爱贤才，借一介之善，虽辈分相差悬殊，必定引进他。乾道、淳熙年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而无不以先生兄弟为领袖。曾见张宣公的文章，对归愚说：“世人以为此人志在功名，错了。这是学者，应当与他结交。”吕成公尤其看重他，先生谨慎厚道，年少而德行已成，质朴无华，无一指不本于仁义，无一言不涉及教化。只是他徇道而寂寞，视退如进，历任内外官职，不自陈年劳以求磨勘，所以最终不达。弟伯英，字景元，资质后健果决，视其兄又别为一格。每每慷慨论事，自谓一日得志，必欲尽除绍圣以来的弊政，恢复承平之旧。隆兴元年进士第四，按旧例，以甲科高第入仕者，每每容易进用，文肃喜而笑曰：“你一日先我矣！”然而先生性刚，自度不能俯仰于时，刚任秀州判官，便以亲老乞养，奉祠，三十年不调，最终不起。当事者亦畏其气岸，幸其自重不出，以不能害己为幸，不再征召。晚年朝议将以司干处之，先生笑曰：“此官我正议当省之，而身居之邪？”最终以疾辞。论者以先生兄弟性行虽不同，然而并为豪杰之士。文肃有集三十卷，有《6经口义拾遗》，有《戆语》，有记闻，（云濠案：先生《集》已不传今惟《敷文书说》一卷行世。）判宫有《归愚翁集》二十六卷，今皆不传，良可惜也。（修。）

译附录

吕东莱在《与陈同甫书》中说：陈景元心胸开阔，这是他的长处。我私下对他所期望的，正是希望他能够调养气血，检点细微的言行，以等待时机。

文节林艾轩先生光朝（另立《艾轩学案》。）

成公吕东莱先生祖谦（另立《东莱学案》。）

◆景望同调

郎先生鹏举（附见于《龙川学案》。）

监岳张忠甫先生淳（另见于《艮斋学案》。）

◆架阁门人

文节陈止斋先生傅良（另立《止斋学案》。）

◆诸葛家学

主簿诸葛先生说

诸葛说，字梦叟，是草堂先生的外甥，永嘉人，继承了外家的学术传承。绍兴庚辰年考中进士，因为俸禄不足以奉养双亲，无意做官，将自己的园子命名为艮园，居室命名为傃室，用正统的学问教导乡里的人。晚年因被推荐担任长乐县主簿。史越公统帅福建，看重他，邀请他住在幕府中，多次向他咨询请教，并且向朝廷推荐他，但先生已经去世了。先生曾经自己说：“读书二十年，只得到一个‘健’字。”（补。）

◆平阳续传

忠文徐宏父先生谊（另立《徐陈诸儒学案》。）

刘先生轸（附其子天益。）

刘轸，字德舆，平阳人。曾经说：“违背心意却能安然处之，那么违背心意的事情最终也会顺从；顺从心意却不预先防备，那么顺从心意的事情最终也会带来祸害。发怒本是用来使人畏惧的，过度发怒反而伤害自己；逞能本是为了博取赞誉，矜持逞能反而招致诽谤。”所有这些，都不是浅薄的人所能理解的。所著《诠心指要》两万多字。他的儿子刘天益，传承家学，有《筠坡集》。曾经应嘉泰年间的贤良方正科考试而向朝廷上书，极力陈述时政弊端，没有得到回复。（补。）

（梓材谨案：这篇传记的原稿中有“学于止斋”四个字，谢山将其抹去，说“恐怕是徐子宜的门徒”，又在标题中说“想要附在《张忠甫传》后面”，这都是怀疑而未确定的。现在将徐子宜列为《平阳续传》，而将刘先生排在后面，与张忠甫也不相远。）

◆景望家学（胡、张五传。）

教授郑节卿先生伯谦

郑伯谦，字节卿，永嘉人。担任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著有《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阐发《周礼》的大义。之所以称为《太平经国书》，是取自刘歆“周公致太平之〇”的话。首先列出四幅图，一是《成周官制》，二是《秦汉官制》，三是《汉官制》，四是《汉南北军》。所绘制的图仅涉及三个朝代的职掌和宿卫，大概他的主要意图，是想让宫中、府中、文事、武事，统一于太宰，所以只冠以这四幅图，以阐明古代的制度。他的书有三十个条目，分别是《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自分为上下篇，总共论述了三十二篇。都以《周官》的制度分类聚集贯通，设置问答，推究阐明设立官职的原因。大多参证后代的史事，以阐明古代法度的良善。（参考《四库书目提要》。）

（梓材谨案：先生《太平经国书自序》中称“伊洛老师”“横渠夫子”，大概永嘉的周浮沚、沈彬老等人都是伊川的门人，横渠的再传弟子郑景望又私下效法浮沚，以绵延伊洛、横渠的学术传承。看先生所称引的，其为景望家学无疑。）

◆景望门人

文节陈止斋先生傅良（另立《止齋学案》。）

忠定叶水心先生适（另立《水心学案》。）

文毅陈龙川先生亮（另立《龙川学案》。）

文懿蔡先生幼学（另见于《止斋学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籍贯不详。师从郑景望，而与陈景元为友。郑景望喜爱他质朴醇厚，认为他接近道。嗜好地理学，著书二十篇，名为《阴阳精义》。（云濠案：谢山的《札记》说先生著有《阴阳粗义》二卷。）陈君举想要为他作序，没有实现，由叶水心作序。（参考《叶水心集》。）

别附

侍从木蕴之待问

木待问，字蕴之，永嘉人。隆兴癸未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太子詹事、焕章阁待制、礼部尚書。是郑文肃的弟子。木待问以状元身份，官至侍从，然而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在师门的九等人表中，应当属于下中等。荆溪吴氏说他显贵后颇为侮辱归愚并侵占他的居所，这又是小人的卑劣行径。（补。）

◆石经续传

沈先生体仁（另见于《止斋学案》。）

◆湛然续传（胡、张六

译传。）

监仓吴子量先生〇

吴〇，字子量，是表臣的曾孙。他继承家学，专心致志地钻研儒家经典，以至于连梳洗沐浴都顾不上。嘉定年间，叶味道、陈埴凭借朱熹之学显名于世，而先生门下追随求学的弟子却超过了他们。潘凯、方来，是他的高材生。（补。）

译（梓材谨按：《温州旧志》记载：“先生起初名叫涛，考中淳祐科进士，担任平江府大军仓监。任期届满，朝廷准备授予他京官职位，他没有接受。”注解说：“青田令归。”那么先生的出处就可以考证了。）

◆子量门人（胡、张七传）

待制潘先生凯

潘凯，字南夫，永嘉人。二十岁时进入太学，曾经上书弹劾史弥远专权。考中绍定科进士，担任常德府教授。勇信军发生叛乱，先生骑马冲进军营，撕下布帛插在门口，说：“在营中的士兵不是叛贼。”军士们都回到队伍，没有人敢落后，于是只杀了那些带头作乱的人。郡人感激他的恩德，将他与董文清槐一同立祠祭祀。淳祐末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三次上疏弹劾丞相郑清之不能胜任，没有得到答复就辞官回家。后来以宗正少卿的身份被任命为秘阁修撰，晋升为刑部侍郎。请求外放，被提拔为宝章阁待制、太平州知州，去世。（参考《温州府志》。）

侍郎方先生来（另见《水心学案》。）

◆节卿续传

乡贡胡人斋先生一桂（另见《木钟学案》。）

卷三十三 王张诸儒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订）

王张诸儒学案（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订）

王张诸儒学案表

王豫 杜可大（另见《张祝诸儒学案》。）

（天悦续传。）

张

张峋

周长孺 （子）纯明（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杨贤宝 晁说之（另立《景迂学案》。）

杨国宝

姜愚

张仲宾

候绍曾

郑夬

秦玠

（都是百源门人。）

王张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百源弟子中秘密传授学说的，叫王豫，叫张，都早逝，所以没有流传下来。伯温虽然接受了辟咡负剑的教导，但所得似乎较浅。东发认为《渔樵问答》是伯温所作，其中也有名言，可惜《闻见录》沉溺于轮回之说。我又广泛搜求，得到杨、周等数人。撰写《王张诸儒学案》。（梓材按：王、张诸先生的传记，原本附在《康节学案》中，谢山另立《康节弟子学案》，后又定为《王张诸儒学》。伯温属于邵子家学，已在《百源学案》中提及。）

◆百源门人

王天悦先生豫

王豫，字悦之，又字天悦，大名府人，是瑰伟博达之士，精通《易经》。听说康节志向坚定，喜爱并想教导他，与他交谈三百天，听到了未曾听闻的道理，才开始大为震惊佩服，最终舍弃自己的学问而跟随康节学习。

宗羲按：康节的学问，除了子文之外，所传授的只有天悦，此外没有听说其他人。大概康节深深自我秘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传授。章惇担任商州令时，当时跟随先生游学，想学习数学，先生告诉章惇必须十年不做官才能学习，大概是故意使他难以达成。而邢恕援引古今事例，也想拜师学习，先生说：“暂且放下这个。这是先天之学，没有那么多言语。”谢上蔡说：“尧夫的数字学问，邢七想要学习，尧夫不肯，说：‘只会助长奸雄。’”天悦没有传授给其他人，把先生的书殉葬在枕中。不到百年吴曦叛乱，盗掘了他的坟墓，得到《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物数十篇》。道士杜可大贿赂得到这些书，传给廖应淮，廖应淮传给彭复，（梓材按：彭复一作彭复之，也作复初。）彭复传给傅立，都能预知未来。

常簿张先生

张，字子望，荥阳人。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寺簿。《观物外篇二卷》是他所记述的。子文说：“先父的《易》学，只传授给天悦和子望，都早逝，所以世人没有得到传承。”陈直斋说：“他记载康节的话，十分中才有一二，足以阐发成书。”

常博张先生峋

张峋，字子坚，荥阳人，康节说门弟子中可以谈论道的人。熙宁十年春，赴任京师，（云濠按：先生曾担任太常博士。）康节脸色变得严肃说：“我老了！不能再相见了。”到了秋天就去世了。（补。）

祖望谨按：子坚应当是子望的弟弟。（梓材按：《直斋书录解题》说峋和他的弟弟同考中进士，跟随邵康节学习，这是子坚是子望的哥哥。然而直斋说跟随康节学习而没有提到峋，也属于遗漏。）

都官周先生长孺

周长孺，字士彦，澶渊人。通过进士考试担任卫州共城令。以古代弟子的礼节侍奉康节，康节将先天之学传授给他。先生年轻时性格刚强，遇到事情就发作，自从跟随康节后，就淡然好像无意于世事。他的弟弟直孺奇怪地问他，先生感慨地叹息说：“这是我师门所得到的。”治平末年，以都官员外郎的身份担任普城令，去世。他的灵柩经过洛阳，贫穷不能启程，康节为他安排得很周全，教导他的儿子纯明学问，为他娶了伊川的侄女。纯明后来考中进士，也接受

译杨贤宝是伊川先生（程颐）的门人。（补。）

朝散大夫杨贤宝先生

杨贤宝，字口口，是洛阳人。官职做到朝散大夫。晁以道说：“绍圣戊寅年间，我偶然遇见杨老，谈及《易经》时对他的见解感到惊异，恳切地向他求教，于是得到了康节先生（邵雍）亲自绘制的《易图》两幅。虽然图中的辐条和轮圈都保存完好，但杨老当时将近七十岁，患了中风，说话声音清浊不清，无法详细追问。旁边有两个年轻人讥笑，我却对他恭敬并尊崇他的图。杨老指着《乾》、《坤》、《坎》、《离》四个卦，对我说：‘得到这四个卦，就能见到伏羲的《易经》，而文王的《易经》就在其中。’第二天，我就像迷路的人认出了归路，对这两幅图有所感悟，觉得它们可以指明方向，循环往复而没有定规。杨老说：‘我昏沉患病，已经很久忘记了。今天因为你的话，就像初次传授这幅图时一样。’”陈直斋说：“晁以道在绍圣年间遇到杨贤宝，得到了康节的两幅《易图》，又从伯温那里得到了遗存的编次，才开始撰写《易传》，命名为《商瞿易》。”（修。）

译学士杨先生国宝

杨国实，字应之，籍贯不详。他为人刚直挺拔，不屈不挠，从平民百姓到在朝廷做官，（云濠按：先生官至学士。）从未向人有所求取，也从未对人显露过谄媚的言语神色。他笃信好学，至死不变。伊川先生说：“杨应之在朋友交往中，英气伟岸的气度，超越常人，未见有能与他相比的。可以指望他托付我的道统了！”

（梓材谨按：这篇传记在黄氏本中位于《伊川学案》，列为程门弟子。查考《邵氏闻见前录》：“应之也是康节先公的门生，康节先公把他当作儿子看待。”所以谢山稿本将其列入邵门。）

县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发，京师人。比康节大一岁，却以师礼侍奉康节。康节四十五岁时，贫穷未娶，先生与同门张仲宾谋划为他娶妻。先生考中进士，任六安县令，将俸禄的一半用来奉养康节。他家原本富有，豪爽慷慨，喜好施舍，后来却因贫困而死。先生曾救济陷入困境的王陶，等到王陶留守西京时，对待先生却很刻薄，君子们讥讽王陶。（补。）

太博张先生仲宾

张仲宾，字穆之，潞州人。从尚未考中进士时就跟随康节，是为康节筹备聘娶夫人的人。考中进士后，官至太博。（补。）

殿丞侯先生绍曾

侯绍曾，字孝杰，怀州人。康路过洛阳，喜爱那里的风俗美好，打算迁居于此，先生当时正任武陟县知县，（云濠按：先生官至殿丞。）于是资助他搬迁。皇佑初年，康节开始奉养他的父亲伊川丈人前往洛阳，这时谏议大夫吕公诲、王公益柔等二十多家共同出资购买住宅，而先生实际上是倡议者。（补。）

主簿郑扬庭夬

兵部秦伯镇玠（合传）

郑夬，字扬庭，江南人。任盂县主簿时，司马温公因为他精通《易经》而推荐他。著有《易传》十三卷。郑夬与秦玠向康节求学，康节认为郑夬志在口耳之学，多向外慕虚荣，而秦玠颇好推演术数，都不允许他们入门。秦玠曾告诉郑夬，王豫独自传承康节的学问，郑夬跟随王豫极力求取，王豫也不允许。恰逢王豫病重将死，郑夬贿赂其仆人在卧室内偷得了书稿，于是将其作为自己的学问。著有《易传》、《易测》、《宋范、《五经明用》等书，都是破碎妄作，穿凿附会，没有根据。至于他所作的《变卦图》，就是康节的《先天图》，他曾拿给秦玠看。郑夬得到王豫的书后入京，国子监考试策问八卦次序，郑夬用所得的说法作答，考官觉得惊奇，提拔他为优等。考中进士后，将所著书籍投献给公卿之门。后来因贪赃罪被流放。沈括看到他的《变卦说》觉得惊奇，拿此询问秦玠，秦玠假装不知道，惊骇地说：“这人从哪里得到这种法术！我曾遇到一个奇异的人，传授我这种历数，推演古代兴衰，没有不灵验的，常恨不能穷尽其术。西都邵雍也知道大概，已能洞悉吉凶的变化。这人竟然把它写成书，必有天谴，这不是世人所能听闻的。”康节的儿子伯温因此极力辩驳，说：“秦玠既然知道郑夬偷了书，却说郑夬从哪里得到这种法术，又说西都邵某知道大概，近乎自欺欺人了。”秦玠字伯镇。（补。）

（梓材谨按：秦伯镇曾官至兵部，见《邵氏闻见录》。晁子止《郡斋读书志》对郑夬《周易传》说：“姚嗣宗说刘牧的学问传授给吴秘，吴秘传授给郑夬。”可见郑氏本是刘氏再传，实为孙泰山三传弟子。《读书志》又引用邵伯温的话，说郑夬从王豫那里偷窃学问，沈括也说郑夬的学问类似康节，这就是本传所依据的。《百源学案》谢山节录康节对秦玠与郑夬的两条话语，大概本于魏鹤山的题跋。那么这两个人对于康节，本在问答之列，不能因为康节有所不允许而竟将他们置之不理，列在门人之末是可以的。）

◆都官家学（百源再传。）

进士周先生纯明（另见《刘李诸儒学案》。）

◆朝散门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说之（另立《景迂学案》。）

◆天悦续传

杜道士可大（另见《张祝诸儒学案》。）

卷三十四 武夷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武夷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武夷学案表

胡安国 （子）胡寅（另立《衡麓学案》。）

（上蔡、龟山、廌山讲友。） （子）胡宁 （孙）胡大本（另见《五峰学案》。）

（朱氏、靳氏门人。） 赵复（另见《鲁斋学案》。）

（二程私淑。） （茅堂续传。）

（泰山再传。） （子）胡宏（另立《五峰学案》。）

（从子）胡宪（另立《刘胡诸儒学案》。）

江琦

曾几 （子）曾逢

（子）曾逮（另见《震泽学案》。）

（从

译孙（另见《廌山学案》。）

吕大器（另见《紫微学案》。）

陆游（另见《荆公新学略》。）

译范如圭（儿子）念德（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薛徽言（儿子）季宣（另立《艮斋学案》。）

胡铨（儿子）泳

（儿子）澥

杨万里（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周必大（另见《范许诸儒学案》。）

胡襄

谭知礼

韩璜

李椿

方畴（另见《紫微学案》。）

刘芮（另见《元城学案》。）

黎明

（附老师张昕。）

向沈

向浯（另见《五峰学案》。）

向涪

汪应辰（另立《玉山学案》。）

杨训

闾丘昕

彪虎臣（儿子）居正（另见《五峰学案》。）

（父亲彪约。）

（附张所。）

乐洪

徐时动

王枢

张默

曾渐

（都是武夷的再传弟子。）

邹浩（另立《陈邹诸儒学案》。）

朱震（另立《汉上学案》。）

曾开（另见《廌山学案》。）

刘燮

向子韶（儿子）沈（见上文《武夷门人》。）

唐巩

李植（另见《苏氏蜀学略》。）

（都是武夷的讲学朋友。）

叶廷珪 黄祖舜

（武夷一同讲学。） 叶颙

（附哥哥叶顗。）

陈俊卿（儿子）守

（儿子）定

（儿子）宓（都见《沧洲诸儒学案》。）

郑丙

武夷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私下仰慕洛学而成就大者，胡文定公就是这个人。文定跟随谢、杨、游三位先生以求学问统绪，而他的话说：“三位先生道义上兼有师友关系，但我从《遗书》中自得的东西更多。”那么后世儒者因为朱子的话，竟然把文定列入谢氏门下，是错误的，现在把他从那里剔除出来。南渡后昌明洛学的功劳，文定几乎等同于龟山，因为晦翁、南轩、东莱都是他的再传弟子。记述《武夷学案》。（梓材案：黄宗羲定《武夷学案》，把武夷列为上蔡的门人，谢山则认为他在师友之间，而黄宗羲的后人又有驳斥的。大概武夷确实是通过上蔡私下仰慕程子，上蔡也没有以门弟子的身份接纳他。）

◆朱靳门人（孙、程的再传弟子。）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国

胡安国，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授任荆南教授。入京担任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因为所举荐的遗逸王绘、邓璋是范纯仁的门客，蔡京厌恶他们，被削去官职。大观四年恢复官职。宣和初年，提举江东路学事，不久退休。晚年，侍臣交相推荐，起用为尚书员外郎，升至起居郎。召见应对，授任中书舍人。被耿南仲忌恨，外放知通州。高宗召为给事中，议论前宰相朱胜非，于是被罢免职务奉祠，在衡山脚下休息。撰写《春秋传》进呈阅览，授任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谥号文定。先生年轻时就有超脱尘俗的志趣，考中进士后同科宴集，饮酒过量，此后终身不再喝醉。曾经喜好下棋，母亲吴氏责备他说：“考中一个进士，德行学业竟然就止步于下棋吗？”后来不再下棋。担任学官时，京师的同僚劝他买妾，事情已经办妥，他感慨叹息说：“我的双亲在千里之外等待供养，曾把这件事当作急务吗！”立刻停止了这个提议。巡视部属经过衡山，想要登临览胜，已经准备出发了，忽然想到说：“这不是职责所在。”就停止了。罢官离开荆南，同事旧友在渚宫饯行，叫来乐工戏子等待，而接任的杨龟山，准备早膳，菜肴简单，举杯慢慢饮酒，把《论语》、《孟子》放在案间，清静地坐着讲论，不觉太阳西斜。壬子年赴京，经过上饶，有在家闲居的从臣设宴，使用音乐，先生皱眉说：“两位皇帝蒙受尘垢，难道是我们作乐的日子吗？不敢接受！”辗转流寓，以至于穷困，但“贫”这个字，口中不说，手中也不写。曾经告诫子弟说：“对人说自己贫穷的，他的意图是想求什么？”朱震被召见，问出处进退的适宜，先生说：“世间只有讲学论政，才应当切切询问探究。至于立身的大致原则，去就语默的微妙之处，就像人的饮食，其饥饱寒温，必须自己斟酌，不可决定于他人，也不是他人所能决定的。我的出处，自崇宁以来，都在内心决断。即使是定夫、显道这些长辈，也不拿这些事去谋划他们。”壮年时曾经阅览佛家书籍，后来就屏除断绝，曾经回复曾几的信说：“穷究事理尽性，是圣门的事业。对事物逐一考察，是知识的开始；以一理贯穿，是知识的极致。来信认为五典四端每件事都扩充，也未免逐一考察，不是一以贯之的要领，这是想不抬脚就登上泰山。四端本来固有，不是外力强加的；五典是天定的次序，不可违背。扩充四端，敦厚五典，那么本性成就而伦理尽善了。佛家虽然

译有了“心”的学说，然而其未能彻底明白的地方，在于他不先穷究事物的道理，反而将其视为障碍，而在实际运用上不再深入探究。因此他的学说流于逃避，无法追问究竟，在处理事务、应对事物时，颠倒错谬，经不起检验。儒家圣人的学问，则以获得知识为开端，以穷究事理为关键。知识达到极致，事理得以把握，就不会迷失本心，如同太阳正当中天，万物景象都能看见，那么就不会怀疑自己的行为，从而内心与外在相合。所以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于什么位置都没有不恰当的。来信又说：“扩充良知良能直到穷尽，与禅宗的精妙之处，两者互不妨碍，何必舍弃那方而选取这方呢？”良知良能，是爱戴父母、尊敬兄长的本心。儒家则将其扩充发扬，推广到天下，佛教则将其视为前尘往事，认为是妄想，连根拔起并加以灭绝，这正是相反的。却认为两者互不妨碍，为什么呢？著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遺》以及《文集》若干卷。三个儿子：寅、宏、宁。侄子宪。

译黄宗羲按语：先生任荆门教授时，由龟山先生代理，因此结识了龟山。通过龟山才认识了游酢、谢良佐，未能结识伊川先生。先生从荆门调入京城任国子博士，出来后又任湖北提举，当时上蔡先生在本路的一个县任县令，先生却通过龟山请求书信去拜见上蔡。上蔡先生收到书信后，先生进入该县境，当地人都惊讶于县令不接待监司，先生却遵循先修书后进见之礼去拜见他。先生的学问，后来从上蔡先生那里得到的最多，大概是因为先生气魄很大，不容易收敛。朱子说：“上蔡英气勃发，所以胡文定喜欢他。”可以想见，先生与游酢、杨时说话时感到沉闷。

黄祖望谨按：朱子所作的《上蔡祠记》中有“文定以弟子礼禀学”的话，〇洲先生于是将文定列入上蔡门人的名目，这是不对的。文定曾说：“我对于游、杨、谢三位先生，都是义理上兼有师友的关系。”又说：“他们是我的长辈。”既然如此，他何曾自称弟子呢？《龟山行状》曾说文定传承了龟山的学问，而文定不以为然，说：“我是自从伊川的书信中得到的。”那么对于上蔡先生也可以知道了。〇洲说先生得力于上蔡，不知道这仅仅是在师友之间罢了。

（黄梓材谨按：致堂《斐然集》中的《先公行状》说：“元佑年间兴盛时期，老师儒者多贤才。公所交往的，有伊川程先生的朋友朱长文，以及颖川的靳裁之、朱乐圃，得到了泰山《春秋》的传授。”那么先生是泰山的再传弟子，可以知道他的《春秋》之学的来源了。）

胡氏传家录（补遗）

士人应当立志成为圣人，不要凭借身处高位而自视清高。

时光流逝可惜，不要成为小人的归宿。

学习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获取知识作为穷究事理的门径，以主敬作为持守涵养的方法。

曾子的话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所以千万不要对人有所假借宽容。

学习以能够变化气质为功效。

我初学《春秋》，用功十年，浏览各家学说，想要博取以会通精妙之处，然而只得到了糟粕罢了！又过了十年，时常有所省悟启发，于是汇集众家传注，附上自己的解说，还不敢认为有所得。又过了五年，舍弃的有时又取用，取用的有时又舍弃；自己学说中内心不能认同的，还有很多。又过了五年，书成，旧说中得以保存的很少了。到了这两年，所学习的似乎更加明察，所达到的境界似乎更加深入，才知道圣人的旨意更加无穷无尽，确实不是言论所能穷尽的。

凡是出仕侍奉君主，本来是我至诚恳切、忧国爱君、济民利物的本心，立于朝廷之中，不可以有丝毫私意。议论施政，辞受取舍，进退去留，都按照我所见的义理去实行，不要欺骗自己，所以可以冒犯。没有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不诚，没有能感动人的。

陈仲举对待曹节，庾元规对待苏峻，都怀着愤恨疾恶之心，所以失误了。诸葛武侯心如明镜，不因私情而有喜好厌恶，所以李平、廖立、马谡，有的被废黜有的被处死而不怨恨。武侯的这种心境，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黄梓材谨按：谢山所节录的文定《传家录》九条，现在移一条到刘君曼《附录》，又移一条到《高平学案》。又谢山所录的文定语三条，并入《附录》。）

时政论

黄宗羲按语：绍兴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讲的身份被召见，先献上《时政论》。奏论呈入，又任命为给事中。其论的篇目有《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先生自谓：“即使诸葛亮再生，为今日谋划，也不能改变此论。”间或选取数条。

拨乱反正、兴衰治乱，必定要有预先确定且不可改变的计策，然后功业才能成就。陛下登基六年，在建都方面未必有坚守不移的居所，在讨伐贼寇方面未必有持守不变的策略，在建立政令方面未必有执行不反复的命令，在任用官员方面未必有信任不怀疑的大臣。舍弃现在不图谋，后悔何及！（《定计论》）

设置险阻以得到人为根本，依靠险阻以智谋为先。人胜过险阻为上策，险阻胜过人为下策；人与险阻相当，才算是中策。当今所担忧的，在于徒有险阻而人的谋划不善。现在想要巩固上游，必须保卫汉水、沔水；想要巩固下游，必须守住淮河、泗水；想要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这是守江的常势，虽然有小变化，但大抵不可改变。（《设险论》）

心是身的根本。正心的方法，先要获取知识并诚其意。所以君主不可不学习。大概平定祸乱，虽然急于军事事务，必定要本于方寸之心。不学习以获取知识，那么方寸之心就乱了，凭什么成就帝王的事业呢？（《正心论》）

用兵的胜负，取决于军队的强弱；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将帅的勇怯；将帅的勇怯，取决于君主所养之气的曲直如何！大概君主是统率将帅的人，以直道养气，自我反省而理直，就是孟子所说的“约”而狐偃所说的“壮”，壮则强；以曲道丧气，自我反省而理屈，就是孟子所说的“馁”而狐偃所说的“老”，老则弱。

译凡是曲直的问题，是兵家取胜的先兆。陛下勇于行善，不断更新您的德行，使得没有曲直可被议论，那么守持刚正之气，可以充满天地之间；震动怒气，可以安定天下了！

译百家谨案：先生所写的各种论述，自称即使诸葛亮再生，为当今局势谋划，也必定不能更改。仔细观看，其中尚有许多泛泛而谈之处，并不十分切中要害。当时的局势，只要高宗复仇的心意迫切，那么这股正气自然充满天地之间，自身反省又有什么担忧不正直的呢！

附录

先生年少至成年，进入太学，日夜刻苦勉励。同宿舍有一位颍昌人靳裁之，曾经听闻程氏的学问，与先生讨论经史的大义，因此先生的学业更加精进，见识日益明达。

先生考中进士时，考官评定为第一名。宰相和执政大臣因为先生的策论中没有诋毁元佑年间的言论，想要降低他的名次，哲宗亲自提拔他为第三名。

钦宗有一天问中丞许翰是否认识胡安国，许翰回答说：“臣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久闻他的名声。自从蔡京掌权以来，天下的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超然远避，不被他所污染的，只有胡安国一人罢了。”

何桌建议说：“天下的形势，太平时期应当重视内部，遭遇变故时应当重视外部。请求分设四道，将帅臣以都总管的名义，各自负责一面，作为保卫王室、抵御狂寇的计策。”先生上奏说：“内外的形势，适当平衡则安定，偏重一方则危险。现在州郡的权力太轻，按理应当通权达变。然而一旦突然将数百个州的地盘、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那么权力又太重了。假如万一他们抗衡跋扈，号召不到，又拿什么来对待他们呢？请求将现在所设置的帅司，选择重臣，赋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事，每年一次巡察其辖区。如果有警报紧急，京师戒严，就由各帅所属的守将应援。这样，既有拥卫京师的态势，又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一举两得了。”后来任命赵野为北道都总管，先生进言说魏都地位重要，赵野必定辜负托付。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入侵，赵野逃跑，被群盗所杀，西道都总管王襄拥兵不再向北顾盼，最终正如先生所言。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的职位召见先生，黄潜善暗示康执权弹劾先生托病，罢免了他。绍兴三年，张忠献（张浚）推荐先生可以大用，再次任命为给事中，赐给先生的儿子胡寅手札，命令以上面的意思催促先生。先生刚到达池州，听说皇帝驾临吴、越，便称病返回。（补。）

高宗对先生说：“听说你精通《春秋》，正想与你讲论。”于是将《左氏传》交给他点句正音。先生上奏说：“《春秋》是孔子亲手所写，实在是治理世道的重大典章，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话可比。陛下如果一定要削平僭越叛乱，恢复国家版图，使乱臣贼子恐惧而不敢作乱，不如在心中储备孔子的经义，那么南面称君的方法全都在这里了。”于是任命先生兼任侍讲，专门以《春秋》进讲。

恰逢任命前宰相朱胜非为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先生说：“朱胜非过去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沉默附和，导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交金国，沦丧三纲，天下愤懑抑郁。等到他担任冢宰之职，苗、刘叛乱，他贪生怕死苟且容身，连累君父受辱。现在强敌侵犯，叛臣不忌，用人得失，关系国家安危，深恐朱胜非在上误导大计。”朱胜非改任侍读，先生拿着诏书不下发，左相吕颐浩特意命令检正黄龟年书写执行。先生说：“有官职在身的人，不能胜任其职就应离去。何况朱胜非是臣所论列的人，现在朝廷却称他在苗、刘之变中，能调护圣上身体。过去公羊学派说祭仲废黜君主是行权宜之计，先儒极力排斥这种说法。因为权宜废置，不应施于君父。《春秋》的大法，尤其谨慎于此。臣以讲《春秋》入侍，却与朱胜非并列，有违背经训之嫌。”于是卧居家中不出。当时吕颐浩再次为相，想在席间倾轧右相秦桧，更加视先生为党魁，援引朱胜非作为助力，于是降旨说：“胡安国屡次召见不到，现在才上朝，又多次有所请求。他为自己谋划倒是很好，百官效仿他，国家大计如何是好！”剥夺职务，奉祠。

先生到达丰城，寄居半年，于是渡过南江在衡岳休息，买地建屋，作为终老之计，颓然放弃了对当世的念头。

绍兴五年，任命先生为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先生推辞，诏书听从他的请求，给予祠禄。命令他纂修所著的《春秋传》。书成，高宗说深得圣人的旨意，任命为内祠兼侍读。还未出发，陈公辅上疏诋毁假托程颐学问的人。先生上奏说：“本朝自嘉佑以来，西京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都以道德闻名于世。恰逢王安石、蔡京等人曲意排挤抑制，所以他们的道不能施行。希望下令礼官讨论旧例，给予封爵，载入祀典，仍然诏令馆阁，收集他们的遗书颁布施行，使邪说不能兴起。”奏章呈入，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弹劾先生学术偏颇，任命为永州知州，先生推辞，再次给予祠禄。进升宝文阁直学士，去世。

起初，王安石以字学训解经义，自认为这是千圣一致的精妙，而对于《春秋》不能通过偏旁点画来通晓，就诋毁为断烂的朝报，直接废弃它，不列入学官。下至崇宁年间，防禁更加严厉。先生说“六经”中只有这本书出自先圣之手，却让君主不能听闻讲说，学者不能相传习，乱伦灭理，中原的祸患大概由此而起吧。于是潜心刻意，从壮年就开始致力于此，直到六十岁

译书稿刚一完成，便感慨地叹息道：“这是传承心法的要典啊！”大概是因为在克制私欲、修养品德的方法，尊崇君主父亲、讨伐叛乱贼寇、抵御外敌入侵、保全天理、端正人心的术数方面，没有不多次书写并详尽阐述的！

译先生没有拜入二程的门下，杨时、游酢、谢良佐三位君子都将振兴儒学的重任寄托于先生。谢公曾经对朱子发说：“康候（胡安国）就像严冬大雪中，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依然挺拔独自秀丽的样子。让他遭受如此困厄，这是上天将要降下重大使命给他啊！”

上蔡先生（谢良佐）说：“听说您追求道义非常坚定，道德学业日益美好，所达到的境界哪里可以估量，真令人敬畏！如果能将这种宏大的志向转移到细微事物上，作为日常用功的方法，那就更好了。”

曾吉甫问文定公（胡安国）：哪里是精妙的地方，哪里是平常的地方。文定公说：“这话说不恰当。没有不是精妙之处的。”徐宪说：“也没有不是平常之处的。”（补注。）

吉甫曾经问：“现在有人居住在深山沼泽之中，没有君臣关系，没有父子关系，没有夫妇关系，所谓的‘道’究竟在哪里呢？”文定公说：“这个人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饿了吃饭，渴了喝水，白天劳作，晚上休息，难道能不这样做吗？”吉甫说：“有这样的人。”文定公说：“这就是道。”（补注。）

又曾经问：“我已经永远失去了父母，想要尽孝，该如何实行呢？”文定公说：“什么时候曾有一日离开过孝道呢！”（补注。）

先生的风度凝重深远，超脱于尘俗之外。从考中进士到退休，总共四十年，实际在任做官的日子不到六年。虽然多次因罪被免职，但爱戴君主的心，距离越远反而越坚定。每次被召见，就放下家事不过问，有时通宵不睡，思考向君主进言的内容。然而他对做官的情趣如同寄居一般，淡泊宁静。

《拙斋纪问》说：胡文定公曾经说：“读《系辞》必须把它当作《易经》来看，不可以泛泛而谈。比如‘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说本性原本寂静，受到感应就通达，这就流于空泛了，必须在《易经》中寻求印证。四十九根蓍草，当它们还没有被分揲时，本来就是寂静的，‘问之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这难道不是感应通达吗？‘没有师保教导，却像面对父母一样恭敬’，读《易经》时内心自然严肃恭敬，不是有什么东西强迫他这样做的。其余都是如此。互体难道可以不信吗，比如《归妹》卦的互体是《泰》卦，而《泰》卦第五爻有‘帝乙归妹’的话，《归妹》卦的义理有‘天地不交’的话，这类情况可见一斑。”

有人问文定公与秦桧关系深厚的原因，朱子说：“秦桧曾经担任密州教授。翟公巽任密州知州时，推荐他参加宏词科考试。游定夫经过密州，与他在翟公巽处一起吃饭，认为他奇特不凡。后来康候（胡安国）向游定夫询问人才，游定夫首先推荐秦桧，说他类似荀彧，又说他没有不会的事情。京城被攻破，金人想要拥立张邦昌，执政大臣以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秦桧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以，康候更加认为他正义，在张德远等公卿面前极力称赞他。后来秦桧从北方回来，参与国家政事，康候对他的期望尤其殷切，曾经有书信往来，讨论国家政事。康候被召入词垣和讲筵，是秦桧推荐的。然而康候本意坚决不想就职，这时已经窥见秦桧隐微之处的一二端，觉得难以相处，所以以年老有病为由推辞。等到后来秦桧做出大错特错的举动时，康候已经去世。”

百家谨按：靖康年间金人商议拥立张邦昌，马时中在众人面前直言抗争说：“我们的职责是谏争之臣，怎么能沉默坐视，应当共同上奏议状，请求保全赵氏皇族。”秦桧不回答，时中就自己起草奏稿，叫来御史台的官吏联名签署。秦桧既然身为御史台长官，就应当列名首位。把奏状呈给秦桧，秦桧犹豫不决。时中率领同僚合力请求，秦桧不得已，才签了名。这是秦桧迫于马时中的压力，以台长身份列名，何曾据理力争。由此可知当时无论贤愚，都被秦桧欺骗了。幸好文定公对做官的情趣如同寄居，天下后世会明白这一点。因此感叹知人之难啊！

吕东莱《与朱侍讲书》说：“胡文定公的《春秋传》，多处拈出《礼记》中‘天下为公’的意思。对‘蜡宾之叹’的疑惑，自古以来的前辈共同怀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大概不仅是因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且把尧、舜、禹、汤视为小康，这真是老子和墨子的言论。胡氏却屡次说《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的时代，这是纲领本源，不容有差错。”

◆武夷讲友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文定朱汉上先生震（另见《汉上学案》。）

侍郎曾先生开（另见《廌山学案》。）

刘先生燮

刘燮，字君曼，河清人。与胡安国交游。（参见《斐然集》。）

附录

《胡氏传家录》说：四海神交，只有河清刘曼字君奕，这个人有宰相的才能。（补注。）

（梓材谨按：先生的名字，两本书不同，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已故宰相文简公的曾孙，钦圣宪肃皇太后的再从侄。清廉简约如同寒门士子，勤奋学习自我勉励，永嘉刘安节与胡安国都与他深交。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淮宁府知府。上任六个月，敌兵到达陈州，先生率领各位弟弟守城，激励战士，开导百姓。不久城池陷落，骂贼而死。儿子十人，有的死去有的被俘虏，只有沈与鸿得以幸免。朝廷下诏追赠通议大夫，谥号忠毅。（参见《杨龟山集》。）

唐先生巩

唐巩，字处厚，荆南人。与胡安国情义最深厚。

译（参见《斐然集》。）

忠襄先生李植（另见《苏氏蜀学略》。）

译◆武夷同调

叶廷珪，字嗣忠，籍贯不详。任德兴县知县时，张邦昌的伪诏传到，他不肯跪拜。宋高宗中兴后，历任太常寺丞，补任中秘府官职。轮值面圣奏对时，议论与秦桧不合，被外放担任泉州、漳州知州。先生治学笃实，品行淳雅，在当时名声显赫，叶颙、陈俊卿、黄祖舜、鄭丙都是他的门生。著有《诲录》三十卷。（参考《姓谱》。）

◆武夷家学（孙、程三传。）

文忠胡致堂先生胡寅（另见《衡麓学案》。）

参议胡茅堂先生胡宁

胡宁，字和仲，是胡文定的次子。凭借父荫补授官职。参加馆职考试，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升迁为祠部郎官，外调担任夔路安抚司参议官。被任命为沣州知州，没有赴任。学者称他为茅堂先生。胡文定撰写《春秋传》，其中的修纂、检讨工作全出自先生之手。他又自己撰写《春秋通旨》，总括贯通条例，考证援引史传文章二百多章，作为辅助《春秋传》的著作。吴渊颖说：“胡氏的传文，大体上本源于程氏。程氏门人李参所汇集的程氏学说，与胡氏多有出入，而胡氏多采用其中内容。大概想要观看正统的传文，又必须先寻求《通旨》，所以说‘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如果一律用条例来观看，那么化工与画笔有什么区别呢？只有随着学问变化，才是史外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是圣人顺应时势的中正权变之道。世上读《春秋》的人自然能明白，不可像过去刘向、刘歆的学说那样产生异论。”从吴氏的话来看，那么茅堂的《通旨》一书多与胡文定相互参考，可以互相印证。这本书在元初由赵仁甫最推崇传播，（云濠案：仁甫一作仁辅，就是江汉先生。）所以《胡氏春秋》于是颁行于学校。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了！（修。）

