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　九峰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2/4）

译（以及象山的门人。）

危和、罗必元

（骊塘的学友。）罗晋君（都见于《骊塘门人》。）

槐堂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槐堂的学问，在我们宁波地区最为兴盛，而江西反而不及。像曾潭、琴山，以及黄、邓等人，如今他们的言论已渺茫难寻了！宁波以西，还有严陵一脉，也是一大支派。于是撰写《槐堂诸儒学案》。（梓材按：金溪学派除了我们家乡的杨慈湖、袁絜斋、陆广平、陆定川这几家之外，谢山在《序录》中全归入《槐堂诸儒学案》。严陵这一支，从钱融堂开始兴盛。融堂是慈湖的高足，所以并入慈湖学案。）

译◆象山门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梦泉

傅梦泉，字子渊，号若水，是建昌南城人。（云濠按：有一版本记载为盱江人。）他为人机智敏锐，通达事理，曾师从陆象山学习。（云濠按：《南城志》记载：“他曾经游学于陆象山、朱晦庵、张南轩的门下。”）他自己说：“年轻时只知道科举文章，读书不过是用来资助自己的见解，后来因为意志困顿而知返。”恰逢陈刚从槐堂回来，于是询问陆象山教导学生的方法，陈刚说：“整整一个月，先生反复叮咛的只是辨别志向。又说古代入学一年，早就知道离开经典去辨别志向，如今有人终身都不知道自己辨别志向，真是可悲啊。”先生在心里记住了这些话。有一天，他读《孟子·公孙丑》篇，忽然心中与之相应，胸中豁然开朗，但还不知道从哪里着手。等到见到陆象山，才完全知道了进入道德境界的方法，他对陈刚说：“陆先生教导人辨别志向，只在于义与利。曾经对人说：‘人生在天地间，自有卓越不可磨灭的东西存在，果真能在这里涵养，在这里扩充，良心善端，就会横溢勃发，充满宇宙，贯通古今。’”陆象山谈论门下的学生，把先生列为第一。先生考中淳熙二年进士，在衡阳担任教官，归附他的士人很多，太守也对他以礼相待。有一两个同僚，常常与他言语相违，先生应对从容自如。当时陈止斋担任漕使，先生与他讲学，止斋内心折服于他的言论。陆象山临终前几天，有人从衡阳来，呈上先生与周平园论道的五封信，陆象山感叹说：“子渊是擒龙打凤的高手啊！”先生担任宁都县宰，该县号称难以治理，先生只用道德教化，不到一年，风俗大为改变。周平园认为他有西汉循吏的风范。后来调任清江县判，死在任上。他的著作有《石鼓文》。他曾经在曾潭水边讲学，学者称他为曾潭先生。先生本性刚毅，但多有偏颇，他自己说初次见到陆象山，就听到了艮背行庭的教导。不久，他在荆州见到张南轩，在南康见到朱子，有十年时间不能安心于陆象山的学说，等到在衡阳时才深信不疑。先生与朱子尤其多有分歧。陆象山说他疏节阔目，好处在这里，毛病也在这里。等到他去世，有人说他是因为丧心而死。然而真西山在他的行状后作跋，说“先生去世，县令在学宫画像祭祀他。后来四十多年，部使者将他的学问品行上报朝廷，有诏令在县城玉虚观旁建立祠堂”，那么丧心的说法，是不值得相信的。（修。）

附录

张南轩《与朱元晦书》说：“沣州教授傅梦泉来相见，他是陆子静的上等弟子，刚直有操守，但他所论述的学问，多类似扬眉瞬目的机巧。子静这个毛病，曾切磋纠正过吗？也实在令人担忧。”（补。）

又说：“梦泉坚守师说很用力。这个人如果肯听人评议，将来恐怕有可期待之处。”（补。）

宗羲按：陆子在象山五年间，弟子名册多达数千人，多么兴盛啊！然而他的学脉流传，偏重在浙东，除此之外只有傅梦泉而已，所以朱子说：“浙东的学者，多是子静的门人，大都能卓然自立，见面的时候，便毅然有不可侵犯的神色。那么，这几千人，本来多是随波逐流的徒众罢了。现在在这里传下几十人，其优劣可以看到了。”

推官邓直斋先生约礼（附儿子泳。）

邓先生远（合传。）

邓约礼，字文范，本是盱江人，因为依附李侍郎橘园，于是定居临川。橘园对于陆子是前辈，而讨论学问最相契合，所以先生和他的妻弟肃都师从陆象山，在槐堂中担任斋长。有请求见陆象山的人，陆象山有时让他们先向先生问学。先生考中淳熙五年进士，担任德化县丞，兼理县事，修缮治理凋敝的政务，得到民心。陆象山写信给当权者，极力称赞他的政绩。担任温州教授，与叶水心相处非常愉快。调任常德府推官，死在任上。先生笃实于日常行为，曾经对人说：“我得到一个官职，只能稍微救济贫困的兄弟罢了。”陆象山曾经称赞：“梦泉宏大，约礼细密。”学者称他为直斋先生。先生曾经与同门利元吉汇刻建昌自科举以来进士的题名碑，并请朱子作记，而且说愿意阐明国家教育取士的意图，与古代不同，想让学者读了知道警戒。朱子很赞同他的话，于是说：“两位大概都曾有所学习，而得到自己珍视的东西，只是推广他们的学说告诉乡里的后辈，让他们因感发而寻求古人教育的方法，尽心而有收获，那么声名文字的兴盛，他们将有所不屑，何况不义的富贵呢？”议论的人只看到朱子晚年多排斥陆象山，然而看记中的话语，那么他以公义相取的地方，又未尝不在其中。利元吉，是绍熙元年进士。先生次子邓泳，字德栽，嘉定十三年进士。多次升迁至淮西帅幕。筹划江防，辅佐大帅孟珙解除齐安之围，功劳第一。历任刑部侍郎。所到之处以廉洁著称。晚年因连累被贬谪，自号巽坡先生。族中有名叫邓远的，也师从陆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云

傅子云，字季鲁，号琴山，是金溪

译人。成为成童后，登上象山书院的门，因为年纪尚小，让他先跟随邓文范学习，不久晋升为弟子的位置。象山从京城归来，先生也进入太学，路上相遇，一同泛舟桐江，问答之间如响应般迅速。天山精舍建成，学者按年龄排序就座，先生坐在末席，象山命令在旁边设一个席位，时常命先生代为讲学。有人对此颇有疑虑，象山说：“子云是天下英才。”等到象山出任荆门太守，让先生居住在精舍，象山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书院的事务，都托付给你，请为我好好传承薪火。”对众学生说：“我远守小郡，不能为诸位扫除阴霾，幸好有季鲁在，希望你们亲近他。”象山曾经说先生骨相寒薄，道虽然明白，恐怕不能施行。晚年参加大对，葛丞相邲期望他首先登第却没有实现，先生说：“科举场屋的得失穷达与此无关，终身穷达贤否也与此无关。”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名言。担任瓯宁主簿，判决诉讼必定附会经义，人人都信服。先生曾经撰写《保社议》，其中说郑康成注解《周礼》，一半是谶纬之语，一半是王莽的制度，可取之处很少。象山最赞同他的话。绍定四年，袁甫持节巡视西江，修明象山的学问，为他建立象山书院，当时槐堂的高足只有先生还在，巍然居于上座。所著有《易传》、《论语集注》、《中庸大学解》、《童子指义》《离骚经解》。抚州太守叶梦得，原来是先生的弟子，在金溪建立三陆祠，让先生配享。（修。）

译黄先生叔丰

张先生商佐（合传。）

熊先生鉴（合传。）

黄叔丰，字元吉，金溪人，是陆象山的二哥陆九叙的〇。他侍奉陆象山的时间最长，陆象山在详细列举他的学生时，首先提到傅子渊，其次是邓文范，再次就是黄先生。黄先生善于学习却不主动发问，每当他诱导学生来请教学问时，就让他们各自带着疑惑前来提问，而他则在旁边倾听。陆象山任荆门军知军时，黄先生跟随前往，记录下陆象山回答问题的话语，题为《荆州日录》。当时陈止斋刚以漕运使的身份到达，写信给陆象山讨论学问，而傅子渊也在衡阳分任教职，黄先生便前往那里。陈止斋起初对傅子渊的话存有疑惑，等到黄先生到来后，才开始深信不疑。陆象山曾说：“元吉跟随我十五年，最得到我锤炼的功夫。他前些年还在追逐外在事物，中间几年陷入一种意见的窠臼，后来几年又陷入安乐的窠臼，近年我痛加锤炼，他才达到壁立千仞、无所依傍的境界。”同门严松直言黄先生的学问，应当超过傅子渊。黄先生的几位同僚〇张商佐，字辅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鉴，字□□，都师从陆象山，而廉夫所记录的《陆子语录》最为出色。（修。）

郡守黄先生裳

黄裳，字元吉，宁德人。年少时就有奇特的节操，师从陆象山。参加淳熙二年的武举考试，考中南宫第一名。他三次担任郡守，俸禄大多用来接济亲戚故旧。朝廷恩赐的荫补资格，他一定先给哥哥的儿子，然后才给自己的儿子。

（梓材谨按：黄宗羲原本中，此处下面有“不自发问”、“与陈上斋讲学”、“象山锤炼”等语，这些都属于金溪黄元吉的事迹，大概是因为两人同字“元吉”而弄错了。）

彭世昌先生兴宗

彭兴宗，字世昌，金溪人。他在槐堂文安门下受业，文安让他教授自己的几个儿子，称赞他教法得当。淳熙十四年，文安奉命闲居回家，彭先生登上应天山，喜爱那里的景色，于是建造了一座精舍，让文安居住，这就是所谓的“象山”。文安去世后，彭先生在丙辰年拜访朱子于家中。朱子问他为什么来，彭先生回答说因为书院书籍较少，所以来购买书籍。朱子说：“重要的书也不需要几卷，我向来喜欢这样，后来想聚集书籍必定会散失，何必被外物所役使。”自从文安论述心性以来，议论者大多认为他不讲究读书的功夫，然而朱子告诉彭先生的话，却符合文安的宗旨，世人并不完全知道。对于彭先生的品行，朱子又赠诗说：“象山闻说是君开，云水参天瀑响雷。好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这是因为当时正严厉禁止党派活动。（修。）

祖望谨按：刘季章曾说告子是孟子的弟子，彭世昌说：“孟子对弟子都称姓名，唯独称告子为‘子’，大概是因为告子是同时代著书立说的人。”陆象山对于告子的学说，也未曾深深非议。而陆象山有时有所省悟之处，朱熹（考亭）说陆象山满脑子都是禅学，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彭先生晚年也信奉朱学了。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按：先生号默信，见于其门人《喻可中传》。）遂安人。（他）多次升迁至宗正寺丞，兼任驾部郎中，任徽州府知府。詹先生初次拜见陆象山，陆象山说：“后世的学者，沉溺于文字义理，知见纠缠，迷惑更加严重。”詹先生退下后便尽数摒弃各种书籍。后来他怀疑这样做不可行，去询问陆象山，陆象山说：“我何尝不教人读书？”有一天詹先生侍坐，陆象山说：“学者能经常闭目也是好的。”詹先生于是学习静坐，夜以继日，这样过了半个月。一天他下楼，忽然觉得此心已经恢复澄澈晶莹、中正不偏，私下感到惊奇，打算向陆象山求证，陆象山说：“你为何束缚得如此厉害？”于是自己吟咏道：“轻盈得像鸿毛遇上顺风，充沛得像巨鱼纵身大壑，难道不痛快吗！”詹先生顿时释然。

附录

陈北溪《答赵季仁书》说：“陆象山的学问本是从光老那里得来的，（道光，号佛照。）现在杨、袁门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来居住，认为觉悟者很多。这里九峰的僧人觉惠，詹、喻、顾都因为他得道的缘故，与他结为朋友。詹阜民悟道时，曾说证印法门传度历来如此。那么，这一家学问，分明是空门宗派，纵然说得精微玄妙，不过是接近事理而大大扰乱真理。”（补。）

祖望谨按：詹子南在淳熙六年侍奉陆子求学，自己说初次请教大意，应当认识义利公私的弊端。又按：詹子南曾经跟随张南轩游学，用他所分类的洙泗言仁的话来考察，终究不能达到仁的境界，等到见到陆子，才开始理解。然而詹子南所说的，逐渐接近顿悟，极像杨慈湖遗书中的话语，这正是陆子的学问招致后人议论的原因。

县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是文安的高足弟子。（梓材按：先生是绍熙元年进士。互见《邓直斋传》。）他在金溪辅佐县政，文安的儿子陆伯微将要师从他，利先生推辞不敢接受。（参看《魏鹤山集》。）

陈先生去华

陈去华，广中人。陆象山问他平常与曾点那一段话，如何理解，他回答说理解不了。屡次询问，屡次回答如前。陆象山强迫他说，他说：“三子只是事

译先生（陆九渊）在“上”字上有所领悟，曾点却是在“这里”有所领悟。」象山反问他说：「以前你道理还不懂，如今却又懂了。」从此心中忽然有所醒悟。他自述道：「听先生讲学一个月，前十天听到的言论都与自己想法相同，后十天听到的言论大不相同，再后十天听到的言论又与最初相同」，于是作了十首诗后告别。当时，广东一带的人都受到张栻（南轩）的教导，被称为南方之学，先生回来后改变了这种风气，求学的人称之为北方之学。

译进士诸葛诚之先生千能

诸葛受之先生□（合传。）

诸葛千能，字诚之，是会稽人。淳熙年间考中进士。他在乾道八年拜见陆九渊，于是跟随陆九渊学习学业。先生曾经写信给朱熹，讨论曹立之墓表的事情，想要化解两家之间的争执。先生有一位哥哥，字受之，名字失传，也拜陆九渊为师。同县的胡达材，也在乾道八年侍奉陆九渊，称赞他的资质非常好，天性常理也很深厚。等到他问学求道时，认为如果好像有神明在上面、在左右，陆九渊就否定这种看法。（修。）

宗羲按语：诸葛诚之向朱熹、陆九渊问学，两家互相辩难，诚之认为学徒争辩是非是不对的，把这话说给晦翁（朱熹）听，晦翁也对他的话感到怅然。象山（陆九渊）说诚之嗜学非常笃诚，又有精力，在朋友之间尤其被依赖。

（梓材谨按：谢山为《俞默翁传》说：“山阴胡达材兄弟也拜象山为师，而诸葛诚之往来于诸儒之间。”又在《奉临川帖子二》中明确说诸葛诚之不是陆九渊的门徒，而他的传记中那些说法，大概是依据《象山年谱》而言的。）

附录

□□□说：“诚之资质确实，有志于世故，心里实在喜爱他，只是恐怕不免被才气驱使。”（补。）

又说：“诚之明断有力，向来很好地得到他的帮助，只是义理方面很少涵泳体会，言辞神色间多与人抵触。”（补。）

又说：“诚之确实长进，只是向来相聚时，见他毛病多在‘矜’这一个字上，曾经极力告诫他，如果不在此处痛下工夫，那么思虑虽然亲切，最终必定会失误。”（补。）

知军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是新昌人。隆兴年间考中进士，任临安府学教授。史丞相推荐他的学问品行，升任枢密院编修。他上书议论说：“朝廷政事好比千金之家，必须严守大门，来掌管出入。一旦怀疑守门人而另外开设便门，不知道私弊的滋生，比大门更严重。”任武冈军知军。（补。）

侍从石应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应之，是新昌人，与哥哥石斗文一同向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家问学。起初被陆九渊所喜爱，后来受到异说影响，而在祭奠东莱先生（吕祖谦）的文章中说“石火电光，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足以依赖”，陆九渊看到后，惊骇于他的迷误，不久将先生以前的书信一束封存起来，题名为“石应之公案”。不久在临安相会，陆九渊把公案给他看，先生想带走，陆九渊说：“不可以。看你的神思，现在不能处理这件事。这书信如果没有我当面剖决，也是多余的东西罢了。”他考中进士后授无为军教授，累积官职至侍从。陆九渊对高宗商说：“看应之的容貌言论，与从前判若两人，如今竟然位居台阁，更让人怜惜他罢了。”

祖望谨按：石应之由秘书正字升任直华文阁侍御史，是石公揆的孙子。石公揆因弹劾秦桧被废黜，但曾经攻击伊川（程颐）的道统。

判军孙烛湖先生应时

孙应时，字季和，是余姚人，学者称他为烛湖先生。父亲孙介，是胡宗伋的高足弟子，以古道著称，被称为雪斋先生。先生八岁就能写文章，拜陆九渊为师，考中进士后任黄岩县尉。朱熹持常平使节，一见就与他定交。任期届满，士人百姓想置办田宅挽留他居住，他推辞不接受。丘忠定公统帅蜀地，征召先生随行。这时，吴氏世代为将，蜀地人畏惧他们。恰逢吴挺忌恨忠定公，派遣先生去探望他，以窥探军情。吴挺盛情赠送礼物，先生推辞不接受，回来告诉忠定公说：“吴挺将不久于人世，但他的儿子吴曦必定叛乱，应当趁他死的时候，派遣统制权领他的军队，并檄令总领杨辅兼任利州安抚使来节制他，另外选拔将才，来革除世代为将的弊端。”忠定公认为他说得对。等到吴挺死后，按照他的策略行事。任常熟县知县，已经有人接替了，太守因私怨搜集他的罪状，说亏欠仓库粮食三千斛，其实这是前任县令积累的拖欠，士人百姓争着背负偿还，而太守更加不高兴，最终因此被贬降官职。不久起用判邵武军，还未赴任就去世了。后来，吴曦再次进入蜀地，果然叛乱。朝臣争辩说先生问学深醇，品行修养严谨，能见微知著、虑事深远，能为国家消除祸患，请求录用他的后代。诏令补任他的儿子为下州文学。先生家中和睦，合餐同居，被称为“世友堂”。（修。）

宗羲按语：季和在朱熹、陆九渊之间问学，而所师从的则是陆九渊。

附录

季和改任常熟县令，大力兴办教化，建立子游祠，朱熹为之作记，认为武城弦歌的教化，如今又出现了。

季和在乾道八年拜见陆九渊，后来亲自到槐堂受业，也曾向朱熹问学。

中散胡达材先生拱

胡拱，字达材，是东浙人。陆九渊说：“他的资质非常好，天性常理也很深厚，只是以前讲学，用心多驰骋于外，而不知道自我反省。”

（梓材谨按：姚江《胡氏谱》记载，先生是绍兴壬午年乡试举人，赠中散大夫。）

提举胡崇礼先生撙

胡撙，字崇礼，是胡达材的弟弟。质性类似他的哥哥，孙烛湖称赞说：“他的天资像古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如同嗜好欲望。”官至浙西提举茶盐司干办。两个儿子：卫

译陈刚，字正己，盱江人（云濠案：一作建昌欧江人）。他考中进士后，担任教授一职。初次拜见陆象山后便返回，傅子渊问他情况，先生说：“先生反复强调的只是辨别志向。”陆象山说：“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认同这个观点。陆象山说：“你才气超群、勇往直前，但求学却迷失了正道，凡是那些你苦心经营、四处奔波追求的东西，都恰好成为你心灵的弊病罢了。”朱熹对学者们说：“陆象山喜欢陈正己是为什么呢？”叶贺孙说：“喜欢他有才气。”

译祖望谨按：正己早年与刘淳叟一同师从陆子，非常称赞他。后来先生游历浙中，师从同甫，又师从东莱，陆子写信给止斋，感叹他半途改变志向，羡慕使用才术的人。朱子也深深不喜欢他，说他资质轻薄，本性劳碌不安，又被同甫、伯恭教导权谋术数，他背离陆子，在众人中最为严重。他将象山论学的言语记录给人看，说颜子悟道，晚于仲弓；孟子对付不了告子；《易·系辞》决非孔子所作。朱子说正己非常乖谬，大概正是讥讽他轻薄的习气。现在看《陆子集》中，完全没有这类议论。

朱先生桴

朱桴，字济道，金溪人，和他的弟弟亨道泰卿，年纪都比象山长，却师事象山。先生说：“象山用来教诲人的，深切显明，大抵是让人求找回本心，不再在意言语文字。那些有意作文的人，让他收拾精神，涵养德性，根本端正了，不担心不能作文。”一天，问：“自从见到先生后，遇事只怕有失误，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勇猛决断。”象山说：“你如今自立，端正坐着拱手，自己做主宰，万物都具备于我，有什么欠缺！”先生曾与象山、亨道一同参加鹅湖之会，亨道认为元晦不能无我，不能像伯恭那样虚中。

附录

朱济道极力称赞文王，象山对他说：“文王不可轻易称赞，必须识得文王，才可以称赞。”济道说：“文王是圣人，实在不是我所能识得的。”象山说：“识得朱济道，就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和他的哥哥济道，一同师事象山先生。曾参加鹅湖之会，说：“朱子让人先博览而后返归守约，象山让人先发明本心而后博览，因此不合，然而发明的说法，不可诬蔑。元晦见两首诗有不平之语，似乎未能无我。”又说：“伯恭顾虑陆与朱议论还有异同，想会归于一，他的心意很好，然而伯恭大概有志于此，说自得，则还没有。”先生的言论，在象山弟子中，大概也是铮铮有声的，比起济道应当超过他。然而直言东莱未能自得，似乎也轻视了他的言语。先生的自得，难道已经足以与东莱抗衡吗？象山弟子受累就在于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传。）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是高安人。年轻时曾和他的同宗人在官府打官司，刘静春清之见到他，为他解说《易》的《讼》、《家人》两卦，先生惊惧，就用打官司的钱买了程《传》回家，于是成为学者。先生又曾写信向朱子问学，朱子回答说：“向来听说陆删定的言论如何？如果认为对，应当用他的话，专心致志，或许可以有收获，不应当再引用其他说法来分散志向。如果有疑惑，也应当暂且在此处商量，不应当立刻舍弃所受而远求。东问西听，以致惶惑，只凭口耳，空长枝叶，因此有问而不敢回答。”先生得到信，于是终身信奉象山之学，不再以其他人为师。同时有符初，字复仲，大概是符叙的同族人，也师从象山，并写信问朱子，朱子回答说：“见陆丈回信，他的话明当，暂且就所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变，却转迷惑。”（修。）

宗羲按：敏求问下手工夫，象山说：“能知道天地给予我的，至贵至厚，自然远离非僻。”敏求说：“非僻不曾敢做。”象山说：“这是强行压制，很费力。”敏求说：“以今年相比去年，毫无寸进。”象山说：“应当做的，有时不能做，不应当做的，有时却做了，这是不长进。如果泛泛求进，不过想胜过别人，这是胜心。”另一天，对敏求说：“我的朋友近来精神都死了，却没有向来勤勉的样子，不是懈怠，就是被异说坏了。人的学问，应当有日新的功夫。现在我的朋友守定，怎么活得起来！”敏求因此精进。曾有诗说：“纷纷枝叶漫推寻，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陶靖节无弦琴，个中三叹有遗音。”象山首肯。

附录

问伯敏说：“作文如何？”伯敏说：“近日读得《原道》等书，还没有成诵，只是茫然没有入手处。”先生说：“《左传》深于韩、柳，不容易入手，暂且读苏文也可以。此外有别有进步吗？我的朋友的志向要如何？”伯敏说：“所望成人，目前不曾敢废防闲。”先生说：“怎样防闲？”伯敏说：“做应当做的。”先生说：“虽然圣人也不过如此。然而我的朋友近来精神都死了，却没有向来勤勉的样子，不是懈怠就是被异说坏了。人的学问，应当有日新之功，死了便不是。邵尧夫诗说‘当锻练时分劲挺，到磨处发光辉。’磨锻练，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加，”

译就像树木茂盛，自然会日日进步，没有止境。如今我的朋友死守着一个“定”字，怎么能做应当做的事呢？防范约束，古人也有，但古人的防范约束，与我朋友不同，我朋友是强行把持。告子强行把持，直到达到不动心的境界，难道不是难事吗？只是终究不对。我平时与兄长说话，如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己本有的东西，何曾强行把持？我兄长中间也曾说有快乐的时候，如今为什么这样呢？”伯敏说：“确实有舒适惬意的时候，也知道自家本来有根本，原本不需要把持，只是不能持久，防范约束稍一放松，就被物欲所害。”先生说：“这罪过在于不能持久，怎么能强行把持呢？种种费力，即使有时得意，也是偶然的。”伯敏说：“却常常思量不把持，没有下手的地方。”先生说：“为什么不早问呢？只这一件事，是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应当做的一件大事不肯做，还说别的什么！我平时与老兄说的话，想必都忘了吧？”伯敏说：“先生常说要寻求放失的心、确立志向，都历历在目，可以记住。”先生说：“如今正是放失了心却不知道寻求，如果真能确立志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伯敏说：“怎么确立呢？”先生说：“确立是你自己确立，却问我怎么确立！如果确立得住，何须把持？孔子门下只有颜回、曾参传道，他们之前没有听闻，大概是因为颜回、曾参是从里面出来的，其他人是从外面进去的。如今所传的，是子夏、子张这一类人，是从外面进去的学问。曾子所传的，到孟子时就不再传了。我的朋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声音宏大，如果根本强壮，怕不会做文字吗！如今我的朋友的文字归文字，学问归学问，如果这样不停止，岂止是两截，将要碎成百片。”问：“近日日常行为觉得精干强健吗？胸中快乐吗？”伯敏说：“近日不管别的事，只理会，我也有舒适惬意的时候。”先生说：“这就是学问的根源。如果能没有懈怠，在暗室屋漏中也这样，仓促匆忙时一定这样，颠沛流离时一定这样，何愁不成功！所以说，君子以此彰显自己的明德。古代的学者为了自己，所以彰显自己的明德，如今的学者只在枝叶上用功，不寻求实处。孟子说：‘竭尽心力的人，了解他的本性。了解他的本性，就了解天了。’心就是一个心，我的心，我朋友的心，上溯千百载圣贤的心，下溯千百载再有一位圣贤，他的心也如此。心的本体很大，如果能竭尽我的心，便与天相同。做学问只是理会这个。真诚的人自我成就，而道自我引导，何曾空谈口说！”伯敏说：“什么是竭尽心力？性、才、情、心，怎么分别？”先生说：“像我朋友这话，又是枝叶。虽然如此，这不是我朋友的过错，大概是世间的弊病。如今的学者，读书只是解释字义，不再寻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东西，只是说法偶然不同罢了。”伯敏说：“莫非是同出而异名吗？”先生说：“不必说，一说就不是，将来只是空谈口说，为人不为已。如果理会得自家的实处，日后自然明白。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在天的是性，在人者是心，这不过是随我朋友而言，其实不必如此，只是要尽去除为心所累的东西。像我朋友舒适惬意时，现在就是‘牛山之木’的一段，血脉只在仁义上。所以让我朋友读这个，是想让我朋友知道斧斤伤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是休息，又说生息，大概人的良心，被斧斤所害，夜间才得休息。如果夜间得休息，那么平旦的好恶，与常人很不同。只有白天的作为，束缚消亡不止，到后来夜间，也不能得休息，梦寐颠倒，思虑纷乱，以至于沦为禽兽，人见他这样，以为他未曾有材，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只与理会实处，就在心上理会，俗谚说：‘痴人面前不得说梦。’又说：‘狮子咬人，狂狗逐块。’用土打狮子，便径直来咬人，如果打狗，狗狂只去。理会士人圣贤急于教人，所以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说与人，怎么能拘泥。如果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怎么样是心，怎么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与我何干，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才行。凡读书都如此。”又问养气的一段，先生说：“这尤其应当寻求血脉，只要理会‘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当我朋友舒适惬意时，不管别的事时，便是浩然。培养而无害，就‘充满天地之间’。‘这是集义所生的，不是义袭而取的。’大概孟子当时与告子说，告子的意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强行把持的。总之，也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究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的，所以说‘这是集义所生的’。孟子的话，大抵都是因为当时的人，对待自己太卑下，而看待圣人太高。不仅对待自己太卑下，也以此对待别人，如‘这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呢’之

译说话，可以看出不知道上天赋予我的本性，起初并没有不同；像“未曾有才能”这类说法，都以为才能是圣贤所独有，而我所没有的，不敢承担，所以《孟子》说这才能人人都有，只是因为被斧斤砍伐所伤害，才一同沦落为禽兽，如果能够涵养这颗心，就是圣贤。读《孟子》应当领会他立言的本意，如果脉络不明，沉溺于章句训诂，有什么益处呢！

译伯敏说：“伯敏对于这颗心，能够刚强地克制那些不正当的念头，只是坚持的时间不长罢了。”先生（陆九渊）说：“如果只是在外在行为上刚强克制，而在内心不思考根本，那么涵养的功夫就没有达到。如果内心明白正当，哪里还需要刚强克制呢？比如现在在这里说话，假使忽然有美色出现在面前，老兄你一定不会产生喜悦的心。如果心常常像现在这样，哪里还需要刚强克制呢？”（这段话并见于《象山语录》。）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云濟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是黄元吉叔丰的同僚，与黄元吉同师事陆象山。）他所记载的陆象山言论，多讨论《尚书》、《易经》。他祭祀陆象山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上天为了传承这斯文，才降生了先生。指出学者致命的弊病，展示进入圣人之道的门径。不迂回曲折而支离破碎，确实坦荡而可行。用秋阳的洁白来曝晒，用江汉的清澈来洗涤。继承孟子中断的学问，除了先生还有谁能做到。”

县丞严守轩先生严滋

严滋，字泰伯，临川人。端庄稳重，明察敏捷，陆象山曾说：“起初我听说泰伯贤德，现在观察他的气度，听他的谈论，是可以与之道同行的人。”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曾经撰写十篇论著，叩击宫门陈述政事，没有被任用。郡守以礼聘请他担任学正，他大力扩建讲舍，受命为同平园撰写记文。晚年担任彬阳县主簿，调任县丞。嘉定八年，他向本州呈递状子，以陆象山的谥号问题为由进言，最终获得了赐谥。他的著作有《寄松》、《守轩草录》、《东征杂著》。（修。）

附录

陆象山说：“泰伯只是喜欢争胜，看到一件好事就径直向前。我认为，即使做成了也不是好事，事情虽然好，心却不好。”

林梦英，字叔虎，又字子应，祖父从闽清迁居临川。先生与陆象山年龄相仿，但笃信陆象山的学问，于是拜他为师。考中淳熙二年进士，被任命为祁阳县主簿，再次调任衡州法曹，所到之处整顿严明，被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次遇到改任官职，五次推荐都集中在他身上。担任武陵县知县时，大力修建学宫教育士人。太守曾经邀请他到郡学讲学，他教诲诸生说：“现在的士人，以涉猎广泛当作博学，以辞藻华丽当作工巧，相继沉沦陷溺，本心日渐丧失，这算什么学问。”听到的人深受感动激发。担任靖州通判时，讨伐平定了洞蛮。担任武冈军知军，尚未上任，退居城西金石台，建造楼阁藏书，在其中徜徉自在。薛叔似征召他担任安抚司参议官，刚上任六个月，随着安抚司被罢免而回归。被召授任国子监丞，升任宗正丞，代理工部郎中，又升任秘书丞，代理司封郎中。奉祠归乡，年龄超过八十岁，学者称他为山房先生。（修。）

张先生孝直

张孝直，字英甫，临川人。本性孝顺友爱，淡泊名利欲望。拜陆象山为师，穷究事理最为精密。他对前代儒者的经学，心中有所不安，即使是伊洛诸儒的议论，也不肯苟且赞同。晚年与章节夫齐名，蔡介轩也看重他。（梓材案：蔡介轩疑是蔡久轩之误，系传写错误。）去世时七十七岁，他的著作有《周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中庸口义》五十多篇，又有《要言浑象原意》、杂诗等藏在家中。（修。）

隐君饶止翁先生延年

饶延年，字伯永，号止翁，崇仁县彭原人，家住在临川。身材魁梧，洒脱不拘，起初拜文达公之子周寿为师。后来拜陆象山为师，曾称赞陆象山开豁而有力量。先生精通经学，旁涉律历、地理、技术算术等书籍，真西山非常看重他。隐居不仕。正值年成歉收，谷价飞涨，先生用钱币和米粮进行平粜，指着天发誓说：“谷价就定在这里了。”捧起斗量米，以米抵钱的数量为标准。当时一斗米一百钱，而先生所得仅六十五钱，于是定为价格，乡人感激他的恩德。太守想向朝廷推荐他，他坚决推辞才作罢。绍定三年，因躲避寇乱在金陵去世。（云濟案：梨洲原本说：“点燃蜡烛焚香，盘腿打坐而逝，享年八十一岁。”）死讯传到，太守在寺庙为他设位，痛哭哀悼。魏华甫在他的墓碑上题写：“有宋长者饶止翁之墓。”（修。）

司石邹南堂先生斌

邹斌，字俊甫，临川人。记忆力强，见识敏捷。起初向李德章求学。陆氏学派的兴盛，从李德章师从文达公周复斋开始，而先生是李德章的高材生。不久得到邓名世的《春秋学》，曾经参加省试，士人多不知道汶阳田是如何丢失的，先生说：“阳虎住在郓城，进入讙地叛乱，随即以奔丧为名逃跑，经文不记载，是避讳的缘故。”一天，拜见陆象山询问平时所学，以求放心作答，一语契合。鹅湖之会，先生跟随前往。考中嘉定四年进士，被任命为德安司户。黄干任汉阳太守，写信询问他的学问，他回答说：“人能认识《孟子》的第一义，然后才可以死去见陆象山而不辱没他的门庭。”制置使派他经理三关，处置有方。起初，开禧年间，金兵侵犯应城，进士陆桂迎接投降，县城免于屠戮，恰逢宣抚司补官之事败露，先生用《春秋》诛心的法度判定他的罪责。至于裁决鱼湖诉讼，平反汉阳冤狱，都符合人心。制置使想推荐他，留他在幕府，他推辞说：“制置使性格刚强，我也性格刚强，恐怕不能相容。”漕使吴柔胜命令两个儿子渊、潜去拜他为师。担任耒阳县丞

译阳武冈发生冤案，供词牵连到州县官员，先生查验契约后众人皆信服，受刑之人称颂他如神明一般。袁蒙斋刚建立象山书院，想聘请先生主持院务，先生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端平年间政治革新，赵汝谈推荐他，朝廷下旨让都堂审察，他不赴任，被授予岳祠祠禄官职并退休。他所居住的南堂，藏书万卷，陆九渊门下号称多学者，只有先生一人而已。著有《南堂■》，学者称他为南堂先生。（修。）

译直阁赵先生师雍

赵先生师蒧（合传。）

赵师雍，字然道，是黄岩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云濠按：《台州府志》记载：“然道官至朝议大夫、直宝章阁。”）他与弟弟赵师蒧，字咏道，都师从陆九渊，同时也兼师朱熹。赵师雍曾说：“各位先生（指朱熹等人）因为著书立说而有所伤害，反而使内心有所遮蔽。”这话意指朱熹。陆九渊听说后认为不对，说：“一定是内心先有了遮蔽，言论的遮蔽因此产生，所以才敢于著书立说，怎么能说是因为著书反而遮蔽了内心呢。”陆九渊去世后，赵师雍写信给朱熹，说可惜没能看到两家论辩有个最终结果。朱熹回信，有“敝帚千金”的话，大概也是讽刺他。赵师雍的哥哥赵师渊，字几道，就是为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人。弟弟赵师夏，字致道，则是朱熹的孙女婿。近来撰写《考亭渊源录》的人，把赵师雍视为叛徒。根据赵师雍的学问，原本陆九渊的学说占得较多，但他对朱熹，不过是意见不完全契合，现在把他列入胡纮、傅伯寿那一类，那就错了。（修。）

包克堂先生扬

包先生约（合传。）

包先生逊（合传。）

包扬，字显道，号克堂，是南城人。（云濠按：一作建阳人。）哥哥包约，字详道，弟弟包逊，字敏道，都师从陆九渊。起初，包扬在南丰时，曾经诋毁朱熹，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的话。朱熹把这事告诉陆九渊，陆九渊也非常惊骇，回答说：“这个人喜欢树立虚浮的言论，等到见面时，稍微抑制一下他的性情。”后来陆九渊写信给包扬，责备他怪异。等到陆九渊去世，包扬率领他的学生，到朱熹的书院中，行弟子之礼。蔡季通被贬时，朱熹打算为他经营谋划，包扬认为福祸已经注定，不必徒增劳碌烦扰，朱熹认为他说得好。然而包扬曾经整理朱熹的言论为四卷，现在大多载入《朱子语类》中。其中有包扬平时的言论，假托为朱熹所说，比如所载胡子知言一章，把著书作为沉溺心志的大害。后来黎靖德编纂朱熹语录，才删去这些内容。陆九渊曾说：“我何曾教人不读书。”所以一听到包扬在南丰时的言论，就极力斥责，而包扬年轻时的见解，埋藏在深层意识中，并且想要以此诬蔑朱熹，这确实是陆氏弟子失传的地方，所以后世之人直言文安师徒以读书为大禁，也是理所当然的。包逊喜欢谈论禅学，见《刘后村集》。（修。）

宗羲按：包显道、包详道、包敏道同学于朱熹、陆九渊门下，而趋向陆九渊学说的比例较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是括苍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直到抚州太守。在郡学中刊刻《象山集》及其兄《复斋集》。他自称：“曾经跟随陆九渊游学，颇为自我奋勉。如今老了，学问没有进步，然而默识心通，难道会欺骗我吗！”起初，高商老任宜兴县令时，当时朱熹的社仓法刚奉诏施行，偶尔有响应的人，但没能推广久远。高商老实际上是第一个实行的，他治理旧河道，疏通积水，以防备水旱灾害；更新县中社稷神位的设置，并在旁边设立风雨雷师的神位，以虔诚地祭祀；又修缮学校，登记闲置田地，作为粮仓储备，斥退长桥的租金来增加收益。朱熹都为此写了记。朱熹又称赞他能够教导人们从事于为了完善自我而学的学问，而不急于夸耀多闻博识的习气，以追随时俗喜好来获取世俗资财，大概也深深赞许他的学问。高商老任抚州太守时，曾经征辟黄干为清江县令。（修。）

通判孟先生涣

孟涣，字济父，从澶渊迁徙到临川。淳熙二年考中进士，授徽州教授、淮西总所干办官，任华容县令，通判阳州，任荆门军知军，上奏罢免马梁、历口、新店三处税务，免除削减浮滥征收，人们都感激他的恩德。再次任饶州知州，被授予仓部员外郎，没有赴任。被授予广东提举，升任转运判官，上奏五项有利于百姓的事，都被施行。官职任期未满，请求退休奉祠去世。孟涣生性孝顺友爱，守丧三年，即使有病，也不敢饮酒吃肉；把田产房屋让给弟弟们；岳父芮氏没有子嗣，族人瓜分他的财产，留下等待孟涣，孟涣说：“这是芮氏的东西，我参与什么。”做官时不曾装饰厨房和传舍，以公正清廉方正著称。孟涣年轻时师从临汀杨方，又师从莆田刘夙兄弟学习文章，长大后师从陆九渊。（补。）

李先生云

李云，是兴国县人，将门子弟。年轻时，想聚集数百人做强盗，一天，见到陆九渊，幡然悔悟，于是请求拜师学习。也曾去见朱熹，朱熹写信告诉陆九渊说：“李云确实不容易知道向学，但也渐渐觉得好高骛远。我的意思暂且希望他踏实，把眼前的道理事物看得分明，将来不失去将门子弟的旧习，或许有用。如果就这样谈玄说妙，恐怕大多无所成就，反而败坏他的天性，气质却未必像他父亲那样，朴实无华，没有这么多劳碌烦扰。”李云后来在毕再遇帐下被任用，被称为良将。他家祠堂祭祀陆九渊，以报答他成就自己的恩情。（补。）

军帅丰先生有俊

丰有俊，字宅之，是鄞县人。师从陆九渊学习。丰有俊常去酒馆，偶然见到一个小妓女，怀疑她是故人的女儿，多次注视她。酒罢，女子进入说：“丰官人认识妾身吗

译追问她，果然是老朋友的女儿。先生说：“你暂且等待。”先生与临安府尹有交情，第二天把这事告诉了他，说：“我只有钱一百贯，从您那里再借二百贯，作为嫁妆的费用。”府尹赞赏他的义气，立即召她进入府中，丰厚地置办嫁妆。这位府尹就是王宣子佐。（补。）

译谢山在《丰宅之传》的跋文中说：“四明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为丰吏部立传，只有《上虞志》中有记载，但没能详细叙述他的始末。丰吏部是陆九渊的高徒，但传记中没有提到他继承的学术统绪。他赎回孤女的事迹，见于《行营杂录》，但传记中没有提到他笃实的品行。查阅刘后村《哭吏部》的诗说：‘江南依靠您才稍能自强，死讯传来朝野共同感到凄凉。军旗移向北府军队都溃散了，笳声返回西州宅第已荒凉。’又说：‘康定年间才业未能完全施展，晚年建立军功白发已新。用土筐筑城尘土满面，握拳犹战胆气通身。’那么丰吏部由京官出任地方长官时，大概是在开禧、嘉定年间，江淮正有战事，而丰吏部大概是有功勋业绩的人。他的《梦吏部》诗说：‘年老仍奋笔反对和议，病中尚登城墙招募败兵。上天夺走伟人关乎气数，时世没有好汉共立功名。’又说：‘朝廷刚发给助丧钱才掩埋尸骨，家中没有余布可做被衾。’那么丰吏部的节操壮烈了，他的廉洁也就可想而知了。将来应当广泛访求他的事迹，附在《宋史》中。”

提举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华人，是潘德鄜的侄子。陆九渊称赞他“慈祥恳切，一心师法仰慕善人，践行善事”。嘉定年间，官至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先生也曾写信给朱熹讨论学问，有“不敢向外驰求，不作空言解会”的话，这也是陆九渊的教导。（补。）

张先生明之

张明之，字诚子，贵溪人，世代居住在龙虎山中。父亲张琬，是高宗扈从的劳臣，先生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先生的母亲周氏，是陆氏的中表兄弟，所以先生跟随陆九渊学习。先生有才气，陆九渊曾写信给他，说他的同乡人有坚决不追求禄位功勋的意思，虽然不必学做乡愿，但迫切急躁的过失，应当引以为戒。（补。）

进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符忠，南城人。嘉定七年考中进士。他的老师陆九渊最久，陆九渊说他“心志专诚，所以与他交谈的人必有感动；行为检点严整，所以与他相处的人必有绝佳的品行”。应天山书院建成后，陆九渊在《与彭兴宗书》中说：“世昌相信的意思很笃厚，我的意思常常想让世昌降低身份与元忠讲习切磋。元忠的学问固然不能说就是对的，但他笃实躬行的日子长久，有非泛泛之辈所能达到的。他的长处，如我也就向他请教决定，世昌不容易轻视他。”先生也曾向朱熹问学，所谓把持此心，一念忽然产生，则此心反而被它引去。平时尤其与罗枢密罗点交好。（补。）

隐君董心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乐安人。三次参加漕试没有考中，于是断绝了做官的念头，说：“我们家族自有显达有用的人，何必入仕做官！”隐居致力学习，终日静坐，潜心于理窟，跟随他游学的人，多有成就，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补。）

知州危骊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临川人。原名危科，淳熙年间进士，孝宗改名为稹。历任潮州、漳州知州去世，学者称他为骊塘先生。曾经游历陆九渊的门下。陆九渊曾问学者说：“有自信的地方吗？”回答说：“只是信几个‘子曰’。”陆九渊慢慢对他说：“汉儒几乎杜撰了‘子曰’，您信得过吗？”学者不能回答。问说：“先生所信的是什么呢？”回答说：“九渊只是信此心。”骊塘感叹说：“学子所回答和所问的也很好，只是象山又高出一着。这位老人极其机辩，但也嫌他近于禅。”（补。）

祖望谨案：骊塘这话，则晚年不是纯粹做陆九渊的信徒。

（梓材谨案：《万姓统谱》说：“先生以诗名著，历任屯田郎官。上言国家治乱的原因，忤逆当权者，出任漳州知州。后归乡与乡老组成率真会。所著有《巽斋集》。”蟾塘和，是他的弟弟。）又案：谢山《札记》有一条骊塘说，现在移入《龙川学案》。）

干办吴先生绍古

吴绍古，字子嗣，安仁人。跟随陆九渊游学，担任茶盐干办官。（补。）

（梓材谨案：先生创建书斋，陆九渊给他写信说：“草庐在两个池子之间，想命名为‘濯缨’，应当为他书写。其中一个池子叫‘浸月’。”见《象山年谱》。）

章从轩先生节夫

章节夫，字仲制，学者称从轩先生，是临川人。跟随陆九渊在象山中，终日不倦，以夜继日，陆九渊曾勉励他“硬竖脊梁，深造远到”。先生曾选取朱熹、陆九渊言辞不同但旨意相同之处，汇集并疏解，名为《修和管见》。晚年，跟随学习的学者越来越多。著书数十万言，都阐发各种经书的旨意。大概自从朱熹、陆九渊争辩以来，陈止斋、叶正则都曾想要调和，最终没能做到，先生的书，实在是赵东山等人的鼻祖。（补。）

县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抚州人，是直秘阁游经的曾孙。为人外表和易而内心介特，读书必定寻求古人用心的所在。尤其深

译对于《易经》，曾研读《坎卦》深有感悟，几乎废寝忘食。信奉陆象山的学问，议论平实，文章健朗丰富。以进士身份担任安化县主簿，代理县政，用理学教导士子，提议减少泉司的铁税以利于百姓。县境邻近溪洞，凡是涉及风俗教化的诉讼，一定恳切深切地开导晓谕，使他们惭愧信服。调任县丞，因长子邹銮主持南岳祠，便就近奉养，最终去世。陆氏的门人除了傅、邓等人之外，以邹南堂、章从轩和先生最为著名。（补。）

译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应朝，是浙江人。干道八年入侍学，尤其与杨敬仲、舒元宾意气相投。曾担任邕川教授。朱熹在《与詹元善书》中说：“高教授对学校教育十分留意，这很好。他跟随陆子静学习，有志于修养自身，必定能开导后学。”高先生将讲义寄给朱熹看，朱熹评价说：“阐发义理深刻透彻，远方的学者，能得知未曾了解的道理，必定会有感动而奋起的人。但这只能说是初学者一时的权宜之计，应当再教导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常意趣，以及涵养玩索的功夫，不要使他们陷入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弊病。”高先生在邕川任职时，杨敬仲正在浙西，这大概是淳熙十年以前的事。他的官阶最终达到什么程度，没有考证。（补。）

教授李仲钦先生肃

李先生复（合传。）

李肃，字仲钦，是橘园侍郎李浩的儿子。他的祖先从南城迁徙到临川。橘园在宋高宗、宋孝宗两朝是名臣，但他最信服陆象山的学问。象山年轻时无意参加科举，橘园极力劝勉，他才用《周礼》应试。李先生年轻时读《史记》，读到晏子车夫的故事，说：“凭借富贵傲视别人的人，连妻子儿女也会嘲笑他吗！”人们佩服他的见识。淳熙八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汉州司户，代理审理案件，以平反冤狱著称。调任江西转运使司帐司，任期届满，按惯例有送还的钱财，他却不接受，主管官员因此以廉洁官吏举荐他，李先生笑着说：“这足以称为廉洁吗？”监管文思院中门，调任衡州教授，训导士人恳切周到，斋舍容纳不下，就开辟武侯祠让他们居住。儿子李复，字信仲，也跟随父亲在象山门下学习。（补。）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劲仲，临川人。性情简朴平易，努力学习，曾听象山讲解“集义”与“义袭”的学说，有所领悟启发。与范应铃以诗文相交。庆元五年考中进士，主管福建簿书，再调任鄂州录事参军。讲解边防事务，撰写《外治论》十三篇呈上。被任命为西外宗教，改任溧阳知县，判光州，推荐统领万文胜可以任用。叛贼全琮侵犯淮河，企图窥探浮光，先生与太守严密防备，贼兵不敢侵犯。任贺州知州，上朝辞别时，极力陈述保卫国家、防御边疆的要务，皇上点头称是，改任诸司审计干办，请求外放，得到沣州知州一职后去世。先生看待货利如同玷污自己，不因贫困而稍有动摇。他居室的墙壁上，无非是前辈训诫的言辞。著有《西铭章句杂着》。弟弟徐元德，字静甫，跟随兄长学习，宝庆二年进士，任汉梁县令。（补。）

知军晁先生百谈

晁百谈，（云濠案：《西江志》作伯谈。）字符默，临川人，是太中大夫晁咏的曾孙。精通《春秋》。淳熙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吉州教授。周平园称赞他的文章，主管官告院，当时权臣发动战争，先生轮值对答，说“内部修治不可忽视，大规模用兵不可轻率，应当举荐刚正之士以强固朝廷”。请求外放，任南康军知军，上朝辞别时，仍以整顿兵器、加强边防为言。到任后，恰逢旱灾蝗灾之后，首先废除苛捐杂税的命令，重视粮食、减轻赋税，百姓没有流离失所。恰逢奉祠，拄着拐杖、穿着木屐游览庐山，赋诗结集为《归田杂着》。再次起用任道州知州，感叹说：“我曾仰慕元结治理舂陵，应当使万物吐气扬眉，可惜老了，恐怕不能实现这话了。”入仕四十年，家中没有多余钱财。有《带川集》二十卷。先生在象山门下学习，其传授言论不可考证。（补。）

进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丰城人。乾道年间进士。跟随象山游学，尤其被彭子寿所知。曾通过彭子寿引荐给杨诚斋，出示所作的《虞雍公碑》，其中有“谅彼高宗”的话，先生引用《诗经》“谅彼武王”来纠正，诚斋谢罪说：“您是一字之师。”彭子寿因议论韩侂胄死在贬所。嘉定初年，先生带着谏章在京师拜见楼攻媿，具文呼吁，攻媿向皇上请求，得以获得追赠抚恤，当时的人认为他讲义气。有《栖碧类■》。（补）

黄先生〇（父文晟。）

黄先生椿（合传。）

黄先生棐（合传。）

黄〇，字达材，南丰人。他的父亲黄文晟，笃志学问、品行高尚，当世称为壶隐先生，曾与象山通信论学，所以先生和他的弟弟黄椿，字康年，黄棐，字彦文，都跟随象山学习。此前，壶隐曾得到李延平传授的《朱子讲义》，抄录成一卷，后来先生请朱熹作跋。彦文最被陆象山所称许，曾让他诵读屈原“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安穷”的话，以激励他日益壮盛的志向。（补。）

（梓材谨案：先生的父亲，字世成，象山为他写墓志，说“我不认识世成，却了解他的为人。这十几年，他写信给我，没有间断，如同我所尊敬侍奉的人”云。）

县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主管南安簿书，调任怀安，两次改任古田县令。任期届满，充任金国礼物官。回来，特旨差遣为江西安抚使干办。恰逢大力整治奸民盗铸铜钱，由此引发变故，大帅及漕使奏请他节制军马。先生广泛布置耳目，以抓获的盗贼作为向导，凡十

译八日平定。恢复富民监。再次被任命为新淦县令。先生以陆象山为师，性格豪放不羁，怀有远大志向，广泛通晓经学，曾说：“《周礼》中司空的职官，大多散见于五官的属官之中，前代儒者混淆错乱地陈述，因此顺着司空之后的记载，六官的讹误，也就能够分类考证。”著有《复古编》。他出使金国返回时，于是按次序记录沿途所经的山川、人物以及言语、事物中可供考证以备采录见闻的内容，写成《北辕录》。（补。）

译机宜邵先生叔谊

邵叔谊，（云濠按：《朱子文集》作叔义。）是陆象山的门徒。官职为机宜。陆象山曾写信给他，说：“君子的道理，即使是愚笨不肖的普通男女，也能知晓并践行。唐尧、周文王时代，在康衢击壤的百姓，在林中设网捕兽的樵夫，也是帝尧、文王所不能排斥在外的。”又说：“现在人们谈论学问思辨，却对此不能深切明白，只是依凭空洞的言辞，传播个人的意见，增加多余的累赘，助长争胜和私欲，加重偏狭和愤怒，增长自负和倚仗，蒙蔽了最高的真理，抵触了最正确的言论，自以为是，至死都不悔改，这种罪过，比自暴自弃的人还要严重。”又写信给他，说：“大概后世学者的弊病，大多喜欢谈论无益的言辞，假使记忆言辞完全没有差错，仍然无益而有害，何况大大违背实际，完全失去真实呢！”又说：“刚收到你的来信，才知道你依然像当初一样闭塞不通。这是因为向来没有得到真实的师友讲解传授，大都是虚浮的见解和空泛的言辞，徒然增加谬误和虚妄。现在如果能完全抛弃以前的错误，致力于阐明正理，那么这颗心的灵明，这个理的光明，谁能遮蔽它呢？”又说：“收到元晦的信，他的蔽塞还没有解除，然而他的言辞语气拘谨局促，或许还可以救治。”（参见《象山文集》。）

缪先生文子

缪文子，是陆象山的门徒。曾说：“我起初来拜见先生时，好像刚开蒙一样。再次拜见先生，觉得心里畅快高兴，凡事也能自我持守，只是担心到了昏昧的时候，自己无法理会明白。”陆象山说：“看得明白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持守的呢。人对于耳朵，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对于眼睛也是这样，为什么唯独对于心却不由自己主宰呢？”

附录

《象山语录》说：“缪文子的资质也比较费力，羡慕外物尤其沉迷，每次看到他退下，好像不能摆脱罗网一样。上天赋予我的，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这样私小做什么！人必须使这颗心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没有党同，王道广阔；没有党同没有偏私，王道平坦；没有反复没有邪曲，王道正直。我今天给包显道写信说：‘古人的学问，不追求声名，不比较胜负，不倚仗才智，不夸耀功能；今人的学问，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又说：“人必须在闲暇时大体上思考，宇宙之间，如此广阔，我身立于其中，必须做一个大人物。文子说：‘我曾经思考，我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做人，却去做草木禽兽呢？’先生说：‘这样就又太细微了。只要大体上思考，比如‘天命之谓性’，上天所赋予我的，与上天没有不同，必须使规模广大。如果平时思考得透彻，遇事时自己反省就会宏大，不至于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也是陆象山的门徒。曾问：“我每次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寻求放失的本心，然而能暂时做到却不能长久，请教先生。”陆象山回答说：“只是克制愤怒、堵塞欲望，还不是做学问的事。即使克制堵塞得完全没有之后，也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人必须明白道理，必须知道什么是学问，然后才能谈到克制堵塞。知道学问之后再去克制堵塞，与常人的克制堵塞不同，常人的克制堵塞，只是就事论事，停留在末节上。”

徐先生仲诚

徐仲诚，□□人。曾向陆象山请教，陆象山让他思考《孟子》中“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于焉”这一章。仲诚在槐堂住了一月，一天，陆象山问他：“仲诚思考《孟子》怎么样了？”仲诚回答说：“像镜中看花。”陆象山回答说：“看来仲诚也是这样。”回头对左右的人说：“仲诚真是善于自我描述的人。”于是告诉他说：“这件事不在外面寻求，只在仲诚自己身上。”过了一会儿，微笑着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久，仲诚又问《中庸》以什么为关键语句。陆象山回答说：“我跟你讲内在的，你却只说外在的。”过了很久，说：“句句都是关键语句。”梭山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关键语句。”陆象山回答说：“不知道什么是学问，博学什么，审问什么，慎思什么，明辨什么，笃行什么！”

赵先生子新

赵子新，也是陆象山的门徒。陆象山称赞他美好的资质，说：“人没有不有夸耀显示自己才能的心，子新被人称赞宣扬，反而感到羞愧；人没有不好上进的心，子新恬淡，即使推他他也不前进；人都讨厌别人说自己短处，子新只怕别人不把过失告诉他。整天和大家在一起，默默端正地坐着，暗中消除浮薄习气的作用很多，可以说是人中的一种祥瑞，只是不能进步，令人担忧罢了。”有人说：“年纪也不大。”陆象山回答说：“别说年轻了，已经二十岁了。”一天，子新来了，陆象山对他说：“不要堆砌压抑，必须发扬。车前不能让人高，车后不能让人低，为什么不发扬呢！”

丘先生元寿

丘元寿，邵武人。跟随陆象山听讲几天，自己说年轻时独自喜欢读《伊川语录》。陆象山说：“一见你，就知道你留心学问，而且从事伊川的学问。既然如此喜好古学，在家乡和谁交往？”元寿回答说：“我生性冷淡，与人很少合得来。”陆象山说：

译“难道没有让儿子聘请老师吗？”元寿回答说：“聘请了老师，也投不合，只是托付给两个儿子罢了。”象山说：“既然这样，平生怀抱想要说的话，托付给谁呢？”元寿回答说：“没有托付的地方。有时巡视田园，遇到老农老圃，虽然不识字，喜欢他们的真情，一年四季之间，与他们应酬交往居多。”象山看着学者笑着说：“凭借邵武这么多士人，却不能有契合元寿心意的人，契合心意的却是农圃之人，像这样，士大夫儒者看待农圃间的人不能没有愧色了。”象山于是说：“世间有一种恣情纵欲的人，虽然非常狼狈，他们的过错容易拯救，却是好人难以处理。”严松说：“像丘丈那样的贤人，先生还有力量触及吗？”象山说：“元寿很好，只是恐怕他不够宏大。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尧、舜与人相同罢了，只是恐怕不能做到尧、舜那样的宏大。”元寿连日听教，才自己庆幸快乐，并且说：“天下的快乐，没有超过这个的。”到了这时，忽然局促不安、脸色改变而回答说：“承蒙先生教导爱护的深厚，但我自己估量没有这种力量，实在不敢僭越轻率。”象山说：“元寿说没有这种力量，说错了。元寿平日的力量，就是尧、舜的力量，元寿自己不知道罢了。”元寿沉默不语。

译（梓材谨按：此条是从黄梨洲所节录的《象山语录》中移入作为传记的。《语录》原文是：“元寿沉默不语，更加困惑，退下。严松与他告别，元寿自己陈述说：‘我听从先生教诲非常快乐，如今胸中忽然好像有东西阻碍着，暂且抄录先生的文集，回去寻求答案，再来接受教诲。’传记文字不足，这里全部录下。）

□先生显仲

□显仲，姓氏失传。曾问陆象山说：“我为什么常常昏沉？”象山说：“人的气质禀赋有清浊不同，只要涵养完备而不追逐外物，就能保持清明；一旦追逐外物，就会昏沉困倦。显仲喜欢凭空臆断，都是虚妄的意念。人心有了毛病，必须剥落去除，剥落一次，就清明一次；随后毛病又生起，再剥落，再清明，必须剥落得干干净净才行。”

（梓材谨按：以上六位先生，都是从《象山语录》中移录而为之作传。）

通判刘淳叟尧夫

刘尧夫，字淳叟，金溪人。十七岁时，拜象山先生的三哥庸斋为师，不久又拜文达为师，最后拜文安为师。他曾经喜好闭目静坐。乾道己丑年，进入太学，四次考试两次获得优等，于是脱下布衣穿上官服，当时号称“走马上舍”。淳熙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国子正，升迁为太学博士。在殿试对策时，极力陈述当时宰相的过失，认为“天子有私党，那么外朝就有充数任职的人；外朝有充数任职的人，那么公卿就有其他途径”。又口头奏陈治理天下在于明辨邪正、是非的大节。退朝后，皇上目送他说：“监司必须得到这样的人才。”当时杨诚斋向王淮推荐人才，列出了包括朱熹在内的六十人，淳叟也在其中，称赞他立朝敢言。刘光祖也极力称赞他，说他排斥权贵宠臣非常勇敢。后任隆兴府通判。不久淳叟忽然背离象山先生的学问，说其大错特错。朱熹责备他，认为“子静的学问即使有不当之处，尧夫也不该如此诋毁。这是因为他资质浅薄”。淳叟随后学习禅宗，于是出家为僧，陆九渊深深叹惜他，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著有《井藂斋集》。（补录。）

谢山《奉临川帖子二》说：“《抚州府志》记载：‘淳叟以隆兴通判的身份死于任上。但有人传说他晚年曾出家为僧。看陆九渊给止斋的信，说淳叟冒着暑热从临江回来，患痢疾超过十天不起床，令人哀伤。这就是近年来远离师友，倒行逆施，极其令人悼念。’春夏之间，我最近抵达城门，见他卧病在床，正打算等他痊愈，大力提拔他，没想到竟就此长逝。那么《府志》中说他死于任上的说法，似乎是忌讳此事而找的借口，不然，为什么会有他带病回到城门的说法呢？朱熹说：‘淳叟没想到变化常道到这种地步。我向往奏事时，他来相见，极力说陆子静的学问大错特错，我因此责问他：‘如果子静的学术，自当交给公众评论，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这也显示出他资质浅薄。然而他起初深信不疑，终究是自己不知人。’那么淳叟先是背叛了陆九渊的学问，后来才皈依佛门。考察淳叟十七岁就做了陆九渊的弟子，起初师从庸斋，接着师从复斋，他对槐堂讲席的情谊最深，所以朱熹责备他浅薄。朱熹又说：‘往年路过江西与子寿对话，淳叟独自坐在后面的角落，都不管，学习道家打坐，我斥责他说：‘即使是我与陆丈的话不值得听，也有几年的长幼之序，为什么要装怪呢？’我曾说陆九渊教学者，谆谆教导以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为事，并且让人从事于九种仪容规范，而弟子们大多相反，即使是高足，如傅子渊，都有未能免俗的。’这就是他屡次与朱熹意见相左的原因，但不能说不是弟子失传了老师的教诲。陆九渊曾经评论门下的学生，认为淳叟知过最早。现在看草庐所作的《井藂斋集序》，称赞淳叟天资超群，人物伟岸，而深深悲叹他过早显达，不能长久亲近老师，有微词在其中，那么他背叛师教也很早了。淳叟任隆兴通判的事迹不显著，而朱熹论及治理三吏的事说：‘淳叟太爱揭发，所以生出事端。’这就是陆九渊所说的：‘淳叟的事特别骇人听闻，认为是后生客气所致。’淳叟与陈教授正己是莫逆之交，正己起初师从陆九渊，后来师从陈同甫，后来又师从吕祖谦，最后也与淳叟一同学习佛学，但朱熹说：‘当淳叟用功时，超过正己，所以到他狼狈时，比正己更甚。’这是因为淳叟直接做了和尚，而正己不过学习他的学问。淳叟起初被诚斋推荐，得以列入六十人之列，称赞他立朝敢言，风骨节操固然不是苟且之人，谁想到他晚年的迁变，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又与石应之、曹立之等人因意见不同而改学他人的情况，不可相提并论。”

◆骊塘学侣

主簿危蟾塘先生和

危和，字应祥，临川人，是骊塘的弟弟。开禧乙丑年考中进士，任上元县主簿，再调任隆兴府南昌县，未到任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先生与袁蒙斋交好。他在上元县时，县衙是程明道旧日游历之地，他大力开辟祠宇，扩大培养士人的名额，真西山为此事作记。起初在临川建造书堂，取陶靖节的话，自号闲静居士。（参见《袁蒙斋集》。）

（梓材谨按：先生又号蟾塘，见于《刘后村大全集》。）

◆曾

译潭氏家学（陆象山的再传弟子。）

傅先生道夫

译傅道夫，是傅子渊的侄子，傅正夫的哥哥。他曾经向杨慈湖请教过问题。（参见《魏鹤山集》。）

附录

杨慈湖给傅道夫的信中说：“周濂溪、程明道、邵康节所觉悟的尚不完全，程伊川尚未觉悟，而傅道夫兄弟都已觉悟。”（补遗。）

傅正夫先生（另见《慈湖学案》。）

◆直斋的门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傅子云（见上文《象山门人》。）

◆琴山的门人

知州叶是斋先生叶梦得

叶梦得，贵溪人，号是斋，是傅琴山的弟子。他通过进士考试被授予秘书丞。他建立了石林书院，邀请卢玉溪、陆梭山在那里讲学。他有著作流传于世。（参见《江西人物志》。）

（梓材谨按：这位先生与吴地字少蕴、号石林的人同姓名。黄文洁说：“先生任抚州知州时，曾在郡斋刻印傅琴山的文章。”）

◆世昌的门人

迪功陆先生陆持之（另见《象山学案》。）

◆默信的门人

喻先生喻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严陵人。朱熹（陈北溪）在《与黄寅仲书》中称：“喻可中的资质极其纯粹，可惜学问偏颇，深入肌骨，无法扭转。起初他来访时，我敞开胸怀说明他学问的来历。以及詹郎中（詹默信）悟道的那一段，毫无隐瞒。我与他详细剖析，他却固执己见。他的祭詹文中写道：‘孟子一千五百年后，得到其真传的只有陆象山。象山的传人只有詹默信。’最后说詹默信未曾死去，完全用了佛家、庄子那种死后不忘的意念，哪里还有闲暇去责备他”等等。詹默信就是詹郎中。（补遗。）

（梓材谨按：这位先生又是赵复斋的高材弟子。赵复斋著《易说》，先生为之作跋，说赵复斋病重时进入内室，赵复斋对他说：‘我病中的见解很有进步，才知道平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能用得上的，也没有一句用不上的。’）

附录

朱熹（陈北溪）在《答李公晦书》中说：“浙江一带近年来陆象山的学问很兴盛，以杨简、袁燮为陆门的高足。严陵的前辈中有赵复斋、詹郎中，为这种学问种下了种子。赵、詹虽然已成为古人，但中年一辈中有喻、顾二人，又相继护卫，年轻人多受其熏染。大体上完全采用禅宗的意旨，让人整天静坐，以求本心，不再读书穷究事理。”

黄宗羲（祖望）谨按：这段诋毁陆学的文字似乎都有毛病。

朱熹在《答黄先之书》中说：“严陵的喻丈，以前虽然拜入师门，后来却信奉象山之学。赵复斋，以前虽然与师门往来，后来也信奉这种学问。士人中受其熏染的，年长的有顾平甫，年轻的有邵甲、王震。”

顾先生顾平甫

顾平甫，是喻可中一流的人。朱熹（北溪）在《与黄寅仲书》中说：“顾平甫的资质也庄重沉静，探问他所学的，乃是詹、杨所传授的。想针对他的偏颇进行补救，他却绝口不说一句话，多次叩问，只是叉手行礼而已，还不如喻可中的毫无隐瞒，他如此坚默。”（补遗。）

◆诚之的门人

高先生高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余姚人。父亲高国任，笃信学问，信奉道义，等到师从尹和靖、高思斋后，努力践行所听到的道理，到老也不衰退。先生师从诸葛诚之，在淳熙年间与各位先生长者交往，大家都赞赏他的志向和学业。（参见《孙烛湖集》。）

◆应之的门人

知军锺先生锺颖

锺颖，字符达，丹阳人。是石应之的弟子。致力于有用的学问。金人入侵内地，丰有俊统帅淮西，推荐他强干敏捷、廉洁清白。当时先生任濠州通判，代理知州事务，招来山东策应的将士，资助他们的粮草兵力，预先从饷司得到十万石米，于是修筑城墙训练士兵以等待他们。粮食有余而钱币不足，于是创设“凭由”（一种凭证）以等待他们。等到道路畅通，用官方的纸币兑换。不久，金人到来，对内加固城防，对外取得曹庄之战的胜利，从此金人三次来到濠州，都不能得逞。被召赴都堂，不久，任建昌军知军，因病不能赴任。详见漫塘刘文清公所作的墓志铭。（补遗。）

◆烛湖的门人

忠宣史沧洲先生史弥坚（另见《慈湖学案》。）

知军胡先生胡衍（见下文《崇礼家学》。）

◆崇礼家学

侍郎胡先生胡卫

知军胡先生胡衍（合传。）

胡卫，字卫道，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弟弟胡衍，字衍道，任溧阳军知军。都是胡撙的儿子。（补遗。）

（梓材谨按：胡衍道，又字晋远，是孙烛湖先生的女婿，大概即师从孙烛湖。《胡氏谱》记载他是嘉定辛未年的进士，任汉阳军知军。但说他是赠中散大夫胡拱的儿子。）

◆南堂的门人

参政吴退庵先生吴渊

吴渊，字道夫，宣城人，秘阁修撰写吴柔胜的儿子。年幼时端庄稳重，努力学习。五岁丧母，哀痛思慕如同成人。嘉定七年考中进士，调任建德县主簿，丞相史弥远与他谈话，想授予他开化县丞的职位，先生回答说：“刚刚得到一个官职，怎敢急躁进取？”史弥远改变脸色，不再勉强。遭遇父亲丧事，皇帝下诏起复（丧期未满即被起用），他极力推辞，不被允许，再次推辞

译并且写信给朝廷说：“人伦道德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侍奉父母没有比安葬送终更重要的，冒着丧期去追求荣禄，是大节扫地，这样怎么还能侍奉君主呢！”当时丞相史嵩之正在起复任职，有人说：“这话恐怕会有妨碍吧？”先生不予理会。守丧期满，被派任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晋升代理工部侍郎，历任太平州知州，兼任江东转运使，两淮地区流亡迁徙入境的百姓有四十多万，他安抚并救济他们，境内秩序井然。又任隆兴府知府，当年发生严重饥荒，他推行荒政，保全救活的人有七十八万九千多人。任镇江府知府，当年也发生严重饥荒，因先生而保全救活的人又有六十五万多人。遭遇母亲丧事，守丧期满，历任升迁至兵部尚书、平江府知府兼浙西、两淮发运使。当年又发生严重饥荒，因先生而保全救活的人有四十二万多人。被授予资政殿大学士，封为金陵侯，赐予“〇绣堂”、“忠勤楼”大字匾额，进爵为公。请求担任祠禄官，又被起用为观文殿学士。宝祐五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去世后，追赠少师。（参考史传。）

译丞相吴履斋先生潜

吴潜，字毅夫，是参政吴渊的弟弟。嘉定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绍定四年，都城发生火灾，先生上疏请求“修省恐惧”，以挽回天灾。又写信给丞相史弥远议论政事，以“端正君主的心意”为首要。端平初年，历任官职直至江东安抚留守。曾陈述九件事：顾念天命，培植国家根本，敦厚人伦关系，端正学术，广泛蓄养人才，切实体恤民力，边防事务应当借鉴前车之鉴，纸币应当权衡新的制度，盗贼应当探究祸乱的根源。因直言进谏触怒当时的宰相，被罢免去奉千秋鸿禧祠。改任秘阁修撰。后来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担任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修筑堤坝，以防备旱涝，至今百姓仍享受其便利。等到担任临安府知府时，便论述在艰难困顿之时，若不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就无法求得亨通的道理。淳祐十一年，从绍兴府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第二年，因水灾请求解除机要政务。又过了四年，授任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多次上章请求归隐田园，进封庆国公，判宁国府。回家后，以醴泉观使兼侍读的身份，被召入朝应对，论述敬畏天命，凝聚民心，举荐贤士，通达下情。皇帝嘉奖并采纳。拜特进、左丞相，进封许国公。

鄂州遭受战祸，上疏弹劾丁大全等人。论述国家安危治乱的根本，在于近年公道昏暗，私意横行，仁德贤良空虚亏损，名节丧失败坏，忠良嘉美之声断绝，阿谀奉承成为风气。当时群小侧目而视，国事日益败坏。恰逢将要立度宗为太子，先生密奏说：“臣没有史弥远的才能，忠王没有陛下的福分。”皇帝大怒，先生因沈炎的弹劾被免职，责罚到循州安置。贾似道派武人刘宗申毒害他。先生在卧榻下凿井，毒药无从进入。又设宴催促他赴宴，他两次推辞。没过几天，移动厨房到先生住处，先生于是生病，说：“我将要离世了，夜里必定雷风大作。”不久果然如此。四更天雨过天晴，撰写遗表，作诗颂，端坐而死。当时是景定三年五月。循州百姓听说后，叹息悲痛。德祐元年，恢复官职，追赠少师。著有《履斋遗集》。（云濠按：先生《遗集》四卷，被编入《四库全书》集部。）先生四次担任郡守，所到之处百姓不能忘记。他在政府任职时，时时以蓄养人才、储备边防为急务。遗疏虽然未能全部流传，但他写给史弥远等人的书信，都记载在《集》中，仍可想象他刚正不阿的气概。诗词激昂凄切，在南宋也不失为佳作，这固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敬重了。（同上。）

祖望谨按：吴毅夫上疏议论徐庚金等事说：“强敌侵入我的堂奥，奸党还在枕席之间，外朝纷纷议论，大概是为了社稷。陛下如果认为正人君子不应当收召，那就是君子不足依靠，《六经》不足相信，而孔孟之道可以废弃。万一宗庙社稷轻微动摇，恐怕天下后世书写道‘亡国从臣吴潜开始’。”皇上为此收敛容色，而嫌隙由此产生。

◆克堂家学

文肃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亲包扬、伯父包约、叔父包逊都跟随朱熹、陆九渊二人求学。先生刚成年，就听闻心性之旨。考中嘉定十三年进士。多次因军功提拔为台州知州，诛杀号称“活佛”的妖僧。等到担任建宁知府，严禁淫祀，民俗大为改变。多次担任重任郡守，所到之处破除豪强狡猾，去除奸民，治理蛊毒案件，考核盆盐，政声显赫。累积官职至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封为南城县侯。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追赠少保，谥号文肃。先生在理宗时，经筵应对，诚意恳切，至于身心之要，未曾不从容详尽地阐述。度宗甚至将先生比作程颢、程颐。年轻时文名显赫，既已登仕途，转而因功业所掩盖。史传也未提及他的著作。元代刘埙《隐居通议》称先生学问为时师表，为文下笔汪洋，依据义理，因其学力深厚，不可估量，所以后进推崇他如此。著有《周礼六官辩》、《敝帚略》等书。（参看史传。）

◆敏道门人

宝章罗北谷先生必元（见下文《骊塘门人》。）

◆骊塘门人

宝章罗北谷先生必元

罗必元，字亨父，进贤人。嘉定时考中进士。累积官职至抚州司法。真西山入朝参与大政，先生写信说：“老医曾说，伤寒坏证，只有独参汤可以救治。先生不就是现在的独参汤吗？”通判赣州，上疏议论贾似道。后来以直宝章阁的身份退休。（参看《姓谱》。）

（云濠谨按：先生自号北谷山人。《刘后村大全集中》先生墓志说：“公少时师从骊塘危公、蟾塘危公，成年后致力于性理之学，与柴中守、欧阳镇、曾讲切。”这样先生的师友就可见了。）

