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荣绪晋书卷十四

译臧荣绪《晋书》卷十四。刘弘。武帝与刘弘同年出生，年轻时一同读书、使用砚台。《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晋书》。刘弘任镇南将军，督理荆州军事。刘弘派南蛮长史陶侃担任大都督。《书钞》引《晋书》。刘弘任荆州刺史时，镇守沔水、汉水一带。每当有军事行动，他都亲自写信说明，言辞恳切周密，所以人人都感动喜悦；一旦有事，人们争相赶来。大家都说：“得到刘公一封信，比得到十部从事还贤能。”《书钞》引《晋书》。陶侃。范逵曾经拜访陶侃，当时仓促之间没有东西招待宾客。陶侃的母亲于是剪下头发，得到两束假发，用来换取酒和菜肴，大家尽情欢乐，即使仆从所得也超过了预期。《书钞》引《晋书》。原文此处有缺字。陶侃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一寸光阴；至于普通人，更应珍惜片刻时间。”有些僚佐因为嬉戏而耽误政事，陶侃便取来他们赌博、下棋的器具，全都投入江中。《初学记》卷六。陶侃明察见识超过常人，曾督促各营种植柳树。都尉夏施偷盗官府的柳树，种在自己门前。陶侃后来见到，便说：“这不是武昌西门前的柳树吗？你为什么把偷来的树种在这里？”盗树的人惊恐害怕。《事类赋》注“柳”引《晋书》。[缺字]鉴。中原发生丧乱，乡人于是共同推举[缺字]鉴为首领，逃难到鲁国峄山。山中有重重险阻，百姓遭遇饥荒，野外没有可食的草，便挖掘野鼠和蛰伏的燕子来吃。《事类赋》注“燕”引《晋书》。高平[缺字]鉴，晋升为太尉。虽然身居公卿之位，内心却更加俭约，勤劳谦逊地自处，每天兴起诵读、玩味经典古籍。咸宁年间，他卧病在床，上疏请求退位。《初学记》卷十一作“[缺字]鉴，字道徽，进禄太尉，病重，举荐蔡谟代替自己”，都与新本不同。《书钞·太尉》引《晋书》说：“臣的疾病日益严重，终于沉重难治。我自量气力，病势稍有好转也难以希望。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的分限。但臣身居的职位超过才力，曾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上愧对先帝，下愧对日月，伏在枕上悲哀叹息，抱恨于黄泉。臣如今虚弱空乏，性命只在朝夕之间，因此把府中事务交给长史刘遐，请求辞官归隐田园。只愿陛下有山海般宽广的气量，弘扬成就大业的谋略，任用贤能，使事情从简易办理，使‘康哉’之歌重新兴起于今日，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的时候一样。臣所统领的部众错杂，大多是北方人，有的被迫迁徙而来，有的是新近归附；百姓思念故土，都有归还本乡的心。我宣示国家恩德，说明爱憎取舍，给他们安排田地和住宅，渐渐使他们稍得安定。听说臣病重，众人的情绪惊恐动荡；如果他们要向北渡河，必定会生出侵犯的念头。太常卿蔡谟，平易简约而且忠贞正直，一向是众望所归，认为可以任命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的儿子晋陵内史司马迈，谦逊仁爱，善于养士，深受流亡之人的尊敬；又是臣的门第子弟，能够担任兖州刺史。凡是国家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因此臣冒昧希望仿效祁奚举荐贤能。”按：这篇奏疏文字，疑似确实存在，所以依照唐修《晋书》录出。[缺字]超是愔的儿子，鉴的孙子，字景兴。年轻时卓异不羁，有超越当世的气度；与士林交游，常常保存、选拔贤能之士；谈论义理，精微深刻。《书钞·参军》引载。桓温征召他任征西大将军属官。桓温升任大司马后，他又转任参军。