谢山在《书宋史胡文定传后》中说：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位先生，都以大儒的身份在南宋初年树立节操，大概当时伊洛学派的世系传承，没有超过胡文定一家的。四位先生去世后，胡广仲尚能继承家学，而胡伯逢、胡季随兄弟游学于朱熹、张栻门下，被称为高足弟子，（梓材案：胡季随是朱、张的高足弟子，胡伯逢只是与朱、张有辩论，应当不是受业弟子。）可以说非常兴盛了。茅堂回朝，秦桧问他说：“你哥哥有什么话？”他回答说：“家兄致意丞相：善良的人长期被废弃，民力长期被困扰。”秦桧已经恼怒，于是对茅堂说：“先生关于《春秋》的议论很好，只是行不通。”茅堂说：“正因为可行，才是议论。”秦桧又问：“柳下惠降低志向、屈辱自身，怎么样？”他回答说：“总不如伯夷、叔齐不降低志向、不屈辱自身。”于是写信劝秦桧辞去相位，以顺应消长盈虚的道理，秦桧更加愤怒。一天，忽然召茅堂吃饭，态度极其恳切，回去后弹劾的奏章已经下达。《宋史》只记载了他回答蔡京的话，并且说因为致堂与秦桧决裂，于是连同被罢免，不知道茅堂自己就不向秦桧屈服，不止一次，并不是因为致堂的牵连。

（梓材谨案：胡五峰为吕氏《中庸解》作序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候师圣从三川避乱来到荆州，我兄弟得以跟随他游学。”考察靖康初年胡致堂任校书郎，向杨龟山求学，那么五峰所说的兄弟，特别兼指茅堂而言。然而《闽书》径直称致堂跟随候师圣游学，那么在《刘李诸儒学案》中仍将致堂列在候氏门下，而增加茅堂是可以的。）

承务胡五峰先生胡宏（另见《五峰学案》。）

简肃胡籍溪先生胡宪（另见《刘胡诸儒学案》。）

◆武夷门人

教授江先生江琦

江琦，字全叔，建阳人。宣和三年进士，任高安县主簿。曾代理新昌县令，百姓欠税有的长达十年，听说先生到来，不等派遣官吏就全部缴纳。调任永丰县丞，历任邵武军、永州教授，不谋求推荐升迁。张魏公安抚福建，征召他为幕僚，不去就任。主管台州崇道观后去世。先生游学于游酢、杨时门下，在胡氏门下完成学业，深研《春秋》。曾以所学向杨龟山请教，杨龟手抚书感叹说：“百年绝学，留心的人很少。我老了，你努力吧！”著有《春秋经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论语说》、《孟子说》各五卷。他在永丰时，遭遇丧事，同僚朋友赠送的财物很丰厚，先生说：“大事应当自己尽力，怎敢让各位破费。”胡致堂推举他为畏友，曾问他：“求学道的人如果没有所得，很少有不归于佛门的。兄长既然有所得，而有的人认为也是趋向空寂，是真的吗？”先生笑着说：“这是把我当作陈相了。哪有这种事！”（补。）

文清曾茶山先生曾几

曾几，字吉甫，河南人。赐予上舍出身，提拔为国子正，升迁为校书郎，任应天府少尹。宋高宗即位，历任湖北、广西转运判官，江西提刑，广西转运使。被秦桧厌恶，奉祠闲居。秦桧死后，起用为浙西提刑，任台州知州。召见对答，授任秘书少监。先生在承平时期已经担任馆职，离开三十八年又回到这里，须发鬓角都已花白，衣冠依然伟岸，每次与同僚聚会，多谈论前辈的言行、朝廷的典章制度，士大夫推崇

译重视他。授任礼部郎中。孝宗即位，他以通奉大夫的身份退休。乾道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谥号文清。著有《经说》二十卷、（云濠按：谢山《学案札记》：“曾吉甫《周易释象》五卷。”）《文集》三十卷。儿子曾逢，也以学问著称。（修。）

译黄宗羲按语：朱子说：“曾吉甫在回答文定公关于天理人欲的论述时，只是笼统概括，其实起初并没有真正领会，文定公便认可了他，他就就此止步了。”这大概也是陷入了禅学的流弊。

曾茶山语录（补录）

修养德行必须先从事务中实践，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而佛教却是先求得内心觉悟，然后才去处理事务。

道就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必须仔细玩味《师冕见》这一章。

《子张》这一篇，只记载了各位弟子的言论，其中蕴含深意，旨在阐明众弟子学问所达到的境界。

对自己尽心竭力称为忠，推己及人称为恕。将他人和自己合而为一，就是“一以贯之”。贯通天下是一个心。

（王梓材谨按：谢山所记录的曾茶山语录四条，如今移入《元城学案》的有一条。）

附录

先生早年跟随舅舅孔文仲、孔武仲讲学，后来又师从刘元城、胡文定，学问日益精纯。

林拙斋《纪问》记载：曾问尹和靖在日常用功的地方，和靖说：“必须寻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心。”少蓬说：“如今念头才一起，就是已发了，怎么求得未发的心呢？”和靖说：“就像吉甫在未起念头来相见时，难道有许多事吗？才起念头来，路上坐轿，来相见喝茶吃汤，就从这类事情中去寻求。”

（王梓材谨按：少蓬大概是紫微的别称。这条前面的问话者就是曾茶山，所以后面有“只如吉甫”等语。据此，曾茶山曾经拜入尹和靖的门下。）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达，建阳人。跟随舅舅胡文定学习《春秋》之学。以乙科出身被授予武安节度推官。被召试任秘书省正字，升任校书郎。因触犯秦桧，请假奉祠，读书不问世事十多年。起用判邵州、荆南。被召对，提举江西，又奉祠归乡。起用知泉州，不久被罢免。绍兴三十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跟随胡文定公学习。高宗即位，他以布衣身份上书陈述六件事，分别是国势、边防、刑赏、巡幸、财用、官吏。在建炎二年考中进士。赵丰公任中丞，先生写信拜见他，受到极大称赞。丰公连续上章弹劾吕颐浩，高宗认为正确，对他说：“这都是温州士人薛徽言替我发起的。”第二天缴上那封信。丰公进入枢密院，先生也蒙召对，首先以坚定意志、勤于政事、君子小人等话题进言。授枢密院计议官，请求建立方镇以巩固防线，皇帝听从了。东宫空缺，先生首先陈述大计，请求选择贤能的宗室立为皇子。当时高宗正值壮年，没有人敢说话，提出这话的是先生。于是娄寅亮接着请求，高宗提拔寅亮为御史，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又中止了。先生因为星象变异再次上书论述此事，说：“陛下已有旨意，召宗室三人入宫侍奉。这道命令一出，万众称庆。但那两人，见了一次就停止了，一人没听说催促召见。我料想小人必定有迷惑陛下已成之志的，识时务的人为此寒心。”于是立嗣的议论才确定。又说：“佞幸之人未去，国家大论未定。担忧那些不值得担忧的事而忘记那些应当深深担忧的事，这才是大可担忧的。”吕颐浩再次掌权，想中伤他，没能得逞，于是派他权任监察御史宣谕湖南。上奏陈述本路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并且请求让大将岳飞安抚稳定湖南，推荐宪司吕祉等五人及隐士黎明，弹劾罢免贪官谢微等人。当时折彦质以枢密臣身份统帅潭州，接替李纲，先生说李纲有政绩，不应轻易更换。吕颐浩就说小臣不应当荐举将相，并且因为他奉使时擅自更换守臣，于是各位使者都有特殊的升迁，而先生被权发遣到兴国军。张魏公督军湖南，召他回幕府。以比部郎召见，历任兵部、吏部两司、左司检正中书门下诸房文字。此前，徽宗死讯传来，上疏极力陈述以日易月（缩短丧期）的不当。大将岳飞因触犯督府，弃军回到庐山，先生亲手写信劝他回军。刑部侍郎上奏：有父亲夜间偷窃儿子财物，儿子不知情而杀了父亲的，应当按夜间闯入人家、当场杀死的律法论处。先生说：“父子法律上不分开户籍，不算外人；儿子富有而父亲贫穷，是不孝；人子弑父，难道有不追究的吗？”皇帝听从了。升任起居舍人。赵丰公第三次入朝，先生认为事功难以成就，应当像姚崇以十件事要求明皇，等得到许可才开始观察政事，丰公不能采纳。秦桧知平江，路过京城，希望丰公挽留他而没能做到，先生对丰公说：“桧从此怨恨了！”丰公怀疑地说：“桧住在永嘉，所以你帮助他吗？”从此稍微疏远他，却不知道先生对自己忠诚。和议兴起，丰公以下都离开朝廷，而先生独自留下。大概秦桧也因为以前的事认为先生厚待自己，稍微亲近他，而先生不被他所用。起初，丰公离开，只有二品官和先生送他，丰公对先生说，想把桧欺骗皇帝的一件事入奏，先生制止了他。丰公已经颇怀疑先生，感慨叹息说：“鼎（指丰公）去了，你怎么能独自留下！”先生戏谑地回答说：“未可量也。”秦桧听说后，更加认为先生帮助自己。先生于是上言帝王的孝道在于复仇，因而援引汉高祖杯羹的典故。

译况且有人说万里之外的梓宫，真假难以辨别。不久，他径直上前与秦桧在朝廷上辩论说：“苟且偷安、固守职位，对于丞相您的私利确实很方便，但是忍心承受君父的屈辱，忘记宗庙的耻辱，内心能安吗？”这一天极力争辩，耗费了很长时间，他感染了寒疾，没过几天就去世了，留下的奏疏仍然极力抨击秦桧的计策。按照旧例，左右史在任上去世，朝廷会恩赐其两个儿子官职。到了这时，皇上特地下诏赐给帛一百匹，恩赐官职如同惯例，但秦桧却阻挠不办。先生的大功在于议论国本，大节在于争辩和议。《宋史》为他作传，寥寥无几，不满十行，这也太奇怪了！他的次子季宣，另立《学案》。（补。）

译忠简胡澹庵先生铨

胡铨，字邦衡，是庐陵人。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淮海地区策试士人，先生所写的策论有一万多字，高宗看了认为他非同寻常，打算让他位列众多士人之首，但嫉妒他的人将他改列第五。授予他抚州军事判官的职务，尚未赴任，转任承直郎。遭遇父亲丧事，跟随乡里的先生萧子荆学习《春秋》。吕祉以贤良方正科推荐他，皇帝赐他应对，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先生上疏直言王伦引诱敌国使者，以诏谕江南为名，并指出孙近传达迎合秦桧的意见。秦桧认为先生狂妄悖逆、煽动众人，将他编管到昭州。秦桧死后，酌情将他移置衡州。提拔为起居郎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先生）借讲解《礼记》的机会说：“君主以礼为重，礼以名分轻重为重，名分以名器为重。希望陛下不要轻率地将名器授予他人。”又说：“陛下自即位以来，征召被贬逐的臣子，与臣一同被征召的有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 ten朋，如今只有臣还在。如果以言论为忌讳而想堵塞灾异的根源，臣知道这一定做不到。”又说：“朝廷大臣以缄默不言为贤能，以顺从取悦为忠诚，逐渐发展到兴元出逃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一句话使国家败亡’。”皇上说：“如果不是你，我听不到这些话。”金人请求议和，先生请求陛下下定决心恢复中原，闭口不谈“和”字，一旦在议和上示弱，就不能自我振作。任命为宗正少卿，请求外放，不被允许。兼任国子祭酒，不久任命为代理兵部侍郎。皇上因灾异现象，下诏让朝廷大臣陈述缺失的政事和紧急的事务。先生认为赈济灾荒是紧急事务，议和是缺失的政事，说议和成功有十件可哀悼的事，议和不成有十件可庆贺的事。符离之战失败，朝廷舆论急于与金人讲和。魏文节公张浚出使金国，金人扣留了他，分兵攻打淮河，于是任命先生以本职身份治理浙西、淮东海道。当时只有高邮守将陈敏抵抗敌人，射阳大将李宝拥兵不救，先生弹劾他，李宝害怕，才出兵夹击。大雪纷飞，河冰全部冻结，先生手持铁锤敲击冰面，士兵们都效命，金人于是退兵。乾道初年，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任漳州知州，改任泉州知州。请求退休，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留在经筵。请求离去，以敷文阁直学士的身份给予外任祠禄。辞别皇帝时，仍以归还陵寝、恢复故疆为言。皇上问现在回哪里，先生说：“回庐陵。臣以前在岭海，曾训传各种经典，想完成这部书。”特别赐予通天犀带以宠信他。先生归乡。皇上将他所著的《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令收藏于秘书省。淳熙七年，去世，谥号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流传于世。（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先生起初师从萧三顾，学习《春秋》，后来又师从胡文定。南迁后作《春秋集善》十卷，张魏公为其作后序。他被贬到新州时，作《易传拾遗》十卷，推崇程氏学说而时常在《易传》之外提出新意，李泰发为其作序。见《直斋书录解题》。谢山的《学案札记》，胡忠简《易传》十。又按谢山底本标题有《澹庵学案》一目，知道他对于《澹庵集》及其学派必定多有采录，可惜后来并入武夷，而其稿本不全。）

直阁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〇，是永嘉人。绍兴年间进士，多次升迁任江西提刑。隆兴初年，当面应对，详细陈述：“靖康、宣和年间的事情，难道只是朝廷谋略在外失误，也是由于人心在内离散，希望陛下阅览前人的覆辙，准备充分后再行动。”孝宗认为他说得对。任命为太常少卿，兼任枢密院都承旨，历任江东、福建提刑，直秘阁，去世。先生早年师从武夷，而在秦桧当权时也被认为是赵鼎、胡寅的学问，被禁锢十多年。（补。）

（云濠谨按：《两浙名贤录》，先生早年师从胡氏，本来就纯正。晚年又结交朱子，因此体用融通，本末纯粹。朱子曾经对人说：‘永嘉前一辈人物，究竟终究有别。’大概是指刘、许以后以及先生。）

谭先生知礼

谭知礼，字子立，是长沙人。延康殿学士谭世绩的族孙。生长在集市街巷之间，平庸地学习科举之业。胡文定公来到衡山，先生前往跟随他，住在他的精舍旁边，完全扫除以前的习气，抱着《春秋》研究其旨意，余力研习《资治通鉴》。文定公去世，弟子大多散去，先生也回家省亲，随即返回衡山，住在寺庙里，与五峰兄弟日夜不停地读书，用破旧的器具盛放粗饭菜汤，好像要这样度过一生。对五峰说：“我如果得不到圣人之道，终身不回家。”恰逢他的亲人去世，先生奔丧，还没来得及脱去丧服，也去世了，君子为此惋惜。（补。）

谏院韩先生璜

韩璜，字叔夏，是已故颍川人忠宪公的后代，南渡后居住在衡山。多次升迁任广西提刑、知谏院。胡文定公来到衡山，先生于是跟随他讲学，而与致堂侍郎尤其交好。致堂称赞他在广东做官，像墙壁一样直立而不受污染，又曾向执政推荐他。等到他在言官职位上，因触犯秦桧而被罢免，在衡湘一带筑室居住，致堂与向秘阁宣卿时常往来，被称为三友。北宋公相家族的兴盛，没有比得上吕氏、韩氏的，他们的子孙都能以学术传统光大之。吕氏则荥阳师从伊川，紫微〇师从龟山、广平诸公之门，仁武、

译（有人）在和靖门下求学，（梓材按语：仁武，是弸中的字；德元，是稽中的字。）而韩氏的德全则在元城门下求学，先生则在武夷门下求学，〇咎在和靖门下求学，东莱又是〇咎的〇，这是一段佳话。（补。）

译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寿翁，是永年人。多次升迁后担任潭州安抚使、敷文阁直学士、吏部副长官。他在担任衡山县尉时，拜胡安国为师。他尤其精通《周易》，撰写了《周易观画》两卷。朱熹曾为他撰写墓志铭，称他“预先知晓得失，不借助蓍草龟甲占卜，不迎合主上的喜好，不迎合时俗的赞誉，生平的大节，无论进退、安危都毫无遗憾，而在生死关头超然物外”。魏了翁说：“李先生诚恳地效法诸葛亮的出处之道，举出一个例子来阐明《周易》的功用，这不是那些只知死记硬背的浅陋儒生所能理解的。”其余详情详见《宋史》他的本传。李先生虽然精通《周易》，但他误信麻衣道者的心法，这是追求奇异的过失。（补。）

通守方困斋先生畴（另见《紫微学案》。）

提刑刘顺宁先生芮（另见《元城学案》。）

黎先生明（附师张昕。）

黎明，字才翁，是长沙人。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守信重义著称。他拜胡安国为师。建炎年间发生战乱，胡安国避难到荆门，黎先生为他占卜选址，准备器具和礼物，前往迎接他。胡氏家族定居南岳，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黎先生年轻时曾跟随御史张昕学习，张昕托付给黎先生的母亲，后来张昕陷入贼寇之手，黎先生历经艰险进入贼寇巢穴，将他救出并带回家。黎先生曾经路过郢州，李允文以京西路提刑的身份来到郢州，黎先生说：“郢州有很多被招安的寇贼，而李允文凶恶，他来这里必定会与寇贼作乱，不能长久居住。”随即离开。一个月后祸乱果然发生。薛徽言出使湖南，宋高宗命令他访求山林中不仕的贤者，薛徽言推荐了黎先生，任命尚未下达黎先生就去世了。黎先生的古道热肠，大概也是像候无可那样的人，而湖湘学派的兴盛，黎先生功劳最大。距今六百多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姓氏。我从《薛常州集》、《魏秦公集》中得知他的大概事迹，也足以稍加传述了。（补。）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是知淮宁府、谥号忠毅的向子韶的儿子。原籍开封，南渡后定居衡山。向子韶为国难而死，家中几乎断绝子嗣，向沈因为娶胡安国家的女子为妻而得以幸存。向沈痛心于家国变故，每天跟随胡安国讲习《春秋》中复仇的道理，而当时朝廷正主张议和，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志向，长期忧虑熏心，早衰多病，于是对俸禄仕途淡泊如水。他侍奉叔父秘阁修撰向子忞如同父亲一样。他在监南岳庙时，湖南安抚使刘昉曾按照当时宰相的意思弹劾向子忞，向沈出于义气不依附刘昉，于是辞职离去。他的生母李氏在淮宁与他相隔，经过多年，迎养母亲的礼节断绝，他追服丧制。言官认为向子韶在淮宁的气节，应当任用他的后人，尚书下发符令催促召见，向沈感叹说：“时局正多灾难，不辱没先人就足够了。这不是我所愿意的。”最终没有前往。前后共五次监南岳庙，以右通直郎的身份退休。起初，朝廷议定给向子韶的后人六人官职，向沈将其中一个名额奏请给了季弟向鸿，其余的都按照叔父向子忞的命令分给族人，后来叔父也凭借郊祀的恩赏先给向沈的儿子，然后才给孙子，世人称他们为义门。（补。）

通判向先生浯（另见《五峰学案》。）

大夫向先生涪

向涪，是向子諲的小儿子。跟随胡安国学习。（补。）

（梓材谨按：楼钥在《芗林家规》跋文中说：“芗林留下的训诫，凛然如生，而三个儿子都很贤能。兴国及邵倅既然在前遵循维持，贰车高寿，独自殿后各位，保家之庐尤为深长，既已上报郡守，又刻在石头上。”贰车应当是向涪。又按：朱熹在《向芗林文集后序》中说：“起初公去世时，五峰先生胡公确实记载了他的德行。十多年后，端明学士汪公才开始在墓中刻铭。又二十多年后，公的小儿子大夫公才将公的《文集》三十卷托付给我，让我作序。”又说：“大夫年轻时奉公之命在南阳胡文定公门下受学，今年七十六岁，辞官在家养老也已经十八年了。”由此可以看出向涪的大概情况，当时大概是淳熙十二年。

文定汪玉山先生应辰（另立《玉山学案》。）

太学杨先生训

杨训，字子中，是湘潭人。跟随胡安国学习。他曾问孝道，胡安国说：“言语谨慎而行为慎重。一句话的过失，一个行为的悔恨，这就是不孝。”杨训退下来思考说：“我从事《新经》的教学，以太学进士的身份在笔墨口舌间争辩是非已经二十年了，难道有内省之功从事于言行的人吗！”于是改读《论语》、《孟子》、经史，从事农耕以供养父母，不急于追求利禄。他在胡安国碧泉讲舍求学，时间越久越恭敬，被称为高足弟子。（补。）

清简闾丘先生昕

闾丘昕，字逢辰，是丽水人。多次升迁后担任吏部副长官，谥号清简。他在胡安国门下受业，所以与明仲共同撰写《二五君臣论》一卷，对六十四卦各自作了解说。其主要旨意是说：以阳爻居阴位而为九二，那么臣子有时就会失之强横；以阴爻居阳位而为六五，那么君主有时就会失之软弱。这大概作于绍兴年间，意在有所寄托。张栻为它作序。（补。）

祖望谨按：这不过是侍郎因时讽谏的说法罢了。九二不一定尽是专权的臣子，六五不一定尽是懦弱的君主。绍兴之

译枋臣，难道还能有阳刚之德吗？这不过是阴气极盛、剥蚀庐舍的小人罢了！

译彪先生虎臣（父亲徐约。附张所。）

彪虎臣，字汉明，湘潭人。父亲徐约，孝顺友爱，质朴敦厚，听到有人议论别人的过失，就捂住耳朵离开。先生凭借经学教授学生，求学的人争相迎请他。先生天性温和平易，但教学崇尚方正严厉，以不欺骗为根本，以孝悌为先，以文学技艺为后。所以跟随他学习的人不只是追求仕途进取，有所敬畏而不做坏事。青州人张所早年游学于京城和洛阳，听闻几位先生的学术言论，所到之处立志访求人才，宣和年间掌管长沙教育，派遣他的儿子来向先生求学，远近的读书人更加依附归顺，尊称先生为乡先生。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儿子徐居正。胡文定公南渡到熊湘时，先生一见，心中有所领悟，等到他的儿子长大，就命他拜入胡文定门下学习。（参考《胡五峰集》。）

（梓材谨案：《一统志》说先生曾经跟随胡文定父子学习，似乎没有分辨清楚。）

乐曲肱先生洪

乐洪，字德秀，衡山人。跟随胡文定学习。自号曲肱先生。著有《周易卦气图》一卷，郭白云作序。（补。）

教官徐先生时动

徐时动，字舜粼，丰城人。胡文定的高足弟子。绍兴年间进士，担任虔州教官。改任吉州教官，不到一年，称病离职，从此不再做官。著有《孟子说》十四卷、（云濠案：另一版本作四十卷。）《西江录》三卷、《师门答问一卷》。（补。）

祖望谨案：《胡文定公传家录》是曾吉甫、杨子中与先生共同编纂的。

（云濠谨案：《胡氏传家录》是曾、徐、杨三人所记录的胡文定答问语录。另外胡文定次子胡和仲所记录的《庭训》也很详细。）

通判王东谷先生枢

王枢，字致荣，丰城人。学问通晓群经，尤其精通《春秋》。年轻时游学于胡文定公门下。绍兴年间进士，参预吉州军事。郡里发给军队的衣服有粗劣不堪的，众人在庭院喧哗，没有人能制止，先生严肃地驳斥他们，事情才安定。担任瑞金县知县，改任岳州通判，所到之处常去学校，拿着经书讲论。又改任鼎州，茶寇接连不断，道路不通，有人想烧山断绝茶叶来源，有人想由官府自行收购贩卖，先生制定决议，特别实行长短引之法，以便商贩运输，湖地百姓依赖此法受益。在通判常德府任上去世。有《东谷集》。（补。）

◆向氏家学

通直向先生沈（见上文《武夷门人》。）

◆叶氏门人

庄定黄先生祖舜

黄祖舜，字继道，福清人。宣和三年的进士，多次升迁至军器监丞。入朝对答，说县令交给铨选部门考察授职，哪里比得上成就郡守重要。出任泉州通判，将要出发时，上疏请求在科举之外访求学问品行修养清明、孝顺友爱纯厚笃实的人，由县推荐到州，州延请他们到学校，以作为士人的表率。其中特别优异的人，以名字上报。留任仓部郎中，代理刑部侍郎兼侍读。进献《论语讲义》，文辞义理明净精粹，下交国子监刊印发行。不久掌管枢密院。金人侵犯淮河，大将刘锜生病不能领军，各位将领王权、刘汜退败，高宗想诛杀他们。先生说：“战败的罪过确实难以赦免，然而刘锜对国家有大功，如果听说此事愤恨而死，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吗？”皇帝嘉许采纳了他的意见。去世，谥号庄定。所著《论语讲义》，朱熹多次引用。其他如《易》、《诗》、《礼说》以及《历代史义》共几万字。（参考《道南源委》。）

祖望谨案：黄继道，《宋史》中有传记。他所著的《论语说》，沈大廉曾经引用，胡五峰先生又综合两家审正。此外有《易说》、《诗国风小雅》、《礼记说》、《列代史》、《黄庄定集》十五卷。

（梓材谨案：先生《论语说》被沈氏引用的三条，已见于《周许诸儒学案》。）

论语说

乡人林德肤曾说：当时人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认为不对，说如果能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何必期望他思考三次呢。像三家那样强大，文子大概没有思考到吧。

祖望谨案：这条胡五峰采纳了。

先儒说〇牛指的是仲弓的父亲，不对。斥责父亲而称呼儿子，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是说才德不依附于世罢了！

祖望谨案：这条胡五峰采纳了。

“君子义以为质”这四句话，似乎属于谈论立政的话。如果是学者，那么“敬以直内”才是根本。

胡五峰说：圣人的话无所不通，但这四件事确实非“敬以直内”不可，不必专门指立政。

“君子不施其亲”，是不偏私于亲人。

正简叶先生颙（附哥哥叶顗。）

叶颙，字子昂，仙游人。政和、宣和年间与哥哥叶顗徒步进入京城，都隶属太学博士弟子员。金人入侵，叶顗奋力作战而死。先生绍兴年间进士，担任常州知州，有人劝他进献盈余，应当能得到好官职，先生不答应。后来官至宰相，识大体，抑制侥幸，服饰、田宅不改旧样。去世，谥号正简。（参考《姓谱》。）

正献陈先生俊卿

陈俊卿，字应求，莆田人。绍兴年间

译（他考中）进士，多次升迁担任侍御史，弹劾罢免秦桧的党羽，上疏陈述张浚的忠诚与正直。历任同知枢密院事，被授予右仆射，把选拔人才当作自己的责任，奖励廉洁谦退的人，抑制奔走钻营的人。后来以少师、魏国公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为正献。先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恭敬，这些品德是天生的。他为人清廉严肃、崇尚礼法，整天没有懈怠的神情。即使生病，见到子孙也一定穿戴整齐。他胸怀坦荡，对待人不论老少，一律以诚实相待。一句话一旦说出，终身都可以再次验证。对于身外之物他淡泊没有喜好，唯独喜欢阅读史书，生病时也不放下书卷。他的学问以圣贤为准则，对于佛教、道家的学说，从未去探问。（参考《朱子文集》。）

译尚书郑少融丙

郑丙，字少融，福州人。在淳熙年间担任吏部尚书。曾经进言称“伪学”不应该被信用。（参考《道命录》。）

谢山在《跋宋史郑丙列传》中说：庆元年间对道学的禁令，滥觞于郑丙，《宋史》对他的诋毁非常严厉。我平心考察，在此之前郑丙也是清流，自从倡导攻击道学，就丧失了名节，而一旦跌落便无法再振作了！朱子曾经说：“建宁自从程、郑两位公以来，圣节不允许僧人升堂说法，其余没有人敢担任此职。”程公就是程泰之。《桯史》记载：郑丙初入西掖，极力进言赏功迁职的泛滥，皇帝下诏书奖许；又极力洗雪陈龟年的冤狱。韩子师凭借曾觌的援引，将要被召用，郑丙极力争辩，大臣多诬陷他卖弄直率，皇上唯独看重他，很快提拔他为吏部尚书。王公谦仲当时任宗正丞，因进对，有“爱莫能助”的推荐。像这样，即使是古代的名臣，又能超过什么呢！叶水心也称许郑丙的风骨气节。唉！朱、王、叶三位老者，都是庆元党魁。郑丙又有什么心思如此猖狂，晚节与初衷背道而驰呢！然而《宋史》一概抹杀而不记载，这也符合善恶不相掩的史法。

◆茅堂家学（孙、程四传）

胡季立先生大本（另见《五峰学案》）

◆曾氏家学

司晨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曾文清的长子。官至司农卿。最以学问著称。（参考史传。）

侍郎曾习庵先生逮（另见《震泽学案》）

知军曾先生集（另见《廌山学案》）

◆曾氏门人

仓部吕先生大器（另见《紫微学案》）

中大陆放翁先生游（另见《荆公新学略》）

◆范氏家学

帅机范先生念德（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薛氏家学

文宪薛艮斋先生季宣（另为《艮斋学案》）

◆澹庵家学

承务胡先生泳

胡泳，字季永，胡忠简的长子。六岁时跟随胡忠简调任新州，诗人陈元忠将他视为“《春秋》生”。二十四岁时跟随胡忠简回到庐陵，在道家塾讲学，兄弟间和睦融洽。先生学问有家法，曾经读《横渠易》，读到“心化在熟”时，击节赞叹说：“这是至理名言！请让我终身诵读它。”官至承务郎，监江、淮总领所惠民局兼行宫杂卖场。淳熙初年，去世。（参考《周益公集》。）

奉议胡先生澥

胡澥，胡忠简的次子。官至承事郎，监南岳庙，又任奉议郎、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杨万里称他修洁博习，能继承家业。（参考杨万里《荐士录》。）

◆澹庵门人

文节杨诚斋先生万里（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文忠周平园先生必大（另见《范许诸儒学案》）

◆彪氏家学

彪先生居正（另见《五峰学案》）

◆武夷再传

县官张先生默

张默，字成父，是张栻的孙子。魏忠献公的从孙，从胡文定公那里传承《春秋》之学。所到之处做官都有声望。见于杨文节公《荐士录》。（补）

祖望谨案：宣公也有送他赴任襄阳的诗，而文节误以为是魏公的从子，或许是传写错误。

（梓材谨案：文节《荐士录原本说“能传承胡文定《春秋》之学”，大概是得到了《春秋》的传授，并非亲受学于文定，列为武夷再传是可以的。）

文庄曾先生渐

曾渐，字鸿甫，南城人。绍熙年间进士，累官吏部侍郎。谥号文庄。详见叶水心墓志。朱子说曾渐多是禅。

宗羲案：湖南一派，如胡致堂辟佛，可以说到了极点。而同学多陷入禅宗，为什么呢？朱子曾举一僧语说：“今人解书，如一盏酒，被一人来加些水，那一人来又加些水，依次加去，都淡了。”我独自认为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浅薄，现在看其所谓如来禅就可以知道了。其后吾儒门中人逃遁到那里，就把儒门的意思说话添入其中。稍见有败阙处，随后又有儒门中人为之修补增添。依次添来添去，添得浓了，以至于不可穷诘。而俗儒真以为其所自得，那么儒就淡了。可叹啊！

祖望谨案：文定卒于绍兴八年。鸿脯得及其门，则当生于靖康以前，哪有绍熙中尚存的！难道是另一个人吗？或者是私淑之学吗？应当等待博物者再考证。

（梓材谨案：《水心文集》中有《中奉曾公墓志》说：“开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当在干道元年乙酉，距离文定之卒绍兴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业文定可知。又案：文庄韩侂冑同时，朱子所论非有别人，谢山疑为私淑，应当是

译也。）

◆陈氏家学

承议郎陈先生守

承奉郎陈先生定

直阁陈复斋先生宓（均见于《沧洲诸儒学案》。）

译◆茅堂续传

隐君赵江汉先生复（另见《鲁斋学案》。）

卷三十五 陈邹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陈邹诸儒学案（全祖望补本）

陈邹诸儒学案表

陈瓘 （子）正汇 （孙）大方

（《丰氏门人。） （从孙）渊（另立《默堂学案》。）

（元城同调。吕本 （另立《紫微学案》。）

中涑水、百源、二程私淑。》） 曾恬

（鄞江、西湖再 詹勉（并见《上蔡学案》。）

传。》）

廖刚

林宋卿

李郁（并见《龟山学案》。）

蒋璇

（父浚明。）

蒋珫

张琪

黄〇（另见《紫微学案》。）

（了翁续传。）

邹浩 （子）柄

（《龚氏门人。）

（了翁讲友。）

（伊川私淑。）

（荆公再传。）

唐广仁 吕本中（另立《紫微学案》。）

（陈、邹同调。涑水私淑。）

关治

（龟山门人。）

（二程再传。）

陈正

夏候旄

唐恕

胡宗伋 （子）沂 孙拱

（孙）撙（并见《槐堂诸儒学�。）

孙畴

（伯父子升。）

孙介 （子）应时（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附厉德辅。）

刘若川 （子）充实

（父陶。） 周必大

周必刚

周必强

邓名世

（并元佑之余。） 邹斌（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邓氏续传。）

陈邹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私下承袭洛学但未达纯正境界的，是陈了斋、邹道乡。唐充之、关止叔，又次一等。了

◆斋兼私下承袭涑水、康节，

学徒最为兴盛，建炎之后多归于龟山门下。撰述《陈邹诸儒学案》。（梓材按：此卷诸儒皆为洛学私淑，但也各有师承。其中属于元佑余绪者，附入此卷。）

◆清敏门人（王、楼再传。）

忠肃陈了斋先生瓘陈瓘，字珪中，南剑州人，学者称为了斋先生少年喜好读书，不喜欢为了仕途进取而学习。父母勉励他承担家族门户的责任，他才参加科举，一举考中甲科，担任湖州教授。元佑初年，蔡卞任越州长官，先生担任签判，推测知晓他的心术，常想远离他，屡次称病请求归乡，奏章未能呈上。被征召代理明州通判，蔡卞一向敬重道人张怀素且将来越州，蔡卞挽留先生稍作等待，先生不肯停留，说：“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混乱和鬼神。这接近怪异了。”章惇入朝为相，先生在途中拜见，章惇听闻他的名声，询问当世的事务，先生说：“请让我用所乘的船作比喻。偏重，可以行驶吗？移到左边放到右边，它的偏斜是一样的。”被召任太学博士，升迁为校书郎。章惇、蔡卞主张绍述的论调，追贬司马光，诬陷中伤宣仁皇后。先生上奏说：“尧、舜、禹都以‘若稽古’为训诫。若，是顺从而行；稽，是考察其是否得当。一定要使符合民情，所以能成就帝王的治理。天子的孝与士大夫的孝不同。”皇帝心意感动喜悦。执政者听说后怨恨他，出任沧州通判，知卫州。徽宗即位，召任右正言，升迁左司谏。先生议论持平，务求保全大体，不拿细微小事作为借口，未曾提及他人阴暗不明的过错，只极力论述蔡卞、章惇、安惇、邢�的罪状。御史龚夬弹劾蔡京，朝廷将要驱逐龚夬，先生说：“绍圣以来，七年五次驱逐进言者，都是与蔡京意见不同。如今龚夬又因弹劾蔡京被罢免，公道何在！”于是起草奏疏弹劾蔡京。还未及呈上，被罢免监管扬州粮料院。先生出京城城门，缴回四份奏章，并阐明宣仁皇后被诬陷诽谤之事。皇帝秘密派遣使者赐给黄金百两，改任无为军知军。第二年，还朝任著作郎，升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宰相曾派客告知他将正式任职，先生对儿子正汇说：“我与丞相议事多不合，如今这样，是想用官爵来诱饵我。我有一封书信论述他的过错，将投出以决定去留。”正汇希望能得到这封信，先生很高兴，早晨持信入省，曾布派数人邀相见，刚就座，突然拿出书信，曾布大怒，出任泰州知州。不久被除名，流放袁州、廉州，移居郴州，稍后恢复宣德郎。正汇在杭州告发蔡京有动摇东宫〇，杭州太守蔡薿逮捕送往开封狱，一并逮捕先生对簿公堂。先生说：“正汇听闻蔡京将不利于社稷”，瓘岂能预先知道？因所不知，忘却父子之恩而指责其为妄言，则情理上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

译综合他们的说法，又是不合道义所不能做的。蔡京的奸邪，曾布本来就在谏院议论过，不必等到今天。」内侍黄经臣来审理，听到他的言辞，失声叹息说：「皇上正想要知道实情，按照所说的如实回答就可以了。」案件审结，郑正汇因为所告发的事情不实被流放到海上，先生也被安置在通州。先生曾经撰写《尊尧集》，议论的人认为书中多有诋毁诬蔑之词，被编管安置在台州。宰相派凶恶之人石悈担任知州，将先生抓到公堂，大肆陈说案件审结的情况，打算用死来胁迫他。先生揣测知道他的用意，大声呼喊说：「今天的事情，难道是奉了制旨吗！」石悈惊慌失措，这才告诉他说：「朝廷命令索取《尊尧集》罢了。」先生说：「我把神宗皇帝当作尧，把当今皇上当作舜，辅助舜来尊崇尧，怎么能成为罪过！你得到多少好处，竟然也不顾惜公众的议论吗？」最终没能害死他，又调移到楚州。先生治学笃实且有见识，通晓《易经》和术数，议论事情大多应验，然而所持的论调一概以理为根本。起初，蔡京知道他的才能，对他格外礼遇，先生不肯依附，对进取仕途淡泊。等到担任言官职务，上疏弹劾奸恶之人，即使是所举荐的人也不回避。曾经说：「那是『举荐你所了解的人』，这是『实行仁德由自己决定』。」有见识的人看重他的话。宣和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靖康初年，追赠右谏议大夫，谥号叫忠肃。（参考史传。）

译祖望谨按：陈瓘（了翁）最尊崇刘安世（元城），那么把他视为司马光（涑水）的私淑弟子是可以的；他每次得到程颢（明道）的文章，都穿戴整齐地诵读，那么把他视为二程的私淑弟子也是可以的；他精通《皇极经世》之学，那么把他视为邵雍（康节）的私淑弟子也是可以的。然而他的学术渊源出自丰稷，而丰稷又出自楼郁。当胡瑗（安定）、石介（泰山）、孙复（古灵）倡导学术时，四明五先生隐居于里巷，讲学只是为了独善其身罢了。远远比不上那些公卿大儒。传了一代到丰稷，他的学说已经在世上光大；再传一代就得到了陈瓘、陈瓘之弟陈瓘（先之）两人。那么，简陋的车轮是华美大车的开端，他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陈瓘的弟子遍布东南，后来大多归附了杨时（龟山）的门下。

（梓材谨按：先生为丰稷（清敏）撰写墓志铭，自称“门人叙复宣德郎赐绯鱼袋陈熵叙次”，这是先生作为丰稷门人的证据。但丰稷同时侍奉鄞江王氏，那么先生就不只是楼郁的再传弟子了。）

陈右司说：

人的气质一旦确定，就不能自己改变习性，难道不是因为不学习吗？气质的作用狭隘，道学的功夫宏大，对于所习以为常的东西未曾加以省察。天有天气，地有地质，没有事物不是这样的。人渺小地处于其间，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呢？其中的道理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了。致力于学习在于寻求老师。

年幼求学的人，首先要分辨人品的高下，哪些是圣贤所做的事，哪些是下愚所做的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是年幼求学时应当首先做的。颜回、孟子，是亚圣，学习虽然未能达到他们的境界，也可以成为贤人。言语温和而气息平和，那么颜回的不迁怒就可以逐渐学习了；犯了错误能够悔改，又不害怕改正，那么颜回的不贰过就可以逐渐学习了。知道埋藏鬻卖的游戏不如祭祀的俎豆重要，念及慈母的爱而至于三次搬家，从幼年到老年不厌烦不改变，始终一心一意，那么我的不动心也可以像孟子一样了。如果立志不高，那么他的学习都是常人的事，谈到颜回、孟子，就说：“我是孩童，怎么敢学习他们呢！”这种人不可以跟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了。先生长者看到他的卑下，一定不肯与他交谈，那么他所交谈的都是下等人。言语不忠信，行为不笃敬，犯了错误不知道悔改，悔改了不知道改正，都是下等人。听到下等的话，做下等的事，譬如坐在房屋之中，四面都是墙壁，虽然想要开明，也不可能了！