（梓材谨按：《宋史》先生本传说：“享年九十一岁。”并且说：“先生曾跟随危稹、包逊求学，最有渊源，见解道理非常明白，风骨节操非常高，至今人们仍然尊崇仰慕他。”那么先生又是包氏的门人了。）

罗先生晋君

罗晋君，字晋伯，进贤人，是宝章必元的侄子。

译早年师从危骊塘稹、蟾塘和，以及柴蒙堂中守、欧阳东谷镇学习。他在住所东侧的万竿竹林中建造了一座楼阁，收藏书籍达万卷之多，题匾名为“经训”，江古心万里为此作记。（参见《刘后村集》。）

译◆北谷讲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欧阳东谷先生镇

欧阳镇，字伯禹，号东谷。曾写信给陆伯微，自称“对于象山之学有心得体会”。冯圣与、吴规甫也极力称赞他。他品行清高修养深厚，笃行孝道，临终时神态洒脱自在。（参考《袁蒙斋集》。）

（全祖望谨按：《蒙斋文集》只称欧阳伯禹。考证《刘后村集》中为罗北谷所作的墓志铭，大概就是东谷先生欧阳镇。又按：蒙斋所提到的冯圣与，就是《后村集》中的冯曾尔。）

冯先生曾

冯曾，字圣与。

◆仲钦家学

李先生复（见上文《象山门人》。）

◆机宜家学

邵先生鲁子

邵鲁子，他的父亲曾跟随陆九渊、袁絜斋游学。刘漫塘为他送行的序言中说：“现在的学者，喜欢著书立说来表现自己。太极是气的开端，大衍和《洪范》是数的本源，如果不画成图就不容易明白，而近世关于‘精一’的传承有图，关于心性的区分有图，都是画蛇添足。”）

（全祖望谨按：谢山节录《漫塘集》这一条并批注说：“鲁子恐怕是邵机宜的儿子，所以说他父亲跟随陆九渊、袁絜斋游学。应当查证。”现在暂且按照他的说法，补写这篇传记，以等待再次考证。）

◆蟾塘门人

宝章罗北谷先生必元

罗先生晋君（一并见《骊塘门人》。）

◆东谷门人

罗先生晋君（见上文《骊塘门人》。）

◆曾潭续传

隐君陈静明先生苑（另立《静明宝峰学案》。）

◆石氏续传

州属石遯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是新昌人。石家世代都是讲学家，先生继承先人的学术传统。他以咸淳年间进士的身份在明州、衢州做官。看到宋朝即将灭亡，便弃官离去，隐居在沃洲，自号休休翁。丙子年战乱爆发，他在万山之中辗转迁徙，感叹道：“我家累世传承正统学问，（云濠案：《两浙名贤录）记载为“我家更迭八九代都没有失去素来的家业”。）到我这一代更加困窘。然而没有死于盗贼之手，能够保全遗体跟随先人于九泉之下，也是幸运的了！”他又自号遯翁，并且写下铭文说：“喧嚣纷扰啊，舒展从容啊！是要长久生存从而摧残我的形体呢？还是宁愿迅速归去以保全我的真性呢？可悲啊！”当时他与致曲先生齐名。（补。）

◆遯翁门人

黄先生奇孙（另见《潜庵学案》。）

卷七十八 张祝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张祝诸儒学案 （全祖望补本）

张祝诸儒学案表

张行成 吕凝之

（谯氏门人。）

王卿月

（一并属于百源续传。）

祝泌 廖应淮（见下文《杜氏门人》。）

傅立 程直方

（《祝氏续传》。）

朱元升 （子）仕可

（一并属于邵学之余。） （子）仕立

杜可大 廖应淮 彭复初 傅立（见上文《祝氏续传》。）

（王氏续传。附吴浚。）

荆□ 李俊民（另见《明道学案》。）

（一并属于邵学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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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祝诸儒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按：邵康节的学问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牛氏父子自称有所授受，世人不敢相信。张行成疏通其中的错误，于是自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非常看重他。其后如祝子泾，又稍有不同。至于廖应淮等人，则更加荒诞了。康节之学本出于陈希夷，其后最终流变为廖应淮，这就是所谓的“必复其始”吧？于是撰写《张祝诸儒学案》。（全祖望按：张、吕两位先生的传记，黄宗羲原本附在《康节学案》中，谢山在《序录》中另行定为《张祝诸儒学案》。）

◆百源续传

郎中张观物先生行成

张行成，字文饶，是临邛人。干道年间，由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的职位，请求奉祠归乡。（全祖望按：下文说“干道二年，上表进献他的书”，中间著述了十年，那么他请求奉祠应当在绍兴年间。）闭门不出十年，写成《述衍》十八卷，用以阐明三圣的《易》；《翼玄》十二卷，用以阐明杨氏的《易》；《元包数义》三卷，用以阐明卫氏的《易》；《潜虚衍义》十六卷，用以阐明司马氏的《易》；《皇极经世索隐》两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用以阐明邵氏的《易》。先生的学问，归宿在康节，所以又另外著写《周易通变》四十卷，选取从陈希夷到邵氏所传的《先天卦数》等四十幅图，敷演解释，以贯通各种《易》的变化，开始似乎途径不同，最终归于一致，共有七种著作，总计七十九卷。在此之前，康节之学有所传的十四幅图，世间没有人传承，先生从蜀中一个估籍吏人的家中得到，于是

译推演解释它，认为象数的作用，都起源于爻的交合，交合就会变化，所以称为“通变”。乾道二年六月，上表进献这本书。皇帝下诏嘉奖他，授予直徽猷阁的官职。先生的《自序》说：“康节先生曾说：‘图虽然没有文字，但我整日谈论却从未离开过它。因为天地万物的道理，全都包含在其中了。’这是指《先天图》。先生的学问，以象数两图为本源。象的变化成为交泰，图的总体极数为十二万九千六百，而以八万六千四百作为运用，在《观物篇》中体现为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纪世的数目，其关键则总括于四象运行的一幅图中。数的变化成为《既济》，图的总体极数为十二万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万四千零四十八作为运用，在《观物篇》中体现为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声音、律吕、唱和的数目，其关键则总括于八卦变化的八幅图中。四象运行，是天数；八卦变化，是物数。处于它们中间，上承天意，下生万物的，是地数。所以这两者的运用，完全在于卦气的一幅图中，以动植物的通数，分布为九个位置，中间的五数斡旋运转，卦象便由此产生。二百五十六卦，会合分为十二，位置分为十六，具备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的总体，九万二千一百六十的运用，而天的运行，物的变化，从一到一千八百万的数目都包含在其中。推衍并伸展它，按类别而增长它，以至于达到坤卦无极的数目，阴阳的消长，世运的否泰，人物的盛衰，都可以考察了。天垂示象，河图、洛书出现，伏羲依据它们而画卦。伏羲的心意，是传达天的意旨。先生的书，全部寄托在这十四幅图中。先生的心意，是推究阐明伏羲的心意。我不自量力，擅自敷演解释，命名为‘通变’，希望学习先天之学的人能由此入门。李氏心传曾说：‘行成说三陈九卦，是阐明天用的二十七；序十三卦，是阐明地用的七十八。二十七，是卦体。它的爻用则是百六十二，是九九相合的结果。七十八，是爻用。它的卦体则是十三，是闰年的月数。’这大概也是牵强附会。祝泌也是康节先生的学者，说：‘先生的书，其阐发固然很多，其枝蔓也很多。’只有魏文靖公极力称赞他，并惋惜他的书没有完全流传下来。曾经说：‘行成的主要意思，是说理，是太虚的真实意义，数，是太虚的定分，在未形成之前，因为理而有数，因为数而有象，在形成之后，因为象来推数，因为数来知理。’这是论述《易经》的名言。”先生官至兵部郎中、潼川府知府。汪文定应辰任四川安抚使，推荐他有捐躯殉国的忠诚，而且善于理财。

译（梓材按：汪应辰任四川帅臣，是在隆兴二年。）学者称他为观物先生。（修。）

祖望谨按：陈本堂说：“张文饶自称精通术数，等到看他立身行事，却大大违背了《易经》，与汪玉山所说的不同，应当如此。”（云濠按：谢山《学案札记》中有这一条，大概是作为案语而未能归入正文，特意附在此处。）

（梓材谨按：《儒林宗派》将先生列在谯天授门下，大概是因为谯先生的传记中说：“冯时行、张行成得到了先生的余意。”所以与冯先生牵连提及，那么他也是伊川的私淑弟子。）

附录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张文饶说：‘存心不可执着，执着就会偏颇；做事不可穷尽，穷尽就会困窘。先天之学，只有这两句话，是天道的体现。’我认为：邵雍的诗句‘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就是心不执着；‘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就是做事不穷尽。”

尚书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南宋南渡后，选择在天台定居。多次升迁至太府卿。他在四川任提刑时，从邵雍的后人那里传授《易》学，论断人的穷通、寿命长短非常准确。等到他以吏部尚书身份充任金国生辰使，对家人说：“今年我应当遭遇万里之行的灾厄，能免得了吗？”不久背上生了疽疮，有人劝他推辞使命，他说：“这是君主的命令。”走到扬州时去世。在此之前，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烧毁，于是没有流传下来。

（云濠谨按：先生是乾道年间进士。楼钥为他写墓志铭说：“隆兴改元，参加太学考试。乾道二年，考中，任汉阳都巡检，这不是他的志向，于是更加致力于学问。五年，才考中进士。”

梓材谨按：先生号醒庵居士，《台州府志》记载他是临海人。）

◆张氏门人

太府吕先生凝之

吕凝之，字泽父，蜀地人。淳熙八年，以阆州知州身份入京朝见，上奏陈述经世致用的学问。宋光宗非常高兴，询问周必大，周必大回答说：“这一定是跟张行成学习的人。”皇上说：“张行成所著的书籍颇为简略。”周必大回答说：“吕凝之用卦爻配合年份，所以更加精密。”留任太府丞。他的《观物篇》在隔眼处大字写着：“这是邵雍的手笔。”

◆邵学之余

提干祝子泾先生泌

祝泌，字子泾，德兴人。自称为观物老人，著有《皇极经世书钤》。袁燮赠给他序言说：“邵雍的《观物篇》，他的学问源自老子吗？达到虚静的极致，坚守清静的笃实，万物蓬勃生长，我以此观察它们的复归，这就是道，难道仅仅是老子的学说吗？《易经·系辞》说‘设立卦象以观察物象’，万物都是象。又说‘圣人看见天下的变动而观察其会通’，万物都是动的。老子坚守清静观察复归，其实是动；《易经》观察其变动，其实是静。什么动不是静呢？什么静不是动呢？阴阳刚柔，互为根本，懂得这一点，就可以观察了。祝君喜好邵雍的书，我大书‘观物’二字送给他。不是观察外物，而是自我观察。观察我的生命，观察百姓。伟大的观察在上，什么物什么我！”（参考《袁蒙斋文集》。）

（梓材谨按：先生又字泾甫。《德兴县志》记载：“先生以进士身份授饶州路三司提干，将邵氏皇极之学传授给廖应淮。年老请求退休，皇帝赐书‘观物楼’匾额。元世祖下诏征召，他不赴任。”可见先生在元初尚存，然而考察黄瑞节为蔡元定《皇极经世书纂图指要》作的题词说：“邵雍的书，刘基略微阐发其精微，到了祝氏而其学说详尽，其应用不同。蔡氏大概是由博返约。”又说：“至于用声音起数，用数合卦，则具备于祝氏的《铃》，而邵雍未曾言说，蔡氏未曾使用。”似乎先生与蔡氏及刘基同时代，且与袁燮往来，在绍定、嘉熙年间，如果活到元初，那就应当一百多岁了。）

皇极经世书钤自序

《易经·系辞》说：“天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变化，圣人效仿它。天垂示象，显示吉凶，圣人模拟它。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于它。”制定法度垂示教化，追溯大道钩取本源，这就是极。先有高厚而开始，运行万物而不遗漏。推究其动静，得到两仪的根本。沿袭其初始交合，得到四象的本源。遵循其变化，认识卦位的分别。得到《河图》、《洛书》而证实拟议形容的真实，传下十四图而领悟布卦用卦的宗旨。如今探究幽深隐秘，倘若不明白其来源，起始于邵雍之学，就落入术数了。不揣度其根本而整齐其末节，可以吗？于是疏解造物的图式，通达取卦的奥妙，然后详细列举先天之所以运行，动植物之所以感应，而用折衷的方法作为要领，希望阅览者由门及序，升堂入室，认识其条理贯通，这部书，或许对喜好古代博学雅正的君子稍有裨益。像郑夬所说的“泄露天地的蕴藏，难道没有祸福”，不能说是知言。现在只忧虑绝学没有传承，哪里有空暇考虑祸福之间呢！

巡检朱水檐先生元升（附儿子仕可、仕立。）

译朱元升，字日华，号水檐，是平阳人。他所著的《三易备遗》，由家铉翁上表进献朝廷。另有《邵易略例》，如今已失传。他的言论说：“孔安国、马融、郑康成、关朗等儒者，都认为从一到十是《河图》，从一到九是《洛书》，只有刘牧的观点与此相反。刘牧并非没有见解而这样认为。黄河因通达《乾》卦而产出天地的精华，洛水因流动《坤》卦而产出大地的符瑞，《河图》本源于天，应当得到奇数，《洛书》本源于地，应当得到偶数，这就是他依据并作为验证的理由。由此依据往顺来逆的八卦，推演五行纳音，以阐明四十五数是《河图》；依据起始于《震》终止于《艮》的八卦，推演五行生成，以阐明五十五数是《洛书》，于是三《易》的大纲就确定了。《连山》，是夏代的《易》。贾公彦说《连山》作于伏羲，沿用于夏代，夏《易》虽然不可见，但伏羲的《易》却可见了。《连山易》就是春季首卦为纯《艮》的意义。《说卦》说：‘《艮》，是东北方的卦，是万物所终结而又开始的地方。’又说：‘终结万物，开始万物的，没有比《艮》更盛大的了。’邵雍虽然将这一节解释为明文王的卦，但首卦为《艮》的奥秘，已经具备在这两句话中，因此他阐述《连山象数图》，以补全夏代《易》的遗存。《归藏》，是黄帝的《易》，商人使用它。黄帝命令大挠创制甲子，让伶伦制定律吕。日辰有十天干十二地支，而它们相承的数目，穷尽于六十。律吕有五声十二律，而它们相承的数目，也穷尽于六十。《乾》的策数是三十六，《坤》的策数是二十四，这是六十。《震》、《坎》、《艮》的策数是三十二，《巽》、《离》、《兑`的策数是二十八，也是六十。考察纳音，确定策数，己亥是阴阳的终结，子午是阴阳的开始，纳音遇到己亥、子午之间，数目必然相交，声音必然隐藏，相交则生生不息的机运不停止，隐藏则化化无形的妙用不显露，一个象数，没有不与《图》、《书》相合的。《大传》说‘显现仁德，隐藏功用。’《说卦》说：‘《乾》以君主之，《坤》以藏纳之。’因此他阐述《归藏象数图》，以补全商代《易》的遗存。卦的象，不变易的有四个，反易的有两个，这是以六次变化而成八卦。重卦的象，不变易的有八个，反易的有二十八个，这是以三十六次变化而成六十四卦。这种说法崇尚已久，但没有穷究先天后天的体用，依据象数的契合，来验证伏羲、文王契合的人。《乾》、《坤》的体，不互变为《夬》、《姤》、《剥`、《复》，具备《乾》、《坤》的体，不互变《既济》、《未济》，具备《坎》、《离》的体，不互变其余五十六个互卦。这种说法崇尚已久，但没有全部用卦爻彖象的文辞来证明的人，因此他推演《反对互体图例》，以补全《周易》的遗存。”先生考中右科，担任政和县巡检。长子朱仕可，字起予，也考中右科；次子朱仕立，字起潜，都能完成其父的学业。邵学别派

译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是蜀地的道士。廖应淮被发配到汉阳军，抵达汉江岸边时，遇见了他。杜可大作揖说：“您不就是廖应淮吗？”廖应淮惊讶地说：“道士怎么知道我的？”杜可大说：“宇宙太虚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人生存在其中，作为尘埃又能有多少呢？这茫茫天地，尚且能了然于心目之间，何况是您呢？自从邵尧夫将先天学传授给王豫天悦，天悦死后，没有传人，一同葬在玉枕中。不到百年，吴曦叛乱，盗墓者发掘了他的坟墓，得到《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我贿赂盗墓者得到了这些书。如今我活了五十年，命数应当传授给您，我等待您也已经很久了。”于是杜可大向长官说明情况，使廖应淮脱去囚籍，将墓中所得的书全部教给他。他的推算从声音开始，廖应淮神思敏锐，杜可大指点画示还未到的地方，廖应淮已经预先领悟，杜可大自认为不如他。（参考《宋文宪文集》。）

隐君荆先生□

荆□。

（梓材谨案：先生是河南的隐士，曾经将皇极数学传授给李鹤鸣。见于黄氏补本《李鸿鸣传》。）

◆祝氏门人

廖溟涬先生应淮（见下文《杜氏门人》。）

◆杜氏门人

廖溟涬先生应淮（附吴浔。）

廖应淮，字学海，南城人。自号溟涬生。他抱负奇特伟大，三十岁时，游历杭州，上疏陈述丁大全扰乱朝政的情况，被发配到汉阳军，先生戴着刑具走出京城，边走边唱，看见的人都认为他豪壮。蜀人杜可大，客居汉阳，向营将说明情况，使廖应淮脱去戍卒名籍，将邵雍的先天易数传授给他。他的推算从先天起数，先生神思警觉，一教就会。从此能够洞察未知之事，于是坐在临安市的楼上卖大衍占卜。占卜完毕，就关闭楼阁端坐，取一个铁环，按着剑自己锻造，当火稍歇时，又端坐如常。贾似道延请他，先生直言宋朝国运将移，说完径直离开。他常去曾渊子家讨酒喝，喝得酣畅时，击掌放歌。有个国子监簿叫吴浔的，想用《先天易笺》、《阴符经注》和《六花陈法》献给朝廷，先生扔下这些书说：“唉！误害天下国家的，就是这些书。”吴浔请求学习《易》，先生骂他说：“你是黄口小儿罢了！如果你能这样，那人人都是安乐翁了。”后来，他将所学传授给进士彭复之。再传是鄱阳人傅立。他的著作有《历髓》、《星野指南》、《象赞说会补》、《画前妙旨》等书。先生的数学虽然接近方技，但他也是奇士，有不可磨灭之处，所以附在《康节弟子学案》中，（梓材案：谢山开始将这一卷与王、张等儒者合为《康节弟子学案》，所以这样说。）以保存其别派。

（云濠谨案：《德兴县志》说：祝泌将邵氏皇极之学传授给廖应淮，这是溟涬兼得祝氏传授的意思。）

◆荆氏门人

庄靖李鹤鸣先生俊民（另见《明道学案》。）

◆廖氏门人（杜氏再传。）

进士彭先生复初

彭复初，安福人。精通《易》，曾经根据朱子、邵子的学说，著《易学源流》。（参考《江西通志》。）

（梓材谨案：《廖溟涬传中所说的“进士彭复之”，大概就是这位先生，一名一字而已。）

◆祝氏续传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

傅立，字权甫，德兴人。专心于经学。在此之前，祝氏有《皇极元元集》的著作，其说法多与张氏有异同，而进士彭复之从溟涐生那里另有心得，先生受其传授，颇有与祝氏异同之处，于是贯通其学问。入元朝后，多次升官至集贤院大学士。谥号文懿，学者称他为初庵先生。而程直方是他的高足，于是有《皇极续元元集》的著作。

（云濠谨案：《饶州府志说：“先生得到同乡祝泌的皇极数学。”《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六说：“派遣使者访求通晓皇极数的鄱阳人祝泌的子孙，他的外甥傅立拿着祝泌的书来进献”。大概先生是祝氏后人的外甥而延续其传授，又可见《德兴县志》所说的“诏征不赴”，是指祝泌的后人。）

◆彭氏门人（杜氏三传。）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见上文《祝氏续传》。）

◆傅氏门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读书十年不出门，尤其深究《易》。入元朝后，断绝仕进之意。巡视到此地的官员必定登门拜访，或者敦请他到学宫，执礼授教。（参考《安徽通志》。）

（梓材谨案：《经义考》引用董时乂的说法，说先生号前村，曾经开辟书室叫观易堂，与初庵傅先生是莫逆之交，尽得邵氏不传之秘。又说他通晓诸经，平生著述，《易》方面有《程氏启蒙翼得》、《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书》方面有《蔡传辨疑》，《诗》方面有《学诗笔记》，《春秋》方面有《诸传考正》、《春秋旁通。这是先生所著，不独《续元元》的

译兴起，他们对于初庵，大概处于师友之间的地位。）

卷七十九 丘刘诸儒学案（全氏补本）

译丘刘诸儒学案（全祖望补本）

丘刘诸儒学案表

丘（史宾之）（与南轩、东莱同调。）

刘光祖（游似）（子）汶（与晦翁同调。）周端朝（另见《岳麓诸儒学案》。）

楼钥（孙枝）（另见《沧洲诸儒学案》。）（附师王默、李鸿渐、郑锷。）史守之（另见《慈湖学案》。）

柴中行（饶鲁）（另立《双峰学案》。）（均为晦翁私淑弟子。）汤千、汤巾、汤中（均另见《存斋晦静息庵学案》。）汤汉（另见《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崔与之（洪咨夔）程掌（另见《鹤山学案》。）（父世明。）（与攻媿为讲学朋友。）

柴中守（罗晋君）（另见《槐堂诸儒学案》。）

柴元裕（饶鲁）（另立《双峰学案》。（与南溪为学侣。）汤汉（另见《存斋晦静息庵学说》。）李伯玉、林大中。

游仲鸿（子）似（见上文《后溪门人》。）赵巩（均为庆元年间之学者。）

丘刘诸儒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从淳熙到嘉定年间，疏附先后各家学说的，有像丘忠定公、刘文节公、楼宣献公等人，虽然他们不归属于诸先生的学派，但都能运用先圣之道，而柴献肃公尤其纯正。因此撰写《丘刘诸儒学案》。（梓材案：这一卷也是谢山特别设立的，只是他的草稿留存的不多，大多参考史传来补充。）

◆张吕同调

忠定丘宗卿先生〇

丘〇，字宗卿，是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国子博士。孝宗讨论虞允文推荐自代的人选时，虞允文首先推荐了先生。先生被赐对答，于是进言：“恢复中原必须遵循休养十年的策略，然后才可以向北用兵。”当时朝廷正祈求迎回陵寝，先生说：“派遣泛使没有益处。”孝宗发怒，先生退朝等待治罪，孝宗体察他的忠诚，没有谴责他。升任太常博士，外放担任华亭县知县，修复海堤。多次升迁至枢密院检详文字。王抃担任枢密使，先生不稍加屈从。因为迎接宾客的意见不同，王抃诋毁先生不礼遇金国使者，先生被赐予祠禄。起用担任鄂州知州，调任江西转运判官，提点浙东刑狱，晋升直徽猷阁、平江府知府，升任龙图阁，调任绍兴府帅，改任两浙转运副使，因居丧离职。光宗即位，任命为太常少卿兼代理工部侍郎，晋升户部侍郎，提拔为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上奏撤销吴挺的兵权，革除世袭将领的祸患。先生一向主张复仇，韩侂胄与他商议北伐，以图谋功名。先生说：“中原沦陷将近百年，这必定是有夸诞贪进的人，捋起袖子侥幸万一成功，应当迅速斥责拒绝。”晋升敷文阁学士，改任建康府知府。将要出发时，韩侂胄说：“这件事暂且延缓。”先生于是称赞说：“幡然改变，确实是社稷生灵的幸运。”后来韩侂胄写信，想授予先生内廷职务，宣谕两淮。先生回答说“不宜轻举妄动”。韩侂胄不高兴。晋升宝文阁学士、刑部尚书、江淮宣抚使金人侵犯淮南，有人劝先生放弃庐州、和州作为守江的策略，先生说：“放弃淮河就是与敌人共享长江的险要了。我应当与淮南共存亡。”更加增兵防守。晋升端明殿学士、侍读，不久拜为签书枢密院，督视江、淮军马当时移入金人书信，先生说他们指认韩侂胄为元谋，应当暂时免除系衔。韩侂胄大怒，罢免知枢密院职务。以资政殿学士身份担任建康府知府，不久改任江、淮制置大使兼任建康府知府。淮南运司招集边民二万人，挑选为御前武定军。军队组建完成后，淮西依赖他们的力量。因病请求归乡，拜为同知枢密院。去世，谥号忠定。先生仪表魁梧杰出，机智神悟。曾经慷慨地对人说：“活着无法报国，死后愿做猛将消灭敌人。”对君父之仇咬牙切齿，虽然他的忠义出于本性，但先后建议规切时势，器识宏远，不是专门依靠血气之勇的人所能比拟的。（参考史传。）

（云濠谨案：先生的谥号有一处写作文定。《黄氏日钞》《读叶水心》说：“丘文定的父亲仁，不忍心计较费用，几乎耗尽家产。母亲臧氏，守寡后，在贫困中尽力教育子孙。”烛湖、袁清容集也都写作文定。）

附录

叶水心祭先生的文章说：“自古以来讲学，祖述性理，宗奉天命，克己复礼，始终笃敬，只有公的本原，我向来知道，授予麈尾，张、吕同归。”

◆晦翁同调

文节刘后溪先生光祖

刘光祖，字德修，简州人。考中进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征辟为潼川提刑司检法。淳熙五年，被召对答，论述恢复之事，请求以太祖用人作为法则。任命为太学正。被召试正字，兼任吴益王府

译先生任教授，升迁为校书郎，被任命为右正言、知果州。因赵忠定推荐，被召入朝。光宗即位，任命他为军器少监兼代理侍左郎官，又兼任礼部职务。当时殿中侍御史职位空缺，皇上正严格选拔人选，宰相留正举荐先生，皇上说：“他早已在我心上了。”先生入朝谢恩，趁机进谏说：“本朝士大夫的学术议论，最接近古意。从咸平、景德以来，直到庆历、嘉祐年间，达到了鼎盛。不幸被熙宁、元丰年间的邪说败坏，幸好元祐年间的君子兴起补救，但末流大分，世事反复。绍圣、元符年间，群凶得志，断绝纲常，他们的言论既已占上风，势力既已形成，崇宁、大观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刚到时，听到有讥讽贬低道学的言论，但并未见到朋党分立的迹象。等到臣再次回来，事情果然显现。因为厌恶道学，于是产生朋党；因为产生朋党，于是将忠谏定为罪过。唉，把忠谏当作罪过，这与绍圣年间相差多少呢！”他弹劾罢免了户部尚书叶翥、中书舍人沈�，指控他们勾结皇帝宠幸的近臣，谋求升迁，进言说：“近年来，前辈老成之人，凋零殆尽。后生晚辈，议论没有依据，学术没有宗主，正确的言论日益衰微，士人的风气不再争强。希望诏令大臣，精心搜罗人才，必定是朝野共同推重、贤愚共同敬服的十几二十人，交错立于朝廷，国家气势自然强盛。”外出任夔州知州。当时孝宗身体不适，皇上不去宫中探视，先生写信给留正和赵忠定说：“皇上未去宫中，宰相执政不可回私宅安歇。”孝宗去世，他又写信给赵忠定，勉励他安定国家、稳固社稷。宁宗即位，任命他为侍御史，改任司农少卿。入朝对答，献上《谨始》五箴。升任起居舍人，迁任起居郎。朱熹议论卜选孝宗陵墓，被赐予祠禄，先生进言说：“汉武帝对汲黯，唐太宗对魏征，仁宗对唐介，都是暂时发怒随即后悔。朱熹阐明先圣之道，是当今资深儒者，又不同于那三位大臣。陛下刚继承大宝，招揽资深儒者，这是初期政事中最好的。”再次上疏，皇上不听。刘德秀弹劾先生，外出任湖南转运判官，先生不接受，改任主管玉局观。不久，赵忠定被罢相，韩侂胄独揽朝政，于是将士大夫视为伪学，加以禁锢。先生撰写《涪州学记》，说：“学问大的方面，是阐明圣人之道以修养自身，而世人正把道视为虚伪；小的方面，是治理文章以表达志向，而时人正把文章视为弊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官张釜指责这是诽谤讥讽，将他比作杨恽，剥夺职务，贬谪到房州。很久以后，起用为眉州知州，恢复职务，将任利路转运使，以不熟悉边防事务推辞。升任直宝谟阁，主管冲佑观。韩侂胄被诛杀，召入朝廷任命为右文殿修撰，以宝谟阁直学士身份任潼川府知府。请求改正宪圣慈烈皇后的忌日，皇上听从。升任显谟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官。请求退休不被允许，改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去世，谥号文节。赵忠定曾称赞先生论谏激烈像苏轼，恳切悲恻像范祖禹，世人认为是名言。所著《后溪集》十卷。

译（云濠谨按：真德秀在先生墓志铭中说：“他的祖先是句容人，居住在简州。”又说：“先生跟随族兄东溪先生胡安国学习。他在房州时，被贬谪居住，无事可做，便取来东溪所传的《易》学加以续写。大概东溪的传授只到《睽》卦，先生续写从《蹇》卦开始。”）

论道学疏

当今的道学，以伊川、洛阳二程为宗，这实在不是程氏一家的私见，而是出自《大学》的记载。《大学》的教导，以彰显光明的德行为首要，其中引用《诗经》的话，于是有了“道学”这一名目。说“如切如磋”是道学，那么臣所说的以居于仁德、遵循义理为道，以端正心念、真诚意志为学，又在于切磋琢磨它。现在的道学，人们获得它的程度有深有浅，践行它有真有假。获得深的固然已经符合《大学》所说的明德了，获得浅的难道可以不经过切磋琢磨，使之更加深入，却立刻自我夸耀从而招致灾祸吗？这恐怕也不对吧？践行真诚的人足以成为君子了，践行虚伪的人，别人将看透他的肺腑，这本来就是他的师友所不赞许的，又何必如此呢？臣每当在讨论学问时，必定有极平正的说法，往往使虚伪者面露羞愧，浅薄者内心信服，又怎敢一概轻率地议论并痛恨他们呢？何况他们大多也是善良之士！善良之人所到之处，人们必定欢喜称颂，如果又把虚伪之党全都排斥，哪里还能得到好人，必定要选取平庸之才来充塞朝廷。陛下即位之初，端坐治理天下，凡是官员的升降，都依据众人的言论，起初没有好恶的私心，难道会以偏袒党派为主吗？然而一年之内，斥逐纷纷，中间好人固然也不少，反而因为臣下的私意，略微损害了天日般的清明。当时，大臣没有异议，给事中、舍人没有封还驳正，侍从官员没有论救，臣私下叹息罢了，这样的委任寄托算什么，所以这种议论更加炽烈。现在的君子，不明白大道，自以为是太高，而责备别人太苛刻。自以为是太高，那么实际将不符合；责备别人太苛刻，那么众人就会愤怒怨恨。虽然如此，用这种态度隐居议论道学，还可以。朝廷之上，贤才并用，名利之路，智愚交驰，古今都是这样，然而有人却倡导荐举士人的举动，好像要区别开来并划定界限。荐举士人并非不好，然而凡是有所选取，难道没有遗漏，凡是有所褒扬，难道没有压抑，品评的人多了，那么猜疑怨恨就会丛生，心里虽然主张极度的公正，行迹已经涉及朋党，诽谤毁谤先在众人中喧腾，进退难道一定取决于一句话，因此用一时的虚名，来换取今天的实利私情，往往把忠谏之言，指为沽名钓誉之举，至于洁身自退，也说成是怨恨所致，想要激怒至尊，必定加上攻击讥讽，那么事势到了这种地步，顺从沉默成为风气，国家依靠什么！臣想要消除将来的祸患，所以不怕反复陈述，希望圣心开阔，永远成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区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熄灭，对道学的讥讽由此消除，朋党的〇由此泯灭，和平的福泽由此聚集，国家的事务由此治理，这是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如果不然，使互相激怒互相战胜，辗转报复，祸患无穷，臣实在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晦翁私淑

宣献楼攻媿先生钥（附师王黙、李鸿渐、郑锷。）

楼钥，字大防，（云濠按：《行状》中，先生旧字启伯。）鄞县人。幼年跟随乡先生王黙、李鸿渐作为严师。成年后，三山的郑屯田锷寄居在乡邻家中，先生又拜他为师。隆兴元年，参加南宫考试，考官胡铨称赞他说：“这是翰林院的人才。”历任温州知州。属县乐清有人扬言方腊之变将要再起，县令逮捕了几个人送到郡府。先生把为首的人判罪，而把跟随的人驱逐出境，民言于是安定。丞相周必大心里赞许他。光宗即位，授考功郎兼礼部。吏部铨选多有阻滞，先生全部革除。改任国子司业，提拔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上奏章无所回避。禁中有人私下请求，皇上说：“楼舍人我也忌惮他，不如暂且作罢。”《圣政》、《会要》写成，兼任直学士院。光宗内禅的诏书，是先生起草的，其中有说：“虽然丧礼在宫中自行，但礼文难以向天下展示。”士大夫传诵它。升任给事中。朱熹因为议论政事触犯韩侂胄，被解除职务并外放知州。先生说：“鸿儒硕学，陛下怜悯他们年老，在这严寒时节，立即讲学不便，不如授予内祠，仍让他们修史，稍等春天暖和，再回到讲筵。”没有回复。赵汝愚对人说：“楼公是当今人物，只怕临事缺少刚决罢了。”等到看到他持论坚正，感叹说：“我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了期望。”出知婺州，移任宁国府，罢免，恢复原职。韩侂胄曾经副职先生为馆伴，因为先生不依附自己，深深怨恨他。韩侂胄被诛杀，下诏起用先生为翰林学士，升任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当时先生年过七十，精敏过人，词头下达，立刻进呈草稿，院吏惊诧。入朝，陛下按旧班次，皇上看着先生说：“很久没见这个官职了。”进任参知政事。在两府任职五年，多次上疏请求离职，授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推辞，进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年卒，享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号宣

译献。先生文辞精深广博，袁清容在《延佑四明志》中称赞他对于中原师友所传授的学问，全都穷尽了其深奥之处。永嘉人王和叔也曾将经世致用的学问传授给他。（云濠按：《行状》记载，先生在永嘉任职时，听说寺正薛公季宣深通兵法谋略，便多次向他请教。薛公常说：“儒者如果不通晓军事，就无法应对突发状况，只有平日讲求研习，那么在紧急时刻才能发挥作用。”）先生自号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参见史传。云濠按：《攻媿集》在诸家书目中记载的卷数，有的作一百卷，有的作八十五卷，大概是流传时间既久，多有散佚脱落。《四库书目》称两淮盐政进献的本子为一百二十卷，与《宋志》及陈直斋的《书录解题》卷数相符，只是其中多有残缺，并删削了《青词》、《朱表》，重新编订为一百十二卷。）

译《攻媿文集》

《坤》卦说“利于雌马的贞正”，解说者只认为这是取其顺从罢了，却不知圣人取象，都曲折地蕴含妙理。禽兽中的雌性都顺从，只有雌马的性情最为贞正，游荡的雌性通常由一头雄性率领十头雌性，即使混杂着千百头，如果不是它的配偶，其他雄性侵犯它，就会踢咬，不可靠近。《坤》卦虽然主于顺从，只有因为它能贞正，才成就地道，所以说极柔而动则刚，极静而德方正。妻道臣道，难道只是顺从而已吗？（《答杨敬仲论易》）

《书序》说：“武王有病，周公作《金縢》。”读者于是认为周公制作了金縢的柜子。却不知道作《书序》的人，是说《金縢》这一篇是为周公而作的。古代的占卜，不像后世那样轻率，《礼记》说：“大卜抱着龟向南面，天子向北面。”圣人斋戒以求蓍草和龟甲，他们向天求问，可以轻率吗！这一篇的说法既然不明确，似乎觉得文义间断，又好像不可以传给后世，中间有不通的地方，先儒大多省略而不说。我反复研读，才开始得到它的意思，然后辞意连贯。所谓丰富不剩下一句话，简约不丢失一个词，关键在于先要纠正“金縢”二字。所谓金縢的柜子，其中确实藏着占卜的书。自从后稷被封在邰，分茅土，授予龟甲，占卜的书非常庄严，子孙世代守护，没有大事不打开。武王攻克商朝才两年，就病得不舒服，召公、太公说：“我们替王恭敬地占卜吧。”穆，是恭敬的意思，二公想向天占卜。周公说：“不可以。不如用亲情感动我先王。”于是告诉太王、王季、文王，占卜三次龟甲都吉利。所谓打开钥匙看见书，正是打开先世金縢的柜子。看了占卜的书，也说吉利。周公把册子放进柜中，不想让人看见，不是圣人想向后代求福。罪人得到之后，又作《鸱鸮》的诗给王，他的心意很急切。史臣记录王也不敢责备周公。话虽然不责备周公，但不利于幼主的谗言，王的心还没有释然。雷电伴随大风，禾苗倒伏树木拔起，王和大夫都戴着礼帽打开金縢的书。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开这本书。认为不知道，那么天变在上面，为什么要打开这个？认为知道，那么也不必打开这本书。大概那时正因为不知道天为什么会变化，所以打开占卜的书来占卜天意。等到得到周公代替武王受病的说法，以至于拿着书哭泣，王心才大大醒悟，首先说“不要恭敬地占卜”，本来想占卜而现在不必占卜了，才知道天变的意思，是想彰显周公的勤劳罢了。出郊外迎接，雨停风转而年成丰收，然后这一篇的意义就清晰了。孔子审定《书》，特意保留这一篇，以显示周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根本在于此。新莽因为平帝有病，作策请命，愿意以身代，把册子藏在金縢中。王莽的谗诈，不值得说。汉朝离古代不远，这个说法已经不明确，直接把金縢的柜子当作周公所作，何况后世呢！（《跋金縢图》）

欧阳公对于“燕兄弟”的诗，阐发“不如朋友”的意义，很高明。这首诗正以兄弟为急，而毛亨、郑玄两家失去了本义。得到欧阳公的话，诗意才明确，而末章还不够详细。深刻啊，诗人的主旨！“摆好你的笾豆，饮酒的宴席”，只是一时的快乐罢了。如果“兄弟都具备”而没有其他，那么和乐达到像孺慕一样的程度，这是真情。妻子，是人合的，如果能好合，就像瑟琴一样。兄弟，是天伦的，如果他们已经和睦而没有间隙，那么他们的快乐达到像湛酒一样的程度，他们的快乐更加深厚。所以又说，这样就可以“使你的家庭和睦，使你的妻子儿女快乐”，所谓人不离间兄弟的话而家庭富裕了。“这是探究这是图谋，确实是这样吗”，然后篇终，兄弟之道，没有余蕴了。（《跋周氏棣华编》）

附录

中教官选拔，调任温州教授，以身作则，出入穿戴冠带非常谨慎。每天与学者交往，讲明为学的要点，务求笃实，不要沉溺于浮华。学者日益归心，争着坐在经席下。乡里的贤士大夫称赞他，与他定交。他也虚心请教，甚于饥渴。于是学问的来源和流变，治道的纲目，制度的沿革，无不研究，胸中的蕴藏日益丰富。任期届满，各位公卿饯行。他请求教益，有人告诉他：“前辈有云：‘拆破藩篱即大家。’你的藩篱，不愁不拆，只怕拆得太过分。”他严肃地说：“我在无利害的事上就拆，在有利害的事上就不拆。”听的人惊服。

修订淳熙法，议论者想降太学释奠为中祀与右学同等，他说：“皇帝亲临，对先圣则拜，对武成只肃揖，礼节不同，祭祀可以同等吗？”于是得以不变。

升任宗正丞，在延和殿对答，说：“天下的大患，每起于细微，汉朝的党锢，始于南北二部的谣言，唐朝的朋党，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的徒众。现在朝廷清明，难道还有这种！然而端倪已见，不敢不说。道，是天下通行的；学者，是士君子应当务求的。秦、汉以来，此道不明，论说相夸，离本越来越远。国家累圣

译传授道统，弘扬大道本源，著名儒生相继出现，探究深奥精微的义理，这样谈论道的人就不会陷入异端，做学问的人也不会流于无用。陛下掌握了中正之道的传承，体察克制私欲的仁德，严守慎独的戒律，笃信正心诚意的学问，在上位亲身践行此道，而士大夫在下位却忌讳谈论，凡是端正严谨、喜好修身、谈论经世治道的人，一概被指责为伪学，没想到圣明的时代竟然有这样的风气。《诗经》说：“君子确实存在，秉持内心没有争竞。是谁制造了祸乱的阶梯，至今成为祸害。”士大夫之间互相倾轧排挤，危害最大，只有君主能够运用中正之道，然后才可以消除这种祸患。又说：“应当明确诏告朝廷内外，都推崇没有争竞之心，不要顺从偏颇邪曲的见解，精诚专一，以向上承接君主的美德。”

译恰逢仲春之月雷雪交加，他应诏条陈朝政缺失，说：“疏远的臣子，只希望陛下忧虑勤劳；亲密的臣子，只希望陛下安逸享乐。忧虑勤劳，那么冤屈之事必然上达，下情得以沟通，恩泽就能惠及百姓。安逸享乐，那么臣子就会察言观色，谋求恩宠，私意就能得逞。陛下自从雷雪灾变以来，忧虑之色显露于容颜，日夜叹息，在这几天里，求取恩宠的人一定很少。由此推论，圣心忧虑勤劳，恩宠幸幸自然疏远。如果能一天比一天谨慎，胸怀泰然，深沉宁静而明察秋毫，那么看待宴饮游乐的迷惑，难道不是相差千万倍吗！”又说：“如今朝廷听不到正直的声音，反而有人因多言被贬斥，士气消沉沮丧，无人敢议论政事，这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臣希望陛下开通忠直之路，堵塞宣谕之门，遇到灾变就恐惧，不忌讳直言极谏，努力实行消弭灾祸的方法。”升任起居郎，当面向皇帝奏事，说：“增进道德可以养生，养生可以增进道德。人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气不可过盛，也不可过弱，只有得其适中，才是养生的关键，心胸宽广身体安适，精神气色舒畅，即使有阴阳邪气的侵害，难道能对我们造成危害吗！”

他平素诵读顾恺之的话说：“命运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只应当恭敬自身坚守正道，相信天命顺应时运。而愚昧的人不通达，妄图侥幸，白白伤害雅正之道，与得失无关。”他常把这话作为持身遵循的要旨，在史馆任职时，风骨节操凛然，所涵养的品德确实牢固。等到担任执政大臣，也不忘记这话，终身行事，始终如一，只是遵循正道罢了。走险路投机取巧，另辟蹊径，是他所不做的。

在书斋匾额上题写“攻媿”，说：“人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知道了却不能改正，这是没有勇气。自号为攻媿主人，稍有差错，不敢自我宽恕，期望达到没有过错可攻的地步。”在座右铭上写道：“逆境增进道德，顺境误人。”

献肃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与之，余干人。凭借儒学显名。绍熙元年进士，授抚州军事推官权。权臣韩侂胄禁止道学，转运司发文书，命令自己声明不是伪学，先生奋笔写道：“自幼学习阅读程氏《易传》，如果认为是伪学，不愿参加考核。”士人议论认为他壮烈。调任江州学教授，广西转运司征召为干官，帅将推荐他，派他的门客试探先生，先生严肃地说：“身为老师，却称别人为恩主、恩帅，心里暗自感到羞耻。不要玷污我！”升任太学博士，认为太学风化，首重童子科。复试太学生，有倚仗权势的人，先生向长官进言，守法没有毫厘私心。升任太常主簿，转任军器监丞。外放担任光州知州，治理政绩为淮右地区第一。升任西京转运使兼提刑。改任直秘阁、襄阳知州兼京西帅，仍兼任漕运事务。江陵戎司将驻军迁到襄州，军政长期松弛，先生核查军备。升任江东转运司判官，不久改任湖南提刑，贪官豪强，一律依法绳之以法。入朝担任吏部郎官，多有启发开导，遇事持正，不向权势屈服。提拔为宗正少卿，上疏请求收揽大权。又说：“臣下进献言论，不是观望就是迎合，不是回避拖延就是畏惧躲避，而当面折冲、在朝廷争辩的风气，很少见到，这是任事大臣的责任。”调任秘书监、崇政殿说书，极力论述“往年把道学当作伪学的人，想要加以远窜，杜绝言论，使忠义之士闭口结舌，天下的风气难道能这样被挫败败坏吗！”又论述内治外患，辨别君子小人，“希望明诏大臣，断绝私意，布公道”。进升秘阁修撰、赣州知州军事。过了一年，请求退休回家，与弟弟柴中守、柴中立在南溪之上讲学。当时跟随学习的如东涧汤伯纪、双峰饶伯舆等人有数百人，因此称他为南溪先生。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写主管南京鸿庆宫。去世，赠通议大夫、宝章阁待制，赐谥号献肃。所著有《易系集传》、《 book 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参考史传。）

（梓材谨案：先生的谥号，谢山《序录》作献肃。等到谈论三汤源流，又称柴宪敏。三汤的学问，都出于宪敏，固然是朱学。）

◆攻媿讲友

清献崔菊坡先生与之（父世明。）

崔与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亲崔世明，博学，精通医术。先生年少时卓越不凡有奇节，不远数千里游学太学。绍熙年间进士，广东士人由太学考取科第从先生开始。历任成都府知府、本路安抚使。当时安丙长期掌握蜀地重兵，常常忌恨从东南来的蜀帅，到这时唯独推诚相待。安丙去世，诏令统护四蜀军队，开诚布公，兼用吴、蜀士人，安抚将士，人心悦服。蜀地知名士如家大酉、游似、李性传、李心、度正之徒都被推荐提拔。召为礼部尚书，又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升右丞相，都推辞不就职。去世，追封南海郡公，赐谥号清献。先生历仕四十七年，清风高洁，屹立如师表，未曾沾染一墨弹劾。曾在座右铭写道“不要因嗜欲害身，不要因财货害子孙，不要因政事害民，不要因学术害天下后世。”他去世时，遗命不得做佛事。（参考史传）

译梓材谨按：先生与攻媿交好，号菊坡。此事见于王氏《困学纪闻》。真文忠公曾自箴言：“我的气量不如南海那样宽广。”原注又按：魏鹤山在《简州三贤祠记》中说：“成都的天庆观、仙游阁，原本就有张忠定公的画像。嘉定十三年，南海人崔公与之来担任成都知府，刘文节公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对人说：‘他应当配享张忠定公与赵清献公。’崔公的门人洪咨夔等人，于是就在张忠定公画像的旁边，绘制了赵、崔两位公的画像，将他们一同立祠祭祀。”据此，先生的谥号应当与赵公相同。

译◆南溪学侣

柴蒙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号蒙堂，是南溪的弟弟。进贤人罗晋早年跟随他学习。（参见《刘后村集》。）

（梓材谨按：《刘宝山厚南行状》将蒙堂作为中行的号，大概是错误的。）

柴强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余干人。精通五经，尤其擅长《易经》，以穷究事理、尽知本性为根本。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很多，汤伯纪汉、饶伯舆鲁、李纯伯玉都是他的门人。所著作品有《春秋》、《尚书》、《论语解》、《易系辞》、《中庸》、《大学说》、《宋名臣传题》。他居住的斋室名叫“强恕”，门人称他为强恕先生。（参见《饶州府志》。）

（梓材谨按：《万姓通谱》将先生记为元佑，大概是因为字相近而弄错了。又按：《袁蒙斋集》称强恕、南溪、南溪为“三柴”。南溪名中行，蒙堂名中守，那么强恕必定是南溪传中所说的中立了，元裕大概是他的改名。）庆元之学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进入太学，考中绍兴三十年进士，任金溪县知县。郡府催缴赋税紧急，先生请求宽限期限，没有被听从，于是上交任命文书，弹劾自己后回家。不久担任太常寺簿。光宗即位，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说：“选拔和罢免人才，应当观察他们志向的大体，不应当苛求他们行为的小节。志向确实端正，即使小节有可指责之处，也不失为君子；志向不端正，即使小节令人喜欢，也不失为小人。”又议论说：“当今的事，没有比仇恨耻辱尚未恢复更大的了。这件事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念头不能忘记。这个念头存于心中，用来招揽天下的贤才，振奋天下的士气，倡导天下的道义。这道义既然明确了，那么事情的条目就可以谈论，治国的功业就可以成就了。”陈贾以静江守臣的身份入朝奏事，先生极力议论他“平庸迂腐没有见识，曾经内外勾结王淮，首创‘道学’的名目，暗中废黜正直的人。如果允许他入朝奏事，必定再次被留在宫中，善良的人听到后，纷纷离去，这不是安定国家的方法。”命令于是停止。担任侍御史兼侍讲。潭州知州赵善俊得到旨意奏事，先生上疏弹劾赵善俊，并说宗室赵汝愚贤能应当召见。皇上采纳了他的话，召见赵汝愚并将赵善俊调离潭州。既然言论不被采纳，请求离职，改任吏部侍郎，推辞不接受，于是被任命为直宝谟阁。起初，占星者对朱晦庵说：“某颗星显示变化，正直的人将承受，难道是在林和叔身上吗？”到了这时，晦庵写信给朝中士大夫说：“听说林和叔进入御史台，没有一件事不切中要害，离开国家这一节，风义凛然，应当在古人中寻求。”不久被任命为宁国府知府，又调任赣州。宁宗即位，召还朝廷，试任中书舍人，升任给事中，不久兼任侍讲。阁门事韩侂冑来拜见，先生接待他，没有其他话语，韩侂冑暗中请求结交，先生笑着拒绝了他，韩侂冑的怨恨从此开始。改任吏部侍郎，不接受，以焕章阁待制的身份任庆元府知府。请求担任祠禄官，得到批准。给事中许及之缴还驳斥，于是被削去官职。罢官回家，隐居十二年，不曾将得失放在心上。等到韩侂冑被诛杀，立即被召见，试任吏部尚书，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去世，谥号正惠。先生清修寡欲，谦退好像承受不起衣服的重量，等到遇事发作，凛然不可侵犯。从小努力学习，志向不凡。所著作品有奏议、外制、文集三十卷。（参见《史传》。）

忠公游先生仲鸿

游仲鸿，字子正，南充人。淳淳初年进士，任中江县知县。制置使京镗等人推荐他，召赴京城，宰相赵忠定非常看重他。当时光宗因病，很久不上朝去重华宫，先生给赵忠定写信，陈述宗庙社稷的计策。等到孝宗去世，于是赞助制定大策，后来任嘉定知县，有政绩。去世，谥号忠。（参见《姓谱》。）

修撰赵西林先生巩

赵巩，字子固，钱塘人。干道八年的进士，官至秘阁修撰，任扬州知州。曾经奉命出使金国，金主问《皇帝清问下民赋》不是他写的吗？赞叹佩服他的文学。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号称西林先生。庆元年间禁止伪学，被列入党籍。（参见《咸淳临安志》。）

◆宗卿门人

通奉史先生宾之

史宾之，鄞县人，赵忠定的孙子，赵忠宣的儿子。官至朝议大夫、直敷文阁、荆湖北路转运使。年轻时侍奉丘文定公。以政事著称，也担任过郡太守。追赠通奉大夫。（参见《清容居士集》。）

◆后溪门人

丞相游克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的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入宫侍奉经筵。皇帝问贞观治世的成效为什么这么快，回答说：“君主一个念头的强烈，足以扭转乾坤。有人说霸业快而王道慢，不知道一天归向仁德，一个月就可以做到，王道何尝不快！”淳祐年间，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从南充伯进爵为国公。去世，追赠少师。儿子游汶。

（云濠谨按：先生号克齐。见刘后村《看详氏孔子集评进状》。）

译梓材谨按：先生的传记原本收录在《鹤山学案》中，被列为鹤山先生的门人。然而考证得知，先生其实是庆元党案中忠公刘仲鸿的儿子。鹤山先生为忠公的《鉴虚集》作序时说道：“（忠公）镇守潼川时，我结识了公的儿子刘似，便腾出馆舍让他居住。”看来先生只是特地在鹤山先生处借居，未必真的列在弟子名册之中。又按：先生在为鹤山先生的《师友雅言》作序时说：“我还记得嘉定十四年，我正居家闲居，公将我延请至潼川郡斋，听到各位朋友诵读《易经》，考证旧有的学说，互相切磋探讨。”又说：“我因此提及往年侍奉后溪先生的情景。先生曾说刘侍郎刘招美，劝人阅读注疏，认为如果不先研读这些而直接谈论义理，恐怕只会显得高妙而不切实用。公对此深表赞同。”根据这些记载，先生本是后溪先生的门人，而对于鹤山先生来说，只是他的学术伙伴，所以在序文的末尾也没有自称是门人。

译忠文周先生端，另见于《岳麓诸儒学案》。

◆攻媿门人

监岳孙先生枝，另见于《沧洲诸儒学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另见于《慈湖学案》。

◆南溪门人

文元饶双峰先生鲁，另立为《双峰学案》。

通直汤存斋先生千、郡守汤晦静先生巾、侍郎汤息庵先生中，合编为《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文清汤东涧先生汉（另见于《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菊坡门人

忠文洪平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人嘉定二年考中进士，授如〇主簿，不久通过考核担任饶州教授。他作《大治赋》，楼攻媿赏识他。授南外宗学教授，因进言被免职。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直院夏庄举荐他代替自己。崔清献与他一同出任淮东帅，征召他入幕府。后来任成都府通判。崔清献任制置使，首先发公文召先生到身边，先生推辞说：“现在应当开诚布公，推行公道，汇聚西南的人才来成就国家大事，如果还没听到什么名声就先任用门生、旧吏，这是向人显示私心。”最终没有接受，只以通判的职事往来效忠，蜀地的人敬重他。回朝后，任秘书郎，升任金部员外郎。恰逢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先生感慨地说：“我可以尽情进言来使君主醒悟了。”他的父亲看到他的奏疏，说：“我能吃茄子饭，你不用担心。”史弥远读到“济王之死，并非陛下本意”时，非常愤怒，将奏疏扔在地上。转任考功员外郎。轮对时，进言李全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台谏官交相弹劾，削去他两级官阶。在故乡读书，七年之后史弥远去世，皇帝亲政五天，就以礼部员外郎征召他。入朝觐见，请求涵养英明之气，并论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皇帝询问当今的急务，他回答说：“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开诚布公而推行公道。”并且说：“关键在于陛下这一念坚定专一。”第二天，与王实斋一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之恩，上疏说：“权柄归于君主，政令出自中书，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改元端平，当时提拔众多儒者，以扩大讲读、说书的人选。先生论述圣学的实质，应当讲明并推行的有六项：一，亲近和睦宗族；二，端正后宫；三，警戒严肃侍从；四，审慎辨别正邪的任用；五，储备培养文武人才；六，忧虑根本，不要在边境生事求功。升任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不久兼任代理吏部侍郎，与真文忠德秀一同主持科举考试。历任刑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去世。特别追赠两级官阶，谥号忠文。他的遗著有《两汉诏令〇钞》、《春秋说》，以及内外制诰、奏议、诗文流传于世。（参考史传。）

（梓材谨按：《魏鹤山集》中洪氏《天目山房记》大概是为先生而作。）

◆蒙堂门人

罗先生晋君，另见于《槐堂诸儒学案》。

◆强恕门人

文元饶双峰先生鲁，另立为《双蜂学案》。

文清汤东涧先生汉，另见于《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尚书李斛峰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纯甫，余干人。端二年进士第二名，授观察推官。召试馆阁职务，接连抨击贵戚大臣，正直的名声迅速显扬。改任校书郎，历任官职至代理礼部尚书兼侍读。贾似道独揽国政，度宗因为先生是旧学之士，召他到寝宫，相对哭泣，想任用他参与重大政务，贾似道忌恨他，不久先生因病去世。著有《斛峰集》。（参考史传。）

◆游氏家学

丞相游克斋先生似，见上文《后溪门人》。

◆克斋家学后溪再传。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鲁望，丞相游似之子。蜀地战乱后，寓居德清。历任江东、江西提刑。贾似道掌权时，罢官居家。入元朝后，有人推荐他任福建总管，他不就任，在布袍背面写道：“前宋遗民，无寒暑衣之。”

◆洪氏门人菊坡再传。

教授程先生掌，另见于《鹤山学案》。

卷八十 鹤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鹤山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鹤山学案表

魏了翁 （从弟）文翁

（潜庵、宏斋讲友。） （子）克愚

（范氏所传。） 郭黄中

（晦翁、南轩私淑。）

吴泳

游似（另见于《丘刘诸儒学案》。）

牟子才 （子）巘 （孙）应龙

赵范

赵葵（并见于《沧洲诸儒学案》。）

唐震 胡应之

毛振

王涛

屠高

王万

程掌

史守道

蒋公顺

税与权

滕处厚

蒋重珍

虞兟

唐季乙

蒋山

许月卿（另见于《介轩学案》。）

史绳祖

译叶元老

许玠

严植

张端义（另见《慈湖学案》。）

王爚 李芾

（存斋同调。）赵卯发

高载 唐震（见上文《存斋门人》。）

译（范氏门人。）

（南轩再传。）

（五峰、紫岩三传。）

高稼，其子高斯得。

高崇。

（宋氏、李氏门人。）

（南轩、清江、迂斋再传。）

（五峰、紫岩、东莱三传。）

高定子。

（与鹤山为同门学友。）

真德秀（另立《西山真氏学案》。）

辅广（另立《潜庵学案》。）

李燔。

张洽（与上述诸人合为《沧洲诸儒学案》。）

李坤臣，魏文翁（见上文《鹤山家学》。）

高斯得（见上文《缩斋家学》。）

郭黄中（见上文《鹤山门人》。）

谯仲午。

李从周。

（与鹤山为讲学之友。）

魏天佑。

（附其兄魏天启。）

（中父之同门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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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嘉定年间以后，私下仰慕并继承朱熹、张栻之学的，是鹤山魏文靖公。他兼有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精粹，而去除了其驳杂之处。世人称赞他，将他与西山真德秀并列，如同司马光与司马康，不敢有所偏颇。黄宗羲则说：“鹤山的卓越超群，不是西山那种依附门户的人所能企及的。”我认为这是知言之论。于是撰写《鹤山学案》。（全祖望案：《鹤山学案》，黄宗羲修补得很完备，其草稿尚存。）

◆范氏所传的朱、张再传弟子。

文靖魏鹤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县人，庆元五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的官职。被召入京担任国子正。以校书郎的身份出京担任嘉定府知府。在蜀地十七年，而后入朝担任兵部郎中。多次升迁至代理工部侍郎。被降三级官职，安置在靖州居住。史弥远死后，以代理礼部尚书的身份还朝。入宫对答皇帝咨询，首先请求明确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其次论述已故宰相的十大过失依然存在，又谈及修身、齐家。过了六个月，以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的身份督视京湖军马。不久又被召还朝，于是出任绍兴府知府兼安抚使。嘉熙元年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靖。（云濠案：《四库全书总目》有先生《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鹤山全集》一百九卷，另有《经外杂钞》、《古今考》等著作。）

百家谨按：《宋史》记载：鹤山“在白鹤山下建造房屋，将所听自辅广、李燔的学问开门传授弟子，士人争着背着书箱跟随他学习。从此蜀地人都知道了义理之学”。于是《嘉兴府志·辅汉卿传》便说鹤山是辅汉卿的门人。然而考察《鹤山集》记载：“开禧年间，我初次在都城结识辅汉卿。辅汉卿跟随朱文公时间最长，完全掌握了朱文公平生的言语文字。每次来拜访我，一起反复诵读体味，往往度过很长时间才离去。我外任后，辅汉卿将这些全部交给我。”又说：“已故的朋友辅汉卿，端庄方正而深沉敦厚，朱文公非常赞许他。”这才知道他们是朋友而非师生。（全祖望案：《二江诸儒学案·范双流先生子长传》说：“鹤山起初立志求学，通过范先生兄弟及薛符溪得以入门，等到进入中原，才开始与李敬子、辅潜庵交友。”案：范双流的弟弟名叫范子该，薛符溪名叫薛绂。）

鹤山师友雅言

博爱叫做仁，似乎未尽其义。其次说行为适宜叫做义，那就并非没有差别等级了。

我向来与李微之说，《六经》、《论语》、《孟子》阐发了多少义理，不曾有“体”、“用”二字，等到后世才出现这两个字。先儒不因人废言，取用它们来阐明道理，而二百年来，才谈论性理，便离不开这两个字。也要另找一个字来替换，却始终不如这两个字精密。（以上为黄宗羲原本。）

（全祖望谨按：《师友雅言》，黄宗羲原录六条，今将两条移入《鹤山文集》，又移入《五峰学案》一条，移入《南海学案》一条。）

商汤以前未提及“仁”与“信”字，孔子以前未提及“恕”字。

《乾》、《坤》之后，《屯》卦伏藏《剥》卦，《蒙》卦伏藏《复》卦，这就是所谓的杂糅万物以成就德行。

《周礼》中女男巫的职掌，必须像《国语》中楚昭王问观射父所说，认为百姓中精神清明、庄重严肃、内心中正，其智慧能上下比附义理，其圣明能光远宣朗，其明察能光照四方，其聪听能听彻万物，像这样神明就会降临。在男子称为觋，在女子称为巫。又说：“让先圣的后代，有光辉业绩、忠信而恭敬的人，担任祝使；名儒的后代，心率旧典的人，担任宗巫，也都是怀抱道德的人。所以孔子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让他做巫医。’”

《周礼》与《左传》这两部书，字字严谨，首尾一致，更没有疏漏之处，怀疑是秦、汉人所作，依据圣贤遗留的言论补充完成。

“祧”字以庙神的兆域为义，不是说祧迁那些亲尽之庙。郑玄以超然训释祧，后世承袭错误，不知道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的庙只到四世，难道是祧庙吗？

周代天下诸侯没有史官，等到衰微时齐、鲁才有史官，所以

译太史公说，《史记》唯独收藏在周王室。

明堂没有房屋，只是用方明作为祭坛。

《离骚》创作之后，文辞之风兴起。大抵圣贤的《诗》《书》，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即使是比喻和起兴，也没有不真实的。自从庄子使用寓言，屈原开始假托卜者、渔父等人来虚构言辞，司马相如又假托亡是公等人来写赋，从此以后，虚妄不实的话语就多了起来。

译献出田宅的人拿着右契。古代乡里授田有固定的法度，怎么会有献出田宅的道理呢？我曾想著述一部《礼记》，专门驳斥汉代儒者的曲解之说。

《柏舟》是哀伤宗国不容离去之义。

井田制第一次变革是在周宣王统计人口时，第二次变革是在齐桓公改革内政时，彻底崩坏是在李悝、商鞅决裂阡陌之时。周人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并称，是有原因的啊！

《左传》所载，固然未能完全纯粹，但格言精义，依靠它得以保存的占六七成，比如刘子受中那一节，清楚地显示了圣贤相传的要旨。

讲学必须一字一义都不放过，那么面前有多少道理可以领会呢？比如先王的礼乐刑政，开始衰变于厉王、宣王、幽王、平王，逐渐衰微于春秋、战国，彻底崩坏于秦朝，不能在汉朝恢复，而在五胡乱华时完全亡失。如今从残存的典籍中搜求探讨，在孔、孟、王、郑、伏、杜等儒者的训注中参究，这些儒者已经是主观臆测，心中没有三代以前的规模，只在汉、晋诸儒的足迹下盘旋，终究办不成事。程颢、邵雍、张载等人都由此而充实学问。

古代圣明的君王祭祀，亲自行礼，不曾差遣别人。东汉有不行礼的，群臣争辩此事。只如讲读，是从早到晚，要让君主不敢自求安逸。后世简直是以高位为乐。

天子统御天下而君临之，诸侯统御一国而君临之，上下相互维系、相亲相敬，所以天子有迎送诸侯的礼节，有在宗庙大飨的礼节，有因此派人致享致币的礼节。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尊崇君主贬低臣子，没有恢复古意，它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凡是做儿子的礼节，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凉爽，晚上安顿父母就寝，早晨问候父母，在卑贱夷狄之中不争。”这两句全在于在卑贱夷狄之中不争，这才是孝子的实质。妻子儿女和睦，兄弟和乐，父母才会顺遂，那么在卑贱夷狄之中争的，是父母心中不乐意的。

礼制失传就向民间寻求。以前看见靖州祭鬼，都以人作为尸，蒉桴土鼓，都有保存的，丧期戴片白，两年不吃荤腥。

“敖不可长”四句，不是孔子的话。傲慢不可有，岂止是不可长呢！王肃的本子，敖，游也，平声，这个解释胜过郑玄。

古人定位天地，养育万物，当作自己的职事，天地是我在做，五行五气都在我一念的节制宣发之中。后世的人自是人，天自是天，人失去了人的职事，说修德只在于释放囚犯、背负罪责等事上做，天应当惩罚的，人却保存它，以此来感应雨晴，偏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再严重就从事祈祷罢了。

阴不与阳相对，地不与天相对。

根据荀悦《汉纪》，田租实行百一之税，虽然武帝穷兵黩武征伐四夷，垄断盐铁，计算舟车，无所不至，有关部门想要加赋，武帝不听从。末年，轮台悔悟，下诏书而根本不动摇，都是民力不竭，只搜刮工商的资财罢了。

《礼记》“祭先脾”，许慎《异义》说：“现在《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水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又谨慎地考察：“《月令》四时之祭，与古《尚书记》同。”郑玄驳斥说：“《月令》祭四时之物，及其五脏的上下次序罢了。”我考察：以心为土，大概汉以前都是这样。考察《五行传》，以貌言视听思对应五行为木火金水土，对应五常为仁义礼智信。思，就是心。《论填星》也说：“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义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思为主，所以四星都失，填星为之动。”徐锴说：“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锴说，心星为大火，那么属于火。”考察：这则汉以来原有二说，但以水火为心肾未见所出。《礼记》季夏民惊心动，是害土神之气。

《素问》，人们认为是黄帝书，但其中说“醉后入房”，决不是黄帝时的话。以六经考察，有门有庐，有唐有阶，有陈督，有垂有塾，有〇有廉其中为堂为室，堂室各半，大体堂之向北一半为室，室之两夹为房乃祭祀享宾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谓房为妇人所在，后世语也。

《坎》中一画，即心体，所以八卦惟“《习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虚，于《坎》可见。那么心肾皆属《坎》，水火未尝离，不深于《易》者不及此。（以上谢山补充。）

（梓材谨案：谢山补录《师友言》四十三条，今移为文集者二条移为附录者四条，又移入《庐陵学》一条，移入《涑水学》一条，移入《濂溪学》一条，移入《横渠学》一条，移入《汉上学》一条，移入《五峰学》一条，移入《晦翁学》一条，移入《东莱学》一条，移入《荆公新

译《学略》四条。）

鹤山大全集

我过去多在《周易》与《三礼》上用功，本想仿照《读诗记》之类的体例编写一部书。近来在山中温习旧读，愈发觉得现在的想法是对的，过去的想法是错的，又怎知几年后不会又觉得现在的想法是错的呢？因此心中多有畏惧，轻易不敢进行著述。

译又发现向来过多地看先儒的解说，不如一一从经典原文来看，因为不到实地亲自经历一番，终究是看不真切。来信说：“只需遵循朱文公的学说。”朱文公的各种著作，我读得很久了，正是不愿在卖花担上看桃李，必须到树头枝底，才能见到活的精神。（以上出自《答周子□》。梨洲原本。）

我循环诵读经典，也是用来自己明白本心，不敢轻易著书立说。来信指出《礼注》中关于太乙鬼神等说法，恰好与我的浅见相合。《中庸疏》中已有气禀的说法，也与先儒的观点互为表里。只是所怀疑的误将水归属于“信”，大概古来原本就有两种说法，师承传授各异，如《干凿度》与谶纬书中，都称水为信，土为智，所以《王制》、《礼运》等处的注、疏，都有水主信的说法，而《五行传》、许慎《说文》之类，又有肺属火、心属土等说法，然而也都各有道理，因为水火相互包容，火土同处一位，各自有所依据。用天文来观察，用自身来验证，也有相合之处。只是以《坎》卦为肾，《离》卦为心，圣贤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只是见于岐伯、黄帝之说。（《与真西山》。）

读书虽然不能没有注解，然而有不能完全听从的地方，就像郑玄注解《三礼》，已经各自随时代赋予意义，不能全部相同。《礼》与《诗》不同，《诗》与《书》不同，《书》与《易》不同，同一件事而自相矛盾有两说三说的极多，其中改字的地方十有八九不可遵从。最损害经义的，是用谶纬来证明经典，用王莽的制度来证明周公的法度。（《答夔漕赵师恕》。）

（梓材谨案：以上两条，从谢山补录《师友雅言》中移入。）

《洪范讲义》，明白正大，使学习的人有所依据，从而寻求开端并努力用功，私下效法贤者的功效很大。其中所说的由玄妙而至亲切，由虚无而趋实用，由空虚寂静而至明察，我未能深深理解，尚且等待当面请教。圣人的言语，大概是想让人事事理清，步步踏实，只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日常饮食之间去实践。（《答李侍郎〇》。）

孔门谈论仁的地方，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类就是。《左传》中“敬德之聚”的说法，此义极精微，圣学不传，人多把跪拜、屈身、正坐、拱手沉默之类当作敬。周敦颐、程颢所说的“主一无适”叫做敬，才符合圣贤的本旨，来信所说的“敬而未仁”，似乎把世俗谬误的恭谨当作敬，大概敬就是仁了，敬而未仁，也不能算是敬。（《答张大监忠恕》。）

古人所立志所学的，战国以后没有传承。追求高远的人，只想直指本源、径直到达，把一步步而行、逐字讲解的视为卑近，而安于卑近的人，又把小小的记诵、微小的辞章当作学问的最高境界；所谓贯通内外、连接精粗的，百数十年间才有人讲求探寻，以阐发汉、唐所未能达到的，又苦于实际没有所见，抄袭雷同，成为此道的弊病。正想通古今为一书，使后来有志于正道的人，还可以推究源头、寻找流脉，而学问未能确信，不敢轻易下笔。（《答袁衢州甫》。）

古人匡正君主的事业，全在于观摩学习，左右前后，出入起居，无不是学习。贾谊所说的习惯与知识一起增长，所以切合而不惭愧，教化与心性一起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如同本性，在泛滥之前进行教化，在萌发之前进行禁止，熏陶渐染，不是一朝一夕的功效，因此能够越治愈越明白，越获得越警觉，即使是九十岁的武王，功业成就、治理兴盛，召公还有一筐土的告诫。后世的君主，并非没有天资的美好，血气的勇猛，一旦因愤懑而爆发，如汉武、汉宣，如唐宪、唐武，赫然刚断，立下成绩，然而正本清源的道理不深，终究有中断、满盈、清除的忧患。（《与郑丞相》。）

我们儒家只说正心养心，不说明心，所以对于《离》卦不说心，而对于《坎》卦说心。（《答蒋大着重珍》。）

《易》中的光明，多由《艮》卦发出，大概人心随物迁移就会遮蔽昏暗，止于其所就会光明，所以大象传申述说：“君子思虑不出其位，止于非其所思。超出其位则意志被气所役使，物欲向外迁移，光明向内侵蚀。”（送《左轝》。）

古来的祈祷禳灾的典礼，在郊外、在宫殿、在四方、在社坛，如果久雨则有禜祭国门的礼仪。后世却舍弃应当做的事，而奔走于佛教、道教的宫观。（《乞行禜祭礼》。）

古时从天子到士人，都有宗庙，宗庙中的子孙，以昭穆为顺序。祭祀不是正主，就不厌祭、不嘏祭、不旅祭、不酢祭；如果不是同姓同宗同族，就不能参与祭祀。大烝祭在瞽宗，虽然有他姓的祭祀，而不立同气的尸，与宗庙祭祀不同。自从鲧在晋国被祭祀，相在卫国被祭祀，周公在郑国被祭祀，董安于在赵国被祭祀，大大违背了先王的旧制。展禽说：“先王制定祭祀，有法施于民，以劳定国、抵御灾害、捍卫患难的条目。”然而六经终究没有文字记载。汉代诸葛公去世，巷祭野祀，朝中议论还能以礼制止，即在墓旁近处立庙，而

译禁止私人祭祀。此后，在各个郡国，人们为他人的亲属建立庙宇，不知始于何年。凡是不属于祭祀鬼神的场合，没有不设立这种庙宇的。姑且从礼制的演变来说，对于那些对国家有功有德的人加以祭祀，是因为人心中的敬仰之情无法抑制。

译宇宙之间，气运行而至极致并伸展的称为神，气返回并归藏的称为鬼。在人身上，阳魂为神，阴魄为鬼；阴阳二气结合，则魂聚魄凝而生命产生，二气分离，则魂上升为神，魄下降为鬼。《周易》所说的精气游魂，《礼记》所说的礼乐鬼神，孔子所说的万物中精神显著的表现，以及子思所说的德行盛大、真诚不可掩盖，其义理大概就是这样。古代的圣贤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够统一看待生死，贯通幽微与显明，在天地之间光明昭著，生前是贤明智慧的人，死后成为显赫的神灵，哪里会有古今存亡之间的差别，使得义理不能彰显呢！于是，关于鬼神的说法，不会因怪异而迷惑人，也不会因恐惧而使人惊骇。然而礼坏乐废，浮华虚伪日益滋长，人心背离根本越来越远。（中江县《感应神庙墓记》。）

古代的人，从进入小学学习幼年礼仪开始，就已经有办法巩固其肌肤的交会、筋骨的束缚，从而培养其良知良能的根本。他们进入大学，教育的工具，并不是强迫他们去做本来没有的事，凡是上天所赋予的本性，百姓所秉持的常道，万物具备而设立君主和师长的，只是根据其固有的本性来制定品级节度以引导启发他们，使他们明白仁义礼智的本性，从而践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而没有不尽其本分的。现在的教育者又是怎样的呢？利禄的诱惑，束缚在他们面前，致力于记忆阅览以写文章，以求符合官府的程式。为了谋取利禄，从儿童时期开始学习直到成年，耳目所沾染的，心志所趋向的，随事娓娓道来，一去不返。以此来谋求恩泽，不得不如此；侥幸得到了，又用来教导别人，大概不等他们进入政界，就已经可以预先知道了。（《石泉军学记》。）

