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称篇第十七

译就像鱼在水中却察觉不到一样。我的气息就是天的气息，难道会有不相通的情况吗！

译至诚，是天生的本性；不息，是天道的命令。人能达到至诚，那么本性就能穷尽，神妙就可以探求了；能够不息，那么天命就能推行，化育就可以知晓了。学问如果没有达到知晓化育的境界，就不是真正的获得。

高忠宪说：天性没有虚妄，天命没有停息。本性就是神，天命就是化。所以至诚而没有停息，性命、神化就贯通一致了。怎样才能做到诚呢？只是让虚妄回归到没有虚妄罢了！

把有和无、虚和实贯通为同一事物的，是本性。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就不是穷尽了本性。饮食男女都是本性，这怎么可以消灭呢！那么有和无都是本性，这难道没有对立吗？庄子、老子和佛教长久以来都这样说，果真阐明了真理吗？

天包容承载万物于其中，所感应的和所禀赋的，不过是乾坤、阴阳这两端罢了。没有内外的结合，没有耳目的摄取，这与人物微小有限的状态就不同了。人如果能穷尽本性而了解天道，不产生微小有限的见解，那就接近了。

高忠宪说：所感应的，是气、是化；所禀赋的，是理、是神。没有内外的结合，就是无心；没有耳目的摄取，就是无形；这与人物微小有限的状态就不同了。不产生微小有限的见解，就是无我。

有和无统一，内和外结合，（庸人与圣人相同。）这是人心的来源。如果是圣人，就不专门以听闻看见作为心，所以能不专门以听闻看见作为作用。无所不感应的是虚，感应就是结合，就是普遍。因为万物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一能结合异；因为它能结合异，所以称为感应。如果没有异，就没有结合。天性，就是乾坤、阴阳。因为有两端，所以有感应；因为本来是一体，所以能结合。天地生育万物，所禀受的虽然不同，都没有片刻不感应，这就是所说的本性就是天道。

高忠宪说：有和无统一，内和外结合，这是人的来源，大概是太虚的……人弊病在于让耳目见闻拖累他的心，所以想穷尽他的心的人，必须知道心的来源然后才能做到。圣人只因为不专门以听闻看见作为心，所以能不专门以听闻看见作用，这就是所说的“德性所知的，不萌发于见闻”。不让耳目见闻拖累心，是虚的极致。因为虚，所以无所不感应。之所以有感应，是因为它结合异；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它本来是一体。乾坤、阴阳，是一物而有两体。因为有两体，所以有感应；因为是一物，所以能结合。天地没有片刻不感应，万物也是这样。在万物中称为本性，在造化中称为天道，本性就是天道。

感应是本性的神妙，本性是感应的本体。（在天在人，其究竟是一样的。）只有屈伸、动静、终始能够统一，所以能够妙万物而称为神，通万物而称为道，体万物而称为性。

高忠宪说：感应是本性的妙用，本性是感应的本体。屈伸、动静、终始能够统一，就是两体而一物。神、道、性，只是一个罢了。

至虚中的实，实而不坚固；至静中的动，动而不穷尽。实而不坚固，那么一就会散开；动而不穷尽，那么往而且来。

本性通极于无，气只是它的一个物体罢了；天命禀受同于本性，遭遇乃是偶然如此。别人做一百，我做一千；别人做十，我做一千，然而有达不到的，还难以谈论本性，可以谈论气。行为相同而报应不同，还难以谈论天命，可以谈论遭遇。

高忠宪说：通极，就是究极。本性超乎气，气只是一个物体罢了；天命同于本性，遭遇乃是气数的偶然。禀受，是人物所禀受的。说“还难以谈论本性”、“还难以谈论天命”，那么人不可以因为气和遭遇的不同，而不追求性命的相同。

佛教阐明鬼神，说有识之死，受生循环，于是厌恶痛苦寻求免除，这可以称为知道鬼神吗？认为人生是虚妄的，这可以称为知道人吗？天和人是同一事物，却产生取舍，这可以称为知道天吗？孔子、孟子所说的天，他们所说的道。迷惑的人把“游魂为变”指为轮回，没有思考过。大学应当先知道天德，知道天德就知道圣人，知道鬼神。现在佛教极力论述的要点归结，必定说生死流转，不得道就不能免除，这称为悟道，可以吗？自从他们的学说炽烈地在中国传播，儒者还没有允许窥视圣学的门墙，已经被他们引取，沦落其中，指为大道。他们的习俗通达天下，致使善恶智愚，男女奴婢，人人都信奉；使英才间气，生来就沉溺于耳目恬习的事情，长大后就师从世俗儒者崇尚的言论，于是冥然被驱使，因而认为圣人可以不修而至，大道可以不学而知。所以没有识别圣人的心，已经认为不必寻求他的……；没有看见君子的志向，已经认为不必从事他的文章。这是人伦所以不明了，万物所以不清楚，治理所以忽视，德行所以混乱的原因。异端言论充满耳朵，上面没有礼来防止他们的虚伪，下面没有学问来考察他们的弊端。自古诐淫邪遁的言辞，纷纷并起，出于佛氏之门的有一千五百年。如果不是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的才能，怎么能在其中正立，与他们较量是非，计算得失！

高忠宪说：有识之死，是说人死后识神又循环受生。天人取舍，是舍弃人事以求天性。孔子、孟子所说的天，他们则称为道；《易》所说的“游魂为变”，他们则称为轮回；似是而实非，都是因为不知道天德。不知道天德，是因为未曾格物穷理，而徒然想要得道以免除生死轮转。即使这发本要归，尚且可以称为悟道吗？寻求他的……，考察他的行为。从事他的

译文，是阅读他的著作。赵伯循说：“这一条，求学的人应当每天诵读一遍，或许能懂得推崇正统的学问，从而可以与明道。”

译释氏所说的“实际”，就是道家所说的“诚”，也就是天德。但他们谈到“实际”时，却认为人生是虚幻妄诞的，有所作为是多余的累赘，世界是阴暗浑浊的，于是厌恶它而不占有，遗弃它而不保存。即使他们达到了那种境界，也是诚却厌恶光明的。儒者则是通过明理来达到诚，通过诚来达到明理，所以天人合一，通过求学可以成为圣人，获得了天道却从未遗弃人伦，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遗”、“不流”、“不过”。他们的言论虽然看似有理，但观察其根本宗旨和最终归宿，与我们儒家的根本不同、归宿不同。道只有一个，这个对那个就错，这个错那个就对，本来就不应当相提并论。他们的言论流荡失守，穷究宏大则淫邪，推行则偏颇，推究细微则邪僻，在一卷书中，这种弊端屡次出现。大抵知道了昼夜阴阳就能知道性命，知道了性命就能知道圣人，知道鬼神。他们想直接谈论太虚，不让昼夜阴阳困扰内心，这是从未真正理解《易经》。从未真正理解《易经》，那么即使想免除昼夜阴阳的困扰，也没有办法。连《易经》都不理解，又怎么能谈论真正的实际呢！舍弃真正的实际而去谈论鬼神，是虚妄的。所谓“实际”，他们只能口头说说而已，内心从未真正理解。

《易经》说“推究事物的本原，返回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生死的道理”，意思是推究本原而知道生，那么探求终结而知道死就必然了。这就是孔子之所以直接回答季路的提问而不隐瞒的原因。

本体不偏执滞碍，才可以称为无方无体。偏执滞碍于昼夜阴阳的，是万物；如果是道，则是兼括本体而没有累赘的。因为它兼括本体，所以说“一阴一阳”，又说“阴阳不测”，又说“一阖一辟”，又说“通乎昼夜”。说到它的推行就称为道，说到它的不测就称为神，说到它的生生不息就称为易，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指称事物不同名称不同罢了。

大抵天的德行，虚空而善于感应；这种感应不是思虑聪明可以求取的，所以称为神。老子把它比作山谷，就是这个意思。

太虚是气的本体。气有阴阳，屈伸相互感应无穷无尽，所以神的感应也无穷无尽；它的消散无数，所以神的感应也无数。虽然无穷无尽，其实清澈宁静；虽然无数，其实只是一个而已。阴阳之气，分散则千差万别，人们不知道它的统一；聚合则浑然一体，人们看不见它的差别。形体聚合成为万物，形体溃散返回本原。返回本原的，就是“游魂为变”吧！所谓变，是针对聚散存亡而言的，不是像萤火虫和雀鸟那样变化，指前后身体而言的。

高忠宪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而已。气，就是清澈宁静的太虚。虽然屈伸聚散，无穷无数，但它的本体不变，它作为万物不专一，这就是它之所以为神的原因。湛合，是说万物消散回归太虚。溃，是散；反原，就是合。游魂为变，是有聚散存亡的变化，而不是像萤火虫和雀鸟前后那样的变化。

增益万物必须真诚，就像天生育万物，一天天进步一天天生长。自我增益必须真诚，就像河水正涌来，一天天增加一天天获得。施予如果虚妄，学习如果不勤奋，世俗中自我增益且增益他人，太难了！《易经》说：“增益长久宽裕而不虚设。”确实如此！

将要修养自己，必须先厚重以自我持守；厚重知道学习，德行才能进步而不固步自封。忠信增进德行，只有崇尚交友且急切求贤；想要胜过自己的人亲近，没有比不吝惜改过更好的了。

卷十八 横渠学案（下）

横渠理窟

治理天下不依靠井田制度，终究没有办法得到公平。周代的道只是均平。

《天官》的职掌，必须胸怀洪大才能看得懂。因为它的规模极大，如果不得此心，想事事向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此之大，一定不能得到。

井田制最容易推行，只要朝廷发出一道命令，可以不鞭打一个人就安定下来。因为没有人敢据有土地。又必须使百姓喜悦顺从，那些多有田地的人，使他们不失为富人。比如大臣有占据千顷土地的，不过封给他五十里的国家，就已经超过他所有的了。其他根据土地多少给一个官职，使有租税的人不失原有的财物。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从这里开始。现在把天下的土地画分布，每人受一方，是养育百姓的根本。后世不限制他们的财产，只使用他们的劳力，反而以天子的尊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互为计。“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呢？”这种方法从城开始，首先设立四隅。一方正了，又增加一个表，又治理一方。这样，百里的土地不久就可以安定，何必毁坏百姓的庐舍坟墓，只要看到表就够了。方既正，表自然无用，等待军赋和治理沟洫者的田地各有处所不可改变，旁边增加损井田就是。百里的国家，是方十里的一百个。十里为成，成出一辆革车，是一百辆。然而开方计算，百里的国家，南北、东西各三万步。一个农夫的田地是方步的一万个。现在聚集南北一步的宽度而会合东西三万步的长度，就是方步的三万个，是三个农夫的田地。三三如九，那么百里的土地得到九万个农夫。革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一万辆计算，总共用七万五千人。现在有九万个农夫，所以百里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万辆。以土地计算，足以容纳车万辆。然而取用不像这样尽，取用也是什一的方法。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计算内。

井田也没有其他方法

译只是先把天下的土地划分清楚，让人各自领受一方，那么自然就能均衡。从前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人家，虽然把田地分给百姓耕种，但并不能像分种、租种那样（完全由百姓自主），所得虽然稍微少一些，但让他们担任田官来管理百姓。如果人们明白了这个用意，也会顺从。即使少数人不愿意，但高兴的人多而不高兴的人少，又怎么能每次都这样顾虑人情呢！起初虽然把公田分给他们，等到一二十年之后，还需要另外制定法规。开始时是因为任命他们为田官，此后则是选拔贤能。想要寻求古代的制度，也首先需要仔细研读文献，使上下的意图贯通，扩大胸怀来观察它。井田制最终归于封建制，这才确定。封建必须是有大功德的人，然后才可以实行封建。在没有实行封建之前，天下的井田和城邑应当如何治理呢？必定设立田大夫来治理。现在既然还不可以讨论封建，只让地方长官终身任职，也是可行的。之所以一定要实行封建，是因为天下的事务，分得简单就能治理得精细，不简单就不能精细，所以圣人必定把天下分给众人，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圣人制定法律，必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假使周公当权，虽然总揽天下的政事，治理必定精细，后世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呢！况且治理天下的人，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处理天下的所有事务呢？现在即使封建了不贤的人，再驱逐他，有什么害处呢？难道凭借天下的权势，还不能纠正一个百里的小国，让诸侯勾结来扰乱天下吗？如果不是朝廷完全不能治理，怎么会这样呢？而后世的人却说秦朝不实行封建是得当的策略，这是不懂得圣人的用意啊。

译《周礼》中关于盟誓诅咒的职官设置，必定不是周公的本意。（以上出自《周礼》。）

要统摄天下人心，凝聚宗族，淳厚风俗，使人不忘根本，必须明确谱系世族并确立宗子法。宗法不确立，人们就不知道统绪来源。古人也很少有不知道来源的。宗子法废除后，后世尚且重视谱牒，还留有遗风。谱牒也废除后，人家不知道来源，没有能延续百年的家族，骨肉亲属没有统属，即使是至亲，恩情也淡薄。

宗子法废除，朝廷就没有世袭的大臣。如今大臣的家族，还可以比照宗子法。朝廷有制度，曾经担任两府高官的，宅舍不允许分家。（以上出自《宗法》。）

现在的人，很少见到父祖做官，或者见到同乡做官的，他们的内心正想着获取利禄、放纵欲望，对义理更加不在意。有天生性情美好的，或许能做到孝悌、廉洁、节操。性情不好的，只是放纵恶行罢了，本性从未经历过磨砺。（出自《礼乐》。）

改变气质，孟子说：“居住的环境改变人的气质，供养的条件改变人的体质”，何况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仁义）中的人呢！居于仁德，循行义理，自然内心平和而身体端正。如果要约束自己，只要拂去往日所做的坏事，使行动都符合礼制，那么气质自然完全良好。《礼记》说：“心胸宽广，身体就安适胖大。”内心既然弘大，自然舒泰快乐。如果内心只是弘大，却不谨慎恭敬，就不能确立。如果只是谨慎恭敬，而内心不弘大，就会陷入狭隘。必须宽宏而恭敬。大凡内在有的，必定表现在外在，所以君子内心平和则气息平和，内心端正则气息端正。起初，固然也需要矜持。古代举行冠礼，是为了重视头部；制作鞋子，是为了重视脚部。至于在盘、盂、几、杖上刻写铭文，都是为了谨慎戒惧。

学者有懈怠的时候，就像木偶人，牵引就动，放手就停，一天之中经历无数次生与死。学者有懈怠的时候，也与死亡没有区别，这是心死了。身体虽然活着，身体也是物体，天下的物体多了。学者本来以道为生，道懈怠了就等于死了，终究是虚伪之物，应当用木偶人来比喻以自我警戒。知道懈怠是大恶，因此设立这样的恶喻，只是想要不懈怠。

想要事情成功，必须内心确立。确立内心如果不恭敬就会懈怠堕落，事情就没有理由成功。

不知道怀疑的人，只是不切实去做。既然切实去做，就必然会有怀疑。一定有行不通的地方，这就是怀疑。譬如全身都明白了一方面，或者理解了一部分但不完全，就必然会有怀疑，这是问学的地方。没有怀疑，就只是未曾思考过。

人的气质美丑与富贵贫贱、夭折长寿的道理，都是所受定的分限。如气质恶劣的，学习就能改变。现在的人之所以多被气质驱使而不能成为贤者，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学习。古代的人在乡里之中，师长朋友每天相互教导，自然贤者多。只要学习达到成就本性，那么气质就没有理由胜过本性。孟子说“气专一就会动摇意志”，“动”就是“改变”的意思。如果意志专一，也能改变气质。必须学习达到像天一样，才能成就本性。