（梓材谨按：以上两条大概录自《小学》。）

求学的人必须经常自我测试，以观察自己的力量是否进步。《易经》说：“或跃在渊，自试也。”这是圣人的学问。

人的大恶，即使到了谋反大逆的地步，如果有一念悔意，让他在临刑之际说“我后悔了”，就应当赦免他，就应当任用他。

祖望谨按：这也是针对王氏执迷不悟而发的。

君子与人为善，所以能够培养其大体而成为大人，所以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而使天下获利相见，所以能够言行成为法则。后来的人急急忙忙地只想要自己是对的，恐怕别人背叛自己，用利益引诱他们，用祸害驱使他们，天下终究不认为这样是对的，而自己却认为超过了天下，多么愚蠢啊！

求学的人不只是为自己而已，还将为了别人。管仲生平多违背礼制，不如晏子有节操。然而孔子称赞晏子不过说他是“善于与人交往”，而极力称赞管仲的仁德，因为管仲的功绩惠及天下而晏子只是独善其身。

求学的人不只是诵读言语，撰写文词而已，将要用来找回我们放失的本心。所以《大畜》卦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说的识，是识别其是非，识别其邪正，像这样。所以能够蓄养其德行。

现在有人说：“做官而使天下人称之为贤人，是自己夺取善名而把过错归于君主；使天下人称之为不贤人，是自己夺取恶名而把美名归于君主。”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李斯分担谤议的说法。天下人称之为不贤，未必不会成为君主的累赘。

孔子用柔来文饰刚，所以内有圣德而外表与人相同。孟子用刚来文饰刚，所以自信其道而不被人屈服。众人用刚来文饰柔，所以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

杨子的书，只是说到而已。孟子的书，则是自得之。如平旦之气，养浩然之气，都是自得之语。孔子则连自得之处也没有。

凡是想要解释经典，必须先反求自身而心安，推行于天下而可行，然后才为之解说。纵然未能完全领会圣人的心意，也差不多接近了。如果不这样，即使言辞辩驳通畅，未免有穿凿附会之嫌。现在有人对别人说：“冬天喝水，夏天喝汤。为什么呢？冬天阴气在外，阳气在内，阳气在内则内部热，所以想喝水。夏天阳气在外，阴气在内，阴气在内则内部寒，所以想喝汤。”即使很善辩的人也不能驳倒他的说法。然而反求自身而不安，推行于天下而不可行。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平常人就把它说成两件事，相差太远了。大概说学习则是增加，“见善必迁，有过必改”；说道则是减少，“惩忿窒欲”。这两个卦未曾偏废。

（梓材谨按：以上各条，都本于吕氏《童蒙训》。只是谢山所节录的《童蒙训》共十四条，现在移入《安定学案》的一条，移入《高平学案》的一条，移入

译《荆公新学略》有两条记载。）

先天之学，以心为根本，至于治理天下，不过是邵雍（康节）的余事罢了！世俗的学问从文字中探求《易经》，对于《皇极经世》，有的人认为它是考察数理的书。

译祖望谨按：以下出自《邵氏闻见后录》的内容，都是回复杨、游两位先生的书信。

《观物篇》说：“防备再防备，国家才能长久，子孙才能昌盛。”因此圣人重视事前的防备，这就是《易经》的大纲。

康节先生说：“探究事物规律的学问，不可以强行通达。强行通达就会失去事理而陷入迷惑。”《皇极经世》这本书，是不可以强行通达的。

康节先生的学问不在数学，而在心性。如果想要观察吉凶祸福，本来就有八卦可以推演吉凶，何必再去《皇极经世》中寻求呢？

祖望谨按：先生晚年私下最推崇康节先生，所以我在《康节学案》中将景迂先生与先生并列在一起。先生的文集五十卷，现在已不流传。我从吕文清的《童蒙训》以及邵博的《闻见后录》中搜集摘录，得到二十多条，列在这里。先生论述康节学问的观点，杨、游两位先生不以为然，但其中精辟的言论不可埋没。

（梓材谨按：谢山所说的搜集二十多条，大概是连同摘录的《行略》各条一起说的。又按：谢山摘录的《邵氏闻见后录》五条，现在有一条移入《涑水学案》。）

忠肃文集

叶公沈诸梁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没有回答。叶公是当世的贤者，鲁国有仲尼却不知道，子路不回答是适宜的。（梓材按：以上三十六字，从《明道学案》中洲所摘录的《附录》并入。）我元丰乙丑年夏天担任礼部贡院点检官，恰好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住，范公曾经论述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有伯淳能做到，我问范公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难道不知道有伯淳吗？”我道歉说：“生长在东南，确实不知道。”当时我二十九岁。从此以后，常以见识浅陋而自愧。（《责沈文送侄孙几叟》）

古代善于学习的人，心志高远而没有阻碍，然后气息融合而没有隔阂；穷究事物原理而不迷惑，然后修养纯熟而道义凝聚。山上的树木，合抱的大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等待成的。人的祸患，在于不树立根基。根基树立而不努力，又和那些树木有什么不同呢！（同上）

汉成帝、哀帝时期，如果大臣的门下有辜负恩义的人，那么汉朝的宗庙社稷不至于危亡。然而如果做大臣的不欺骗君主，尽忠的士人又怎么忍心辜负他们的门庭！（《上曾子宣论日录书》）

祖望谨按：这是指绍述那几位公卿。

列子有话说：“世人把活着的人看作行人，那么死去的人就是归人。行走却不知道回归，就是迷失家园的人。”这是御寇没有透彻的话。生死没有时刻不是统一的，四大没有时刻不是分离的，何必等到死才算是回归呢？活着时心已回归，死去时形体变化，回归而等待变化，又何必等待言语。（《上吕吉甫书》）

祖望谨按：紫微先生说：“这是诱导吉甫让他行善。”然而我认为他的话稍有不纯。

所买的书，一定要逐渐观看考证。在乡间居住处理事务，应当尽到人情，不应当专门守着旧书。总之，就像缉麻一样，虽然有时放手，不要埋没头绪，断了就接续，忙时又舍弃，长久不停止，绩成长长的条，哪里有间断的地方呢？（《与李光祖书》）

《资治通鉴》曾经留意过吗？学者厌倦于持久，而稽古的习气突然难以承担，凡是像读习寓言一样，可以十天半月就完成，所以抛弃史书不读。不知道《六经》、《论语》阐发中正实在的道理，以稽古为根本。庄周高深而不中正，寄托而不实在，他的话可以喜悦但实际是荒诞虚幻，还不如老子对世间有益，何况能比得上我们教义的中道呢！《华严经》说“依教修行”，这句话乃是百家的总门户。我们的教义不是他们的教义，他们的教义不是我们的教义，其实没有区别，只是门户不同，各自依照自己的教义，本来就不互相妨碍。戴着圆帽、穿着方鞋而跪拜的人，是舍弃我们的教义。舍弃经史可以证实的实在，而说荒诞放纵没有实在的文章，这和那有什么不同！《华严经》依教的宗旨，不像这样偏颇。修身行己，奉行圣教罢了。像稽古的事情，记载在《六经》；《六经》之后一千多年的事情，散见于各种史书。《通鉴》收集散乱而撮取要点，这是英宗、神宗赐给后学的原因。（《与邹志完书》）

（梓材谨按：谢山搜集的《忠肃文集》七条，现在有一条移入《涑水学案》。）

杂说

一天的计划在于寅时，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季，一生的计划在于少年。（见《并榈集》）

身教使人顺从，言教使人争讼。（见《龟山集》）

金子可以死而不变化，水经过万次曲折也向东流。

天下的死是一样的，死于瘴气瘟疫，是死；死于监狱，也是死；死于刀锯，也是死。我现在一概看待，都不选择。

子路死在卫国，不忘整理帽带，安适快乐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平时修养有素啊！

我平生学佛，所以在生死之际了然无惧。

佛是觉悟，禅是安定。

在痛苦的地方练习安乐的法门。（以上见《默堂集》）

佛法的要领，不在文字，

译也不脱离文字，只需《金刚经》一卷就足够了。世上那些不追求世俗功名而致力于研读此经的贤士大夫，过去我曾轻视他们，现在才知道他们并不愚痴。这部经的要旨只有九个字，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汉语来说就是一个“觉”字，《中庸》里的“诚”字也就是这个意思。这部经对于一切有名、有相、有觉、有见的东西，都归结为虚妄，它所确立的，唯独这九个字。字虽然是九个，所指的事物却只有一个。这是“一以贯之”的那个“一”，不是计数的那个“一”；这是“不诚无物”的那个“物”，不是万物的那个“物”。年纪过了五十，就应当留意此事，不要再因循拖延。这与日常事务毫不相妨，只是心中不要忘记罢了。早点明白就能早点受益。

译我此前困于患难，其他无所畏惧，所畏惧的只是死亡。如今就连死亡也不畏惧了。

李梁溪说：这可以看出“不动心”的艰难。

（梓材谨按：忠肃公这番话，谢山没有标明出处，恐怕是梁溪《集》中引用的罢了。）

附录

有一天，曾经与家人交谈，家人开玩笑问这话是否属实。先生退下后，自责了好几天：难道我曾经欺骗过别人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以下出自《行略》。）

先生酒量有一斗多，但每次饮酒不超过三杯，担心耽误事情。每天有一定的功课，从鸡鸣时起床，整天写作阅读，不离开小书房。疲倦了就躺下睡觉，醒来就立刻起身，不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每夜一定在床侧放置行灯，自己拿着灯到案前，有人问为什么不叫侍从，先生说：“起身躺下没有定规，如果经历寒暑，就一定会动念，这不是可以常行的道理。我本性安于如此，不想劳累别人。”

先生的奏疏中有这样的话：在那边如同“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在这里则是“行仁由自己”。不曾因为预先推荐而加入他的党羽，也不曾因为小事而断绝他的恩惠。

祖望谨按：这话大概是为曾子宣而发的，与《上曾子宣书》相同。

又说：言语传遍天下却没有口过，并不是说不说话，只是不说是非长短利害，即使经常说话也没有害处。所谓整天说话却如同没说话，所以没有过错。

祖望谨按：这话不妥。如果不说长短利害是可以的，难道有不说是非的吗？大概是记录者的错误。

又说：天下的事情，变故无常，只有考察往事，才能知道其中的缘故从而应对变化。王氏却想要废除史学而咀嚼虚无的言论，他的行事与晋人没有区别，必将用荒唐扰乱天下。

祖望谨按：先生弹劾蔡京说：“灭绝史学，很像王衍。”

又说：“北方人起初可以有所作为，南方人轻浮危险容易变化。”

祖望谨按：弹劾蔡京说：“重视南方轻视北方，分裂的苗头已经出现。”

张天觉喜好佛教，也喜好道教，先生虽然被他推荐引荐，未曾相识，也未曾通信，只用诗简给他说：“辟谷不是真正的道，谈空失去了自然。何如在建立功勋的地方，无愧于神仙。”

祖望谨按：这就知道先生学习佛教，也是他的寄托。所谓“行为像儒家而言论像墨家”。

先生通晓《易》数，如靖康、建炎以及隆佑太后垂帘听政的事，都预先说中了。（以上出自《行略》。）

（梓材谨按：以上八条，谢山底稿在《陈右司说》中连带书写，现在因为录自《行略》，依照体例附在这里。）

刘元城《谈录》说：陈莹中，我曾经推荐他代替自己，却未曾见过面。莹中多有失误。如《尊尧集》先评价王安石为伊尹、吕尚那样的圣人伴侣，而后又把他纳入僭越叛乱的领域，这是学术不纯粹。

《吕氏童蒙训》说：陈人莹中，是福建人，却专门重视北方人。认为北方人可以有所作为，南方人轻浮危险容易变化，不可以有所作为。

谢山《陈忠肃公祠堂碑铭》说：“忠肃在合浦著《尊尧集》，以驳斥新学，尚不满意，等到在四明著成，才认为没有遗憾，那么四明应该建有祠堂。忠肃做副职时，住在南湖之南的蓝田，而西湖十洲的题咏最多，那么湖上尤其应该建有祠堂。”又说：“史越公说那时忠肃非常穷困，皮衣葛布不足以遮体，箪瓢不足以充饥，然而温和盛大的德行容貌，毫无怨恨，谈笑舒畅愉快，隐居非常快乐。我读忠肃十洲的各种作品，那么越公的话确实可信。唉，这就是所谓的大丈夫吗！”

◆龚氏门人（荆公再传弟子）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

邹浩，字志完，晋陵人。考中进士，调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吕正献公、范忠诚宣公担任太守，都礼遇他。忠宣公嘱托撰写乐语，先生推辞。忠宣公说：“翰林学士也做这个。”回答说：“翰林学士可以，祭酒、司业则不可以。”忠宣公恭敬地谢罪。哲宗提拔他为右正言。有人请求用王安石《三经义》出题考试举人，先生论述不可行而作罢。章惇独揽相权专断行事，先生所说的话每每触犯章惇的忌讳，仍然上章公开弹劾，列举他不忠侵犯君上的罪过。当时皇上废黜孟后，而立贤妃刘氏为后，先生上章极力劝谏，以“万世公议”为理由。皇帝变了脸色，拿着他的奏章，凝神若有所思，交给外面处理。章惾诋毁他狂妄，于是削去官职，监管新州。徽宗即位，召为右正言，升任左司谏。上疏请求升降人才，一概由皇帝独断，应当在独断尚未形成之前体恤公议，在公议已经听闻之后谨慎独断。改任起居舍人，晋升中书舍人，又请求考察先朝盛德，以尽继承先帝遗志的孝心。升任兵部、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身份知江宁府，调任杭州、越州。蔡京专权，忌恨他，寻找他劝谏立刘后的奏疏没有找到，于是伪造奏疏向内外宣示，于是再次贬谪为衡州别驾，不久流放到昭州，五年才得以回来。当先生被任命为谏官时，担心给亲人带来忧虑，母亲张氏说：“你能报效国家，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等到先生两次被贬谪到岭南，母亲不改变初衷。瘴气疾病危急严重，杨时前往探望他，还

译他询问国家大事，谈话不涉及私事。去世时，享年五十二岁。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他为宝文阁直学士，赐谥号“忠”。先生学问渊源出自伊洛学派，却特别喜好禅宗义理，其《括苍易传序》推崇应詹、荆舒的学说。前后的立论，难免有所分歧。然而从大节来看，终究没有辜负师承。文字上的小瑕疵，不足以成为累赘，因为他的学问重点在此而不在彼。与他交游的田昼、王回、曾诞，都是良士。著有《道乡集》若干卷。（参见史传。）（云濠按：《邹道乡集》诗十四卷，文二十卷，《四库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相符。《东都事略》说是三十卷，不对。）

译祖望谨按：南轩曾说道乡晚年与程子讨论道学，但我考证后认为，他似乎并未亲自拜访过程子。只是道乡早年与刘斯立、田明之确实曾一起讲学，并且师从龚深父，虽然没有直接继承濂、洛的学术统绪，但也并非毫无渊源。晚年他交游于杨文靖公、胡文定公之间，得以获得伊川的学术传承。他曾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先生的面，但已经认识了先生的心。”所以伊川的私淑弟子中，先生和了翁是最突出的。只是这两位公卿都未能不受佛、老之学的影响，这就是听闻知晓终究比不上亲眼所见的原因吧！然而当时亲眼所见之人大多陷入迷误，也是十有八九了。

道乡语录

不合礼法的事不去做，只有《大壮》卦能做到。君子运用《大壮》卦的道理，只有这一点最为紧要。

修习学问容易，增进道业困难。什么是增进道业？就是慎独。

我担任谏官，只是陈述道理，不揭发别人的隐私。

行善就像穿衣吃饭一样，不可存有求功求过之心。

勉力去做应当行的礼，不必要求别人的报答；安心去做应当行的义，不必指望别人的知晓。

可以追求，也可以不追求，追求多了会招致侮辱；可以交往，也可以不交往，交往多了会流于滥交；可以毁谤，也可以不毁谤，毁谤多了会招致怨恨；可以赞誉，也可以不赞誉，赞誉多了会流于谄媚。

有了不合礼法的念头，然后才有不合礼法的言语，言语并非直接从口中发出。

过分地褒贬，就会陷入巧言令色。轻重必须合乎适宜。

虽然身处高官厚禄之中，应当保有山林之气，士人不可没有山林气，节义、文章、学术，大体都是如此。什么叫山林之气？就是纯正古朴之气。

通达命运的人，不把得失当作喜乐或忧虑。

思虑不清澈，就违背了慎独的道理。

学者厌恶俗务，就不是圣王的学问。圣王以民事为根本，舍弃民事就没有可做的事，只是事事合乎情理，都有节制文饰，所以不同于俗人。下至一家一户，也是这样厌恶俗务。这都是生于怠惰。“清虚澹泊”，都是荒诞不经的话。试问清虚的人，不需要衣食吗？能不做人吗？有了这两样，就已经有所事做了。所以圣人不喜好事务，也不厌恶事务，学者不可不勉力！

有心的过错大，无心的过错小。

大凡行善有两种：或者直心行善，或者怀着奸诈之心行善。大体上有山林气就好。宁可让人说村野，不可让人说奸诈。

祖望谨按：先生的语录，只有这十七条。不深究讲学，却提出以谨独为宗旨，从他的话来看，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了。所以我全部记录下来。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十七条中，移入《高平学园》两条，又一条引用范丞相说“惟俭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与忠宣传答请教者的话重复，删节了。）

杂记

“直其正也”，应当作“直其敬也”，音近而讹误。

事情到了“怎么办怎么办”的地步，固然不能在事发生前做得了。还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是不知悔改的人，即使是圣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吾斯之未能信”，这个“斯”，是指他的心而言。

圣人的道，完备于《六经》。《六经》千门万户从哪里进入呢？大略在《中庸》一篇，其关键只在谨独。（这条见于《宋史》本传。）

十二个时辰中，看自己一念从何处起，就检点不放过去，使见到功力。（见于《胡氏传家录》。）

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人，那么仁就不可胜用。用厌恶别人的心去厌恶自己，那么义就不可胜用了。

（梓材谨按：这条从谢山所节《景迂学案》《晁氏族语》移入。）

附说

无所往而不寂静的，是道。（《双寂庵记》。）

道乡居士以道自持很久了，一旦超脱于万物之外，不知道规矩准绳究竟是我的法呢，不是我的法呢？不知道身体发肤究竟是我的形呢，不是我的形呢？所谓喙鸣相合，与天地相合吧！（《彀音集序》。）

少说话不如不说话，不说话不如忘记说话。

心冥冥，就无所往而不冥冥。

祖望谨按：这是先生不能自拔于异端的地方。姑且举出一两条来表明。

附录

林醇中写信说：只有绝欲平心，调节饮食，减少思虑，那么邪气就不能侵扰。

钱济明写信说：穷困绝路的地方，有书可以看。不然，那么日月的迁移，烟云的变化，都是我的方册。说与不说，都与我相会。

张牧之写信说：恶固然不可做，行善又如此！只希望事事节约。

祖望谨按：先生诗注中有三条，是谪居昭州时各位公所写的信，附录在这里。都是德行之人的言论。

《晁氏族语》说：志完虽然遇到〇剧事，处理起来常常优游自得。于是论《易》说：“《恒》杂而不厌。”

◆陈邹同调

监税唐先生广仁

唐广仁，字充之，内黄人。少年时立志于圣学，听说司马温公用来教导刘公元城的话说：“生平没有以

译超过常人，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让别人知道。」于是私下以他为师。元城也称赞先生才能和用度绰绰有余。凭借进士身份担任干宁司法参军，改任常州，能够决断疑难案件。元符末年，上书被列入邪党名册，当时正好应当改任官职，于是没有被任用。不久监管苏州酒税务。苏州人朱氏有权势和威势，太守以下都顺承奉承他，而先生一切与之不同，表现出憎恶轻慢的态度。太守不能忍受，借事将他下狱，没有查出什么，但最终被废黜，于是居住在宝应。他被排斥时，元城说：「充之还年轻，保持自身的方法，过于标新立异，想要树立名声。」先生从此更加读书讲论道义，所得越来越深。吕公居仁严肃地侍奉他。宣和年间，去世，遗言中用来教导儿子的，只有司马光的言语，其他没有提及。陈公了翁为他撰写墓志铭。

译附录

吕氏《童蒙训》说：唐充之常常称引前辈的话说，后生如果不能忍受侮辱，就不配做人。

又《官箴》说：唐充之是贤人，深受陈、邹两位公的赏识。大观、政和年间，他在苏州做官，当时朱氏家族正得势，充之多次讥讽他们，朱氏深以为恨，罗织罪名陷害他。刘器之认为充之做好事希望别人知道，所以不免标新立异以致招来祸患，这不能说是明智地保全自身。

汪玉山在先生帖后的跋文说：唐充之在元符末年上书朝廷，被列入名籍。他的学问主张天人是一个道理，内外是一致的，从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小事，到应酬酬酢、辅助神明的大事，都是一回事，没有先后的区别，这是通过达到极高的境界来体现中庸之道。我从吕公居仁那里听到的是这样的说法。

◆龟山门人（二程的再传弟子）

馆职关先生治

关治，字止叔，杭州人。元祐三年考中进士，曾担任馆职。师从龟山先生。曾对吕紫微说：“杨先生有学问功底。”吕紫微因此也师从龟山先生。然而读吕紫微与先生的诗，发现他也颇为沉迷于禅宗的愉悦，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儒者多有这种毛病。不知道他官职最终做到了什么位置。

附录

《吕氏官箴》说：关止叔抓获盗贼，按法律应当升官，他说：“不能用人命来换取官职。”最终没有接受官职，可以说很清高了，但恐怕不是通达事理的做法。或许当时所抓获的盗贼有情节轻微而法律处罚过重的情况，止叔不忍心因此受赏。（黄氏补本）

◆元祐之余

陈先生正

陈正，字端诚，也是元祐年间通达的儒者。《吕氏童蒙训》引用他的话：“《易经》必须说到可以实行的地方才行。”

（梓材谨按：这篇传记开头两句是从《安定学案》谢山所作的《田明之传》末尾移入的，用《吕氏童蒙训》来补充它。）

幕官夏侯先生旄

夏侯旄，字节夫，京城人。年龄比吕紫微大一倍，还来得及与他交往。崇宁初年，被召任各州教授。新学制颁布后，当天就找医生告病离去。后来担任西京幕官，罢任后应当升官，因为举荐了安惇，最终没有升官，在京城沉浮，至死也不屈服。

县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处厚，口口人。崇宁初期，任荆南县知县。新法实行后，立即退休，不出仕近三十年。

第笔

（梓材谨按：以上两篇传记，是用谢山所录《吕氏童蒙训》编写的。两位先生吕紫微都称他们为丈，那么他们都是吕紫微的前辈。）

监岳胡定翁先生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号定翁余姚人。小时候就像成年人一样，长大后专心致志于学问。元符年间，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回家后，在乡里教书，求学的人多跟随他。他极其孝顺，半步也不敢忘记双亲。建炎年间战乱，士人避乱到明州、越州的，大多以先生为依靠。高宗即位，授予房州文学，调任浏阳丞。因推荐，监管严州比较务。考核最优，晋升一级官职。请求祠禄，监管南岳庙。先生操行方正，笃信道德性命的宗旨，他的交往对象和子弟，如果不是这类人就不接纳，史书称他为醇儒。（参《两浙名贤录》）

迪功刘先生若川（父亲刘陶。附儿子刘充实）

刘若川，字朝宗，起初名武，字定功，庐陵人。父亲刘陶字绍先，博学且有声誉，对权势利禄淡泊如水。先生专心读书，当朝廷改变科举取士制度时，人们说：“刘公是元祐年间的资深学者，应该留下来做我们的老师。”他赞助学官，成为众多士人的表率，超过四十年。后来补任右迪功郎。退休后，成为乡先生，周必大兄弟曾向他求学。儿子刘充实，通晓经书且行为笃实，有父亲的风范。（参《周益公集》）

删定邓先生名世

邓名世，字符亚，临川人。天性诚实，写文章擅长叙事。在此之前，议臣禁止学习《春秋》及各类史书，先生唯独酷爱这些，参加官府考试，多次因为引用《春秋》而被黜落。同舍又告诫不要收藏元祐党人的文集，他笑着说：“这足以毁掉我的前程吗？”于是闭门谢客，更加深入研究经史，考证《春秋》三传的同异，往往达到其他儒者所未能达到的境界。御史刘大中宣谕江南，得到他所著的《春秋四谱》等书，推荐他，命令抄录他的书进献，于是以布衣身份上殿，进献《治人》、《务实》等论述，皇上嘉奖采纳，不久赐予出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兼任史馆校勘，当时是绍兴四年。他所著的书还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春公子谱》、《列国诸臣图》、《氏韵语》、《国朝宰相年谱》《古今姓氏辩证》、《皇极大衍数》《大乐书》、《文集》，总共三百多卷。（参《姓谱》）

（梓材谨按：厚斋尚书曾说先生“《春秋辩论》《谱说》十篇一卷，辨析先儒言经传的失误，考订明确切当”。）

◆了翁家学（王、楼三传弟子）

龙图陈先生正汇（附儿子陈大方）

陈正汇，是忠肃公的儿子。忠肃公在四明时，派他前往浙西，经过杭州，突然报告变故。蔡京既然知道了内情，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又想要借此

译忠肃。被逮捕后，忠肃因言辞刚直而得以免罪，但仍被贬谪到通州，所以他被放还时上的谢恩表中说：“狐突教导儿子，向来存有忠贞不二的风范；曾参被人误认为杀人，怎能避免被母亲怀疑三次的困惑。”又说：“身处万里之外的海岛，还不如没有儿子那样无忧无虑；在淮水岸边独自一身，更觉得活着充满忧患。”徽宗体察到他的心意，才勉强宽恕了先生的死罪。到了沙门岛上，巡检官知道他是名门之后，便将他招致馆舍中供养。钦宗即位，召他回朝，但忠肃已经去世，他悲痛于未能相见，于是得了心疾，上殿时已不能应答。皇帝赐给他名贵药方，提拔他的儿子赵大方为郎官。（参见《楼攻媿集》。）

译（云濠谨按：先生是忠肃公的长子，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志向节操不辱没忠肃公。因病请求闲职，高宗亲自下诏赐白金，以奖赏他的品行。）

御史陈默堂先生渊（另编为《默堂学案》。）

◆了翁门人

文清吕东莱先生本中（另编为《紫微学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监场詹先生勉（均见《上蔡学案》。）

尚书廖高峰先生刚

知州林先生宋卿

机宜李西山先生郁（均见《龟山学案》。）

中奉蒋先生璇（父亲是蒋浚明。）

宣奉蒋先生珫（合传。）

蒋璇、蒋珫兄弟，是赠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的儿子，忠肃公的弟子。

谢山《蒋金紫园庙碑》说：蒋氏从唐代时确实由天台迁居奉化，不久又迁到鄞县的湖上。金紫公是被丰清敏公推荐的士人，官至尚书金部员外郎，因上疏反对新法被斥退，将要贬谪到遥远的州郡，因母亲年老，清敏公极力争辩才得以免除。金紫公的儿子中，中奉大夫蒋璇、宣奉大夫蒋珫最有名。当时陈忠肃公来到鄞县，金紫公就派遣两个儿子侍奉他，不久考中进士，忠肃公写下“连桂”二字来表彰他们的里坊。中奉公任江阴知州归来，还来得及与潘良贵公在三江亭上唱和，他的诗至今尚存。而宣奉公因触怒蔡京，自我弹劾离职。师徒传授、家学渊源，都无愧于前人。（梓材按：谢山《又答葛巽斋日湖故事问答》中，“中奉大夫”写作“左朝议大夫”。引用清容公所作《蒋晓墓志》中有说：“忠肃陈公，贬谪时断绝朋党。让儿子允师，连桂登科。”那么朝议公兄弟都是尊尧公的弟子，金紫公的世代家学就可以知道了。）

州佐张先生琪

张琪，字同美，京畿人。在卫州做官时，陈公莹中任太守，对他的礼遇特别不同于众人，先生感激他，却不知为何特别优待的原因。崇宁年间，先生在宿州做官，各位权贵招揽他，先生感念陈公的心意，始终不肯前往。大概先生的为人，贤良但稍显柔弱，陈公特别优待他，是想以此坚定他的节操，而先生最终能够自我坚守。前辈成全他人，如此委曲周全，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梓材谨按：这条记载录自吕紫微《童蒙训》，足以作为张先生的小传，且足以体现了翁教育方法的多样，所以列在这里。）

◆道乡家学（荆公三传。）

州守邹先生柄

邹柄，字德久，是道乡先生的长子。刚直梗介，有父亲的风范。未成年时，放弃科举学业，跟随龟山先生游学，亲手编订《伊川语录》一卷。靖康初年，由布衣被推荐授予枢密院编修。上疏请求为父亲昭雪冤屈，并说这原本不是朝廷的本意，早朝上奏，傍晚就获批准，赠官赐谥，典礼优厚。官职最终做到给事中、台州知州。

◆唐氏门人

文清吕东莱先生本中（另编为《紫色学案》。）

◆定翁家学

胡沂，字周伯，是定翁的儿子。绍兴五年进士。孝宗即位，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进言防守抵御的好处，没有比得上命令沿边屯田的，皇帝下诏实行他的建议。又说：“设立武举，建立武学，大概是打算有所任用。现在除了高第一二名，其余都由吏部授予榷酤征商的职务，所培养的不是所任用的。希望下诏大臣详细商议，考中者，确定品格，分派到边将之下，准备差遣。”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龙大渊、曾觌凭借藩邸旧恩，被任命为知合门事，先生弹劾他们谋取权柄，请求将他们屏退到远方，朝廷没有听从。先生因言论不被采纳，请求离职。干道元年，被召为宗正少卿，改任吏部侍郎。先生上奏说：“《七司法》从绍兴十三年编纂成书，将近十二年，历经岁月，难免有抵触矛盾之处。希望命令敕令所官员讨论章旨，将现行法律与应当革除的条款编为一书，颁行内外，或许可以遏制吏胥的奸邪。”皇帝下诏实行。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皇帝有大用之意，而先生性情恬淡退让，无所依附，多次请求离职，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提举兴国宫。淳熙元年，去世。谥号献肃（参考史传。）

◆定翁门人

孙先生畴（伯父是孙升。）

孙畴，字畴朋，余姚人。年少时沉静远大，有宏伟志向，言行遵守规矩。胡定翁以学问品行在乡里讲授，伯父孙升让先生率领众弟背着书箱依附其门下。曾经有家庭训诫，督促先生立志刚毅远大，仰慕先圣，夏天不要白天睡觉，群居时要保持敬意，忌讳苟且随俗。并且说：“你之前回复我，‘苟且学习写文章’。君子没有一刻忘记恭敬，‘苟且’是什么话！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先生学习勇猛精进，成为后人的楷模。各位长者相会，说：“万金可以得到，孙寿朋却难以得到。”（参考《沈定川集》。）

承务孙雪斋先生介（附厉德辅。）

孙介，字不朋，余姚人，是烛湖先生的父亲，号雪斋，封承务郎。自己记述墓志说：“四岁能离家进入郡庠跟随兄长寿朋读书，每天读数百言。七岁在乡先生胡定翁门下学习。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习科举赋文，突然遭遇兄长丧事，茫然无依，几乎不能自立，于是跟随畏友厉德辅

译在紫溪读书，受熏陶而学识逐渐精进。成年后，靠教书维持生计，更加发愤自学，致力于讲求实用的学问。接受人家子弟的委托，不亚于对待自己的儿子，根据学生的才能进行指点教导，专心从事讲解阐释，直到年老也不厌倦。”（参见《楼攻媿集》。）

译◆刘氏门人

文忠周平园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庐陵人。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辞科，授秘书省正字，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宋高宗看到他的文章，认为他才华出众。宋孝宗即位，授起居郎，代理给事中。因极力排斥权贵宠臣而触怒皇帝旨意，改任福建路提刑。后来授参知政事，升枢密院使，拜左丞相，晋升少保、益国公。嘉泰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谥号文忠，在学宫立祠祭祀。有《文集》流传于世。先生纯正笃厚、忠诚宽厚，能向善引导君主，在光宗、宁宗禅位交接之际，因畏惧祸患而离去。他难道不是有所建树的人吗！（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先生号平园，其《省斋稿·胡忠简神道碑》中有言：“我自幼仰慕公的名望德行。隆兴初年，先后进入两省任职，中间在郊外居住，跟随公游学几十年。”可见先生曾师从澹庵之门。）

周先生必刚

周必刚，字子栗，是益公的弟弟。益公评价他“仁爱而刚毅，恭敬而温和，聪敏而好学，侍奉母亲孝顺，顺从兄长，与人交往忠诚守信、廉洁谦逊”。去世时，享年三十三岁。（参考《益公集》。）

周先生必强

周必强，字子柔，是益公的弟弟。刚直明察，孝顺友爱，所作诗文皆出惊人语句。真文忠曾为其《集》作序说：“如果给他更多岁月，必将追随骚人墨客而交游，仰望圣人门庭而奋力进取！”（参考《吉安府志》。）

◆了翁续传

宣教黄先生〇（另见《紫微学案》。）

◆献肃家学（定翁再传弟子。）

中散胡先生拱

提举胡先生撙（均见《槐堂诸儒学案》。）

◆雪斋家学

判军孙烛湖先生应时（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邓氏续传

司户邹南堂先生斌（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卷三十六 紫微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紫微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紫微学案表

吕本中 （侄子）大器 （侄孙）祖谦（另立《东莱学案》。）

（荥阳孙。） （侄孙）祖俭（另见《东莱学案》。）

山、了翁、和 （侄子）大伦

靖、震泽门人。）（侄子）大猷

（安定、泰山、涑 （侄子）大同

水、百源、二 林之奇 （侄子）子冲

吕祖谦（另立《东莱学案》。）

刘世南（另见《豫章学案》。）

程、横渠、清

敏、焦氏再传。

（庐陵、濂溪、鄞

江、西湖三传。） 李楠

李樗

汪应辰（另立《玉山学案》。）

王时敏（另见《和靖学案》。）

章宪

章悊

周宪（均见《震泽学案》。）

王师愈（另见《龟山学案》。）

曾季狸

方畴

方丰之 （儿子）士繇（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黄〇

（三山学侣。）

曾几（另见《武夷学案》。）

许忻（另立《范许诸儒学案》。）

（均为紫微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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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大东莱先生是荥阳吕氏的正宗嫡传，他不专事一师，也是家风使然。自元祐年间以后的各位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等人，都曾跟随他游学，广泛知晓前人的言论与往事以涵养其德行。而沉溺于禅学，这又是家门中的流弊吧！故述《紫微学案》。（梓材按：紫微及门人诸传本在和靖卷中，自谢山开始另立为《学案》。）

◆荥阳家学（胡、程再传弟子。）

文清吕东莱先生本中

吕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他的祖先是东莱人，自文靖公开始定居京师。父亲吕好问，任资政殿学士，封东莱郡侯。先生凭借正献公的恩荫补授承务郎。绍圣年间党争兴起，正献公被追贬，先生也受牵连被罢黜。元符年间恢复官职。政和五年，调任兴仁济阴簿，继任泰州士曹。遭逢母亲丧事，守孝期满。授大名路抚干。宣和六年，授枢密院编修官。靖康初年，升任职方员外郎，因不答梁师成而著名。绍兴六年，从直秘阁、主管崇道观召回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提拔为起居舍人兼代理中书舍人。七年，皇上驾临建康，先生上奏说：“当今的计策，务必致力于恢复事业，求取人才，体恤民间疾苦，审慎政令刑罚，广开言路，然后练兵谋帅，增加上游兵力，固守淮甸，等待敌人出现破绽，一举可克。如果国家根本未强，恐怕会生出其他祸患。”称病请求祠禄，直龙图阁、知台州，不

译吕本中，主管太平观。被召任大常少卿。绍兴八年，升任中书舍人，又兼任直学士院。起初，吕本中与秦桧同为郎官，彼此意气相投，秦桧又是吕本中之父所推荐的御史。赵鼎非常熟悉吕本中的名声，也极为钦佩他。吕本中正式担任中书舍人时，赵鼎、秦桧恰好分别担任左、右宰相，两人的政见多有不合。秦桧有专权之意，想要排挤不依附自己的人，吕本中向他陈述“同人于野，亨”的含义，秦桧不以为然。吕本中又极力劝谏秦桧不可提拔亲信党羽，任命名单下达后，吕本中立即上奏退回，秦桧勉强让他执行，最终也没有听从。恰逢《哲宗实录》修成，赵鼎被任命为特进，吕本中起草诏书说：“促成晋、楚的和解，不如尊崇王室而轻视霸主；解散牛、李的党争，不如明辨是非以去除邪恶。”秦桧大怒，对皇上说：“吕本中接受赵鼎的意旨，窥探和议不成，作为脱身的计策。”秦桧指使御史萧振弹劾罢免了他，让他担任宫观官。吕本中在上饶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赐谥号文清。他的著作有《春秋解》、《童蒙训》、《师幼渊源录》，流传于世。吕本中年轻时跟随游酢、杨时、尹焞游学，而与尹焞相处时间最长。尹焞辞官时，吕本中问：“伊川先生归隐田园，上交告身说：‘臣本是平民，能回归本来的身份就是荣耀。’现在先生穿着四品官服辞官，与伊川先生不同，为什么呢？”尹焞说：“吕居仁责备我是对的。但我蒙受圣恩，四次辞呈都不被允许，又赏赐了各种物品。现在正在注解《孟子》进献，应当等书完成后，随同上交官服。先后之间，并没有不同。”他的曾孙祖廉、祖俭。（修。）

译祖望谨案：先生曾先后师从杨时、游酢、尹焞的门下，而在尹焞门下时间最长，所以〇洲先生将先生归入尹氏《学案》。我认为先生的家学，在于广泛知晓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以涵养德行，这大概是从吕公著（正献）以来所传承的如此。吕公著再传至先生，虽然先生曾登杨时、游酢、尹焞的门墙，但所坚守的是世代相传的家学。先生再传至吕祖谦（伯恭），他所坚守的也是世代相传的家学。所以中原地区的文献传承唯独归于吕氏，其他大儒都比不上。因此我特意替先生单独设立一个《学案》，上承吕公著，下启吕祖谦。

（梓材谨案：先生担任济阴县主簿时，荥阳先生门下的颜夷仲赠诗中有“同升夫子堂”一句。先生罢官留别时，也说“昔日同升夫子堂”。可知先生确实曾师从荥阳先生，同时也听闻了父祖的教诲，只是将其视为荥阳家的家学罢了。）

西垣童蒙训（补遗）

做学问应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根本，熟读品味、详细探究，然后通晓地寻求《诗经》、《尚书》、《易经》、《春秋》中的道理，必定会有所收获。既然自己已经确立了主张，那么诸子百家的长处，都可以为我所用。

年轻后生做学问，暂且需要研习《曲礼》、《少仪》、《仪礼等，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以及先研习《尔雅》训诂等文字，之后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通过下层的学问而上达高深的境界，从此豁然有所领悟，自然能超越诸子百家。如果不这样，那就是越级冒犯名分、逾越节度，最终不能有所成就。

吕大临（本中）往年每当侍奉前辈先生长者，讨论当世的邪正善恶、是非对错，无不精辟详尽。至于前辈行事得失、文章工拙，以及汉唐先儒解释经义有时不够完善，后生敢对此提出异议的，前辈必定变脸严厉驳斥说：“先儒的得失，前辈的是非，难道是后生所能知晓的吗！”这是因为前辈专门以风骨节操为己任，他们在褒贬取舍上非常严格，所以他们所确立的确实有过人之处。近年以来，风骨节操不再树立，士大夫的节操一天不如一天。

齐国的晏子接受封邑，卫国的公孙免余辞让封邑，郑国的子张归还封邑，这是古人辞让尊贵而居于卑位，辞让富有而居于贫困，在乱世中保全自身的道理。

《国语》中记载公父文伯的母亲区分肥沃土地和贫瘠土地上的百姓，认为圣王使百姓勤劳而使用他们。《左传》也说百姓的生命在于勤劳。由此可知勤劳的人，是立身行善的根本。不然的话，万事都无法兴起。平民百姓能勤劳的，必定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懒惰的人，必定有饥寒的忧虑。那么后生处世立业，能不把勤劳放在首位吗！