老子担任周朝柱下史，著书以阐明自己的学说，也不过是恬淡修养虚无以完善自身的人所做的。世人没有领悟其简约的精髓，只是羡慕其高深，竟然想要污浊这世间，妄图在六合之外寻求所谓的道，于是神仙荒诞的学说，趁机钻营，动摇君主的奢侈之心，历经世代，这种说法没有停止。开元观，实际上始于唐朝玄宗。起初清明，贤能之士在位，佛道两家的书籍，多次加以排斥抑制。河南参军郑诜、朱阳丞郭仙舟向皇帝献诗，言语涉及道法，被认为不切合实际，被免去官职，废为道士。太平日久，怠惰荒废政务，才开始疏远事物，抛弃伦理，放任自己的心，方士的学说得以进入。今天表彰庄周、列子，明天祭祀玄元皇帝，崇信方术，修缮宫庭，如果用老子清虚淡泊的宗旨来衡量，这又是沿袭错误、遵循陋习，越追求越失去的人，而天下人纷纷效仿，直到今天。虽然如此，有一种情况，异端的教化，用我们的道来衡量，都不符合，而老子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学说，大概接近《大易》生生不息的宗旨。他所说的专气致柔，归根复命，比起那些穷究宏大而失去居所的人，又有区别。如果真能坚守淡泊，去除羡慕，洗涤精神、清除杂念，如同清洁庭院，修身谨行，如同加固围墙，那么不仅可以进入老子的道，而且保存本体、彰显作用，我还有所期望，或许还能回归儒家的本意。（《汉州开元观记》。）

祖望谨按：《泉州金粟观记》大致相同。

太祖曾经议论武成庙的配享，所罢黜的有二十二人，陶侃、李光弼尚且不能参与。考察他们的事迹，陶侃只是讨伐贼寇迟缓，李光弼只是赴援迟延，有一点瑕疵，就不予录用，节操之难以始终如一竟然如此。（《节斋记》。）

房公关于三位亲王同时封王的议论，认为足以震慑安禄山的气焰。然而既然做了前面的安排，就必须考虑后面的后果。三位亲王的封爵，珙、琦尚未出阁，只有李璘赴任，而后五月以江淮判官的身份行事。那么分封的策略，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呢？当时如高适尚且极力说不可，那么后来贺兰进明的谗言，固然有可乘之机。（《汉州房公楼记》。）

祖望谨按：鹤山说房太尉关于三位亲王出镇的议论，丰王、盛王年少，未曾出镇，而永王一出镇就不安分，几乎误了大事，太尉的话，未见其恰当。可惜深宁没有看到这个说法。我认为，藩王作为王室的屏障，固然是一定的大义，然而如梁朝的湘东王，能讨伐贼寇而不勇于赴难，最终与邵陵王、武陵王骨肉相残。

帝王盛世，与鬼神交往有道。从颛顼到舜，都任命重、黎，断绝地与天的交通，使高低大小，各有分限，不相侵犯亵渎，以遵循天地的法度，效法生物的法则，端正人心，防止世变。《周官》中文史、星历、卜筮的职务，隶属于春官的，都由大夫、士担任；三巫之类，凡是以神职任职的，也都是精神专一不贰的人。像这样，鬼神与人，名分不同而情感相通。事前祈祷，用六祝的祭祀；有事禳解，用六祈的礼仪。下至乡遂，也各有制度。水旱不时，就在党鄙禜祭，而由正师主持；疾疠不明，就在酇族酺祭，而由师长主持。与神交往、塞责明察，好像有洋洋然在上在左右的神灵。这只有上面的人，深知鬼神的情状，所以能在幽明变化中委曲周全，即使是巫觋之人，也都既不谄媚也不诬妄，为神灵所依靠，这就是帝王为民立命、立心的原因。自从王政

译不修养德行，不研习圣贤的学问，于是禳灾祈福之事，对四方土地神的祭祀也不举行，却去谄媚那些不该祭祀的鬼神。即使是经学之士，往往也安于见闻的浅陋，从而怀疑阴阳变化的规律，被利害私欲所惊惧，从而违背经典法则。亲近的人尚且不一定得到尊敬，遥远的人更不必说会被尊敬，何况是那些昏昧纷乱的百姓呢！

译古人承担重大责任，内心便愈发敬畏；年纪大、德行高，礼节便更加恭敬。毕公辅佐四代君主，没有不恭敬地遵循师长的教导。武公年过九十，只担心听不到劝诫。下至秦穆公，在困顿之后才懂得道理，他的话尤其深刻，说：“责备别人并不难，难的是接受责备能像顺水一样自然。”这不是亲身经历过，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大概责备别人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责备，如果心中有一丝一毫未能克制的私欲横亘其中，纵然脸色改变勉强接受，但内心不能完全顺从如流水般自然，那还是等于没有接受。穆公经历变故既久，所以他的话意味深长。（《叙州蠲役记》。）

地势险要，容易明白是指山川丘陵，但唯独不指明天险是什么，王公所设立的险阻又是什么。我认为，充满天地之间，有着截然分明的等级界限，不划定界限却不可逾越，不使用武力却不可侵犯，这就是天险。古人把军队当作城墙，把得道当作援助，把德行当作险阻，把礼义廉耻当作城池，这些都是王者所设立的险阻。穿着盛装来抵御盗贼，戴着头巾坐着来接受使唤，长啸来击退胡人，单人匹马去见敌人，这些都是这种德行的效验。如果不明白这些，而专门依靠城墙、军队、粮食来作为山川丘陵的防守，那么难道还奇怪于国家的离合去来没有常理吗！（《海州太守题名壁记》。）

近世的士人各自怀着用来使人沉溺的东西去使人沉溺。记忆和问答，是学问的末节，如今所记问的已经不是圣贤的书，而是《虞初》之类的野史稗官小说了；虚无，是道的祸害，如今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佛、老初旨，而是梵音唱诵和土木偶像了；权谋利禄，是道义的蛀虫，如今所行的已经不是管仲、晏婴的道，而是锱铢必较的毫末之利了；辞藻文章，是小技艺，如今所写的已经不是《楚辞》、《文选》那样的文章，而是淫靡浅陋的文字了，这就是忧国之士所以感慨的原因。（《周元公祠堂记》。）

人的出生有刚柔之分，因此就有善恶之别。刚强的善，言语直率通畅；恶，言语粗鲁严厉。柔弱的善，言语温和舒缓；恶，言语昏暗软弱。这就是言语，由气质的刚柔所决定，刚柔既已分开，气质的厚薄就确定了，虽然日后事业的广狭，时运的穷通，也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这确实不是人力可以升降改变的。然而，做士人的果真没有用力的地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志向有所坚守，根本先确立，那么气质得到涵养，生生不息，像这样，就可以变化气质，愚笨的可以变聪明，柔弱的可以变刚强，即使引向圣贤的境界也是可以的。（《省元楼记》。）

圣贤说要减少欲望，未曾说要没有欲望。所谓欲求仁德，欲求立身，欲求通达，欲求善行，无非是让人通过欲望来探求道。至于富贵是欲望，有不可占有的，自己不想做的，有不可施行的，这又是让人通过不想做的来探求非道，日积月累，必定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的地步，然后才算达到极致。曾子掌握了这一点，明确了六种欲望的项目，孟子传承了这一点，开辟了六个等级的科目，现在说从减少欲望到没有欲望，不违背道理吗？回答说：本性不能没有感应，这是本性的欲望，被知识诱惑、被外物同化，就成为私欲，所以圣人虽然让人通过欲望来求道，但对于季康子，对于子路、冉求，对于申枨，何曾认为他们的欲望是可以的呢？胡仁仲的话说：“天理和人欲，同行但情状不同，以此来探求，那么养心的学说就完备了。”（《濂溪先生祠堂记》。）

古代祭祀、祭享的区别，不相僭越亵渎，没有不是鬼神、不是同族而可以称为庙的，没有不立尸、不饱食、不告成、不安抚、不旅祭、不绎祭而可以称为享的。鲁哀公十七年，在故居建立孔庙，经历一千多年，未曾离开阙里。汉代儒者所说的立学释奠，不知道先圣先师是谁，除了《礼记》之外没有听说。等到魏齐王、晋武帝在太学释奠，虽然开始在史册中出现，但没有原庙。唐武德二年，在国子监祭祀周公、孔子。等到贞观年间，确定孔子为先圣，而贬黜周公，于是牺牲器物，日益增加，与宗庙的祭祀没有区别。古代弟子对于老师，子孙对于父祖，尊敬到了极点，就用字来区别，字是最尊贵的。新莽不知道仲尼的尊贵，妄自制作谥号，然而“宣尼”的说法，不敢削去他的字。等到典章制度代代增加，就以累加谥号为重，王封为贵。古代只有功臣参与大烝祭，未曾听说弟子随老师配享。自建武年间在孔庙祭祀七十二弟子，然而没有离开阙里。贞观末年，加上左丘明、卜子夏等儒者在太学配享，武成王祠也仿效这样做。总章、开元以来，又给诸儒加上三等爵位，而州县学宫都有配享。这几件事，哪一件不是极尽隆盛美好的事？然而古礼不是这样吗？大概先王的时候，人是四民，居住是六乡三采五比四闾，田地是一井二牧三屋九夫，食物是九谷六畜五牲三牺，服饰是九文六采五色五章，官职是三吏六联五侯九伯，教化是五事五典六德六行，学问是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民少时学习，长大后安于其道，不被奇器异物所夺，不被淫辞邪行所挠，不被奸声乱色所荡，族闾所学习的，师友所讲解的，没有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即使是周朝的衰微时期，车轨、文字、伦理

译没有人对此感到诧异。自从井田制崩坏，焚烧《诗经》《尚书》，正道丧失，民心离散，到了汉代也无法恢复，那些偏颇、淫邪、诡辩的言论，趁虚而入。起初，孔子与老子分立，时间久了，佛教也掺和进来。大概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虫豸草木，都被赋予宫室衣冠以模仿人类，设置府史胥徒以模拟官府，以至于百姓日常饮食、车马服饰、器皿用具，没有一样不改变先王的旧制，世人对此也不以为疑。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建立学校、设立老师，那么百姓这类人，几乎都要沦为夷狄了！那么，学校兴盛而规模宏大，庙宇隆重而祭祀频繁，是不是兴起于异端日益炽盛、大道逐渐衰微的时候呢？有人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一定要效法古代的制度，不是太迂腐了吗？”我说：“我固然知道复古没有益处，但不能没有听说过。用郡县制度看待邦国，用塔庙礼仪等同学校，用羌胡的教义解释圣人的言论，现在说没有益处，却竟然没有听说过，那什么才是有益的呢？”

译善与福庆，不善与灾殃，大概是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并非在善恶之外，另外有所谓的福庆与灾殃，也不是因为有所希求才去做善事，有所恐惧才不去做恶事。假如在家行善，名声诚信，气息感化，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没有不各自尽到本分的，那么我家门之内，本来就已经日日处于吉祥之中了，还有什么福庆比得上这个呢？因此福庆的流传，波及子孙后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一家所感化的，一国也随之教化，仁爱谦逊、礼义道德，都从这里开始，那么福庆所覆盖的范围，又不知有多少了。董仲舒说：“人的行为，其善恶的极致，甚至能与天地流通，往来没有间隔。”既然如此，那么即使是天地间的吉凶妖祥，也不过是一气感应罢了。（《积善堂记》。）

自从科举选拔士人以来，读圣贤书的人，何尝不知道辞藻华丽会丧失志向，死记硬背会沉溺心智，追求权利会背弃道义，奸邪会损害正道，淫靡的音乐会扰乱雅正，残酷刻薄会伤害恩义，聚敛财富会妨害百姓，虚无缥缈会损害大道，妖异妄诞会迷惑众人，大家共同辞谢并避开这些，但考察他们朝夕勤勉追求的东西，不仅实际上确实在从事这些，而且比上述种种还要低劣。于是，稍有才华的人沉溺得更深，接近利益的人败坏得更快，大概他们的说法是：“用正统的学问来言说，就会被主管官员必然抛弃；按正直的道理行事，就会被当今社会所不容。”所以虽然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行为做的，显然不相符合，但人们却不以为怪。以此互相告知，本来就已经可鄙，还有那些忌讳其名却践行其实的人。哪里知道遭遇与得失，都有道义和名分在其中，况且用正统的学问来言说，怎么知道它不合时宜呢？按正直的道理行事，怎么知道它不被容纳呢？（《黔阳县学记》。）

广泛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是用来蓄养心中的德行，大概蓄养所以能滋养新的德行，而新的德行并非从外面得来的。光明众多，只停留在看不见的地方，所以越是蓄养就越新。现在的学士大夫，老师传授，朋友习染，白天诵读，夜晚讲解，哪一样不是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呢？然而实际上未能用“止健”的意义在其中蓄养德行，所以听他们的言论好像有所从事于此，看他们做事也知道崇尚于此，正当他们才力壮盛、气息清新，凭借天资的美好，带着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在人前出名，岁月流逝，志向随着气息衰竭，那么往日诵说的功夫，渐渐不再属于我，或者反而借用其中一二，来装饰辩言，来满足私欲，那么反而不如未曾有口耳之知的人了。（《四先生祠堂记》。）

古人不用画像来侍奉鬼神，不用非本族的人来祭祀鬼神。《礼记》说：“在老师那里举行释奠礼。”解释的人说：“就像《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书》有伏生，《诗经》有毛公。”《礼记》说：“举行释奠礼一定要有合祭。”解释的人说：“就像唐尧、虞舜有夷、夔，周朝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各自祭奠他们。如果本国没有这样的人，就与邻国合祭。”三代时的学者，有像汉儒那样专攻一经并授徒的吗？如果有，功业像夷、夔、周公那样，就祭祀在大烝祭中，又哪里是学者所能单独祭祀的呢？如果确实像传注者所说的那样，这一定是秦汉以后的制度。况且古代所谓的庠序，都是乡民举行射礼、饮酒、读教的地方，事情完毕就返回乡塾，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也没有越过乡里离开家庭，群居聚食，像汉中期以来学校那样的。所以我对于现在各郡国在学校祭祀先贤，认为事情虽然非常美好，但古代没有考证。只是世道混乱，民众离散，还有圣贤在民间，聚集起来教导他们，孔子、孟子去世后，还依靠专门名家的儒者，聚集起来教导他们，所以活着时负责在乡里教导，去世后就在学校举行释奠礼。学习这部经就祭祀这位老师，居住在这个国家就祭祀这位贤人。记录礼制的儒者，习见这些事情，并把它写进书里，有国有家的人，相承不废。事情虽然不完全符合古代，还是比日益下降、老师废弃而民众离散要好。虽然如此，近年来，不仅各儒者的祠堂，布满各郡国，而且各儒者的书籍，家家收藏人人诵读，却剽窃语言，袭用近似的东西来迷惑流俗，来谋取利禄，这又是我非常害怕的。（《六先生祠堂记》。）

子思在《中庸》中撮取《易经》的要旨来说。《乾》、《坤》是性的本体，《离》、《坎》是性的作用。《坤》的正位，变为《乾》就是《离》，是显明见于外部的，而说“畜牝牛吉”，就是用顺来养它；《乾》的正位，变为《坤》就是《坎》，是显明根于内部的，而说“有孚，维心亨”，就是用刚来实行它。这是尽心知性的最高功夫。（《率性堂记》。）

古代的学者，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大概通过比较事物知道类别，追求仁德进入道德，都以此为本。现在礼坏乐淫，射、御和数，有名无实。六书的法则，只有小篆还残留，而没有人喜好它，做士人的十个名字九个错，来不及问了。六经所传的，如仁义中诚、性命天道、鬼神变化等，这是致知格物的关键，现在往往把善于柔顺当作仁，把果敢当作义，把依违两可当作中，把迟钝鲁钝当作诚，把气质当作性，把六物当作命，把玄虚当作天道，把冥漠当作鬼神，把虚无当作变化。更严重的把察察为明当作知，把放荡当作情，把贪婪当作欲，把违背常理当作权变，把敏捷口齿当作才，把诡诈当作术，流弊乃

译至于先王的制度，又是应当讲习的。然而风气已经衰微，名物称谓也出现了讹误，一件事有多种说法，一样东西有多个名称。典籍在周末散佚，在秦朝遭到严重破坏，在汉代令人失望，在晋代的动乱中彻底覆灭。帝王的称号和官制的礼仪，沿袭了秦朝的错谬；郊祀和宗庙的规制，步行了汉代的错误；衣冠和乐律，混杂了胡人的制度；学校培养的是不守规矩的士人；科举选拔的是投奔权贵的人；任用官吏采用自我推荐的制度；征召平民充当士兵，却听任他们坐享俸禄；剃度农夫以谋取私利，却放纵他们自我供养；授田没有限度，豪强争夺、武断专横成为风尚；百姓出钱缴纳租税，却因苛重的赋税而破产，互相欺骗。生活在这个时代，身为百姓，研读圣贤的书，以求帝王治国之法，起初受到春秋、战国时期败坏制度的影响，中间夹杂秦、汉、晋、魏时期杂乱的礼仪，最终陷入郑玄、王肃等儒者的主观臆说，学者的耳目心志被这些所动摇，而不能自信。于是根本不能确立，异端邪说得以乘虚而入，利禄得以改变人的志向；于是有的人口诵六经而内心信奉佛、老，笃信并践行佛老之道，有的人编纂文章，顺应时势以追求功名。

译圣人的心，如同天道的运行，纯粹而不曾停息；如同河流的奔逝，不分昼夜。虽然血气的盛衰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但才能宏大、意志坚定，始终没有二心，何曾因为年老或年轻而变得锐进或懈怠，因为困顿或显达而改变荣耀或憔悴呢？从事文辞的人，有虚浮骄矜、依仗才气的习气。正当他们年富力强、地位显赫、志向得逞时，往往凭借自己的才能来迷惑世人；岁月流逝，血气随之衰退，那么不仅文辞衰败不振，即使在建功立业方面，也因畏缩顾忌，比不上壮年时期。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以志向作为根基，以学问来成就自己，只是凭借天赋的美好、口耳相传的浅知，让才气驱使着自己罢了。才由气决定，气由志赋予，志由学确立。（《梦笔山房记》。）

因为有国家的缘故而祭祀他，这是礼制的常道，是人情的常规。将其他国家的圣贤合在一起祭祀，这是礼制的变通，是人情中义理兴起的表现。既然是出于义理的兴起，固然不一定都是礼制所固有的，但人心的变化、世事的变迁，也由此有所阐发。（《比干祠记》。）

天地是不可估量的，古今是不可测度的。人凭借七尺之躯、方寸之心，立于天地之间，形体和气所拘束，仅仅百年罢了。然而，从百代之前，去考察太古久远时期二帝、三王的事迹，随着心的所向，就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站立在那个位置，与他们周旋交往一样。蓍草和龟甲不能穷尽万物，但心的活动，体现在卜筮之中；鬼神不可见闻，但心的诚敬，施行于祭祀享献之中；万世之后，不可穷尽，但心的灵明，彰显于典籍之中；舟车所至，不可限定边界，但心的明察，光辉如同日月。那么，心，是神明的居所，用来规范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贯通幽暗与光明，它的深远竟然如此。那些沉溺于文艺，拘泥于佛、老，沉迷于功利的人，还知道如何运用他们的心吗！何况又是文艺的末流，如编纂骈文；佛老的弊端，如梵呗唱诵、土木偶像；功利的低下，如声色货利，这些更不值得谈论了。胡公康侯曾对学者说：“有的崇尚与古人交友，有的志向在于天下，有的忧虑及于后世，有的不求被人知道而只求被天知道，这都是所谓的心远。”（《心远堂记》。）

辞章虽然是末技，但根源于本性，由气决定，由情感激发，以道为归宿，不是没有根本的人所能做到的。（杨少逸《不欺集》序。）

书籍日益增多，解说日益明晰，〇聪慧的人剽窃言论、浮夸道理，可以欺骗世人，不必深刻体悟、切实履行，所以我因此不喜反忧。（《朱文公五书序》。）

为人子女的不必说只有超越礼制、违背道义才是亏损和耻辱，安于平庸，满足于小成，怠于做人，这些都是轻视自己，从而辱没所受的恩德。（《跋史岘母墓志》。）

古人所说的七十岁退休，大概是约略而言，难道一定要七十岁吗！做官的停止与继续、长久与短暂，都取决于时机。什么叫时机？停止在恰当的地方而不忘本，内心满足而不匮乏，这就是时机。（《跋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节卑鄙下贱，令人可笑，他想追随、比附孔子，哪里只是知道圣人的污点呢。（《跋李清臣疏》。）

言语贵在有所指陈，没有指陈，就不是言语。（《跋苏文忠启》。）

心的神明，就是天。这心中不安的，就是天理所不允许的。天难道会琐碎地与人商讨是非吗？《诗经》说：“敬畏天的震怒，不敢戏弄违背。”违背心中所安，就是戏弄违背。（《跋师厚卿致仕诗》。）

世人多言“做学问、重品行的人，辞章必定迂腐，处理政务必定疏漏，所以文人能处理政务，即使不学无术，也没有害处。”不知道现在的做学问，与古代大不相同；现在的文，是古代所说的辞；现在的政，是古代所说的事；现在的才，则是古代所说的佞人、壬人。假如做学问而真正知行合一，那么就不是现在所说的辞与政了。（《魏嘉父墓志》。以上为谢山补录。）

（梓材谨按：谢山节录《大全集》四十三条，现在为许先生玠立传一条，为严先生植立编一条，又移附《魏德先传》后一条，《吴鹤林传》后一条，又移入《南学学案》一条，移入《新学略》一条，又移入《南轩学案》一条。）

鹤山奏札（补）。

臣听说，心，是人的太极，而人心又是天地的太极，用来主宰两仪，用来化生万物，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天的神明表现为春秋冬夏、风雨霜露，地承载神气表现为风雷流动、万物显露生长，对于人来说，则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大概贯通上下，表里民物，从继善到成性，都是同一本源而分化出来的，而人心的灵明，是用来确立人极的，人极确立而天地定位了。孔子说：“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就明达；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就明察。”子思说：“君子之道，起始于夫妇，达到极致时，明察于天地。”天高地低，人居于其中，分明是三才，好像不相连接，但五行二气，从一而分化，所以上下同流，彼动此应。在宫庭屋漏之间行事，光明清明，没有丝毫愧疚，那么仰观俯察，光洁昭著，前参后靠，流布充塞，无非是此心的显现；一旦有不满足，那么视上帝而模糊不清，顾四方而

译局促不安，即使是日星草木，也好像随着人的心意而不舒展。陛下认为在这颗心之外，另外有所谓的天地神明吗？还是说天地神明并不超出这颗心呢？正月朔日，风从《干》卦方向吹来；丁丑日望日，月亮在翼宿发生食象，古人认为这是兵戈之应的征兆，是迫近之象；而雷霆提前发作，雨雪跟随雷霆响应，刘向也认为这是阳气不能闭藏阴气，阴气乘隙而战胜阳气的应验。然而这一定是有所感应而后才有应验，既然有了应验就又会成为新的感应，不能因为变化在外就忽视它，事情已经应验就心存侥幸。臣私下听闻陛下对讲读之臣说：“昨夜下雪，我整夜为此不安，应当更加恐惧并修养德行。”伟大的圣言啊，这正是寻求开端、着力用功的关键。况且陛下身处深宫之中，十手所指、十目所视都听不到，却整夜警惕不安，好像有神灵降临在面前，由此可知天并不是指苍茫的天空。陛下的心，与亿万百姓的心，在义理上安顿之处，这就叫做天。对人无愧，就是无愧于天；对人无畏，就是无畏于天。臣希望陛下就借此不安的心，更加推广：共同面对天地时，不要专门以祈祷祭祀为事，常使这颗心兢兢业业、警惕小心，如同与天升降，如同在上帝左右，可以面对超越而无愧；侍奉宗庙时，不要专门以准备物品为祭享，常使这颗心温和恭敬，如同看见神位，如同听到声音，可以承受终始而无羞惭；侍奉太母时，不要专门以严肃恭敬为礼节，常使这颗心诚恳专注，如同手持玉圭捧着满杯，如同将要承受不住，可以感应沟通而无隔阂；面对公卿百官，不要仅仅以威严庄重为仪态，常使这颗心平和虚空、宽厚平易，尽到下情而无所隐瞒；面对经学之士和学士，不要仅仅以诵读解说为功劳，常使这颗心光明盛大，日日更新而不可停止；向万方民众宣告教化，不要仅仅以言语为感化，常使这颗心明白通达，观察感化而无所疑惑；心中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反复询问辨析以求得真理，不要因厌烦而自我限制；心中有不认可的，一定要反复思考谋划以图解决，不要因羞耻过错而酿成大错。像这样，休息时涵养，瞬间时存养，早晨习得，晚上增益，没有片刻的闲暇，那么根本既已确立，什么事不可做呢！用百姓来验证，用三王来考察，用天地来建立，用鬼神来质证，用后世来施行，哪里去不可呢！不然的话，百姓尚且不信，何况其他呢？

译当今风俗的弊病，人们无不议论其崇尚苟同，但我却认为他们从未真正苟同。进见时显得柔顺善良，退下后却刚正方正；当面应答时唯唯诺诺，背后却忧愁叹息；事情成功了，就拿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来向人夸耀；事情失败了，就推托说自己曾经预料过，以此来议论上级。在尚书省各部门的审核裁定、属官的文书拟写、主管部门的查办事务、长官的举荐贤才方面，有恩惠就收敛起来归为己有，有怨恨就推卸说这是无法自主决定的；对于天象的吉凶、时政的得失、官员任免的恰当与否、边疆战事的缓急，言论被采纳就自夸有功，不被采纳就讥讽说这只是空谈而无益处；像垄断市场那样观望，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像倚门闲谈那样议论，可以出言也可以沉默。这大概是那些嗜利无耻、贪恋眼前利益而忧虑后患的人所做的事，他们的心难道还以国家大事为饥渴和休戚相关吗？行踪诡秘，朋友之间互不了解；情态横生，父子之间互不相知。如果这种习气日益增长，见到利益就追逐，见到便利就夺取，陛下又能依靠这些人什么呢？

对于章奏疏议，大多沿袭旧例，说厌恶揭发他人来成名，厌恶激切言辞来败坏事情。那些号称正直的人，也不过是先说些称赞的话，然后稍微提出规劝批评。比如议论治国之道，就说大纲已经举出，只是细节稍有欠缺；议论边疆事务，就说处置得当，只是执行稍微不到位。齐国人不以仁义与君王交谈，孟子说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现在这样说话的人，是尊重朝廷呢？还是轻慢朝廷呢？现在的进言，不像汉唐那样有并颈受刑的严酷，但知道的人不敢说，说了也不敢说尽，这是认为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不能实行、不能接受。表面顺从而内心隐藏，当面顺从而内心诽谤，人们看到他们苟同，而我看到他们从未真正苟同，这是极其无礼、大大不敬的行为。然而士人的习气到了这种地步，也有其原因：老成持重的儒者，凋零殆尽；正直的士人，分散不合；习惯于阿谀奉承、沿袭陋习，积久不知。我对此感到恐惧，深切希望陛下与几位重臣，考察人心邪正的真实情况，推究世事变化倚伏的机理，开拓格局，收罗人才。如果刚直自守的人，虽然没有顺从适意的好处，但决知他们没有反复难信的忧虑，一定要假借提拔并任用他们；如果随声附和的人，虽然没有触犯冒犯的可憎之处，但决知他们有包藏祸心的隐患，一定要疏远并铲除他们。像这样，意向所形成的风气，人心齐一奋发，平时有规劝警诫的好处，紧急时必定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

韩侂胄专权，学禁严密，士人的习气日益浮躁。嘉定以来，虽然改弦更张，但后生晚学，凭借小聪明和细微才能，仅在经义解说和语录中揣摩剽窃，以应付时局，文辞剽窃浅薄，名节堕落。大概从开始学习起，父兄老师所开导的，弟子所课习的，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只计较官职俸禄、宫室妻妾。等到他们做官，上级用来褒贬、下级用来取悦的，也不出这些。古人所说的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成就万物的根本，本来就不了解。一旦面临小小的利害，就惊慌失措，已经不知道如何选择；不幸死亡降临在面前，就只致力于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即使扰乱常理、触犯纲纪也顾不上。平时没有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朋友，临难没有仗义死节的臣子，即使利益在盗贼、在夷狄那里，也委身听命罢了。希望陛下不要把书生视为迂腐，不要把正论视为空疏，广泛寻求大儒，阐发正统学问，使人人知道礼义廉耻的真实内涵，知道君臣父子的亲情，知道这身体比万物灵秀而不同于禽兽，那么见到利益必定思考道义，见到危险必定献出生命。周敦颐说：“师道确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端正而天下治理。”这确实像谷物可以疗饥一样确切。

听说陛下在听政之余，时常以辞章翰墨自娱。这不是圣贤的学问。一定要知道圣贤相传的是什么事情，朝夕所讲的是什么学问，从修身齐家、朝廷设官、分土授田、建立学制赋税，其规模制度，与秦汉以来随意更改的事情相比，精粗详略是怎样的。既然有所见解，就必须审问、明辨、笃行，就像生在那个时代，立在那个职位，与圣贤相周旋，那么坚持不怠，尧舜的境界不难达到。

曾经说：“我自从迁居渠阳，山深日长，《易》、《诗》、《三礼》等书，重新交给迟钝的工匠抄写，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更加知道义理无穷，而岁月易逝。如果不是借以闲暇时日，将虚度此生。现在不敢立即有著述，暂且温习旧读，以启发新知。”

又说：“学规以谤讪朝政为第一条。这条规矩是蔡京创立的，专门用来禁止太学诸公议论政事。这条规矩应当废除。”

曾见史弥远议论各位贤士，史弥远说：“恐怕会激成朋党。”魏了翁回答说：“朋党有君子也有小人。”史弥远说：“是的。”魏了翁说：“不知道谁被认作小人。”史弥远沉吟不语。

回答应懋之关于鬼神的提问，说：“风雨霜露，无不是教化，这是天之神；风雷流动形成万物，万物显露生长，这是地之神；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这是山川之神；清明在身，志气如神，这是人之神，达到极致，成为文王武王的德行。”

译《雅言》。）

祖望谨按：魏了翁最喜欢《礼记》，他认为这一段是阐述天人之道的好言论。

译刘漫堂回复魏侍郎的信说：“张、朱、吕三位先生去世后，求学的人茫然无措，不知归依何处。叶水心学识渊博，却难免使学者误入‘有’的歧途；杨慈湖性情淳厚，却难免诱导学者陷入‘无’的误区。如果没有像侍郎您这样具有大力量的人，谁能纠正这些偏差呢！”（并补。）

◆鹤山学侣

知县高先生载

高载，字东叔，是蒲江人，鹤山魏文靖公同父异母的长兄。鹤山的祖母是高氏，他的伯父高黄中没有儿子，就把儿子高孝〇过继给他。高孝〇有六个儿子，而高氏那边的兄长高士行又没有儿子，所以鹤山又回归魏氏，因此高、魏两家称为同产兄弟。先生八岁就能写文章。曾经被狗咬伤，作赋骂狗，其中有这样的话：“追逐利益不顾道义，就跟着盗跖去吠尧；被养育之恩所动摇，就侍奉齐国而背叛汉朝。”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奇特。他读书无所不读。凭借进士身份多次任职，代理丹棱县令，有兄弟打官司的，他叫来他们的父亲，就支持弟弟说：“这弟弟能养活我。”先生开导说：“天伦亲情所在，如果拘泥于法律就会损害教化。倘若因为他不赡养，就用法令来约束他，哪里只是不祥之难呢？暂且让他百拜谢罪，希望他能幡然醒悟，回归常理。如果仍然不悔改，以致触犯刑律，那么县令教化未至，将没有借口推卸责任，怎敢延缓关闭牢狱的念头呢？”于是兄弟感动哭泣而退下，和睦如初。遭遇父母丧事离职，调任泸州录事。范吏部子长恰好以主帅身份到来，先生将要回去，吏部挽留他进入幕府，于是朝夕讲学。任灵泉县知县，有声望，恰逢母亲去世，自伤不能侍奉供养，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因哀痛过度而去世。先生曾经对学者说：“人如果片刻荒废学问，就无处安身立命，因此勤奋不懈，没有一天懈怠。”（补。）

祖望谨按：鹤山兄弟同时共同求学，鹤山早早就显达，而且闻道也最早。东叔向范氏学习，西叔在李、宋之间学习，因而私下效法兄弟，各自有所成就，都是南轩的传人，而鹤山更加广泛搜罗各家学说以扩大其规模，盛况空前。

忠公高缩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是东叔的弟弟。博览群书，嘉定年间进士，真西山一见，就期望他成为国士。历任官职直至直秘阁、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参议。刚到任，向神灵祷告说：“郡县处在兵难之后，安抚百姓，应当尽力，离任之日，发誓收起兵器进入剑门。”于是修缮残破，招集流散，百姓都背着孩子前来归附。晋升三级官阶，任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使，负责西路屯田事务。北兵到来，城池陷落，他殉难。朝廷追晋七级官阶，谥号曰忠。他去世那天，听到消息的人无不悲痛叹息。先生为人慷慨，有大志，听说别人有善行，称赞个不停；听说别人有恶行，当面指责无所回避。举荐人才，常担心来不及。著有《缩斋类■》三十卷。（参史传。）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是蒲江人，鹤山魏文靖公的同父异母叔兄。与南叔同科考中进士。当时真西山对人说：“二高不排在首位，是主考官瞎了眼。”恰逢任伯起担任详定官，任伯起曾经跟随朱子学习，到了丧失师传的地步，说“政事与议论，本来就是两回事，不必因为别人的言论动摇国家的根本”，于是先生兄弟都因为伊洛之学被压制而列为下等。初任眉山尉，李雁湖正居家，宋正仲任太守，先生跟随他讲学。崔公与之向朝廷推荐他，任什邡县知县，有惠民的政绩。任黎州通判，不久任知州，兼管内安抚使。黎州是夷人之地，先生赏罚分明，以振奋士气，边境警报因此平息。先生曾经说潘福不能做将领，制司不听。不久台臣反而以先生掌握大权、命令主帅为由弹劾他，因此被罢官。先生笑着说：“这是诬蔑上天。”当时已经病重，回家，不久去世。先生兄弟互相为师友，而渊源出自南轩。教导人主要在于自得。曾经因为考核士子，说“学者拼凑关、洛的方言放入科举文章中，完全没有领会，这是膏肓之病”。他的话深深击中南宋学者的谬误。吴侍郎畏斋入蜀，先生劝他建立周、程的祠堂，配以朱、张，昌明正统学问，以激励人心。他在黎州时，原有玉渊书院，是前任知州薛仲章所建，他修复它用来讲学。可惜他和长兄东叔都短命去世。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补。）

忠襄高着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是忠公稼的弟弟。博通六经，嘉泰初年进士，授郪县簿。吴曦叛乱，他解职回家奉养父母，宇文公绍推荐他忠孝两全，调任中江县丞。父亲奉养期间生病，先生衣不解带侍奉六十天。居丧期间，哀痛过度，瘦骨嶙峋。任夹江县知县。邻县有争夺田地十余年不决的，部使者委托先生处理，先生察知是伪造的契约，那人不服。先生说：“嘉定改元的诏书三月才到县，怎么会有嘉定元年正月的文书呢？”双方于是判决。累官至权礼部尚书，升兼侍读。入朝奏对，说：“国家没有仁贤，没有礼义，没有政事，类似末世。”皇帝震惊。历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任参知政事。曾经因为忤逆史嵩之被贬官，退居吴中，穿着深衣大带，每天

译著书立说以自娱。去世后，追赠少保，谥号忠襄。先生历任州县官职，每到一处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曾在夹江建立同人书院，修缮长兴学，创立六先生祠。著有《着斋文集》、《北门类编》、《微垣类编》、《经说》、《绍熙讲义》、奏议以及《历官表奏》流传于世。（参见史传。）

译（云濠谨案：谢山在《学案札记》中说：“着斋高忠襄公应当是高稼。”《经义考》引用卢氏熊的话说：“高瞻叔，学者称他为着斋先生。”那么，忠襄是参政的谥号，而不是南叔的谥号了。）

◆鹤山讲友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另立为《西山真氏学案》。

朝奉辅传贻先生广，另立为《潜庵学案》。

文定李宏斋先生燔，直阁张主一先生洽，合并为《沧洲诸儒学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是临邛人。他的祖父母以及父亲（曾任普州教授）相继去世，他叹息说：“我对这世间已无意恋。”日夜哭泣，于是失明。他靠授徒来自给自足，出门时有门生跟随，进门时有子弟侍奉，由旁人代读，有人提问，他必定回答，其能力甚至超过有眼睛的人。他曾因痔疮疼痛而痛彻心扉，作诗说：“我的道历来贯通古今，丝毫不用向外推求探寻。只因疾病呻吟深切，才识得平生第一心。”他尤其精通《易经》，用周敦颐、程颐的书参证邵雍的学说，常说“太极与大衍互为表里，《彖传》、《系辞》多叙述先天心法”，但世人很少知道这一点。他对《三礼》最为精通畅达，鹤山魏文靖公在家闲居时研读《礼记》，邀请他一起讨论。他曾经想为《易经》和《礼记》作传，但未能完成。病重时，他叹息说：“君子说‘终’，小人说‘死’，我今日大概差不多吧！”鹤山曾经称赞他说：“中父遭遇家中多难，遭受左丘明失明、卜子夏丧明的厄运，但因此动心忍性，触动思虑而增加知识，在《艮》卦中观察自身，在《复》卦中观察内心，悠然自得地领悟了义理的深奥。”蜀中的贤士大夫，从后溪刘文节公、张东父震、张义方、虞仲易刚简，一直到鹤山兄弟都敬重他。他的门人有魏文翁、高斯得、郭黄中。

教授谯说斋先生仲午

谯仲午，字仲甫，是临邛人。凭进士身份担任隆州教授。鹤山魏文靖公住在附近，两人互相以学问为友。鹤山早年显贵，他出任潼川帅时，授予谯仲午射洪尉的职位，打算倚仗他作为助手，谯仲午推辞不接受。书信往来中，只有规劝警示，没有请托私事。等到谯仲午在隆州做官，鹤山写信责备隆州太守说：“有贤能的僚属却不举荐，为什么呢？”太守谢罪说：“不是敢遗漏他，是先生自己不愿意。”谯仲午五十七岁就退休了，他的志趣高尚如此。他曾论说：“士人习气的败坏，不根本于实践履行，不探求于经史，只是剽窃伊洛学派间的只言片语，用来写科举文章，问起他们就说这是先儒的语录。语录，是一时门弟子传抄的，不是文章，只是想要利用主考官的昏昧来欺骗获取功名。陆氏的学说，尤其乖谬偏颇，应当迅速制止它。”他退休时，监司和太守都向朝廷进言，请求加以表彰，以激励颓废的竞争风气。皇帝下诏晋升他一级官阶。当时鹤山也回到靖州，写诗赠给他，喜欢他以德行立身，大概他的高节就是如此。他著有《孟子旨义》、《汉书补注》、三国名臣诸论、《说斋集》。

李先生从周

李从周，字肩吾，是临邛人。不详其生平。他是鹤山讲学的友人，鹤山对《三礼》多向中父请教，对六书多向李先生请教，他们曾同在渠阳山中，称赞他意志坚强、见识精微。他所著的《字通》，能够追溯篆书、隶书以来的流别，可惜现在无法见到了。鹤山的门人税与权作《雅言》，大量引用李先生的说法，都是考证经史语词的。他说“古代没有四声，只有九韵，极力纠正吴才老的错误”等。宋《艺文志》中有他的书。

◆中父学侣

魏先生天佑附兄天启。

魏天佑，字德先，是蒲江人，是鹤山的同族兄弟。鹤山年轻时，曾想跟随他游学，后来一起参加礼部考试，更加敬重他。先生年轻时与兄长天启齐名。四十多岁时，应当凭恩荫补授官职，推辞不接受。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更加大力致力于学问，圣贤经典和传记，广泛阅览深入探究。又依据河图、洛书的正统传承，向上追溯洙泗之源，清清楚楚地独自领悟而明确无疑。每当闲坐时，就缓声低吟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有人问他，就说：“做学问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个境界，才是极致。”一天，忽然在纸上写下“生死事大，能够澄心静意”等语，共几十个字，最后提到孟子六等之序。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著有《论孟中庸大学说》、《〇言》（此处原文缺字）、《赘言》、《信心编》、《鸡肋篇》、《日录》等书。

（梓材谨案：鹤山为先生写墓志铭如此，又为李中父写墓志铭，说先生安贫乐道，与中父是长久敬重的朋友。）

魏德先语

才智有余的人，其陷溺更深。

◆鹤山家学朱、张三传。

知州魏果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是鹤山先生的堂弟。年轻时学习科举文章，后来叹息说：“这足以称为学问吗！”同郡的李坤臣中父，是宿儒，先生跟随他游学。中父失明后，起居饮食，扶持必定亲自照料，像古代师生那样

译礼，致力于正统学问。考中嘉定进士，历任官职至蜀制置司干办、上津县知县。鹤山先生因父亲去世在家守丧，研读《三礼》，邀请中父一同学习，先生辞去官职侍奉父亲，学问更加精进。任新繁县知县，县里有四座祖宗原庙，每次祭祀时，让道士在庭院中唱舞，祭品也不合规范，先生说：“这亵渎神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向朝廷请示，得以按照礼制进行。初一、十五与百姓讲学。任成都通判，政绩考核最优。任叙州知州，叙州是夷人地区，横江砦的各峒中，最繁盛的是始鹅，始鹅的各族中最放肆的是隔柱，每年入侵成为祸患，先生说：“这是守卫边疆者的耻辱。”于是向连帅请求军队，亲自率领大军讨问夷人的罪行。夷人抗拒命令，先生分兵进入，七次战斗歼灭其众，斩杀其首领，夷人势力窘迫，于是当面捆绑双手来到军门前，发誓不再反叛，归还所侵占的四十八村土地及百姓牲畜。先生接受投降后班师，任安南堡知堡。狄厚叔，多次有卖国误师的罪行，在这次战役中，将其斩首示众。捷报传至朝廷，下诏提升官阶，并让他继续任职。于是请求将安南堡迁移到风洞市，以控制各夷人，朝廷批准。这时帅府正倚仗先生作为助手，而先生因病去世。先生以千年一遇的人才自期，气节刚正而行为温和，见到正义之事必定去做，向来不喜欢陆氏之学，而当时陆氏之学流传很广，于是与新都县令郭黄中控诉给提学官，请求有关部门不要以此选拔人才，说：“科举的取舍，关系到士人的风气。”著有《读书日记》二十卷、《中庸大学讲义》两卷、杂稿十卷。（补。）

译知州魏靖斋先生克愚

魏克愚，号靖斋，是魏了翁的儿子。宝佑年间，任徽州知州，治理政事懂得抓住首要任务，扩建贡院，修建桥梁，政治清平，事务兴盛，百姓安居乐业，顺从他的教化。（参考《姓谱》。）

◆鹤山门人

县令郭先生黄中

郭黄中，字方叔，是利州安抚使郭正孙的孙子。曾经往来于魏鹤山门下求学。郭正孙殉难，全家遇害，只有郭黄中幸免。他担任新都县令，以学问和品行著称。（补。）

尚书吴鹤林先生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的进士。多次升迁，代理刑部尚书，外放担任宁国、温州、泉州知州后罢免。轮值面对皇帝奏对时，曾经说：“澄清源头、端正根本，让君主自身所确立的准则先有立足之地。然后，将原本滞留的聪明才智用来处理世间事务，将原本舍弃的精神用来加强国家政令，将原本耗费的心力用来体恤疲惫的百姓，将原本节省的浮滥费用用来供养士兵。”著有《鹤林集》。

（梓材谨按：《勉斋学案》《吴季永昌裔传中说：“吴泳与兄长吴昌裔师从黄勉斋”，可知吴泳本是黄勉斋的门人。《儒林宗派》则将吴泳列在魏鹤山的门下。）

附录

魏鹤山《答吴寺丞书》说：“周、程等先生的祠堂，近世设立得太泛滥了，古代没有这种典制。对先圣先师的祭祀，只是汉代儒生的说法。先师的庙宇，原本不出自孔子的故里，封号谥号之类尤其不合常理，不知为何如此。朱熹、张栻等先生也都认为理所当然，更可知读书穷究义理的功夫是无穷无尽的。这并非为了矜夸奇特、炫耀博学，而是关系到义理的根本，关乎世道的变迁，不容草率对待。”

丞相游克斋先生似（另见《丘刘诸儒学案》。）

清忠牟存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师从魏鹤山，后来又师从李公晦。嘉定十六年的进士。多次升迁，代理礼部尚书，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清忠。

宗羲按：《宋史》《魏了翁传》说：“游似、吴泳、牟子才都是蜀地名士，登门受业。”

知府王淡斋先生万

王万，字万里，蒲江人。与魏鹤山魏了翁是同僚。他笃志好学，精通经术，尤其擅长《戴氏礼》。魏鹤山常常称赞他说：“真是我的学生啊。”嘉定三年，他在省试中考取第一名。历任太常博士。史弥远掌权时，他应诏陈述三件事。第一件说：淳厚风俗必须从根本上明确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是用来维系天地、扶持人类根本，使人不沦为禽兽夷狄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人伦。人伦在上层明确，小民在下层亲近，风俗不淳厚的情况，是没有的。《尚书》说：“只有百姓生活淳厚，才会因外物而改变。违背上天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如今天下的风俗，可以说是很淡薄了。化薄为厚，在于陛下的一念之间。陛下设立廉耻来激励臣子的节操，严明听断来强化君主的威严，赫然如太阳正中，万物都被照耀，那么君臣之义就确立了。以四海百姓的欢心作为孝道，不只是一己的辛劳，念及托付重任的艰难，思虑继承志业、叙述事业的重大，那么父子之恩就隆厚了。严格丧礼纪仪，不接近声色享乐，等到三年丧期结束，才向士族求婚，礼节完备后才聘娶，那么夫妇之道就端正了。陛下对于兄弟，不幸遭遇人道的变故，但友爱素来深厚，神人共知，如果垂念于死丧的悲痛，在恤终的典制上给予厚待，那么兄弟之爱就笃厚了。每日临幸经筵，亲近正直的臣子，只亲近正直的人，那么朋友之间的教化就推行了。这五项，陛下既然亲身践行其淳厚，谁还忍心再趋向淡薄。第二件说：尊崇朝廷在于聚集贤才。汉代梅福说：“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趁机起事，之所以计谋不能成功，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汉成帝时，蜀郡山阳的亡命徒、布衣百姓，窥探国家的空隙，趁机起事，这都是因为轻视大臣，无所畏惧忌惮，国家的权力轻弱，所以匹夫想要与君主争衡。”贤才足以决定国家轻重的重要性就是这样。然而聚集他们，必定有方法。大概天地冲和之气，凝聚而为人，贤者尤其凝聚了清之气，利禄不能引诱，威势不能压制，只有虚心忘我，任用其人并实行其言，那么贤者乐于为我所用，自安自献唯恐落后，哪里还会有迟疑观望、召之不至、知之不言的人呢？第三件说：尊崇学校在于培养士气。士人，是国家的元气，天下的精神。所以可杀可贫而不可辱的，称为士。京师，是首善之地；太学，是贤士的关隘；士人聚集其中，难道仅仅是诵读词章，攫取名利而已吗？大概是要讲明义理，涵养气质，以成就其才能，等待国家的任用。在上位的人应当用廉耻来约束他们，不可用杀戮耻辱来恐吓；应当用礼义来规范他们，不可用刑罚来束缚。如今朝廷同时设立长官和副职，应当专任其职，不要用其他职务来烦扰他们。博士、正录，不应当只以考核测试为事，应当每日接见诸生，共同讲论经术，陈述古今，以激发他们的士气。如果有轻浮不检点的人，成规具在长官和副职手中，依次举而行之，谁说不可以呢。如今却让郡吏得以束缚他们，下人得以侮辱他们，这大概不是用来昭示美好风俗、激励四方吧。世

译谈论治国的人，很少不把修筑城郭、储备甲兵、开发田野、积聚货财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孟子唯独以礼崩乐坏为忧，这并不是他脱离实际。何况考察当今的事势，边疆地区寒风凛冽，百姓露天站立，并非没有城郭不修的祸患；外敌强大而主君势弱，招致盗贼、承受侮辱，并非没有兵甲不足的忧虑；战乱饥荒之后，屯田垦殖尚未完成，并非没有田野未辟的顾虑；货币轻贱而物价高昂，十户人家有九户空荡，并非没有货财不聚的叹息。然而臣下只认为前三者最为急迫，也是说人伦淡薄则世道废弛，贤才离散则君主势孤，士气枯竭则国家空虚匮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起，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臣下所深深恐惧的。当时有济王府的冤狱，有蜀地边境的骚扰，有山阳的变故，有郡县官吏逮捕囚禁生员的耻辱，所以先生提及这些。他所引用的蜀郡、山阳轻视大臣的事例，尤其切中时务，宰相已经深深厌恶他。那年秋天轮值对答时，他又上疏说：“近来朝廷内外的臣子，指陈得失，愿意忠于陛下，而在朝堂的臣子，已经担忧他们沽名钓誉、激切偏激，预先顾虑他们结为朋党。那些留在朝班、伏在阁门，密封奏章投入匦匣，这在先朝常常见到。现在因为降诏征求言论，过了很久才回应，还能说是沽名钓誉吗？内外大小臣子数以千计，进言的人很少，还能说是朋党吗？如今天下的议论，大概有三种：劝陛下尊崇孝道，厚待天伦，专心儒学，以培养圣明的资质，亲近正直的人，以杜绝奸邪谄媚之口，这是爱君忧国的议论，他们的言辞一定恳切悲侧；愤恨君主威权被侵夺，伤痛国家体制被扰乱，痛恨贪婪暴虐如同仇敌，厌恶奸佞谄媚如同厌恶恶臭，这是愤世嫉邪的议论，他们的言辞一定激切直率；听他们的言辞，汪洋恣肆，考察他们的意图，回避曲折，这是模棱两可的议论，他们的言辞一定犹豫不决。臣希望陛下对恳切悲侧的言论予以施行，对激切直率的言论予以奖赏宽容，对犹豫不决的言论予以斥退断绝，那么朝廷的是非，就是天下的是非，还担忧什么沽名钓誉呢？还顾虑什么朋党呢？”他第二个论述蜀地的利害，说：“担任转运使的，听到命令勇敢前往，慷慨地以功名自任，然而政令严峻急迫，人心惶恐惊骇；担任总饷官的，承接命令计算寄放，奋然以办完自居，起初说不会累及公家，现在却有七百万缗的请求，既欺骗朝廷，又苛取州县。陛下端坐清静，也知道数千里外，有叹息愁恨的声音吗？”当时郑损治理蜀地，李景翱主管蜀地军饷，所以先生提及他们。理宗反复询问，先生随事条分缕析，理宗点头同意，而宰相更加愤怒。于是朱端常上疏弹劾魏鹤山有“不食周粟”的言论，并牵连真希元和先生，一时君子都离开朝廷。先生既得罪了掌权的大臣，又得罪了蜀地的大吏，人们都为他担忧，而先生却浩然回到故乡，逍遥自在好像将终身如此。又过了两年被起用，然而不能入朝。再次分符出任绍兴府知府。史弥远死后，才有赴京奏事的命令，而先生却去世了。所著有《心铭》、《淡斋规约》，（补录。）

译祖望谨按：宋理宗朝有两个叫王万的人，其中一个是极力排斥郑清之的那位，见于《东发先生杜范传》。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运，眉州丹棱人。绍定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扬州观察推官，再次调任巴州教授。曾经徒步拄着拐杖到山中拜访魏鹤山，说：“我曾经在于潜见过洪公咨夔，在浦城拜谒过真公德秀，于是寻求当今名教的宗主，观其善行后归来。如今见到先生，我的志愿就满足了。”先生喜爱关学、洛学的书籍，尤其精通《资治通鉴》。平生为人刚直，不肯稍加屈从，鹤山曾经说：“凭借你刚大之气，再加上直养无害的功夫，那么行行由由，也可以成为圣门的高弟了。”后来先生自赞说：“性格粗厉猛烈，颇为欠缺时中。强行矫正磨砺，晚年果然有所成就。”鹤山高兴地说：“叔运进步了。”不幸早逝。

进士史传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传，丹棱人。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时，援引证据详实明白，言辞雄辩奔放。当时学者借周敦颐、程颢等先儒的话语来标榜自己，先生作诗说：“只要亲身实践孔孟之道，何必担忧我的道不能像周、程那样。”常诵读先儒的话说：“士人不可多受恩惠，也不可多被了解。”所以所依附的只有鹤山而已。后溪刘文节公、雁湖李文�公都遗憾相见太晚。考试时有人想为他提供便利，他推辞不肯。嘉定十三年，将要入朝对答，忽然因病去世。诏令附在刘渭榜下，赐同进士出身，追授迪功郎。著有《传斋集》十卷、《传斋有用之书》二十卷、《书略》十卷、《诗约》十卷、《周礼略》十卷、《春统会》十二卷、《国朝名贤年普》十卷。

县尉蒋一斋先生公顺

蒋公顺，字成父，清湘人。钻研义理之学，跟随鹤山学习七年，在湘源建屋，命名为一斋。税巽甫曾说《易经》上经似乎指本体，下经似乎指功用，先生说：“经文有上下之分，本来说造化互相终始，在《乾》、《坤》的体用上都是不可分的。如上经《坤》终于《复》，下经《乾》终于《姤》；上经《坤》在《复》处终结，又经过两卦《乾》也终结，下经《乾》在《姤》处终结，又经过两卦《坤》也终结。《乾》、《坤》的卦画，在《升》处终结，接着是《困》，那么上下经不可分体用就很明白了。”这个说法很精妙。鹤山也说：“成父在渠阳山中跟随我，收获很多。”在别之杰幕府任职，因解除安丰之围而补官，监管施州静江税，再任沅州黔阳尉。被征召为桃源令，未赴任就去世了。

税先生与权

税与权，字巽甫，巴郡人，在鹤山门下受业，精通经学。他所著的《易学启蒙小传》，自序中说：“朱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数的本源，特别在《易学启蒙》中抉发其奥秘，图象都本于邵氏。曾与袁机仲谈论后天《易》，说曾经用卦画纵横反复推求，终究不得文王安排的意思，因此畏惧，不敢妄加解说。与权从前跟随先师鹤山魏文靖公研究邵氏诸书，于是在《观物篇》中得到《后天易上下经序卦图》，反复观看，都成为十八卦，然后知道《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这不易的八卦为上下两篇的主干，其余互易的五十六卦为上下两篇的功用。自从汉代扬子云说‘文王重《易》，六爻互用，两个卦十二爻’，而唐代孔颖达也说‘验证六十四卦，两两相偶，不是覆就是变’，孔子取上下经名而序其相次的意义，如果没有邵氏此图，那么后天的旨意，千年也不明了了。我尝因此图推演，上下经都是十八卦，始终不出九数而已。九，是穷尽，万物充满于天地间的，是穷尽的象，所以《易》以十八变而起卦，元气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六卦，不超过《乾》、《坤》奇偶的九画，而《乾》、《坤》奇偶的画，又重为二九而穷尽，穷尽就变，所以《革》在先天当十八，是二九的穷尽，在后天当四十九，是蓍数的极致，四十九而《革》去，所以五十而《鼎》取新，开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环无穷了。大概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河图》、《洛书实在互用，先天则《河图》之九，而分左右都迭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后天衍《洛图》之九，而分上下，也合二九而总乎三十六，邵氏此图难道不是阐明羲、文之《易》，同中异，异中也同吗？唉！孔子《杂卦传》专以反对来发挥后天《易》互用两卦十二爻的深旨，学者潜玩《杂卦》，而参以扬子云、孔颖达之说，那么对于邵氏此图，相信它是写出天地自然之法象了。朱文公大概也留此义以等待后人吧？我不自量力

译恭敬地陈述并申说它，称为《易学启蒙小传》。（云濠按：《四库书目》记载，《易学启蒙小传》一卷，附有《古经传》一卷。）先生又曾经将鹤山讲解《周礼》的言论编成两卷，称为《周礼折衷》。（补）

译附录

史子翚说：“巽甫认为，后天八卦以《震》、《兑》为功用，所以孔子说《归妹》卦体现了天地的大义，我因此说《艮》、《巽》是《震》、《兑》的反面，《震》在东、《兑》在西，是天地生成的方位，日月出没的位置，实际上具备了《乾》、《坤》、《坎》、《离》，作为下经的功用，所以《泰》卦的六五爻辞也说‘帝乙归妹’，是因为互体中有《震》、《兑》的缘故。那么，巽甫从邵雍那里得到的领悟确实很深。虽然如此，巽甫认为《乾》的九可以兼有《坤》的六，《坤》却不能包容《乾》，我认为六之中包含着一、三、五，那么九数本来就已藏在六数之中了，巽甫认为怎么样呢？”

帅幕滕先生处厚

滕处厚，字谨仲，清湘人。魏鹤山称他是通晓经义、穷究天理的人。（原本下面有“《鹤林玉露》云云”六个字。）他曾经回答魏鹤山讨论《易经》的信说：“邵雍先天后天之说，是用来阐发尽心践行天理的意义，但人们没有完全了解。先天之《易》，《乾》、《坤》确定上下，《离》、《坎》排列左右，这是天地阴阳的固定位置，而人物产生，必定得到这个理，必定禀受这个气，这就是所谓性的本体。后天八卦以《坎》、《离》居于南北的正位，那么用来安顿天地、命令万物的，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离》卦的二爻从《坤》来变化，《乾》变为《离》，大概是《坤》道的发扬而成为《离》，所以《离》火外表光明，因为光明来自外部，原本就是《坤》的体质，所以说‘畜牝牛吉’。《坎》卦的二爻从《乾》来变化，《坤》变为《坎》，大概是《乾》道的涵养而成为《坎》，所以《坎》水内部光明，因为光明根源于中，原本就是《乾》的体质，所以说‘有孚，惟心亨’，是因为刚健居中，这就是所谓性的功用。大体上阳居尊贵而阴居卑下，阴为虚而阳为实，这是性的本体，也就是《乾》南《坤》北。阳以刚健充实居于中，而阴以文明发于外，这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极致功效，是性的功用，也就是《离》南《坎》北。”他多次升迁至潭州帅幕，坚守正道不阿谀奉承。有人嘲笑他迂腐，他说：“迂腐，是我自己选择的，只是惭愧我不够迂腐。有说我迂腐的人，我敞开胸怀面对他罢了，难道要用他们来改变我吗？”临终时，赋诗谈笑而死。

忠文蒋先生重珍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中进士第一名，任建康军签判。绍定二年，被召入朝应对，首先以“从天子到平民，所应当知道的，是本心与外物这两者的界限”为言论。发生火灾应诏时，以“亲自掌握大权，彻底破除恩惠私情”为言论。后来又进献《为君难》六箴，请求召用真德秀、魏了翁。每次起草奏章，都斋戒静心、穿戴整齐，有秘密启奏的就亲手书写并削去草稿，务必积聚精神，以唤醒皇帝的意念。后来以刑部侍郎的身份退休，谥号忠文。先生本来是魏鹤山在礼部校试时的门下士，后来于是向他请教学业，曾有“心授神予”的话。（修。）

虞先生兟

虞兟，字退夫，仁寿人，是沧江先生的侄子。〇于鹤山。传承其家学，又得到岳父的传授。（补。）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庆晋原人。与高西叔兄弟同居，科举考试成绩高等，高西叔因此把女儿嫁给他。魏鹤山与高西叔是同父兄弟，先生于是跟随魏鹤山游学，称赞他品行纯正坚固。任〇州教授，不久去世。（补。）

蒋先生山

蒋山，字得之，靖州人。魏鹤山因言事被贬南迁，先生跟随他。魏鹤山曾经回答他讨论《易经》的信说：“朱熹九图十书之说，引用邵雍来证明，但邵雍只说《图》圆《书》方，不说九十，所以我未敢以此作为证明。得之断定《河图》就是先天数，《洛书》就是五行生成数，这并非没有见解。大概九宫数见于《干凿度》与《张平子传》，自从太乙图而长民取为《河图》，确实可疑。先天乃是天地自然的数，必定是古书无疑。得之定为《河图》，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心里赞同。魏伯阳《参同契》所载的月法，《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二位相对，就是先天图。土王四季，罗络终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都禀受中宫戊己的功效。”又说：“太乙乃是君主移居中州，那就又像是九宫图了。至于上弦《兑》数八，下弦也如此，那么不仅是九宫图，也是后天图。伯阳所取的，大概不是一张图，所以他后面又说，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和考三才。他的意思似乎是取《河图》数为天，五行数为地，后天八卦为人，虽然没有明说，但在一本书中，实际上兼举错用，然而《参同》的末尾说：‘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则是道家步斗法；地九还七反八归六，则是道家还丹法。’步

译斗与还丹，也是太乙下行九宫的方法，由此可知三图二法，虽然起数的方法不同，但其理论是一致的，所以朱子说：“怎么知道《河图》不是《洛书》呢？怎么知道《洛书》不是《河图》呢？”这又是应当知道的道理。观察鹤山用来告诉先生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致力于《易经》研究的功夫了。

译提举许山屋先生许月卿（另见《介轩学案》。）

秘监史先生史绳祖

史绳祖，字长庆。官至秘监。著有《孝经解》一卷，魏了翁（鹤山）作跋说：“朱文公曾著《孝经刊误》，朱公的儿子还在世时，曾举荐元某（此处原文缺字）赠送给我，我既然已经付梓印刷，便与学士们共同研习。史长庆又告诉我：‘从前，绳祖曾汇集先代正儒名贤对《孝经》的批注，现在希望能得到《刊误》，为它撰写章旨。’我把书交给他，让他得以汇次编成，他又将黄直卿的《孝经本旨》以及他所辑录的《洙泗论孝》合为一书。唉！这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后世君王降下恩德的根本，然而人们遵循它却不知其所以然，观看这本书的人，大概也能知道从中有所启发吧。”（补录。）

叶先生叶元老

叶元老，吴门人。魏了翁（鹤山）送他回浮光时作序说：“元老见识气度出众，远超同辈。曾师从陆伯微，具备师承法度。所交往的多是天下贤士。我通过陈正父结识了他，一见如故，如同旧交。有一天他单人匹马带着几个童仆，从浮光而来，在我这里停留了几个月，每天聚集朋友读书。元老从容地发表议论，往往切中要害。谈论古今治乱兴衰、人物优劣、山川险易，下至甲兵精良粗劣、米粟多寡之数，都能探究本源、梳理委曲，大概是有志之士。”（参考《鹤山文集》。）

（梓材谨按：《沧洲诸儒学案》《宝从周传引用刘漫塘的话说：‘近世吴门叶元老忘记自己年长，前往渠阳师从鹤山。’谢山原稿标注说：‘叶元老，是陆伯微的弟子。伯微，是陆象山的儿子。’这大概是依据《鹤山集》所说的。）

（又按：先生遗落了名字，元老，是他的字。考证慈湖弟子叶同庵叶佑之，字元吉，是吴县人，内弟张荃翁师从他。元吉、元老，他们的字相似，且同为吴人，同属陆学，不知是否同一人。）

许先生许玠

许玠，字介之。魏了翁（鹤山）曾回信给他：“来信笔力雄健，到老也不衰退。将近六十岁了，为什么不深深自我收敛，趋向务实。反而多求题识序引，这是没有益处的。介之如果认为我说的对，涵泳体会并实践它，所得到的难道不多吗！”（补录）

严先生严植

严植，是魏了翁（鹤山）的门徒。魏了翁回信给他：“师席容易被人推崇赞许，便少了讲习切磋。必须与胜过自己的人交往，更要从诸经的字字句句看过，思考如何自得，不可只在从前贤人的言语上做功夫。”（补录。）

张荃翁先生张端义（另见慈湖学案。）

◆存斋同调

少保王修斋先生王爚

王爚，字仲潜，一字伯晦，是新昌人。考中嘉定年间进士。咸淳八年担任左丞相。上言贾似道误国丧师的罪过，于是皇帝开始下诏严厉责备贾似道。发生日食时，他请求罢黜自己，以回答上天的谴责。京学学生上书诋毁陈宜中，有人说先生实际上是主使的，于是被罢职奉祠。起初先生兼任中书省职务时，请求诏令大臣“哀痛警醒，修德行政，摧抑阴邪之气焰，保护微弱阳气的根本”。当时的舆论认为他壮烈。度宗下诏让他担任上蔡书院山长，后进学者大多有所成就。等到登上相位，最终与陈宜中不和，离职而去。生平清修刚劲，李芾、赵卯發、唐震都与他交游，都因守节而死。忠义之士，聚集在一门，可以说是沆瀣一气，千载之后依然刚劲。（参考史传。）

◆缩斋家学

签枢高耻堂先生高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号南叔子。年轻时师从李中父，考中绍定年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兼参政，因为争辩留梦炎庇护贾似道，突然被罢去，而宋朝也随之灭亡。著有《易肤说》、《仪礼合钞》、增损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长编》、《高宗孝宗系年要录》、《耻堂文集》。

（梓材谨按：先生本名斯信，曾为李秀岩《学易编》《诵诗训作跋说：‘斯得在门下受业，常想着有办法推广其传承。来守桐江，首先将《诗》、《易》两书刻印，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研习。’所以谢山《学案札记》说：‘高斯得，是李心传的弟子。’可见先生又是李微之的门人。）

◆中父门人

知州魏果斋先生魏文翁（见上《鹤山家学》。）

签枢高耻堂先生高斯得（见上《缩斋家学》。）

县令郭先生郭黄中（见上《鹤山门人》。）

◆存斋家学（朱熹、张栻四传。）

提刑牟陵阳先生牟巘

牟巘，字献甫，一字献之，是清廉忠义公子的才子。凭借父荫累任浙东提刑、大理少卿，因为忤逆贾似道而离职。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研讨《六经》，尤其擅长文章，蜀中自苏氏父子之后，推崇巽岩李氏父子，继之的是牟氏。学者称他为陵阳先生。理宗曾说：“你是名臣的儿子，是汉人所说的家之珍宝，国之英俊。”因为得罪当时的权相，几乎遭遇大祸。国亡三十六年后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译岁。（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应龙

牟应龙，字成父，又字隆山，是陵阳人的儿子。咸淳年间考中进士。贾似道想引荐他，他不接受。在对策中极力陈述当时的弊病。官职任定城尉。宋朝灭亡后，留梦炎招揽他，他不出来做官。后来担任溧阳教授。

译◆存斋门人

忠敏赵先生范

忠靖赵庸斋先生葵（二人均见于《沧洲诸儒学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实，会稽人。年轻时居住在乡里，耿介正直，不随便与人交往，有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反而高兴。考中进士后，历任官职至饶州知州，所到之处都以神明般的洞察力著称。先生担任霅县主簿时，对牟存斋行弟子之礼。存斋认为他意志坚定刻苦，必定有所成就，对他非常敬重。存斋的儿子陵阳得罪了权贵，在越中几乎遭遇大祸，先生写信在江边慰劳他，议论非常宏大。第二年，元兵攻陷饶州，先生死节殉国，谥号忠介。（补录。）

◆修斋门人

忠节李肯斋先生芾

李芾，字叔章，衡州人。天生聪明机警，年轻时便自立自强，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无暴弃”。魏鹤山一见便以礼相待，说他有祖上的风范。原来先生高祖李升是名进士，金人攻破汴京时，他与父亲一同殉国，因此先生将书斋匾额改为“肯斋”。先生曾跟随王仲潜游学，凭借恩荫补任南安司户参军。后来代理湘潭县令，不避讳权贵势力。再次担任潭州知州时，敌军已兵临城下，先生发誓誓死守城。城破后，命令帐下沈忠说：“我的家人不能被俘虏侮辱，你先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再杀我。”沈忠哭着用刀杀了李芾的家人。先生于是受刃而死。沈忠也自刎而死。事情上报朝廷，谥号忠节。他的儿子裕孙、孙子辅叔，先生刚到潭州时，就派他们去了别处，因此未遭难。（参考史传。）

文节赵先生卯发

赵卯发，字汉卿，昌化人。他与唐忠介震一同师从王仲潜。咸淳十年，任池州判官。代理州事时，元兵逼近城池，他与妻子雍氏在从容堂一同上吊自尽。先生当初建造此堂，此时指着所题的匾额对客人说：“古人说‘慷慨杀身容易，从容就义艰难’，这大概是预兆吧。”事情上报朝廷，谥号文节。（参考史传。）

忠介唐先生震（见上文《存斋门人》。）

◆唐氏门人（朱熹、张栻五传弟子。）

隐君胡先生应之

毛先生振（合传。）

王先生涛（合传。）

屠先生高（合传。）

胡应之，字泰来，嵊县人。师从唐忠介公，以明善诚身为根本。东发先生一见便非常看重他，说：“这是古代的君子啊。”表亲中的伯父是王卫公王瀹兄弟，也与他结为不分彼此的朋友。平时好像与世俗遗忘，但谈论天下大事时却条理清晰。宋朝灭亡后，隐居不做官。忠介公的弟子中有名的叫毛振、王涛、屠高，而胡先生尤为杰出。屠高，字仰之。王涛，字东之本堂说：“不得善终。”毛振，字翔父。（补录。）

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版）

西山真氏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编纂 全祖望修定）

西山真氏学案表

真德秀 （子）志道

（詹氏门人。） 王埜 王应麟（另立《深宁学案》。）

（屏山、晦翁再传。） 马光祖

金文刚

孔元龙

吕良才

吕敬伯

江埙

刘炎

陈均

周天骏

徐元杰

刘克庄（另见《艾轩学案》。）

王迈

程掌（另见《鹤山学案》。）

熊庆冑

徐几 王应麟（另立《深宁学案》。）

汤千

汤巾

汤中（合为《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刘汉弼 （弟）汉传（另见《九峰学案》。）

（忠愍同调。） 陈策

王天与 （子）振

（西山续传）

魏了翁（另立《鹤山学案》。）

李燔

张洽

李方子（合为《沧洲诸儒学案》。）

（均为西山讲友。）

西山真氏学案序录

全祖望谨按：西山的声望，直接继承晦翁，然而晚节为何如此委曲求全呢！东发对朱学最为尊崇信服，却对西山不满，《理度两朝政要》中论述得很详细。《宋史》也有微词。于是撰写《西山真氏学案》。（梓材按：此卷本称《西山学案》，谢山在《序录》定本中加上真氏，是为了区别于西山蔡氏。）

◆詹氏门人（刘、朱再传弟子。）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后改希元，建州浦城人。庆元五年考中进士，接着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历任官职至起居舍人，兼任太常少卿，外放为江东转运副使，历任泉州、隆兴、潭州知州。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提拔为礼部侍郎，史弥远忌惮他，削去职务。绍定五年，起用为泉州、福州知州，召为户部尚书，当时他离开京城已十年了。改任翰林学士，不久生病，拜参知政事后去世，是端平二年，享年五十八岁，

译谥号文忠，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他在朝廷任职不满十年，上奏的疏章大概有数十万字，刚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各地的文人士大夫诵读他的文章，向往他的风采。等到他出外做官所到之处，恩惠的政令深入人心，因此朝廷内外都对他赞颂不已。京城的人时常惊传他动身离京的消息，纷纷拥出城门说：“真正的直臣到了！”果然到了，人们又拥挤聚集观看，不肯散去。当时的宰相因此更加忌恨他，总是排斥他不予任用，而他的名声却更加显扬。自从韩侂胄树立伪学的罪名来禁锢善良正直的人，凡是近代大儒的著作，都被公开禁止绝迹。先生晚年出仕，独立慨然以传承文化自任，讲习并践行它。党禁解除后，正统的学问得以在天下后世彰明，大多得力于他。《宋史·詹体仁传》说：“郡人真德秀早年跟随他学习，曾问居官治民的方法，詹体仁说：‘尽心、平心罢了，尽心就没有愧疚，平心就没有偏颇。’”先生能够坚守并践行这些道理。他的著作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以及《经筵讲义》等书。（云濠按：先生的著述还有《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又有《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都是内府藏本。）

译百家谨按：自古以来，西山先生与鹤山先生齐名，如同鸟的双翼、车的双轮，不可偏废其一。鹤山先生为西山先生作志，也将他们比作司马光（文正公）与范仲淹（忠文公），生前志同道合，死后同传，后世也没有人敢对他们进行优劣比较。然而，我曾听先父遗献说过：“这两家的学术虽然都源自考亭（朱熹），但鹤山先生的见识与魄力横绝一时，真正称得上是卓荦出众、博览群书的人；而西山先生则依附门户，不敢自创一派，不过是墨守成规罢了。”

西山答问

问：关于“收其放心，养其德性”

德性，是指从上天那里获得的，即仁、义、礼、智、信。收敛放逸的心，培养德性，虽然说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德性在人身上，本来都是完备的，只是因为放纵了心，不知道操持存养，自己招致了对本性的贼害。如果能够收敛放逸的心，就是培养德性，并非有两件事。

问：端庄静一才是存养的工夫

端庄，主要针对容貌而言；静一，主要针对心而言，这体现了内外同时端正的意义。合起来说，就是“敬”罢了。

问：学问思辨才是穷理的工夫

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因为穷理要以心为主宰，必须用“敬”来约束自己，使心有所主宰，没有私意邪念的纷扰，然后才有穷理的基础。本心既有了主宰，又必须对万事万物各自穷究其理，然后才能尽到尽心之功。想要穷理却不知道用“敬”来涵养心，那么思虑就会纷乱，精神昏昧，对于义理必定一无所得。知道用“敬”来涵养心，却不知道穷理，那么这颗心虽然清明虚静，却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东西，而没有许多义理作为主宰，在处理事务、接待他人时，必定不能全都得当，佛教禅学正是如此。所以必须用“敬”来涵养，并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获取知识，那么在清明虚静之中，各种道理就都具备了。其静时，深沉寂静，具有未发之中的状态；其动时，广泛应对且曲尽恰当，成为中节之和。天下的义理，学者的工夫，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自从伊川（程颐）提出，而朱文公（朱熹）又进一步阐明它。《中庸》中“尊德性而道问学”一章与《大学》这一章，都是同样的意思。

问：零零碎碎地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时的学问，都是逐一用功，比如“三省”，比如“问礼”，一点一点、一件一件地做下去，积累久了，一旦贯通领悟，孔子于是用“吾道一以贯之”来告诉他，到这里才知道从前所做的，百行万善，只是一个理。在积累的时候，每件都着力，到了这时就像饭已经煮熟、酒已经酿成，再也不需要花费丝毫力气。