桓温英气高迈，很少推重别人，但与[缺字]超交谈时，常说无法测度他的才识，于是倾心礼遇他。[缺字]超也深深与桓温结交。《书钞·参军》引《晋书》。[缺字]超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才华出众的人。即使是寒门出身的后进之士，他也提拔出来，与他们交朋友。到他去世那天，贵贱之人拿笔为他写诔文的有四十多人。他受到众人尊崇珍视，就像这样。《书钞·诔》引《晋书》。顾荣。顾荣，字彦先。《书钞·主簿》引《晋书》。年轻时就有美玉般的品德，才思机敏，神情明朗通达。同上，《主簿》条。顾荣仕于吴国，二十岁时被举荐为贤良，任黄门侍郎。当时的后进之士，全都相互推许赞叹，称说顾荣有天赋的才华和美好的声望。《御览》卷二百二十二引《晋书》。按：《初学记》卷十二引臧荣绪《晋书》。吴国平定后，光禄大夫张华征召他任祭酒。《书钞》引载。顾荣进入洛阳后，凭借南方士人的才华和声望，屡次升任太子中舍人，转任廷尉正。同上。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虔任命顾荣为长史。顾荣与同僚宴饮时，看见一个拿着烤肉的人，容貌形状不凡，显出想吃烤肉的样子，顾荣便割下一块烤肉给他吃。席上有人问他原因，顾荣说：“难道有让他整天拿着烤肉，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道理吗？”赵王司马伦失败后，顾荣被捕，将要被杀时，那个拿烤肉的人已经成为督率，于是救了顾荣，使他得以免死。《书钞·炙》引《晋书》。大司马齐王司马冏任命顾荣为主簿，原文误作“攸”。《书钞·主簿》引《晋书》。广陵相陈敏反叛，留下顾荣、甘卓与他共同举事。顾荣起初假意与陈敏和好，后来劝说甘卓一同进攻陈敏。顾荣发布檄文，原文“发檄”疑作“发桥”；在南岸收集船只。陈敏率领一万人出战，却无法渡河。顾荣挥动羽扇指挥，陈敏的军队大败。《事类赋》注“扇”引《晋书》。

译纪瞻。纪瞻被举为秀才，到了洛阳，尚书郎陆机策问他：“从前三代的明君，开创宏大的事业，文治与质朴的制度各不相同，但美好的声名却一致。然而夏人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质朴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敬慎更好的办法。殷人加以改变而修正，敬慎的弊端是流于鬼神；挽救鬼神化没有比文治更好的办法。周人又加以矫正改变，文治的弊端是流于浮薄；挽救浮薄又返回忠厚。这样看来，王道反复变化，难道没有固定标准吗？还是因为所取法的对象不同，所以功业各异？自从没有圣王以来，人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三代制度的损益、百姓风俗的变迁，其原因可以听闻吗？如今将要返本复古以挽救弊端，彰明教化以荡除污秽，三代制度应当遵从哪一种？太古的教化又有什么不同的道理？”纪瞻回答：“我听说建立国家、治理家族的人，都希望推进教化、兴隆政事，以使各种功业康盛，留下歌声传扬亿万年，永远流传后世。然而风俗会变化，政事会产生弊端，不能不随时调整；即使是圣贤，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所以忠厚的弊端是质朴粗野，敬慎的失误是礼仪过多。周人借鉴夏、殷两代的弊端，崇尚文治来辨明等级差别，但流弊又归于浮薄而缺少真诚。真诚日渐薄弱，就又返回到忠厚。三代相互承接，如同用水来救火，这就是所谓随时调整的道理，也是挽救弊端的方法。伏羲时代简朴无为而天下得到教化，后世圣人因循承继，所致力的事情有时不同，并不是贤圣本身不同，而是时代变化使然。如今大晋阐明根本大道，圣功日益升高，承受天命、顺应时势，天下九州贯通为一，荒远地区的君主无不前来归同。