多闻多见，恰好足以助长小人的气势。君子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开始时必须恳切地牢记在心，出于勉强。达到符合礼制，却从容不迫。这样，才是为了自己的学问。《乡党》篇说孔子在容貌举止上的谨慎，也是恭敬。这些都是改变气质的方法。

寻求心的开始，好像有所得，长久思考就茫然再次失去，为什么呢？寻求心不得要领，钻研太深，就会迷惑。心的要领，只是想要平旷。熟练后无心像天，简易不已。现在有心想求得虚空，就是已经升起一个心，无从得到虚空。切莫让心烦躁！追求太急切，反而昏沉迷惑，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揠苗助长”。孟子也只说存养罢了，这不是靠聪明思虑、力量所能达到的。然而通过博学于文来寻求义理，难道不触动心吗？思虑不违背这个心罢了。“尺蠖弯曲，是为了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身体；精研义理进入神妙，是为了致用；利用万物安顿身体，是为了崇高德性。”这是相互滋养的方法。弯曲，是为了伸展；勤学，是为了修身；博学，是为了崇德。只有博学可以通过努力达到。人平时也不能完全没有思虑，必须考察前人的言论和过往的行为，观察古人制定的节度，这样来行事，所以行动没有不符合道理的。（以上出自《气质》。）

（梓材谨案：〇洲原本所录的《气质》八条，其中一条移附在天祺先生传后。）

曾经说，文字如果像史书一样历经过，发现无可取之处，就可以放下。这样，一天的功夫，可以读完六七卷书。又学历史不是为了给人看。对人耻于有所不知，意图只在胜过别人。医书虽然圣人留存，也不必大量学习，不会也不怎么害事，会了，不过惠及骨肉亲属，延长片刻生命，决没有长生的道理。如果穷究义理、尽性，自然就明白了。如文集、文选之类，看几篇，无可取，就可以放下。如《道藏》、《释典》，不看不害事。既然这样，就没有可看的，只有义理。所以只有《六经》必须反复诵读，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六七年，就自然没有可看的了。如果义理则无穷无尽，等待自己长进一格，就又看到不同的地方。

现在的性灭天理而穷人欲，现在

译再次回归到其本然的道理。古代的学者便确立天理。孔子、孟子之后，这种心法不再传承，像荀子、扬雄这样的人都不能知晓。

译顾諟谨按：明道程子说：“‘天理’这两个字，是自己内心体悟出来的。”先生也提到天理，并说“归”说“立”，阐发“自己内心体悟”的意思，尤为关键。

做学问贵在内心领悟，墨守成规是没有功效的。

做学问最大的益处，在于能够自我改变气质。不然，终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无法见到圣人的深奥之处。所以做学问的人首先必须改变气质。改变气质与内心虚静是相辅相成的。

仁如果没有义就不能施行，没有礼就不能确立，没有智就不能明辨，没有信就不能坚守。这是达到专一境界的道理。

做学问如果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思粗疏。至于像颜回那样尚未达到圣人境界的地方，也是心思粗疏。

读书少，就没有途径来考核义理的精深。因为书籍是用来维持这颗心的，一旦放下，那么一时的德性就会松懈。读书则这颗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究看不见义理。书必须熟读成诵，精深的思考多在夜间或静坐时获得，不记忆则思考无法兴起。但只要贯通了根本原理后，书也容易记忆。所以看书的人，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疑惑，明白自己尚未通达的地方。每次阅读每次都有所收获，那么学问就进步了。在没有疑惑的地方产生疑惑，才是进步。

普通人教导小孩，也可以从中获益。约束自己不出门闲逛，是一益；教别人多次，自己也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二益；面对学生必定端正衣冠，尊敬地注视，是三益；常常因为担心因自己而败坏别人的才华为忧，就不敢懈怠，是四益。

我研读《中庸》义理二十年，每次研读每次都有新的义理，自己长进一个层次。《六经》循环阅读，每年想要阅读一遍。看书要以静心为要，只是外物不进入内心。然而人怎能长久保持安静，必须用制度来制约其混乱。（以上《义理》。）

书读了很多却喜欢忘记，只是因为义理没有精通罢了。义理精通了，就必须记住了没有遗忘的地方。孔子“一以贯之”，大概只是用一个义理全都贯穿起来。做学问的人只要修养内心使见识明澈宁静，自然就能看见，生死存亡都知道从哪里来，胸中晶莹明亮没有疑惑，只是这个理罢了。孔子说“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这是简略的说法。死的事情，只是生的延续，没有别的道理。

已经学习却先以功业为意的，对学问便有妨害。既然有了意图，必定穿凿附会，刻意创新，做起事来。德行没有成就却先以功业为事，是代替大匠砍削木材，很少不伤手的。

戏谑实在是非常没有益处，接近于没有敬畏之心。戏谑不停止，不仅有害于事情，志向也会被意气所左右。不戏谑也是持守正气的一个方面。善于戏谑的事情，虽然不做，也没有伤害。

端正心念的开始，应当把自己的心当作严格的老师，凡是有所行动，就知道有所畏惧。像这样一两年间，守得牢固，那么自然心就端正了。（以上《学大原上》。）

刘蕺山说：心为严师，因为本性无不正。所以这是极重要的话头。

开始向往学习，就像听说都会繁华艳丽，虽然没有看见它的美，但知道它有美是无疑的，一步步前进则渐渐到达，画地为牢则自我放弃。看书理解大义，不是听说，必须以领悟为听说。

现在的人做学问，如同登山，正当它平缓的时候，无不阔步大步走，等到陡峭的地方，就停止了。必须刚决果敢地前进。

内心清静的时候常少，混乱的时候常多。清静的时候即视明听聪，四肢不需要束缚而自然恭谨。混乱的时候相反。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用心不熟，杂念多而常心少，习俗之心没有去除而实心没有完全。有时像失去一样，只是因为心生。如果熟练后，自然不是这样。心不可劳累，应当存养其大的方面，存养熟练后，小的方面可以忽略。

顾諟谨按：子刘子《吃紧三关》版本，“实心未全也”，“全”字作“完”字，此下说：“人又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也有人生来没有喜怒的，那么又要得刚。刚则守得定，不回头，进道勇敢。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更多。”与此不同，留存考证。

人应当平等待人待物，合内外。像这样以自身为镜鉴物，便有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自己都看见。就像持镜在这里，只能鉴彼，对于自己不能看见；以镜居中，则全部照见。只是因为天理常在，身与物均见，那么自然不私。自己也是一物，人常常脱去己身，那么自然明澈。然而身与心常相随，无可奈何！有这个身体，假借来接物，那么举措必须是。现在看见人的意、我、固、必，以为应当断绝，对于自己却不能断绝，即是私己。所以大人正己而物正，必须等待自己者都是着见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诚而明的，既实而行之明也；明则民就信任了。自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鉴己与物皆见，那么自然心弘而公平。意、我、固、必只是因为有身，便有此。至于恐惧、忧患、忿懥、好乐，也只是为其身处。也想忘其身，贼害而不顾，只是两公平，不偏私于己，无适无莫，义之与比。

做学问的人不论天资美恶，也不专在勤苦，但看其趋向着心处如何。顾諟谨按：这是先生立志的说法。朱子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

译不精深，只要深入思考就能达到精深。只有志向不确立，才真正没有用力的地方！」这与上述观点主旨相同。

译求学的人认为，尧、舜的功业，必须时刻铭记在心，恐怕还达不到，有什么惭愧而不去做的呢？这是初学者的良好方法。

义理上有疑惑，就要洗去旧有的见解，以接纳新的意旨。心中如果有所领悟，就立刻记录在案。如果不思考，就会重新陷入闭塞。还需要得到朋友的帮助。一天之内和朋友讨论著述，那么一天之内思想就会有差别。必须天天如此讲论，时间久了自然会觉得有进步。

在应该怀疑的地方却不怀疑，那是没有学习；学习了就必须怀疑。好比走路的人要到南山去，必须询问道路的出处。如果安坐不动，哪里会有疑惑呢！

顾諟谨案：前面说“有做不到的地方就是疑惑”，这里说“学习就必须怀疑”，更不需要等到做不到了，语意尤其警醒！

求学的人只是在义理中探求。好比农夫，播种除草，即使遇到饥荒，也一定有丰收之年。因为探求了，就必须有所收获。

凡是应当做的事，如果一件事意思没有通过，就推演同类，这样是好的；如果一件事意思通过了，就认为暂且休息，那么百事就会荒废，这种弊病常常存在。称之为“病”，是因为不虚心。又因为这种病随着所处的环境而滋长，直到死都依旧。作为子弟就不能安心洒扫应对，作为朋友就不能谦下朋友，有官长就不能谦下官长，作为宰相就不能谦下天下的贤人，甚至至于徇私意，义理全都丧失，也只是因为病根不去，随着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人而滋长。人必须一事一事地消除这种病，才能常胜，所以要克己。克己，是下学。下学、上达，互相培养。如果不实行，那能成就什么德行呢！顾諟谨案：《学大原上》中有一节说：“古代只有国家才有官吏，士人和百姓都是子弟执事。又古人在孩提时就已经教他们礼仪，现在世学不讲，男女从小便骄惰坏了，长大后更加凶狠，只是因为不曾做过子弟的事。那么对于父母，已经有物我的分别，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朱子《小学》本从“世学不讲”以下，合并于此节“又病随所居而长”之上，共为一节，到“则常胜”为止。子刘子《吃紧三关》本沿袭此说。现在根据《张子全书》分为两节，而记录其不同之处如下。

求学的人最不应该志向小、气量轻！志向小就容易满足，容易满足就没有进步的理由；气量轻就会空虚却装作充实，简约却装作泰然，没有却装作有，把未知的当作已知，把未学的当作已学。人因为耻于问难，就说我好胜于人，这只是病在不知道以求真是为心。所以求学的人应当无我。（以上出自《学大原下》。）

我学习以来三十年，向来写文章说义理无数，其中有对的，都只是“猜测而屡次中”。好比穿墙挖洞的盗贼，将要窃取室内的东西，却不知道东西藏在哪里，或者从外人那里探知，或者隔着墙听人说话，终究不能亲自到达，所说的都不是实情。看古人的书，好比从外人那里探知；听朋友的议论，好比隔着墙听人说话。都没有得其门而入，看不见宗庙的美，室家的和乐。近年才好像进入其中，知道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再出来，天下的议论不能改变这一点。好比已经凿了一个洞，已经有了见识，又好像已经到了其中，却没有蜡烛，不能尽见室内的所有，必须移动，才能有所见。说“移动”，是指逐事要思考。好比昏花的人看一个东西，必须集中目光于一点，不如明亮的人举目皆见。这是我敢不自欺，也不敢自谦，所说的都是实事。求学的人又好比知道有东西却不肯舍去的有，以为难入不济事而离开的也有。

我过去随便说以为已经成功，现在看，完全没有。然而得到一门庭，知道圣人可以学习而达到。再自我期许一年如何。现在且专门以圣人的话为学，闲书暂且不用看。看闲书的人，大概是不知学的不足。

思虑要简省，烦杂那么所存的都昏惑。半夜因为思虑不睡，就会惊魇不安。我近来虽然整夜不睡，也能安静，却不求睡，这是验证。

我开始持期丧，怕人非笑，自己也觉得羞耻。后来，即使大功、小功也服丧，人也认为熟了，自己也熟了。天下的事，大患只是怕人非笑，不养车马，吃粗粮穿破衣，居贫贱，都怕人非笑。

不知道应当生就生，应当死就死，今天万锺，明天抛弃它，今天富贵；明天饥饿，也不顾惜，只以义所在。

祭祀用分至，四时正祭也。它的礼仪，特牲行三献之礼，朔望用一献礼，取时之新物因荐，因为这天没有食味。元日用一献礼，不特杀，有食。寒食、十月朔日均一献礼。丧自齐衰以下，朔不可废祭。

我从今天想要正经做事，无可奈何必须从这里开始，自古圣贤莫不由此始也。况且如今远者、大者又难及得，只有在家庭间行之，庶可见也。现在左右前后无尊长可事，想要经之正，所以不免须责于家人辈。家人辈须不喜，也无可奈何！或者以为自尊大，也无可奈何！大概不如此，那么经不明。如果便行之，不仅其身之有益，也为其子孙之益者也。

译我既然闲居在横渠，阐述这些义理，自有横渠先生未曾如此。像这样的地方又不是聚集众人进行教化的场所，如果有贤者经过，像这样，似乎就束缚在这里了。我虽然想离开这里，自然是没有一个理由可以离开的。就像诸葛孔明在南阳，便遇到先主相召，入蜀居住了许多时日，建立了许多功业。又如周朝兴起于邠，迁到岐，再迁到镐。春天逐渐走向冬天，汉朝的踪迹逐渐进入秦朝，都是气运使然。大凡能够显现出来，就是气运到了。如果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修习仁义，振兴教化，历经后世一千多年，运用它不停止。现在倡导这道，不知会怎样，自古以来原本不曾有人说过，像杨雄、王通又都不被看见，韩愈又只崇尚闲谈言辞。现在这道也有听闻的人，难道已经停止了吗？难道会有际遇吗？

译语录

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充分扩充其德性，就成为上智；安于感官见闻，就成为下愚。所谓不可改变，是指安于自己所执持的见解而不肯改变。

子贡说：“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既然说是“夫子的言论”，那么平时应该是讲过的。圣门学者以实行仁道为己任，不把浅薄的知晓当作收获，一定以透彻领悟才算听到，因此才有这样的说法。明达贤能的人请深思！

做学问的人应当确立人的本性。仁就是人，应当辨别所谓“人”的含义。做学问，就是学习如何做人。

多探求新的意旨，以开启昏昧蒙蔽。我们的学问不振作，不是有强力意志的人不能自我奋发。您信念坚定、持守谨慎，何必担心达不到境界！正在于追求自身的纯粹美好，这是最近的途径。

万物都有理。如果不知道穷究理，就像做梦度过一生。佛教不穷究理，都认为是见解上的毛病所致。庄子虽然能阐明理，但穷究到极致，也认为是梦，所以称孔子与颜渊对话说：“我和你都是做梦。”这不如《易经》那样穷究理。

有志于做学问的人，完全不考虑气质的优劣，只看志向如何。“匹夫不可夺志”，只担心做学问的人不能坚忍勇毅。

大抵玩味心性未发时的状态，可以寻求平易，不要迂曲。如果一开始就探求太深，恐怕从此离得越来越远。百家谨案：这就是程氏相传的“未发气象”的宗旨。

大虚空，是自然的道。实行的关键在于思，所以说“思诚”。

虚心，然后才能尽性。

虚心，就没有外物作为牵累。

人生固然有天道，人事应当实行。不实行就没有诚，没有诚就没有事物，所以必须实行实事。只有圣人践履形体，是实的极致。得到人的形体，可以脱离就不是道了。

与天同源称为虚，必须得到事实所以称为实。这是叩问两端而穷尽，再也没有去处。

天地的道，无非是以极虚为实，人必须在虚中求出实。圣人虚到极致，所以选择善而精纯。心不能虚，是因为有物阻碍。金铁有时腐烂，山岳有时摧毁，凡是有形体的事物，就容易坏。只有太虚没有动摇，所以是至实。《诗经》说“德轻如毛”，毛还有同类可比，“上天的运作，无声无臭”，达到极致了！

静是善的根本，虚是静的根本。静还相对于动，虚则达到统一。

气的苍茫，是眼睛所看到的极限；日月星辰，是象的显著表现。应当用心探求天的虚。大人不失去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现在可知，因为它虚。

天地以虚为德，至善就是虚。虚是天地的祖宗，天地从虚中产生。

气，是万物分散殊异时，各自所得的气。习，是从胎胞中以至于婴孩时，都是习。

我之所以让学者先学礼，只是因为学礼就能除去生来世俗一副常习熟缠绕。譬如蔓延的植物，解开缠绕就上去，上去就是理明了，还求什么！如果能除去一副当世的习气，就自然洒脱了。又学礼就可以守得定。