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

器，是有形的事物；道，是无形的理。明道先生（程颢）说：“道就是器，器就是道，两者不曾分离。”因为天下所有有形有象的东西，都是器，其理就在其中。大到天地，也是形而下的，乾、坤才是形而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霜露也是形而下的，其理就是形而上的。以身体来说，身体的形体，都是形而下的，称为性、称为心的理，才是形而上的。至于一个事物、一件器物，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灯烛，是器，它之所以能照物，是形而上的理。比如桌子，是器，而它的用途，是理。天下不曾有无理的器，也无无器的理。就器去寻求，理就在其中，比如就天地而言就有健顺之理，就形体而言就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起初就不曾分离。如果舍弃器而去求理，没有不陷入空虚见解的，这不是我们儒家的实学。所以《大学》教导人们格物致知，因为就在事物之中理就存在，希望学者有切实用力的地方，不至于心神驰骋于虚无的境界。

问：致知一段是梦觉关，诚意一段是善恶关

说格物致知，必须穷尽到底，知道透彻，就像从梦中醒来；如果穷理未尽，对善的认识不明，就像梦还没醒，所以叫梦觉关。喜好善必须实实在在地喜好，就像饿了必须吃饭，渴了必须喝水；厌恶恶必须实实在在地厌恶，就像水不可进入，火不可踩踏，这样才能够尽做人的道理，以充实人的形体。如果名义上喜好善，而喜好不发自真实，名义上厌恶恶，而厌恶不发自真实，那就是欺骗罢了。欺心一旦萌生，无处不是恶了，这又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叫善恶关。《大学》虽然有八条目，关键全在这两节，如果知识已经到达，意念已经真诚，那么大本已经确立，其他按次序推进，就有用力的地方了。如果知识没到达，意念不真诚，既然没有根本，就无处可行了。所以朱子用两关来比喻，意思是像行军一样，必须通过这两重关隘，才可以进军。

问：主忠信章

《论语》只说以忠信为主，不说诚，到了子思、孟子才说诚，因为诚是指整体而言，忠信是指用功的地方而言。忠是内心尽到的，信是表现于外的，有忠才有信，不守信就不是忠，这两者是表里体用的关系，就像形体与影子一样。心中没有不尽的叫做忠，言语和行为没有不真实的叫做信，尽到了忠与信，就是诚，所以孔

译子思虽然不直接谈论“诚”，只是希望人们在忠信上下功夫，只要忠信做到毫无保留，那么“诚”就在其中了。孔子教导人，大体上只从实践方面来说，实践到了极致，自然就知道“诚”的本源。子思、孟子，则连本源也揭示出来展示给人看，他们的义理是一致的。

译问非鬼而祭章

鬼神的道理，虽然不是一开始学习的人所能穷尽的，但也必须认识它的名称含义。如果用“神”、“示”、“鬼”三个字来说，那么天的神叫神，地的神叫示，人的神叫鬼。如果用“鬼”、“神”两个字来说，那么神是气的伸展，鬼是气的屈曲。气正在伸展的属于阳，所以是神；气屈曲的属于阴，所以是鬼。神，就是伸展；鬼，就是归藏。暂且以人的身体来说，活着叫作人，死了叫作鬼，这是生死的最大区别。但从活着来说，从幼年到壮年，这是气的伸展；从壮年到老年，从老年到死亡，这又是从伸展到屈曲。从死亡来说，魂游荡魄下降，寂静无形，这是气的屈曲。等到子孙祭祀，用诚心感应他们，那么他们又能来降临，这又是从屈曲到伸展。姑且举人鬼这一端来说就是这样。至于造化的鬼神，就是山、泽、水、火、雷、风等。日和电都是火，月和雨都是水，这几样合起来说，也只是阴阳二气罢了。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流行，万物依靠它生存，依靠它形成，这就是所谓的鬼神。现在的人只把塑像画像当作鬼神，以及把幽暗不可见的当作鬼神，却不知道山耸立川流淌，日照雨滋润，雷动风散，才是明显有迹的鬼神。伊川先生说：“鬼神，是造化的功用。”又说：“鬼神，是天地的功用。”横渠先生说：“鬼神，是二气的良能。”凡是这些，都是指阴阳而言。天地之气，就是人身之气；人身之气，就是天地之气。《易·系辞》说：“精气聚合成万物，游魂散开为变化。”人的出生，不过是精与气结合罢了。精，是血之类，是滋养全身的东西，所以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的东西，所以属阳。二者结合成为人，精就是魄。眼睛之所以明亮，耳朵之所以灵敏，就是精的作用，这叫作魄。气充满身体，凡是人心能思虑，有知识，身体能举动，以及勇敢果断敢做的，就是气的作用，这叫作魂。人年少壮盛时，血气强盛，血气强盛，所以魂魄旺盛，这就是所谓的伸展。等到年老时，血气已经消耗，魂魄也衰退，这就是所谓的屈曲。死后，魂升上天跟随阳，魄降入地跟随阴，这就是所谓的各从其类。魂魄结合就生，分离就死，所以先王制定祭祀的礼仪，让作为子孙的人，竭尽诚心表达敬意，用萧艾之类，在阳处祈求，用灌鬯之类，在阴处祈求，祈求到了，那么魂魄虽然分离却可以重新结合，所以《礼记》说：“合鬼与神，是教化的极致。”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这就是所谓的从屈曲到伸展。

问仁字

凡是天下极微小的事物，都有一个心，发生都从这里出来，因为禀受之初，都得到天地发生的心作为心，所以它的心没有不能发生的。一物有一个心，从心中发出生意，又成为无限的事物，比如莲实之中，有所谓莲荷的，便俨然像一根荷，其他事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上蔡先生论仁，用桃仁、杏仁来比喻，说其中有生意，刚种下就生长所以如此。只有人受中气而生，完全具备天地的理，所以它的心又比万物最灵，所以它所蕴藏的生意刚发出，就亲近亲人，推广到仁爱百姓，又推广到爱护万物，没有不可以的，以至于覆盖四海，恩惠利益百代，也是从这里推广出来的。这就是仁心之大，所以与天地同量的原因。然而一旦为利欲所搅乱，那么私意横生，于是流变为残忍，为刻薄，那么生意消亡，顽固如铁石，便与禽兽相差无几，岂不可怕吗！现在做学问的关键，必须常存此心，平时反省观察，觉得胸中充满慈祥恻隐之意，没有嫉妒残忍刻薄伤害的私心，这就是所谓的本心，就是所谓的仁，就应当存养它，使它不丧失，那么万善都从这里产生。

问敬字

伊川先生说：“专一不杂叫作敬。”又恐怕人们不明白“一”字的含义，又说：“没有偏往叫作一。”适，是往的意思，专主于这件事，就不转移到其他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无适。主，是存主的含义。伊川又说：“专一不杂叫作敬，专一不杂叫作诚。”主则有意，在学者用功，必须专主于一。主，是念念守此而不离的意思。等到涵养已经熟练，此心清澈，自然没有二心没有杂念，那么不待专主而自然专一了。不待专主而自然专一，就是所谓的诚。敬，是人事的根本，学者用功的关键，至于诚，就通达天道了，这又是诚敬的区别。所谓专一不杂，敬的时候要专一，行动的时候也要专一，平时闲暇日子，没有作为，此心也要专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也要专主于一，这是静时敬，动时静。静时能敬，就没有思虑纷乱的祸患；动时能敬，就没有举措烦扰的祸患，这样本心常存而不丧失。做学问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先的，应当再参看胡致堂的一段话。

问颜乐

《集注》所引程子三说，第一说不因贫困改变他的快乐，第二说大概他自有快乐，第三说所乐何事，不说出

译颜回的快乐究竟是怎样的快乐，最后却让求学的人在“博文约礼”上下功夫。“博文约礼”又有什么快乐呢？程颢、朱熹两位先生似乎有些隐衷而不告诉别人。其实他们并没有隐衷，而是告诉人的道理很深。又如在程氏《遗书》中，有人曾说颜回所快乐的是“道”，程先生认为不对。从现在看来，这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先生为什么反对呢？大概因为“道”只是应当如此的理罢了，并不是有一个实物可以玩弄而使人愉悦的。如果说所快乐的是“道”，那么我的身体与“道”就各自成为一物，还没有达到浑然融合、没有间隙的境界，怎么足以谈论圣贤的快乐呢！颜回的功夫，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是说对于天下的道理，没有不穷尽探究的，这是用功的广博；“约礼”，是说用礼来约束自身，这是用功的关键。“博文”，是格物致知的事情；“约礼”，是克己复礼的事情。内外精粗，两者同时并进，那么这身体这心灵都与理合为一体，从容自在地游弋在天理之中，即使是一箪食一瓢饮住在陋巷，也不知道那是贫穷；即使拥有万钟俸禄九鼎重器，也不知道那是富有，这才是颜回的快乐。程颢、朱熹两位先生担心人们只是凭空想象颜回的快乐，却不知道实际用功，即使天天谈论颜回的快乐，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程子完全不透露，只让人自己思考而领悟；朱文公又担心人们没有下手的处所，特意说出“博文约礼”四个字，让求学的人从此处用力，长期积累之后，自然会有所收获，到了想要停止也不能的地步，那么颜回的快乐，就可以差不多达到了。两位先生对求学者的恳切之心，可以说是非常深切，不可以不深入玩味他们的旨意。

译问“语上语下”章

这一章中，胡安国（南轩先生）的解说极为精密，值得细细玩味。所谓圣人之道，虽然精微与粗浅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道德性命属于理的精微部分，侍奉父母、尊敬长辈、洒扫应对之类属于事的粗浅部分。然而，道德性命就蕴含在侍奉父母、尊敬长辈这些事中，如果能够尽到侍奉父母、尊敬长辈的道理，那么道德性命就不外乎这些事了。但是对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如果突然告诉他们道德性命，他们将从哪里入手呢？凭空想象猜测，反而会损害对道的理解。不如先从明白易知的地方告诉他们，比如侍奉父母、尊敬长辈、洒扫应对等，这些都是人们容易理解的。这样就能循序渐进地用力，不知不觉间达到高远的境界。这是孔子门下教育人的重要方法。

问“不由户”章

旧有的解说认为，人不能不遵循道，就像出门不能不经过门一样。朱熹（朱文公）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世上不遵循道的人很多，如果按照旧说，那么凡是人的行为，不问是非善恶，都可以称为道了。况且侍奉父母、尊敬长辈，是人人相同的，但必须侍奉父母做到孝，尊敬长辈做到悌，这才叫做道；不然，就不是道了。这一章大概是感叹世人只知道出门要经过门，却不知道行事必须遵循道，想要让人知道行事不可以不遵循道。

又《中庸》“道不可须臾离”章，杨时（龟山先生）说：“冷了就穿衣，饿了就吃饭，出门就劳作，回家就休息，耳目的视听，手脚的行动，无非都是道。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原因。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却乐于尧、舜之道。所谓的尧、舜之道，也就是乐于在有莘田野耕作罢了。”朱熹辩驳说：“衣食作息、视听行动都是事物，其中之所以如此的意义和准则才是道。如果直接把事物当作道，不仅混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而且陷入佛教‘作用是性’的错误，并且会让学者误以为道无处不在，即使狂妄乱行，也没有不合乎道的地方。其危害岂止能说得完呢！”大概龟山先生认为事物就是道，而朱熹认为事物的准则才是道，这与“不由户”章的意思相同。

又告子说：“生来如此就是性。”意思是人的能够知觉运动的能力就是性。孟子不认同。朱熹阐发其义说：“能够知觉运动的只是气，知觉运动的理才是性。告子错误地把气认作性。”又引用龟山举出的佛教话语：“神通和妙用，运水和搬柴，用来比喻徐行后长，不知道徐行后长才叫做悌，疾行先长就是不悌。如果说运水搬柴就是妙用，那么徐行疾行就都是悌了。”这也与前章意思相同，大抵都是说，人在日常事物中处处合乎理，这才叫做道，不可以把日常事物直接当作道。朱熹的这种说法对学者最有益，应当参究品味。

问太极、中庸之义

下面关于太极、中庸两条的提问，自顾浅陋，哪里配得上这样的请教。暂且就平日所读的朱熹先生的书，以及曾经窥见的一点见解，略陈一二。所谓“无极而太极”，难道太极之上另外有所谓无极吗？只不过说无形无象而至理存在罢了。大概“极”是至极的道理，穷尽天下的事物，可尊可贵的，有什么能超过这个的呢！所以叫太极。世人把北极星当作天的极，屋脊当作屋的极，这些都是有形可见的。周敦颐恐怕人们也把太极当作一个具体事物，所以在上面加上“无极”二字，就像说本来没有一物，只有这个理一样。从阴阳以下，就依附于形气了。阴阳未动之前，只是这个理，哪里有可命名的物体呢！即从我一心来看，在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浑然只是一性而已，在无形无象之中，万理具备，难道不是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吗？由此而言，思考过半了。喜怒哀乐未发，就是寂然不动的时候，思虑一萌动，就已经发动了，所以程颐以思为已发，这是极正确的言论。来信说思是已发，那么致知格物也是已发，这就不对了。因为格物致知，自然属于穷究理的功夫，大凡讲论义理，最忌讳混杂，现在正讨论喜怒哀乐的发与未发，却把格物致知混杂进来，那就更加混杂而不明白了。来信又担心悬空没有用力的地方，这也不对。因为未发的时候，就应当戒慎恐惧；将要发动的时候，就应当慎独，每个时刻每个环节，都有用功的地方。正因为未发，戒惧而不敢忘记；将要发动，慎独而不敢放肆，那么发动自然合乎节度。圣贤的学问之所以没有弊端，正是因为句句实在，不曾说悬空的道理。况且《中庸》开始说天命之性，最后说无声无臭，似乎很高妙了。但说戒慎、恐惧、笃恭，都是指示人用力的方法，大概必须戒慎恐惧慎独而后能保全天性之善，必须笃恭而后能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不曾让人驰骋于幽深玄妙而不践行实在的道理。《太极图说》也是这样，首先说无极太极，其次说阴阳五行，也可以说很高远了。但其归宿，只在于中正仁义而主静这一句话，这与《中庸》戒慎慎独的说法，如同符节相合。总而言之，只有“敬”这一个字可以概括。因为戒慎慎独是敬；主静，也是敬。学者

译如果能以恭敬的态度确立根本，又通过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那么做学问的道理就没有遗留的深奥之处了。大体上，这些道理自从朱文公彻底揭示其奥秘后，已经清晰明白，毫无疑义。我所担心的是，求学的人想要自立一种新奇独特的见解，反而对朱文公的言论产生怀疑，却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耗费了多年的功夫，深入探究、反复推敲，融会贯通，然后才阐发出来示人。如今阅读他的著作，未能彻底探究其深层意蕴，却先怀疑他的学说不够完备，因此更加迷惑混乱而无所明白。所以我常常劝告朋友们，暂且将朱文公的《四书》早晚深入体味，透彻理解其主旨之后，再依次阅读《太极图说》、《西铭解》、《近思录等书，像这样用功数年，那么义理的精微之处就不必担心看不到了。又一定要使所知的与所行的保持一致，在此讲习贯通，就必然在此实践履行，而不陷入空谈无实的弊病，这样大概就可以了。这是我平生拙劣的见解，所以趁着您垂问的机会陈述出来，更希望您详细地加以教诲，以弥补我昏庸愚昧所不及的地方，那就太幸运了。

译《大学衍义》自序

臣起初研读《大学》一书，看到它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其根本与枝末有次序，其先后有条理，曾抚着书卷再三感叹说：“做君主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君主而不知道《大学》，就没有办法澄清治理天下的源头；做臣子而不知道《大学》，就没有办法穷尽匡正君主的方法。”后来我又考察观察古代帝王的治理，没有不从自身修养出发而推及天下的，这才知道这本书所陈述的，实在是历代圣人传承心法的要典，而不是孔子一家的私言。夏商周三代以后，这门学问失传了，虽然书还在，但大概只把它当作传记类书籍看待罢了，追求治理的人既不去考察它，谈论治理的人也不期望君主去研习它。只有唐代的韩愈、李翱曾经提出其中的学说，见于《原道》、《复性》等篇章，但在朝廷上的议论中却未曾提及，大概自从秦汉以后，尊崇信奉这本书的，只有韩愈和李翱，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圣学的渊源、治道的根本，何况其他人呢！臣曾经妄自认为：“《大学》这本书，是统治天下者的律令法规，遵循它必然治理得好，违背它必然混乱。”近世大儒朱熹，曾经作《章句》、《或问》来剖析其中的义理。宁宗皇帝初年，臣入宫侍奉经筵，又曾经用这本书进讲。渴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如果取这本书玩味推演，那么凡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做学问的根本，就会在胸中洞然明白了。臣不才，私下思考用来辅助这本书的方法，所以摘录经文二百零五字，记载在这部书中，并且把《尧典》、《大禹谟》、《伊训》以及《思齐》的诗、《家人》的卦放在前面，是为了表明前代圣人的规制与这里没有不同；接着列举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杨雄、周敦颐的学说，是为了表明后贤的议论，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以上论述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学问，纯粹符合这个原则；商高宗、周成王的学问，差不多接近这个原则；汉、唐贤明君主所谓的学问，已经不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的了；而汉孝元帝以下几位君主的学问，有的以技艺，有的以文辞，那就非常违背这个原则了。（以上论述帝王做学问的根本。）上下几千年间，治乱存亡都由此产生，臣所以断然认为这是统治天下者的律令法规。虽然如此，君主的学问，必须知道它的要领，然后才有用力的地方。大概明了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体，体察民情，是君主格物致知的要领；（明道术的项目有四：一是天性人心之善，二是天理人伦之正，三是吾道与异端的区别，四是王道与霸术的差异。辨别人才的项目也有四：一是圣贤观察人的方法，二是帝王了解人的事情，三是奸雄窃取国家的权术，四是奸邪蒙蔽君主的情况。审察治体的项目有二：一是德与刑先后的区别，二是义与利轻重的差别。体察民情的项目也有二：一是百姓向背的原因，二是民间休戚的真实情况。）崇尚敬畏，戒除安逸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崇尚敬畏的项目有六：一是修养自身的恭敬，二是侍奉上天的恭敬，三是面对百姓的恭敬，四是处理政务的恭敬，五是操持存养省察的功夫，六是规劝儆戒箴言的帮助。戒除安逸欲望的项目有五：一是沉湎酒色的戒律，二是荒淫无度的戒律，三是游乐无度的戒律，四是奢侈浪费的戒律。而先列出总论，是为了同时戒除这四者的过失。）谨慎言行，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这一项没有具体项目。）重视配偶，严肃内廷治理，确定国家根本，教导亲属，是齐家的要领。（重视配偶的项目有四：一是谨慎选立的方法，二是依靠规劝儆戒的好处，三是明确嫡庶的区别，四是惩戒废立夺取的过失。严肃内廷治理的项目有四：一是宫闱内外的分别，二是宫闱干预朝政的戒律，三是内臣忠诚谨慎的福分，四是内臣干预朝政的祸患。确定国家根本的项目有四：一是建立储君的计划宜早，二是论说教育的方法宜预先准备，五是嫡庶的分别宜辨别，六是废立夺取的过失宜引以为鉴。教导亲属的项目有二：一是外戚谦恭谨慎的福分，二是外戚骄横过度的祸患。）这四者的道理得到了，那么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了。每条之中，首先引用圣贤的明确训诫，参证前代的事迹，得失的借鉴，鲜明地可以观察。过去入宫侍奉经筵时，曾经有志于此。近年来，隐居无事，才得以翻阅经传，汇集编辑。田间微薄的忠心，朝思暮想，所得到的只有这些，藏在衣箱中，等待时机献给朝廷。这本书的宗旨，都本于《大学》，前面列出两者的纲领，后面分列四者的项目，所以推衍《大学》的义理，因此题名为《大学衍义》。

附录

张荃翁《贵耳集》说：“真德秀入朝，京城里歌谣说：‘若要百物贱，须是真直院。及至换得来的，揽做一镬饭’。”（补。）

又说：“南省士子，写文章说误，南省的多士，真是西山的饿夫。”（补。）

（梓材谨按：这两条，谢山《学案札记》中有记载，大概就是黄文洁所说的“州兵都哄闹，知贡举因为喧骂而离开考场”的事情。

王深宁《困学纪闻》说：“真文忠公说：‘倚仗它而不修养，就是贼害天

译的。安然处之而不强求，这是乐天的人。这就是圣人与狂人不同的原因。』」（补。）

译又说：“善于推究心之所为，这是心的扩充；寻求放失的本心，这是心的收敛。陈傅良说：‘心没有道理是不包含的。亡失而不能推究，那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连痒痛疾苦都不知道；存养而善于推究，那么可以潜通天地，安抚四海，推究千年以来的节气变化，知晓百世以来的损益。’这是讲扩充的功效。真德秀说：‘心只有一个罢了。由义理而发动，没有什么能损害它，就可以与天地并立；由形气而发动，没有什么能检束它，以至于与禽兽相差无几。’这是讲收敛的功效。不闭合就没有开启，不涵养就不能推广。”（补。）

（梓材谨按：这两条，是从《深宁学案》中谢山所节录的内容移入的。陈深宁，大概是真德秀的私淑弟子，所以摘录他的精辟言论如此。）

黄文洁《两朝政要》说：“理宗时，天下向来期望他做宰相的人，真德秀的学问品行声望最重。嘉定、宝庆、绍定年间，众人都说如果用他，那么立刻就可以太平。端平年间皇帝亲自执政，召他到朝廷，正当世道安危升降的关键时刻，他几乎没有一句话涉及此事，反而迎合当时的宰相郑清之，粉饰他轻举妄动导致失败的事情，说他是让和、扁这样的名医代替庸医承担责任；又因为郑清之提出开边的建议，皇帝阅览后认为府库不足以犒赏，事情不可行，导致前线各军，借贷准备衣装，无法偿还，所以发生骚乱，延及州兵也都骚乱，从此军政不再建立。他主持科举考试，又因为喧哗骂人被逐出考场。任命为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拜官，就因病去世。”（补。）

谢山《题真西山集》说：“乾道、淳熙年间各位老儒之后，众口交相推崇，认为是正学大宗师的，没有谁比得上真德秀。近来临川李侍郎穆堂讥讽他‘沉溺于佛、道两家之学，梵语青辞，连篇累牍，到老津津乐道不知疲倦，这难道是听到了圣人之道吗’！我曾详细考察他的始末，而感叹真德秀承受过重的名声，还不止于此。两宋各位儒者的门径，多半出入于佛、老，然而他们立身行己却本来有不愧于古人的地方，杨时、谢良佐之后，胡寅、胡安国都是这样。真德秀自从得罪史弥远被罢免后，晚节多有惭愧之处。他的学术的纯驳，暂且不论了。黄文洁是笃行醇儒，本来不是轻易诋毁别人的人，况且他生平所依归的，是左倾江西学派而右倾建安学派，而评论当时有宰相器量的人，唯独推崇袁甫，而深深惋惜真德秀没有实绩，这是公正的是非之心，他的事情又是耳目所亲见的，那么就不是传闻失实了。《宋史》真德秀的本传就是出自黄文洁之手，后来元人重修，虽然忌讳他破坏军政、主持科举的短处，而在庇护郑清之一节，也有很多微词。那么端平年间的出仕，难道不是以前偶然表现风节，本来没有定力，年老知道而昏聩随之而来的吗？我因此感叹保持岁寒之节的艰难。真德秀以博学宏辞科起家，所以辞命最为著名，然而他的两制文字，凡是遇到嘉定年以后的宰执，多有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赞誉，大概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吧？又有人说倪思纠弹史弥远《昆命元龟》的制诰，史弥远的私人所据以自辩的，也是从真德秀那里得到的，虽然真德秀未必因此求用于当时，然而也是可以停止的。陆九龄初见真德秀，因此把他的命运问卜于日者，告诫他必须忘记富贵利达之心。（梓材按：《西山集》《题慈湖行述》说：‘嘉定初年，先生以秘书郎被召，我备数馆职，才开始跟随他游学。’似乎真德秀曾经做过陆九龄的门人。然而他的辞为墓铭说：‘铭刻在身体上最为重要，叙述他的道理应当最详细，不是门人高弟不可以。’却又把自己排除在及门弟子之外了。）由现在来看，真德秀未能终身践行这些话，那么他不能排斥佛、老，本来就是应该的了。

◆西山讲友

文靖魏鹤山先生了翁（另见《鹤山学案》。）

文定李宏斋先生燔

直阁张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斋先生方子（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西山家学（刘、朱三传。）

监税真先生志道

真志道，字仁夫，是真德秀的儿子。曾经向袁甫请教，袁甫请用小字称呼先生为实之，并因此作说赠给他。（参《袁蒙斋集》。）

（云濠谨按：先生曾经监南剑州在城税务。见刘克庄所状《西山行实》与魏了翁所作神道碑。）

◆西山门人

签枢王潜斋先生埜

王埜，字子文，金华人。嘉定十二年中进士，做官在潭州属县，真德秀一见认为他奇特，延请到他幕下，于是执行弟子礼。真德秀教他辞学，先生说：“我所向先生学习的，是义理的奥妙。”真德秀更加认为他奇特。多次升官至枢密院编修官兼检讨。淳祐初年，任两浙转运判官，又以访察使的身份出视江防。宝祐二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与宰相不合，被罢免。提举洞霄宫去世，赠特进。

（云濠按：先生是朱熹、吕祖谦弟子朱介的儿子，谢山《札记》所说：“真德秀门人王潜斋，官端明。”大概就是先生。真德秀为他作《潜斋记》。）

庄敏

译马光祖，字华父，是东阳人。宝庆二年考中进士，担任新喻县的主簿。他见到真德秀（真西山）讲学，非常喜爱，于是行弟子之礼拜他为师。逐步升迁至右曹郎官，历任处州、建康、临安的地方长官。咸淳三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咸淳五年，晋升为枢密院知院事。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为庄敏。

译龙图阁直学士金文刚先生

金文刚，字子潜，休宁人。凭借祖先的恩荫补授将仕郎，调任潭州司户参军。当时真德秀（号西山）出任潭州知州，得到金先生，喜爱他端庄厚道，因此对他赏识，金先生于是成为真德秀的门人。历任奉新县知县、兴国军通判、左藏库及封桩库监官，外放担任临江军知军、常德府知府，升任太府丞、浙江提举、将作监，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后去世。金先生庄重修身、廉洁清白，闲居在家时如同严肃地接待宾客，做官尤其严明，为百姓谋求利益、消除弊病兢兢业业，年老时操守品行更加坚定。宝佑年间，真德秀、魏了翁获罪离开朝廷，门人有的改拜其他老师，只有金先生不断绝音信问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以真西山为准则。

文介孔元龙先生

孔元龙，字季凯，衢州人，是孔子第五十代孙。志向高尚，笃志好学，跟随真西山学习。担任余干县主簿，后来任柯山精舍山长。以宣教郎的身份退休。活到九十岁，手不释卷。追赠太子少师。所著书籍有《柯山讲义》、《论语集说》、《儒樵斐然》、《奏议丛壁》等。

（云濠谨按：《阙里志》记载先生去世那天，门弟子三百人痛哭哀悼，私谥为文介。）

县尉吕良才先生

吕良才，字贤甫。跟随真西山学习。考中淳佑年间进士，担任潭州善化县县尉，改任京官，推辞后回乡。

吕敬伯先生

吕敬伯，跟随真西山求学。真西山称赞他有追求大道的志向，因而向他指示入道的要领。他铭记“仁、诚、敬”三个字，终身不忘。

（梓材谨按：先生名中，起初字仲甫。敬伯，是真西山为他改的字。）

知军江埙先生

江埙，字叔文，崇安人。嘉定时元年进士，担任古田县县尉，历任武冈军司法参军、提点刑狱司检法官，知永平县，靖州通判，任南平军知军时去世。先生跟随真西山学习时间最长，容貌严肃而气息平和，勤勉不懈，只推崇讲习学问。

刘炎先生

刘炎，字子宣，括苍人。真西山为其《迩言》作序说：“我读刘子的《迩言》，多次放下书卷感叹。有人问：‘刘子的言论，都是平常的话，您为什么多次感叹呢？’我说：‘你以为我是玩赏他的文辞吗？如果只是玩赏文辞罢了，那么刘子的言论确实平常。谁又知道它对学者有功呢？’”

（梓材谨按：《学案》中名叫刘炎的有两人，另一位字潜夫，邵武人，是朱熹的门人。见《沧洲诸儒学案》。）

承旨陈公齐先生均

陈均，字子公，又字公齐，平阳人，（云濠按：一作永嘉人。）是资政殿学士陈昉哥哥的儿子。跟随真西山学习。官任江东提点刑狱，改任广东。猺族寇犯边境，转运使正代理帅职想邀功，囚禁平民数十人，先生说：“治理军队是帅职，治理刑狱是我的职责。”审核案情后释放了他们。遭受中伤离职。起用为江西提点刑狱，兼任赣州知州，以慈祥耿介廉洁著称。咸淳初年，任命为检正官。贾似道在西湖，想带着中书省官印随行，先生争辩说：“中书省官印没有出城的道理。”又因此被免职。不久以枢密都承旨、秘阁修撰的身份退休。

周敬斋先生天骏

周天骏，字子美，永丰人。跟随真西山学习，真西山称赞他资质浑厚，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他的学问以持敬为主，真西山给他取字为敬斋。

忠愍徐元杰先生

徐元杰，字仁伯，上饶人。陈文茂在铅山讲学，是朱熹的门人，先生前往拜他为师。后来拜真西山为师。绍定五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部。淳佑四年，史嵩之遭父丧，下诏起复任职。先生正好轮值面圣，进言说：“大臣读圣贤书，敬畏天命，敬畏人言。士大夫舆论之所以凛然敬畏，实在是因为陛下是四海纲常的主宰，大臣尤其应当亲身承担道义准则，扶持纲常。自从听到起复的命令，凡是有父母之心的人无不失声痛哭。说到这些，不能让邻国听到。”奏疏传出，朝野传诵。皇帝也察觉他的孤忠，起复的命令于是停止。第二年，因突发急病去世。有人认为史嵩之下毒害他，太学生相继诉讼冤情，台谏官员交相上疏论奏。下诏交给临安府逮捕医生及常日服侍的人审讯。案件最终没有定论，谥号忠愍。

文定刘后村先生克庄（另见《艾轩学案》。）

朝请大夫王臞轩先生迈

王迈，字实之，仙游人，号臞斋。跟随真西山学习。嘉定丁丑科进士甲科。端平年间，任秘书省正字，史嵩之将要再次拜相，极力陈述史嵩之奸邪刻薄，不可任用。轮值面圣，论说：“君主不可欺骗上天，臣子不可欺骗君主，厚待权臣而薄待同宗骨肉，这是欺骗上天的大罪。”理宗为之动容。外放任漳州通判。祭祀天地时雷雨交加，应诏上言：“辛辣食物导致疾病，妖艳女子损害本性，道路充满忧虑猜疑，纲纪沦丧法度败坏，这是上天和宁宗愤怒的原因。陛下正册封罢免三公，却遥授崔与之宰相，恐怕崔与之不能到任，政柄必然归属他人。”于是言官李大同、蒋岘迎合旨意弹劾他，补任外官。调任邵武军知军。大旱，应诏通过驿站上奏七件事，以撤除龙翔宫、确立济王后嗣为先。最终官至朝请郎，

译赠司农少卿。（补。）

教授程先生掌（另见《鹤山学案》。）

译熊竹谷先生庆冑

熊庆冑，字竹谷，是建阳人。年轻时师从蔡节斋学习，后来游历于西山先生门下，又同时师从刘垕。著有《三礼通议》。（补录。）

通判徐进斋先生几

徐几，字子与，号进斋，是崇安人。精通经学，尤其精研《易经》。自朱熹、真德秀之后，理学的传承，先生堪称深得其中奥妙。景定年间，臣僚们纷纷推荐，他与何北山基一同以平民身份被召见，诏令补授迪功郎，添差建宁府教授，兼任建安书院山长。有经义著作流传于世。（补录。）

（梓材谨按：谢山修补稿中又为先生作传说：“建安人，是节斋蔡氏的弟子。曾任崇政殿说书，通判建宁府。著有《易辑》。”这说明先生同时师从真德秀、蔡节斋。又按：谢山作《同谷三先生书院记》引用一种说法称：“王应麟的学问，得自王埜、徐凤，王埜、徐凤得自西山真德秀。”考证《清容居士集》中的《陈教授墓志》说：“正当宋代文治兴盛时，设立博学宏辞科。到了吕成公、真文忠公阐发正道，学问更加珍贵。真德秀传给徐凤，徐凤传给尚书王应麟。”这是那种说法的由来。然而秘书少监徐凤在嘉定十七年去世，王应麟在前一年出生，没有师徒传授的道理，难道是指先生吗？

通直汤存斋先生千

郡守汤晦静先生巾

侍郎汤息庵先生中（合并为《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忠愍同调

忠公刘先生汉弼

刘汉弼，字正甫，是上虞人。考中嘉定九年进士，历任官职至侍御史。首先弹劾濮斗南、叶贲是当时宰相史嵩之的心腹，并且说史嵩之长期独揽国家大权，希望让他守完丧期，尽快选拔贤臣，早日确定宰相人选。接着又论奏：“马光祖夺情起复，总领淮南赋税，这是史嵩之预先为他开例的地方，请求勒令追夺其官职，以弥补名教的亏损。”不久因病去世，谥号为忠。先生去世时，太学生蔡德润等人上书申诉冤屈，程公许撰写先生的墓志铭，将他与徐元杰相提并论，其意旨深远微妙。史书称先生学问明辨义利，律己严正，所以不被小人倾轧的世道所容，以至于因微疾突然去世，这真是令人悲哀啊。弟子中知名的是陈策。（参看史传。）

◆王徐门人（刘、朱四传。）

尚书王厚斋先生应麟（另见《深宁学案》。）

◆刘氏家学

司农刘先生汉传（另见《九峰学案》。）

◆刘氏门人

帅幕陈南墅先生策

陈策，字次贾，是上虞人。师从刘忠公汉弼学习。历任官职至帅幕。本想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却未能实现。晚年自号南墅。陈本堂为其撰写墓志铭。（补录。）

◆西山续传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与（附其子王振。）

王天与，字立大，别号梅浦，是吉安人。起初学习科举文章，跟随他学习的生员很多。后来深入钻研思考，著成《尚书纂传》四十六卷，首先引用汉、唐两代孔氏的说法，其次收录诸家的传注，而最终都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的学说为归宿，即使那些散见于文集语录中的说法，也没有不汇集其中的，反复考证十五年才完成。他的心态似乎轻视蔡氏却不攻击其错误，偶尔也采录其学说。成宗大德三年，宪使臧梦解向朝廷上书，诏令授予临江路儒学教授。武宗至大年间，他的儿子王振将其刊刻发行。（从黄氏补本录入。）

《尚书纂传》自序

晦庵先生对于《易经》和《诗经》都有训传，唯独对于《尚书》，晚年委托给蔡氏九峰，《二典》、《禹谟》是他亲自订定的。他在贡举私议中说，诸经都以注疏为本，《尚书》则兼取刘、王、苏、程、杨、晃、叶、吴、薛、吕诸家的说法；他与门人答问时，则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陈各取其长处。西山先生《读书记纂》三十余篇，《大学衍义》讲论数十余条。我私下感叹说：“古今传授《尚书》的是非，到晦庵先生这里就确定了。晦庵先生折衷判断传授《尚书》的是非，到西山先生这里更加明白。学者如果不依据这两位先生，还能依据谁呢？”积日累月编撰才完成。乙亥年冬天，向集斋彭先生求取正解，增广校定共若干条。

（梓材谨按：《梅浦传》及《尚书纂传序》都是黄氏补本增加的。）

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订）

北山四先生学案（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订）

北山四先生学案表

何基 字子钦

（父伯〇。） （从子）凤 （子）宗诚

（勉斋门人。） （子）宗映

（晦翁、清江再 （子）宗瑞（并见《白云门人》。

传。） 王柏 （弟）相

（族子）侃（见

译上呈《北山门人》。）

（族子）佖

（从孙）瑊 （子）绍孙 （孙）闲

译（孙）闰

（孙）誾

（孙）闶

（子）云龙

金履祥（见上文北山门人。）

王贲

车若水（另见《南湖学案》。）

周敬孙 （子）仁荣 周润祖

泰不华

朱嗣寿

（紫岩讲学朋友。）

陶凯

杨珏 周仁荣（见上文《子高家学》。）

孟梦恂

陈天瑞 周仁荣（见上文《子高家学》。)

孟梦恂（见上文《简斋门人》。）

黄超然

朱致中

薛松年

张〇 杨刚中 （子）翮

夹谷之奇

闻人诜 （子）梦吉 吴履

宋濂（子）璲

方孝孺

（详见《明儒学案》）

唐以仁

（子）光祖

胡仕宁

樊万

盛象翁 陈德永（见下文《弦斋门人》。）

林弦斋 陈德永 朱右

（附师李五峰）

张明卿

（附师邵素心。）

赵宏伟

（导江讲学朋友。）

张莘夫 （子）明卿（见上文《弦斋门人》。）

（弦斋同调。）邓文原 王守诚

（另见《草庐学案》。）

牟楷

（鲁斋续传。）

陈绍夫

（静正同调。）

汪开之

倪公晦

倪公度

倪公武

张润之

王侃

季镛

吴梅

金履祥 许谦 （子）元

（子）亨

范祖干 邢沂 （子）旭

汪与立

刘名叔

李国凤

叶仪 何寿朋

许元（见上文《白云家学》。）

许亨（见上文《白云家学》。）

敬俨

（从祖铉。）

唐怀德

揭傒斯（另见《双峰学案》。）

朱公迁（另见《双峰学案》。）

欧阳玄

（附师张贯之。）

方用

苏友龙 （子）伯衡

胡翰

朱震亨

王余庆

吕洙

吕权

吕机

李唐 （子）希明

卫富益 沈梦麟

黄彝

郑忠

戚崇僧

朱同善

刘涓

李裕

李序

蒋元 （子）允升

（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楼巨卿

赵子渐

张匡敬

（祖父衍。）

（父亲士善。）

马道贯

江孚

江起

王麟 （子）延龄

合刺不花

何宗诚

何宗映

何宗瑞

方麟

李亦 蒋允升

（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郑谧

（范、叶学侣。）

郭子昭

柳贯 宋濂（见下文《凝熙门人》。）

郑涛

戴良 李孝谦

（父亲仕开。）

李悌谦

李忠谦

唐辕（另见《慈湖学案》。）

杨璲

（附兄琰）

（弟瑀。）

卫富益（见下文《白云门人》。）

唐良骥

张枢

吴师道 （子）沈

（并白云学侣。）胡翰（见上文《白云门人》。）

诸葛伯衡

徐原

赵宏伟

（白云同调。）

金麟

张必大

童偕

童俱

余泽

潘墀

（鲁斋学侣。）

何南坡

叶由庚（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并北山学侣。）

方镕 逢辰 （玄孙）道叡（另见《慈湖学案》。）

（朱学续传。）魏新之

邵桂士

汪斗建 （子）汝懋（另见《慈湖学案》。）

孙潼发

袁易

（并石川讲学朋友。）

于逢扳

（族孙）一夔

蒋沐 （孙）元（见上文《白云门人》。）

（蛟峰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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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四先生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勉斋的学说传承，到了金华而更加昌盛。议论的人说北山极像和靖，鲁斋极像上蔡，而金文安公更是明体达用的儒者，浙

译学术中兴之际，记述《北山四先生学案》。（黄宗羲按语：这一卷在黄宗羲原稿中称为《金华学案》，全祖望在《序录》中才改称为《北山四先生学案》。又按：方逢辰父子也是研习朱子学的，他们的学派附在此处。）

◆勉斋门人（朱熹、刘爚的再传弟子。）

文定何北山先生何基（父亲何伯〇。）

何基，字子恭，金华人。父亲何伯〇，任临川县丞，当时黄勉斋代理该县县事，何伯〇让两个儿子拜他为师。黄勉斋告诫他们，必须有真诚的心地、刻苦的功夫，然后才可以入门，何基恭敬谨慎地接受教诲。于是深入钻研、反复思考，心境平和、气息舒缓，等待义理自然贯通，不曾刻意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明，也不曾迎合他人而稍作改变。凡是所读的书，都用朱墨笔进行圈点，意义显明、意旨清楚，有不待议论解说而自然显露的。杨与立对他深深推崇信服。何基不曾开门收徒，听说他名声而来求学的人，他也不曾设立题目或话头来引导。王柏（号鲁斋）登门求教，何基引用胡安国（号五峰）的话说：“确立志向以奠定根本，保持恭敬以持守志向，志向确立在事物之外，恭敬践行在事物之中。”何基有文集三十卷，其中与王柏问答辩难的有十八卷，大概一件事往往往复十多次，何基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景定五年，补任婺州学教授，兼任丽泽书院山长，极力推辞。咸淳初年，授任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改为承务郎，主管西岳庙，始终不出仕。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文定。居住在金华山北面，人们称他为北山先生。

译何文定公语录

做学问立志贵在坚定，格局贵在大度，充实践行并服从实行，直到死才停止。

读《诗经》有另一种方法，必须把胸中杂念扫除干净，然后吟咏诵读，从容讽咏，使人有所感发，才算有功。

用《洪范》来参照《大学》、《中庸》，有不约而同而相符合的地方：恭敬五事就是明明德，厚待八政就是新民，建立皇极就是止于至善；至于皇极，有吉祥的征兆而没有凶险的征兆，有仁德长寿而没有鄙陋短命，这就是中和位育的感应，是皇极的最高功效。

读《易经》的人应当完全摒弃胶着固执、支离破碎的见解，使内心洁净，玩味精微的道理，深沉地涵泳其中，得其根源，才可以逐渐观察爻象，探究其义理。

治经应当谨慎遵守、精心玩味，不必多起议论，如果有想要为后学讲述的，再谨慎一些就可以了。

《四书》应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为辅。《语录》既然出自众人之手，难免有失真的地方，应当用《集注》的精微，来折衷《语录》的疏密，用《语录》的详明，来发挥《集注》的曲折。

黄宗羲按语：北山先生的宗旨，不过是熟读《四书》罢了。北山先生晚年的论断说：“《集注》义理自足，如果添入诸家言论，反而觉得松散。”大概从嘉定年间以来，党禁既开，人们各自把朱子的学问作为进取的工具，天理之乐浅薄而世俗喜好深厚，所成就的日益低下，而剽窃见闻以欺世盗名的人，尤其数不胜数。北山先生独立不倚，对于同门中的老成学者，尚且不满意，说：“恨我早衰，不能像那人那样强健，虽然应聘讲学，但恐怕对人无益，只是徒然劳累路途罢了。那么，像那人这样的人，都是不熟读《四书》的缘故。”北山先生坚守师说，可以说有汉代儒者的风范。

百家按语：勉斋的学问，既传给了北山，而广信的饶双峰也是高足。双峰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也是一时杰出人物。然而再传就衰落了。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然纯粹地得到了朱子学问的精髓，而柳道传、吴正传直到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到了朱子文章的波澜，真是兴盛啊！这几位算是朱熹的嫡传弟子，关键就在金华。

◆北山学侣

漕元何南坡先生

何南坡，是北山先生的哥哥。曾经考中漕元，与北山同师从黄勉斋。他去世时，金仁山履祥偕同张必大、童偕、金麟、余泽等人祭祀他说：“考亭、洙泗，勉斋、曾子、颜回，您与叔子，都亲自承传。起初侍奉宦游，在临川水边，父辈师辈同僚，兄弟步武相随。最终退隐养老，在盘溪之滨，两位高挑的先生，恭敬地作为典范。勉斋的遗言，施于后进，实际上是您开始传布，叔子订定。您考中计台，最终隐居山林，叔子特别诏令，也辞谢执经。叔子去世，您于是悲痛郁闷，这才两夜，相继而亡。谁没有兄弟，只有您和睦，谁没有生死，只有您同归。师承学问没有不同，埙箎一律，清风不孤，像伯夷、叔齐的双骨。巍峨的北山，道脉所传，有您这样的哥哥，确实是二难。我登上师门，一并获得趋拜，教语温良，重重赏赐。昔日登上您家门，如玉如金，如今登上您灵堂，于是联缀铭旌。美德寿终，对您有什么遗憾，仪范刑表都隔绝了，对此永远叹息。”（参见《金仁山集》。）

叶通斋先生由庚（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朱学续传

奉直方先生镕

方镕，字伯冶，淳安人。年轻时以词章闻名，两次在郡试中魁首。后来弃去，尽心于圣贤知行的学问。常说：“人与天地对立，难道只是文艺吗！”每天训导诸子，所讲明的必定以穷理尽性为先，至于应事接物，就以持敬实践为功。他的教育不靠言语而靠躬行，不见其有目的然之，而家庭日用起居无非六经之道。等到两个儿子逢辰、逢振先后登第，于是说：“我过去认为不值得做的事，现在我儿子做了，你们不要认为满足了。”两个儿子及第后，授宣教郎，历任奉直大夫、两淮制置司参谋官。（参见《两浙名贤录》。）

◆北山家学（朱、刘三传）

何先生钦

何钦，是文定公何基的儿子。与王成斋以风流文雅相崇尚，成为忘年交。（参见《王忠文集》。）

何遯山先生凤

何凤，字天仪，号遯山翁，是文定公的族侄。宋濂称其言论风范，可以冠冕风俗。（参见《宋文宪集》。）

何先生宗诚

何先生宗映

何先生宗瑞（并见《白云门人》）

◆北山门人

文宪王鲁斋先生柏

王柏，字会之，金华人。（云濟按语：先生的祖师王愈，是杨龟山的弟子。父亲王瀚，是吕东莱的弟子。）年轻时仰慕诸葛孔明，自号长啸。年过三十，与朋友汪开之同读《四书》，选取《论语》、《孟子》集义，分别用铅黄朱墨，探求朱子取舍的意思。用黄勉斋《

译《通释》尚缺答问部分，于是选取《语录》中的精要内容来补足，命名为《通旨》。有一天读到“居处恭，执事敬”这一章，警惕地说：“长啸不是持守恭敬的方法。”于是改以鲁斋为名。后来遇到杨与立，杨与立告诉他何基（号北山）师从黄干（号勉斋），继承了朱熹的学问，便前往跟随何基学习。何基传授给他立志、居敬的宗旨，并且作《鲁斋箴》来勉励他。从此发愤努力，读书精密，通过标注、涂抹、点检，书中的旨趣自然显现，他说：“古人左边放图，右边放书，后世的图学几乎断绝。”于是作《研几》七十多幅图，又作《敬斋箴图》。在日常事务中践行，早起拜谒家庙。关闭门阁静坐，子弟禀报事情，如果不穿戴整齐就不接见。前来求学的人很多，他的教导一定先以《大学》开始。蔡杭、杨栋任婺州知州，赵景纬任台州知州，聘请他担任丽泽、上蔡两所书院的老师。理宗去世，他率领众学生穿着丧服到郡府哭祭。咸淳十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国子祭酒杨文仲向朝廷请求，赐谥号文宪。（云濠案：《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先生《书疑》九卷、《诗疑二卷、《诗目》四卷。）

译鲁斋要语

夏商周三代以后，最为急迫的事情，不过是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罢了。要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必须以理财为根本，而儒者却对此不屑一顾。如果理财不用儒者，其危害真是说不尽的。

世道衰微，正道隐没，学术断绝，教化乖谬，士人的气节不振，风俗不良，这是因为士大夫的体统未能确立，却急于被任用，借用来济世行道的言辞，来掩盖他们追求富贵利欲的私心。

（梓材谨按：此处下面有两条，一条移入《濂溪学案》，一条移入《南湖学案》。）

苏氏认为，管仲智慧有余而德行不足，这也太过分了。在那个时候，利欲淹没人心，人心已经丧失，他所谓的智慧，也就是只知道追求利欲这一条路，而对于天理和人的常道，从未知晓。我正忧虑他德行不足，怎么能说他的智慧有余呢！

陈恒杀害了他的君主，苏氏说：“齐国不跟随陈恒的人占了一半。凭借鲁国众多的人力，加上齐国那一半不跟随的人，是可以战胜陈恒的。”这是用战国纵横家的态度来对待圣人啊。圣人是用大义来告知他的君主，哪里会用利害关系来打动他的听闻呢！

关于寻求快乐的说法，似乎觉得追求上达天理的意思多，而在下学功夫的意思少。我私下认为，如果没有下学的功夫，决没有上达天理的道理。朱子对于这一公案，本来就说：“学者只应当从事于广博地学习并约束于礼，以至于想要停止都不能，并且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那么大概就能有所得。”唉！这是千古不变的教育，而且流传下去没有弊病。

孟子所说的自得，是想要在深入钻研之后自然获得，而没有强行探索、用力索求的毛病，并不是说一定要脱离先儒的说法，必定要有超然独立的见解。世人错误地理解了自得的含义，纷纷发表新奇的理论，造成的危害不少。况且《集注》这本书，虽然说对开示后学非常明白，其中包含无穷意味，大概深入探究言语和意旨之内，尚且不能得其大概，却想要去言语和意旨之外寻求吗？修道，指的是应当践行的道路；明诚，指的是应当知晓的道路。知晓之后才能践行，践行固然不先于知晓。

推究继善成性的初始，理与气从未分离。推究其极本穷源的意义，理与气不可混杂。在不可混杂之中，要看到未曾分离的真实；在未曾分离之中，要知晓不可混杂的意旨，这才叫做纯粹峻洁，不违背其宗旨。气，是性所寄托的；性，是气所体现的。舜命令禹时说的“人心”、“道心”，这是分别理与气而并提。《汤诰》说“降衷”，刘子说“受中”，这是在性中单独提出理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性即理。告子说食色，说生之谓性，这是在性中单独提出气来说，所以说他不识性。子思说天命，那么理与气混然存在于其中；说喜怒哀乐，本于气，只是因为它未发时没有偏倚，所以称为中，这是气而合理。发而中节，也是气，有理在其中统帅，所以发出来能中节。古今相距遥远，四海广大，人生消息变化无穷，推究其相生相克的原因，只在于五行。五行，是气。五行的神，就是仁义礼智的性。性就是天赋的理，君子修养它就吉祥，小人违背它就凶险，这是常理。君子修养它有时也不吉祥，小人违背它有时也不凶险，这是非常理，是变数。因为气的不齐，所以气有时会有变化，理则一定而不可改变。学者应当遵循常理而安于变数，秉持常道而驾驭气，使理常居主导，而气常听命，虽然富贵贫贱夭寿各不相同，但仁义礼智在我心中的部分都不会泯灭，这是自古圣贤教导人的重要方法。

自从伏羲依据《河图》，推演一阴一阳的意义，画出奇偶，都是顺应自然的态势而产生八卦。文王依据《河图》，却是根据已经确定的卦，推演其交合，于是寻求未画之图而确定《易》的位置。《河图》，是先后天的宗祖啊！大禹得到《洛书》而排列九畴，箕子得到九畴而传下《洪范》。《洛书》的数是四十五，而《洪范》的经文，推演其事务有五十五，与《河图》的数不期而暗合。箕子的传述，又推演而加倍为大衍之数。《洪范》，是经传的宗祖啊！

《洛书》之所以效法《河图》，为什么呢？《洛书》将《河图》生成之数并位，这是它的大意。将二四易置于东南，将七九易置于西北，这是它的妙机。只有这样之后，纵横相对都是十，于是阳居正位而阴居偏位。后天之所以效法《河图》，《河图》是逐位奇偶的交合，后天是整体奇偶的交合，只有四个生数不动，以四个成数上下移动，那么偶数在上而奇数在下。“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是《洪范》；“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是皇极经。这是帝王相传的大训，不是箕子的言论。《洪范》五皇极居中，一六、二三、三八、四九相并，有并合的意义；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对，相对的意义。箕子所陈述的，事征相感，是举出一隅；现在三从一衡取义，也是举出一隅。

《诗经》三百零五篇，难道都是孔子的旧作吗？汉初的儒者，各自

译拿出所记载的内容来补足它。孔子所删减的篇章，或许还存在于民间浅薄之人的口中。于是将《周南》《召南》各十二篇两两相配，把《何彼秾矣》《甘棠》归入《王风》，而删去了《野有死〇》。郑国那些描写淫乱私奔的诗篇，都是应当删去的。

译杜预在《左传注》中说：“隐公元年，是周王的正月。”这已有明确的典籍依据。难道鲁国的史官，不使用周历，而使用夏历吗？这是不奉行正统历法啊。圣人义理精微明白，没有那个地位就擅自更改历法，没有比这更悖逆的了。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四季的顺序常常违背，圣人想要实行夏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先儒说周历不是春季，这是对的。说借天时来确立义理，则是不对的。说用周历记事，因为没有地位不敢擅自专断，这是对的。说用夏历冠于月份之上是为了垂范后世，则是不对的。

《中庸》古时有两篇，诚明可以作为纲领，但不能作为条目。

（梓材谨案：此处以下有一条，移至附录在后。）

百家谨案：鲁斋先生尊崇信奉朱熹，可以说是非常笃诚了。但在《大学》上，他认为格物致知的传文并未亡失，不需要补写；在《中庸》上，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两篇，应当将“诚明”以下另分为一篇；在《太极图说》上，他认为“无极”一句应当就图上来解释，不把无极理解为无形、太极理解为有理；对于《诗经》、《尚书》，没有不有所更定改动的。这难道是心里有意与朱熹不同吗！欧阳修说：“经典不是一代人的著作，传注的谬误，不是一个人的过失，刊正补缉，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学者各自穷尽自己的见解，而明智的人加以选择，以等待圣人再次降生。后世尊崇朱熹的人，不能进入其学术的堂奥，宁可守着注疏而背离经文，不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如果有一句话不同，就认为是攻击朱熹。那么，鲁斋也是攻击朱熹的人吗？现在的人不学习，真是严重啊！”

朋友服议

咸淳戊辰年腊月十九日夜，接到北山何先生去世的讣告。第二天一早，打开城门前往哭吊。收敛之后，我虽然穿着深衣入内哭吊，但内心隐然怀疑所穿的衣服不够恰当。自从我们夫子去世，门人没有设立正式的丧服，而是根据义理兴起，如同丧父，实行心丧。程颐说：“老师可以设立丧礼，丧服不可以设立，应当根据感情的厚薄、事情的大小来处理。像颜回、闵子骞对于孔子，即使穿斩衰三年也可以。那些成就自己的功劳如同君父的，以及其次的，各有深浅，只要与感情相称就可以了。”我对北山先生受教很深，怎么可以把自己等同于世俗之人！于是想到《仪礼·丧服》中有“朋友麻”三个字，这难道不是朋友的丧服吗？郑康成说：“朋友虽然没有亲属关系，但有同道的恩情，互相为对方服丧加绖带。”又说：“士人以缌麻作为丧服，其吊丧的服装则是疑衰。”疑的意思是比拟，缌麻的布是十五升，疑衰是十四升，就是白麻深衣，比拟吉服。因为缌衰是丧服中最轻的，其他没有丧服了，只有吊服，所以比拟它。注解说：“吊服加麻，其师与朋友相同，下葬后，除去。”疏解说：“用白布深衣，是庶人的常服，又在尊卑未成服以前穿着，所以庶人可以作为吊服。”素冠吉履无絇。吊服图说：“庶人吊服，素委貌白布深衣。朋友互相服吊，服加麻。加麻，就是加缌麻的绖带，这就是疑衰。”有人说：“深衣是吉服，可以作为吊服吗？”我说：“注疏本来就说，比拟吉服，何况并非正式作为吊服。亲人患病时，男女改换衣服，注解说：‘庶人穿深衣。’又说：‘儿子为父亲穿斩衰。尸体已经穿衣，穿十五升布深衣，提起上襟，赤脚，交手哭。’这是孝子未成服，也穿深衣。”有人又说：“怎么知道深衣是吊服，又是麻纯呢？”我说：“用彩色的布镶边的叫深衣；用麻镶边的叫麻衣；用素布镶边的叫长衣；用彩色的布镶边，袖子长在外面，就叫中衣，各自有不同的名称，不能混淆。”有人又说：“你创造这种丧服，难道不会惊世骇俗吗？人们将指斥你是怪民。”我说：“用深衣作为吊服，乡里也实行，只是没有加麻罢了。这种丧服，勉斋黄先生考证得非常详细。他的书进呈朝廷，藏在秘省，刻板印行天下，不是一家人的私书，遵循它实行，怎么能算过错！”我在北山先生成服那天，穿深衣，加绖带，帽子上加丝武，就是素委貌，外面覆盖白巾，看见的人不曾认为奇怪。过了几天，通斋叶仲成父来吊丧，我问：“昔日毅斋去世，门人穿什么丧服？”他说：“刚遭丧时，朋友穿襕衫，我加布带。”后来共同考证《仪礼》，到下葬时，才用深衣加绖带。我于是释然，知道没有违背礼制，所以作《朋友服议》。

梓材谨案：谢山《学案札记》中有“鲁斋经说补”五个字，大概他的稿子没有全部完成。）

附录

理宗时，讲官徐侨请求赐命《论语》为鲁经，有诏令奉行，当时议论认为迂腐而停止。先生认为，圣人的言行，是万世的大经，称为语称为子，难道不能与帝王之书并列，可以吗！于是作《鲁经章句》，以《大学》、《中庸、《孟子》作为它的传。

汪先生开之

汪开之，字元思，金华人，是东莱弟子汪应辰的孙子。家境贫寒但努力学习，与鲁斋先生为友，鲁斋称赞他“坚砺勇往，能

译从困苦的境遇中自我解脱出来。我从事的是为了完善自身而做的学问，实际上是从元思那里开始的。”先生曾经亲自写下《贫约》说：“不穿丝织品，不吃晚饭，不雇佣仆从，不随意购买物品，不迎合人情世故，不写杂书，不辗转借贷，不辗转恳求办事，不进行无谓的浪费，不借用别人的东西。”一共十条。他去世时，鲁斋率领朋友为他收敛遗体，又向北山请求为他撰写墓志铭。（参见《金华府志》。）

译（梓材谨按：吴礼部在《固穷集》的跋文中说：“元思刻苦力学，安于贫困，以贫困为约束，指心立誓。他的朋友胡潜搜集圣贤处贫时的言行编成《固穷集》赠给他，元思也将自己安于贫困的事迹附在后面，向北山何先生请教，何先生更加勉励他的节操。”根据这个记载，那么先生曾经登门拜见过北山先生。）

干办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传。）

倪先生公武（合传。）

倪公晦，字孟阳，金华人。王鲁斋称赞他迁善改过，专心致力于基础学问。他官至转运司干办公事，清廉正直。著有《周易管窥》。先生的哥哥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两人都师从何氏，当时号称“箕谷三倪”。孟德著有《风雅质疑》、《六书本义》。（修订。）

张思诚先生润之

张润之，字伯诚，兰溪人，号称思诚子。跟随北山先生学习，历时三十余年，完全掌握了其学问的要旨。北山先生编纂《敬思录》，阐发未尽之处，由金仁山履祥续写完成，每条内容必定先向先生请教审定后才确定。北山先生去世时，先生为他制定士人的丧礼，不使用品官的仪制，以成全他的志向。金仁山说：“思诚子在朱门中算是嫡孙辈，端平、淳祐年间，他是文献中的灵光，遭遇乱世而安于贫困，蔬菜柴薪都接济不上，别人不能忍受这种忧虑，他却从容自若，甚至有人讥讽他，他也不以为耻，就像冰雪中的孤松一样。”许白云谦也说：“先生天资聪颖敏捷，胸怀开朗，有在沂水沐浴、咏歌而归的气象。”先生比仁山年长二十岁，与鲁斋是学友，仁山把他当作前辈，称他为“丈”，而平时商讨探讨学问，感情最为亲密，其他人比不上。鲁斋为北山先生穿丧服，采用古礼，先生不以为然，独自没有去参加。仁山说：“张丈的话，自然可以作为朋友间的纠偏弹劾。”

王立斋先生侃

王侃，字刚仲，金华人，是文定公王淮的孙子。起初跟随撝堂刘氏学习，最终在北山门下完成学业，与族父王鲁斋互为师友。著有《立斋集》。蔡枢密久轩是他的挚友。（补遗。）

知州季先生镛

季镛，龙泉人。曾经登门拜见北山先生。

（云濠谨按：《万姓统谱》记载，先生字伯韶，括苍人。淳祐十三年，任睦州知州。当时发生饥荒，先生到任后，虚心询问风俗民情，首先免除私茶税十六项，极力向朝廷请求，放宽京城府库征购粮食的命令，打开粮仓分发赈济，驻扎在四明观，百姓乐于安居乐业。）

县尉吴先生梅

吴梅，字仁伯，丽水人。跟随北山先生游学。咸淳年间进士，担任浦江、钱塘县尉。见《括苍汇记》。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兰溪人。凡是天文、地理、礼乐、田赋、兵谋、阴阳、律历等方面的书籍，没有不彻底研究的。他一向向往濂、洛之学，侍奉同郡的王鲁斋，跟随他登门拜见何北山。从此讲习贯通更加紧密，造诣更加深远。德祐初年，朝廷任命他为迪功郎、史馆编校，他推辞不接受。宋朝末年，国家局势危急，当权者束手无策，先生独自进献奇策，请求派遣水军由海道直趋燕、蓟地区，以便袭击空虚之处进行牵制，从而解除襄阳、樊城的包围。他叙述洋岛险易的情况，条分缕析，都有依据。当时朝廷未能采纳。宋朝灭亡后，他隐居在金华山中，对世事淡泊如水。北山、鲁斋去世时，先生率领同门弟子，按照道义制定丧服，观看的人才知道师生之间的礼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北山的清高耿介纯朴像和靖，鲁斋的高明刚正像上蔡，先生则兼得这两家的长处，并充实于自身。他居住在仁山之下，学者称他为仁山先生。谥号为文安。著有《通鉴前编》二十卷、《大学章句疏议》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修订。云濠按：《四库书目》称先生《尚书注》有十二卷，现在存有二卷，又有《仁山集》六卷。）

百家谨按：仁山著有《论孟考证》，阐发了朱子未曾阐发的内容，多有抵触朱子之处。他之所以抵触朱子，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明，他明道的用心，也是想像朱子一样。朱子难道是喜欢相同而讨厌不同的人吗！世上为了科举而学习的人，对于朱子的言论，没有不斤斤计较以求符合的。然而学术的传承，在于此而不在于彼，可以由此醒悟了。

（梓材谨按：谢山《学案札记》中有“仁山先生经说补”七字，但稿件也不完整。暂且将几篇讲义记录在下面。）

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

程子说：“以前的儒者都认为静是见到天地之心，不知道动的开端才是天地之心，不是懂得道的人，谁能识别呢。”

天地的化育，包容万物没有例外，运行无穷无尽，万物分散各异，品类事物形态显著。圣人创作《易经》，用来体现天地的撰述，而孔子赞《易》，唯独在《复》这一卦上系辞说：“《复》卦可以看到天地之心。”如果从卦的角度来说，那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天地之心所寄托的；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那么春生夏长，万宝秋成，形形色色，生命生长，本性显现，都是天地之心

译圣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圣人认为天地之心唯独在《复》卦中得以显现。六十四卦，固然体现了天地的作用，不难看见，唯独《复》卦才能看见天地之心；春天铺展、夏天生长，万物生成，都是天地的功用，不难看见，唯独《复》卦才能看见天地之心。所谓天地之心，是什么呢？是仁，是生生不息的道理，若说它的卦象，就是复卦的那一爻。当严冬之时，五个阴爻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盛行，风霜严寒，雨雪交加，万物肃杀到了极点，天地之间，好像已经完全没有生机，而那一点阳气的仁德，却已经在地下潜藏回归。唉，这就是天地生生不息之所以化生万物的开端啊！往后生气蓬勃，万物流行，都从这之中产生，所以程子说一阳在下方回复，就是天地生物的心。因为那仁意浑然一体，万物变化的完美形态已经具备，生气暗中萌动，而丝毫的形迹尚未显露，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天地之心，以及造化之端、生物之始的原因。所以邵雍《冬至吟》中有诗说：“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道正淡，太音声音正稀。”淡是味的根本，无论是浊酒还是甜酒，都由此产生。稀是声的真谛，无论是和谐还是纯正，都由此变化。最后又说：“如果对此话不信，再去请问伏羲。”我认为这一爻象征天地之心，是伏羲画卦的开始。现在的人只看到六十四卦相互交错，却不知道孔子唯独对《复》卦的一阳加以赞美，说它是“天地之心”，为什么呢？这一阳爻，正是伏羲画卦的开始。邵雍看到这一意图本于先天一图，所谓的天根，因为有生生之心，所以才有天地生生不息的作用。伏羲画卦，先从天地之心画起，所以先画一阳爻，因为它相生于此而有偶，又相乘而为四象，又相乘而为八卦，又相乘而为六十四卦，都是一画的生成，而这心的作用。这一道理，直着看，这一阳是六十四卦的开始，是天地生生之心，《太极图说》中可见；横着看，卦气中《剥》卦为纯《坤》，天地生物，好像已经穷尽了，而一阳又回复，是天地不穷之心，《先天图》中可见。程子又说：“以前的儒者都认为静才能看见天地之心，这是因为不知道动的开端才是天地之心，不是懂道的人，谁能识别呢。”《复卦》，一阳在下，就是动的开端。以前的儒者如王弼等人，解释为动在于地就是静，从而看见天地之心，这是因为看卦象不明白，所以看道理也看不透，大抵刚说静的时候，就是死寂，这固然也是天地的功用，如何能看见天地之心！只有在极静之中，而有动的开端，这才是天地之心。然而从理上讲，静不足以看见天地之心，而动的开端才能看见天地之心；从人心上讲，动不能看见天地之心，而静可以看见天地之心。为什么呢？人之所以失去良心，迷失仁性，最终不能看见天地之心，是因为欲望发动、情感胜过，而常在动中迷失。外物感动人心无穷无尽，人的好恶没有节制，此心所存，追逐外物而动摇，那么飞扬升降，变幻驱使，怎么能体认义理，充养仁心呢？对于天地之心，茫然无知了。所以学者也必须收视反听，澄澈心灵、安定思虑，然后可以玩味探究天理，反省省察初心，从而看见天地之心。所以《复》卦的象辞说：“先王在冬至日关闭城门，商旅不行，君主不巡视四方。”《礼记》“仲冬之月”也说：“君子斋戒，居处必须掩蔽身体，远离声色，禁止嗜欲，安顿形体性情。”凡此种种，无非是说静的工夫。虽然说古人如此，都是为了涵养这微弱的阳气，但古人之所以能看得道理分明，保持人心坚固，也是凭借这工夫得到的。所以静的工夫，古人借此涵养微弱的阳气，学者应当借此观察义理的奥妙，那么天地之心，难道不会跃然而现吗！所以曾说：“有天道的复，有吾心的复。”天道之复，前面所说即是；吾心之复，则凡是善念的发动即是。因为四端之心，无时不发，而其中恻隐之心最先且最多，这正是天地之心在我心中的体现。大抵人虽然每天营营于欲望之中，谁没有一线天理的萌发，这就是吾心的复，人自己不去察觉，也不去扩充罢了。之所以不察觉不扩充，正是由于沉溺于动而不能静的缘故。学者必须在此下耐静的工夫，察觉这一念天理的复，扩充这所复天理的正，并且恭敬地持守它，学习以广博它，努力践行以实践它，古人求仁的工夫，大概就在此处得到。那么，顺应天时之复，来反求吾心之复，希望各位勉力为之。由此可知复，只是此心的初端罢了。既然回复之后，没有方法来长养它，那么回复就失去了。朱子所说的复而不固，就是屡次失去屡次回复。自从天地有了这复，日益增长日益兴盛，进而为《临》，又进而为《泰》，又進而为《大壮》，又进而为《夬》，进而为纯《乾》了。人心有了这复，也必定日益增加日益增长，进而为《临》的大，为《泰》的通，

译进而又有《大壮》卦顺应天道的行动，《夬》卦刚健决断的态势，《乾》卦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与天道的德行相契合。这又是《复》卦之后所下的功夫。况且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不经历“复”这一过程的，比如学宫既然荒废而后重新建立，那就是学校的复兴；纲常既然昏暗而后重新彰显，那就是世道的复兴；国家既然危殆而后重新安定，那就是国势的复兴。贤卿率领军队出镇大国，振兴学校，隆重修建明伦堂，这就是学校的复兴。纲常既然废弛而后重新彰明，国势既然濒临危亡而后重新振作，在座的各位君子必定对《复》卦的义理有所领悟，并能充分发挥《复》卦的功用，希望不要废弃这一道理。

译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章的讲义

“性也”中的“性”，是指气质之性；“有性焉”中的“性”，是指天地之性，这本来是不用多说的。唯独两个“命”字难以区分。“有命焉”这一节中的“命”，是气中之理；“命也”这一节中的“命”，是理中之气。为什么说它是气中之理呢？这是从气的角度而言，而理也存在于其中，作为品级节制的限制。为什么说它是理中之气呢？这是从理的角度而言，而气却存在于其中，有清浊厚薄的不同。大概理和气从未分离过。天凭借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用来形成形体，而理也赋予其中，就像命令一样。然而理是统一的，而气却有清浊厚薄的不同，所以在人身上就有智愚贤不肖、贵贱贫富的差异，而理本来无一不在其中，这些都称为“命”。但是，“命也”中的“命”，从清浊厚薄的角度而言，则完全属于气；“有命焉”中的“命”，从贫富贵贱的界限而言，则属于理。“命也”在前，“有命焉”在后，然而当气有清浊厚薄时，便自然有贫富贵贱；刚有贫富贵贱，便自然有上下品级的节制，所以总称为“命”。但其前面一部分清浊厚薄完全属于气，到了贫贱富贵各有品级节制则属于理，这两个“命”字之所以相同、之所以不同，就是这样。

仁义礼智信这五者，并非命，但到了所遭遇的情况不同，就成了命。所以程子、朱子当初对于这五者的命，觉得那种说法说不通，却把“命也”推上去说，认为清浊厚薄所遭遇的不同，来补充其语意，这种说法很完备了。五者的命，程子关于清浊厚薄的说法完备了。那清浊厚薄是气，而清浊表现于所知的程度，厚薄表现于所遭遇的情况。从清的角度而言，那么仁在父子之间自然达到极致，义在君臣之间自然尽到本分，礼在宾主之间自然合乎节制，智自然能辨别贤与不肖，圣人自然能合乎天道；从浊的角度而言，那么在父子关系中仁有所阻塞，在君臣关系中义有所未充，在宾主关系中礼有所未合，在贤与不肖的辨别上智有所昏昧，对于天道固然不能像圣人那样自然合乎，这就是命的清浊。从厚的角度而言，做父亲能得到儿子的孝顺，做儿子能得到父亲的慈爱，做君主能得到臣下的忠诚，做臣下能遇到君主的敬重，宾主之间互相投合，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圣人能得到地位、俸禄、名声和长寿；从薄的角度而言，那么儿子孝顺却有像瞽瞍那样的父亲，父亲慈爱却有像丹朱、商均那样的儿子，君主贤明却有像管叔、蔡叔那样的臣子，臣子忠诚却有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杀戮，做主人像晋侯那样被齐国削弱，做客人像鲁君那样在楚国不受礼遇，说到智，像晏婴那样不知道孔子，说到圣人与天道，像孔子那样不得位，这就是命的厚薄。气化流行，纷繁交错，化生人物，随处不同，或清或浊， or厚或薄，这四种情况相互交织，相互混杂，而发于心，验于身，遇事时各有不同，清的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浊的人则相反，厚的人气数遇合，薄的人则不同，这就是称为命的原因。程子阐发这四个字，或问兼存两种说法，我曾经拿这个去请教何先生，先生说：“对。”所以记录下来。“目之于色也”以下五句，是气质自然的欲望，所以断定为性，这是顺接；“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这是人心自然的理，却结为命，这是反接。为什么呢？回答说：“目之于色等五事，是从人身而言，仁之于父子等五事，是从人事而言，那么所处的环境和遭遇，自然有不同，所以说命。然而人们认为前五者在人身中是性，而追求必定能得到，所以孟子指出天分的限制，说各有不同的限制，所以说‘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人们认为后五者在人事中是命，而不追求尽到，所以孟子指出源头，说本来义理没有不同，所以说‘有性焉，君子不谓命’。说君子不称为性，就知道一概称为性的是世人的说法；说君子不称为命，就知道一概称为命的也是世人的说法，所以朱子有世人的说法。履祥又听王先生说：‘《孟子》后面断定为命的那一句，是歇后语。’”

金先生麟

金麟。

（梓材谨案：先生是仁山先生的弟弟。见《仁山文集》。县学建立纯孝公祠，子孙奉安祝文，大概都是纯孝的曾孙。）

张先生必大

张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泽

余泽。

（梓材谨案：以上五位先生，都是北山门人。见金仁山所作的北山与其兄南坡祭文。）

◆鲁斋学侣

修撰潘介岩先生墀

潘墀，字经，一字介岩，金华人鲁斋的学侣。曾经用李贯之所编的《朱子语类》，专门选取其中的《论语》，补充其不备之处，另外编成《论语语类》刊行于世。官至秘书修撰。（补。）

奉直家学

尚书方蛟峰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锡，淳安人。学者称他为蛟峰先生。元朝时名叫梦魁，淳佑