然而大道已经远去，人心因久经变迁而改变；我认为当今的政事应当去除浮文、保存质朴，以返回根本，那么百姓就会逐渐受到教化，太平和谐就可以实现。”陆机又问：“从前贤哲的君王，安排事务、完备器物：明堂用来尊崇上帝，清庙用来安宁祖先，辟雍用来施行礼教，太学用来讲授经艺文章。这大概是国家的盛大典礼，是治理国家的大政。秦朝灭亡后废弃学校，制度荒废残缺；儒生们的议论，对制度损益的说法各不相同；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居然被当成不同的事物，而蔡邕《月令》说它们是一件事，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纪瞻回答：“周制的明堂，是用来尊奉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恭敬举行盛大祭祀，永远光大孝道。它的大体分类有六项。古代圣帝明王面向南方听政，其中六项制度都以明堂为主体。明堂的正中，又都称为太庙；它用来顺应天时，施行法令，举行宗庙祭祀，养老，教训学习，讲习礼艺，朝见诸侯，选拔造就士人，完备礼仪、辨别事物，是统一教化的途径。” 所以取它宗庙祭祀的意义，便称为清庙；取它正室的形制，便称为太庙；取它宫室的意义，便称为太室；取它堂的意义，便称为明堂；取它四门之学的意义，便称为太学；取它四周环水、形如玉璧的形制，便称为辟雍。名称不同而所做的事情相同，实质上是一回事，所以蔡邕说它们是同一事物。陆机又问：“百官贤明，君臣相得，所以时世和谐；唐尧的盛德已经汇集，多士兴盛于周，所以《尚书》称颂明君良臣的歌咏，《易经》赞美金兰之交。这是长久世代兴衰的原因，也是国家尊崇或衰败的根由。成就功业的君主勤于求取人才，建立声名的士人急于求见当世君主。道理从来没有不相应的时候，可是事情却常常千年背离。古代兴盛的君王，采取了什么方法才能那样？后代衰败的时代，又缺少了什么才会这样？”纪瞻回答：“兴隆的政治，关键在于得到贤才；清平的教化，急切在于选拔人才。因此舜任用八位贤臣，百官就井然有序；即使有十个乱臣，天下仍可安泰。武丁提拔傅说一类的人，周文王携带渭水之滨的贤士，安排他们居于高位，把国家政事委托给他们，所以贤才能够像龙一样奋飞于天路，功勋流传百代。先王亲自降身到平民屋舍，搜求并举荐处境卑微的人，使山中没有怀才不遇的扶苏之才，田野没有人作《伐檀》诗讽刺贤者被弃。因此教化深厚，万物受到感动，神祇前来应和，凤凰飞翔盘旋，甘露大量降落，醴泉涌出泉液，朱草自然生长，万物滋生繁茂，日月仿佛重新发光，和气充满四方，大道由此成就。君臣之义得以确立，父子之亲得以敦厚，夫妇之道得以彰明，长幼相处的适宜秩序得以区别。从九州一直覆盖八荒，海外各国改变心意，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颂歌和声调和美，这就是面南而坐、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理。如今进献贤才的道路已经开通，但教育的事务还没有广泛推行。因此求进争胜的志向总是锐利，而致力于学习的心志却没有修养。若能打开四门来延请造就人才，宣扬五教来彰明美德，考核政绩，分辨优劣，把他们安置在百官之中，配置到各个官署，使他们调节事务、适宜法度，节制并宣行国家典章，就一定能够共同成就康乐的政绩，符合前代的制度，明君良臣也会前来应和，金兰般的友谊可以重新存在。陆机又问：“从前唐尧、虞舜垂示五刑的教化，周公明定诛罚四罪的制度，所以后世赞叹政治清明，时人歌颂光明盛德。奸邪盗贼既已增多，法制刑具也更加完备。叔世推崇三辟之法，暴秦又加上夷族诛杀的法律，滥用刑罚相互牵连，残酷过度已经非常严重。汉、魏沿袭承受，没有改变，也是由于险恶与太平不同，拯救世道的方法不同，不得已而使用它们的缘故。对于宽严相济的措施，应当建立什么才可以？夷族诛杀的法律，是否足以成为永久制度呢？”