古代的小孩子，就能恭敬地侍奉长者。与他携手，就用双手捧着长者的手；问他，就掩着嘴回答。大概稍微不恭敬侍奉，就不忠信，所以教小孩子先安详恭敬。

孟子说：“人不足以与之周旋，政不足以与之干预，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不只是君心，至于朋友游学者之间，他们虽然议论有异同，不想深入计较，只整理他们的心使其归于正，难道是小补吗！

文集

所询问的物怪神奸，这不难说，只是言语未必可信罢了。孟子所论的，“知性”“知天”。学问达到知天，那么事物所从出的本源，应当源源不断地显现。知道所从出的本源，那么事物应当有应当无，没有不心里明白的，也不必等待言语就知道。各位所论，只要坚守不失，不被异端所惑，不断进步，那么物怪不必辩驳，异端不必攻击，不超过一年，我们的道就胜利了。如果想要把它委弃于无穷，托付给不可知，那么学问被疑惑扰乱，智慧被事物昏昧，交错而来没有间隙，最终无法自存，而沉溺于怪妄必然了！

朝廷把道学、政术当作两件事，这正是自古以来的可忧之处。范巽之说孔、孟如果再生，是将推其所获得的而施之于天下呢？还是以其所不做的而强施之于天下呢？大抵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的心于百姓，称为王道可以吗？所谓父母的心，不只是见于言语，必须视四海之民如自己的儿子。假设四海之内都是自己的儿子，那么讲治之术必然不像秦、汉那样少恩，必然不像五霸那样假名。范巽之为朝廷言，人不足以与之周旋，政不足以与之干预，能使我们的君主爱天下之人如赤子，那么治德必然日新，进用的人必然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同心而得矣。（以上《答范巽之书》）

我尝痛孔、孟死后，诸儒喧嚣，不知道反约穷源，勇于苟且著作，持不及的资质而急于知道后世。明者一看，如见肺肝一样，多见其不知量。正且创艾其弊，默养我的诚，顾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其他也。

译初学时的关键，应当明白“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在内外、宾主之间的区别，使心意勤勉谨慎、遵循规范而不停止，超过这个限度，就几乎不是我能掌控的了。

译性理拾遗

天下凡是被称为“性”的，就像说“金的性质是刚硬”、“火的性质是炎热”、“牛的本性”、“马的本性”一样，没有不是本来固有的。

万物没有不具有这种本性的，由于通达与遮蔽、开放与闭塞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人与物的区别；由于遮蔽有厚薄的不同，所以产生了智与愚的区别。闭塞的牢固得无法开启；厚重的可以开启但开启起来困难；轻薄的开启起来容易；一旦开启就能通达天道，与圣人合一。

心统摄着性与情。

有形体就有实体，有本性就有情感。

由本性发动就表现在情感上，由情感发动就表现在神色上，这是按照类别相互感应。

道之所以能够长久且宏大，是因为它效法天地而不混杂。与天地不相似，那就离道很远了！

事情无论大小，都有道在其中。能够安守本分就叫做道，不能安守本分就叫做非道。“显诸仁”，天地生育万物的功效，是人可以看见的。所以创造万物，是人无法看见的，这就是“藏诸用”。

接触事物处理细节的地方都是小德，统摄会通的地方便是大德。

洪钟不是没有声音，因为敲击才发出声音；圣人不是本来就有知识，因为提问才获得知识。有人问：“如果圣人无知，那么在不提问的时候，他难道像木石一样吗？”回答说：“有不知道的地方才有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地方就没有知道，所以说‘圣人本来没有知识，因为提问才获得知识’。圣人无私无我，所以功业高于天下，却没有丝毫累赘在心中。因为只要有一点私心存在，就难免有自私之弊。”

明辨善道是根本，坚持它才能确立，扩充它就能宏大，轻视它就显得渺小。在于人能否弘扬它罢了。

利，有利于百姓才可以称为利，有利于自身、有利于国家，都不能称为利。利所说的利，就像美所说的善一样。利确实难以言说，不可一概而论。

近思录拾遗

敦厚笃实、虚空宁静，是仁的根本。不轻率妄动，就是敦厚笃实；没有牵挂阻碍昏沉闭塞，就是虚空宁静。这难以通过顿悟或苟且得知，必须在道上长久实践体悟，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尚未达到仁，也在于熟练罢了！”（《孟子说》。）

有潜心于道的人，忽然被其他思虑引开，这是气禀的作用。旧习缠绕，未能洒脱，终究没有益处，只是乐于旧习罢了。古人想要得到朋友以及琴瑟书籍，常使心志专注于此。只有圣人知道从朋友那里获取益处很多，所以乐于朋友到来。（《论语说》。）

舜侍奉父母有不高兴的时候，是因为父亲顽固、母亲吵闹，不合人情。如果是中等资质的人，他们的爱憎大致不违背道理，姑且一定要顺从。父母的老朋友，父母喜欢的，应当极力招致，以取悦父母。凡是对于父母和宾客的奉养，必须竭力操办，不计较家里有没有。然而作为奉养，又必须让父母不知道其中的勉强劳苦。如果让他们看到做事不容易，他们也会不安。（《记说》。）

《斯干》这首诗说“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也”，意思是兄弟应该互相友爱，不要互相模仿。犹，是类似的意思。人情大抵毛病在于施恩不见回报就停止，所以恩义不能始终。不要互相模仿，自己施恩就罢了。（《诗说》。）

古代有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但财产共同拥有，这种体制也可以实行。古人考虑长远，眼前虽然似乎疏远，其实这样才能够长久相亲。因为几十上百口的家庭，本来饮食衣服很难统一。而且分住不同宫室才能让儿子得以伸展私情，以此来避免儿子的私心。儿子不偏爱自己的父亲，就不能成为儿子。古人曲尽人情，如果一定同住一宫，有叔父、伯父在，做儿子的凭什么独独厚待自己的父亲？做父亲的又怎么能承受呢？父子分住不同宫室，对于命士以上的人，地位越尊贵就越严肃。所以分住宫室就像现在有的逐位居住，不像分居那样。（《乐说》。）

（梓材谨案：原本此下有“谓范巽之”一条及蕺山语，今移为《附录》）

不知道确立心志，厌恶思虑多导致疑惑；已经知道所确立的，厌恶讲习治理不精。讲习治理的思虑，都在术数之内，虽然勤勉又何曾厌倦！之所以急于追求可欲之物，是求取确立我的心志于不疑惑之地，然后就像决开江河，以利我前行。谦逊这种志向，务必时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所以即使是仲尼那样的才美，尚且敏捷地追求它。现在持有不及的资质，却想要慢慢听任自己舒适，这不是我听说过的。

为天地确立心志，为生民确立命运，为往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

人多因为老成就不肯向下请教，所以终身不知道。又因为为人以道义先觉自居，不能再说自己有所不知，所以也不肯向下请教。从不肯问，于是产生百般欺妄之人。我宁愿终身不知道！（《论语说》。）

（梓材谨案：此下有“孔、孟既没”及“始学之要”二条，并归《文集》）

附录

先生气质刚毅，德行盛大容貌威严，然而与人相处，时间久了日益亲近。他治家接物，大要是端正自己来感动他人。别人不信任他，反省自身修养自己，不告诉别人，即使有不理解的，安然实行而没有悔恨。所以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听到风声就敬畏。听到别人的善行，喜悦表现在脸色上。回答求教者的问题，即使很多也不疲倦。有不能做到的，未曾不启发其端绪。可以交谈的人，一定恳切

译宁先生教导他们，只怕他们成才太晚。

先生身在渭州，渭州主帅蔡公子正特别尊敬礼遇他，军府中的政事，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先生早晚勤勉处理政务，因此赞助辅佐的力量很多。并寨的百姓，常常苦于缺乏粮食而向官府借贷，却不能满足需求，又恰逢当年旱灾，先生极力向官府陈述，取出几十万军粮来救济他们。又陈述戍守的士兵白白往返，不能发挥作用，不如减少人数来招募本地人更为便利。（以上出自吕与叔撰写的《行状》。）

译对范巽之说：“我们比不上古人，弊病的根源在哪里？”范巽之请教，先生回答说：“这并不难领悟。说出这话的人，大概是希望学者心中常存不忘，使得心志逐渐熟悉，有一天能豁然开朗，就像从大梦中醒来一样！”

张载撰写《正蒙》时，到处都放置笔墨纸砚，有了心得就立刻写下来。程颢说：“子厚却如此不够熟练！”

张采谨按：这是子厚谨慎的地方。如果到了熟练的时候，那就是圣人谈论圣人的事了。子厚既然不能做到，如果在未熟练时就随意著作，怎么能有《西铭》那样纯粹无杂的内容呢！

张载曾说：“我花了十五年学习‘恭敬而安适’，却没能成功。”程颢说：“可以知道是没能成功，其中有多少弊病啊！”

张采谨按：“恭敬而安适”是学不到的，功夫在“恭敬而安适”之前。

程颢说：张子厚听说皇子出生，非常高兴。看到饿死的人，吃饭就觉得不香。

又说：《西铭》，我领悟了其中的意思，只是必须依靠子厚这样的笔力，别人无缘写得出来。孟子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有了这篇文章，省去了多少言语。总之，仁孝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片刻不在此理之中，就是不仁不孝了。

又说：孟子之后，只有《原道》这一篇，其中的言语固然有很多弊病，但大体上很接近道理。至于《西铭》，则是《原道》的宗祖。《原道》只说道理，还没有达到《西铭》的意思。根据子厚的文章，纯正没有超过这篇文章的。自从孟子之后，大概没见过这样的书。

问：“《西铭》怎么样？”程颢说：“这是张载文章中最精粹的。”问：“扩充到极致会怎样？”回答说：“就是圣人。”问：“张载能扩充到极致吗？”回答说：“言语有两个方面：有有德之人的言语，有探求大道的言语。有德之人的言语说的是自己的事，就像圣人谈论圣人的事一样。探求大道的言语则是智慧足以知晓这些，就像贤人谈论圣人的事一样。张载的道很高，言语很纯正，自从孟子之后，儒者都没有其他的见识。”

程颢曾经和张载在兴国寺整日讲论，说：“不知道以前曾有什么人在这里讲论这些事。”

程颐《答张载书》说：观察我叔父的见解，志向端正而严谨，深入探究深奥的道理，难道是后世学者所能考虑到的。然而从大体的气象来说，则有苦心极力的样子，而没有宽裕温和的气象，不是明睿所照见，而是考索至此，所以意思常常偏颇而言语多有窒碍，小的出入时有发生。更希望您修养思虑，涵泳义理，日后自然会条理通畅。

第笔

张载说：“关中的学者用礼逐渐形成风俗。”吕大临说：“自然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张载说：“也是自家的规矩宽大。”

程颐说：关中的学者，以今天来看，老师死了就背叛他，却没见到这样的人，只是不再讲论罢了。

又说：鉴别人物，自然是人才有通达领悟的地方，是学不来的。张子厚善于鉴别裁断，他的弟弟张天祺学习他，就错了。

又说：子厚用礼教学者，最好，使学者先有所依据和坚守。

又说：我接待人，治经论道的也很多，肯谈到治国大体的，确实没有像子厚这样的。

问：“张载说‘由明以至于诚，由诚以至于明’，这话恐怕过分了。”程颐说：“‘由明以至于诚’，这句话是对的。‘由诚以至于明’则不然。诚就是明。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只‘我知言’一句就已经穷尽了。张载的话不能没有失误，类似这样的情况。至于《西铭》一篇，谁能说到这个地步！现在用竹管窥天，固然能看到北斗星；别处虽然看不到，但看到北斗星不能说不是啊。”

问：“张载的话有迫切的地方吗？”程颐说：“子厚严谨。才严谨，就有迫切的气象，没有宽舒之气。”

张载去世，门人想谥号为明诚夫子，向程颢先生咨询。先生怀疑，询问司马光，认为不可以，回信说：“昨天承蒙询问张子厚的谥号，仓促回答，认为汉、魏以来这个例子很多，没有不可以的。退下来思考，有所未尽。私下认为子厚平生用心，想要率领今世之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大概不足以效法。《郊特牲》说：‘古时候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爵位指的是大夫以上。《檀弓》记载礼制失传的原因，认为士人有诔辞，从县贲父开始。子厚的官职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尊贵，应该有谥号了。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写诔辞，年幼者不为年长者写诔辞，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来写诔辞。诸侯互相写诔辞，是不合礼的。’诸侯互相写诔辞尚且不合礼，何况弟子为老师写诔辞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写诔辞，没听说弟子又为他定谥号。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不能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君子爱人以礼，现在关中各位想给子厚定谥号而不合古礼，不是子厚的志向。与其以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王勃）、孟贞曜（孟郊）相比，他们的尊贵，哪里比得上以孔子相比呢！承蒙关中各位决疑

译于先生伯淳，而伯淳谦逊，又征询于浅陋的我，我不敢不竭尽所闻献出，以备万一。只希望伯淳选择并折衷裁断！

译吕与叔撰写《行状》，其中有“拜见二程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学问”这样的话。伊川对和靖说：“表叔平生的议论，如果说我和颐兄弟有相同之处，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他向颐兄弟学习，那就没有这回事。前些年曾嘱咐与叔删去这句话，没想到还保留着，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

祖望谨按：与叔后来终于修改了这句话。

杨龟山写信给伊川，怀疑《西铭》只讲了本体而没有讲到功用，担心它会流于墨家的兼爱之说。伊川回答说：“横渠立言确实有过头的地方，那是在《正蒙》里。至于《西铭》，阐明天理以保存道义，发扬了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道理，与孟子‘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哪里是墨家可比的呢！《西铭》主张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二本而无分殊，你将它们相提并论，太过分了！况且说它只讲本体而不讲功用，横渠是想让人推而行之，这本来就是功用，反而说它没有讲到，不也很奇怪吗！”

龟山说：《西铭》只是阐发一个侍奉天道的道理。所谓侍奉天道，不过是遵循天理罢了！

尹和靖说：拜见伊川半年后，才得到《大学》、《西铭》来阅读。

他又说：人本来与天地一样广大，只是因为人自己把自己看小了。如果能以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便是与天地同体。《西铭》完备地记载了这个意思。颜回克制私欲，就是能够穷尽这个道理。

晁公武说：横渠的《易说》，对《系辞》的解说较为详细，但现在已经失传了。

朱子说：横渠说：“我的学问既已心得，就修饰言辞。言辞没有差错，然后决断事务。决断事务没有失误，我才感到充沛自如。”看来探究道理，必须能够说得出来。一个字不稳当，便没有着落。所以横渠半夜里就把想法写在纸上，只要有着落。而现在那些探究得有着落的人，遇事尚且手忙脚乱，何况不曾探究得有着落的人呢。横渠是这样做的，如果论道理，他其实还未熟透，然而他的境界却需要如此。天资高明的人则不必如此。

他又说：横渠的学问是苦心求得的，属于“致曲”一类，与伊川不同。

他又说：明道的学问，从容涵泳的意味融洽。横渠的学问，苦心力索的功夫深厚。

他又说：曾子刚毅，立得住根基，然后才能传给子思、孟子。伊川、横渠非常严格，游酢、杨时的门庭倒塌了。如果天资特别高，就学习明道；如果不如明道，就先学习伊川、横渠。

他又说：横渠讲做工夫的地方，比二程更加精切。二程天资高明洁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天资有偏驳夹杂之处，大段用工夫。看他说的话：“心清的时候少，乱的时候多。心清的时候视明听聪，四肢不需要约束而自然恭敬。心乱的时候则相反。”说得非常精切！（梓材谨按：这条从《晦翁学案》移入。）