译宋理宗九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皇帝亲笔特赐改名。尚未授予官职，恰逢两位御史因违逆郑清之而离开朝廷，不久发生雷击，先生上书说：“我伏读御笔，因雷电不合时令，皇帝避殿、减膳、宽恤刑罚，却唯独没有一条征求言论的内容，天下人对此感到奇怪。如果朝廷成为禁止诽谤的地方，那么大臣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如今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大臣不能辅佐；土木工程刚刚兴起，大臣不能谏诤；聚敛财货的大臣，大臣不能禁止；敌国假装退避，大臣没有防备的措施，跌倒却不扶持，危险却不支撑，那只是充数的臣子罢了。听说大臣屡次上疏请求闲职，而皇帝不批准，挽留他们更加坚决，攻击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正是招致天下议论的原因，并不是爱护他们的方法。”奏疏呈上，满朝大臣都称赞他。初任平江府签判，在和靖书院讲学。宝祐元年，以正字身份被召入朝。海州战事失利，制置使贾似道谎报捷报，皇帝下诏奖赏，先生上书说：“海州的事情，三岁小孩都能说清楚，而主帅却上章极力辩解，用一人离去来恐吓朝廷，比起杨国忠更加严重！万世的议论，暂且顾不上，但邻国嘲笑我们，靠什么立国？”于是贾似道对先生的怨恨从此开始。宝祐二年，任命为校书郎。理宗信任宦官，太子尚且年幼，先生上疏说：“在根本大事犹豫不决的时候，难道没有旁窥伺机而动的人吗？李甫、李节那样的嚣张气焰，难以揣度他们的心思；周平、周勃那样的坚定立场，应当储备他们作为后援。”又说：“天下有贫穷的州郡而没有贫穷的太守，有贫穷的国家而没有贫穷的王府，南司贫穷而北司的供奉不贫穷，百姓贫穷而僧道的宅院不贫穷，像这类情况，不可枚举。至于凭借小才能来满足大贪欲的人，在陛下的近亲中有依靠，在陛下的宫中有接受命令的人，在陛下的左右有游说赞誉的人。专门窥探陛下的好恶喜怒来谋取自身利益，陛下说某人能干，某人廉洁，或者授予指挥权，或者授予节度使，说：‘这是我亲自任命的官吏。’却不知道西园的谄媚之徒，本来就有在旁边窃取威福的人。”又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京畿，是四方的命脉，这是天下所依赖来立国的。京城有京尹，京畿有转运使，是为了让他们培育保护根本，爱护养育命脉，难道希望他们破坏和残害根本，以便满足我们的私欲吗！近年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不过是宦官们的大管家罢了。没有名目的宣头，真假无法查问，不合时节的索取，隐匿不报无法核查，谁敢固执己见来招致祸患呢？仇士良教导他的门徒说：‘天子不可让他闲暇，不如用财货声色来腐蚀他的心，使他顾不上其他事情。’现在这些人忙忙碌碌，前面的藻饰未停，后面的彩绘又起。陛下正认为他们的举动符合我的心意，却不知道这正是仇士良的策略。帅司、漕司两部门，疲于应付供奉而供给不足，国库空虚，粮仓像垂挂的磬一样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万一京畿地区，有一天发生紧急军情，不知道靠什么迅速办理，依靠什么呢？如果要挽救，希望从今天开始，扫除蛀虫的巢穴，然后才能为缓急做准备。”宝祐三年，又上疏说：“善于处理紧急事务的人，不因紧急而震惊天下，也不因闲暇而愚弄天下，天下的形势，固然不可激怒，尤其不可苟且偷安。形势紧急了，我又以紧急示之，那就失之于激怒，所以不得不以闲暇来压制它。这难道是真正的闲暇吗！应当为紧急而忙碌，不应当为闲暇而苟且，古代有人这样做。没有比淮水、淝水之战更窘迫的，却在谈笑间下棋；没有比新亭之会更紧迫的，却在从容间就座，这就是不以紧急而震惊天下。然而外表谈笑，内心一定有神妙的指挥方略；表面从容，暗中一定有攻破敌营的谋略，这就是不以闲暇而愚弄天下。所以处理紧急事务必须以闲暇，处理闲暇事务必须以紧急，不然，天下的忧患将没有尽头。”又说：“天下贵在有自己的谋划，不可以邻国的存亡作为安危；贵在有自己的防备，不可以敌国的缓急作为喜惧。善于谋划的人，不依赖别人；善于防备的人，不被别人控制，不然，万一邻国假装安心睡觉来欺骗我们，而借道给敌人，难道还能保全自己吗？为什么不把揣摩他人的心思用来为自己谋划和防备呢！”湖山之战日益激烈，又上疏说：“现在与敌人对峙，我们没有一天谋划敌人，而敌人没有一天不谋划我们。我们所修筑的，是土堆血山；他们所修筑的，是金城铁壁。他们所修筑的，夺取我们的土地来建造；我们所修筑的，夺取百姓的土地来建造。”又上疏说：“防备边境的事情，必须争夺浮、光二州，然后才能保全两淮而保卫长江；必须守住襄、樊二州，然后才能抵抗光化而保全江陵。淮河之所以还可以防守和耕种，是因为有黄河。现在敌人渡过黄河修筑浮、光二州，这是我们的门户之内，如果他们在这一带生聚教训，日夜出动骑兵骚扰我们，淮东、淮西都不能耕种了，所以应当尽力争夺浮、光二州，使敌人不能巩固他们的巢穴，那么两淮还可以安心。襄、樊不守，那么江陵就成为孤注一掷，难道还值得依赖吗？所以应当誓死守住襄、樊，那么北可以抵抗光化，南可以保全江陵。”当时没有被采纳。直到宋朝灭亡，先生的预言没有不应验的。洪天锡弹劾宦官未被执行而离职，先生写信给宰相，劝他执行申屠嘉的事情。又上疏说：“台臣想要为国家去除厉鬼，以消除膏肓之疾，陛下爱护国家反而不如爱护两个宦官吗？汉、唐末年

译“宦官罪大恶极，朝廷不能诛杀，天下必定有人起而诛杀他们。”又说：“小人忌惮的是外朝官员，如果外朝攻击他们而失败，那么这帮人就再也没有忌惮，就会产生不臣之心了。”皇上因为他的言论激烈，厌恶他。先生请求离职，丞相董槐挽留他，先生叹息说：“丞相姑且为自己做防备。”不久丞相也被驱逐。先生被任命为著作郎，被丁大全的党羽弹劾罢免。不久，丞相程元凤上疏推荐他担任宁国府知府，又因被弹劾而罢免，闭门讲习《易经》。开庆元年，丁大全败亡，理宗强行起用他，丞相吴潜首先推荐先生担任著作郎。第二年，代理尚左郎官。这时，丁大全的党羽中所谓的“六贼”尚存，国子监博士徐庚金等人相继上书，请求诛杀他们以向天下谢罪，而皇上庇护他们，宣谕丞相，不应提拔徐庚金等人。议论纷纷，丞相上疏直言，皇上从此发怒。在此之前，鄂州危急，贾似道率领军队驻扎江陵，秘密上奏想请求掌握下游的兵权，皇上拿此事询问丞相，丞相说“鄂州以上既已归属贾似道，鄂州以下应当归属赵葵”，而皇上不听从，于是皇上与贾似道秘密往来，丞相不能参与听闻，反而以丞相不知晓边防战报为罪过。半夜，一张纸条从宫中传出给郡守，于是先生上疏说：“天下共同喜欢的，我独自厌恶；天下共同反对的，我独自赞同，那么作为君主的人，也难以了解了。君主容易了解，臣下就亲近；君主难以了解，臣下就畏惧；臣下亲近，君主就安定；臣下畏惧，君主就孤立。处境窘迫危急时寻求他们，局势一缓和就遣散他们；大声呼召时提拔他们，刚一答应就退避他们，旁观者沮丧退缩，靠什么来激励用人任事的风气呢！”皇上问是谁，先生说：“臣不敢直指，希望陛下稍微回转天怒，以安抚朝廷内外。”皇上点头同意，然而不久贾似道入朝，而丞相最终不免被贬往循州，先生也被弹劾罢免，于是徐庚金邀请先生在金华讲学。恰逢有诏书任命先生为婺州知州，又被贾似道的党羽弹劾罢免。先生回家，在淳安讲学。不久被任命为嘉兴府知府，因被弹劾罢免。担任瑞州知州，又因被弹劾罢免。度宗即位，以司封郎官征召，不久兼任直舍人院，请求任命朝臣担任县令，依照天圣、绍兴年间的法规；采用胡安国的言论，以均平田税、整顿户籍、均平力役、劝勉农桑、崇尚孝悌、训练士卒、清除盗贼作为考核官吏的方法。有诏书听从但不施行。三次升迁后以秘阁修撰身份提举江东刑狱。信州军队叛乱，有人劝先生不要去，先生单人匹马进入城中，秘密查访叛乱士兵的姓名，调动各营精锐士兵擒获他们，全军平定。晋升为集英殿修撰，持江西漕运使节，当时打算让一枚铜钱当十枚使用，命令江西先实行，先生上疏陈述其危害，得以停止。凡是所到之处，就与学生们讲学。于是历任代理兵部侍郎兼侍读，升任吏部侍郎，赐予石峡书院匾额，因遭父母丧事回家。从此，四次被征召至礼部尚书，都不赴任，而宋朝灭亡。元朝人征召他，也不赴任。至元二十八年去世。所著有《孝经解》一卷，《易外传》，《尚书释传》，《中庸大学注释》若干卷，《格物入门》一卷，蛟峰集六卷。先生的学问，以格物作为穷究事理的根本，以笃实的行为作为修养自身的实质，终身未曾有师承，大概淳安地区的学问，都尊崇陆氏学派，而先生独自成为另一派。（梓材案：先生是奉直的长子，自己继承家学，没有别的老师，所以这样说。补。）

译石峡书院讲义

先儒论述“仁”，最能恰当形容的，没有谁比得上谢上蔡。他指着草木的种子，说种下去就能生长，这就是“仁”，其中包裹着的，都是生命的原理。虽然如此，这是借草木的种子来说明罢了。人的种子在哪里呢？回答说：心。天地的种子在哪里呢？回答说：人。那生生不息的，是天地的心，然而天地的心不能直接实现，必须寄托在人身上。人禀受天地之气形成形体，禀受天地之理形成本性，所以万物都具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实际上寄托在我们本性的分内。天高地低，如果一天没有人，那么天地就只是块然无知的死物罢了。所以《孟子》说：“仁，就是人。”这两个事物相配合才构成整体，“仁”是从本性来说的，“人”是从形体来说的。“仁”本来就是做人的道理，“人”则是承载这个道理并实行它的人，所以说：“合起来说，就是道。”那么，天地把这种心寄托在人身上，难道是徒然的吗！许多道理，都要从人心中迸发出来，就像草木萌芽，自然有蓬勃不可遏制的力量，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迸裂而出。谢上蔡说：“活着的叫作仁，死去的叫作不仁。”人心如果不仁，那么天地的心也就死了。所以《孟子》又说：“仁，就是人心。”《孟子》七篇之书，从头到尾，深切地以人心陷溺为忧虑，凡是教导人，都说“存”、说“养”、说“尽”、说“求”，说“心的端倪”，说“心的官能”，说“根心”，说“生心”，说“万物长短轻重，心最为甚”，直接指向人能够感知痛痒、有知觉的地方来指示，并不是就把知觉痛痒当作仁，只是想要人们切身反省考察，从而救活其本心罢了。不然的话，就是死灰罢了，枯木罢了，顽石罢了，这就叫作不仁。庄子、列子那一类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

蛟峰文集

世上有人把聪颖领悟当作道，把粗疏草率当作学问，他们的说法是：“不经过阶梯，不借助修养。”认为“致知格物”是支离破碎，认为超越等级、跨越节次是简易，认为日积月累是初学者的做法，认为长期积累、用力持久是愚钝之才的表现，这不仅是诬蔑别人，也是自欺欺人。天下没有一下子超越常规、忽然就成为圣贤的人。（《勤有堂记》。）

《四书》是根本，《六经》是律令，通过格物致知来穷尽这个理，通过诚意正心来体悟这个理，通过广博的学习来积累，通过返归简约来统一。（《常州路重修儒学记》。）

二程从未有一句话提到太极，有人于是怀疑太极图不是周敦颐的作品，不知道所谓太极，难道一定全在图中吗！二程教导人，日常生活中的切近之事，没有不是太极的，所以说“道不离器”。（《赣州兴国先贤祠记》。）

谚语说：“一辈子研究阴阳风水，三代人后连坟墓的地方都没有。”这是针对那些不懂阴阳之理的人说的。想要懂得其中的道理，那么在程子所说的五种忧患之外，没有不是好山好水的。（《跋地理心机》。）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是方蛟峰先生的弟弟。景定三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府寺簿。宋朝灭亡后，方蛟峰隐居在石峡，方逢振隐居在凤潭，元朝人征召他担任淮西北道佥事，他没有赴任。方蛟峰去世后，方逢振继承主持石峡的讲席，阐发申明方蛟峰的学问，学者称他为山房先生，配享于书院中。（补。）

隐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时佐，是方蛟峰先生的孙子。隐居在富山，学者称他为富山先生。曾经主持石峡的讲席。著有《富山集》。（补。）

（云濠谨按：《蛟峰外集》附有方一夔的《贺山房入新居诗》，诗中写道：“吾宗紫阳民，秀挺鸾凤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揭。”大程大概是指方蛟峰，但诗中称方逢振为“吾宗”。集中又有方一夔挽方蛟峰的诗，似乎方一夔并非方蛟峰的孙子。）

◆蛟峰同调

主簿蒋先生沐

蒋沐，字泽甫，东阳人。修建横城精舍，用来延请方蛟峰。后来他的子孙世代讲学，多拜入许文懿、黄文献两位先生门下。（补。）

（梓材谨按：《金华先民传》记载蒋沐说：“横城，即住所的西边，建立义塾一区，迎接方蛟峰担任老师。他的教法完全遵循白鹿洞书院的遗规。乔见山、陈斋月、吕存相继任老师，前后题名者有六百八十五人。至元年间，被推荐授予建昌县主簿。”）

◆鲁斋家学（朱、刘四传）

王先生相

王相，字符章，是鲁斋的弟弟。年轻时考中童子科，学问文章在乡校中享有声望，金仁山吉父结交朋友时得到他，而王先生也深深器重他。金仁山听说何北山得到了朱熹的宗旨，想要前去跟随他，但没有人做介绍，于是向王先生谋划，打算写信前去拜谒。王敬岩阶引荐他，得以踏进何北山的庭院。王先生说：“见敬岩的侄子，不如见鲁斋的哥哥。”金仁山说：“从前曾读过王先生《文粹序》而私下仰慕，不知道他是您的兄长。”王先生于是写信说：“金吉父与我同年出生但月份稍长，兰溪的学者，没有人能超过他，现在想要向左右请教。我的兄长寻求贤能的弟子很久了，也一定有办法安置吉父。”金仁山于是拜鲁斋为师。（参《柳待制集》。）

译王立斋先生王侃（见上文《北山门人》。）

转运使王敬岩先生王佖

译王佖，号敬岩，是金华人，文定公王淮的孙子。他曾在撝堂刘因和双峰饶鲁门下学习，最终在鲁斋王柏门下完成学业。他多次升迁，官至直敷文阁、福建转运副使。他曾驳斥真德秀关于《夜气歌》的学说。

黄宗羲按语：方回说：“真德秀的岳父杨圭，已经认为这篇箴言是不对的。”

修职郎王成斋先生〇（附其子王绍孙、王云龙，其孙王闲、王闰、王誾、王阊。）

王〇，字玉成，是金华人。求学的人称他为成斋先生。他年幼时聪慧领悟力强，天资温和敦厚，不喜欢奢华靡费，专心致力于学问，毫不懈怠。他跟随高叔祖王愈、待制潘良贵以及杨龟山、吕舍人交游学习；他的儿子王瀚，在吕成公门下受业；他的孙子文宪公王柏，从何文定处承传道统，并从朱子门人黄文肃公处获得真传。先生是文宪公的曾孙，又在弟子之列，未曾轻易离开老师身边；而曾叔祖丞相王淮的孙子敷文阁直学士王佖，其学问师承刘撝堂、饶双峰，都本源于朱子。先生是敷文阁直学士王佖的堂弟，又能早晚承蒙教诲而没有间断，他的学问纯粹而正统。他补任修职郎，监管建康酒税院，还没来得及上任宋朝就灭亡了，从此不再出仕。有两个儿子：王绍孙、王云龙。（黄宗羲按语：柳宗元《送王云卿教授赴官严陵序》中说“他的先父是成斋先生”。王云卿大概就是王云龙的表字。）有四个孙子：王闲、王闰、王誾、王阊，都凭借文学继承家学。（参考《王忠文集》。）鲁斋的门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见上文《北山门人》。）

堂长王右潭先生贲

王贲，字蕴文，号石潭，是天台人。他耿介特立，坚守节操，乡里风俗受他感化，不敢做坏事。王实翁创建上蔡书院，聘请鲁斋先生担任堂长，先生穿着古代冠服前来拜见。等到鲁斋先生回去后，大家就敦请他代理堂长职务。他去世后，没钱办理丧事，门人争相料理他的后事。至于安葬的道路有两条岔路，一条宽阔但遥远，一条狭窄但近便，门人请示他的妻子，妻子说：“先夫生前不曾走捷径，不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他的志向。”听到的人感叹说：“有这样的丈夫，就该有这样的妻子。”（参考《两浙名贤录》。）

聘君车玉峰先生若水（另见《南湖学案》。）

太学周子高先生敬孙

周敬孙，字子高，是临海人，太学生。鲁斋先生主持台地上蔡书院时，他在那里受业。著有《易象占》、《尚书补遗》、春秋类例》。（修。）

机宜杨简斋先生■

杨珏，字君宝，号简斋，是临海人。咸淳年间进士，担任督府机宜官。入元后，不出仕。（补。）

县令陈南村先生天瑞

陈天瑞，字德修，号南村，是临海人。咸淳年间进士，任金华县知县。宋末，隐居山林。诗文高古，效仿陶渊明书写甲子纪年，有《甲子集》五十卷。（修。）

康敏黄寿云先生超然

黄超然，字立道，是黄岩人。宋代乡贡进士。精通《易》学，著有《周易通义》二十卷、《或问五卷、《发例》三卷、《释像》五卷、《寿云集》。自号寿云，至治初年去世，谥号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传。）

朱致中、薛松年，都是台州人。鲁斋先生以朱子之学主持上蔡书院，同郡的周敬孙、杨■、陈天瑞、车若、黄超然与这两位先生都拜他为师，学习性理之学的宗旨。（参考史传。）

教授张导江先生〇

张〇，字达善，他的祖先是蜀地导江人，寄居在江左。鲁斋先生在上蔡书院讲学时，他跟随受业。至元年间，中丞吴曼庆邀请他到江宁学宫，让子弟跟随他学习。当时中原的士大夫想要用《四书集注》来教育子弟的，都派遣子弟跟随先生学习，或者聘请他开设私塾。他在维扬一带，前来求学的人尤其众多，称他为导江先生，朝廷任命他为孔、颜、孟三氏教授。他所著的书，草庐吴澄认为其议论端正，引证广博，贯通纵横，俨然像是新安朱氏学派的代言人。

百家按语：吴澄的传记说：“导江的学问和品行在北方传播，所以鲁斋的名声因为导江而更加显赫。大概当时北方盛行程朱之学，但都没有师承传授，导江以四传嫡系正宗的身份兴起并顺应时势，难怪人们像风吹草动一样响应他。”

闻人桂山先生诜

闻人诜，（云濠按语：《凝熙传》说：“诜老子。”诜老应当是先生的表字。）是金华人。号桂山翁。曾游历鲁斋的门下。

提举樊先生万

樊万，字万里，是缙云人。曾在鲁斋门下执经学习。元初任滁州教授，后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最终官至江浙儒学提举。（参考《括苍汇记》。）

（黄宗羲按语：梨洲原本只存有“樊万，缙云人”五个字。）

州判盛圣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则，是黄岩人。师从车玉峰，又拜王鲁斋为师，并与黄寿云为友。多次升迁，官至昌国州判官。求学的人称他为圣泉先生。著有《圣泉集》。（补。）

译林弦斋先生□

林□，号弦斋，是天台人。被尊为乡先生。（参见《宋文宪集》。）

译（梓材谨按：谢山补写的《陈两峰传》说：“有个叫林纮斋的人，也是鲁斋的弟子。”而宋濂为张务光写的墓碣铭文写作“弦斋林氏”。大概原本写作“纮”，所以也写作“弦”。那些写作“纮”的，是传抄时的错误。）导江先生的讲学朋友

贞献赵松涧先生宏伟

赵宏伟，字子英，是甘陵人。金朝末年，他躲避战乱居住在颖昌，后来择地定居在真州。他参与了平定宋朝的功业，官职升至衡州总管府治中。他辞官十五年，延请导江先生张〇，讲习阐明伊川、洛学的学问，后来被起用为浙西廉访使佥事。在此之前，镇江因为旱灾减免了九万五千石租税，不久却因谣言又重新征收，百姓无处拿出粮食，先生最终恢复了免税令。这年秋天大风，海水在润州、常州泛滥，居民没有粮食吃，先生想发放粮食救济他们，有关部门因为没等上报批准不敢发放，先生说：“百姓快要饿死了。如果因为不等批准获罪，我独自承担，不牵连你们。”于是保全活命的有十七万人，而那些沉尸腐肉，也都得以掩埋，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汲黯复出。他升任江南行御史台都事，江南发生大饥荒，官府仍然征收数百万积欠的赋税，先生请求免除，行省不同意。先生极力争辩，中丞廉公为他解围。先生争辩更加有力，廉公不认为他冒犯，退下后对人说：“这是贤能的佐官。”最终实行了他的请求。当时人们称颂这两位贤人。他入朝担任内台都事，不久被任命为浙东海右廉访副使，因为许公白云的推荐，禁止越地人停尸不葬。他升任江南治书侍御史，延请白云到金陵，率领子弟以师礼侍奉他，白云因此勉强出山。不久他因七十岁而退休。先生在都台任职时，有个被选中的官吏屡次请求任用，先生不答应。等到任命官员时，先生也不告诉他，那人开始怨恨他。很久之后知道了真相，于是大为惭愧信服。学者称他为松涧先生。（补。）

（云濠谨按：《元史》先生本传记载：“去世时七十四岁，追封天水郡侯，谥号贞献。”只记载了他延请白云的事，没有提到导江，非常疏漏。）弦斋先生的同道

学正张先生莘夫

张莘夫，是天台人。隐居在乡野间，能凭借《诗经》、《尚书》自我振奋。入元朝后，因推荐担任乡郡儒学正，邓文肃公曾经向他学习。（参考《宋文宪集》。）仁山先生的门人

文懿许白云先生谦

许谦，字益之，是金华人。学者称他为白云先生。他年轻时正值宋朝灭亡，家道破落，但勤苦学习不停止。寄居他乡借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来阅读。年纪超过三十岁，开门收徒。听说金仁山履祥在兰江讲道，于是前往拜他为弟子，仁山对他说：“士人做学问，就像五味调和，醋和盐已经加上，但咸酸的味道却不同。你来见我三天了，却还和普通人一样，难道我的学问不能感发你吗！”先生听了，警惕不安。仁山于是揭示做学问的要领说：“我们儒家的学问，理是统一的而分殊不同，理不担心它不统一，难的是分殊。”又说：“圣人的道，适中罢了。”先生因此致力于辨析分殊的不同，而最终归结于理的统一，每件事每个物都寻求适中而运用它。居住几年，得到了所传授的学问，自然融会贯通。他曾经自认为：“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做学问的功夫没有间断罢了。”朝廷内外多次推荐，他都不应召。他隐居在东阳八华山中，学者背着书箱、脚底磨出厚茧而来，登记入学的先后有一千多人。侍御史赵宏伟从金陵寄信，愿意率领子弟侍奉他，先生因此勉强出山。过了一年就回来了。他的教育以五性人伦为根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立身的要领，以分辨义利为处事的准则，收敛粗疏，进入精微，根据学生的资质，都有所收获，以自身承担道义将近四十年。先生虽然身处草野，但心存当世。大德十一年，丁未年，火星进入南斗星宿停留后移动，先生认为灾变在吴、楚之地，私下深深担忧。这一年大饥荒，先生面容更加消瘦，有人问：“先生身体不舒服吗？”回答说：“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我能独自吃饱吗！”他曾经说：“我并非一定要隐居来求取名声，出仕或止息只取决于时势罢了。”晚年，尤其以涵养本源为上。讲学之余，斋居静坐。一天，闭目坐在堂上，门人径直进入，只见先生身边空无一人，拱手站立很久，先生回头慢慢说：“你在这里啊！”他习惯于静定就是这样。至元三年十月，病重，整理衣冠端坐，坐着呼唤儿子许元接受遗命。许元又请教未尽的话，先生说：“我平时教导你的很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门人朱震亨进言说：“先生眼神有些偏斜了。”先生更加严肃面容而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至正七年，谥号文懿。他关于《四书》的论述说：“学习以圣人为目标，必须得到圣人的心，然后才能学习圣人的事。圣人的心，都在《四书》中，而《四书》的意义，完备于朱子，只是它的言辞简约意义广博，怎么可以轻易地寻求呢！”对于《书传》与蔡氏有时不合，每次诵读仁山的话说：“从我自己说则是忠臣，从别人说则是谗贼，最终归结于是非而已。”对于《诗经》则校正音释，考证名物度数，以补先前儒者所未备，还存在逸失的意义，旁征博引，而以己

译最终表达了这一意图。在《春秋三传》方面，著有《温故管窥》一书。在史学方面，则有《治忽几微》一书，仿效史家“年经国纬”的编纂方法，上起太皞氏，下至宋元佑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去世，总计其年代，推究其兴亡，彰显其善恶，大概是因为认为司马光去世，则中国的治世便不可复兴，这确实是治乱的关键所在，所以附在续经之后，书写孔子去世的意义，以此来表达他的意图。他曾为《九经》、《仪礼》、《春秋三传》作句读，而对于大纲要旨、错简衍文，全都用铅黄朱墨加以区别，心中有所明悟，便标示出来。后来吴师道得到吕东莱点校的《仪礼》，用来相互参校，不同的地方只有十三条而已。他与先儒的意见如此契合。著有《许白云集》。（修。云濠按：《四库书目》收录先生《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读经丛说》四卷、《白云集》四卷。

译白云文集

圣人的大道，是恒常不变的道理，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处理事务、待人接物之间。推究到极致，不过是中庸罢了。并没有像老、佛所说的那样，绝俗离伦、虚幻地看待天地、轻视世故。他们的道虽然存在于典籍中，但在世间不被明白，已经很久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先贤相继出现，排斥邪说、扶持正道，破除蒙昧、警醒愚昧。自秦汉以来一千五百年间，英才众多，却对此有所蒙昧。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未必能超越那一千五百年间的才俊，却唯独对圣人之道看得如此明白。有幸生在诸位先贤之后，本来应当平心静气、虚心跟随他们去探求，像登阶梯一样逐步向上，以达到高深的境界，只要确实对自己有益就足够了，何必倔强固执、自以为是，搜求奇谈、追求新奇，极力与著书立说者争高下，甚至想要凌驾并践踏他们呢！古代立言的人，口诵其言而可以存于心，存于心而可以身体力行，从而成就天下的事务，这就是圣人之道。现在口诵其言而不能明白于心，降低心志去认知它却无法施行于事，这就是佛、老一流的说法了。信奉佛、老学说的人，将其应用于事务本来就不能迈出半步，即使修养自身，难道能成为善人吗？那么喜好异端邪说的人，其风气又比他们更低下了。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宏大广博、精微深奥，不能用躁动的心去探求，却反而捋袖握腕、鼓气瞪眼，兜售自己的学说并竞相争胜，又想着要压倒今人、凌驾古人，这是我不相信的。古愚先生气和心广，我曾想从容地与他讨论，却因任期届满而离去。您采撷了芹藻的精华，想要以此教化众人，用我的说法来评判，是这样呢？还是不是呢？我不是敢勉强您，您本来就是我敬重的人。（《送胡古愚序》。）

从前朱文公刚拜入延平先生门下时，致力于说笼统宏阔的话，喜好相同而厌恶不同，喜欢大而耻于小，延平先生都不赞同。后来延平先生说：“我们儒家的学问之所以不同于异端，是因为理一而分殊。理不担心它不统一，所担心的是分殊。”朱子被他的话所感动，所以他精察妙契，著书立言，没有不源于此的。您所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两句话，固然是学者求道的纲领。然而所谓致知，应当探求之所以能知的缘由并思考获得知的途径，不仅仅是奉行“致知”这两个字而已，也不是说知道了理的统一就不必探求分的差异。朱子所著的书，大概有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正要将它逐句诵读、逐字探求，竭尽我们的力量，只怕达不到。那么，举出大纲而抛弃万目的人，有多少不是沦为释氏的空谈呢？近日的学者，大概不免有这种过失，我们难道可以追随他们这样做吗？况且我又有所听闻，圣贤的学问，不过是知与行两件事罢了。讲问诘辩，是朋友的职责，至于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能参与，不自我勉励就一无所得。我虽然愚钝，但不能说对此没有志向。您在这两方面，涵泳从容，精修力践，天天有所收获，希望明确地告诉我，赐予我中流的一壶水，那么感激您劝善的恩德就深了。《□□□□□》。

宗羲按语：“理一分殊，理不担心它不统一，所难的是分殊”，这是李延平对朱子说的话。当时朱子喜好说笼统的话，所以延平先生因病发药。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江、河南都是慈湖一派，探求本体，便认为是究竟，不再理会事物，不知道本体未曾离开事物而成为本体，所以仁山重新举起这句话来救治时弊，这是五代相传的血脉。后来的学者，蒙昧了本体，而在一事一物间探求，零星拼凑，这叫无本之学，因药生病，又不曾不在这句话上。

（梓材谨按：梨洲所录《白云文集》原本有三条，今移一条于《濂溪学案》朱陆《太极图说辩》后。）

台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做官担任御史掾。师从仁山。白云说：“师门几十人中，只有子昭与我同心求道，不被同辈所迷惑。聚会时没有长篇大论，白天讲习有条理，晚上拿着经书问难，剖析道理细致入微，通常过了半夜，疲惫极了就抵足而卧。醒来，又共同探求未悟之处。稍有空闲，各自言说志向，思考如何弥补遗漏、改变弊病、振奋精神，以超越寻常。像这样很久。”

文肃柳静俭先生贯

柳贯，字道传，浦江人。师从仁山学习经书，探究其旨趣，又结交故宋的遗老，所以学问都有本末。被举荐为江山教谕，升任昌国学正，提拔为湖广儒学副提举，未上任，改任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出任江西儒学提举，任期届满归乡，闭门十余年。至元元年，被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任职七月而死，享年七十三岁。门人私谥文肃。他的文章与黄晋卿溍、虞伯生集、揭孟硕傒斯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云濠按：史传先生“所著书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

正节卫耕读先生富益（见下文《白云门人》。）

译唐先生良骥

唐良骥，是兰溪人。

译（梓材谨按：《兰溪唐氏谱》记载：“先王建齐芳书院，延请仁山金先生讲学著书”。由此可以知晓其大概。《儒林宗派》也将先生列在仁山门下。）白云学侣

修撰张子长先生枢

张枢，字子长，金华人。幼年便早慧，外祖父家藏书万卷，他都拿来阅读，过目不忘。宇宙的分裂与合拢，政治的得失，礼乐的废兴，乃至帝号官名，岁月的先后，都没有遗漏错误。每当论及某人，其世系门第，以及资质的优劣，他都历历在目，了如指掌。有一天，白云随意询问高祖取得天下的原因，子长脱口而答，引经据典，言语连绵不断，白云对此大为惊奇。随后张枢拿着书来拜见，请求列入弟子行列，白云不同意，以朋友相待，从此张枢收敛浮华，追求务实，他的学问更加精纯。至正年间，脱脱修撰三史，上奏征召他为长史，他极力推辞不就任。再次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的身份征召他，他走到武林驿站，因病辞归而去世。

郎中吴正传先生师道

吴师道，字正传，兰溪人。起初擅长撰写祠章。等到阅读真西山（真德秀）的遗著，毅然立志于修身养性的学问。曾经以持敬致知的学问向白云请教，白云又以理一分殊的宗旨回复他，从此他的造诣更加深厚。元至治初年，考中进士，被授予高邮丞，调任宁国录事，升迁为池州建德尹。被征召为国子助教，升任博士。他的教育完全遵循许鲁斋（许衡）的成法。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不久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的身份退休。先生对于白云虽然不称弟子，但他祭祀白云的文章中说：“小子与先生结交将近三十年，先生指引圣人的道路并诱导扶持，竭尽朋友之道来切磋砥砺，骨肉亲情不足以比拟其亲密，金石之坚不足以比拟其坚定。近来闲居独处，更加共同探究遗留的典籍，先生不轻视我的不肖，将要穷尽师传的教诲。”那么先生不能说没有参与授受之际。儿子吴沈。

百家谨按：白云的高材弟子虽然众多，都隐居自修，不是在山谷中隐居，就是在州县学校中沉浮。像子长、正传这样，文采足以打动众人，被世人所指名的，则又在师友之间，并非恭敬地处于师长之下。然而白云如果没有子长、正传，他的道统未必能如此光显。

◆白云同调

贞献赵松涧先生宏伟（见上文《导江讲友》。）

◆蛟峰门人（奉直再传。）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云濠按：先生号石川。）桐庐人。师从蛟峰。咸淳七年考中进士，担任鄞县教授。宋朝灭亡后，隐居不出，与同乡孙潼发、袁易被称为“三先生”。（补。）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补。）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按：先生是歙县人，迁居淳安。）豪爽而有奇志，在京师太学时率领同舍生伏阙上书，抨击贾似道误国。至元年间归附元朝，跟随蛟峰在石峡书院讲道。（参《戴九灵集》。）

◆石川讲友

干官孙盘峰先生潼发

孙潼发，字帝锡，又字君文，别号盘峰，桐庐人。考中咸淳进士，调任衢州军事判官，有廉洁能干的名声。蜀地名卿史绳祖侨居此地，先生闲暇时便与他一起研究先儒性理之学，士人往往听到他的绪论，有所开悟。被征召为御前军器所干办公事，不久宋朝灭亡，家产也被毁，先生避居万山之中。很久之后才回来，稍微恢复旧居，作为终老之计。元朝侍御史程巨夫求访遗逸，先生应诏，但坚决推辞，不能强迫，他慨然以风节自期，与同乡先生袁易、魏新之为三友。袁易、魏新之去世后，先生孤身独立，如鼎之一足，心中不悦，只是叹息着在空中虚书罢了。（参《黄文献集》。）

山长袁静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喜欢仕进，行中书省任命他为石洞山长。归隐后，终身不仕，就在住所西边建堂名叫静春。先生少年时敏于学问，平日蕴积的素养，一发于诗歌，未曾高谈性命而以师道自任。他在石洞时，推明双峰（金履祥）的学说，上溯至考亭（朱熹），多为学生过去所未闻，无不敬服。所写的诗有《静春堂集》。（同上。）儿子袁高，家学渊源（朱、刘五传。）

待制周先生仁荣

周仁荣，字本心，周敬孙的儿子。继承家学，又师从杨■、陈天瑞。因推荐署任美化书院山长。美化书院在处州万山之中，人们不知学问，他举行乡饮酒礼，士风民俗为之改变。被征召为江浙行省掾史，省臣都称呼他为先生，不以吏员对待他。泰定初年，被征召拜为国子博士，升任翰林修撰，升为集贤待制。奉旨代祀岳渎（五岳四渎），到达会稽，因病发作，不再回朝。去世时六十一岁。（修。）

（云濠谨按：梨洲原本传记末尾有“所著有《易象占》、《书补遗》《春秋类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都是先生

译（这是其父的书，所以谢山涂抹了它。）

◆简斋的门人

待制周先生仁荣（见上文《子高家学》。）

译康靖孟森碧先生梦恂

孟梦恂，字长文，是黄岩人。他与周仁荣一同拜杨■、陈天瑞为师，研习经书要旨，体会认识精辟切实，务必在行事中体现出来，四方前来跟从学习的人都信服他。部使者推荐他的品行道义，让他代理本郡学录。至正十三年，因为抵御寇盗有功，被任命为常州宜兴判官，尚未到任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朝廷赐谥号为康靖。先生著有《性理本旨》、《四书五经辨疑》、《汉唐会要》、《七政疑问解答》、《笔海杂录》。（修）

（云濠谨按：先生号森碧。见于《台州府志》。）南村门人

待制周先生仁荣（见上文《子高家学》。）

康靖孟森碧先生梦恂（见上文《简斋门人》。）

◆导江门人

待制杨通微先生刚中（附其子杨翮。）

杨刚中，字志行，是上元人。他写文章奇崛深奥、简练涩滞，动不动就效法古人，不屑于使用世俗的平庸语句，元明善对他极为赞叹惊异。他在元朝做官，多次升迁至江浙提学，用洛学、闽学的学说教导学者，最终在翰林待制任上去世。他的儿子杨翮，继承家学，也担任江浙提学，很有声望。（修）

（梓材谨按：先生被称为通微先生，见于杨铁崖所作的《杨文举文集》序。《金陵新志说：「他的祖先是松阳人，后来迁居建康。」又说：「著有《易通微》、《说诗讲义》若干卷。《元史》本传说：「有《霜月集》流传于世。」）

尚书夹谷先生之奇

夹谷之奇，字士常。家在滕州。多次升迁至侍御史、吏部尚书，政事卓越可称道。即使是老于吏治学问的人，也自认为比不上他。写文章简练严谨有法度。《元史》张〇传中说：「他的高徒中知名的人很多，夹谷之奇、杨刚中尤其显赫。」

宗羲按：从鲁斋以下，开门授徒，只有仁山、导江最为兴盛。仁山在南方，他的门人多隐居避世；导江在北方，他的门人多显贵做官，这也是地域使然。

◆桂山家学

提举闻人凝熙先生梦吉

闻人梦吉，字应之，是闻人诜老先生的儿子。闻人诜老在鲁斋门下求学，乡里称他为桂山先生。闻人梦吉在家中接受父亲教导，《七经》的传疏，都亲手抄写成集，对于训诂中矛盾抵触的地方，辨别是非，使之归于统一，闭门讨论超过十年不出门。因被推荐起用，历任处州学录、西安教谕、昌国县学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年，被任命为福建副提举。去世时享年七十岁。门人宋景濂等私下谥他为凝熙先生。（修）

◆圣泉门人

提举陈两峰先生德永（见下文《弦斋门人》。）

◆弦斋门人

提举陈两峰先生德永

陈德永，字叔夏，是黄岩人。杜清碧称赞他的文章像欧阳修，而且尤其擅长义理。先生年轻时跟随盛象翁学习。又有一位叫林弦斋的人，也是鲁斋的门徒，先生也跟随他学习，造诣深奥精微，学者称他为两峰先生。著有《两峰惭草》。（补）

（云濠谨按：《台州府志》记载先生「被台省征召为和靖书院山长，历任江浙儒学提举」。）

张务光先生明卿（附其师邵素心。）

张明卿，字子晦，是天台人，是学正张莘夫的儿子。刚成童时学正就去世了，他就知道要承担家学。弦斋林氏、素心邵氏都是乡里的先生，先生拿着经书前往跟随他们学习，反复质问辩难，见解越来越新颖，两位先生方正刚毅，吝惜地推崇他，都说：「张氏有儿子了。」至大年间，朝廷下诏征求直言，先生慨然写了一卷《政事书》，准备渡过长江、凌越黄河献给朝廷，随后叹息说：「我是为百姓着想罢了。不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是为了求取禄位吧！还是停止吧！」于是南归，在乡里教授学生，整天端坐，不窥视门户。乡里的士人，甚至有父子拿着经书在门前求教的。邻近县的人仰慕他的为人，聘请他做子弟的老师，他也不推辞。然而他天性严肃庄重，对于倚仗权势而骄横，以及习惯卑俗亵渎之事的人，斥责他们不悔改，就让他们卷起书本回家。人们说：「先生不是太过分了吗？」先生说：「我的道，就是这样的。」邓文肃公担任廉访使，多次派人送信起用他，他推辞不去。他的学术以考亭学派为宗，毫分缕析，透彻地看到关键所在，体现在行事上，不因贫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名势而屈节，从容地能承担为人师表的重任。登他门墙的人，都文雅整饬，诚信而不偏颇。先生身材高大，胡须稀疏，衣冠整齐严肃，昂然像出林的鹤，见到他的人敬畏又喜爱他，因为他自号务光，所以称他为务光先生。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艺编》六种、《存养录》十二卷、《尚友篇》五卷、《世运略》八卷、家传一卷以及《政事书》藏在家中。（参《宋文宪集》。）

◆学正家学

张务光先生明卿（见上文《弦斋门人》。）

◆学正门人

文肃邓匪石先生文原

邓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是绵州人。跟随父亲迁居钱塘。先生

译十五岁精通《春秋》。在宋朝时，以流寓身份参加浙西转运使的考试，成为四川士人的魁首。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征召他担任杭州路儒学正。随后被召入朝任国子司业。到任后，首先提议改革学校政令，当权者因循守旧，不愿进行改革，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便称病离职。科举制度实行后，先生在江浙地区校阅文章，担心士人固守旧习，便将朱子的《贡举私议》大字书写，张贴在门上。延佑四年，升任翰林待制。五年，外出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六年，调任江东道。至治二年，被召入朝任集贤直学士。第二年，兼任国子祭酒。泰定元年，兼任经筵官，因病请求退休回家。天历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先生内心严谨而对外宽容，家境贫寒但品行廉洁。著有文集、内制集。至顺五年，追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谥号文肃。（参考史传。）鲁斋续传

译隐君牟静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裴，是黄岩人。求学的人称他为静正先生。他专心致志于端正心志、使意念真诚的学习，为了奉养母亲而不做官。当时天台地区正流行王鲁斋的学问，先生不知道师承出自何处，大概也是他的私淑弟子。他的著作有《九书辩疑》、《河洛图书说》《春秋建正辩》、《深衣刊误》，《定武成错简》、《管仲子纠辨》、《致中和议》、《桐叶封帝辩》、《四书疑义》。他的门人称他著述丰富，如同“牟氏理窟”。（补。）

（梓材谨案：《台州府志》记载：“先生号九溪，教授学生多达数百人。”）静正同调

隐君陈西山先生绍大

陈绍大，字成甫，是黄岩人。求学的人称他为西山先生。他以承担圣人之学为己任，写文章必定以经义为根本。他的著作有《四书辩疑》。他的门徒与牟氏的门徒一样兴盛。（补。）

（梓材谨案：《台州府志》引用先生的话说：“世人以儒学成名成家，其学问出自紫阳门人。”天台人潘时举又称赞他“跟随学习的人以百计，居住在断江西山下，亲自耕种，乐于道义，不追求仕途晋升”。《赤城新志》则说他的“学生二百多人，称他为西山夫子”。）白云家学

祭酒许先生元

许元，字存元，是金华人。他的父亲是白云先生，（云濠案：原文作“祖父白云”。考证各家文集，作父亲的是正确的。）在仁山金氏门下学习，得到了朱子学问的传授。明太祖起初起兵时，驾临金华，访求他的后代，于是许元乘驿车前往金陵，被任命为京学教授，又命令他入宫辅导皇太子及各位亲王。乙巳年九月，开始设立国子学，任命他为博士。他奉命进讲经史，极力陈述《洪范》中休征与咎征的感应。吴元年四月，皇上到白虎殿，询问《孟子》中哪句话最为重要。许元回答说：“劝勉国君实行王道，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这就是要点。”冬天十月，他被提拔为祭酒，最受礼遇。他设立了几十条教育国子监学生的条例，都被施行。不久，浙江佥事程孔昭诬告弹劾他的过错，他被安置到韶州，遇到赦免后返回，去世。（参《儒林录》。）

（梓材谨案：白云去世后，将先生托付给张子长，先生想拜张子长为师，张子长就用白云对待自己的态度来对待他。见黄文献所作的《子长墓表》。）

教授许先生亨

许亨，字存礼，是文懿的儿子。学问有渊源，且擅长文辞。他赴任北平教授时，宋潜溪作序送他。（参《宋文宪集》。）白云门人

纯孝范柏轩先生祖干

刘先生名叔（合传。）

经略李先生国凤（合传。）

范祖干，字景先，是金华人。白云曾经对人说：“我得到刘名叔，学问才知道进步；得到李国凤，学问日益彰显；得到范景先，学问有了传人。”先生的学问，以诚意为主，并用慎独持守的功夫来严格要求，他曾说：“做学问的根本，没有比正心修身更大的了。想要修养自身，不如理会君子所说的道有三条，知道了这三条，就知道如何修身了。如果切实地联系自身，回归内心去探求，是可以的；心不在焉，却能自己找到根本的，我没有听说过。”至正年间，他担任西湖书院山长，辞职回家奉养双亲。李文忠镇守严州时，对他表示对老师的尊敬。郡守王宗显上报他的孝行，为他建立纯孝坊，学者因此称他为纯孝先生。洪武十八年，他病重，召集门人讲学，端坐而死。他的著作有《众经指要》、《读诗记》《大学中庸发微》、《柏轩集》。

（云濠谨案：李先生字景仪，是山东人。官至亚中大夫、治书侍御史兼经略使。

经师叶南阳先生仪

叶仪，字景翰，是金华人。他立志坚苦，将四部书分阶段阅读。义理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白云请教，无论咨询什么，白云都为他详尽解答。时间久了，学业日益进步。白云命令他的儿子存仁、存礼拜他为师。白云去世后，先生率领同门按照义制服丧，料理丧事。不久，他开门授徒，东南地区的士人多来追随他。洪武初年，郡守王宗显起用他为《五经》师。学者称他为南阳先生。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他的著作有《南阳杂稿》。

文忠敬先生俨（从祖铉。）

敬俨，字威卿，是易州人。他的叔祖父铉，精通经学，有《春秋备忘》，金人称他为大宁先生。先生曾经担任浙东参政，〇金华，在白云门下受业，并以张子长为友。白云赠给他诗，其中有“皇皇驷马车，误立门外雪”的句子。（补。）

（梓材谨案：谢山原稿作“其祖父铉”。考证《元史》先生本传：“祖父鉴，任同知嵩州事。”铉是他的叔祖父，据此予以纠正。又案：先生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去世后，封鲁国公，谥号文忠。）

学录唐存斋先生怀德

唐怀德，字思诚，是金华人。（梓材案：先生号存斋。）在白云门下受业，十年不出家门，

译他对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余阙持节出使海右地区，特别礼遇并接纳了他。有人请他书写扬雄的《九州箴》，不知道出处在哪里。先生说：“这出自《古文苑》。”随即提笔书写，没有遗漏一个字。他曾经与宋景濂在钱塘住宿，辩论诸子百家的对错，涉及九十余种著作，双方都提出各自的疑问来质询对方。宋景濂推崇他学识渊博，先生说：“如果只是博闻强记，那就只是陆澄那样的书橱罢了，我则是借助这些来穷究事理，并应用于实际事务中。”因为部使者的推荐，被提拔为金华教谕。后来调任衢州学录，还没有到任就去世了。他所著有的《破万总录》、《六经问答》、钩玄集》、《书学指南》、《存集》，共计百余卷。（修。）

译文安揭先生傒斯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迁（二人均见于《双峰学案》。）

文公欧阳圭斋先生玄（附记其师张贯之。）

欧阳玄，字原功，他的祖先居住在庐陵，与文忠公出自同一宗族。曾祖父欧阳新，开始定居在浏阳。先生幼年聪慧异常，母亲李氏亲自教授他《孝经》、《论语》、《小学》等书籍。八岁时能够背诵成诵，开始跟随乡里的先生张贯之学习，每天记诵数千字，随即就知道写文章。十四岁时，更加跟随宋朝的遗老学习辞章，下笔就能写成文章。二十岁时，闭门苦读数年，人们看不见他的面容，经史百家，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伊洛诸儒的源流脉络，他尤为精通透彻。延佑元年，朝廷下诏设立科举选拔人才，先生凭借《尚书》被推荐为贡生。第二年，赐予进士出身，任命为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任太平路芜湖县尹，改任武冈，被召入朝任国子博士。起初设置艺文监，文宗亲自任命他为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晋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拜为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兼任国子祭酒。重纪至元五年，脚患风痹病，请求辞官回家不被允许。拜为翰林学士。回家后又起用，因病没有赴任。诏令修撰辽、金、宋三史，召他担任总裁官，制定体例，使撰写者有所依据。拜为翰林学士承旨。出任福建廉访使，行至浙西，疾病复发，于是上奏请求退休，隐居南山，在山水间悠闲自得，有终老于此的志向。再次拜为承旨，极力推辞，未能获得批准。奉敕令审定国家律法，不久又请求退休。将要出发时，皇帝再次下旨不允许，晋升为光禄大夫。十七年，在崇教里的寓所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号曰文。先生修身节俭，为政清廉公正，做官四十多年，在朝廷的日子，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三次任职国子监，其中两次担任祭酒，六次进入翰林院，其中三次拜为承旨。文章道德，卓越地闻名于世。有《圭斋文集》若干卷。（参考史传。）

方茗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年少时负有超逸的才华，与揭傒斯、朱公迁、欧阳玄一同在许白云门下游学，以辅佐弘扬儒学互相磨砺，当时称为许门四杰。著有《先儒宗旨》、《茗谷丛说》等书。有三个儿子，以诗礼世代传承家学。（参考《江南通志》。）

都事苏栗斋先生友龙

苏友龙，字伯夔，金华人。向白云学习经学。凭借才能被推举选拔为吏员，提拔为萧山县令，转任行枢密院，照磨升任行省都事，多有显著政绩。入明朝后去世。儿子苏伯衡。（修。）

（云濠谨案：先生是门下侍郎苏辙的后裔。宋文宪公为其墓志铭说：“伯夔，是他的字，人们称他为栗斋，他活着时不敢称字。他的祖先居住在眉州，文定公长子苏迟知婺州，因此定居金华。”又说：“先生上距文定公大约九世。”然而他的儿子苏平仲任待制，是苏迟的八世孙，那么先生距离文定公只有八世罢了。）

教授胡长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跟随吴正传师道学习经学，跟随吴立夫莱学习古文词，又登门拜见白云，得以听闻考亭学派相传的学术渊源。曾经到京师，〇结交当世名士，而与余阙、贡师泰尤其友善。避乱隐居在南华山中著书。入明朝后，任命为衢州教授。被聘修撰《元史》，赐给金帛后回家。居住在长山的南面，称为长山先生。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

仲子文集（补。）

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就像春天有夏天，秋天有冬天一样。从皇向上追溯，始于万物之始；从霸向下推演，终于万物之终。消长得失，治乱存亡，产生于天下的变动，极尽于天下的变化，用十二运来记载，用六十四卦来统摄。《乾》，是天之道，刚健而运行于上。《坤》，是地之道，柔顺而承奉于下。天地既已分开，其气未相交为《否》，相交为《泰》。始于《乾》，终于《泰》，四卦统摄七百二十年，这是天地《否》《泰》的运数。《乾》一索得男而为《震》，《坤》一搜得女而为《巽》。《震》，是长男；《巽》，是长女。夫妇之道，初成为《恒》，相交为《益》。《乾》再索得男而为《坎》，《坎》，是中男。《坤》再索得女而为《离》，《離》，是中女。中男中女，夫妇之道成为《既济》,相交为《未济》。《乾》三索得男而为《艮》，《艮》,是少男。《坤》三索得女而为《兑》,《兑》,是少女。少男少女，夫妇之道成为《损》,相交为《咸》。始于《震》,终于《咸》,十二卦统摄一千六百七十有六年，这是男女交亲的运数。男人在先治理政事，女人在后处理事务以承继其后。男人的治理，遵循父亲之道。《大壮》也，《无妄》也,是长男遵循父亲之道；《需》也，《讼》也,是中男遵循父亲之道；《大畜》也，《遯》也,

译少男是跟随父亲的，六卦总共一千一百五十二年，这是阳晶守政的运数。女子治理，是遵循母亲的原则。《观》卦、《升》卦，长女是跟随母亲的；《晋》卦、《明夷》卦，中女是跟随母亲的；《萃》卦、《临》卦，少女是跟随母亲的，六卦总共一千零八年，这是阴毳权行的运数。《坤》卦，是阴，得到阳的孕育而生男。《乾》卦，是阳，得到阴的化育而生女。男子归于母亲，女子应合父亲。《豫》卦、《复》卦，长男归于母亲的；《比》卦、《师》卦，中男归于母亲的；《剥》卦、《谦》卦，少男归于母亲的，六卦总共九百三十六年，这是资育还本的运数。《小畜》卦、《姤》卦，长女应合父亲的；《同人》卦、《大有》卦，中女应合父亲的；《夬》卦、《履》卦，少女应合父亲的，六卦总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年，这是造化符天的运数。《乾》卦、《坤》卦，是父母的原则，必定有替代者。替代父亲的是长男。跟随长男的是中男、少男。《解》卦、《屯》卦，中男跟随长男的；《小过》卦、《颐》卦，少男跟随长男的，四卦总共六百七十二年，内外以刚阳治理政事，这是刚中健至的运数。阳刚到了极点，阴必定运行。替代母亲的是长女。跟随长女的是中女、少女。《家人》卦、《鼎》卦，中女跟随长女的；《中孚》卦、《大过》卦，少女跟随长女的，四卦总共七百九十二年，内外以阴柔治理，这是群愚位贤的运数。阴跟随阳为顺，《丰》卦、《噬嗑》卦，中女跟随长男的；《归妹》卦、《随》卦，少女跟随长男的；《节》卦、《困》卦，少女跟随中男的，六卦总共一千八百年，这是德义顺命的运数。阳跟随阴为不顺，《涣》卦、《井》卦，中男跟随长女的；《渐》卦、《蛊》卦，少男跟随长女的；《旅》卦、《贲》卦，少男跟随中女的，六卦总共一千八十年，这是惑妒留天的运数。长男已经止息，是男子的穷尽；长女已经止息，是女子的穷尽，于是中男与少男相互搏斗。《蹇》卦、《蒙》卦，两卦总共三百三十六年，这是寡阳相搏的运数。阳的搏斗，阴必定跟随，于是中女与少女会合。《睽》卦、《革》卦，两卦总共三百八十四年，这是物极元终的运数。十二运上下共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年，阳来阴往，太乙降临，不浸润就不达极点，不达极点就不回复，回复而与天下重新开始，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圣人不是天不生出，天生孔子，正值五霸衰微之时，却不能成为太和之春，为什么呢？时机还没有达到变革的时候。孔子死后，继承周朝的是秦、汉、晋、隋、唐、宋，将近两千年还没有达到变革的时候。混乱纷扰，天下百姓，希望成为王、帝、皇的时代，这本来是君子深深忧虑的。我从广陵秦晓山那里听说，于是推明天人之间的关系，皇帝王霸的区别，确定次序在篇章中。（《衡运论》。）

译（梓材谨按：谢山《札记》说：“长山载入《衡运》等篇。”）

天地六合如此广大，万民如此众多，必须有纲纪才能维持秩序。什么是纲纪呢？回答说：“是天纪、地纪、人纪。天纪不正，不足以成为君主；地纪不正，不足以成为国家；人纪不正，不足以治理天下。什么叫天纪？天子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接受命令的。他所接受的命令来自上天，所以国君接受天子的命令，天子接受上天的命令，道理极其公正。尧拥有天下七十年而得到舜，舜拥有天下五十年而得到禹，舜凭借德行，禹凭借功绩。他们获得天下，不说是尧、舜给予的，而说是上天给予的。从禹之后，桀继承了这个纲纪，却自我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所以商汤放逐了他。从汤之后，纣继承了这个纲纪，却又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所以周武王讨伐了他。天下人不认为汤、武是篡位，而称他们是上天的官吏。上天所废弃的，谁能复兴？上天所兴起的，又能废弃吗？这都是历数（天命次序）决定的。虞、夏、商、周获取和给予天下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是推崇至诚来顺应上天的，而后世想要用欺诈和武力来做这件事，才开始扰乱天下的大义了。什么叫地纪？中原与夷狄，是内外的区别。用中原的方式治理中原，用夷狄的方式治理夷狄，形势极其顺当。从三危、积石山，背靠终南山地脉的阴面，抵达华山，向北越过黄河，沿着太行山，抵达恒山右侧，顺着边塞城墙，直到濊、貊、朝鲜，这叫做北纪胡门。从岷山、嶓冢山，背靠地脉的阳面，沿着商山，抵达上洛，向南越过长江、汉水，直到荆、衡一带，顺着岭南边界，直到百越之地，这叫做南纪越门。其中包含了冀、兖、青、徐、荆、扬、预、梁、雍九州的土地。上党是天下脊梁；弘农分陕，是两河交汇之处，其外四方夷狄居住，风气不同，习俗也各异。虞代有三苗的叛乱，周代有昆夷的祸患，即使有圣人，也不能使他们同心同德，顺从他们的族类就可以了。而后世致力于勤勉于远略，想要用中原的礼乐制度去治理他们，才开始失去天下的大势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从汉代之后，扰乱天纪的，没有比曹操更甚的了。从晋代之后，扰乱地纪的，没有比刘渊更甚的了。魏、晋的事情，是衰败时代的事情。凭借唐高祖、太宗作为君主，却不能将天下引向正道，为什么呢？高祖在晋阳起兵，攻下西河，夺取临汾，进军进入长安，废除暴隋的禁令，订立十二条简约的法律，百姓怀念他的恩德，威震海内，这与汉高祖有什么不同呢！汉高祖在泛水之上即位，萧王在鄗南即位，君子赞同他们。唐代接受隋朝禅让，唯独不赞同。不是对唐代有什么厌恶，杨广弑父杀君，是天下首恶，与天下人一起诛杀他，是天下的大义，不知道这样做，却从事于繁文缛节和虚伪装饰，就像偷别人的钟，自己捂住耳朵，知道不可行，却还要做，因此把自己置于魏、晋的地位了。太宗继承武德之后，率领百战之师，命令李靖等人统帅，擒获颉利，降服伊吾，平定党项，向西打通吐蕃、回纥，向南致谢元深，使敌国空虚，俘虏敌军民众，傲慢地自认为秦始皇、汉武帝不如自己。魏征进言，不听。颜师古、李百药进言，也不听。喜好片刻的名声，忘记将来的祸患，最终听从温彦博的建议，使漠南之地空虚，迁移其部落，居住在内地，保留其君长，作为我们的屯卫，而皇帝加上天可汗的称号，刻在玺书上，因此把自己置于夷狄的地位了。以夷狄自处的人，就用夷狄的方式对待他；以魏、晋自处的人，就用魏、晋的方式对待他，这是《春秋》的道义，大概是要用来端正天地纲纪的。天地纲纪不正，即使有人纪，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朋友交往、长幼次序，从哪里建立呢！而人纪在天下，本来就有不可泯灭的。当魏、晋之初，毛玠、荀或虽然认为曹操奉献皇帝是扶持宏大的道义、显示极致的公正，但当时的士人，如甘宁、周瑜、金祎、耿纪之类，奋起不与他合作。刘渊虽然尊崇汉安帝，自称是汉室的外甥，但孔恂预先知道他的奸诈，睦夸不在他的朝廷做官。忠臣孝子，遭遇时世多难，未曾不接连死于当世，鼎镬在前而不躲避，刀锯在后而不顾惜，我由此知道生人的纲纪未曾泯灭，有能端正它的人，难道很难吗！所以天下没有比人纪更重要的，没有比地纪更严格的，没有比天纪更尊贵的，扰乱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就会随之扰乱，扰乱其中两个，那么三者就夷平了。汉代不混乱，曹操本来只是汉代的征西将军；晋代不残破，刘渊本来只是晋代的都尉。天地纲纪不正，是因为生人的纲纪先紊乱了。没有秦、隋的混乱，汉高帝、唐太宗又从哪里兴起呢！汉代继承秦代的变故，变化而接近正道。唐代继承隋代的变故，变化而不能很好地端正。三纪的建立，那是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吧！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也只是效法尧、舜、禹、汤、文、武罢了！（《正纪论》。）

君主兼有天下所有的东西，论尊贵则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的权势相比，论富有则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的利益相比，论权力则天下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有什么求取而得不到，有什么作为而不成，却一定要依赖贤者，这是知道天下不能由自己独断专行。即使聪明睿智，

译一堵墙之外，眼睛有所看不见；十户人家之间，耳朵有所听不到；万钧的重物，力气有所举不起；百工的事务，才能有所不通晓。何况天下是巨大的器物，承担天下这一巨大器物是重大的责任，然而三代的王者，有的因为不明智却能安享祖先的福禄，有的因为年幼却能平定众多危难，有的凭借过人的才华、强劲的武力和敏捷的辩才却导致亡国丧家，连自身都保全不了。难道是因为天下这一巨大器物、重大责任，有才能和力气的人承受不了，而年幼不明智的人却能胜任吗？太甲、成王因为有伊尹、周公作为辅佐，所以天下不劳而治。夏桀、商纣有终古、关龙逢却不肯听从，有胶鬲、商容却不肯任用，所以天下不治而最终灭亡。任用得当，那么太甲的不明智，成王的年幼，可以迁善改过，日益光明，成为贤明的君主；任用不当而刚愎自用，那么即使有夏桀的勇力，商纣的辩捷，凭借过人的才华，也不免成为孤家寡人。得失的关键，不可不审慎考察。亡国的人，并非都是不贤；兴国的臣子，也并非都是贤能，上天降生人才，哪个时代没有呢！伊尹、仲虺、巫咸、甘盘傅说并非都出生在亳邑，闳夭、泰颠、散宜生、南宫括、太公望并非都出自丰、镐，也并非向来就身居高位而显贵。用正道对待他们，那么耕田筑墙、渔猎垂钓、远离田野海滨的人都能崛起承担公卿大臣的责任，伊尹、傅说、太公望在商、周就是这样。不用正道对待他们，即使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万钟的粮食，竟然不足以挽留那些穿官服游说之士，孟子在齐、梁就是这样。道义相合就合作，道义相离就分离，去留的道义，不可苟且。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以德行相互推崇，天下没有不可出仕的国家，所以君主为职位选择人，而臣子不选择职位。士人担心德行不修养，不担心没有名声；担心学业不广博，不担心没有职位。德行修养好了，学业广博了，即使想隐居在简陋的门庭中安享清静，询问民众意见的官员在里巷，怎么能舍弃他！举荐贤能的人在乡里，怎么能不举荐他！从乡里通达于诸侯，贡举到天子的朝廷，三次被举荐的人受到上等赏赐，不贤的人贬降爵位土地，那么诸侯的责任就重了。贤能的人授予官职，大贤能授予大官；有才能的人委任事务，大才能委任大事，那么天子的重任又重了。商、周的兴盛，上面没有空缺的官职，下面没有遗漏的人才，他们君臣的相遇合作大概就是这样。周朝德行衰微，春秋、战国时期，不能统一天下，于是君主选择臣子，而臣子也选择君主来侍奉，然而仍然以道义相互推崇。侯嬴是魏国夷门的守门人，而魏国的公子，委屈车马，空出左位迎接他。毛遂是赵国的下层门客，而楚烈王愿意奉献国家，歃血盟誓听从他。鲁仲连是东海的平民，身处邯郸被围的城中，不肯面向西尊秦为帝，人们认为他是天下的士人，高傲地怀着超越世俗的志向，在诸侯之上伸张大义。汉、唐数百年的兴盛，没有能比得上这种风骨烈节的。高祖、太宗，解衣推食，倾身散财，招揽海内的士人，在反掌之间举起天下，传世长久。在那个时候，称为奇士的有，称为国士的有，寻求所谓的天下士，究竟是谁呢！士气卑微而君主气焰嚣张，急切地以权力利益相互驱使，其中本来就有不屑于此的人，如鲁地的两位儒生、野王的两位老人，世人难道都了解他们吗？举起几尺长的竿子，悬挂几丈长的线，用蚯蚓作饵投入河海，得到的只是鲦鱼、鲋鱼之类，吞舟的大鱼终究不能招致，这种方法也太疏漏了。君主的心，其精神思虑与天地相互感应，如果积累至诚，廓清至公，寻求天下的贤才，来恭敬地辅佐天工，谁不随风而动而在下响应！天下极其广阔，人才极其众多，其关键没有比议论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贤与不贤，关系到官员的得失；官员的得失，关系到政治的兴衰。从君子来说，这就像后世议论宰相一样，未能完全符合古道的精神。治理天下有根本，指的是君主；治理天下有关键，指的是贤才。根本端正的，天下不劳而治；关键得到的，天下的根本不劳而端正。汉、唐的君主，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天下，并非不求贤才，他们求贤而任用的，不过是因为郡国的政事有不能举行的，朝廷的治理有不完备的，公卿大夫的职位有不称职的，未曾知道端正天下的根本。身为公卿大夫的人，也认为能够寄托郡国的政事，辅佐朝廷的治理，在职位上就足够了，没有能够端正天下根本的。王道与霸道的方略混杂，圣贤的道理阻塞，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大概到了赵宋之后，世间的君子有以此为任命的，而他们的君主不能选择。帝王的大经大本，寄托于空谈而无补益，在这个时候，得到君主信任且时间长久的人，都是小人，借儒家之术来成就其奸邪。《易经》说拔茅草连根一起拔出，《泰》卦的君子以此进用君子，《否》卦的小人也以此进用小人，两者交替消长，所以知人之难，不仅难在识别君子，而且更难在识别小人。至于君子中的小人，那就更难了，他们的言辞善辩，行为坚定，见闻的广博足以超出常人不能及之处，情貌的深沉足以欺骗常人不可测度之处，智术的巧妙足以转移人的喜好而不让人醒悟，才艺的美好足以施行常人不敢做的事而不畏惧，他们名义上是君子，实际上

译这是错误的。辨别得不够早，去除得不够果断，培植了朋党，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君子呢？即使有君子，也横遭流言中伤，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小人呢？了解人才能明智，连帝尧那样圣明的君主都觉得困难。共工、鲧这些人，是众人共同认为贤能的，而帝尧却独自认为他们不贤，后来果然证明他们不贤，于是将他们罢免，帝尧的朝廷就没有恶人了，于是禹、皋陶这些帝尧的臣子都能显扬他们的功绩。君主想要进用贤人却不能疏远小人，就不配谈论了解人；不了解人，就不配谈论得到人才。非凡的人才，要等待非凡的君主然后才加以任用。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升腾出云气，他们在此时兴起，大概是一定有的。他们在此时兴起，我必定能够见到他们。（《尚贤论》。）

译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万民，所以天下的利益，圣人不据为己有，也不偏私给予他人，井田制度就是体现这一点的。井田是仁政的首要措施，井田制度不恢复，仁政就无法施行，天下的百姓就开始困苦不堪了。此后二百三十二年，汉朝才开始有关于名田的议论，这还保留着古代的一些遗意。又过了六百零三年，北魏才开始有均田的法令，这也还保留着古代的一些遗制。先王遗留的制度、遗意，从秦朝以来，仅仅偶尔出现一两次，而且都实行不久，天下的百姓更加困苦不堪了。执政者面南而坐，视万民如子女，一个人挨饿，就像自己挨饿一样；一个人受冻，就像自己受冻一样，谁没有这样的心呢，却始终没有人去救助他们。正当汉朝承接秦朝苛政暴虐之后，百姓刚刚脱离水深火热，还没来得及喘息恢复，高祖顺从而安抚他们。等到文帝、景帝时期，国家安宁无事，宗室亲戚和大臣，凭借高贵显赫的权势，争相夺取良田宅邸，作为留给子孙的利益；郡县的富商大贾，周游天下，资产累积到巨万，经营产业畜牧，肥沃的土地是别人的十倍，地位上比肩封君；编户齐民的百姓没有立足之地，就低贱地沦为役夫仆役，无暇顾及自身。贫富不均，是形势自然导致的，所以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认为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该稍微接近古法，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以抑制土地兼并。名田，就是占有田地，占有田地有数量限制，这样富人就不能超过制度规定的限额。此后师丹、孔光等人沿袭此法，命令百姓占有田地不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完成，违犯者没收其田产。议论的人认为三十顷田地，是三十个成年男子的耕作面积，一个人占有就超过了。晋朝石苞命令百姓男女二人占有田地一百亩，成年男女有差别，有国家俸禄的人有差别，有的十顷，有的五十顷，又兼以官品荫庇亲属，这自是滋生奸弊的开端了。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不能制约他们，专门从事索求，其中不劳民伤众，坐享井田的利益，这是我所未能理解的。大概不过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罢了，并非在田亩中有资本，小民能没有不足的忧患。所以名田虽然还有古代的遗意，不如均田法好。李安世在北魏太和年间，他得到君主的信任并非华夏正统君主，他得到百姓拥护并非天下归心之时，凭借魏国之大，唯独能平均土地，审定道路，区分露田，区别世业，魏国人依赖它，劳力与产业相称。北齐、后周沿袭而不改变。隋朝又沿袭它。唐朝拥有天下，于是定为口分田、永业田的制度，并实行租庸调法。口分田就是露田。露田，男子四十亩，女子二十亩，而通常加倍。口分田八十亩而不加倍，只有每年更换的田地加倍。永业田就是世业田，男子家庭受领而不归还，都是二十亩，用来考核种植桑麻。百姓有多有少，乡里有宽有窄，田地有盈有缩，窄乡百姓，受田减半，从事工商的人不给，而在宽乡的给田也减半；老弱病残、寡妇妾室给田三十亩、四十亩，虽然不耕种，不可没有供养；当户主者增加二十亩，虽然已有田地，不可不优待。用这种方法平均天下的田地，穷人不能卖田，富人不能兼并，还担心不能守住我的法度，却允许百姓卖永业田安葬，卖口分田迁徙，这是因小失大而大乱法度，怎么补救弊病呢？救济穷困体恤贫弱，百姓获得保全休养生息，是周朝的典章，为什么吝惜而不这样做呢？卖田而加处罚，永徽年间的禁令只是抑制商业罢了。议论的人如宋朝刘敞，又认为魏、齐、周、隋在位时间短，战争不止，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田地足以供给民众，百姓获得实际利益。唐朝太平日子久，人口增多，官府没有空闲田地供给，百姓不再获得实际利益，只是徒具形式。不知道隋、唐盛世，人口数量差不多。开皇十二年，派遣使者平均天下田地，窄乡一个男子仅得二十亩，隋朝的供给，哪里比唐朝多呢？唐朝虽然太平日子久，贞观、开元盛世，其人口还不如隋朝，怎么到田地徒具形式没有实际呢？刘敞的话说错了！只是窄乡百姓多而田地不足，永业田卖而百姓不稳固，如陆贽所说的时弊，是形势自然导致的。时弊则法也弊，所以均田虽然有古代的遗制，不如井田法好。周朝制度九个成年男子为一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為丘，四丘为甸，甸有洫；四县为都，都有浍，方圆百里，称为一同，治理都鄙的人用它。田间有遂，遂有径；十夫有沟，沟畛；百夫有洫，洫涂；千夫有浍，浍道；万夫有川，川路，万夫之地三十二里，治理乡遂的人用它。孟子请求野外实行九抽一的助法，国都内实行十抽一自行赋税，大概两种方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不同，而内外相互经纬。王畿之内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六乡六遂居住其中。六遂的剩余土地为甸地，距离国都二百里，就是公邑的田地，天子派遣官吏治理。甸地之外为稍地，距离国都三百里，大夫所食的采地。稍地之外为县地，就是小都的田地，距离国都四百里，卿及王子弟疏远者所食的采地。县地之外为都地，就是大都的田地，距离国都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亲近者所食的采地。这是王畿的制度，井田常占十分之六，不是井田的，只有四郊甸地。所谓

译建造三间房屋为一屋，三屋为一井，那么缴纳土地贡赋的人，也是三人互相承担，如同井田制的法则，八户人家种植庄稼，一户人家的税收上缴给公家，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的情形。乡遂地区的采地五十亩，或者一百亩、二百亩，而都鄙地区的田地，有的不需休耕，有的休耕一年或两年，这也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实行井田制的人，必定要有牧地来补救，所谓采地和休耕地，都是牧地，所以《小司徒》说“井牧其田野”。井田是正法，牧地是变通。井田分配均匀，就不需要牧地；井田分配不均匀，就必须用牧地来均衡它。由此推广到天下，即使有山林川泽，无法用方形制度划分的，也用井牧制来授予，用贡赋和助法来征收，诸侯国的土地，就可以据此确定。楚人是东南地区的要服，蒍掩担任司马，测量山林，聚集沼泽，辨别高地丘陵，标记盐碱地，统计水涝地，规划堤坝池塘，整治原野堤防，牧养低湿之地，井田平坦肥沃之地，估算九种土地的产出，修定千乘之国的赋税，何况中原地区的土地，没有山林沼泽的阻碍，没有盐碱水涝的祸患，原野低湿平坦肥沃，放眼千里，夏后氏用它来实行贡法，商人用它来实行助法，而周人兼用它们来制定畿甸，治理邦国，其法则可以考证的，往往存在于《周官》一书中，那些不符合的，以孟子的观点作为权衡，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所以我曾经认为，井田制实行有十个便利：百姓有恒产，不从事工商业，知道重视农业根本，这是第一；同井的人一起耕作，劳逸巧拙不互相推诿，使民力均衡，这是第二；供养生者送葬死者，有无相济，流通货财，这是第三；货财不匮乏，富人无法获取暴利，杜绝兼并，这是第四；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符合天下的中正之道，官吏没有横征暴敛，这是第五；按照丘甸编制，革车长毂由此而出，有事时足以供应军需，这是第六；一同之间，万条沟渠百条小沟，又有河流大渠，戎马不得驰骋突袭，没有边境祸患，这是第七；沟渠之水，涝时疏导它，旱时引水灌溉，减少凶荒，这是第八；少壮都定居在土地上，奸伪不容，善心容易产生，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诗》、《书》、礼仪，养老息物，形成礼俗，这是第九；远近贯通，各安其居，乐其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在其中养育子孙，不烦刑罚而成政教，这是第十。一举而十者具备，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那些说不可行的，大概也有两个原因：丘甸县都，其间万井，作为沟渠的又数以万计，包揽原野低湿之地来建造，穷尽天下的力量，倾尽天下的财富，不是几十年之久，不能成功，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不能做出决断，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中古以来，淳厚的风俗淡薄，浇薄虚伪的风气炽盛，恭敬节俭的教化衰退，功利之习盛行，长久之虑少，侥幸之弊多，用限田抑制富强，还有阻挠的人，何况让他们全部放弃私家财产呢？用均田授予农民，还有不能周全的人，何况人口滋多的时候呢？怨恨归于上级，奸邪兴起于下级，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两点哪里值得阻碍我们的事业呢！古代百步为一亩，汉人增加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北齐又增加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现在所用的是汉亩步。现在的五十亩，是古代的一百亩。汉代提封田万万顷，只有城邑道路山林川泽不可开垦，其余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皆可开垦。元始初年，派遣司农劝课农桑，确定开垦田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当时天下的百姓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用田地平均分配，计算每户得到田地六十七亩，是古代的一百四十亩。每家获得一百四十亩耕种，并不为不足，加上简稽，那么工商禄食中可以减损的，又不知有多少。即使唐代盛世，永徽年间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到开元年间七百八十六万，也不超过汉代。用天下的田地，供给天下的百姓，征引汉、唐，那么后世哪有不足的祸患呢？田地没有不足的祸患，那么从臣子那里取来给予百姓，天下都知道我们的君主不私心。天下有像卜式那样的人，将会先于我们的百姓去做，谁不响应于下呢？秦长城的役使，绵延万里，挖山填谷，暴兵三十万，而阿房宫的建造，督用徒刑者又七十余万，郡邑的百姓，发调迁徙边地者又每年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恨诽谤，未闻有一人违抗的。何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王政之所本。先取一乡的田地井田化，其制度确定，其事便利，其民喜悦，然后行之一郡。取一郡的田地井田化，其制度确定，其事便利，其民悦，然后行之天下。天下的制度确定、事便、而民悦，也与乡郡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天下的田地可以井田化。事不劳者不永逸，想要长治久安而不在此谋划，也是苟且。唐太宗曾经读《周官》一书，至“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负有为之才，操可致之势，其时又不是难。封建议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复，君子大概深为唐惜之。我听说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

