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司篇第十三
虽赏之不窃。」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假设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其所不欲，子必不窃。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
译即使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窃。”欲望产生于不足，百姓就会偷盗；如果能消除欲望，百姓就不会偷盗。假如用你不想要的东西奖赏你，让你去偷窃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你一定不会去偷。所以执政者关键在于使百姓富足，让他们没有匮乏之处，看不到诱发欲望的东西，偷盗行为就一定会止息了。
为政必身倡之，且不爱其劳，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讨而不伐，诸候伐而不讨。」虽汤、武之举，不谓之讨而谓之伐。陈恒弒君，孔子请讨之，此必因周制，邻有杀逆，诸侯当不请而讨。孟子又谓「征者上伐下，敌国不相征」，然汤十一征，非赐鈇钺，则征讨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国中什一使自赋」，郊门之内通谓之国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赋其一也。
道千乘之国，不及礼乐刑政，而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言能如是则法行，不能如是则法不徒行，礼乐刑政亦制数而已尔。
富而不治，不若贫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报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劝，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于不治；君子公物，利于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张南轩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之论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虽非器，而道必托于器。如礼乐刑赏，是治天下之道也。礼虽非玉帛，而礼不可以虚拘；乐虽非钟鼓，而乐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恶也，必托于甲兵，必寓于鞭扑；赏本扬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铭之以钟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于器而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圣人悟《易》于心，觉《易》于性，在道不溺于无，在器不堕于有。是《大易》不言有无，明矣。言有无，如「有生于无」，则分而为二矣，又如「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皆老，庄之陋也。
《易》语天地阴阳情伪，至隐赜而不可恶也。诸子驰骋说辞，穷高极幽，而知德者厌其言。故言为非难，使君子乐取之为贵。
《易》一物而三才：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仁义，德也，而谓之人。
高忠宪曰：一物而三才，其实一物而已矣。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阴阳，刚柔、仁义之本立，而后知趋时应变，故「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六爻各尽利而动，所以顺阴阳、刚柔、仁义、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阳▯体众阴，众阴共事一阳，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与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体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与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变化、悔吝、刚柔，《易》之四象与！悔吝由赢不足而生，亦两而已！
尚辞则言无所苟，尚变则动必精义，尚象则法必致用，尚占则谋必知来。四者非知神之所为，孰能与于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则辞不足待天下之问；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变极数，则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几不足以成务；非周知兼体，则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显矣；知来藏往，其德行神矣。语蓍龟之用也。
显道者，危使平，易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动，冥会于万化之感而莫知为之者也。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曲尽鬼谋，故可以佑神。
开物于几先，故曰「知来」；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极数知来，前知也。前知其变，有道术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远矣！