他又说：横渠教导人说：“夜间本来不该睡觉。只是因为无可应酬，别人都睡了，自己不得不睡。”他写《正蒙》时，有时夜里默坐直到天亮。他真是这样通达，才能做到。因此引用曾子“任重道远”的一段话说：“子思、曾子真是这样，才能被他打通！”

他又说：学者很少有能像横渠那样用功的。近来看到横渠用功最亲切，真是令人敬畏！

有人说：“各位先生的言论，都不如小程先生，即使大程先生也不如。”朱子说：“不对。明道的言论很高明。邵雍、张载说得确切的地方，都很好。比如伊川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非常宽泛而不切近。像横渠说‘心统性情’，这类地方就说得很恰当。又如伊川说‘鬼神者造化之〇’，却不如横渠所说的‘二气之良能’。”

问：“横渠像孟子吗？”朱子说：“横渠严密，孟子宏阔。”又问：“孟子平正，横渠高处太高，偏僻处太偏僻吗？”回答说：“是的。”又说：“横渠对于程子，就像伯夷、伊尹对于孔子。”

问《西铭》中仁孝的道理，朱子说：“他不是讲孝，而是用孝来形容仁。侍奉父母的道理，就是侍奉天道的样子。”

朱子又说：“横渠的《西铭》，初看有很多节次似乎狭窄，扩充它的分量是何等宏大，一开始就有‘乾健坤顺’的意思。自家身心就是这样，形体就是这个事物。性就是这个事物。同胞是这样，万物是这样，主旨就是这样。‘尊重高龄者，是为了尊敬长辈；慈爱孤弱，是为了爱护幼小’，又是做工夫的地方。后面节节如此。‘在时保之，是你的羽翼；快乐且不忧愁，是纯粹的孝道’，其品节次第又如此。横渠说这样的话，体用兼备。哪里像其他人，只说得一边。”问：“从它的节次来说，就是各正性命；扩充它的分量来说，就是流行不息吗？”回答说：“是的。”

刘刚中问：“张子的《西铭》与墨子的兼爱有什么不同？”朱子说：“不同在于理一分殊。一是根本，殊是万殊。脉络流通，真正从乾坤父母的源头上连贯出来，其后

译支派分别，井然有序，隐约体现了子思“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及孟子“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的微妙意旨，不像夷子那样主张“爱没有等级差别”。况且，理一，是本体；分殊，是功用。墨子的兼爱，只在功用层面施行。就像后来的佛教徒主张人与我平等、亲疏平等，一味慈悲。他们不知道功用的差别，又怎么会知道本体的统一呢！（梓材谨案：此条从《沧洲诸儒学案移入。）

译朱子为先生画像作赞说：早年喜好孙武、吴起的兵法，晚年逃避佛教、道教的学说。勇敢地撤去〇比（此处疑为衍文或特定典故，暂译作：勇猛地摒弃偏颇），一变而达到正道。精心思考并努力实践，精妙契合并迅速书写。《订顽》的教诲，向我展示了广居（指仁德）的境界。

张南轩说：《西铭》说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理一”。然而人物出生，血脉所属，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爱护自己的子女，那么他们的名分又怎能不有所不同呢！这是对的。然而在“理一”之中，乾就是父，坤就是母，百姓就是同胞，万物就是伙伴，像这类情况，名分本来未曾不具备。龟山所说的“用未尝离体”，大概就看到了这一点。似乎更需要说透彻罢了。

又说：人有了这身体，就容易产生私欲，有了私欲就失去了正理。《西铭》的写作，只是担忧私欲胜过的流弊，所以推明“理一”来示人。理虽然是一，但其名分森然分明，自然不可改变。只有认识到“理一”，才能看到名分的不同。明白了名分的不同，那么所谓的“理一”，就能周流运行而没有弊病了。这就是仁义之道之所以常常相互依存的原因。学者保存这个意念，涵泳体察，是求仁的关键。

又在《与朱元晦书》中说：近来读《系辞》，越发觉得以前用意过分，失去了圣人的意脉。像横渠先生也时常难免有这种情况。（补。）

魏鹤山《师友雅言》说：曾经怀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近乎兼爱的意思。朱文公也这样说。等到看到横渠的解释，说正因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才知道能够亲其亲而子其子，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意思相同，不费言辞而义理充足。（补。）

真西山说：张子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又说：“这道自从孟子之后一千多年，如果上天不想让这道再次昌明，就不会让今天有知晓的人。既然让人有知晓的，就一定有再次昌明的道理。”这都是先生以道自任的意思。

黄东发《日钞》说：横渠先生精心思考并努力实践，毅然以圣人的事业为己任。凡是他所议论的，大多超卓不凡。至于变化气质，他说：“形体形成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返归本原，那么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所以气质之性，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这更是自古圣贤所未曾阐发的，对后学的警诫教导最为切中要害。学者应当如何遵循体察呢！至于笃信《周官》，认为可以在今日施行，那么不知道先生如果被任用，究竟会怎样。恐怕世事变迁推移，自古圣人也不过是随时制定制度，而治国的关键也不在于制度的细枝末节。至于推测阴阳造化，谈论清虚一大，初学者不应当过多过问，不敢全部抄录这类言论。（补。）

薛文清说：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气象。又说：读《西铭》，知道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说：《西铭》确立的心志，可以谈论王道。

宗羲按语：横渠气魄很大，加上精苦的用功，所以他的成就不同。伊川说他多迫切而少宽舒，考亭说他高处太高，僻处太僻，这在横渠自己已经知道了，曾说“我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所谓的宽舒气象就是安。然而“恭而安”自己学不到，正是以迫切久了之后才能拥有。如果先从安处学起，就会放荡而无可持守，早已进入庄子的篱落了。

◆横渠学侣

御史张天祺先生戬

张戬，字天祺，是横渠先生的弟弟。他为人笃实宽裕，神色庄重严肃，喜怒不形于色。接待人不论贵贱亲疏，未曾失态。乐于道说别人的好处，不提及别人的坏处。整天没有一句话不涉及义理，担当道义努力践行，常像赶不上似的。小有过错，一定告诉别人说：“我知道了。你们观察着，以后不再这样做了！”关中的学者称他们为“二张”。横渠曾对人说：“我弟弟德性的美好，有些地方我不如他。他不自我宽假而勇于自我屈从，在孔门弟子中，应当与子夏相先后。”等到与他论道，说：“我弟弟，是全才。然而论道而契合，是从今天开始的。有这样的弟弟，道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伊川说：“天祺有自然的德器。”他以进士历任灵宝、流江、金堂等县知县，诚心爱护百姓，养老恤穷，百姓有小善，都登记在册。每月初一，召老者饮酒慰劳，让他们的子孙侍奉，以劝勉孝悌。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他所到之处狱讼稀少。熙宁初年，被召为御史里行。神宗将要大有作为，先生每次进对，都以尧、舜三代之事进言，大旨说反经正本，应当从朝廷开始。不久屡次上章论王安石扰乱法度，请求罢免条例司及召回常平使者，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模棱两可不能救正，韩绛左右附和，成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取台谏职位，吕惠卿刻薄辩给，借经术来文饰奸言，岂宜在君侧劝讲，奏章数十次上呈。又到中书省争辩，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先生说：“戬的狂直，应当被您笑。然而天下笑您的人不少！”陈升之解释说：“察院不必如此！”先生回头说：“相公难道没有过错吗！”退下后

译因病辞官，不再上朝听候治罪。出任公安县知县，后调任夏县知县。先生任灵宝县令时，采集薪草每年征用民力，百姓长期深受困扰。先生访查其中的利弊，细微之处都了解清楚，于是计算一个劳役者能采集多少薪草，估算其价值，请求允许百姓向官府缴纳钱款代替劳役，停止征发劳役，只在河边空地设立市场，制定价格招募百姓砍伐薪草以供使用，太守和监司不听从。等到他担任御史，最终向朝廷陈述并得以施行。晚年任夏县知县，灵宝百姓拦住使者的车，请求说：“这是我们昔日的贤明县令！希望使者怜悯我们百姓，让他回到原来的治所。”使者将此事上报朝廷，诏令调任凤翔府司竹监。夏县百姓拦路哭泣送行，无法前行，甚至到了全家不再吃饭的地步。司竹监每年征发邻近县份的民夫砍伐竹子一个月，先生认为这是没有名目的劳役，于是登记监中园夫的砍伐定额，从而免除邻近县份百姓的劳役。恰逢突发急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张载痛哭他，好像不想活下去一样。将要安葬时，亲手写下十二篇哀辞，放入墓穴中。吕大临称：“他力量的深厚，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推辞；他气节的刚强，笃实行礼义而不疲倦；他忠诚的盛大，使死者复生也没有遗憾。”程颐又说：“天祺在司竹监任职时，曾经喜爱任用一名卒长。等到即将离任，发现那人偷窃笋皮，于是惩处他毫不宽贷。罪行已定，对待他又像当初一样，毫不介意。”他的德行度量就是这样！

译附录

横渠在《理窟·气质》篇中说：谨慎控制喜怒，这只是矫正了枝末而不知道治理根本，应当矫正轻浮、警惕懒惰。如果是天赋的气质，气机厚重，也有矫情过度、过于笃实的地方。

纯公程明道先生颢（另见《明道学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颐（另见《伊川学案》。）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横渠同调

正愍吕微仲先生大防（另见《范吕诸儒学案》。）

横渠门人（高平再传弟子。）

龙学吕晋伯先生大忠

教授和叔先生大钧

正字吕与叔先生大临

学士范巽之先生育（合编为《吕范诸儒学案》。）

◆横渠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说之（另见《景迂学案》。）

◆横渠续传

蔡牧堂先生发（附见《西山蔡氏学案》，。）

卷十九 范吕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范吕诸儒学案 （全祖望补本）

范吕诸儒学案表

范镇 （侄子）百禄 （侄孙）祖述

（附师庞直温） （侄孙）祖禹（另见《华阳学案》）

吕公着 （儿子）希哲（另见《荥阳学案》）

（儿子）希绩

（儿子）希纯

邢居实（另见《安定学案》）

李常 黄庭坚 王庭秀（另见《龟山学案》

（均与涑水同调）

韩维 （曾孙）元吉（另见《和靖学案》）

（侄子）瓘（另见《元城学案》）

（侄子）璜（另见《武夷学案》）

王岩叟

（均与明道同调）

吕大防

（父亲蕡）

（与横渠同调）

丰稷 （儿子）安常（曾孙）谊（另见《象山学案》

（王鄞江楼西湖门人） 陈瓘（另见《陈邹诸儒学案》

李朴（见下文《君行家学》

张庭坚

李潜 （儿子）朴

（附师刘师正） （儿子）格

清敏同调） 吕好问（另见《荥阳学案》）

吕切问（另见《萦阳学案》

龚夬 （弟弟）大壮

龚节亨

上官均 （儿子）愔

（曾孙）谧（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侄子）恢

（侄子）澄

杜纯 （弟弟）纮

（父亲彭寿） （儿子）钦离

晁补之（另见《苏氏蜀学略》。

常安民 （儿子）同

李深 （儿子）阶

（父亲诰附弟勉） （儿子）郁（另见《龟山学案》。）

（均属元佑之学）

范吕诸儒学案

祖望谨案：庆历年间以后，还有几位魁儒，虽然在学术统绪上或许没有参与，但从未不在学术上有功劳的，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是一辈；吕汲公、王彦霖是又一辈子；丰相之、李君行是再一辈。崇尚议论的人怎敢忽视他们呢！于是记述《范吕诸儒学案》。（梓材按：这一卷是谢山特别设立的，只有李君行、李进祖的传记，其草稿尚存，其余多参用史传补入。）

◆涑水同调

忠文范景仁先生镇（附师庞直温。)

范镇，字景仁，华阳人。考中进士第一名，担任新安主簿。经推荐参加馆阁考试，提拔为馆阁校勘。四年后应当升迁，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的才能，不急于追求仕进，破格授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宫。升任起居舍人、知谏院，上疏请求两府通晓军事和民政的大计，与三司共同制定国家用度。陈执中担任宰相，先生议论他没有学术修养，不是宰相的器量。等到陈执中宠爱的妾室鞭打致死婢女，御史弹劾上奏。先生说：“如今阴阳不和，百姓困苦，盗贼猖獗，陈执中应当承担罪责。家庭内部的细微之事，不是用来责备宰相的。”有见识的人认为他说得对。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人，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的，先生独自奋起说：“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奏疏上了十九次，等待命令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罢免知谏院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同修起居注，于是担任知制诰。先生虽然解除了言官职务，没有一年不重申以前的建议。到了这时，入朝谢恩说：“陛下允许臣下进言，到现在又三年了。希望早日确定大计。”后来韩魏公最终定策拥立英宗。升任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议论确定濮王的典礼。改任侍读学士，出京担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再次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

译王安石执政，变更法令，先生极力争辩，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上疏说：“我关于青苗法的言论不被采纳，推荐的苏轼、孔文仲不被任用，应当离职。”奏疏共上了五次。后来指责王安石以个人喜怒作为赏罚的标准，奏疏呈入，王安石大怒，拿着奏疏手都颤抖，亲自起草诏书极力诋毁他，让他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所有应得的恩典一概不给予。先生上表谢恩，大致说：“希望陛下汇集众人的议论作为耳目，以清除堵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作为心腹，以培养太平和睦的福气。”天下人听说后都称赞他壮烈。王安石虽然极力诋毁他，人们反而认为这是荣耀。先生退隐后，苏东坡前往祝贺说：“您虽然退隐，但名声更加显重了！”哲宗即位，赐给他龙茶，慰问慰劳非常优厚。多次加封为蜀郡公。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忠文。先生年轻时被薛奎招入幕府，与薛家的子弟讲学。有人问薛奎入蜀有什么收获，他说：“得到一位伟人，应当以文学名扬于世。”与司马光相处非常欢洽，议论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并且约定活着时互相作传，死后互相作墓铭。司马光生前为先生作传，佩服他的勇敢果断。先生又为司马光墓作铭。平生清廉正直、坦荡平易，待人一定以真诚；恭敬节俭、谨慎沉默，口中不说别人的过错。面临重大节操、决定重大议论时，神色温和而话语刚强。笃行仁义，补任官职先安排族人而后安排子孙；乡里有无力办理婚丧的人，就主动主持办理。兄长薛镃死在陇城，没有儿子，听说他有遗腹子在外，徒步在两蜀之间寻找，两年才找到。年轻时在乡先生庞直温门下受学，庞直温的儿子庞昉死在京城，先生娶庞昉的女儿为孙媳，抚养庞昉的妻子儿女终身。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本，口中不说佛、老、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年轻时作《长啸却胡骑》，晚年出使辽国，辽国人指着他说：“这就是长啸公啊！”（云濠按：先生著有《文集》、《正言》、《乐书》《国朝韵对》、《国朝事始》《东斋记事》，共一百多卷。）侄子薛百禄，从孙薛祖禹。（参见史传。）

译（梓材谨按：谢山《学案札记》说：“北宋宰相家中登上《学案》的，范蜀公家六世共有八人。”蜀公及其侄子资政大夫范百禄见于此卷；其侄孙正献公范祖禹、曾侄孙龙图阁学士范冲见于《华阳学案》；资政大夫之后的范仲黼及其侄子范子长、范子该，以及大冶范则，都是华阳范氏的后人，见于《二江学案》。总共八人，历经六世。）