译事物之所以有起有落，必定有使之如此的主宰者，万物自身是无法知晓的。所以，当主宰者发挥作用时，万物没有不随之行动的；当主宰者不发挥作用时，万物便无法有所作为。居上位的人若能审慎考察并掌握驱使万物的根本原因，那么万物就没有不被利用的。管仲、商鞅的法度，与先王的制度相比，究竟哪个更好呢？天下人都知道管、商之法并非有利于百姓，但齐国、秦国却举国听从，这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用先王的制度来驱使像管仲、商鞅那样的人去办事，以规范人伦事务，以经营土地之利，我知道天下的田地是可以划定界限的，是可以平均分配的，也是可以实行井田制的。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善于掌握驱使人的方法罢了。忠信的原则，赏罚的权柄，正是居上位者用来驱使臣下的手段。

译（梓材谨按：井田制度，世间的儒者大多认为不可再实行，然而自从张载说“治理天下如果不依靠井田制度，终究无法成功”之后，朱熹的《井田谱》、夏氏的《井田谱》、程颐的《读书工程》都采纳了这一观点，结合这篇《谕》，可以互相阐发印证了。）

天下的局势，困穷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由治世走向乱世，这种变化容易，即使是一个奸邪小人破坏也绰绰有余；由乱世走向治世，这种变化艰难，即使集合天下的智谋力量去做也不够。从秦朝以来，天下的变化多次了，议论的人无不感慨地想要追复先王的旧制。汉、唐历经千数百年，最终仍然沿袭秦朝的弊政，这难道是局势艰难而力量不足吗？荀子说：“效法近代的君王，统一天下的制度。”又说：“效法次一等的近代君王，叫做不雅正。”大概荀子有启发后人的用意。自从荀子的议论兴起，他的门徒李斯用它来辅佐秦朝，凡是能够变革古制的，无不借秦朝的权柄，放纵其恣意妄为之心去做，即使是商鞅的刻薄，也不像这样猛烈。商鞅废除井田，只限于秦国的土地；改变法令，只限于秦国的人民。而李斯呢，尊王为皇帝，将天下全部改为郡县，天下不再保留井田，夷平城郭，销毁兵器，君主的权势孤立于上，而怨恨兴起于下，计策无所出，更加倒行逆施，焚烧《诗》《书》以蒙蔽百姓的耳目，排斥儒术以消灭天下的言论，所坚守的是律令，所师从的是刀笔吏。这种变革已经到了极点，这种习气已经形成，秦朝灭亡而汉朝继承它。圣明的君王继乱世之后，扫除其弊端而全部去除，推崇教化而兴起它，这是关键时机。确立经义纪纲，作为万世的法度准则，这是另一个关键时机。高帝以宽仁安定天下，规模宏大深远，然而未曾有一项做到这些。后来贾谊向文帝进言，董仲舒向武帝进言，都不能被采纳。再后来王吉进言，宣帝也淡然不以为意。看高帝命令叔孙通博士的话，说“衡量我能做到的去做”，天下的事哪一件不是君主所能做的呢？为何高帝自我限制如此，而群臣不足以辅佐他！创业的君主，是后代子孙所取法的，因此文帝有“降低标准不要太高论”的比喻，宣帝有“汉家自有制度”的话语。应当变革而不变革，应当改制而不改制，一切沿袭秦朝的旧例，杂用霸道来治理。等到中兴时期，光武帝以吏治事务要求公卿，显宗以耳目作为明察的标准，文法严密而职任违背，辨析急切而恩意稀少，虽然从事儒雅，投戈讲习艺业，亲临辟雍拜见老人，有光明揖让的风气，未能完全实现变革教化、改制制度的实质，所以朱浮在前言罢斥的扰民，陈宠在后建轻刑的议论，建初年的政治，是用来补救永平年的过失的。这几位君主，在当时号称贤明的君主，而且距离古代不远，却因陋就简，未曾取先王的法度尝试实行。实行了而不效验，舍弃它是可以的。不实行就舍弃它，怎么知道它不可行呢？大概他们沉溺于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太久了。譬如戎人生于戎地，夷人生于夷地，从小长大所濡染的都是夷戎的风俗，中国的礼义未曾接触，即使知道它的美好，也不能让他们一朝去除夷狄的习俗。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性不同吗！是习气固结使他们这样罢了。古今相距，有什么不同呢！有能善于改变这种习气的人，果真谁能阻挡他呢？魏、晋衰微，天下混乱到了极点。北魏兴起于代北，其祖先出自拓跋氏的后裔，其人民是披毡控弦的部族，与汉朝不同，适宜不容易用礼法治理。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带领他的人民居住在那里，均分田地划分里区，推崇祭祀建立学校，国人没有不违逆他的，唯独排除众议而咨询他。王肃、李安世之类的人，脱去胡服而穿戴冠带，断绝北俗以从事《诗》《书》，王通说：“中国的道统没有坠失，是孝文帝的力量。”难道不确实吗！等到隋朝衰微，天下又大乱，而唐朝继承它。太宗拒绝封伦的回答，听从魏征的劝谏，贞观初年，力行仁义，其教化，达到了。制定官制以六典，制定兵制以府卫，制定民制以均田，制定赋税以租庸调，其制度完备了。实行几年，家给人足，行旅不带粮食，外户不用关闭，正制服四夷之外，太平的成效可谓兴盛了。所以宋儒认为，从文王、武王的治理，一千多年而有太宗这样的君主。相比汉朝，他的宽仁比起高帝如何？他的玄默比起文帝如何？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是因为他不迷惑于后世的议论，能自拔于秦、汉的习气。假使孝文帝没有卓然的见识，坚定的意志，即使得到中国，终于止于戎狄罢了。假使太宗有躬行实践的实质，持世的辅佐，举唐朝的治理，又哪里比不上殷、周呢！所以风俗不淳朴不担忧，刑罚不搁置不担忧，功业不成就也不担忧，而担忧没有必定实行的意志，躬行实践的实质，坚持的时间不久。只有圣人能尽人伦，只有王者能尽制度。三代的兴起，其君王都是圣人，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无不本于天理，归于人心。大法则大治，小法则小治，如果认为遥远而不效法它，其道固然存在，其意还可以识别。《春秋》讥讽变法而大力复古，圣人难道喜欢做奇异的事吗，是惧怕后世不知道先王的

译法度，因此借助笔削极力争辩，然而尚且担心不能取胜，何况顺从并屈居其下，这就像决开江河之水而放任其流向陆地，势必导致众人一同溺亡罢了。所以我不责备斯不效法古人，却深深痛惜况效法后王，因为正是他开启了这种风气。君子衡量自己用直尺，对待他人用船桨。那些随着世道变迁而俯仰迎合的人，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习气，卿的意图不过如此。学术不纯正，于是便毒害天下。太史公说：“效法后王，为什么呢？因为后王离自己时代近且风俗变化相似，议论浅近而容易施行。”天下如果有能认识到离自己近且相似的是不可效法的，浅近而容易施行的是不可推行的，那么秦人的弊病就消除了，除了圣人还有谁能做到呢！

译天地初始，未曾有万物。混沌朦胧，由一分为二，阴阳二气实则统一；目光游移，由二生三，天地人三才实则统一。天下共同遵循的称为道，共同获得的称为德，共同具备的善良称为性，共同拥有的灵性称为心。道是统一的，人人都遵循它，却有人不遵循；德是统一的，人人都获得它，却有人未能获得；性是统一的，人人都善良，却有人不善良。这是人的原因，不是天的原因。心不能充分发挥本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德；不能充分发挥德，就不能充分发挥道。所以即使是天，也无法做到，而能够成就这种能力的，是圣人，这就是圣人能为万世开创太平的原因。

远古洪荒时代，天地混沌未开，人民与万物混杂，穴居野外，即使是呼吸蠕动的生物也没有区别，却不认为这是卑湿；茹毛饮血，即使是凶猛搏击的动物也没有区别，却不认为这是腥臊；用羽毛皮革草木遮盖身体，却不认为这是野蛮；用堆积的柴草掩埋死者，却不认为这是微薄；用打结的绳子记事，却不认为这是愚昧。百姓安于这种生活，免于饥寒，且不遭受灾祸，这就足够了。

五龙、燧人，那十七个氏族，是什么氏族？九头、摄提，那十个纪年，又是什么纪年？那些人果真圣明，那个时代果真治理得好吗？按理说应该有变革来通达变化，为何要把人置于蒙昧无知的境地，历经数十万年，与禽兽无异，而不去稍稍拯救他们，这难道是天生百姓设立君主的意思吗？一定不是这样。虽然世上有所传闻，但圣人不谈论。圣人不谈论，大概是因为没有根据而谨慎对待。

道本源于三皇，德彰显于五帝，法完备于三王，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有能超越的了。德固然就是道，而法也是道，只是所依据的不同罢了。山川的风气不同，五方的百姓习俗各异，古今的风气不相等，历代的治理适宜不同，其要点都是为了将百姓纳入道中。

包牺氏、神农氏、轩辕氏顺应天命称王，画卦以开启万物，备齐器物以利于使用，百姓依赖这些利益。他们的器具不过是网罟、耒耜，是农夫渔夫所从事的；他们的制度不过是宫室、舟车、关市、弓箭、杵臼，是工商武夫所能做的。在它们尚未创造的时候，百姓本来无处施展心思和手脚的力量，所以必须由圣人来做，做了还不够，必须由圣人来继承。顺应时势变革通达，不变革就不能通达。书契的完备，是法的开始；衣裳的整治，是德的彰显，他们的教化神奇，百姓应当有善行，却不知道天下共同归于道，浑然一体了！

轩辕之后，是五帝，历经少昊、高阳、高辛直到唐、虞。唐虞的帝王是尧、舜，圣人相继继承，咨询应答，面南而坐统御群臣，他们的治理如同黄帝，而政教礼乐在天下，有后稷、契等人来承担，有伯夷、后夔之类人来掌管，又由伯禹总领，虽然有洪水之灾，四凶之恶，不费力就治理好了，帝王做什么呢！天下共同归于德，虽然没有人命名它，但光辉灿烂啊。

有虞之后，夏后氏继承帝位，秉承执中的传统，凭功绩登上帝位，九州土地已经平定，九类法则已经赐予，常理得以梳理，三年天下就归于仁。没有得到贤人而把天下给他，但他的儿子启能恭敬地继承父道，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如同传给贤人一样。等到启在位时，有扈氏不服从，在甘地的战役中，大战之后才使其服从，想要像有虞氏的时代那样，是做不到的，而父子相继，最终能平息天下的动乱，这就是变革而通达。

夏的德行已经衰落，商人继承它。商的德行已经衰落，周人继承它。流放于南巢，汤有惭愧的德行。牧野之战，武王认为这是光荣的，就居位而不怀疑，不再有商人的意思了。他们顺天应人是相同的，所以君臣易位，天下不认为不对，这也是变革而通达。

拨乱反正，天下共同归于义，义显现而法更加完备。禹的兴起，继承虞朝而不及虞朝；文王的兴起，继承商朝而超过商朝，都是三代的盛世君王。他们的道相同、德不同的有，德相同、法不同的有，法相同、制度不同的有，取决于那个人罢了，取决于那个时代罢了。

消长是气候的征兆；淳朴与浮华是风俗的分别；治乱是变化的迹象；质朴与文饰是治理的体制；增减是制度的适宜；变革通达是权变的运用；神妙变化是运用的奥妙。进入消长的征兆，审察淳朴与浮华的风俗，明了治乱的端倪，辨别质朴与文饰的体制，增减变革通达符合神妙变化的奥妙，这是圣人所相同的。

等到周朝衰落，王权降为霸权，霸权降为战国，诸子百家分裂圣人之道，人人追逐私智异说，拉扯是非，混淆名实，世人患苦于此，即使是诸子百家也感到痛苦。于是刑名、农、墨等学派，崇尚俭朴，重视功实。而老子推崇清净，将要抛弃仁义，蔑视礼法，与天下共同回归太古的质朴，意在惩戒周朝的弊端，而不是大公至正之道。汉朝采用这种术数，文景之世，天下无事，最为有效，但不是五帝三王所崇尚的。圣人之道，譬如天地，明亮的是日月，滋润的是雨露，变化的是风雷、鬼神，没有不通过天地来成就教化；窍穴的是山川，微小的是草木、昆虫，没有不通过天地来成就形体，而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

译不过是简易罢了。圣人在位，大的方面表现为朝廷的禅让、父子的继位；变通的方面表现为征讨、君臣的革命，这都是天命所必然的。重要的方面表现为郊祀、宗庙、社稷的事务，公卿大夫贤与不贤的升降，下至乡里井田的赋税，学校的教化，关市权衡度量的制度，刑罚奖赏的法度，礼乐的运用，这些都是民生所不可缺少的，圣人哪里会刻意用心呢，也只是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罢了。所以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圣人的本性，就是天地的本性。圣人用他的心普及万物，万物没有不平和的；用他的本性穷尽万物，万物没有不成全的，并不是强行固守的，有生命的各自有其本性，有知觉的各自有其心，声音气息的感应，比敲鼓还要迅速，意念思虑的诚信，比金石还要坚固，所以说天地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太平。圣人的教化如同神妙而人们不知其所以然，圣人的教化如同天道而神灵也不能干预，浩荡啊，平和啊，这就是皇极之道，而不是老子所说的道。皇极之道确立，天下的治理就得到了。如果不做皇，还应当做帝；如果不做帝，还应当做王。降格于此而为霸，圣人的门徒都羞于称道，何况汉朝以后呢！

译聘请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是义乌人。起初他写声律诗，点着蜡烛就能写成，后来却抛弃了这种文风，转而崇尚任侠。等到壮年，他又对此感到后悔，于是前往八华山中跟随白云先生学习。白云先生为他阐明了天命人心的奥秘，以及内圣外王的精微道理，先生听后汗流浃背，从此拿着书卷坐着直到四更天，默默观察天理与人欲的消长，抑制自己粗豪的性情，归于纯粹，几年后他的学问便坚定稳固了。他将所学的道理施行于乡里州县之间，兴利除害，郡县官府也不能剥夺他的志向。他又说：“我身处穷困低位，恩泽不能遍及远方，随分随力可以自我实现的，大概只有行医了吧？”于是得到了罗知悌的传授，便以医术闻名，医家传承中称他为丹溪先生。他的学问以亲身实践为根本，认为一心可以与天地一样广大，认为耳目是礼乐的源头，长期积累涵养，使内外一致，他说：“圣贤的一句话，终身践行都说不尽，哪里需要多说呢！”对于浮华艳丽的辞藻，他尤其不屑一顾，径直将其视为危害我道的害虫。

御史王先生余庆

王余庆，字叔善，是金华人。师从白云先生学习。曾经游历京师，番僧担任总统，想见他，先生说：“我学习是为了阐明大道，难道有屈从异教而大道就能阐明的事吗？”至正初年，进入经筵，担任检讨官，多次升迁担任监察御史。

吕竹溪先生溥

吕溥，字公甫，是永康人。跟随白云先生学习。研究探讨经书旨意，写文章洒脱不凡，有奇特的才气。诗歌动荡激烈，令人喜爱。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律依照朱子所制定的礼仪来实行。著有《大学疑问》、《史论》、《竹�集》。族子吕权，也是许氏的弟子，早逝。（修。）

吕先生洙

吕洙，字宗鲁，是吕溥的哥哥。在白云门下，佩服他精敏，尚未穷究学问就去世了。著有《周易图说》、《太极图说》、《�学辩疑》。（修。）

吕先生权

吕先生机（合传。）

吕权，字子义，是永康人。跟随白云先生学习，整夜不睡觉。曾经自己写下梦中的话语说：“青壁虽然万里之遥，白云只有三寻之高。”不久三十八岁因病去世。弟弟吕机，字审言，也跟随白云先生学习。通晓《春秋左氏传》，尤其精通《资治通鉴》，有笃实的品行。（补。）

教授李静学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号静学，是东阳人。跟随白云先生游历学习。写诗文以理取胜，当时的名流互相推崇敬重他。出仕担任本郡儒学教授。著有《静学斋集》、《尚�斋集》。（修。）

正节卫耕读先生富益

卫富益，字□□，是崇德人。跟随金仁山游历学习。深入探究《易经》的道理，最终在许白云门下完成学业，默识心融，透彻研究性理。听到崖山宋亡的消息，日夜悲泣，设坛祭奠文天祥、陆秀夫两位丞相，辞章极其哀痛凄惨。感叹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啊！冯道是什么样的人啊！”于是断绝了进取的念头，隐居在石人泾讲学，这就是所谓的白社书院。先生制定学规，凡是向元朝做官的士大夫都不允许听讲，被人所怨恨。至大年间，有关部门推荐他，他不就职，于是遭到构陷，毁坏了他的书院。于是迁居到湖州的金盖山，传授学生不停止。所著的书有《四书考证》、《性理集义》、《易说》、《读史纂要》、《耕读怡情录》。至治年间，才回到故乡，另署号耕读居士，脚不踏入市场。有人乞求诗文，他推辞说：“我想要涵养德性，何必用口说呢！”病重时，取出所著的书焚烧，说：“玄奥的地方，宋儒已经穷尽了，哪里用得着这些糟粕呢！”九十六岁去世。他的门人叫沈梦麟、黄彝、郑忠，相继穿着丧服，将他葬在金盖山，私谥为正节。（修。）

戚朝阳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咸，是金华人，贞孝先生戚绍的孙子。家学出自吕氏。先生二十七岁，才开始跟随白云先生讲论大道，同门推举他为高材生，清苦自处，不因为时尚而改变节度，常说：“人们知道富贵是可欲的，却不知道贫贱是可乐的。”先生的父亲，到永康太平山中拜访吕汲，喜爱他，先生于是侍奉父亲居住在那里。吕汲的儿子吕权，也是白云先生的弟子，他的几个孙子于是跟随先生学习。平时常常默坐在一间屋子里，环绕着几百卷书，没有缘故不出门，人们称他为朝阳先生。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卷、《�书仪对》二卷、《后复古编》�卷、《昭穆图》一卷、《历代指掌图》二卷。先生精通篆书，曾经用篆法缮写《易》、《诗》、�书》、《礼》、《春秋》、�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打算献给朝廷，因为《仪礼》这一经书来不及写完，没有成功进献。又曾经写信谈论时政，打算到朝廷陈述，也没有成功实行。黄晋卿说：“人们见你高蹈于世俗之上，把你看作怪僻的静者，却不知道你从未忘记世间的情义，只是不随便迎合罢了。”（修。）

朱裕轩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圣与，是义乌人。跟随白云先生研究探讨经书旨意，学者以他为师，称他为裕轩先生。

隐君刘青村先生涓

刘涓，（梓材案：

译《金华先民传》记载名为金涓，大概他与仁山先生同为项伯的后代：从项姓被赐姓为刘，在吴、越时期又由刘姓改姓为金，所以金涓就是刘涓。字德源，是义乌人。在八华山跟随白云禅师修行，被称为高材弟子。又跟随黄文献溍学习古文辞章。不喜欢做官进取，迁居到蜀山的青村，朋友旧识上门拜访，便焚香煮茶，对榻畅谈，客人离去后就闭门不出，学者称他为青村先生。

译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饶，东阳人。跟随白云先生学习。曾经到朝廷献上《至治圣德颂》，英宗在至德殿召见了他，中书省奏请补任他为国子监生。在天历年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陈州同知，后来转任道州路总管府推官，在任上去世。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伦，东阳人。二十岁时跟随白云先生学习，被推举为上等弟子。写文章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典范标准，唐、宋以下的作品不予论及。宋褧巡视辖区时，带着先生随行。危素在史馆任职时，吟诵先生的诗，认为其格调高雅。先生隐居在东白山中，与鹿皮子陈樵互相唱和，士人们都把他当作师表。

贞节蒋若晦先生元

蒋元，（梓材按：先生姓氏原本写作薛，后又抹去，改为蒋。考证先生的祖父蒋沐，修建横城精舍来聘请方蛟峰，那么认为是蒋氏是正确的。华阴的薛元，字微之，号庸斋，是与辛愿、姚枢等人研讨古学的另一位人物。）字子晦，又字若晦，东阳人。跟随白云先生交游，不做官。学者私下谥他为贞节先生。著有《中庸注》。（补。）

（云濠谨按：《两浙名贤录》记载：“先生著有《学则》二十卷。”又谢山《学案札记》说：“先生著有《四书笺惑》。”）

楼先生巨卿

楼巨卿，东阳青石渡人。是白云先生的高足弟子。

赵先生子渐

赵子渐，金华人。

（梓材谨按：黄文献《志退藏山人赵若磬墓》说：“他的祖先从开封迁到衢州，又从衢州迁到兰溪。退藏侨居在郡城，次子嗣鸿，派他去乡先生许君门下受业。”嗣鸿大概就是先生的名字，子渐是他的字。）

张先生匡敬（祖父衍，父亲主善。）

张匡敬，字主一，金华人。他的祖父叫颐斋先生衍，父亲叫木斋先生主善，都有学问品行，而先生跟随白云先生交游。（补。）

马一得先生道贯

马道贯，字德珍，东阳人。是白云先生的弟子。自号一得叟。淡泊退隐，不是公事就不进城府。著有《尚书疏义》六卷、《一得叞集》。（补。）

乡举江先生孚

江先生起（合传。）

江孚、江起，常山人。兄弟俩都跟随白云先生学习。（补。）

（云濠谨按：《弘治衢州府志》说：“先生兄弟与长兄江叔戴齐名，人们称他们为‘三江先生’。”但只记载“江孚在文懿门下受业，凭《书经》考中至顺壬申年的乡试。弟弟江起，言辞气势雄辩”等语。）

教谕王先生麟（附儿子延龄。）

王麟，东平人。曾经从广陵到婺州，向白云先生学习，满一年返回，白云先生写《学箴》赠送给他。做官最终做到昌平教谕。他住在广陵时，听说白云先生去世，为他发丧，悲伤得不能自持。此后每逢白云先生的生日和忌日，一定设祭，不吃酒肉。又为白云先生刊刻《尚书》、《大学》等书来流传，大概是不辜负师门的人。儿子延龄，在明朝任翰林。（补。）

县官合剌不花先生

合剌不花，蒙古人。在浙江台州任达鲁花赤，后来调任徽州。曾经游历白云先生的门下。他的学问以诚意不欺为主，喜欢带着书籍，携带一张羊皮，坐在山顶水边，整天歌咏，乡野老人经过，就呼叫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以德化人，曾经说：“法律是用来防范奸邪的，事情如果已经处理好了，法律不必全部使用。”两个州的百姓被他感化，几乎没有诉讼，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元朝儒者中只有鲁斋先生门下有蒙古人跟随学习，此外只有白云先生而已。（补。）

何先生宗诚

何先生宗映（合传。）

何先生宗瑞（合传。）

何宗诚，字□□，金华人。他的父亲遯山先生凤，隐于医道，是位君子，有三个儿子：叫宗诚，叫宗映，叫宗瑞。白云先生许文懿公刚失去父亲时，孤苦零落，没有人与他交游，只有遯山先生认为他奇特，把他安置在家中，让先生兄弟拜他为师，并因为世俗事务机巧利益，容易使人迷失误入歧途，所以坚持用道义勉励他，让他追求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文懿于是决意致力于学问。遯山先生拿出全部藏书让他观看，率领乡里的子弟共同拜他为师，文懿的名声才开始显扬，终身严肃地侍奉遯山先生，认为他是学问的渊源所在。先生兄弟三人都向白云先生学习，但详细情况不可考证。（补。）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传。）

方麟，太末人，李亦，东阳人，都与蒋贞节先生元一样是文懿的弟子。贞节把两位先生延请到家中私塾，让自己的儿子允升以礼相待并拜他们为师。（参考《王忠文集》。）

◆范叶学侣

郑先生谧

郑谧，字彦渊，是范祖干、叶仪的同学。著有《心学图说》。详见《金华先贤传》。（补。）

◆静俭门人

文宪宋潜溪先生濂（见下文《凝熙门人》。）

博士郑先生涛

郑涛，字仲

译舒，是浦江人。师从柳道传学习。他擅长诗词文章，被丞相脱脱赏识，授予经筵检讨的官职，后转任国史院编修、翰林应奉，升任太常博士后免职。

译提举戴九灵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他居住在九灵山下，因此以此作为自己的号。他喜爱读书，对于天文、地理、医卜、佛道等书籍，都深入探究其主旨。他放弃了科举应试的学业，向柳道传柳贯学习。柳贯去世后，戴良为他守心丧三年。（云濠按：朱彝尊为先生拟写的传记说：“父亲戴喧，与柳贯交好，让戴良向柳贯受学，并跟随黄缙、吴莱游学”。）至正十年，余阙担任浙东廉访佥事，巡视辖区到达浦江，先生前去拜见，与他谈论诗歌，余阙说：“士人不懂诗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你，我不敢谈论。”于是把平时从师友那里得到的心得全部传授给他。当时人们将潜溪、华川、长山与叔能并称为四先生。后来被起用为月泉书院山长。婺州、越州战乱攻伐不止，他避乱山中很长时间。张士诚使用至正年号，在吴地建立政权，东南的名士大多前往依附他，先生被授予中顺大夫、淮南行省儒学提举的官职。明朝攻打吴地时，先生从海路向山东的扩廓帖木儿求救。洪武元年，山东归降附顺，先生乘海船回到定海，与东南失去官职的谢肃、揭汯、丁鹤年在四明山中歌哭，他的儿子拉他回家，也没有成功。洪武十五年，被征召到金陵。第二年，朝廷想授予他官职，他不肯接受而自杀，享年六十七岁。（修。）

谢山《九灵先生山房记》说：“九灵因为不肯屈身而被囚禁，但他死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出于自杀，固然是为元朝尽忠；即使是死于狱中，也是为了元朝。九灵的大节，不一定果真是自杀，但一定要相信他是忠于元朝的。”

学官杨元度先生璲（附带兄长杨琰、弟弟杨瑀。）

杨璲，字符度，余姚人。以师礼侍奉柳待制柳贯。他与海内博学的人辩论，多次使他们理屈词穷。他注释《诗传名物类考》，侍御史姚黻推荐他的文章上报朝廷。后来他以乡贡的身份历任宁海、缙云以及本州学官。他的兄长杨琰、弟弟杨瑀，号称三杨。

（云濠谨按：“琰”一作“瑛”，黄氏补本为《元度传》说：“兄长杨瑛，任庆元路学正，弟弟杨瑀，任缙云教谕，都有文名。”）

◆正传家学

阁学吴先生沈

吴沈，字浚仲，兰溪人。是元朝国子博士吴正传的儿子，以学问品行闻名。太祖攻下婺州，召先生以及同郡的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李公常、金信、徐孳、童、戴良、吴履、孙履、张起在官署中会餐，每天让三人进讲经史。之后，任命先生为郡学训导。洪武初年，郡里以儒士举荐他，误将他的名字上报为信仲，授予翰林院待制。先生对修撰王厘说：“名字有误不改正，这是欺罔朝廷。”打算向朝廷报告。王厘说恐怕触怒皇上。先生不听从，发公文请求改正。皇帝高兴地说：“真是个诚实的人。”召他侍奉在左右。因事被降职为编修。给事中郑相同说：“旧例，向太子启奏，只有东宫官员称臣，朝臣则不称。现在一律称臣，于礼不安。”先生驳斥他说：“东宫，是国家的大根本。尊重东宫，就是尊重君主。郑相同的话不对。”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因奏对不合圣意，被降职为翰林院典籍。之后，被提拔为东阁大学士。起初，皇帝对先生说：“圣贤立教有三：一是敬天，二是忠君，三是孝亲。这些散在经卷中，不容易领会其要领，你们把这三件事编辑起来。”至此书成，赐名《精诚录》，命令先生撰写序言。后来改任国子博士，因年老退休。先生曾经著文辩驳，说孔子封王是不合礼制的。后来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浚都沿袭他的说法。到嘉靖九年，更定祭祀典礼，改称“至圣先师”，实际上是从先生发起的。

◆正传门人

教授胡长山先生翰（见上文《白云门人》。）

参议诸葛先生伯衡

诸葛伯衡，是兰溪人。吴礼部的门人。见《金华先贤传》。（补。）

（梓材谨按：先生官至广东参议去世。金华杜桓为他作小传，称他是清修直亮的士人。）

训导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是兰溪人。年轻时跟随吴礼部游学，与吴礼部的儿子吴沈为友。博览群书，以诗文闻名于世。著有《五经讲义》、《强学斋文集数卷》。明太祖攻取婺州，与吴沈一同被任命为训导，历任福建、江西的主考官。有人说太祖改婺州为宁越府，命令知府王宗显开设郡学，聘请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老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为训练。当时战乱之后，学校长期废弛，至此才开始听到弦诵之声。（《金华府志》。）汪氏学

县令汪遯斋先生汝懋（另见《慈湖学案》。）

◆蒋氏家学

贞节蒋若晦先生元（见上文《白云门人》。）

◆本心门人（朱、刘六传。）

隐君周紫岩先生润祖

周润祖，字彦德，是临海人。向周待制周仁荣学习，与达兼善为讲学朋友。（梓材按：达兼善大概就是泰不华。）隐居教授四十年。至正年间，

译召他，他已经去世了。同乡的人在他居住的地方，尊称他为紫岩先生。他的著作有《紫岩集》十卷。（补录。）

译忠介达先生泰不华

泰不华，字兼善，因为父亲担任台州录事，于是定居在台州。家中贫寒，但他喜爱读书，周仁荣供养并教育他。十七岁时，在江浙乡试中考取第一名。第二年，在朝廷对策考试中，被赐予进士及第，授任集贤修撰，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至正元年，被任命为绍兴总管。被召回史馆，参与编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升任礼部尚书，外放担任台州路达鲁花赤。方国珍发动叛乱，泰不华为国殉难，追赠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为魏公，谥号忠介。

◆紫岩讲友

隐君朱鞠隐先生嗣寿

朱嗣寿，字得仁，又字鞠隐，本来是台州临海人，后来迁居到仙居。台州学宫自鲁斋先生之后，学生非常多。先生年轻时凭借文章在曹州一带称雄，不久却感叹道：“学习如果不为了修身养性，即使知道得再多也没有益处。”于是更加致力于探究性命之道的宗旨，所有的文章辞藻都必须以义理为根本。紫岩周润祖先生，是鲁斋先生的嫡传弟子，年轻时与朱嗣寿同窗，这时相见讨论学问，整理衣襟恭敬地说：“高深的见解层出不穷，我不如你。”长潭陶凯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严肃地侍奉他。朱嗣寿曾说：“世俗的人做学问，不过是用来作为讲说的资本，帮助诵读经文，寻求亲身践行的实效，是没有的。”因此他极力修养家门内的德行。泰不华想要向朝廷推荐他，先生推辞说：“俸禄用来赡养双亲是荣耀的事，双亲已经去世了，我不愿做官。”泰不华尊重他的意愿而作罢。晚年经营一处别业叫东园，种植菊花非常茂盛，求学的人不称呼他的姓氏，只称他为鞠隐先生。（补。）

◆凝熙门人

知州吴德基先生履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师从闻人梦吉学习。写文章以司马迁、班固为法度。起初担任南康丞，后来升任安化、潍州知州，以循良官吏著称。

文宪宋潜溪先生濂（附子宋璲。）

宋濂，字景濂，世代居住在金华的潜溪，到先生这一代才迁居到浦江的青萝山。先生小时候读书，每天能记诵两千多字。曾经跟随闻人梦吉学习《春秋》。后来又跟随柳贯、黄溍、吴莱学习古文辞赋。二十五岁时明悟大道，在义门郑氏的东明山著书，名声震动朝廷和民间。元至正年间，有人推荐他担任翰林编修，他推辞没有赴任。明朝初年定都金陵，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聘请他担任江南等处儒学提举。被召入宫担任皇太子经筵讲官、起居注官，总修《元史》，升任翰林学士。商议封赏功臣勋爵时，升任国子司业，三次转任翰林侍讲学士，总修《大明日历》，拜授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任太子赞善大夫，受到的宠遇非常深厚，启发教导太子很多。不久，皇帝考虑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侍奉左右十九年，制度典章，已经灿然大备，下诏让他因年老退休还家。因为长孙宋慎触犯法律，全家被贬谪到茂州，走到夔门时生病，三十天不吃东西，写下《观化帖》，端坐着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正统年间，赐予谥号文宪。先生博览群书，勤奋钻研圣人之学，道德文章，是当世的师表，阐发皇上的谋略，辅佐治理教化，名声传遍天下，文章流传到外国，而他却谦逊低调，礼贤下士，提携后进。所著有《潜溪集》、《翰苑录》、《芝园集》、《萝山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合计一百四十多卷。儿子宋璲，字仲珩，凭借书法在当时享有盛名，朝廷和民间都称赞他。（参考《金华贤达传》。）

百家谨案：金华的学问，从白云先生这一辈往下，大多流变为文人。文章与道并不分离，只是文章显赫而道义淡薄罢了，尽管如此，道没有消亡，还幸而有这些人。

谢山《宋文宪公画像记》说：“文宪公的学问，继承了他同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吴莱先生、凝熙闻人梦吉先生四家的学问，都出自北山、鲁斋、仁山、白云先生的代代相传，上溯到勉斋先生，认为是徽公的世袭嫡传。我曾经说：‘婺州中的学问，到了白云先生那里，所追求的道，似乎稍微浅显，逐渐流于章句训诂，没有深造自得的话语，比起仁山先生远远不如，这是婺中学统的第一次变化。义乌各位先生师从白云先生，于是成为文章之士，这是第二次变化。到了文宪公这里，逐渐流于佞佛一派，这是第三次变化。还幸有方文正公是文宪公的高足，一举振兴而有光于西河，几乎可以复兴徽公的绪业，可惜他因凶险告终，没有看到他的归宿，并且没有得到他的传承。尽管如此，我阅读黄文献、柳文肃、渊颖以及文宪公的文章，喜爱他们典雅驯良而不轻浮，纯粹具有儒者的气象，这终究是他们从经学苑囿中得到的遗言，不可诬蔑。词章虽然是君子的余事，然而心气通过它来传达，即使想要粉饰也终究做不到。文宪公作为开国巨公，首倡明朝三百年的钟吕之音，所以尤其有苍浑肃穆的神韵，潜藏在笔墨之间，那一代的元化，用来鼓吹休明政治的，就在于此！’”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华人。师从闻人梦吉学习，闻人梦吉认为他奇才，把女儿嫁给他。元朝末年，奉闻人梦吉避居永康魁山下，于是安家在那里。（补。）

◆两峰门人

长史朱白云先生右（附师李五峰）

朱右，字伯贤，（云濠按：《儒林录》作序贤。）临江人。

译他是程门高徒光庭的后人。师从陈两峰学习，又曾向李五峰请教文章法则。明朝初年，被征召到史馆任职，屡次升迁至晋王府右长史。所著作品有《白云稿》、《春秋类编》、《三史记元》、《泰汉文衡》、《深衣考证》、《历代统纪要览》、《元史补遺》。先生在明初与潜溪、子充等人都是朱熹学派的正宗传人，然而逐渐偏向于辞章之学，而在义理心得方面似乎有所减损了。

译◆非石门弟子

左丞王先生守诚（另见《草庐学案》。）

◆柏轩弟子

邢先生沂（附其子旭。）

邢沂，（云濠按：黄氏补本作邢祈。）是金华人。师从范纯孝祖干学习，凭借辞章翰墨闻名。他的儿子邢旭，字景旸，在家中跟随父亲学习。考中永乐二年进士，多次升迁至河南参政。恰逢当年旱涝灾害，他修举荒政，百姓依赖他得以安定。他上奏免除二程子孙的徭役，并赐予田土。正统初年，升任四川布政使，革除弊端、铲除奸邪，抚育军民，恩威并著。土司王永寿、董敏失和，治兵互相攻伐，朝廷派遣军队讨伐他们，景旸亲自前往他们的营寨，晓以祸福利害，两人都卸甲待罪，请求派遣儿子入京为人质，进献马匹谢恩。不久辞官去世，蜀地百姓追思他的惠政，在成都三公庙立碑祭祀他。著有《退省集》。

隐君汪先生与立

汪与立，字师道，是金华人。（云濠按：一作兰溪人。）师从范祖干学习。他的德行与何寿朋齐名，而文学方面稍胜一筹。他曾说：“做学问的人应当视古人为不足，不要视今人为有余”，人们认为这是名言。他隐居教授学生，不追求显达，优游于林泉之间，以高寿终老。

◆南阳弟子

隐君何归全先生寿朋

何寿朋，字德龄，是金华人。（云濠按：一作兰溪。）师从叶仪学习。坚守道义、安于贫困，不肯干求他人。明洪武年间，被举荐为孝廉。父亲去世后，他卖掉自己居住的平易之地来安葬父亲。学者称他为归全先生。（补。）

祭酒许先生元

教授许先生亨（均见《白云家学》。）

◆栗斋家学

教授苏先生伯衡

苏伯衡，字平仲，是金华人。父亲苏友龙，师从许白云学习。先生聪敏绝伦，博通群籍，写古文很有声望。元末在乡试中贡举。明太祖设立礼贤馆，先生参与其中。丙午年任国子学录，后升迁为学正。被推荐，召见后，擢升为翰林编修。他极力推辞，请求省亲回乡。洪武十年，学士宋濂（字潜溪）致仕，太祖问谁可以替代他，宋濂回答说：“苏伯衡是我的同乡，学识渊博、品行修养好，文辞华美丰富且有法度。”太祖立即征召他，入朝觐见后，他又以疾病为由推辞，太祖赐给他衣服和钞币让他回去。二十一年，聘请他主持会试，事情结束后再次推辞回乡。不久任处州教授，因表笺有误，被交付官吏治罪而死。

◆静学家学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浚文，是许白云的高徒唐的儿子。继承父亲的学问。洪武初年，因荐举入仕。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外放为江西参政。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尚且蠢动，朝廷商议出兵剿灭，先生认为不如招抚，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仕途最终止于刑部侍郎。（补。）

◆正节弟子

县尹沈先生梦麟

沈梦麟，字符昭，是归安人。年少时就有诗名。元朝时以乙科授婺州学正，后升迁为武康县尹，因病辞官。洪武年间，五次在闽、浙两地主持文衡。九十三岁去世。著有《花溪集》。（参《弘治湖州志》）

黄先生彝

黄彝。

隐君郑先生忠

郑忠，字原凯，是嘉兴人。闭门读书，无论寒暑不间断。师从卫富益讲习《易经》。一天晚上，梦见吞下北斗星，从此名声大振。志在恬淡，雅好山水泉石，终元一朝，高蹈不仕。（参《浙江通志》）

◆若晦家学

学正蒋先生允升（另见《沧洲诸儒学案》）

◆方李弟子

学正蒋先生允升（另见《沧洲诸儒家学》）

◆九灵弟子

处士李先生孝谦（父亲李仕开。）

李先生悌谦（合传。）

李先生忠谦（合传。）

李孝谦，是鄞县人。父亲李仕开。操守品行方正，当元朝末年，四方战乱，他闭门不随意交往，只与武林杨彝、台州陆德旸、金华戴九灵、永嘉高明、慈溪胡舜咨友善，让子弟跟随他们学习。先生及弟弟悌谦、忠谦都孝顺友爱、嗜学好学，亲人患病，各自求取医药，轮流侍奉在床前，亲人进食后才进食，亲人不吃，终究也不动筷子。到明永乐年间，诏令天下纂修图志，太守汪馗起用先生总修郡志，书成后去世。（参《宁波府志》）

谢山《跋四明文献录题词》说：“处士读书，历次曾师从胡舜咨、戴九灵、杨彦常、吴为主一、揭伯防，渊源深远。他生平所著，还有《经书问难》、《通鉴考证》、许心《百忍箴注》、《急就章解》《长律英华》、《中林集》等，现在却不可得见了。此录之后，又别有《四明名贤记》，现在也找不到了。”

唐先生辕（另见《慈湖学案》）

◆蛟峰续传

员外方愚泉先生道叡（另见《慈湖学案》）

◆鞠隐弟子

尚书陶耐久先生凯

陶凯，字中立，是乐清人。洪武年间，因荐举授翰林应奉，历任国子祭酒

译他自称耐久道人。先生应召而起，当时国家考究古代礼制文辞，许多事务都由先生裁定。诏令、封册、歌颂等时命之作，先生的文章于是盛传于世。（参见《姓谱》。）

译（梓材谨按：《台州府治》记载先生是临海人，官至礼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以此表彰他的忠诚。）

◆潜溪门人（朱熹、刘因七传。）

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详见《明儒学派》。）

◆唐氏家学

唐委顺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暹，金华人，是唐仁的儿子。先生继承家传，招收弟子讲学，以师道自任。著有《委顺夫集》。（修。）

◆委顺门人（朱熹、刘因八传。）

胡先生仕宁

胡仕宁，字□□，永康人。师从唐仲暹，有高洁的节操。（补。）

卷八十三 双峰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

双峰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修定）

双峰学案表

饶鲁 陈大猷 （子）澔

（黄勉斋、李宏 吴中 朱以实 （子）公迁 洪初

斋、黄尚质、柴

南溪、强恕门 ）

人。）

传。）

李仕鲁

吴存 刘耳

（梧冈同调。）

罗天酉

赵良淳

万镇

汤伯阳

鲁士能

程若庸 金若洙

范奕

吴锡畴

程巨夫 揭傒斯

赵孟俯

林梦正 徐一夔

（曼硕讲友。）周棐

（始丰讲友。）

吴澄（另见《草庐学案》。）

许应庚

（附弟应庭。）

王佖（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饶应中 熊凯 熊良辅（见下《泉峰门人》）

龚焕 熊良辅

汪华 （从子）应升（从孙）克宽

（从孙）时中

汪相

吴迂 汪克宽（见下《东山再传》）

郑合

戴〇

蔡汝揆

罗椅

史泳

李实

徐道隆 （子）戴孙

（景程同调。）

（私淑）袁易（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吴存（见下《梧冈同调》）

方暹（另见《勉斋学案》）

（双峰讲友。）

双峰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双峰也是勉斋的一支，经过几代传承而得到草庐。有人说双峰晚年多有不同于朱熹之处，以此诋毁他。我认为这不足以贬低双峰，只是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于是撰写《双峰学案》。（梓材按：此卷《学案》多保留梨洲原本的旧貌，谢山修补尚未完成。）

◆黄柴门人（朱熹、刘因再传。）

文元饶双峰先生鲁

饶鲁，字伯舆，一字仲元，余干县人。少年时就有志于学问，稍长后，跟随黄勉斋干、李宏斋燔学习。勉斋问：“《论语》开篇论及时习，习是如何用功的？”先生回答说：“应当兼有二义，通过思虑来推绎，通过实践来熟练。”勉斋非常器重他。曾以《易经》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于是回家，专心致力于圣贤之学，以格物致知、身体力行为根本。中书舍人赵汝腾、御史董槐、右司谏汤中、提刑蔡杭等都相互引荐，征召他，他不赴任。当时理学大盛，师儒所归属，四方聘请讲学没有空闲的日子，建造朋来馆来安置学者。又建造石洞书院，前面有两座山峰，因此号称双峰。门人私谥为文元。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春秋节传》、《学庸纂述》《太极三图》、《庸学十二图》《西铭图》、《近思录注》

百家谨按：黄勉斋干得到朱子的正统，他的门人一代传给金华何北山基，再传给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在江右传给饶双峰鲁，其后就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的经学，可以说很兴盛了。

祖望谨按：草庐曾说：“朱子《中庸章句》、《或问》选择精当，论述详尽。只是精当，精当到极点，就近于巧饰；只是详尽，详尽到极点，就流于繁杂。其浑然一体的，巧饰就会分裂；其清晰分明的，繁杂就会使人迷惑。我年轻时读《中庸》，不无一些与朱子不同的看法。后来看到饶伯舆父所见也是如此，遗憾生得晚，没能向他请教。”那么双峰大概也不完全同于朱子。

双峰语录

“下学上达，意在言表”。程子的这句话，大概是针对读书人说的。读书是下学中的一件事，大凡下学，都可以上达，只是恐怕下学不得法，就不能上达罢了。且如读书，圣人作经的意图，是上面一层事，其言语，只是下面一层事，所以叫做“意在言表”。若

译读书如果能探求其中的意旨，就能通过言辞来通达义理，从而向上达到高深的境界。如果只是一心沉溺在章节句读和文字训诂之中，不能玩味探究意旨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就只是白白从事于言语文辞罢了，决不能通达义理。程子说：“玩味言辞，却得不到意旨的人是有的。”又说：“前代的儒者舍弃意旨来传述言辞，后学的学生诵读言辞却忘记了其中的滋味。”这些都是下学阶段做得不对，因而没有途径向上达到高深境界的人。

译问：“夫子所说的‘下学’，是否兼指知与行呢？”回答说：“夫子这一章只说了‘知’，只有程子引用此话来解释‘忠恕违道不远’，说：‘这就是下学上达的意思。’这才是兼指知与行来说的。”

问：“《或问》中说：‘上达而与天为一。’这是知与行都达到了极致，能够如此吗？”回答说：“与天为一，也是从‘知’的角度来说的。当还没有上达的时候，人与天之间隔着好几重。等到已经上达之后，那么我的心就是天，天就是我的心。但是圣人上达与学者上达，有快慢的不同，圣人一学习就通达了，学者则是今天格致一个事物，明天格致一个事物，很久之后才能贯通。”

问：“入门修养涵养的方法，必须用‘敬’吗？”回答说：“固然如此。但是功夫纯熟时，也不必再说‘敬’，只要心一静就能存养。而现在初学者却必须把‘敬’当作一件事来做，常常持守，久而久之纯熟了，就会忘记这是在持‘敬’了。”

问：“明道先生教人先静坐，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也是对初学者说的，大概他们从纷扰中而来，此心不定，像野马一样，怎么能立刻做功夫呢？所以教他们静坐。等此心安宁之后，再做功夫。但也不是教他们始终只静坐，所以用了‘且’字。”

接着说《调息箴》也不可缺少，就像佛教徒念佛号，道家数呼吸，都是为了收摄此心，使它专一在此。如果此心不能存养，那么数念珠的次数，数呼吸的次数，都错了。调息也是如此。人心不定的人，他鼻息呼出的气常常长，吸入的气常常短，所以必须有方法来调节它。呼吸次数均匀，心也就渐渐安定，调息又胜过数息。

必须静下来，才能看出道理来。庐山那些人如蔡元思、胡伯量等，都不肯在这方面下功夫，见我有时静坐，各位都攻击我说是学禅，即使是宏斋也不能不为此忧虑。

看道理必须靠涵养，如果此心不能端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调息箴》也不可缺少，因为心固然气的统帅，但也应当持守志向，不要暴戾地对待气。

（梓材谨案：《双峰语录》各条与附录，都是从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中录出的。谢山在此卷札记《双峰讲义》，是想要补充却没能得到的。）

附录

明甫见勉斋说“性是万物的一个本源”，明甫说：“在庐山时，饶师鲁曾这样说过。”勉斋说：“是他在这事物静下来时看得如此。”

（梓材谨案：据此，那么先生也拜师于师鲁了。）

◆双峰讲友

处士方连云先生暹（另见《勉斋学案》。）

◆双峰门人（朱、刘三传）

州判陈东斋先生大猷

陈大猷，字文献，号东斋，是都昌人。师从双峰饶氏。历任官职至从政郎，改任黄州军判官。著有《尚书集传会通》。儿子陈澔。

隐君吴准轩先生中

吴中，字中行，号准轩，是乐平人。早年仰慕伊洛之学，听说双峰饶鲁得到了考亭朱子的正统学说，就去跟随他游学，完全得到了他的精要论述，体认精详。隐居不仕，名声在当时很盛。部使者停驾在他门前，于是问他说：“《论语》中说到心，有几等？”吴中立刻应声说：“‘简在帝心’，是天地之心。‘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圣人之心。‘其心三月不违仁’，是亚圣大贤之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众人之心。”使者惊讶赞叹佩服，可惜他的嘉言善行没有完全流传于世。

县令罗柘冈先生天酉

罗天酉，字恭甫，是新昌人。师从双峰。开庆年间考中进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对策，被丁大全排斥到外任。历任官职知怀集县，不到一年就治理有成。父亲去世服丧期满，赋诗有云：“三釜为亲今莫及，万锺于我复为何加。”于是不再出仕。所著有《柘冈集》。（修撰。）

知州赵先生良淳

赵良淳，字景程，是余干人，忠定公赵汝愚的曾孙。年轻时在家乡跟随饶双峰学习，懂得立身的大节。等到做官，所到之处都以干练治理著称。凭借恩荫，三次迁升至淮西运辖。改任分宁这个难治的大县，当地风俗崇尚喧哗攻讦，先生治理它，不用刑罚杀戮，不任用吏胥，选取百姓中敦厚孝顺的人，尊礼他们，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就用法律约束他们，风俗稍微有所改变。任期届满。任安吉州知州时，元兵即将到达，知州李庚先逃跑了，百事荒废，先生到任后，凡是用来防守抵御的准备，全都举行实施。饥荒年份盗贼兴起，劝富人拿出粮食赈济，曾经对人说：“如果太守的身体可以救济人民，也不吝惜。”他的话恳切，足以动人，人们都打开粮仓来响应。并且用大义晓谕盗贼，最终使他们成为良民。等到兵围城时，率领众人守城。元将范文虎派遣使者招降，先生烧书斩杀了使者。最终被吴国定出卖，先投降了。先生自缢而死，他的妻子雍氏也在郡治的集芳轩一同自缢。

参军万先生镇

汤先生伯阳（合传。）

万镇，字子静，是平江人。师从方明甫、饶双峰，而双峰尤其喜爱他，曾经称赞说：“天下读书人，汤伯阳第一

译第一，子静排在其次。”（梓材按：汤伯阳，《一统志》记载为伯易，鄱阳人，也是双峰的门徒。所谓“天下读书”等语，是双峰转述鲁时举的话。）贾似道统帅荆湖地区，征聘先生担任公安竹□书院的山长，先生没有赴任。先生在淳祐庚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澧州司户参军。著有《左传十辩》一书。他效仿朱熹的社仓制度，引导乡人以此作为规范。鲁士能曾经说：“子静的言语恳切，透彻古今事理，并非老生常谈。”）

译录事鲁宝潭先生士能

鲁士能，字时举，平江人。在淳祐年间考中进士。师从饶双峰学习。自号宝潭。担任监利县令，被征召担任沅州录事兼管军饷事务。当时吕帅政治贪婪残酷，沅州有叔叔告发侄子分金不均的案件，委托先生查办，吕帅心中有所图谋，而先生查出诬告的供状，依据事实向上级申报。吕帅大怒，派遣士兵核查所掌管的军饷，军饷积存三十多年，到这时打开查看，损耗了五十石，责令先生赔偿，并向朝廷报告，追缴销毁他的出身文书，将他拘禁流放到沅州。六年之后，吕帅去世，事情得以澄清。先生遭受诬陷与获得公正，都没有表现出喜悦或忧愁的神色。归乡后，在道岩讲学。

山长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宁人，师从双峰以及沈毅斋贵得，继承了朱子的学问。淳祐年间，被聘请为湖州安定书院的山长。冯去疾在抚州创立临汝书院，又聘请他担任山长。咸淳年间，考中进士，被授予武夷书院山长，多次主持师席，跟随他学习的人最多，被称为徽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图书说》。陈定宇极力称赞他的《字训》。（云濠按：黄氏补本续称：“吴草庐澄，是他的门人。”）

斛峰书院讲义

龟山先生杨文靖公说：“古代的学者，以圣人为老师，他们的学问有达不到圣人的，所以他们的德行有差异。人们看到圣人难以做到，所以凡是学者认为圣人可以达到，就一定会认为这是狂妄而暗中嘲笑。圣人固然不容易达到，如果舍弃圣人而学习，将取法什么呢？以圣人为老师，就像学习射箭而设立靶子一样，靶子立在那里，然后射箭的人可以看着它而力求射中。射不中，在于人罢了。不设立靶子，以什么为标准呢？”又曾对罗公仲素说：“现在的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做学问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之后有什么用。这件事的大体，必须是曾经下过功夫，才知道不容易。所谓学者，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想要做圣贤所做的事，必须学习圣贤所获得的道。如果只是想要博古通今来写文章，做一个忠信愿悫、不做不义之事的人罢了，那么自古以来这样的人不少，然而认为他们听到了道，那是不可以的。况且像东汉的衰败时期，处士逸人，以及有名节的人士，被当世所听闻的很多，观察他们的作为，用古代圣贤的道来要求他们，则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道上，起初就没有听闻的缘故。现在的学者，平时就说，我应当做古人的所作所为，才有一件事到手，便处置不了。大概他们所学的，以博古通今来写文章，或者立志于忠信愿悫，不做不义之事罢了，而不知道必须听闻道，所以应当如此。由此看来，学习而没有听闻道，就像不学习一样。”

说道容易，知道的本体与作用难。说道的本体与作用容易，知道的全部本体与微妙作用难。道是什么？是阴阳五行万物万事的道理，起初并没有出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外的。以形体器物为道，而不知道它有冲漠无迹的本体，是不对的。以空虚为道，而不知道它有开合无穷的作用，是不对的。知道它的本体没有踪迹，而不知道它包罗六合，没有毫厘的空缺；知道它的作用无穷，而不知道它贯通千古，没有片刻的间断，那么对于它本体的全部、作用的微妙，也有知道了但没有完全明白的人了。有的听闻而知道，有的看见而知道，那些知道了而完全明白的人呢？生来就知道，不思考而得到，安然实行，不勉强而符合，这是圣人；通过学习而知道，思考而没有得不到的，顺利实行，努力而没有不符合的，这是贤人，都是知道了而完全明白的人。学者的学习没有别的，也是学习圣贤所知道的道罢了。学习圣贤所知道的道没有别的，以主敬来确立根本，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求诸己以实践真实罢了。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求诸己以实践实际，是《大学》“明明德”的功夫。以主敬来确立根本，则是《小学》的功夫，而《大学》之所以能够开始并终结的原因。从程子、朱子以来，谁不知道由《小学》进而到《大学》呢？然而年少时习惯它，壮年时勉励它，年老时虽然有时知道，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为什么呢？文靖公的话说，用身体去体验，用心灵去验证，在幽闲静一之中从容默会，而在书本言语意象之外超然自得，这是读书的方法。不以此作为方法，而只崇尚章句训诂文墨议论，那么对于主敬，不过说，有整齐严肃，而没有怠惰放纵，这就够了；对于穷理，不过说，有诵读记问，而没有疏漏遗忘，这就够了；对于反躬，不过说，有忠信愿悫，而没有私伪邪慝，这就够了。唉！这哪里知道圣贤的学问，此道的全部本体与微妙作用，有不仅仅是这样的呢？圣贤的学问，此道的全部本体与微妙作用，怎么来说呢？道是太极，造化的枢纽，万物统体是一个太极。心是太极品类的根基，一物各统体是一个太极。万化的流行，由于元亨利贞的四德，是天地全部本体与微妙作用。有了人心的全部本体，然后天地的全部本体才由此确立。人心的全部本体稍有亏损，那么天地的全部

译人的身体不能独立自存了！只有具备了人心的微妙作用，天地的微妙作用才能由此开始运行。人心的微妙作用稍有违背，天地的微妙作用就不能自行运转了！这就是参赞天地、辅助化育之所以不可一日没有圣贤之道的缘故。

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不把个人、家庭、一时一世的意念当作自己的意念，而是把包容六合、贯通千古的意念当作自己的意念；不把个人、家庭、一时一世的道理当作自己的道理，而是把包容六合、贯通千古的道理当作自己的道理。那么，这颗心就是这道的主干和根源，浑然融入大德的敦厚化育之中；这道就是这颗心的广泛应对和恰当处理，脉络贯通于小德的川流不息之中。

在持守恭敬方面，必定要像面对日月星辰一样，像面临深渊山谷一样，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仰起头来对天无愧，低下头来对人无惭，而包容六合、贯通千古的心意就在其中了。

在穷究事理方面，必定要探索幽深隐秘，钩取深远之意，究明事物的准则，推求造化的本源，达到广大而又尽精微，达到极高明而又归于中庸，而包容六合、贯通千古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在反省自身方面，必定要以无欲为统一，以不息为真诚，以日日更新为美德，以富足拥有为事业，以每一个百姓、每一件物品未蒙受恩泽为己任，以天下后世不传承此道为忧虑，而此心此道的全体和微妙作用都在其中了。

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百姓确立命运，为已逝的圣人继承绝学，为后世开创太平”；子思所说的“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于鬼神之间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感到困惑”；曾子所说的“放置它则充满天地，推广它则横贯四海，施用于后世而没有早晚之分”，这些都是我们本分所应当做的，也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文靖所说的“以圣人为老师，就像学习射箭要设立靶子”说的就是这个；所说的“学习圣贤所做的事”，必定要听闻圣贤所获得的道理，说的也是这个。如果不是亲身去体会，从容默会而有深厚的功夫，用心去验证，超然自得而有无穷的余味，谁能做到呢？

程颐说：“不要说把第一等的地位让给别人，自己只做第二等，才这样想，就是自暴自弃，虽然与不能安居仁德、遵循义理的人有所不同，但其自我轻视是一样的。”一谈到学习就以道为志向，一谈到做人就以圣人为志向，这种志向，在坐春立雪的时候，身体力行、用心体验，已经是老规矩了。“道南”的教化，难道不把这作为首要任务吗？

从龟山、豫章到延平，直到我们的朱子，集大成于此，推广他的学说以教导天下后世，极其明白且完备。若庸曾选取他后集里回答刘季章的书信，画成四等图：第一等是圣贤之学，第二等是仁义名节之学，第三等是辞章之学，第四等是科举之学。有剽窃拼凑而不入等次的，有志于第二等但未能笃实的，有志于第一等但不能没有过或不及偏颇的，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敢进取到第一等的。

大抵第三、第四等见识趣味不高，改变他们的旧习，虽然很难，但他们不变，也自然不足以影响世道的轻重。只有第二等，资质稍高，一生谨慎敬畏，循规守矩，向往仁德、羡慕义理，不能说不努力，可惜他们不知道向上还有圣贤之学，切于身心而成为事业的根本。

现在收拾人才，推广圣贤学问的血脉，正需要着力救拔这一等人，而不能把他们与下面两等一概看待。至于圣贤之学没有别的，开始由此成为士人，最终由此成为圣人；开始由此修身，最终由此平定天下。既然知道此道是天地间自然的道理，又知道此学是我们本分的事，既能真正知道并笃信它，那么他的趣向自然正当，他的志气自然勇决，他的功夫次第必定能向上寻觅，不需要别人劝勉率领，自己就不能停止。不幸而不被世所用，也必定有自我快乐的方法，而没有怨恨后悔。

唉！这就是所谓闻道之士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圣贤之学。文靖说：“学习而没有听闻道，就像不学习一样。”若庸也说：“创建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没有书院一样。立轩大夫难道不认为这样吗？”

有人问：“包容六合、贯通千古的是道，圣贤的体性是道，而想要它包容六合、贯通千古，可以泛泛而言，而没有一定的意义吗？”回答说：“从这颗心来说，不如用一个‘诚’字，诚是五常百行的根基。从这道理来说，不如用一个‘中’字，中是应对事物、接待人物的准则。相对而言，这颗心和这道理不可偏废；单独而言，心不超出这道理，道理不超出这颗心，诚可以兼有中，中也可以兼有诚。尧、舜、禹、汤讲中，诚固然在其中；《中庸》、《通书》讲诚，中也不在其外。朱子说理只是一个理，举起来完全没有欠缺，而且比如说到诚就都在诚上，说到仁就都在仁上，说到忠恕就都在忠恕上，只是这个，道理血脉，自然贯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译（梓材谨按：先生有《增广性理字训》若干条目，应当补入。）

附录

朱枫林在《性理字训》后写道：“晦庵的门人程正思编写了《字训》三十条，勿斋将其增广为六门一百八十三条，现在又增补‘善’字，并加入蒙斋的训释，共一百八十四条。其中‘德业’、‘尽性’、‘心正’四条，训释有不够妥当之处，我冒昧修改了几个字，其余都保留原文。程敬叔在《读书日程》中说：‘八岁未入小学，教他们读这本书非常好。’但这本书四字成句，语言既简约，而题目多涉及天命人性，其道理又幽深，如果不根据出处和本义，而旁取世俗事物来开导比喻，恐怕看不到它的好处。试着以开篇‘太极’的训释来说明。孔子赞《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现在训释‘太极’二字，应当源于此。书中说：‘至理浑然，冲漠无朕，理运行于事理之中，如同身体的脉络，如同枝干的纹理，从上到下，无不到达。’所谓的至理，脉理、纹理，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必然有统会之处。现在以八卦来看，《乾》、《兑》二卦，同生于太阳之象；《离》、《震》二卦，同生于太阴之象；《巽》、《坎》二卦，同生于太阴之象；《艮》、《坤》二卦，同生出太阴之象。再以四象来看，太阳、太阴，同生于阳仪；太阴、太阴，同生于阴仪。八卦四象，各有统会。既然这样，那么两仪难道没有统会吗！所以孔子指出其统会之处而命名为太极。‘极’，是房屋的脊栋，中正高上，众材汇聚之处。‘太’，是大大的意思。太极，不过是大大高上统会的称呼罢了。《易》书中的仪、象、卦，两分为四，四分为八，以至于无穷，由本而末，由源而流，都是所谓的至理。太极，是至理浑然的状态。所谓浑然，就像水浑浊的样子，人看去，不见其中所有，大概理的统会，其胚胎融聚，本来就是这样。泉水未发叫‘冲’，沙地旷远叫‘漠’。‘朕’，是眼睛未开而有缝隙。说‘冲’、说‘漠’、说‘无朕’，都是用来形容其浑然的。书中说‘造化枢纽，品汇根柢’，气一呼而万物充盈，这就是‘造’；气一吸而万物虚空，这就是‘化’。气创造万物、变化万物，就像门户的一开一合，究其根本，开合在于枢轴，枢轴必然在于容纳，枢轴的纽带，《易》中的仪象卦，就是造化，所谓的太极，就是其枢纽。物之异类叫‘品’，物之同类叫‘汇’。万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而有同类异类之分，就像花叶在枝干上，或同或异，究其根本，枝干本于根，根必然依附于命，根的根基，《易》中的仪象卦，就是品汇，所谓的太极，就是其根基。玩味《易》书，来解释太极的本义，本义既得，那么后世儒者所称述的，可以一看就决断。至于异端所说的，本来不值得讨论。凡是读圣贤的书，都应当这样考究，让字字有着落，不只是这本书如此，所以举这一条作为例子。”

进士许先生应庚（附弟应庭）

许应庚，字春伯，平江人。游学于李宏斋及双峰门下。与弟弟应庭，都有当时的名声，都考中绍定二年进士。先生尤其以操行著称。张万全任岳州太守，认为他的学问品行适宜列入乡贡。

运使王敬岩先生佖（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饶先生应中

饶应中。

（梓材谨按：熊遥溪跟随先生从而得到双峰的传授，那么先生是双峰的高足弟子。）

隐君汪东山先生华

汪华，字荣夫，号东山，祁门人。（云濠案：黄氏本说：“仲孙克宽，确实能继承他的传授。”仲孙应当是从孙之误。）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与弟弟荣夫都向双峰学习，两人问难探讨，都得其蕴奥。祁邑理学的兴盛，由二人发起。

逸民吴可堂先生迂

吴迂，字仲迂，浮梁人。（云濠案：黄氏本说：同邑郑合生、戴〇都师事他。）所著有《四书语录》、《五经发明》，使者表彰他的居所叫“逸民”。年九十去世。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审

译他是新昌人，是用之的七世孙。他师从饶双峰，继承了道学的衣钵。门人尊称他为愚泉先生。他所著的作品有《希贤录》、《贯道集》和《友议》等几种。（修。）

译县令罗〇先生椅

罗椅，字子远，号〇谷，是庐陵人。他是双峰先生的弟子。宝佑年间考中进士，以秉义郎的身份担任江陵教授，后改任潭州教授，又出任赣州信丰县县令，升任提辖榷货。（补录。）

史水东先生泳

李先生实（合传。）

史泳，字自亨，是余干人。他曾转述双峰先生的话说：“人是万物的灵长，连天地所不足的也能弥补，所以人应当与天地相匹配，而不应当与万物并列。”同门李实曾说：“自亨的问答，出入于微妙之间。”学者们尊称他为水东先生。

（梓材谨按：李先生实与胡弋溪的门人临川李实同名。胡弋溪已在元朝中期，他的门人不可能与水东先生同门，大概是另一个人。）

◆景程同调

提刑徐先生道隆（附儿子载孙。）

徐道隆，字伯谦，是武义人。凭借恩荫入仕，担任浙西提刑。元兵到达临平〇亭山时，命令他从小路入援，当时水陆都有驻军，道路完全断绝，商议经由太湖经过武康、临安两县境内勤王救驾。当天乘船出临湖门，停泊在宋村。郡守赵良淳已经自缢而死，德佑二年正月初一，追兵追到先生处，江陵亲从军三百人殊死战斗，箭射尽，枪矛折断，全军覆没。先生被俘关在战船内，趁守卫稍懈，投水而死，长子载孙也投水而死。其余士兵有逃脱回朝报告的，朝廷命令赠官赐谥，厚恤其家属，在安吉立庙祭祀。过了三天，宋朝灭亡。（参看史传。）

◆双峰私淑

山长袁先生易（另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教授吴先生存（见下文《梧冈同调》。）

◆东斋家学（朱、刘四传。）

经师陈云庄先生澔

陈澔，字可大，号云庄，又号称北山，是东斋先生陈大猷的儿子。在宋末不求显达，博学爱好古学，有《礼记集说》流传于世。学者们称他为云庄先生。（云濠案：《江西人物志记载：“学者称他为经师先生。”）享年八十二岁去世。元朝奎章阁学士虞集题写他的墓碑为“经师陈先生墓”。

（云濠谨按：梨洲原本先生传记末尾说：“明朝成化七年，礼部上奏请求从祀孔庙，未获批复。弘治十七年，巡抚御史张本、提举学政副使邵宝上奏批准另立祠堂祭祀他。”）

◆准轩门人

朱梧冈先生以实

朱以实，号梧冈，是乐平人。师从吴准轩，以继承朱子之学为己任。儿子朱公迁。

◆梧冈同调

教授吴先生存（附《门人刘耳》）

吴存，字仲退，是鄱阳人。私下仰慕双峰之学，部使者争相劝他出仕，他不回答。延佑元年，设立科举选拔总管，史烜说：“这不能没有吴先生。”强行起用他，选拔授任本路学正，未到任期，就归隐了。又调任宁国教授，不久因年老辞官。七年，被聘请主持本省乡试，不久去世。先生曾对门人刘耳说：“学习如果不快乐，不足以谈学习。快乐在心中，心真诚就快乐，不真诚就不快乐，所以一言一行，不可不真诚。”著有《程朱传义折衷》、《月湾》。（补录。）

祖望谨按：先生应当与朱梧冈父子同辈。饶州的《志乘》妄言先生是王逢原的门徒，是错误的。

◆徽庵门人

县令金东园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是休宁人。师从程徽庵。宝佑年间，乡试中举，官任黔江县令。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回家修建东园，隐居其中读书。著有《东园集》、《四咏吟编》《性理字训集文》。

范先生奕

吴兰〇先生锡畴（合传。）

范奕、吴锡畴，都是新安人，是程若庸的高足弟子。

（梓谨按：吴先生字元伦，休宁人，是竹洲先生吴儆的从孙，隐君吴垕的儿子。《徽州府志》记载他钻研理学，所居之处种植兰花以自况。著有《兰〇集》。）

文宪程雪楼先生巨夫

程巨夫，名文海，以字行世，是新建吴城人。叔父程飞卿，任建昌通判，因城内投降元朝。先生入京作为质子，授任管军千户。被召见时，应对详细明白，改任直翰林，授应奉翰林文字，升进修撰、集贤直学士、秘书少监、翰林院集贤学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身份在江南求贤，宋朝遗老几乎被网罗殆尽，仍拜为集贤学士，代理御史台事务。二十九年，被召对。第二年，出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后移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被召拜为翰林学士。至大三年，廉访山南、江北区。第二年，被召对，留任翰林学士承旨。因病请求退休。居家五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岁。赠大司徒，追封楚国公，谥号文宪。起初先生读书于临汝书院，师从族叔程徽庵与吴草庐，同门友人称他为雪楼先生，是因为他所居之处叫“雪楼”。

文正吴草庐先生澄（另立《草庐学案》。）

译◆应中的门人

熊遥溪先生凯

熊凯，字舜夫，是南昌人。他从饶应中那里继承了双峰学派的学术传承。凭借明经的身份开设私塾四十多年，当时人们称他为遥溪先生。门人中同县的熊良辅最为知名。（参见《南昌府志》。）

译龚泉峰先生龚焕

龚焕，字幼文，（云濠按：一作右文。）是进贤人。精通五经，师从饶应中，以探求本体、返归自身为要务。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实行，文章风尚仍崇尚华丽浮靡，先生独自与学者们议论说：“如果科举必定遵循朱熹的学说，那么其程序都预先拟定好了。”先生去世后，科举制度兴起，果然一如他所说。他居住在泉峰山下，人们称他为泉峰先生。（同上。）

◆东山家学

汪先生应升

汪应升。

（梓材谨按：先生是汪环谷的父亲，东山先生的侄子。等待考证他的事迹。）

◆可堂门人

乡举汪环谷先生克宽（见下文《东山再传》。）

郑先生合生

郑合生，字子谦，是浮梁人。

征君戴先生〇

戴〇，字仲才，是浮梁人。师从吴仲迂学习。元朝末年，躲避战乱在深山讲学传道。明朝初年，恢复赋税制度，浮梁的赋税很重，先生上书陈述此事，得以减免。等到多次被推荐，最终没有出仕。所著有《东山集》。

◆梧冈家学（朱、刘五传。）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迁

朱公迁，字克升，是梧冈的儿子。有家学渊源，历任婺州、处州两地的教授。因躲避战乱辗转迁徙于徽州、栝州、歙州、信州之间，后来因病回到故乡。先生品行笃实，乡里人在动乱中喜好杀人的人，听说他来了，就停止杀戮，先生说：“这是可以感化的人。”他带病前去拜访，那人受到感动醒悟，但先生的病因此加重，五天后去世。先生曾题写他的居室为“高明之所”，学者称他为明所先生。所著有《四书通旨》《四书约说》《余力稿》《诗经疏义》。他的高足弟子是洪初。

（云濠谨按：黄氏补本作：“他的高足弟子是洪初、李士鲁。”又按：士鲁，过氏《分省人物考》写作仕鲁。）

◆雪楼门人

文安揭曼硕先生傒斯

揭傒斯，字曼硕，是富州人。早年就有文名。大德年间，出游湘江、汉水一带，程巨夫担任湖南宪长，特别器重他，将堂妹嫁给他，并与庐挚一起向朝廷推荐。三次进入翰林院，官至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死于任上，追封为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先生为程巨夫写行状，说：“得以拜入门下，受到的知遇最深。”（修。）

文敏赵松雪先生孟俯

赵孟俯，字子昂，是湖州人。多次升迁至翰林学士承旨。去世，谥号文敏，追封为魏国公。程巨夫在江南搜访遗逸人才，得到先生，让他入朝觐见，所以先生终身以师礼侍奉他。（修。）

（梓材谨按：朱氏《经义考》引用《姓谱》说：“敖继公寓居在湖州，深通经术，赵孟俯师事他。”可见文敏本是敖氏的门人。）

◆曼硕讲友

教授林古泉先生梦正

林梦正，字古泉，是黄岩人。出生时，宋朝已归附元朝。稍长，无所求取进取，离开去做和尚。先生天性聪敏，凡是六经百家，没有不记忆阅览并背诵的，他写文章，下笔就能写出千百言。后来回归儒学，客居吴、楚之间，以教书为业，过了很久，离开去游历京师，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阳公，先生都与他们交往，而了解先生的，没有比揭阳公更甚的。贺丞相执掌国政，提拔先生担任溧阳教授，该州的人，向来了解先生，争着派遣弟子来学习。蕲州、黄州的寇乱兴起且逼近，先生避居〇〇。守臣迎战而死，州人迎接先生代理州事，也遇害。（参看《徐始丰稿》。）

◆遥溪门人

乡贡熊梅边先生良辅（见下文《泉峰门人》。）

◆泉峰门人

乡贡熊梅边先生良辅

熊良辅，字任重，别号梅边，是南昌人。考中仁宗延佑年间的乡贡。早年师从同邑的遥溪熊凯学习《易经》，又从熊凯的朋友进贤龚焕那里得到《易传》。参加礼部考试未中，回家，在乡塾教导学生，研究《易经》的宗旨。此前，朱熹的《本义》一遵吕成公所订定的古文为主，以六十四卦的彖辞、爻辞为《上经》《下经》，而孔子所解释的《彖》《象》《文言》以及《上系辞》《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翼，先生所著的，仍旧采用原本《上经》《下经》两卷，称为“集成”，《十翼》十卷，称为“附录”，总名为《周易本义集成附录》。他所采录的，从唐代到元代，共八十四家中与《本义》相合的予以记录，即使不合而对经旨有所得也全部记录以互相阐发，最后则折衷自己的意见，大概是本着朱熹的书而不拘泥于它。英宗至治二年，刻版印刷。所著还有《风雅遗音》《小学入门》等书。（从黄氏补本录入。）