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是富有的大业；极致的真诚没有止息，是日日更新的盛德。

范辨叔说：如今太学的长官、博士，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利于积累资历考核、谋求外放晋升。成为学士的人，都利于在岁月流逝中应付科举考试。上下因利益而聚集，他们能长久拥有人才吗？这在根本上已经错了，更不必多说了。

树立节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关键在于平日所涵养的。李自明说：“这件事平时说起来很容易，但在临事时要能坚守得住。嘉祐以前，以议论政事而被责罚为荣。一位谏官因进言被责罚，当时兼任国子监判官，于是与学生们前往祝贺。见面后，他脸色沮丧，几乎说不出话来。”古人尚且如此！

庄子说：“道的真谛用来修养自身，其残余糟粕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我说：这不是正确的。《礼记》说：“真诚的人，不只是成就自己，还将成就万物。”独善其身的道理，就是兼善天下的道理，只是实行的先后顺序不同罢了。如果把庄子的观点当作我的学说，哪里还体现他学习圣人呢？

祖望谨案：吕祖谦（紫微）所作，切合《童蒙训》一书。其中所述的各位大儒的言行，我已经采录到各《学案》中。那些未收录完的，列在此卷。而见于吕祖谦《成公集》中的《官箴》，也全部引用。

（梓材谨案：《童蒙训》中谢山列入此处的有四十二条，尚有可列入各《学案》的，现在移入《安定学案》一条，移入《高平

译《迂斋序》这篇序文，原本是由紫微的侄子、仓部员外郎弸中亲手抄录，由大愚的儿子乔年校勘订正，不应该还有遗漏脱误的地方。或许公武误将《紫微诗话》当作是这本书，也未可知。（云濠按语：弸中是紫微的弟弟，仓部员外郎是弸中的儿子大器。文中说“侄子仓部员外郎弸中”，这是错误的。）

译舍人官箴

做官的方法，只有三件事：叫做清廉，叫做谨慎，叫做勤勉。懂得这三点，就可以保住俸禄和职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级的赏识，可以得到下级的帮助。然而世上做官的人，面对钱财和处理事务时，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不会败露。怀着不会败露的想法，就会无所不为了，但事情常常最终败露而不能自己停止。所以，在谋划和处理事务时，在开始时就应警戒，不可不仔细考察。假使动用权谋智巧，从多方面补救整治，侥幸得以免除，但损失已经很多，不如起初就不做那样更好。司马子微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末端巧妙地维持，不如在初始时笨拙地警戒。”这是天下的关键言论，是做官处理事务的大法，用力简单而成效显著，没有比这话更好的了。人如果能思考这一点，哪里还会有悔恨和遗憾呢！

侍奉君主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长官像侍奉兄长一样，与同僚相处像家人一样，对待群吏像对待奴仆一样，接纳百姓像对待妻子儿女一样，处理公务像处理家事一样，这样才算能竭尽我的心意。如果有丝毫不到位的，都是我的心意没有尽到。所以侍奉父母孝顺，因此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和睦，因此顺从可以转移到长官身上；居家治理得当，因此政事可以转移到官府。难道会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吗！

做官处理事务，常想着有恩惠施予他人。比如征收赋税这类事情，既然不能免除，就应在其中寻求让百姓省力的方法，不使其成为百姓的沉重祸害，这样益处就多了。

不与人争的人常常得到更多利益，退一步的人常常能前进百步，获取廉洁的人得到的常常超过最初的期望，如今节俭的人必定会在将来得到回报，这些不可不思考。只有不能稍微忍耐自己的人必定失败，这实在是因为不知道利害的区别，贤能与愚笨的不同。（黄氏补。）

做官的方法，以正直之道为首要。如果有情况不能一味直前，或者直前反而败坏大事的，必须采用冯宣徽所称引的惠穆“称停”的说法。这不仅仅是小官如此，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都应当知道。

做官的人，困难的事情不要推辞，但要深深避开嫌疑；以真诚待人，但要深深避开法律条文的苛细，这样就可以避免灾祸。（黄氏补。）

前辈曾经说：小人的本性，专门致力于苟且偷安，明天有事，今天能休息就休息。做官的人不可顺从这种私意，忽视而不治理。谚语说：“劳心不如劳力。”这确实是关键的话。

做官既然自己廉洁，又必须防备小人。比如文书历引之类，都必须明白清楚，以防被人中伤。不可不极其谨慎，不可不详细知晓。

徐丞相择之曾经说：前辈大多尽心于职事，仁宗朝时，有一位京西转运使，一天见到监烧石灰的官员，问说：“所烧的石灰共有多少？”回答说：“十八九万。”转运使说：“我所看到的只有十一万，为什么呢？”监烧官员愕然。原来是转运使早晨起来眺望石灰窑中冒出的烟有几道而知道的。他尽心到了这种程度！（黄氏补。）

做官的人详细阅读公案，那么真情和虚伪自然显现。（黄氏补。）

做官的人，对于心术不正、神色异常的人都不宜与他们交往，巫祝尼姑之类尤其应当疏远断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根本。

年轻后生刚到官任，大多被狡猾的吏员所引诱，不自省察，所得不过毫末，但在一任期间不再敢有所举动。大体上利用官职贪图利益，所得很少，而吏员所盗取的却不可计量。因此受到严厉的谴责，实在可惜。

做官的人首先以戒除暴怒为要。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害自己，哪里能害别人。前辈曾经说：“凡事只怕等待。”等待，就是详细处理的意思。因为详细处理，那么思虑自然产生，别人不能中伤。曾经看到前辈做州县官或狱官，每遇到难以决断的公事，必定沉思静虑，一天忽然好像有所得，于是是非就判明了。这种方法，只有不马虎的人能做到。

处理事务的人不以聪明为首要，而以尽心为急务；不以集成功事为急务，而以方便为上策。

孙思邈曾经说：“对自身忧虑的人不被人拘束，对自己畏惧的人不被他人控制，对小事谨慎的人不惧怕大事，对近处警戒的人不在远处奢侈。”这样，人事就完备了。这确实是做官的要领。（黄氏补。）

同僚之间的契约，交接承任的情分，有兄弟般的情义，以至于他们的子孙也世代讲求。前辈专门以此作为要务，现在知道的人大概很少了。又如旧举荐的人将及旧曾为旧任按察官的人，后来自己的官职虽然在上面，前辈都辞让坐下坐。风俗如此，怎么能不深厚呢！

做官收取佣钱、搬家钱之类，大多制定程序而超过价值收取，所得极微，而所丧失的却很多。也完全不知道这些数目也是我分外的东西。

做官的人，前辈大多不敢向上级请求推荐文书，只是尽心于职事。以此来求得被了解。心意真诚尽职，请求虽然不中，也不远了。“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做官遇事以此为心，很少有不成功的。（黄氏补。）

畏惧避开法律条文，固然是常情。然而世上自私的人，大率以法律条文难以处理的事情推委给别人，却不知道别人的自私，也像自己的自私一样。用这种方法处理事务，怎么能成功呢？

曾经说仁人所处的环境，能使虎狼变得像人一样，比如老虎不入境、不害物、蝗虫不伤害庄稼之类就是如此。如果不然，就会使人变得像虎狼一样，凡是这类事情以及告发揭短、中伤诽谤他人，想要

译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黄氏补注。）

做官的大要，在于刚直而不招致祸患，和顺而不损害道义，这在于人们仔细斟酌罢了！然而追求合乎道理，本来就不是出于私心专门为了自己。

译做官处理事务，务必务求真实。例如涂改文书，追改日期，重新更换印押，万一败露，获罪反而更重，这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骗的道理。各种奸诈虚伪，不如一个“实”字；反复多变欺诈，不如谨慎开始；防备他人、引起众人猜疑，不如自我谨慎；智谋计策周密，不如减少事务；这是不易的道理。

事情有应当死却不敢死的，其耻辱比死更严重，后来也未必能免死；应当离去却不去的，其灾祸比离去更严重，后来也未必能得到安宁。世人到了这种地步，大多迷惑混乱失去常态，都是不知道道义与命运轻重的分别。这个道理如果不平时熟读讲解，临事时一定不能自立。古代想要委身侍奉他人的人，他的父兄日夜先拿这个道理教导他。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难道临事时一朝一夕就能达到吗？平时教导有素，内心才安定，这就是所谓的“有所养”。

“忍”这一个字，是“众妙之门”。做官处理事务，尤其要先务求这一点。如果能做到清廉、谨慎、勤勉之外，再实行一个“忍”字，什么事不能分辨清楚！《尚书》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成功。”这是处理事务的根本。谚语说：“忍事能抵挡灾星。”杜甫诗云：“忍过事堪喜。”这些都切合事理，是世间的根本大法，不是空话。王沂公曾说：“吃得三斗浓醋，才能做宰相。”大概是说能忍受事情的意思。

（梓材谨案：谢山所录《官箴十八条》，现在移入《荥阳学案》一条，移入《程邹诸儒》一条。又从黄氏补本录入十一条，其中一条移入《高平学案》，一条移入《程吕诸儒》，一条移入《荥阳学案》一条移入《程邹诸儒》。）

紫微说（补录）

世间的学者，遗忘近处而追求远处，忽视低处而追求高处，虚词大话，行为不切实际。虽然刚开始求学，就先说言语不必守信，行为不必果断，通达节操行使权变，由仁义而行，却不知道言语必守信、行为必果断、坚守节操共同学习、实行仁义是首要任务，所以修养自身的人荒唐渺茫，施行于事的人颠倒杂乱，最终没有端正的。王弼说：“安身没有比不争更好的，修己没有比自保更好的。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确实是正确的言论。（以上见《文集》。）

（梓材谨案：谢山节录紫微的《童蒙训》之外，又录其言论三条，说见于《文集》，大概是见于成公的《集》吧。现在移一条于《元城学案》。）

杂录

年轻人不要轻易议论人，不要轻易议论事。（补录）

（梓材谨案：谢山所节录的王氏《困学纪闻》引吕居仁的《杂录》是这样，就是谢山所说的与《童蒙训》互相出入的。深宁说这两句话本于魏李秉的《象诫》。）

祖望谨案：紫微的学问，本源于家庭，而叩问游、杨、尹等老先生的门庭，也曾见过元城，多知晓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的事迹以蓄养德行。成公的先河，实际上从此而出。但是世人因为他喜欢谈论诗歌，就想要用《江西图》派来掩盖他，不知道先生的造诣很高。成公诗云：“吾家紫微翁，独守固穷节。金�朝罢归，朝饭而薇蕨。李杜坛，总角便高�。暮年自誓斋，铭几深刻责。名�与俊语，扫去秋一叶。冷淡静功夫，槁干迂事业。有来媚学子，�叩无不竭。辞受去住间，�戒意尤切。”可以知道先生晚年的修养了！只是他对于释氏的学问，有未尽排斥的，那是荥阳的遗风。但是学者读他的《童蒙训》、《官箴》并实行，足以进入圣学了。对于他�佛，姑且搁置不论吧。

附录

从小讲学，就听到父祖的高论，又与各位君子早晚相接熏陶。曾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这个论断最重要。又说学者应当熟究《孝经》、《论语》、《�庸》、《大学》，然后寻求其他书籍，必定有收获了。跟随游、杨、尹叩问微旨，又造访刘安世、陈�的门庭请益。先生的学问，端绪深远大概就是这样！

六飞幸吴郡，想要进�建康。先生论说：“自古创业中兴的人，必定有根本之地以控制四方之地，必定有根本之兵以控制四方之兵。现在所仰仗作为根本之地的，不过两浙、江东、福建而已，但是各路凋残，民力已经困�。所仰仗作为根本之兵的，是禁卫军，但是单薄�弱不可用。请求命令大臣广选才略，先求这两者的要领而大力实行。”

苗亘监�州仓草场，因贪污获罪，�刑。先生上奏说：“近年官吏犯赃，多���罪。况且既然名士人，行法之际，应当有所避�。何况四方遥远，或许有冤枉滥�，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如果立即施加这种刑罚，将来察知其无罪，虽然想要深深后悔，也来不及了。又这种刑罚既已使用，臣担心后世不幸奸臣弄权，必定会借此波及无罪之人。使国家这种刑罚不绝，那么绍圣以来，�人盗�，�绅遭此，几乎没有遗�了！希望斟酌处以常罚，以符合陛下仁厚之意。”奏疏再次上�，听从了。

驾幸建康，先生上疏说：

译当今的对策，必须先致力于恢复大业，才能观察敌方的破绽而采取行动。如果只有志向而没有实际的事业，恐怕会招致其他的祸患。如今江南、两浙地区，赋税徭役繁重，百姓困苦呻吟，尤其应当谨慎戒惧。倘若遇到水旱灾害导致物资匮乏的忧患，奸邪之人趁机作乱，不知拿什么来应对呢。」又请求说：「在九江、鄂渚、荆南等地，多驻扎军队，派遣重臣镇守。至于像孙吴以来的名将，都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要害之地。现在这两个地方正处在荆州、峡江之间，应当精心挑选守臣，授予他们权力，以应对紧急事态。这样江南自守的计策，才算是比较完备了。」

译论用人应当辨别邪正：“近来提出建议、执掌政事的臣子，渐渐各自徇私，不主张正道。元佑、绍圣两朝，混为一谈。他们的意图都有所偏私，如果不早点察觉，必定危害政体。”

先生因言辞切直触怒权臣，被贬斥后不再被起用，贫困至极，人们大多为先生感到悲伤，而先生却正深居简出，讲明道学。大概他视遭受挫折、被排斥为士人的常事，起初并不放在心上。

先生器量宏厚，品行纯朴笃实。诚意充盈积累，表里如一。与人交往忠信和乐平易，接近他时和蔼可亲，看不出他的喜怒。平日的学问，以穷究事理、尽性知天为根本。卓然高远，不可企及。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赵襄子说：“如果能忍受耻辱，大概对赵宗族没有害处吧！”《说苑·谈丛》说：“能忍耻的人安定，能忍辱的人生存。”吕居仁说：“‘忍诟’二字，是古代的格言。”学者可以详细思考并致力践行。（补。）

◆紫微讲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几（另见《武夷学案》。）

吏部许先生忻（另编为《范许诸儒学案》。）

◆紫微家学（胡、程三传）

仓部吕先生大器

奉议吕先生大伦（合传）

吕先生大猷（合传）

吕先生大同（合传）

吕大器，字治先，是弸中的儿子，紫微的侄子，历任官职至尚书仓部郎，是东莱的父亲。兄弟四人，叫大伦，字时叙；大猷，字允昇；大同，字逢吉。他们建造豹隐堂来讲学，汪文定公称赞他们，曾说吕奉议时叙非常贫困。闲废日久，可惜。而尤其喜爱逢吉，说他所讲解阐释的，无不是前人言行中的要旨。大概他们都从家学中有所得。治先师从曾文清公，兼得其传。兄弟中只有逢吉早逝。（梓材谨案：汪玉山《与逢吉书》谢山节录六条于《玉山学案》，其中五条现在分别移入《高平》、《涑水》、《元成》、《景迂》诸《学案》。）

◆紫微门人

提举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是侯官人。跟随吕居仁游学，吕居仁教导他以宽广为心胸，以实践为实在，称他为高足。绍兴丙辰年，西上应进士试，走到北津就返回，说：“不忍心离开我的亲人啊！”更加致力于学问，门徒常有数百人，学者称他为三山先生。考中绍兴己巳年进士，由长汀尉推荐授正字，升任校书郎。入宫对答，说尧、舜执守中道，不离仁义，其次说应当革除文弊，归于忠实，再次说不要崇尚老、庄之学，高宗褒奖采纳。高宗御制《损斋记》，先生上奏说减少思虑以增益德行，减少用度以增益根本，减少浮华以增益实质。朝议想要兼用王氏新经，先生说：“晋人认为王弼、何晏清谈的罪过深于桀、纣。胡人蝗灾内食，考察其端倪，王氏实际上负有王、何的责任，这就是所谓不可训导的邪说偏行淫辞。”先生曾说：“想要收复中原，必须从巴、蜀开始。如果浮江渡淮，攻下梁、宋来收复中原，一定不能成功。所以赤壁、淝水虽然有一次胜利，但最终不能长驱直入。”符离之战获胜，中外称贺，先生独自写信给幕府，告诫要持重，不久果然失败。因病请求离职，授宗正丞、出使泉州市舶，奉祠，不久去世。三山的门人，当时极盛，现在他们的弟子大多无可考，而吕成公是其出蓝者。先生所著有《尚书》、《周礼》、论、孟、《杨子》等讲义，又有《拙斋集》二十卷。现在只有《尚书》与《集》存世。（修。云濠案：《尚书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内府藏本作四十卷。）

拙斋纪问（补）

司马牛问仁、问君子，两次没有通达，这不是能领会理解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善于提问。大概世上有一种不言不语的人，岂可一概称为仁？也有一种愚直之人，岂可一概称为君子？所以孔子于是告诉他“做起来难”、“内省不疚”。《论语》一部，圣人之心体在于此。必须是不释手地看，才能明白。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全体是自己，更有什么跟随？《妄卦》说：“妄之往，何之矣！”妄了，更有什么前往？

《易》理无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年的日数，大概连闰月也算在内。

陈鲁山说：“对应二十八宿所值之日，遇到月宿多作雨，心月狐，危月燕华月鸟，张月鹿。”我因此悟到“月离于华，俾滂沱矣”的意思。《革》卦“巳日乃孚”，其卦象兑上离下，离为日，在兑之下，日已西斜，所以是巳日的象。

谢夫人对王安石说：“为什么不教儿子？”王安石说：“我常自己教儿子。”这话很好，但未必能实行。守丧期间不辍音乐，携妓游东山，这岂可以教儿子！

魏几道说：“‘天乃锡予洪范九畴，彝伦攸序。’禹之所以能叙彝

译伦，是因为他治水能够顺应天地生成之数的顺序。」观察他治理冀州之后，大概是从北方开始，接着才到达兖州、青州、徐州，然后又依次到达荆州、扬州，接着到达豫州，最后以梁州、雍州结束。大概是从北方向东，从东方向南，接着到达中央，最终以西北告终。他顺应天地之序就是这样，所以用来叙述常理。

译前辈说：“疑”字和“悔”字，都是进入学问的门径。做学问的人必须产生疑惑和悔悟，对于道才能有所进入。

做学问的人到了面临利害关头时，如果轻易放弃，是因为他原本就没有确立志向。如果真正确立了志向，怎么会轻易放弃呢？

前辈所确立的规范，不可以轻易改变。即使是小事，改变了也会有害处。

大凡观察人的方法没有别的，只要做事时精神饱满的人，不是富贵就是长寿。

喻居中说：《诗经》中“尚不愧于屋漏”。房间的西南角叫做奥，是尊者居住的地方。东北角叫做屋漏，离尊者最远。人的常情，离尊者远了，就一定会有轻慢傲慢。这种在屋漏也不惭愧，所以说是谨慎戒惧到了极点。《易经》中“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大概是因为十天干中除了戊己不在四季循环的行列中，只用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作为四季的顺序。甲，是阳气的开始；庚，是阴气的开始。先甲、后甲三日，都是庚；先庚、后庚三日，都是甲。甲之后乙丙丁为庚，庚之后辛壬癸为甲，都相隔三日。俗语说：“久雨不晴，只看甲庚。”大概是因为这两天是阴阳的开始，所以一定有变化。

（梓材谨案：《拙斋纪问》也称《道山记问》，谢山所录十九条，现在移入《和靖学案》的二条，移入武夷学案的二条，移入《汉上学案》的一条，移入《衡麓学案》的一条。）

乡贡李和伯先生楠

李楠，字和伯，侯官人。和他的弟弟李樗都很有名。吕居仁进入福建，先生兄弟和林少颖首先侍奉他，于是得到了伊洛学派的传承。林少颖说先生像元紫芝，他的弟弟像黄叔度。他论述学问的话说：“不用私人的秤，轻重自然确定；不用私人的量器，多寡自然满足；不用私心，是非自然明白。”又说：“梦，是心的镜子。人的善行，有的靠矜持矫饰来做，到了梦寐之间，那么毫发不可掩盖。君子以梦为镜，自己知道心的真诚与虚伪。”又说：“道有并行而不违背的：别人的善就赞誉他，自己不可以自我赞誉；别人的过错就宽恕他，自己不可以自我宽恕；别人的贫穷就怜悯他，自己不可以自我怜悯。”又说：“我从《甫田》中得到做学问的道理，从《衡门》中得到处世的方策。”又说：“陈平闲居深思，陆贾来到面前而没有看见，我想用这个来谨慎我的思虑。严颜说：‘砍头就砍头，何必发怒呢？’我想用这个来惩戒我的愤怒。”又说：“《春秋》不可以用凡例来拘束，就像《易经》不可以拘泥于象数。如果只从凡例中寻求必然，与柱后惠文有什么区别呢！”先生尤其精通《春秋》，广泛搜集各种说法来会通其旨趣。各种说法中不安妥的地方，然后用己意决断。他的书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年龄只有三十七岁，评论的人为此惋惜。（修。）

乡贡李迂斋先生樗

李樗，字迂仲，侯官人，自称迂斋，和哥哥李楠都有盛名，都因为乡贡不中而早逝。临终时对林少颖说：“白走了一遭！”勉斋曾经称赞他说：“我们乡里的士人，以文辞行义作为学者的宗师，像李像林，是杰出的人。”所著有《毛诗解》，广泛引用各种说法，而用己意决断。学者也称他为三山先生。（云濠案：《闽书》说先生有《毛诗注解》，学者称迂斋先生。他是林少颖的外兄。林，是李家的外甥。）

文定汪玉山先生应辰（另见《玉山学案》。）

隐君王先生时敏（另见《和靖学案》。）

章复轩先生宪

章先生悊

周先生宪（都见《震泽学案》。）

说书王先生师愈（另见《龟山学案》。）

隐君曾艇斋先生季狸

曾季狸，字裘父，临川人，是南丰先生弟弟曾宰的曾孙。先生曾经广泛跟随南渡初年的各位名宿，而学习道义以吕舍人吕居仁为宗师，乾道、淳熙各位老人都敬畏他。曾经勉励张宣公做范尧夫，而告诫他不要轻言用兵。隐居生活清静，布衣刘共父、张于湖争相推荐他，他推辞不出。他的师友书信，吕居人排名第一。先生曾经一次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终身不再赴考。有《艇斋杂着》一卷，是议论古今的文章，陈振孙称赞他的文辞质朴而义理端正，可以了解他的人。大概有伊洛学派的传承。（补。）

（梓材谨案：《直斋书录解题》说：“曾巩的弟弟叫湘潭主簿曾宰，曾宰的孙子叫大理司直曾晦之，曾季狸是他的儿子，年轻时跟随吕居仁、徐师川游学。”这样先生又是徐氏的门人。）

通守方困斋先生畴

方畴，字耕道，弋阳人，学者称他为困斋先生。受业于吕紫微，而〇跟随胡文定父子、张横浦等公游学。吕紫微曾经叙述顾子敦的话来告诉他：“坚守至正以等待天命，观察物变以涵养学术。”因此命名他所居住的堂为守正堂、观养堂，并且说：“我将早晚都在这里，以不忘吕公的恩赐。”建炎年间，考中进士。绍兴年间，上书有

译有四件事令人担忧，指的是女真人的诡计、盗贼的猖獗、藩镇的跋扈、将帅的畏怯；有十件事应当施行，即讲求征伐、治理财政、选拔人才、严明赏罚、重视台谏、抑制宦官、商议诏令、救济灾荒、训练乡兵、宽缓民力；有一人应当罢免，就是宰相秦桧。先生任武冈通判时，太守宋若朴迎合宰相心意，说先生与胡忠简公是姻亲，便罗织罪名将先生贬到零陵。胡忠简公从岭南寄信给先生说：“你取《易经》中的《困卦》仔细玩味并深入探究，就能得到身处困境时的处世之道了！”先生于是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困斋，他读《易经》称为“困交”，自称困叟，张魏公非常敬重他。先生才气刚健超迈，家庭和睦的德行十分笃实，出仕或隐居都不苟且，被贬谪居住时好学不倦。汪文定公曾说：“有幸听闻耕道先生的风范，大概可以取法而不遥远，而且足以让我的同窗学子有所振奋兴起。”后来先生赴任建康判官，在任上去世。有《集》二十卷。（补录。）

译监镇方先生丰之

方丰之，字德亨，是莆田人。他在信州跟随紫微吕公求学，后来告辞回乡，紫微吕公作诗送别他，其中有“你的学问已经确立，志向非常远大，凭借什么来最终成就呢？在于不懈怠”这样的句子。他做官做到监镇。先生后来因为妻子的娘家，于是迁居到建阳。他擅长写诗，大概也是继承了紫微吕公的余风，朱熹和陆游都曾为他的诗作序。他的儿子方士繇，是朱熹的门人；孙子方丕父，是勉斋的门人。（补。）

◆三山学侣

宣教黄先生〇

黄〇，字实夫（云濠按：先生的名字一作榚。）是漳州人，黄樵仲的弟弟。淳熙年间放弃选官资格，入朝在朝廷应对，献上十论，升为进士丙科，调任南剑州教授。三山讲学的伙伴中，二李和林某是其中的杰出人物，而先生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迂仲解释《毛诗》，先生加以补充完善，同时传授龟山、了斋的学问。官职最终做到宣教郎。著有《诗解》、《中庸解》、《论语解》、《孟子解》。（修。）

◆仓部家学（胡、程四传）

成公吕东莱先生祖谦（另见《东莱学案》。）

忠公吕大愚先生祖俭（另见《东莱学案》。）

◆林氏家学

主簿林先生子冲

林子冲，字通卿，是拙斋的侄子。担任南丰县主簿，能够继承家学。

◆林氏门人

成公吕东莱先生祖谦（另见《东菜学案》。）

司理刘先生世南（另见《豫章学案》。）

◆方氏家学

方远庵先生士繇（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卷三十七 汉上学案（全氏补本）

汉上学案 （全祖望补本）

汉上学案表

朱震 刘长福（另见《泰山学案》。）

（上蔡门人） 徐畸 吴葵（另见《说斋学案》。）

（二程再传）

（安定、濂溪三传）

朱巽

胡铨（另见《武夷学案》。）

（都是汉上的学侣）

沈该

（汉上同调）

田畴

（沈氏续传）

汉上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按：上蔡的门人中，汉上朱文定公最为著名。关于《周易》象数的学说，未曾见于上蔡之口，而汉上却对此论述详尽。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长凭借洛学在宋室中兴时被任用，汉上实际上也是接连而出，然而世上传承他学问的人稍微少一些。因此撰写《汉上学案》。（梓材按：汉上的传本在《上蔡学案》中，自从谢山为他别立《学案》。）

◆上蔡门人（二程再传）

文定朱汉上先生震

朱震，字子发，是荆门军人。考中政和年间进士，多次在州县任职。胡文定安国非常器重他，推荐召他担任司勋员外郎。赵忠简鼎又推荐他，说他“廉洁正直，坚守道义，是士人的楷模，让他担任讲读官，必定有益”，再次召见才到任。首先询问《周易》、《春秋》的要旨，皇上很高兴，改任祠部员外郎，兼任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升迁为秘书少监，侍奉经筵。转任起居郎兼建国公赞读，与翊善范冲，人们说这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升迁为中书舍人兼翊善，转任给事中，多次升迁为翰林学士。太常吴表臣提议举行明堂祭祀，先生说：“《王制》规定，国家有大丧，三年不考察政务，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超越丧礼而行事。《春秋》讥讽鲁庄公在丧期内举行吉禘，认为没有守满三年。本朝景德三年合祭天地，于是享祭太庙，当时真宗没有实行三年的丧礼，以日代月，如果在今天实行就不对了。”他的话没有被采纳。绍兴七年，称病请求退休，去世。皇上悲伤地说：“杨时去世，安国和朱震又死了，我痛惜他们！”录用他的儿子做官。先生经学深厚纯正，著有《汉上易解》，说：“陈抟将《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将《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将《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当时张载在程、邵之间讲学。所以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周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章。臣现在以《易传》为宗旨，调和邵雍、张载的议论，上采汉、魏、吴、晋，下至唐代及现在，包括不同的观点，希望使道分离后又复合。”大概他的学问认为王弼完全去除旧说，杂糅庄、老，专门崇尚文辞是错误的，所以他对象数更加详尽。他论述《图》、《书》授受的源流也是如此，大概不知道其所从出。（云濠按：《四库书目》《经部》收录《汉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

全祖望谨按：汉上认为周、程、张、刘、邵氏的学问出于同一位老师，这种说法恐怕不可信。他的意思

译他主张调和会通各家学说，却反而难免受到晁氏对其错乱的讥讽。然而，汉上先生立身处世，却是纯粹的真儒。

汉上易卦图说

译列御寇说：“易，就是统一。一变化成为七，七变化成为九，九再变化又回归为一。”李泰伯说：“伏羲观察《河图》而画出八卦。”列御寇所说的变化，论述的就是这幅图。一，是太极静止不变的数；七，是大衍之数；九，是玄妙之数。泰伯说画卦，也没有完全说清实情。大衍五十之数，蕴含在四十五之中。《黄帝书》说土的生数是五，成数也是五，《太玄》以五五为土，五也就是十。

王洙说：《山海经》记载：“伏羲氏得到《河图》，夏人沿用它，称为《连山》。黄帝氏得到《河图》，商人沿用它，称为《归藏》。列山氏得到《河图》，周人沿用它，称为《周易》。”这是杜子春所依据的说法，难道不知道姚信的话并非凭空捏造，只是所传承的来源不同罢了。梁武帝攻击这种说法，涉及到了轻率放肆。（以上为《河图说》。）

《洛书》，由刘牧传承。一与五相合成为六，二与五相合成为七，三与五相合成为八，四与五相合成为九，五与五相合成为十。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属木，四九属金，五十属土。十就是五五。《洪范》说：“一五行。”《太玄》说：“一与六同宗，二与七同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范望说：“重复说五，十也就可知了。”一、三、五、七、九是奇数，合计二十五，称为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偶数，合计三十，称为地数。所以说“天地之数五十五”。数五即十，所以《河图》的数是四十五，而五十之数具备；《洛书》的数是五十五，而五十之数也在其中。只有十就是五，所以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戎六，戊癸五，而不数到十。十，是盈满之数。（洛书说。）

《伏羲八卦图》，由王豫传给邵康节，而郑夬得到了它。《归藏初经》，是伏羲最初画出八卦，进而重叠而成的。它的经文有初干、初〇（坤）、初艮、初始兑、初荦（坎）、初离、初始厘（震）、初始巽，卦象都是六画，也就是这八卦。八卦既已重叠，爻就在其中了。薛氏说：“从前神农氏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而《初经》更本源包牺氏，八卦排列而成，六十四卦就具备了，神农氏是沿用了它。”《系辞》说：“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做耜，揉曲木头做耒，耒耜耕作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大概是取自《益》卦。”王辅嗣认为伏羲重叠卦象，郑康成认为神农重叠卦象，他们的说法源于此。孔子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互摩擦，水火不相射。”天地确定位置，那么干与坤相对；山泽气息相通，那么艮与兑相对；雷风相互摩擦，那么震与巽相对；水火不相射，那么坎与离相对。而《说卦》中的健、顺、动、入、陷、丽、说，以及马、牛、龙、鸡、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还有各种别象的次序，都是初卦。郑夬说：“干之初爻与坤之初爻相交得到震，所以是长男；坤之初爻与干之初爻相交得到巽，所以是长女；干之二爻与坤之二爻相交得到坎，所以是中男；坤之二爻与干之二爻相交得到离，所以是中女；干之上爻与坤之上爻相交得到艮，所以是少男；坤之上爻与干之上爻相交得到兑，所以是少女。干、坤是大父母，所以能生出八卦。《复》、《姤》是小父母，所以能生出六十四卦。《复》的初九与《姤》的初六相交得一阳，《姤》的初六与《复》的初九相交得一阴；《复》的二爻与《姤》的二爻相交得二阳，《姤》的二爻与《复》的二爻相交得二阴；《复》的三爻与《姤》的三爻相交得四阳，《姤》的三爻与《复》的三爻相交得四阴；《复》的四爻与《姤》的四爻相交得八阳，《姤》的四爻与《复》的四爻相交得八阴；《复》的五爻与《姤》的五爻相交得十六阳，《姤》的五爻与《复》的五爻相交得十六阴；《复》的上爻与《姤》的上爻相交得三十二阳，《姤》的上爻与《复》的上爻相交得三十二阴。阴阳男女都顺次运行，所以能生出六十四卦。”（《伏羲八卦图说》。）

乾坤，是天地的根本；坎离，是天地的功用。乾坤相交成为《泰》卦，坎离相交成为《既济》卦。干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终于申，（这是《连山》。）以顺应天时。将干置于西北，（伏羲《初经》干在上坤在下，所以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将坤退至西南，（《归藏》以坤先于干。）干统领三男而长子主事，坤统领三女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泽艮为偶，（回归到伏羲的《初经》。）以顺应地理方位。王者的法则尽在于此了。所以《易》始于乾坤，终于坎离，（即《既济》、《未济》。）而《咸》

译《恒》卦是下经的首卦。乾、坤是本源；坎、离是功用。乾、坤、坎、离，是上篇的功用。《咸》卦是兑与艮；《恒》卦是震与巽。兑、艮、震、巽，是下篇的功用。《颐》、《大过》、《小过》，《中孚》是两篇的正位。所以说：文王创作《周易》真是达到了极致啊，他难道不是掌握了天地的功用吗！（《李挺之变卦反对图说》）

译往来，是从内外角度说的，也是从消长角度说的。从内到外叫做往，从外到内叫做来。请再借《贲卦》来说明。“柔来而文刚”，是指坤卦的柔爻从外卦下方来到，修饰乾卦的刚爻。“分刚上而文柔”，是指乾卦的刚爻从内卦上方前往，修饰坤卦的柔爻。在柔爻上说“来”，就知道“分刚上而文柔”是“往”；在刚爻上说“上”，就知道“柔来而文刚”是“下”。上就是出，下就是入，这就是所说的“其出入以度内外”，这就是所说的“上下无常”。如果说“柔来，说明这原本是乾卦”，那么就不该说“分刚上而文柔”，而应当说“刚来而文柔”了。《妄卦》的《彖传》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外卦的乾已经三画了，称之为“自外来”，那么应当是从卦外而来吗！（《六十四卦相生图说》。）

律历的元始始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卦》，其书本源于夏后氏的《连山》，而《连山》则以艮卦为首。之所以以艮卦为首，是因为八风始于不周风，实际位于西北方位，七宿的次序，是东壁、营室。东壁是开辟生气而向东，营室是营造阳气而生产，在时辰为亥，在音律为应锺，在季节为立冬，这就是颛顼历法之所以以十月为首的原因。（《太玄准易图说》。）

那六十卦，《乾》卦贞定于子位而向左行，《坤》卦贞定于未位而向右行，《屯》卦贞定于丑位间时而向左行，《蒙》卦贞定于寅位间时而向右行，《泰》卦贞定于寅位而向左行，《否》卦贞定于申位而向右行，《小过》卦贞定于未位而向右行。七卦交错运行，音律实际验证了这一点：黄锺，是《乾》卦初九；大吕，是《坤》卦六四；太蔟，是《乾》卦九二；应锺，是《坤》卦六五；无射，是《乾》卦上九；夹锺，是《坤》卦六三；夷则，是《乾》卦九五；仲吕，是《坤》卦六二；蕤宾，是《乾》卦九四；林锺，是《坤》卦初六。初爻对应四爻，二爻对应五爻，三爻对应上爻，所以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酉、午未叫做合声。（《十二律相生图说》。）

那《坤》卦的初六，是五月的气候，即《姤卦》。这时候岂止没有冰，连露水也没有凝结，为什么说“履霜坚冰至”呢？回答说：一阴之气产生，开始在下方凝结，验之于万物，井中的泉水已经寒冷了。积累不停止，到了《坤》卦的上六，那么露水凝结为霜，水寒冷结成冰。因此君子观察所踏足的微阴，就知道冰霜逐渐形成。（《坤初六图说》。）

乾坤，是鬼神；坎离，是日月、水火；艮兑，是山泽；震巽，是风雷；坎离震兑，是四时。坎离，是天地的中道。圣人得到天地的中道，就能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先于天而动而天不违背，圣人就是天地；后于天而动而奉行天时，天地就是圣人。圣人与天地合为一体，所以创造万物而万物生成。同声相应，震巽就是这样；同气相求，艮兑就是这样；水流向湿润处，火趋向干燥处，坎离就是这样。云跟随龙，风跟随虎，有生命有形体，各自跟随其同类，自然而已。（《坎离天地之中图说》。）

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从午到子，七次必然回复，这是乾坤消长的道理。所以以一天来说，从午时到夜半又得到子时；以一年来说，从五月到十一月又得到子月；以一纪来说，从午岁凡七年又得到子岁。天道运行，其数目自然如此，合起来为一纪，分开为一岁、一月、一日，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六十卦对应三百六十日，而两卦相隔都以七天。况且卦有以爻为岁的，有以爻为月的，有以爻为日的，以《复卦》说“七日来复”，是阐明卦气。陆希声说“圣人言‘七日来复’是历数微妙之处的显明”是对的。（《复七日来复图说》。）

从初爻数起，到上爻为六。有时以一爻为一岁一年，《同人》“三岁不兴”，《坎》“三岁不得，凶”，《丰》“三岁不觌”，《既济》“三年克之”，《未济》“三年有赏于大国”。有时以一爻为一月，《临》“至于八月有凶”。有时以一爻为一日，《复》“七日来复”。有时以一爻为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来”，《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有时以一爻为一物，《讼》“鞶带三褫”，《晋》“昼日三接”，《师》“王三锡命”，《比》“王用三驱”，《睽》“载鬼一车”，《解》“田获三狐”，《损》“二簋可用享”，《萃》“一握为笑”，《革》“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获三品”。（《爻数说》。）

汉上易丛说

《归藏》的《乾》有“乾，大赤”。乾为天、为君、为父，又为君长、

译成为卿位，成为马匹，成为禾苗，又成为血卦。

译《归藏·小畜》中说“其丈人”，由此可知“丈人”这一称谓，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存在了。

苋陆，是一种生长在沼泽中的草，生于三月、四月。苋，就是蒉，叶子柔软，根坚硬且呈红色。陆比苋大，叶子柔软，根坚硬。坚硬，是兑卦刚健的象征；坚硬且呈红色，红色是乾卦的颜色。

《易经》中有用一策代表一天的，如“乾、坤之策”就是如此。有用一爻代表一天的，如“七日来复”就是如此。有用策数七八九六来说明天数的，如“勿逐，七日得”就是如此。《易经》取象的方式，难道只有一种就能穷尽吗？六十卦轮流值日，两卦之间相隔都是七天，实际上则是六天又七分之一天。这就好比《尚书》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又六天”，实际上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礼记》说“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七月；《诗经》说“一之日”、“二之日”，实际上是指十一月、十二月的日子。为什么唯独对这六天又七分之一天表示怀疑呢？

“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这已经取用了重离之象。为什么呢？离，是附丽之意。离象征眼睛，巽象征绳索。用巽卦变为离卦，这就是“结绳而为网罟”的意象。网罟，就是眼睛。离象征野鸡，巽象征鱼，这就是“以佃以渔”的意象。

《彖传》，是孔子赞述《易经》十篇中的一篇。以前的儒者将其文辞附在卦辞之下，所以加上“彖”字来加以说明。谔昌用《乾》卦的《彖传》来解释“元亨利贞”，《文言传》又接着解释，他怀疑这是重复，认为不是孔子的话，并且引用穆姜的话来证明。这又是不对的。《文言传》，是润饰其言辞的意思。就像《序卦》、《彖传》、《说卦》之类，古代已有这些言辞，或者是文王、周公的话，孔子依据这些言辞加以润饰，以流传后世。《左传》说：“言辞不文雅，流传就不远。”所以用《文言》来命名这一篇。

如果说“君子以非礼勿履”，那么这是孔子所系的《大象传》。怎么证明呢？姑且以《复卦》的《大象传》来说明。它说：“雷在地中，《复》卦，先王在冬至日关闭关卡，商旅停止通行，君主不巡视四方。”考查《夏小正》，十一月“万物不通”，那么“冬至日关闭关卡，君主不巡视四方”，是夏代的制度。周代的制度是在十一月向北巡狩，到达北岳了。由此可知，系《大象传》的文辞，不是周公所作。