附录

司马温公《传家集》说：有位客人问当今世上比迂叟更勇敢的人，迂叟说：“有位叫范景仁的，他的勇敢，没有人能抵挡。”客人说：“景仁身高才五尺，文质彬彬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哪里勇敢呢？”迂叟说：“为什么呢？你所说的勇敢是什么？是把怒目圆睁、头发竖起顶起帽子，力气能拖拽九头牛，气势能压倒三军的人当作勇敢吗？”这只是普通人的勇敢罢了！是表现在外部的勇敢。至于景仁，是内在的勇敢。自从唐宣宗以来，不想听人谈论确立继承人。万一有人谈论，就切齿痛恨他，与背叛无异。而景仁独自倡导谈论这件事，上奏十余章不停止，把自身和宗族看得像鸿毛一样轻。后人看见景仁安然无恙而接着做这件事的也有，然而景仁首先冒着不可测知的危险，没有勇敢的人能做到吗？人的常情，谁不畏惧天子与执政大臣？至亲至爱的人，谁比得上父子？执政大臣想尊崇天子的父亲，而景仁引用古代义理来争辩，没有勇敢的人能做到吗？俸禄与官位，都是人所贪恋的，有的人年老且患病，前面没有可期望的，还留恋不舍得离去。何况景仁自身已经显贵通达，有声望，距离公卿宰相只差半步，因为言论不被采纳，六十三岁就拂袖归隐，终身不再出仕，没有勇敢的人能做到吗？”《邵氏闻见录》说：有人说：“司马温公、范蜀公都以清高品德闻名天下。起初议论新法不便，好像出于同一人之口。而晚年出处不同，为什么呢？”邵伯温说：“熙宁初年，温公、蜀公因议论新法，蜀公辞官，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求担任宫观闲职十五年。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哲宗、宣仁太后首先任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然在熙宁初年已经辞官，道义上不为元祐年间起用。这两位公卿出处不同，但他们的道义是相同的。”

叶水心《习学记言》说：司马、范氏议论钟律，按照律制只到寸，固然不能生出尺，度、律是不同的事物，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尺又怎么能生出律呢？凡是事物的度数，都是从分寸开始的，这是自然的数。所以宫音系于分，分不系于宫；黄钟系于寸，寸不系于黄钟。说度量权衡都产生于黄钟，而用黍来起分，这是刘歆的妄说，古代没有这种说法。古代制定律，从分乘以九作为宫，从寸乘以九作为黄钟。音乐如果不和谐，就反过来用数术来寻求其分寸，一定要得到和谐才停止。现在用一千二百粒黍填满管子，根据它到达的地方，就把它作为律，截取它的三分之一作为内径，这种说法容易达到这种地步吗！“〇氏作为量器，量器作为〇，深一尺，内部方形一尺而外部圆形，它的容量是一〇，它的底部厚一寸，它的容量是一豆，它的耳高三寸，它的容量是一升，重一钧，声音中黄钟之宫，”《考工记》虽然不是《周官》，但是是刘歆以前的书。王莽的量器，左耳作为升，右耳作为合龠，而重二钧，他的说法是“起于黄钟之龠”，又说“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也起于黄钟之龠”，这是刘歆的妄说。其他那些象类之类的说法，怪异荒谬更加严重。司马、范氏不仅追求古代义理，而且喋喋不休地互相议论王莽、刘歆的制作，终身不停止，为什么呢！

正献吕晦叔先生公着

吕公着，字晦叔，东莱人。幼年喜爱学习，到了忘记睡觉吃饭的地步。父亲文靖公吕夷简认为他非凡，说：“这个孩子是公辅之才！”恩赐补任奉礼郎，以进士身份通判颍州，郡守欧阳文忠公与他成为讲学的朋友。后来文忠出使契丹，契丹主询问中国有学问品行的人，首先用先生来回答。判吏部南曹，仁宗奖赏他的恬淡退让，赐给五品官服。任命为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在寿星观营建真宗神御殿，先生说：“先帝已经有三座神御殿，而建立不停止，大概不符合祭祀不崇尚丰盛的义理。”晋升知制诰，不拜受，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亲自执政，晋升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正议论追崇濮王，进言的人大多被罢免，先生说：“陛下即位以来，纳谏的风气没有彰显，而屡次贬斥进言的人，拿什么来教化天下呢？”不听，于是请求补任外官，出知蔡州。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因为议论事情被罢免中丞，回到经筵，先生封还诏命说：“光因为履行职务被赐罢免，这是让有言责的人不能尽言。”诏书把告身直接交给阁门，先生又说：“制命不由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权就因为我而废弛，希望审理我的罪过以端正纪纲。”皇帝告诉他说：“所以调动光，是依赖他劝学，不是因为言事的原因。”先生最终解除了银台司的职务。熙宁初年，知开封府。二年，任御史中丞。当时王荆公正推行青苗法，先生极力指责它的错误。荆公愤怒，举荐吕惠卿为御史。先生说：“惠卿固然有才能，但是奸邪不可用。”皇帝把这话告诉荆公，荆公更加

译吕公着因发怒，被诬陷以恶言，外放担任颍州知州。元丰八年，彗星出现，皇帝下诏征求直言，起用吕公着担任河阳知州。召还朝廷，多次升迁至端明殿学士、审官院知院。皇帝从容地与他讨论治国之道，进而谈及佛、道两家，吕公着问道：“尧、舜知道这些道理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着说：“尧、舜只以知人善任、安定百姓为最难，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皇帝又说唐太宗能够凭借权谋智慧驾驭臣下，吕公着回答说：“唐太宗的德行，在于能够委屈自己听从劝谏！”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不久，吕公着任枢密院同知，上奏废止肉刑。元丰五年，因病请求离职，被授予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皇帝临朝叹息说：“边境百姓疲惫困苦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吕公着为我说过罢了！”调任扬州，加授大学士。将要立太子时，皇帝对辅政大臣说，应当让吕公着、司马光担任师傅。哲宗即位，吕公着以侍读身份回朝，到任后上奏说：“君主刚即位，应当修养德行来安定百姓。修养德行的关键，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学习能使光明发扬光大，那么每日更新以达到大治，这是学习的力量。”陈述十件事，即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身心、讲求学问、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去除奢侈、不贪图安逸。被任命为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元祐初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协力辅佐朝政，百姓欢呼雀跃，都认为很合适。司马光去世，吕公着独自主持国政，选拔官吏都是当时的人才。当时科举考试废除诗赋，专用王安石《经义》，并且夹杂佛家学说，学者甚至不诵读正经，只窃取《新经义》来谋求晋升，精通熟记的人反而考中高等，所以科举弊端更加严重。吕公着开始命令禁止主考官用《老子》《庄子》出题，考生不得以申不害、韩非、佛家书籍为学习内容，经义参用古今各位儒者的解说，不得专取王安石之说，恢复贤良方正科。皇帝在资善堂宴请近臣，拿出所写的唐人诗分赐。吕公着于是汇集所讲书中明白切中治国之道的要语共百篇进呈，以辅助圣上学习。元祐三年四月，坚决辞去职位，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朝兴起以来，宰相以三公身份平章军国重事的有四人，而吕公着与文靖公占了两席。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皇帝极其悲痛，亲自临丧赐奠，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御笔题写碑首为“纯诚厚德”。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削去追赠和谥号，毁坏碑文。蔡京专权，将吕公着列入党籍。绍兴初年，全部恢复追赠和谥号。吕公着从少年时讲学，就以修养心性为本。平时没有疾言厉色，对于声色利禄的繁华，淡泊没有什么喜好。简约庄重清静，见识思虑深广敏锐，气度宏大而学问精纯，不因私利私害动摇内心。崇尚道德乐于行善，见到以举荐人才为意的士大夫，必定询问他所了解的和所听说的，互相参证核实，以达于皇帝。每次议论政事，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作为善政。至于应当坚守的原则，则坚决不动摇。起初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曾说：“我的缺点常常不能自制，一拜访长者，就废然而返。所谓使人意气消解的人，我在吕晦叔身上看到了。”后来王安石得志，以为他必定帮助自己，而吕公着多次列举他的过失，因此交情没有善终。他在讲学方面尤其精到，语言简练而道理透彻。司马光说：“每次听吕晦叔讲学，就觉得自己说的话很啰嗦。”他被名流敬重就是这样。儿子吕希哲、吕希纯。（参考史传。）

译（梓材谨按：谢山《札记》说：“吕正献公家族登上《学案》的有七代十七人。”考证正献公的儿子吕希哲、吕希纯是安定的门人，而吕希哲自己单独列为《荥阳学案》。荥阳公的儿子吕切问也见于《学案》。还有吕和问、吕广问以及侄辈吕稽中、吕坚中、吕弸中，另外见于《和靖学案》。荥阳公的孙子吕本中以及侄辈吕大器、吕大伦、吕大猷、吕大同，属于《紫微学案》。紫微公的堂孙吕祖谦、吕祖俭、吕祖泰又另外列为《东莱学案》。总共十七人，共七代。然而荥阳公的长子吕好问，与弟弟吕切问曾经跟随当世的贤士大夫交游，从而开启了紫微公的学问，不能不为他们立传。）

附录

《吕氏家塾广记》说：正献公每件事都持重敦厚，但在任职与离职的关头，极其耿介廉洁。他在朝廷任职时，只要稍有意见不合，便洒脱地没有留恋之意。所以他历经四朝，没有一年不自己上疏请求离职。

（梓材谨按：这条记载与“文靖公尹京时”一条、“尚书公为闽领监司”一条，都是荥阳公所记录，东莱公辑录《官箴》时叙述了这些内容，并非就是东莱公自己的说法。黄氏《学案》补本直接将其归入《东莱学案》，是错误的。）

吕紫微《童蒙训》说：正献公担任枢密副使时，年纪六十多岁了，曾经问太仆寺丞吴传正自己应当修养什么，传正说：“不要把精神耗费在浅陋狭隘的事情上。”荥阳公认为传正的回答，没有切中正献公的弊病，正献公清净无为，弊病在于过于简略。本中思考这件事，传正是公所赏识提拔的，年纪才三十多岁，而公还与他相互探讨切磋，这是后来所没有的，不必去问他的回答是否恰当。

又说：正献公每到时节，必定询问学生们有没有进步。

（梓材谨按：《童蒙训》中追溯自家学者的部分，各自分别列出。《荥阳学案》仿效这种做法。）

龙学李公择先生常

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年轻时在庐山白石的僧舍读书，考中进士后，留下所抄录的书九千卷，将僧舍命名为李氏山房。调任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副使杨佐将要推荐他升迁官阶，先生推举他的朋友刘琦，杨佐说：“世间没有这种风气很久了！”于是两人一起被推荐。熙宁初年，担任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他交好，让他担任三司条例检详官，改任右正言、知谏院。王安石推行新法，先生参与商议，不赞成青苗法收取利息。到了这时，上疏说：“条例司刚建立，已经招致朝廷内外的议论。至于均输、青苗法，聚敛散出收取利息，附会经书义理，人们都大为惊骇。”王安石派遣亲信传达意图，先生不停止进谏，又说州县散发常平钱，实际上不是出自本金，而是强迫百姓支付利息。神宗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请求让先生列出主管官吏的名字。先生认为这不是谏官的职责，被免去校理职务，任滑州通判。一年多后，恢复原职，任鄂州知州，调任湖、齐两州。齐州盗贼众多，先生抓获狡猾的盗贼，刺字让他们充当士兵，半年间诛杀了七百人，奸邪无处藏身。调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被召入朝任太常少卿，升任礼部侍郎。哲宗即位，改任吏部，晋升户部尚书。有人怀疑他缺乏干练之才，担心不能胜任，向司马光询问。司马光说：“任用李常主管国家财政，那么人们就知道朝廷不急于征收利益，聚敛之风就会稍减了。”先生轮流向皇帝陈述意见，提出七件事，分别是：崇尚廉耻、保留科举、区分守宰、去除贪赃、慎重疑难案件、选择老师儒生、修订徭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读，加官龙图阁直学士。议论选拔人才，请求将诗赋、经义分为两科，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谏官刘安世因为吴处厚弹劾蔡确的诗篇为诽谤讥讽，因而极力攻击蔡确。先生上疏议论用诗歌定罪蔡确，不是用来敦厚风俗的做法，刘安世一并弹劾先生，先生调任兵部尚书，推辞不接受任命，外任邓州知州。调任成都，行至陕西，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经传》十卷，《元佑会计录》三十卷先生长孙李萃比李觉大一岁，才开始与李觉齐名，都受到吕正献公的赏识。他们的议论主张大体相同，最终担任的官职也相同，他们去世的时间前后只差一晚。（参考史传。）

附录

吕荥阳说：李公择有乐正子喜爱善行的美德。

吕紫微说：李公择尚书与荥阳公等贤人讲论，修养自身必须先诚实，就像书信帖子言语之类，不真诚不恰当的恭敬，都要删去，比如未曾瞻仰却说是瞻仰，未曾渴慕却说是渴慕，都要全部去掉，以此来确立诚意。

又说：李公择常常让儿媳和女儿们在旁边侍候，给她们讲述《孟子》的大义。

◆明道同调

少师韩持国先生维

韩维，字持国，颍昌人，是忠宪公韩亿的第五个儿子。凭借父亲的恩荫担任将作监主簿，闭门不出仕。宰相推荐他喜好古学，安于清静退隐，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他推辞不去就任。富弼征辟他到河东幕府，史馆修撰欧阳修推荐他担任检讨、知太常礼院。礼官商议祫祭时东向之位的问题没有实行，他请求罢免礼院职务，以秘阁校理的身份任泾州通判。神宗被封为淮阳郡王、颍王时，先生都担任记室参军。曾经与他谈论天下大事，谈到功名时，先生说：“圣人的功名，是因为事情才显现出来的，不可以有追求功名的心。”王爷拱手称赞他说得好。

译当时朝廷为国王选妃，先生上疏说：“国王孝顺友爱、聪明睿智，行为举止合乎法度，正潜心研习经学，以成就德行。如今为他选定家族、建立家室，应当广泛遴选功勋声望之家，谨慎挑选贤淑女子，考究古代纳采问名的礼仪意义，依礼完成婚事。不应仅仅贪图美貌而已。”随后升任起居注、侍迩英讲。英宗刚结束丧期，沉默寡言，先生上疏说：“迩英殿是陛下清闲休憩的地方，侍立在侧的都是进献谏言、讨论思虑的大臣，呈献在面前的不是经书就是史书，可以广泛咨询访求义理，穷尽仁义之道，探究成败的根源。如今丧礼制度已毕，臣下们都侧耳倾听陛下的圣言，臣请求执笔等待记录。”升任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因濮议获罪，先生上疏营救未被采纳，于是闭门待罪。颍王被立为皇太子，先生兼任右庶子。神宗即位，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因议论御史中丞王陶罢免职务一事未被采纳，请求离职，出任汝州知州。几个月后，被召回兼任侍讲、判太常寺。熙宁二年，升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第二年，任御史中丞，因兄长韩绛在枢密院任职，极力推辞。王安石也厌恶他议论保甲法，又让他去任开封府尹，京城因此清静肃然。当时吴充任三司使，皇帝说：“韩维、吴充凭借文学才能晋升，等到担任繁重复杂的职务都能胜任，可以说是用人得当了！”兼任侍读学士，充任群牧使。孔文仲对策入选，因言辞切直被罢免回乡，先生进言说：“陛下不要认为孔文仲只是一个卑贱的士人，罢免他有什么损失。臣担心忠良之士因此闭口不言，阿谀奉承、苟且迎合的人将趁机钻营进身，造成的祸患不小。”王安石更加厌恶他。先生因言论不被采纳，请求外放地方，皇帝说：“应当留你在朝辅佐政事。”先生回答说：“如果我的言论能被施行，胜过富贵。如果攀附旧恩以求晋升，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出任襄州知州，改任许州知州。熙宁七年，被召回任学士承旨。当时天久旱不雨，先生进言说：“京城附近各县催逼征收青苗钱非常紧急，往往鞭打逼迫以凑足数额。在旱灾之际，百姓又遭受此苦！”皇上感悟，立即命令先生起草诏书征求直言。诏书发出，当天就下雨了。王安石罢相，恰逢韩绛入朝拜相，加封端明殿学士、知河阳，又任许州知州。皇帝驾临旧邸，进升资政殿学士。曾巩起草制诰，称赞他纯正明亮、刚直不阿，皇帝命令修改诏词。先生揣知皇帝心意，请求提举嵩山崇福宫。皇帝驾崩，起用为陈州知州，尚未赴任，被召回兼任侍读，加封大学士。执政大臣想废除王氏《新经义》，先生认为应当与先儒的学说并行，议论的人佩服他的公允。拜任门下侍郎。在东省任职一年多，有忌恨他的人暗中进谗言诬告，诏令分司南京。尚书右司郎中王存在帘前高声说：“韩维获罪，不知缘由，臣私下为朝廷惋惜！”于是恢复大学士、知邓州。兄长韩绛为他请求，改任汝州知州。很久以后，以太子少傅退休，转任少师。绍圣年间，被列入元佑党籍，降为左朝议大夫，再次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均州。诸子请求纳还官爵，让父亲在家乡居住，朝廷准许。元符初年，恢复左朝议大夫，这一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徽宗初年，追复原官。所著有《南阳集》三十卷。（云濟案：先生曾封南阳郡公，所以用此命名文集。○参看史传。）