周易本义集成自序

六经都是圣人垂示训诫后世的书籍，而《易经》经过四位圣人的手才完成。它作为一本书，大到天地性命的道理无不包含，小到事物细微详尽的情状无不穷尽，精深进入无形，粗略涉及有象，人生日常应用，一举一动、一言一默

译天地之间，无非是《易》道的流行，只是顺着它却不知其理的人太多了。伏羲开始画卦时，没有文字可以传述，大抵是以阳为吉、阴为凶为义。文王、周公为之系上卦爻辞，以象征占卜其根本宗旨。孔子赞《易》，一以义理为主，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途，在这里大为完备，因为象征占卜本是义理所寄托的，而以义理为主，象征占卜也包含在其中了。善于学习的人在这里，先探求《易》的根本宗旨，然后推广并充实它，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的宗旨，将不待占卜而后显现，这又是自然的妙处。自从后世儒者分析经文、牵强附会之后，学者支离破碎、漫无边际，想要阐明《易》，反而使《易》晦涩难懂。到了宋代程子作《易传》，义理之学大为显明，然而程子也自谓其解《易》只说得七分。朱熹一以卜筮来解说，然后作《易》的根本宗旨更加显著。朱熹曾说：“有天地自然的《易》，有伏羲的《易》，有文王、周公的《易》，有孔子的《易》。”那么程子的《易传》，就是孔子的《易》；朱熹的《本义》，就是文王、周公的《易》。推究本源而言，孔子的《易》即是文王、周公的《易》，文王、周公的《易》即是伏羲的《易》，也就是天地自然的《易》，虽然其旨意稍有不同，但其理则未曾有二，关键在于善于观察罢了。我良辅从前在遥溪熊先生处执经学习，已知喜好《易》。大德壬寅年，泉峰龚先生在泉山脚下授徒，我良辅分教《小学》，因而得以肆意钻研《易》，取各家学说而涵泳体会，于是以己意采辑成编，以朱熹《本义》为主，如《语录》，如程子《易传》，以及诸家之说与《本义》意旨相合的，也有与《本义》不合而似得其旨的，都备录以相互启发，命名为《集疏》。其后，偶尔附有一二鄙见。再想理义无穷，学习没有止境，期望有所得，以完成初志，于是缮写成编，共十二卷，收藏起来以等待知音者。

译◆东山再传

乡试中举的汪环谷先生汪克宽

汪克宽，字德辅，又字仲裕，从歙县迁居到祁门。他在泰定三年考中浙江乡试。回家后，他在宣州、歙县一带以经学教授学生。（云濠按：过氏《分省人物考》记载：“他拜见吴仲迂先生后返回，于是立志学习圣贤之学。后来在宣州、歙县一带以经学教授学生，多次与师山郑公讲论义理、探讨学问，意气相投。”）学者们称他为环谷先生。他著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经礼补遗》两书流传于世，另有《周易传义音考》、《诗传音义汇通》收藏在家中。（补。）

《经礼补遗》后论

《周礼》这本书，果真是周公所著吗？汉武帝曾认为《周礼》是渎乱不经之书，何休又说它是六国阴谋之书，欧阳修认为《周礼》有两处可疑，苏辙认为《周礼》有三处不可信，这些都是论证认为它不是周公留下的制度。那么，《周礼》果真不是周公所著吗？朱熹曾以周家法度广大精密来论述，曾以周公建立太平基业来称赞，又曾以周公从广大心中流出来说明；张载认为周公治理周朝，没有比《周礼》更详尽的了；贾公彦序论《周礼》的废兴，又说郑玄遍览群经，知道《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的纲领，这又明确认为是周公所著。考查《汉书·艺文志》中未见《周礼》；东汉《儒林传》才说《周官经》六篇，本是孔安国所献；隋代《经籍志》才说，汉代时有李氏得到《周官》，献给河间献王，唯独缺少《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求购而不得，于是用《考工记》补成六篇进献。汉武帝时大概已有此书，只是没有像《五经》那样设置博士罢了。西汉刘歆开始设置博士，于是盛行于世，后世因此有《周礼》是刘歆所作的说法。这样看来，《周礼》是周公所作，而非他人所作，是很明显的。然而《冬官》为何缺失呢？经典遭受秦火焚毁，散佚之余，加上汉代儒者编录附会的错误，才开始说它缺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因考证补缀散逸的内容而得知。五官所掌管，曰治、曰教、曰礼、曰政、曰刑罚，而《冬官》则掌管邦国之士，或坐着议论大道称为王公，或起来施行称为士大夫，或审察曲面形势、整治五种材料、辨别民用器具称为百工，通达四方精奇异物以资助称为商旅，整治劳力以增长地力称为农夫，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匹称为妇功，这是《冬官》的大概情况。看《考工记》所载的，其属官有二十九个，都是工匠的事，而士与商、农的职事都缺失了。考查《春官》之中，如世妇、内宗、女宗，都是宫中的职事，本属《天官》，却归入《春官》；《夏官》之中，如士、诸子，都是掌管士的职事，本属《冬官》，却归入《夏官》；《地官》之中，如市、质人、廛人、贾师、虣、稽、胥师、肆长、泉府，这些都主管商业，士均、草人、稻人、场人等职，这些都主管农业，都本属《冬官》，因为它们的职事与大司徒掌管土地人民者相似，于是归入《地官》，像这样，说不是编录附会的错误是不行的。况且《小宰》记载六官六属各六十，考查《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宫》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夏官》大司马以下六十九，《秋宫》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为何唯独《冬官》缺失，而数目不及？五官都盈满，而余数超过？没有这样的道理。其他如《仪礼》有啬夫之官，《国语有司商之官，都不记载在《周礼》中，这也是《冬官》的脱简。总之，记载在《考工记》中的，固然为《冬官》之属，然而司空掌管邦国之士，居于四民，适时地利，职事不止于此，应当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选取《夏官》中掌管士者，《地官》中掌管商、农者，以及啬夫、司商之数，连同今《考工记》所载之工，总归《冬官》，则不仅符合《周官》司空之职与小宰六官六属之目，而且周公制作的盛况，鲜明地溢出于篇章，使人得以观其会通，成为太平典礼之全书。克宽因此一并录于卷末，以等待博古君子指正。

《通鉴纲目凡例考异》自序

《纲目凡例》，与《纲目》一书，都是朱子手笔，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明确彰显义例，全都采用《春秋》书法，一字不敢苟且。然而学者抄录，书肆传刊，时间久了漏误者多，尹氏《发明》有时曲为之说。唉！朱子论《春秋》变例，对门人说：“这怎么能相信呢？圣人作《春秋》，正是要示万世不易之法，现在却忽然用此说来诛人，不久又用此说来赏人，使天下后世都寻求而莫识其意，这是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曾谓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

译我仔细推究这番话，认为《纲目》与《凡例》之间有时存在差异，都是抄录传刻造成的失误。况且尹氏所记载的《纲目》，例如将“秦王迁太后”误作“秦人”，将“隋主坚弑介公阐”误作“杀”，将“慕容泓败死”误作“贬死”，将“征士陶潜”误作“处士”之类，错误谬误尤其严重。克宽自幼诵读此书，曾经有所怀疑，但不敢断定其必然如此。如今我冒昧地谨慎搜集刊本《纲目》与朱子《凡例》相违背之处，恭敬地记录在下方，以等待有见识的人考证。

译隐君汪查山先生时中

汪时中，字天麟，祁门人。学识广博，善于吟咏，不喜欢追求仕途晋升。元朝末年，隐居在查山，建造书堂，与兄长环谷汪克宽一起讲学，求学的人称他为查山先生。所著《三分稿》收藏在家中。（参见《姓谱》。）

◆明所门人（朱、刘六传）

县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义初，乐平人，是明所朱氏的高足弟子。明所编纂《诗义》，先生在一旁协助。求学的人称他为野谷先生。明洪武初年，因被推荐而担任洧川县县令。

李先生仕鲁

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听说朱公迁得到了朱熹的学术传承，便不远千里背着书箱跟随他学习，完全继承了朱公迁的学问后返回家乡。（参见《分省人物考》。）

◆古泉门人

教授徐始丰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明洪武初年，担任杭州府儒学教授，精通题目，博古通今，凭借诗文在当时享有盛名。被召入史馆，参与编纂《元史》。此后谈到贤能的教授，必定推崇先生。（参见《姓谱》。）

（梓材谨案：谢山在《学案札记》中说：“徐一夔，不知师从何人。现在查考始丰先生，大概是师从林古泉。”）

◆始丰讲友

山长周先生棐

周棐，字致尧，四明人。从鄮山书院山长调任宣公书院，与徐始丰交好。（补。）

（云濠谨案：先生与始丰都是白苎里的诗人。见《禾录》。）

◆野谷门人（朱、刘七传）

征君王松坞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乐平人。幼年聪慧异常，天性孝顺友爱。长大后，内心契合义理之学，拜野谷洪氏为师，道统脉络的来源，先生用心领会，于是厌恶科举之业，钻研精微的道理与性命之善，贯通经史。宣德初年，被推荐授予富阳训导，没有就任，退归乡间塾馆，每天与门人何英等人相互讨论，道义更加明晰，学问更加成就。又因明经被征召，及门弟子勉强让他起身。被召见时，极力论述礼乐二字，直到傍晚仍未结束。第二天，再次赐予官职，坚决推辞不就任。回家后便闭门不出，足迹不踏入城市，毅然以弘扬此道为己任。著有《言行志自》。将他的居所命名为“松坞”，求学的人称他为松坞先生。

◆松坞门人（朱、刘八传）

何英，字积中，鄱阳人。性情机警敏捷，不从事辞章写作。在王松坞门下学习，造诣日益精深。多次被推荐都不出仕。建立玉溪书院，以接纳天下前来求学的人。所著有《四书释要》、《诗经增释义》、《易经发明》等书。起初，松坞曾赠诗说：“〇梅谷里先春意。”先生因此自署为“梅谷”。

卷八十四 存斋晦静息庵学案（全氏补本）

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全祖望补本）

存斋晦静息庵学案表

汤千

（父亲德威。）

汤巾 （侄子）汉 危复之

徐霖 谢枋得 胡一桂（另见《介轩学案》。）

徐炎午

虞舜臣

方南一

李天勇

魏天应

蔡正孙

王济渊

徐直方

曾子良 吴定翁

（附师甘泳。）

饶宗鲁 （儿子）敬仲（附见

《草庐学案》）

胡志仁 李实

（饶氏学侣。）王观

胡棣

程绍开 吴澄（另立《草庐学案》。）

（古为同调。）

王应麟（另立《深宁学案》。）

（东涧学侣。）

汤中

（并柴南溪、真西山门人。）

（詹氏再传。）

（屏山、晦翁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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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斋晦静息庵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鄱阳汤氏三位先生，导源于柴南溪，传宗于真西山，而晦静由朱学转入陆学，传给东涧；晦静又传给径畈。杨、袁之后，陆学的一大兴盛。叙述《存斋晦静息庵学案》。（梓材按：此卷《学案》，是谢山特别设立的。郑氏二老阁刻本《序录》题为《息庵晦静存斋学案》。然而息庵是季庸的号，存斋则是升伯的号，谢山序言中关于三汤学统源流也两相错乱，特此纠正。）

◆柴贞门人（詹氏再传）

通直汤存斋先生千（父亲德威。）

郡守汤晦静先生巾（合传）

侍郎汤息庵先生中（合传）

汤千，字升伯，饶州安仁人。先生年轻时跟随乡先生学习，讲求前朝名卿的言行，常常仰慕他们的为人。考中庆元二年进士，调任黄陂尉，更加致力于涵泳经术，在山房中吟诵讽读，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在此之前，先生的父亲临斋德威对古学没有不通晓的，先生做举子时，父亲很少对他谈论这些，到这时才开始抒发所蕴藏的学问，先生于是完全得到了家学之

译传记。不久遭遇父亲丧事，几个弟弟都年幼，先生将他们抚养并教导，使他们最终有所成就。守丧期满，调任金华主簿，被征召担任江州都统司的机宜文字。又遭遇母亲丧事。守丧期满，调任武昌军节度推官，随后被任命为南剑、嘉兴两地的学官。每天与学生们讲论道德义理，偶尔到各斋舍，从容地询问探讨，勉励他们进取学业，即使是官吏、市井之人的子弟，有可教化的，也招收安置在官学中，亲自讲授经史，他所成就的人才很多。改任通直郎，出任湖州武康县知县，还未上任，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先生性情恬淡平和、沉静深远，德行气度纯粹美好，从他年轻时，就广泛参酌圣贤的言论，作为自己的准则，深思熟虑并努力践行，不进步不停止，至于孝悌真情、忠君爱国的大义，真诚坚定，永不改变。曾经跟随真德秀（真西山）讨论孔子、孟子（洙泗）和程颢、程颐、朱熹（伊洛）的源流，以及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同异，融会贯通，卓越地有自己的见解，真德秀说：“他用心于内在修养，而追求实践其真实。”有文集二十卷、《泮宫讲义》二卷、《史记汉书杂考》二卷、《记闻》十卷、关于纸币弊端的《罪言》一卷。弟弟柴巾，字仲能，是嘉定年间的进士；柴中，字季庸，是宝庆年间的进士，与先生一同师从柴宪敏公柴中行，后来又一同侍奉真德秀。仲能担任繁昌县主簿时，真德秀作序送他，官至郡守。季庸担任司谏，官至工部侍郎，他的侄子就是文清公柴汉。（参见《真西山集》。）

译谢山在《答临川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中说：“陆文安公的弟子中，在江南西道最为显赫的，有鄱阳汤氏，但向来没有人了解他们。查考三汤子同时兴起，到了东涧先生汤汉（文清公）时更加著名。东涧在《宋史》中有传记，但不详述他的学术师承，而且错误地记载了他的世系。三汤子中，长子是息庵先生汤千，官至郡守；次子是晦静先生汤巾，官至提领；幼子是存斋先生汤中，官至司谏，他是东涧的叔父，而《宋史》却说是他的哥哥，这是错误的。（梓材按：袁蒙斋《送林德甫教授序说：“德甫受知于真西山，结交汤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纪。”哥哥叫仲，弟弟叫伯，没有这样的排行，必定有文字错误。又查：晦静官至郡守，见于蔡氏《九儒书》。息庵应当是存斋，未曾官至提领；存斋改作息庵，也不止于司谏一职。）三汤子的学问，都出自柴宪敏公柴中行，本来属于朱学。后来他们又都侍奉真文忠公，也属于朱学。到了晚年，息庵、存斋两位老人仍然主张朱学，被称为大汤、小汤，而晦静则另立门户主张陆学。东涧的学问，追随三位叔父而出，师友相同，但晚年也独自从晦静那里有所心得。当时朱、陆两家的学问并行，而汤氏一门出了四位大儒，平分朱、陆两家，各占其二。方虚谷主张朱学，极力诋毁东涧，认为他“见到包恢，进入政府，正坚守陆学，于是被胁迫，舍弃而从之”。这是门户之争、入主出奴的说法，不足相信。晦静以陆学闻名，是在包氏未登宰执之时，并非从东涧开始。查考《袁清容集》也说晦静开始会合朱、陆之说，到了东涧时更加阐明其相同之处。这两部汤氏的书，大概在赵东山之前，而先儒都没有提及，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漏。（梓材按：真西山为大汤升伯写的墓志铭说：“起初号随适居士，晚年改号存斋。”所以存斋是升伯而不是季庸。而且升伯知武康，未上任就去世了，可知他不是郡守。又查：谢山《奉临川帖子》引用袁清容说：“陆子与朱子，生同时，仕同朝他们的辩争，是朋友间切磋受益，书信都在。不到百年，异党之说兴起，深文巧辟。淳祐年间，鄱阳汤中氏会合朱、陆之说，到了他的侄子端明文清公汤汉更加阐明其相同之处，足以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合朱、陆的最先者。”现在钞本《清容居士集》也作汤中，而谢山《札子》归于晦静，那么汤中氏是汤巾氏传写之误。但核对《真西山集》，似乎会合朱、陆实为大汤之事，且说诸弟皆幼，抚养教育，使他们有所成就，又似乎仲能、季庸都承袭大汤家学，况且大汤是庆元进士，比西山早三年，他跟随西山，也只是讲学的伙伴罢了。蔡氏《九儒书》记载汤某《赠蔡久轩提刑江东诗》两首，注说：“淳祐辛亥正月，蔡久轩到弋阳拜访汤某，作诗赠别。”又说：“汤，弋阳人，名佚，号息庵，工部侍郎。”查《江西通志》，官至侍郎的是汤中，那么息庵是季庸的号，显然不是升伯。）

◆晦静家学（詹氏三传。）

文清汤东涧先生汤汉

汤汉，字伯纪，安仁人。担任上饶县主簿。转运使赵希塈说：“汤汉，如今海内知名的士人，怎么能让他做州县吏呢！”历任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山长。升任太学博士，迁秘书郎，轮值对答，极力陈述边防事务，认为：“今日扶危救乱，没有其他策略，在于君主清心无欲，用尽天下财力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用尽天下人才来强本，或许还有以亡为存的道理。”提拔为太常少卿。后来知隆兴府。度宗即位，以端明殿学士身份退休。先生曾自我警示说：“《春秋》责备贤者，造物主计较好人。一点不要留下余滓，十分成就全身。”王深宁说：“这位老人晚年，大概践行了这句话。”谥号文清。有文集六十卷，现在散佚。

附录

王深宁《桃源世谱》引用说：“听东涧汤公说，自从契丹敷五教而人伦开始明了，所以学问渊源在商。汤学于伊尹，高宗学习于甘盘，曰仁曰诚曰学，都从商开始。箕子以此陈述《洪范》。正考父校《颂》，把《那》放在首位，圣王的传承恭敬可见。到了孔子而集大成。汤本是殷氏，所以东涧这样说。”

◆晦静门人

著作徐径畈先生徐霖

徐霖，字景说，西安人。有志于圣贤之道。淳祐四年，参加礼部考试第一，授沅州教授。先生立即上疏陈述史嵩之奸诈深沉的状况，看见的人吐舌惊叹，先生也因此以直声著称。提拔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恰逢大旱，应诏上封事，没有回复，离开朝廷。皇上派遣姚希得挽留他，他推辞说：“以前为了身死而不敢欺骗君父，现在为了高官而自我迷惑于生平，失去本心，如何彰显忠志？”

译不久，他凭借宣教郎的身份主管云台观，于是接受任命。淳熙十二年，升任著作郎。他请求外放，担任抚州知州，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政绩显著。因遭人弹劾而离职，当地士绅百姓拦路挽留，以至于他无法成行。后来他又担任汀州知州，在那里去世。宋理宗赐予田地以表彰他的刚直。衢州太守游钧曾经修建精舍，聘请他讲学，那天听讲的人数以千计，由此可知他开坛讲学尤其著名，如今这些事迹都已无法考证了。谢文节公谢叠山，是他的门人。

译谢山在《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中说：“晦静的学问，传承者一支是东涧，另一支是三衢。徐公径畈，在咸淳年间，开馆讲学尤其有名，但《宋史》他的本传却并不详细记载他的师友。大概《宋史》排斥陆学，凡是陆学一派的人都不详细记载，所以虚谷极力诋毁径畈，虽然不足采信，但若不是《虚谷集》，也就没有人知道径畈学问的渊源了。径畈的弟子，有谢文节公迭山，是忠臣；有徐古为，是遗民，有诗作，见于《天地间集》，而谢、徐二人论学的宗旨，无法得知；还有一位叫曾子良，就是所谓的平山先生。著录于门下的弟子很多。”

◆东涧学侣

尚书王厚斋先生应麟（另立《深宁学案》。）

◆东涧门人（詹氏四传）

太学危贞白先生复之

危复之，字见心，抚州人。南宋末年太学生，师从汤东涧。博览群书，喜好研读《易经》，尤其精通《诗经》。入元朝后，屡次征召都不出仕。隐居紫霞山。学者私下谥他为贞白先生。

◆径畈门人

文节谢迭山先生枋得

谢枋得，字君直，弋阳人。（他）看书时，五眼并行，看一遍终身不忘。与人谈论古今治乱，必定捋着胡须拍着桌子，跳跃振奋，以忠义自任。徐径畈称赞他“像惊飞的鹤摩挲云霄，不可笼络束缚。”宝祐年间，考中进士，对策时极力抨击丞相董槐和宦官董宋臣。吴潜宣抚江东西路，征辟他。先生招募民兵万余人守卫信州。五年，在建康主持考试，选取贾似道的政事作为考题，说：“兵祸必至，国家必亡。”漕使陆景思怀恨在心，将他的试卷上报给贾似道，以他在家乡不法、起兵时冒领科降钱以及讪谤朝廷的罪名，贬谪到兴国军居住。咸淳三年，赦免返回。德祐初年，吕文焕引导元兵东下，驻扎在建康。先生与吕师夔交好，应诏上书，以全族担保吕师夔可以任用，请求分派沿江各屯的军队，让他担任镇抚使，让他去议和，并且愿意亲自到江州会见吕文焕商议。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让他以沿江察访使的身份前往。恰逢吕文焕北归，没赶上就返回了。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的身份知信州。第二年正月，吕师夔为元朝攻取江东之地，先生率兵迎战，让前锋呼喊说：“谢提刑来了。”吕军奔驰而至，射箭，箭射到马前。先生退入安仁，调遣淮军张孝忠在团湖坪迎战，孝忠挥舞双刀击杀百余人。后来张孝忠中流箭而死，马匹奔回，先生坐在敌楼上看到，说：“马回来了，孝忠败了。”于是逃往信州。吕师夔攻打信州，信州失守。先生于是改变姓名，进入建宁唐石山，转到茶坡，寄住在旅店中，每天穿着麻衣草鞋，面向东方哭泣，人们不认识他，以为他生了病。不久离开，在建阳市中卖卜，只取米和鞋，把给的钱扔在地上，通常推辞不取。后来，人们渐渐认识他，多邀请到他家中，让他的弟子论学。宋朝灭亡后，居住在闽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巨夫推荐宋臣二十二人，以先生为首，先生推辞不出仕。又过了一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带着诏书征召他，握手相劝慰。先生说：“上有尧、舜，下有巢父、许由，枋得冒名是不祥的，不敢赴诏。”尚书留梦炎推荐先生，先生写信给留梦炎说：“江南没有人才，想找一个瑕吕饴甥、程婴、杵臼那样的厮养卒，终究也找不到。王伦一个市井无赖，说梓宫可以归还，太后可以回来。最终两件事都符合他的话。现在连一个王伦都没有，可见江南没有人才。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所欠的只是一死罢了。”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见当时以求才为急，想推荐先生作为功劳，派他的朋友赵孟頫来劝说，先生骂道：“魏天佑在闽地做官，没有治理的政绩，却想用我们来粉饰太平吗？”等到见到魏天佑，又傲慢无礼。魏天佑发怒，强迫他北上。先生当天就只吃蔬菜水果。到了京师，询问谢太后陵墓以及瀛国公的所在，拜了两拜痛哭流涕。后来生病，迁到悯忠寺，看见墙上的曹娥碑，哭泣说：“小女子尚且如此，我难道不如她吗！”留梦炎派医生拿着药混在米汤里给他吃，先生怒道：“我想死，你却想让我活吗？”最终绝食而死。（参考史传。）

迭山文集

《传》说：“寻求忠臣一定要在孝子之门，做臣子的在家不能尽孝而能在国尽忠的，是没有的。”我的亲人去世未能安葬，守丧未满三年，如果违背礼法，听从郡县的命令，顺从执事人的心意，那是不孝到了极点。大元以道德仁义治理天下，选拔士人必定看重忠孝，有人不葬亲人却急于求取君主赏识，人心在哪里？天理在哪里？这不是圣君贤相所忍心听到的！（《上程雪楼御史书》。）

人可以回转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去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向所在，意气也随之，意气所在，天地鬼神也随之，愿我更加自我珍重。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准则，为逝去圣人继承绝学，为

译开创万世的太平盛世，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让天下后世的人说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学说都是夸大其词、不切实际的话。

译贤者无法亲眼见到，能见到他们风范的人，可以尊崇他们了。古人无法亲眼见到，能见到他们相似之处的人，可以继承他们了。范文正公任严州知州时，寻求严子陵的后代，免除租税并奉祀的有四家；黄子〇任台州知州时，寻求谢上蔡的后代，给予田宅的有数人；余景詹任南剑知州时，寻求杨龟山的后代，赐予房屋，用官府粮饷供养的有十余口人，这些都是明代士大夫的美德事迹。所以世家遗风的兴盛与衰微，难道只是与郡县政事有关吗？文化的兴起与衰亡，世道的污浊与隆盛，君子也可以由此观察。

古人所说的经纬天地称为“文”的，必定不是科举考场中无用的文章。您既然轻视科举文章而不写，文章若能经纬天地，必定有所传承，怎能借一方土地，共同讲习阐明呢？我正拿着龟甲蓍草，坐在占卜的店铺里，岂是不得已吗！这也是不愿做儒者。以我不愿做而希望您做，在忠恕之道上愧对的地方太多了。虽然如此，天地如此广大，没有儒道也不能自立，何况国家呢！

天下有普遍的道理，不说朋友，而说朋友之交，交，是精神相契合，道德相相同，不是外表互相羡慕。不以朋友相交，看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就疏远了。《易经大传》说：“确定交往后再求取。”确定，是见到他的心可以交往，交往又怎能轻易确定呢！公卿求取士人，见到他的才能，不见他的心能辜负人，我看魏其侯、翟廷尉感到悲伤。士人求取公卿，见到他的权势，不见他的心能污染人，我看扬雄、班固、蔡邕感到可笑。契教人说：“朋友有信。”孔子门下将交与信并提。信而交，交而信，也可以无悔了。同富贵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贫�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难相怨而有东�党，这叫做交，这叫做信，这朋友得以列入人伦。现在人记录求交说云萍，云萍都是无情之物，自己不诚信，交往怎能坚固？请命名为交信录，交往无上下，无贵贱，无死生，我尽我的信，不敢求取于人，百年之间，万世之后，倘若能无愧天地而称为人，才开始可见朋友的帮助，才开始可言交信。

古代的大臣，能以道觉悟其君臣的，从伊尹开始；能以学勉励其君民的，从傅说开始。从伊、傅到孔、孟，穷困显达虽然不同，他们的道都对天地有功。

学习孔、孟的人，必定从读《四书》开始。意念的真诚，家、国、天下与我的心为一；真诚的极致，天地人物与我的本性为一。人能够说，手指目视，常在于人所不见的地方；戒慎恐惧，常在于自己独自知道的地方，天下能有几人呢！

天地间，一年的气没有比秋天更清的，一日的气没有比早晨更清的。人与天地相似的是血气，有能在此时反观我的本性所乐的，有幸以渺小的身躯，与天地并立为三极，可以无愧了。冬天的闭藏是春天的萌发，晦暗的息止是光明的显现，学习的真诚是动作的神妙，圣人合夜气旦气行启发我的昭昭，君主固然不必问，我也无需辩白。

宪使徐古为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广信人，号为古为。先生起初补任迪功郎。咸淳三年，进献《易解》六卷。后来任命为正言，官至江东宪。

县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曾经跟随徐径畈游学。咸淳进士。任淳安县知县，清廉谨慎自守，当时边境战事已紧急，多方保障，百姓依赖他而安定。入元后，程巨夫推荐他为宪佥，不赴任，题写他的居室为节居。学者称他为平山先生。

◆古为同调

程月岩先生绍开

程绍开，（云濠案：一作曹绍�，疑误。）号为月岩，广信人。曾经建造道一书院，以合朱、陆两家学说。

（梓材谨案：谢山叙述《草庐学案序录》说：“草庐出于双峰，固然是朱学。其后也兼主陆学，因为草庐又师从程氏绍开。程氏曾经建造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据此，则先生本为陆学而和合朱学的。）

◆迭山门人（詹氏五传。）

乡举胡双湖先生一桂（另见《介轩学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永丰人，迭山的高弟。景定进士。多次升迁任建宁通判，被称为循吏。

虞先生舜臣

虞舜臣，弋阳人。迭山死后二十四年，先生为他筑室买田，在弋阳之东祭祀，对行省说，得赐迭山书院之名。

州判方先生南一

方南一，贵溪人，迭山的高弟。性格耿介，官至赣州判官。

李先生天勇

李天勇，临川人。跟随谢迭山学习，崇尚气节。元兵逼近饶州，迭山救援他，先生以

译军队在团湖坪会战，战败，与张孝忠一同战死。

魏梅野先生天应

译蔡蒙斋先生正孙（合传）

王先生济渊（合传）

魏天应，号梅野；蔡正孙，号蔡蒙斋；王济渊，字道可，都是迭山先生的门人。（补录）

（梓材谨按：魏先生是建安人。）

◆平山先生的门人

隐君吴北斋先生定翁（附带老师甘泳）

吴定翁，字仲谷，又字北斋，是临川人。他早年丧父，由伯父抚养。伯父去世时，他穿着伯父的丧服，守孝三年。宋朝灭亡后，他隐居不出。朝廷征召的文书接连到来，他终身不为所动。程巨夫写信招揽他，他最终没有回复。曾任淳安令的平山先生曾子良退居临川时，先生跟随他交游，其学问的要旨在于探求孔子、颜回所获得的快乐之处。平山的学问师承径畈，径畈师承晦静，属于陆文安公的一大支派。陆文安公在吴地传授学问，经过三代之后，先生又继承了他的道统。崇仁人甘泳，字中夫，擅长写诗，先生也与他交游。甘泳曾说：“士人不必追求被世人任用，只求对得起世人罢了。”吴草庐极力称赞他。

祖望谨按：道园先生为仲谷撰写墓志铭，只叙述他先世是陆氏的姻亲，以表明渊源所自。又提到他跟随平山学习，但似乎不知道平山这一支派出自陆九渊，这是为什么呢？道园先生虽然兼尊朱熹和陆九渊，但对他们的流派并不十分清楚。他称径畈为名士，似乎不知道他传授的是陆学。东发先生为人端严，似乎不知道他传授的是朱学。

隐君饶先生宗鲁

饶宗鲁，字心道，是临川人。他天性孝顺友爱，五岁时母亲去世，他侍奉继母，孝养极其周到。他隐居不仕。天历二年，发生大旱，乡人缺乏粮食，死者相叠，他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救活的人很多。他的著作有《易传》、《庸言》等文集。（参考《江西通志》）

（云濠谨按：《江西通志》在先生传记后说，他曾将所听到的曾子良的话辑录为《周易辑说》，可见先生也是平山先生的门人。）

◆饶氏的学侣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附带门人李实、王观、胡棣）

胡志仁，是余干人。延佑戊午年进士。他的学问有渊源，与饶□□交游，学识广博贯通，实践纯正笃实。任乐平州判官，退休后教授学生，临川人李实、上饶人王观、进贤人胡棣都是他的门人。世人称他为弋溪先生。

（梓材谨按：这篇传记在梨洲先生的原稿中列于《双峰学案》，排在双峰先生的门人之下，并且说他与饶双峰交游，大概是依据《江西人物志》。然而，双峰先生及从黄勉斋、李宏斋学习，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的门人许应庚是绍定年间进士；鲁士能是淳佑年间进士；罗椅是宝佑年间进士；罗天酉是开庆年间进士，都在宋朝。胡先生是元朝延佑年间进士，距离许、鲁等人，近的已有六十年，远的几乎有一百年了，他不可能与双峰先生交游，这是显而易见的。大概是因为双峰先生名鲁，与饶先生宗鲁的名字相同，胡先生大概是与饶宗鲁交游，传抄者漏掉了“宗”字，从而误写为双峰。这里根据他们的年代加以纠正，移入此处。万氏《儒林宗派》也将胡先生列在双峰门下，还是沿袭《学案》原稿的错误，是不对的。）

◆月岩先生的门人

文正吴草庐先生澄（另立《草庐学案》）

◆饶氏家学（詹氏六传）

饶先生敬仲（另见《草庐学案》）

卷八十五 深宁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深宁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深宁学案表

王应麟 （子）良学

（谦父子） （子）昌世 （孙）厚孙

（王潜斋、徐进斋门人） （孙）宁孙

（迂斋、节斋、真西山再传） 胡三省 （子）幼文

（晦翁、东莱、慈湖、詹氏、蔡西山三传） 史蒙卿（另立《静清学案》）

戴表元 袁桷

黄叔雅（另见《东发学案》）

（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白水、籍溪、屏山、延平、玉山、三山、芮氏、象山四传） 郑芳叔 （子）觉民 （孙）驹

（孙）真

袁桷（见下《剡源门人》）

王惟贤

（附弟惟义）

王应凤

韩性（另见《潜庵学案》）

（并深宁学侣）

黄震（另立《东发学案》）

（深宁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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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宁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四明的学问多属陆氏，深宁先生的父亲也师从史独善以承接陆学。而深

译他遵循宁绍地区的家训，又通过王子文承接朱熹一派的学问，通过楼迂斋承接吕祖谦一派的学问。他又曾与汤东涧交往，汤东涧也是兼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家学问的人。他调和齐一各家学说，不专宗于一位老师。《宋史》只夸耀他辞章学业的兴盛，我对黄深宁的一点微词，正是因为他科举应试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消除罢了！如果仅仅因为他的《玉海》著作较少就认为足以穷尽他学问的底蕴，那就太浅陋了！于是撰写《深宁学案》。（梓材按语：黄深宁的原传本来附在《真西山学案》之后，是谢山才单独为他设立学案。谢山的文集将黄深宁视为吕学的大宗，所以以楼迂斋的传承为标志，而推究其源头归于吕祖谦。）

译◆王徐门人（楼、真再传弟子。）

尚书王厚斋先生应麟

王应麟，字伯厚，是庆元府鄞县人。他与弟弟王应凤同一天出生。九岁时通晓六经，跟随王子文埜求学。淳祐元年考中进士，先生说：“如今从事科举学业的人，将一切制度典故都抛弃不顾，完全不了解，这不是国家对通儒的期望。”于是闭门发愤，发誓要在博学宏辞科中展现才能，借来馆阁的书籍阅读。宝祐四年考中该科。他的弟弟王应凤，在开庆元年也考中该科，皇帝下诏褒奖并任命他为浙西安抚使干办公事。皇帝在集英殿策问士人，召先生进行覆考。皇帝想把第七卷改为第一卷。先生读后，便叩头为得到人才而祝贺，于是该卷成为首选。等到唱名时，才知道是文天祥。先生历任太常寺主簿，当面对答皇帝咨询，确定了修明内政、抵御外侮的大计。当时丁大全忌讳谈论边防事务，于是先生被罢免。不久，起用为台州通判，升迁至著作佐郎，担任军器少监。又多次升迁为起居舍人，兼任代理中书舍人。因触犯贾似道，以秘阁修撰的身份奉祠闲居。起用为徽州知州，召入朝廷任秘书监，兼任史职，兼任侍讲。升迁为起居郎，兼任代理吏部侍郎。当时朝中大臣没有人敢谈论边防事务，先生指出成败顺逆的道理，皇帝不高兴。贾似道又谋划驱逐他，恰逢先生因丧事离职。等到贾似道在江上溃败，授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先生立即上疏陈述十件事。晋升兼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升迁为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发生日食，先生应诏论述消弭灾祸及防备抵御的策略，都没有被采用。不久转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丞相留梦炎任用徐囊为御史，提拔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等人，先生封还诏书奏驳。奏疏再次上呈，没有回复。出关等待命令，再次上奏，又没有回复，于是向东归去。皇帝派中使以翰林学士征召，先生极力推辞。元朝入主中原后，先生不出仕。学者称他为厚斋先生。二十年后去世。所著有《深宁集》、《困学纪闻》，《玉海》等书。（修。云濐按：《宋史》本传记载，先生著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藁》二十三卷、《诗考》五卷、《诗地埋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地埋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训》七十卷、《集解践阼》、《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急就篇》六卷、《汉制》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小学讽咏》四卷。）

百家谨按：清江贝琼说：“自从厚斋尚书倡导学者以考亭朱子的学说，一时之间跟随他而改变，所以如今纯粹都出于正道，没有陆氏偏颇驳杂的弊端。那么，四明的学问由朱学而改变陆学的，同时有三个人：史果斋、黄东发、王伯厚。三人的学术既然同归于一，而他们唱和的话语却听不到，为什么呢？厚斋著书的方法，则在西山真氏那里是真正的肖子。”谢山《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说：“王尚书深宁独自得到吕学的大宗。有人说：‘深宁的学问得自王氏埜、徐氏凤。王、徐得自西山真氏，实际上出自詹公元善的门下，而又颇怀疑吕学未免有和光同尘的过失，那么您推崇他为吕氏的世嫡，为什么呢？’回答说：‘深宁论学，大概也兼取各家，然而他综罗文献，确实师法东莱，况且深宁年少时师从迂斋，那么本来就是明招的传人。’”（梓材按：深宁年少时师从迂斋，大概是因为温州而误。详情见《丽泽诸儒学案》。）

《困学纪闻》（补。）

“修辞立其诚”。修养内在就是诚，修养外在就是巧。谈论《易经》以言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是培养其诚；《下系》终于六辞，是检验其诚与不诚。言辞不仅仅指言语，现在的文章，就是古所谓的辞。

潜龙以不显露来成就德行，这是管宁用来规劝邴原的；保全自身以等待时机，这是杜袭用来告诫繁钦的。《易经》说：“括囊无咎无誉。”

《同人》卦的初爻说出门，《随》卦的初爻说出门，在出门之初谨慎，就不苟且附和，不诡诈追随。

在《豫》卦中冥顽而勉励其改变，是开启迁善的门径；在《升》卦中冥顽而勉励其不停息，是回转进善的契机。

召平、董公、四皓、鲁两生之类的人，士人不因秦朝而轻视；伏生、浮丘伯之类的人，经典不因秦朝而灭亡；万石君的家风，习俗不因秦朝而败坏。《剥》卦的终爻说：“硕果不食。”阳气不是阴气所能剥落的。

《易经》在《蛊》卦说“终则有始”，在《剥》卦说“消息盈虚”，在《复》卦说“反复其道”，都说是天道的运行。那么，对于人事就没有预兆了吗？回答说：“圣人以天道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来挽回天运，而天道就在我身上了。”

言行可以欺骗别人，而不能欺骗家人，所以

译《家人》卦的《象传》说：“君子因此言语有实质内容，行为有恒常准则。”

译实现抱负，命运可以顺应，但志向不可被剥夺；施行法度等待天命，天命可以等待，但法度不可改变。龟甲灵验却遭烧灼，野鸡有文采却遭遮蔽，因此穿着锦缎还要加罩外衣。兰花芬芳却遭摧折，玉石刚硬却遭折断，因此行为端正而言语谦逊。《贲》卦崇尚素朴，《履》卦注重质朴，所以能够免除过失。

知道适可而止然后才能内心安定，所以在《艮》卦中观察自身的止定；恻隐之心是仁爱的发端，所以在《复》卦中观察内心的复归。君子没有片刻不学习，黄霸诵读《尚书》，赵岐注解《孟子》，都是在患难流离之中，何况是在悠闲安乐之时呢！《易经》说：“身处困境却不失其所守，就能亨通。”

《颐》卦初九爻，王弼注解说：“安身没有比不竞争更好的，修养自身没有比自我保全更好的。坚守道义则福分自来，追求禄位则耻辱降临。”多么深刻啊！这些话可以写在衣带上时刻提醒自己。

在蒙昧如泉水初涌的起始阶段充实善的萌芽，在履霜般的细微征兆初现时断绝恶的念头。（以上关于《易经》的论述。）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易说》十九条，现在移入《南轩学案》一条，移入《东菜学案》一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一条。）

禹告诫舜说：“安守你的止境。”穷尽天理而没有人的私欲，达到至善的境界就止步。伊尹告诫太甲说：“恭敬地安守你的止境。”去除人的私欲而恢复天理，追求至善就止步。

学习，立志然后才能成功，谦逊然后才能有所得。立志是刚强的表现，谦逊是柔和的表现。

《无逸》篇多讲“不敢”，《孝经》也多讲“不敢”，尧、舜的兢兢业业，曾子的战战兢兢，都是为了存养这颗敬畏之心。

“和谐地顺应民众的法则”，顺应上天的法则，万物都有其法则，行动、礼仪、威严、仪态的法则，都是天理的自然体现，有一定的成法。圣贤传承心法的学问，核心就是一个“则”字。

“于是任命三位后稷。”先代儒者说：“人心不正就会沦为禽兽，即使有土地也无法安居，即使有粮食也无法食用，所以先提到伯夷，然后才提到禹和稷。”这种说法符合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的意思。

“《小雅》完全废弃”，其祸害比洪水更猛烈；“四维”不张扬，其危害比严重的饥荒更惨烈。

“有言语谦逊于你的志向”，这是《艮》卦中不能拯救其随从的意思；“只有学习才能谦逊于志向”，这是《谦》卦中以卑微态度自我修养的意思。谦逊是一样的，但善恶不同。

舜能够克服艰难，文王能够不贪图安逸，这是用心。后世勤于政事的人，只是做事而已。

“我生来难道没有天命在天。”得到或得不到叫做有命，一个是独夫的话，一个是圣人的话。（以上关于《尚书》的论述。）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书说》十一条，现在移入《沧洲诸儒学案》一条，移入西山真氏一条。）

“各位君子，各自敬重你们自身。为什么不互相敬畏，不畏惧上天。”宗周已经灭亡，哀痛极深，仍然以敬畏互相告诫，圣贤的心学，坚守而不丧失。中原虽然灭亡，但义理未曾灭亡；世道虽然败坏，但本心未曾败坏，君子修身以等待天命罢了。

“对人无愧，对天无畏。”天与人是一致的，对人无愧就不畏惧天。

“神明聆听，最终和谐且平静。”朋友间的诚信，可以质对神明。“神明聆听，以善道引导你。”正直之道，在幽暗隐秘之处也无愧疚。

《孝经》说“不是先王的法服不敢穿”，《孟子》说“穿尧的衣服，是圣贤的训诫”，都把服饰放在言行之前，因为服饰如果不端正，言语必定不忠信，行为必定不恭敬。《中庸》讲“修身”，也先讲“斋戒沐浴盛装”，《都人士》中“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法，行为归于周全”。

“不显赫也临在。”慎独是齐家的根本。

古代的君子，内心刚强而外表柔和，仲山甫“柔和美好作为法则”，卫武公“无不柔和美好”，随会“柔和而不被侵犯”。（以上关于《诗经》的论述。）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诗说》七条，现在移入《横浦学案》一条。）

礼学不可不讲。

《曾子问》对于变通的礼仪无不讲解，《天圆篇》讲述天地万物的道理，曾子的学问，广博而简约。

夏历的《坤》、《干》如何体现夏、殷的礼仪，《易象》、《鲁春秋》如何体现《周礼》，这是三代损益的大纲要领，学者应当切磋研究。

人，是天地的中心。仁，是人的中心。人不仁，那么天地的中心就不确立了。为天地确立中心，就是仁。

“四十岁开始做官，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开。”古人刚开始做官就是这样。“看到脸色不对就飞走”，离开得快；“盘旋然后栖息”，接近得慢，所以说：“用道义侍奉君主，不可行就停止。”

《学记》把“发动思虑合乎法度”作为第一要义，认为所

译发出的志向和思虑符合法度规范。「一年看能否离经辨志」，一年，是学习的初始阶段，用来分别内心所趋向的目标，思虑的发出必须谨慎，志向的趋向必须明辨，行善而不求利，为修身而非为人，做君子儒而不做小人儒，这是学习的根本。

译“天理”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至于《孟子》中关于人性本善、培养浩然正气的论述，则是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

鲁哀公的提问，并非恳切深入的提问，所以孔子对于他问舜戴什么帽子的问题不予回答，对于他问儒生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则说不知道。

古代没有哪一个百姓是不学习的。二十五户人家组成一个闾，闾共用一条巷子，巷子有门，门的两边各有一所塾。年长的老人坐在右边的塾里担任右师，普通的老人坐在左边的塾里担任左师。人们出入时，里胥坐在右边的塾里，邻长坐在左边的塾里，观察长幼之间作揖谦让的次序。其余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学习，距离冬至四十五天后才开始放学，这就是所说的“家有塾”。古代的礼制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以上出自《礼记》。）

（梓材谨案：谢山所记录的《礼说》十一条，现在移入《安定学案》一条，移入《晦翁学说》一条。）

古代把德行看作才能，十六位才子就是如此。像狄国的酆舒、晋国的智伯、齐国的盆成括，这些以才能著称的人，在古代被称为不才子。

气质与意志有相互胜负的道理，治世与乱世有可以转换的途径，所以君主和宰相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命运；多福是自己追求的，明智的命运是自己造就的，所以圣贤可以谈论天道。

邾文公懂得命运，楚昭王懂得大道，楚惠王懂得意志，他们所知道的，超出了占卜、祝史、巫祝的范围。

汉代的士人习惯于谄媚阿谀，却把汲黯当作愚直、朱游当作疯狂；晋代的士人迷惑于旷达放逸，却把卞壶当作鄙陋。君子所坚守的，不会因为习俗而改变。

叔向担任晋平公的太傅，却不能劝谏平公被四位姬妾迷惑，为什么呢？回答说：“端正自己可以感化君主，叔向娶了申公巫臣家族的女子，自我反省后觉得理亏。先儒有话说，只有欲望少的臣子，才可以谈论辅佐君王。”（以上出自《左传》。）

（梓材谨案：谢山所记录的《春秋传说》六条，现在移入《紫微学案》一条。）

思考要贴近实际，贴近实际才能精微；考虑要深远，深远才能周全。

长沮、桀溺、荷筱者的行为，虽然未能合乎中道，陈仲子的操守，虽然未能扩充其同类，但只有孔子和孟子可以评议他们。这些人的清风远韵，如同鸾鸟天鹅高飞，玉石冰雪不被污染，看待世俗中那些追逐利益、丧失廉耻、贪求荣耀、苟且得利的人，就像看待腐烂的老鼠和粪土一样。小人无所顾忌，自认为符合中庸之道，而隐逸之士和清高之人，却处于被讥讽评论的行列，求学的人应当审慎辨别。

君子不因为小人而追求福报，孔子对待弥子瑕就是如此。不因为小人而躲避祸患，叔向对待乐王鲋就是如此。朱博依附丁傅，福报可以求得吗？贾捐之谄媚石显，祸患可以避免吗？所以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

去除恶习不尽力，行善就不勇敢，所以克制自己、改正过错，都要坚决果断。（以上出自《论语》。）

（梓材谨案：谢山所记录的《论语说》六条，现在移入《絜斋学案》一条，移入《学略》一条。）

杨朱的学说类似道家，墨翟的学说类似佛家。

“仁，就是人的本心。”“找回那颗放失的本心”，这是孟子直接指向本心的地方。但是禅宗的学说只有本体而没有功用。

何德将感叹说：习惯一旦进入内心越深，偏离正道就越远。

“道只有一个罢了。”行善而夹杂私利的不是真正的善，做儒者而夹杂异端邪说的不是真正的儒者。

杨肩吾说：“天下虽然不太平，但我的国家未曾不太平，岐山和周原就是如此。一个国家虽然不太平，但我的家庭未曾不太平，曾参和闵损就是如此。一个家庭虽然不太平，但我的身心未曾不太平，舜和周公就是如此。”

追求在我自身的，尽力发挥自身的本性；追求在外物的，听任天命。（以上出自《孟子》。）

（梓材谨案：谢山所记录的《孟子说》九条，现在移入《南轩学案》一条，移入《水学案》一条，移入《西山真氏学案》一条。）

虞溥勉励学习时说：“圣人的道理，平淡而寡味，所以学习者不喜欢。等到经过一个月，所看到的更加广博，所学习的更加众多，每天听到以前没听过的，每天看到以前不知道的，然后心胸开阔、意念明朗，尊敬学业、乐于群体，忽然不知不觉间，伟大的教化陶冶了自己，至高的道理进入了神妙的境界。”学习者不担心才能不够，而担心志向不坚定。

任子说：“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教导是为了治理他人。”不勤奋学习就不能成为智者，不勤奋教导就不能成为仁者。（出自《说经》。）

杨倞注释《荀子》说：“天没有具体的形状，地上空虚的地方，全都是天。”他的说法本于张湛，《列子注》说：“从地面向上，全都是天，所以俯仰呼吸，未曾离开天。”（出自《天道》。）

《世说新语》的言论清高而浮泛，有天下分裂的征兆；《中说》的言论宏大而充实，有天下将要治理好的征兆。

“官吏是百姓的根本纲纪，圣人治理官吏而不直接治理百姓。”这句话不能因为韩非子而废弃。（出自《诸子》。）

刚直的人必定仁爱，奸佞的人必定不仁爱。庞萌为人谦逊顺从，光武帝却把托付孤儿的重任交给他，他被奸佞迷惑太深了，所以严子陵像大雁一样高飞隐没。

《曲礼》、《少仪》的教化废弛，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不贤的人不肯侍奉贤人。东汉末年的风气，是多么美好啊！魏昭为郭泰洒扫，荀爽为李膺驾车，殷陶、黄穆侍卫范滂，孔门气象，不

译这已经过分了。（以上出自《考史》。）

（梓材谨按：谢山所收录的《深宁考史》十二条，如今有一条移入《涑水学案》，一条移入《明道学案》，一条移入《上蔡学案》，一条移入《龟山学案》，一条移入《紫微学案》，一条移入《豫章学案》，一条移入《赵张诸儒》，一条移入《西山蔡氏》，一条移入《勉斋学案》。又有一条说：“李诚之对真希元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是我们要牢记的八字箴言。’”这条已编入《丽泽诸儒学案》的《李传》中，故予以删去。）

译（梓材又按：谢山又摘录《评文》两条，现在归入《慈湖学案》一条，《絜斋学案一条》。又摘录《评诗》五条，现在归入《范吕诸儒》一条，《张祝诸》一条，《蜀学略》两条。其中一条说：「汤伯纪自我警戒说：『《春秋》责备贤者，造物主计较好人，一点不要留下余滓，十分成就全身。』这位老人晚年节操，差不多实践了这句话。」已编入《三汤学案伯纪传》中，删除。）

王涣之说：「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船常以覆溺处之，做官常以不遇处之，就没有事了。」这话接近于通达的人。

尚志叫做士，行为有耻叫做士，否则怎么不同于工商呢？特立独行叫做儒，通晓天地人叫做儒，否则怎么不同于老、释呢？困顿而不学习，就是下民；等待文王而兴起，就是凡民。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险恶浅薄的习气就养成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邪僻的心思就产生了，所以说：「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

儒家的教化以万事为实，佛教的教化以万法为空。（以上《杂识》。）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杂识》八条，现在移入《元城学案》一条，移入《横�学案》一条，移入《止斋学案》一条。）

深宁文集（补。）

万古一道，万化一心。仁，是人心。人，是天地的中心。天有四时，风雨霜露，地承载神气，风霆流形，没有一物不是仁。仁就清明虚静，与天地同流。（《慈湖书院�》。）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学记》。）

为政的根本，从相在尔室开始。千室之邑容易治理，一室之自治为难，也只有在暗室之不欺而已。常上一笑�，堂下万休戚系焉。（《重修�县治记》。）

汉之经生守家法，唐之世族�宗谱，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风犹存�然金�之谚，城南之诗，识者谓�以利禄，非天爵之贵。（《�平书塾记》。）

庸敬在心，斯须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坛记》。）

三陈九卦，此涉变处�之法。《履》以泽为德之�，《井》以水为德之地，�者德之�，地者德之�，�则涵养�渊泉之�，�则和顺�时雨之�。（《德润斋记》。）

纳鼎有�，观社有�，申�名子之�，里革断�之�，御孙别男女之�，管仲辞上卿之�，柳下季之�祀典，单襄公之�夏令，魏�之�训�，�子能言�官，州鸠能言七律，子革�相能�祈招懿�，观射父之言祭祀，闵马父之�《商颂》，格言�训，�然可�，故齐虞人能守官，鲁宗人能守�。而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所云「天地之经」，�臣敬德之�，晏子礼之善物，皆能�其大者。此三代之礼所以扶持于未�，�一人之力哉！《�制考序》。

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于声，见于辞，莫不�水土之�，而�三光五岳之气，�风俗之�厚，�政化之盛衰，�徒辨疆域也。（《�地理考序》。）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深宁文集》九条，现在移入《存斋晦静息庵学案》一条。）

附录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时，汤文�公为太常少卿，与先生�墙居，朝夕讲道，言关、�、�、闽、江西之同异，永嘉制度、�随《古易》、蔡氏《图书�纬》、《西蜀史学》，通�精微，剖析幽渺，汤公曰：「�阅士良广，惟伯厚乃真�也。」

谢山《宋王尚书画像记》曰：�先生之学，私�东莱，而兼�建安、江右、永嘉之�。生平大节，自�于司空图、韩�之间，良无所�。�所当发明者有二：其一则《宋史》之书�也。先生于德佑之末，拜疏出�，此与曾渊子辈之潜�者不同。先生既不与军师之任，国�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必�元师入城，亲见百官署名降�之�乎？试观先生在两制时，晨夕所�辞命，犹思挽既�之人心，读之令人泪下，则先生非�恝然而去者。今与渊子辈同�曰遁，妄矣！其一则明�所议，先生入元，曾为山长一�也。先生应元人山长之�，史传家传志乘诸传皆无之，不�其所出。然即令曾应之，则山长�命官，无所�也。箕子且应武王之�，而况山长乎！�谓先生之拜疏而归，盖

译他与马丞相碧梧是同科进士；即使担任山长，也与家参政担任教授是同科进士，然而先生的高尚节操如同青天白日，是不可掩盖的。唉！先生在《困学纪闻》中，对姚弋仲、王猛这类人有所取法，与杨盛不改变晋朝年号，以及谢灵运临难时的诗作并列，这也很令人悲叹。而说士人不因秦朝而受轻视，经学不因秦朝而消亡，风俗不因秦朝而败坏，这是多么雄壮啊！斥责李德林用侍奉周朝的态度去侍奉隋朝，更足以作为兴起王道、任用人才的警戒。如今观看先生的画像，须眉间流露出惆怅，端坐而不快乐，这应当是他闭门谢客的时候吧？

译◆深宁的学友

常博王默斋先生应凤

王应凤，字仲仪，是王深宁的弟弟。两人一起讲习学问，勤勉不懈，废寝忘食，在文学领域刻苦钻研，以《左传》、班固、司马迁的著作为根本。宝佑年间，考中文天祥榜进士。殿试时，他敞开心扉，直言无隐，考中甲科第九名，赐予进士及第。有人对他说：“这是丽泽先生（朱熹）的名次，何不通过其他科目来展现自己呢？”开庆元年，考中博学宏辞科，历任淮西制置司参议官。不久，文天祥推荐他，认为他的学问适宜在翰林院任职，于是授予太常博士，直至去世。他所著的有《默斋集》以及《订正三辅黄图》等书。（参见《成化四明志》。）

庄节韩先生性（另见《潜庵学案》。）

◆深宁的同调

文洁黄于越先生震（另见《东莱学案》。）

◆深宁的家学（楼、真三传。）

王先生良学

王良学，是厚斋尚书王应麟的长子，曾经跟随三江李氏游学。

承务王静学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是王深宁的次子。因恩荫补授承务郎，还未等到任职受禄，宋朝的社稷已经倾覆。王深宁闭门不出，早晚拿着经史诸书讲解论辩，王昌世刚满十岁，聆听接受毫不厌倦。王深宁的著述，王昌世搜集整理考订，协助贡献很多。家中藏书万余卷，毁于火灾，他在露天抄写，在雪天编纂，以至于废寝忘食，书籍才得以恢复完整。他尤其精通《易经》占卜，预测验证如同神灵。（参见《黄文献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孙

隐君王先生宁孙（合传。）

王厚孙，字叔载，是王深宁的孙子。年轻时侍奉祖父左右，见闻丰富积累深厚，因此熟悉职官典故、世家谱牒，凡是乡里想要记述祖先事迹的人，大多向他咨询。袁桷从翰林院回到故乡，询问他的学问，他回答说：“世间的学者，泛览朱子的书籍，自认为得到了真传，就讥讽乾道、淳熙年间的各位老儒，不知道这些老儒与朱子同时代，博闻强识且身体力行，被朱子所推崇。现在的人耳目所及有限，却借口性理之学，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恐怕逐渐形成虚妄荒诞的风气。”袁桷内心折服。凭借黄溍的推荐，担任郡学训导，后来改任象山教谕，调任浦江。刚过一个月，就辞官回家。李国凤经略江南，以便宜行事之权举用遗逸人才，有关部门将王厚孙的名字上报，李国凤说：“这是危太朴非常敬重的人。”代理衢州儒学教授。中书省又有推荐的人，授予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升任副提举，都不赴任。他曾经告诫儿子说：“继承家业不在于名位，而在于不丧失节操。那些同流合污被视为通达，患得患失度过一生的人，是我深深厌恶的。”晚年号遂初老人。弟弟王宁孙，字叔远。起初研习《诗经》。后来研习《春秋》，订正各传说的异同，一定要推究其始末才停止。他对于文章制度，尤其用心。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佥宪戴东阿巡视浙东，百姓安于他的政令，恰逢他被诬陷，王叔远奋起为他辩白。戴东阿恢复职务，将要推荐他，王叔远推辞拒绝与之交往，于是终身不仕。（参见《宁波府志》。）

◆深宁的门人

朝奉胡梅〇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云濟案：一作宁海人。）博学能写文章，尤其笃信史学。宋朝宝佑年间进士。德佑元年，因为贾似道的征召，随军到芜湖，言论总是不被采纳。等到军队溃败，从小路回家。宋朝灭亡后，隐居不仕。著有《资治通鉴音注》以及《释文辩误》百余卷。史书失载他的传记，不知道他何时去世。根据先生的《自序》，德佑丙子年，浙东开始骚乱，他避难到越地的新昌，遭遇战乱丢失了他的书稿。这一年宋朝灭亡。先生战乱平定后返回家中，又购买其他版本为之作注，到乙酉年完成编撰，大概是至元二十二年。（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这篇传记是从黄氏补本增入的，原列在《胡熊诸儒学案》。考查《深宁年谱》，著名的弟子有：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黄淑、史晏卿、史蒙卿、赵孟頫、杨湲、王惟贤。可知胡三省是王门首座。又案：《台州府志》记载胡三省终任朝奉郎。）

通鉴注释自序

古代国家有史官来记录年代和事件，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虽然不能再见到，《春秋》经过圣人的笔削，周室东迁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像日星一样昭著。秦灭六国，焚烧天下的书籍，因为各国都有史官，讥刺讥讽他们的祖先，对此尤其痛恨。《诗经》、《尚书》之所以能再次出现，是因为各位儒生能将其藏在墙壁中。各国的史记各自藏在本国，国家灭亡而史书也随之消亡，到了汉朝，只有《秦纪》留存。太史公依据《春秋》编撰《十二诸侯年表》，依据《秦纪》编撰《六国年表》，三代则编撰《世表》。当时，黄帝以来的《牒纪》尚存，具有年数，司马迁历考其谱牒、终始五德的传说，都与古文相违背，并且说“孔子编次《尚书》，略无年月；虽然有些，但大多残缺。孔子不加以论次，大概是谨慎的缘故”。司马迁阐述孔子的意思，所以他编撰三代年表，以世系不以年代。汲冢《纪年》出土于晋太康初年，按年编排，起自

译夏、殷、周，止于魏哀王的二十年，这是魏国的史记，它逃脱了秦朝焚书的灾难而被晋朝获得，司马迁没有见到它。司马迁的史书，分为纪、表、书、传、世家，自从班固以下没有人能够改变，虽然用纪来记载年代，但叙述事情很简略，大概是因为事情分散记载在志、传中，所以纪应当简略。自从荀悦的《汉纪》以下，记载年代和叙述事情，世上有这样的人。唯独梁武帝的《通史》多达六百卷，侯景之乱时，王僧辩平定建业，与文德殿的七万卷书一起西迁，江陵陷落，这些书都烧毁了。唐代四库书，编年体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的《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据《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都散佚了。现在四十一家，保存下来的又没多少。乙部书以司马迁、班固等人的书为正史，编年体次之，大概是因为纪、传、表、志的书流行，编年体的书只是特别备存于乙库罢了。宋英宗命令司马光编次历代君臣的事迹为一部编年体书，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助于治理之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且为它序言其创立宗旨和立意的原因。司马光的意思，专门选取关乎国家盛衰，关系百姓休戚，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警戒的内容来写这本书。治平、熙宁年间，是司马光与各位议论国事、辨别是非的日子。萧何、曹参划一制度的辩论不足以胜过变法者的口舌，他分司西京，不参与国论，专门以史局为事。他的忠愤感慨不能自己在言语中抑制的，就是智伯才德的议论，樊英名实的学说，唐太宗君臣议论音乐，李德裕、牛僧孺争论维州事之类。至于黄幡绰、石野猪的诙谐言语，还书写给局官，想要保存下来以示警戒，这其中的微妙意图，后人不能完全知道。编年体难道只是这样吗！世上议论的人通常说：“经用来承载道，史用来记载事，史与经不能同日而语。”道无处不在，散在于事情行为之间，通过事情的得失成败，可以知道道万世没有弊端，史可以缺少吗！作为君主而不知道《通鉴》，那么想要治理却不知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混乱却不知防止混乱的方法。作为臣子而不知道《通鉴》，那么对上无法侍奉君主，对下无法治理百姓。作为人子而不知道《通鉴》，那么谋身必定会辱没祖先，做事不足以流传后世。至于用兵行军，创制立法，而不知道古人之所以成功，借鉴古人之所以失败，那么求胜却失败，图利却受害，这是必然的。孔子编次《尚书》，断自唐、虞，到《文侯之命》而系于秦，鲁《春秋》则始于周平王的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欺骗智伯的事，《通鉴》则记载赵兴智灭以先事。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的写作，实在接续《春秋左氏传》之后。司马光阅读旧史，旁采小说，发掘幽隐，荟萃成书，劳苦啊。而修书分属，汉代由刘攽负责，三国到南北朝由刘恕负责，唐代由范祖禹负责，各因其所长而委托，都是天下的精选，历时十九年而成。那么将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行事合为一书，岂是一人心思耳目之力所能做到的！司马光说：“修《通鉴》完成，只有王胜之借来读一遍；其他人没读完一页，已经打哈欠想睡觉。”这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观看的人。至于《考异》三十卷，用来参订群书的异同，使归于一致。《目录》三十卷，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不仅使各国事情杂乱并录的清晰有别而已，前代历法的更造，天文的失行，实在记载在《目录》上方，这可以当作普通书的目录看待吗！先父一向笃信史学，常对三省说：“《史记》、《汉书》自从服虔、应劭到三刘，注解很多。章怀注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注陈寿的《三国志》，虽然间有音释，其实是广博异闻，补充未备，以显示博洽。《晋书》的杨正衡，《唐书》的窦苹、董冲，我不取。徐无党注《五代史》，粗略言说欧阳修书法义例，其他没有涉及。《通鉴》先前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但世上不传。《释文》本出于蜀人史照，冯时行为它作序，现在海陵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释文》，与史照文大同小异。公休在书局担任检阅官，是他得到司马光耳提面命的教诲，刘、范各位公卿群居讲明，不应乖刺到如此地步，意海陵《释文》不是公休所作。若能刊正吗？”三省捧手回答说：“愿意学习。”于是大力致力于此书。依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厘定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从周到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将《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凡是记事的本末，地名的同异，州县的建置离合，制度的因革损益，都疏解其原因。如果《释文》的舛误，都改正之，别著《辩误》十二卷。唉！注解班固书的人很多：晋灼集服虔、应劭之义而辩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说而驳以己见。至

译颜师古的新注，又讥讽服虔、应劭的疏漏混乱尚多，认为苏林、晋灼的辨析判断大概不够精当，指责臣瓒有所偏差，诋毁蔡谟自相矛盾，自认为穷究波澜、探寻本源，综合辨析、甄别解释，不再有遗憾；然而刘氏兄弟议论颜师古的原因，正如同颜师古议论前人一样。人苦于不能自我觉察，前代注家的失误，我能知道；我自己注书的失误，我却不能知道。再者，古人注书，文字简约而义理显现；如今我所作的注，广博倒是广博了，但返归简约，却未能做到。世道变迁，文公、儒师相继凋零去世，我无法向他们请教以纠正错误。或许勉强向北求学于中原，唉，我有这个志向，然而我已衰老了！

译《通鉴释文》流传于世，有史照本，有公休本。史照本的序言由冯时行撰写；公休本刻印于海陵郡斋，前面没有序言，后面没有跋文，只是在卷首直接署上公休的官职和姓名罢了。又有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刻印发行的《通鉴》，在正文下方附带注释，大多依据史照本，偶尔夹杂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世人因为它有注释，就称它是善本，号为“龙爪《通鉴》”。总之，海陵的《释文》、龙爪的《注》，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都是沿袭史照本的。谬误相互传抄，而海陵本却假托公休之名来欺骗世人，这恰恰是诬蔑玷污了公休，这是不能不辩明的。看海陵所刊印的公休《释文》，将“乌桓”写成“乌丸”，查考宋钦宗名桓，靖康年间，公休早已去世，怎么能够预先为钦宗避讳“桓”字呢！又说南、北史没有地理志，这是只看到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不知道另外七部史书中的《宋书》、《魏书》、《齐书》都有志，而《隋书》有《五代志》。司马光编纂《通鉴》，公休担任检阅文字官，怎么会没看到这些书呢！海陵《释文》、费氏《注》虽然比史照《释文》稍微简略，但在相同的地方没有一个字不同。费氏是蜀中卖书的人，自然应该采用史照的注释刊行；如果说是公休，则在史照之前几十年，史照的书既不说祖述公休，而公休的书却像是剽窃史照。而且他的书中多有浅陋之处，甚至不考证《通鉴》上下文的文意就妄加解说，有的连句子都理解不了，有的连字都理解不了，《辩误》在前面已经详细列举，读者仔细查看，其真伪就显而易见了！又有《通鉴前例》一书，是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刻印的版本，乃是公休的孙子伋所编，也说“想要与《音释》一起流传于世，这是我先人所怀疑的，却是今人所依据并认为可信的”。考查伋所编的内容，司马光《与范梦得论修书》的两封信，是从三衢学官那里得到的，《与刘道原》的十一封信，是从高文虎那里得到的，伋把它们编在《前例》之后，他搜集散佚文献的情况仅此而已！大概司马光去世时，公休因哀毁过度而死，《通鉴》之学，他们家中没有传承。汴京被攻破后，司马光的后代叫朴的，金国因为敬重他的世系，把他全家都迁徙到北方，后来不知道他们的消息。绍兴年间，两国讲和，金国使者来问：“你们家还能任用司马温公的子孙吗？”朝廷才开始访求在江南的司马光后代，找到了伋，他是司马光的从曾孙，让他奉祀司马光。伋想要振兴家学，凡是说书籍出自司马光的人，必定刻版发行，而不审察是否为当时人附会之作。《容斋随笔》说：“司马季思任泉州知州时，刻印《温公集》，其中有任中丞时弹劾王安石的奏章，尤其可笑。温公在治平四年解除中丞职务回到翰林院，而这篇奏章却是熙宁三年的，季思被妄人误导，没有仔细考察罢了！”季思，就是伋的字。以此证明，伋因为《音释》出自他的祖先，想要与自己编的《前例》一起流行，也是被妄人误导了。现在时有宝应谢珏的《通鉴直音》，从燕地刻版发行，而南方又有庐陵郭仲山的《直音》，又有福建刻本的《直音》。直音这种注音方式，最有害于后学，来不及问它的考据，其书更不讨论四声反切，各自用当地口音来注音，大率因语音转变而失去正音，也有因当地口音而失去本音，以至于相差甚远的，不仅仅是语音转变而已。现在《辩误》为公林辩诬，将公休本定为海陵本，龙爪本定为费氏本。先列举史照的错误，两本与之相同的，就分别注在下面说“同”，然后辩明其错误而归于正确，像直音那样的浅陋谬误，都略去不录。（《通鉴释文辩误序》。）

谢山《胡梅〇藏书窖记》说：“宋朝灭亡，四方遗老避乱来到庆元的很多，其中天台的三位宿儒也在其中：一位是舒阆风岳祥，一位是先生，一位是刘正仲庄孙，都寄居在袁氏家中。当时奉化的戴户部剡源也在其中，与阆风、正仲唱和的诗最多，而梅〇独自注释《通鉴》长达三十年，他的《自记》说，宝佑丙辰年考中进士后，就从事这部书的注释，写成《广注》九十七卷，《通论》十篇。”咸淳庚午年，从淮河岸边回到杭州，延平廖公见到后认为很好，以礼请他到家，让他教授子弟，于是著成《雠校通鉴凡例》。廖公向贾相推荐他。德佑乙亥年，随军到江边，言论不被采纳。不久军队溃败，从小路徒步回到家乡。丙子年，避乱到浙江新昌，军队跟随而来，因为带着妻儿得以幸免，但丢失了他的书。战乱平定后返回家中，又购买其他版本进行注释，直到乙酉年冬天，才完成编撰。丙戌年开始作《释文辩误》。梅〇在甲申年到达鄞县，清容说他是每天手抄定注，己丑年寇乱发生，因为把书藏在窖中得以保全。这时深宁正在作《通鉴答问》及《通鉴地理释》,也住在南湖，而清容是他的弟子，却怀疑梅〇这本书未曾与深宁商讨。这其中的原因不可理解。难道是深宁闭门谢客，而梅〇也没有去请教他吗？

教授史果斋先生蒙卿（另见《静清学案》。）

户部戴剡源先生

译戴表元，字帅初，是奉化人。咸淳年间，他进入太学，升为上舍生，考中进士，担任建康府教授。后来调任临安府教授，代理户部掌故，没有就任。元朝大德八年，因执政官员的推荐，被起用为信州教授。调任婺州教授，因病辞官。起初，先生哀怜宋朝末年文章衰败不振，慷慨激昂地将振兴文坛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同郡的王厚斋、天台的舒阆风都凭借文章成为一代师表，先生都拜他们为师。至元、大德年间，东南地区以文章大家著称的，只有先生一人。晚年，翰林院、集贤院以修撰、博士两个职位商议推荐，先生因年老多病没有出仕。他在担任建康府教授时，同郡的袁洪，当时任建康府通判，两人早晚互相往来。先生贫穷，袁洪经常周济他。袁洪转任国子监主簿，遭遇德祐年间的变故，躲避战乱逃往邻近的郡县。第二年，战乱平定后回到家乡，寄居在鄞县，招收学生、卖文为生，以养活老人和小孩。袁洪让他的儿子袁桷拜先生为师。（参考《宁波府志》。）

译处士黄先生叔雅（另见《东发学案》。）

训导郑先生芳叔

郑芳叔，字德仲，鄞县人。原本是范家的儿子，后来过继给郑家。宋朝灭亡后，他广泛跟随宋代的遗老交游，学识渊博，记忆广博。家中贫穷没有书，曾经借来深奥的篇章和珍贵的典籍，亲自抄写，积累了几十上百卷。写文章完全摒弃浮华靡丽的习气，一切以道理为根本。先后两任郡学的训导。为人敦厚严肃，以道义自尊。晚年代理郡学学录，尚未上任，就去世了。（参考《四明文献录》。）

（梓材谨按：先生广泛跟随宋代的遗老交游，深宁是遗老中的大儒，先生必定跟随他交游过。）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见下文《剡源门人》。）

王先生惟贤（附弟弟惟义。）

王惟贤，字思齐，鄞县人。和弟弟惟义，都以儒学闻名。著有《春秋指要》，依据朱熹“直书善恶，其意自见”的说法，不使用夏历，而冠以周历的月份，因为周朝未曾改变月数，孔子起初并非要改变周代的制度，所记载的“春王正月”，正是使用夏历的意思。（补。）

◆梅〇家学（楼、真四传）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华，天台人。制幕三省的儿子，本堂〇（补。）

◆剡源门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长，鄞县人，是越公袁韶的曾孙。还是孩童时，就已闻名。部使者举荐他为茂才异等，起用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年，阎复、程文海、王构推荐他担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当时修建南郊祭坛，先生进献十条建议说：“天没有两个太阳，既然天不能有两个，五帝不能称为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每年有时九次，有时两次，作《祭天名数议》。圜郊不见于《五经》，郊祭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祭议》。后土就是社神，作《后土即社议》。三年一次郊祭，不符合古制，作《祭天无间岁议》。燔祭柴火见于古经，《周官》以禋祀为祭天，意义各有指向，作《燔柴泰坛议》。祭天用的牛角像茧栗一样小，在郊祭用牲，牛用两头，合并配享来说，增加群祀而合祠，不是周公的制度了，作《郊祭不当立从祀议》。郊祭，是质朴而尊贵的意义；明堂，是文饰而亲近的意义，作《郊祭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祭用辛日，是鲁国的礼仪，占卜不能常常是辛日，作《郊祭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崇地神而遵循北郊，是郑玄的说法，作《北郊议》。”礼官推崇他的博学，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请求搜求辽、金、宋三史的遗书，升迁为待制，拜集贤直学士。过了很久，因病离职。后来仍以直学士的身份被召入集贤院，改任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至治元年，升迁为侍讲学士。泰定初年，辞官回家居住。泰定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为陈留郡公，谥号文清。（参考史传。）

清容答问（高舜元问）

问：“前代儒者说《春秋》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非常之事，显示其不正当。又说非常之事记录在册。又说只有贬斥没有褒扬。邵雍说记录实事而善恶在其中显现。我私下认为，比如桓公任用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以奖助王室，孔子肯定他；比如许叔进入许国；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比如记载有年，记载大有年，公弟叔肸去世，难道都不是不善吗？如果说没有褒扬，全部记录而加以罪责，我不明白，邵雍的说法，是对是错？”

《春秋》的书法，只有我的邵子知道，记录实事而善恶在其中显现的是对的。又说：“五霸的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先褒扬其功，后贬斥其罪，这就叫褒贬。”他的话是对的。唯独所谓褒贬，是开启后世纷纷疑惑的原因。常事不记载，这个说法是对的，而说非常之事就是不正当，那就错了。说非常之事，有贬斥而没有褒扬，也是错的。会稽□□说：“无褒的意义，众人都知道；无贬的意义，你从哪里知道呢？”暂且以隐公、桓公的事情来说。桓公弑杀兄长，仍然以公来称呼，哪里取义于贬斥呢？夫人姜氏，人人都厌恶她，在禚地会盟，孔子不删去夫人，哪里谈得上贬斥呢？这只是直书而显示其非常罢了。许叔进入许国，褒贬都没有。许国断绝十五年，而直书其事，有什么褒扬和贬斥呢？这是直书而显示其非常罢了。葵丘、幽、首止、召陵的盟会，齐桓公尊崇王室很明显，说是贬斥，我实在不敢。以子纠葵丘的说法来考证，都是孔、孟的话，贬斥从哪里产生呢？季子来归，我不敢说是贬斥，可以算是褒扬吗？这些都是记载非常之事的例子。有年，大有年，因为桓公、宣公的时代而记载，也不是褒贬，这也是非常之事。宣公的螽蝝饥荒见于十五年，螽见于六年，大旱见于七年。自从文公时，不雨的记载不止一次，那么十六年的大有年，确实应该记载，有什么褒贬呢！是非常之事而记载，毫无疑问了。叔肸兄弟的情义很明显，记载这也是非常之事。