纪瞻回答：“天地阴阳分化，百姓才产生；百姓产生，利害也随之发生。利害的发生，是有原因的。太古时代，以道德教化天下，轻视勇力而尊重仁义。仁义受到尊重，强者就不欺凌弱者，人数多的就不暴虐人数少的。三皇时代结绳记事，天下太平，并不只是采用象征性的刑罚、以光明教化天下而已。况且太古的法律，是为了使诉讼减少；到了后世，不能不惩罚有罪之人，所以诉讼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暴虐。法令越发繁密，盗贼也越来越多。《尚书》说：‘谨慎使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后世道德衰微，已经兴起三辟之法，文公时代的弊端又加上夷族诛杀，滥刑相互牵连，伤害和气，教化被后代染污，不能改变。因此汉高祖一举旗，天下四方立即响应；魏承接汉末，因循而没有改革，也是因为风俗变化日久，权宜应时的需要。如今四海统一，人人都想返本还原，逐渐崇尚简朴，那么贪婪之人就不会争逐；尊重贤能、贬黜坏人，那么不仁者就会远离。这样便可斟酌、减少夷三族的刑罚，废除夷族诛杀的法律，使万物各自顺应其生命本性，在不同的时代都共同实现光明盛德。”陆机又问：“五行交替运行，阴阳相互依存，天地因此陶冶养育万物，四时因此化育生成万物。《易经》说：

译‘在天上形成天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形体与天象的产生，是相互依存的道理。’如果阴阳不调和，天地运行的大数就必然失常；一方之气偏废，万物就不可能独自成就。这是万物应和同类的最明显验证，也是没有偏颇的明证。如今有温泉，却没有寒火，原因是什么？希望听听您的辨析，以解释这种不同的道理。”纪瞻回答：“我听说阴阳升降，山泽相通。初九属于纯阳卦，潜龙不可施用，这是泉源所寄托的道理，所以泉水温暖是适宜的。至于水性滋润而向下流，火性炎热而向上升，刚柔、燥湿，都是自然的性质。因此阳气发动而居外，阴气安静而居内；内在的性质柔弱，以含容为本质，外在的运动刚直，以对外接触为作用。所以金和水的光明能够向内照鉴，火和太阳的光辉向外照耀；刚强施加作用，柔顺承受作用，阳气胜出，阴气潜伏。水能够接受温暖，正是因为它具有含容的性质。”陆机又问：“穷究神妙、知晓变化，是才智的极致；完备器物、使其发挥作用，是功业的最高境界。把它用于政治，就可以继承黄帝、伏羲的规制；用它来革除乱世，就可以继承远古的风气。然而唐尧、虞舜使皇权的法网疏阔，夏、殷却使帝王的法令繁密；机巧的心思一旦兴起，便日益发展，淳厚的德行一去不返。难道太古的淳朴一旦离去，事理就再也无法振兴了吗？” 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纪瞻回答说：政事因时势而兴起，权机随着事物而变动。因此圣王探究穷困与通达的根源，审察事情始末的道理，适应时势的需要，以求救济天下。上古皇代质朴，祸难没有发生，结绳作为凭信，人们知道有所遵守。大道既已离散，智巧便扰乱事物；平坦与险阻各不相同，否与泰也有不同的命数。因此唐尧、虞舜严密地设置防范人民的罗网，夏、殷则繁密地制定帝王的法令；这些制度都有兴废的原因，并以轻重作为节制。这就是穷究神妙之理、了解变化的方法，顺应时势的需要，并不是对圣人之道有所降杀。书钞、秀才条引文。开头几句引自《晋书》，虽然没有涉及问答全文，但从中可以知道确有这段文字，所以依照唐修《晋书》抄录出来。纪瞻能够谈论玄理。司徒东海王越任用他为公府祭酒。《书钞》引《晋书》。考察此事当在王越聚兵徐州、任顾荣为军谘祭酒之时；称他为司徒，是从后来的官职说的。贺循 贺循任武康令时，当地风俗多厚葬，而且有人拘泥禁忌，选择年月，停柩不葬；贺循都加以禁止。不知臧荣绪《晋书》是否有此事，所以夹在这里，留待考证。他的政教大为推行，邻近县城都尊奉效法。然而他在朝廷没有援引，长久不能升迁。