译附录

程伊川给先生写信，请求撰写明道的墓志铭，信中说：“家兄的学术和才能，被世人所看重，从朝廷到民间，了解他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想到虽然了解他的人很多，但能真正知道他的人却很少；有文采的人也很多，但文章足以阐明他的志向心意、描绘他的道德义理的人却很少；能言善辩的人也不少，但名望尊贵、道德厚重，足以取信于人的人却很少。我私下认为，智慧足以了解他的道义，文采足以彰显他的才德，言论足以取信于后世，没有比得上阁下的。”

（云濠谨案：先生在为明道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我当时正守颍昌，于是得以跟随先生游学。先生不因为年老轻视我，周旋启导，对我的益处实在深厚。”）

（梓材谨案：先生的曾孙德全、瓘是元城的门人，叔夏、璜是武夷的门人，玄孙无咎、元吉是和靖的门人，小东莱吕氏就是无咎的孙子，而无咎的儿子潍又是清江的门人。所以谢山在叔夏的传记中说“北宋公卿宰相家族的兴盛，没有比得上吕氏、韩氏的”了。）

恭简王彦霖先生岩叟

王岩叟，字彦霖，是大名清平人。仁宗初年，设置明经科，先生十八岁，乡试、省试、殿试都获得第一名，被任命为栾城主簿、泾州推官。听说弟弟去世，弃官回家奉养母亲。熙宁年间，韩魏公留守北京，征召他作为幕僚。韩献肃公韩绛接替魏公，又想留用他，先生推辞说：“岩叟是魏公的门客，不愿意出仕于其他门下。”士人君子称赞他。后来担任安喜县知县，有良好的治理声誉。定州知州吕正献公吕公着感叹说：“这是古代的好官吏啊。”有诏令让近臣举荐御史，举荐者心里属意先生，但还没来得及结识。有人建议可以前去拜见一次，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呈身御史啊。”最终没有去见。哲宗即位，因为刘忠肃公刘挚的推荐，担任监察御史，极力陈述时事的弊端。当时下诏征求民间疾苦，先生说役钱征收的方法太重，希望恢复像嘉祐年间那样的差役法。元祐初年，升任左司谏。蔡确以参与定策自居，先生弹劾他，说：“陛下即位，是以子继父，这是百代帝王不变的道理。况且太皇太后先前已经在宫中定下。而蔡确竟敢贪天之功。”一并弹劾章惇谗佞贼害、凶狠乖戾，欺瞒皇上、蒙蔽圣明。因此这两人相继被贬斥。兼任代理给事中，当时一并任命执政大臣，其中有不合时望的人，先生就扣留诏书不予执行。不久诏令不由门下省发出，先生请求面见皇上，进言更加急切，升任侍御史。因为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职务一事获罪，改任起居舍人，不接受任命，以直集贤院的身份担任齐州知州。第二年，又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被召还。在迩英阁侍奉讲读，读到仁宗了解人事时，先生说：“君主常常想要虚心平意，没有偏私牵挂，依据事理观察事物，那么事物的对错、人的邪正，自然就能看清。”又申述《洪范》中三德的义理，上疏讽谏。一天侍奉讲读，上奏说：“陛下退朝后没事，不知道用什么来打发时间？”哲宗说：“看文字。”先生说：“陛下以读书为乐，天下人非常幸运！圣贤的学问，不是仓促间可以成就的，必须在于积累。积累的关键，在于专心和勤奋。屏除其他爱好，才可以称为专心；长久而不疲倦，才可以称为勤奋。希望陛下特别留心圣意！”哲宗点头表示赞同。晋升为代理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请求修筑定远，占据要害以遏制西夏，定远于是筑城。拜为中书舍人，代理开封府知府，奸猾之徒收敛行迹。慈圣太后的族人曹氏与韩绚以及同隶讼，事情牵连到他们的主人被逮捕。先生说：“部曲相互诉讼，不应当追究他们的主人。现在不仅助长了告发揭发的风气，而且伤害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诏令流放韩绚并断绝此案。元祐六年，拜为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入宫拜谢太皇太后。稍微上前并向西，上奏哲宗说：“陛下今天的圣学，应当深入辨别邪正。”又上前说：“听说有人用君子小人参用的说法告诉陛下，这是深深误导陛下啊。这不可不考察！哲宗选定皇后已经确定，太皇太后说：“皇帝得到贤后的帮助，有内助之功。”先生回答说：“内助虽然是皇后的职责，但端正家庭必须在皇帝。圣人说端正家庭而天下安定，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对待。”太皇太后把这话对哲宗说了两次。先生退下后选取历代皇后可以作为榜样的事迹，分类编成《中宫懿范》进献上去。宰相刘忠肃公刘挚、右丞苏文定公苏辙因为舆论请求避位，先生说：“元祐初年，排斥奸邪，发扬圣治，刘挚和苏辙的功劳居多。希望深入考察谗言毁谤的意图，不要轻易让他们去职。”两宫太后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刘忠肃公最终被御史郑雍攻击，先生连续上疏论救。刘忠肃公去职后，御史就指责他是朋党，罢免为端明殿学士、郑州知州。第二年，调任河阳，几个月后去世，享年五十一岁。追赠左正议大夫。绍圣初年，因列入元祐党籍，追贬为雷州别驾。写文章语言简练、道理完备，深得制诰文体。有《易》、《诗》、《春秋》传行于世。（参考史传。）

附录

朱子《伊洛渊源录》说：王端明彦霖，元祐年间担任台谏官，登上政府高位，正直不屈，当世称赞他。墓碑、本传记载他的事迹很详细，但没有涉及他的学问源流。只有《遗书》前篇有他的答问，而他的文集中也有记载先生言语的几条，还有祭奠明道的文章

译有人从先生的言论中听闻了大道。等到伊川入朝时，也曾上呈两封奏疏，极力推荐和援引先生。大概是因为知道尊重先生，但恐怕他未必在弟子的行列之中。

译◆横渠同调

正愍吕微仲先生大防（父亲吕蕡）

吕大防，字微仲，他的祖先是汲郡人。他是太常博士吕通的孙子。父亲吕蕡，曾任比部郎中。祖父葬在京兆蓝田，于是便在那里安家。吕大防通过进士考试及第，被任命为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后来升迁为著作佐郎，担任知城县事。韩献肃公韩绛镇守蜀地时，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入朝后暂代盐铁判官。英宗即位，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里行，他首先进言说，国家的法纪纲常和赏罚制度，未能满足四方百姓的期望。京城发生大水灾，先生说：“雨水的祸患，甚至侵入宫城和民居，杀人害物，这是阴阳失调造成的灾异。”随即陈述了八件事，分别是：君主的威严未能确立、臣下的权力过于强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辽国与西夏勾结谋划、盗贼肆意横行、百姓情绪不得宣泄、刑罚失去公平。恰逢执政大臣讨论濮王的礼仪典礼，先生说：“应当以最大的公正和大义来使天下人心服，不能顾及私恩而违背公义。”奏章上了几十次，被外放担任休宁县知县。神宗即位，他担任淄州通判。熙宁初年，任泗州知州，又任河北转运副使，被召回朝廷担任直舍人院。韩献肃公宣抚陕西，任命他为判官，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升任知制诰。熙宁四年，任延州知州。恰逢环庆发生兵变，宣抚使因此被罢黜，先生也被免去知制诰职务，以常博士的身份担任临江军知军。几个月后，调任华州知州。华岳山崩塌，先生援引经书、考证史实，来验证时事。升任经图阁待制、秦州知州。元丰初年，调任永兴军知军。当时对西夏用兵，各种调度层出不穷，有不便利百姓的地方就立即上报，致力于宽待百姓。等到战争结束，百姓的财力比其他地区更为充裕。升任直学士。过了几年，任成都府知府。哲宗即位，召他担任翰林学士，升迁为吏部尚书。元佑初年，拜为尚书右丞，进升中书侍郎，封为汲郡公。吕正献公告老还乡，越级提拔先生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编修《神宗实录》。先生见哲宗年纪逐渐长大，日益把增进学问作为急务，请求敕令讲读官，选取仁宗在迩英阁御书的解释呈上，放在座位右边。又搜集自乾兴以来四十一件足以作为劝诫的事例，分为上下两篇，标题为《仁祖圣学》，使君主产生欣羡仰慕而不知满足的心情。哲宗在迩英阁听政，召见宰相、执政官和讲读官诵读《宝训》，读到汉武帝将南山土地划为上林苑时，仁宗说：“山泽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享，何必这样做呢！”丁度说这大概是祖宗的家法。先生趁机推广祖宗家法，从侍奉双亲、治理内政，到宽厚仁爱、展示节俭，累计数百言，哲宗非常赞同。先生质朴厚道、愚直，不结党营私。与范忠宣公共同辅佐王室，树立朝廷纲纪，百官不敢以私事干求；不沽名钓誉、转嫁怨恨来博取声誉；任职八年，始终如一。恳切请求辞去职位，宣仁太后说：“皇上正年轻，您不可立即离去。稍等几年，我也将退居东宫了。”还未实现太后就去世了，先生担任山陵使。又奉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的身份担任颍昌府知府，不久改任永兴军知军。绍圣初年，因言官弹劾被免去职务，任随州知州。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居住在郢州。言官又以编修《神宗实录》时直书其事为诬蔑诋毁，将他调往安州。他的哥哥吕大钧从渭州入朝对答，哲宗询问吕大防安好与否，并且说：“执政大臣想把他贬往岭南，朕只让他住在安陆。替我传话问候他。吕大防质朴刚直，被人出卖，两三年后就可以再次相见了。”吕大钧把这话泄露给章惇，章惇害怕，更加用力地弹劾他，再次贬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循州。疾病发作，对他的儿子吕景山说：“我不再南行了！”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吕大钧请求归葬，获准。后来恢复原官职，追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先生身高七尺，眉目清秀，声音如钟鸣。自幼持重，没有不良嗜好，经过集市不左右张望，闲居时如同面对宾客。每次朝会，威仪庄重，神宗常常目送他离去。与吕大钧以及弟弟吕大临同居，互相切磋，论道考礼，冠婚丧祭，全都依据古礼。关中谈论礼学的学者，推崇吕氏。（参考史传。）

◆王楼门人

丰稷，字相之，鄞县人。考中进士，担任谷城县令，以廉洁清明著称。跟随安焘出使高丽，海上刮起大风，桅杆折断，船只几乎翻覆，众人惊慌混乱不知所措，先生神色自若。安焘感叹说：“丰君不可限量啊！”担任封丘县知县。神宗召见他对答，问：“你以前在海中遭遇风波，为什么不害怕？”回答说：“大水连天，风涛本是常事。凭借皇上的威灵，还有什么可害怕的！”皇帝高兴，提拔他为监察御史。章惇请托办事，他毫不屈服，被外放担任陈州知州，多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上疏给哲宗说：“陛下圣明足以洞察万物的规律，但不可以滥用这种圣明；智慧足以应对变化且恰当，但不可以滥用这种智慧。希望以《洪范》作为根本的借鉴，以《祖训》作为宝贵的镜子。”担任右司谏。扬州、荆南两位王爷是天子的叔父，尊贵宠幸无人能比，他们秘密命令蜀地织造锦茵，先生在正衙议论说：“两位圣人以节俭为天下表率，而宗室王爷僭越奢侈，官吏奉承迎合，都应当纠正。”退朝后，御史赵屼对他说：“听到您的言论，让我汗流浃背！”后来担任国子祭酒，皇帝驾临太学，命令他讲解《尚书·无逸篇》，赐给四品官服，担任刑部侍郎兼侍讲。不久以集贤院学士的身份担任颍州、江宁府知府，拜为吏部侍郎

译又出任河南府知府，加官龙图阁待制。章惇想通过频繁调动来困住他，连续几年急速调任六个州。徽宗即位，以左谏议大夫征召他，途中改任御史中丞。入朝应对时，与蔡京相遇，蔡京越级作揖说：“天子从外地征召您，今天一定有高明的议论。”先生严肃地回答说：“实行之后自然就会知道。”当天弹劾蔡京的奸恶行为，随后陈瓘、江公望也都上言，未能撼动他。先生对陈师锡等人说：“蔡京在朝中，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里！”不断攻击他，蔡京于是离开翰林院。又请求辨明宣仁皇后的诬谤之祸。当时宦官势力逐渐兴盛，先生怀揣《唐书·仇士良传》在皇帝面前诵读，读了几行，皇帝说：“已经明白了！”先生装作没听见，读完才停止。曾布由内侍引荐晋升，将要拜相，先生约同他的同僚一起弹劾他。不久转任工部尚书兼侍读，曾布于是拜相，先生谢恩表中有了“佞臣”的话，皇帝问是谁，回答说：“是曾布。陛下将他贬到外郡，那么天下大事就安定了！”改任礼部。先生直言不讳坚守正道，皇帝厚待他，打算任命他为尚书左丞，但长期违逆权贵近臣，不能留任，最终凭借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守越州。蔡京掌权，报旧怨，贬为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流放到台州，削去官籍；后迁往建州，稍后恢复朝请郎。去世，享年七十五岁。靖康之难中，追复学士，谥号清敏。起初，文潞公曾评价先生为人像赵清献，等到赐谥，都以“清”字得名。先生三次担任言官职责，每次起草奏疏，一定在密室中进行，子弟也不能看见，退朝后多焚烧草稿，不曾把时政告诉别人。所推荐的士人如张庭坚、马涓、陈瓘、C陈师锡、邹浩、蔡肇，都在当时闻名。（参考史传。）

译孟子注

顺应百姓所厌恶的而去除它，并不是存心要杀害他们，哪里会有怨恨呢！困阻百姓所利的而使其获利，并不是存心要施恩给他们，哪里会有功劳呢！辅助他们本性的自然发展，使他们自己有所得，所以百姓一天天向善却不知道是谁做的。（出自“杀之而不怨”一节。）

智慧不急于处理首要事务，即使知道别人所知道的，能够别人所能做的，也只是白费精神而对天下的治理没有益处。仁爱如果不急于亲近贤人，即使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小人在位，恩泽无法下达，上面的聪明一天天被遮蔽，下面的恶政一天天加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知务”。（出自“不能三年之丧”一节。）