《说卦传》脱漏错误，比起其他各篇特别多。《荀氏易》本在乾卦后有四象，坤卦后有八，震卦后有三，巽卦后有两，坎卦后有八，而又把“揉”当作“挠”，离卦后有一，艮卦后有三，兑卦后有两。《虞氏易》本把“龙”当作“駹”，把“反”当作“阪”，把“〇”当作“专”，把“寡”当作“宣”，把“科”当作“折”，把“羊”当作“羔”。郑玄本把“广”当作“黄”，把“干”当作“干”，把“黔”当作“黚”。京氏本把“馵”当作“末”，把“蠃”当作“螺”，把“果蓏”当作“果堕”。其余陆绩、王肃、姚信、王广等人，偏旁笔画也有所不同。大概焚书之后，《周易》虽然保存下来，但到汉代已经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并献上，所以这三篇的文字难免有差错。

圣人死称为神，贤人死称为鬼，众人死称为物。圣人清明在自身，志气如同神灵，所以五帝配享上帝，傅说上比列星。贤人得到了他们应归之处。众人只知道富贵生存罢了，他们的思虑不出于口腹之间，床席之上，夸耀于世以自利，被物欲遮蔽，不能自我反省回到本初，所以称为物。然而物乘着间隙而显现，难道能离开五行吗？

阴阳，是用；刚柔，是体。用称为道，体称为德。体用之间没有间隙，和谐会合为一，顺着它而行，那么动静语默都适宜，所以说“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天地万物，共同遵循一个理，这个理顺畅而不妄为，深入明了其本源，才能统一天人，合内外，体用无间了，这就叫做尽性。尽性就能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对于穷困通达、长寿夭折，以正道接受，不改变自己的心意。

苏氏解释《需》卦的“光亨”说：“光，是物的神灵。”这是关子明的说法。有人问“神”，回答说：日月在上，其光明在地。日月的形体，其大如盘盂，光所照耀，覆盖万物，这不是神吗？大概神难以言说，所以用“光”来形容它。君子行动而有光，广大圆融，世俗所不及。所以《易经》说“未光”、“未光大”的，都是狭隘且浅陋的。

附录

先生起初被胡文定推荐，称病不去。恰逢赵忠简公赵鼎担任参知政事，高宗咨询当世人才，赵鼎说：“我所听闻的朱震学术深博。”于是召用。这时虔州百姓为盗，先生说：“让做官的人廉洁而不扰民，那么百姓自然安定。希望诏令选拔好的太守去慰抚他们，并且让他们到任之日，条列具报官吏中有贪赃枉法、行为恶劣的人，全部罢免，听任他们自行选择慈祥仁惠的人来担任。”

林拙齐《纪问》说：汉上《丛说》云：“反观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都有善端，不也容易知道吗？实行所知道的，不也简单能行吗？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白天劳作夜晚休息

译，难道不简便且容易吗？由此推论，天下没有不懂却去创作的人。」

译魏鹤山在《师友雅言》中说：朱汉上曾说：“古代衣裳是相连的，乾坤是相依的，君臣上下如同一个整体。到了秦代，才开始将衣和裳分开。”如今泸州、叙州的獠人风俗，大多穿着统裙，这还保留着古法。

◆汉上学侣

朱先生巽

朱巽，字子权，是朱文定的弟弟，也富有学识，号称“二朱”。（参见《姓谱》。）

（梓材谨按：《姓谱》原本写作“字公权”。朱文定名震，字子发；朱先生名巽，应当字子权。上蔡先生担任西京竹木场监时，朱文定曾去拜见他，此事见于上蔡《附录》，那么朱巽也是上蔡的弟子。）

忠简胡澹庵先生铨（另见《武夷学案》。）

◆汉上同调

仆射沈先生该

沈该，字守约，吴兴人。考中嘉王榜进士。绍兴二十六年，以右仆射兼任修国史。曾撰写《易小传》，其学说以《左氏传》中的卦变作为依据。曾进献给高宗，高宗下诏褒奖。（参见朱氏《经义考》。）

◆汉上门人（二程三传。）

宣教刘先生长福（另见《泰山学案》。）

隐君徐天民先生畸

徐畸，字南夫，又字叔范，兰溪人。是汉上先生的弟子，掌握了《周易》的旨意精要，同时通晓《春秋》、《礼记》，经术湛深，文章深得欧阳修、曾巩笔法之外旨，且能拉开两斛力的弓射中目标。隐居讲学，人们大多不知道他，只有东阳的吴文炳了解他，聘请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当时婺州以师道兴起后进的，有东莱、同甫、说斋和这位先生。学者称他为天民先生。他的著作有《周易解微》三卷。

◆徐氏门人（二程四传。）

主簿吴先生葵（另见《说斋学案》。）

◆沈氏续传

田兴斋先生畴

田畴，号兴斋，华亭人。嘉定期间曾在国学设立讲席，六馆的士人都向他北面行礼。著有《学易蹊径》二十卷。（参见《姓谱》。）

谢山《田氏学易蹊径题辞》说：宋代谈论互体的人，〇洲只列举了汉上、黄中两家。现在看兴斋的学说，又有超出这两家之外的地方。他每卦一图，都是以正卦兼变卦来说，并且取正卦和变卦的互体。曾考证他的来源，则是吴兴沈氏。沈氏说《睽》卦三爻则下互体为离，其变则上互体为兑，这正是兴斋的学说。正卦的互体，在圣人取象时，有时会用；但如果变卦的互体，就不是取象所能涉及的。一卦自有一卦的象，不能兼正变而互之。有人说：“《左氏传》陈敬仲筮辞说：‘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元凯说这是《观》卦变为《否》卦。正卦的三四五爻为艮，变卦的二三四爻也为艮，所以说山。那么本来就是把正变之互合起来说了。兴斋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筮法。筮法合正卦与变卦来占卜，那么也可以兼正卦与变卦的互体来取象。当圣人作《象辞》时，只是发挥这一爻的象罢了，怎么能预先估计其变而求合呢？那样将不胜其烦！《易》虽然是为卜筮而作，但终究自有次第。沈氏不过是偶尔提及，其学说尚未形成体系。兴斋则每卦都列出，竟想以此定互体之说，我私下认为不妥。至于其余部分，有很多很好的。嘉定以后的经师，像这样不容易得到。 卷三十八 默堂学案（全氏补本）

默堂学案 （全祖望补本）

默堂学案表

陈渊 沈度

（了翁的从孙。）

（伊川、龟山的门人。）

（安定、濂溪、明道、清敏的再传。）

（涑水、鄞江、西湖的三传。）

罗从彦（另为《豫章学案》。）

范冲（另见《华阳学案》。）

（都是默堂的讲友。）

默堂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龟山弟子遍布天下，默堂以爱婿为首座。他极力排斥王氏之学，不愧对师门！可惜他早年侍奉了斋，禅学深入其中，而龟山也不能免于这种情况，所以不得不将正统让给豫章。撰写《默堂学案》。（梓材按：默堂传本在《龟山学案》中，自谢山为其另立《学案》。）

◆程杨门人（胡、程再传。）

御史陈默堂先生渊

陈渊，字知默，南剑州沙县人。起初名渐，字几叟。（云濠按：《忠肃言行录》附载《默堂先生行事》说：“是忠肃公的从孙。”杨诚斋为先生《集》作序，写作“犹子”，错了。）早年跟随二程学习，（梓材按：这里所说的二程，大概也是指伊川而言。）后来师从龟山。绍兴五年，因胡文定推荐，充任枢密院编修官，李忠定辟用为制置司机宜文字。七年，诏令举荐直言敢谏之人，召对，赐进士出身。授监察御史、右正言。面

译讨论程颐、王安石学术的异同，高宗说：“杨时的《三经义辩》很符合道理。”回答说：“杨时起初尊崇王安石，后来拜程颐为师，才醒悟王安石的错误。”皇上说：“王安石牵强附会。”回答说：“牵强附会的过错还小。大道的根本源头，王安石没有一处不错。”皇上说：“错在哪里？”回答说：“圣贤所传的，只有《论语》、《孟子》、《中庸》。《论语》以仁为主，《中庸》以诚为主，《孟子》以性为主。爱只是仁的一个方面，而王安石竟把爱当作仁。他谈论《中庸》，却说中庸是用来待人接物的，高明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孟子》阐发人性本善，而王安石却采纳杨雄‘善恶混杂’的说法，甚至达到‘无善无恶’的地步，又沉溺于佛教，这离失本性太远了！”又议论秦桧的亲党郑亿年曾跟随叛贼，请求免除他的官职，被秦桧所厌恶，以宗正少卿的身份离职。绍兴十五年，去世。曾经对罗仲素说：“圣人之道非常精微，如果能在后辈中得一两个可以与此道相闻的人，或许得到的人就会更多，我们的道就不孤单了，又有什么困难而不容易的呢！”先生是杨时的女婿，最终能够传承杨时的学问。学者称他为默堂先生。他的门人叫沈度，为先生的文集作序。（云濠按：先生的生平事迹，忠肃公曾题匾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行世。现在《四库书目》收录二十二卷。）

译（梓材谨按：先生著有《默堂集》，谢山特意为先生设立一个《学案》，凡是《集》中语近于禅的言论，应当必定采录并辩正，可惜庐氏所藏的原稿不全。）

附录

先生幼年聪慧悟性远超一般孩童，得以听闻家学。十八岁时，考中乡试，名声显赫，但他内心却感到不足，认为所学并非在此。听说杨文靖公继承了伊洛之学，便上书拜师，以弟子之礼侍奉，就伊尹所觉悟的、周公所思考的、孔子所贯通的、颜回所乐在其中的道理请教求益。杨文靖公收到书信，认为他深识圣贤的宗旨意趣，于是将女儿嫁给他。

先生与同乡罗仲素是同门好友，情谊特别深厚，结交将近四十年。先生常去拜访仲素，必定整天在一起才返回，对别人说：“自从我与仲素结交，每天都能听到未曾听闻的道理。他学问高深，节操清高，真是南方的冠冕！”

绍兴九年，先生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又受诏升任右正言，因任职入朝对答。皇上说：“从前陈瓘担任谏官，议论国家安危治乱之事，关系到君子与小人的任用与废弃，以及蔡京等人误国的罪责，等到靖康之难，没有一条不验证。现在任命你担任这个职位，希望你慎重不要轻忽。不要败坏家声，这是朕深切期望的。”皇上又曾对宰相执政说：“御史陈某，老成且有学问，曾听他讲解《论语》、《中庸》，可以让他升迁任用。”皇上的眷顾待遇就是这样。先生感激皇恩深厚，刚正不阿地坚守正道，每当因奏事涉及治乱的根本、学术的正邪、君子小人朋党的区分、中原与夷狄逆顺的道理时，必定反复向皇上陈述。

先生曾议论说：近年来，恩惠过于泛滥，赏赐过于丰厚，颁发赏赐的费用过于巨大，所用的人多，而收入实际很少，这是臣非常担忧的。《周官》说“只有王及后、世子不与会”，解说者认为不能用有司的法度来治理他们，这并不是周公制定法度为后世君主奢侈用度开启端绪。臣认为冢宰“用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有司虽然不与会，冢宰可以超越常规来议论他们。如果事事都按常规，即使不与会，也如同与会一样。

先生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自幼就为忠肃公所知，常侍奉在左右，超过三十年，忠言正论，从中获益很多。等到跟随杨文靖公学习，辅以涵养，熏陶义理，遵循规矩法度，因此修身立朝，都有根本和末节。

有人劝他迁就世俗以树立名声，先生叹息说：“我只知道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罢了。子孙的荣辱，来不及计较。”

◆默堂讲友

文质罗豫章先生从彦（另立《豫章学案》。）

龙图范元长先生冲（另见《华阳学案》。）

◆默堂门人（胡安国、程颐三传。）

尚书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是池州主簿沈播的曾孙。先生跟随默堂公学习将近二十年。绍兴年间任余干县令，政绩有三项善举：田地没有废弃的，市场没有空闲的，监狱没有滞留的囚犯，百姓歌颂他。以考功郎中的身份被任命为直秘阁、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皇帝说：“甲申年，委派你守卫吴门，不久，政绩显著，果然如朕所料，可谓得人。”随即任命他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乾道四年，又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建宁府。这时朱子在崇安，担任属吏，创立社仓，均籴备贷，沈先生拿出六万缗钱资助这项工程。社仓建成后，百姓依赖它，朱子为此事作记。最终官至兵部尚书。（参看《姓谱》。）

卷三十九 豫章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豫章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豫章学案表

罗从彦 李侗 朱熹（另立《晦翁学案》。）

（伊川、龟山门人。） 罗博文

（安定、濂溪、明道再传。） 刘嘉誉 （子）世南

（孙）砥

（孙）砺（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朱松 （子）熹（另立《晦翁学案》，）

廖衙（另见《龟山学案》，）

（豫章讲友。）

豫章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豫章在杨门中，所学虽然纯正，但所得确实浅薄，应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到延平就深奥了，再传到晦翁就伟大了，豫章于是成为别子。弟子使老师增光，真是厉害啊！撰写《豫章学案》。（梓材按：李文靖以下，谢山开始称为《道南学案》，后来改为延平与文质合称《豫章延平学案》，确定《序录》则专称豫章，所以延平也不另外标目。）

◆程杨门人（胡安国、程颐再传。）

文质罗豫章先生从彦（附师吴仪，）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延平的吴仪，字国华，以穷究经书为学，先生拜他为师。崇宁初年，在将乐见到龟山，惊得汗流浃背说：“不到这里，几乎枉过一生！”（云濠按：先生师事龟山，而李文靖又师事先生。陈直斋说：“这就是所谓的南剑三先

译是生者。”曾与龟山先生讲论《周易》，讲到《乾》卦九四爻时，龟山说：“伊川先生的解说非常好。”先生随即卖掉田地，收拾行装，前往洛阳拜见伊川先生，回来后跟随龟山先生学习很长时间。建炎四年，通过特科考试被任命为博罗县主簿。任期届满，进入罗浮山静坐修养。绍兴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门人学子称他为豫章先生。先生严厉刚毅、清静淡泊，在杨氏门人中唯独他真正继承了杨氏的学说。龟山先生起初认为饥渴会妨害心性，让他去思索，先生从此悟入道体。因此他对世俗的嗜好淡泊如水。著有《遵尧录》，论述宋朝自太祖开国，太宗、真宗、仁宗相继继承，如同舜、禹遵循尧的道，坚守同一宗旨。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推行管仲、商鞅的法术，甲倡导乙附和，最终酿成外族入侵的祸患，先生对此没有不痛心疾首的。又有《春秋》、《毛诗》、《论语》、《孟子解》、《中庸说》、《议论要语》、《台衡录》、《春秋指归》（云濠按：《四库书目》记载，《豫章文集》十七卷。但第一卷列出《经解》目录，有目录而无正文，实际只有十六卷。）淳祐七年，朝廷赐谥号文质。 宗羲按：龟山先生传了三代才到朱子，而他的道义更加光大。豫章先生在亲传弟子中最为没有气势锋芒，但传承道统最终依靠了他。先师曾说：“学术脉络非常细微，不在于气势魄力上承当。”难道不是可信的吗！然而也有很多被埋没而无人知晓的。被人知晓或不被知晓，君子并不在意，但评论历史的人不敢忽视。

译议论要语

君主想要英明而不苛察，仁爱而不懦弱。这是因为苛察常常损害英明，而懦弱反而伤害仁爱。汉昭帝英明而不苛察，汉章帝仁爱而不懦弱。汉宣帝英明，却失之于苛察；汉元帝仁爱，却失之于懦弱。至于唐德宗，苛察而不英明；唐高宗，懦弱而不仁爱。兼具这两方面优点的，大概只有汉文帝吧！

名位和礼器的尊贵与卑贱，取决于授予的人。为什么呢？授予君子就尊贵，授予小人就卑贱。名位礼器被看重，君子就勇于践行正道，小人就安于下级职位；名位礼器被轻视，小人就勇于虚浮争竞，君子就以谋求进身为耻。由此看来，君主的名位礼器，可以轻易授予人吗！

君主英明，是君主的福分；臣子忠诚，是臣子的福分。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朝廷就安定太平，这难道不能称为福分吗？父亲慈爱，是父亲的福分；儿子孝顺，是儿子的福分。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家道就兴隆昌盛，这难道不能称为福分吗？世俗之人把富贵当作福分，真是浅陋啊！

王道使百姓富裕，霸道使国家富裕。使百姓富裕，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使国家富裕，齐国、晋国就是这样。到了汉文帝实行王道，想要使百姓富裕，但告诫不严，百姓反而变得奢侈；汉武帝实行霸道，想要使国家富裕，但费用没有节制，用度竟然导致耗竭。

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事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朝廷重视教化，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就有良好的风俗。如果朝廷不致力于教化却要求士人有廉耻，士人不崇尚廉耻却期望风俗美好，这怎么可能呢！

君子在朝廷，天下必定治理好。因为君子进用，常常会有批评时政的言论，使君主多忧虑而善心产生，所以天下必定治理好。小人在朝廷，天下必定混乱。因为小人进用，常常会有粉饰太平的言论，使君主多快乐而懈怠之心产生，所以天下必定混乱。

正道是天下共同喜爱的，邪道是天下共同厌恶的，圣人未曾在这中间担忧，这是因为邪正已经分明。至于邪正尚未分明时，圣贤就会担忧。看少正卯言论虚伪却善辩，行为虚伪却固执，孔子就诛杀了他；杨朱、墨翟，一个主张为我，一个主张兼爱，孟子就批驳他们；这都是因为邪正尚未分明而迷惑的人众多，这是孔子、孟子急切关注的原因。

天下的变故，不兴起于四方，而兴起于朝廷。比如人伤了元气，寒暑就容易侵袭；树木伤了根本，风雨就容易折断。所以内部有李林甫的奸诈，外部就有安禄山的叛乱；内部有卢杞的邪恶，外部就有朱泚的背叛。《易经》说：“背负财物又乘坐车马，招致强盗到来。”这不是虚言啊！

士人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根本。有名节，就不歪曲正道以求进身；有忠义，就不固宠以欺骗君主。

圣人没有欲望，君子欲望少，众人欲望多。

一般人的本性，取决于所习染的环境。见到善就习染为善，见到恶就习染为恶。习染为善，就举世相率而为善，却不知道为善是对的，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士人和太学生就是这样。习染为恶，就举世相率而为恶，却不知道为恶是错的，五代时期的君臣就是这样。

遵尧录

太宗对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那么奸邪就没有途径进入。”可以说很好了！嗜好，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当他淡泊不让嗜好显露在外时，就离正道不远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夔、稷、契那样的人用正道开导他，应当把《六经》看作捕鱼的竹笼和捕兽的陷阱（达到目的即可舍弃），上与尧、舜在忘言的境界中相契合。李至虽然是贤者，但可惜不是同辈中人。

太宗内廷侍从，不超过三百人，可以说很好了！然而对宰相说：“你们看朕对待妻子儿女，就像脱掉鞋子一样不在意！遗憾不能离世绝俗，追随羡门子高。”这是过高者的言论。王化之本，是《关雎》的训诫。有《关雎》的德行，必有《麟趾》的感应，这是周朝之所以达到太平的原因。至于羡门子高等言论，不是人伦之美。

太宗曾说：“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简易更重要的。老子刍狗的学说，我所仰慕。”臣从彦说：简易的道理，是天理。做该做的事而不妄为，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这就是简易。老子的刍狗之说，只取其无情而已，大的方面诋毁尧、舜，而其流弊发展为申不害、韩非的法家，不可不辨别。

佛家的学问，确实有悟入之处。其道宏博，世俗儒生所不能窥探。然而断绝人伦，疏远世务，不是尧、舜、孔子的正道。赵普回答太宗说：“陛下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用佛教修心。”这是不知言的人。

君子的作为，都是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的，但不能追求近功，图谋近利。不像那些小有才能的人，一旦得到君主信任，暴露其器能，以钓取一时的赞誉。他们的措施，应当也有可观之处，但终究不能致远。吕端说：“君子之道，暗然而彰显，经历长久考验，才显现为臣的节操。”这几乎合乎道了！

圣人不再出现，自汉朝以来没有可称道的，无不夹杂霸道。以司马光的学问，尚且误为其说，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

译。

章圣皇帝尚未生下仁宗时，有一位内侍遇见一位异人，异人说王真人将降生，将成为宋朝的第四位皇帝，是古代燧人氏那样的圣人。章懿皇后也梦见数百名身穿羽衣的人跟随一位仙官，从空中降临托生。等到仁宗五六岁时，曾经拿着槐木片来钻取火种。臣从彦说：这就是所说的“没有证据就不能使人相信”啊。

译古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出仕做官。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善道需要长久才能确立，人才需要长久才能成就。所以让他们处在安逸清闲的环境，放宽时间的期限，使他们专心学业，等待他们志向坚定，那么他们出仕时，就不会被利益所动摇，不会被欲望所屈服。将正道施行于百姓，天下就能蒙受恩泽了。”后世的人被科举所诱惑，从孩童时期就有急切追求利益的心思。一旦治理百姓，什么事做不出来！王旦在章圣皇帝时在中书省任职时间最长，每次提拔任用朝中官员，一定先看声望和实际才能。如果声望还没有得到众人信服，那么即使有人推荐说某人有才，某人贤能，也不会迅速提拔他。这真是纠正弊端的良策啊！

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这是说孝子守丧期间，心里想着父亲的做法，不必主持事务就可以这样说。何况在由危险转为安定、由混乱转为治理的时候，快了就会仓促，慢了就来不及，改变做法，才是为了尽孝。天子的孝道，在于保全天下。司马光改变新法，不立刻从道理上论述，却说“用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以此来压制众人的议论，这就错了。绍圣年间的祸害，也是司马光这句话招致的。

司马光所改变的法令，没有不符合人心的，只有废除免役法这一项失当。王安石的免役法，正如同杨炎的均税，东南地区的人确实从中获利。如果用尧、舜、三代的方法来衡量它，那么废除它是可以的。不然的话，不可轻易非议。

豫章问答（补录）

古人之所以推崇这种道，一定有其原因。《中庸》这本书，世间的学者尽心去认识本性，亲身实践去穷尽本性。它的开头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它的结尾说：“哪里有所偏倚！真诚恳切是仁，深沉厚重是渊，广大无边是天。”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毫厘之差，谬误千里，所以《大学》的道理，在于知道应该停止的地方罢了。如果知道应该停止的地方，就知道学习的先后次序。不知道应该停止的地方，那么在学习上就没有前进的途径了。

对于圣贤来说，没有学习不是道的。对于世俗之学来说，没有学习不是物的。

（梓材谨案：谢山所录《豫章问道》四条，其中三条移入《附录》，这一条分为两条。）

附说（补录）

学习道以思考为主。孟子说：“心的功能就是思考。”《尚书》说：“思考产生智慧，智慧产生圣明。”“只有狂妄的人能够克制念头成为圣人。”佛家的一切与此相反。

在我们圣人学问之外的，申不害、韩非、佛、老都有书存在，只由学者自己抉择。

我们的道对事物应当没有疑惑。

祖望谨案：以上三条，见于所赠延平诗注中，关系重大，所以附在《问答》之后。

附录

李侗（仲素）志向坚定爱好学习，推究研究义理，一定要到达圣人居住的地方，于是跟随杨时（龟山）游学，恭敬侍奉二十多年。

延平写信拜见先生，信的大意说：“先生信服并牢记龟山先生的讲席已经多年了，况且曾经拜入伊川先生的门下，在千五百年后得到不传之道。本性光明而修养，行为完美而纯洁；扩展它使之广大，体悟它使之仁恕；精深微妙，各自达到极致。汉、唐的儒者，没有相近似的。至于不言语而让人和睦，与人并立而让人自我感化，如同春风吹拂万物，大概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凡是阅读圣贤之书，稍有见识的人，谁不愿意在门下接受经学，来质问自己的疑惑！我愚笨鄙陋，只因为习练科举文章，不能在门下服役。而今天殷切想要追求的，是因为认为所追求的大于利禄。况且我听说：‘道可以治理内心，就像食物充饥，衣服御寒一样。’人有迫于饥寒的忧患，惶惶不安地谋划衣食，匆忙困顿中不曾忘记。至于内心不治理，有终身不知道考虑的。难道爱护内心不如爱护口体吗？思考得太少了。我不衡量自己资质的浅陋，妄意于此。虽然知道真儒兴起，闻风而起，固然不如先生亲自教导。在动静语默之间目睹而心领神会。”

延平说：过去听罗先生（杨时）说：“横渠（张载）教导人，让人暂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的是神，就能所过的是化。私心吝啬完全消除，就全是道理，所过的自然就化了。”（补录）

又说：舜之所以能使瞽瞍高兴，是因为尽到了侍奉父母的道，共同尽到儿子的职责，只看到父母的正确而不看到父母的错误罢了。过去罗先生谈论这个说：“只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了翁（李侗）听了认为很好，说：“只有这样，天下做父子的人才安定。那些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的人，常常开始于看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补录）

又说：先生让愿中在静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叫做中，未发时是什么景象。这不仅对学习有方法，也是修养内心的关键。（补录）

汪玉山给朱子的信说：罗丈语录中有可疑的，“不居其圣”与“得无所得”，“形色天性”与“色即是空”，难以看作一类话。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这话怎么样？（补录）

朱子说：仲素先生都是实实在在地仔细去理会。又说：罗先生严厉坚毅清苦，非常令人敬畏。

又说：曾经听李先生说：“旧见

译罗先生说：“谈论《春秋》时总觉得不太满意，不知道到了罗浮山那样极其安静的地方后，对义理的理解会怎样。”我心里曾经对此有所怀疑。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这样。因为心里如果喧闹纷杂，怎么能看出义理呢？

译宗羲按：杨道夫说：“罗先生教导学者在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景象，李先生认为这个意思不仅对增进学问有方法，同时也是修养心性的关键。而《遗书》中有‘既然思考，那就是已经发动’的说法，怀疑这与前面所举的有抵触。”黄勉斋说：“罗先生通过静坐来观察，是因为思虑尚未萌生，虚灵不昧，自然能够看到那种景象，那么最初并没有妨害说未发。苏季明以‘求’字发问，那么‘求’非思虑不可，这就是伊川极力辩驳其差误的原因。”朱子说：“罗先生的说法，终究恐怕有弊病。比如明道也说静坐可以作为学问，上蔡也说多静坐不妨事，这种说法终究是稍有偏颇。才偏颇，便成了弊病。道理自有发动的时候，自有静止的时候，学者只是用敬来端正内心，用义来规范外在，认识到世间无处不是道理，不可专门去静处寻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用静，这样说才平正。”按：罗豫章静坐观察未发气象，这是从明道以下直到延平的一条血脉传承。所谓静坐，并不是说道理只在静处，因为学者入手时，从喘息汗水尚未平定之中，如果不冥心至静，何处能看到这端倪？久久纯熟，而后动静合一。如果一味在静中耽搁，便成了弊病。所以豫章为入门者指示头绪，不得不如此。朱子则担心因药致病，他们的言论各自有恰当之处。

百家谨按：《豫章年谱》说政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岁，杨龟山任萧山令，先生开始跟随他学习。《宋史》也说：杨龟山任萧山令时，先生徒步前往求学，杨龟山仔细考察他，高兴地说：“只有从彦可以谈论大道”，弟子一千多人，没有比得上先生的。谨考《龟山全集》，杨龟山丁亥年任余杭知县，壬辰年任萧山知县，相隔六年。而《余杭所闻》中已有豫章的问答，那么他跟随学习并非始于萧山是明显的。豫章拜见伊川，是在拜见杨龟山之后。伊川卒于丁亥年。如果拜见杨龟山始于壬辰年，那么伊川去世已经六年了，又从哪里拜见他呢？先君子另有《豫章年谱订正》。

祖望谨按：朱子有四位老师，而他所推崇为得道统的，称延平，所以通过延平来推崇豫章，说杨龟山门下千余人，只有豫章能承担大道。后世又因为朱子的缘故，共同推崇他，然而读豫章的书，纯正则有，其精警则未见，恐怕他所达到的境界，也只在于善人、有恒心之间。杨龟山的门下，笃实自然应当推崇横浦，通才自然应当推崇湍石，多识前言往行应当推崇紫微，知礼应当推崇息斋。只是横浦、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教，被朱子所非议，然而他们不背离圣人的地方，终究不可埋没。而汪文定公所列举豫章语录的过失，似乎也未必能于佛教彻底摆脱，如果因为他有出蓝的弟子，而一定要连带推崇他本人，这是门户之见，不是公论。至于延平所得，本来就有超出豫章的地方，我所以连缀标出为《豫章延平学案》。

◆豫章讲友

廖先生衙（另见《龟山学案》。）

◆豫章门人（胡、程三传）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李侗，字愿中，南剑人。二十四岁时，听说郡人罗仲素从杨龟山那里传授河洛之学，于是前往学习。罗仲素不被世人所知，先生冥心独契。于是退隐屏居，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他刚开始学习时，默坐澄心，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景象是怎样的。久而久之，知道天下的大本真在于此。既然得到了根本，那么凡是出于此的，虽然品节万殊，曲折万变，没有不概括贯通的，依次融释，各有条理，如同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到天地之所以高厚，细到品类之所以化育，以至经训的微言，日用的小物，玩味于此，没有不得其要领的。由此操存更加坚固，涵养更加纯熟，泛应曲酬，发动必中节，他事亲从兄，有人所难能做到的。隆兴元年十月，汪玉山应辰任福建太守，备礼写信迎接先生，到达之日，坐着谈话而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延平答问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这一章，昔日从同党中人得知，说叶公也是当时号称贤者的人，夫子名德经天纬地，谁不认识呢？叶公尚且自己向他的门徒询问，所见如此，适宜子路不回答。如果这样看仲尼的门徒，全是客气，不是观察子路的方法。大概是弟子形容圣人的盛德，有所难以言说罢了。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认为“发愤忘食”是说他求道的急切。圣人自道理中流出，就说求道的急切，恐怕不是用来形容圣人的。这三句只好浑然作一种气象看，则见圣人全是道理，不见身世的障碍，所以“不知老之将至”罢了。元晦更以此意推广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极际气象，终究是难形容的。尹和靖认为都是不居其圣的意思，这也很大。但不居其圣一节

译这件事，其实是门人推崇尊崇，事实确实如此，所以孔子不自居，是因为就事论事而显现出来的。如果常常把“不自居其圣”的念头横亘在胸中，那就不是谈论圣人的正确方式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译问：“‘太极动而生阳’，先生曾说‘这只是理，不能当作已发来理解’。我怀疑既然说‘动而生阳’，那与《复卦》中一阳初生而显现天地之心有什么不同呢？我私下担心‘动而生阳’就是天地喜怒哀乐发动的地方，在这里就能见到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就是人物喜怒哀乐发动的地方，在这里就能见到人物之心。这样分成两层来看，不知道对不对？”先生说：“‘太极动而生阳’，是至理的本源，只是动静开合，至于终结万物、开始万物，也不过是这个理一以贯之。到了‘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的时候，再从人物身上推究，也不过是这个理。《中庸》用喜怒哀乐未发已发来谈论，又是从人身上推寻，直到见到大本达道的地方，又浑然相同，只是这个理。这个理从人身上推寻，如果不从未发、已发的地方看，那么凭借什么来知道它呢？大概从天地本源和人物身上推究，不得不有所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在‘动而生阳’处难以用喜怒哀乐已发来谈论的原因。在天地只是理罢了，现在想分成两层来看，我私下担心错了。《复卦》见到天地之心，先前的儒者认为是静中见到天地之心，伊川先生认为是动中才见到，这恐怕就是‘动而生阳’的道理。然而在《复卦》中发出这一层意思来示人，又在初爻用颜子的‘不远复’来对应，这只是为了示人没有间断的意思。人与天理是一体的，在这个理上全部收摄回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都在其规范之内。我推测如此，不知道元晦以为怎么样？有疑惑，更容许日后见面时详细讨论。语言既然笨拙，又没有文采，似乎表达不出来。元晦可以意会并仔细推敲，看道理是否通达。”

收到您抄录示下的《韦斋记》，追念往事，怀念旧情，令人凄然。我中间所举《中庸》始终的说法，元晦认为‘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乎天’，就是全体都是未发的道理，只有圣人尽心才能如此。如果这样看，那么在全体中哪里不是这种气象呢？只是恐怕没什么意味罢了。我私下认为‘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体认到这个达天德的效验处，在喜怒哀乐未发处存养，直到见到这种气象，尽有地位。我曾见吕芸阁与伊川讨论《中庸》的话，吕认为循性而行，无往而非礼义，伊川认为意味很少，吕又说云云，正是说的这个。大抵论文章切在于深潜缜密，然后路径不错。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恐怕其失误之处正在于此，不可不辩。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位先生的说法都不敢轻视。我平常看这几句，私下认为人的出生，从少壮到老迈，血气盛衰消长自然不同，学者如果遵循其理，不被其所驱使，那么圣人的话自然可以逐步达到，只是圣贤所达到的地方，深浅不同罢了。如果五十岁了，还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迷茫，那就大不可了。横渠的说法似乎有这个意思，试着思索一下，看怎么样。

问：“熹昨天妄自认为‘仁’这个字，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先生不以为然。熹因为先生的话思考，而得到说法，敢再向左右求正。熹私下认为天地生物，本乎一个源头，人与禽兽草木的出生，没有不具备这个理的。其一体之中，即没有丝毫欠缺或多余，其一气之连续，也没有顷刻停息，这就是所谓的仁。（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气的，有无血气的。更体究此处。’）但气有清浊，所以禀受有偏正。只有人得其正，所以能知道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万物得其偏，所以虽然具备此理而不自知，而没有办法见其为仁。那么仁之为仁，人与万物不得不相同；知道人之所以为人而存之，人与万物不得不不同。所以伊川夫子既说‘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的说法。而先生认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朱子自注：先生勾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讲体认’）不知道果真是这样吗？又详细推测伊川的话，私下认为‘理一而分殊’，这一句说理的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在本体未发时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

译孟子用言论来证明它。孟子的言论，如果当作微言大义来理解，恐怕在切实用功的地方会落空，就像佛教那样。孟子的言论也没有隐显、精粗的区别。现在把谢上蔡的一段话记录在后面，细细玩味，就会发现无时无刻不是这个道理。这段话非常有力量。』）大体上，“仁”这个字（近本写作“者”。）正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枢纽。因为它包容和粹，涵育融漾，无法用名称和形态来界定，所以特别称之为“仁”。其中自然条理分明、细致严密，各有确定的准则之处，就是“义”。仅仅这两个字，就已经把人道概括尽了。义固然不能超出仁的范围之外，仁也不脱离义的范围之内。那么，“理一而分殊”的说法，就是本然的仁义。（朱子自注：先生逐句批注说：‘推测到这一段非常严密，算是得着了。加上涵养功夫，还担心见不到道吗？我心里非常欣慰。’）以前我是从“理一”推导出“分殊”中合宜的地方作为义，这就偏离得太远了。又不知道上面这样的推测，究竟对不对，再请求指教。”先生说：“谢上蔡说：‘我曾经练习忘我来养生。明道先生说：‘把它用于养生是可以的，但对于求道则有害。练习忘我可以养生，是因为它不留恋情感；但学道则与此不同。‘必有事焉，而勿正’，这是什么意思呢？况且出入起居，难道没有事情吗？用正心去对待它，就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迎候它。‘忘’就接近于去除念头，‘助’就接近于留恋情感。所以圣人的心如同明镜，这就是与佛教徒的心不同的地方。’”上蔡记录明道的这段话，对求学的人非常有力量。因为平常在安静的地方体认下功夫，到了喧闹的地方就用不上，大概是因为没有这样用力过。如果不是谢先生确实在日常事务中下功夫，恐怕明道的这段话也未必能引出来。这段语录之所以非常值得玩味，最近才看到这样的意思如此明显。元晦对此再思考一下，看看怎么样。只有在日常事务中就下功夫，或者就事论事地下功夫，或许逐渐可以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不然，那只是空谈罢了。我冒昧地这样想，怎么样？怎么样？”

译问（近本无“问”字。）朱熹又问：“《孟子》养气这一章，先前虽然承蒙您当面详细教诲，但我心里终究没有找到总的归结之处。近日探究，大体上有些领悟，只是要让心与气相合罢了。所以说‘坚守志向，不要滥用意气’，‘一定要有所作为但不要预设目的，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这些都是关键紧要的地方。只要让这里存养主宰的地方分明，那么全身的气自然一时汇聚，向这里来存养不息。等到气充积盛满，面色润泽，背部丰满，便是充满天地的气象，这不是向外求取的。这样，心气合一，看不出间隔，心所指向的，全气随之。即使加上齐国的卿相之位，得以施行道义，也从容自得地做该做的事，有什么动心的呢！《易经》说：‘正直、方正、宏大，不学习也不利。’而《文言》说：‘恭敬和道义确立了，德行就不孤立，那么就不会怀疑自己的行为了。’正是这个道理。不知道先生以为如何？”先生说：“养气大概是要让心与气相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看不出所谓集义的地方，终究不能合一。元晦说‘面色润泽，背部丰满，便是充满天地的气象’，与下面说‘也从容自得地做该做的事’这两处，领悟得对，看得此理很好。然而心气合一的景象，更要用体察，让分晓的路径清楚才是。我平常觉得，在畔援、歆羡的时候，未必都是正理，也是心与气相合，到这里如果仿佛有此气象，一有差错则损失多了，哪里是所谓的浩然之气呢？我私下认为孟子所说的养气，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的地方养来，才不差错。在知言的地方下工夫，尽用熟也。谢上蔡多说‘在田地上面下工夫’，这知言的说法，就是田地。先在此体认，让精密，认取心与气相合的时候不偏不倚的气象是如何，才可以看《易经》中所谓‘正直、方正、宏大，不学习也不利’，然后‘不怀疑自己的行为’，都从容自得了。元晦更在此致思，看如何。我率然如此，极不揣度是与非，更俟他日面会商量可以。”

承谕心与气相合，以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会心与气，就不可以。我鄙意只是形容到此，解会融释，不如此不见。所谓的氣，所谓的心，浑然一体流浃也。到此田地，如果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就劳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语病无疑。如果更非是，无惜勤论。我们正要如此。

〇洲《孟子师说》说：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受这气以生，心就是气的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的，就是性也，犹如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下，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东，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限制其间，流行而不失其序，这就是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无，见之于心。心就是气也。心失其养，则狂澜横溢流行而失其序了。养气即是养心，然而养心犹难把捉，言养气，则动作风仪，旦昼呼吸，实可持循也。

人身虽一气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的外面，就是流行的有条理者。自其变者而观之，叫做流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叫做主宰。养气者使主宰常存，则血氣化为义理；失其主宰，则义理化为血液。所差在毫厘之间。

志，就是气的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岂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气。“无暴其气”，便是持志工夫。如果离气而言持志，未免把捏虚空，怎么养得！古人说“九容”，只是无暴其气。无暴其气，志哪有不在者乎？更无两样之可言。

知者，气的灵者也。气而不灵，则昏浊之气而已矣。养气之后，则气化而为知，定静能虑，故知言、养气，是一项工夫也。《易经》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支。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于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泛举世人而言。孟子的“诐”、“淫”、“邪”、“遁”，指一时立言之辈，破其学术。诐词，危险之词，如“鸡三足”、“卵有毛”、“白马非马”之类，是蔽于名实者也。淫词，泛滥援引，终日言成文典，及细查之，则倜然无所归宿。陷，如人于坎窞，无有实地也。邪词，邪僻之词，如捭阖飞钳，离远于正道。遁词，炙輠无穷，不主一说，人见不穷，不知其“尚口乃穷”也。诐则公孙龙之家，淫则“谈天衍”之家，邪则鬼谷之家，遁则淳于髡之家，皆是当时之人也。

百家谨案：朱子此说，只要得心与氣合

译又说“心气合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界限”，延平说“如果再分别哪个是心，哪个是气，就会徒劳纷扰”，这与《师说》中的解释虽然不同，但也大致相似，所以选取了几条附在这里。

译所谓尽心，就像孟子拜见齐王时，齐王问起音乐，他便直接回答；齐王问起财货女色，他也直接回答。每遇到一件事，就有办法处理妥当，这就是尽心，我以前并不明白。原来尽心的效果就是这样，一旦获得这本然之心，就能推演到无穷无尽。比如齐王见了牛却没见羊，如果说他见了羊，那也就是这颗心了。