著作郎陆机上疏推荐贺循说：我私下看见武康令贺循，德行器量深厚盛大，才干见识清明高远，专心奉行圣贤之道，风操凝重严正。他先后任职于两座城，刑法政令严肃平和。此前的蒸阳令郭纳，风度简约旷达，器识明朗卓异，通达济事，敏捷颖悟，才干足以办事。贺循任职于下县，名列平庸憔悴之中，沉默地归居乡里，迟滞困顿已有多年。他们都出自新近归附的州邦，朝廷没有知己，居处又在边远之地，志向不在经营自己，年岁时光转瞬即逝，却遥遥无由进身。这实在是州党中无论愚者智者都引以为恨的事。臣等私下思考，台郎之所以使各州都有人任职，并不只是为了平均分配显要道路、恩惠及于外州而已，实在是因为各地士人风气不同、四方习俗各异，隔绝壅塞的弊害，在远方国土尤其严重。至于荆州、扬州两州，各自有几十万户，如今扬州没有一名台郎，而荆州江南竟没有一人担任京城职官，这实在不是圣朝对待四方的本心。至于才望资品…… 贺循可以任尚书郎，郭纳可以任太子洗马、舍人。这是众望所归，并不是只想求取清显仕途、苟且充数于选拔之中。谨列举他们的资历品级，请求陛下加以简择察看。《书钞》“县令”条引《晋书》。考察《书钞》引文只到“才鉴清远”为止，并不完整，现依唐修《晋书》补足。军司顾荣去世后，朝廷征召贺循接替他。贺循称病势沉重，接连上笺疏十多次。皇帝写信给他说：人的各种德行并不相同，所以出仕和退处的道理也各异；依据本性加以任用，各自任凭真性而已。当宇宙清明安泰、伦理秩序井然时，随着时运所遇，行动或沉默都由自己决定；有的人远离尘世、实行高尚的退隐，轻身远举而超脱世俗，逍遥自适以保养和气，安静精神而自得。这大概是道德隆盛、人物安逸，形势使然。若是时运困厄衰败，君主危险、国家危急，义士便要挽救时局，奔走拯救世道。烛之武乘绳索进入秦国，园绮整饰衣冠而出仕汉朝，难道不是大雅君子、进退都合乎道义吗？我德薄位卑，惭愧地充任近亲，错误地承受宠荣，接受镇守一方的任命；我也仰慕玄妙之风，景仰高尚的法度，常想抛弃乘坐四马高车的荣华，驾着柴车、穿着粗陋衣服登门拜访，只是徒有这种心愿，却没有追随贤者的实际行动，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寇贼叛逆纷纷扰乱，中原分裂崩溃，皇居失去控制，百姓遭受荼毒。因此我日夜忧虑，慷慨发愤，志在竭尽臣节罢了。从前顾公临朝，我深深依赖他的高明谋略；元凯已经登用，巢父、许由便得以隐逸。到了今天，正是所谓大道消亡、邦国残破，众人的希望殷切地寄托在君侯身上。如果合乎义理的事情所在…… 难道能够让有功劳的人退让，而让安逸的人居处高位吗？我想通达事理的人也会把这一道理贯通起来。希望您勉力施行美好的谋略，以弘扬长远的规划。如今提升您为尚书，却屈尊任军司，谨派盛军沈祯奉命授予任命，希望您一定屈驾前来，以满足我的倾慕和等待。《文选·齐故陆昭王碑文》注文引臧荣绪《晋书》贺循笺说“日夜忧怀，慷慨发愤”；这是删节造成的错误，现据唐修《晋书》在旁补写，留待考证。贺循任太子太傅，自认为卧病不起，不能尽到臣子的节操，多次上表坚决推辞，皇帝不许，命皇太子亲自前往拜访他。《书钞》引《晋书》。薛兼 薛兼任太子少傅。从薛兼的祖父薛综、父亲薛莹直到薛兼，三代都担任辅导东宫太子的官职，谈论此事的人都称美他们。《书钞》引《晋书》。刘隗 刘隗，字大连。《书钞》。刘隗年轻时就有文章才华，被授任秘书郎。同上。他议论狱讼之事，详见《刑法志》。《史通·因习》说：《中兴书》中的刘隗传记，称其议论狱讼之事，详见《刑法志》；但《刑法志》中没有这段话。臧荣绪《晋书》在《刘隗传》中也有这句话，但《刑法志》中同样没有文字。周顗 周顗，字伯仁。《书钞》“参军”条引臧荣绪《晋书》。年轻时就享有很高的声望。同上。太尉东海王越出镇兖州，任命周顗为参军，对他十分器重礼遇。《书钞》“参军”条引臧荣绪《晋书》。大兴初年，任周顗为太子少傅。