洁净精微，不累其▯，知足而不贼，则于《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会而通，亨也；说诸心，利也；一天下之动，贞也。
干之四德，终始万物，迎之随之，不见其首尾，然后推本而言，当父母万物。
《彖》明「万物资始」，故不得不以「元」配「干」；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统天下之善，礼嘉天下之会，义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动。
六爻拟议
译治理政事，君主必须亲自倡导，并且不吝惜辛劳，再加上勤勉不懈怠。
“天子进行讨伐而不称征伐，诸侯进行征伐而不称讨伐。”即使是商汤、周武王的举动，也不称为“讨”而称为“伐”。陈恒杀害国君，孔子请求讨伐他，这一定是依据周代的制度，邻国出现杀君逆乱之事，诸侯应当不请示就进行讨伐。孟子又说：“征是上级对下级的讨伐，敌对国家之间不能互相征伐。”然而商汤十一次征伐，如果没有周天子赐予斧钺的授权，那么“征”和“讨”的名称，难道到了周代才确定吗？
“郊野地区实行井田制，九分之一作为公田，由农民助耕”，这是郊野之外的助耕法。“国都地区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郊门之内统称为国都，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分配，所以让百姓十分中自行缴纳一份赋税。
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不谈礼乐刑政，却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意思是如果能做到这样，法令就能推行；如果不能做到这样，法令就不能单独推行，礼乐刑政也就只是空有制度条文罢了。
富裕而治理不好，不如贫穷而治理得好；疆域广大而考察不周，不如疆域狭小而考察详尽。
报应，是天下的利益，遵循道德就能招致，善行得到鼓励，恶行受到遏制，这些都是天下的利益。小人自私，利于混乱；君子公正，利于治理。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谈有无。谈论有无，是诸子百家浅陋之处。
张栻说：“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易经》论述道与器，只是从有形与无形来区分罢了。然而道虽然不是器，但道必须依托于器。比如礼乐刑赏，是治理天下的道。礼虽然不是玉帛，但礼不能凭空拘束；乐虽然不是钟鼓，但乐不能凭空演奏。刑的本意是遏制邪恶，必须依托于甲兵，必须寓于鞭打扑击；赏的本意是弘扬善行，必须用旗帜旌常来表彰，用钟鼎来铭刻。所以形而上的道，依托于器才能施行；形而下的器，得到道就不会有弊端。所以圣人心中领悟《易》，本性觉悟《易》，在道方面不沉溺于虚无，在器方面不堕落于实有。因此《大易》不谈有无，是很明显的。谈论有无，比如“有生于无”，就把道和器分成了两截；又如“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都是老子、庄子浅陋的说法。
《易经》谈论天地阴阳真情假象，极其隐晦深奥却不令人厌恶。诸子百家驰骋言辞，穷究高深幽微，而懂得道德的人厌恶他们的言论。所以说话并不难，难的是让君子乐于采纳才是可贵的。
《易经》是一物而具三才：阴阳，是气，称为天；刚柔，是质，称为地；仁义，是德，称为人。
高攀龙说：一物而具三才，其实只是一物罢了。
《易经》为君子谋划，不为小人谋划，所以在卦中撰写德行。虽然爻有大小之分，但在系辞解释爻辞时，必定用君子的义理来晓谕。
一物而具两体，大概说的就是太极吧！阴阳是天道，是象的生成；刚柔是地道，是法的效验；仁义是人道，是性的确立。三才各有两体，无不包含乾坤之道。
阴阳、刚柔、仁义的根本确立，然后才知道顺应时势、应对变化，所以说“乾坤毁灭，就无法体现《易》”。
六爻各自尽利而动，是为了顺应阴阳、刚柔、仁义、性命的道理，所以说“六爻的运动，体现了三极之道”。
阳统领众多阴，众多阴共同辅佐一个阳，这是常理。因此两个君主共享一个百姓，一个百姓侍奉两个君主，上下都是小人的做法；一个君主统领两个百姓，两个百姓尊崇一个君主，上下都是君子的做法。
吉凶、变化、悔吝、刚柔，是《易经》的四象吧！悔吝由盈满或不足而产生，也不过是两种情况罢了！
崇尚言辞则说话不轻率，崇尚变化则行动必精义，崇尚卦象则法度必实用，崇尚占卜则谋划必知未来。这四点如果不是知晓神妙的作为，谁能做到呢！
《易经》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那么言辞就不足以回答天下的疑问；如果不深奥，就不足以通达天下的意志；如果不通晓变化、穷尽数理，那么文辞就不足以成就万物，卦象就不足以制造器物，几微就不足以成就事务；如果不周知并兼摄全体，那么它的神妙就不能通达天下的事理，不迅速而快速，不行动而到达。
向人显示吉凶，它的道理就显明了；预知未来、藏往过去，它的德行就神妙了。这是在谈论蓍草和龟甲的作用。
显明道理，使危险变为平安，使平易变为倾覆，这是“始终怀着戒惧，其关键在于无咎”的道理。神妙德行，寂然不动，暗中契合万物的感应而不知是谁在作为。接受命令如同回声，所以可以应对往来；穷尽鬼神的谋略，所以可以佑助神明。
在几微之初开启万物，所以说“知来”；阐明祸患而消除其根源，所以说“藏往”。穷尽数理以知未来，是预知。预知变化，有道术来通达它，君子用来施于百姓的方略就深远了！
洁净精微，不牵累其本体，知足而不伤害，那么对《易经》的理解就深了。
天下的道理得以确立，是元；汇聚而通达，是亨；悦服于心，是利；统一天下的行动，是贞。
乾卦的四种德行，终始万物，迎接它跟随它，看不见它的头尾，然后推究根本来说，应当作为万物的父母。
《彖传》阐明“万物依赖它开始”，所以不得不把“元”配给“乾”；坤是它的配偶，所以不得不把“元”配给“坤”。
仁统摄天下的善，礼嘉奖天下的汇聚，义公正天下的利益，信统一天下的行动。
六爻拟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