您来信说：伊川先生所说的“没有求知而不在于恭敬的”，考察《大学》的次序则不是这样。比如孔子说非礼勿视听言动，伊川先生认为这是从外部制约从而涵养内心。这几处大概各自说明了进入大道的次序，总之恭敬自在其中，不必强行牵合贯穿为一种说法。又说：“如果只是恭敬而不明白道理，那么恭敬就只是出于勉强，而没有洒脱自在的功效，意念就不真诚了。”洒脱自在的气象，其境界很高，恐怕前面几种说法才是讲学者用功的地方，不这样就会失误。由此持守久了，渐渐融会贯通，使得看不出从外部制约的痕迹，持敬的心与理合而为一，差不多就能达到洒脱自在的境界了。我自从听到师友的教诲，仰赖天意，时常只在心目间。虽然资质不好，世俗牵累妨碍夺取的地方很多，但这颗心未曾敢忘记。对于圣贤的话也时常有领悟之处，偶尔也能认识到其中的所以然，但总觉得见解反而被道理所束缚，毫无进步。如今已经老了，日益恐惧，您元晦却不嫌弃我孤陋寡闻，远道而来质问疑惑，我惭愧极了！

您来信详细论述夜气之说，也不过如此，切不可再生枝节去寻求，就怕有差错。大体上我们立志已定，如果阅读文字，心虑一旦澄澈之时，稍微隐约地一见，与心相契合的地方，就是正理。如果再生疑惑，就怕停滞阻碍。伊川语录中有记载，明道先生曾坐在一个仓库中，看见廊柱很多，于是默默数它们，怀疑数得不准确，屡次重数反而更错，于是叫一个人敲着柱子数，结果与最初默默数的数目相符，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夜气之说，之所以对学者有力，必须是兼有白天存养的功夫，不至于被束缚消亡，夜气就清澈。如果白天不能存养，那么夜气还有什么呢！怀疑这就是“日月至焉”的气象。我过去跟随罗先生求学，整天相对静坐，只谈论文字，不曾涉及一句杂语。罗先生很喜欢静坐，我当时还没有什么认识，回到房间后，也只是静坐罢了。罗先生让我在静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是什么气象，这个意思不仅在进学上有方法，同时也是养心的关键。元晦偶尔有心病，不可思索，更在这句话内去探求，静坐看看如何，往往不是没有补益的。这里相距稍远，我想见您，没能实现。恐怕元晦因为身边没有亲人侍奉，也难以前来，怎么办！殷切希望您随宜保养，不要留下让亲人担忧的念头，这是我最虔诚的祈祷。

〇洲《师说》说：平旦之气，其好恶与常人相近的程度很少，这就是喜怒哀乐未发的本体，未曾不与圣人相同，却是靠不住的。因为未经锻炼，一遇到事物，就霍然消散，虽然不是假银，却不可入火。因为平日根株久受禅宗影响，平旦之气反而像暂来的客人。终究须要避开。明道的猎心，阳明的隔疟，或远或近，难免显露。所以必须用功，才能还归本体。这就是念庵厌恶“现成良知”的原因。

世人每天追逐外物，喘汗不止，竟没有一个安顿的地方。等到气机收敛之时，不用耳目，那么芦苇管中的微阳，生机渐渐恢复，气息生长。好恶与常人相近，正是形容平旦之气。这气就是良心，不是良心在此气中显现。

天性生生不息的机枢，无时或息，所以放失之后，稍间又发，只是人不愿认定，以此作为主宰罢了。认定此心，就是养，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自然不能停止。白天束缚消亡，未曾不是此心在起作用，而点金成铁，迷失了当下。

孟子说良心，为什么不指出其降衷的本体来说，而形容平旦之气，似乎落于〇象。不知道这就是流行的天命，知道这个就是知命。就像太虚，何处不是生机？然而不落入土中，则生机散漫，无所收拾，佛教以虚无为本体，正是不知天命。（以上都出自《师说》。）

姜定庵说：白天存养，那么白天的气也清澈，又哪里只是夜气呢？正因为被束缚消亡的人夜气也能自己清澈，所以能见性善的相同。

过去从师友那里得到一些残余的教诲，认为问学有不满意的地方，只求诸于心。如果反身而诚，精通和乐的景象显现，就是自得之处。更希望您努力以此而已！

所说“见《语录》中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句，即认得《西铭》意旨”，所见路脉很正，应当以此推广求之。然而要见一视同仁的气象并不难，须要理会分殊。虽然毫发不可失，才是儒者的气象。

又说：“便是‘日月至焉’气象”一段，我的意思，只是因为能存养的人积久也可以到此，如果与“不违”的气象相比，又迥然不同。现在的学者虽然能存养，知道有此理，然而白天之间一

译如果有懈怠，遇到事情应对处理，一举一动不知不觉变得机械刻板，那就偏离正道而出差错了。只有存养功夫纯熟，天理大道明晰，习气逐渐消解，道理自然涌现，然后才能进步，这也不容易。来信认为“能够存养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存养，不只是偶尔达到”。如果真是这样，似乎就看得太轻了。你说呢？

译动与静、真与伪、善与恶，都是相对而言的。世人所说的动、静、真、伪、善、恶，并不是本性意义上的动、静、真、伪、善、恶。只有在尚未产生动之前去探求静，本性的静才能显现；在尚未产生伪之前去探求真，本性的真才能显现；在尚未产生恶之前去探求善，本性的善才能显现。

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同的途径；天下的人，没有不同的本性。本性因为不可直接看见，孟子才开始用“善”来描述它。只有从本性出发去观察，才能探求到它的极致；如果从善的角度去观察，那么道理本是统一的，却会看到两种面貌。

保持虚灵专一而宁静。心一旦变得实滞，外物就会乘虚而入，外物乘虚而入心就会动荡。心一旦动荡，气就会乘虚而入，气乘虚而入心就会迷惑。迷惑了就不专一了，那么喜怒哀乐就不能符合节度了。

天理常在眼前，只要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天理自然就会常存。颜回做到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正是如此。

思索义理，到了纷乱窒塞的地方，必须把一切都扫除干净，让胸中空荡荡的，然后再举起来一看，自然就能找到着落处。

做学问的初期，应当常常存养此心，不要让它被其他事情所压倒。凡是遇到一件事，就应当就这件事反复推究，以穷尽其中的道理。等到这件事融会贯通、脱落无碍之后，再循序渐进地稍微前进，再去穷究另一件事。这样时间久了，积累多了，胸中自然会有豁然开朗的地方，这不是文字言语所能达到的。

常常存养此心，不要让它被其他事情压倒，那么欲望、思虑等不正的念头自然就不会产生了。孟子有关于“夜气”的说法，再仔细体味一下，就能看出涵养用力的地方了。在涵养上下功夫，正是做学问的关键。如果不这样存养，终究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人心中大的恶念，却容易制服。最麻烦的是那些不大的、计较利害、忽来忽去的念头，相续不断，难以驱除。

做学问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澄清心灵，体认天理。如果真的有体悟，即使有一丝一毫私欲发动，也会退听顺从。久久在此用功，或许能渐渐明白，讲学才会有力量。

做学问的人的弊病，在于没有达到豁然开朗、冰消瓦解的境界。纵然有力气持守，也不过是勉强避免明显的过错罢了。像这样的人，恐怕不足以谈论学问了。

近日的涵养，必定能看到处理事情洒脱的地方吗？必须就事情兼顾体用下功夫，久久纯熟，渐渐就能见到浑然的气象了。努力吧！努力吧！

孟子说“仁，是人心”，并不是把“心”解释为“仁”字。

心，贯通幽暗与光明，通达有与无。

人的念头，如果是在明显的过错中萌动，这却容易看见也容易除去。只怕在非常闲散的事情中突然爆发出来缠绕，思念下去不能除去，这尤其有害。

事情虽然纷乱，必须还由我来处置。

做学问已经有了许多意思，只是因为对“敬”和“事”这两个字说得不够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没有着落处。

圣门传授《中庸》，用来开悟后学，已经没有别的策略了。然而所谓“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叫做中”，又是全篇的要点。如果只是记诵而已，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把它体现在身上，切实见到这个理，像颜回那样赞叹，卓然地把它看作一个东西而不违背心目之间，然后扩充推广，无所不通，这才或许可以谈论中庸了。

人固然有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然而称之为“未发”，就不能说没有。

看圣贤的言语，只要一下子看过，就能见到道理的，却是真意思。才用心去仔细看，往往就错过了很多。

我回家后，凡事都还像以前一样。只是孩子们见识浅陋，家中完全不整顿，以至于有疏漏想要颓败的地方，气象特别不好。既然回来了，不免让人稍微修治一下，也只要勉强完整就可以了。家人犹豫没有回来，诸事终究不方便，也想在冷落的境界上收拾，或许能渐渐接近道理，其他不敢顾惜。但是一味地窘迫束缚，也有败坏人好处的时候，无可奈何啊！

我独自坐在这里，早晚没有一件事，如果可以来一趟，非常好，特此表达千万心意如此。然而还是不敢一定期望，恐怕身边缺少侍奉的人，老人或许不高兴，那就不可以了。更需要在这里仔细考虑。我平常处理事情，每当情意迫切的时候，就用轻重本末来处理，似乎少有悔恨。希望在出仕与隐居之间再体会这个意思！

承蒙告知近日学习进展很舒适，以前所沉迷留恋而不洒脱的地方，现在已经渐渐融会贯通，这就是道理进步的成效。非常好！非常好！思索遇到阻碍，以及在日用动静之间有抵触的地方，就在这里用心，探求它之所以然的原因，久了自然就会遵循道理了。

我们人大都坐困于此种窘迫贫困之中，百事都驱使不动，只有在稍微容易处理的地方处理它，才算是差不多罢了！我住在村里独自坐着，一无所为，也是因为窘迫，遇到事情窒塞的地方很多。常常拿古人贫穷到极难忍受的地方来自己体会，即使是喝豆粥吃清水，也自有余味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承蒙来信告知，让表弟离去，反过来思考，心中不能没有愧悔的遗憾。如果不是有志于求仁，怎么能觉察到这个！《语录》中有说：“罪己责躬不可没有，然而也不可常常留在心中作为悔恨。”来信说：“悔恨已经很明显了，怎么就能消除呢！”胸中如果这样，就对道理有阻碍。有这种气象

译（如果）这样，那么道理就进步不了了，正不可不在此处加以理会。我私下认为，有失误的地方，责备自己固然不可没有，然而超过这个限度，又将怎么办呢？（如果）常常留在胸中，却是积下一段私意。到了这个境界，必须推求那愧悔不能离去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像来信所说的，似乎是在平日侍奉父母、侍奉长辈时，不曾存有恭顺敬畏之心。就在随处显现的时候，就在此处从本源上推究涵养，使（道理）逐渐明白，那么这些固结滞碍的私意，应当逐渐消解了。又以前听罗先生说过：“张横渠教导人，让人暂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的是神，就能使所经过的化去。私心吝惜完全没有了，就全是道理，所经过的自然就化去了。”更希望用这两种说法，在静默时以及日常用事处下功夫，看看如何。我们今日之所以差错，道理不能进步，只是因为多坐在这个境界中罢了！禅学者则不是这样。他们也有这个毛病，却只要断绝念头不采纳，把这当作息灭，完全不是我们儒家在事上各有条理的做法。元晦试着再以此思考，如何？或者体究得不以为然，就请告知，这是我所期望的！

译朱子注说：后来见到先生，又说道：“前日所回答的，只是针对今日病处来说《语录》中的意思，却未说尽。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点破，看人分量能理解多少。如果地位高的人，稍微有这种毛病，只这样点破，便如冰消融般豁然开朗，不再有疑惑滞碍了。”

在这里勉强安顿，但终究不乐于此。如果认为随所寓居而安之，那么在此动荡不安便不是了。这些细微之处都是学者的大病。大凡只在细微之处扩充它，才能发现阻碍很大。

宗羲按语：朱子说：“我刚开始学习时，也致力于说笼统宏阔的话，喜好相同而厌恶不同，喜欢大而耻于小。而延平先生说：‘我们儒家的学问，所以不同于异端的地方，在于理一而分殊。理不担心它不一，难的是分殊。’我心里疑惑而不信服，认为天下的理，只有一个罢了，为什么多事到如此地步！我在同安做官时，用延平的话反复思考，才知道他不欺骗我。”自从朱子说了这话，于是后来的学者多从万殊上去理会，以自托于穷理的说法，而支离的祸患就产生了。难道没有想过延平默坐澄心，他的起手都是从理一开始。穷理，就是穷究这一个理。所谓的万殊，只是直接通达罢了。如果不见理一，就茫然不知道什么是殊，殊也是殊个什么，为学的次序，很少有不紊乱的。千万不要错会朱子的话！

附录

朱子说：李先生的意思，只是要让学者在静中有一个主宰存养的地方。

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这样处事应物自然中节。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指诀。然而当时亲受教诲时，贪听讲论，又正私下喜好章句训诂的习气，不能尽心于此。至今若有若无，没有一个确实的见处，辜负了教育的意思。每想到这一点，没有不惭愧得汗湿衣服的！

又说：我早年跟随先生学习，接受《中庸》这本书，探求喜怒哀乐未发的旨意，未通晓而先生去世。我私下哀悼自己的不敏，像穷困的人没有归宿。听说张钦夫得到了衡山胡氏的学问，就去跟随他询问。钦夫告诉我所听到的，我也没有省悟。闲暇时整理旧书，得到当时往来的书稿一编，题为《中和旧说》，只是恨不能捧着去问李先生。然而用先生已经说过的话推想，知道他未说过的，大概也不远了。

又说：“中和”两个字，概括道的体用，以人来说，就是未发、已发的意思。以前听说李先生论述这个最详细，后来所见不同，就不再思考，现在才知道他为人深切，然而恨自己不能尽记他的曲折。比如他说“人固然有无所喜怒哀乐的时候，然而称为‘未发’，就不能直接说无”，又说“致字像致师的致”，又如“先说慎独，后及中和”，这个意思也曾说过。只是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于是成了蹉跎，辜负了这位老先生啊！

又说：以前听先生的教导，认为为学的开始，应当常存此心，不要被其他事情所压倒。凡遇到一件事，就应当就这件事反复推寻，以探究它的理，等到这件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另穷究一件事。这样久了，积累的多，胸中自然会有洒然的地方，不是文字言语所能达到的。详细体味这话，虽然他的规模之大，条理之密，如果不及程子，然而他的工夫之渐次，意味之深切，则有其他说法所不及的。只有曾在此实用力的人才能有所认识，不容易用口舌争辩。

又说：李先生不要人强行，须有见处方行，所谓洒然处。

又说：李先生起初也是豪迈的人，到后来也是琢磨之功。在乡里若不异于常人，乡里以上的人只道他是个善人。他也略不与人说，等问了方与说。

又说：李先生涵养得自是不同，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的人。古人说“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如寻常人去近处必慢走，出远处行必稍急；先生去近处也是如此，出远处也只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声不到，则声音必厉；先生叫之不到，声音不加于前。又有坐处壁间有字，我每常也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当他坐时，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定起来到壁下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

又说：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回。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一二里路，都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

又说：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颓堕之气。

又说：李先生居处有常，不做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等到子弟渐长，逐间接起，又接起厅屋也有小书室。然而其齐整潇洒，安物皆有常处。他的制行不异于人

译我也曾被任希纯聘请为教授，延请入学中担任职事，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显得颓然自在。这才真正得到了龟山杨时的法门！

译又说：李先生不著书，不写文章，颓然像是一个田间的农夫或乡野的老者。

又说：先生讲一步，就是一步。比如讲“仁者其言也讱”，熹当时为此解释说“圣人如天覆盖万物”等等，先生说：“不要这样广泛地解说！必须探究‘其言也讱’前面的意思，如何能求得进一步的地方。”

（梓材谨按：此处下面有一条移入《和靖学案》。）

又说：人如果沾染了一些利害关系，就不免开口求人，这和不学习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听李先生说：“如果大段地排遣不去，只思考古人所遭受的患难中有人不可忍受的，拿来自我比较，也可以稍微心安了。”起初我很轻视这种说法，认为何至于如此。后来遇到事情，却觉得有得力之处，不可轻视。（以上都是朱子的话。）

问延平先生的言行，朱子说：“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是做学问，也不过是这样涵养下去，起初没有异议。只是先生面色润泽、背部丰满，自然不可及。”

赵师夏说：李先生不仅以从传授中得到的作为学问，他内心体悟的精妙，大概有前代儒者所未曾言说的。

王深宁说：延平先生论治道，一定以明辨天理、端正人心、崇尚节义、激励廉耻为先。

献靖朱韦斋先生松

朱松，字乔年，婺源人。政和八年中上舍出身，担任政和尉。父亲朱森死在官邸，因贫穷不能归葬，就葬在政和县城。服丧期满，调任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被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朗，转任司勋、吏部两曹。上书劝谏和议，出任饶州知州，未到任，请求祠禄。十三年，去世。先生起初以诗闻名，继而心契贾谊、陆贽的通达治理。等到得到浦城萧子庄、剑浦罗仲素并拜他们为师，从而传授河洛之学，而以前的余习都消除了。曾说：“士人所志向的，其分别在于义利之间，只有两端罢了。然而其发端很细微，而其流弊很远。譬如射箭，在机括之间失之毫厘，则在百步之外差之寻丈了。”他所赏识的人，除了同学李侗、邓启之外，还有胡籍溪宪、刘白水勉之、刘屏山元晦。将要去世时，嘱咐他的儿子元晦（朱熹）去受学。后来因为儿子显贵，追赠通议大夫，谥号献靖。著有《韦斋集》。学者称他为韦斋先生。

韦斋文集

近来在尤溪两个月，虽然得以拜见邑中的士人，但了解得不详细。独居深思，只担忧小人的归附。于是有识见高明、志向高远、杰出地自拔于流俗如我的朋友这样的人，我的欣喜庆幸，难以详尽表达。做官而忘记学习，就像农夫贪图一朝的饱足而放弃终身的耕作，饿死在沟渠中，可以立刻等待。然而做官而立志学习，就像饱食而念及耕作，也不值得称道！又听说先生长者，《礼记》多是鲁地诸儒的杂说，唯独《中庸》出于孔氏家学。《大学》一篇，是入道的门径，其道认为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德行，在于致知格物以正心诚意罢了。这种说法与当今士大夫的学问大不相同，大概这种学问废弃很久了！自从周朝衰微，杨朱、墨翟虽然得罪于圣人，但却是学习仁义而失之的人。到了申不害、韩非、张仪、苏秦的学说盛行，士人才决裂圣人的藩墙，以迎合流俗的喜好，直到汉文、景的盛世未衰，以至于现在。大概曾经有人以斯文为己任，起来倡导它，但世人正被俗学所束缚而自强，屹立不可攻。我正急于禄养，未能前往探究他们的学问，所以有时听到我朋友的话，凛然敬叹，如同居住在夷狄之地而听到《雅》乐，虽然不了解其节奏的工巧，但在吴歌楚谣之中卓然不可扰乱。《尚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问路而走向盲人，那么知道又岂容易呢！以我朋友的明智，如果能以德为车，而用志气驾驭它，那么早晨出发于仁义之路，晚上就将进入大学之门，以践踏中庸之庭了！（《答汪德粲书》。）

学习没有无师的。学习而无师，虽然不无一些独到的收获，但要求以远道则滞泥，以大方来质问则迷惑，用来趋时合变，则胶戾而无所契合。这是妄意臆决的说法，虽然再疲惫精神、疲乏思虑，而道却日益远离了。然而生得晚、地处寒微，没有东西南北的资助，听到先生长者的风范，而不及瞻望下风的固然很多。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所以要论述他的时代。这是尚友。”呜呼，这不仅是友说，也是师说。私下听说过去三川之间，程氏兄弟推本于子思、孟轲，以《中庸》为宗旨，而司马文正公考正经史，深于治道都卓然有功于圣人之门。大概曾经诵读他们的诗书，考质于师友而听到其大略了。通达天德的精纯而知道圣人之所以圣，诚意正心于幽深之处而天下国家所由治，推明尧、舜、三代兴盛，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的，始于夫妇，而其极致则察乎天地。这是程氏之学。尊德教，

译轻视功利，褒奖名节，身着礼服立于朝廷，则忠诚、守信、恭敬、节俭足以将君主的德行示范给四方，从而使朝廷受到尊崇；闲居在家，则孝顺、友爱、廉洁、谦让足以感化其国人。他们斟酌古制以衡量今事，那么治乱存亡的效果，就像吃粮食必定饱腹，吃乌头必定致死一样确定，这就是司马氏的学问。程氏的门人中，高足要数谢氏，可惜我没能见到他。新郑的晁公曾经师从司马氏门下，我因事游历郑地，在溱水、洧水之上拜见晁公，当时我正愚钝，没能向他请教质问，而如今他们都已逝去！古语说：“向往画像，不如亲眼瞻仰仪范；诵读诗书，不如亲自承受教诲。”

译韦斋语录

父子之间以恩义为主，君臣之间以道义为主，这是天下最大的警戒，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就像人在元气之中饮食呼吸，一旦气息不接续，道理上必然导致死亡。因此，自古圣贤制定法律、留下训诫，用来防范其中的偏差，没有一天稍微忘记。

士人沉溺于世俗学问，不明白君臣之间的大义，所以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常常有苟且偷生、自我宽恕的念头，而暗昧于舍生取义的节操，这将使三纲沦丧坠落，而有国家的人无所依靠来求得安定。应当借鉴以往的过失，深深地把阐明人伦、激励名节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广泛寻求胸怀坦荡、骨鲠刚直、深沉端正、不随波逐流的人士，安置在朝廷中，让他们在平日无事时，严肃地立于朝堂，那么奸邪的萌芽和叛逆的节操就会在暗中消解潜伏，一旦国家有急难，他们就奋不顾身，以抵抗大难，也足以抵御危辱欺凌侮辱，那么或许神器尊贵安定，而基业强固了。

宗羲按语：豫章称赞韦斋才高而智慧明达，他的刚强不屈从于世俗，所以朱子的学问虽然传承自延平，但他立朝的气概，刚毅绝俗，依然是父亲的风范。

附录

先生自称性情急躁有害于道，于是取古人佩戴熟牛皮（韦）以自戒的含义，来命名他的书斋，早晚在这书斋中，用来自我警戒。因此，过去通过观察考察所得到的，更加有理由自信，而坚守得更加坚定。

金国使者议和，先生与史院同僚胡珵共同上疏说：“他们正吞噬未满足，而一旦幡然与我们议和，是用威势来侮辱我们罢了！又担心我们积蓄锐气，而用议和的说法来扰乱我们罢了！他们的和使就是秦国的连横使者，六国没有醒悟连横使者割地的贪欲无厌，因而灭亡了国家。现在国家没有醒悟敌使请和是得计，其祸患又岂能说得尽呢！而执政者正认为‘我是为了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亲属的缘故’。从前项羽把汉高祖的父亲太公放在砧板上，约定让高祖投降，只有高祖不相信他们的诈谋，不为此屈服，日夜思考用来图谋楚国的方法，最终能在鸿沟之上迫使项羽退却，使他的力量屈尽，而太公自然归来。这可以观察计策的得失了！”

隐居在建溪之上，每天以探讨寻究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怠且更加虔诚，大概是在义理的细微处玩味心意。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所自得，淡泊如水。

先生本性孝顺友爱，与人交往，重视承诺，不因生死穷达而改变心意。接引后辈，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听到别人的善行，推崇借重如同来不及。至于奸佞卑劣、轻视贤人依附权势之流，就鄙视并远离他们，不忍心正视他们的脸面。晚年已经患病。亲手写信诀别给屏山、籍溪、白水，嘱咐让他们儿子前往受学。

百家谨按：程太能知道周子并让两个儿子侍奉他，二程的学问于是由濂溪而继承孟氏。朱韦斋能结交延平与刘、胡三子，而让他的儿子拜他们为师，晦翁的学问于是能由三子而继承程氏。卓越啊两位父亲，眼光远大

◆延平门人（胡、程四传）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另见《晦翁学案》）

承议罗先生博文

罗博文，字宗约，沙县人。因奏补任福建司户参军，调任静江府观察支使，知瑞金县。张浚都督江、淮，征辟为干办公事。汪应辰征辟为蜀中参议官。多次升迁至承议郎，自己请求奉祠。干道四年去世。先生对于佛老之学，能探究其所以然。后来跟随张浚询问修身的大方，张浚亲手书写所作的《敬说》授予他，先生终身坚守。已经跟随李延平，得闻河洛所传的要点，多有发明，于是感叹说：“儒佛的不同没有别的，只是公与私之间罢了！”由此自信更加坚定。

宗羲按语：朱子与宗约，在延平门人中，最为契合。然而朱子结交宗约，在延平去世后，宗约不久又入蜀，他们在一起不过一二年罢了！宗约在蜀中得到豫章《议论要语》，说：“回去应当拿给友人朱元晦审订。”那么他所推服的人，除了朱子，没有别人了。于是宗约死在途中，这话就成了空话，可叹啊！

百家谨按：朱子《文集》中有宗约行状，而《道德源委录》中称：“宗约年纪不到三十，一榻萧然，屏远声色，大大被朱子敬服。”

刘先生嘉誉

刘嘉誉，字德称，长乐人。在延平受学。儿子世南，跟随林之奇游学。

◆韦斋家学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另见《晦瓮学案》）

◆刘氏家学（胡、程五传）

司理刘先生世南

刘世南，字景虞，嘉誉的儿子。年少时跟随三山林氏游学，与吕东莱为友，秉持礼义。乡党敬重他，任吉州司理参军。儿子刘砥、刘砺。（参见《闽书》）

童科刘先生砥

童科刘先生砺（并见《沧州诸儒学案》）

卷四十 横浦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横浦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横浦学案表

张九成 韩元吉（另见

译《和靖学案》。）

（龟山门人。）凌景夏

译（二程的再传弟子。）

（胡安定、周濂溪的三传弟子。） 樊光远

（陆学的先驱） 汪应辰（另见《玉山学案》。）

沈清臣 赵彦肃（另见《象山学案》。）

方畴（另见《紫微学案》。）

于恕 郎煜（见上文《横浦门人》。）

于宪

徐椿年

倪称 （儿子）倪思

刘荀（另见《衡麓学案》。）

郎煜

史浩 （儿子）史弥坚（另见《慈湖学案》。）

（孙子）史守之

（孙子）史定之（均见《慈湖学案》。）

张良臣（另见《龟山学案》。）

郭钦止

喻樗（另见《龟山学案》。）

张浚（另编为《赵张诸儒学案》。）

姚述尧

叶先觉

施德操 （族孙）施庭先（另见《震泽学案》。）

（以上均为横浦先生的讲学朋友。）

杨璇

（与横浦先生志趣相投者。）

横浦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在杨龟山的弟子中，以风骨节操显赫于世的人，没有比得上张横浦的，而学术上的驳杂之处也以张横浦最为严重。朱晦翁斥责他的著作，将其比作洪水猛兽般的灾害，这确实令人畏惧！然而，张横浦辅佐捍卫圣门道统的功绩，正是不可以抹杀的。因此撰写《横浦学案》。（全祖望按：这一卷大多沿用了黄梨洲原本的记载，其中由谢山补充的内容，都已注明。）

◆龟山门人（二程的再传弟子。）

文忠张横浦先生九成

张九成，字子韶，钱塘人。跟随杨龟山学习。绍兴二年，在廷试对策中取得第一名，担任镇东军佥判。他与监司意见不合，便递交文书辞职回家，各地的学士大夫们背着书箱像云一样聚集而来，大多拿着拜师礼拜在他的门下。后来入朝担任太常博士，改任著作郎，出任宗正少卿、礼部侍郎并兼任侍讲经筵。他议论灾异现象触怒了当时的宰相秦桧，被贬谪去守邵州。何铸弹劾他依附赵鼎，他被免职。在此之前，先生曾对高宗说：“外面的议论认为我是赵鼎的党羽，连我自己也怀疑这一点。”皇帝问其原因，先生说：“我每次去拜访赵鼎，看见他议论事情没有滞碍，不知不觉坐了很久，那么别人的议论也就不足奇怪了。”父亲丧期结束后，他请求旨意，被授予宫观闲职。詹大方弹劾他与僧人杲诽谤朝政，他被贬谪到南安军。秦桧死后，他被起用为温州知州。户部派遣官吏督促征收军粮，先生写信痛陈其中的弊端，户部坚持不改，他便请求担任祠禄官回家。先生在贬谪居住期间长达十四年，他解释经义，因为眼病，就在明亮的屋檐下阅读，砖地上双足踩踏的痕迹清晰可见。广东主帅送来重金，先生说：“我虽然迁徙困乏，怎么敢苟且取用！”最终没有接受。他自号横浦居士，也称无垢居士。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宝庆初年，追赠太师，封崇国公，谥号文忠。（云濠按：先生著有《尚书》《大学》《中庸》《孝经》及《论语》《孟子说》、《无垢录》《横浦心传》。查考《四库书目》收录了《孟子传》二十九卷，《横浦集》二十卷。)

横浦心传

学问要在平淡处体会出滋味，才可以进入道的境界。如果不这样，就往往流于异端，不认识真正的滋味，从而导致误人一生。

有人问：“求学的人大多被见闻所拖累，该怎么办？”先生说：“只因为自家心中没有主宰。”

有人问：“所见与所守，这两者哪个更难？”先生说：“所见更难。”有人问：“现在的求学的人往往也有所见，却不能坚守，那么就连他的所见也丧失了。”先生说：“不是这样。只是所见不够透彻的缘故罢了。现在的人对于水的溺亡、火的猛烈，没有无缘无故进入水火之中的，因为看得审慎。如果设置陷阱并用锦绣覆盖，玩赏而踩上去的人就多了。那些看见画虎而害怕的人，时间久了就轻慢它，有一天遇到真虎，就会丧胆失魂，终身不敢进入山林，其中的道理由此可见。”

有人问：“做善事就吉利，顺从恶行就凶险，这样的话善恶就是吉凶吗？”先生说：“如果这样区分，就会产生侥幸心理。”

有人问：“中和如何区分？”先生说：“中就是和。做事合乎道理，人情自然就不会违背。”

有人问：“敬有固定的形体吗？”先生说：“敬在心中，即使死了也不能改变，曾子易箦、子路结缨就是例子。”

有人问：“教育小孩，以什么方法为先？”先生说：“先教以恭敬谨慎，不轻率疏忽，不超越等级，读书是次要的事。如果不先这样做，那么即使有聪慧的资质，往往也会轻狂，后来也难以教导。然而对于有资质的人，父兄便教他们学习写文章，从事科举，不容许不超越等级，这都是父兄没有见识。子弟稍微有些长处，就放纵他们随心所欲，于是反而败坏了他们的资质，后来大多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难道考中一第就是成为有用的人才吗！”

有人问：“孔子说‘性相近也’，没有明确说出实质，孟子却说人性本善，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孟子的源流非常纯正，认识得不错，只是人们不去思考罢了。孔子曾经说：‘天地之性，人为最贵。’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孝就是善。其

译“说话难道没有根据吗！”

阅读《六经》，必须先从《论语》和《孟子》中精心探求，自然就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味。

有志向的人，其格局和方向必定先已确定；没有志向的人，一切行为都出于偶然。

译有人问：“去除异端学说难不难？”先生回答说：“人们大多不认识什么是异端，所以难以去除。就像杨朱、墨翟，他们本来也是学习仁义的，仁义难道算是异端吗？只有孟子能够辨析清楚，所以才能去除异端。如果不这样，未必不会反而沉溺于他们的学说之中。这就是去除异端让人觉得困难的原因。”

有人问：“《六经》与人心所获得的道理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说：“《六经》的书籍虽然被焚烧得没有剩余，但从人心发出的道理却常在，这就说明经典不是纸上的言语，而是人心中的天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扬雄、韩愈、董仲舒、刘向这些人，凭什么能够传承他们的著作呢？”

世俗的议论，大多信服于无心（不存私意），而君子则信服于公正。公正固然也是无心，但往往有所抉择时，人们却因为有私心而怀疑其不公正。现在从十个人中选择一个善良的人，那么其余九个人中，有的可能涉及其中一两个人，有的可能没涉及却错误地得到了名声，还有那些因嫉妒而诋毁、因自负而愤怒的人，九个人中大概也有两三个。十个人是可以数得清的，但如果从十人到百人，从百人再到千人，层层累积上去，选择得越详细，争辩的人就越多，纷纷扰扰无法计较。我认为这是公正的，这恰恰是引起人们议论不公正的原因。至于聚集千百人来糊弄名声，搞错人数，只按我的意愿选取，而别人也按我的意愿来选取，我固然以无心来选取，但别人也不能以有心来怀疑我，即使举荐一个盗跖，颜回也不敢发怒；贬黜几个伯夷，那些像盗跖的人也不会感到遗憾，这就是世俗议论之所以被认为不公正的原因。如果不决断于君子，那又由谁来决断呢？”

如果不能不自我夸耀，怎么能说懂得道呢？如果不能忘记私利，怎么能说懂得义呢？如果不能轻视名声，怎么能说懂得德呢？懂得道的人一定不自我夸耀，懂得义的人一定不贪图私利，懂得德的人一定不沽名钓誉。这些都是内外相符的表现。

东汉的君子太喜欢名声。比如李膺虽然已经被禁锢，但天下的士大夫欣羡仰慕唯恐不及，互相标榜，互为称号，“八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的名号出现，党锢之祸也就随之兴起了，这都是因为未见道的缘故。见道的人一定畏惧名声。名声不是可以喜好追求的，即使它自然到来，尚且要推辞，何况是互相夸耀赞美呢？这是自取祸患的根源！

祸福有幸运与不幸，但善恶的道理则是确定的。君子只遵循那确定的道理罢了，哪里应当去议论幸运与不幸！小人则一味图谋侥幸，有时侥幸得到了福分，往往就不再以善恶作为确定的准则了。

晋朝的王昶为人谨慎厚道，给他的侄子取名为默、沈，给他的儿子取名为浑、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作为名字，是想让你们看到名字就想到含义，不敢违背超越。事物速成就会迅速灭亡，晚成则能善终。早晨开花的草，晚上就凋零；松柏的茂盛，到了岁寒也不衰败。能够以屈就伸，以谦逊为获得，以柔弱为强大，很少有不成功的！”看王昶所说的话，真是谨慎厚道的君子。我给诸子取名都带有“厚”字，也是希望他们不做刻薄之人！牢记我的话，凡是从口中说出的，必定要符合内心，这也是看到名字就想到含义的意思。诸子不要做刻薄之事来让我羞愧，这话应当反复诵读！

有人问：“事情成功于偶然，言语得之于不思，技艺精熟于无意，道理领悟于恰好，然而都有终身无法企及的，往往心中喜爱、精神喜悦，自然难以忘怀；至于那些刻意书写规划，早晨诵读晚上记忆，眼睛注视心里想着，并非不深切，但随即就忘记了，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不用意的地方，真情自然显现，用意则破坏了真情。孟子用赤子落入井中的例子来比喻仁，此时真情便掩盖不住，即使是顽劣不肖的人，也必定会显露出来。应当这样去体察，言语无法说尽。”

君子只以义为依归，即使身处污辱之中，从未不感到荣耀。如果追求保全名声，就必定陷入谄媚虚伪，往往先让自己受到屈辱了。

有人问：“‘《易》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然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理。’如果有感应的心，就有思虑作为的心，却说‘无思无为’，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当寂然不动的时候，难道它是土木吗！”

有人问：“孔子谈论仁，从未有固定的名称，比如谈论仁的根本，仁的方法，认为刚毅木讷接近仁，认为克制、攻伐、怨恨、欲望不发作很难，樊迟的问法不同于子贡，司马牛的问法不同于子张，颜渊的问法不同于仲弓，文子只算得上清，子文只算得上忠，管仲只算得上如，往往都没有一定的说法。而先生谈论仁，每次果断地用‘觉’来命名，不知是依据什么见解？”先生回答说：“墨子不觉悟，于是执着于兼爱，便不仁了。现在医家把四肢不觉痛痒称为不仁，那么觉痛痒的地方就是仁了。由此推论，孔子都是在人们不觉悟的地方提醒他们，等到他们已经觉悟，又无法自己指明名称。”有人说：“这样说来，义也可以这样说。”先生回答说：“如果能在义上识得仁，更是灵活的方法。”

祖望谨案：以觉为仁，是谢上蔡的说法。他的说法也本源于佛教。

有人问：“古人卓然有独到见解的，谁是最突出的？”先生回答说：“伊尹。”有人说：“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伊尹距离尧、舜的时代已经很远，完全没有师承。尧传给舜，舜传给禹，从此以后，寥寥数百年，伊尹果断地向世人宣告：‘我，是天下的先觉者。’等到商汤向伊尹学习，所以商汤得到了伊尹的传承。至于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译都由此传授而来。如果不是独自体悟得到，凭什么敢如此自信承担呢？仔细思考一下，这不是泛泛之谈。」（补。）

译有人问：“先生平日心地忠厚，对于一事一物，必定想要成就它的美好，所以各位子侄都以‘厚’字命名，是希望他们不轻薄。以我看来，忠厚的人大多宽缓包容，不很急切。常看见先生憎恶邪恶太过，在喜怒方面稍微不能克制，似乎觉得不太从容，往往都认为先生刚强急躁，不知道先生自己是否觉察？”先生说：“修养到了极致，就有蕴藏；如果假装，就不是真情。道理不顺的地方，自然不平，起初并没有存心。如果看见别人的恶行而不愤怒，不是假装，就是姑息。”

有人问：“强迫别人来顺从自己，不争斗就会怨恨；委屈自己来顺从别人，不争斗就会遗憾。力量没有屈服，就争斗；力量已经屈服，就怨恨遗憾。这是人之常情。而孟子论述以大国侍奉小国是乐天，以小国侍奉大国是畏天，都认为是对的，为什么呢？”先生说：“圣人以天理作为人情，普通人往往顺从人情而违背天理，所以争斗怨恨遗憾，与畏天乐天不同。”

有人问：“科举的学问，也败坏人的心术。近来的学者，只读时文，从事剽窃，更没有理会修身行己是什么事！”先生说：“你所说的，都是平庸之见。学者首先论见识。如果有见识的人，必定知道理趣。哪一件不是修身行己的事呢？本朝的名臣，大多出自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解透彻的地方，都是道理。你只要不要有平庸之见就够了，科举何尝败坏人！”

有人问：“‘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用君子正位凝命来说，岂不是取它不动的缘故吗？”先生说：“鼎处在烈火上，就像君子处在仓促纷乱中，安然守正，不动声色，而内心有所处置。”

有人问：“处理事情应当如何？”先生说：“快速不如深思，便利不如恰当，刻意用心不如平心静气。”

有人问：“近日监司责备郡守县令，郡守县令只务求事情办成，往往有所不顾，所以人情法意，每每多有失误。其中有一个执法守正的人，行动多有拘束妨碍，不敢轻易行事，不被斥为懦弱，就被视为无能。等到违背道理背弃法律，一旦事情败露的人，却又处置得侥幸或不侥幸。这应当如何？”先生说：“做不了，不如离去。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只得守理守法。虽然被斥为懦弱，或被视作无能，于心无愧，别人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与违法背理而自处于侥幸或不侥幸的人相比，一败涂地，不仅在我心中有愧，对别人最终难道没有察觉的道理吗？怎么能说是侥幸或不侥幸！”

孟子在古圣贤中独自提出一个“养气”的说法，卓然超越，议论深邃。如说“勿忘勿助长”，说“是集义所生”，说“配义与道”，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都是从他平日践履的功夫中得来的，哪里是别人模仿形似所能得到的呢？韩愈说孟子死后没有传人。他的传承深远了，真难找到合适的人啊！

做善事而喜好名声，是大患。如果能够涵养，消除喜好名声的心，才是做善事。不然，就会有做有停。

在道义中习惯的人，对待势利很轻视；在势利中熟悉的人，对待道义就拘束紧迫。道义可以习惯，势利不可以熟悉。熟悉了就没有一点潇洒之气，无非是俗态罢了。

仁就是觉，觉就是心。因为心生觉，因为觉有仁。整体是仁，没有觉没有心。有心生觉，已经是区别。对区别熟悉了，就融化了。

见道的人如同看见旧物，那么其他东西不能改变。闻道的人如同听见妻儿的声音，那么别人的声音自然不相投合。

有人问：“担心别人怀疑的人，常被人怀疑；想要防备别人的人，必被人防备；害怕生事的人，多被事扰乱；厌恶别人扰乱的人，别人每每扰乱他。如何？”先生说：“都是自己有原因导致的。何如没有欲望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厌恶，便自然泰然。这些都是有心之过。”