说禹的音乐超过文王的音乐。追，是钟纽，《周礼》所说的旋虫就是它。蠡，是啮木虫。说禹时存在的钟，钟纽像被虫啮咬而快要断掉，大概是因为使用得多，而文王的钟却不是这样，因此知道禹的音乐超过文王的音乐。奚足，是说这哪里足以知道呢。轨，是车辙的痕迹。两马，是一辆车所驾的。城中的道路容纳九条车辙，车可以分散行驶，所以车辙痕迹浅。城门只容纳一辆车，车都从那里通过，所以车辙痕迹深。大概是日子久了车多造成的，不是一辆车两匹马的力量能使之这样的。说禹在文王之前一千多年，所以钟久而纽断，文王的钟则未久而纽全，不可以此来议论优劣。（出自“高子曰禹之声”一章。）

附录

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觌推荐公复任殿中侍御史，苏辙起草诏书，其中有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你近来担任御史，正直诚信不徇私情。”人们认为这是公正的评论。

国子监西门稍微偏僻，偶尔有偷偷出去的都由此门，以前长官和副长官设置关卡以防备，还是不能制止。等到公担任祭酒，命令打开门，撤去暗中监视的人，而士人没有能出去的。吕丞相吕大防听说后，感叹说：“士人可以用德行使他们信服，不可以用法制。像丰相这样，可以说是用德行使人信服了。”

公天性喜好学习，到老也不衰退。当在朝廷时，退朝回家，和在藩镇处理公务的闲暇，每次独自静坐在一间静室，前后摆满书史，整天观看阅读。所到之处只带着书籍，衣服被褥之外，其他没有一样东西。年纪刚强盛，丧妻，于是不再娶，不蓄养妾室。膳食有时进献多道菜，就命令撤去。去世前一个月，预先嘱咐后事。将要换床席时，还和陈莹中像平日一样交谈。（以上出自《清敏遗事》。）

吕紫微说：丰公相之清廉节操自我坚守，一心走正道，而没有断绝与外物的联系。与荥阳公同在经筵，有人死了女儿，曾经问他：“以您的定力这样，一定没有过度的悲伤。”相之说：“正因为不能这样。”

朱子为《清敏遗事》作序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的言辞简约而意旨微妙。而孟子论述他所取的意思，竟然直接用“源泉滚滚，不舍昼夜，填满洼地然后前进，流向四海”来说，如果不是他深造默识，有所领悟圣人的心意，谁能知道他说得这样。而立志之士想要在这个世上有所作为，又怎么可以不考察这个而先确立根本呢！然而自从圣贤远去，道学不明，士大夫不知道用心于内以确立根本，而只凭借意气才力的旺盛以能在世上有所作为的，大概也很多了。他们见闻的广博，词气的美好，论议的宏伟，节操的高尚，一时之间从外面看他们，难道不确实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吗！然而探究其中而要求其实质，等到长久而等待其结果，寻求其充实足以慰满人心而没有一点瑕疵可指的，那么成百上千之中未见可以数出一二。唉，像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所谓有根本的人啊！看他平日闲暇时，用来治心养气而修养自身的，大概天下的事物没有足以拖累他的志向的。因此做儿子就孝顺，做官吏就廉洁。进而立于本朝，那么上自宗庙以及君主自身，内自禁掖近幸的私事，而外及朝廷卿相的重任，知道没有不说的，说没有不尽的。大概有当时法家拂士所为低回迁就而用诡辩来侥幸成功的，公独自正色直言，没有一点顾忌回避。退朝后不曾对家人说起，而他的计虑的明察，谏说的恳切，所以不合于时运而最终在后世验证的，反而因为深文巧诋的笔墨而显扬。等到他出外赋政，退居乡里，以至于流放转徙于荒寒寂寞的边远，而终于安然度过一生，那么他在巨细显微之间所处的，又都是清明纯洁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欠缺。这不是所谓“源泉滚滚”而“放乎四海”的吗！

袁洁斋记清敏祠堂说：曾经诵读公的诗，有说“日往月来无成期，好把心源早夜思”，而后知道公之所以特立独行，原本在于这颗心啊！伟大啊心啊！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到它，兢业以守住它，那么也可以与天地相似。

又说：公的践行，不是有意为之的。真诚积累力量长久，德行盛大仁爱纯熟，从头到脚，全体精明，遵循而行，也不自知所以然。大概有根本的人是这样的。没有根本于中，袭取于外，即使有小善，确实可观，难道能

译每天进步没有止境，年纪越大反而更加坚定啊！

译王深宁《困学纪闻》说：诗歌表达志向。“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是包孝肃的志向。“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是丰清敏的志向。

◆清敏同调

宗学李君行先生潜（附师刘师正）

李潜，字君行，是虔州兴国县人。二十多岁时，有位名叫刘师正的安退处士擅长解说《春秋》，先生跟随他学习。后来在楚州见到他，刘师正问：“您长久居住在这里，需要什么吗？”先生回答说：“大人命令我去参加科举，等考中后回家。这次因为守丧期受阻，想暂且在这里修习学问，以等待下一科。”安退笑着说：“错了！那不可长久得到的，是在父母身边，何必等待！”先生惊惧醒悟，最终回家。安退因此对先生说，现在做学问的人，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方法，先生于是有所醒悟，从此笃行自守，不与当世权贵交往。治平年间，考中进士，五十多岁时，监管泗州僧伽塔，人们不知道他。范纯礼担任发运使，才开始深入了解他，极力向朝廷推荐，授予太学博士、校书郎。绍圣年间，极力请求离职，担任蕲州知州，于是请求退休。他的学问简约而容易明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不尚空谈。读书专门以经书、《论语》、《孟子》为准，除此之外都不采纳。曾说经书、《论语》、《孟子》如同秤，用来衡量各种学说，轻重相等的是正确的，不相等的是不正确的。曾从虔州进京，到泗州时，他的子弟请求先走。先生问原因，他们说：“科举考试日期临近，想先到京城，寄放开封户籍。”先生不允许，说：“你是虔州人，却挂靠汴京户籍，想侍奉君主却先欺骗君主，不可行。”元祐末年，群贤都在朝廷，而先生安静自守，群贤也因为他不依附自己，不大力引荐他。赵君锡推荐御史，向吕希哲访求士人，吕希哲把杨应之和先生告诉他。赵君锡不能任用，反而推荐杨畏，杨畏最终叛变加入邪党，吕希哲感叹说：“如果杨、李担任台官，哪里会有这种事！”苏文定辙罢免汝州知州，先生回家，前往拜见他，与他谈论当世事务，苏辙叹息认为了解先生太晚。元符庚辰年，各位公卿都已回朝，先生也被驿马召见赐对，管理宗学，职位相当于国子司业，大概有人暗中阻挠，担心他在重要职位上。伊川听说后，对学者说：“君行为什么又复出？”学者回答说：“司业承蒙朝廷美意，不得不出。但马上就会回来！”先生到京后，果然称病，不久回家。吕好问兄弟奉父亲吕希哲的命令，严肃地侍奉他，曾说：“现在众人所做的事，都不是杨十七丈应之及李丈所做的事。”儿子李朴、李格。

李先生说（吕紫微居仁述）

做学问以去除利欲为根本。利欲去除，诚心就存在。

每天只多读《易》、《诗》、《书》《春秋》、《论语》、《孝经》，偶尔读《孟子》。

读书不要看别人的注解。看圣人的话容易明白，看别人的注解则更加迷惑。

“郊社不修，宗庙不享”，纵观各种书都拿郊祭对应社祭，郊祭用来祭天，社祭用来祭地。南郊、北郊、五帝之类的说法，都出自《周礼》，圣人书中没有。

严父配天的礼仪，大概始于周公。如果自古就有，孔子为什么说周公是那个人呢？

列爵为五等，分士为三等，大概到周朝才确定。如果夏、商以前都这样，那么《尚书》就是虚妄的了。

学习圣人的人，只用心研读经书。心中既然有所主宰，那么散看各种书，方圆轻重，都被规矩权衡所校正。

史书还可以。最有害的是《庄子》、《老子》，大大妨害正道！

七世之庙见于《尚书》，其他说庙数不同的，都不采纳。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无疑。

元祐之学

谏议龚先生夬

龚夬，字彦和，瀛州人。宋徽宗即位，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时直言极谏辨别忠邪，又请求端正元祐后的册位号。不久元祐后的册位号再次被废，言官弹劾先生始终建言，下诏削去官籍，编管房州。后迁徙到象州、化州。遇到赦免得以回家。政和元年去世。绍兴年间，多次追赠右谏议大夫。（参考史传。）

附录

吕紫微说：龚彦和被贬到化州，徒步前往，用扇子乞讨钱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熙宁三年的进士第二名。授监察御史里行，上疏触犯蔡确，被贬为光泽县宰。哲宗即位，提拔为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再次担任御史。议论青苗法，认为它有惠民的名声，没有惠民的实效。多次改任提点河北东路刑狱。绍圣初年，召拜右正言，升任工部员外郎，多次担任越州知州。徽宗即位，入朝任秘书少监，多次担任永兴军知州，后迁徙到襄州。崇宁初年，列入元祐党籍，剥夺职务，主管崇禧观。政和年间，恢复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很久之后，恢复龙图阁待制。退休，去世。（参考史传。）

侍郎杜先生纯（父彭寿）

杜纯，字孝锡，鄄城人。父亲杜彭寿，

译尚书虞部郎中，凭借文学和政事显赫；先生凭借恩荫担任郊社斋郎。未满二十岁，就懂得勤奋学习，崇尚义理，不随意谈笑，具备成年人的操守。两次参加乡试，随即放弃。调任乘氏县主簿。元佑元年，朝廷下诏举荐直言敢谏之士，枢密使范公、门下侍郎韩公以及尚书王存、孙永都推荐他担任谏诤之职，此时他已被提拔为河北转运判官。多次担任鸿胪卿、光禄卿，被提拔代理兵部侍郎，以集贤院学士的身份提举崇福宫，改任修撰。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所写的诗文、奏议共二十卷。为人忠诚宽恕不欺骗，做学问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曾说：“士人常不忘身处沟壑的困境，那么就没有什么事业不能建立。”喜好《易经》、《中庸》，能够阐释其中的义理。至于佛教、《老子》、《庄子》，都探索其中的微妙之处，说：“与我的学问同出一源。”与晁补之父交情深厚，而晁补之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参见晁济北《鸡肋集》。）

译（梓材谨按：《宋史》本传说先生凭借伯父的恩荫入仕，多次升迁至侍御史，进言的人诋毁他不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改任右司。又查晁济北为先生之子进士晁宽伯所写的墓志铭说：「补之十多岁时，先父对补之说：『宣德君是位君子，你应当侍奉他。』」大概先生当时担任宣德郎、详定官制所检讨官。）

谏议大夫常安民先生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宋哲宗绍圣初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上疏弹劾蔡京「在内与宦官勾结，在外与朝臣勾连，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诬陷他属于元佑党，违背先帝法度，一定要排挤掉他才罢休。如今朝中的大臣，蔡京的党羽超过半数，陛下不能不早日醒悟并驱逐他们」。这时蔡京的奸邪才刚萌芽，多数人还没有察觉，只有先生首先揭发他。又进言：「如今大臣提倡绍述之说，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结党营私之流于是附和迎合。」前后上奏的章疏多达数百篇，估计终究不能挽回，于是请求外放。曾布、章惇接连排挤他，董敦逸再次担任御史，也上奏弹劾他，被外放监管滁州酒税。任期三年届满，调任温州通判。宋徽宗即位，任永兴军路提点刑狱。蔡京掌权，被列入元佑党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年，去世。建炎四年，追赠谏议大夫。（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当时二蔡刻立《元佑党籍碑》，召来石工安民，安民到了之后请求不要在碑上刻「安民镌字」，担心后世一并把他视为罪人。安民是长安人，《邵氏闻见录》错误地把他当作常安民。倪文正为《党籍碑》作跋说：「石工安民请求免除署名，如今在各位贤人的名字中，赫然有安民在。」大概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朝散郎李深先生（父亲李诰。附带弟弟李勉。）

李深，字叔平，光泽人。父亲李诰，凭进士身份官至太常博士，陈了翁称赞他真诚直率、和乐平易，有古人的风范。先生考中熙宁九年进士，在敕令所详检役法文书。因为与蔡京、章惇在朝廷上争论，被削去一官。不久恢复原官，升任朝散郎，因进言被罢官。崇宁年间，被安置在复州，列入元佑党籍。有《杭州集》两卷。弟弟李勉，字安道，元佑年间进士，任尤溪顺昌县知县。向来富有气节，多次违逆时俗，于是辞官退休，也被列入党籍。（参考《姓谱》。）

◆范氏家学

资政殿学士范百禄先生（附带儿子范祖述。）

范百禄，字子功，是忠文公范锴的儿子。考中进士，又考中才识兼茂科。历任谏院知院，议论手实法说：「造簿手实，允许告发隐匿户口。法令虽然有关于手实的条文，但未曾实行，大概是认为让人自行申报，必定不会如实告知。而明确允许告发揭短，人们将结仇，那么礼义廉耻的风气就衰败了。」转任起居郎。宋哲宗即位，司马温公恢复差役法，担心官吏受贿，想加重流配刑罚。先生坚决争辩说：「百姓今天服役，接受别人的谢礼；明天罢役，就用财物贿赂别人。如果按重典绳之以法，脸上刺字、身穿赭衣的囚犯必将堵塞道路。」温公醒悟说：「没有你的话，我不明白。」于是作罢。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郊祀时议论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由，先生说：「这是三代的礼制，怎么又想合祭呢？《成命》的颂歌，祭天、祭地都唱这首诗，就像春夏祈求丰收而唱《噫嘻》，难道是为了一个祭祀吗？」争论很久没有结果，在皇帝面前质询。宰相说：「百禄的话，是礼经；今日的使用，是权宜之计。陛下初次郊见，应当以同时侍奉天地为恭敬。」于是合祭。右仆射苏颂因拖延任命文书被免职，先生因同省被罢为资政殿学士、河中知府，调任河阳、河南。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所著《诗传》、文集、《内外制》、《奏议》，共八十卷。被列入元佑党籍。儿子范祖述，监管颍州酒税，代理狱掾，审阅案件，救活两名死囚，州人认为他是神。任巩县知县，开凿南山引水入洛，县里没有水患，文潞公称赞他的才能。因为先生被列入党籍，监管中岳庙。很久以后，靖康年间多难，避难到汝州。太守赵子栎邀请他共同守城，城池得以保全。官职最终做到朝议大夫。（参考史传。）

正献范华阳先生范祖禹（另编为《华阳学案》。）

◆吕氏家学

侍讲吕原明先生吕希哲（另编为《荥阳学案》。）

庶官吕希绩先生

吕希绩，字纪常，是吕申公的次子。与哥哥吕希哲、弟弟吕希纯都师从康节先生，所以伯温与他交情深厚。曾以庶官身份被列入元佑党籍，绍圣四年在光州居住。（参考《邵氏闻见录》。）

待制吕希纯先生

吕希纯，字子进，是正献公的第三子。考中进士，任太常博士。元佑年间祭祀明堂，将沿用皇佑年的旧例，同时祭祀天地百神，都以祖宗配享。先生说：「皇佑年的礼仪，事情不经见，嘉佑年已经厘正。到了元丰年间，只以英宗配享上帝，全部罢免从祀的群神，符合严父之义，请求遵循这个格式。」朝廷听从了他。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内侍梁

译省押班，先生因初任宰相时录用了两人，却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给天下人看，便拿着任命文书不予执行。因此宦官们对他侧目而视，有人在庭中指着他说：“这就是退回两名押班任命文书的人。”章惇担任宰相时，将他外放为亳州知州。谏官张商英弹劾他，将他调任睦州、归州。建中靖国初年，召他担任待制、瀛州知州，不久改任颍州知州。被列入崇宁党籍。去世时，享年六十岁。（参见史传。）