周顗上疏推辞说：臣退下来自我反省，学问连一部经书都没有通晓，才智也没有用来胜任一项官职；懂得适可而止实在很难，我没有能够守住本分，于是惭愧地接受了显要任命，名望官位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没想到陛下明察，竟忘记臣的顽钝鄙陋，想让臣内掌铨选事务，外任太子师傅。臣的资质轻如蝉翼，所承担的事情却重如千钧；这件事不可胜任，不用等有见识的人也能明白。若臣承担不称职的责任，必将显露圣朝唯尘蒙受耻辱的过失，俯仰之间既惭愧又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诏书说：绍年幼，便处在太子储副的尊贵位置上，应当依赖师傅匠成，以除去蒙昧蔽塞。太子望之俨然，这种无言的教益，岂是学习经书所能达到的呢？这正是所谓与田苏交游，便忘掉自己鄙陋之心的人；你应当顺应我的心意，不应过分谦让。《书钞》“太子少傅”条引文不完整，现依唐修《晋书》旁加补足。

译周顗接替戴若思任护军将军。尚书纪瞻设宴，请周顗以及王导等二十人参加。周顗醉得厉害，失去礼仪，被主管官员上奏弹劾。《书钞》引《晋书》。周顗任用杜机为参军事，发布教令说：杜参军专心求学，以道为乐。《书钞》“参军”条引《晋书》。新修《晋书》中没有这段，姑且附录于此。周顗在西晋朝廷时，能饮酒一石；渡江以后，虽然每天都醉，却总说没有人能与自己匹敌。偶然有一位旧日酒友从北方来，周顗遇见他，便欣然拿出二石酒，与他共同饮用，两人都大醉。等周顗醒来，让人去看客人，客人已经胁腹腐烂而死。《书钞》引《晋书》。王敦抄没周顗的家，搜得白色竹笼几只，里面只装着旧棉絮；又有五瓮酒、几石米。在位的人都佩服他的清廉俭约。《书钞》引《晋书》。起初王敦谋反，王导率领同宗众人到宫阙请罪，正遇周顗将要入宫。王导呼喊周顗，请求说：伯仁，我把全家百口托付给您了。周顗径直入内，没有回头。见到皇帝后，他称说王导忠诚，极力为他申辩救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周顗喜爱饮酒，喝醉后出来，王导还在门口，又呼喊周顗；周顗不与他说话，只回头对身边人说：今年要杀掉这些贼奴，取得斗大的一方金印系在肘上。《书钞》“印”条引《晋书》。应詹 应詹，字思远。《书钞》引《晋书》。应詹升任南平太守。王澄任荆州刺史，授予应詹督领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的权力。洛阳覆亡后，应詹挽起衣袖流泪，劝王澄前往援救。王澄让应詹撰写檄文，应詹提笔便写成，文辞义理壮烈，读到的人都慷慨激昂。《书钞》“檄”条引《晋书》。天门、武陵的溪蛮一起反叛，应詹出兵讨伐，使他们投降。当时政令不统一，各部蛮人心怀怨望，一同谋划背叛。应詹召集蛮人首领，击破铜券，与他们盟誓；因此他们感念应詹，数郡得以安宁。同上。《书钞》“券”条引《晋书》。应詹升任光禄卿，针对时政发表议论，优游于文籍之间，爱护百姓，喜爱士人，文辞灿然可观。《书钞》“光禄卿”条引臧荣绪《晋书》。甘卓 甘卓，字季思。《书钞》。郡府任命他为主簿、功曹，察举为孝廉，州里举荐为秀才，后来任吴王常侍。《书钞》引《晋书》。甘卓原本性情宽厚温和，忽然变得刚强闭塞，径直回到襄阳，意气烦乱，举止失常。他家中的金柜发出像槌击镜子一样的声音，清脆而悲哀。巫师说：金柜将要离开，所以悲鸣。《书钞》“匮”条引《晋书》。甘卓照镜子时，看不见自己的头；再看庭院中的树，头却在树上。同上。《书钞》“镜”条引《晋书》。卞壶 卞壶廉洁清白而节俭朴素，家中生活十分贫寒。儿子到了婚娶年龄，皇帝特意赐钱三十万，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患面部创伤，多次请求解除职务，朝廷授任他为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书钞》“光禄大夫”条引《晋书》。孙惠 东海王越任命孙惠为记室参军。