士大夫不必孜孜务求拿着书看，只要时时与有见识的文士每日谈话，便自有气象。终日应酬时事，尘劳万状，适意的地方少，违背道理的地方多，如果不时时洗涤，让胸次间稍有余地，那么也就沉没了。

道没有形体，所用的是。如果失去其用，用也无体。

理的极致之处，也不离开人情。只是人舍弃人情求至理，这就是相距甚远的原因。

有人问：“当患难来临时如何处置？”回答说：“无事时，理会道理使之实在。”

有人问：“‘生生之谓易’，什么是生生？”回答说：“在道理生处，不落死处，就是易。”

有人问：“有人说，知道他是小人，就应当以小人对待他。如何？”先生说：“既然知道他是小人，又以小人对待他，那么我先成为小人了。这是什么心呢！天下岂能一一都是君子？即使是尧、舜盛德的君主，朝廷之上还有小人，尧对待他们没有异心。四凶在舜的时代作恶，所以不免诛戮。如果可以停止，舜未必立即发作。”

有人问：“孜孜为善的人是舜的徒众，孜孜为利的人是跖的徒众。想要知道舜与跖的

译所谓“分”，没有别的，就是利与善之间的界限。什么是界限呢？先生说：不可以怀着求利的心去做善事。

译有人问：“什么是圣贤的气象？”先生说：“圣贤自己也不知道气象是怎样的，只要稍微涵养充实，自然就会蕴藉可观。长沮、桀溺见到仲由，就知道他是孔某的弟子。仲由平日在圣人门下行走，孔子认为他不得好死。一旦侍奉孔子行走，便自然与众不同。”

有人问：“读古人的书，有契合心意之处，便觉得与古人没有差别。先生认为真的没有差别吗？”先生说：“凡是古人书中用得上的地方，就是自己践行之处，何必问古今。只是因为今人的作用大多不是从胸中流露出来的，所以与纸上的文字不同。”

有人问：“道真的没有形体吗？”先生说：“道不是虚无的，实用处通变的就是道。”

有人问：“人在穷困时如何避免怨恨？”先生说：“道理不能一贯，将天与人、物与我区分开来，自然就会多怨恨。”

有人问：“韩愈说‘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怎么样？”先生说：“这正是韩愈批驳佛、老的关键所在。老子平日谈论道德，是想排斥仁义，一味从虚无上去说，反而把仁义当作多余，不知道道德是从仁义中产生的。所以用‘定名’的实质来主张仁义，就在这两个字上。既然说了行仁义之后，必然接着说‘由此而前往叫做道，自身充足不依赖外物叫做德’，也并非轻视道德，只是厌恶佛、老不认识仁义就是道德，所以不得不表明并突出它。”

有人问：“龙没有羽毛而能飞，蝉没有喙而能饮，兔没有雌性而能生育，蛇没有脚而能行，蚯蚓没有头而能穴居，这是什么道理？”先生说：“龙能变化，蝉能吸取，兔能望气，蛇能扰动，蚯蚓头不锐利而能食土，岂有无故的道理，只是人不推究罢了！”

君子的心常常宽厚，小人的心多刻薄。心所存留的，是治乱、安危、得失、成败产生的根源，不可不警惕。

人失去就悲伤，得到就快乐。并不是能自己决定得失，而得失一定有主宰，所以导致悲乐的原因，是因为主宰者导致的。有片玉而我得到了，快乐就寄托在上面，一旦失去了，悲伤也随之而来，这是我快乐的原因在于得到玉，而悲伤的原因在于失去玉。因为得到玉而快乐而我起初并不参与快乐，因为失去玉而悲伤而我起初并不参与悲伤，得失起初也不参与而玉参与了，回到最初，那么玉和我显然是两样东西。而我急切地想要把得失悲乐收敛在自己身上，而故意制造得失悲乐，岂不疏远而且狂妄吗！所以凡是事物接触于前而情感动于中，堕入得失悲乐的领域的人，怎能不稍微回到最初呢？

凡是事物表现于外的，常常有泄露我的真性的地方。我预知它的形迹而不让它泄露，那么事物就无可奈何我，而我依然如故。因为凶恶暴横来泄露我的怒，因为谀佞倩盼来泄露我的喜，因为厄穷憔悴来泄露我的悲，因为放旷快逸来泄露我的乐，这都是不明乎道而与事物为伍的人。至于有所修养的人，那么喜怒哀乐起初不足以动摇他的心，而交付给喜怒哀乐罢了，我何必容心呢！

人的念虑想要安静，必须穷尽穷理的学问。理没有穷尽，而想要念虑安静，事情来了没有处所，那么就越发扰乱了。如果看得到底，往往常觉得安静，是因为理定故。也有顽懒人，自然会搁置闲事，不挂思虑的，然而也不能应物。

近来曾见邵德升的《分定录》，凡是神告梦谶，为人耳目闻见的，历数其详，并且用来警示贫愚不安分的人，丧失廉耻图侥幸以至于死亡而不悔，对于名教也有补益，然而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明白。不学而求名，无货而为商，不耕而要食，即使是三尺之童也知道没有这个道理。然而其间也有偶然成名，无货得赀，游手好闲坐食的，就往往舍弃正道而求侥幸，苟且得到而忘记生命，忽视所不可而觊觎所或可，这都是暗于理的缘故。胡先生序《春秋说》，有云：“君子以义断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乎天，而不委之于天。”这个说法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谨案：〇洲所录《横浦传》五十八条，今移为《附录》的四条，移列于忠甫传后的一条，移入《古灵四先生学案》的一条，移入《百源学案》的一条，移入《伊川学案》的一条。）

横浦日新

为善的人常受福，为利的人常受祸。心安为福，心劳为祸。

曾子说：“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学者想要认识中道，试着以此求之。（补。）

道不是虚无的，日用而已。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以日用为道的，就是尧、舜、三代的勋业。

用明于内的，见己之过；用明于外的，见人之过。见己之过的，视天下皆胜己也；见人之过的，视天下皆不如己也；这是智愚所以分的原因吗？

幼喜放，壮喜■，老喜忧。（同下补。）

学文者多忌，学道者多退。

译（退逊。）

自己认为对的，众人认为错；自己认为错的，众人认为对；我将听从谁呢？回答说：学习罢了。通过学习而明白什么是善，那么是非判断就不愧于圣贤了。如果不是这样，是非判断都只是出于私心罢了，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

译子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如果说“不发”，那就是没有喜怒哀乐了。如果说“已发”，那就是和了，也不是中。只有说“未发”，才能体现子思思想的精微。

君子的学问，难道志向只在于考取一个功名，担任一个官职而已吗！饮食起居，都是宰相的事业。

一个善念，那么天神地祇、祥风和气都汇聚于此。一个恶念，那么妖星厉鬼、凶荒瘟疫都汇聚于此。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谨慎。（补。）

人都有这颗心，为什么认识它的人很少呢？倘若私智消亡，这颗心就显现了。这颗心显现，就进入孔子杜绝四种弊病的境界了。

观察大节一定在小事上，观察朝廷一定在平时。平时趋利避害，日后一定欺君卖国了。平时违背约定失约，日后一定依附下属欺瞒上级的了。

君子行善，期望无愧于心罢了，不可以向天要求回报。如果有一丝一毫觊觎期望之心，那么所存的意念已经不纯正了，虽然是善行也是出于私利。

士大夫以气节为主。气节一旦不振，那么阿谀奉承苟且容身，没有不做的了。（补。）

灵巧不如笨拙，聪明不如晦涩，行动不如静止，进取不如退让。（补。）

（梓材谨案：《横浦日新》，零洲所录十二条，今移入《伊川学案一条，移入《龟山学案》一条。移入刘李诸儒》一条。谢山补录八条移入《明道学案》二条。）

附录

先生自幼学习天赋极高，八岁默诵《六经》，通晓大意。父亲积书坐在旁边，命令客人出题测试，先生回答如响，并且放下试卷整理衣襟说：“精粗本末没有两样，不要说纸上的话不值得多说。下学上达，我敢以圣贤为榜样。”各位老人惊叹说：“真是奇异的童子啊！”十岁擅长写文章，当时同辈称雄。十四岁到郡学游学，整天闭门不出，冬天寒冷胶冻，夏天炎热金属熔化，不跨出门槛。邻居学生挖洞窥视，只见他收敛膝盖端正坐着，对着放置的大编，好像与神明为伍，互相惊服而尊奉他为师。

在集英殿射策，大致说：“祸乱的发生，是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希望以刚大为心，不要急于因惊忧而自我沮丧。”又说：“臣观察金人有必亡之势，而中国有必兴之理关键在陛下如何罢了！”又说：“今日对待敌人的计策，应当先用越王的方法来骄纵他们，使他们奢侈之心肆意，无所忌惮，天会消灭他们。将看到权臣争强，篡夺的祸患兴起了。”又说：“陛下的心，臣能知道。正当春阳白天普照，行宫别殿，花气纷纷，私下想陛下念及两宫在北边，尘沙漠漠，不能共享这融和，怎么安心呢！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意凄清私下想陛下念及两宫在北边，〇〇拥蔽，不能共享这疏畅，怎么安心呢！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受这快乐时，一定说：‘西风凄劲，两宫能不忧虑吗？’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受这快乐时，一定说：‘朔雪袤丈，两宫能不寒冷吗？’至于陈列水陆，饱食珍奇，一定投〇而起说：‘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习惯的，吃能下咽吗？’居住在广厦，处在深宫，一定抚几而叹说：‘穹庐瓯脱，两宫一定难处，住能安席吗？’现在闾巷之人，都知道有父兄妻子的快乐，陛下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因为金人的缘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定处，晨无省视，问寝的私情，何时能实现呢？在原的急切，何时能解救呢？日往月来，何时能归来呢？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这是臣心之所以知道陛下如此。”又说：“搜揽珍离，驱驰骏马，道路之言好像上诬圣德者。深察其原，大概自阉人私求离马，动不动以陛下为名。而且阍寺闻名，国家的不祥啊。现在这帮人的名字，渐渐有闻，这是臣之所以忧虑的。贤士大夫宴见有时，宦官女子安居前后有时者易疏，前后者难间。圣情逐渐，不知其非。不如让他们安于扫除之役，恢复门户之司，凡交结往来者有禁令，干预政事者必诛。陛下日御便殿亲近儒者，讲《诗》《书》的指归，论古今的成败”等等。皇上被他的话感动，提拔为第一。

侍郎在讲筵，皇上曾经说：“用什么来教导我？”回答说：“臣怎么敢当见教的话！只是不知道陛下临朝对群臣时，怎么存心？”皇上说：“以至诚。”说：“不知道入而对宦官嫔御，又怎么样？”皇上说：“也以至诚。”说：“外不对群臣，内不对宦官嫔御端居静处时，不知道又怎么样？”皇上迟疑未应。说：“只此迟疑，已经自己不可。”皇上极喜，握他的手说：“卿问得极好！”

皇上曾经命令讲《春秋》，回答说：“臣未曾学习。如高闶却理会得。”皇上说：“朕要卿

译讲解。」他再三推辞谦让，皇上坚持命令他，他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我讲解，我只以《论语》、《孟子》作为解说依据。”皇上非常高兴地说：“又说不会了！”

译先生刚解除丧服，秦桧请示皇帝旨意，皇上说：“可以给他一个宫观的闲职。这个人跟赵鼎交情最深。自古以来的朋党，只害怕君主知道，唯独此人无所畏惧。”不久，詹大方进言说：“近来鼓吹流言，赵九成确实是首恶。径山寺僧人宗杲知情，如今已被远放，为首的人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希望罢免赵九成的宫观职务，将他流放到远方，作为破坏和议者的警戒。”于是赵九成被削去官职，编管安置在南安军。先生与宗杲是莫逆之交，秦桧忌惮先生，于是进言的人弹劾先生与宗杲诽谤朝廷政事。

先生被贬居南安，步军统制解潜也被贬居于此。解潜病重，先生前往探望，对他说：“太尉平日所怀抱的志向，有什么遗憾的吗？”解潜哭着说：“我一生只依靠忠义，发誓与敌人同死，以洗雪国耻。因为不肯议和，于是被秦桧排斥。这颗心只有天知道。”先生说：“无愧于这颗心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让别人知道。然而别人也没有不知道的，只是有早晚罢了！”解潜说：“听到这话，心中豁然开朗了！”随即去世。先生说：“武人一念正气，这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读圣贤书，平日怎么可以不端正这颗心呢！”

在南安时，有人问先生说：“近日士大夫的气节特别不振作，没有一个人谈论天下大事。难道都是没有人才吗？”先生说：“大抵人才是由在上位的人造就的。如果摧残压抑他们，那么这种气节也就枯竭了。有道之士不承担事务，怎么肯自取羞辱呢！秦桧主张排斥异己，大肆兴起告发揭短之风，他的志向是想杀尽贤者，然而未必不会反而招致别人的非议。你姑且等着看吧！”

有位士大夫来拜见，说：“近日做官的习气可恶，上下互相蒙蔽，只求苟且免祸，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不这样，往往灾祸先降临到自己头上，对此该怎么办呢？”先生说：“精金经过百炼则更加刚硬，作为器物更加锋利。人如果不真诚，难道有什么做不到的吗！”

一位士大夫远从浙江带着家眷到广东赴任调职，并且以贫穷为累赘，焦急忧虑的神色表现在脸上。先生于是对他说：“贫穷不足以成为你的累赘，是你的心成为累赘啊！如果你不做官，又怎么生活呢？随分节约，老幼平均分配，自然就没有累赘。如果为了口腹之欲求快意，只怕私欲横生，没有满足的时候，贪婪冒进不知羞耻，灾祸必定会降临到你身上。你看节约的乐趣，就像在天上一样。请你先与这颗贪欲之心断绝，自然就没有累赘了。”

南安有一位老兵常在先生身边。入夜时先生与子侄们谈论文章，有时直到三更，老兵也不离开。先生于是对他说：“你老了，自己去睡觉吧。”那老兵忽然说：“每次听侍郎讲书，我自己很高兴，睡不着，只是怕各位小官人想睡罢了。”先生把他引到烛火下，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嘴唇嚅动想要说话，满脸喜悦。先生说：“小人物中也有敏锐机智的，到了这里才被这个人了解，真可以让人发笑！”

有人问：“先生手拿一把纸扇，过了好几个夏天，破了就补。一双皮履污秽破缺裂开，也不更换。头上的乌巾，用的纱不过一二尺左右，竟然用稀疏的布浸染墨汁做成头巾，到了夏天裹着它，有时墨汁流到脸上，也不在意。笔用秃笔，纸用旧纸。至于衣服饮食，都不加选择，粗劣尤其严重。人们乍一见，必定认为不合情理，而先生对待这些，平生不改，这是天性呢？还是爱惜不肯胡乱使用呢？如果是爱惜，也不应该如此破败简陋。深深不明白。”先生说：“你且说说我每天用心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一从头到脚去打理这副形骸，却耗费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驱使，而是要我驱使它。这些话，必须是学道之士、修行老僧才能说得进去，世人往往认为我鄙吝，认为我迂腐偏僻。我看见世人忙碌地为这副身体所困扰，从早到晚应付它还来不及，特别可以让人发笑罢了！”

汪玉山《读龙川志》说：无垢先生过去对我说：“古人做事，相信他的大节，小毛病应当不予讨论。往往有曲折之处，人们不能完全知道的。比如寇准正直闻名天下，难道肯向人求官吗？欧阳修写王文正墓志，说他跟随公请求使相。像这类事情，说话要谨慎。”我听说宋子京是晏临淄的门下士，却起草晏公罢相的诏书，多有贬斥之辞。等到读了《龙川别志》，惊恐地觉得自己失言，才知道另有曲折。无垢的话更加可信。（补。）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孝经》引用《诗经》十处，引用《尚书》一处，张子韶说大多与《诗经》、《尚书》的意思不相类，直接取圣人的意思而使用。这是《六经》与圣人相合，不是圣人迎合《六经》。《六经》就是圣人的心，随其所用，都切合事理。（补。）

黄东发说：横浦先生忧思深重恳切，坚苦特立，是近世杰出之士，只是交往宗杲老，浸淫佛学，对于孔门正学，未必没有似是而非之处。学者虽然尊崇其人，而不可不审慎其学说。他有所谓《心传录》者，首先记载宗杲老以“天命之谓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为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为千百亿化身，依附虚妄喝斥，听者惊喜。至于《论语》、《孟子》等说法，世人也多以其文虽

译解说经义，却喜欢谈论和称道它。朱熹曾指出洪适在会稽刊刻这本书，其祸害比洪水、夷狄、猛兽还要猛烈。这难道不是因为讲学的关键，在于毫厘之间都必须明察，既然那个人贤能，那么他的书就会广泛流行，那么其危害就不会停止，所以不得不严厉地指出，来警示世人啊！当初陆九渊谈论禅学，常常明白地说是禅，还算是直率坦荡、径直行事；而杲老教导横浦改头换面，借儒家之口谈论禅学，却不再自己承认是禅，这是用虚假代替真实，很少有人不被迷惑了。

译宗羲按：朱子说：“张公起初在龟山门下学习，却逃避儒学而皈依佛门。宗杲对他说：‘既然已经掌握了关键，在开导他人时，应当改头换面，随顺机缘说法，使不同的途径归于同一目标，那么住世与出世间，就都没有遗憾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凡是张氏所论述撰写的，都是表面儒家而实质佛家。他在儒佛之间离合出入的时候，务必愚弄世人的耳目。”按：横浦虽然从禅宗得力，但他清苦诚笃，所坚守的志向不改变，也没有隐瞒过自己并非禅者的事实。如果改头换面，那就是自欺欺人，同时也失去了禅宗的眼目。

◆横浦讲友

提举喻湍古先生樗（另见《龟山学案》。）

忠献张紫岩先生浚（另编为《赵张诸儒学案》。）

进士姚先生述尧

姚述尧，字进道，华亭人。他在太学读书时，每晚必定买两个蒸饼，自己却不吃，第二天就拿去喂斋房的仆人，同宿舍的人都觉得奇怪。子韶问他：“您买的蒸饼不吃，只用来喂仆人，为什么呢？”先生说：“确实如此。我来的时候，老母亲告诫我，去求学，晚上饿了，就找不到食物，应该用蒸饼作为准备。我虽然不曾饿过，但不敢违背老母亲的告诫。”于是像当初一样继续买。（参考《北窗炙輠》。）

（梓材按：先生是张孝祥榜进士，有《萧台公余词一卷》，见于朱竹垞《北窗炙輠》的跋语。）

叶先生先觉

叶先觉。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彦执，鉴官人，求学的人称他为持正先生。他与横浦交往很深厚，文章学问也属于同一辈流。因病废而去世，有见识的人为他悲伤。他生平论著编纂非常丰富，同乡郎晦之煜偶然得到他的《孟子发题》，就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让学者品尝这一脔肉。也可以由此知道先生的大致情况。（云濠按：先生所著有《北窗炙輠》两卷。）

谢山《题北窗炙輠》说：持正先生的生平，大致见于竹垞检讨的跋语，（梓材按：竹垞跋说：“彦执，是张子韶的朋友，因病废而去世。子韶用文章祭他说：‘生平朋友不过四人，姚、叶先死，您接着又去了。’他和彦执的诗说：‘环顾天下间，四海只有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就是彦执以及姚进道、叶先觉。”）但这不足以阐发他书中的深意。这本书〇言丛语，好像出自不经意所做，但它对于伊洛再传弟子的微言，多有搜集，读者不可以把它当作一般的部目看待。持正与横浦是心交，但横浦堕入妙喜的学问，而持正唯独没有，这就更加卓然不滓了。

孟子发题

上天降生圣贤，大概是为了保佑这斯文，所以他们所作的必定卓然有所建立阐明。我曾经私下奇怪，自从孔子去世，诸子百家分散四起，拿着笔牍，挟带徒党，把他们的学说推行于天下，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圣人之道，他们的学说最终没有明白，只有《孟子》一书才与《六经》、孔氏的学说一起流传，世上的学者甚至称他们为孔、孟。唉，多么兴盛啊！后来听到老师的学说，才知道他立言的意思，果然不与百家众说相同。他论述道德的宗旨，果然不违背《六经》、孔氏的学说。他对天下后世的补益，他的功劳果然不小。而世上的学者甚至称他们为孔、孟，他们的说法果然不虚假。唉！上天运行这个人，他果然有意于这斯文吗！古人说他的书包罗天地，衡量叙述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灿烂地无所不载，确实如此。但我私下议论，孟子有四大功劳：阐明性善，第一；阐明浩然之气，第二；批驳杨朱、墨翟，第三；贬斥五霸而尊崇三王，第四。这四点，阐发了孔氏所未曾谈论的，叙述了《六经》所未曾记载的，遏制邪说于泛滥之时，开启人心于迷惑之际，那么我所说的卓然建立阐明的，这尤其是最盛的吗！自古圣人未曾大肆谈论性，所以诸子的学说纷然其间，说善，说恶，说混，说三品，说无分于善不善，争论四出，归结起来，都以气为性，难道真的认识所谓的气吗。孟子在众说之中，独自阐发说：人性善。自从孟子谈论人性善，开始觉得天下的人都与天地等同，都与尧、舜等同，虽然顽劣嚣杂猥琐，昏愚朴陋，都能成为道德的归宿，与先前谈论善恶的人相比，功用如何呢！这是孟子之所以为知性的言论，而对世人大有补益的原因。但后世谈论性，没有比释氏更盛的。释氏谈论性，明体而不明用，在喜怒哀乐以前，释氏应该知道；喜怒哀乐已发以后，释氏置之不论；这就是功用缺失的原因。那么想要阐明性善吗，正在喜怒哀乐之后。不然，那么寂然不动的时候，善恶在哪里呢？孟子兼其用而阐发，开始觉得四端的功用，充沛地见于日常用度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的事业，都从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曾阐发，孟子独自阐发，这是一大功劳。自古论道德者，自性命之理达之于父子

译对于天下国家，乃至天地万物、幽明鬼神，没有哪一处不能到达，只是没有谈论养气。孟子在众说之中，唯独论述浩然之气。自从孟子谈论浩然之气，人们才开始明白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拥有这种气。什么是这种气呢？就是不被外物所困束的气。如果有一样事物能困束我，那么我所保持的操守就丧失了。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怎样的呢？也是拥有这种气。当这种气充满内心而自得其乐时，虽然无法用言语形容，但它作为一种存在，中正勇健，广大坚固。所以，把它施行于富贵之中，富贵不能困束它使其淫逸；把它施行于忧患之中，忧患不能困束它使其悲戚；把它施行于声色之中，声色不能困束它使其沉溺；把它施行于威武之中，威武不能困束它使其恐惧；把它施行于事物纷扰的地方，那么事物的纷扰不能困束它使其混乱。凡是来自外物的东西虽然杂乱地同时到来，但我胸中却卓然有所主宰，这不是智力所能达到的。曾子的大勇，孟子的不动心，不就是因为这种气存在吗！所以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世上的人不明白这种气，往往把气血的强壮当作浩然之气，于是把倨傲当作大，把凌暴当作刚，把侥幸当作直。如果这样，那么世上的凶人暴徒，都算是拥有浩然之气了。唉，谁能真正认识我所说的“直刚大”的德行呢？那样外物就不能困束，而天理浑然一体。所以这种气充满我的身体，润泽地显现在面容上，充沛地发散在背部，充沛地显现在周旋动作之间。古人在世上大有作为的人，都出于此。这种气充塞于天地，那么日月因此光明，山川因此秀丽，万物因此繁盛，妖祥疾疠因此衰息。这种气如此，古人没有阐发它，而孟子独自阐发了它，这又是一大功绩。在战国时期，正道已经丧失。邪说并起，于是有所谓纵横家，有所谓刑名家，有所谓杨朱、墨翟之家。纵横家，翻覆变诈，在口舌之上玩弄一世；而刑名家深刻惨毒，把天下置于刀锯之下。使得当时的百姓陷入涂炭水火之中而不能自拔，实在是这两家的作为。至于杨朱、墨翟之家，虽然说他们的道有偏差，但推究他们的心，也本于为善，比起那两家，难道不是贤良得多吗？然而孟子对那两家不加问难，反而专心于杨朱、墨翟，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那两家的过失容易看见，而杨朱、墨翟的祸害难以知晓。好比疾病一样，发狂闷乱，惶恐不安好像活不到明天，但不一定能死；膏肓之病，四肢本来无恙，饮食起居如平日，这是庸医所忽视的，而仓公、扁鹊所望而却步的。为什么呢？纵横家，谁不知道他们翻覆的恶行？刑名家，谁不知道他们惨毒的恶行？君子虽然不加问难，最终也只是破坏罢了。至于墨子的兼爱，接近我们圣人的仁；杨氏的为我也，接近我们圣人的义。正因为它们在于近似，天下人不知道它们的错误，所以孟子不得不辩驳。而且天下的道，没有比君父更大的。君父之道兴盛，那么治世就由此兴起；君父之道衰微，那么乱世就由此产生。治乱的关键，确实系于此。墨氏的道，难道一定没有父亲吗？推究他们兼爱的过失，必定导致没有父亲。杨氏的道，难道一定没有君主吗？推究他们为我的过失，必定导致没有君主。君子知道细微知道显著，知道柔知道刚，推究它们所从来的地方，穷尽它们所去往的地方，必定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孟子断言“无父无君”，然后杨朱、墨翟的过失才明白，而异端的学说才破败，使得天下后世的人伦不陨落，而天理得以保全，这又是一大功绩。圣人的门下，只论一心术。霸者的心术是怎样的呢？我曾经借齐桓公来论述他。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是五霸中的雄杰。然而当时狄人攻打卫国，有力可以救援却不救援；又狄人攻打邢国，有力可以救援却不救援。等到卫国灭亡时，率领诸侯为卫国筑城；邢国灭亡时，率领诸侯为邢国筑城。不在未亡之前救援，却在既亡之后筑城，他的用心认为，救乱的功效小，而存亡的功效大，所以舍弃困难而成就自己的功绩。圣人知道他的心，所以在记载救援邢国时写道“齐侯、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刑”，以表明齐侯实在没有救援邢国的心，所以拥兵而不前进。在未亡之前，有力可以救援却不救援，等到宗庙已经化为灰烬，社稷已经颠覆，人民已经陷入涂炭，才慢慢起来收取存亡的功绩，这是什么心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几乎危险，史书记载“齐仲孙来”。《春秋》有时记载“来朝”，有时记载“来聘”，有时直接记载“来”。诸侯以礼来就称为“来朝”，大夫以礼来就称为“来聘”，至于直接记载“来”，大概是不认可他的来，犹如说无礼一样。齐仲孙来平定鲁国的危难，圣人为什么不认可他的来呢？大概仲孙的来，名义上是平定鲁国的危难，实际上是想要窥探鲁国。怎么知道的呢？齐桓公问：“鲁国可以夺取吗？”仲孙说：“还秉持周礼。”圣人知道他的心，所以记载“齐仲孙来”。鲁国的危难，是仁人君子所以侧然动心的，齐桓公却外表收取平定危难的名义，内里实在想要趁危夺取他的国家，这是什么心呢！如果不是这样，司马子鱼为什么对宋襄公说“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以统属诸侯

译义士尚且说这是德行浅薄呢？由此看来，五霸的用心就可以知道了。孟子说：“天刚亮就起来，勤勉不懈地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天刚亮就起来，勤勉不懈地求利的人，是跖一类的人。想要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罢了。”舜和跖的区别，即使是普通男女也能知道；至于善与利看似相似的情况，即使是明智的人也有分辨不清的。那么，桓公修筑楚丘城墙以保存卫国，修筑夷仪城墙以保存邢国，派遣仲湫以保存鲁国，难道不是仁人君子做的事吗？然而推究他的用心，是为了利呢？还是为了善呢？是成为舜一类的人呢？还是成为跖一类的人呢？五霸的做法就是这样，然而当时的人不知道，只以五霸为尊贵，所以孟子断言说：“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的是王道，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道”，从而使天下人的心术归于端正。这又是一项大功啊。唉！尧、舜的道统，从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自从孟子继承了这一道统，然后孔子的道统更加尊贵，而曾子、子思的道统更加显著。他之所以阐发这种文化，开导觉悟后世的人，影响至深啊！只是我愚钝，哪里值得窥见它的轮廓呢！这四项功劳，我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么世上谈论孟子的人，谁不说仁义，却不知道仁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在婴儿掉进井里的时候，认识他所说的人性本善呢？为什么不在内心没有愧疚的时候，认识他所说的浩然之气呢？为什么不在额头出汗的时候，认识他所说的杨朱、墨翟的错误呢？为什么不在齐宣王不忍心看到牛战栗发抖的时候，认识他所说的王者之心，而摒弃那霸者之心呢？这些都是圣人心术的关键，孟子直接指出来给人看。求学的人在这里明白了，能够明白这颗心并用诚敬来保持它，用持久来涵养它，用学问来穷究它，并用师友来切磋琢磨它，那么差不多就能真正认识孟子的仁义了。不然的话，即使白头到老研读《孟子》七篇，也等于没有读过这本书。

译附录

横浦说：施彦执撰写《孟子发题》，认为孟子有四大功绩：阐明浩然之气，论述性善论，批驳杨朱、墨翟，贬斥五霸而尊崇三王。这些都是前代圣人所未曾言说、《六经》所没有记载的，对名教有功。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见解，然而称之为“功”，似乎也不妥当。

又说：彦执擅长写诗。有一天，看到他写的咏柳诗，其中有“春风两岸客来往，红日一川莺去留”之句。虽未直接写柳，但柳的意象自在其中，语言也很精妙。

◆横浦同调

杨谨独先生

杨璇，字子平，盐官人。安于贫困，乐于道义，不随便索取或给予，有万般严谨独守的操守，在暗室之中如同在康庄大道上一样光明磊落，学者称他为谨独先生。他与同乡施持正都努力实践、喜好修养，乡里之人向往仰慕，县令魏伯恂设立祠堂，将横浦、持正与他们合祀。（参见《两浙名贤录》。）

◆横浦门人（二程三传）

尚书韩南涧先生元吉（另见《和靖学案》。）

尚书凌先生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余杭人。步行跟随横浦游学，绍兴二年同科及第，先生位居第二。官至吏部尚书。

附录

于恕说：“舅父平日在师友弟子之间，像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实、汪应辰这些人，他们的人品如何？”横浦说：“季文醇厚谨慎敬畏，遇事有不可侵犯的原则。子才学问有道理趣味，温和平易而能洞察细微。茂实沉静。应辰聪敏悟性高，操守品行有坚守。”

知州樊先生光远

樊光远，字茂实，钱塘人。年轻时跟随横浦学习。绍兴五年，在南省考试中名列第一，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他上疏说：“如今士大夫的议论，没有不认为金人的诡诈是值得忧虑的。我却说：诡诈不值得忧虑，而相信他们的诡诈，才深可畏惧。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得到土地而高兴，而常以此为忧；不要怪罪忠诚正直的人，以培养敢于直言的风气；不要喜欢迎合，以杜绝滥进之门；不要耗尽民力，应当爱惜，以巩固根本；不要挫伤士气，应当激励，以备缓急之需。”当时宰相秦桧打算实现休兵，将他罢免为阆州教授。后来召为秘书丞，改任监察御史，不久外放担任严州知州。（参见咸淳《临安志》。）

附录

施彦执说：我曾经欣赏茂实所说的“有一个武王必有一个伯夷，有一个陈平必有一个王陵，有一个霍光必有一个严延年，有一个姚元之必有一个宋广平”。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再有人道了。

文定汪玉山先生应辰（另立《玉山学案》。）

秘监沈晦岩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盐官人。绍兴丁丑年进士，官至国子录。有人推荐他召试，执政者有的笑着说：“哪有张子盖的女儿可以做馆职的？”于是罢免，先生对此感到愤慨。恰逢以归正人、王希吕为谏官，先生上疏说这不可行，言语触犯了宰相，孝宗大怒。当时虞允文厌恶沈介，于是将先生交付司法审理，暗示他引咎辞职，先生不肯，被贬到封州，更加砥砺风节。晚年被召为敕令局删定官。孝宗想要实行三年之丧，执政大臣都主张易月说，谏官谢谔、礼官尤袤心里知道这不可行，但不敢尽言，先生上疏陈述六件事：第一说：“三年守丧之制，本于《礼经》而实行，陛下不必因为满朝的说法，有所迷惑。”第二说：“群臣请求陛下回宫的日子，正下诏让礼官集议。我认为应当等到梓宫出发，才回大内。”第三说：“金人会庆节使，三省、密院引用明肃皇后升遐时的旧例，请求陛下接见。吏部尚书萧燧认为既然已罢百官庆寿，恐怕难以接见使者，只可在小祥后两天在德寿宫素幄引见，这是调停的说法，已有诏书依从了。我私下考察仁宗时曾派使者到契丹，遭遇丧事，到柳河就返回，契丹主没有接见。夷狄尚且知道有礼，中原反而不如吗？况且陛下居丧，与明肃皇后时的情况不同。希望决断于圣心，不要牵制于群议。”皇上非常认为正确。这天，先生所奏八千多字，皇上展读很久，知道张嶷的奏章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照旧奏读。过了一会儿，张嶷说简之，皇上目光留住先生，让他不要退下。又过了很久，张嶷奏请进膳，先生正色说：“所言乃大事！”读完，才退下。孝宗高兴地说：“你十年离开朝廷，现在没有白费了！”于是命令他留在馆中，派遣金使，退回他们的书信和币帛，金使感动而离开。其后虽然群臣五次上表请求回宫，孝宗勉强依从，在小祥后两天回宫，设素幄奏事，而三年之丧于是确定，到大祥时，群臣三次上表，引用《康诰》冕服出应门的话，请求御殿，诏书允许在祔庙后实行。先生上疏说：“陛下应当坚持此前在内殿听政的旨意。祔庙后御殿，终究是不合礼的。将来祔庙完毕之日，预先降下御笔，截然表示终丧的志向，杜绝辅臣的来章，不要让他们再有陈请，全力保全圣孝，以刑四海。”皇上嘉奖采纳。等到祔庙完毕，竟然如先生所请，罢免御殿礼，并且断绝群臣的请求。论者认为这是

译当时儒臣众多，没有人能成就皇帝的志向，而能强力破除满朝浅薄言论的，只有庶寮一人罢了。不久他担任嘉王府翊善，以正直诚信著称。不久升任秘书监。光宗即位，先生凭借旧学在朝中任职，赵忠定公倚重他，小人对他侧目而视，他因遭弹劾而离职。党争兴起，有人捏造先生告发他人的话，说：“相公是寿皇的养子。”又说先生曾经告诉赵忠定：“外面的军民都推戴您。”祸患迫在眉睫，先生讲学依旧如常。不久去世。先生年轻时在横浦求学，从岭南归来后，迁居苕上，非常以师道自重。唯独他与门生问答时，一句话不契合，就让他再次参悟，颇为接近禅门风格，这大概是横浦佞佛之风的传承。同时如玉山、忠甫等人，都能继承师门的衣钵，可惜先生的澄汰工作尚未完成。然而在大节上，先生并不愧于圣人的门徒。当姚愈因流言入宫告发时，先生与刘光祖、徐谊、游仲鸿并名列名，等到颁布党籍时，先生却侥幸免于祸患，其中的缘由实在难以考证。《宋史》简略，没有为先生立传，现在从各种书籍中搜集资料来补遗。（补。云濠按：先生所著有《晦岩集》十二卷。）

译通守方困斋先生方畴（另见《紫微学案》。）

于先生于恕

于先生于宪（合传。）

于恕，字忠甫，籍贯不详，是无垢先生的外甥。他在为《横浦心传录》作序时说：“我与弟弟于宪自幼接受舅父的教诲，凭借敏锐的悟性，在孩童中显得与众不同。每当感念这份恩情，心中便难以平静，于是抱着琴和剑，徒步三千多里抵达岭南。我既为自己能到达而感到欣喜，舅父也为我到来而高兴。我早晚侍奉在座席旁，与他讲论经史，解答疑难，片刻也不曾停歇。在从容闲暇之时，便谈及世事人情。凡是贴近人情、合乎事理，可以作为学者修身进德准则的内容，无不详细记录。虽然所说的话有时与旧说不同，但都是一时意会到的言语，也不自我怀疑，所以命名为《心传》。我后来因思念双亲而回家，弟弟于宪也不畏路途遥远劳苦，毅然独自前往，他接受教诲的情况与我先前一样。于是我们将各自所得，汇集成一部书。起初不敢拿出来给人看，只想用来训诫家中的子侄罢了。我的学生郎煜粗略地记下了一些话语，编纂成录，而士大夫们已经纷纷传诵，这才相信舅父的一言一语，被世人如此看重。我老了，坚守朴实的学问，固执而不随波逐流，往往不能与时俗相投合，在礼部考了六次都没有成功，于是隐居山林，时时反省此心，不致被穷困显达、得失所拖累，从而迷失了本源，这样也就无愧于舅父平日的教诲了。

记录横浦先生的话语

于恕问：“佛教以寂灭为教义，他们的信徒未能对饮食男女的欲望淡然处之，却想用纸上关于生死祸福的说法来恐吓动摇人心，使人向善。那些世间的小人，即使刑罚奖赏日日施加并督促他们，尚且只求侥幸免罪，谁说无知的孩童以及鄙陋欺诈的贱役之人，能够用这种说法来感化他们呢？而且更严重的，甚至到了压抑断绝、掩盖封闭以成就奸邪的地步，这比刑罚小人的做法还要过分。世人正尊敬他们的信徒，却不去考察了解，这有什么道理呢？”先生回答说：“佛教这一法门，暗中对我的教化有很深的辅助作用，只是不可以轻易轻视它。我与杲和尚交往，是因为他的议论超卓可喜。他的信徒难道都能善良吗？只是你看到的，是那些不善的信徒罢了。”于恕说：“儒家道理的精妙之处，如子思、孟子的著作，哪里比《圆觉经》、《楞严经》差？一定要去追随那些人，颇不符合我平素的志向。”先生说：“向来知道你每有厌恶佛教的话，坚持得坚定时也是好的。只是恐怕你看得不透，以后反而被他们的信徒所嘲笑。还要更深入地探究！还要更深入地探究！”

主簿徐先生徐椿年

徐椿年，字寿卿，永丰人。绍兴十二年中进士，任宜黄主簿。是横浦先生的弟子。著有《尚书本义》。（补录。）

常簿倪绮川先生倪称

倪称，字文举，（云濠按：称一作称。）归安人。在横浦先生门下受业，与芮祭酒交好。祭酒曾说：“文举，是我的诤友啊。”（补录。）

（梓材谨按：先生绍兴八年进士，任太常寺主簿。著有《绮川集》十五卷。）

知军刘先生刘荀（另见《衡麓学案》。）

特奏郎先生郎煜

郎煜，字晦之，钱塘人。在横浦先生门下受学，曾辑录《横浦心传》等书。淳熙十四年，经特奏得官，未及上任便去世了。有人说先生家世与侍郎刘简同谱，他说：“我家是平民百姓，怎么能妄自攀附显贵的门第！”（梓材谨按：于忠甫称先生为“我的学生”，他大概是在横浦先生门下受学，而在于氏门下完成学业的人。）