译附录

吕紫微说：元符末年，叔祖吕待制因被列入元祐党人而贬谪到道州，还未到达，就先派人租了两间屋子。当时黄庭坚带着家眷前往，到了之后，发现屋子简陋狭窄得很，又增加了一间，用公文向郡守申报，不敢前去拜见。当时宋徽宗刚刚即位，已经商议要褒奖任用他们。韩原伯先前也被贬到道州，黄庭坚因为两人都在贬谪名单上，所以没有改变不去相见的态度。不久两人都恢复官职调回内地，韩原伯先接到任命，前来拜见，黄庭坚也不敢先与他相见，认为韩原伯还没有接到恢复官职的命令。前辈谨慎行事竟到了这种地步！

又说：待制叔祖从来不说梦，说：“既然都是虚妄的，何必说它呢！”

◆吕氏门人

邢先生居实（另见《安定学案》。）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人。幼年机警聪慧，读书几遍就能背诵。舅舅李公择到他家，拿书架上的书问他，没有不通晓的，惊讶地认为他一日千里。考中进士，调任叶县尉。文潞公赏识他的才能，留任教授北京国子监。多次升迁至起居舍人。苏文忠公（苏轼）看到他的诗文，认为“超越世俗，独立于万物之上”，从此声名开始震动。先生也内心契合东坡，与张文潜、晁无咎、秦少友一起在东坡门下交游，天下人称他们为“苏门四学士”。先生本性笃厚孝顺，母亲病了一年多，他昼夜观察母亲的气色，衣不解带。等到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孝，因哀伤过度而生病，几乎死去。服丧期满，担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任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年，出任宣州知州，改任鄂州知州。起初，先生参与修撰《神宗实录》。章惇、蔡卞等人指责《实录》多有诬陷，让前史官分别住在京城附近的县邑等待询问，摘取验证没有依据的事三十二件。先生写道：“用铁龙爪治理黄河，如同儿戏”，于是首先被询问，回答说：“庭坚当时在北都任职，曾经亲眼见到，真是儿戏！”听到的人认为他刚强。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因为亲属嫌疑调任戎州，蜀地士人仰慕他，跟随他交游，他讲学不知疲倦，凡是经过他指点传授的，下笔都值得一看。徽宗即位，起用他监管鄂州税收。改任舒州知州，随即被召为吏部员外郎，都推辞了。请求外放，得知太平州。到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先生曾经与赵挺之有嫌隙，陈举秉承赵挺之的意旨，上奏他所写的《荆南承天院记》，指责为幸灾乐祸，再次被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后，调任永州，还没接到命令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谥号文节。先生的学问文章，是天赋性情所得，尤其擅长诗歌。陈师道说他的诗得法于杜甫，又说学习杜甫而不拘泥于杜甫。擅长行书和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当时人士将先生与东坡相配，所以“苏黄”并称。东坡担任侍从时，举荐先生自代，他的词中有“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的话。先生曾经游览灊山、皖山山谷寺、石牛洞，喜爱那里的林泉胜景，于是自号山谷道人。（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先生虽然被称为苏门学士，但考察他的学问品行，实际上本源于李公择，所以著录在这里。又按先生曾经受学于范华阳，见谢山所作的正献本传。）

附录

汪玉山《跋山谷帖》说：山谷诗《示张氏子》说：“不要学当今的新进士，谈论性命之理像悬河一样滔滔不绝。”这大概是当时学者的弊病。

刘刚中问：“黄鲁直是什么样的人？”朱子说：“孝顺友爱的品行，瑰玮的文章，是笃实谨慎的人。看他赞颂周茂叔‘光风霁月’，不是极有学问，不能看出这四个字；不是极有功夫，也不能说出这四个字。”

◆丰氏家学

学正丰先生安常

丰安常，是丰清敏的长子。以儒行在太学闻名，考中进士第一名。再次担任太学正。年纪不到三十就去世了。（参考《清敏遗事》。）

◆丰氏门人（王、楼再传弟子。）

忠肃陈了斋先生瓘（另为《陈邹诸儒学案》。）

秘监李章贡先生朴（见下文《君行家学》。）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由进士调任成都观察推官，历任汉州判官，入朝担任枢密院编修文字，因折简事件与邹浩一同被免职。徽宗召对，任命为著作佐郎，提拔为右正言。皇帝正锐意谋求治理，先生与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都在谏官行列，一时众口一词称赞得人。先生在职一个多月，多次上奏章，请求“恢复司马光的赠典以取悦人心，召回陈瓘担任言官以安慰士人舆论；又士大夫大多以继承志向、叙述事迹来劝谏，臣担心他们假借继承叙述之名而实际上放纵自己”，议论非常深切。这时议论的人往往指责元祐旧臣在朝廷的太多，先生对皇帝说司马光、吕公着的贤能，又推荐苏轼、苏辙可以任用，颇违逆圣意。曾布于是称他所论不当，皇帝命令调任为郎官，不久外放为京东转运判官。任伯雨说先生立身有根本，不应该罢免言官职务，先生也推辞新任命，改任汝州知州，又送到吏部。任伯雨再次争辩，请求将先生的奏章交给外面，考察他所言，不要让言官被三省胁迫。李清臣趁机排挤他，改任陈州判官。起初，蔡京镇守蜀地，先生在幕府，与他交好。等到蔡京回朝，想引为自用，先让同乡

译有人向京传达意图，先生不肯前往，京非常怨恨。后来便将先生列入党籍，编管到虢州，又再迁徙到鼎州、象州。过了很久，恢复原官职。去世时，享年五十七岁。绍兴初年，下诏追赠直徽猷阁。（参见史传。）

译附录

吕紫微说：张才叔专门致力于以正直之道决定进退，不追求苟且获取。

又说：张才叔被贬到象州，所住的屋子仅有一间，用竹帘隔开，家人住在竹帘内，才叔住在竹帘外。上面漏水下面潮湿，他穿着木屐端端正正地坐着，毫无厌烦的神色。邹志完曾经称赞说：“这是天地间和顺之气熏蒸所形成的，想要靠近他，先就感到和气扑面而来。”才叔大概是师法丰公相的。

◆君行家学

秘监李章贡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是君行的儿子。考中绍圣年间进士，调任临江军司法参军。改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伊川唯独对他器重赞许。改任虔州教授。他曾进言隆佑太后不应当被废黜安置在瑶华宫一事，朝廷下诏追究审问，忌恨他的人想把他置于死地，先生泰然自若毫无惧色，随即被追夺官职勒令停职。恰逢赦免，任命为汀州司户。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彝叟对先生说，某事不利于国家，某事不利于百姓。先生说：“承旨知道却不进言，没有父亲的风范啊！”彝叟流下眼泪。陈了翁推荐先生，皇帝召见应对，先生首先说：“熙宁、元丰以来，政治体制屡次变更，起初是因为一两位大臣所学不同，后来便各执圆方之见，互相排斥攻击。如果不趁现在治理，必定会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又说：“如今士大夫的学问，不从自身寻求，只听从王氏（王安石）的意见，败坏心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下诏不要拘泥于王氏学说，那么英才就会辈出了。”蔡京厌恶他刚直，又任命他为虔州教授。指使言官弹劾先生持元佑年间的学术，不应当担任师儒之职，罢免为肇庆府四会县令。改任承事郎、临江军清江县知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太子府时听闻他的名声，等到即位，任命为著作郎。半年，升迁至国子祭酒，因病不能到任。高宗即位，任命为秘书监，催促召见，还没到任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宝文阁待制。先生曾经自己撰写墓志铭说：“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势为用，这就够了！”大概是叙述他平生志趣。有《章贡集》二十卷流传于世。（参见史传。）

（梓材谨按：《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章贡集》三十卷。并且说先生在西京国子监任教，伊川与他交情深厚，然而认为他太过刚直，以洛中的风波为戒。先生笑着说：“没想到这话出自先生之口！”伊川因此改变神色惭愧谢罪，他的风骨节操令人敬畏。《伊洛渊源录》记载程门四十二人，先生位列其中。谢山在《陈邹诸儒学案》中说：“四明五先生讲学，传了一代是丰氏，再传一代得到了翁、先之两人。”可见先生又是丰氏的门人。《丰清敏遗事》一卷，就是先生所编纂，题署为“门人章贡李朴编次”。）

（云濠谨按：《伊洛渊源录》说：“李先之，是赣上的人。担任西京学官，因此在那里受学。”《吕氏杂志》说：“李先之、周恭叔都跟随程先生学习学问，而学习苏公的文章辞藻来修饰它，世人大多讥讽他们。”）

县令李先生格

李格，是君行的次子。笃实行事很像他的父亲，兼且擅长文词。绍兴年间任上元县知县，早逝。

◆君行门人

右丞吕先生好问

县令吕先生切问（都见于《荥阳学案》。）

◆龚氏家学

龚先生大壮

龚大壮，是彦和的弟弟。彦和签判瀛州，与他一同前往。先生尤其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曾子宣统帅瀛州，想见他却不可得，有一天直接经过彦和处，邀请他出来，他无法推辞，于是相见，随即设酒宴，从容交谈整天。子宣的诗说：“自惭太守不是何武，得以在河间见到两位龚氏。”吕紫微说：“近来贵人像子宣这样谦下对待士人，也难以企及了！”彦和担任御史，先生极力劝他早日请求罢免，彦和于是离去。先生不幸早逝。

龚先生节亨

龚节亨，字彦承，是吕紫微的老朋友。曾经对紫微说：“后辈做官，如果其使唤的人没有索取钱财物品的地方，这职务就可以担任；有索取钱财物品的地方，这职务就不可以担任。”大概是说有索取钱财物品的地方，多是用利益引诱主人，或者导致嫌疑。（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按：先生的名字与谏议大夫类似，大概他们是兄弟辈。前传本谢山所节选的吕氏《童蒙训》，这里则以黄氏补录《童蒙训》为他作传。）

◆上官家学

知州上官先生愔

上官愔，字仲雍，是彦衡的小儿子。政和二年进士，官任吏部员外郎。外放任南剑州知州，以刚正耿介著称政声。有《尚书小传》、《论语孟子略�》以及《史统》、《史旨》。（参见《姓谱》。）

中大夫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闳中，是彦衡的侄子。元丰八年进士。胡文定将先生与杨龟山一并推荐，官至中大夫。（同上。）

县丞上官先生〇

上官〇，字正平，是彦衡的再从侄。幼年丧父，跟随彦衡学习。元丰八年与闳中同科考中进士，官任永城县丞，廉洁公正明断。（同上。）

◆杜氏

译家学

侍郎杜先生纮

杜纮，字君章，是鄄城人，修撰杜纯的弟弟。他年少时聪颖出众，懂得在学问上奋发自强。他初次参加科举便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深州司法参军。后来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改任应天府知府，兼管南京留守司事务，因染病去世。先生生性极其孝顺，与修撰杜纯都享有盛名，世人称他们为“二杜”。他对修撰的敬重程度超过常人许多。当修撰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身在汶上，说道：“兄长教导我、成就我，如今他去世我却不能亲临吊唁，我死后也不能闭眼瞑目了！”他喜爱读书，即使年老也不感到疲倦。他尤其精通《礼经》，喜爱《檀弓》篇的文章。著有《文集》三十卷、《奏议》十卷以及《易说》数十篇。（参见《鸡肋集》。）进士杜先生钦离

译杜钦离，字宽伯，是杜修撰的儿子。考中进士。读书能领悟其中的意旨，说话都质朴直率。去世时，年仅十九岁。是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同上。）

◆杜氏门人

知州晁济北先生补之（另见《苏氏蜀学略》。）

◆常氏家学

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临邛人，是元佑党人常安民的儿子。政和年间考中进士。绍兴初年，任柳州知州。被召还朝，首先论述朋党之祸。授任殿中侍御史。金国使者入朝觐见，先生说：“先振作国威，那么和战的主导权常在我们手中；如果一心议和，那么和战的主导权常在对方手中。”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后来以显谟阁直学士的身份任湖州知州，请求奉祠，去世。（参考史传。）

◆朝散家学

承事李先生阶

李阶，字进祖，是元佑党人李深的儿子，西山先生李郁的哥哥。崇宁二年，在南省考试中名列第一，特奏名。安忱是李惇的弟弟，在对策中说“让党人的儿子在南宫考试中居于多士之首，无法向天下展示”，于是剥夺了先生的出身资格而赐给安忱及第。四年，赦免党人子弟恢复官职。建炎元年，代理临安府比校务，叛卒陈通作乱，先生在乱中殉难，朝廷下诏追赠右承事郎。

机宜李西山先生郁（另见《龟山学案》。）

◆黄氏门人（黄公择再传弟子。）

检正王彦颖庭秀（另见《龟山学案》。）

◆韩氏续传

知州韩先生瓘（另见《元城学案》。）

谏院韩先生璜（另见《武夷学案》。）

尚书韩南涧先生元吉（另见《和靖学案》。）

◆丰氏续传

吏部丰先生谊（另见《象山学案》。）

◆上官续传

县令上官先生谥（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卷二十 元城学案（全氏补本）

宋学案卷二十 元城学案 全祖望补本

元城学案表

刘安世 吕本中（另立《紫微学案》）

（涑水门人。） 孙伟 （子）蒙正

刘芮 张栻（另立《南轩学案》）

张枃（另见《赵张诸儒学案》）

李光 （子）孟博

（父高） （子）孟坚

（子）孟珍

（子）孟传

曹粹中

潘畤 （子）友端（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父良佐）（子）友恭（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从子）友文（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胡珵

马大年

韩瓘

刘勉之（另立《刘胡诸儒学案》。）

曾恬（另见《上蔡学案》。）

曾几（另见《武夷学案》。）

颜岐（另见《荥阳学案》。）

石子植

韩撝则

（均为元城学侣。）

陈瓘（另立《陈邹诸儒学案》。）

（元城同调。）

元城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涑水先生的弟子，没有传承下来的很多。其中著名的，刘忠定公得其刚健，范正献公学得纯粹，景迂先生得其数学，而刘、范二人尤为杰出。忠定公的《语录》、《谭录》、《道护录》现今都没有完整版本，但大略可以考证得知。于是撰写《元城学案》。（梓材案：这一卷是谢山特别设立的，所以〇洲、主一父子都没有案语。）

◆涑水门人

忠定刘元城先生安世

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人。父亲太仆卿刘仲通与司马温公是同科进士且结为知己，所以派遣他拜师侍奉司马光。熙宁初年考中进士，不赴选任，直接回到洛阳。温公说：“为什么不仕宦？”先生用漆雕开“我对这些还未能确信”的话回答。又跟随学者学习数年，有一天离席请教尽心行己的要领，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温公说：“大概是‘诚’吧！我生平极力奉行，不曾片刻离开。”先生询问具体条目，温公说：“从不说谎话开始。”从此努力践行七年，而后言行一致，表里相应。提拔为右正言，当时差遣任命很多政府亲戚，先生说：“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未曾敢接受内外显要之职。自从王安石执政，完全废除历代圣王的制度，专用亲信党羽，务求满足私意。几年间，廉耻扫地。如今庙堂之上，仍沿袭旧习，太师吕公著、司空韩琦、仆射文彦博、欧阳修、侍郎韩琦、左丞富弼、右丞韩琦，堂除子弟亲戚共数十人。而中书侍郎吕公著，未见所引荐的私亲，却模棱两可其间，不能纠正，随声附和沉默不语，岂能没有罪过。希望将臣此章，〇示三省，使从此以后，励精图治，重新开始。”又上奏论奏蔡确，与梁焘一同上疏力争，将蔡确贬到新州。又说：“蔡确、黄履、邢恕、章惇四个人，在元丰末年，号称死党。如今圣上即位，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