《书钞》。东海王越升任太傅后，任孙惠为军谘祭酒，多次向他询问政事得失。每当要撰写书信、檄文，王越有时派驿马催促，孙惠接到命令立即写成，篇篇都有文采。《书钞》“记室参军”条引《晋书》。熊远 当时江东刚刚建立政权，农业和蚕桑都荒废了。熊远建议说：立春这一天，天子在上帝面前祈求五谷丰登，然后选择吉日，带着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王籍田，以劝勉农事。《诗经》说：“不亲自参加，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服。”自从丧乱以来，农桑没有得到整治，游荡无业、依靠粮食生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时人都称赞这个建议。建兴初年，元旦将要举行音乐演奏。熊远进谏。“因原”二字，据引文应作“议”；所以把上段记录下来，留待考证。熊远说：“谨按《尚书》记载，尧去世时，四海之内停止演奏各种音乐。礼书说，遇到灾年，天子应撤去乐舞，减少膳食。孝怀皇帝的灵柩尚未返回，豺狼般的贼臣当道，人与神都对此愤恨。您品德高尚，亲近宗室，国家社稷正依赖于您。如今杜弢在湘川像蚂蚁聚集般起兵，连年出征，百姓疲惫困乏，所以才使得义军前来迎接皇帝的大义之举尚未实现。年初的元日，正始之初，贡士如麒麟般会聚，南北人士云集。有见识的人，正在这时观看礼仪。您与国家同为一体，忧愁的容色还没有消退。从前齐桓公在贯泽举行会盟，心中怀有忧虑中原的意愿，没有受到召请便前来的有好几个国家。等到在葵邱会盟时，他却自满自夸，背叛他的国家竟有九个。人心所归向的，只有道义。您将要在往昔的基础上继承皇室纲纪，在今后恢复霸业；树立道德的准则，阐明忠孝的礼仪，彰明仁义的纲统，弘扬礼乐的根本，使四方人士退下之后都怀抱美善的法则。如今却只图满足耳目的观赏，崇尚戏弄玩乐的嗜好，我担心这会违背《云韶》以及《雅》《颂》的美善，不是接纳法度、器物之道，反而会玷污大教。我认为，应该设置筵席，赏赐群臣百姓罢了。”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按《初学记》卷四、《太平御览》卷二十九。所引臧荣绪《晋书》都很简略，所以依照唐修《晋书》在旁边补写完整。王鉴 王鉴年轻时就以文章才华著称，起初任元帝琅邪王府侍中。《书钞》引《晋书》。陈頵 陈頵授任天门太守，使当地特殊的风俗安定下来。他选拔亲信能干的官吏，任荆州参军；如果有征调发兵的事，便把动静迅速报告，所以总能提前办妥。陶侃征召他回去，陈頵先到巴陵进献礼物，陶侃认为他能干，上表任命他为梁州刺史。原文“梁”，据校文作“冀”。《书钞》引《晋书》。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文选·江赋》注文。郭璞性情放纵疏散，不修饰威仪。《文选·江赋》注文。王导引荐他任参军。王丞相让郭璞作卦占问，郭璞说：您有震灾之厄，可以驾车向西走几十里，找到一棵柏树，截短到和您的身长一样，放置在您平常睡卧的地方，灾祸就应当立即消除。王导听从了他的话，几天后果然雷震柏树。《书钞》《白帖》引《晋书》。晋王将要登上帝位，郭璞占问国家的征兆，得到豫卦变暌卦。他按卦象推断，会稽郡应当出现金钟，并且会在人家井中得到它。后来会稽剡县人陈清，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口钟，形制尤其精美。《初学记》卷七引臧荣绪《晋书》。元帝任命郭璞为佐著作。《文选·江赋》注文。后来郭璞转任王敦的记室参军。王敦谋反，郭璞被王敦杀害。《文选·江赋》注文。有人看见郭璞睡觉时，形体变成了鼍，说那是鼍的精怪。同上。王敦之乱平定后，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文。