忠定史真隐先生史浩

史浩，字直翁，鄞县人。通过进士考试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因轮对奏事，进言普安、恩平两位王爷应当选择其中一位，以维系天下的期望，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普安被立为皇子，进封建王，任命先生兼任直讲。一天讲《周礼》，讲到酒正一职“年终考核，只有君王和皇后的饮酒不列入考核”，世子也不参与，由此知道世子的膳食可以不列入考核，但饮酒不可以没有节制。建王起身谢恩说：“怎敢不铭记这番训诫！”金人侵犯边境，下诏亲自征讨，建王请求率领军队作为先锋。先生以晋国申生、唐肃宗灵武之变作为告诫，建王大为感悟，立即让先生起草奏章，请求护卫皇帝车驾以尽人子之职，辞意恳切周到。高宗知道奏章出自先生之手，对大臣说：“这真是王府的官员啊！”历任升迁至右庶子。孝宗即位，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仆射，首先进言赵鼎、李光无罪，岳飞冤屈已久，应当恢复他们的官爵，录用他们的子孙。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张魏公张浚请求皇帝幸临建康，先生陈述三点理由认为不可，与张魏公意见相左，王十朋对此进行论列，先生被外放为绍兴知府，随后被授予祠禄，从此十二年没有被召用。淳熙五年，再次担任右丞相，皇帝说：“自从叶衡罢免后，空着席位等待很久了。”先生蒙受恩宠再次拜相，只秉持公道。刘文节光祖参加馆职考试，论述科举取士的道理，皇帝亲自在其后批注说：“本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误国，大将战败，未曾诛杀。奖赏树立在前面，诛戮设定在后面，人才不出来，我不相信。”派遣曾觌拿着批语给先生看，先生上奏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四凶只被流放；三考之法，不过是升降官员。诛杀大臣，是秦、汉的法律。太祖对待臣下

译按照礼制，到仁宗时，道德教化兴盛融洽。圣上的训诫却说“过于忠厚”。治理国家而达到忠厚的境界，难道有什么过分之处吗？臣担心议论的人认为陛下自己想施行刻薄严酷的政令，却把过错归咎于祖宗，这是不能不审慎对待的。”等到从经筵讲官任上将告老还乡，他推荐了江、浙地区的十五位士人，如薛象先、杨敬仲、陆子静、石应之、陈益之、叶正则袁和叔、赵静之、张子智等人，后来都被提拔任用，其中没有达到显赫地位的只有六人罢了。他被授予太保衔退休，封为魏国公。在鄞县西湖上修建宅第，皇帝书写“明良庆会”作为他阁楼的名称，书写“旧学”作为他厅堂的名称。光宗即位，他晋升为太师。绍熙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谥号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为越王，配享孝宗庙庭，改谥号为忠定。先生喜欢推荐人才，曾经拟定让陈之茂晋升官职并担任郡守，皇帝知道陈之茂曾经诋毁先生，说：“您难道是想以德报怨吗？”先生说：“臣不知道有怨恨。如果认为是怨恨，却用恩德来回报，那是有私心的表现。”莫济为王十朋的事迹作状文，对先生的诋毁尤其严重。先生推荐莫济掌管内制，皇帝说：“莫济不是议论您的人吗？”先生说：“臣不敢因私废公。”他的宽厚就像这样。（参考史传。）

译谢山在《题忠定鄮峰真隐漫录》中说：忠定公最受横浦先生的赏识，所以他的学术渊源没有偏差。他担任宰相，自然属于贤者，只是因为反对规复中原的议论，于是与张魏公（张浚）如同参星与辰星般不能相见。然而忠定公蓄积力量而后行动，不愿轻举妄动，这不仅不同于汤思退、沈该之流，也与赵雄嫉妒南轩（张栻）的情况不同。而梅溪（叶适）弹劾他，其中的言论有稍微过激的地方。不然的话，忠定公首先请求褒奖录用那些被秦桧陷害的中兴将相，难道他自己会蹈入同样的覆辙吗？至于他在昌明理学方面的功绩，实际上是为南宋培育国脉，可惜旧史不能阐明这一点。忠定公再次出任宰相，说这次出山本来不是平素的志向，只是因为朱元晦（朱熹）尚未被任用，所以勉强出山罢了。出山后极力推荐朱熹，并将东莱（吕祖谦）、象山（陆九渊）、上斋（杨简）、慈湖（杨简）这一辈人，全部列入奏章推荐。乾道、淳熙年间的各位老臣，那些接连被起用的，都是忠定公的力量所致。他在文人方面则推荐陆游（放翁）。他居家时，派遣他的几个儿子跟随慈湖、洁斋讲学，又聘请定川的弟弟季文到家中来教导几个儿子，所以他的几个儿子大多都有值得称道的学问和品行。其中不驯服的，只有同叔子申罢了。我考证此后，能够礼贤下士的宰相，留公正（留正）、赵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蔺（王蔺），都称得上知人善任，而忠定公实际上是开创这一风气的人。忠定公的功劳太大了。那些像王淮之流，凭借私情阻挠正直之人，创立学禁，遗留下庆元年以后的祸患，同等看待这两者，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现在读忠定公的《文集》，他在资善堂的那些文章，是用来启发开导孝宗在潜藩时的；他在两府（中书门下）的文章，则是极力吹捧推荐各位老臣而不遗余力的；他归田以后的文章，是用来优游林下，举行乡饮酒礼，建立义田的。中兴时期的宰相像忠定公这样的人，大概也是完人了吧！

（梓材谨按：谢山《学案札记》：“宰相家中登上《学案》的，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公的儿子忠宣公王弥坚，侄子文靖公王弥忠、独善公王弥巩，以及忠定公的孙子朝奉公王守之，都见于《慈湖学案》；独善公的孙子蒙卿自为《静清学案》。）

郭先生钦止

郭钦止，字德谊，东阳人。跟随横浦先生游学。轻视钱财，乐于施舍。乡里依赖他。开辟石洞书院，聘请名师来教导子弟，拨出几百亩田地来供养他们，后进之士多有成就。县学创建书阁，先生资助钱财。又购置书籍输送进去。（参考《东阳县志》。）

◆施氏家学

施先生庭先（另见《震泽学案》。）

◆沈氏门人（二程四传）

节推赵复斋先生彦肃（另见《象山学案》。）

◆于氏门人

特奏郎先生煜（见上文《横浦门人》。）

◆倪氏家学

文节倪齐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归安人。父亲倪称在横浦门下受业，先生继承父亲的学问。考中乾道进士、淳熙博学宏词科，多次升迁至秘书郎。因大旱上呈密封奏章，请求停止苛捐杂税，查究冤狱；并且请求另外诏令内外士大夫都可以进言，皇帝避殿减膳，明确显示敬畏上天的实际行动；并且请求时常召见大臣，讲论治国之道，斥退那些拱手沉默、充数占位的人。接着说：“台职事官因为进言而被补任外官，应该昭示喜好进言的实际行动，以消除人心的疑虑。巡逻的人把仓库的事情上报，虽然大体得到实情，然而百官各有统辖监察，监司台谏都是耳目，哪里用得着这类人！”孝宗认为他说得对。起初，朝廷议论锐意规复中原，迎合的人大多做大官，时间久了没有应验，颇为厌恶，改任用谨慎沉默的人。先生说：“过去虚妄荒诞，现在粉饰美好，都失之偏颇。”孝宗说：“你是奇才啊。”升任著作郎，兼任直翰林。因为侍奉皇上，请求表彰廉洁官吏以约束贪婪者，广泛集议以审慎法令。光宗即位，进言：“高宗禅位，父子之间没有隔阂。现在陛下承奉皇位，尤其应当超过他。请求每天引见职事官轮流对答，像寿皇初年那样。”又说：“陛下刚受禅位，金国君主也新立，想要制约他的命令，必须有胜过他的地方，他奢侈我们就节俭，他暴虐我们就仁爱，他怠惰我们就警惕勤勉。”并且请求增加谏官名额。又请求召见内外将帅询问，以了解他们的才能与否。升任将作少监，兼任权直学士院。请求迅速编撰寿皇圣政作为成规，裁减覃恩赏格的泛滥。任命为将作监，兼任权中书舍人。进言皇子翊善应该任用老儒，皇上任命黄裳。又说吴瑊不可以担任兵部尚书，孝宗听说后认为正确，因为皇上到太上皇宫，问皇上说：“倪思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说：“权舍人。”孝宗说：“还只是代理吗？”于是正式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任直学士院。圣明节，诏令伶人依旧，先生说不可。绍熙二年，兼任侍讲。那年春天，因大雪震雷求取意见，先生说：“大臣苟且偷安，给事中、谏官缄默不语，讲读官缺员，节度使遥刺轻滥，内廷喜好赏赐没有节制，宴饮狎昵，户部州县紧迫，商农愁叹，会计录条项削减，减少不到十分之一，而群议未止，无名赋税长久议论而未免除，边疆防备不修，缓急之时必定误事。”起初，孝宗用户部经费的余财在三省设置封椿库，以备军用，到绍熙年间移用才开始频繁。恰逢有诏令发放十五万缗钱入内帑，以备犒劳军队

译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借名目向他人索取费用，请求不要揭发。并且说：“往年收入大约四百六十四万缗，而支出后的结余不到两万。如果不大力节省，那么封椿库从此就没有积蓄了。”于是定下犒赏军队的年度额度为四十万缗，从此费用稍有节制。戚畹韦璞被任命为待制，潜邸旧臣谯熙载被任命为观察使，先生都将任命文书封还。刘光祖因争辩吴端之事被贬，先生为他争辩，刘光祖虽然最终未能留任，但吴端也被罢黜。又指出姜特立的请托求取，潘景珪暗中结交宠臣。皇后姐夫王士廉请求租种平江府的官田，由内廷小臣宣谕漕臣，先生争辩说：“这是斜封墨敕的开端。”秘书监杨万里请求离职，有旨意让他去江东担任漕运使，先生扣留了录黄，想要缴还诏书，杨万里听说后，急忙写信给先生说：“希望不要挽留我！”先生回答说：“这是公论认为不妥。如果不缴还，应当另外请示。”杨万里又制止他说：“希望连另外请示的说法也免了吧！”然而先生最终还是上札，说：“杨万里刚毅狷介的操守，不应该让他离开朝廷，臣虽然已经书写了行状，仍希望陛下挽留他。”没有回复。当时人们赞美杨万里有操守，也赞美先生能爱护贤才。先生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光宗很久不去重华宫，冬至日宴饮不临朝，先生首先上四道疏章陈述。恰逢召见嘉王，先生说：“寿皇想要见陛下，就像陛下想要见嘉王一样。”皇上颇受感动。中宫干预外事，先生借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滦”一事，极力论述：“家庭不和睦，以至于阴阳易位，严重则离间父子。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韦后，几乎导致国家乱亡，不只是齐桓公一个例子。”胡晋臣、尤袤、夏执中去世，皇上不相信，先生上奏说：“陛下因为怀疑而致病，越怀疑病越重，于是使得父子之间，内外之事，有不能合理的地方。”皇上震惊。四年，兼任权吏部侍郎。先生劝谏皇上饮酒过度，皇上说：“你能直言。”不久充任金国贺正使，先生说：“陛下屡次错过问安的期限，中国尚且知道有病，如果金人问起，臣将用什么言辞回答？”皇上说：“早晚就会去宫。”此前，先生曾请求书写《孝经》四章放在座右。至此，章良能弹劾先生以敌国胁迫君主，以《孝经》诽谤讥刺，没有回复。先生出关待罪，诏令知绍兴府，还未出发孝宗就去世了，宁宗即位，七月，得请奉祠。恰逢求言，先生分条上奏十二件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行先帝遗训，曰安视，曰正心，曰勤政，任用外廷，亲近贤人，采纳谏言，节省用度，谨慎终始。起用知泉州。第二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同考官。御史姚愈迎合韩侂胄之意弹劾他，出知太平州。刘德秀又弹劾他，奉祠。不久起用知泉州，御史朱钦弹劾他，罢免。后来知建宁府，御史徐〇弹劾他，罢免。开禧二年，参政李壁为韩侂胄说话，于是召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先生上辞疏说：“臣先前被徐〇弹劾。徐〇说得对，臣不应当被召；臣可用，徐〇不应当留。”有诏令再次召见。当时韩侂胄也因边事败坏稍感后悔，先生写信致意说：“国事如此，一世的人望，难道应该以洁身自好为贤吗？”先生回答说：“只怕方正拙劣不能顺从时俗喜好罢了！”当时赴召的人率先拜见韩侂胄才入对，先生直接上朝，首先论及言路不通：“自从吕祖俭被贬谪迁徙，朝士不敢尽忠，自从吕祖泰被编管流放，布衣不敢极言。近来北伐之举，仅有一二人说不可。如果使在举事之前相继力争，更加详审，必定不会轻举妄动。”又说：“苏师旦贪赃以巨万计，为什么不黥刑杀戮以谢三军？皇甫斌丧师襄汉，李爽败绩淮甸秦世辅溃散蜀道，都是罪大罚轻。”又说：“近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权贵之门，甚至匍匐门屏，穿洞而入。门生弟子，施于执经受业者，现在无往而不称，且加上恩府、恩使、恩父的名目。谀文丰赂，更不在论列之中。”韩侂胄大怒。其中所谓“恩父”，是指毛自知对于苏师旦而言。先生见韩侂胄说：“平章明有余而聪不足。堂中剖断如流，这是明有余；被苏师旦所蒙蔽，这是聪不足。苏师旦与周筠并行为奸利，苏师旦已败，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骑虎不下的态势，这是李林甫、杨国忠的晚节。何不效法先忠献王？”韩侂胄也愕然说：“闻所未闻！”第二天对李壁说：“你说正甫的为人，现在刚到就立异。”而毛自知的父亲毛宪为御史，竟弹劾先生，予祠。第二年更化，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请求遵用旧例，东宫参决政事，以杜绝权臣专权；不时宣引宰执，及另创直庐，令词臣候对，以备批答旨意；谕大臣以容受直言，饬朝臣以砥砺名节。并且说：“大权方归，所当防微杜渐。一有干豫端倪，必定仍蹈覆辙。现在韩侂胄既诛，人言犹有未靖者，大概因为枢臣犹兼宫宾

译（皇帝）不时宣召。宰相和执政大臣应当同班同对，枢密院大臣也应当远离权位，以平息外界的议论。」枢臣指的是史弥远。金人要求远冑函首，朝廷集议，先生认为这样做有伤国体。先生代理给事中。有被长期流放后得以归来的内侍，先生坚持不批准。又上言辛弃疾迎合开边，请求追削其官职。史弥宁将补任春坊官，先生坚持认为不可。先生升任礼部尚书。两府打算因议和而升迁官职，因为先生的话而作罢。飞蝗遮天蔽日，先生上言应当寻求消除灾祸的实际行动，不可以将其视为用兵后的残余祸患。史弥远更加专权，钱象祖在中书省逐渐不参与官员的升降黜陟，于是请求离职，先生极力上言不可偏听。史弥远自我辩解，先生请求离职，皇上挽留他。先生上言：「侘冑将台谏官员视为私人，如今章良能在未任命为中司的前一天，已经用小轿去见史弥远了。侘冑专断执行奏章，如今史弥远也独自上朝陈述政事了。宗庙社稷不堪再次败坏。」史弥远更加怨恨，先生请求离职也更加坚决。任命先生为宝谟阁学士、福州知州。刚过一个月，史弥远拜右相，陈晦起草制诰用了「昆命元龟」的话。先生叹息说：「这是董贤任大司马时，『允执其中』的册文。天下难道没有像萧咸那样的人吗？」于是上书请求修改麻制。诏书下达要求分辩清楚，史弥远害怕，急忙改任陈晦为殿中侍御史，陈晦于是列举本朝制命曾经多次使用此语，指责先生以藩臣身份僭越议论麻制，轻侮朝廷，于是先生被罢免。二年，陈晦被贬黜，先生恢复官职奉祠。五年，金人遭受兵祸，先生陈述备边十事，认为金国灭亡后，北方的强敌，我们将独自面对。政府厌恶他仍然议论政事，御史石宗万弹劾他，降二级官，永不录用。八年，恢复官职奉祠，请求退休，皇上不听从。又过了两年，任命为华文阁学士，奉祠。十三年，去世，遗表中仍然乞求收回爵禄赏罚的八柄，张扬礼义廉耻的四维，听闻的人为之悲痛。谥号文节。先生孤行一意。他在乾道、淳熙年间，不被周益公所喜欢。赵忠定公曾经称赞先生为真侍讲，而先生也因事忤逆了他。陈止斋、章茂献，都是他所不和睦的。朱子入朝，君子倾心归附他，先生也落落寡合，人们颇为怀疑他。等到他为周、赵、朱三公起草制词，极其奖许，才知道他无私心。庆元年间召任吏部，侘冑也因为先生的缘故，与各位君子不甚相得，意图援引先生以自助，派遣弟弟仰冑表达心意，先生谢绝了他，因此有太平之贬。等到再次起用，于是大大忤逆史弥远而离去，叶公水心极力赞叹他。（补。）

译全祖望谨按：先生始终风骨节操不屈不随，真正继承了横浦先生（李焘）的学术传统。然而他不足之处在于，极度迷信佛教，以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试读他的《经锄堂杂志》，其沉迷程度甚至超过了横浦先生。但是像先生这样的躬行实践，正是所谓“行为符合儒家规范，言论却偏向佛教”的人，学者效法他的行为而忽略他的言论就可以了。“昆命元龟”的说法，在宋代朝廷制诰文书中用得很多，陈晦之初未必是有意为之，然而先生是针对贾似道（弥远）而发的，这话本来就有其恰当之处。他所著的《齐斋甲乙稿》、《兼山集》，以及经学解释、杂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如今大多没有流传下来。

《经锄堂杂志》

女子与小人既不可亲近，又不可疏远，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首先不要亲近他们罢了。如果先亲近他们，一旦疏远他们，就会招致怨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这句话讲不通，把“勿正”作为一句也讲不通。“正心”二字原本应该是“忘”字，既应当不要遗忘，又应当不要助长。连续使用“勿忘”，是文章的语法习惯。

有人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自己确有可被诋毁的行为，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对的；如果没有，那么对方的话就过分了。对方说得对，就不必怨恨对方；对方说得过分，也不会损害自身。又何必报复呢！

学习一定要先求知而后践行。好比要去燕地却把车辕向南，那就越行越远了，所以说求知在先。凡是践行不力的人，是因为他们求知不深。在践行中更加求知，就像登山一样，看到高处还有很多，于是又继续攀登。

古人造字，“闲适”的“闲”与“防闲”（防范约束）的“闲”相同，这其中有深意。整天吃饱没事干，不用心思考，是很难做到的。君子处于闲适状态，虽然不至于像小人那样，但也大多放纵于声色诗酒之中，因此需要用礼来约束他们。

父母责打怒斥儿子，人们不认为这是缺少恩情，因为知道这是深爱他的表现。造物主用逆境来对待君子，大概也是这种责打怒斥的意思吧！

福佑善人、降祸淫邪，是常理。偶尔出现相反的情况，只是变异罢了！

人的本性品行各有长短，只有善于教育的人，能根据他们的长处而使他们不被短处所遮蔽，这是孔子教导仲由、冉求的方法。

君子退隐闲居，也是济世救时。世人正沉溺于声名利禄，廉耻之风日益丧失，而有一位君子，其道义不苟且迎合，以此来激励天下的廉耻之风，难道不叫济世救时吗？

全祖望谨按：横浦先生的再传弟子，除了东莱先生（吕祖谦）之外，章公茂献与齐斋先生（倪思），足以称为三杰。然而齐斋先生迷信佛教，明目张胆，不可收拾，这正是横浦学术渊源流弊的极致。其中也有纯正的言论可以效法，我节录了几条。

（王梓材谨按：谢山所录《经锄堂杂志》十条，其中一条移入了《荆公新学略》。）

附录

王应麟《因学纪闻》说：齐斋倪公有三戒：不随意出入，不随意言语，不随意忧虑。

◆史氏家学

忠宣史沧洲先生弥坚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均见《慈湖学案》。）

◆史氏门人

管库张雪窗先生良臣（另见《龟山学案》。）

卷四十一 衡麓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衡麓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衡麓学案表

胡寅 （子）大原（另见《五峰学案》）

（文定长子。） （从子）大正

（龟山、荆门门人。） 毛以谟

（二程、朱氏、靳氏再传。） 刘荀

（安定、泰山、濂溪三传。）

胡宁（另见《武夷学案》。）

胡宏（另立《五峰学案》。）

梁观国

（均为衡麓学侣。）

江琦

胡襄

韩璜（均见《武夷学案》。）

刘衡（另见《百源学案》。）

张祁 （子）孝祥

（均为衡麓讲友。）

赵鼎（另立《赵张诸儒学案》。）

（衡麓同调）

高登 林宗臣 陈淳（另立《北溪学案》。）

陈元中

（均为梁氏讲友）

衡麓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按：武夷学派的诸子中，致堂（胡寅）、五峰（胡宏）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学问又分为两派。五峰不满意他哥哥的学问，所以致堂的传承不广。然而在洛学陷入异端之时，致堂独自洁白不染，也已经很贤能了，所以朱子也多有采纳。因此撰写《衡麓学案》。（王梓材按：《衡麓学案》，在零洲本中附于武夷卷中，谢山起初单独列为《致堂学案》，后来确定《序录》，又改换了称呼。又按：衡麓属于武夷诸子，若称为门人则不恰当，所以标为“家学”。五峰学案也依此例。）

◆武夷家学（二程再传。）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是胡安国的弟子。（云濠按：陈直斋说：“明仲，

译他是文定的长子。（原本是他哥哥的儿子。）将要出生时，母亲因为家中男孩多，不想生养，文定夫人梦见大鱼跃入盆水中，急忙取来抚养他。年少时桀骜狡黠难以管束，父亲把他关在空阁里，阁上有杂木，先生全部刻成人形。文定说：“应当有办法转移他的心思。”另外放置几千卷书在上面，一年多后，全部背诵下来。考中宣和年间进士甲科。靖康初年，被推荐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杨时担任国子祭酒，先生向他求学。升任司门员外郎。张邦昌篡位，先生弃官回家。建炎三年，提拔为起居郎，进言高宗应当纠集义军，向北迎接迎请二圣，不应急于登上皇位，于是奉命管理祠禄。绍兴二年，起用为永州知州。四年，再次召还任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当时朝廷商议派遣使者进入云中，先生上疏说：“女真惊扰陵寝，残毁宗庙，劫持二圣，是我国的大仇人。误国的臣子派遣使者求和，苟且延岁月，九年于此，效果如何？幸而陛下明察邪说，逐渐谋划恢复，然后二圣的怨恨可平，陛下作为人子的职责也就尽到了。”高宗嘉奖采纳，召到都堂宣谕旨意。不久张浚从江边回来，上奏派遣使者是兵家的权宜之计，竟然改变前言，因此请求外放任职以奉养父母，出任邵州、严州、永州三州知州。徽宗死讯传来，按惯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说：“礼制，仇敌未报则丧服不除。希望降下诏旨，服丧三年，穿黑色丧服处理军务。”任命为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父亲丧期结束，起用为徽猷阁直学士。秦桧掌权，先生请求退休，回到衡州。秦桧既然忌恨先生，虽然先生告老还乡仍愤恨他，因与李光通信讥讽朝政获罪，被安置在新州。秦桧死后，恢复官职。二十七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文忠。先生志节豪迈，刚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不答应。文定向来与秦桧交好，等到秦桧专权，先生与他断绝关系，所以被秦桧厌恶。在贬谪之地，随行没有书籍，先生凭记忆著成《读史管见》。平生著作，有《论语详说》及诗文《斐然集》，学者称他为致堂先生。

译崇正辩

推演兼爱的意旨却不懂得区分亲疏远近，这是墨家的弊病。

墨家的弊病，本来就是这样了；佛教的弊病，难道不更加严重吗？抛弃父母出家而不顾，看见蝼蚁蚊蚋却怜悯它们，这能说是区分亲疏吗？不区分亲疏，所以也不辨别贤与不贤。现在有圣贤之人，安坐就能实现太平盛世却不喜好佛教，那么佛教徒必定不会称赞他。小人亡国败家，却修建寺庙，推崇塔庙，大量供给田地，广泛度化众人，那么佛教必定认为这是前世种下的善根，亲自受到佛陀记别的人。试着用这个来观察，他们的实情就显现了。

《正法念经》说：“如果有众生清扫如来佛塔，死后会投生到意乐天。”又说：“修缮旧塔，死后会投生到白身天，与诸天女一起，用五种欲望自我娱乐。”《菩萨行经》说：“有一个以卖柴为业的穷人，到沼泽中砍柴，看见一座塔寺，里面充满了狐狼飞鸟、草木荆棘和不净之物，穷人感到悲伤，砍伐清除，礼拜后离开，死后投生到光音天，享尽天寿。又过了一天，转世成为转轮王。”

佛陀设立这样的教义，他的用心，不知是想诱导人们行善呢？还是想保全自己的佛塔呢？如果是诱导人们行善，没有比端正人心更优先的了；像这样的教义，反而用利益和快乐损害人的心志。人各有欲求，而且未必都相同，多开辟一些利益的途径来张扬它，必定有一种能迎合，迎合了那么他的学说就能被接受，这是佛陀的手段。说投生到意乐天，那么凡是心意有所喜好却得不到的人，必定会去清扫佛塔了。说投生到白身天，那么凡是丑陋黑瘦、被女子厌恶、想要淫乐却得不到的人，必定会去清扫佛塔了。说生到光音天，成为转轮王，那么凡是哑巴聋子、贫穷下贱的人，必定会去清扫佛塔了。他设立教义的用心如此，果真可以称为正道吗？现在想要责问他，他必定说：“这都是无碍的方便法门。人的根器千差万别，不这样，就不能把他们纳入善道。”唉！让人随意所欲都能得到，好色就得到女人，好尊贵就得到王位，这是天下大乱的道路。竟然认为这样就是善吗！

颜之推说：“相信或诽谤的征兆，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善恶的行为，是祸福的归宿。九流百氏，都认同这个论点，难道佛经是虚妄的吗？项橐、颜回短命早逝，原宪、伯夷受冻挨饿，盗跖、庄蹻福寿双全，齐景公、桓魋富强，如果引用前世的业力，希望来生的福报，这倒是可以讲通的。如果因为行善却偶然招致祸报，就立刻怨恨；因为作恶却偶然得到福报，就认为是欺骗诡诈；那么尧、舜的传说就是虚假的，周公、孔子的教诲就是不真实的了。又想要相信什么来立身处世呢？”

夏至那天，一阴初生，但那时却是至阳在起作用；阴气虽然微弱，但到了极点必定有冻裂胶漆、冻掉手指的严寒。冬至那天，一阳初生，但那时却是至阴在起作用；阳气虽然微弱，但到了极点必定有熔化石头、流淌金属的酷暑。在人身上，积累善行或恶行所感召的结果，也是这样罢了。颜回、伯夷出生时，得到清气，但不深厚，所以贤德却难免夭折贫穷；盗跖、庄蹻出生时，得到戾气，但不淡薄，所以邪恶却还能得到长寿；这都是气运偏颇的缘故。如果四凶处在舜的时代，就有流放诛杀的刑罚；元凯处在尧的时代，就有奋发有为、彰显才华的美誉；这才是气运正常的表现。何必曲折地宣扬前世业力、后世因果的说法呢？如果行善有祸就怨恨，行恶得福就放纵，这是市井浅陋之人计算旦暮之间功效的做法，怎么能在君子面前称道呢！盗跖切人肝，虽然饱了自己的身体，但人们至今厌恶他；颜回吃不饱，但德名流传千世。如果颜回的心志，穷困也快乐，通达也快乐，一箪食一瓢饮简陋的巷子怎么能改变他！钟鼎庙堂怎么能迷惑他！威刑死生怎么能动摇他！而鄙陋之人的见解，竟然认为贫穷卑贱夭折是颜回前世的报应，唉，太浅陋了！颜之推又说：“如果不相信报应的说法，就无法立身处世。”那么从孟子往上，历代圣贤，都无处立身，而后世那些蠢蠢欲动、成群结队的人，才是立身处世的人吗？

佛教徒圆光年轻时沉迷于儒家典籍，探究道理穷尽神妙。等到听闻佛教宗义，反而视儒家经典如腐朽的草芥，因此出家。

人禀受的气不同，有的昏昧有的清明，有的笨拙有的灵巧，有的沉静有的急躁，有的刚强有的柔弱，千条万端，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烤肉是大家都喜欢的，却有喜欢吃疮痂的人；昼夜是大家都遵循的，却有白天当黑夜过的人。当王恩将要休养生息，佛教还没有到来时，凡是趋向清静厌恶事务的人，也进行山林隐居的行为，去了就不回来，比如接舆、荷蒉、长沮、桀溺等人，这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偏颇遮蔽，舍弃这边选取那边，自以为是而不能进入尧、舜、文王的正道，圣人不采纳他们。何况佛法传入中国，有迷惑人的耳目而改变人心意的东西，难怪那些偏执一隅的人抛弃经典而沉迷佛教像圆光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可悲啊！可悲啊！有人问有道的君子说：“儒学者晚年大多沉溺于佛教，为什么呢？”回答说：“学习而没有收获，年纪大了，智力困顿了，心里想要立刻停止，却又感到不安，一听到超越世俗、宏大奢侈的说法，因此喜悦而跟随他们。好比行人，正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前进没有困难；山忽然高矗在前面，水忽然深在下边，前进就困难了，在

译如果这里有捷径，就会高兴地走这条路。这是形势使然。寄居在旅店的人，得不到在家居住的安稳罢了。没有已经在家安居却又乐意住在旅店的人。」这话真是深刻啊！这话真是深刻啊！

译后周武帝晚年，毁坏前代所有佛塔，熔毁佛像，焚烧佛经，将寺庙全部赐予王公贵族作为宅第，三坊的僧人减少三百多万，都恢复为民户，重新编入户籍，这大概是百姓的不幸，而不是我儒家的不幸。

伟大啊！周武帝的这一举措。他不被祸福报应的说法所迷惑，不被荒诞无稽的言论所欺骗，卓然自信，罢黜斥退毫不迟疑，假使后代子孙稍显贤明，能够继承他的美好志向，世代相传不丢失，以等待圣王出现，那么邪说和异端早就被消灭了，百姓的幸福岂有穷尽呢？像周武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明智了！像周武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勇敢了！后世如果有英明的君主出现，能够效法并加以美化，又有什么愧于大禹流放蛇龙、诛杀防风氏，周公驱逐虎豹、兼并夷狄，孔子作《春秋》、讨伐乱臣贼子，孟子批驳杨朱、墨翟，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呢？这难道仅仅对周武帝有光彩而已吗！

僧人德志正值周武帝毁灭佛教之时，奉诏遵从儒家的礼制，操守坚定，坚守至死毫无畏惧，皇帝怜悯他的忠诚信实，哀怜他并放他回去。

孔子说：“坚守正道至死不变。”对于至善的道，坚守至死不变，不也是智慧吗！对于不善的道，坚守至死不变，不几乎就是天下最大的愚蠢吗！什么叫做至善的道？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君主仁爱而臣子忠诚，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丈夫守义而妻子顺从，这就是儒教。什么叫做不善的道？背离天性的自然而在外面树立德行，自以为这就是道，这就是佛教。佛教徒不曾羡慕儒家的善而学习它，而儒者却甘心于佛教的不善而依附归顺，这是愚蠢。如果德志违抗命令执迷不悟，应当诛杀责罚，用来表彰至正的道理，周武帝却因为他坚守至死而哀怜他，大概是被他所吓住了，这也是启发后世明君的一件事。

天竺僧人智克，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到达京城，住在兴善寺，自古以来佛教传承的词旨有所不能理解的，都委托他梳理宗派源流，概括其中的同异，豁然开朗如同冰消瓦解。皇帝说：“各种非乐的境界，万物和我都是空的，说到真正的要义，没有超过佛经的，流通的极致，难道还需要翻译传播吗。”于是下诏命令十九位高德僧人在兴善寺开创翻译事业，又敕令左仆射房玄龄参与协助勘定。

佛教的道，以空为最高，以有为虚幻，这是学道的人应当辨明的。如今日月连接于天，山川附着于地，人物分散不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即使万佛同时诞生，也不能消除磨灭而使之不存在。太阳白天照耀而月亮夜晚升起，山静止而河流流动，人生存而万物繁育，自从有天地以来，到现在不可改变，不曾不快乐。这事物虽然毁坏而那事物自然形成，我的身体虽然死去而人的身体依然存在，不曾都是空的。唐高祖为什么循习而不思考得这么厉害呢！如果相信确实如此，又再次东征西伐，治理王业，为什么追求不快乐而做不空的事呢？如果不能在自身实行而只是在口头上说说，那就是妄言罢了。房玄龄，是唐朝的贤相，辅助皇帝达到太平盛世，然而学识浅陋，坚守正道不牢固，于是奉承偏颇的命令，参与勘定邪说，使得政治驳杂，他的君主比不上尧、舜，风俗未能兴起礼乐，房玄龄自己不知道。后世观察这件事，责备贤者，难道不是他一生的遗恨吗！

景龙二年，御史大夫冯思突然去世，看见两个儿子拿着簿册引导冯思面对，官吏听取案件复查罪过。官吏旁边有旧相识的张思义招手对冯思说：“我因为借贷僧人的财物，到现在还没有解脱。你所犯的罪，是不该在天后宫中胡作非为。可以发愿抄写《涅槃经》、铸造钟，来资助我的余佑。”于是放他回去。冯思苏醒三天后，抄写佛经铸造钟，又享受了四十八年的寿命。

凡是这类事情，都是僧人所撰写的记录，就像《佛顶心经》所载的那样。人借贷僧人的财物，长久幽禁而未能解脱，那么僧人索取人的财物不可胜数，应当进入无间地狱，永远没有出来的期限。在天后宫中胡作非为，是不可赦免的罪过，抄写佛经铸造钟却得以免罪，那么佛经和钟就是为人庇护掩盖淫乱行为的工具了。治理国家的常法，负债而不偿还，必定偿还而后停止，哪里会问是不是僧人呢？假设有犯奸淫抵罪，陷入牢狱，让他抄写佛经铸造钟就可以逃避刑罚的，我没有见过。地狱固然一定没有，假设有，人神道理一样，必定公正不阿然后法令才能施行。如今抄写佛经铸造钟而免除奸罪，赐予长寿，太不公不正了。让人从此淫乱而没有害处，难道不是邪说危害政治的极致吗！

唐玄宗研究思考注释《金刚般若经》，到了“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的地方，拿着笔犹豫不决，下诏让僧人道氤询问是非。道氤说：“佛力不可测度。陛下过去在般若法会中听闻熏染不一，再次沉溺于注释的思绪，自然发现现行的念头。”皇帝豁然开朗如同回忆起往昔，下笔不停。

圣人的学问以心为根本，佛教也是这样，但不同。圣人教人端正他的心。心所共同认可的，叫做理，叫做义。穷尽理而精研义，那么心的体用就完备了。佛教教人把心当作法则，兴起灭去天地而梦幻人世，举起拳头竖起拂尘，眨眼扬眉，当作作用，对于理不穷尽，对于义不精研，几乎具备形体而实际上没有用处，这是心的祸害。像道氤告诉唐明皇的那样，正是使心术用的方法罢了。唐明皇正疑惑而未决，一听到他的话，深思入念，如同道家存想，随着所欲念而萌发，

译龙华的盛会，灵山的集会，妙喜的佛国，兜率的天界，种种景象现前，都足以自我欺骗。即使是才华出众、天资聪颖，刻苦修道的士人，对此尚且不能超脱，更何况唐明皇志得意满、气焰骄横，喜好游乐，沉溺宴饮，内心昏昧不明的人呢！

译沙门仁赞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作《易传》删定《诗经》，《六经》因此得以确立，历代帝王由此取法。梁武帝、唐明皇在至高教义的领域挥毫著述，在真常的境界中潜心悟道，如果不是天下的英杰，谁能参与于此呢？”

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萧衍（梁武帝）导致国家破败、自身丧命，唐明皇招致叛乱、失去皇位，这是万世君主的丑行。仁赞仅仅因为他们亲自执笔为佛经作注，就称他们为英杰，与孔子等同。他为了迎合后世君主以确立自己的派别，而忘记了是非之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饿死在台城，不能说是至高教义的领域；流亡在蜀道，不能说是真常的境界。如果把这两位君主视为英杰，那么自古以来破国丧身、招致叛乱失位的君主不少，也都算是天下的英杰了。

释法云与僧闵在年龄、戒腊、斋戒和声誉上相当。法云好学，在侍奉父母方面辛勤劳苦，等到遭遇母亲丧事，因哀伤过度而消瘦，超过了礼制的规定。僧闵对他说：“佛法有至高真理，恩爱是重大的祸害，不可放纵，只有智者凭借方便之力善于克制，何必放纵情感，与浅薄近俗的人相同呢？”

法云所做的事，乃是人的本心，从古至今想要扫除泯灭却不可能做到的。这是天命赋予的本性，其理自然，不是智力和技巧所能造作的。法云没有遇到圣贤，凭借良心尚未泯灭，回归正道，却陷入佛教，又与僧闵为伍，这是法云的不幸。孟子说：“‘天生众民，万物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所以喜爱美好的德行。”僧闵是戕害万物法则的人。毁坏法则是贼，违背法则是乱，还能用仁义之道来责备他吗？

释昙延撰写《涅槃经义疏》，疏文写完后，担心不符合圣理，便在佛塔前用火来检验，卷轴都放出光明，整夜呈现祥瑞，

真理所在之处，先圣与后圣，心意是一致的。昙延撰写经疏，如果道理周全完备，何必与前言不同；如果有未尽之处，更需要进一步学习。就像喝水吃饭，冷暖饥饱的感觉，别人怎么能知道，竟然用火来检验，以此占卜是否恰当，太可笑了！又说经轴放光，更是荒谬到了极点。火没有不能烧毁的东西。现在把大乘经典投入火中，应当立刻化为灰烬，昙延凭借什么方法使疏文不可焚烧，莫非是幻术吗？自从达摩以来，凡是参禅悟彻的人，必定寻求他人印证。得道与否，在于自己，别人有什么关系！我如果确实自信，谁能动摇掠夺它？我如果确实没有悟道，谁能分给我？一定要等到别人说是，然后才认为是，这是信与不信在于别人而不在自己，与对着佛塔焚烧疏文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灵润十三岁出家，双亲去世后，兄弟哀痛诉苦，他毫无动容，只为修冥福罢了。

灵润割舍对父母的天性之爱，弃置兄弟哀痛诉苦的话，自以为超脱世俗罗网，智慧忍辱能够断绝，然而良心终究不可遗忘。怎么验证呢？灵润虽然没有动容，但为了修冥福，那么他对父母有丝毫不忍之意。当他回向功德时，必定说资助荐拔父母，终究不会说资助荐拔路上的其他人。这丝毫不忍之意，就是人的本心。佛教认为这是幻妄，扫除而去之；儒教认为这是恻隐之心，保护而存之，差异如此之大。有人说儒佛同归，这是冰炭可以同器吗？

释惠嵩，高昌国人，年少出家。哥哥是博士，曾劝惠嵩放弃佛道，惠嵩说：“腐儒的小聪明，应当同糟粕一样，我何必谈论！”北魏末年到达京城，本国请他回去，惠嵩说：“凭借我的博学通达，不是边远鄙陋之地所需要的。”坚持不去，高昌于是诛灭了他三族。惠嵩听说后，告诉他的门徒说：“经书上不是说吗：‘三界无常，一切存在都不是快乐。’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佛教的教义，想要以大悲愿力度尽众生，所以阿难赞叹说：“如果一个众生没有成佛，终究不在此处取涅槃。”惠嵩是学佛的人，未能度人，先让家族丧命，这是什么道理呢？他的教义说“三界无常”，为什么喜爱变化中的中华而轻贱边远鄙陋之地？又说“一切存在都不是快乐”，为什么自恃博学通达而诋毁嘲笑儒风？致使三族之人，无罪被诛灭，愚昧狠毒惨酷，连蛇虺豺狼都不如。

释惠斌博览经史，十九岁任州助教。怀有出世之志，二十三岁剃发。他的父亲在汶水北岸，四通八达的交汇处，建造了一口义井，并树立碑铭说：“哀哀父母，生养我；既然弄璋（生男），我顾念我复返。一朝抛弃我，满目是山川；云遮重重关隘，风回大谷。爱敬之道，天伦在此；深忧无处诉说，见到儿子没有期限。凿井开通道路，借事兴起辞章；百年有几天，对此抒发悲情。”

惠斌博览经史，年纪已过二十，父母依仗他成家立业。抛弃亲人而去，没有人心，道理所不容。看井碑的话，哀怨感切，读之令人惊惧而悲伤，想象当时的心情如何！他在四通八达的交汇处建碑，一定是他的力量不能制止儿子，希望往来的人，官员老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起念，能让他返回罢了。那么不知道当时为民上者，认为是对的吗？认为是错的呢？也有想要存天理，明人伦，施行反对道义败坏德行之惩罚的人吗？后人看待这件事，也将推崇邪说毁坏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