译问：“《周易》有辞、象、变、占，《太玄》用方、州、部、家来对应辞、象、变、占，那流传于世的关于《太玄》方、州、部、家九首的说法，请说明它的长处。”

译《太玄》依据盖天说来构建，方、州、部、家位于上方，这是大地承托天空的说法，起始于牛宿，随着天体向左运行。方、州、部、家，是由元生出三方，一方分为三州，一州分为三部，一部分为三家。所谓八十一，是舍弃方、州、部而言的。以前的儒者大多用辞、象、变、占来比拟《太玄》的方、州、部、家，我独自认为不对。《周易》形成六十四卦之后，一卦之中，必定有辞，有象，有变，有占，这四者，缺一不可。扬雄的《太玄》，既然舍弃了方、州、部，而只取家，定为八十一，又取八十一，定为七百二十九，用来赞颂这些方、州、部的，是因为由三而起，对于家来说似乎没有关联。以前的儒者曾说《太玄》与《卦气图》相合，邵雍也说《周易》的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太玄》的首始于《中》而终于《养》，《中》效法《中孚》，《养》效法《颐》，这是始终的不同。自从邵雍、司马光、王安石尊崇《太玄》之后，如苏轼、苏辙讥讽《太玄》的说法，就抛弃不再谈论，然而其中十七卦，分为两种含义，实在难以理解。所谓《卦气图》公、辟、侯、卿、大夫的定卦，也不能贯通，请您详细思考。

问：“《周易》有始于《中孚》的说法，没有探究其中的道理。”

《周易》始于《中孚》，以前儒者的说法很详细。

现在记录他们的说法，说以前儒者说卦始于《中孚》，不对，《中孚》是重新从甲子开始而已。这是因为扬雄作《太玄》，用初卦对应《中孚》，所以以前儒者误以为卦始于《中孚》。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为什么说始于《中孚》呢？孔子分上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坤》，终于《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而且《乾》配甲而始于子，《坤》配乙而始于丑，所以六十四卦，经历《乾》的甲子，《泰》的甲戌，《噬嗑》的甲申，到《坎》、《离》共三个甲子，而上经三十卦就完了；又经历《咸》的甲午，《损》的甲辰，《震》的甲寅，到《节》而一周。共六十卦，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的日子就周遍了。而《中孚》、《小过》、《即济》、《未济》这四卦继《节》之后，说《中孚》重新从甲子开始，可以；说卦始于《中孚》，不可以。而且《乾》是十一月的卦，而始于甲子，《节》是十月的卦，而得癸亥，由此知道上经三十卦，是阳气生于子而终于巳；下经三十卦，是阴气生于午而终于亥。到《中孚》而阳气又生于子，所以也是十一月的卦。从《乾》的始于甲子，到《节》六十卦而终，是四个《河图》十五之数，为三百六十爻，一爻对应一日，为六十卦，一年的节气。从《中孚》的始于甲子，到《未济》四卦而终，是四个六子之数，共二十四爻，而一爻对应一气，为二十四节气，应一年的节气。有人又说：“为什么取四个六子之数？”回答说：“《中孚》是巽上兑下，《小过》是震上艮下，加上《既济》、《未济》、《坎》《离》互体为六子，少阳、少阴六子之气分布于四时，所以用四来应二十四节气，也相应于四个《河图》十五数而一日对应一卦，共六十日为六十卦，一年的节气。其深奥微妙如此。”

问：“穷尽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又说不知天命不能成为君子，与公伯寮，天命能把他怎么样？又说知天命的人不站在险墙之下，它们的含义相同吗？”

天命，是禀受于有生命之初的。人的出生，上天所给予的，有一定的而不能改变，以前儒者虽然有理气的分别，从命来说，其实是一样的。上天赋予人的是气，人承受于天的是理。如果仁义礼智是理，贫贱寿夭是气，这难道命有两个吗？分析虽然不同，命则是一个。推崇古代圣贤谈论命的言论，其辞旨大概有不同，也各自从其所由而发出，开启道德大道的有，通达微妙的有，有不得已而说的有，又有有所为而说的有，所以《周易》说：“穷尽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孔子说知命，孟子也说知命。知道天命的人，这就叫做君子。君子之所以知道天命，修身成德，顺应正道而已。至于见危忘身，不苟且去留，为宗庙社稷城郭封疆而死的人，都是得其正道的；自己遭受刑戮，这是因罪所致，而不知天命的人了。孔子说：“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说公伯寮有什么关系，在我身上的难道要委弃而废弃，在天上的难道要强行必定。现在谈论天命的人违背于此，以至于不保全自身，死在险墙之下，应当在不值得哀悼的道义中。然而所谓天命，是天命之命，孟子的言论

译说得很详细了。

问：“邵雍说天覆盖地，地承载天，天地相互包含，所以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译邵雍说天依附于地，先儒说地在其中，大概像磨盘一样，上下都是天。虚空的是气，只是天的形体；浑浊的是质，只是地的形体。所谓天上有地，是因为日月五星昼夜周行，太阳沉没于地下。只要认识到地在其中，那么天上天下，就都可以贯通了。

问：“邵雍说‘数从午位开始’。”

数从午位开始，微妙得难以言说。已经生成的数，都顺应天道而行，又回到《乾》卦；尚未生成的数，都逆反天道而行，从《姤》卦到《坤》卦。不是午位就不能起始，阳气在午位耗尽，由静转动，这就是知晓未来变化的奥妙。邵雍的秘旨，先儒不曾说过。

问：“邵雍说‘天道运行不息，本来没有昼夜之分，人居住在地球上，才认为有昼夜，所以用地球上的数，作为人使用的依据’。”

邵雍说：“先天学，是心法。图从中心开始，万化万事都从心中产生。”又说：“先天图，是环中。方圆之图尤其精密。”所谓地球上的数，作为人使用的依据，就是方图。运用九宫环中，就顺应天道而行，这就是圆图。合天道而行，依大地而生，所以人是万物之灵，而《乾》卦的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其可见。

（梓材谨按：此处下面有回答邵雍声音之学及字母渊源的条目，载入《百源学案》。）

◆郑氏家学

教谕郑求斋先生觉民

郑觉民，字以道，号求斋，是鄞县人，郑芳叔的儿子。他积累学问，修养德行，继承家学。郡里旧有乡饮酒礼，太守王元恭与程敬叔商议恢复它，委托他讨论，邻近的郡县都取法于此。他性情极其孝顺，母亲曾患眼翳，他每天用舌头舔拭，病就痊愈了。后来母亲患风瘫，他割下大腿肉和着药进献。父亲将要安葬，恰逢他患疟疾非常严重，人们都阻止他亲临墓穴，他哭着说：“幸好能在父亲之后完成大事，即使现在死去也没有遗憾。”回去后病就好了，人们认为是孝感所致。他担任龙游县教谕，三个月就弃官回家。经略使征召隐逸之士，他代理婺州学职，后来中书省奏授他为处州教授，命令下达时他已经去世。（参考《四明文献录》。）

教授郑先生驹

郑驹，字千里，是求斋郑觉民的长子。他修身严谨高洁，写文章温润缜密。洪武初年，被聘为郡学训导，升任义乌县教谕，都能以道德教化人。宋濂从翰林院回到家乡，见到他就推崇器重，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他的弟弟郑真、郑凤，都凭借文学著名，人们称他们为“三骥”。（参考《成化四明志》。）

教授郑先生真

郑真，字千之，是求斋郑觉民的儿子，他钻研穷究六经，尤其擅长《春秋》，旁及百家传记，无不尽心研究。元朝末年，科举制度中途废止，于是他刻意研习古文。临川吴澄策问治道十二件事，回答的人十中不得一，先生回答，没有疑惑滞碍。明洪武四年，他在乡试中获第一名，被授任临淮县教谕。任期届满入京觐见，太祖赐宴，命他赋《菊绽西风》、《霜脂枫叶》诗，符合圣意，升任广信府教授。他曾采集乡先生言行文辞汇集成一书，叫《四明文献录》。又曾分类聚集诸家格言，著成《集传》、《集说》、《集论》，（参考《宁波府志》。）

谢山《荣阳外史题词》说：“郑氏自从德仲、求斋以来，一门以文献世家。他与深宁的孙子遂初切磋最密切。先生兄弟都能写文章，而先生的文章更加笃实。当时杨廉夫以文章崛起于越中，先生跟随他学习写文章，然而杨氏的文章奇特而华丽，先生的文章质朴而厚重，对于师门，称为转手。大概先生最用心于经学，曾见到草庐吴文正公问道，他的文章平正通达，而不求与时人不同，这自从宋乾道、淳熙以来，儒者的文章都是这样，而杨氏所传的，反而称为别派，所以先生虽然研讨其门，但他的文章不太像。”

卷八十六 东发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东发学案表

黄震 （子）梦干 （孙）正孙 （曾孙）玠

（王贯道、王实 （子）叔雅

斋门人。） （子）叔英 黄珏

（默斋、讷庵再传。）

岑士贵 （南轩、潜庵三 王士毅传。）

（五峰、紫岩、刘 杨维桢（别见《艮斋学案》。

氏、王氏、晦 （以下东发续传。）

翁、东莱四传。）

陈桱（见上《本堂家学》。

黄翔凤 陈深（见下《本堂家学》。

陈着 （子）深（并东发学侣。 （子）泌 （孙）桱

安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

（东发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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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发学案序录

祖望谨按：四明专宗朱氏的，以东发为最。《日钞》一百卷，是躬行自得的言论。

译其学术渊源出自辅氏。朱熹平生不喜浙学，然而端平以后，福建、江西等地的弟子中，支离破碎、乖谬悖理、固陋浅薄等各种弊病无所不有，能够从中振作起来的，北山及其门人是一支，东发又是一支，他们全都是浙江人。这也足以报答先贤对浙学深切关怀的心意了！于是记述《东发学案》。（黄宗羲案：这一卷在黄宗羲原本中称为《四明朱门学案》第二卷，全祖望在《序录》中才开始称为《东发学案》。）

译◆二王门人（游、余的再传弟子。）

文洁黄于越先生震

黄震，字东发，慈溪人，求学的人称他为于越先生。宝佑四年考中进士。度宗时，担任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宁宗、理宗两朝的《国史》、《实录》。轮值对答时，指出当时的大弊端：一是百姓穷困，二是军队软弱，三是财力匮乏，四是士大夫不知羞耻。请求停止发放给僧人道士的度牒，让他们的徒众老死之后自然消亡，收回他们的田产收入，可以富国强军，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宫中修建内道场，所以首先提及此事。皇帝发怒，批示降职三级，立即离开京城。因谏官进言，得以停止执行。出任广德军通判。郡守贾蕃世因权相贾似道的侄子骄纵不法，先生多次与他争论是非，贾蕃世积怨难忍，上疏说先生扰乱政事，先生因此被解除官职。不久任绍兴府通判，捕获海寇，将其处死。抚州发生饥荒，先生被起用知抚州，多有善政。诏令增加官阶，于是升任提举常平。起初，常平设有慈幼局，是为贫穷而遗弃孩子的家庭设立的，时间久了，名义存在而实际废弛。先生说，在遗弃之后收养哺育，不如在遗弃之前保全他们。于是增删旧法，凡是临产而贫穷的，允许里正向官府请求赡养，遗弃孩子的允许他人收养，官府拿出粮食供给收养的家庭，成活的孩子很多。改任提点刑狱。御史中丞陈坚因谗言弹劾他，于是奉命管理云台祠。贾似道罢相后，以宗正寺簿召见，将和俞浙一起担任监察御史，有内戚畏惧先生的刚直，阻止他，而俞浙也因直言被罢免。调任浙东提举常平。当时皇叔福王与芮判绍兴府，于是兼任王府长史。先生上奏说：“朝廷的制度，尊卑不同，但纲纪不可混乱。外面虽然是藩王，监司可以进言。现在成为他的属官，岂敢察举他的过失，怎么能从我这里再次破坏他的法度呢？”坚决不接受长史任命。命令晋升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都不接受。曾经师从王文贯，他对人说：“不是圣贤的书不可看，无益的诗文不写也可以。”在官任上常常天不亮就处理政务，事情到来立即决断。自己生活俭朴，别人有急难，就周济他们毫不吝啬。所著《日钞》一百卷。宋朝灭亡，在宝幢饿死，门人私谥为文洁先生。先生原籍定海，后来迁徙到慈溪。晚年，从官任回家，又居住在定海灵绪乡的泽山，在门上题匾“泽山行馆”，居室题匾“归来之庐”。不久寄居鄞县的南湖。不久迁居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不久又避乱到同谷。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孙多居住在泽山。泽山原名栎山，先生开始改名。元至正年间，学者建立泽山书院来祭祀他。（修。）

百家谨案：先遗献说：“唉！学问的道理，大概难以言说。没有老师传授的，就有歧路亡羊的感叹；不是自己领悟的，就有买椟还珠的讥讽，所以哲人代代兴起，因时补救，看其严重程度而为之变革。当宋朝末年，我们东浙狂慧充斥，杨慈湖的流弊到了极点，陈果斋、黄文洁不得不起来挽救。然而陈果斋的气魄，不能及黄文洁，而《日钞》的著作，折中诸儒，即使对于朱熹也不肯苟同，他所自己领悟的很深。现在只说黄文洁上承朱熹，哪里是知言呢！”

谢山《泽山书院记》说：“朱熹的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等弟子，流入训诂派。等到咸淳以后，北山、鲁斋、仁山兴起于婺州，先生兴起于明州，所造博大精深，朱熹的瓣香为之重振。婺学出于长乐黄氏，朱熹心法所归，其渊源本来极盛。先生则独自从遗籍中获得，默识而冥搜，其功劳尤其巨大。试读他的《日钞》，诸经解说之间，有时不完全主张朱熹的旧讲，大抵寻求内心安宁而止，这就是他成为功臣的原因。真德秀是朱熹的大宗，先生独自深深惋惜他晚节的污点，其严密如此。婺学由白云传至潜溪等公，以文章著称，所以倍加发扬其师说。先生独自与其子弟在海隅唱叹，传之者少，于是稍显暗淡。我曾说婺州四先生从祀，而唯独遗漏东发，儒林的品评有不当之处，何况不仅从祀的典礼有缺。《宋史》儒林所作的传，本于《剡源墓表》，对于先生的学问，无所发明；清容则只称颂先生的清节。唉！圣人之所以感叹知德者少啊。”

又《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说：“杨慈湖的学问宗陆九渊，黄东发的学问宗朱熹，门户截然分开，所以《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由此考察，则东发曾经参与杜洲的讲会，而后另立一家。门户的弊病，最足以禁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言辞，所以东发虽然诋毁心学，而所上史馆的札子，未尝不服从慈湖为己之功。那么杜洲祠祭仍然推崇东发，大概也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见前辈的异而同。”

东发讲义

孔子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爱众人而亲近仁德，践行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

本章教导人做学问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悌为先，文献则是行为

译有了余力，然后去学习它。所谓“文”，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而不是言语文字这类末节。现在的学者，却往往相反，难道是因为讲求造化性命的道理过于高远，反而忘记了孝悌谨信这些切近的事情吗？然而我曾思考过，这两者本来没有不同的宗旨。造化流行，赋予万物，这就叫作“性”，而人得到了其中最精粹的部分；善性显现，从侍奉父母开始，这就叫作“孝”，并由此推广为各种德行。这“孝”，其本体源于造化流行的精粹，其功用达至天下国家的仁爱，本末一贯，都是这个“道”，所以《论语》一书，第一章先讲“学”，第二章就讲“孝悌”，至于性与天道，则不曾轻易揭示其奥秘，难道不是因为孝悌的实行，正是从性与天道中来的吗？圣门的学问，只是想要简约它，使它归于实行罢了！自从人性相近而习相远，利欲容易使人昏昧，孟子不得已，才开始教人认识本性、认识天道；周敦颐不得已，又开始晓谕人们太极、阴阳、五行的道理，无非是指示这本性所从来的根源，使人知道心中所具备的就是本性，本性所禀受的就是天道，虚灵莹彻，超然于物象之外，把高官厚禄看作尘土，把珍珠美玉看作草芥，那么体现在侍奉父亲、顺从兄长上，推广到亲身实践上，自然没有瑕疵，纯粹是本然的天性。凡是谈论性天奥妙的人，正是为了孝悌的实行。二程先生阐明周敦颐的学说，以通达孔孟的学说，由性命归于亲身实践，他们的学说未曾不兼举二者。后来的学者，应该自己明白，不需要向外寻求。不幸的是，佛教成为儒家的异端；庄子、列子的戏谑荒诞，遁入禅学，又成为异端中的异端。虽然他们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悌相反，但无奈程门讲“心”，他们也在此时指着虚空来讲“心”；程门讲“性”，他们也在此时指着虚空来讲“性”，不仅大大相反，而且恰好相混淆。他们的空虚，反而因为高深广博而容易让人接受；我们的切实，反而因为平常而容易让人厌倦，所以二程去世后，门人弟子大多潜移默化地转向禅学而不自知。即使是朱熹先生，早年也几乎陷入其中，后来才全部反过来归于平实，他一生用功，多在《论语》上，他一生讲解《论语》，多主张孝悌忠信，至于他讲太极、性命等学说，是因为一时与同辈儒者相互讲论而发出的，本来也不是他不得已而为之。朱文公去世后，他的学说虽然盛行，学者却不注重他的切实之处，而只注重他的高远之处；讲学不谈《论语》，却必须先谈《易经》；讲《论语》不谈孝悌忠信，却只讲“一贯”。这些都是朱文公深深告诫过的，学者却自己偏执顺从而不知回头，听进耳朵说出嘴巴，与亲身实践无关。我私下曾比喻说，取水的人必须疏通水源，疏通水源是为了取水，反而舍弃水不取，有什么意义呢？吃果实的人必须灌溉树根，灌溉树根是为了吃果实，反而抛弃果实不吃，有什么见识呢？端正自身行为的人必须精通性理，精通性理是为了端正自身行为，反而把亲身实践置之不问，做什么呢？汉唐的老师宿儒拘泥于训诂，大多不精通义理，近代三尺童子承袭残余，都能谈论义理，然而能言而不能行，反而落在汉唐诸儒之下，如果不痛加反省而迅速回头，流弊将会怎样呢！我私下认为，儒者先辈讲解贯通已经精熟之后，正是学者敬信服行的时候，由儒者先辈的发明，来反求孔子的大旨，知道性命的来源，以归宿于孝悌的实行，以谨慎来坚守，以诚信来实行，爱众人以推广这个，亲近仁人以增益这个，根本既已确立，功用就广大，将来推广到天下国家，只是举而措之罢了，所以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恐怕必须这样，才是实学，又何必在言语之间多求呢！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行动要敏捷。”又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行动赶不上言语为耻。”孔子教导人，如此恳切地注重亲身实践，这就是朱熹先生终身常读《论语》的原因。我曾私下说，人刚出生时，只知道有父母罢了，等到稍大，游戏追逐，往往到了忘记返回的地步，与父母逐渐疏远，终身思念父母的，古今只有一个大舜。人刚开始学习时，只知道有《论语》罢了，等到长大，博学讨论，往往到了忘记返回的地步，于是与《论语》日渐疏远，终身读《论语》的，古今只有一个朱熹。学者常能以孔子的教导为主，以《论语》的说法为正，差不多就不会被时尚所移易，因为孔子的学说，万世没有弊端。自孟子以下的说法，都是随时救弊的，我们尚且应当谨慎对待啊！

译孔子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门人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

我恭敬地认为，圣人门庭中指示学问要领的关键，就在这这一章；而旁门左道窃取证据进行空谈的根源，也在这这一章。所以学者阅读这一章，最不可不审慎。万事万物没有不蕴含道理的，学者应当用道理去贯通它们，所以孔子说“一以贯之”。然而必须先通过做学问的功夫，然后才能达到贯通的境界，所以曾子用“忠”和“恕”来解释它。因为道理固然无处不在，而人之所以不能贯通，是因为被私欲阻隔了。竭尽自己的心力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忠恕做到了，私欲就被克服了，道理所在之处，就能贯通。所以忠恕，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内容。

孔子有一天又曾告诉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博学而记住知识的人吗？”子贡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的。”这是说博学正是为了追求贯通，不可以仅仅停留在追求广博上。颜回领悟了这个意思，所以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来约束我的行为。”用礼制约束，就能一以贯之，但这并不是脱离广博学问之外的。孟子领悟了这个意思，所以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最终是为了回归到简约的道理上。”回归简约，就能一以贯之，但这都是从广博学习和详细解说中来的。圣贤的学问，从头到尾相互贯通，非常明白，起初并没有单独提出“一贯”的说法。

无奈旁门左道的学问兴起，空泛的学说肆意流行。《论语》二十篇中，没有一处可以借作为空泛学说的证据，他们才开始删略关于忠恕的论述，单独摘取“一贯”的话语，歪曲诬蔑圣人的言语，来证明自己的学说，认为天下的道理，自然形成一个整体，起初不需要其他追求。这是不从事广博学问而直接想要约束礼制，不从事广博学习和详细解说而直接想要回归简约，这已经不是圣贤教人的本意了。甚至挑剔新的说法，认为不必说“贯”，这个道不需要贯通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唉！这是“有物混成”的说法，却可以用来扰乱圣人的言语吗！

我曾经考察其中的缘故，其源头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道就是理，在天地间清晰显现的，都是理。不称之为理而称之为道，是因为“道”是大路的名称。人没有不遵循理的，就像人没有不走在路上的。称理为道，正是为了让人知道应当行走的方向，使人清楚明白容易看见，而不是超脱于人事之外，另外有什么高深的道！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上面所实行的都是这个道，下面所看见的也都是这个道。士人中已经显达的，用这个道体现在政事上；士人中尚未显达的，用这个道体现在讲习阐明上。大的方面是三纲五常，小的方面是万事万物，无非是这个道，哪里会有什么异说！

周王室衰微，学校废止，上面没有人主张，下面没有人讲习，士人开始分裂而四处流散。在当世得志的人，背离这个道去追求功名，就成了管仲、晏婴那样的功利主义，就成了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就成了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术家；在当世不得志的人，背离这个道去发表议论，就成了老子那样的清静虚无，就成了庄子、列子那样的寓言，就成了邹衍那样的荒诞不经，这都是因为道不明朗的缘故。然而，在当世得志的人，他们的祸害虽然猛烈，但祸害还只限于一时；在当世不得志的人，他们的学说虽然高深，但祸害却极于万世。

凡是现在那些剃发穿黑衣、尊奉佛陀为祖师的，自以为深通禅学，却不知道这都是战国时期不得志的士人戏谑的余谈；凡是现在那些流于高深虚妄、追求异于世俗的，自以为善于谈论圣经，却不知道这就是禅学，也是战国时期不得志的士人辗转相传的流毒。

上天降生孔子，不在其他时候，而独独在春秋时代，正是为了在众说淆乱之余，确立大中至正的准则，阐明日常应用的常行之道，成为天下万世的老师。《论语》二十篇，恳切地训诫解说，只强调做学问和亲身实践，只强调孝悌忠信。唯独对曾子的宏伟大毅，告诉他“一以贯之”的道理；又唯独对子贡的敏捷悟性，启发他“一以贯之”的契机。用一个根本原则来贯通，这是在功夫深厚、力量达到之后，再寻求提纲挈领的要领。孔子教人，用意大概出于此。

后世的学者，对于曾子、子贡平日的功夫尚且未必能下一天功夫，反而想要删略《论语》二十篇，而只取“一以贯之”这一章；又在这一章中删略关于忠恕的话语，而直接谈论一贯的说法。况且，“贯”是串连物体的名称，而“绳”是用来串连物体的东西，必须有可以串连的物体，然后才能用绳子串连它；必须有积累学问的功夫、讲习阐明的基础，然后才能用道理来贯通它，所以说“一以贯之”。“以”字，是用此来贯通的意思。现在直接说“一贯”，连“以”字也去掉了，这是自成一体的一贯，所讲求的已经大错特错，何况可以连“贯”字也去掉，单独谈论“一”？《论语》原文，何曾这样说过！而天下又哪有这种道理呢！

我认为阅读《论语》这一章，最不可不审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希望我的弟子们深深反省并努力明白。

孔子说：“古代人言语不轻易出口，是因为以自己做不到为耻。”

“古代人”，是举古代的人来警示现在的人。“耻”，是说言语或许超过了行动，那么古代人认为这是深深的耻辱。孔子这个意思，正是想要学者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因为道理有自然的规律，本来不需要言语。四季运行，百

译万物生长，天道无需多言，自有自然的运化规律；大到三纲五常，小到细微琐事，人也无需多言，各自有自然的准则。这就是孔子感叹“天何言哉”，并说“我想不说话”的原因。那些不得已而在问答中显露出来的言论，也都是为了引导学者亲身实践而发出的。凡是如今在《论语》二十篇中看到的，往往不过片言只语就停止了。说话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践行，圣人门下何曾以能言善辩为事！自从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践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孟子才不得已而详细阐述言论。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佛家主张寂灭，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践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韩愈才不得已而详细阐述言论。高远的陷入空虚，低下的溺于功利，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践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周敦颐、程颢程颐才又不得已而详细阐述言论。周敦颐、程颢程颐去世后，学者谈论虚妄，借周、程的学说，来兜售佛、老的私意。以前因为异端谈论禅学，世人还知道禅学自是禅学，等到儒者也谈论禅学，世人便误认为禅学也是儒学，以伪乱真，是非混淆，如果不加以驳斥，那误导天下后世亲身实践的祸患，将比杨朱、墨子以来的祸患更大。朱熹先生于是极力主张知行的学说，一定要先明白义理，分辨是非，然后付诸亲身实践，才能避免陷入异端的弊端。他救世的心情非常迫切，分析义理的学说非常精微，学者因为他的言论已经明白，端正自身的行为，成为圣人贤人，有什么不可能的！然而却拾取残余，增添浮夸的言论，只有终身的议论，竟然没有一天的亲身实践，甚至借此掩饰奸邪，转而欺骗世人，风俗大坏，实在不忍听闻，朱熹先生当初讲明的本意，难道是这样的吗！那么，今天将用什么来挽救这种局面呢？也在于明白我们孔子的训诫，而深深以轻易发言为耻。表现在言语上，常担心行为与言语不符，警惕惭愧，而不敢轻易发言；表现在行为上，常担心行为不符合言语，警惕惭愧，而不敢不努力践行，那么言语日益精当，行为日益修养，或许能归于君子之道，而不致渐渐陷入虚妄欺骗的境地，这样就可以不辜负朱熹先生知行并进的训诫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取决于言行是否相顾，言行是否相顾，又取决于这颗心是否知道羞耻，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不加以警醒反省，而只以多言为能事吗！

译东发日钞

《孝经》对照《论语》虽然有一些衍文，但它每章引用《诗经》作为论断，虽然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的文法相似，但孝是各种行为的根本，孔子阐发孝道的义理，自然是万世学者应当衷心信奉的；其他都是文义上的细节，不容不考证，直到朱熹（晦庵）疏解剔抉，才清晰明白。关于“严父配天”这一章，朱熹认为孝之所以伟大，本来就有亲切之处，如果为人臣子的人，都有现在将要陷于大不孝之心，这并非天下的普遍训诫，而告诫学者详细探究，其义理尤为精微。我认为，《中庸》把追尊大王、王季为达孝，也与本章严父配天的孝道主旨相同。古人发言，义理各有主旨，学者应当审慎地亲身实践。至于推究事情到极致，以至于超出本分不该说的话，如朱熹所说的那样，则不可不知道。（《读孝经》。）

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蕴含无穷，凡是自通晓文义以上的人，读之无不深切契合于心。读得越久，则其意味越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只要用言语解释，意便不足。”此说尽善尽美。所以汉、唐诸儒，不过用诂训来解释文义，而未尝敢添加赞美的言辞。自本朝讲明理学，摆脱诂训，学说虽然远远超过汉、唐，但不善于学习的人，追求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仅意味反而浅薄，而且失之远者或许有了。直到朱熹作《集注》，又推崇诂训，先阐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然后选择先儒议论中精要的一两句话附在后面，以发挥其指要。诸说不同，恐怕疑惑误导后学者，又作《或问》来辩明。我们何幸，乃获得蒙受成说，恭敬接受熟诵，身体力行，或许不辜负先儒拳拳之意。近世排斥朱熹字义的人，固然不屑于此；那些尊崇而羡慕他的人，又争着想要以批注名家，浩浩长篇，多为自己造辞，与经文渐渐相远，甚者或凿空为新奇，反欲求胜，难道理固无穷吗！（《读论语》。）

梁惠王问如何利国，孟子言利的危害，而进言仁义的功效；梁惠王问沼上之乐，孟子言独自快乐的祸患，而进言与民同乐；齐宣王问齐桓公、晋文公，则贬低齐桓公、晋文公的无足道，而进言实行王道；齐宣王有不忍心杀牛之心，则反复言之，而使推此心以保四海；及教导齐、梁实行王道，又都归结于耕桑孝弟的实质，无非因其机而诱进之，朱熹《集注》，已各发其旨趣之归，词意清晰，熟诵足矣。（《读孟子》。）

《毛诗》注释简古，郑玄虽然以礼说《诗》，于人情或许不通，及多改字的弊端，然而也有足以补益《毛诗》未及之处。直到孔颖达《疏》义出，而二家之说遂明。我朝伊川程子与欧阳修、苏轼诸公，又为发挥其理趣，《诗》益焕然矣。南渡后李迂仲集诸家，为之辩而去取之，张栻（南轩）、吕祖谦（东莱）、陈傅良（止斋）诸家可取者，视李氏为径直，而吕祖谦的《诗记》独行，戴溪（岷隐）遂作《续诗记》，段克己（建昌）又用《诗记》之法作《集解》，严粲（华谷）又用其法作《诗缉》，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为读《诗》之本说。王质（雪山）、郑樵（夹漈），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相同。朱熹先生因郑樵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法颇惊俗，虽吕祖谦不能无疑。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亦难事。然而其指《桑中》、《溱洧为郑、卫之音，则其辞晓然，诸安得回护而谓之《雅》音？若谓《甫田》、《大田》诸皆非刺诗，自今读之，皆蔼治世之音。若谓“成王不敢康”之成王为周成王，则其说实出《国语》，亦文义之晓然者。其余更改，固不可一一尽知，若其发理之精明，措辞之简洁，读之使人了然，亦谁有加于朱熹《诗传》者哉！学者当以朱熹《诗传》为主，至其更改古说，间有于意未能遽晓者，则诸家参之，庶乎得之矣。（《毛诗》。）

《易》，圣人之书也，所以明斯道变易，无往不在也。王弼间老、庄虚无之说参之，误矣。朝理学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以明圣人之道，谓《易》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动者尚其变，制器者尚其象，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辞考卦，可以知变，而象占在其中，故其为传，专主于辞，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时则有康节邵先生，才奇学博，造化，又别求《易》辞之外

译说现在的《周易》是后天之《易》，而另有先天之《易》，用来推演占卜事物，没有不能预先知晓的。从此两种学说并行兴起，讲理学的尊崇伊川，讲数术的尊崇康节，虽然同名为《易》，却无法统一。直到晦庵朱先生撰写《易本义》、《易启蒙》，才兼采两说，穷究古始，认为《易》原本是为卜筮而作，认为康节的《先天图》得到了作《易》的本原，认为伊川论理非常完备，但在象数方面还有欠缺，那些学问尚未达到此境界的人，于是也一致向往，揣摩图象，每日推演日益精深，以先天为优先，以后天为次要，而在《易经》之上，晚近增添了祖辈和父辈（指先天、后天之说）。我按，《易》确实是为卜筮而作，考察经传没有不吻合的。爻，确实是卦的占断；吉凶悔吝，确实是占断的辞语，考察原文，也没有不吻合的。而且其义理精微、言辞确当，大多足以阐发伊川所未能涉及的，《易》到晦庵这里，确实恢复了旧貌且明白完备。然而吉者必定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定违背理，依据理来训导，使人们各自知道所应趋避的，从文王、孔子开始就是这样，不仅仅是伊川。伊川奋起于千余载之后，《易》中用于占卜的，如今已无其法；用于制器的，如今已无其事；用于动而尚变的，如今仅存于卦的爻中，于是在这四者之中，专门主张通过辞来阐明理，这难道不是顺应时宜而抓住《易》的要旨吗！至于康节所说的先天之说，《易》的书本中原本没有，虽然依据他援引《易》作为证据的两章，也未见确实吻合。其中一章援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物四象，四象生八卦”，说这是先天之卦画，于是完全改写了《易》中伏羲始作八卦的说法，以及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的说法，而将六十四卦都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方法从一画变为二，二变为四，四变为八，八变为十六，十六变为三十二，三十二变为六十四。然而生两、生四、生八，《易》中有记载，生十六、生三十二，《易》这一章中有记载吗？其中一章援引《易》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射”，说这是先天之卦位，于是完全改变了《易》中《离》南《坎》北的说法，以及《震》为东方卦、《兑》为西方卦的说法，而将《乾》南《坤》北作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说法以《离》为东，以《坎》为西，《兑》、《巽》为东南、西南，《震》、《艮》为东北、西北。然而天地定位，怎么知道不是指天位在上、地位在下而言呢？南方炎热为火，北方寒冷为水，也未见《离》与《坎》确实属于东与西，从而可以移动《离》、《坎》的位置来安置《乾》、《坤》！《易》的这一章，果真有这种位置的意思吗？况且《易》的这两章，果真是谁写的呢？说是出于孔子，孔子没有先天之说；说是出于伏羲，伏羲没有《易》的书。从哪里知道这两章是先天之说呢？《图》是康节画的，凭什么证明它是伏羲的呢？然而听说先天是为演数而设的。《易》对于理与数，固然无所不包，伊川、康节都是本朝的大儒，晦庵集诸儒之大成，他们的同异，哪里是后学所能知晓的！只是伊川与康节生于同时，居于同地洛阳，交往二十年，天下事无不言论，伊川唯独不与康节谈论《易》的数，康节每次想将数学传给伊川，而伊川始终不愿意。康节去世后，数学没有传承。现在所存的空《图》，大概就像不懂调弦者的琴谱。晦庵虽然为之训释，后来晦庵在《答王子合书》中，也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的怀疑，那么学者也应当斟酌两说，审慎所应致力之处。伊川论理，而理是人心所共有的，现在读他的《传》，清晰地就与妙理契合。康节论数，而数是康节所独有的，现在得到他的《图》，如何可以推演验证！这应当审慎所应致力之处。明理的人虽然不懂数，自然能避凶从吉，学数的人倘若不明理，必定会舍弃人事而谈论天命，这应当审慎所应致力之处。伊川论理，本源于文王、孔子，康节论数，得自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这应当审慎所应致力之处。穷理而精，就可以修身治人，对当世有益；论数而精，不过是寻流逐末，流为技术，这应当审慎所应致力之处。所以学问必须像康节那样，然后才可以创立先天之《易》的说法；学问必须像晦庵那样，然后才可以兼释先天之《图》。《易》虽然古时用于卜筮，但未曾听说用于推步。汉代纳甲、飞伏、卦气，凡是推步之术，无一不倚靠《易》来说理，而《易》实际上都没有。康节是大儒，以《易》论数，虽然超出汉人之上，然而学者也不易越级而进。如果以《易》论理，则日常行为，无处不是《易》，这应当审慎所应致力之处。

译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孟子说：“《春秋》是天子所做的事。”“孔子作《春秋》，使得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大概在那个时候，王室的纲纪已经松弛，篡位夺权的事情接连发生，孔子没有得到职位来行使他的权力，于是依据史官的记录来修订《春秋》，随着事情的发生直接记载，乱臣贼子无法逃避他们的罪责，从而一统天下的法度得以彰显。所谓拨乱反正，这就是孔子的志向，这就是天子所做的事，所以《春秋》没有超出孔子自己所说的，以及孟子论述《春秋》的范围了。自从褒贬的凡例学说兴起，读《春秋》的人往往穿凿附会圣经，以求符合他们所谓的凡例，又改变凡例来迁就他们所谓的褒贬。比如各国各有称号，这是书写用来区别它们的，现在必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用国名来谴责它，等到有不合的地方，就又要曲解文辞；人必定有姓氏，这是书写用来区别他们的，现在必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用名字来诛伐他，等到有不合的地方，就又要曲解文辞；事情必定有日期，到达必定有地点，这是记载事情的常规，否则就是缺文，现在必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导致危险，所以不记月份表示疏远，所以不记日期表示简略，等到有不合的地方，就又要为之曲解文辞，这就是不是用义理来探求圣经，反而是用圣经来解释凡例了。圣人难道是先有凡例然后才作经吗？为什么一定要一一用经文来求合凡例呢？《春秋》以“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表示天子上承天命而下统诸侯，弑君、弑父的记载，杀世子、杀大夫的记载，带着封邑叛逃、带着封邑来投奔的记载，明白透彻，一一都是天子所做的事，以及天意所体现的，现在必定说其中暗中寄托褒贬，让人推测而自知，像优伶戏弄所说的隐晦，这已经大大不可取了，何况又在褒贬中生出凡例呢？道理没有固定的形态，随着万物的变化而不齐，后世的法律更加深刻，开始在敕令律法之外设立所谓的“例”，士人君子尚且羞于使用它，究竟是谁为《春秋》先立下凡例，而圣人必定按照这个来书写，而后世又按照这个来探求呢？用凡例来探求《春秋》，动不动都是逆诈亿不信的心思，所以我私下搜集先儒凡例之外褒贬凡例而解说《春秋》的人，集结记录它们，让子孙考察，不敢为他人发起。（《读春秋》。）

孟子出生在周末，周王室分封爵位俸禄的制度，已经无法听闻了，刘歆出生在汉末，反而得到了现在所谓的《周礼》六官之书，所以后世怀疑和相信各占一半，像张横渠最尊敬它，像胡五峰最排斥它。到了晦庵朱先生折衷他们的说法，则认为周公曾经立下规模而没有来得及使用。近世赵汝腾依据“惟王建国，以为民极”几句话，认为这是周公作洛之后所做的事，然而也不可考证了。只有程子说要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学者明白了这个，就不必拘泥于那些纷纷扰扰的细节了。然而我私下认为《周官》的法度在《尚书》《周官》一篇中，而未必在这本书的六典里。现在依据先儒的考订，姑且记下其中一二。（《读周礼》。）

孔子的言论，散见于经典，不仅仅在《论语》中。其他如庄周、荀子等书，以及诸子百家，也有很多传述，只是记载不同，语气截然不同，往往各自符合记录者的口吻，几乎有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至于《家语》，无法考证是谁编纂的，相传是孔子的遗书，看《相鲁》、《儒行》以及《论礼乐》等篇，衡量圣经，如同出一辙。然而各篇中似乎还有可疑之处，大概传闻异辞，述说所传闻的又异辞，其间记载的不同，也不足为怪。有人竟然怀疑这本书是汉人伪托，这又不对。然而完全相信是圣人的话，那也是拘泥古书太甚了。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从哪里去质证呢？千年之后，如果有承担道统的人出现，体察微言，阐扬奥旨，将庄周、荀子及诸子百家所传述的，节选并汇录，另成一书，其对圣门的功劳，绝非浅薄了。（《读家语》。）

本朝理学，由周子阐发幽微，由晦翁集大成。太极的图，易通的书籍，如果没有晦翁，万世没有人能明白它。肃然衣襟庄重诵读，快乐何止像蝉蜕去尘垢而大鹏飞上青冥呢！《通书慎动》一章，周子说：“动而正叫做道。”晦翁解释说：“动之所以正，是因为它合乎众人共同遵循的道。”我私下认为慎动常有谨慎审察的意思，动而合乎正，这就是道，周子的本意，恐怕也仅此而已。如果说合乎道，这是动之所以正的原因，那就是动而合乎道叫做正，与动而正叫做道，又成了一个意思，恐怕是因为这个而发明出来的罢了。又《务实》一章，周子说：“君子日益进，小人日益忧。”晦翁解释说：“实在修养而没有名声超过的耻辱，所以进益。名声超过而没有实在修养的善行，所以忧虑。”我私下恐怕小人未必知道以没有实在为忧，如果真的能忧虑没有实在，这就是君子的用心了，怎么能叫小人呢。或者小人装饰虚伪没有实在的心，自然应该崎岖而多忧。《尚书》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周子所说的忧，恐怕类似《尚书》所说的劳吧。

孔子对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

译言语，有时说出来，那些必要去践行的实质内容，固然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至于心性天等学说，在孟子那里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穷尽心思极力探求，达到极处，以至于“性”以上不可言说的境界，他们的本意本来是想指出义理的来源，将其归结到讲学的实用上，恰好不幸与禅学中逃避正论、只谈“识心见性”的言辞，虽然来源不同，却如同急流中的冲击点一样交汇，所以二程刚去世，门下的高才弟子大多陷入迷误，如果没有朱熹，谁能来挽救制止呢！所以二程固然对儒家圣道有大功，而朱熹对二程的学说尤其有大功。

译本朝的理学，发端于周敦颐（周子），兴盛于程颢、程颐（程子）。在程子的门人中，以其学问传世的，以杨时（龟山）、谢良佐（上蔡）、尹焞（和靖）最为显赫。杨时不免掺杂了佛学，幸好他传给了罗从彦（罗仲素），罗从彦传给了李侗（李愿中），李侗传给了朱熹（朱晦翁），朱熹于是能够极大地阐明程子的学问，所以让朱熹继承程子，而将杨时排在程子之后，以此表明其学问的来源。谢良佐才华尤其高，但弊端也尤其严重，他对于佛学，大概不止是掺杂而已，他所师从的是僧人总老，后来张九成（横浦）又师从僧人杲老，一脉相承，已经不再是程子的学问了，所以将谢良佐排在杨时之后，以此表明源流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尹焞虽然也因为母亲命令诵读佛书，但从未谈论禅学，能够恪守老师的学说而不改变；况且宋高宗中兴，崇尚儒学的初期，程门的弟子中，只有尹焞还在，所以将尹焞排在谢良佐之后，以此表明此道硕果仅存，而程门的学问，本来就有不流入佛学的。尹焞极力辩驳程门的《语录》是错误的，后来朱熹追编《语录》，又极力辩驳尹焞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朱熹是在散佚亡失中搜集整理，他的功劳固然很大，尹焞是亲身得自于见闻，他的说法尤其确切。现在看程子的《语录》，凡是禅学所有而孔子门徒所没有的，往往窜入其中，怎么知道不是程子去世后，杨时、谢良佐等人附加增益的呢？这即使是朱熹也不敢自保，他在编录时，仍然深切地表达他的意思，说失之毫厘，其弊端将有不可胜言的。那么尹焞极力辩驳《语录》的说法，怎么可以废弃呢！

我按语说，程门的高才弟子如谢良佐、杨时，末流都不免略微沾染禅学，只有尹焞坚守不变。后来杨时幸好经过三次传授而得到朱熹（朱文公），才开始汇集各家学说并加以辨析，程门的学问，因此得以大明。所以我所阅读的先儒诸书，始于周敦颐（濂溪），终于朱熹所传的陈淳（勉斋），以探究正学的始终。其次排列杨时、谢良佐，以显示其流派虽然不同但源头则相同。又其次排列尹焞，以显示源头虽然不同但其流派中有不变者。其次排列张九成（横浦）、陆九渊兄弟（三陆），以显示其源流更加分别。然而谢良佐、杨时虽然都略微沾染禅学，但杨时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传给李侗（李延平），李侗也主张澄心静坐，却反而能挽救朱熹几乎陷入禅学的危机，一转而归于大中至正，致知的学问，毫厘的辨析，不可不精，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又将李侗排在这里，以表明心学虽然容易流入禅学，但自有心学的正道。李侗的《答问》，是朱熹亲自编纂的。李侗的学问，以涵养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间为效验以脱然洒落处为超诣之地；朱熹的提问，多本于《论语》，多先讲孝悌，这都是学者所应当熟读的。

师道被废弃，正学不被阐明，已经很久了。宋朝兴起八十年，安定胡瑗先生、泰山孙复先生、徂徕石介先生才开始以其学问教授学生，而安定的弟子最兴盛，接着伊洛之学兴起了。本朝的理学，虽然到伊洛而精微，但实际上是从三位先生开始的，所以朱熹（晦庵）有伊川不敢忘记三位先生的话。我既然阅读了伊洛的书，抄录其要点，接着涉及其流派的或同或异，最后以石介、胡瑗笃实的学问结尾，以推究发源的由来，以显示归根复命的意旨，使作为我的子孙，不要蹈袭那些末流谈论虚空的过失，而返回到笃行实践的实处。（以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

谢山《东发先生史略跋》说：“东发先生《日钞》的后一半就是他的文集，另有《理度二朝政要》。近来又得到他的戊辰年《史略》，是他担任史馆检阅时所作，列传一篇杜范、一篇真德秀，一篇洪咨夔、一篇袁甫、一篇徐元杰、一篇李心传，共六篇，怀疑就是《日钞》中所缺少的两卷。先生极力称赞的是杜丞相。他在《真文忠公传》中，说真德秀晚年阿附郑清之，大有微词，与《理度两朝政要》所说的互相证明。《政要》最推崇袁正肃公，而传记中稍不满于他论学。现在《宋史真文忠公传》，颇为采用公文作为蓝本。

◆东发学侣

山长黄虚谷先生翔凤

黄翔凤，字子羽，慈溪人，是东发先生的族弟。曾经担任山长。本堂的长子陈深是他的学生。学者称他为虚谷先生。（补。）

知州陈本堂先生着

陈着，字本堂，鄞县人，是习庵的侄子。（梓材案：谢山《甫上族望表》说，习庵是同谷陈氏，本堂是冥庵陈氏，世系已经很远，应当是族子。然而考察谢山《答万编修府志杂问》说：‘清容作《陈观墓志》，说陈氏自从居住在奉化以来，最著名的是本堂，至于习庵，自是我们鄞县忠谏里文介公陈禾的后裔。’似乎不是一族，疑惑不能确定。）是文天祥榜进士。贾似道掌权，劝诱他的门生，说：‘宁可不上朝，不可屈节。’授予安福县令，改任嵊县知州。当时嵊县是外戚居住的地方，有关部门不能施行政令，空缺了十七年，先生整顿修葺它，威令肃然。等到调任，后来的县令李兴宗问政，回答说：‘义利分明而取予得当，教化在先而狱讼赋税在后，识大体而

译秉持谨慎之心，爱护百姓而教化豪强，像这样罢了。”嵊县百姓请求挽留未能成功，送行的帐幕堵塞道路，到了城国岭上，因此命名为陈公岭。后来担任台州知州。（补。）

译（梓材谨按：本堂先生，传记中没有记载他的师承。谢山在《学案札记》中说：“陈本堂应当归入《习庵学案》，因为他是习庵的侄子。但考察他的文集，称述辅潜庵先前的学说，大概也是辅氏的学者，他与贾似道不合，与东发相同，所以列在东发之后。”）

本堂文集（补遗。）

人做学问，没有比“过”更有害的，“过”了就会归于老庄；也没有比“固”更有害的，“固”了就会归于告子，所以君子必须选择中庸之道，而了解本性是困难的，了解言论是尤其困难的。（《赠吴安仲》。）

人们有幸以儒者的名义自居，就必须有儒者的实质。内心随波逐流，与世俗一同漂流，一天天变得轻薄，那本心在哪里呢？至于呼朋引伴，钻研区区小技，以吟风弄月自命，胡乱树立标榜，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再无其他正经事，实在可悲啊。（《赠孙会叔》。）

做学问没有止境，年老更应当畏惧。（《书山房图后》。）

道，是天理常道，常道之外，哪里还有道？在常道之外寻求道，只是妄念罢了。何必区分儒与道呢？儒者以自身承担道，道与儒有两样吗？将儒与道分为二途，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不懂得道而用流派来区分，流弊到了极点，以至于认为可以乘云御风，骑鹤踏鲤。唉，有这样的道理吗！（《题洞真观石后》。）

人做学问是为了什么事？也就是说话必须有实质，行为必须有常规，而以忠信笃敬为根本。空虚就容易放纵，清闲就容易懈怠。（《参前亭记》。）

风景已经不同，明月依然还在。（《与俞察院浙》。）

连年奔走于山林，逃避灾难以求苟活，祖先的一丝血脉，令人凛然感到无法延续。如果说要等到天下事定，然后再做打算，那么水流已经向下，蓬草已经弯曲，哪一天才能挽回！（《招单君范教子书》。）

《乾》《坤》包容万物，风雨萧萧，《习坎》心中亨通，避世隐居而没有烦闷，在这里可以观察人。（《答许宫讲》。）

人禀受血气而生，心统摄性情的奥妙，心不能不被外物所感动，静不能不动于感应，而性就想要显露出来了。欲望合乎应当欲望的，也就是天性；欲望不合乎应当欲望的，就是血气的私欲，欲望是善恶的关键啊！（《剡学讲义》。）

（梓材谨按：谢山所录《本堂集》十一条，现在将其一条用于为陈先生洙立传于后，又移入一条到《潜庵学案》。）

（云濠谨按：谢山《学案札记》说：“范楷有《蓬阆唱和集》，本堂为其作跋。”

◆东发同调

吏部安先生刘（另见《广平定川学案》。）

◆东发家学（游、余三传。）

黄先生梦干

黄梦干，字祖勉，是文洁的长子。沉潜钻研古学，天性淡泊宁静。文洁严厉肃穆，对人很少认可，而先生用和平来调和。同年丈人陈本堂见到他后对文洁说：“您家的叔度一流人物啊。”屈尊行辈与他结为亲家。宋朝灭亡后，没有做官进取的意愿。文洁避难到宝幢，他山北的精舍快要荒废，先生重新修缮它，想要奉养父亲回来讲学，没有完成就病了，急忙回到宝幢，最终去世。这一年文洁也去世了。

处士黄先生叔雅

黄叔雅，字仲正，是文洁的次子。侍奉母亲孝顺，居家没有嬉笑的声音。对待弟弟侄子不让他们有违逆之意，持守恭敬谦让以礼相待。宗族姻亲乡党中的长者与他融洽，年轻人仰慕他。他的学问汪洋浩瀚、通畅整齐，用经典来承载道，必定考察其精微幽显的曲折，在史书中辨别疆域、氏族、制度、官名的兴废，广泛搜罗博征，曲折而通达，确切而明了，所以写文章连绵不断，不因困窘而停止。将要达到极致，而开始用于实用，想要名垂后世的人，不在于做官进取。有关部门三次颁布科举令，最终不应试，而曾经把他的学说传授给门徒。延佑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参考《清容居士集》。）

（梓材谨按：黄晋卿为先生的弟弟叔英写墓志铭说：“文洁三个儿子，都能继承家学。”而《深宁年谱》列举著名的弟子，先生在其中。）

黄叔英，字彦实，是文洁的儿子。一切以亲身实践为根本。曾经担任晋陵、宣城、芜湖三地的学教谕，又担任和靖、釆石两地的山长。用家学在闽、越之间教授学生。与韩性相友善。拜师在他门下的，都卓然有成。学者称他为戆庵先生。有《戆庵杂著》二十卷、《戆庵暇笔》三卷。）

隐君黄尚絅先生正孙

黄正孙，字长孺，是祖勉的儿子。本堂的〇，有学问品行。（补遗。）

（云濠谨按：黄文献为先生写墓志铭说：“二十岁出赘〇，居住了十七年才回来。至正乙酉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隐君玠。”又说他雅志恬静，十二岁时宋朝灭亡，就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晚年自号尚絅翁，以表明他的志向。）

隐君黄先生玠

黄玠，字孟成，是祖勉的孙子。志向卓然，不随波逐流，亲身实践，以古代圣贤为榜样。隐居教授，对书籍没有不通晓的。以讲学寓居弁山。所著有《

译《知非录》。

虚谷的门人

教授陈先生深（详见下文《本堂家学》。）

译◆本堂家学

教授陈先生深

教授陈先生泌（合传。）

陈深，字汝资，四明人，是本堂先生的儿子。他的弟弟陈泌，字汝泉。陈夷白在陈泌的诗集后题跋说：“我二十岁左右时，结识了汝泉先生，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过了二十七年，通过他的儿子陈桱，我看到了汝泉先生十八岁时侍奉父亲秘监府君在中秋饮酒时所作的五言三韵七首诗。看来汝泉先生以学问文章继承家业，而那种老成苍劲、峻洁的气质，在少年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又说“他的儿子陈桱兄弟，能以继承家学为己任”等语。（参见《夷白斋集》。）

（梓材谨按：汝泉先生的名字一作宓，曾担任饶州教授。大概本堂先生的几个儿子，都能继承家学，先生是其中最小的。）

陈先生洙

陈洙，是本堂先生的侄子。本堂先生曾写信给他，说：“古代礼仪称赞其家，即使只是收敛手足形状下葬，也是礼仪所允许的，切不可被阴阳家那些荒诞的言论所左右。有风水不利等说法，如果说为了求利于死者，那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如果说为了求利于后人，那么因为父亲而求利，是大不孝，况且根本没有这种道理！”（补。）

学士陈先生桱

陈桱，字子经，是本堂先生著作的孙子。本堂先生与东发先生交好，他先继承了东发先生的家学，又私下尊崇黄氏的教导。他尤其擅长史学，认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开始，到五代结束，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记载之前的事情，大概采用了邵雍《皇极经世》的历法，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其起始于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后，都没有论述著作，于是他以盘古至高辛、宋至元为二十四卷，命名为《续编》。又选取金履祥的书，删定为《通鉴前编举要》。先生在明初侨居南京。担任翰林学士，因无罪而死。

◆本堂门人

主簿赵先生炎

赵炎，字光叔，嵊县人。本堂先生称赞他“有学问、有见识、有才能、有骨气”，他在担任义乌主簿时，曾向赵汝〇推荐他。（补。）

吴先生汉

吴先生应奎（合传。）

吴汉，字叔度；吴应奎，字文，奉化人。两位吴先生都住在白岩，跟从本堂先生学习。（补。）

隐君黄尚絅先生正孙（见上文《东发家学》。）

胡先生幼文（另见《深宁学案》。）

◆戆庵门人（游、余四传）

教授黄菊东先生珏

黄珏，字玉合，余姚人。跟从戆庵先生学习蔡氏《尚书》，既有所心得，郡县争相聘请他担任教师，担任教授四十多年。他尤其喜欢研读《皇极经世》一书，曾说：“天人的道理微妙，邵雍能够推演；帝王的大道，蔡氏能够解释，然而如果不是朱熹订定并发扬光大，我又怎能窥见其大概呢？”与太原王万石、上虞谢肃以诗文交往。洪武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自号菊东。（修。）

县官岑栲峰先生士贵

岑士贵，字尚周，余姚人。跟从黄彦实学习，得到了黄彦实先世《日钞》的传授。黄彦实怀有济世之志，不得志。一天晚上，梦见坐在岑氏的厅堂上，四周铺设着地毯，先生年纪最小，上前拜跪，黄彦实就脱下身上穿的绿衣给他穿上。醒来后先生到了，拜跪如同梦中。黄彦实惊问，先生回答说：“士贵有幸没有辜负先生的教诲。”黄彦实急忙扶起他，但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撰写了一篇《悲诵》，从此每天饮酒，不久便病重不起。先生后来被礼部推荐，在黄岩任职，当地有个大姓李氏，坐着轿子从甬道进入，先生责问他们，官吏说：“这家人一向能抓住州县官员的短处。”先生向来厌恶强横之人，于是查清了他们私煎盐、盗贩、行贿、卖官鬻狱等罪行，用朱笔记录下来。李氏怀恨，也借事陷害先生。不久先生外出巡视，突然因食物中毒而死。吴渊颖痛惜他，为他写了哀诔。（补。）

典史王东〇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是秀州人，后来成为余姚人。曾担任芦花场典史，这不是他的志向，于是弃官离去，致力于正学。黄戆庵在慈溪杜洲书院讲道，他便前往跟随学习，更加懂得道德性命的奥妙，从此造诣更加精纯，品行更加高尚。有人想拉拢他做官，他丝毫不为所动。家徒四壁，妻子儿女清坐相对，始终没有忧愁的神色。久而久之，乡里人也对他肃然起敬，认为他为人不同寻常。有个叫岑栲峰的，也是黄氏门徒，又是先生的邻居，两人一起在湖山间游玩，唱和非常快乐，曾有诗句说：“陶潜千载友，相望老东〇。”于是自称东〇处士。戴九灵为他墓志铭。（补。）

◆东发续传

县尹杨铁崖先生维桢（另见《艮斋学案》。）

学士陈先生桱（见上文《本堂家学》。）

卷八十七 静清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静清学案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静清学案表

史蒙卿 程端礼 蒋

译宗简

（独善的孙子。）

（小阳、深宁门 乐良 张信）

译人。）（附从弟衍、复。）陈韶

（莲塘、潜斋、进斋再传。）戚秉肃

王楚鳌

（晦翁、迂斋、慈湖、节斋、真西山、白水、籍溪、屏山、延平、东莱、象山、詹氏四传。）（父起宗。）徐仁山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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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清学案序录

黄宗羲谨按：四明史氏都信奉陆九渊的学问，到史蒙卿（静清）才开始改变而尊崇朱熹，其学术渊源出自莲塘陈氏。然而曾听说王应麟（深宁）不喜欢史蒙卿解说《周易》，认为他喜好猎奇，那么似乎他未必完全同于朱熹。他所传授的是程端学（畏斋）兄弟，则是纯粹尊崇朱熹的。于是撰写《静清学案》。（全祖望案：这一卷黄宗羲原本称为《四明朱门学案》一，全祖望《序录》改为《静清学案》。）

◆阳王门人（陈氏、徐氏再传。）

教授史果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号果斋，是鄞县人，独善先生史弥巩的孙子。十二岁时，进入国子监学习，精通《春秋》、《周官》。当时江万里（益公）担任祭酒，非常器重他。咸淳元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景陵主簿，历任江阴、平江教授。四明的学术，祖述陆九渊而尊崇杨简、袁燮，他们谈论朱熹的学问，是从黄震（东发）和史蒙卿开始的。黄震主张亲身践行，而史蒙卿致力于阐明本体以通达应用，著书立说，一概以朱熹为法则。宋朝灭亡后，不再做官。自号静清处士。有《静清集传世》。（修。）

百家谨按：四明自从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跟随陆九渊学习，所以陆氏的学问很兴盛。当时传授朱熹学问的有两派：一派是史果斋，从陈氏入门；一派是余正君，从辅氏入门，所以列为四明朱门第一、第二两案。另外王应麟（深宁）跟随王埜学习，王埜跟随真德秀（真文忠公）学习，也是出自朱熹门下詹体仁一系的。

果斋训语

学问进修的大纲，大致有四：一是崇尚志向，二是保持恭敬，三是穷究事理，四是反省自身。大概做读书人没有比崇尚志向更优先的。孔子说：“我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孟子说：“读书人做什么事？”回答说“崇尚志向”，“就是仁义罢了。”程子也说：“谈论学习就应当以道为志向，谈论做人就应当以成为圣人为志向，如果这个志向不确立，只是追随流俗，趋向利欲，那么终身就会堕入卑鄙浅陋，不足以达到高明广博的境地，哪里配称为读书人呢！”这个志向确立后，就应当保持恭敬来涵养本原，因为人心虚灵，天理具备，仁义礼智都是我们固有的。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不是从外面获得的，如果能够端庄静一地涵养它，那么志气清明，义理显著，而人欲自然退让听从。用这种态度去穷究事理，事理一定明白；用这种态度去反省自身，自身一定真诚，这是学问的根本。既然知道涵养本原，那么天理的全体，本来浑然存在于我们心中。然而心中虽然说是万理具备，天地的秩序，品节鲜明，如果不考察圣贤的言论，向师友请教，观察事物，验证于身心，来探究分析其精微的极致，那么认知就会有遮蔽，行为就一定会出差错，这就是《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之所以必须先格物、致知，《中庸》中笃行之所以必须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原因。既然知道如何穷究事理了，就一定把所穷究的事理，反过来应用到自身，以实践其实质，日常之间，细微到念头思虑，明显到言行举止，那些应当做的，都是天理的公义，那些不应当做的，都是人欲的私心。在这里谨慎地观察，如果确实是应当做的，就扩充它唯恐不够广泛，实行它唯恐不够到位。如果确实是不应当做的，就改正它唯恐不够迅速，去除它唯恐不够彻底。从事于此，没有片刻间断，人欲一天天消减泯灭，天理一天天纯熟，而圣贤之道，不知不觉间，其实已经在我身上了。困顿时独善其身，可以继承前代圣人而开创后世学问；显达时兼善天下，可以参与天地化育而赞颂造化，其功用有不可穷尽的。如果趋向卑鄙浅陋，而这个志向不确立，持守涵养疏略，而这个心不能存养，讲学的功夫不加强，而所知道的昏暗遮蔽，反省自身的诚意不笃实，而所行的违背常理，将会看到人欲更加炽盛，天理更加微弱，本心一旦丧失，也将无所不至呢！《尚书》说：“只有圣人如果不加思念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克制思念就能成为圣人。”圣人与狂人的区别，仅仅在于思念与不思念之间罢了，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这本是双峰饶鲁的训诫。）

附录

果斋先生常常教导学者把朱熹的日用自警诗张贴在座右，那首诗说：“圆融无际大无余，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时勤猛省，却于何处味真腋。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莫放蔬。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废工夫。”

黄宗羲谨按：莲塘陈氏的学问传给阳氏，阳氏的学问传给我们家乡的史氏，就是史蒙卿（静清）。（全祖望案

译《宋史·史南叔附先生传》说：“早年师从巴川阳恪。”以斋是阳恪的号，他是小阳先生的儿子。小阳先生则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然而程端礼（号畏斋）曾亲自登门拜见先生，他在所著《读书分年日程》中，于《工程纲领》后写道：“果斋先生早年师从常德的小阳先生和大阳先生。阳先生师从涪陵的■先生，■先生师从朱熹。”未曾提及以斋。袁清容为先生所撰墓志铭也说：“太中先生在湖北任职时，请假回家省亲，跟随巴川阳公岊学习《易经》和《春秋》。”太中先生是先生的父亲，名叫肯之。黄文献则说：“继承朱熹学问的人，从■氏渊、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枋，一直到史氏。”由此可知，先生所师从的是小阳先生，而非小阳先生的儿子，史传大概有误。

译谢山在《静清书院记》中说：“元代儒林世系中，鲁斋、白云专主朱熹之学，静修颇推崇邵雍（康节），草庐兼主吴澄（文安）之学，其中足以辅佐二许（许衡、许谦）的，要数我们家乡的程敬叔兄弟最为纯正。鲁斋之学得自江汉赵氏，白云之学得自仁山，而敬叔兄弟之学则得自静清史先生。在此之前，我们家乡的学者，杨简、袁燮的门徒极为兴盛，史氏家族中的贤者，如忠宣公、文靖公、独善先生（史弥坚）、和旨先生、鸿禧君、饶州君等，都是杨、袁门下杰出的人物。静清是独善先生的孙子，开始通过巴陵阳氏追溯朱熹之学。当时他孤军奋战，无人响应，而黄提刑东发（黄溍）由此出现，朱学才渐渐兴盛。朱学在我们家乡流行，是从静清开始的，他的功劳很大。江汉、仁山都已受到祭祀，而静清却没有人采撷溪边的香草来祭奠他，后死之人对于斯文，怎能没有愧色呢？清容（柳贯）作《静清墓志》，对于他在改朝换代时的重大节操，已经说得很详细，但对于学术传承所在，却不太清楚。清容是文人，对于儒学深奥之处，理应忽略。然而清容说‘静清曾与深宁（金履祥）讨论经义，常常标新立异，因此多与深宁不合’，由此可知静清虽然以朱学为宗主，但他独自探究微言大义，正不是墨守《集传》、《章句》、《语类》等书以求苟同的人。正如东发也宗奉朱学，但他对先天、后天图说攻击很厉害，大概必须这样才算是大儒。不善学习的人，只依据一位先生的言论，耗尽一生精力，不敢稍有不同，却不曾顾及内心是否安宁。这是有信而无疑，学问之道，从来没有这样的。清容认为静清标新立异，这是尤其不了解静清啊。”

◆静清门人（■、徐三传）

教授程畏斋先生端礼

程端礼，字敬叔，鄞县人。被学者称为畏斋先生。起初被举荐担任建平、建德两县的教谕。历任稼轩、江东两书院的山长，多次考核后授任铅山州学教谕，以台州教授的职位退休。先生师从史静清，神色庄重而气度平和，善于诱导学者，使他们日新月异，而他的弟弟程端学刚毅明察，行为都有师法可遵，学者们都对他严肃敬畏，人们把他比作河南的两程（程颢、程颐）。（修）

百家谨案：庆元自宋末以来都传习陆九渊的学问，而朱学在庆元不流行，直到得到史静清才发生转变。大概慈湖（杨简）之后，大多都流入禅宗，士人以不读书为学问，源远流长，派系分化，他们用来传习陆九渊学问的方法，正是他们背离陆九渊学问的原因。我看畏斋的《读书日程》，本末不遗漏，工夫有次序，由此而进入，即使说他是陆九渊的功臣也可以。

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

端礼私下听朱子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关键，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而达到精微更珍贵的，而达到精微的根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他的门人和私淑弟子，汇集朱子平日的训诫，选取其要点，定为读书法六条：一是循序渐进，二是熟读精思，三是虚心涵泳，四是切己体察，五是着紧用力，六是居敬持志。所谓循序渐进，朱子说：“以两本书来说，就是通晓一本书后再涉及另一本书；以一本书来说，篇章句字，首尾次序，也各自有序而不可混乱。衡量自己的能力所及而谨慎遵守，字求其训诂，句索其旨意，前面没有理解，就不敢求后面，这里没有通晓，就不敢想那里，这样志向坚定而道理明白，就没有疏忽轻慢、越级冒进的祸患了。如果赶进度赶期限，一味匆忙看完，那么看了也等于没看。近来才发觉这个毛病不是小事。原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而是下面没有根基。”这就是循序渐进的说法。所谓熟读精思，朱子说：“《荀子》说诵读多次以贯通它，可见古人诵读书籍也计算次数，才知道横渠（张载）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是道学的第一义。次数够了，而没有成诵，一定要成诵；次数不够，即使已经成诵，一定要满次数。但读一百遍时，自然比读五十遍时强；读二百遍时，自然比读一百遍时强。现在之所以记不住，说不出来，心里似有似无，都是不精不熟的祸患。今人之所以不如古人，只争这些。学者看书，读得正文，记得批注，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称、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同自己写出来的一般，才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之处。如果不这样，只是虚设议论，不是为己之学。”这就是熟读精思的说法。所谓虚心涵泳，朱子说：“《庄子》说，我与他虚空而随顺。既虚空了，又要随他的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才能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衡量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章，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的说法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里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使之合。”这就是虚心涵泳的说法。所谓切

译关于切己体察，朱子说：“进入大道的门径，是将自己的身心投入那道理之中，渐渐与之亲近，与自己融为一体。如今人们认为道理在这里，自己却在外头，原本互不相干。学者读书，必须将圣贤的言语在自己身上加以体认，比如‘克己复礼’，比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必须就自家身上去反复体会。我真正能够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吗？每件事都如此，才有益处。”这就是他所说的切己体察。

关于着紧用力，朱子说：“放宽期限，加紧课程，做学问要刚毅果决，悠悠荡荡成不了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那是怎样的精神！怎样的筋骨！现在的学者，全然不曾发愤。一定要抖擞精神，如同救火治病一样，如同撑逆水船，一篙也不能放缓。”这就是他所说的着紧用力。

关于居敬持志，朱子说：“程先生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是最精要的。正当无事时，用敬来持守自己，凡心不可加入虚无缥缈之境，必须收敛在此。等到应对事务时，在应对事务上持敬；读书时，在读书上持敬，便自然贯通动静，心无不在。现在学者讲解书籍，多是拼凑来说，却不详密活熟。这个毛病不是在说书上的毛病，而是在心上的毛病，因为心不专静纯一，所以思虑不精明。必须修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露出来才好。”这就是他所说的居敬持志。

我按：这六条，乃是朱子教导人读书的要领，所以他教诲学者、告知君主，都举不出这六条之外，而且自称这是平日艰难已试验过的成效。我私下曾议论，自从孔子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不违背正道了”的训诫，以颜子善于学习，他称赞孔子“循序渐进善于诱导”，也不过说“用文献知识广博我，用礼约束我”罢了。可见孔子的教诲，颜子的学习，不超过博文约礼两件事，难道不是因为学者除此之外没有用力的地方吗？大概充满天地之间，万物万事，没有不是文的。那些文出自圣人之手，而保存在书中的，承载道理尤为明显，所以看孔子责备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话，可以成为深深的警戒，难道不是读书是博文之中最大且最紧急的吗？朱子说：“约礼只是这些。博文各有次序，应当以最大且最紧急的为先。”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既然如此，博文难道可以不把读书放在首要位置吗？而读书又难道可以不遵守朱子的方法吗？朱子平日教导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超过这六条。而六条总而言之，又不超过“熟读精思”、“切己体察”这两条。大概熟读精思就是博文的功夫，而切己体察就是约礼的事。既然如此，想要学习颜子那样做学问的人，难道可以不由此去寻求吗？现在幸好他的学说完整保存，学者读书，能够遵循这六条，切实用力，那么什么大道不能精进，什么圣贤不能成为！假如朱子再生，亲身登门，耳闻他的教诲，未必像这样详细且重要，学者能不觉得自己幸运吗？世上读书，那些懈怠疏忽间断的，固然不值得谈论。那些终日勤劳，贪多务广，终身没有所得的，大概是因为读书不知道方法的原因。只有精庐刚刚建立，端礼荒陋，我才疏学浅，哪里胜任！在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先与志同道合的人讲解，期望共同确守，以求共同学习的益处，使将来义理精熟，仁德纯熟，贤才辈出，那么朱子的训诫就不成为空话，精庐就不成为虚设，难道不美好吗！

译存存斋铭

人的本性与天道，孔子很少谈论。在《易经》中才提到，成就本性，保持不懈。只有本性的成就，上天赋予其完整。如同身体具备全部器官，愚笨与贤明没有区别。心统摄性与情，性的本体只有静止。心随着气的机运，保持它就能端正。说只有保持心，才能保持性。它的方法是什么？在于持守恭敬。它的效果是什么？动静都能安定。没有间断没有杂念，才叫做保持不懈。空虚闲适、宁静专一，细微之处容易纷乱。如果不谨慎不涵养，就会像千里奔马一样失控。勉强做到与安然实行，是圣人与贤人的分别。效法天地，是进入道义的大门。

阅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补的版本。）每天阅读《字训》纲要三到五段，这是朱子因为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来教导他的意思，用这个代替世俗的蒙求《千字文》是最好的。又把朱子的《童子须知》贴在墙上，在饭后让他记忆并讲述一段。

阅读《小学》正文。每天只读一本书，从幼年到成年都是这样。这是朱子苦口婆心教导人的话。随着每天的能力和本性资质，从一两百字，逐渐增加到六七百字。白天长、年龄大，可以接近一千字为止。每个大段落内，必须分成小段落，每个小段落必须看读一百遍，倍读一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以后凡是读经书都按照这个方法。从此讲解《小学》，就是严幼仪。大概小孩子整天读诵，不仅困倦精神，而且导致他们习惯悠缓，等待天黑。方法应当刚完成几遍，就暂时休息一会儿，再让他入学。这样可以避免这两种弊端。

日程：一、每天早起，就先自己倍读已读册首的书到昨天所读的书一百遍。其中一天看读，一天倍读，生疏和错误的地方，做记号等待夜间补正几遍。其中每天看读本，是为童幼文理不通、错误自己不知道的人设置的。十四五岁以上的人，只倍读，老师在日程空眼簿上标起止。凡是册首的书烂熟，没有一句生疏错误，才是功夫到了，才可以他日退在夜间与平日已读的书轮流倍温，这才得力。如果不精熟，突然退混在诸书中，那么温倍逐渐疏远，不得力了，应当谨慎。凡是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得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融洽。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说温故知新，以区别于记问之学，就在这里。一、老师测试倍读昨天的书。一、老师传授本日正书。假设传授阅读《大学》正文、《章句》、《或问》，共约六七百字，或一千字，必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有故及学生多不能立即授书，可以先自读，以免妨碍功夫。先计算字数，画定大段。老师记录起止于簿，预先让他套用端礼所参馆阁校勘法，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及考王鲁斋《正始音等书点定本，点定句读，圈出发假借字音，令当面读仔细正过。在内分成小段，随文义可断处，多不过十句话，少约五六句话。大段约千字，分成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点记录于簿，再按每个小段读二百遍，内一百遍看读，内一百遍倍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书必须声音实在，如讲说一样，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加虚声，导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难举，必须用数珠或记数板子记数。每个小段二百遍足，就用墨销朱点，即换读如前。尽一天之力，必须足六七百字。白天长年龄大，可以接近一千字。宁可剩段数，不可省遍数。仍通大段倍读二三十遍，或只通倍读全章正经并《注》《或问》所尽也可以。必须等一本书完毕，然后才换一本书，并不得兼读他书，及省遍数。这是以朱子《读书法》《小学》及所订程董《学则》修订的。一、老师测试讲解昨天已讲的书。一、老师传授讲解平日已读的书不必多，先说《小学》完毕，次《大学》完毕，次《论语》。假如说《小学》，先令每句说通朱子本注，以及熊氏解，以及熊氏标题。已通，才令依傍所解字训句意，说正文。字求其训注中无者，使其简《韵会》求之，不可杜撰以误导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已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意。即令自己反复说通，面试通，才停止。久了，才觉得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己看注，沈潜玩索。使他来试说，更诘难他，以使他明透。如说《大学》《论语》，也先令说注透，然后依傍注意说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